资金监督论文篇1
长期以来收付实现制一直是世界上各国财政管理主要采取的确认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也一直采用收付实现制。凡本期收到的款项作为当期的收入，本期付出款项的作为当期的支出或费用，而不论收入和支出应归属的具体期间。由于收付实现制存在着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反映和监督财政资金的运动和执行效果，不能充分发挥预算控制的作用。近十年来，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政府预算中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完全采用了权责发生制，英法及东南亚等国的改革速度也极为迅速。我国目前仍采用收付实现制，但大势所趋，权责发生制已成为我国预算会计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采用权责发生制的客观必要性及好处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过程之中，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分工日益明确清晰，政府不再是分配资源、完全管制的角色，政府职能正逐步转向为社会共众提供更好更多的服务、管理等公共物品。要实现这一转变，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政府会计信息，正确科学的反映和监督财政资金的运动。与收付实现制相比，权责发生制能够更好的核算政府的财政收支，区分收益性支出于资本性支出，使之在相应的会计期间配比，有利于更好的考核政府的业绩及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
（二）加强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大，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财政收支规模日益扩大，同时政府审计的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府审计对于维护政府经济秩序，反腐倡廉，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政府审计仍局限在财务收支的层面上，而西方国家的审计则是财务审计与绩效审计兼顾，这也是我政府审计的发展趋势。然而，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仍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会计标准是政府审计的重要依据。如果仍采用收付实现制，必然会影响到审计的标准和质量，影响真审计监督职能的发挥，甚至影响到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的建立和运行。
此外，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希望更多的了解政府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受托责任的履行。也只有进行权责发生制的改革，才能提供更充分的会计信息，适应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
（三）准确核算国债，适应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财政风险加大。在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基础的条件下，财政预算会计将举借国内外债务作为一级政府的预算收入，在借款安排支出的同时又将其作为该级政府预算支出，这样做不能全面反映债务的借、还以及利息支出情况。但如果采用权责发生制，则可以对政府债务进行全面合理的确认和计量，如实反映预算的执行情况，防范财政风险。
同时，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政府担保、养老金拖欠以及资产折旧等许多非现金交易和事项。在权责发生制下，这些交易和事项的确认和计量成为了可能。
（四）与国际接轨，进行国际间对比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权责发生制为标志的政府会计改革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半数以上成员国已经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权责发生制。我国是世界上大多数经济组织的成员国，遵守国际的公认规则是一个大国应尽的义务。同时，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报表，也有利于进行国际间的比较，找出缺点与不足，进一步提高政府的管理运营水平。
二、对实施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本国国情，逐步推进改革。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完全实行权责发生制的国家毕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国家都是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我国的权责发生制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的现状。改革可以搞试点，先从一个县做起，再逐步向全省、全国推广；或是部分会计核算项目先引入权责发生制，再进行全部会计核算项目的核算变革。
（二）加快相关法制建设，保证权责发生制改革顺利实施。从西方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对改革成败至关重要。我国的法制还不健全，规范预算会计的主要有会计法、预算法以及相关的会计制度。并且其中的一些规定与权责发生制是相悖的。因此，必须加快制定修改相关法律，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使权责发生制的改革可以有法可依。
（三）加强政府审计监督职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政府审计主要是从政府内部对财政收支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权责发生制的改革过程中，为保证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保证改革的效果，可以建立这样的一种制约机制——即政府的财务报告只有在经过国家审计部门的批准后，才可以正式递交人民代表大会和向社会公众披露。
公众监督则主要是从政府外部对财政收支进行监督。政府必须向公众公告年度收支计划和目标，公告财务报告和资金使用的详细情况。有了公众的参与，更容易发现改革中的不足，及时纠正解决问题。也可以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有利于将改革进行到底。
资金监督论文篇2
关键词：企业年金多主体博弈寻租行为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采取信托模式，设置了受托人、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不同角色，共同参与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这种多角色职能分开的设计是为了增强主体间的权利制约，加强相互监督，防止风险过分集中。然而，多角色共同参与的企业年金基金运营，必然面临主体间共谋寻租的风险。那么在多主体博弈下，各参与方如何选择其行为模式？在引入监督和不引入监督的情况下又如何影响各自的行为路径？本文将着重讨论人之间的寻租行为以及存在监管情况下的年金参与方的相互关系。
企业年金基金运营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受托人在我国信托模式下的企业年金基金运作中处于核心位置，对基金财产的安全负全责。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受托人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基金投资、委托托管人进行资产托管。由于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都是受托人的人，托管人负有对投资管理人的监督责任，托管人有可能尽职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有可能和投资管理人共谋发生寻租行为共同损害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由于账户管理人与投资管理人关系不太密切，与托管人的职责就是核对企业年金基金账户财产的变动情况，所以本文重点讨论受托人与投资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博弈关系，而对账户管理人不加以讨论，不会影响结论。
企业年金受托人分别与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构成委托关系，后两者在法律地位上并行，承担各自的企业年金管理职责。如果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发生寻租行为产生了合作博弈关系，最大的受害者是受托人和最终的企业年金基金受益人。为了减少企业年金基金在投资管理过程中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寻租行为的发生，受托人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人共谋产生寻租行为，使自己和受益人的利益被损害的程度达到最小，这就构成了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在这个三方博弈过程中，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可供选择的有两种策略，即寻租或不寻租。针对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的选择，受托人的可供选择的策略相应为监督和不监督，而监督的结果是查出寻租或未查出寻租，一旦查出寻租将对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的行为处以适当的惩罚。在构建各主体的支付矩阵时，一般假定各行为主体的支付大小是一个相对值，即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都严格履行合同到他们存在寻租行为时各行为主体支付的变动值，严格履行合同时各方的支付值都为o（假定此时受托人的策略为不监督）。
多主体博弈的模型条件设定
博弈参与方由受托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三方组成。受托人和其他二者之间是非合作博弈关系，他以一定的概率δ对寻租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受托人对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进行监督，监督成功的概率为γ；η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进行寻租活动的概率。
如果投资管理人在与托管人寻租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超额利润p，投资管理人向托管人提供R（R＜p）的租金，则受托人或企业年金基金受益人的损失就是mp（m＞1），其中m为因寻租行为带来的受托人损失扩大系数，而c为受托人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
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进行寻租活动，而在受托人不监督的情况下，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和受托人三方得益分别是：R，p-R，-mp。
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进行寻租活动，而受托人进行监督但不成功的情况下，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和受托人的三方得益分别是：R，p-R，-mp-c。
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进行寻租活动，受托人进行成功监督的情况下，受托人对托管人的寻租收益予以没收并处以f1R的惩罚；对投资管理人的寻租收益予以没收并处以f2（p-R）的惩罚，严重时受托人可以更换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其中f1、f2是受托人对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的惩罚系数，在此处简化为线性函数。此时三者的支付收益分别为：-f1R，-f2（p-R），f1R+f2（p-R）-c。
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不进行寻租活动，受托人也不监督，则各方的支付收益分别为0，0，0。
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不进行寻租活动，受托人进行监督，则各方的支付收益分别为0，0，-c。
三者博弈树状图以及支付函数如图1、表1所示。
多主体博弈模型分析
当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寻租概率为η时，受托人监督和不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η{[f1R+f2（p-R）-c]γ+（-mp-c）（1-γ）}+（1-η）[-cγ-c（1-γ）]
e2=η（-mp）+（1-η）×0
=-ηmp
当e1=e2时，得到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之间进行寻租活动的最佳概率，即
当受托人对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以概率δ监督时，托管人寻租和不寻租的收益分别为e3=δ[-f1Rγ+R（1-γ）]+（1-δ）R
e4=0
当e3=e4时，得到受托人监督的最佳概率为
当受托人对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以概率δ监督时，投资管理人寻租和不寻租的收益分别为e5=δ[-f2（p-R）γ+（p-R）（1-γ）]+（1-δ）（p-R）
e6=0
当e5=e6时，得到受托人监督的最佳概率为
所以必须满足δ*=δ**，即f1=f2=f
综上，三方博弈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在三方博弈模型中，通过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可以知道，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将选择η*的概率进行寻租活动并取得额外的收益。若双方寻租概率η＞η*，则受托人最优选择是加强对两者的监督；则η＜η*，受托人将不加强监督。
同时，由于寻租活动与否的概率η*由变量c，γ，p，f，m组成，在这几个变量中，p、m是受托人对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过程中不能控制的，因此，受托人只有通过影响c、γ、f来降低寻租概率，如提高惩罚系数f，减少监督成本c或者提高监督成功的概率γ。
从受托人的角度看，监督概率，若δ＜δ*，托管人将与投资管理人进行寻租活动，若δ＞δ*，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将会尽心尽职。提高惩罚系数和监督成功概率，可以有效提高对投资管理人的威慑作用，从而相应降低托管人需要进行监督的概率。
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惩罚系数比较容易，但是提高监督成功概率以及减少监督成本C只能靠加强管理来实现。
上述模型监管人为受托人，寻租双方分别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该模型可以扩展到政府作为监管人，受托人以及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的寻租关系。
结论及启示
尽管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有合谋（相互寻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合谋的概率是可以预知的，即，这为受托人控制风险提供了政策依据，比如通过提高惩罚力度（f）以及加强管理提高风险控制部门运营效率等（γ），均可以降低他们合谋的概率。
同理，对受托人而言，并不是监督越严越好，均衡值为，同样受惩罚力度（f）和监管成功概率（γ）的影响。提高惩罚力度和监管成功概率，均可以降低实施监督的概率（必要性）。
在企业年金实际运行中，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职责，包括对相关方的监督职责，确定违反职责的惩罚措施可以有效防范主体间的合作寻租。
2007年授牌的第二批企业年金管理机构中出现了受托人兼任基金托管人和账户管理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实际上是缺失了由受托人执行的第一道监管，因此，企业年金管理机构需要格外注意来自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防止其与投资管理人之间的共谋寻租行为，从而损害受益人的利益。
本文构建的多方博弈模型同样适用于以政府监管机构作为委托方，以受托人、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等作为整体人的模式，因此也能为政府部门更好地实施监管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昌平.风险态度与我国企业年金计划类型选择.金融管理与研究，2006（10）
资金监督论文篇3
一、现行财政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监督内容和方式仍以直接检查为主，针对事后的财务会计结果进行处理，缺乏事前事中监督。由于缺乏事前监督，单位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以争投资、上项目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收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等问题，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监督滞后于财政管理，不能对整个资金使用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督，因此使财政管理中许多不应发生的问题发生了，而且有些违纪问题触目惊心：截留、挪用、支出效益不高、损失浪费等问题诸多，有的甚者连人民的“保命钱”社会保障资金也敢挪用。
(二)财政监督偏重微观监督，忽视宏观监督，已与现行的财政职能转变不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主要通过税收来调整，财政将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对企业财务收支管得过死的状况应该改变，对企业财务决算的审核要逐步交给中介机构来完成，今后财政监督工作应主要强化对预算执行、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宏观监督。这就要求我们的财政监督的思路、方式、手段也要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行政事业单位违纪类型为例，真正属于财务会计处理上的问题属于少数，而违纪的实质在于部门、单位领导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的违纪，如：擅自立项收取基金，挪用专项资金等，而对这种行政违纪，再采用经济处罚手段，就难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三)财政监督绩效的考核指标弊端严重。长期以来，对财政监督机构的考核指标是以组织收入为主，也就是以入库额多少为评价指标，这样造成了现行财政监督存在着重检查，轻整改，重罚缴，轻堵漏，监督检查与规范管理相脱离。一方面监督机构认为处罚数额越大，监督成效就越突出，从而把查处违纪行为作为财政监督唯一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被查单位感到监督检查只是罚款了事，这就促使被查单位在违纪风险与成本和违纪“收益”之间权衡得失，认为查着了是你的，查不着是我的，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这也是出现边查边犯，屡查屡犯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监督与管理相脱节。目前，财政职能部门尚未与监督机构建立规范、畅通的沟通方式和制度，致使监督机构不能准确掌握各项财政资金的拨付情况及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使监督检查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地位，降低了检查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权威性。
(五)财政监督立法严重滞后。建国以未，财政立法取得了显著成绩，相继颁布了《预算法》、《会计法》、《税收征管法》等财政法律、法规，使财政运行中一些重大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财政立法严重滞后，迄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对财政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开展财政监督工作时，至今还是依照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和财政部于1998年制发的《财政检查工作规则》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由于没有将财政监督提到足够的立法高度，因而财政监督地位得不到法律保障，在执法上存在着尺度偏松、手段偏软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财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成效。
二、建立新型的财政监督机制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监督机制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工作的制度创新。回顾财政监督工作的实践历程，我们认为，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建立新型财政监督机制，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
(一)加快财政监督立法进程，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研究制订《财政监督法》以及完善各项财政、预算、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财税法律框架和财政监督法律体系，把财政监督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财政监督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二)监督方式要有所创新。改变单一的事后检查型的监督方式，采取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评价、跟踪反馈等多种监督方法，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并存的新格局。
一是事前预警。对项目立项的合理性进行论征。在财政资金使用中，项目前期准备不足的现象大量存在：有的项目工程概预算与实际资金需要差别很大，资金缺口无从解决；有些地方反映拿到资金感到措手不及，来了钱不知道是干什么，来了钱不知道是给谁的。因此，财政监督机构要参与项目立项工作，对项目的论证过程的可行性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对项目借款的偿还能力进行论证。财政监督部门要落实还贷资金是否有可靠来源，督促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对还贷资金作出具体规划，测算各方面的财力和资金来源，制订出具体的还贷计划。
二是事中监管。财政工作要一手抓好分钱，一手抓好管钱，两手都不能软。财政部门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着不可推卸的监督职责，必须睁大监督的眼睛，监督跟着资金走，财政资金分配到什么地方，财政就必须监督到什么地方，建立跟踪监督机制，随时掌握预算单位资金增减变动情况，对资金的去向和使用实行有效的监督检查。财政监督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范违规违纪与损失浪费的屏障，以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与高效使用。
三是事后评价。建立资金使用效果或效益评价制度，以利于调整政策，改进工作。
资金监督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
一、新农保基金监管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publicgoods）是与私人产品（privategoods）相对的，公共产品在消费或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ness），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20世纪初，国外一些知名学者通过将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财政学科的研究上，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publicGoodstheories）。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Lindahlequilibrium）提出了著名的公共产品理论成果之——林达尔均衡模型，该模型认为公共产品的价格是由公民的购买意愿决定，而不是由某些政治选择机制和强制性税收来决定。1954年，学者萨缪尔森提出了著名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受任何他人对这种产品消费的影响。1956年，学者蒂鲍特（C.m.tiebout）发表了“一个地方支出的纯理论”。1965年，学者布坎南在其“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准公共产品进行了讨论，认为只要是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为了某种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繁荣物品或服务，便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概念得以拓宽。1973年，学者桑得莫从消费技术角度研究了准公共产品，从此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何设计机制以保证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上。
根据公共产品的相关定义及理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基金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对于全国的农民来说，农民甲在享受新农保时，并不排斥农民乙参保。但是，随着全国参保人数的不断增加，地方和中央的财政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增大，成本增加，故增加边际人数的参保成本并不为零，因而新农保在非竞争性上表现不充分。新农保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必须由广西各级地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合理干预和调节，不断健全和完善广西新农保相关制度。
（二）博弈论
博弈论（Gametheory），又名“赛局理论”、“对策论”，是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博弈论认为一个主体（个人或组织）的选择会与其它主体选择的产生相互影响，研究具有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算是最早的一部关于博弈论的著作，近代对于博弈论的研究始于冯·诺伊曼（vonneumann）。1928年，学者冯·诺伊曼（vonneumann）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将二人博弈上升到多人博弈，并将博弈论系统应用到经济领域。1951年，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ForbesnashJr）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此外，塞尔顿、哈桑尼等学者的研究也对博弈论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借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对广西新农保基金的市场化运作中农民、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等的多方博弈进行分析，提出完善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机制的措施。
二、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机制的构成
截止2011年5月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农保参保总人数达到352.5万人，占全区农业人口的8.56%，2012年年内将提前半年实现新农保制度全区覆盖。各政府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完善新农保基金管理体系，逐步健全内控外监制度，构筑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的长效体系。
（一）新农保基金管理体系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桂政办发[2010]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新农保基金实行县级管理，纳入县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和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并建立全区统一的新农保信息管理系统，将新农保的登记、缴费、核算、查询等项目全部纳入信息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广西新农保管理信息化、规范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新农保基金管理体系由县、乡、村三级构成，并实行属地化管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规程》（试行），自治区级和地级市社保机构负责组织指导辖区内各级社保机构开展新农保经办管理服务工作，协调财政及时划拨新农保基金；参与制定本地区新农保管理办法、财务管理细则；制定本地区新农保内控和稽核制度；规范保险费的收缴、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和管理工作；参与新农保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编制、汇总、上报本级新农保基金财务、会计和统计报表；组织开展人员培训等工作。县（市、区）级社保机构负责新农保的参保登记、保险费收缴、基金管理、个人账户建立与管理、待遇核定与发放、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档案管理、统计管理、受理咨询、查询和举报等工作，并对乡镇事务所的业务经办情况进行指导。乡镇事务所负责对参保人员的参保资格、基本信息、待遇领取资格及关系转移资格等进行初审，录入有关信息，并负责受理咨询、查询和举报、政策宣传、情况公示等工作。村协办员具体负责新农保参保登记、缴费档次选定、待遇领取、关系转移接续等业务环节所需材料的收集与上报，负责向参保人员发放有关材料，提醒参保人员按时缴费，通知参保人员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并协助做好政策宣传与解释、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摸底调查、农村居民基本信息采集、情况公示等工作。并对新农保经办流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二）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督体系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指导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新农保基金的监管职责，制定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规范业务程序，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进行监控和定期检查，并定期披露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开透明，加强社会监督。各级财政、监察、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实施监督，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安全。”第二十四条规定：“新农保经办机构和村民委员会每年在行政村范围内对村内参保人缴费和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对新农保基金的审计监督、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等途径，保证广西新农保基金的收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确保新农保基金在运行过程中不受损失，提高新农保基金的管理效益。
三、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机制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尽管广西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新农保基金管理制度建设的步伐，完善基金监管机制。但随着广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参保的诉求日益强烈，新农保业务呈急剧增长的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目前，针对新农保基金的监管主要来自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自身的内部监督，以行政监督为核心，而缺乏应作为主要监督力量的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外部的有力监督。同时，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通过分离社保基金的征缴、管理和使用，来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即保值增值）。而我国目前采取的是“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虽然增加了财政部门和银行的审核，但是针对新农保基金的筹集、发放等需加强监管力度。
（二）法制建设滞后
广西已经相继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等制度规范，但对新农保基金的管理在法理上还存在真空，有关新农保基金监管的法规建设亟须加强。
（三）信息化程度不高
随着国家“金保工程”的逐步开展，新农保基金的征缴、支付和管理也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有效减少了业务经办过程当中的人为干扰，提高了新农保基金运转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冒领、错领新农保基金现象的发生。但是，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的信息化建设还比较落后，普遍存在“重硬件投入、轻软件建设”的现象依然存在，须提高信息建设力度。
（四）风险预警监督机制不成熟
人口老龄化加快、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加大新农保基金运营的风险。因此，预警基金风险，保障基金保值增值显得尤其重要。但目前广西的新农保基金风险预警监督机制还不成熟，尚处于完善阶段。
四、完善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机制的设想
（一）健全机构，完善制度
健全的机构是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的基础，广西政协李达球副主席的《促进广西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专题报告》认为有必要在自治区、市、县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中调配编制，专门成立“农村社会保险处”（科、股）来对新农保基金进行监管。完善的制度是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的前提，监管机构要从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的实际出发，在基金登记、缴费和支付等各个环节上，都制定完善的监督检查办法，形成专项监督检查长效机制。比如建立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联席监督检查机制、群众举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二）加强立法，严格执法
法律是新农保基金监管的依据。广西各地方政府作为“新农保”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应根据广西农村地区养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充分体现中国农村养老“公平与效率兼顾、权利与义务和谐”的立法价值选择，研究并制定涵盖包括基金经办、基金运营、基金保值增值、管理机构等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比如尽快出台《广西农村养老保险法》等，保障广西新农保基金监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立法规范基金经办，打击基金违规运营和多领、冒领基金等违法行为，促进广西新农保基金管理逐步迈向法制化轨道。
（三）强化预警，防范风险
新农保基金的市场化运营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安全是基金管理的基本，增值是基金管理的延伸，应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增值。除了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分散基金市场化运营风险，还要通过构建的风险预警机制来保障新农保基金的安全。比如建立新农保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督指标体系、成立专业投资机构和制定市场进出标准等。
（四）多管齐下，全面监督
资金监督论文篇5
“多亏有‘民生监督组’，查办了侵占30多万元村集体征地补偿款的村干部，否则征地工作无法完成，面粉加工厂就不晓得要到哪时候才能修建。”村民谈论着。
事情得从去年说起。去年初的一天，密告村一位群众到扬武镇民生监督组办公室，实名举报村支书等人侵占村集体征地补偿款。
接到举报，扬武镇民生监督组组长包东群立即组织民生监督组开展调查，最终，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三人受到应有处罚：去年3月，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今年2月，县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给予三人处分。
“以前，举报根本没用，镇里管不了，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好了，谁要是违纪，我们就举报到民生监督组。”在大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透露出的是群众对民生监督组满满的信任。
“这份信任，来之不易！”丹寨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卫昌楼充满感慨地说，以前，丹寨县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由于队伍力量薄弱，民生监督几乎零办案。“遇到民生难题根本无法解决，只好交o县纪委。久而久之，群众对乡镇纪检监察组织持着不信任的态度。”
为解决长期以来基层民生监督力量薄弱问题，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2013年丹寨县整合县、乡、村三级监督力量，把6个县级纪工委全部纳入民生监督队伍，每个纪工委负责联系和督导1个乡镇的民生监督工作，由各纪工委书记担任该乡镇民生监督组组长，而乡镇纪委书记为副组长，各纪工委委员分别担任各村民生监督责任区监督长，负责联系和督导1至2个责任区。
如今，全县有民生监督组6个，民生责任区91个，民生监督员169人，形成县、乡、村三级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破解了以往乡镇级纪委“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想监督”难题。“2014年以来，全县民生监督纠正使用资金1561.58万，收缴违纪资金170.98万，清退资金14.329万。”卫昌楼说。
这是贵州省通过在全省各乡镇组建民生监督组，对民生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监督的再监督”工作以来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战上，贵州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如何确保民生资金安全规范地使用，是摆在全省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现实挑战和重要课题。”贵州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说，贵州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审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乡镇纪检监察组织不敢、不能、不想监督的问题。为此，省纪委于2013年在毕节市开展民生监督工作试点，在全市各乡镇组建民生监督组，对民生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监督的再监督”。2014年3月，在试点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在全省设立1462个民生监督组，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
为更好地开展民生监督工作，民生监督组组建以后，各级部门还进一步做深做细基础工作：对全省所有民生监督组组长及相关负责人共563人进行培训；全省18693个村（居）共组建村级民生监督员队伍共58212名；全省建成1258个乡镇教育谈话室并投入使用。
在民生监督工作中，民生监督组重点开展民生资金专项监察。比如，2015年，全省各地民生监督组对全省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扶持微企补助资金、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等开展专项监察，发现并查处了一批违纪案件，共立案1858件，党政纪处分1680人，移送司法机关111人。
资金监督论文篇6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政府监管；适度性；多层制衡模式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06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基金累计结余达到8006亿元，其中养老基金结余达5268亿元，占基金结余总量的65.8％。与此同时，发生在社保基金管理领域的违规和犯罪也逐年增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全国已发现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约71亿元，涉及上海、宁夏、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福建等多个省份，违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2006年上海市的社保基金案更是引起了举国震惊，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保基金监管问题的思考，而养老保险基金以占社保基金结余总量65.8％的比重，更成为监管的主要对象。
一、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概述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
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
二、政府在养老基金监管中的定位
养老基金本身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要求公共组织实施监管。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的主体，必然要承担起基金监管职能。
长期以来，“公共利益论”为政府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公众要求纠正某些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无效率或低效率做法的一种回应。监管被看成是政府用来改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手段，如果不实施监管，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率或低效率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甚至经济不稳定。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出面对市场进行监管是有其合理性依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公共利益论”中，政府监管行为的一个隐含前提条件是：政府监管是完全有效的。然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就对这一假设给予了有力驳斥。它认为，政府是由一个个政府官员组成的集合，组织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同时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又具备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在行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组织目标和官员的个体目标与基金监管的现实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可能不依据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实施监管，而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行事，甚至可能出现“寻租”行为。“政府管制俘虏论”对上述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认为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针对管制者的自利动机，进行“寻租”活动，将管制者俘虏，双方共同分享租金。在这里，个人由于前述的分散性特征，无法形成合力，相反人作为组织严密的团体，会对管制者形成有效的游说，使得政府出于自利动机，放弃对人的有效监管，产生“合谋”行为，此时出现了“政府监管失灵”，委托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维护。
另外，我国学者李绍光根据阿瑟的“自增强理论”对政府监管失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如果出于某种内部的目的而决定对养老基金实施某一监管的时候，其结果往往可能是报酬递增的。例如，管理成本的存在，可能会使政府并不采取成本最小化的方式，而是继续加强管制，以寄希望于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弥补管制成本。此时，会出现一种自增强机制，使得管制范围不断扩大。其结果就是政府监管无限扩大，甚至侵犯到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造成非市场的无效率。这样就存在一对矛盾：政府监管不能缺失，但是政府监管又可能存在不足。所以，养老金的政府监管必须注意适度性问题。
三、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
对我国现阶段养老基金监管现状的把握，可以主要从法律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两方面进行分析。
1、法律制度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所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都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部门有效履行权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组织机构建设。1998年，我国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制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和法规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专门机构，从而在组织上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④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此外，我国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监管的主要机构是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履行的是行政监督职能，按照政府提出的“建立以行政监督为主导、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基金监督运行模式”的目标原则开展工作。
(二)我国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从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适度性角度考察，我国政府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着要么监管过度，政府包揽一切，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要么监管缺失，法律建设滞后，基金安全缺乏保障。
1、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如前所述，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比如针对养老基金投资，虽然颁布了许多相关法规，却仍没有一个系统的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在国外，以美国为例，早在1935年就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作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典。另外，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美国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对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作了详尽完备的阐述。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2、职能分工不科学，缺乏监督制衡。目前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模式，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具有全民事业单位性质的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在这种组织管理模式下，基金经办机构受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监管，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即社会养老保险行政管理和资金管理职能分配不清；基金投资运营权和运营监管权分工不清，政府行政监管部门既充当“裁判员”，又充当“运动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参保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社会共同体规模又大，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可见，现行的组织管理模式存在制度缺陷，不利于对人实施有效监管。此外，政府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的监管还存在很多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社会监督。各地虽然建立了以行使社会监督职能为目标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了章程，但其实质仍是政府性质，只是较之于行政监督的成员代表较为广泛，并且较多的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3、养老基金被挤占、挪用问题严重。根据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采取财政专户储存，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保值增值，结余的养老基金必须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但是，受我国现行的养老基金管理体制的影响，⑤出现了挤占、挪用养老基金等问题，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大部分用于搞基础建设项目、参与房地产投资、直接参股或购买股票和债券、直接投资或委托放贷、兴办经济实体、公款私存及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主管部门挤占管理费等，另外，有的社会保险机构超标准提取和滥用管理费，更有甚者，少数社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由于挪用、贪污基金或管理费而被司法机关逮捕。养老基金的违规违法使用，严重危害到基金的安全，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养老基金投资出现亏损，无法有效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基金属于长期资金，通过资本化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其应有之意。但是，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缺少高质量的投资管理人，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债、银行存款，不得进入资本市场。2001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社保基金入市运营提供了法律保证。根据办法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也可以直接投资。有关资料显示，以《办法》为依据，2002年，社保基金开始涉足中国股票市场，社保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这是社保理事会2002年惟一一次股票投资，但“中石化套牢社保”，当时颇遭市场诟病。除了这部分投资之外，其余1200多亿元仍然局限在低风险低收益的国债投资和银行存款上。2002年年报显示，社保基金总额为1241亿元，其会计收益为21亿元，收益率为2.75％。可见，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面临很大压力，投资渠道有待拓宽，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监管现状，寻求政府适度监管的机制，成为关系养老金安全的重大问题。
四、构建多层次制衡式基金监管模式
实践证明，政府对养老金的监管不能缺位，但是完全依靠政府行使养老基金监管职能同样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必须积极寻求其他的渠道，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社会中介机构和专门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制度本身的优势，弥补政府监管的缺陷。根据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的不同，将基金监管分为宏观层监管、中观层监管和微观层监管。其中，基金监督委员会为核心处于整个监管体系的最高层，是最高层次的监管者；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处于整个监管的中观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协调作用；以投资运营机构为主体的监管处于微观层次，起着内部监督、制衡的作用。各层次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构建起一个完备的基金监管体系。
(一)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委员会一宏观层监管
关于基金监督委员会，可以效仿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的模式，应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行事业单位编制，理事长由总理提名，全国人大任命；其他人员由理事长聘任，并向其负责。监委会人员包括：政府的财政、社保、税务、证监会、银行等部门，精通精算、基金投资业务的专业人员，参保人代表等。委员会设理事长一人，另设秘书处、风险评估委员会、投资监管专业委员会、资格审查专业委员会等具体业务部门。理事长负责监督委员会的全面工作，提名各专委会人选，并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代表质询；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处理；风险评估委员会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加工工作，对各投资工具做出风险评估，确定投资组合限制；投资监管委员会负责对基金公司的投资运营过程、结果进行监管；资格审查专门委员会负责基金会、基金托管银行和私营基金管理公司准入资格的审查。各部门各司其职，实现对个人账户基金的有效监督。
基金监督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资格进行审查；加强对投资风险的评估，设立投资组合的投资限制；重视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养老保险财务状况表；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以及基金会的运营行为实施监管并进行处罚和制裁；设立最低收益率水平限制，清收不良资产。
(二)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和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中观层监管
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为主、行政专项监督为辅的行政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体制的基本框架。
1、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对基金监督负有法定责任，《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对其履行职能作了详细的规定。政府机构的主要监管职能为：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养老保险管理运营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处理社会力量对基金运营和其他监管机构的投诉；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规定的投资方向和审定托管金额，协调各方关系。
2、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涉及到许多领域，主要有：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证监会、银监会等。它们较强的专业性，有效地保证了监督质量。(1)财政监督：通过设立三个账户，即养老保险收入账户、财政专户、支出账户，来监控基金的流向。(2)审计监督：对养老保险基金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计，包括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财务和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健全，能否发挥核算监督和控制作用。对基金经办机构财务收支状况进行审计。⑥(3)证监会和银监会监督：通过对基金管理公司和银行等基金管理和托管机构的监管，净化市场，并向社保监督委员会反馈情况，为其选择合格的基金管理运营机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3、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管。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掌握先进的技术，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储备，有能力对管理运营机构的行为实施有效的审查。社会中介机构可以受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委托对运营机构实施监管(如实施现场监督)，还可以接受运营商的委托，对本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形成权威报告以向监管机构汇报。
(三)运营机构的内部监管-微观层监管
养老基金管理运营，涉及到养老基金的受托人、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各基金管理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1、基金会的监管职能。基金会作为委托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在基金运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监管中的主要职能：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筛选的结果选择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并对基金管理人日常的投资行为依法实施监督，对其违规违法行为提出警告，并上报监督委员会，并有权取消其管理人资格。
资金监督论文篇7
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因此，**县把社会救助工作始终摆上重点工作位置，把它作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来抓，做到机构、人员、经费及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资金管理到位。县财政分别设立了城乡低保、城乡医疗、五保供养资金专户，实行资金专户管理，封闭运行，所有资金由各乡镇、社区、金融网点实行社会化发放，接受社会群众的监督，并通过财政、人事劳动、纪检监察、银行等相关单位协作管理。实行财政惠农资金一卡通发放后，民政救助资金全部直接发放到农户存折，改变了以前民政资金重分配、轻管理、重拨款、轻监督的状况，提高了资金绩效。
经费配套到位。一是县财政将城乡社会救助配套经费纳入了县财政预算，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二是县财政解决社会救助工作经费,为全县社会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资金发放到位。在资金管理上，严格专款专用。为确保低保资金安全和按时足额发放，制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办法，低保资金实行专账管理、金融网点，农村低保、农村医疗救助、精减救济、优抚、自然灾害救济和临时救助资资金全部实行农村“一卡通”发放。杜绝了克扣和冒领低保金的现象。
资金监督论文篇8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评析了规制俘虏理论和寻租理论。规制俘虏理论为政府科学地制定和实施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证券监管中的寻租活动。进而论证了对证券监管者进行监管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建立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一、政府规制俘虏理论和寻租理论
1． 规制俘虏理论
规制俘虏理论(capturetheoryofregulation)认为，政府规制是为了满足产业对规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规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这样，立法者被规制产业所控制和俘获，规制者也被产业所俘虏。规制俘虏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是：不管规制方案如何设计，规制机构对某个产业的规制实际是被这个产业“俘虏”，其含义是规制提高了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其研究重点是政府规制的供给与需求、规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规制者的种种动机。该理论指出，现有的规制是使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的规制。“搭便车”效应使得由消费者组成的大的利益集团处于劣势地位，而由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较易采取一致行动。在假定政府规制者亦追求利己目标的前提下，只有增加少数能以低费用组织起来的集团的利益的规制才会由政治过程供给。政府规制的需求者必须向供给者(政府官员)支付“价格”。所以在整个经济中，某些集团要求并得到了政府的保护，一些集团得到的保护多一些，另一些集团则少一些。这样，利益集团为取得政府规制保护所进行的寻租活动使得规制本身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而成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其后，佩尔兹曼进一步阐发上述论点：被规制产业具有出于追求垄断利润动机而试图影响立法规制者的需要。只要政府规制者所分享的利益不超过垄断利润，这种“寻租投资”就是值得的。
规制俘虏理论其实也反映了“公共决策的局限性”。即真正做出决策的只是少数人，其决策必将倾向于某些阶层或集团的偏好和利益。规制俘虏理论为政府科学地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敲响了警钟，它使我们意识到在政府规制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寻租与创租的情况。
2．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是上世纪6o～7o年代经济学家们在讨论垄断、关税和政府规制所造成的社会损失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租”或“租金”是指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它可以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在价格制度中自然产生的，例如，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移动会产生租金；另一种是人为创造的，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帮助创造、提高或保护一个集团的垄断地位，从而提高它所偏好的那个集团的垄断租金。通常把追求自然产生的租金的活动称作“寻利”(proiftseeking)，把追求人为产生的租金的活动称为“寻租”(rentseeking)。寻利是作为生产者的经济人通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而获取高于生产成本的收入的活动，不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预，是“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人去从事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社会的活动；寻租则是力图使“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或利用“看得见的手”去抑制“看不见的手”的损人利己的活动，如果离开了政府干预，没有政府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
寻租活动是指寻租者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取得占有租金的垄断权。布坎南将这种寻租活动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通过向政府行政官员进行游说、疏通、“走后门”、行贿等手段促成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从而产生租金并获取该租金的活动；第二层次，指由于第一层次的寻租活动给政府官员也带来了好处，使他们看到了权力的含金量，从而吸引人们耗费精力和钱财去争夺政府行政官员职位的活动；第三层次，指政府采取措施将暗租转为明租(如证照拍卖、征收资源垄断税等)，使部分或全部租金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这些租金收入尚未归还财政预算或尚未以某种无差别的或随机的方式通过预算分配时，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为了这笔财政收入的分配有利于自己而展开的竞争。
塔洛克把寻租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创造垄断或限制的活动本身需要吸收大量的资源，特别是许多有才能的人都致力于这种寻租活动。而这些人本当可以从事更有价值、更有生产性的活动；(2)垄断或限制导致资源利用的扭曲；(3)避租活动要耗费资源；(4)利益集团进行院外活动所耗费的资源往往大于集团活动的组织成本。因为寻租活动所采用的往往是一些不宜公开的手段，如蒙骗、贿赂、拉关系，这时租金由一个集团转移给另一个集团往往采取低效率的方法；(5)一种允许游说活动存在、并可以通过寻租获得利益的制度，其结果必将是严重阻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生产技术的改进。
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同样存在寻租行为。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被法律授予独立开展证券管制的权力，其主要成员由总统任命而向国会负责。除公众舆论监督之外，由于财务预算受国会限制且行动常为国会所左右，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往往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向sec施加压力，迫使其选择对利益集团有利的监管制度和政策。发展中国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显然更为尖锐。从中国来看，虽然政体不同，监管决策框架与美国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但“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二、对证券监管者进行监管的必要性
政府规制俘虏理论和寻租理论显示了政府监管的有限性。寻租活动和政府失灵的存在，就有必要设法对监管部门也加以监管。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点及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使得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角色转换存在缺陷，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之间的界限容易被混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经常出现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情况，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寻租活动。我国的证券业从起步开始，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受计划经济影响，一些原本属于市场的权力并没有得到落实，仍然保留在证券监管机构的权限范围之内。在证券监管中，监管者以行政指导替代依法监管的情况也时有出现。这样就造成了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目标偏离，并且产生了抑制竞争。保护垄断的副作用。因而，对监管者进行监管是极其必要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是消除腐败的有效途径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使得政府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活动的猎物，被俘获的对象。目前我国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经济转轨过程中，寻租活动引起的腐败相当普遍，一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相当广泛，另一方面以货币为中介的市场交易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所以，转轨时期也很容易成为大规模腐败的“高发期”。如证券监管中监管人员利用掌握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等。
监管部门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制内监督乏力而体制外监督尚未形成。要防止滥用必不可少的公共权力和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首要的是依靠监督。实行法治、建立对监管部门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尽量减少、甚至取消政府在某些领域不必要的干预。消除腐败的土壤，腐败自然也就无法存在。
2．有利于提高监管透明度，提高监管的公开、公平、公正
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除了需要判断上市公司的风险情况．还要判断监管者的风险情况；监管者要求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投资者也有权力要求监管者提高自己的透明度。在缺乏外部监管的情况下，监管法规和监管机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往往会缺少必要的咨询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更难免存在对法规、政策执行和解释的随意性。进而难以保证监管的公开、公平、公正。
3．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监管者进行监管更具有迫切性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必须规范，应该更多的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手段对市场进行管理，而不是依靠政策来规范。法律赋予监管者监管证券市场所需的权力，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常常靠一些临时性的行政性措施干预市场，那么，依法管理，严格执法更加无从谈起。监管者独揽大权或滥用权力的行为会给市场造成很大损害。因此，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监管者进行监管更具有迫切性。
三、对证券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机制．
建立对证券监管者的监管机制，要把立足于国内实际和借鉴国外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保证证券监管工作的高效率、透明度，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建立制约机制，二是对监管者的行为进行监督约束。对证券监管者的监管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
1．建立对证券监管机构监管权的制约机制
从证券监管机构的规章、规则制定的过程，到具体权力部门的设置，再到权力的行使，都有一个制约机制的问题。(1)规章、规则制定的制约机制。中国证监会具有部门规章的制定权。这些规章的内容往往涉及我国证券市场上大量无先例、无参照物、无明确界定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界定、规范，往往会牵动多方面的利益。为了对规章制定权进行制约，需要确立一套规章制定的制约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误用。
中国证监会几年来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要求和国务院的授权制定了大量部门规章和“指引”等实体和程序性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影响到证券市场各类主体的经济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在各个环节上减少寻租，争取社会各界最大地支持与监督，以真正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证监会规定，所有可能影响市场某一方面利益的政策、文件、法规的出台，包括程序性文件的出台，都必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其利益可能受到影响的那一部分人员、机构的意见。在意见较分散却又不得不做出决定的情况下，按照得票多少做出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向市场做出解释。
(2)审批权、审核权行使的制约机制。<证券法>确立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发审委)制度，是对股票发行监管权进行制约的具体体现，改变了传统的审批方法。但是这种委员会审核制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方面，证券法赋予证监会的发行审核权及相关职责，并未因发审委的建立而改变；另一方面，在发审委与证监会的发行审核部门之间的职责衔接，证监会首长负责制与发审委的合议制之间的权限关系，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制约机制等都还有待完善。
(3)证券违法行为查处权的制约机制。在履行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查处职责方面，制约机制的重点在于调查权与处罚决定权的分离。中国证监会已经确立了新的行政处罚工作体制，即案件调查工作和案件审理工作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承担，确立了调查权与处罚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同时，保障复议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完善复议监督机制，也是健全违法行为查处权的制约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2．建立行政、司法监督约束机制
(1)行政监督
证券监管机构的行政管理部门从行政领导和业务指导的角度对监管部门的工作实施检查督促和监督，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证监会内部的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证券监管机构的日常工作的规范化实施监督。
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它可以要求国务院对监管者的工作不当的地方作纠正或改正；国务院作为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对证监会工作部门及其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并根据情况做出处分。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我国根据宪法行政诉讼法和历史经验所设计的一种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模式，是从根本上解决对行政执法部门疏于监督、滥用权力等可能性加以监督、制约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如《证券法》第204条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证券发行、上市的申请予以核准，或者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设立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申请予以批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即为海南“凯立”状告证监会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与现行的对证券监管的司法监督体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得以理顺，司法监督的效能在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有效防范市场风险中的体现还不够理想。司法机关在一些案件的处理上，与现行的证券监管体制、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不相符合，甚至相互矛盾。这种司法效能问题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司法监督体制的问题。现行的这种对证券监管权行使的司法监督体制，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确立的。
与西方证券市场发达国家对证券监管权力行使的司法监督体制相比，是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法律特色之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司法的监督也被看作是证券法制体系中的一部分。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中所设立的“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专门对证券市场失当行为进行审裁，并与证监会的监管行为相协调。美国证监会下设的行政法官机制也具有类似的功能。美国证监会还可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由法院做出“民事罚款”的裁决。1990年，美国国会扩大了法院在证监会提起的这种诉讼中的权力，授权法院对违反《证券交易法》特定条款的当事人做出高达5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上述两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另外，应该改革司法制度，在几个中心城市建立证券专业法庭，充实专业法官。改革相应法律制度，理顺证监会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对证监会行政执法活动的司法监督。
3．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舆论评价与监督具有“放大器”的作用。不论从维护宪法规定的人民的知情权角度，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育角度出发，还是从增加透明度和加强证券监管角度出发，舆论监督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资金监督论文篇9
论文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学校集中的资金越来越多，投资和筹资等资金活动日趋频繁。文章针对目前高校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理顺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构建立体监控体系的对策，从而确保高校资金的安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资金已由原来单一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向社会办学、多渠道筹资转化，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投资办学的格局。特别是自高校扩大招生以来，各校的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办学经费比以前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各高校拥有动辄数百万、上千甚至数亿元的资金。面对如此巨大数额的教育资金，在合理使用的基础上，如何加强资金管理，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确保资金安全、有序地流动，不仅是高校财务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高校各项事业健康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目前高校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1.高校资金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制度是在社会一定范围内的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高校资金安全管理方面，教育部等主管部门历来都非常重视，多次发文要求加强资金管理，提出建立包括内部控制制度、银行对账单“双签”制度、规范常规性资金支付的授权审批制度和大额资金流动的集体决策制度，以及严格对外投资管理、加强校办产业管理和学校担保活动管理。但直到现在，仍有部分高校资金安全制度建设不完善，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也无法从制度上保证资金安全。
2.高校资金内控制度不严密。内部控制制度，是指单位为了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及单位经营管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按控制范围划分，一般可分为内部管理控制、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审计控制。一般来讲，高校都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如组织机构控制、人员素质控制、授权批准控制、职务分离控制、信息质量控制、业务程序控制、内部审计控制、重大事项审议制度等等，但这些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执行不力。另外，随着会计核算手段的改革，会计电算化、电子银行等在会计核算中广泛应用，使得传统的内控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形势下的会计工作，利用现代化手段的高科技犯罪时有发生，造成国有资金被挪用、侵吞。因此，内控制度的不严密为高校资金的安全运作留下了隐患。
3.高校资金监控制度不到位。为完善监督体制，高校内部均设立有纪监审等监督机构。但内部的监督机构，如审计、纪检等部门是在校（院）长领导下的二级机构，其领导由校（院）长任命，其工作对校（院）长负责。这种“内部人”监督的机制，使这些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超脱性和权威性，监督管理岗位人员缺位，职责游离，导致监督制度本身形同虚设，其监督难以起到应有的牵制和约束机制作用。制度执行应达到的监督作用往往处于表面化和形式化。
二、加强高校资金安全管理的对策
1.理顺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制度完备是资金安全的重要保证。高校财务部门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秩序和工作环境，确保学校资金健康运行，必须规范本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首先，要以《会计法》、《预算法》、《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等财经法规为基础，制定出适合本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对一些日常工作中死角、难点、不规范的报账行为，要下气力整改，不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要树立长期规范管理理念，并认真贯彻执行。其次，要明确学校相关部门的职责和个人权限。从校（院）长到财务处长、各系、室和部门负责人的资金审批权、程序和责任，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权限范围处理资金业务。各系、室和有关部门对学校下达的预算经费要进行统筹安排和合理使用，不得突破预算，更要严格控制无预算的资金支出。对于越权审批和超标准、超范围的开支，财会人员要及时予以纠正或有权拒绝办理，并向财务主管、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同时，有关领导、部门也要支持财会人员履行职责和认真执法，帮助他们解决履行职责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为财会人员实行有效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再次，对于购买大宗物资、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设备等都要实行招标制度；对于基建项目、大额的银行贷款和重大投资决策等，都要由学校党委会或校（院）长办公会实行集体审议联签和责任追究，以防个人收受回扣和侵占、挪用、转移资金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2.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消除隐患因素。强化内部控制管理，完善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真正做到不相容职务互相分离、互相制约、互相监督，是保证资金安全的有效措施。比如，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不得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空白支票、密码与印鉴的保管必须分离；财务公章和人名章应由财务主管和出纳分别保管，使用时由分管人员审核有关凭证后亲自盖章；实行回避制度，单位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单位的出纳工作等等。加强对重要部门、岗位和人员的管理，通过实行岗位轮换及定期审计制，可以严防内部人员失职和犯罪产生的资金损失。凡是相对独立性的不相容业务均需有不同的人员负责，对某些比较重要的业务，还应在明确的情况下，有两个以上的人员共同负责，以便相互核对、相互牵制、相互监督、防止舞弊。
实行电算化核算的单位应制定严格的电算化管理制度，操作人员必须掌握会计电算化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入操作状态，并在权限允许范围内开展工作；每位工作人员都必须有自己的上机密码，不得随意泄露；会计科目、项目、编码以及其他基础信息的设置和变更，须经处或科室负责人同意后系统管理员方可操作；操作人员因故离开岗位时，应执行相应的命令退出会计软件，以防他人操作等等，以确保资金的安全。
3.构建立体监控体系，确保资金活动安全。立体型监控体系是指财务监督、审计监督、监察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教育与法规全方位协调配合的防御体系。具体而言，财务部门和监督部门联合共建，借助纪委、监察审计等的力量，对重大资金投向实行事前审计、全程监控和事后评估，自觉接受外部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廉政教育、依法治校等形式引导在法律约束下规范参与经济活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逐步建立内外结合、上下贯通、纵横交错，比较完备的监督网络和体系，防止内控机制的缺陷。在监督主体上，进一步加强与内部审计、监察等部门的配合，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协查制度；在监督时序上，应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实行“关口前移”，建立业务管理和技术操作防范制度；在监督对象上，加大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和薄弱环节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频率和力度；在监督内容上，由外在表面的督查向深层次问题督查方向转变，把稽核职能定位于高层次的职能监督，重点放在合规性稽核、风险稽核和对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稽核三个方面，实现由查到防的转变。建立监督控制评价制度标准，加强监督和检查，促进高校监控体系不断完善。
高校的资金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的各职能部门都应增强资金管理意识，从资金的筹集、使用、分配调度，到资产的购入、建设、确认各环节都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内控制度，从管理上堵塞漏洞，完善机制，确保资金安全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芳，张文利.论高校财务资金管理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报，2004（4）
2.张汉兰.学习贯彻《会计法》，坚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教育财会研究，2005（5）
资金监督论文篇10
关键词: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
在现实的管理世界中,政府预算作为一个集体选择问题,不论是政府预算的总体规模,还是预算资金的具体分配,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种利益交换的倾向。循着这种利益交换的分析范式,政府预算组织体系中的各相关利益主体,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都将在相对理想的前提下,展开彼此间复杂的博弈过程。为此,我们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纳入到政府预算治理中,以提高政府预算资金配置效率。
一政府预算的利益相关者
从公共产品的实体形态出发,往往以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而以居民和企业为代表的私人经济部门作为公共产品的需求方[1]。从政府预算资金运动的角度出发,将政府预算部门作为预算资金的供给方,而将运用资金的各利益集团作为资金需求方。由此,政府预算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基本组织结构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资金使用者分析——从资金需求方的考察。
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需求方由各政府部门、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部门享受政府垄断管制或财政补贴的企业等组成。作为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利益集团,这些资金使用者在向广大居民与企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作为相应的交换,将从政府预算部门获得预算资金。虽然在市场经济的通常情况下,预算资金总体上是有限的,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但如果没有强供给约束,资金使用者不断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内在冲动,是极有可能转换为现实的。由于预算资金供求上的信息不对称性,预算资金使用者掌握着相对优势的信息资源,也往往能够实现预算规模的持续扩展,其方式自然是加大私人经济部门的税收负担。
(二)政府预算部分分析——从资金供给方的考察。
政府预算部门作为联系利益相关方的核心角色,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关注的焦点。由于政府预算部门处于承接预算资金使用者与立法监督机构的“桥梁”地位,因而具有比较典型的双重委托-关系。就政府预算部门与资金使用者而言,政府预算部门是委托方,资金使用是方;就政府预算部门与公共选择机制形成的立法监督机构而言,立法监督机构是委托方,政府预算部门是方。在信息传导上,方总是处于优势信息地位,因此,就信息优势的传递而言,依次为资金使用者-政府预算部门-立法监督机构。同时,政府预算部门所掌握的资金与其设租寻租受益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鉴于预算部门为了实现自身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也会设法与资金使用者合谋,用设租寻租行为,扩大政府预算的总体规模。按照通常的理论,归属于公共部门配置的资源,如果超过必要的限度,其运用效率往往会低于私人部门。因此,纳入政府预算的资金规模过大,将会影响社会资源整体的配置效率。
(三)公共选择分析——从监督制衡机制的考察。
立法监督机构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政府公共治理结构中“消费者”的集中体现。监督制衡机制作为一种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其完善程度是建立在私人经济部门支付集体选择交易成本基础之上的。通过公共选择机制的约束与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预算资金使用者与政府预算部门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内在冲动。适当的公共选择机制设计,也可以改变其他利益关系方的效用函数,将预算规模控制在有限且有效的范围之内,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从而获得相应的资源配置节约收益。然而,公共选择机制的设计与运行,作为追求“一致同意”的过程,同样面临着个人效用加大为集体效用的困难,也是存在相当大的交易成本的。随着公共选择机制完备程度的提高,其交易成本将呈现加速递增态势,因而现实的监督制衡机制应在约束预算规模的节约收益与机制设计运行的交易成本之间寻求某种均衡。
二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在政府预算的利益相关者中,预算资金需求方总体上是一些具有自身利益取向的利益集团,所提供公共产品成本与收益衡量具有模糊性。然而,在现实的预算活动中,资金需求方往往不需要直接表露其追求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实际动机,而是以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作为其获取预算资金的合法性基础。预算资金供给方同样具有自身的部门利益。在预算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供给方往往倾向于获取预算资金在各使用者和各级政府之间结构型配给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不仅在预算总量上体现部门的重要性,更从预算结构上对资金使用者施加影响,并为预算部门的灵活调剂提供更多的权力空间,也就提供了设租与寻租空间[2]。资金使用者为了寻租,相互竞争将导致“囚徒困境”,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监督制衡方代表了广大人民利益要求,这也是立法监督机构在行为上与其他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只有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监督机构与作为执行机关的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起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协同治理模式,政府预算制度才可能有效地运转。然而,由于监督制衡方的代表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取向,他们对预算政策的偏好也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将这些不同的利益与偏好加以整合,有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组织成本和谈判交易成本。此外,立法监督机构成员精力有限,在其决策过程中,还会受相应的利益团体影响。因此,审计部门、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体作为政府预算的利益相关者,其作用在当代政府预算中不容忽视。
三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框架
所谓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治理,就是要将政府预算资金使用者、政府预算部门、立法监督机构、审计部门及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体这些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与相互制约关系,整合于一个彼此衔接、相互制衡、权责明确、激励兼容的框架之下,以期从机制设计上减少政府预算管理中的资源浪费现象,提升有限预算资源的使用效率。概括起来,将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框架划分为两个相互影响的部分,左侧为政府预算决策部分,包括确定预算总规模、各资金使用者的预算规模,以及资金使用者内部资金分配结构安排三个层面的内容。右侧为利益相关者部分,包括政府预算管理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及其代表组成的立法监督机构、政府预算部门、资金使用者、审计部门、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体等。各利益相关主体在预算管理中的相互影响与协同治理,是通过其在预算决策与执行系统中具有的不同职责划分与权能分布实现的,其基本影响结构如下:
(一)预算总额的确定。预算总额是由民众及其代表组成的立法监督机构,根据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态势和社会公共需要变化趋势确定的,该总额一经确定,除经立法监督机构全体会议通过,执行中不得变更、突破。
(二)各资金使用者结构性预算规模的确定与执行。各资金使用者在既定预算总额中所占份额的确定以及预算的执行,经过三个步骤:首先,在政府预算部门和不同资金使用者之间通过初步交易谈判,提出总额控制下各资金使用者的预算规模预案;其次,立法监督机构对各资金使用者的结构性预算规模进行分部门表决;最后,政府预算部门监督资金使用者遵守各自预算规模的情况,并及时向立法监督机构报告。
(三)资金使用者内部预算资源配置结构的确定与执行。各资金使用者行政首长,在其预算规模范围内,拥有确定各自预算资源结构配置的最终决策权,但其执行结果与绩效评价要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并由审计结构向立法监督机构报告,以此作为考核下期预算规模和行政首长职务升迁的依据。
(四)社会监督体系对利益相关主体的控制与评价。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体肩负着监督与考核立法监督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职能。对于立法监督机构调整预算总额,以及各资金使用者浪费预算资金的现象,予以披露和曝光。
以上分析可见,在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框架下,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能分布与职责划分是不同的。立法监督机构的权能主要包括预算总规模和各资金使用者结构性预算规模的确定、根据审计结果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相应奖惩。政府预算部门的权能包括同资金使用者谈判并提出资金结构性分配的初步建议、监督资金使用者遵守预算规模的情况。资金使用者的权能包括确定其内部预算资金的具体分配方案。审计部门的权能包括监督资金使用者结构性预算安排的效率与效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则负责披露预算过程中的各种非效率行为、监督立法监督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因此,在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模式中,各利益相关方都被赋予了一定的预算管理权能,这些权能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激励,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效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四结语
政府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动态性与多元性的现实环境,使得政府的治理过程绝非政府单方面行使职权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与整个社会的互动过程。本文将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纳入政府预算治理中,通过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分析,最后构建了政府预算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框架。政府、社会、公民的协同治理已成为实现政府“善治”的客观要求[3]。因此,该框架模式体现了当代政府公共治理领域变革的发展潮流,它对于当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选型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国贤:《中国公共支出与预算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