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传篇1
1．五柳先生的形象就是陶渊明的自画像，学习五柳先生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风貌。
2．体会本文朴素洗练的语言风格。
3．学习并掌握文中的文言词汇。
二、教与导设计
o学法指导
这篇课文字数不多，但寥寥数语却把五柳先生的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明。全文共两段，前一段以记叙为主，重在表现五柳先生的性格、生活、志趣；后一段以议论为主，重在对五柳先生的品德进行歌颂和赞扬。阅读这篇课文，要学习文中五柳先生"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优秀品格，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通译并背诵全文。
o重点与难点
1．五柳先生的思想性格特点。
五柳先生对名利看得很淡，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的追求，安贫乐道，文中反映他这种思想性格特点的句子是"闲静少言，不慕名利"。五柳先生是作者的自画像，因此这样的性格和思想正表现了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安于贫穷的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崇高气节。
2．本文写人的方法与特点。
文章虽短，但抓住了五柳先生的主要特点，并围绕其主要思想性格特点来组织材料，因而写得栩栩如生，寥寥几句话，五柳先生的鲜明形象便跃然纸上。
本文以叙述为主要表达方式，围绕五柳先生的性格特点，记叙了他"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自娱"这三个爱好，这样的爱好正体现了其淡泊名利，"不汲汲于富贵"。文中在表现五柳先生安于贫穷的方面，也运用了描写的表达方式，"环堵萧然，不蔽风日"描写了他的住宿的简陋，"短褐穿结，革瓢屡空"描写了他在吃穿方面的简陋。文章把记叙与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象地刻画了人物。
o问题与方法
1．"五柳先生"之号是如何得来的？
"五柳先生"之号得来的原因是其宅边有五棵柳树，而人们又不知他是什么地方人，姓甚名谁也木知道，因此便只称"五柳先生"。作者说不知他是谁，其实正暗示指作者本人。
2．应如何理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含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五柳先生每次读书有心得体会时，便沉润于书中而忘记了饮食。这形象地说明了前文中的"好读书"是真正的喜爱读书而不是装模作样。
3．怎样理解"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
亲友请客，五柳先生就毫不客气地喝酒，而且喝醉方休，醉后就走，不和别人虚情客套。这说明了五柳先生木但嗜酒，而且不拘小节，性情豪爽，把世俗的繁文褥节置之脑后，是一位独立于世的高风亮节之人。
4．"因以为号焉"中的"以为"和现代汉语中的"以为"是否相同？
文中的"以为"和现代汉语中的"以为"意思是木一样的。"因以为号焉"中的"以为"实际上应该是"以（之）为"，意思是"把（它）当作"，而现代汉语中的"以为"是"认为"的意思。
5．"欣然"、"萧然"中"然"的用法有什么特点？
在文言文中，"然"的用法有多种，可作"然而""样子""这样"解。这里的"然"是用作形容词的词尾，意思是"……的样子"。"欣然"是高兴的样子，"萧然‘呗u是冷冷清清的样子。
二、学与练设计
0识记与理解
1．给加点的字注音。
1）造饮辄尽（）2）箪瓢屡空（）（3）晏如也（）（4）吝情（）2．解释加点的字。
1）亲旧知其如此（）2）期在必醉（）（3）环堵萧然（）（4）短褐穿结（）
3．下列句子，诵读停顿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因／以为／号焉B．亲旧／知其/如此C．曾不／吝情／去留D．其言／兹若人之俦平
4．填空。
常著文章以自娱，＿＿＿＿、＿＿＿。
o巩固与掌握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传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软？葛天氏之民与？1．给加点的字注音并翻译全句。
1）其言，兹若人之俦（）乎2）衔觞（）赋诗
2．什么叫做"赞"？第一段记叙性的文字称作什么？
3．这一段中的哪句话和第一段中的"不慕荣利"相呼应？
o拓展与迁移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荀巨伯
苟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怕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1．解释加点的字。
1）值胡人攻郡＿＿＿（2）子可去＿＿＿＿．3）不忍委之。
2．翻译下列句子。
1）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
2）宁以我身代友人命。
五柳先生传篇2
仔细品读《五柳先生传》这篇文章，我们在欣赏作者如行云流水般的表述之余，应更加关注作者给我们简笔勾勒出的主人公的形象。他与众不同，超脱于世间万物，让我们感到可亲、可爱、可敬。其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好读书・不求甚解
“五柳先生”的性格率真自然，酷爱读书，常自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他“好读书”却“不求甚解”。可见，他读书是一种对求知的满足，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求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不求甚解”正是他率真性格的直接反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公看透了世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官场的人心险恶。脱离了官场，他赢得了一身轻松;而读书，让他在修身养性之余，更为潇洒地行走在世间。读书，让他拥有了更宽、更高、更远的精神境界。
性嗜酒・期在必醉
“五柳先生”为人率真，不拘泥于世俗礼教。他“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脱离了官场，他开始真正地纵情于山水之间。但是，“五柳先生”不同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不同于李白的“举杯消愁愁更愁”，更不同于欧阳修的“颓然乎其间者”，他只是想在醉酒中寻求一种潇洒的解脱。即使“环堵萧然”，家里一贫如洗，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在他生活的时代，他能摆脱世间一切不必要的世俗纠缠，超然物外，确实难能可贵。
常著文・自得其乐
特立独行的“五柳先生”，在书中寻得了精神的抚慰，于酒中获得了身心的解脱。但这还不够，他还要将自己的志趣诉诸于笔端，自赏自娱，自得其乐。“忘怀得失”显示了“五柳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豪迈情怀和旷达胸襟。他“闲静少言”，不与任何人争锋，只在文字的海洋中潇洒恣肆。后世文人多从五柳先生身上悟得了精神与心灵的力量。梁启超这样评价陶渊明：“一个最真的人。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他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五柳先生”归隐之后，在生活上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窘境，但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志趣。在结尾，作者仿照史家笔法加了赞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正好与前面的“不慕荣利”相照应。
文以载道，文如其人，“三位一体”的潇洒隐士形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丰富而生动的陶渊明：一个曾经抚剑独行的少年侠客，一个挂冠而去的彭泽县令，一个采菊于东篱下的“五柳先生”――这正是陶渊明精神形象的最佳写照。
五柳先生传篇3
关键词：重点开发区；绿色发展；柳州市
中图分类号：F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2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201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把主体功能区提升到战略高度。“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1]。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进入地方推进阶段。省级在国家规划的发展框架下，通过区划范围、影响力定位、政策准确性三个方面拓展本省发展空间[2]。主体功能区规划解决的是未来发展的空间功能分工定位问题，而在当前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过程中容易脱离现实而失效[3]。兼顾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注重渐进性和层次性、提供法律保证、积极寻求有利于主体功能区构建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度创新与顺利推进[4]。
主体功能区是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空间开发单元。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以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自然灾害危险性、人口集聚度、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优势度和战略选择等综合评价为依据，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其功能定位和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
重点开发区的发展方向主要是统筹规划国土空间，完善提升城镇功能，形成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人口加快集聚，提高发展质量，完善提升基础设施，把握开发时序等。
二、柳州市基本概况
柳州是广西第二大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是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山水景观独特的历史文化名城。柳州市工业比例在广西居首位，占广西总工业的四分之一。柳州的民族风情独具神韵，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和侗族的楼，堪称柳州“民族风情四绝”。柳州市辖4个市辖区、4个县、2个自治县，分别为城中区、鱼峰区、柳北区、柳南区、柳江县、柳城县、鹿寨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
根据柳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市常住人口为375.87万人。据柳州市统计局初步统计，2014年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1401.43亿元，同比增长8.8%，高于全区增速0.5个百分点。2014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062.6亿元，同比增长12.2%。工业销售产值2981.2亿元，增长12.9%。
柳州工业现已形成“354”的格局，即汽车、冶金、机械三大支柱产业；化工、制糖、造纸、建材、日化五大传统优势产业；新材料、生物及制药、机电仪一体化与电子信息、新能源及环保四个新兴产业。
三、柳州市重点开发区概况及主要区县发展情况
自治区层面重点开发区域包括柳州市南部4区2县，即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柳北区、柳江县、鹿寨县。面积6553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工业城市。可利用土地、水资源比较丰富，大气环境和水环境一般，城镇化水平较高。功能定位是打造区域性先进制造业基地、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和现代物流商贸中心，建设成为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国际汽车城和山水工业名城，在全区率先实现工业化的示范城市。积极探索工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努力申报国家“工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实验区”，全力打造“中国工业生态文明城”。
2014年上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广西的重点开发区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区比重为65.7%，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0%。柳州市的柳南区、柳北区地区生产总值均已超过200亿元。
柳南区辖区内有柳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微型汽车领军企业柳州上汽通用五菱股份有限公司，鱼峰水泥集团等大型企业，广西7个千亿元产业有2个龙头企业在柳南辖区。柳南区围绕主机厂全力打造的柳州市河西工业区。
柳北区是柳州市的工业大区，辖区聚集了柳州钢铁（集团）公司、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等十多家大中型企业以及大批柳州市支柱产业的骨干企业。
城中区位于柳州市城市中心，辖区第三产业发达，拥有柳州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DD五星商业步行街，拥有良好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浓厚的教育文化氛围。以五星步行街、龙城路为龙头，辐射周边工贸大厦等商家，传统商贸格局集聚效应不断提升。河东柳来河中央商务区发展势头强劲。万达广场、秀品天地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柳东新区位于柳州市三门江森林公园柳江以东，柳州北环城高速公路、桂柳高速公路围合的区域，主要包括三门江大桥以南的古亭山、阳和片区，以北的洛埠片区及以东的官塘、雒容地区。柳东新区规划用地面积206平方公里。
2014年，柳东新区深入贯彻落实柳州市“实业兴市，开放强柳”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快、快中求好”的工作主基调，迎难而上，积极作为，以创新打造发展优势，以产业带动全局发展，有效激发内生动力，释放发展活力，推动新区发展提质增效，赶超跨越，广西柳州汽车城建设面貌焕然一新，强势崛起为自治区“双核驱动”战略格局中新的经济增长极。2014年11月，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二期项目正式启动建设。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二期项目总投资80亿元，项目用地1450亩，严格遵循通用汽车的全球制造体系和标准，力求成为环保、节能、高效运营的工厂。柳东新区计划初步建成“132”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一大支柱产业，即汽车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即先进装备制造业、生物和医药产业、光电信息产业；二大先导产业，即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花岭片零部件园强力推进，目前，已签约企业共30家。开工企业13家，其中五菱集团项目冲焊车间已竣工投产。凌云股份、八菱科技、一阳科技3家企业争取在今年内实现项目投产。五顺公司、宝凌工贸、柳州通顺、东莞骏易、玉环东海等5家企业争取在2015年上半年实现投产。
鱼峰区的工业基础雄厚，汽车配件、机械、冶金是鱼峰区的三大支柱产业。东风柳汽有限公司、柳州特种汽车厂2家品牌整车厂，是柳州市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欧维姆有限公司、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等十多家企业是柳州市机械行业的骨干。鱼峰区是柳州市重要的商埠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奇石市场柳州赏石市场，广西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柳州书市。
受到柳州市工业的辐射作用，柳江县形成了以机械制造、汽车及零部件两大支柱产业。第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结构由“十一五”时期的“2224”格局（汽车及零部件、机械制造两大支柱产业，制糖、制药两个优势产业，建材、造纸两个传统产业，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电力、化工四个新兴产业）发展成为“3225”格局（汽车及零部件、机械制造、农业机械三大支柱产业，制糖、制药两个优势产业，建材、造纸两个传统产业，电力、轻化、农林产品加工、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五个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得到显著提高。
2013年，柳江县规模以上企业108家，年产值达亿元以上的企业51家。“十二五”期间，柳江县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逐渐由普通配件向部件和总成发展，由普通产品向智能化产品方向发展。另外，柳江县打造三个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即打造全国最大的双季莲藕、香葱、冬葡萄生产基地。2014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39.5万亩（含复种），建立了3个生产示范样板点。
近年来，鹿寨县以鹿寨经济开发区为载体，大力推进鹿寨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建设，加快完善鹿寨经济开发区、鹿寨工业园区、鹿雒经济带、江口电镀工业园、桂中现代科技林业产业园等多个园区配套设施，完善新型工业绿色发展平台。主动接受广西柳州汽车城的辐射，加快推进柳工核心铸件、万超电器等项目建设，重点培育壮大汽车零部件和机械制造产业。着力升级转型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做大做优化工、林木加工等产业，注重开发上下游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推进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能互补的生态发展格局，全面优化产业结构。
四、柳州市重点开发区绿色发展策略建议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环境变化趋势不确定因素增加，各类污染物排放将会持续增加，环境挑战不断加大。产业发展、自然资源开发如果不能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承载能力，进行盲目开发将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受到削弱。
按照广西主体功能区划，对柳州市的重点开发区，要通过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科技创新，大力减少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光辐射、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环境污染。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建立健全流域重金属污染监控和防治机制，严格重金属项目环境准入。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加强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推进危险废物安全处置体系建设。加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加快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规划建设，探索建立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管理。加强化学品风险防控。完善化学品风险防控机制，开展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实现化学品全过程环境管理。建议应用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加大城市径流雨水源头减排的刚性约束，优先利用自然排水系统，建设生态排水设施。严格执行环境准入条件，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对新建、改扩建项目严格实行“三同时”，必须通过环保、安全要求，发挥环境倒逼机制，从源头上控制高耗能、高排放的无序发展。严格执行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开展联合执法，制止和打击非法开采行为。要进一步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参考文献：
[1]樊杰.主体功能区战略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2）：193.
[2]成为杰.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问题研究――基于19个省级规划的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1）：52.
[3]杨正先，韩建波，闫吉顺，温泉.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不确定性”与对策[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1.
五柳先生传篇4
清明之夜，静室独思、把玩回味古人关于清明节的一些诗词和记载，突然感觉很奇妙。清明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也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特殊的一个。首先，传统节日都是以太阴历（夏历）的某个固定日子为准，如正月初一春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等，唯有清明节是以太阳历为准，在每年公历的4月4日至6日之间，与太阴历基本无关，却与农时有着莫大的关系。其次，其他节日大多以喜庆为主基调，只有清明节，祭祖、寒食、踏春、插柳、饮乐五大主题，把悲伤、喜悦、劳作、游乐融为一体，既有追旧、又有抚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矛盾组合，把五大主题重新排序一下，一天之中，似乎浓缩了某种人生的意味。第三、其他节日，人们大都不在意天气情况，阴晴雨雪都不会太影响节日气氛，唯有清明节，诗人们的情绪似乎总是被天气左右着，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淫雨霏霏，无论是早晨正午还是黄昏黑夜，都给人以无限意味、生出不同的感慨来。忍不住翻阅一些书籍资料，想整理、考据出一些头绪来。
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梦梁录》记载：在古代，清明节这一天，“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祭祖、上坟、扫墓，表示对先人的敬意和孝思。据《旧唐书》记载：“寒食上墓，礼往无文，近代相沿，寖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为五礼，永为例程。”为什么要在清明扫墓呢？这大概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生发的缘故。而草木萌生，总是从根上开始萌动，而祖茔，正是人们心目中的自己的“根”，所以要去亲临察看。一方面给坟墓添土除草；同时供上酒食果品等祭品，填新土、压坟头、烧些纸钱，或在树枝上挂纸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这样的祭祀无疑是悲伤凝重的，若是孤独一人，又赶上阴雨霏霏，更会平添无限的悲戚哀伤，唐代杜牧那首著名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写的就是清明节的这种特殊气氛。南宋诗人高翥有《清明》诗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月落狐狸眠冢上，夜来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更直接写出了对人生、生死的感悟。（明）高启《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写尽了动乱年代清明坟墓无人祭祀的荒凉与冷清。清明节不仅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纽带，每年清明，都有大批的海外华侨华人专程回归故乡，祭扫祖先陵墓、追怀先人功德、拜会亲友、寻根问祖。即使远在异域、无法在清明节期间返回故乡，人们也要焚化一些纸钱、或写下一些文字，称之为“遥祭”、“心祭”。祭祀，似乎奠定了清明节沉重伤感的主基调。
清明节又名寒食节、踏青节。寒食节的起源，应为远古时期人类的火崇拜，古人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各家所祀之火，每年又要止熄一次。然后再重新钻燧取火，燃起新火，称为“换火”。换火之后，负责“钻燧取火”的祭司或部落首领，要派人将新火种传送给下属各部，称为“传火”，“换火”之前要禁火三天，称为禁火节。禁火节人们只能吃冷食，后来又转化为寒食节。（唐）韩翃有《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传蜡烛”指的就是“换火、传火”的习俗。换火时，旧火熄灭、新火重生，犹如奥运火炬般次第相传、绵延不绝，传达了新旧更迭、生生不息的生命信息，至今还留有一句成语“薪火相传”。
关于寒食节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公子重耳为躲避祸害流亡期间，因饥饿晕倒，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烤熟了送给重耳吃，救了重耳的性命。后来，重耳回国做了君主，介子推不愿为官。便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让军士上山搜索，没有找到。乃下令举火烧山，想把介子推逼出来，孰料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终究不见介子推下山。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留下遗书劝晋文公爱惜百姓“勤政清明”，晋文公把介子推母子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又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祭祀。晋国百姓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称为寒食节。此后，寒食节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宋】黄庭坚清明有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候。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士甘焚死不公候”指的就是介子推的典故。寒食，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美德、操守和气节。
上巳节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上巳，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要的节日。《周礼·春官·女巫》有：“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类。”《韩诗注》解释说：“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岁秽。”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故又称三月三。从先秦到汉代，上巳节的习俗活动有三种：一是到水边举行祭祀仪式，并结伴到水中洗浴，以祓除过去一年中的污渍与秽气，称为“祓”或“禊”（祓禊fu2xi4）祓，为祓除病气，禊，是修洁净身。祓禊，即除去凶疾的祭祀仪式。《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七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形。二是招魂续魄，在野外或水边招唤亲人亡魂，也召唤自己的魂魄苏醒、回归。三是春嬉，青年男女到野外踏青嬉戏，并自由择偶或交合。
据古老传说，上巳节这一天是伏羲、女娲交合造人的日子，直到今天在一些地方还有“三月三”祭祀伏羲女娲的习俗。这一天也是青年男女相互交往，谈情说爱和众人游乐的日子。《周礼·地官·媒氏》中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每年这一天，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百姓，人们都穿上新缝制的春装，倾城邀约而出，或到江河之滨嬉戏沐浴，或到深山幽谷采摘兰草，或到郊野陌上宴饮行乐，认为这样可以祓除不祥。而未婚嫁的青年男女更是节日的主角，他们载歌载舞，自由寻找或约会情人，谈情说爱、私奔野合。《诗经·郑风·溱洧》中描写了水边人群聚集、青年男女交游示爱的场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徂。”、“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从此，“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成为“三月三”节日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
魏晋以后，该节日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等内容。于是后来的“三月三”不仅就有了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等四十余人于兰亭集会，曲水流觞，欢饮之间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雅事；更有了杜甫《丽人行》诗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暧昧、香艳情景。还有了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相思之情。宋代诗人吴惟信“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苏堤清明即事》）其中“半出城”一语道破了清明期间男女游人蜂拥出城、踏春郊游的盛况。而“万株杨柳属流莺”更隐含了踏春男女之间难以言表的情怀。此节在中国流传时间甚长，不少地区至今尚有余韵可寻，现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中盛行的各种以三月初三为期的节日活动，也与古代的上巳节有渊源关系。即使到了现代，人们依然把青年异性之间的艳慕吸引叫做“春情”、思春、怀春。上巳踏春的欢快清新、浪漫旖旎成了清明节的另一基调。
戴柳的风俗，据说起源于晋文公，而插柳的风俗，据说最初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隐含着生命繁盛、生生不息的主题。柳树是古时人们做棺木的上好材料，故有“清明不插柳，死后变黄狗”亦即死后会遭人遗弃的民间俗语。清明前后，春风和煦、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使得人与大自然实现和谐与沟通，为清明节增添了一股清新之气，增添了更多的春天的希冀与梦想。踏春之时，仕女簪花、士子别柳，更有一种敞开心扉、返璞归真的天然野性，民间谚语亦有“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白首”的说法。“寻花问柳”，也就成了一种顺应天时人性、自然而然的事。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用。清明节是祭祀之日，那些得不到祭祀的孤魂野鬼，便会趁机作祟。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南北朝时期，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以却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菩萨以柳枝沾甘露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着户上，百鬼不入家。”清明既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自然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汉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最初的“赠柳”，也只发生在恋人、夫妻或异性朋友之间，男子远行，女子折柳相赠，《诗经
？偊b小雅
？偊b采薇》里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柳”与“留”谐音，以表示依依惜别、款款挽留之意。后发展到同性朋友之间折柳赠别。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主人送客至此桥，离别赠柳以表示不忍相别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长长的杨柳枝条，在春风中披拂摇曳，似飘曳的长发、似挥舞的手臂、似缠绵的柔情，总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加之柳枝寓意着家乡、兼有生命力强、驱邪平安之意，“折柳赠别”就蕴含了多重的美好祝愿。古人的诗词中也大量提及折柳赠别之事。唐代权德舆诗：“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宋代姜白石诗：“别路恐无青柳枝”，明代郭登诗：“年年长自送行人，折尽边城路旁柳。”清代陈维崧词：“柳条今剩几？待折赠。”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曲，也会触动离绪。清明折柳，与浓浓的亲情、友情之中，又带出了浓浓的离愁别绪。
清明更是我国农民一年辛勤劳作的开始，南方桑蚕初孵、黄淮小麦返青、华北土地解冻，唐王维诗《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描写了清明期间雨后乡间的景色，一派清新之气，以及雨后农家全家去下田的忙碌充实，表达了作者的欣喜之情，和农家欢快放松的心情。我国古代还有清明节听蛙鸣预测年景的习俗，宋范成大春田园绝句：“湔裙水满绿苹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形象地写出了农人“听蛙计年”的喜悦之情；“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奇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清明节过后，就该是紧张忙碌的农活了。民间更有“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雨打清明后、高田可种豆”“清明有雾，夏秋有雨、清明起尘，黄土埋人（沙尘暴）”等农事、天气谚语。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节激人奋进，促使人们为了新的生活而努力。
五柳先生传篇5
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唯有清明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最初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公历的四月五日前后。《淮南子・天文训》说：“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古称八风之一，它温暖清爽；在和煦的春风之下，天地明净，空气清新，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清明”节气由此得名。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宋之后，它走了与传统节日生成的不同路线。古代节日一般依据节气时令，但脱离节气时间点，另外生成民俗节日，立春到新年、夏至到端午走的就是这一路径。但清明却没有沿用这一文化习惯，它将寒食节俗收归到自己名下，与此同时清明也改变了自身性质。清明在唐宋后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并且其节俗意义日渐增强。四时八节中，清明出现较晚，影响却相当的突出，缘何如此，耐人寻味。
清明虽然晚出，但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源头，是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对于祖先的祭祀中国向来十分重视，上古四时祭仪中春季祭祀宗庙的大礼称为春
（后为春祠）之礼，当时尚无墓祭的礼俗，要祭逝去的先人，就立一名为“尸”的神主在宗庙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墓祭风气渐浓，据《孟子》记述的一则笑话说：在齐国有一个无所事事又颇好脸面的穷人，其人外出，常常醉饱归家，声称自己有诸多富贵朋友，对妻妾颐指气使，其妻生疑暗地跟踪，发现丈夫并不是出入于富贵之家，而是乞讨于墓地之间。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以酒食在墓区祭拜先人的习俗。但这种习俗似乎还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家，对于身份低微、财力薄弱的庶民阶层来说，并不普遍。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流行，宗族生活的扩大，人们因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返本追宗观念日益增长，人们对于祖先魂魄托寄的坟墓愈加重视，上墓祭扫之风转盛。
唐人沿袭前代祭墓风俗，并扩大到整个社会。从礼经的记载看，古代并没有春季上墓祭扫的例规，但唐时已成风气。唐玄宗鉴于士庶之家无不寒食上墓祭扫，于是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节气日的相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寒食禁火，清明取火，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唐人已将寒食清明并称，白居易《寒食野望吟》描写寒食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同时它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日的游戏娱乐置于自己名下，如蹴鞠、秋千是寒食的著名节俗，这时也已成为清明的娱乐。如果说唐朝寒食与清明并列，清明地位逊于寒食的话，那么宋朝清明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寒食的置代，除禁火冷食仍为寒食特有的外，清明已承担了许多原属于寒食的节俗功能。明清时期，寒食基本消亡，春季大节除新年外唯有清明了。
清明到，儿尽孝
祭祖扫墓是清明节俗的中心。一到清明，人们就忙着上坟祭扫，湖北民谚有“三月清明雨纷纷，家家户户上祖坟”。无论城郊还是乡村，清明祭祖扫墓都显得出奇的热闹，古代帝王宫廷祭扫陵墓的声势与排场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百姓也是提篮担盒、携纸将烛，竞上墓地。祭扫的时间并不限定在清明当天，在前三天，后四天的范围内均可。民间有“清明朝祖，前三后四”之说。这样的习俗规定显然为人们提供了时间选择上的便利，特别对城市居民来说，不必拥挤在清明当日的出城人流之中。
上坟祭扫，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挂纸烧钱；一是培修坟墓。唐代以前已有烧钱祭亡的习俗，但因寒食期间禁火，墓祭亦不能火化纸钱，人们将钱纸插、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有的压在坟头，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了费用。这种因禁火而改变的祭祀习俗在当时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唐・王建《寒食行》），但民间习惯一经形成，就往往成为一种特定的民俗传统，它在后世已不禁火的环境下仍然流传，挂钱成为清明墓祭的特色之一。随着寒食禁火习俗的松懈，清明祭墓的流行，在清明墓祭中，人们不再忌讳烧纸钱,再说清明本来就是钻取新火的日子，“神前新火一炉香”，自然有它的灵应。烧纸钱与挂纸钱的习俗并存。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是清明扫墓的又一活动。在雨水到来前的春季，人们借清明祭祀的时机，对坟墓进行清整，既保全了先人，又尽了孝心。唐人就很在意这种习俗行为，“但有陇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王建《寒食行》），由墓上有无新土可判断墓主有无子孙的存在。现在某些乡村仍以清明祭墓活动的有无作为家族是否绵延的标识，民间有“有后人，挂清明，无后人，一光坟”的说法。清明祭扫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的确不能等闲视之。民间也有一套自发形成的习俗压力，“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的俗谚，正是对试图不履行祭祖义务的人的告诫。
清明祭祖除扫墓的“山头祭”外，后世还有祠堂祭，称为“庙祭”，庙祭跟古代春之祭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遥远，血脉确是相通。庙祭是宗族的共同聚会，有的地方径直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在祭祖仪式结束后，族长主持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规，最后会聚饮食。以同食共饮的形式分享祖宗福分，团聚宗族，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如《诗经・公刘》所记“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饮之食之，君之宗之”。后世祭祖费用一般由专门的祭田田租开支，祭田为祖业族产。
清明处在生气旺盛的时节，也是阴气衰退的时节，人们一方面感念祖先亲人的恩惠，同时以培土、展墓、挂青的形式显示后代的兴旺。祖先在坟墓里安住，关系到子孙的繁荣，子孙的兴旺又能保证祖先的安宁与香火的延续，这是一种“互惠关系”。这样，祖先墓地不仅是生命之根，同时也是情感之结，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乡里庐墓。
清明节俗及其演变
踏青是清明的又一重要节俗。清明时节，杨柳青青，自然界生机一片，人们借祭墓踏青郊游。祭墓与踏青原来分属寒食与清明，唐代以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密切的配合关系；禁火为了出火，祭亡意在佑生，这就是后来清明兼并寒食的内在文化依据。清明时节的户外运动，其原始的意义在于顺应时气，是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万物萌生，人们以主动的姿态顺应、进而促进时气的流行。踏青、蹴鞠、秋千、拔河、放风筝等大都是有助于阳气发散的活动。
宋代是生活日趋都市化的时代，也是民俗向娱乐方向发展的时代。宋代为了让人能在清明扫墓、踏青，特地规定太学放假三日，武学一日。此时的寒食不仅收容在清明节下，清明踏青习俗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史称“四野如市”，“都城之歌儿，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上河图》就更直观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清明时节宋代都市居民出行的生活图景。
插柳或戴柳是清明特有的风习时尚。柳树为春季应时佳木，得春气之先。在四野一片苍茫之际，柳树最先吐出新绿。柳树易栽易活的生存特性，显示出其生命力的强旺。因此在古人观念中，柳树非普通林木，它有着神奇的效用。清明的新火就取自柳榆木。据说民间新火的传递亦是以柳条传送。贾岛“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的诗句大概吟颂的是这一情形。柳木不仅带来新火，而且它很早就具有驱邪避鬼、护佑生灵的功用。民间向有以桃弓柳箭削减煞气的做法，柳木号称“鬼怖木”。《齐民要术》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之说。这就是“三月清明门插柳”习俗的心理根源。宋代清明节已“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说是可以“明眼”，也就是能明辨鬼邪，看住家门。新柳一般由人们在祭墓踏青时在墓地野外折回，宋人诗曰：“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除门户插柳外，清明还有戴柳的习俗。人们以结成球状的柳枝或柳叶戴于头上，民谚曰：“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城居的人们很喜欢这一习俗，鬓插青柳，既吉祥又有生气。插柳与戴柳在民间还有招魂与安魂的解释，有说“插柳留春”。事实上，春夏之交因气候的关系人们易受季节性的疫病侵袭，人们为了顺利度过这一危险时段，于是利用清明节俗预先进行禳解。这正是清明戴柳、插柳的原始民俗意义。青柳留春，意味着在春季将逝的时节，人们用青青的柳枝来象征对青春的挽留，“留青”，也就留住了“红颜”，留住了生命。
清明自唐宋成为民俗节日之后，在节俗内容不断扩张的同时，节俗的根本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清明节俗较早出现了由神圣祭祀向世俗娱乐转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在都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清明祭墓在那里成为踏青春游的假日，墓前分享祭品的习俗变成了郊游的野餐，插柳日在民国时期也变成了“植树节”。清明节俗的新变化反映了岁时习俗演变的一般趋势。当然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性，中国人的血亲观念与尊亲意识依然浓厚，清明仍为国人认祖归宗的孝心展示日，“清明到，儿尽孝”的民俗图景至今在城乡仍历历可见。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有时真的得暂停脚步，回到自然，回到祖先安息的地方，重温先人的智慧，聆听传统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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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俗谚
扫墓探亲、踏青、插柳、戴柳等节俗，民间自有一番生动的说法：
清明端午不来望,一生一世勿威风。
清明踏青,手脚轻健。
清明不插柳,死后变黄狗。
插柳挂青,福降农家。
作为时令节气，还有一系列跟农事气象紧密相关的谚语：
清明刮起坟前土,庄稼佬一年又是苦。
清明风若从南起，定主田禾大有收。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五柳先生传篇6
关键词：沂蒙山区 柳琴戏 起源 历史 研究
一、柳琴戏起源
柳琴的起源没有明晰的文字记载。据专家考证和老艺人们的师承关系推算，约在清代乾隆（1736——1796）年间，距今已有200余年。纵观柳琴戏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上是循肘鼓子、拉后腔、拉河腔、拉魂腔、柳琴戏之脉沿革发展的。柳琴戏的开山鼻祖肘鼓子也称咒鼓子，本为肘悬小鼓拍击节奏而得名，是清初流行于鲁南地区临沂、郯城一带敲着单面狗皮九环鼓、专门替有灾害的农民开锁子还愿的一种迷信职业。当时正值刀兵四起的战乱之秋，十年九灾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肘鼓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施术者常携画幅若干，挂于木棍之上，肘悬九环狗皮鼓，一人击锣，一人敲鼓，口念咒语，一唱一和，按画幅上的内容逐条演唱，击鼓而歌，边唱边扭，为百姓请神镇邪、开锁还愿、招魂敬鬼，被称为“肘鼓子”，又叫“姑娘腔”，实即巫婆“跳神”。
据康熙年间成书的《百戏竹枝词》中《唱姑娘》一首的序中介绍，肘鼓子是“齐剧也，亦名姑娘腔，以唢呐节之，曲终必绕场宛转，以足其致。”巫婆在山东又称“姑娘”，所以肘鼓子又被称为“姑娘腔”。跳神这种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经数千年的承袭变化，到清代是什么样子，我们自然无从得知，但从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跳神》的描述中，尚可看出大致轮廓：济俗：民间有病者，闺中以神卜。请老巫击铁环单面鼓，婆娑作态，名曰“跳神”……良家少妇，时自为之……妇刺刺琐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参差，无律带腔，室数鼓乱挝如雷，蓬蓬聒人耳……这里所描述的跳神时用的道具与“肘鼓子”完全一样。词歌和演唱的方法，与现在能了解到的“肘鼓子调”有诸多近似之处。因此，可以断定，肘鼓子（姑娘腔）和拉魂腔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二、柳琴戏的演变
乾隆二十五年（1760）编修的《沂州府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邑本水乡，村外之田辄目曰湖。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目曰逃荒，恬不为怪。故兰、郯之民几与凤阳游民同视，所宜劝禁一挽颓风。”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乾隆年间临沂、郯城（临沂时称兰山，郯即郯城）一带旱涝灾害不断，贫苦百姓无以为生，只得四处逃荒要饭。为了便于乞讨，有的就用当地流行的姑娘腔、花鼓调等“唱门子”，来替代“叫门子”，艺人管它叫“跑坡”。这种游食与艺人们所说“拉魂腔是要饭腔”相吻合，从一个人“唱门子”、“跑坡”开始，继而发展成既有唱腔又有对白和简单即兴表演的二人“对子戏”。曲调多是从“弦子戏”学来的“娃娃”，艺人们称为“八句子”、“娃子”。现在还能看到的单出戏《英台思春》就属于这种形式。为了能够扮演人物更多、情节更为复杂的故事，随后又出现了由两个演员当场变换服装、扮相，饰演更多人物的“抹帽子戏”，也叫“当场变”。代表剧目有《七装》、《下南园》等。这个阶段多以打地摊的方式演出，艺人叫“盘凳子”。艺人们赶集赴会走街串巷，演出形式非常简陋。三五人既当演员，又当乐手，上演的剧目也是情节简单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也无行当之分，“生旦净丑花白脸，老小净生一脚踢。”由于拉魂腔长期以撂地摊的形式进行演出，发展缓慢，有的地方官府还以“淫词小调，有伤风化”为借口，加以禁绝，生存环境险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各地流散艺人组织起来，鲁南、苏北等地相继成立了专业剧团，从此拉魂腔获得新生，并在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会演时正式将该剧定名为柳琴戏。
三、柳琴的传播
临沂艺术团的老前辈--今年80多岁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张金兰是临沂柳琴戏第七代传人，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六岁学艺，1953年加入临沂柳琴剧团，曾获山东省戏曲观摩汇演大会演员一等奖，并灌制《丝鸾记》、《王三姐挖菜》等唱片，民间流传有“看戏不看张金兰，白花两毛五分钱”的顺口溜。张金兰说：“这个柳琴，就从临沂、山东搬家，有几个老艺人上了江苏徐州、安徽蚌埠去了。在那里就发展柳琴了。徐州叫柳琴，安徽就成了泗州戏了。这是老艺人逃荒逃到那去的。有一年俺去开会，证明了柳琴戏自临沂产生，土里生土里长。柳琴戏很受老百姓欢迎和拥护，那时候夏天没有舞台，就是小地棚子，上面下着雨，下面打着伞，音乐组也打着伞，演员在那唱，老百姓拿着煎饼卷，吃完了就在门口找个地方睡了。白天就来听戏。有的都听迷了，正烙着煎饼，听说演戏了，那了不得了，赶快把火一砸死，赶紧看戏去。”
柳琴戏在贫苦农民游食的过程中产生，也以游食的方式迅速繁衍并向临沂以外的地区传播。武大、武二兄弟从沂水南下，到过邳县、峄县，课徒授艺，最后落户在峄县的李庄和刘家花园，还把流行在滕县一带的锣鼓冲子和拉魂腔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风格，临沂彭二、彭三和卢四大锤的戏班，距今一百五十年前，就流动于河南省的涡阳、蒙城，安徽省的泗州、灵壁等地；费县老吴四和名旦赵成德二人，一同到过蒙城、泗州、灵壁等地演出。沂南尹成潭为首的尹家班，于1898年到达江苏宿迁县，收徒传艺，组班演出，并定居下来。名旦汤有才，郯城人刘洪标曾分别到安徽宿县和河南灵璧传艺。根据戏曲史学家、文学评论家蒋星煜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调查，拉魂腔从临沂向外流布，分为四路。
由郯城而南至新沂、邳县、海州、淮阴的称为东路。传入海州淮阴的拉魂腔，由于方言的不同和其他艺术的影响，渐渐与新沂一带的出现了差异，后来，在京剧的影响下，形成了“淮海戏”。由东路向南，沿运河至泗阳、灵壁、宿县、蚌埠、滁县一带的称为南路，吸收当地民歌小调、花鼓灯、赶车号子、妇女哭腔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易名为“泗州戏”。由临沂而峄县，再传至徐州、涡阳、蒙城的一路，称为中路。中路因吸引了洋琴、坠子的一些音调，也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北路是指自郯城传至滕县的一路，包括大路东的滕县和大路西的丰县、沛县、肖县和砀山。这一路流传情况较为复杂。
一方面有滕县人吴庆芝从峄县拜临沂拉魂腔艺人为师学来的；另一方面又有多年在郯城要饭，后来学了拉魂腔回乡的李文喜带回来的。李还从郯城带回一个徒弟刘嘉祥，艺名“银妮”。回滕县后，又收了一个徒弟石仁玺，艺名“金妮”。金妮、银妮唱做都好，很受观众喜爱。此外，滕县当地流行着一种演唱形式叫“锣鼓铳子”，也叫“花鼓谱”、“溜山腔”。只用大锣、小钹、鼓作伴奏，从艺人员很多。在拉魂腔传入之后，便纷纷改唱拉魂腔。由于大批鼓锣铳子艺人的加入，使拉魂腔发生了些变异，最为突出的就是由“只拉琴不打鼓”，发展为有丝弦又有锣鼓了。丰、沛、肖、砀的拉魂腔，由滕县传入后，受当地语言及演唱艺术影响，显现出不同的特点，因之自成一支。
四、柳琴的发展
1954年、1956年，临沂柳琴剧团分别以《小书房》、《大干棒》、《休丁香》，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和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主要演员李春生、张金兰、邵瑞武等，分别获得一、二等奖。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临沂柳琴剧团演职人员已近百人，曾经整理改编、移植创作，上演了大量优秀传统剧目和现代戏。农村业余演出也空前活跃，据上世纪六十年代统计，仅郯城县就有业余剧团100多个。柳琴戏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仅据1957年山东省戏研室调查、抄录所得就有近200出。就其题材来看大致可分为清官戏、杨家将戏、薛家将戏、明代戏、爱情婚姻戏、生活故事小戏、连台本戏等门类，除此之外，还有200个“篇子”。所谓“篇子”是一种与曲艺段子很相似的唱段。大多是将牌子曲“娃娃”连缀一起，讲一种景色，说一个道理或叙述一段故事。多以一人台上唱，多人幕后合的形式演出。现在还能查到文词的篇子尚有100多个。如《风花雪月》、《三皇五帝》、《酒色财气》、《孟姜女哭城》、《贪花段》、《大烟段》、《倒十字》、《凤仪亭》、《单刀会》、《马前泼水》等。
五柳先生传篇7
关键词：柳诒徵陈庆年赵声茅以升交游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徵一生勤于治学，著述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历代史略》等，“在文学、史地以及图书馆学的大量著作，以及校刻古籍之业，对近现代史的学术研究，影响之久远，自不待言”[1]64。他曾先后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明德大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等多所高校，为中国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柳诒徵先生曾先后担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后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同年10月改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在工作期间，他收集藏书，整理版本、目录，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在日本侵略炮火之下，不顾个人安危，将经营多年的国学馆藏书二十四万余册，辗转迁徙。抗战胜利后，重回南京，收回劫后余书，重新整理编目，保存了祖国善本图书”[1]64。他用自己的努力与行动，诠释了文人的爱国情怀，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柳诒徵一生多在江苏工作，与家乡镇江的名流如陈庆年、赵声、茅以升等多有交往，前人较少作专门论述，兹结合相关史料加以考述。
一、柳诒徵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庆年交游考
陈庆年（1862―1929），字善余，号横山，镇江丹徒（世居横山凹的西石城村）人，世人尊称之为横山先生。陈庆年幼时家境贫寒，却对文字学怀有极大热情，“读书涉猎广泛，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著作无所不读”[2]，为后来研究经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受聘于武昌书院，担任过江楚译书局主办、江南通志局主办、长沙图书馆监督、湖北译书局总办等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但熟知中国国情，对国外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也非常熟悉，在当时的旧文人群体中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外交史上，他曾有力阻止了中国南海岛屿被日本人侵占，为我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突出贡献。《陈庆年文集・序言》载：“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日商西泽以武力占据我国东沙岛，清廷与之力争。日方明知中国志书只详陆地，疏略海岛，硬逼中方拿志书为据。两广总督无法，电请端方求助。端方知先生博学，特请考证史实。先生遍索海道之书，以雍正间陈伦炯《海道闻见录沿海形势图》为据，详证此岛于雍正间已见中国图籍。中方以先生之说为据，打赢了这场官司，迫使日商退出东沙岛。”[3]1-2陈庆年的这一贡献影响至巨，足以彪炳史册。
陈庆年先生平生著书立说甚丰，逾千卷，对我国史学具有突出贡献。光绪三十年（1904），“陈庆年编撰《洋占要》，又运用司马迁和刘知几撰史之法编《五代史略》、《通鉴纪事本末要略》。后返回故里镇江后著有《苏魏公年谱》、《沈梦溪年谱》、《玄奘旅行图》、《元代疆域图》等”[2]。陈先生对乡贤先哲遗著特别注意钞存，并精确校勘。宣统二年（1910）刻《嘉定镇江志》，1911年辛亥又将《云山日记》、《京口三山志》、《横山草堂丛刻》等著作陆续刊刻。
陈庆年幼时曾跟随柳诒徵的父亲柳泉学习，是柳诒徵父亲的学生。清光绪十五年（1889），陈庆年返回镇江老家，听说十九岁的柳诒徵好学深思，就时常与他约谈。半个多世纪后，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深情追忆：“我父亲的学生陈善余（庆年）听见我很好学，时常找我去谈论。我从他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4]8柳泉对陈庆年非常欣赏，后来还将其孙女嫁给了陈庆年做儿媳，所以柳家与陈家又有姻亲之缘。
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政府变法兴学，在南京开编译书局――江楚编译局，柳诒徵因陈庆年先生的介绍，到书局中编教科书，并有幸结识著名学者、藏书家缪荃荪（晚号艺风老人）先生。当时缪荃荪正任江楚编译局总纂，柳诒徵得以亲炙于缪先生。此后，柳诒徵跟随缪荃孙先生在江楚编译局编纂江苏通志、编写教科书，还与他同赴日本考察学务，并于1905年因缪荃孙之荐转而任教于江南高等学堂。
柳诒徵一生的治学方向与做人风格都深受陈庆年先生影响。他在《我的自述》中追忆道：“我在廿岁前后最得此二先生之力（指陈庆年及其好友赵申甫）。”“陈善余最深于史学，劝我不要专攻辞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作诗和骈文。陈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官，我也就只讲学不做官。”[4]8“他（柳诒徵）平生的工作作风大都如此。他不好高名，不说大话，不作奇特的行动，只是老老实实地工作。”[1]146可见其影响之巨大与深远。后来，陈庆年去世后，柳诒徵与唐文治合撰《陈君善余墓铭》，悼念亦师亦友的陈庆年先生。
二、柳诒徵与革命先驱赵声交游考
赵声（1881―1911），字伯先，江苏镇江丹徒人，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盟会会员。柳诒徵和赵声，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阶段，交往密切，但很少为人所知。在《劬堂学记》中柳曾福与蒋顺兴依据柳诒徵所遗资料，作了初步的论述。
赵声十七岁（1897年）时中秀才，但功名非其所好，故而决意投笔从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当时民主新思潮日益高涨，在此影响下，赵声开始革命，并以革命者自居。
1903年1月，柳诒徵受艰难时势的刺激和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竭力主张改革现实社会，以唤醒民智、振兴中华，于是他随缪荃孙到日本考察教育并记其见闻，归国后著成《日游汇编》。同年二月，赵声为了寻求革命，也东渡日本考察军政，不久后便归国，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活动。
赵声回国后，选择到家乡从事活动。当时镇江的社会思想较为陈旧、保守，文人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埋头于传统故书之中，缺乏变革社会的抱负，但是赵声在镇江开展活动需要寻找得力的帮手。时下柳诒徵的思想观念与赵声较为相近，自此二人来往密切。赵声希望能够开启民智、唤起民众的变革思想，以造就革命人才，便从家乡的教育着手。他决议在大港筹办安港小学，筹办过程艰难异常，柳诒徵为他提供了许多帮助，还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堂兄柳平章请去任教。学校建成开学时，赵声专门致书邀请柳诒徵来参加开学典礼（见《赵声致柳平章书》），柳诒徵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了开学典礼。后来，赵声在镇江大港创办阅读书报及体育会时，柳诒徵利用在江楚编译局工作之便，为赵声提供了许多书刊。
1903年，赵声到南京两江师范和徐绍桢新军第九镇任职，他与柳诒徵仍时常来往。1908年，赵声到广州后，两人仍以书信往来。1909年，赵声因革命起义活动，被当时两江总督端方搜捕，于是赵声躲到柳诒徵家里避难，夜半时柳诒徵助其化妆逃走。1926年，镇江人民公园为纪念革命先烈，在云台山筹建了“伯先公园”，柳诒徵为赵声的铜像写铭，此铭后来不幸被日寇毁坏。1948年3月，柳r徵为其更制一铭，还集各方传志作《伯先传》，刊印传布于海内。1955年，镇江地方人士商议重修赵伯先墓，邀请柳诒徵作墓铭，柳先生复援笔成文。碑文虽然做成，但因故未能上石，纸稿藏于家。
三、柳诒徵与桥梁学家茅以升交游考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我国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茅以升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达30余年，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为中国铁道、桥梁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晚年时，他还编著了许多桥梁学专著如《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是中国桥梁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早在1911年茅以升投考唐山路矿学堂之前，他曾在南京读过三年小学、五年中学。在这八年中，国文、历史两门课程，都受教于柳诒徵。他对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是在柳诒徵的启迪熏陶下打下的基础。茅以升在追述柳诒徵的文章《记柳翼谋师》中写道：“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的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1]62
1922年，茅以升任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时，柳诒徵亦先一年受聘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历史、国文教授。此时二人的关系，由师生变为了同事。
1937年春间，柳诒徵在茅以升相邀下到杭州钱塘江桥工地参观，柳诒徵先生对钱塘江桥极感兴趣，并对学生有如此成就深感欣慰，遂赠茅以升一首七言古风《茅生以升邀观钱塘江桥》，对钱塘江上的第一座大桥给予了评价。
1948年，茅以升当选为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柳诒徵亦当选为文史组院士。
柳诒徵与茅以升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同事。茅以升因得柳诒徵的开蒙教育，不但获得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在治学、做人之道上更有所获益。良好的文学功底与治学态度为他在桥梁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打下了不可忽略的基础。茅以升追述尊师柳诒徵先生“前后三十余年间，自髫龄受业，乃至讲坛共事，师生情谊，久而弥笃。回忆旧日斋堂灯火，宛然如在目前，而先生已谢世二十八年”[1]59。可见其情感真挚、深笃。柳诒徵不仅与茅以升情谊深厚，与茅以升家更可谓世交。茅以升的祖父茅谦与柳诒徵是忘年之交，柳诒徵就聘于南京江楚编译总局，就是出于茅以升祖父的推荐，他们经常互通书信，柳曾符（柳诒徵长孙）教授完好地收藏了茅谦写给柳诒徵的书牍墨迹。
四、结语
柳诒徵作为国学大师、文化学家，对于家乡镇江有着浓厚的乡梓情怀，他为家乡镇江写下了《里乘》三卷对乡梓文化加以记述表彰。他还与同乡贤达陈庆年、赵声、茅以升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以高尚的人格魅力相互影响，以高深的学问相互砥砺，在各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人才荟萃的江南平增了精彩的华章。
参考文献：
[1]柳曾符，柳佳.劬堂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郭绍全.我国近代图书馆创始人之一历史学家陈庆年先生事迹考[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2（6）.
[3]许进，徐苏，主编.陈庆年文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五柳先生传篇8
黄裳先生在2008年12月7日的《上海书评》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旧辑柳如是湖上草及尺牍跋》一文。详细回忆了他在1969年春夏期间，手抄《云间柳隐如是湖上草一卷补遗卷尺牍卷》的经过。在此文中黄先生写道：“我又曾得柳如是小像一轴，朱野云绘，实本余集旧本。绫边题诗几满，李葆恂《旧学庵笔记》曾详加著录。我看重的是严几道和费念慈的两题。随手易去，惜未录副，只费诗存其《归牧集》中耳。”文中朱野云即清代乾道年间的知名画家、江苏泰州人朱鹤年(1760～1834)，擅长山水，人物犹胜。
黄裳先生文中所说的“余集旧本”，就是那幅著名的柳如是着儒服半身小像一图。图左上有隶书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十字，上下二字共五行，右下角钤朱文方印“余氏之印”，但并未有余集署款。此图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中曾有详评：“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此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之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实不任其咎也。又‘美人’本为河东君之号，以‘余美人’而画‘杨美人’，可称双美矣。”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秋石，乾隆丙戌三十一年(1766)二甲三十八名进士。柳如是原姓杨名爱，故陈先生称之为“杨美人”。
检阅李葆恂(1859～1915)《旧学庵笔记》(台湾广文书局1970年影印《义州李氏丛刻》本)中《河东君儒服半身像》云：“吴梓山大令藏有河东君儒装半身小像一帧，后以贻余。像系朱野云摹本。上有吴山尊太史题诗云：山斗声名亦枉然，绛云只合化苍烟。绮年似有先知在，名字先添一指禅。闺訇齐名玉一班，一双家国泪潸潸。眉生却先尚书逝，谁信红颜耐岁寒?两绝颇佳。其后许仙丈、黎味园、康麦生暨易中实、程子大诸君并有题咏。予亦集虞山句得八绝题之，中有二首云：洞房银烛辟轻寒，历历残棋忍重看。揽镜端详应自喜，为他还著汉衣冠。秋风纨扇是前生，坐看人间沧海更。今日何期见此本，敢将平视抵刘桢。颇为诸君所许。”李氏是收藏家、鉴定家，但《日学庵笔记》是本笔记体的著作，而并不是一本书画著录之书，所以署款、尺寸、印鉴、纸缣等均未写明。黄裳先生在文章中说李氏对《河东君儒服半身像》“详加著录”，应该并不确切。朱鹤年擅长人物、山水，长期居留京城，与翁方纲等人交游，颇有画名，深得朝鲜人士推崇。但此幅临摹余集的《河东君儒服半身像》今已不传，所以也无法予以评鉴。
从明末节到晚清有许多画家、文人均热衷于画柳如是小像并广徵题咏，仿佛是一种文人的趣尚，这在范景中与周书田编纂的《柳如是事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就可见一斑。是文人们的绮思艳想还是故国情怀，我们当代人有时真的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南社诗人陈去病(1874～1933)在《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几幅柳如是小像：“吾乡郭频伽先生曾藏有河东君小像一幅，系吴江闺秀陆澹容所描。长不满尺，而眉目意致，生动自然，以为必有所本。又范小湖崇阶亦有一幅，曾属频伽题词其上。据云图祗半身，披纱幅巾，而面瞌秀眉，赝辅承欢，与澹容本无异。后秦敦甫见之，竞临一册而去。予家居时，任友濂丈艾生亦为予言，藏有河东君小像卷子，题跋甚众，顾及宝贵，不肯示人。究未知其为何如也。”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陈氏有评论说：“柳夫人风流放诞，妩媚绝世。一时思慕者众，争图形貌，颇有团扇放翁之致。”
我近几年来先后在书画店、拍卖公司和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画集中，见阅过几幅柳如是小像。曾在上海博古斋画廊中见近人仿余集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摹本，水墨纸本立轴，约二平方尺。图上亦有朱文方印“余氏之印”，又添加几方鉴赏家印鉴。笔墨尚可，粗看神似，但纸缣虽已做旧却人为痕迹明显。标价在万元左右。
又在2002年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公司秋拍预展上，见清代乾隆年间人陈拭《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卷，绢本设色，款署“己巳嘉平浩吟主人摹为芥园居士”，己已为乾隆十四年(1749)。图绘柳如是着儒服，头上戴黑色冠帽，帽前有一小方白玉。身穿白色长衫，翩翩玉立，迎风徜徉河畔，背景空朦。左边古柳一株，绿影婆娑，柳下湖石一块。此图高40厘米，宽60厘米。引首金笺纸上有近人高吹万(1878～1958)行书题字：“河东君初谒半墅堂小景。壬午中秋吹万居士高燮题。”拖尾纸上有陆绍曾小楷书录顾苓撰《河东君传》，另有柳宝善、谢启昆、王宽、钱楷等晚清人题诗。图卷上有著名鉴赏家邵松年(1848～1932)收藏印，因手边无邵氏《古缘萃录》一书，所以不知此图卷是否为其著录。小像及题跋、题签均为真迹。此图是摹本，但不知原画是何人所作。在预展时，此图卷我曾上手详细观赏，印象颇深。不禁想起清人雪苑怀圃居士《柳如是事辑》中的文字：“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装，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邓之诚《桑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此图后来仅以三万三千元成交。真有明珠坠泥，与之俱黑之感。2005年秋季，此图卷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又以三十五万元再次拍卖转手。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一幅晚明人吴焯《河东夫人像》，绢本设色立轴，纵119.5厘米，横62.3厘米。此图曾刊印于《海外遗珍・绘画(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8年)、《海外中国名画精选(明末清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吴焯之名见徐沁《明画录》卷五：“吴焯字启明，华亭人。工山水。”检阅其他画史资料和地方志，亦有吴氏擅长铁线描法画佛像、人物的零星记载。
《河东夫人像》用工笔细绘，设色古润。夫人蛾眉细长，凤目杏圆，凝眸沉思。支腿坐明式硬木罗汉床上，右手托腮，左手持一斑竹骨纸扇垂支腿上，双手上皆有金镯。头戴黑色护发帽，帽侧斜插凤簪。双耳下有金镶宝石坠。衣着是绫罗丝质，外衫衣领绣织繁缛花纹，内裙染色高雅。图左下角有两行小楷题款：“癸未秋华亭吴焯为河东夫人写于拂水山庄。”下钤“吴”、“焯”连珠印、“钱氏所藏”朱文方印。
癸未是崇祯十六年(1463年)。此图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幅商宦人家宠妾的肖像画。我初见此图，也无论如何难于将画中之人与柳如是联系起来。清人沈虬在《河东君传》中记，柳氏归钱谦益后“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虞山又呼为柳儒士。”(邓之诚《桑园读书记》)所以我曾经在读画笔记中写道：“窃疑画中人非河东夫人，亦非官宦世家夫人。似青楼姬人或商家妇之小像。视其支腿颓倚之姿，极尽轻佻媚俗。河东君归宗伯之后，已洗尽铅华，焉有如此招蜂引蝶之态耶?亦疑吴焯署款为坊肆中人所添造。”
后见读上海许全胜先生《新见明人所绘柳如是像跋尾》一文(见《美术史与观念史(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许先生认为吴焯《河东夫人像》是“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具神韵之柳如是像”。但全文未见有确凿的史料证明此图是吴焯真迹，也没有证据证明吴焯曾与钱谦益有过交往，所以推理也比较勉强。但在《柳如是像跋尾校补后记》中，提及美国著名的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曾在《柳隐的画》一文(刊载于中国美术学院《新美术》杂志)论及此画：“定为赝鼎”、“至谓此画风格较晚，与色情仕女画相近”。
许先生后来偶阅陶棵(1772～1857)《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时，“始知吴焯所绘河东君像早经著录，珠船忽遇，疑冰大解。”并抄录了书中《柳如是小像》著录文字，但我不知许先生所用之书为何种版本，文字略有小误。现在我用台湾广文书局1972年5月影印出版的光绪八年吴趋潘氏刻本中文字抄录如下：“明吴启明柳如是小像。绢本高五尺八分。宽二尺七寸三分(注：许先生引文为二尺七分)。如是丰容盛p。右手支颐。左手持斑竹聚骨扇。著藕色长领衣。内衬浅碧衫。下系退红裙。坐短榻上(注：许文漏‘短’宇)。斜倚檀几。神情散朗。有谢道韫林下风。[中略]癸未秋华亭吴焯为河东夫人写于拂水山庄。”许先生最后写道：“则可知河东君此像，自非名迹，当曾为陶氏家藏之物，至光绪年间犹为陶氏后人所藏，故此画流传海外应在清末。”陶氏《红豆树馆书画记》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吴焯《河东夫人像》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此图在流传过程中有近二百年的“空白期”。所以未见有陶氏之外的其他人著录，也未见钱氏之外第二人的鉴藏印，确实令人起疑。高居翰对美国各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绘画的具体情况的熟悉程度应该比国内的学者更有优势，曾编有《中国古画索引》一书。所以他怀疑“此画风格较晚”，是我们应值得注意和参考的。
五柳先生传篇9
“封山”“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其实，大禹不仅是一位治水英雄，还是一位护林专家。据《逸周书》记载，大禹在治水期间，为保护林木，曾向全国了一道“封山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在那个年代有这种胆识，确实令人钦佩！
“庆功”西周时，有位名将叫沙俊其，此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他每打一次胜仗，就令军士“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以栽树来庆功，古今尚无先例。后来，他连抓到了俘虏也令士兵们去栽树，以至于他率领的军队形成了“庆功栽杨”的庆功习惯。这种习惯影响颇远，许多诸侯国都效仿了这种一举数得、别出心裁的庆典形式。
“杏林”晋代葛洪《神仙传》中载：三国时期，福建侯官（今福州）地区有位名医叫董奉，此人医术精湛，乐善好施，与张仲景、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董奉隐居庐山期间，常为附近百姓治病除疾。此人行医有个“怪癖”：治病不收分文，但患者须在其家房前屋后栽植杏树，标准是：重病患者栽5棵，小病患者栽1棵。几年下来，董家宅前院后出现了10万余棵杏树，成为一片杏林。春天，董奉邀百姓共赏缤纷杏花；夏天，董奉把甜杏摘下来卖掉，买来谷米赈济穷苦百姓。“君异（董奉的字）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后世遂以“杏林”代指医生，并用“杏林春暖”“杏林春满”等成语来称颂医生的医术高超和高尚医德，在史籍中留下了“董仙杏林”的佳话。
“号宅”晋代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官隐居。归隐田园其间，陶渊明一边坚持创作，写下了《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一边在家乡大搞绿化，亲手在宅前栽了五棵柳树，竟日在树下吟诗诵读，还因此起了个别号：“五柳先生”。他以柳树自喻，“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因“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而受到后人的敬仰。
“桑产”三国时期的蜀国名相诸葛亮一生为国事操劳，且率先垂范，劝课农桑，曾和家人一起，栽种了很多桑树。据《三国志》载，诸葛亮病危时，曾给后主刘禅写了一封遗书，其中有“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之句――一代名相，只给家人留下了800株桑树作为遗产，其廉洁之风万世可表。同时，诸葛亮也用这份特殊的遗产告诉后人：“依木自养，人神俱安”。
“赐姓”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杨广是尽人皆知的暴君，不过，杨广也留下了很多“政绩”，植柳便是其中之一。《开河记》中载，杨广在位其间，曾下令开凿通济渠，而后令臣民在运河两岸广植柳树，以固河基，“凡植柳者，予绢一匹”。同时，他还亲自挥锹栽植，并“恩赐”柳树为国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待遇”，因此柳树又称“杨柳”。在他的倡导之下，几年时间，运河两岸便绿柳成行，郁郁葱葱，河清堤固，生态良好。
“柳官”唐宋散文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大力倡导绿化，而且亲手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他写诗自叙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手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此外，他还总结出了绿化的许多方法和技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这些经验今天读来依然有指导意义。
“寓志”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在家乡植了五株柏树，其中一株尾梢入土，蔸根朝上倒栽。别人不懂其故，文天祥解释说：“吾异日大用，必尽忠报国，此柏当年也。”果然，他一生报国忠民，兵败被俘后，面对高官厚禄不为所动，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治国”元世祖忽必烈治国有方，在其治国方略中，有一项治国之策颇为著名：民植路侧。他颁布法令，让全国百姓在大路两旁广泛种植一种长得又高又快的树。这项政策的好处是：这些树长成后，夏季绿树成荫，可供行人遮凉；冬季大雪封路，可起到路标作用；树长成后，还可用于修屋架桥。为了督促百姓种树，忽必烈还派出“巡视组”到全国巡视。
“封侯”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给树“封侯”的皇帝。《燕京时餐记》和明《嵩书》中记载，朱元璋少时家贫，经常挨饿。一次，饥肠辘辘的朱元璋讨饭经过一个村庄时，看到一棵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柿子，于是就爬上树饱餐了一顿。当上皇帝后，他没有忘本，下令有五亩至十亩地的人家，要种柿、核桃、桃、枣等树，“每户初年200株，次年400株，三年600株”“鬻钱完赋，作糊啖之”，并亲封柿树为“凌霜侯”，此外，他还在钟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农桑学校和园林场。
五柳先生传篇10
谈柳琴戏的探索和研究精品源自语文科
摘要:沂蒙山区的戏曲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中以柳琴戏最为着名。柳琴戏旧称“拉魂腔”,又有“拉呼腔”、“拉洪腔”、“拉花腔”、“拉后腔”、“拉河腔”等名称,柳琴戏唱词通俗生动、善于铺陈,尤其长于叙事和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它以优美悦耳的唱腔、诙谐幽默的表演、纯朴生动的语言、乡土气息浓郁的剧情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关键词:沂蒙山区柳琴戏起源历史研究
一、柳琴戏起源据康熙年间成书的《百戏竹枝词》中《唱姑娘》一首的序中介绍,肘鼓子是“齐剧也,亦名姑娘腔,以唢呐节之,曲终必绕场宛转,以足其致。”巫婆在山东又称“姑娘”,所以肘鼓子又被称为“姑娘腔”。跳神这种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经数千年的承袭变化,到清代是什么样子,我们自然无从得知,但从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跳神》的描述中,尚可看出大致轮廓:济俗:民间有病者,闺中以神卜。请老巫击铁环单面鼓,婆娑作态,名曰“跳神”……良家少妇,时自为之……妇刺刺琐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参差,无律带腔,室数鼓乱挝如雷,蓬蓬聒人耳……这里所描述的跳神时用的道具与“肘鼓子”完全一样。词歌和演唱的方法,与现在能了解到的“肘鼓子调”有诸多近似之处。因此,可以断定,肘鼓子(姑娘腔)和拉魂腔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二、柳琴戏的演变
乾隆二十五年(1760)编修的《沂州府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邑本水乡,村外之田辄目曰湖。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目曰逃荒,恬不为怪。故兰、郯之民几与凤阳游民同视,所宜劝禁一挽颓风。”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乾隆年间临沂、郯城(临沂时称兰山,郯即郯城)一带旱涝灾害不断,贫苦百姓无以为生,只得四处逃荒要饭。为了便于乞讨,有的就用当地流行的姑娘腔、花鼓调等“唱门子”,来替代“叫门子”,艺人管它叫“跑坡”。这种游食与艺人们所说“拉魂腔是要饭腔”相吻合,从一个人“唱门子”、“跑坡”开始,继而发展成既有唱腔又有对白和简单即兴表演的二人“对子戏”。曲调多是从“弦子戏”学来的“娃娃”,艺人们称为“八句子”、“娃子”。现在还能看到的单出戏《英台思春》就属于这种形式。为了能够扮演人物更多、情节更为复杂的故事,随后又出现了由两个演员当场变换服装、扮相,饰演更多人物的“抹帽子戏”,也叫“当场变”。代表剧目有《七装》、《下南园》等。这个阶段多以打地摊的方式演出,艺人叫“盘凳子”。艺人们赶集赴会走街串巷,演出形式非常简陋。三五人既当演员,又当乐手,上演的剧目也是情节简单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也无行当之分,“生旦净丑花白脸,老小净生一脚踢。”由于拉魂腔长期以撂地摊的形式进行演出,发展缓慢,有的地方官府还以“淫词小调,有伤风化”为借口,加以禁绝,生存环境险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各地流散艺人组织起来,鲁南、苏北等地相继成立了专业剧团,从此拉魂腔获得新生,并在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会演时正式将该剧定名为柳琴戏。
三、柳琴的传播
临沂艺术团的老前辈--今年80多岁的着名表演艺术家张金兰是临沂柳琴戏第七代传人,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六岁学艺,1953年加入临沂柳琴剧团,曾获山东省戏曲观摩汇演大会演员一等奖,并灌制《丝鸾记》、《王三姐挖菜》等唱片,民间流传有“看戏不看张金兰,白花两毛五分钱”的顺口溜。张金兰说:“这个柳琴,就从临沂、山东搬家,有几个老艺人上了江苏徐州、安徽蚌埠去了。在那里就发展柳琴了。徐州叫柳琴,安徽就成了泗州戏了。这是老艺人逃荒逃到那去的。有一年俺去开会,证明了柳琴戏自临沂产生,土里生土里长。柳琴戏很受老百姓欢迎和拥护,那时候夏天没有舞台,就是小地棚子,上面下着雨,下面打着伞,音乐组也打着伞,演员在那唱,老百姓拿着煎饼卷,吃完了就在门口找个地方睡了。白天就来听戏。有的都听迷了,正烙着煎饼,听说演戏了,那了不得了,赶快把火一砸死,赶紧看戏去。”
柳琴戏在贫苦农民游食的过程中产生,也以游食的方式迅速繁衍并向临沂以外的地区传播。武大、武二兄弟从沂水南下,到过邳县、峄县,课徒授艺,最后落户在峄县的李庄和刘家花园,还把流行在滕县一带的锣鼓冲子和拉魂腔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风格,临沂彭二、彭三和卢四大锤的戏班,距今一百五十年前,就流动于河南省的涡阳、蒙城,安徽省的泗州、灵壁等地;费县老吴四和名旦赵成德二人,一同到过蒙城、泗州、灵壁等地演出。沂南尹成潭为首的尹家班,于1898年到达江苏宿迁县,收徒传艺,组班演出,并定居下来。名旦汤有才,郯城人刘洪标曾分别到安徽宿县和河南灵璧传艺。根据戏曲史学家、文学评论家蒋星煜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调查,拉魂腔从临沂向外流布,分为四路。
由郯城而南至新沂、邳县、海州、淮阴的称为东路。传入海州淮阴的拉魂腔,由于方言的不同和其他艺术的影响,渐渐与新沂一带的出现了差异,后来,在京剧的影响下,形成了“淮海戏”。由东路向南,沿运河至泗阳、灵壁、宿县、蚌埠、滁县一带的称为南路,吸收当地民歌小调、花鼓灯、赶车号子、妇女哭腔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易名为“泗州戏”。由临沂而峄县,再传至徐州、涡阳、蒙城的一路,称为中路。中路因吸引了洋琴、坠子的一些音调,也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北路是指自郯城传至滕县的一路,包括大路东的滕县和大路西的丰县、沛县、肖县和砀山。这一路流传情况较为复杂。
一方面有滕县人吴庆芝从峄县拜临沂拉魂腔艺人为师学来的;另一方面又有多年在郯城要饭,后来学了拉魂腔回乡的李文喜带回来的。李还从郯城带回一个徒弟刘嘉祥,艺名“银妮”。回滕县后,又收了一个徒弟石仁玺,艺名“金妮”。金妮、银妮唱做都好,很受观众喜爱。此外,滕县当地流行着一种演唱形式叫“锣鼓铳子”,也叫“花鼓谱”、“溜山腔”。只用大锣、小钹、鼓作伴奏,从艺人员很多。在拉魂腔传入之后,便纷纷改唱拉魂腔。由于大批鼓锣铳子艺人的加入,使拉魂腔发生了些变异,最为突出的就是由“只拉琴不打鼓”,发展为有丝弦又有锣鼓了。丰、沛、肖、砀的拉魂腔,由滕县传入后,受当地语言及演唱艺术影响,显现出不同的特点,因之自成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