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杜甫篇1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晚年惭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1]晚年的诗歌更加凝炼。诗的开头四句，写尽了历史烟尘过后的荒凉感。武侯祠的位于繁华的成都古柏森森的郊外，工整的对偶写出春天的景色。“空”、“自”衬托出武侯祠的寂寞与荒凉。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道》之五称赞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将孔明比作伊吕尚，功盖萧何、曹参。然而，这样的盖世英雄如今到了哪里？“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2]一代圣贤已入黄土，目前的人事和远地的音书都只能托给天地间的大寂寥了。英雄作土，空余碧草春色依旧，黄鹂声声依旧！
这样的沧桑感，促发英雄人生苦短的悲叹。他们渴望在有限的人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可是，正如韩愈叹惜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世有伯乐》）。[3]机遇和才志的矛盾却造成了无数的人才悲剧。“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高度概括了孔明不同寻常的一生。诸葛亮何其幸也，刘备三顾茅庐，咨之以天下大事，委之于重任，赋之以托孤之重，君臣之间，如鱼得水，无所猜忌。虽然刘备这样猥自枉屈是为了笼络人才，成己霸业，然伯乐难遇。诸葛亮感激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师表》）力挽狂澜，为无立锥之地的刘氏挣下三分天下的蜀汉基业。刘备深知自己儿子是昏庸无能之辈，故于临终前托付孔明：“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并令后主事之若父。古来才俊，几人能受到君主这样的恩宠、殊荣。刘备的几句安抚之辞，换来的是诸葛亮的感激涕零：“臣敢竭股肱之力，郊忠贞之节，继之以死！”[4]士为知己者死，几乎是风烛残年的诸葛亮，依然率领大军连年征战，又不放心昏庸的后主，临行前上《出师表》，反复叮咛嘱咐“远小人，亲贤臣”，然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渴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趁自己有生之年，拼死把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扶上皇帝的宝座，才可以无愧地面见先帝，报答他的三顾之恩，托孤殊荣。据《魏氏春秋》载：“亮使至，宣王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食不及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日夜思报效，至于累死。杜甫在《武侯庙》中叹道：“遗庙丹青古，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之，不复卧南阳。”
杜甫也像无数才志之士一样，窃比稷契。现实的残酷并没有改变他忠君恋阙、仁物爱民的初衷。“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葵藿倾太阳的本性使他面对屡屡的打击和失败，依然痴心不改，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甚至于在因贫寒交困，幼子饿死的情况下，还要“默思失业徒，因念远辛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心中依然装的是天下苍生。安史之乱，杜甫陷于叛军，被押至长安，面对破碎的山河，他忧心如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以至于白发搔落。后有幸逃脱长安，他历尽艰辛，不远千里奔赴凤翔，追寻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诗人，九死一生之后站在肃宗面前，感动了君王。五月官拜左拾遗，自以为得到了报效朝廷机会的杜甫涕泪交流，思感皇恩，哪里想到，因疏救房绾，触怒肃宗，八月即被放还州。“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路犹恍惚。”（《北征》）遭弃的杜甫，不愿离开，一步三回头，依依难舍。非是贪慕富贵，而是担忧主上有失，挥泪远行，却念念不忘东胡未平，以至于行路时神思恍惚。沿途看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国家处于动荡和危险之中，诗人肚肠寸断，幻想着大唐帝国的中兴：“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哀莫大于心不死。如果心死了，放下包袱，反而没有了沉重。唯有屡受打击，心却不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每一轮的挫折和失败都会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心头流血的疼痛与凄楚，痛到深处，人何以堪！
刘备为了得到贤才而三顾茅庐，杜甫千里迢迢寻肃宗，却被拒之门外。“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至今。稽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用垅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遣兴五首》）蛰龙伏于野，志在九天，老鹤不改万里翱翔之心。稽康遭戮，孔明得遇知音。岁月已晚，大材不用，终成枯林。岁月无情，忽乎老之已至的诗人虽有“材大难为用”的忧愤，仍然不改其壮心，依然不肯做“萧洒送日月”的隐士。《秋兴八首》表达了晚年的诗人虽流落他乡，仍心恋京华故阙的宿愿。“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秋兴八首》之二）被命运抛弃，风烛残年的老人，每日独坐在夔府孤城，痴痴遥望京城方向，直至夕阳西下，耳听凄凉的猿啼，心念着朝廷社稷，望眼欲穿。“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秋兴八首》之五）身在万里之外的江湖之野，梦里又回到了朝堂之上，致君尧舜，醒来却在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巴蜀，镜中已是满头白发，自己的壮志雄心，自己的济世之才，终究要埋入土灰，却无人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5]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一向以出仕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怀抱“兼济天下”的才志，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然而，才志和机遇并不是一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难遇。即便是少数的佼佼者得以一展才志，也往往落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诸葛亮是幸运的，先主信任恩宠有加，后主奉之若父，身为蜀相，实掌国政，在历史的舞台上，尽情施展，甚至和帝王一起享受后世的香火。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中吟道：“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命运总是弄人，诸葛亮竟然在出师北伐未获全胜的时候，过早地陨落于五太原了。陈寿说：“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6]就是这样一个才志盖世、又遇千载难逢机遇的幸运儿，熬尽了毕生的心血，也没有实现自己一统汉室江山的宿愿，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刘氏父子规划的霸业蓝图，挣下的三分天下，随着他生命的耗尽，也日渐走向穷途末路，最终灰飞烟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非才不足，非无机遇，怎奈苍天无情，命运弄人，以至大事未成，空余遗恨，死难瞑目。孔明尚且有此遗恨，怎不让人产生强烈的悲剧感和幻灭感，后世士人怎不扼腕长叹人生的残酷与悲凉，为自己，为孔明，为天下所有的英雄，泪洒青衫。
公元770年，一代诗圣在寂寞中长逝。《蜀相》即是这一年写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站在寂寞的荒郊古庙，凭吊已逝的英雄，诗人老泪纵横，残阳如血，春草无情，英雄末路，天地无语。用漫长的一生，也没有追寻到那个美丽的梦幻。“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7]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卷二，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读杜心解》，浦起龙，中华书局，1977年，下同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三国志选注。诸葛亮传》，缪钺，中华书局，1959年
[5].《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同[4]
蜀相杜甫篇2
2、杜甫（公元712—公元770），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唐代著名诗人，世称“诗圣”，生活在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
3、原籍湖北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世人由此称杜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
4、公元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746年赴京应试，落第后旅居长安京兆（长安）杜陵。杜陵在长安城东南，古为杜伯国，汉宣帝在此筑陵，才改名杜陵，在杜陵东南十余里有小陵，称少陵，为汉许皇后葬处。杜甫在诗中常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因此后人亦称杜甫为杜少陵，杜甫草堂就又被称为少陵草堂。
5、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入蜀，在这里筑茅屋而居，前后住了四年，并写诗240余首，包括《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三别”等名篇。765年携家经水路出蜀。后飘泊于荆、湘，以舟为家，770年病逝于湘江舟中，卒年59岁。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之。
蜀相杜甫篇3
关键词：杜甫；盐业；盐井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作中对唐代社会有着较多的描述，其中关于唐代盐业经济的诗文，为我们了解唐代盐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虽然作者是从文学角度描述了唐代盐业生产和盐业运输，但如果我们结合相关史料就会对这一问题得出贴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杜甫笔下的盐业经济与他个人的经历是紧密相连的，他所述的盐业生产情况大多是他流离西北和西南地区时的所见所闻，是真实可靠的。乾元二年秋，关中旱灾，杜甫弃官赴秦州(甘肃天水西)投靠从侄杜佐。是年十月，又受到同谷县令的邀请，杜甫离开秦州到同谷(甘肃成县)，途中，他目睹了成州长道县盐井的生产规模与销售情况，因作《盐井》诗。
在《盐井》诗中，杜甫对当地盐井的生产规模、盐的贩运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描写煮盐的盛况：“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煮盐的卤气浸渍着周围的草木，使草木枯萎，但是官府根本不管这些，继续煮盐，所谓“青者官盐烟”即是指此。随之，杜甫又描述了汲井之苦和产盐量之大。“汲井岁，出?日连连。”“汲井岁”描写的是用滑车直接悬挂于覆盖在井口的井架上，使用木桶采汲卤水。“出?日连连”描述的则是食盐外运的情况。盐在贩运过程中，无论官私都获利颇丰，“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官府所卖之盐每斗三百钱，而到商人卖出时则每斛六千钱，每斗盐增加了三百钱。作者讥讽道：“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最后，杜甫感叹道：“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既感叹官府盐业政策的不当，也流露出对公私趋利的不满。
长道县产盐大约从西汉时已经开始，西汉在陇西郡设有盐官，管理盐业生产①。北魏时期盐的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云：“西汉水又西南迳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人焉，水北有盐官，在幡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汉书·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到了唐代，长道县所产的盐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供应来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成州》“长道县”条云：“盐井，在县东三十里。水与岸齐，盐极甘美，食之破气。盐官故城，在县东三十里，在幡冢西四十里，相承营煮，味与海盐同。”《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记载，秦州天水郡的长道县，“有盐”。与之毗邻的成州同谷郡的上禄县“有仇池山，有盐”。关于仇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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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产盐之事，《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云：“《开山图》谓之仇夷，所为积石嵯峨，??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成州》“上禄县”条记载：仇池山，“其地良沃，有土可以煮盐”，可见上禄县产盐从北魏以来即是如此。杜甫所见只是当地井盐生产的基本过程。他在诗中所记述的官府专卖盐及中间商人加价盘剥普通民众在史书中也有所反映。《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云：“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杜甫在诗中所描写的就是在第五琦“初变盐法”以后成州长道县的盐业经营情况。官府控制了盐业的生产和最初的批发销售，而商人则转手买卖，官府和居间商人都获利，而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则不堪重负。
杜甫到同谷后，并没有得到邀请他的县令帮助，他离开同谷县到达成都。在成都生活的几年间，诗作中对成都附近的井盐生产也多有记述。上元元年初冬，杜甫由成都回归在城外的草堂，写下《出郭》，其中有“远烟盐井上”，描述了蜀地的井盐生产情况。仇兆鳌注云：“蜀有火井煮盐者，初以柴火引发，后火起井中，连日不断。远烟，即煮盐之烟也。”可见在唐代井盐生产中，“火井”煮盐也有所增加。
永泰元年五月至九月，杜甫携全家辗转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九月至夔州云安县，在是年十二月一日所作的诗中有：“负盐出井此溪女”。仇兆鳌注引《马岭谣》曰：“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张远注：“云安人家有盐井，其俗以女当门户，皆贩盐自给。”①大历元年暮春，杜甫到达夔州。他不仅对云安县盐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女性艰苦劳作给予了深深的关注，而且对夔州当地女子当家，“土?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的风俗深感不满，对女性辛勤劳作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战乱过后，男子的大量死亡，使更多的女性无法出嫁，而出嫁的女性，又因当地的社会风俗，每日外出劳作，“十犹八九负薪归”，“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杜诗臆解》云：“登危采薪，集市卖钱，以供给一家，且不顾死生，而兼负盐井，其劳苦极矣。”②大历二年夏，河东、河南、江浙、淮南、福建等道55州遭水灾，蜀地可能也有水患，杜甫在《滟?恕分杏小凹挠镏酆蕉衲晟伲?莘?尉?峄平稹薄3鹫作∽ⅲ骸吧倌晡蘩担?鹄?嵘??式淦浞?我灾澜稹！敝旌琢渥ⅲ骸胺?尉?灾鸷窭??赜谐聊缰?迹?使?越渲?！雹酃赜谫缰莶?蔚那榭觯?缎绿剖椤肪硭氖?兜乩碇舅摹芳窃兀嘿缰菰瓢部に?羲南刂校?罱凇坝杏腊簿?喂佟保辉瓢病⒋蟛?忌琛坝醒喂佟保恢抑菽媳隹ち俳?亍坝醒巍薄4罄??暝??西，杜甫诗中有“煮井为盐速”之句，记述夔州的地产。仇兆鳌注引《蜀都赋》：“滨以盐池”。刘曰：“盐池出巴东北新井县，水出地如涌泉，可煮为盐。”④杜甫所描写的当是他所经过地区盐业生产状况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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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二月一日三首》，(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②《负薪行》，(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杨伦在诗题下注：“伤劳妇也。”(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新1版。
③(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新1版。
④《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杜甫的诗中只是记述了他在成都、云安、夔州等地所见的产盐情况。关于西南地区产盐的情况，《元和郡县图志》和新旧《唐书》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信，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杜甫诗作的重要参考。《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记载，唐代全国有盐井六百四十，“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剑南道上》记述有各州产盐情况，在简州阳安县有“阳明盐井，在县北十四里。又有牛?等四井，公私仰给”。在乎泉县有“上军井、下军井，并盐井也，在县北二十里、公私资以给取”。在资州内江县有“盐井二十六所，在管下”。银山县有“盐井一十一所，在管下”。戎州义宾县有“秋溪盐井”，因县境内有大秋溪而得名。《剑南道中》记述嵩州昆明县有“盐井，在县城中。今按取盐先积柴烧之，以土洒水，即成黑盐”。这一地在汉代即开始盐业经营，此县“本汉定笮县也，属越嵩郡。去县三百里，出盐铁，夷皆用之，汉将张嶷杀其豪率，遂获盐铁之利”。《剑南道下》梓州?县，“县有盐井二十六所”。在通泉县有“赤车盐井，在县西北十二里。又别有盐井一十三所”。而盐亭县的得名是北魏恭帝时“以近盐井，因名”。在永泰县有“大汁盐井，在县东四十二里。又有小汁盐井、歌井、针井”。绵州阳泉县有“阳下盐井，在县西一里”。在遂州蓬溪县，“县有盐井一十三所”。普州安岳县，“县有盐井一十所”。普康县，“县有盐井三所”。安居县，“县有盐井四所”。普慈县，“县有盐井一十四所”。荣州的旭川县之得名也与盐井有关，“因县有盐井号旭井，取以名县”，并在贞观元年设置此县。和义县，“县有盐井五所”。威远县，“县有盐井七所”。公井县的取名也与盐井有关，“县有盐井十所，又有大公井，故县镇因取为名”。应灵县，“县有盐井四所”。陵州仁寿县有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盐井，“陵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益部盐井甚多，此井最大。以牛皮囊盛水，引出之役作甚苦，以刑徒充役”。东汉末年，张道陵曾在此开凿盐井，相沿不断。贵平县，“平井盐井，在县东南七步”。在泸州绵水县，有“可盛盐井，在县西北一十一里”。在富义县的“富义盐井，在县西南五十步，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其余亦有井七所”①。稽诸史书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杜甫以自己亲眼所见，向我们描述了当时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井盐生产的状况，特别是女性在盐业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看出，唐代的盐井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部，以剑南道东川和剑南道西川为最多。
杜甫的诗作还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川西平原盛产的麻与东南沿海的盐，通过长江航运进行交换的情况。《旧唐书》卷五十六《萧铣传》记载，武德四年，“高祖命赵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发自夔州，沿流而下。庐江王瑗从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去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去夏口道以图(萧)铣。”当时，赵郡王李恭在夔州“大治舟舰，肄水战”。在李靖的帮助下，“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沿江东下进军，迫使萧铣投降②。唐太宗为了灭高丽，贞观二十二年“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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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剑南道条》记载，阆州新井县“界内有盐井”。泸州富义县，“界有富世盐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盐最多，人获厚利，故云富世。”《新唐书》卷四十四《地理志四》记载，阆州阆中郡的阆中、新井、新政等县，果州南充郡的南充、相如、西充等县，归州巴东郡的秭归、巴东，万州南浦郡的南浦县均产盐。《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六》记载，眉州通义郡的彭山，邛州临邛郡的蒲江、火井，简州阳安郡的阳安，资州资阳郡的盘石、资阳、内江、龙水等县，崩州越?\郡的昆明县，雅州卢山郡卢山县，维州维川郡的薛城，梓州梓潼郡的?县、通泉、玄武、飞乌、永泰、涪城等县，遂州遂宁郡的方义、长江、蓬溪，绵州巴西郡的巴西、昌明、魏城、罗江、神泉、盐泉也都，普州安岳郡的安岳、安居、乐至、普康等县，渝州南平郡的巴县、壁山，陵州仁寿郡的仁寿、贵平、始建等县，荣州和义郡的应灵、公井、资官、威远等县，泸州泸川郡江安县均“有盐”。
②《新唐书》卷七十八《宗室传·河间王孝恭传》。
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①。
杜甫在他的诗中多次提到长江下游的盐运往夔州一带，而四川所产的麻运往长江下游地区。永泰元年闰十月，郭英又为崔旰所杀，蜀地大乱。大历元年二月，唐代宗以杜鸿渐为东西川副元帅，以平蜀乱。时杜甫在云安，三月，杜甫作《客居》，反映了战乱给经济造成的危害，诗中有“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西南失大将，商旅自星奔”。战乱使交通运输受阻，蜀地所产的麻和吴地所产的盐都运不进云安，商旅都逃命去了。大历元年夏所作的《夔州歌十绝句》之七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如风。长年三老长歌裹，白画摊钱高浪中。”反映了吴地与蜀地盐、麻通过长江航运进行交换的频繁。仇兆鳌注云：“商贾贩货而竞趋，舟人忘险而争利，市舶辐辏，真西南一大都会也。”大历二年夏，杜甫由东屯迁居?L西草屋，他在《柴门》诗中描述巴东三峡水道，“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仇兆鳌注云：“吴盐蜀麻，中集夔江，又见其为一大都会。”说明夔州是沟通长江中下游地区盐、麻运输的中转站。但是长江三峡的险峻成为当时航运的最大障碍，唐代李肇指出“蜀之三峡”为“险绝之所”，“峡路峻急”，“四月、五月为尤险时”，时人有言“滟?舜笕缏恚?奶敛豢上拢讳?舜笕缗＃?奶敛豢闪簦讳?舜笕玑ィ?奶敛豢纱ァ！倍鸥Α朵?恕分杏小颁?思让还赂?睿?骼此?喑钐?酢＝?炷??裰蝗ィ?缬晔笔绷?灰鳌V廴擞孀痈杌厥祝?揽秃?汤崧?蟆敝?涿枋鲣?硕讯猿そ?皆说淖璋?5笔贝邮禄跷镌耸涞亩辔?簧檀蠹郑?胺泊蟠?匚?簧趟?小保?蚨?钟小肮侍煜禄趵??坶?於唷敝?耽凇m硖泼?s《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综观杜甫有关盐业历史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并非是为了描写盐的生产销售而作诗，他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写作的，他描写长道县的盐井是为了揭露官府实行盐业专营后，给民众生活所带来的额外负担。而对成都、云安、夔州等地女性在盐业生产中的辛苦劳作的描述，一方面是针砭当地的恶俗，另一方面是为了抨击战乱给女性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当我们仔细体味诗人的情感时，对诗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会理解得更加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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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贞观二十二年》。
②(唐)李鉴：《唐国史补》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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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杜甫篇4
就诗的内容而言,杜甫和陆游都对诸葛亮充满了崇敬,在诗中对他的丰功伟绩和高洁品质进行了多方位赞美。
杜甫入蜀后,成都武侯庙、先主祠、夔州八阵图、白帝城武侯庙、先主庙这些鱼诸葛亮有关的地方他都去过,睹物思人,随处赋诗,创作了大量歌颂诸葛亮的诗歌。“诸葛大名垂宇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的功业和威名,更表达了作者对诸葛亮的倾慕之情。连诸葛庙中的古柏都让他久久难忘,歌咏再三,“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古柏行》)作者晚年到夔州,看到武侯庙塑像残缺就给当时的官员递诗请修,诗人对诸葛亮的感情可谓深矣。
陆游自幼就有收复北方失地大志,深为诸葛亮的奇才和胸襟所打动,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推崇倍至:“少时谈舌坐生风,管葛奇才自许同。”(《宿鱼梁驿五鼓起行有感》)“少年不自量,妄意慕管葛。”(《自警》)入蜀后,诗人拜谒诸葛庙,千载而下思其为人,感慨更深:“尚思忠武公,身任社稷重。”(《谒汉昭烈帝惠陵及诸葛公祠庙》)“壮气河潼外,雄名管乐间。”(《感旧》)甚至认为他是千古奇才,远超战功赫赫的管仲:“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而当他理想落空时,想起古人的风范,更是感慨万千:“千秋有管葛,看镜汗吾颜。”(《昼卧》)
杜甫与陆游诗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诸葛亮的功业未就以及自己白首无功而发出的无奈悲叹。杜甫和陆游都身处国家四分五裂的时代,深切体会到国家的苦难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极度渴望国家的统一和安宁。但他们终其一生都只能看着国家在分裂的战火中日渐衰落。自己空有报国之志,只能一生沉沦潦倒,宿志难伸,叫诗人怎不痛心疾首。伤心人别有怀抱,看到能大展略才的诸葛亮也终归壮志落空,更让诗人情怀悲切:“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尘埃出师表,草棘定军山。”(《感旧》)杜甫的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真是字字带血,千百年来令无数英雄扼腕。
杜甫和陆游的诸葛亮诗在内容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毕竟是相隔了五个世纪的异代诗人,他们的生活时代和遭遇不尽相同,才情胸襟也有差别,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诗必然有差异。仔细阅读他们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诗歌对诸葛亮、刘备的君臣鱼水关系情有独钟,而陆游对此却不甚注意,在他的诗中多次出现的是“出师表”。缘由何在,答案只能在他们的生平遭遇中去寻找。
杜甫是一个“窃比稷与契”的人物,少年时雄心勃勃,以为取功名如探囊取物:“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惜的是,以这种幼稚的心态去取功名,即使他有解民倒悬的热情和才华,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他诗人气质的表现,也是他仕途坎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然他不会在长安十年,四处献赋投诗却一无所得。后来他到了肃宗身边,依然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虽然有满腔的忠诚,但终不为当道所容,这对诗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杜甫的一腔孤愤无处发泄,寄之于诗,就是对刘备、诸葛二人关系的高度倾羡和赞扬。“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癔宫。”(《古柏行》)等诗句都是杜甫这种感情的表达。
蜀相杜甫篇5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言方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王安石）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望城南，乃向城北，亦惶惑避死，不能记北之意。”此解清朱鹤龄从之：“‘黄昏胡骑’二句，放翁谓惶惑失道，正合当时情景；且与起二语相应。”[1]现代一些学者也有采用陆游说法的，或言“欲往城南句，写极度悲哀中的迷辋心情”；[2]或言“这说法比较圆通些”，“作‘忘城北’，或‘望南北’，虽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忘’字写的是心理活动，既凌虚不实，又显得直陈心曲，反而有矫揉造作之态，都不如‘欲往城南望城北’，写得来比较形象：心里愈来愈迷惑瞀乱了，想走回城南我的下处去；低头走了半天，才发觉我是在望（向）城北的方向走着呢！”[3]
陆游首倡的“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的说法却被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所否定。他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作‘忘城北’又有作‘忘南北’者，讫无定本。今按曲江在都城东南。《两京新记》云：‘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他诗‘都人四面向北渧，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即此意。若用‘忘’宇，第作迷所之解，有何意义？且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4]此说影响颇大，风行海内的《唐诗三百首》注本即采胡氏之解，如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说：“曲江在城南，地势最高。肃宗在灵武即位，地在长安之北。望城北，望王师的北来恢复京师。”[5]现代学者亦有持上述说法的，如萧涤非《杜甫诗选》认为：“欲往，犹将往。杜甫这时住在城南，时已黄昏，应回住处，故欲往城南。望城北者，望官军之北来收复京师。时肃宗在灵武，地当长安之北。旧注云：‘北人谓向为望，欲往城南乃向北，亦不能记南北之意。’杜甫恐不至如此神志不清。”[6]
现代亦有既不同陆氏之说的，又不同意胡氏之说的，如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就作这样解释：“杜甫家居城南，‘春日潜行曲江曲’之后，自当回到城南。然当‘黄昏胡骑尘满城’之时，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唐朝廷在长安城北，白居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回车叱牛牵向北’可证（意本陈寅恪说）。杜甫《秋兴》‘每依北斗望京华’，与此同意。‘望城北’三字正表达了诗人忧国之情，绝非心乱目迷的形象。”[7]
如是三种观点，其实都值得商榷。倘说杜甫“惶惑避死之际”竟然不能辨别“孰为南北”，大敌当前，社稷焚毁，人民涂炭，杜甫这样的举措岂不是怕死鬼的形象吗？《哀江头》写于至德二载（757）的春天；在这之前的至德元载（756），长安陷落，“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叛军）”，杜甫从长安逃出“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8]又被送到长安。在兵荒马乱、人命难保的情况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羸服欲奔行在”，其精神和胆识已非常人所具有，却怎么会“惶惑”到连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呢？既然如此胆小，怕死，“惶惑”，怎么会于此年“今夏草木长”的四月，“脱身得西走”而“麻鞋见天子”呢？难道他不怕掉头吗？所以陆游的“惶惑”说不能令人折服。又倘说曲江“‘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也似于理不通，诚如傅庚生质疑：“当然，谁也不能说当时老杜不冀王师之至，他是在万分殷切地伫望着的；问题只在这一句诗的原意是否即在北望灵武？以理度之，倘欲北望，在任何高处都可以，何必到南郊高处再隔城以望北呢？眷念官军，心‘向’北方的行在就可以了，何必当真用目去望？灵武虽在北方，相居数百里之遥，定能真个望见？原诗明明说的是在‘黄昏’，既已‘黄昏’，又云‘欲往’，然后再去‘望城北’，还能望见什么呢？”[9]中的之论，解人之未解；但傅先生的结论却回到陆游的“惶惑”说上去，恕笔者不敢苟同。再倘说“唐朝廷在长安城北”，杜甫“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也好象有些不近情理处。杜甫“潜行曲江曲”的当儿，“唐朝廷”在长安已不复存在，玄宗蒙幸成都，肃宗即位灵武，“望城北”岂不是空望？何况杜甫对于安史之乱前“唐朝廷”早已心怀不满，颇有讽刺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且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诗用对比手法，极写贵族豪华奢侈，宫墙咫尺，荣枯分明，判然两个世界，稍有良心的朝臣，谁不为之战慄恐惶，这样下去，国家要出乱子的！明刺群臣，实讽人君——玄宗！待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杜甫更是入木三分地讽刺和揭露昔日“唐朝廷”的荒淫误国：“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他寄希望于肃宗，又称快于陈将军（玄礼），就是对玄宗朝廷的鞭挞和否定。足见杜甫“忠君”绝非愚忠，他往往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忠君爱国”。《哀江头》诗中的“望城北”断非诗人“累望”那个玄宗之“朝廷”。
综上所析，前列三说，均不能释笔者心中之疑。我认为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江”指“曲江”。《太平寰宇记》：“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之。”《剧谈录》：“曲江在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开元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头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叶，依映可爱。”这里当是唐朝廷皇室贵戚游宴享乐文人学士赏景览胜之地，据傅庚生先生考证，杜甫那时可能就住在长安城南，朱雀街东的地方，常在这里盘桓。[10]诗人“潜行”到此，“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此江头行幸标为题目耳”。[11]杜甫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惨景，回顾昔日繁华热闹胜地，抚今追昔，意多哀悼，通过对比，触景生情，旨在揭示出国破家亡的根源，实由于玄宗朝廷的骄奢荒淫，统治者以“明眸皓齿”化作“血污游魂”而自食其果。这“哀”颇有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的意思，就是说“哀”而含怨，“哀”而含刺，即“过伤心之地，《江头》定激哀衷”。[12]《杜诗博议》的作者云：“赵次公注引苏黄门，尝谓其侄在进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是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按黄门此论，止言诗法繁简不同耳；但《长恨歌》本因《长恨传》而作，公安得预知其事而为之兴哀？《北征》诗‘不闻殷夏衰，中自诛褒妲’，公方以贵妃之死，卜国家中兴，岂应于此为天长地久之恨乎？”[13]所引苏辙之论，颇能启发人。但是他否定杜甫由玄宗的荒淫误国而预知唐王朝之兴衰是失之于对诗人的全面了解，仍然视杜甫为“愚忠”，实在太遗憾了。其实在苏辙看来，《长恨歌》和《哀江头》所写的是同一题材，只是白居易侧重于纪事，杜甫则侧重于抒情罢了。但是却都写了悲剧主人公的形象，或恨或哀，不无黍离之悲。不过白居易之恨“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14]带有中唐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杜甫之哀纯粹是清醒者对盛极而衰的现实的埋怨、讽刺和批判。苏辙肯定的是杜甫“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的行文之道，欣赏的是杜甫“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的大手笔，是那种跌宕跳跃、挫顿有致而“转折矫键略无痕迹”的抒情风格；他认为白居易那样“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则是极笨的法子。[15]应该说，“纪事”以“词气”为主，“注波蓦涧”，不怕顿转间断，固然可以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但不能认为详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写法就很不好。可是苏辙这种比较法给我们以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引发：既然《哀江头》的题材跟《长恨歌》相同，既然杜、白同写悲剧主人公，则笔者则认为“欲往城南望城北”恐怕就不是诗人的形象，而是悲剧主人公之一—唐玄宗的形象了。
首先，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哭”的“忆”的“泪”的“感”的是诗人，而所“哭”的所“忆”的，所“泪”的所“感”的当是悲剧主人公——杨、李。而且就这首诗而言，制造悲剧的责任杜甫认为应由李隆基来负。诗不言哀但以哀字贯穿始终，笼罩全篇很切题，很有现实性，很有时代感，他绝不是抒发自己陷于叛军的个人哀怨，而是以眼前景联想到唐皇室，联想到整个国家。读者到此，不禁发问谁把国家弄到这地步？前人有悟出其中道理者，如黄生《杜说》所云：“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且云：“善述事者，但举一事，而众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言外，若纤悉备记，文愈繁而味愈短矣。”[16]这是很得诗人之意的。其次，考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至德元载》：“（哥舒翰）麾下来告急（指潼关失守），上（玄宗）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憧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储侍，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惧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是日，上移仗北内（玄武门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及亲近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及至马嵬兵变，贵妃赐缢，国忠被杀，“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循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已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进，宿扶风郡。……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壬寅，上至散关……丙午，上至河池郡。……”[17]恕笔者繁引史料，因与“欲往城南望城北”之解关系重大。当“胡尘轻拂建章台”的时候，“圣主西巡蜀道来”（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这个逃亡天子李隆基原来是“然之”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即决定“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不料马嵬兵变，“虑违众心”，以采纳韦谔“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的建议为幌子，宿“扶风”上“岐山”“宿陈仓”上“散关”“河池”绕了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到了蜀地成都。上述所经之地如“扶风”“岐山”，均在长安城之西北，玄宗意在逃往长安西南之成都，都围绕经过长安西北州郡，岂不是“欲往城南向城北”吗？“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把“向”释为“望”不是更顺理成章吗？可见杜甫诗中所写的，乃是史实。诗人“潜行”于“曲江”，看到眼前“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情景，当时“九重城阙烟尘生，千骑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一幕幕出现，自然又想到“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唐玄宗。这样的狼狈下场难道不可哀吗？当年“霓旗下南苑”的威武一去不复返了，只落得绕道奔蜀，逃命，“明眸皓齿”的贵妃，也只剩下“血污游魂”。“江草江花岂终极”，这衬托之笔，极言花草无知，年年依旧，蒲柳自绿，又何足怨呢？倒是“人生有情泪沾臆”，“此恨绵绵无绝期”啊！这也就是杜甫“哭吞声”的原因所在。真可谓‘黄昏胡骑’二句”才真正“含当时情景且与起二句相应”。杜甫挖掘重大的历史题材，以哀情出之，既总结了亡国教训之痛，又表达了自己爱国之忱。以笔者拙见，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在仅有的二十句诗中，熔“纪事”“抒情”于一炉，诚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又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前人把它跟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长恨歌》作比较，不是没有道理的。[1]
所以《哀江头》末两句可散绎为：暮夜降临，叛贼在长安城内烧杀掠抢，闹得乌烟瘴气，血腥满城。一年前，皇帝玄宗“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似乎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绕道逃亡的血的历史可千万别重演了，“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历史悲剧多么悲哀啊！我只盼望早日收复长安，快点结束战乱，“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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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黄生.杜诗说，清康熙三十五年一木堂刻本.
蜀相杜甫篇6
论文摘要：杜诗的炼字艺术历来为学界所推崇。文章重点论述了杜诗炼字的体现、规律及成就、原因。
昔人有云：“诗要炼字，字者眼也。”杜甫作为诗之大家，其锤炼字句的功夫向为学界所推崇。宋代的黄庭坚断言，“拾遗句中有眼，篇篇有之。”对杜诗的炼字作了极高的评价——一句炼一字乃至数字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全句顿生异采，焕发精神。
一、杜诗炼字的体现
(一)炼动词
1.“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宿赞公房》
通过“荒”之与“倒”写出了秋色阑珊，物之凋零。
2.“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水静楼影直，山昏塞日斜。“——《遣怀》
“随”写出有意无意之伴随，“堕”状无声无息之滑落，边塞之悲寒飘然而来。
3.“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苦竹》
炼“自守”、“扶持”、“避”、“疑”，写出了一丛苦竹高高低低相互扶持，倩影扶疏的画面。言外之意是状似苦竹一类的人，不怕地位低，身份贱，自守清白，相互扶持奋发向上。清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唐人工于写景，杜诗工于摹意。”通过锤炼动词以见诗人幽微之深意，即意在词外。
4.“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日暮》
用“语”、“笑”、“行”、“歌”4个动词点染出了少数民族妇女、男子的粗犷、豪放、率真，与唐朝子民形成了鲜明对比。“羌妇”和“胡儿”的形象呼之欲出。
5.“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沉”。——《野望》
“风更落”是因为“叶稀”，“日初沉”是因为“山迥”!真乃鬼斧神工之状物!写出了人想不到的角度。
(二)炼形容词
1.“昼刻传呼浅，春旗簇仗齐。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晚出左掖》
通过“浅”、“齐”、“散”、“迷”、“湿”、“低”6个字表现了唐宫廷散朝时的场面，既严肃又热闹，寒冷中透出春意。《杜臆》云：“杜诗妙在气象，此于退食时，能写出委蛇气象。”炼6个字写出了下朝官员在宫廷政治面具下掩饰不住的要赶回去吃饭的浓厚的生活气息。
2.“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题省中壁》
炼“静”、“深”2字，写出了春光无限，鸣鸠与与乳燕自在享受美好时光，花自盛开，花自飘零，美丽的菟丝子在春日里静悄悄地长。在静中写出了动，在深中写出了扑面是春的浅。叶梦得《石林诗话》，“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被逐流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涵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浅深以是为序。予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如‘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当为涵盖乾坤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当为随波逐流句，‘百年地僻柴门远，五月江深草阁寒’，当为截断众流句”。认为杜诗通过炼形容词达到了禅宗要求的3种语言艺术境界。而“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更是宫廷内的景色，那么“静”、“深”之外更透露了百僚和睦，一心事君的政通人和之气。这就是叶梦得讲的“随物应机，不主故常。”
3.“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秦州杂诗二十首》
以苔藓衬托山门之古，以丹青衬托野殿之空，传神。
4.“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夕烽》
以“小”、“残”见之于“塞上”、“云边”，写出了夕阳下烽火连绵的壮观。
5.“翠乾危栈竹，红腻小湖莲。”——《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干”和“腻”两个形容词置于翠、红之后写出了翠竹的苍劲，红莲的粉韵。
(三)炼数量词
1.“紫萼扶千蕊，黄须照万花。”——《花底》
千万是言其多，见花之开，喜不自禁，人在花海，欢悦更难禁。
2.“山连越?Q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野望》
“三蜀”与“五溪”对仗工整，而且贴切地写出了射洪山水的雄胜。
3.“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
“百”、“双”、“一”、“五”四个数词点出了韶光易逝，青春易老的无穷感慨。
4.“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越王楼歌》
“百丈”与“半轮”相互映衬，写出了江水如练，残阳如血的画面。
5.“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
都市“十万户”的热闹繁华与草堂水槛附近“两三家”的冷清幽僻形成对比，状写回归乡村后心情之宁静超脱。
(四)炼名词
1.“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李酃县丈人胡马行》
以“秋竹”写马耳之锐，以“寒玉”可削写马蹄之坚，神骏之姿飒然而来。
2.“东走无状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洗兵行》
秋风起思鲈鱼，明月升有恋巢鸟，在锤炼名词中使用典故，表现了郭子仪收复两京顺应民心。古人对杜诗的这种手法称为“用事”。杜诗“用事”信手拈来，不牵强附会，不掉书袋。以天才为诗。
3.“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天末怀李白》
以鸿雁南飞对江湖零落，形成对仗。这样的锤炼名词，多见于颈联，颔联，尾联。叶梦得曰：“杜诗《寄高詹事》云：‘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鸿、雁二物也。鲤者，鱼之一种，疑不可以对鸿雁。然《怀李白》云：‘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以鸿雁对江湖，为正对矣。《得舍弟消息》云：‘浪传乌鹊喜，深负??诗。’乌、鹊二物，疑不可对??，然《偶题》云：‘音书恨乌鹊，号怒怪熊?’。以乌鹊对熊?为正对矣。《寄李白》云：‘几年遭鹏鸟，独泣问麒麟’。鹏鸟乃鸟之鹏者，疑不可以对麒麟。然《哭韦之晋》云：‘鹏鸟长沙讳，犀牛蜀郡怜。’以鹏鸟对犀牛为正对矣。《寄贾严两阁老》云：‘貔虎闲金甲，麒麟受玉鞭。’以貔虎对麒麟为正对矣。子美岂不知对属之偏正邪，盖纵横出入，无不合耳。”认为杜诗在锤炼名词形成对仗的问题上，达到了“纵横出入”，偏正相生，自然成趣的境界。
4.“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雨晴》
塞柳翠，山梨红是写色，胡笳发，一雁孤飞高空是写声，状形，秋天雨后晴空的清、艳、凉、旷历历而来。
5.“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青阳峡》
冈峦见云水之中，云水飘曳于冈峦之上，山川巍峨，镌然纸上。江盈科《雪涛诗评》曰：“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旧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真诗人，真手笔也。”就是说杜甫在状写蜀中山水时善能抓住特定的“物”即对象，进行“随物肖形”，“春蚕结茧”的艺术加工，达到“挺特奇崛”、“象景传神”，使人读之，过目难忘，所写对象，历历在目。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蜀道山水奇绝，若作寻常登临览胜语，亦犹人耳。少陵搜奇抉奥，峭刻生新，各首自辟境界，后来天台方正学入蜀，对景阁笔，自叹无子美之才，何况他人乎?”方正学沿杜甫入蜀之路走一遭，对着杜甫曾描写过的景物同样来作诗，结果自叹弗如，没有办法做到“搜奇抉奥”，“峭刻生新”，“自辟境界”，随物换景，篇篇不同。
二、杜诗炼字的规律
1.所炼之字在一句诗中的位置各不相同。(1)炼句中一字，如“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2)炼句末一字。如“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3)炼第2字。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4)至少炼句中2字。如“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一句中锤炼2字。
2.因实事实情实景实物而炼字。如《从人觅小胡狲许寄》中二句“举家闻若咳，为寄小如拳。”这只小猢狲叫声听起来象人在咳，形体只有人拳头那么大。通过声音和形体的特征写出了小猢狲的独特。杜诗的炼字是围绕实事实情实景实物着笔，就避免了虚妄浮华的流弊，避免了应景化，庸俗化，将诗艺引向了现实主义的新天地。学界评价杜甫入蜀后，诗艺达到了顶峰，清昆山王履曰，“文章纵不宜规规传神写照，亦岂宜泛然驾虚立空?驾虚立空以夸其多，虽多亦奚以为?少陵则不然，其自秦入蜀诗二十余篇，皆揽实事实景以入乎华藻之中，是故高出人表，而不失乎文章之所以然。”认为杜甫高人一等之处就在于“揽实事实景以入乎华藻之中，”实事求是地炼字。周?曰：“少陵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扌离幽撷奥，出鬼入神，诗运之变，至此极矣。”认为是从“骨”、“髓”、“肢”三个层面进行创造性炼字。如《草堂即事》中二句，“雪里江船渡，风前竹径斜”。炼“里”、“渡”、“前”、“斜”四字写出了草堂门前的一派自在且实在的雪景。
3.炼字与结句、谋篇结合起来。如《后游》一首，“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首联炼“忆”、“处”、“怜”、“时”4字以拟人手法让山寺、野桥恋恋随人;颈联炼“润”、“薄”、“暄”、“迟”4字写出了极目四望的景物，移步换景;尾联炼“为减”、“何之”4字，以疑问加强气势，寄形山水之意水到而渠成。特别是颔联炼“有待”、“无私”四字，写出了风物依旧，景色宜人的感慨。赵氵方曰：“杜诗有两等句，皆尝自言之。其一曰‘新诗改罢自长呤’。凡集中抑扬开阖，与造化争衡于一字间者，皆是。其二曰‘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如此章‘有诗’、‘无私’之类是也，盖与造化相流通矣。”炼字不脱离律诗的实际要求，贯穿于结句，谋篇的全过程，既“与造化争衡于一字”，也“与造化相流通”。赵方;曰的话也从侧面验证杜诗炼字有二条途征，两重境界，一是字斟句酌，通过反复“改诗”、“呤诗”的办法，争衡于一字;二是诗绪飞动，才气纵横，在长期炼字的积累上，下笔如有神，出现神来之笔，不需争衡于一字。既遵循格律，又敢于突破格律的束缚。
4.炼字讲究独创、特色。历代诗家都讲究炼字，杜诗炼字在叠字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明杨慎曰：“诗中叠字最难下，唯少陵用之独工。”认为杜诗在叠字的锤炼上独步百家。杜诗叠字(1)用之句首，如“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2)用之句尾。如“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3)用之句上腰。如“宫草霏霏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云石荧荧高叶晚，风江飒飒乱帆秋”，“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4)用之句下腰。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藕燹∪饺较恪保?拔薇呗淠鞠粝粝拢?痪〕そ?龉隼础保?氨檀八尬??魇??旃案葡赶盖帷!币话愕氖?乙材芰睹?省⑹?看省⑿稳荽省⒍?实龋??啦荒芰兜?剩?敲茨芰兜?示统闪硕攀?亩来础
三、杜诗炼字艺术的成就及主要原因
杜诗炼字取得了巨大成就：(1)炼字出现句句有眼，篇篇有眼的行文习惯，下笔如有神，字字珠玑;(2)炼字把诗歌创作引向了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将历史上的“笔法”引入“诗法”;(3)形成了杜诗劲气内敛，奇崛雄劲，含蓄耐读，余音绕梁，余味不绝的创作风格;(4)绝高的炼字艺术奠定了杜甫“诗圣”、“诗史”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
蜀相杜甫篇7
草堂虽建于成都，弥漫的却不是市井烟火，蕴含的是更多的历史和诗意。无论过去多少年月，也无论世外多么繁华喧嚣，这个坐落在浣花溪畔的草堂，一直是那样的幽静雅致，碧草青青。
浮云流转，物换星移，那一段蜀中往事，早已是风烟俱净。当年，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入蜀，在成都营建草堂。此后在这里居住了将近四年，创作了240多首诗篇，给简陋的柴门增添了千古诗韵。
沿着翠竹掩映的青石路，走过去，仿佛可以看到那些韶光的影子。穿过正门，已被此处静谧的气息所感染，而我也想沿着那清幽的小径，去捡拾诗圣遗留在这里的点滴片段。我想，或许是成都的柔软时光，草堂的明媚风光，渐渐地抚平了他心底沧桑的皱纹。不然，他又怎会在浣花溪畔吟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清新诗行。
漫步在草堂的水槛溪畔，仿佛还看得到当年杜甫凭栏垂钓的身影。那细柳石桥，有谁折梅而过，只为给后来者留下这一缕隔世的寒香。也许是安逸的成都闲情和秀丽的巴山蜀水，让诗人停下了流离的脚步。这是一段朴素无华的岁月，杜甫在此度过了一生最为幸福安定的日子。守着这份美好的时光，他写下了许多清新动人的诗歌。
喜欢他《春夜喜雨》中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江村》中的“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也喜欢《卜居》中的“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江畔独步寻花》中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在浣花溪畔，这些清雅的诗句如这溪水般从诗人的心底潺潺地流淌而来，他苦闷的心灵，在这座浣花草堂，得到轻松的慰藉。
然而他不似谪仙客，可以任侠江湖，飞扬跋扈；又不似陶潜，彻底归隐南山，独守田园。忧国忧民的杜工部，希望草堂陋室，能成为广漠大厦，可以庇护天下寒士和万千百姓。于是，他留下了那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我伫立在杜甫的雕像前，与他默然相望。此时的他，只是一位尘霜满鬓、瘦削清峻的老者。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当年杜甫独倚柴门，眺望长安古道，又在如豆青灯下，披衣而坐，用其瘦削的笔尖，一笔一划雕刻出心系家国的诗篇。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当年只为知己而开的柴门，如今敞开胸怀，迎接万千的瞻仰者。这简朴的柴门，清幽的格调，却蕴藏着万丈光芒惊海内的文章。苍郁古木之下，眼前的竹篱茅舍，溪流环绕，无比的简朴清凉。
这虽已不是当年杜甫的那几间茅屋，却又分明是这般亲切。因为，这里流淌着唐风遗韵，只有在这诗圣茅舍，才能读得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境界，读出那济世悯人的宽大襟怀。惊心动魄之后，是一片翠竹清风的宁静。“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这时的草堂，停止了不合时宜的感叹。诗圣的那场长安旧梦，也在倾斜的酒杯中，一醉不醒。
蜀相杜甫篇8
本文从主要方面回顾了20世纪李白、杜甫研究情况，并从20世纪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背景、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新的理论方法与传统诗学相结合、学术上重大突破与遭遇困难寻求出路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两家在研究上出现差异的根源，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关键词】李杜研究差异根源
李白杜甫，并世齐名。后人对二家既有"李杜操持事略齐"（李商隐《漫成五首》其二）的并尊，也往往有所比较，有所轩轾。千余年来，李杜二人已各自形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接受史，因而不仅李杜的创作可以比较，其历代接受和研究情况，也可以比较。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段性特征，承前启后，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现代化的研究之路。总结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李杜研究情况，不仅对李杜研究自身，而且对认识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失，推进其健康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20世纪李杜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释
（一）李白、杜甫生平研究
李白出生地自宋至清，人们一直以为李白生于蜀中。李白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据此推算，李白当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一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其家"神龙初，潜还广汉"，中间相差五年，可见李白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虽看到了上述文献记载，但他怀疑"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仍维持李白生于蜀中说。直至清末黄锡编《李太白年谱》，均因袭前人旧说。
1926年李宜琛发表《李白的籍贯与生地》（《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一文，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并指明"是在碎叶"。1930年，冯承钧发表《唐代华化蕃胡考》（《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期），根据李阳冰序中李白先世"谪居条支"之说，认为李白"实生于大食"。1935年，陈寅恪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亦认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1936年3月及8月，胡怀琛发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逸经》第1期、第11期）两篇文章，认为"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罗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西距素叶（即碎叶）八百五十里。1936年11月幽谷发表《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逸经》第17期），支持胡怀琛的说法，认为李白早时家庭在碎叶。以上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0年代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日）即采用此说。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更为深入地讨论李白出生地问题，认为唐代碎叶有两处：一在中亚，一在焉耆。断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即今天的托克马克。郭说引起又一轮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不少人肯定郭说或对郭说有所补充修正。多数皆采用碎叶说。
跟出生地相关的是李白的种族与家世问题。上引李宜琛、冯承钧、陈寅恪、胡怀琛、幽谷等人文章，在谈出生地的同时，即往往伴有李白可能出于突厥族家庭、其他胡族家庭或胡化家庭的推想猜测，至80、90年代，周勋初、葛景春等还从文化背景上对李白进行考察论述。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效应:根据李白不同于常人的思想爱好，立身行事，可以看出李白与西域文明的关系;而反之据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等背景，又可以解释李白思想行为的一些特异方面。
与家世问题有一定联系的，是李白家庭从事何种职业，生计来源依靠什么。詹锳《李白家世考异》云:"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王瑶《李白》（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认为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位大商人"。林庚《诗人李白·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亦认为"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光明日报》1962年8月12日）说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说李白"到江南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经营"，"似乎不仅是运销，而且兼涉采冶"。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第一章《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中说:"（李白）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诸多说法，有的猜测过甚，当然不足为信，但李白毕竟说过"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秋日练药院摄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一类话。在封建时代，商人受歧视，学者不愿把李白的出身与商人家庭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到了20世纪被提出来，也并非毫无依据。
李白几入长安问题
由于新、旧《唐书》均只载李白于天宝初受召见，待诏翰林，因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均认为李白至长安仅此一回。1962年，稗山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对李白在长安和关中所写的诗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天宝初供奉翰林前后的处境和心情显然不合，因而提出李白在天宝初入长安前，尚有一次进京的活动。估计其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稗山之说在当时只重视政治思想上的评判，而很少有人注意作家行踪考订的情况下，未得到反响，直到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才充分肯定了这一发现，同时断定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730）。1978年后，郁贤皓陆续发表《李白与张交游新证》（《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1980年）等文，肯定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第一次入京的论据。此后，"两入长安说"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赞成。
"两入长安"说从提出到确定，研究者尽管也借助了有关史料，进行传统式考证，但更多更重要地是采用了作品分析方法。这条路径，从作品内部寻找内证，通过内容分析，寻绎其联系，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判断。这样既重视作品内容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交互为用，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
李白全集的整理研究
20世纪李白诗文全集整理方面出版了三部大型著作。1.《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每篇除原文外，分校、注、评三部分。以乾隆时期王琦注本为底本，以宋蜀本，萧士、缪曰芑本及唐各总集、选本所收诗文详加校勘。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补注，并考订其讹误。2.《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集校勘、注释、集解、辑佚、年谱、资料汇编为一体，按编者意见对李白诗文85%左右的作品作了编年。3.《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每篇分为题解、原文、校记、注释、集评、备考六部分，全面地清理汇集了前人的李白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著者研究的新见，具有集成性质。
杜甫生平研究
杜甫生平行踪，前人考订比较详悉。20世纪的研究主要有:世系及母系问题、生卒年问题、卒葬地问题、贡举考试问题、与李白和高适相遇的时地以及同游过程问题、离开严武幕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等等。
关于世系，主要有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金启华的《杜诗论丛·杜甫世系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邓绍基对有关成果进行了一番综合整理，认为杜甫世系自晋代杜预以下，除第五代尚不清楚外，其他已全部考出。
关于杜甫的母系研究，有朱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文风杂志》创刊号，1943年12月）、冯至的《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王辉斌的《杜甫母系问题辨说》（《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等文，其中冯至和岑仲勉考证出杜甫有生母和继母，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
关于杜甫贡举应试问题，有香港学者邝健行的《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杜甫研究学刊》1986年第4期）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乔长阜的《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和《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其中陈铁民文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诗作年，指出:"杜甫天宝六载进士试失利……到陆浑庄隐居"，"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
关于杜甫与李白、高适相遇时地及同游踪迹问题，有闻一多的《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10日）和《杜少陵年谱会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4期，1930年）、乔长阜的《杜甫与高适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鲁及杜入长安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等文，闻一多认为杜甫、李白相遇在天宝三载三月至五月间，乔长阜认为杜甫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当在天宝四载深秋、初冬间，而不是在三载。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研究，有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草堂》1985年第1期），认为杜甫离蜀是因为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离开成都的，杜甫离蜀是在严武生前。此事因未得确证，暂时仍搁置，但因涉及到夔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在杜甫生平研究中应属重要问题。
关于杜甫卒葬问题研究，文章和著作数量很多，仅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县举行的"杜甫在湖湘"学术讨论会上即有十六篇论文论及卒葬问题，傅光则著有三十五万言《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异说虽多，但传统的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仍为多数学者采用。关于杜甫在各地行踪遗迹的考察研究，80、90年代相关论文颇多。杜甫在山东、河南、长安、陕北、秦州、同谷、成都、川北、夔州、湖北、湖南等地遗踪，均有一些文章进行考辨。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经过集体实地考察，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纠正历代注家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踪。
杜甫生平研究中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成果是年谱和评传。闻一多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又辑入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撰成《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有《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凭借草堂收藏之富，考证杜甫游踪，有其他年谱所未及之处，但鉴别不精，有芜杂之憾。朱东润的《杜甫叙论》联系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介绍杜甫两次创作高峰，把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同其生平经历的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版），是超过百万字的规模宏大之作，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揭示杜甫在复杂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通过考证和分析，细致地勾勒了杜甫的生活历程与思想创作历程，从各个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莫砺锋的《杜甫评传》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过程，又把杜甫作为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由于80年代启动的由萧涤非等主持的大型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所以20世纪缺少有标志性的杜诗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但除全集的新注、集注外，其他方面的成果还是有一些。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在南宋即已逐渐亡佚的赵次公杜诗注本进行辑佚整理，恢复了赵注的原貌。全书百余万字，上册是对赵注甲帙至丙帙的辑佚整理，下册是对赵注丁帙至己帙明钞本的增补校订。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中华书局1979年版）、《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前书对涉及杜诗二百余首的虚词、语法进行研究，提出己见;后书又依前例，补撰约二百条，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前半部分为论文，后半部分是关于具体诗篇的别解，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成善楷的《杜诗笺记》（巴蜀书社1989年版）共笺释杜甫诗句三百一十条，每条先引出原注语，然后加以辨析;郑文的《杜诗檠诂》（巴蜀书社1992年版），依仇注卷次顺序，就有关诗句注释，逐一进行辨析;谭芝萍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仇注引文注杜之失进行辨正。以上四种著作，均时出新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
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郑庆笃等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是关于杜集书目的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杜集书录》分内外两编，"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他杂著类";"外编"以存目参考资料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集杜和杜戏曲类"，合计八百四十三种。全书还有附录四种:（1）《历代杜学著作姓氏选存》，（2）《近人杜学著作举要》，（3）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简介，（4）《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杜集书目提要》，收录有关杜诗书目八百九十种，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每书先介绍著者生平、著述，再介绍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介绍中带有对该书的评价，最后介绍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以上两书是对历代有关杜甫研究著作文献带总结性的盘点和介绍。
二李杜思想与创作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1949年以后，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居主导地位;到了80、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多方面吸收西方学术文化。这三次变化，前后两次的思想解放意义为众所周知。50-70年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的作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因此，20世纪思想领域的主流意识本质上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李杜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样，都要在这发生新变的思想背景下，接受新的审视与评价。
20世纪对李白、杜甫的思想研究，其总趋势是转变角度，肯定李白、杜甫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李白性格豪放，往往不遵守封建礼教规范，在封建时代受到指斥，而20世纪多数学者则从追求个性解放的角度予以肯定。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描述盛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背景，指出:"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我们试引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代表当时的风气:（引文略）这种风气在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权威刚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学的权威还没有起来。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胡适强调:"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
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段时间内，胡适在大陆被作为批判对象，但认为李白的思想个性及其歌唱代表了自由解放的要求，却并不因为胡适曾经如此说过，就遭到否认。如在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些字眼甚至有讳忌的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仍然说李白"一生中总是那么不满于黑暗的现实，以叛逆精神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礼教、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这说明把李白放在封建秩序和礼教的对立面来肯定他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一直是被认可的。
如果说对李白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把封建时代认为其有违于礼教的表现转而予以正面肯定，那末杜甫的思想研究则是对封建时代认为其合于礼教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可取的方面，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封建时代称杜甫"本性情，厚伦纪"，"一饭未尝忘君"，尊之为"诗圣"。被带上这种桂冠的杜甫，在反对纲常礼教，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有可能受到冲击，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至少在杜甫的问题上并没有扩大化。1922年，梁启超给杜甫换上了一个"情圣"的称号。说对于杜甫"诗圣"的徽号，"不必轻轻附和"，杜甫是"写情圣手"，"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情圣杜诗》，载《晨报副镌》1922年5月）。胡适则在《白话文学史》中为杜甫列专章，说他是8世纪下半叶表现人生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又一再强调并赞赏杜甫"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看来，由于杜甫的作品写了下层疾苦，在语言形式上又能被纳入白话文学的序列之中，故仍能受到肯定。这种肯定有一种保护效应，他为旧时代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忠君观念便很少被触及。因此，杜诗思想内容复杂的一面，杜诗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受到的肯定，与封建时代的肯定，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在上半世纪并未深入展开探讨。直到50、60年代，愈来愈强调区分封建时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强调阶级分析，有关问题才被深究。冯至于1952年出版《杜甫传》，中心是"述说他（杜甫）在他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他怎样从爱自己的家庭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是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杜甫传·家世与出身》），这可以说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人民性"的标准，动态地分析杜甫思想中的矛盾与发展过程的著作，成为后半世纪杜甫生活道路和思想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除此外，50年代专就杜甫儒家思想和忠君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认识上取得了进步。如认为，杜甫所服膺的主要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特别是受了儒家"仁"的影响。认为杜甫的忠君体现在诗中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有一些是忠君和爱国纠缠在一起，或虽忠君但对君主的腐败与过失能够给予揭露和批评。这些认识，因为用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比笼统说杜甫有儒家思想或忠君思想显然是深化了。
20世纪李杜诗歌思想艺术研究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视角，关系密切。世纪前半叶，学者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划分，往往指中国古代作家为某某主义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阐述。关于杜甫，从梁启超《情圣杜诗》称之为"写实派"起，以后一直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看待，少有异议，而对李白的认识却复杂得多。胡适尽管称李白"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谈到李白与现实关系时却说"他是个出世之士"，"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我们不发生交涉"，胡适有意绕弯子，把李白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对李白诗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评价是个难题，认识上难免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半世纪，崔家宪、苏雪林等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突出其为人与创作中放浪纵恣的一面;徐嘉瑞认为李白是颓废派，强调李白对酒色的嗜好和个人中心主义;汪静之则游移于"浪漫"和"颓废"之间。到了后半世纪50、60年代，给古代作家定性变得谨慎起来，按照苏联文艺理论界阐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通常被用来评价某诗人或某流派。当时，最推重现实主义，杜甫一开始就被推为现实主义作家，展开了研究，而李白则颇费周折。舒芜在《李白诗选·前言》中说:"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通，前苏联文艺理论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见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下，李白归属的尴尬。50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渐渐削弱，中国领导层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对历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提高，与现实主义并列，成为文学史上两大进步潮流。为构筑这一文学史框架，对李白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白一线受到关注和梳理，两人被推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而与由《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一线并列，出版于6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代表了这种框架和对两个诗人的定位。
在李白还没有被文学史明确地以浪漫主义定性之前，李白研究还没有形成套路，学者们自出主见，评论李白，颇具创新性。舒芜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诗选·前言》中说:8世纪前半，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同年6月，林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了《诗人李白》的报告，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历代人们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这种"盛唐之音"在李白诗中突出表现为"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围绕这一中心论点，林庚对李诗的思想与艺术作了一系列精采的分析。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一文，举李白许多诗歌为例，"强调'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是一种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讨论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气象"说的效果，到了80、90年代学术研究趋于正常化之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问题又引起讨论，除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外，还有不少文章从文化学、美学等角度作新的阐发，成为20世纪李白与唐诗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后半世纪的杜甫研究大体上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推进的，"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标准，用于杜诗，当时普遍感觉是新鲜贴切的，以至紧接冯至的《杜甫传》之后，又有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从研究著作数量看，杜甫研究在50年代是领先的，但从观点和方法看，几种书大体属同一模式，在研究上走的是一条较为平稳顺当的路，理论上似乎无需做出太大的努力。有学者说《杜甫研究》"全书绝大部分都是对杜诗人民性与现实内容的反复阐述"，有"单一性"、"简单化"的局限（许总《〈杜甫研究〉得失探》，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虽是批评萧著，其他杜诗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这种局限。杜诗研究上取得较好成绩的是1962年。时因杜甫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举行纪念其诞生一千二百周年活动。一年间逾百篇，而且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之手，其中如冯至对杜甫"诗史"艺术特征的论述，蒋和森对杜诗气魄以及杜甫生活与创作关系的论述，吴调公关于杜诗美学观的论述，马茂元关于杜甫七绝艺术的论述，夏承焘关于杜甫绝句的论述，均有独到之见。这是在中国大陆政治运动的短暂间歇期，学术思想有所宽松的产物。
"文革"以后，对杜诗爱国爱民思想的阐发，与50、60年代未有多大差别。只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恢复了注意，亲情、山水、珍爱生命、热爱自然、日常生活的诗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杜诗艺术研究则成为主要趋向，向体裁研究、风格研究、结构研究、语言研究等多方面扩展，其中程千帆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结合杜诗思想与艺术特点，探索杜甫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颇具开拓意识，而一般的艺术研究，对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这样的大家面前，尚显比较细碎，缺少大气包举、有深刻新鲜之见的著述。世纪末，有些学者忙于杜诗学的建构，多渊源与影响研究的著述，不免给人以杜甫研究似乎已经走向完成的感觉。这与李白研究受家世、出生地、几入长安等问题的带动，在其思想渊源、生平交游、诗歌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探讨上仍呈推进态势，有所不同。
三20世纪李杜研究差异根源的探讨
据统计，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共出版著作二百多种、文章三千多篇（1）;杜甫研究著作二百二十多种、文章三千一百多篇（2）。20世纪李白诗文集有三种大型注本问世，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杜甫诗文集未有具规模的新注本。李白生平研究，有出生地、种族、几入长安等重大问题，杜甫生平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比较一般。李诗思想与艺术研究，有李白与浪漫主义、李白与盛唐气象、李白与唐代文化等新开拓，杜甫研究在现实主义、人民性的视角下平稳展开，但平稳中也就难得激发大的开拓与创新。由于前代对两家研究所留下的基础并不相等，有关李白生平研究和诗歌艺术研究，目前还未推进到杜甫那样详细的程度，但若以时段论，比较20世纪这一段研究成果，李白不只是研究成果数量上升，改变了前代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情况，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就也更为突出。李杜研究，向为显学，差异的出现，决非双方投入力量大小和专家水平高低的问题。从李杜研究史看，在封建时代，杜甫研究一直长期领先，而到了20世纪，出现李白研究推进速度加快的现象，应该是既有学术发展的自身原因，更与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学术研究前后相续，同类研究，前人开发愈多，留给后世的用武之地可能愈少。杜甫的诗歌多叙事，对其生活和经历的记述，比李白诗歌留下的材料要多。基于相对充足的材料，前代学者，特别是长于考据的清代学者，对杜甫生平考证和杜集整理注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生平考订、作品编年、词语注释笺解方面各有其成就和特色。再加上一些研究专书，把对杜甫生平研究和杜诗词语诠释推进到了堪称详备的地步。处在清人之后，20世纪学者想要再编出超越清人的大型新注本确实不易。李白的诗歌偏于主观抒情而少反映其生平活动的纪事。清代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是李诗最详备的注本，但在作者生平与诗歌创作背景考订上，其清晰具体的程度，仍远不能与其同时代学者注杜相比。不仅给后人治李诗留下巨大空间，且因其不足，也促使学界产生对于新注本的迫切需求。而杜诗有清人的多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人们对新注本的期待，也就不及对李诗注本之迫切。学术研究中围绕一些具体课题或角度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像生平考证、文字注释等，客观的限度是存在的。有关古代作家现存文献资料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利用，有关词语典故得到了合理的清晰的解释，该作家的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疏的丰收期，也就大体上过去了。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处于添补和进一步追求完善的过程中，而难得有更大的突破，20世纪杜诗的文献研究与生平研究即表现为此种状况。
学术研究中力破余地与新开拓的出现，往往与文化背景提供的契机相关。20世纪前，李白生平研究固然留下了很多空白，但有些空白不是前人的目光没有扫视过，而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取得突破的时机尚未到来。清人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附录《李太白年谱》于"唐长安元年辛丑"下云:
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又注李白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于"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句下注云:
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治，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
可见单从材料上看，王琦已接触到了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但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以当时的学术思想、知识水平，人们不敢想象李白会出生于域外，王琦未能就有关材料认真加以追究，仅有"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的一闪念，而终于以考据家的手法，怀疑"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又怀疑"安西"字有讹，将问题轻易放了过去，思想认识水平仍至知识范围的局限，使他失去了本来有重大发现与突破的可能。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扩张，对中亚和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英、法、俄等国新兴学科。就中国而言，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使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了眼界和思路。当时东西方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使隋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边疆的活动以及彼此交往与融合的事实，被大量地揭示出来。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李白出生于西域，受西域文化影响，甚至可能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血统等等，无疑会引起敏感，只要有可供依据的文献资料，研究者自然会勇于揭示。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再次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70年代初。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和西北挑起边境冲突，并且制造玉门关以西不属中国领土的舆论，而早在汉代和唐代，中国政府就在新疆和中亚一带设置行政机构、大诗人李白出生在中亚等历史事实，是驳斥苏俄扩张主义者谰言的有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注意有关问题，并作出进一步研究。政治和时代文化背景对于学术的影响和带动，这可算一个典型的例证。
突破和创新，与研究者遭遇困难，努力向理论和材料进一步深入，以寻求出路相关。以李白为浪漫主义，以杜甫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为这两位作家建立的最具有体系的新论。从建构的情况看，对于杜甫，大致是将那些忧患纪实之作，与其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相联系，从而证明其为现实主义。这样做，在材料上、逻辑上都足以说服人。因而现实主义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都相当有力地牵引着杜诗的阐释朝一个方面倾斜，无形中消解了从多种角度阐释杜诗的需求，也未给相关理论研究提出太多需要解决的课题。上面提到的冯至的《杜甫传》，研究和阐述杜甫怎样"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较之旧时代的研究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杜诗中抒写个人情感的篇章，毕竟是多数;而且，作为抒情诗，作者抒写个人的情感与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时代，往往密不可分。研究者的目光，如果只集中于"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便不免造成现实主义阐释体系对多角度、多样化阐释的取代，这与杜诗的丰富性是相悖的。与杜甫相比，李白被普遍地承认为浪漫主义作家的过程则要曲折一些，出现过种种分歧意见，由分歧和困惑引起多方面思考阐释，倒是有助于加深对李诗艺术特质的认识。虽然到90年代一些文学史著作已较少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类提法，但对于用平实思维方式比较难以深入的李白，经过浪漫主义的阐发，在对其诗歌艺术特征的把握上，比过去时代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李白和盛唐气象问题，与其诗的浪漫主义特征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也是为李白诗歌寻求合理的阐释而提出的。50年代前期，杜甫已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得到了肯定，李白究竟如何认识呢?当时新中国初建，社会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文学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正被普遍接受，并尝试加以运用。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欣逢一个富有朝气充满展望的年代，在努力运用反映论，将李白与所生活的盛唐联系起来，对李白所反映的那种盛大时代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和感，从而对李诗作出了新的诠释。舒芜《李白诗选·前言》称李白是"日光下的诗人"，说"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李白诗歌"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制不住青春奋发的情感"，"表现最典型的盛唐气象就是李白"。从舒芜对李诗背景、诗境和给予读者感受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舒芜或多或少是把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带进对李诗的解读中，因而特别肯定李诗所反映的光明盛大的一面。林庚的《诗人李白》亦有与舒芜类似情况。书中"解放"一词，用于李白的时代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又把盛唐时代的出现，说成"人民斗争胜利的果实"，说李白"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那丰富的想象，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林庚固然是努力运用反映论，"把对于李白的认识，从过去'诗仙'、'云端里的诗人'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李白的原来面目"（《诗人李白》1956年新一版内容提要），但同时在把"盛唐精神面貌"与李白相联系时，其自身的生活感受也不免介入其中，对理论的升华起了某种诱发作用。
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诗学结合，对20世纪的诗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推动力。而具体结合中所产生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二者交汇在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时，沟通的深度与升华的高度。唯物主义反映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知人论世存在相通之处，知人论世把诗人诗作与其时代相联系，即包含着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社会生活反映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林庚等人关于李白和盛唐诗歌的研究，既努力运用反映论，同时又吸收了以严羽为代表的古代诗论中对李白和盛唐诗歌的评论。严羽论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二》）等等，表明他是重视时代与诗歌特征之间联系的。诗歌的时代美学特征，如盛唐气象等，难以机械地加以实证。严羽出以妙悟，实际上是一种更贴近艺术形象本身的直观性的把握，是艺术鉴赏和感受的提炼与升华。林庚在论盛唐气象时，对严羽之论多所引述，并加以阐发。林庚的引述，重在通过借鉴前人，把盛唐诗歌最具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貌凸现出来。而在严羽那里只是凭感悟所作的三言两语的判断，到林庚则进而将时代环境和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感、诗歌风貌联系在一起分析，使之形成对于一个时代诗歌从背景到美学风貌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林庚说:
论"盛唐气象"最集中的，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一批评名著，其中心命题就是高倡"盛唐气象"。《沧浪诗话》的见解，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这一传统的认识，集中了《诗品》以至《诗式》各家的见解……
---《盛唐气象》五《〈沧浪诗话〉论盛唐气象》
林庚寻绎严羽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而他自己则又是继承了《诗式》、《沧浪诗话》等多家著作的见解，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力图从盛唐时代入手"（《唐诗综论·后记》），把时代生活-时代美学特征-典型的代表性诗人联系到一起，对"盛唐气象"和李白诗歌的时代性格作了新的阐释。这些阐发，将文学是现实生活反映的原理，与传统的诗学沟通、融合，颇能显示传统诗学与现代学术结合对推进和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的杜诗研究，反映论与传统的知人论世相联系沟通的情况也相当多。从知人论世角度论杜诗，最为突出的是"诗史"论。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第三》）。而以现实主义考察衡量杜甫，前代"诗史"之称，则是可以用来作为属于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最有力证据。如萧涤非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这所谓诗史，本质地说，也就是诗的人民生活史。"（《诗刊》1962年第2期）毫无疑问，能称得起"诗的人民生活史"的作品，当然属于现实主义之列。可见从知人论世角度考察杜甫，与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论杜甫，彼此沟通联系是较为方便的。但因为易于沟通而缓解了研究的压力，也就减弱了对于开拓创新的驱动力。
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颇有值得总结之处，学术研究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对于李白、杜甫，我们能有今天的认识，仿佛他们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为我们所理解，许多方面还能介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产生交流，是由于20世纪的思想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使其人其诗能以现代的理念去理解，并能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时代的进步，政治的大背景，还能够直接提出新的课题，开出新的学术领域，李白出生地和种族研究，即是很典型的例子。
学术研究是一个在理念上、方法上不断更新而又前后承续的过程。传统的中国诗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统的方法跟它的研究对象，有先天的自然的联系，有其科学的合理的方面，但传统方法对于对象的长期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余地往往比较小，20世纪杜甫研究很能表现这一点。研究中需要引入新方法，在20世纪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并有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方法与旧传统的承接转换，在具体课题、具体作家身上，有的较为方便，有的难度较大。但困难催发和磨练学者的创造精神，方便则有可能淡化甚至取消创新的要求。作家的某一方面，前代研究的深入和充分，留给后代开发的余地可能比较小，甚至会助长因循守旧，而前代未能做出充分研究，甚至未曾展开的课题，倒是给后代学者留下了用武之地。
李白、杜甫研究在20世纪以区别于旧时代的方法观念所展开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今天，时展的速度空前加快。随着20世纪的过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用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又成了新的传统。无论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在研究上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角度。20世纪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是中华民族谋求生存自立时期，中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极为艰苦复杂。此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作品的社会意义着眼，是其根本出发点。而21世纪的中国，是发展经济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文学研究将进一步回归文学的本质，更强调人的本位，关注人性在文学中的体现。作为以抒情诗的形式，对人性、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作了最为健康、最为丰富多彩展示的李白与杜甫，在21世纪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愿有关两位大诗人的研究，能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把传统与新的方法、新的理念结合得更好，开拓出更新的局面。
注释：
蜀相杜甫篇9
关键词：同课异构；古诗词；课堂教学；有效性
“同课异构”彰显了不同教师（或同一教师）在处理同一教材内容时的教学特性和教学效果，真正体现了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同课”并不局限于狭义上的“同一课”，它还可以拓展为“同一课时”“同一知识点的不同课时”“不同年段的同一知识系列”。而“同课异构”中的“构”指的是教学结构的建构。“一人同课异构”作为校内“同课异构”的其中一种形式，即便执教主体和教学内容相同，也会因为教学对象的不同、教学状态的差异以及教学方式的选择而产生不一样的教学效果。
教师执教的高二（8）班、高二（11）班分别为文科美术班、文科重点班，人数相当，男女比例分别为3∶2、4∶1，高二（8）班的语文平均成绩略低于高二（11）班的语文平均成绩（相差5～8分）。而且，高二（8）班的学生属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类型，“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质疑精神欠缺，但是书写能力较强；高二（11）班的学生属于主动接受知识的类型，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善于思考，但解题时常常是“有思路，但无法顺畅地表达”。再者，古诗词鉴赏一直是语文高考必不可少的部分；尤其是在语文试卷新课标全国1卷中，更是占到11分之多；涵盖的考查要点涉及了语言、情感、内容、手法四大方面，难度系数较大。许多考生只能望“分”兴叹，深思苦想却无从下手。为此，教师借助“一人同课异构”的方式，以《蜀相》为教学实例，对高中语文古诗词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作些许探究，意在透过异同找出差距，摸索出适合不同学生的古诗词课堂教学策略，进而达成理想的教学状态。
一、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在欣赏古人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应该深入探究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地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学会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蜀相》是唐代诗人杜甫七律诗中的名作，借游览古迹，表达了诗人自己对蜀汉丞相诸葛亮雄才大略、辅佐两朝、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死的惋惜之情。
教师在执教高二（8）班时是这样引入的：《三国》里有个人尽皆知的神人，他是谁呢？（诸葛亮）诸葛亮是刘备的左右手，是蜀国的丞相；那么，同学们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你们想不想知道诸葛亮在大诗人杜甫的心中是个怎样的形象？学生的思维火花顷刻就被点燃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将作者杜甫的生平和写作背景一一展示出来，气氛相当活跃，学生成为课堂上的主角。在执教高二（11）班时，教师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导入：我们今天来学习杜甫怀念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如果让你用“一个____的杜甫”介绍作者，你会填什么词语？为什么呢？学生甲是这样回答的：“一个才华横溢的杜甫。尽管身处安史之乱期间，但他仍创作了许多显示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的诗歌，如《三吏》《三别》，被尊称为‘诗圣’。”学生乙是这样回答的：“一个忧国忧民的杜甫。因为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国势艰危、生灵涂炭的现状，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所以由衷地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慨叹。”……洋洋洒洒，在思维能力得到优化的同时，学生也提高了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吟诵字句，品出意蕴
古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借助区区几十个字就表达了丰富的内涵，使阅读的人真实地感受到一个个别具性格的诗人，从而深刻品评出一个个朝代的韵味。执教高二（8）班时，教师让学生在听完录音朗诵的基础上自读三遍。学生在缓慢、低沉的语气中，初步感受到了诗歌的感情基调：伤感、叹惋。
随后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互问，即：组长将本小组成员的疑难问题归纳出来，并派出代表向其他小组发问。学生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作者为什么要去“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丞相祠堂呢？2.碧草映阶、黄鹂隔叶本是赏心悦目的景象，我们能否将原诗中的“自”“空”分别用“尽”“皆”代替？3.尾联中的“英雄”仅仅指的是诸葛亮吗？是失败的英雄，还是成功的英雄？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都能够紧紧围绕“感情基调”进行阐述，“敬仰”和“惋惜”的意蕴也就呼之欲出。执教高二（11）班时，教师则先让学生自读多遍，之后要求全体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用文字和图画表达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的内容。大部分学生都能够这样描述：在锦官城外柏树繁茂的地方，作者找到了蜀相的祠堂。只见映着石阶的绿草自成一片春色，隔着树叶的黄鹂发出清脆的啼叫声。可是，春意盎然的美景为什么会使作者发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呢？因疑而问，因疑而思：原来，诸葛亮一生功绩显赫；可惜的是，“出师未捷”而病死于军中。除了惋惜和遗憾，字里行间还饱含着历史上一切事业未竟的英雄人物对其壮志未酬的共鸣，当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因此，颔联中的“自”“空”以及尾联中的“死”“泪”应该读得缓慢、低沉一些。在此基础上，教师以身试教，带着感情吟诵《蜀相》。这样一来，学生潜意识地对之前的自读进行了反思，更能准确把握该诗的意蕴了。
三、反思整合，习得其法
在“一人同课异构”活动中，教师同样可以借助先进的多媒体设备看到自己在整个课堂中的教学行为以及达成的目标。此时，教师既要看到教学过程的亮点，也要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即反思）。对于出现的问题，要用理性的态度与方法进行研究分析，通过集中会诊的模式，找出理性的教学设计与学生实际收获间的差距以及自身教学与他人教学的差距，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整合能力与教育理解能力，顺利完成行为反思向观念反思转移的飞跃。
讲授完《蜀相》，教师对“一人同课异构”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即便是同一教师和同一教材内容，因为教学对象的不同，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课堂教学得以高效运作。对于高二（8）班，教师觉得必须在学生主动参与方面多下苦功，将“问题”与“兴趣”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的思维潜能；对于高二（11）班，教师应该尽力培养学生“务实”的意识，引导他们用心品味生活、用文字感悟生活，使他们“活在当下”。
确实如此，站在教学一线的我们，有必要帮助学生克服“古诗词鉴赏”的畏难情绪，引导他们领悟“古诗词鉴赏”的技法，“从书本中来，到考题中去”，使学生能够做到“有点可答”“有分可拿”乃至轻而易举获得高分。我们只有注重并且实现古诗词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才能顺利迈出“鉴赏”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张玉新.高中语文教育评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赵亚静.从“同课异构”谈课堂有效性的再认识[J].江苏教育研究，2010（3）.
蜀相杜甫篇10
关键词：杜甫诗歌，《河岳英灵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诗学理论的矛盾
《河岳英灵集》被公认为是盛唐时期最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殷璠遴选了盛唐时期二十四位代表性的诗人，几乎囊括了盛唐诗学界精英，唯独“诗圣”杜甫，虽诗名显赫，却未被录取，历代研究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河岳英灵集》为何不收杜诗，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客观原因，杜甫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时间内尚无名气，几乎没有佳作问世；另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短时间内杜甫诗作的传播范围有限，偏居丹阳的殷璠无法接触到杜甫的诗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原因，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标准大相径庭，选本选录诗歌风格与杜甫诗歌风格迥异。
持第一种观点的诸多学者认为杜甫的诗歌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是客观的，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阐述了对此的看法：“《河岳英灵》不拾杜遗，《间气》、《极玄》兼遗供奉，宋人未必有意，非也。《英灵》集于天宝，杜诗或为盛行。”[①]【164】李珍华与傅璇琮的《河岳英灵集研究》是近代研究《河岳英灵集》最权威的本子,认为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才造成了杜诗未入选的遗憾：“一是由于杜甫刚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使僻居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创作。”[②][p31]
诗人杜甫生活在公元712年至公元770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诗歌的时间段主观原因，一般认为是公元714年到公元753年，两个时间段有重叠。但是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诗人，直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后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杜甫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终止时间以后。从杜甫的创作年表来看，他的创作在天宝十年（751）年左右发生了深刻变化，写出《兵车行》（751）、《丽人行》（753）等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可见杜甫的优秀诗歌是从天宝十年（751）开始的，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终止时间的前两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是这一客观原因造成了《河岳英灵集》不收杜诗的遗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杜甫几乎同时期的诗人岑参（715—770），《河岳英灵集》却收录了其7首诗，其中《终南双峰草堂作》一首，写于天宝十载由安西归后隐居终南之两三年内[③][p202]，另一首《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归高冠东潭石淙秦岭微雨作遗友人》也是诗人归隐以后的作品，《观钓翁》与《戎葵花歌》创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④][p207-p209]这些诗歌与杜甫的上述佳作的创作时间几乎相同。另外杜甫优秀诗篇的创作虽略早于《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的终止时间，但《河岳英灵集》的收录终止时间并非编者殷璠接触诗歌的最终时间，殷璠是在天宝十二载（753）后的若干年才编录此书的，例如《河岳英灵集》收录的高适的诗歌《见薛大臂鹰作》，作于至德二载（757）[⑤][p187]，因此殷璠编录此书的时可以推后，那时的杜甫的诗歌创作可能已经佳作频出，因而无法据此肯定地判断殷璠没有收录杜诗是由于时间上的客观原因所致。
杜诗未被收录的另一客观原因是盛唐时期诗坛尚未认同杜甫当时的创作，也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殷璠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杜甫未蜚声诗坛期刊网。杜诗在当时直至晚唐都不被社会理解和提倡，这点可以解释，唐人选唐诗现存的十三个本子中除晚唐《又玄集》收录了杜甫七首诗歌之外，其他本子均未收录杜诗。《河岳英灵集》反映了盛唐时期诗歌的整体风貌，既然杜诗与唐代整体创作风貌相冲突，那么《河岳英灵集》不收录杜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前所述，杜甫早年过着游历的浪漫生活，与其他著名诗人交往唱和，曾先后结识高适、李白、王维、岑参等，但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鲜有对杜甫的评价，这说明杜诗在此时没有受到推崇。杜甫在盛唐时期甚至在中唐时期都未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直到死后四十年，杜诗才受到韩愈、元稹等人的大力揄扬，由此说明杜诗是在杜甫死后多年才得到认可，他在天宝十载左右写的诗篇也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推崇的，可见胡应麟、李珍华、傅璇琮等学者的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李珍华、傅璇琮所说的交通不便，僻居丹阳的殷璠未能接触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长安是唐朝最繁荣的城市，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殷璠虽生平事迹不详，但也做过官，应该对长安有所关注。其次在《河岳英灵集》收录的二十四位诗人中多有仕途不顺，历经坎坷者。他们游历边关，不少为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或被贬官、隐居在僻静之地，信息闭塞主观原因，如岑参就隐居在终南山，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收录，可见李珍华和傅璇琮先生的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综上所述，可见杜诗未被殷璠收录很可能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河岳英灵集》编录的终止时间（757）前，杜甫具有影响力的诗作已经开始出现。杜甫的生活年段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年段有三十九年的重叠，杜甫虽大器晚成，但早有诗名，早期也有佳作问世，在当时殷璠没有接触到杜诗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此看来，《河岳英灵集》未选录杜诗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主观的。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殷璠的选录标准相悖，也就是与整个盛唐时期的诗坛创作倾向相悖。通过对杜甫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选录标准之间的比较，可以大致解析殷璠为何不收录杜诗。
殷璠在《集论》中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⑥][p4]殷璠提倡“建安风骨”，是诗歌的一种俊爽刚健的风格；声律方面则汲取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殷璠名为“文质半取”，实则重质轻文，他注重诗歌的内容表达，胡震亨道“殷璠酷以声病拘，独取风骨。”[⑦]【p322】罗根泽也同样认为“殷璠选诗虽‘文质半取’，然实鄙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虽然“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⑧][p59]殷璠选诗首推“风骨”。
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律诗，其诗炼字精到、对仗工整，格律的存在限制了诗歌风骨的体现。元稹说“律切则骨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⑨]杜甫诗歌多顾声律，少风骨。杜甫创作的古体诗歌不多，这说明杜甫的诗歌整体在内容上不属于“风骨”类的诗歌，杨胜宽据此认为《河岳英灵集》不录杜诗的原因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多为古体诗歌，尤重五古[⑩]。但是杜甫这段时间的古体诗歌不少，《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其次《河岳英灵集》收录的孟浩然的诗歌则以五律居多。可见简单的以此作为原因来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期刊网。
天宝十载，诗人开始了大量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这些诗歌初具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内容上贴近写实，形式上格律严谨，感情上，平实淡雅。这与盛唐蒸蒸日上的社会气象大相径庭，闻一多先生也曾说过“奇怪的是盛唐诗几种诗歌选本没有一本选过杜甫的诗，可见他的作风在当时就跟《箧中集》相近主观原因，只因那只是太平时代，这种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如果杜甫不长于各种诗体的话，他的诗很有可能被淹没”[11]。这才可能是杜诗未被录取的深层原因之一。
殷璠的选录标准在《序论》和集论以及具体诗评中有明确的体现：重“风骨”，同时重“兴象”，殷璠追求“新”、“奇”、“僻”的诗境。杜甫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在新意上很难有所作为，其诗刻画入微，他的诗歌就像是“叙事诗”、“诗史”。他的诗歌与殷璠的喜好也颇不同道。殷璠注重诗人内在的气质，推重人品，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的时候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李白相比，可能不被殷璠所接受。
杜甫的诗歌创作走出了诗人对自己和内心的关注，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用叙事性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诗人关注的世界。但是盛唐时期的繁荣发展，诗人内心的强大以及文人的秉性，使得诗歌创作的主流是关注并抒发内心，殷璠所提倡的“风骨”，也是强调诗人内在的一种骨气，所倡“兴象”是指诗歌内容的有现实的根据，并且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神来、气来、情来”也是强调诗人创作时的状态。不难得出，殷璠的诗学理论处处是围绕着诗人的内心的，这与殷璠的个人生活经历和遭遇有关，殷璠的这种理论又符合了盛唐的主流观点。由此可见，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与《河岳英灵集》诗学理论的矛盾。
参考文献：
[①]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④]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1995.
[⑤]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⑥]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
[⑦]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⑩][⑩]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