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规篇1
关键词：复保险；通知；欺诈；法律规制
损失填补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复保险制度是保险的一项基本制度，复保险(doubleinsurance)又称重复保险，是相对于单保险(simpleilrlsurance)而言的，通常是指投保人以同一标的、同一利益、同一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我国《保险法》对复保险规定得极为简单，造成实践中对复保险法律规制的空白，本文仅就复保险制度进行一些研究，以期对保险人规避复保险欺诈和保险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一、复保险的分析
何为复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狭义论认为，所谓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行为。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立法均采纳了这种观点；广义论认为，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行为均成为复保险，而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保险标的的价值则在所不问。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可以看出，我国在立法上采纳了广义论，《意大利民法典》、《澳门商法典》同样也采纳了广义论。笔者倒赞成狭义论，尽管我国《保险法》采纳了广义论，但是《海商法》第225条则采纳了狭义论，该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的受损价值。各保险人按照其承保的保险金额同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任何一个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有权向未按照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支付赔偿金额的保险人追偿。”《保险法》所规定的复保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重复投保未必就是复保险，各保险合同之保险金额总额未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则并没有引发保险道德危险之顾虑和获取非法利益的可能性，在未超过保险标的价值的情况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投保，既可以分散风险，又可以增加安全保障，恰恰符合保险的基本理念。法律没有必要加以限制。另外，若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投保，虽保险金额总额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但是保险期间没有重合或交叉亦不构成复保险。上述两种情况就构成保险合同并存，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之危险承担比例分担责任。需要注意的是，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实际损失，而损失的数额须待损失实际发生时方能确定。因此.复保险构成的时间标准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为准，与保险合同订立的时间无关。笔者认为，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基于同一保险利益，就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数个合同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且其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的保险。
二、复保险的通知
保险的目的在于将危险社会化，填补损失，复保险的存在就使得被保险人获得较实际损失更多的保险金成为可能，为了规避复保险的弊端，各国保险立法均规定投保人应将复保险的事实通知各保险人，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各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但是各国立法对于通知内容的规定则不大相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标明与其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并告知保险金额。《韩国商法》第672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第1款则规定，投保人应将已有其他保险合同一事通知各保险人。大多只规定将已经与其他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一事告知即可。笔者认为这样的立法规定根本无法防范复保险欺诈，重复投保未必是复保险，在保险人对于投保人的投保具体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确定是否属于复保险，无法确定赔付比例，更遑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因此，韩国的立法例是比较可取的。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内容比较简略，我国立法习惯于规定得较为原则，具体内容的扩展交由法律解释去完成，学者们一般认为投保人履行复保险的通知义务时，应当将复保险合同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
至于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在各国保险立法及我国《保险法》中均没有规定，可以推论投保人只要口头通知即可，当然，如果保险人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就复保险的通知约定了特定的通知方式，则从其约定。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复保险的通知对投保人来说是项法定义务，因此，无须保险人询问，投保人应主动将复保险事项进行通知，不能以保险人未询问作为免责理由。也有学者认为，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复保险、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复保险以及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复保险，投保人不必通知保险人。
三、复保险欺诈的分析
在法律上，欺诈是一种故意而为的行为，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应对其欺诈行为及行为的结果持故意的心理态度，因此，对于复保险欺诈的认定而言，区分善意的复保险和恶意的复保险就十分必要。
所谓善意的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因估计错误，或者因保险标的价格的下跌，使得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或缔约之后方知晓存在复保险，且立即向各保险人通知复保险的有关情况。也就是说投保人对于复保险的存在在主观上是持过失的心理态度(估计错误)，或者因意外事件(保险标的价格下跌)而造成复保险的存在。在善意的复保险中，投保人可能纯粹是出于多一份安全保障的考虑，而非意图谋利；另外，如果出现保险人破产或偿付能力下降之情事，善意的复保险的存在就使得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减少或避免因保险人的财力不足所造成的风险，达到填补损失的目的，从而增强保险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安全保障，完全符合保险的基本原则，应当承认善意的复保险的法律效力。
在承认善意的复保险的法律效力的基础上，对于善意的复
保险的处理，各国立法有三种模式：(1)以日本为代表的优先赔偿主义，将善意的复保险分为同时复保险和异时复保险，对同时复保险，各保险人依各自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应支付的保险金，各保险人之间不存在连带责任；对异时复保险，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依次负担保险金，后保险人只对不足部分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因此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因前保险人的赔付而减轻，这对各保险人之间责任的承担有失公平，再者，如果前保险人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则对被保险人不利，填补损失的目的可能会落空。(2)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比例分担主义，不管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依其所承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分担赔偿责任。(3)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连带赔偿主义，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时间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负连带责任，保险人于给付保险金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也即我国立法对善意的复保险采取比例分担处理模式。
所谓恶意的复保险，是指投保人于保险合同订立之际，意图谋取不当得利，或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知悉复保险的存在而不为通知.或故意为虚假通知。在恶意的复保险中，行为人对于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持故意的心理态度的，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下故意订立数个保险合同，或者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不通知或虚假通知。只有恶意的复保险才能构成复保险欺诈。恶意的复保险存在着道德危害，即“因保险而引起之‘幸灾乐祸’的心理，即有保险契约上之利益者或被保险者，在其内心深处所潜伏期望危险发生或扩大之私愿。”与保险制度中“无损失无保险”的基本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因而各国法律对恶意的复保险均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第3款规定，投保人意图借由复保险的订立而获取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者，以该意图而订立的保险契约无效。《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恶意懈怠，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我国《保险法》并没有区分善意的复保险与恶意的复保险，可以考虑修改《保险法》第41条，在明确善意的复保险的法律效力的前提下，否定恶意的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同时强化复保险的通知义务，改变目前保险立法中复保险通知义务可有可无的状态。
四、恶意复保险的法律规制
《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了投保人的复保险通知义务，但是《保险法》并没有规定投保人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在法律上造成了投保人履行该义务与否法律后果一样的不合理状态，不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有可能还不知道复保险的存在，行为人就有可能获取不正当利益，那么投保人为什么要履行通知义务呢?强化对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范也就成为恶意复保险法律规制的关键。
在《保险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可以适用或准用《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如果投保人违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可以依照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处理，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保险责任。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复保险的理论基础与《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告知的理论基础是不一样的，复保险的理论基础在于损失补偿原则，当保险事故发生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在责任范围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至于告知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在于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理论基础不同的两种制度是无法混同的。复保险的立法宗旨在于防止超额保险、制止不当得利，防范投保人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向两个以上保险人投保，从而达到超额保险的意图。告知的立法宗旨在于确定和控制保险危险的程度，以便于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应收取多少保险费，正如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2款规定之：“所有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的情况均为重要事实。”因此缺乏参照适用的基础。
对于恶意复保险的法律规则制，笔者认为可以从立法完善和实践法律制度的设定及运用两个方面来展开。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7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为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第64条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则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可以看出，投保人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保险合同法定无效；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有效与否由保险人决定。在我国《保险法》中之所以没有规定投保人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即在于《保险法》没有区分善意的复保险与恶意的复保险，对于善意的复保险可以按照《保险法》第41条第2款的规定由各保险人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于恶意的复保险则无法这样处理。由于立法的疏漏，使得保险人对于恶意的复保险没有更好的法律对策，建议修改《保险法》，根据投保人的主观心态，明确区分善意的复保险和恶意的复保险，对于恶意的复保险，规定其所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并且将复保险的通知义务作为强行规范，违反该义务将导致保险合同的无效。
对于严重的恶意复保险行为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第198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保险法律、法规，采取虚构、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从《刑法》第198条规定的几种保险诈骗犯罪行为来看，涉及财产保险诈骗的有：(1)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4)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严重的恶意复保险欺诈行为其实在刑法上就属于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在理论界一般认为，虚构保险标的是指行为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而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之所以认为恶意复保险欺诈行为其实就属于虚构保险标的的原因在于，在超标的金额重复保险的情况下，虽然保险标的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超出标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却是虚构的。如果我们将理论界一般理解的虚构保险标的认为是事实上的虚构保险标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恶意的复保险属于法律上的虚构保险标的。因此对于严重的恶意复保险欺诈行为可以
依《刑法》第198条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保险法规篇2
重复保险的定义需要进一步完善
按照《保险法》的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根据这一定义，重复保险的构成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重复保险必须是对同一个保险标的的保险，否则，即使投保人向不同的保险人投保了多份保险，也不是重复保险。例如同一投保人向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家财险和机动车辆保险，就不会构成重复保险。
第二个条件是重复保险必须是对同一保险利益提供的保险，否则，即使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向不同的保险人投保了多份保险，也不会构成重复保险。例如债务人以房屋为抵押向债权人贷款，债务人和债权人均可以为房屋投保，但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为房屋同时投保并不构成重复保险。
第三个条件是重复保险必须是对同一保险事故提供的保险，否则，即使投保人就同一标的的同一保险利益向不同的保险人投保多份保险，也无法构成重复保险。例如投保人就一批产品向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和产品责任保险，就不是重复保险。
第四个条件是重复保险必须是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如果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同一保险人订立多份保险合同，就不会构成重复保险。
其实，重复保险的构成还需要两个条件。需要增加的第一个条件是：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的总和大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如果保险金额的总和小于或者等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这种保险就叫复合保险，而不是重复保险。如果复合保险发生了保险事故，各承保人不需要分摊保险赔款。
需要增加的第二个条件是：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和同一保险事故必须在同一时间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这里的同一时间并不是说构成重复保险的各项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限必须完全一致，而是说各项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限必须有重合的部分。例如某甲购买的家财险是1999年12月31日24时开始生效，2001年1月1日0时效力终止。那么，如果某甲向另外一家保险公司购买的一份家财险如果在2000年12月31日24时开始生效，由于两份保险的保险期限没有重合，就不会构成重复保险。相反，如果某甲购买的另外一份家财险从2000年12月30日24时开始生效，两份保险的保险期限在2000年12月31日是重合的，如果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在2000年12月31日这一天，就构成了重复保险。
对于被保险人的索赔没有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保险法》第四十条的第二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在这里，只提出保险人应该分摊对被保险人的赔款，可是没有说明被保险人的索赔程序应该如何进行。是应该由第一家被索赔的公司足额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再向其他保险公司追偿，还是按照独立承保赔偿，再由被保险人自行去向其他保险公司索赔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对于重复保险的理赔和索赔的规定，即可以按照任何顺序向保险人索赔，但是所得的赔款额不得超过法律所允许的额度，即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额，而且，如果在前一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赔款，在向后一家保险人索赔时，就必须把已经获得的赔款从保险价值中扣除，这样就能保证所得的赔款数额小于保险价值，不会出现超额赔款。对保险人的规定则是，保险人应如何分摊损失。这样的规定使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在索赔和赔偿时都有法可依。这是值得我国保险立法借鉴的。即不仅要对保险人赔款的计算、分摊有所规定，也应使被保险人索赔的权益、方式有法可依。
对于恶意重复保险的处理没有专门的规定
《保险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但是，《保险法》并没有提出如果投保人没有向各保险人通知有关重复保险的情况，应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措施。重复保险有善意的重复保险和恶意的重复保险两种。恶意的重复保险是保险欺诈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单纯的重复保险本身并不能构成保险欺诈。《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欺诈行为的规定在第一百三十一条，通过该条可以了解到，保险欺诈有四种形式：即虚构保险标的、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故意导致保险标的损失、伪造证据。在这条中，并没有专门对于重复保险的规定。那么，如果重复保险的被保险人没有虚构保险标的，没有故意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没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没有伪造证据，就不构成保险欺诈，这样，如果被保险人从各个保险公司得到的保险赔款总和超过了保险标的的实际损失额，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这样的法律规定，无疑会鼓励重复保险现象。
保险法规篇3
论文关键词：国际保理，保理商法律风险，规避
国际保理是一种由保理商为卖方提供的集商业资信调查与评估、应收账款的管理与追收、贸易融资及买方信用风险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结算与融资方式。当前，在国际买方市场逐渐形成、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国际贸易结算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国际保理业务由于其特有的优势，迎合了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我国作为外贸大国，对国际保理业务也有着巨大的需求。外汇拖欠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这些企业一直期盼能有安全有效的金融服务来解决这一难题，而国际保理的出现对解决企业外汇拖欠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和可能的途径。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从事保理业务的保理商主要是银行和非银行保理公司，其中银行的国际保理业务在国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业务量在我国现有的保理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份额。国际保理业务在给保理商提供新的、更广阔的利润空间的同时，也会给其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如何最大限度地预防和控制这些风险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一、国际保理的概念
国际保理是国际保付的简称，它是18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崛起的一种界于托收与信用证之间兼具商业和银行双重信用功能的结算方式。美国的《商业律师》一书中对保理业务的定义是：“在保理商和以赊销方式销售或提供服务的供货商之间存在持续有效的安排，根据这一安排，保理商对通过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应提供下述服务：1、现金收购所有的应收账款；2、保留销售分户账并提供有关应收账的其他账务服务；3、收取应收账款；4.承担因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而产生的坏账损失。同时还规定，保理商只有在提供至少两项上述服务时才被视为是保理业务。”这一定义是基于专业实践的考虑而作出的，与《国际保理公约》的规定相类似。概括而言，国际保理是为国际贸易赊销方式提供的坏中集账务管理、应收账款收取、信用风险担保和贸易资金融通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国际保理业务一般涉及四方当事人即债权人(出口商)、债务人(进口商)、出口保理商、进口保理商；国际保理业务涉及的合同相应地包括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的货物(服务)销售合同、出口商与出口保理商之间的出口保理合同、出口保理商与进口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保理合同。国际保理业务的法律基础是债权转让，出口商通过出售应收账款，即债权，从而获取融资，保理商从出口商买断出口商出售货物(服务)的应收账款，并作为新的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向进口商催收账款。由于保理业务能够很好地解决赊销供应商而临的资金积压与进口商信用风险的问题，因而目前己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一种重要结算方式。[1]
二、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的法律风险
保理商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销售账务管理、应收账款收取、信用风险担保和贸易融资，销售账务管理是保理商利用其便利条件和专业知识提供的管理服务，不涉及责任与风险，所以保理商主要面临着与其他服务内容相关的风险：即与贸易融资相关的出口商风险和与信用风险担保及应收账款收取相关的债务人风险，以及来自对应保理商的风险。
（一）来自出口商的法律风险
保理业务中，保理商和供应商签订保理协议和应收账款的债权让与是保理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因此保理商面临来自出口商的风险主要是应收账款的法律风险。
保理不同于信用证的地方在于保理协议和基础贸易合同密切相关，保理商通过购买出口方对买方的应收账款，获得对买方的债权，因此，应收账款债权本身存在的法律风险是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应该注意的保理商法律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应收账款债权的合法性风险。在保理中，并不是供应商的各类销售的应收账款都是合法的，如果存在合同欺诈、违背外贸管理的强制性规范等情形，则应收账款债权不具有合法性，会损害保理商的债权。
(2)应收账款债权的可转让性风险。债权的可转让性是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前提条件，由出口商将其对进口商的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属于民法中的债权转移问题。如果保理商接受的债权是不可转让的债权，那么它无法实现债权的有效索偿。
(3)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中的权利抗辩风险。根据债权让与的一般规则，债务人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亦可向新的债权人主张。如果应收账款债权本身存在债务人的抗辩，如认为供应商的供货品质或交货时间与合同规定不符，或者提出债务抵消要求，拒绝向进口保理商付款，则保理商将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4)应收账款债权中的权利瑕疵风险。应收账款债权瑕疵通常有如下情形:供应商己经将应收款抵押给第二人；供应商将转让债权的部分或全部债权己经通过保理协议转让给其他保理商；债权转让中，没有将实现债权所必需的附随权利如强制收款权、起诉权、留质权、停运权、对流通票据的背书权利等进行转让，导致保理商不能实现债权。
（二）来自债务人的信用风险
在保理业务中，保理商更为关注的是买方购货商即债务人的资信状况，因为购货商是货款的最终支付者。保理商买断供应商应收账款，便成为货款债权人，保理商和债务人之间也就建立起了债权债务关系，同时也承担了原先由供应商承担的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信用风险。
保理商面临的买方购货商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买方购货商隐瞒自身的资信状况，伪造反映其还款能力的真实数据，不及时告知可能影响自己及时还款的各种事件，导致保理商难以正确评估买方的资信状况。融资审查时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不能合理的确定债务人的信用额度，融资判断失误，高估了购货商的资信程度，最终出现买方拖欠贷款，买方拒收货物井拒付货款，甚至买方无力偿还债务或破产的信用风险。而且保理商是在一段时间后才追收账款。在这段时间里，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的得失，必定会引起其信用水平的升降，影明其清偿能力。也许进口商的资信水平原来不错，但在履约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资信水平下降，无法继续履约，而保理商的事中监督不够得力，难以预料买方购货商今后还款的意愿和能力。还有，如果债务人得到货物后逃匿，保理商如无法找到债务人，则无法收取应收账款。[2]
（三）来自对方保理人的信用风险。
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双重保理机制是最为普遍而重要的操作方式论文开题报告。在这种保理方式中，存在着四方当事人，由两个保理商通过保理协议共同提供保理服务。这样，一方出口保理商不仅要而对来自供应商和债务人可能的信用风险，还要而对由另一方保理商(进口保理商)不履行义务而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风险。这种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进口商不能成功收取应收账款或虽己成功收取账款，但无力向出口保理商转付相应款项。
（2）进口保理商不遵守保理协议，在收取相应的账款后，逃匿或拒不向出口保理商转付相应的款项。
（3）进口保理商成功收取应收账款后，将该账款挪用与其它经营项目而没有及时向出口保理商转付相应款项。这样，在己向供货商提供了预付款贸易融资后却无法收到进口保理商应该转付的账款，出口保理商将而临重大的损失。而进口保理商则承受着其能否从出口保理商那里收取相应的保理费的风险。[3]
三、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的法律风险规避
鉴于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存在诸多的法律风险，为有效地控制和规避法律风险，保理商在国际保理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签订保理协议，加强对应收账款债权的保护。
在保理协议中通常以如下几类条款来保障应收账款的安全性。
（1）供应商担保条款。由供应商在保理协议中做出承诺，保证所出售的应收账款的债权是合法的债权；除了己经向保理商披露的因素外，一开始就不存在任何阻碍债权可转让的因素；保证在出售的应收账款债权上不存在保理商所不知道的权利抗辩风险和权利瑕疵风险；保证债权转让的完整性等。
（2）通知条款。应收账款债权的让与通知可以由供应商发给债务人，经授权也可以由保理商发给债务人，通知直接关系到保理商的利益，是债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之一。在保理协议中应当对通知的方式做出详细的规定，如规定在发票上注明该债权己经让与保理商，进口商应直接向保理商支付的字样。
（3）协助条款。在保理协议中应规定；一旦发生进口商拒付情形，而且拒付并不是基于其与供应商之间的贸易纠纷时，保理商应该要求供应商承诺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协助保理商追讨债款。特别是因债务人所在国家法律对于保理商直接针对债务人提起诉讼设置障碍时，保理商应要求供应商承诺：不管是通过法院还是其他方式进行诉讼，都应该对保理商的诉讼进行配合，必要时保理商可以联合供应商或使用供应商的名义进行诉讼。
（4）追索条款。保理协议应规定:如果对己保理的应收账款债务人针对供应商提出抗辩、反索和抵消主张时，保理商将有权解除保理协议,并对其支付的预付款向供应商行使追索权。
(二)深入调研保理商法律风险，事前做好保理业务当事人的资信审查工作
资信调查是保理商控制风险的主要依据和保障业务正常运行的手段。可以说，做好了保理业务当事人的资信审查工作，保理业务的信用风险的防范就成功了一半了。
（1）对供应商的审查。供应商的信誊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保理商能否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因此在与供应商签订保理合同之前，保理商必须对供应商的信用状况进行审查。应对供应商进行资格审查，看供应商是否为经营正当业务的合格法人，其产生应收账款的业务是否在其经营范围之内，还应审查供应商的财务状况、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行业经验及经营业绩等，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评定供应商的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从而定是否做这笔保理业务。
（2）对债务人的审查。债务人的债务状况和偿还能力将直接决定着银行保理商能否成功地追收账款。保理商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取决于行保理商所核准的信用额度。因此，作为银行保理商核定债务人的信用额度的主要根据，对债务人的资信调查显得尤为重要。银行保理商应该利用其广泛的分支机构和网络，或者利用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1)的网络和官方及民间的商情咨询机构，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有关债务人的信用信息，对债务人的负债情况，债务的集中程度，销售能力和偿还能力进行严格的审查，从而决定是否提供保理服务或何种保理服务。
（3）对对应保理商的审查。选择资信状况好、对抗风险能力强的保理商，是防范对应保理商的信用风险的关键。出口保理商和进口保理商要慎重选择对应的保理商，事先对对应的保理商的资信状况、风险对抗能力等作严格的审查。
（三）完善我国的保理业务法律体系，为保理业务风险防范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还是一块亟待开发的沃土，我国目前没有关于保理的专门法规。国际保理业务主要依据《国际保理公约》这一惟一的国际法及〈〈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执行，而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入世”之后，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是国内融资市场所而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市场前景。针对日前我国发展保理业务的需要，应该由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际保理公约》和〈〈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尽快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保理业务管理法规和操作细则，加强对中国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监管，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资信良好、实力雄厚的保理公司，推动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快速健康发展。
注释：
[1]白志潮：〈〈浅谈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12月
[2]吴胜林张一帆：〈〈我国国内保理业务的信用风险分析〉〉，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9月
[3]仇志刚李恒：〈〈我国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的信用风险及其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4年2月
参考文献：
[1]朱宏文：〈〈国际保理法律与实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版
[2]于立新：〈〈现代国际保理通论〉〉，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
[3]弗瑞迪：〈〈保理法律与实务〉，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白志潮：〈〈浅谈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12月
[5]吴胜林张一帆：〈〈我国国内保理业务的信用风险分析〉〉，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9月
[6]仇志刚李恒：〈〈我国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的信用风险及其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4年2月
保险法规篇4
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对《保险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再次强调保险业合规经营的重要性。随着国家对保险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中的重要性愈加突显，它不仅推动保险业的持续发展、促进监管政策落实，还可以促使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培养保险业人员的合规意识。但是新形势下保险业合规内控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合规意识亟待增加、合规组织架构亟待强化、合规执行力亟待加强。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新形势、新《保险法》背景下保险业的发展状况，着重于探讨依法合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促进保险业依法合规的有效措施。期望本文结论为保险业持续发展、合规经营有所启示。
关键词：
合规经营；保险业；重要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保险业占用GDp约为8％～10％，而我国保险业占GDp总收入约为2％，在世界上的排名约为80位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保险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在近十年来，不断加大保险业的发展力度，逐渐呈现出经营业务专业化、保险市场体系化、市场竞争有序化、保险制度创新化、保险产品合格化、经营管理集约化、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十二届全国人大对《保险法》的重新修订再次强调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保险业发展趋势见好的背景下，仍然呈现出诸多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形势下保险业的发展状况，详细阐释保险业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相关的优化对策。
一、新形势下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新形势下保险业的发展状况主要呈现业务专业化、结构调整深度化、经营效益显著化、资本实力增强化的强势发展趋势。首先，就业务专业化而言，我国保险业2014年实现收入2万亿元，总资产达到10万亿元，同比增长17．5％；而我国人身险保费实现收入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2％，总保费收入也达到7203亿元，实现同比增长16％。其次，就结构深度化而言，我国健康保险增长41．3％，且仍然呈现强势上升，民生保障保险增长77．2％，实体经济保险增长66．1％。再次，就经营效益显著化而言，我国保险公司综合收益率达到9．2％，同比增长5．1％，投资收益率达到6．3％，同比增长1．3％。最后，就资本实力增强化而言，保险业净资产增加1．3万亿元，同比增长56．4％。除此之外，我国保险业还呈现行业发展活力极大激发、服务大局能力不断提升的良好发展势态。
二、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伴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开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保险监管工作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风险防范（保障）夯实供给侧改革基础，二是通过深化改革（手段）培育供给新动能，三是通过服务民生（重点）提高保险供给质量。因此《保险合规年会暨中保协合规专业委员会年会》明确提出，保险业要强化依法合规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准确把握保险合规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高合规管理能力，充分实现合规效能。
1．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性
依法合规经营在保险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依法合规促使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公司内部的违规行为可以通过依法合规部门进行上报调查，起到监督和管控的作用；二是促进了监管政策的落实。在保险企业内部构建合规经营机制，可以提高监管标准、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关政策的落实；三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合规意识。依法合规机制构建约束工作人员的违规事件，加强对工作人员合规事件的培训。鉴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依法合规经营对保险业而言非常重要。
2．依法合规经营的必要性
依法合规经营对保险企业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经济各领域发生重大转变的新时期，更加迫切需要促进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保险合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在新常态背景下，保险业依法合规经营显得更加重要，它的作用更加突显，只有保险业依法合规才能保障其发展协调、经营稳健、风险防范，才能构建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依法合规是保险业创造价值的核心要素，新常态下的金融监管重心逐渐转向风险监管，保监会建立了风险导向的偿二代分类监管体系，合规风险评价被纳入到偿二代监管体系中，与资本金要求直接挂钩。鉴于以上两方面，依法合规经营对保险业而言非常必要。其次，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合规是保险经营管理的必然选择。依法合规经营的能力日益成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广大保险公司的合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业要牢固树立“合规从高层做起”、“合规人人有责”、“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增强合规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及时性，增强监管制度执行，加大问责力度，以全面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充分实现合规效能，就必须构建依法合规机制。同时，依法合规也要求保险业在未来将着重从重视保险法律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合规导向、完善合规监管制度、切实规范合规工作、强化多种方式的监督引导、提高保险行业合规水平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合规监管与落实合规责任。
三、促进保险业合规经营的有效措施
1．确保保险业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保险业要适应“依法治国”趋势，构建依法合规机制，就必须确保保险业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一是要主动适应风险因素从相对简单向错综复杂的转变。新形势下保险业的传导途径、诱发因素、风险规模等均大幅度增加，例如互联网环境带来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风险，经济去杠杆化带来的资金运用风险等；二是要主动适应发展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目前我国保险需求、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均达到了市场平衡，保险在不同的领域均有所发展，且未来在投资工具、投资地域、投资领域等方面均会获得重大突破，因此要把握集约经营带来的资产管理创新、负债产品创新；三是要主动适应竞争格局从分业经营向产业融合的转变。原来我国长期实行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保险业的竞争格局相对简单，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产业间的关联度逐渐增强，保险业的市场形态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例如保险业的行业壁垒逐渐被打破、产业链条逐渐延伸、新型业态开始进入，因此保险企业必须持续强化行业的发展底蕴和竞争优势，发展新业务增长点，巩固传统市场，创新发展模式，更新发展理念；四是要主动适应监管方式从强调管制向放管结合的转变，主动适应行业发展从自身意愿向国家意志转变。总之，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确保保险业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是对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反馈与政策的有效运用。
2．强化合规认识，加大监管力度
强化合规认识、加大监管力度是促进保险业合规经营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要创新工作人员培训与教育方式，加大企业内部合规宣传教育，保证协调性、提高针对性、强化协调性，通过信息化平台创新员工合规教育模式，尽力通过违规惩罚使工作人员“不敢违规”，通过信息平台透明化使工作人员“不能违规”，通过加大宣传使工作人员“不愿违规”。其次，要整合信息资源，充分利用信息化渠道实现信息共享，使保险合规监管事项都要做到风险可控、有效、权威、准确，同时要建立风险提示制度，保险企业内部各级按时提交风险点跟踪报告。最后，要加大监管力度，一是要颁布内部相关法律制度，二是要引入经济审计，通过动态审计和数据审计监管保险业的合规发展，三是要建立督查队伍，对上岗员工要进行严格审查，同时要制定回访制度。
四、结语
总之，强化合规认识、加大监管力度是当下保障保险业产业调整、强势发展的重要措施。四、结语保险业是我国逐渐加大支持力度的行业，目前正呈现强势发展态势。在依法治国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背景下，依法合规是保险经营管理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虽然近十年来保险业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不足，非常有必要研究保险业依法合规的重要性。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保险业依法合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保险业要构建依法合规机制，就必须确保保险业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强化合规认识、加大监管力度。但限于篇幅，本文对其优化对策等只能简单阐释，期望后续研究可以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白一多．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经济月刊，2014，（10）．
［2］项俊波．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现代保险业的发展［J］．保险研究，2015，（2）：3～13．
保险法规篇5
总结我国金融保险政策法规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对银行保险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政策法规有两个方面:一是扶持发展型，即促进银行保险业务、加强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文件;二是规范经营型，即规范银行保险公司业务，防止销售误导、降低行业风险。扶持发展型政策法规为:1992颁布的《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规定了银行、邮政等机构兼职保险业务的经营活动，推动了银行保险在我国的发展。1993年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结合我国当时金融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扶持金融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文件制定了“分业经营，兼业”的基本制度。1995年实行和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贯彻执行了“分业经营，兼业”的基本制度，在法律上保证了这项金融基本制度的运行。2000年颁布的《关于加强保险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法律上认可了银行保险，制定了独家的模式。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从法律上制定了“一对多”的模式，打破了数量的束缚，让银行保险市场化率得到了巨大的提高。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鼓励了保险公司和银行的资本融合，使银行保险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规范经营型政策法规为:200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变相增加了保险公司核保要求;在银行保险产品销售增加了提示风险义务，提高了对银行保险销售人员的要求;提高了对保险业务的银行的要求，新《保险法》从法律上规范了寿险的发展。2010年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取消了保险公司人员驻点，采取了具体的客户风险提示措施，减少了银行保险公司的数量。银监会采用具体措施整治销售误导和欺诈现象，使银行保险的销售模式、从业人员和合作模式都发生了变革。2010年的《关于严格规范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激励行为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激励行为的通知》，规范了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激励行为，从销售误导和欺诈的根源入手，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银行保险的风险。
二、政策法规对银行保险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立
1．样本选择影响银行保险市场的变量众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变量有人民币储蓄利率的变化、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国民总收入情况、证券投资市场情况等。法律因素选择200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政策因素选择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由于行业数据缺失，所以选取2005—2011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险会、中国证监会、中国统计局的官方网站。
(二)回归分析
1．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只有同阶单整才能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进行分析，所以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应该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否则可能产生虚假回归。常见的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方法有以下四种:利用散点图进行平稳性判断、利用样本自相关函数进行平稳性判断、单位根检验、aDF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银行保险保费收入(b)、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成产总值(gdp)、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rrr)、上海证券综合指数(sse)在1%的置信水平下均不平稳。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5%和10%分别平稳。在10%显著水平上，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可以拟合模型回归。2．oLS回归dlnb=4．69dlncpi+1．451dlngdp+3．761dlnr－6．031dlnrrr－1．212dlnsse+1．954season－0.61aw2009+1．506regulatery2006－0．132regulatery2010－0．507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较高，F统计量不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lncpi)和2010年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regulatery2010)的t统计量太小，系数估计不显实证结果可得如下估计方程:dlnb=1．4764dlngdp+3．7102dlnr－5.5644dlnrrr－1．0435dlnsse+1．9556season－0.5642law2009+0．4807regulatery2006－0．5283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较高，F统计量不大，p值接近于0，说明模型可靠。
(三)实证结论
1．国内生产总值与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说明了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当国民拥有更多的财富时，选择银行保险作为理财产品或者风险保障工具的人就越多，这反映了国民经济整体情况对银行保险的影响。2．一年期存款利率与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一般认为银行保险产品和定期储蓄互为替代品，两者的关系应为负相关，但是实证结果显示为正相关。原因可能为:首先，利率提高吸引更多的人走进银行，间接地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银行保险产品，提高购买的可能性。其次，利率上升使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更具有吸引力，从而使更多的客户选择银行保险产品。最后，近年来银行保险监管部门逐渐规范银行保险销售行为，强调不能将银行保险产品收益率和存款利率作比较，弱化了人们对于银行保险产品和定期存款互为替代品的观念。3．存款准备金与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负相关关系。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银行上交更多的存款准备金。这一方面将减少社会上的流通资金，另一方面减少了银行资金，降低了银行开展银行保险业务的积极性。这种影响主要是政策对销售渠道的影响，反映了银行的销售策略和战略意图对银行保险业务的关键作用。4．股票市场指数与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负相关关系。股票、基金、银行理财产品是银行保险产品的主要的替代品，股票市场指数反映了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的景气情况，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了他们之间明显的替代关系。5．季度因素与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会在每年末压单，放到来年一季度完成，配合保险公司“开门红”的策略，造成了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在一季度非常高。6．2009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负相关关系。新《保险法》明确了保险合同成立时间;要求银行赋予风险提示义务，保障投保人能知悉合同内容;提高了代销要求，确保合规开展保险业务。这些条款增加了银行保险产品销售的难度，并且提高了要求，降低了银行保险保费收入。7．2006年6月解除资本融合障碍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与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保险公司和银行在资本上融合，使双方在渠道、信息、战略上保持高度的协同和一致，有力的促进了银行保险的发展。
三、政策建议
(一)加强股权合作是有效策略
银行保险是指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的战略［2］，加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权合作，通过股权关系来提高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关系，是达到银行保险一体化经营的途径。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行业繁荣，通过加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权融合来促进银行保险的发展。2006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解除资本融合障碍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颁布后成立了很多金融控股集团，例如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中信集团，事实证明金融集团推动了银行保险产业的发展。加强建立金融控股集团，在共享集团资源的情况下努力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而集团则可以获得各行业的利润。在这种模式下，资源分配和利益分享机制上有了更好的调控手段，使原来各自的经营成本在集团框架下被“内部化”，因而减少双方合作产生的摩擦成本，有利于业务向纵深推进。同时，银行和保险双方可以共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将银行的“理财”和保险的“保障”结合起来，建立金融产品全方位服务的产品结构。
(二)规范专业经营是发展基础
近来银行保险的风险越发明显，这不但制约了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也为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带来了隐患。我国的监管也从扶持行业发展，逐渐转变为规范行业经营。2009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立法上进一步加强对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保护。2010年11月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则提出了具体措施，控制银行保险日益严重的风险问题，挽回银行保险越来越差的口碑。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政策法规的指引下走规范、专业经营的道路。首先，银行保险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保险公司和银行要加强对银行保险从业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建立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业务水平，减少操作失误。其次，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现阶段虽然保险业是市场化经营，但是由于竞争激烈、制度不完善，现在的保险公司均没有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因此保险公司急需转变自己的观念，真正做到以客户满意为向导。保险公司应该意识到客户是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3］。
(三)转变盈利模式是根本出路
保险法规篇6
关键词：保险 道德风险 根源及表现 立法规制 受益人
一、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根源及表现
(一)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根源其主要根源是：一是法规约束不严。现行《保险法》及其它约束保险当事人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文规定尚需完善。如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忽视了被保险人作为告知义务信息的载体与合同关系人的身份，排除了被保险人应承担的如实告知义务，忽视了大多数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必然对被保险人询问的客观事实。再加上保险业监管措施不力、执法不到位等，使得诚信的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二是信用基础不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然而与现代金融活动相适应的信用体系却严重失缺，市场参与者的信用资料严重匮乏，信用法规体系不完善，对失信行为缺乏必要的惩治机制。结果导致市场参与者只关注其即期经济价值和个体利益，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商业行为非常不规范，不讲信用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因素从外在环境上形成了对我国保险业诚信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道德风险，阻碍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三是经济利益驱动。在保险业中，竞争日益激烈，各市场主体行为分散化。投保方与保险人的利益根据市场规则和自身的价值取向，独立采取行动，在缺乏道德约束、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各方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引发道德风险。
(二)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保险中道德风险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虚构保险标的。保险的机能在于进行损失补偿，进而确保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定。这种补偿不是恢复已被毁损、灭失的实物，也不是赔偿实物，而是通过支付货币的方式来实现。因此，风险事故所导致的损失，必须是在经济上能够计算价值的保险标的。即“无标的，无保险”，否则，保险的赔偿将无法实现。保险标的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法》第12条第4款)。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如实告知是投保人在进行保险行为时的义务，虚构并不存在的保险标的以骗取钱财是与保险法的规定与精神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典型的诈骗行为。二是故意违反如实告知和保证的义务。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诚信原则)，也适用于保险法律关系。所谓诚信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以善意的心态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即任何一方当事人对他方不得隐瞒欺诈，必须善意地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保险行为中，主要是要求被保险人投保前和发生保险事故后承担如实告知和保证的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鉴于保险的特殊性，保险合同对于诚实信用程度的要求，远大于其他民事活动对当事人诚信义务的要求。在长期的保险实践中逐步积淀和形成了“最大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当事人违反这个基本原则所面临的不仅是道德的谴责，更有法律的惩戒。三是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是指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如果没有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需要进行任何赔偿。这样在实际生活中有人就故意编造一些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提供虚构的证明材料，造成人身损害，以从保险人那里骗取保险金，通常是骗取巨额保险赔偿。四是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故意制造财产损失或造成人身损害，以从保险人那里骗取保险金，是保险道德风险的主要形式。为了牟取巨额赔偿，投保人往往制造人为事故，如在货物运输、仓储方面故意制造事故、毁坏货物等。近些年来，人为制造保险事故的案例在我国已经出现，并有不断上涨的趋势，在人寿保险中还出现了先投保人寿保险，然后杀害被保险人以图谋保险金的案件。人为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尤其是在人寿保险中图财害命行为，所破坏的不仅是金融秩序，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五是故意扩大损失的程度。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被保险人的一个基本义务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立即通知保险人并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施救以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这是一项基本义务。此外，保险道德风险还有诸如故意重复保险、超额保险等。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可能更加多样化，甚至会出现同种形式交织于同一案例的情形。
二、保险中道德风险在立法上的应对规制
(一)完善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保险合同中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不断完善保险法律法规，实现对射性、非等价性负面作用的有力制约，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条文存在缺陷，保监会可以先行制定补充规定、解释等来弥补《保险法》的缺陷，保险人可以在合同中增加辅助条款，明确被保险人也须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如果具备条件，还可约定由被保险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即能起到防范道德风险的作用，又可弥补投保人投保目的落空所致的损失。设立免责条款，规定在某一特定数额或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这一条款建立的根据在于激励原则，即认识到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激励问题，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风险损失，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以及在损失发生后竭力控制损失程度。但这一条款的设立，需要审慎思考，以避免保险公司不当利用该规定，规避其责任，而侵犯投保人的合法利益。
(二)借鉴外国保险中介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中介制度针对当前保险中介管理混乱、容易出现道德风险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完善保险中介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对保险中介机构准入实行许可证制度，对其退出制定合理的强制性退出与自动退出条件，而对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准入应由《公司法》、《保险法》以及相关中介管理条例从严控制并坚决贯彻执行，其退出制度则可由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依法规做出并制定出终身禁止条件，加大其违规成本。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保险中介人行为规则，由监管部门和中介协会及保险公司共同来进一步完善包括中介人的业务范围、执业规则和行为准则在内的各种行为规范并严格执行，建立和完善保险中介人报酬支付规则及惩罚规则，尽快实行差别佣金制，界定佣金管理权限及支付方式。
(三)借鉴相关法律规定，完善保险内容一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建立适当过错推定制度。针对保险道德风险的具体情况，在处理保险诉讼中，可以适度地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建立投保人过错推定原则，即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理赔时，应先推定投保人有过错。投保人若不能证明其无过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在保险理赔中，将举证责任的负担通过法律合理地分配给投保人，有利于弥补保险的信息滞后性，进而防范保险道德风险。二是借鉴《合同法》的规定，建立损害赔偿制度。借
鉴《合同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若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过错导致保险合同无效，过错方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还要对因此而给保险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以体现诚信原则的本质内涵。三是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建立双倍返还制度。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双倍返还制度，若因保险方欺诈导致保险合同无效，过错方双倍返还所收取的保险费用和因此而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以示对诚信原则破坏的惩罚。
(四)建立保险道德风险激励制度以上是从立法上加以考虑的，而对于保险人来讲，为了避免更大、更多的道德风险，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如建立保险金返还制度和有奖举报制度。所谓保险金退还制度，是指若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遵守诚信原则，在运营中和其没有投保时一样谨慎行事，避免了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人可以按保险金的一定比例予以返还。这一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激励的原则，将有利于提高被保险人的防灾意识，减少道德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虽然减少了保险受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因为减少了道德风险压力而获益。有奖举报制度也是保险公司可以采用的一种措施，是借用第三者的监督来减少道德风险。社会公众或组织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及事故发生后怠于采取措施以控制损失扩大的行为进行举报，保险人可以在索赔额限度内按一定比例给举报人以奖励。这样，就建构了一个保险人、投保人之外的社会监督环境，从而可以最大限度铲除产生保险道德风险的土壤。
三、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一)受益人合法资格的取得及继受条件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还规定：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据此，受益人的产生途径有：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直接指定；投保人指定经被保险人同意。法律只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其生命和身体作为保险标的，是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他(她)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而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又无法由其本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如何处置支配合同中享有的这种权利，只能是权利者(被保险人)所独有的权利。同样变更已指定的受益人也只须被保险人单方意思表示，而不需征得原受益人或保险人的同意。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有观点据此认为，受益人的变更需要经过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书面通知以及保险人批注两个程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受益人变更完全是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单方面的主动行为，只要符合法定要件(书面形式)并履行通知义务就应当生效。而批注是保险人的责任，是保险人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其是否批注、如何批注则与变更人无关，不能约束被保险人、投保人。以“未批注，则不生效”来抗辩，无异于赋予保险人以变更的决定权，没有法律根据。但实践中对何为通知以及谁来履行通知义务也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通知只能是直接表示受益人变更的文件，且应当由变更者本人来通知保险人；有观点则认为，通知是一切能够表明变更受益人为真实意思表示的文件，通知人可以是变更者本人，也可以是其继承人、受益人。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理由是：受益人的变更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应着眼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能够证明指定人变更了受益人，就应该充分尊重其意见，而不应当拘泥于通知的形式。单独的、直接的文件可以，其他形式如信件、遗愿也可以；如前所述，受益人变更实行的应当是到达生效主义。变更的意思表示只要能够为保险人所了解，变更即发生法律效力，而不问保险人是否批注，是否是本人通知。对于受益人的资格，法律没有特别限制，自然人、企业、公司、社会团体、事业法人、其他组织均可以，甚至国家机关、国家只要是被保险人指定的，都可作受益人。可以是有行为能力的人，也可以是无行为能力的人，胎儿以将来活产为限也可作为受益人。对受益人的人数问题，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指定，人或数人为受益人。所谓指定，是指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确定受益人的行为。按照指定时有无受益人来看，指定可以分为初始指定和变更指定。按照指定人的身份来看，指定可以分为不可撤销的指定和可以撤销的指定。还规定：受益人为数人的，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在数个自然人受益人中，被保险人也可指定原始受益人和后继受益人，原始受益人即为订立保险合同时指定的受益人，后继受益人即保单上注明的原始受益人死亡后由其受益的人。在此情况下，原始受益人的受益权优于后继受益人，而后继受益人的受益权又成为法定受益人(即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二)受益人无偿享有保险合同规定的利益，不负交纳保费的义务为促使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应对受益人的权利予以关注。受益人最重要的权利就是保险金请求权，这一权利是当事人实现合同目的的基础。此外是受益人的知情权，即知悉合同履行情况的权利，这部分权利都是围绕保险金请求权展开的，主要包括：知道自己成为受益人的权利；知道自己丧失受益权的权利；了解合同当事人及其他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知道保险事故性质、发生原因、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的权利等。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的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据此，直接签订保险合同的主体是保险人与投保人，而不是受益人与保险人。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的风险代价就是收取保险费，无论投保人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都有义务交纳保费，而作为合同中的受益人只享有被保险人给予的受益权，而无需交纳保费，保险人也无权向受益人追索保险费。在指定了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当发生了约定的保险事故(如意外伤害)或被保险人生存至一定年龄(如生存保险)，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权利，当然应由被保险人本人行使，而当发生了使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事故时，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权利则由受益人行使，尽管受益人不是直接签订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交纳任何保费)。保险人应该向受益人而不是其他人给付保险金。如果发生了保险金给付纠纷，受益人可以独立行使诉讼请求权，以原告身份至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方式强制保险人支付。
(三)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权利的行使，以被保险人死亡时开始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还规定，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概括而言，受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或者故意杀人行为均导致受益人的丧失。但笔者认为，仅规定这二种行为还不够，其他使得被保险人面临的危险程度不正常增加的故意行为，特别是故意犯罪行为，均应当导致受益权丧失。具体情况还需要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受益权的丧失
保险法规篇7
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1、退休;
2、患病、负伤;
3、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
4、失业;
5、生育。
劳动者死亡后,其遗属依法享受遗属津贴。
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
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
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为劳动者建立补充保险。
国家提倡劳动者个人进行储蓄性保险。
保险法规篇8
《保险法》第八十五条：保险公司因分立、合并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保险公司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除分立、合并外，不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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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规篇9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保险法规篇10
作者：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刘洋飞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保险业飞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允许国外保险公司进入。一时之间，“拉保险”的人增多，他们以某某保险公司的名义出现，有的称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有的保险公司也公开招聘业务员，待遇优厚。那么，保险业务员是不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保险业务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产生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基础，是弄清楚保险业务员的性质。
什么是保险业务员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保险谈起。《保险法》第2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这里出现了两个名词，即“投保人”和“保险人”。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那么，“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是怎么撮合在一起的呢？一般是靠“拉保险”的人撮合的。这个“拉保险”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
保险业务员，又称保险展业人员，是保险行业个人人的通称。依据《保险法》第25条和《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第2条的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个人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保险展业人员。个人人在经营中，自己没有独立经营场所，完全在保险公司提供的经营场所内从事经营活动，它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他们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第136条的规定对他们进行管理。
要成为保险业务员，首先要经保监会考试，取得人资格即取得《保险人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之后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颁发给《保险人从业人员展业证书》，他们才能开始保险工作。
保险公司与保险人是彼此相依的，保险人的业绩就是保险公司的业绩。所以，为了激励保险人展业，保险公司给予他们很多待遇，诸如岗位津贴、奖励、商业保险中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等。虽然保险业务员享受这些优厚的待遇，但是，保险公司不是基于《劳动法》给予的待遇，而是基于《保险法》对保险人进行的管理和激励，所以，保险业务员仍不是保险公司的雇员，双方没有形成劳动法律关系。
保险公司向社会招聘保险业务员，保险公司与保户之间开展保险业务，双方签订应当签定《保险合同书》。双方形成了保险法律关系。
有的保险公司为了留住保险人才，还把他们的档案调来保存，这不影响双方保险关系的成立。保险业务员在工作中，从保险公司领取的是佣金，而不是工资。依据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佣金要交纳营业税，而工资是不需要交纳营业税的。
产生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是行业管理规定与立法规定中使用的名词、概念不一致。
规范保险业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该法是1995年制定、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中使用的概念是“保险人”，而没有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与此相对应，保监会于1997年制定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但是，保险公司一直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等名词，尤其在制定管理规范时，例如“展业人员《基本法》”中，全部文件均使用“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
在相关的税收政策法规中，还使用过“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的名词，来表述保险人。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提供非有形商品推销等服务活动取得收入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7]10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取得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3号）。
为什么保险公司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原因之一，是因为业务员和展业员是行业通用术语。但是，即使沿用行业通用术语，那么，在制定所谓的《基本法》时也应当释明：本法中的“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是指《保险法》中的保险人。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免除了纷争。原因之二，也许因为保险公司不想从文字上让保险人感觉出有两家人的味道。
为什么税务机关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恐怕是因为保险行业使用的名词太混乱了吧！
笔者已经办理了几起保险业务员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工伤或者要求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劳动争议案件。之所以产生争议，就是保险公司自己把自己搞乱了。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保险业务员在我国有几百万人，他们都独立缴纳营业税由保险公司代扣代缴。如果保险业务员与保险公司是劳动关系，那么就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国家就要退税。所以，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原则问题，必须引起充分重视。
（作者：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刘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