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篇1
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政府“缺位”问题的解决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目前来来看，中国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并没有到位。如中国政府对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不利，垄断企业的价格同盟、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政府在提供经济制度等公共物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于经济改制中出现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寻租问题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必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正确解决政府“缺位”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令政府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当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必要性：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
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也不同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又被称为“北京共识”）。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探寻，对国民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研究，更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总结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以及该专业的研究生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内容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中国现实和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情况，未来国民经济学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一）宏观调控与政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混合经济依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财政手段运用也不熟练，计划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处的计划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而变为类似管理学意义上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因此，政府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成熟理论与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主张，同时深入研究各个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的组合与协同问题。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原本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核心方向，现在仍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与财政学、金融学相比显得更为宏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依然会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突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涉及的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比如，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学篇2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著。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著。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2．皖北有个交通运输业的重市－蚌埠，号称是火车皮拉出来的城市，其地势平坦，并且又有交通运输枢纽的历史，只是近些年发展有些缓慢甚至停滞。政府可以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一蚌埠为首的皖北交通运输特区，兴修铁路，并提供一些便利支持和帮扶政策，加速皖北的兴起。并打通与北上广的交通脉络，加速省内外的交流，带动安徽省的经济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国民经济学篇3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部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国民经济学篇4
面对这样的困境，解决问题的可靠路径，就是重回历史现场，梳理出自身的历史生成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重新为自身的命名奠定坚实的历史依据。循此思路进入历史，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孕身于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生成机制的时段当中：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有了这样两个不同的时段，为重新进入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在相互参照和相互发明中为我们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诸多症结留下了极大阐释空间。其中的症结之一就是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民国时代恰好处在传统农业经济和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联中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民国时代的作家有什么样的现代经济生存体验？以现代出版传媒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市场为作品的流通提供了怎样的生存空间？被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为作家形成了哪些有别于传统的现实兴奋点？现代经济体制怎样激发人又如何压抑人、经济作为社会存在的要件之一又怎样赋予现代文学别样的审美意味？由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青年学者发起成立的西川论坛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于2011年12月18日至19日，在云南蒙自的红河学院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专题研讨“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
一、经济体验与文学书写。作家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生体验和他们的文学创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是与会者关注的一个焦点。王学东（西华大学）以鲁迅为中心，认为现代作家以自己生存体验为基础，在他们的“经济意识”中，他们一方面以“中性金钱观”赢得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又在争取“经济权”的剧烈战斗中，释放出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而正是在围绕经济权的搏斗中，不但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而且在开辟现代新人生的过程中，为如何“立人”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李金凤（四川大学）详细考察了经济生活的窘境怎样限制和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而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又怎样反作用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从而为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家别样的人生历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王玉春（大连理工大学）考察了现代作家开启的“生之艰”启蒙现代性叙事与自我生存困境形象建构之间的关联。而近年来以陈明远为代表的当代学人对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们，“年可坐得版税万金”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与生存状态的细致考察，为我们理解五四文学提供了多重的经济视角，从而丰富了我们理解五四文学话语的多重历史逻辑内涵。张武军（西南大学）以历史发展和地域空间的变化为纵横坐标，聚焦于抗战时期作家群体所感受和体验到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方式之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作家的人生体验和文学创作。研究者不但关注了文化中心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作家创作的多重联系，而且对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文学发展的关系也作出了开拓性的发掘。胡昌平（塔里木大学）考察了民国时期不同阶段新疆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文学生产之间的联系；卓玛的（北京师范大学）考察了青海湟源经济繁荣和湟源新诗学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出版传媒之下的文化市场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完成现代转型，和以出版传媒为基础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密不可分。现代出版传媒彻底改变了文学生产、流通、接受、传播的方式，使得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成为可能。那么通过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考察探讨民国时期的经济运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解现代文学生产空间的必由之路。王琳（四川师范大学）从图书出版的角度透析晚清民初公案狭义小说得以兴起的生产体制以及作品自身的变迁，进而辨析了晚清民初时期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李直飞（四川大学）以早期《小说月报》为中心，探讨了其影响力中的经济因素、稿费收入影响下的文人心态的转型、广告宣传与作品传播；王永祥（四川大学）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中心，考察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汤巧巧（西南民族大学）分析了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小资本与大“创造”之间的博弈，认为民国出版业的民营性质，特别是民间资本对于现代文学的风格多样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文学创作路向的转变。如果说人生境遇中的经济问题和作品流通的文化市场是现代社会中文学生产的必然遭遇，那么民国历史中经济波动的历史情境，则使经济凸现为文学创作和自身塑形无法绕开的问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将中国卷入全球经济的多重利益争夺中，由此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分化使得文学叙述和文学想象出现了新的历史动向。从农村到城市，围绕经济利益的分配与调整，所形成的话语权争夺如何深度介入到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就成为与会者探讨的核心话题。邬冬梅（绵阳师范学院）通过分析1929-1933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此后的大萧条对民国经济的冲击，详细考察了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的兴起。并分析了围绕经济叙事的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及社会性质大讨论中对作家写作潜在的导引。认为经济题材的小说丰富了左翼文学的题材与主题，促进了左翼小说的发展，但“经济破产――剥削反抗”的主题过于狭窄，限制了经济题材小说丰富的表现与长久的生命力；布小继（红河学院）则通过对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指出偏狭的阶级视角和历史事实之间强化与遮蔽的矛盾；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分析了三十年代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倾向；李哲（四川大学）通过对《春蚕》的个案分析，在经济、文本、历史三个维度上分析了经济叙事关涉的1930年代复杂的话语纠葛。任冬梅（北京师范大学）以1928年代之后农村经济大萧条为分析重点，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心理动向与对乡村的彻底背弃做了详实的史实分析。
国民经济学篇5
2011年的全国两会，适逢“十一五”和“十二五”的交汇点。两会代表委员中，民营企业家，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上下的共识是，从就业到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民营企业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民营经济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经济力http://量之一。这些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不断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民营企业家认为，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是政策很好，但执行不容易。探索和实践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提高市场经济主体发展的时效性、针对性，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从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解读民企发展的“玻璃墙”
1.1“玻璃墙”形成的外部客观因素
1.1.1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
在我国，外源融资是民营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外源融资指从企业外部筹措资金，主要包括股票、债券、银行信贷资金等。其中又尤以银行融资代表的，间接融资渠道为主。与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其对社会的贡献不协调的是民营企业在使用外源融资时，一直困难重重。
1.1.1.1融资主渠道仍为自筹资金
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9年，开展了一项针对民营经济的调查活动，结果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自筹资金是主要融资方式；截止到08年为止，民营企业自筹资金比例，平均达到70.5%。这一趋势说明自筹资金在民营企业融资方式中占有的绝对统治地位。民间非正式金融，手续尽可能地简单，融资方便灵活，利率在市场供求的驱动下自行决定。这些特点，都较好地满足了民营经济特殊的流动性资金需求。民间非正式金融，伴随着民营企业规模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其融资方式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但由于其非组织性的“无机循环”，而普遍存在，金融效率低下和风险过度积累的问题，其结果阻碍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1.1.2直接融资渠道作用弱化
直接融资渠道，在解决民营经济融资困境问题上作用甚微。一方面源于，我国证券市场将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作为首要任务，并且设立了严格的准入制度，这对于大多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规模的民营企业而言，想通过在主板市场上市融资，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中，尤其是审批制度，隐含着政府以国家名义，保证发债企业有还本付息；使企业债券在某种程度，成为国债的延伸。这种“特权”，在赋予国有企业时，政府都存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更是难以分享。
1.1.2政府对民营经济没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长久以来，我们看重“出身”，爱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同样是投资，姓“外”能享受税费减免，还有政府亲自保驾；姓“国”更有政府财政和银行的扶持；姓“民”则两头不沾光，成了“三等公民”。
1.1.2.1市场准入方面的非国民待遇
民营投资“禁区”，是由我国目前垄断的体制环境决定。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存在一系列进入壁垒；国家垄断行业，垄断经营限制了民营投资，同时，面向民营企业的低层次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民间的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并且屡禁不止；地区垄断，导致民营经济投资社会服务业，存在进入障碍。
1.1.2.2银行贷款方面的非国民待遇
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借贷，甚至有不少来自地下钱庄。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08年，民营资本70%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民营经济实现的产值已超过，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创造价值的总和；但银行却对它们在贷款上，施以种种限制。
1.1.2.3税赋和法律方面的非国民待遇
从税收立法上看，对民营经济的税收负担还有失公平。在民营企业之间，因其性质不同，也会存在税负差异。特别要指出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越权减免税的现象还比较突出，这也直接导致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税负差异。从税收执法上看，税务机关对民营企业日常税收征管偏松，方式方法简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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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到位。客观上增加了企业负担，造成税赋不公，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
1.2“玻璃墙”形成的主观局限性原因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外部客观因素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内部的局限性使得诸多矛盾具象化，与外部因素发生了化学效应，使得民营经济步履艰难。
1.2.1民企经营者的管理思路老化
当代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很大一部分是改革开放后的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资本运营较为简单，以非金融融资为主，资金来源有限，扩大生产能力受限；品牌化经营，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和战略管理http://是企业发展的“三驾马车”，我国现阶段民营企业创新性较低，独特性较少，目标性不明确，导致核心竞争力不足，企业文化未成型，战略管理不明晰，从原动力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1.2.2民营企业行业组织不成熟
在经济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组建行业协会已成为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目前中国行业协会职能定位不明确，行业自律和价格协调作用不大，行业内存在恶性竞争现象，跨地区、全国性的协会较少，不能作为国内产业的代表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行业协会发展的配套设施不完善。
2.从辩证唯物角度，谈打破“民企玻璃墙”的哲学思考
2.1“杠铃”、“脊柱”与“玻璃墙”的解析
我们可以把民企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问题，形象的比喻成一位举重运动员，所要举得杠铃和支撑运动员身体的脊柱。现在的状况是：运动员，即民营企业，在将杠铃扛到肩膀上，正准备发力时，发现脊柱与杠铃的接触面上，有一道无形的玻璃墙。若发力，则玻璃墙破碎，会伤其自身；若杠铃太重，则直接压碎玻璃墙，受伤的还是运动员。
2.2“民企发展哲学”的内外因辩证原理的综合运用之道
2.2.1“杠铃”重量要减负
脊梁在这里理解为，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可表现为国家政策针对性不强，地方保护性政策多样化、融资渠道窄且门槛高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原因，它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速度和具体过程；在一定条件下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为了民营经济扶正发展方向和提高发展速度，这就要求我们改造外部环境。从立法入手，在法律上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在机构上，建立民营企业的主管行政部门，使得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政策上，加大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力度，拓宽发展道路。在金融上，降低信贷门槛，构建完善的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机制，避免信贷危机与风险，提高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这就在重量上减轻了杠铃的重量，减轻了玻璃墙对脊柱的压迫。
2.2.2增强骨质，挺直脊梁
脊梁在这里理解为，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可表现为企业创新能力低、竞争形式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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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依赖于单纯的价格竞争、缺少科学管理的战略意识等。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一位的原因。因为它是事物发展的自身的内在根据，归根到底决定着事物发展方向、速度以及外因作用的效果大小。即便杠铃的重量减少了很多，但是自身体魄不够强健，挺不直脊梁，那么对于民营经济这个运动员来说，依旧是不堪重负。
国民经济学篇6
关键词：农民用水户协会；法律框架；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275-03
农民用水户协会是灌区内的农民，自愿成立、自主管理的用水合作组织。通过参与式的灌溉模式由农民合作承担直接受益的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和维护。
一、中国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发展概况
20世纪90年代，湖北省漳河三干渠向wBG贷款维修渠道，wBG以三干渠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作为放贷条件，漳河三干渠灌区因此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用水户协会作为中国的一个新鲜事物，却早已在世界不少地区得以推广，对有效促进农业发展和社会民主具有积极作用，这已为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所证明：阿根廷的mendoza省在成立wUa后，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成立前的2.1倍；日本的wUa在给农民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协调农户用水纠纷、增强组织透明度，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中国甘肃省白银市东坪电灌站灌区，2000年成立用水协会后，发动受益农民投劳集资，维修、改造破旧泵站和老化渠道，工程完好率由改造前的50%提高到78%，能源单耗下降5%，渠系水利用系数提高了12%，灌区固定资产由46.3万元提高到240万元，彻底扭转了灌区负债运行的局面。内蒙古河套灌区一干灌域的和耗村成立协会后，人均从种植业增收500元，而水费从过去的亩均62.38元下降到45元。
中国近年来推行免除农业税、直接补贴等惠农政策，同时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基层行政组织逐步退出农业经营与共同生产事务，水管部门因此推动大中小型灌区的农民合作管水；水利部从2003年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用水户协会，据估计，中国目前有近30个省、80多个灌区成立了2万个左右用水户协会，参与的农村人口有6000多万；以福建省为例，至2010年底，全省累计成立农村用水合作组织3128个，管理小型水利设施10000多处。随着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发展壮大，逐步理顺了农田水利的管理机制、供水机制和投入机制。
二、中国农民用水户协会运行的法经济学分析
中国用水户协会成立至今，取得明显的收效：农村水利设施所有权更加明晰，农民合作自治的意识和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水费收缴透明化，用水纠纷减少等。然而在运行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水费和工程费难以收缴，工程不配套、老化破损，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同时也缺乏自治管理的技能等，全国用水户协会因此有一半运行不良。究其原因，协会的成立、运行中的各类法律法规、合同、协会内部管理的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协会运行。
1.立法供给不足。中国的用水户协会依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2002]429号）、《水利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水农[2005]02号）等政策文件的规定，在水主管部门批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经由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相比国外由综合性的“水法”、用水户协会法律法规对用水户协会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的立法模式，中国以政策性文件形式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明显较低，且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法律供给明显不足。
2.灌排水利设施的产权激励。“当经济学家思考法律时，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把权力分配到那些最看重它的人手中。”通过产权的安排获得资源的最佳配置。灌排机构通过承包合同、租赁合同、转让合同等形式，将灌排设施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转移给协会，让用水户享有水利灌溉设施和工程的收益权索取和控制；实践中，不少协会将每道支渠都划段承包给会员，用水结束后，会员自觉对自家地段的沟渠清理、维修，兴修渠道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但是其激励的效果也因地域和设施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
3.协会章程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论的视角。实践中，对违约（规）农户惩罚不敢惩罚，即惩罚的可能性低，“搭便车”的农户越来越多是众多协会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下，如果规章并没有被遵守、履行，即意味着现实中人们的策略选择无法达到规章所期待的“均衡状态”；实际上，协会和用水户的策略需要不断博弈直至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只有在这个状态下，双方才会满足于现状（因为如果背离规章，行为人的收益会减少），规章才会趋于稳定，协会才能良性运行。（1）会员的行为选择。假设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计算了预期的违规成本（即惩罚的风险和力度的乘积）与可能获得的收益之后才决定“搭便车”或其他违约行为，因此，假设惩罚力度（滞纳金、罚款、停水等）保持不变、惩罚的可能性增加5%，预期的违归成本提高，用水户则会重新选择行为。（2）执委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执委会成员的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对协会运行有重要影响，在章程中对执委会成员的激励和约束将对其工作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4.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交易成本的视角。用水户协会与灌排供水机构签订的转让（承包、租赁）和供水协议是协会运行中最重要的合同，产权的激励效用也通过这一合同予以确认和保障。由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协调和监管、协会法人成为一个“中心签约人”、甚至供水机构的垄断性，都使得合同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违约成本（较成立协会前）减少了，当然这一垄断性的格式合同可能造成其他的外部不经济性。
5.监管与救济：外部性的视角。（1）协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外部性。外部性是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如用水户合作提供水利公共产品、供水机构的格式合同、产权明晰、水费收缴透明度、水费定价合理等行为产生的政府的财政和管理负担减轻、用水户自治和管理水利设施的能力提高、节约了供水合同起草订立的成本、用水户积极养护水渠、用水户经济负担减轻等正外部性；供水机构的垄断性、缺乏对用水户协会工作人员的激励和约束、个别用水户拖延水费和工程费、对违约（规）用水户惩罚不力等行为造成其他用水户损失和运行成本增加的负外部性。（2）外部性的纠正和解决。传统法学认为，通过政府干预，如行政监管或提供财政扶持和补贴，是有效的纠正方式，实际上，政府的扶持和补贴、行政监管调解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少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并非解决外部性的唯一有效办法，根据科斯的思路，当交易费用足够低时，不妨可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谈判予以解决，予协会意思自治的空间；当交易费用比较高，外部性不能通过谈判解决时，可以采取行政干预和司法救济的手段。
三、中国用水户协会相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1.用水户协会立法的完善。借鉴吉尔吉斯斯坦《用水户协会法》、墨西哥的国家水法和尼泊尔的水资源法中对用水户协会的规定，中国可在水资源基本法或单行条例应对用水户协会作出相应的规定，明确：用水户协会，是受政府委托、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水利机构和灌溉单位通过签订合同等方式将提供公共服务的任务委托给用水户，用水户协会通过民政部门的登记而获取合法的法人地位；各用水户协会通过平等竞争获取政府、其他途径的援助。
2.用水户协会章程。实践中，农户小规模的合作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现象很普遍，如几户联合从山涧取水并铺设灌溉和饮用水管道、修整一段水渠、打井、修建水塘蓄水等局部收益性强的基础设施；在这些合作和管制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成立用水户协会则会造成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增加，水主管部门应作出调查分析后方能着手组织协会的成立。协会成立后，章程不应完全依照格式化的模式制定，而需根据实际作出规范。章程的制定与实施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1）促进协会参与人的合作，途径包括：增强提供信息的透明度，平衡参与人在博弈中的讨价还价地位。强调协会的自治性，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并结合实际对协商议事机制做出更为灵活的规定，征求意见落实到户，农户的需求和意愿应得到合理的关注；减少饮用水供水合同中的格式化条款，增加可商议的条款；账目公开、信息披露，会员享有查看财务状况、提出质疑的权利；会员的奖惩应由执委会作出决定，公示一定期限并通报全体会员，没有异议后才付诸执行。（2）减少参与人的交易成本，完善章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有效影响会员的行为选择。包括：水费根据实际水量、核定水费收取，无力安装量水设备的按亩收费，会员享有比非会员更低的水价；工程相关费用可由村集体和用水需求量大的养殖大户缴纳部分，剩余的由农户分摊；多样化的融资途径安排；水费和工程费用的收缴由专人负责，并支付抽成式的报酬或给予奖金，对水管员的聘用条件、职责、酬劳结合本协会实际作出详细的规定；支付执委会成员报酬，制定详细的考评制度，并在执委会中增设监察员，水利部门可增设“用水户协会工作人员专项奖励基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协会的经济压力；有效执行对违规会员和执委会人员的惩罚，包括停水、限制供水、罚款、滞纳金等，以实现对违规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控制和威慑；增设仲裁人以减少救济的成本，一般应由当地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担任。
3.用水户协会与灌排机构的转让（承包、租赁）协议和供水协议。用水户与政府之间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明确双方的责任，平等协作的关系，则二者的合作有效率。在实践中，农民用水户协会与灌区管理单位，在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中，是基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委托合同”而产生的供水合同法律关系，水利和灌溉部门通过协议明确相关设施的产权、将特定的水利设施及灌溉系统的运行和维护管理责任、水费的征收和汇款责任移交给用水户协会，合同内容应注重与协会和农户的协商谈判，格式合同中的可变条款应灵活、适合实际，需要完善的内容包括：（1）相关的机械设备，可以一并转让，或额外租赁给用水户协会。（2）水利灌溉部门对用水户协会的代表进行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和督促检查以及短期共同管理的约定；用水户协会可聘请灌排供水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执委会顾问，负责供水协调、技术指导和意见反馈，薪酬由灌排机构和协会共同承担。（3）水利灌溉机构的义务应包括：移交相关设施系统、数据、编制运行和维护计划等；在规定时间内向用水户协会供水，保障供水的质量；在缺水或其他紧急时期，满足生活用水和其他优先（下转278页）（上接276页）用水后，灌溉机构有权决定将剩余的用水分配给乡镇最重要的农作物。（4）用水户的义务包括：对给排水系统运行和维护；计量接收来水，依照标准公平、及时地向会员和非会员分配水量；按水利灌溉机构的标准征收水费计算标准和办法、向灌排机构上交水费的日期；灌排机构向用水户协会支付委托费或贴息；设立运行和维护基金，对协会的灌溉设施、排水设施、斗渠、农渠、毛渠以及相关机械等设施进行有效的养护和维修，维护工作包括清淤、除草、恢复堤岸的土方工程等，以及建筑物和道路的维修养护。（5）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协会的执委会相关成员一定的报酬、补偿或奖励。（6）合同变更和解除、合同责任的约定。对于拒不缴纳水费和其他分摊费用的用水户，可要求其缴纳费用和滞纳金，拒不履行的有权停止供水；用水户协会延期上缴水费的，应缴纳滞纳金或利息等，协会在约定期限内或延长的期限内未上缴水费的，灌溉机构有权暂停供水用水户协会对系统运行和维护不当，导致供水和其他困难的，灌溉机构可帮助其维修（费用由用水户协会承担），协会不配合或拒绝缴纳维修费用的，有权停止供水；灌排机构违反上述义务时，用水户协会应要求灌排机构继续、按约履行，如不继续履行则有权终止协议变更供水单位，要求灌排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4.监管和救济。水利和民政主管部门对灌溉供水单位、协会运行的监督、考评，尤其是协会财务状况和工程项目。协会运行中出现的纠纷，农户和协会除协商谈判等私力救济外，还可寻求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协会、灌溉单位、监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侵害用水户利益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四、结语
中国农村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和生活模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用水户协会的发展；因此，发展农民用水户协会应注重质的提高，而非量的增长，应当更多地通过所有权、契约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走出人情社会的困境。伴随着中国对农村经济和民主改革的深入，用水户协会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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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篇7
关键词：审计独立性 资源优化配置 委托―理论 独立与合谋
一、引言
有效资本市场运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而健康有效的资本市场又需要完善的制度支持。独立审计制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高质量的审计是资本市场有效的重要保证，而审计质量又由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共同组成。因此，审计独立性备受关注，堪称独立审计的精髓与灵魂所在。独立性是现代审计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是对注册会计师的一项重要品行要求，也是注册会计师的核心价值。正因为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价值的形成基础，其重要性几乎为举世所公认。注册会计师职业能赢得今天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审计的独立性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审计独立性是伴随着审计业务的出现而产生的，正如英国学者艾弥尔・沃尔夫(emilewoolf)所言：“审计的概念与独立性的概念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审计作为一种职业是伴---随着委托―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企业双方均需要一个双向独立的第三者通过一系列的审计程序，来消除委托―关系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委托方，为保护自身财产的安全，监督受托者是否“偷懒”以及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必然要求第三者保持独立；作为企业的管理者的受托方，为解除委托―责任，也同样要求第三方保持独立。此外，广大的投资者也要求其所用于决策的财务信息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因而也要求专业的独立的第三方对管理当局进行审计。这个双向独立的第三方即是民间审计人员一注册会计师。由此可见，审计职业的功能就是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合理保证，维护投资者的信息，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最终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虽然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近年来注册会计师与审计客户“合谋”造假案件的不断浮出水面，不仅造成了证券市场的混乱和投资者惨重的投资损失，也使整个社会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使注册会计师行业步入了信誉危机时代。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当前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缺失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以便找出根源，从而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对独立性缺失的问题加以治理，重塑社会公众的信心，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二、民间审计独立性的意义
(一)审计委托者为维护其切身利益要求审计人员保持独立 民间审计是基于委托关系产生而产生的，作为委托方的投资者，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势必要对方进行监督。如果自己亲自进行监督，监督成本过大不符合经济性的原则，并且委托方可能并不具备财务、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能通过专业技术对方提供的财务报告进行如实分析；此外，委托关系中还可能产生方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负面效应。因此，为维护自身利益，委托方就迫切需要一个独立于方的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第三方来对方进行监督，于是独立民间审计便应运而生了。
(二)审计受托者为解除受托责任要求审计人员保持独立 作为方的企业经营者，在一个会计期间结束后都要向受托方(即股东)报告其经营状况。方为了表明自己所提供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自己已经完成委托方的经营目标，为避免委托方对自己的怀疑，消除委托责任，必将会自动的需求及独立于自身又独立于委托者的第三方对自身进行审计，这个独立于双方的第三者就是民间审计人员。
(三)审计人员基于职业道德要求保持独立 民间审计人员自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要保持独立，由于审计这一职业的独立性，要求民间审计人员既要独立于委托方又要独立于受托方，历史的发展也正好说明了这一问题。自从1933年美国《证券法》首次将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写进法律以来，几乎各国的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之中都将独立性作为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
(四)社会公众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审计人员保持独立作为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社会公众，为维护其自身利益，防止虚假信息，要求企业的财务信息必须经过独立的第三方的鉴证。而这个独立的第三方即为民间审计人员，社会公众更多地是要求审计人员形式上的独立。
(五)政府基于宏观调控的目的要求审计人员保持独立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监督者、制度制定者的角色。但由于完善市场体制的不可能存在，市场或多或少地会出现漏洞，这就要求政府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政府对市场的把握，资料大多数源自于各个企业的财务信息，政府同样要求企业所提供的财务资料是真实可靠的，于是政府就也需要独立的审计人员对企业进行审计。
三、民间审计独立性的经济分析
(一)审计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 资源优化配置。所谓资源优化配置就是将生产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组合进行生产的过程。其主要有两种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式：计划配置(即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那么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就是要考虑经济效率的问题，“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即就再也不能现有的可供使用的资源使得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福利时，称经济实现了经济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效率涉及到所有可能的资源配置中确定最优的资源配置，以便实现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最大，在此时经济学中采用帕累托最优标准来衡量资源的最优配置。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人可以在不使得他人景况变差的条件下，使得自身景况得到改善的状态，此时的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随着企业的出现，委托―关系也随之产生，就出现了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信息的非对称性使得完全市场和完全信息这样的传统经济在商品和劳务交易中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结果(戴维・L・韦默)”。同时由于个人行动者有按照对自身最有力的方式去行事的激励，那么人向委托人虚假的财务信息，从而可以使得信息的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策，未能使得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从而就降低了社会效率。这时就需要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但由于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没有动力去监督经营者，而是希望别人去监督经营者，同时给自己带来收益，即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监督经营方面存在“搭便车”的倾向。另外，如果都参与对经营者的监督，实际上是一项对每一位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高成本的制度安排，况且大多数其他利益相关者还不具备直接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督的知识和能力。这样最终最终的监督工作就交给了独立的审计――注册会计师。而注册会计师是以独立性作为他们职业道德精髓的，所以在选择了独立审计的同时也就选择了审计的独立性。
(二)市场选择：完善市场体制下对审计独立性的要求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作为审计精髓的独立性同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与一般的产品市场类似，审计市场需要对审计产品的供给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市场上存在着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事务所之间的竞争会促使提供高质量的审计的事务所脱颖而出，从而提高整体的审计质量，相反，如果审计市场缺乏这种需求，甚至存在着对低质量的审计需求，即存在“意见购买”的行为，竞争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审计质量因此而降低，设计独立性也就不复存在。此时，市场就会陷入混乱状态，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由此可见，独立性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市场通过选择审计的独立性来达到对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解释在完善市场体制下最易得到证明。首先假设市场是完善的，在市场中任何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因素都将会最终被市场所淘汰，审计也不例外。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审计师和企业管理当局(即人)都会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决策，在市场完善的假设下，审计师和管理当局必将进行博弈，而博弈的结果是审计师保持独立而管理当局保持诚实不弄虚作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审计师缺乏独立性，通过完善的市场可将这种信号传递给广大的信息使用者，其声誉必将降低，“不能得到更多的审计公费，甚至无法生存(曾萍、蓝海林，2003)”必将被市场淘汰，基于审计师事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能预测到这种情况，必将保持独立性。同样由于信息的完全，具有理性的企业管理当局知道审计师必将选择独立，其唯一选择就是诚实不弄虚作假，从而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下企业价值可以达到最大，同样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在市场完善的情况下，市场选择了审计的独立性，使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三)制度安排：市场失灵时制度必将选择审计独立性以上分析了完善市场情况下的情形，但是完善市场只是一种假设，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完善的市场，市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规则的不完善，那么目光短浅的经理人员会选择缺乏独立性的低质量的审计服务以虚夸盈利。如为了争夺客户以至出现“查假者造假”、被审计单位进行“意见购买”等，这样必将会降低人们对审计报告违约行为的评估，减少对独立审计的要求，进而造成恶性循环。根据林钟高(2002)研究，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审计师和管理当局博弈的结果是：“审计师能否保持独立是审计师和管理当局双方基于‘合谋’可能的收益与成本(损失)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审计独立性(审计师是否报告违约行为)是相应的一套制度安排的结果”。由此可见，在市场出现缺陷的情况下，审计师和管理当局是有可能达到‘合谋’这种博弈结果的。此时审计独立性遭到严重损害，审计人员与管理当局相互勾结共同造假，审计意见将不再具有可信性，从而误导投资者，造成社会效率的下降，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就得不到最优配置。在出现了损害独立性的上述情况之后，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缺陷，对于此种情况市场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即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此时就迫切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对‘合谋’现象进行制衡，加大‘合谋’成本，降低‘合谋’收益，最终促使双方博弈的均衡点离开‘合谋’。因此在市场失效后，要在根本上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促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必须从相关的制度安排人手，不断进行制度的创新，创建起能使审计师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的制衡机制借以约束审计师，使其保持独立，抵制管理当局的压力和诱惑。由此可见，在促进社会效率达到最大、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过程中的审计独立性问题，又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制度安排的最终能够目的是使社会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一切有利于实现该目的的因素制度必将选择它，如审计独立性；一切有碍于实现这个目的不利因素，制度必将淘汰如“合谋”现象。
(四)优化资源配置：社会最终选择审计独立性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审计的独立性首先是市场为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其次才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但是市场选择与制度安排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通常市场选择是维护审计独立性的一种基础性选择，正是由于市场的选择，才需要也可能有独立性的审计。而制度安排是市场选择的补充，正是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某些缺陷，使得市场可能失灵，才需要制度来强化和保证审计的独立性。关于审计独立性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可以通过(图1)表示。
四、我国民间审计独立性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一)委托―理论：独立性缺失的根源在现代公司结构中，存在着委托人、被审计人与审计人员三者之间的特殊委托―关系。其中被审计人主要表现为公司的经营者，是替委托人管理资产的人，而审计人员则是替委托人鉴证公司经营管理业绩的人，即注册会计师。由此可见，二者均是为受托人的同一委托主体一股东服务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利益关系。故按照这种传统的委托一理论，对现代企业的审计是“人”监督“人”的过程，是可以保证其公正性的。也就是说，此时的注册会计师完全是以独立第三者的身份对公司进行审计，是双向独立的。此时，委托人、被审计人与审计人员的关系可用(图2)表示。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经理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的模式下，经营者集公司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于一身，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并且在我国由于国有公司和国有资产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公司，国家投资主体缺位，导致经营者(即企业管理当局)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委托审计人，并决定着审计人的聘用、续聘、收费等事项，完全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衣食父母”。从而，审计机构在审计“交易”的契约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委托―关系的形成，在现代审计关系格局和现行注册会计师执业监管与制裁机制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迁就被审计单位，甚至于与被审计单位合谋造假几乎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审计委托―关系的混乱，严重影响了注册会计师应有的独立性，为了迎合客户的需要及在利益的驱动下，注册会计师权衡利益得失，往往会违背职业道德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
(二)博弈分析：独立与合谋的选择众所周知，社会公众需要的是真实的会计信息，而客户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山注册会计师其来鉴证。然而，有时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经营者可能要求企业审计人员与机构投资者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即所谓的“合谋”现象，从而拉抬股价而牟取暴利。此时，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发生了背离，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严重损害。科恩委员会报告中曾经指出：“独立审计人员的任务通常是说服管理当局做不想做的事情。然而在许多情形下处于力量优势的一方是管理当局，而不是审计人员，如何提高审计人员抵制管理当局压力的能力，这一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笔者通过构建管理当局与审计人员之间的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说明审计人员保持独立性的制度条件。
假设管理当局与审计师都是理性经纪人，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且风险中立。管迎理当局的行动有两种战略选择：“诚实”和“违约”；审计人员在收到管理当局的行动信号之后行动，也有两种战略选择：“独立”和“不独立”，审计人员选择行动后博弈结束。博弈的支付函数是：(1)在管理当局选择“诚实”的情况下，审计人员若选择“独立”时，支付函数为(U,R)；审计人员若选择“不独立”时，会有一个声誉损失为pa，此时支付函数为(U，R―pa)。(2)在管理当局选择“违约”的情况下，审计人员若选择“独立”，会
受到来自管理当局的压力，如更换审计师，这将给审计人员带来R：“准租金”损失，管理当局也会有一个声誉损失pm，这时支付函数为(U-pm,R-RS)；审计人员选择“不独立”时，这时审计人员和管理当局将分别获得U1和R1的好处(收益)，但双方的“合谋”可能受到来自委托人或其代表、职业协会或政府监管机构等的查处，假设“合谋”查处的概率为α，当受到查处时，管理当局和市计人员双方受到的物质处罚和声誉损失分别为Fm，pm和Fa,pa,此时支付函数为：U+U1-(Fm+pm)，R+Rl-α(Fa+pa)。管理当局与审计人员之间的收益矩阵如下：
分析以上收益矩阵可知：当管理当局选择诚实时，审计人员选择独立的收益R大于其选择不独立的收益R-pa，故此时审计人员只可能选择独立，无从合谋。但是当管理当局选择违约时，审计人员就会有两种选择：(1)如果R-RSRs+R1，表示审计人员若选择不独立可能受到的惩罚α(Fa+pa)大于收益增量RS+R1，此时审计人员会选择独立。
当审计人员选择独立时，管理当局诚实的效用U大于选择违约的效用U-pm，此时管理当局会选择诚实，无从合谋。当审计人员选择不独立时，管理当局就会有两种选择：(1)如果UUl，表示管理当局选择违约时受到的惩罚α(pm+pm)大于可能得到的好处Ul，此时，管理当局会选择诚实。
审计师作为理性经纪人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但是通过作弊来达到增加效用的目的是对审计独立性的威胁和损害，最终会危害审计师的作用和审计的价值。我国当前的情况正是由于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利，以及相应制度的不健全，致使管理当局与审计人员双方之间的“合谋成本”不高，而“合谋收益”却很高，从而使博弈的双方最终选择了(违约，不独立)这样的一个均衡点，最终使注册会计师背信弃义。
作者简介：
张婉婷(1984-)，女，江西遂川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李树华：《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2]刘威、马玉：《从经济学角度透视注册会计师诚信问题》，《财会通讯》2004年第7期。
[3]王爱国、史雏：《论审计的独立性》，《审计研究》2004年第4期。
[4]袁园、刘骏：《审计独立性与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研究》2005年第3期。
国民经济学篇8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异化劳动；历史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9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到底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关联，马克思又对二者进行了怎样的批判与继承，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展开的，然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却用一整章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黑格尔的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民经济学是对人们经济生活状况的抽象，它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没有对这一前提进行必要的揭示。同样，黑格尔哲学将人们现实的生活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构建了意识自我设定物性，进而扬弃物性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观念的历史；国民经济学则是从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出发，进而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对客体化资本的扬弃，也就是扬弃了在人自身之外的异化的财富，而将私有财产回归到人，当作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劳动，正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在现实的劳动中他们宣称的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人变成了帽子，而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正体现了二者殊途同归的谬误，二者都对人及其现实的劳动进行了抽象，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历史。
其次，国民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意识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没有以理性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这就使马克思开始与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发生分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根源在于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谬误，黑格尔倡导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质是人分裂为公人与私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分裂理解上发现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中确立了对宗教的批判，进而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国家、法的批判，而对国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这一系列的思想演进都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转向现实的人及人的经济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意识到了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对立的实质在于劳动与资本发生对立，意味着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因而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演进的线索就再次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家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超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1]4，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尽管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1]4，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与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进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失去对象性的人与自然是孤独的、无声的个体。
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尔体系中对人的抽象，但他们用思辨的运动代替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拯救出来的不是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而是观念的人。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是纯粹主观的，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因而，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没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因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是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规律、原理上升为了哲学体系，这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必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二者的批判是同一个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进而为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06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控制，工人成为了私有财产，成为了资本。
其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没有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区分，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对工人的统治，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异化劳动事实的掩盖，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
再次，同国民经济学用物来遮盖人一样，黑格尔则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尔的意识扬弃外化和对象性，同时将它们收回自身的观点“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将对象性一并扬弃，那就必然导致虚无。黑格尔辩证法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主体，只是把历史过程当作“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黑格尔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的批判旨在复归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历史。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101，马克思将这一积极方面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相结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作为人的本质来对待。进而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领域的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其基本运行轨迹构成了人的历史画卷：首先，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生成着自己为人的本质；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最后，当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一秘密暴露出来的时候，私有财产将被扬弃，人将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63。这是一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用意在于恢复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在于还原真正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的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是作为剧作者，又作为剧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历史的历史进程。
三、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这里奠定了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为其唯物史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基础：一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蒲鲁东扔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充斥着非历史性，而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历史的、暂时的。《导言》说明经济学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其《资本论》的研究中。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实质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但国民经济学家却将其变为物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被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样为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提出了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历史绝对的主体，而历史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展开，我们应在人的目光下观照历史，更应在历史中审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更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其中我们应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也应意识到二者不仅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更在理论上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国民经济学篇9
考克斯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被称为批判理论，他认为西方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立的理论框架只是为了维护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并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只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solving-problemtheory）。而如果要解释世界秩序和体系的变化，则需要用批判的理论（criticaltheory）去建立一种历史的结构与框架。考克斯认为历史的结构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国家、阶级和宗教甚至民族都不是真正的实体，但是它们反映了人的状况。它们是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于无数个人所共有的主观思想中，并构成了人的社会世界，它们的客观表现就是规范着人的行动和结构。跨界民族首先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不论是国际关系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也只能在社会问题中进行综合考量。不同的社会力量会影响国家结构甚至是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作为社会力量的跨界民族与国家、国际体系的互动才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笔者根据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制度权力分析模型与社会、国家、国际体系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问题，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内。
一、跨界民族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跨国性生产的影响，按照国家阶级结构之外或之上存在着一个全球阶级结构的说法来进行思考，越来越切合时宜。市民阶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切割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使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当社会力量与历史集团超越边界试图突破原有制度框架时，也会动员使用权力和寻找来源于历史的合法性。笔者用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与制度分析框架来探讨跨界民族的问题产生机制与因素互动。考克斯批判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政治复合体，而不是将其分裂，并且要关注历史变迁的持续进程。
（一）物质与生产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物质能力是生产性和摧毁性的潜能。正如依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和边缘地带。中心国依靠技术壁垒和资本使其在全球经济和生产中始终处于“剥削者”地位，而边缘地带由于发展的阶段性暂时无法突破生产上的鸿沟。一般学者经常用经济民族主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潜在地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混淆，从而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对跨界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经济全球化将所有地区和民族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并且要求劳动力的同质化。跨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分工甚至是一国生产体系内的分工中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全球化则会加深经济的不平等性从而造成贫困的再生产。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少数群体可以根据国家和政府提供了高福利来缓和这一经济发展造成的鸿沟，但是，在处于边缘地带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局限，容易因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扩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跨界民族和少数群体经济上的总体落后局面。
（二）观念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间的共有观念，一类是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殊观念，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有观念则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温特甚至指出，马克思定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不仅仅用了物质的“生产力”概念，还用了观念上的“生产关系”概念。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无法达成有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统一认识。现代主义者通常认为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现在所谓的民族观念。①而原生论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将民族属性诉诸历史、文化因素，积极寻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在沟通观念和共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知识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民族精英与知识分子可以沟通一般民族成员的共有观念，能够起到凝聚共识的正面作用与增强隔阂的反面作用。②民族主义的研究证明了民族的属性是层次性的，民族主义可以被强调成凝聚国家意识的国族民族主义，也可以塑造成危害的族群民族主义。
（三）制度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制度化是一种将具体的秩序“稳固化、持久化”的手段，反映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制度是特定观念和物质权力的混合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了观念与物质权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通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根据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跨界民族因为自然的边界处于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在跨界民族群体中能够自然地被比较和选择。不当的政治、经济制度会引发群体的不满，从而加深了矛盾与隔阂，从而给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造成潜在挑战。
综上，考克斯的权力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一种行动框架或者是历史结构，它的动力机制是综合性，不能简单地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诉诸单纯的经济问题、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二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不能简单将政治行动与经济领域相联系，也要承认政治行动离不开伦理与文化的有效支持。三是要将时间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不同时间阶段的问题是物质、观念与制度三种因素的不同力量对比。我们要根据跨界民族问题的不同阶段去分析到底是何种因素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适时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二、跨界民族问题的层次分析
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如新现实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都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概念，并强调体系的作用。新现实主义出于分析的需要，将各个国家视为结构同一、功能相似的单位，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而建构了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出于维护国际机制及相互依赖的经济，霸权的稳定是合理与必要的。虽然新自由主义提及了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但是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的框架。建构主义强调了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分析的层次也只限于国际社会与国家两个层次。考克斯的批判理论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结构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最大地突破则是将社会层次加入分析层面，由此，考克斯引申出了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方法。用考克斯的国际理论层次分析可以突破原有国际关系中两个层次的传统分析方法，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丰富了国际参与的主体和层次，有助于我们分析跨界民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问题领域。
（一）跨界民族与社会
考克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亮点之一就是打破了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国际体系两个层次的分析，引入了社会层面的分析，而社会层面的力量中不仅包括传统的阶级力量，还应该包括民族的因素。当下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重视跨国阶级，而且应该更加关注种族、性别、民族等因素，这有助于改变单纯依靠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考克斯也承认，“民族和宗教及其象征的利用”也是影响阶级产生作用的因素。笔者认为，作为少数群体的跨界民族或者是移民，在融入主流社会中都会遇到问题，典型的问题在经济上表现为就业困难与低收入问题；文化上则包括了认同问题与文化的边缘化。考克斯认为，生产过程中存在边缘化的生产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了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边缘化有合法的形式，也有法外或非法的形式。法外的形式指逃避法律规定和不遵守法律的形式，非法的形式则指犯罪组织的活动。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隐蔽经济。而在文化上，考克斯认为社会对移民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典型的问题表现为经济上和文化上占主流的社会群体对边缘群体的文化排斥导致了边缘群体社会融入困难，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二）跨界民族与国家
考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体现了对少数民族以及土著民族的认同政治的关注。考克斯认为国家承担起了协调国内社会压力与世界经济需求之间张力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应对国际体系的一种反映，国际体系使得国家国际化。而不同的社会历史集团，比如跨界民族，由于经济发展与观念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权力分配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国家的组织形式。考克斯认为国家的形式来源于两种力量的结合，一是历史集团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二是世界秩序的宽容程度。跨界民族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上，还是在世界秩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现的形式就是民族自治地区与民族自决权的运用，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改变着国家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认为跨界民族在国家层面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再分配与政治安排（如民族自治）的相关政治安排。
（三）跨界民族与国际体系
跨界民族的国际体系层次分析是将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纳入国际体系中。而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体系也会引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塑造，最突出的例子则是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在此我们不需要分析民族自决权的价值判断、运用原则等问题，只是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领域中，而国际体系的跨界民族问题领域还应该包括政府间合作组织对于少数群体贫困的经济扶贫、国内少数民族的国际化等问题。
当下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民族冲突以及一体化与碎片化持续发展，经济不平等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都反映了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问题。而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曾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太关注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义务就是努力实现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当然他们也认为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通常寻求所宣称的国家利益，而且每个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解决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但是革命斗争只是以国家为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以国家权力的获得而告终，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和抱负是国际性的。可见，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主要涉及国家忠诚与政治共同体的范围问题。
而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思想，坚持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思路，但是他将社会因素引入国际政治中来，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中对于民族现象的分析仅限于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研究的问题领域与议题的缺失。我们认为，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产生问题的动力机制在于物质因素、观念因素与制度因素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在社会、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中产生了跨界民族的问题领域。在政治实践中，我们也因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考量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机制，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路径针对跨界民族不同问题领域中的问题进行消解，而不是采用单一的手段和途径应对跨界民族问题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参考文献：
[1][美]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加]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国民经济学篇10
关键词：民调报道；政治倾向；媒体属性；媒介责任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1-0064-02
2016年美国大选中，大部分媒体民调报道看好候选人希拉里入主白宫，而最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总统。大众传媒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种权力，通过大选媒体民调报道可以解读美国大选中媒介与经济、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窗口。
一、民调报道
民意调查是一定的组织机构实施的了解公众对特定社会、经济、政治等现象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的调查方法。“民意调查是媒体运用得最多的社会学工具，属于精确新闻报道”[1]。通常，民调由专门的民调机构，各种报章、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大学研究机构进行。民调报道既包括媒体自身发起执行或委托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包括引用其他机构的民调，来分析和撰写的新闻报道。
二、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民调报道
在政治立场和经济动因的驱动下，媒体乐意用民调报道为公众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彰显自身立场。
（一）两极分化的民调数据
2016年5月19日～8月30日，根据美国RCp民调网站的数据，在众多民调机构的161次民调数据中，仅有19次认为特朗普得胜。3场总统级电视辩论后，Cnn与oRC民调结果为希拉里获胜的选民3场都超过半数，而认为特朗普获胜的三场数据为27%、34%、39%。11月7日，RCp显示希拉里欢迎率比特朗普高8.4个百分点。
在社交媒体上，特朗普推特有1300万粉丝、脸书有1210万粉丝，而希拉里则分别为1020万、800万。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一周，印度的mogiaai系统对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两千万个数据来源进行分析，预测特朗普将成为赢家。网络上数十家媒体、机构开放给网民自由投票的结果，绝大部分显示特朗普获胜。
（二）倾向性的报道内容
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曾指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在总统大选中，各家媒体公开表态支持（或称背书）某一位具体的候选人，是美国的常态。2016年总统大选中，《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报公开表态希拉里，历来甚少表态的《亚利桑那共和报》《外交》杂志和《大西洋》月刊、强调中立立场的《今日美国》也公开支持希拉里。截至10月初，在美国发行量前100名的报纸中，公开支持希拉里的报纸约50家。根据“尼曼新闻研究中心”的数据，支持希拉里的日报高达229家、周刊有131家。支持特朗普的日报只有9家、周刊只有4家。不乐观的民调、负面的报道成为民调报道朗普的两个显著标签。媒体甚少关注特朗普的政见。但是对于穆斯林问题、边境墙、种族、女性言论、性骚扰等内容给予了较多关注。即使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有胜出可能，大部分媒体也会选择性失明。媒体研究中心（mRC）10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自7月底后的12周，关于特朗普的报道中91%都呈负面。但对于希拉里的健康问题、邮件门事件、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丑闻、FBi调查等问题则轻轻放过。据美国newsbusters网站报道，美国三大广播网在晚间新闻报导中报道特朗普性别歧视的时间为102分钟；而报导希拉里的邮件门时间为53分钟，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丑闻为40分钟。
三、民调报道的动因分析
文森特・莫斯可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生产、分配和消费”[2]。阿特休尔指出，“新闻媒介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任何新闻媒介无法超脱于政治”[3]。
（一）媒体的政治倾向
美国学者timGroseclose发明的politicalQuotient系统，用来检测媒体和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倾向。在politicalQuotientofmedia系统中，颜色越深（蓝），就代表该媒体的左倾（自由主义）越严重。例如wallStreetJournal（华尔街日报）、CBSeveningnews（CBS晚间新闻）、newYorktimes（纽约时报）、Losangelestimes（洛杉矶时报）等都属于左派媒体。而FoxnewsSpec（福克斯新网）和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times）都属于右倾媒体。根据timGroseclose的统计，美国20家主流媒体有18家左倾，仅有2家右倾。和共和党是美国当代两大主要政党。经济上较左倾，主张高税高福利，通过促进更多立法规范经济行为，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此次推出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较右倾，经济上主张低税低福利，减少立法，多给企业和市场自由，来促进经济多样发展。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为特朗普。媒体根据政治倾向对左倾和右倾的总统候选人做出公开支持、选择性报道在情理之中。
（二）媒体的经济动因
媒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和产业属性已成为常识。“美国大众传媒作为私人所有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不可能对这场个人利益色彩浓厚的竞争做出均衡客观的报道”[5]。通常媒体经费占掉全部竞选经费的大头。媒体为获得广告费，向总统竞选团队出让媒体时段、版面等。竞选团队为候选人购买新闻资源或利用经费按己方意志支配新闻资源和报道立场。希拉里近7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和成熟的选举团队为其在媒体上争取了更多关注，塑造了更好的个人形象。媒体报道候选人的民调结果、选举资金、竞选策略、过去经历、个人风格等获取受众的注意力，二次售卖媒介产品。“资本主义的大众媒介主要是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讯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货站商品生产的过程”[6]。这决定了媒体的民调报道以功利主义为报道取向，必然是以点击率和收视率为代表的商业价值。
（三）媒体的公共责任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媒介责任公共理论认为媒介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同时媒体需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美国的媒介标榜新闻自由，以“公平、公正、客观”为专业，独立于政府和政党。曾担任《纽约时报》社论编辑的HowellRaines就说，“为候选人背书，更多反映的是我们有义务参与到这样一场公共论中，我们有责任向读者呈现我们的集体智慧”[7]。基于媒介责任公共理论，美国新闻界认为，背书的目的不是告诉读者该给谁投票，而是表达媒体自身立场”[7]。同时，民调新闻报道是满足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和知情权的需要。在二级传播理论中，媒体是传播的重要一环。媒体利用自身信息资源和分析能力呈现精准的报道，是媒体应该肩负的责任。媒体的公共责任决定了媒体是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美国大选民调报道引发的思考
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次新的传播景观，它不仅在民调报道上出现了巨大的预测偏差，也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观察和理解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引发反思。
（一）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削弱
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议题的方式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影响公众原有的思想和观点。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介的把关人作用逐渐减弱，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也逐渐变小。新媒体冲击和消解着媒介组织的议程设置和权威话语权。但是，传统媒体民调报道出现预测偏差不等于“媒体失灵”，不意味着“传播失效”，也不代表“传媒失败”，要实事求是承认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
（二）调查方法需引起思考和改进
互联网时代，云计算和大数据冲击着传统民调方法。“大数据正在引发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一场方法论革命”[8]。传统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数据采集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专业调查者应该去努力适应变化的技术和方式，探索寻找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或其他舆论风向标的手段，以提高电话或者互联网调查的准确性。
（三）新媒体解构精英舆论引导能力
主流媒体预测希拉里获胜，社交媒体认为特朗普获胜这一反差提供了一个了解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媒体间差别的一个缩影。在社会转型中，新媒体成为影响社会和公众最重要的媒体形式。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使中下阶层政治权利意识得以觉醒。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虽然还在，但已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总之，新闻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大选民调报道是政治权力、媒介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相互博弈的产物。相融、对立、解构、博弈构成了他们的关系主线。任何利益阶层斗争，媒体喉舌便首当其冲成为权力相互博弈争斗的第一现场。
参考文献：
[1]童铘.媒体民调的“三步走”[J].新闻实践，2009（2）.
[2]（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汪凯译.媒介研究的进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伍治坚.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eB/oL].https：//zhuanlan.zhihu.com/p/21513249.
[5]秦亚芹.美国政治中的大众传媒与总统选举[D].华中师范大学，2008.35.
[6]（加）文森特・莫斯可.胡正荣，张磊，段鹏，付春怡，洪丽，宋菁译.传播政治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