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FX019）
超越文化内战
作为美国宪法历史和实践的旁观者，我们冷眼向洋，在吸收和消化美国本土的宪法叙事时，首先应自觉意识到美国人自己讲述的宪法故事就是相互为战的。新保守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兴起使得美国陷入了一场“文化内战”，自由派和保守派争夺宪法控制权的斗争也构成了内战中的关键战线。美国的左翼自由派要用政治科学的标准去评价美国古老的宪法机器，认为这部制定于18世纪的宪法难以经得起民主的检验，[1]也是美国当下治理危机的制度根源。[2]相反地，美国的右翼保守派反其道而行之，将美国宪法的长寿以及超稳定性解释为美国长治久安的政道，用政治神学的修辞将美国的建国宪法送上了政治信仰的神坛。[3]而在本世纪初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宪法叙事的分裂非但没有弥合，反而愈发激化，著名的政治观察家迪昂就曾哀叹：“我们的政治心灵已经分裂。”[4]
中国的学者隔洋观火，也无法摆脱这种源自美国本土的分裂叙事。不仅如此，这种舶来的分裂也同我们自身的文化对峙相互激荡，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宪法的认知更为分裂，较之于美国本土，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保守派只是要将美国宪法送上美国传统的封神榜，但我们有些学者却要把特殊的变成普世的，认为美国宪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相信它为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提供了一试就灵的政治公式。反过来，美国自由派的批评仅限于在既定的宪法秩序内进行与时俱进的政治变革，反对已经造成严重民主缺陷和治理危机的宪法陈规，但中国学者的某些论述却主张美国宪法并未提供任何可资借鉴的政治智慧，仿佛只有回到智识上的闭关锁国，才能全盘否定美国宪法。
在这种两极分裂的学术语境内，平心静气地进行学术讨论的空间正在逐渐缩小，有些学术批评最终成为审查对方政治立场的诛心之论，造成了美国宪法研究在国内的病变。相当一部分的研究不是在讨论具体问题，而是动辄上升至“主义”之争，更准确地说，具体研究的结论早已为研究者的主义所决定。在这种研究现状下，我们应当提倡多谈问题而少问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面对美国宪法的历史与实践。在此意义上，佟德志教授的《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神化》就是谈问题的学术佳作。作者在文中如数家珍地列举美国本土的学术研究，反思了主宰中国学者心灵的美国宪法神话。[5]考虑到该文作者还是美国政治学大师罗伯特?达尔晚年名著《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的中文译者，其文更值得国内同行的认真对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同佟德志教授都是“反神话”战线内的战友，可以说是美国宪法这尊偶像的破坏者。[6]笔者致力于批判的是法学界所想象出的美国最高法院迷思，希望在破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更具整全性，更讲历史观，也更有政治感的美国宪法叙事。就此而言，笔者和佟德志教授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为身处学科领域的不同：笔者是一位法学学者，佟教授是一位政治学学者。同样是在具体问题的场域内“反神话”，笔者的笔触更技术化些，将批判的对象限定在法学界内弥漫的司法中心论，而佟教授却有着更宏大的理论抱负，将他的火力扩散至美国的宪法政体上来。
但在本文中，笔者要改变此前的论证路径，不是要继续以具体的历史真实去祛除美国宪法的神话，而是要对佟教授所指涉的“神话”命题进行一种“主义”层面的反思。本文的出发点并不是佟教授所主张的“让美国宪法回归真实”，而是要将美国宪法神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一种基于域外旁观者立场的文化研究，并力求跳出前述“神话”与“反神话”的二元对立思维，希望同情地理解美国这种通过讲述宪法神话而神化宪法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文拟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为什么美国宪法需要神话;（2）美国的宪法神话是如何建构起来的;（3）中国学者应当如何对待美国宪法神话这种文化现象。
为什么美国宪法需要神话？
耶鲁法学院罗伯特?卡沃教授曾在其经典论文《法与叙事》的开篇即宣告：“每一部宪法，都要有一部史诗。”[7]卡沃所说的史诗，当然不是指平铺直叙的美国宪法编年史，也不是近年主导美国宪法叙事的以小人物抗争为主线的社会史，而是指在美国政治传统内那些代代相传的宪法故事。这类故事通常聚焦于标志着宪法诞生和转型的伟大时刻，以建国国父以及后世伟大政治家为主角，它们既是史，又是诗，正是这些史诗故事在美国政治传统内的传播和传承，为美国宪法披上了神圣的光辉。当然，专业学者有时恰恰会忽视宪法神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因为它更多地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民俗“小传统”，而不是精英“大传统”，通常不可见于美国学者的专业著述，是需要我们通过外部观察才可以发现的现实实践。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宪法需要神话为其文化基础？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美国宪法之于美利坚民族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关系。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宪法共同体：所谓UnitedStates，是通过宪法才united起来的。从宪法规范上分析，美国在1787年的制宪建国过程，就是一个“合众为一”的政治合并过程。在1781年《邦联条款》的政治框架内，各邦是保有主权的独立政治体，而在新宪法生效之后，各邦就成为内在于联邦共同体的、作为地方存在的州。1787年的制宪者并没有在费城解决全部的政治问题，为了追求最大范围的政治团结，实现制宪过程的安定性，制宪者不得不将包括奴隶制在内的政治妥协写入新宪法，宪法文本的模糊反映出的是1787年第一次建国的不彻底性。因此，美国的共同体构建并非终结于费城制宪的时刻，而是展开于一个漫长的建国时期。直至美国内战，联邦共同体的主权问题在建国宪法框架内始终有其不确定性，要等到美国在内战后增修入宪法文本的三条修正案，才从政治上解决了建国宪法的遗留问题。经由第十四修正案对联邦共同体的宪法再造，UnitedStates由复数的联盟共同体转变为一个统一不可分的民族国家。[8]
通过上述历史进程，宪法成为了构成美国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法。纵观美国200多年的政治发展史，美国始终是一个包括多元文化族群在内的共同体，美国人的种族、民族、语言和文化习俗各不相同，有些时期，某些族群之间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在这种多元格局内，能让美国人万众一心的就是他们对同一部宪法的认同和信仰。而宪法信仰之所以可以超越多元文化，并且代代相传，如下文所述，所必需的就是美国政治文化所讲述的宪法神话。阿克曼教授就曾讲过：“我们的宪法叙事把我们美国人构建成一个民族。”[9]换言之，没有宪法叙事，“我们美国人民”不可能成其为一个政治民族。
作为美利坚民族的根本法，美国宪法在历史维度内表现出了我们常讲的超稳定性。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起算，这部宪法在两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仅有27条宪法修正案，至今仍然生效，因而它也是现代政治世界内最长寿的成文宪法。文本宪法的超稳定性，一方面是美国宪法最为世人称颂的文化特质，但另一方面却也构成了美国宪法实施在当下的重大难题。首先，1787年宪法因其古老并且极难修正而充斥着成规陋习，历来构成了自由派学者进行宪法批判的标靶。一部制定于18世纪的宪法，对于21世纪的美国而言就好比一件束缚手脚的紧身衣。达尔教授就曾讲过，虽然他“对本杰明?富兰克林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我还是得承认，与今天电力工程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或是那些偶尔帮助我家修理电线的电工比起来，他的电学知识是微不足道的”[10]。言下之意，建国者的宪法放在眼下只是一部老黄历了，如要解决美国政府的民主赤字和治理僵局，则非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不可。
其次，对于本文而言也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古老宪法还受困于为什么要守法的民主正当性难题。根据自由主义的法律学说，公民之所以有守法的义务，盖因他们对这部法律表示过自己的“同意”。但这种命题无法简单推演到美国宪法上：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当然不曾对这部18世纪的宪法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那为什么要遵守这部宪法呢？这就是长寿宪法的时间悖论。确实，在自由主义的世界观里，时间构成了美国宪法的负资产，只要仍停留在社会契约论的规范世界内，自由派就无法为这道时间难题找到解决的出路。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要遵守18世纪宪法，美国保守派解决了这道时间难题――但不是用学术理论，而是用现实的政治行为。简单地说，当自由派将时间作为美国宪法的负资产之时，保守派却相信时间恰恰是美国宪法实施的最宝贵财富。从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开始，保守派就提出宪法解释的原旨主义，以之作为动员美国民众，同自由派争夺宪法控制权的政治学说。[11]30年后，原旨主义作为一种宪法解释理论大获全胜，也正折射出美国自由派失败的症结所在：自由派虽然正确地提出了一道学术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却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它在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不构成其问题。
根据原旨主义的核心要义，宪法解释应当以制宪者的原初意图或宪法批准者的原初理解为仪轨。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所要探求的就是原旨主义为什么能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人民相信这种在学理上可谓千疮百孔的法律解释理论。之所以美国人是原旨主义者，根源就在于每一代的美国人都相信他们自己与制宪者生活在一个政治意义可以相互通约的生活世界中，相信美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在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保持着基本的连续性。原旨主义在政治动员上的成功，正说明美国民众从来不认为遵守建国者的宪法存在任何正当性的问题。从建国至今，一代代美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共和国内，既然政治生活保持着连续性，那么现代人所要遵从的宪法并不是某种外在于自身的意志，而是这个生生不息的共同体的共同意志。
由是观之，美国宪法作为美国的根本法，有着空间和时间两种维度的呈现。在空间维度内，美国宪法将多元的文化共同体构建为同一个共和国;而在时间维度内，美国宪法是跨越代际，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的高级法。而美国宪政之所以可能，端赖于每一位、每一代美国人都心生对宪法的认同，宪法信仰可以成为美国人的新“公民宗教”。但问题在于，宪法信仰并不是一种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它是一种经由公民教育而养成的生活态度，一种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政治信念，没有美国宪法神话，也不可能有作为美国宪政之文化前提的宪法信仰。[12]
美国宪法神话是如何建构的？
美国自由派提出了他们自以为是的问题：美国宪法诞生于18世纪末，距今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既然活在今天的美国人没有表示过“被统治者的同意”，为什么他们要遵守这部宪法呢？这种学术诘问看似直抵问题根本，但放在文化观察者的视域内，不过只是学院派的精英自扰。美国民众并非生活在社会契约论所想象的规范世界内，他们遵守一部古老的宪法，与是否表示过在某种自然状态下的“同意”并无关系，而是因为他们“认同”这部宪法。这部作为根本法和高级法而存在的宪法，首先是“我们的法律”。而宪法神话的文化功能也就在于通过神化宪法，形成一种代代相继的“我们”的政治信念。这种神化宪法的史诗，通常讲述的是“宪法”、“制宪者”和“我们人民”三者之间的故事，而且这种讲述并不限于言词，也包括实践、符号和实体器物。下面，我们观察美国人是如何建构起宪法神话的。
宪法神话，首先要求神化制宪者，若是制宪者登上了神坛，那么宪法作为神意的启示就可以取得超越时间的不朽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建国之父要比现代学者更切身体会到神化的必要性，他们是这种造神运动的最初推手。青年时代，约翰?亚当斯就在致友人的信内写道：“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生活在即便是最伟大的古代立法者都要羡慕的时代。”在美国建国之父中，托马斯?杰斐逊可以说是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早在费城会议召开之际，他就写信给麦迪逊，批评制宪是为子孙后世立法的反民主行为。但即便是杰斐逊，也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称费城会议是一场“半人半神的群英会”。也正是这位主张凡人必有一死，死后肉身腐化成粪土的杰斐逊，在1809年卸任美国总统后，随即开始了对建国一代人的神化运动。当有青年画家就独立战争系列画作征询选题建议时，杰斐逊首先建议要重现《独立宣言》的签署场景，而且只要收到询问《独立宣言》历史问题的群众来信，杰斐逊在晚年是每信必复。杰斐逊甚至还亲自审定了《独立宣言》单行册子的装帧。[13]正是因为建国之父自觉的政教宣传，当建国这代人最终告别历史舞台时，他们的革命、制宪和建国的政治作为就披上了神圣的光芒。建国史大师戈登?伍德曾经写道：“没有哪家主要民族会像我们美国人这样去尊重过去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人物”;“等到杰斐逊和亚当斯在1826年7月4日同日离世，而当天正是《独立宣言》五十年诞辰，神圣的光环就开始笼罩着建国一代人。”[14]
当建国者逝去之后，新一代政治家并未改弦更张，而是继续遵守这部保护奴隶制的宪法。为了让宪法获得民众认同，第二代政治家也开始讲述关于宪法的神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莫过于林肯在1838年的演讲《我国政治制度永世长存》。发表这篇演讲时，林肯尚未及而立之年，时逢亲历独立战争的建国者已经逝去，共和国的宪法试验面临着如何传承下去的危险，而青年林肯所给出的答案就是要让建国者所遗留的宪法成为国家的政治信仰：“违犯法律就是践踏他的前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的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让每一个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讲授;让它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它在布道坛布讲，在立法机关宣布，在法院执行。总之，让它成为国家的政治信仰，让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各种语言、肤色和条件的人不断地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15]
进入20世纪，美国宪法经历岁月磨练，获得了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7篇中所追求的时间带来的尊严。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将自己的声音送达千家万户，用炉边谈话动员美国民众支持他的新政改革，他曾在广播中告诉守在收音机旁的老弱妇孺：“宪法，如同《圣经》一样，应当得到我们的反复诵读。”而罗斯福总统任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位大法官布莱克，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文本主义者，早在保守派开始祭起原旨主义宪法学说之前，布莱克就已经开始在最高法院实践自由派的原旨解释。布莱克总会随身携带单行本的《宪法》册子，他曾告诉听众：“我们的国家有一部成文宪法，对我而言，这是最关键的事情。”[16]
到了1987年，美国宪法迎来了200周年的生日，这种宪法时刻对于塑造宪法神话而言当然是百年一遇的机会。果不其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博格就在1986年辞去他作为司法系统掌门人的角色，专职出任宪法200周年纪念委员会主席。一次纪念集会上，博格主席就复述了小亚当斯在费城宪法50周年纪念时的一段话：“传播我国宪法的原则吧。将这些原则教给你们的孩子;坐在屋子里时，讨论它们;走在路上时，也讨论它们;无论是夜晚躺在床上，还是清晨起床时，都不要忘记谈论它们。在你家的门牌上，在你家的门上，都写上宪法的原则。”[17]
在纪念宪法200周年的庆典中，最盛大的一次展览就是在费城会议原址上举办的“费城奇迹”展。费城奇迹的典故，出自华盛顿在宪法会议期间写给友人的信：“在我看来，来自这些不同的州的代表们，带着他们的风格、环境和偏见，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政府的政体，真不啻为一次奇迹。”华盛顿的这个比喻，因鲍恩女士1966年出版的通俗畅销书《费城奇迹》影响了数代美国人的心灵。《费城奇迹》这本书，所代表的只是通俗文化中传颂宪法神话的典范之作。[18]只要我们有心观察就会发现，美国史学家和通俗作家对国父制宪的故事可以说是百讲不厌，每一年都会出版新一波面向大众的通俗史作品，通过历史叙事来神化建国宪法，也算是诲尔谆谆了。此类读者杂多的通俗作品，事实上远比阳春白雪的学术著述更深远地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历来也是外国学者研究美国时容易忽略的宪法教育的主战线。相比之下，专家学者的笔触会更为冷峻，持论也更为中允，但即便是写过《建国之父的失败》的阿克曼教授，也不否认美国制宪者是世界史上的伟人，他批判制宪者的失败，并非是要将他们请下神坛，而是否认他们是保守派所塑造的“超人”而已。[19]
而出生于上海，现任教于哈佛法学院的劳伦斯?却伯教授，也在美国宪法200周年之际的论文中，追记了宪法是如何同美利坚民族在两个世纪内浮沉与共的：“我们可以追踪美国宪法作为我们所有的一件实体物的轨迹：在宪法签署次日，它乘坐费城至纽约的马车在清晨11时离开，当英国人在1814年8月进军华盛顿时，它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被塞进一个亚麻口袋里运往弗吉尼亚，在其后就是它在近半个世纪内和七把古剑一起放在一个老旧的绿色橱柜里，放在华盛顿的一个地下室内而淡出公众视线，直至它现在安静地躺在国家档案馆内。”[20]
正如美国宪法是一部寓多元于一体，跨代际而存在的政治根本法，那么宪法神话作为美国宪政的文化基础，也是一种生生不息、代代承继的文化培育工程。
神话为谁讲？又如何讲？
美国宪法神话是一个有主语的文化现象，是属于美国人的神话，是特殊而非普世的。宪法神话在美国的功能在于培育出当代人以及每一代美国人的宪法信仰，如前所述，也正因为有了宪法信仰，美国这部建国宪法，才可能在收获时间所带来的尊严的同时，避免了时间所造成的正当性难题。对于美国人而言，宪法神话既不是要以史实为基础的历史问题，也不是要以法律为准绳的规范问题，而是美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文化环节。由是观之，宪法神话的用途不可谓不大，若是没有这种世代相传的宪法史诗，美国宪法非但不会是美国人政治生活的“根基圣典”，而只能沦为禁锢当下人自治的陈规陋习，应当弃之于历史的垃圾堆。
但生活在美国宪法规范以外，我们又应当如何去理解美国宪法神话这种文化现象？首先，我们应当避免陷入卡恩所说的“当代法律学术的悖论”：“研究法律，我们却变成了法律的一部分。”[21]即我们研究美国宪法，却不能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美国法域和法秩序的“局外人”，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去复述美国人政治生活的宪法神话，因为神话虽好，但却是他人的神话，同我们所生活的法律秩序其实是不相关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相关”，我们甚至也没有必要反神话。我们只是美国宪法神话的域外人士，无需像国王的新衣故事中的那个孩子，说出国王赤身裸体的真相。
其次，当我们审视种种流传在国内学界的美国宪法神话时，为美国宪法祛魅也确有必要。但吊诡的是，要为美国宪法的神化现象祛魅，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却不是在具体问题上同神话论者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因为神话论者很多时候并非不知道他们讲述的不过是神话，而是对美国学术材料的选择性盲视，简单地说，神话论者并非真正相信他们所讲的神话，而是他们愿意相信这种神话，而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愿意去相信的人不信。就此而言，反而是跳出这种“神话”与“反神话”的二元对立，同情地理解宪法神话的文化根源，才是破除国人以美国宪法为偶像的新路径，这一路径也更行之有效。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2
【论文摘要】：文章先阐述了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原因，然后简要介绍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接着，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共同利益和国际机制的层面来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就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在经贸、环境、安全等各个方面存在着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这并没有使双方的合作关系自发改进，反而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两国存在着愈演愈烈的冲突。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如果两国关系处理不当，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经济发展，甚至会世界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减少冲突，相互合作以达到"双赢"，中美双方试探性地进行了战略经济对话，形成了相关机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为使该机制更大程度促进中美合作，我们必须对该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内在规律，把握其局限性与发展方向。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由来及其过程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表示，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将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进入创建轨道。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07年5月22－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随着双方对话的深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机制也日趋完善和成熟。
二、剖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因
首先，共同利益是双方对话的基础。"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中美双方均从这种贸易、投资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①如今，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第四位进口国。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升降；而获取美国的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的廉价产品，不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开支，而且使美国的GDp每年增加0.7%，通胀率减少0.8%，有利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确保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除了经贸关系联系紧密，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全球和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世贸谈判等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和平发展，也一定程度需要美国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②另外，中国现今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对环保、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重视也日益加强，也都是符合美国的对华一贯立场的。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不但能够给中国带来所需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也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建立以经济对话为基础，兼顾政治、安全以及环境范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单单可以使中美双方解决经贸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其它领域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其次，冲突与磨擦不断加大是对话的刺激因素。虽然中美双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中美冲突与摩擦的程度并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恶性循环的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所以美国一方面批评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一方面却又加强对华的技术出口控制。美国作为高技术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高技术产业占据比较优势。控制对华技术出口必然导致加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华不信任感，形成恶性循环。这类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对话来逐步构建双方互信，将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再次，双方认知趋于一致是对话的先决条件。双方合作的意愿，仅仅有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双方主观认识相一致。"相互依赖引发了国际合作的愿望，国际合作是国家权衡利弊后的一种选择，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判断基础之上的"③。中美双方对有关问题的认知逐步趋于一致，使对话有了了现实的可能。比如，时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④。2005年9月，一些美国政府高官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时，说应尽量淡化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制造商的"负面影响"，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困难更多地归咎于其他因素。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也开始从自身分析问题。比如，中国意识到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不仅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它地区的利益，也会导致国内高新技术难以发展，所以中国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步提高，并承诺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都说明双方的认知逐步趋向一致，使双方走向对话的道路。
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在某种情况下，合作的进行，仅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⑤中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但要在这个共同利益上实现有效的合作，还必须发挥机制的作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在中美多年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首先，对话定期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自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后，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对话将轮流在两国首都，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对话定期举行，使得该机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对话立足点高，涵盖面广。战略对话就是要站在制高点来全面审视双边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建立之初，就立足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对话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使得双方能够更为全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再次，对话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从第一次对话讨论的五个专题，扩展到第三次对话的八个专题，逐步扩展到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并在原有议题逐步进行深化和扩展。从广度和深度的循序渐进，有助于降低双方调整的烈度，使双方合作能够更加稳步进行。
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前景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为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对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运作，我们也应该有理性而清醒的认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等因素，导致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并确保机制的顺利运行，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注定将在复杂、曲折和艰难的道路中前行。
首先，中美双方关注点和期望值不对称。中美各自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点不同，从目前中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方最关注的是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中美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不少问题的期望也是不对称的，在美国看来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例如金融市场、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需要在长期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让步。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牵制。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国内政治极为复杂，政党间、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斗从未停止过，众多的行为者都试图对相互竞争的目标进行妥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行为，也必然受到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美国的各政党与利益集团中，汇集着大批在对华贸易中的"受损者"（如劳工集团），强烈要求对华采取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国内政治的纷争发生"溢出效应"，必然影响到"高层政治"，使得在双方对话中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影响战略对话进一步加深。
再次，构建战略互信存在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延长在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继续向世界各国推广美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基本主题的自强发展战略。⑥其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基本符合一致的。但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两国战略互信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两国在这些领域又是相互竞争的。合作与竞争的交织，使得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双方难以互相信任。另外，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双方并非通过短时间的沟通就能得以相互理解。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是会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美国对此心存疑虑。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真正将中国看作"利益攸关者"的外在表现，还是因为陷于反恐战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缓兵之计？
总之，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都存在着很现实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更是由来已久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所以，也不能期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能迅速高效的解决所有问题，它也只是中美双方的一种特殊的沟通渠道，通过对话加强理解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利益汇合面，但要解决中美关系间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中美双方在彼此发展中的作用，还需要中美两国从多方面、多层次上做出更大的和不断的努力。
注释
①王勇.《中美经济关系：寻求新的分析框架》，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7:10-12.
②张幼文.《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国际经济评论》,2007,11:48-51.
③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④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3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联盟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了解并反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现状,提高我校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和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特对本校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07届大三学生(第一学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总人数为40人,发放问卷40份,收回有效问卷4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对学生是否喜爱英美文学这门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30%不喜欢这门课,70%则比较喜欢。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教材枯燥乏味、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课堂气氛较沉闷。其次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进行了调查。《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文学课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说明,即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比较清楚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但也有30%学生认为不清楚。对该门课学习难度大小的调查表明仅有10%学生认为学习难度不大,剩余大部分学生认为难度较大,并指出学后收获甚少。最后学生自答部分显示英美文学学习的最大难题是:学习内容多、内容整体缺乏系统性、主题分散、记忆困难;其次,教材枯燥乏味、课堂气氛较沉闷也是造成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调查结果提醒教师,如果学生体验不到英美文学学习带来的乐趣或体验得不够必将削减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必须尽快找到合理而有效的对策。近些年国内学者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上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国内英美文学教学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五大视角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现状或改革进行研究,分别为文学批评、教学法、实证研究、跨文化、计算机辅助教学视角。
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闫玉敏提倡在文学课上将传统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神话与原型的批评方法等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如何去阅读作品32-36。然而,文章只是将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课的教学内容而不是一种教学理念来提倡。随后出现了一些将文学批评理论作为课堂教学指导理念的文章,如有把读者反应理论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结合起来以增强学生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沟通的,也有从女权主义角度指导英美文学教学以建立一个师生平等、互帮互学的教学模式的。然而这些研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课授课内容庞杂、学生记忆困难的问题。
教学法与英美文学教学。“抛锚”式教学是建构主义教学的一部分,张冰将这一教学模式应用到英美文学教学过程,认为通过教师的“抛锚”,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消化作品,并在作品的情景中把握作者的意图,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更好得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2]。吕洪灵则注意到独白式教学方式在英美文学课堂中的重要性,提醒教师在强调学生“动”的同时也要看到“静”的重要性,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要一味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积极,也要给学生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3]。
英美文学教学实证研究。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程爱民等学者的带领下,该课题组对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报告,分析总结了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以及在认识观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师资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4]。但是该调查报告尚只发现问题,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策略。次年,鲁吉进一步佐证了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现状不容乐观的状况并得出五点看法,即英语专业学生中真正喜欢英美文学的为数不多、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不够清楚、学生感到这门课难学、学校对这门课的忽视和教师的教学手段太过单一[5]。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英美文学教学。刘仪华总结了英美文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四点优势:高效省时,有利于文学能力的培养;丰富的教学活动和乐于互助;逼真理想的语言环境;新增的语言“实用技能”[6]。张显平指出文学语料库的构建与利用是改进英美文学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并提出构建文学语料库应注意文学性、对象性和反馈性三个基本原则[7]。然而,在我国语料库应用于英美文学教学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以文学语言基本素材的专业语料库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还需要广大外语教学工作者去判别和验证。
跨文化交流与英美文学教学。曾洪伟提出应该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打破“自闭症”走向开放,跳出英美文化的圈子,从第三者的立场考辨英美文化与其他民族和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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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英美文学教学发展趋势即是逐渐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不断朝跨文化、实证研究、与多媒体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强调教学论文联盟内容输入的多样性与系统性,也不断注重提高教学输出质量与学生的接收能力。本文针对调查报告突显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归纳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其主要特征,论证该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与应用价值。
3.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概述
诺思罗普•弗莱是加拿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著作《批评的解剖》的问世标志着神话原型批评作为重要的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之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弗莱认为文学是远古神话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某个神话故事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进行描述,为了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必须从理解神话入手。
“原型”是弗莱神话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原型可以指在历史、文学、宗教或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具有继承能力的象征、意象、母题或主题模式;记叙神祗故事的神话模式是文学作品中最普遍的模式类型。原型是普遍的象征,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反复出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原型并不容易被识别出来,因为文学作品是“移位的神话”。原始神话和宗教仪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按照各种模式移位到各具性格的神祗形象上。对弗莱而言,文学作品之间互相连贯的源泉是“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却反复出现、经过不同程度‘移位’的特定原型[9]。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原型反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因此对原型的每次不同“移位”是由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作者本身的写作天赋和个性所决定的。弗莱建议从两个不同的层次看待文学文本:叙事结构的直接表现形式,即表层结构和间接表现形式(原型),即深层结构[10]。表层结构可以复杂多变,但原型代表的深层结构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文学中的原型人物数量也应该是固定、可数的。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利用数量相对固定的原型进行创作。
4.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作用
通过梳理、概括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笔者发现其有三大显著特征,而这三大特征恰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英美文学课堂上出现的主要问题。
趣味性。调查还显示92.5%的学生希望教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听课兴趣,也更方便学生记忆和理解。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强调神话对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就是移位的神话。将英美文学与欧美神话、圣经故事、民间传说等联系起来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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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弗莱认为原型是文学本身的再现,是传统文本与文本之间一种特定的再生现象。互文性从时间顺序即纵向联系的角度反映出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联系。由于文学作品反映人类生活和经验,一些人类共同关注的主论文联盟题如爱情、生命、追寻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所体现,作者不可能凭空创造出全新的文字或文学,历史文本对现代文本具有借鉴作用,现代文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借用或改写历史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交织成密集的网,没有孤立存在的文本存在。基于以上观点和调查数据显示的继以讲故事的方式之后将近55%的学生希望教师在课上采用对比和串联的方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有意从某一主题出发,寻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文本让学生进行发散性学习,对比同一主题下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不同作家创作手法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甚至对比同一作家相同主题下不同作品的特点,而不是孤立地学习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根据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互文性特征进行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某一特定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对比学习中领悟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还有利于学生加强记忆。
系统性。弗莱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仅仅用一个原型单位就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原型纵横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让人不仅从纵向角度看到同一文明下不同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还从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作品间找到相似与相异之处,即横向联系。例如,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或传说,对比中国、印度、英美等国我们既可以找到不同点也可以找到相似点。教师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有意识地将英美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避免英语专业学生把目光局限在英美文学上而忽视本国或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品。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4
1.得分点概述
综观各地中考作文的评分标准，绝大多数都把“切题”“扣题”摆在了最前头。扣题写作可以说是中考作文的第一要务。作文评分标准中的相关表述，如天津将“切题”作为一、二类的首要标准。切合题意，你的文章才是合格的，才有可能跻身优秀之列。
中考评卷，依照扣题的程度将文章分为四等：切合题意，符合题意，基本符合题意，偏离题意。据此，阅卷老师给予各类作文不同等级的分数。
2.得分点策略
一是扣住话题拟新题。话题作文需要自己拟题，如果我们将独词式话题扩展成短语并以此作为写作题目，就能将题目限定在命题者设定的范围内。比如，以“感恩”为话题作文，有的同学拟题为“提醒感恩”、“感恩的心”、“相互感恩，始得和谐”等，突出了话题的重要地位，让后面的构思选材等工作自然地围绕题目展开。
二是下笔扣题打一枪。起笔开门见山，直击题目，引得下文围绕这个方向展开。比如，有一满分作文《清晰的面孔》就是这样开头的：“人海茫茫，许多人在你的生命中成为匆匆过客，如天空中划过的流星——只留下美丽的一瞬。然而在我的脑海中却保留着一张张清晰的面孔，久久不能飘散。”开头强调“清晰的面孔”“久久不能飘散”，很自然就此展开话题，引出了下文合乎题意的描述。
三是穿插文中巧切题。可以围绕题目拟出一组小标题，穿插在文章之中；可以根据题目拟定中心句子，穿插在文章中间。比如，满分作文《“和谐”画展》，以参加“和谐”为主题的画展为内容，描述了“我”精心准备的三幅画：“婴儿哺乳图”、“泪眼蒙目龙图”、“夕阳搀扶图”。作者分别以三幅图作为小标题，着力描述了各图的内容。这样，保证文章始终运行在题目的轨道里。
四是锁定题目作结尾。文章的结尾一定要扣回题目，这一点至关重要。比如有篇中考满分作文《母亲的眼神抱着我》结尾这样写：“母亲的眼神无时无刻不跟随在我身边，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打动所有的人。她美得没有瑕疵，没有犹豫，只有一如既往的坚定。母亲的眼神之美，源于一颗爱我的心。美在身边，母亲的眼神抱着我。”这样一来，很自然地点明题意，也留给读者很大的品味空间。
3.失分会诊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5
6月18日晚6时，华盛顿特区五星级万豪沃德曼公园酒店（marriottwardmanparkHotel），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打着一条印有奥运花纹的红色领带，出现在500多位美国商界和政界的高层领导面前。
“这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一次打红领带，”说，“因为对话取得了成功。”
六个多小时前，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刚刚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的闭幕仪式。和保尔森相识多年，但此次会谈，乃是第一次以中方特使身份出现。
对话达成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双方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二是同意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的谈判。双方还同意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投资的沟通与协调。保尔森同时宣布，双方还拟定第五次对话于2008年12月在中国举行。
“(我们的讨论)为向前推动所需的及时进展创造了基础。”保尔森在闭幕致辞中说。
美国调低期望值
对于第四次对话达成的这两项成果――签订能源与环境十年框架、开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裴敏欣认为“超出预期”，但这是相对于一个较低的预期而言的。
自2006年12月进行首次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行至第四轮，美国国内的关注度和热情已经有较大程度的降低――会谈开始前一周，美国主流媒体对此轮对话的铺垫式报道，几乎完全局限于6月10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的一次热身演讲。
美国对此轮对话期望值较低，在美联社经济专栏作家马丁库拉特辛格（martinCrutsinger）看来，有多重原因。他在对话前撰文分析，全球信用危机和油价攀升，使得传统贸易和汇率议题的重要性削弱。此外，美国政府面临换届，不仅美国人自己无法确定这个对话的延续几率，他们也猜测中国政府会因为类似的疑虑而降低对对话的兴趣。
裴敏欣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问题都可以追究到美国的经济政策――美元的大幅贬值同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大额举债有关；全球金融风暴和美国次贷危机及房地产泡沫有关；世界能源危机和美国浪费能源有关；世界粮食危机和美国不负责任地将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的政策有关。“（这些问题）美国都负有直接的甚至最大的责任。这也是美国在这轮战略经济对话中不会像以往那样咄咄逼人的原因。”
一定程度上，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减小了这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政治压力。保尔森在将近6000字的开幕发言稿中，也只有一次提及“汇率”。相反，他的讲话突出强调中美长期合作的重要性。
能源和环境重要性上升
早在开幕之前，各方便有判断，此次对话将倚重能源和环境议题来获得最大的进展。
6月16日，对话开幕前一天，中方特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在当天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题为“加强中美节能环保合作”，指出：“中美在能源环境领域利益交汇点多，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
能源和环境议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和这一议题已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和挑战之一不无关系。而作为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均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压力。在闭幕式上，保尔森便指出，中国和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据了全球煤炭消费的一半。这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
他表示，通过《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双方将正视对两国及世界来说都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挑战：能源安全、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气候变化。
前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大使霍尔布鲁克今年4月在接受《财经》专访时也曾强调，气候变化问题是中美双方可以获得最多进展和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下届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一美中双方共同的利益和担忧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以能源和环境这一全球关切议题作为双边关系的战略联结纽带和突破口，已成中美政治高层的共识。
这次双方共同确定了五个起步领域：发电和传输方面的提高能效；交通运输领域的提高能效和减低排放；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以及森林和湿地的自然资源保护。同时，对应成立五个工作小组，制定行动计划，力争在第五次对话召开前完成。此外，双方还将在下次对话前探讨“生态伙伴关系”（ecopartnership）这一概念的可行性。
中方力推Bit
此次对话的另一成果，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同意正式开启谈判，保尔森表示令他“尤其高兴”。而据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在6月18日下午举行的中方记者招待会上介绍，此次中方采取了主动的姿态。
朱光耀说，中美早在2006年底首次对话之时，就探讨了启动Bit的可行性。之后，中美工作层为启动谈判进行了十轮磋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存在一些疑难问题，譬如国民待遇问题――中美各自的国内制度要求给达成共识造成了障碍。
“在这次会晤中，中方代表团又向美方代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告诉对方，中国政府高层十分重视Bit，总书记和总理都亲自了解情况，亲自做出推进Bit的指示。”朱光耀说。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协定内容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准入与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内容。目前中国已经和全球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据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陈欣撰文介绍，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是Bit谈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因为和货币汇兑、投资争议解决途径等相比，在准入问题上，各国尚未形成一致认同的基本准则。
美式Bit以投资自由化为特色，准入自由成为明确的条约法义务。这类Bit对缔约国国内外资法提出了直接的变革要求，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引入投资准入领域，要求不仅适用于投资后阶段，也适用于投资设业前阶段，从而改变了传统双边投资条约企图避免就外资准入问题规定具体条约法义务的局面。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和外资立法采取限制性的策略，对外来资本进入本国的领域和部门实施严格审查和慎重引导的方式。因此，早期及近年来的Bit都回避就外资准入问题作强制性规定，而将投资保护问题作为Bit的主要任务。
保尔森表示，“美国会在美式Bit基础上争取一个全面的协定。”而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早前在吹风会上表达中方的立场是，“希望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希望所在国的政策是透明和开放的。”
不过，美国国会两位领导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朗格尔（CharlesRangel）和众议院贸易分委会主席桑德列文（SanderLevin）――在闻讯布什政府同中国启动Bit的消息后，对布什政府表示了不满。
他们认为，布什任期将尽，应当把所有关于Bit的重大决定留给下届政府。在给国务卿赖斯、财长保尔森和贸易代表施瓦布的信中说，他们对于布什政府的谈判目标表示严重的担忧。“如果布什政府要推进这些谈判，就应该明确告诉中国，谈判中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得留给下届政府。”信中写道。
SeD前途何在
尽管保尔森和对此次对话成果都显得十分乐观和有信心，有关对话能否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后继续下去的疑虑并未消除。
裴敏欣在此次对话开幕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保尔森的积极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带有极大个人色彩的高层对话基本上很难进行下去”。他进一步指出，战略经济对话能否继续，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下届政府由谁来做财长，新总统是否把战略经济对话当做同中国接触的关键工具。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启动之时，便定位为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但前三次的对话，多少都体现了两国政府在“制订长期战略”和“达成短期成果”之间的意向偏差。对话实际议程也往往被短期忧虑所笼罩，譬如汇率和食品安全。这使得美国国内舆论屡屡对对话成果抱以“失望之情”。
另一方面，前三轮成绩有限也同“时机”有一定的关系。裴敏欣就此分析指出，对话启动之时，适逢中国将召开中共十七大，政府面临换届，因此中方在前两轮趋于保守，不愿驱动敏感、政治风险大的议题，譬如金融开放、汇率改革等。前三轮对话下来，除了人民币对美元实现20%的升值，中国在结构改革、市场化和消除两国贸易结构障碍方面并无实质性进展。而当中国政府换届完成，特别是与保尔森相熟的被任命为中方的对话特使，又到了美国政府换届之时。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召开之机，已是布什总统的“跛脚鸭”期。由于政治周期不对称，使高层会谈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大打折扣。
不过，由新领导班子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第四轮对话中，表达了希望对话延续的愿景。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中方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沟通工具的认可。他指出，推动这一内阁级双边对话的“机制化”和“长期化”，是两国元首和政府的共同期待。
“在中美利益汇合点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必要继续运用好这个重要平台。”说。
中方为此次对话营造良好氛围作了很多努力。先是组织庞大采购团到美采购达136亿美元，对话开幕前一天，中美两国企业亦在美国商会签署了35项贸易和投资合作合同和协议，总计金额达83.6亿美元。
中方也在这次对话中表现出与以往三次迥然不同的开放态度，不仅前所未有地主动安排了多场部长级官员的新闻吹风会，更有不少中国官员脱稿发言。反倒是美国官员讲话要读稿。在6月18日晚万豪沃德曼公园酒店的晚宴上，国务院副总理以一场“冒险脱稿秀”赢得了全场500多位美国政经界领袖不断的笑声和掌声。他的演讲被认为是风趣、坦率而积极的。
在6月18日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保尔森不愿预测如果总统上台，是否会继续把他发起的这一对话形式作为协调中美经济利益的主要模式。他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说，是否继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决定权在于下届政府。
但是他又补充，他曾多次告诉他的中方对等官员，美国人是十分注重结果的。“我们知道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和中国有双边合作，有多边的支持，那么我们在处理国内、国际的经济问题时就会容易很多，这对于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有好处。”
“我常常讲，恭维的最好方式是模仿。中美启动战略经济对话之后，其他几个国家也同中国开展了类似的高层对话。”保尔森说。
他认为，2007年12月1日开幕的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和2008年4月开幕的中欧首次经贸高层对话，都是借鉴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模式和经验。
尽管如此，这一对话形式能否为新一届美国政府所延用，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美国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众议员、现任安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唐邦可（DonBonker）认为，即使新总统放弃既有的对话方式，也不意味着不会寻找一个新的机制来促进双方的交流，解决共同关注的议题。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6
【关键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关系;意识形态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东亚地区事务深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美关系的影响迅速扩大。中美关系成了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直接关系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必要性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中美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其动因在于：
（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为解决中美经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设立的一种新的对话机制。
近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贸易总额不断攀高，相互依赖度持续加深，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双方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迅速，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成为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可。
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过程，战略对话不应该成为追求急功近利的工具，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着眼于未来。双方应从维护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来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各种问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担负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中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
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好愿景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存在众多问题与挑战，但主流趋势却是持续发展，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的努力目标。为使双边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在新的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中，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目的是加强两国就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的沟通和协调，以增进互信，加强合作。这些大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或者是通过几次对话就能解决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更多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只有这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才能继续有效开展下去。
四、中美外交的意识形态的较量
意识形态曾对中国的外交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起过非常负面的影响。尽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国却总是对中国充满戒心，除了自身利益的考量以外，这与美国自身意识形态因素有关。
（一）中国外交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对象不断扩展，朋友越来越多，对外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与许多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也强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
但是，近年来，中国这种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政策遇到很大挑战。中国外交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一些西方国家却以意识形态划线，从而达到离间中国、孤立中国的目的，并迫使中国外交被动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美国把意识形态作为战略手段发挥和运用
美国在对外政策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美国人对“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非常信奉，并把它们贯彻到对外政策中。近年来，美国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发挥和运用到了极致。意识形态成为美国解释其外交政策合法性、孤立或者诋毁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的重要工具，甚至成为美国对外武力干涉和发动战争的借口。
五、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主要策略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应准确判断，积极应对，才可能摆脱其被动局面。
第一，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与外交的关系。
在对外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关键是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放在什么位置，能否容纳与本国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国际社会本身具有多样性，存在多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它们之间很难分出高低优劣。有些问题实际上与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联，不应以此作为衡量和攻击他国的把柄。
第二，要准确理解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外交问题的原则。首先，“超越”不等于放弃。超越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超越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自主选择。其次，“淡化”不等于同化。意识形态因素是希望不让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国家间关系，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等。再次，“超越”只是前提，落脚点是“合作”。超越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最终是要达到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
第三，要塑造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不断摒弃与时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努力塑造与历史传统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同样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种文明形态，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发源地的国家，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完全可以从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熊光清.中美外交前沿的意识形态较量[J].国际前沿，2012（10）.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7
“作为中美两国最高级团队之间的对话，不论从当前还是中长期来看，都对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文泽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
携手共度危机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历来都是中美现有20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此次对话自然也不例外。尤其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强大的阵容凸显了此次中美对话的重要性。对话由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与中国副总理共同主持。除保尔森外，参加此次对话的美方代表还包括农业部长爱德华谢弗，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迈克尔莱维特，贸易代表施瓦布和环境保护署署长约翰逊等近20位内阁部长和高官。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当前进行此次对话，达成双方合作的共识，不仅在实质上能够缓解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的信心。因为在投资和消费的过程中，信心不足和过分自信都会导致经济走向极端。”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维表达了上述观点。在此问题上，谢文泽同样认为，对话不仅可以提升金融市场的信心，促进市场回暖，而且在中美可操作性政策方面也会取得良好进展，如两国间如何进行更好的合作，政策之间如何协调一致等。
另外，陈维认为，随着近几年中美经贸合作的加强，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占有率呈上升态势，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额也在不断增长。中美两国的经济联动性已经愈加显现。这也是明确提出“希望美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和投资安全”的原因。
力促贸易升级
中美双方此次对话围绕的主题为“奠定长久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基石”。两国就管理宏观经济风险和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的战略、加强能源和环境合作、应对贸易挑战、促进开放的投资环境、国际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措施、能源环境合作等真正具有战略性的议题成为此次的着重点。此次对话中，就能源与环境合作已达成5项具体成果。另外，两国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等方面也达成了诸多共识。
谢文泽将此次对话的核心内容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在当前经济低迷之时，中方已出台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美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也频频插手干预金融市场。两国间的宏观政策如何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度过严冬是双方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二是当前国际油价从高峰跌落至谷底，中国如何接轨国际市场，如何与美国进行能源与环境方面的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在美国新旧政府交接之际，如何构建中美两国更加长效、稳固的伙伴关系。
除了上述三点，陈维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补充到，中美两国要肩负起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中美两国，一个长期以来实行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危机面前，两国应该认真地自我反省，为推动全球经济回暖贡献一份力量。另外，如何加强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使贸易合作向产业合作升级，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构建经贸新格局
与前四次战略经济对话相比，本次对话跳出了以往两国长期纠缠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焦点的转向，不仅表明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渐进有效的可控原则的坚持，同时也表明，在危机面前，中美之间更需要携手共同走出经济困境，而不是单纯着眼于解决两国间的矛盾。对此次对话核心内容转移，谢文泽认为，虽然近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连续多日触底，但变化的幅度完全处在正常范围内。陈维对该问题持相同的观点：“汇率问题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阶段性、历史性的问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对外贸易层次的提升，汇率问题将逐步淡出对话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9月由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是中美现有20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对话每年两次，轮流在中美举行。在过去的四次对话中，双方共取得149项具体成果，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寻求合作新契机，加强双方互信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8
关键词：动画创作；童话题材
中图分类号：J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048-01
动画产业的发展已经有几十个年头了，而童话题材在动画创作中的运用几乎是伴随着整个动画发展史的成长而成长的。从最初的探索阶段，到现在的动画产业的百家争鸣，一路走来，童话故事的在动画创作中的运用都经历了哪些阶段？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是一成不变，还是不断的前进创新？从以前单一的创作模式，有限的创作题材，到在现在这个动画产业已经是拥有非常多的创作选择的时期，童话故事题材在动画未来发展中又该何去何从？本文将以上问题，分别从早期迪士尼对于童话创作的传统运用，梦工厂的创新运用，来简述动画创作中童话故事的具体运用；并从根据扬善抑恶，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吸引青少年观众，节省创作成本等三个方面来举例论证童话故事在动画创作中的运用特点；以及对于童话题材在动画未来发展中的展望等展开具体论述。
一、动画创作中童话题材的运用简述
（一）早期迪士尼对于童话创作的传统运用
沃尔特迪士尼的成功离不开童话故事。他用童话故事做敲门砖敲开了那些伴随着童话故事长大的人们的心，并且创造了动画史上，乃至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开创了一个新的产业。74分钟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已成为美国动画史上的伟大创举。1937年以前，卡通片只是电影开演前的娱乐节目，只有十几分钟。沃尔特迪士尼的这部《白雪公主》在好莱坞的戏院第一次把动画当作真正的电影来上映时，却获得了包括卓别林等名人在内的观众的起立鼓掌，童话故事和动画的完美结合，使从此动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改写了电影史。
（二）梦工厂对于童话的创新运用
面对无法撼动的迪斯尼的动画霸主地位，作为后起之秀的梦工厂想要在美国动画，乃至世界动画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看似是件非常难的事情，面对早已深入人心的迪斯尼和公主王子式童话故事并存的人们的童话动画理念。梦工厂，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叛逆式创新。童话故事的应用在此拉开了新的篇章。2001年夏，梦工厂联合pDi公司推出了新型童话巨制《怪物史莱克》，创下全球4亿5千万美金票房，抱走欧、美电影奖项，是梦工厂成立以来第一部撼动迪斯尼霸主地位的动画片。后又于2003年上映了《怪物史莱克2》，2007年上映了《怪物史莱克3》，2010年上映了《怪物史莱克4》。人们在梦工厂对于传统童话故事的一次又一次的善意式的颠覆中，接受并喜爱上这种新型的童话模式。
二、童话题材在动画创作中的运用特点
（一）扬善抑恶，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伴随着迪斯尼一起成长的莫过于童话故事了，经典，是因为一直是活在人们心中的梦。童话是梦幻似的东西，一切的美好都会在这梦中发生，这里奇迹不是奇迹，而是必然。迪斯尼传统的童话故事的结局，我们耳熟能详，从此，善良的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狠毒的王后则有着悲惨的结局。这是每个人孩子时期心中的梦，也是我们作为孩子时期对这个世界的美丑善恶最开始的认知。
（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梦工厂仅仅用一部《怪物史莱克》就完全颠覆了早已烙印在人们心中形成的经典童话。叛逆式的创新，在这里，真正的王子没有白马，没有华贵的衣服，没有一切和高贵挂的上边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梦工厂告诉了我们，没有不可能，想象力没有边界。唯一与传统动画相同的，恐怕只剩下那个幸福快乐的生活着吧。在史莱克2里面，公主和史莱克都有了美貌的权利，却双双选择放弃。这是一种勇气，震撼人心的勇气。
（三）吸引青少年观众，节省创作成本
童话题材较其他题材的一个优势在于，故事情节都是已经被大家所熟悉的。会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且接受。从商业价值考虑，会因为耳熟能详的故事而吸引到一大批对故事感兴趣的很多青少年的朋友，毕竟童话是他们的心灵上的伙伴。从动画形象设计和场景设计上，更笼统化，节省一部分设计成本。并且因为剧本是童话故事的关系，会节省一部分剧本创作的成本，将商业风险降到最低。
三、结论
综上所述，童话题材的运用在动画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动画产业的探索，发展，一直到庞大的动画产业的形成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童话题材的三大特点：1.扬善抑恶，健康向上的价值观。2.丰富的想象力。3吸引青少年观众，节省创作成本。决定了童话题材在动画产业未来的发展中将仍会占据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9
话题作文中，话题的设置要具有开放性。话题只是提供一个说话的素材，即规定了表达的中心内容，不能有明显的观点，要能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话题作文只需提供写作的中心，不能有结构、文体、语言等限制，像“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妈妈的爱”这样具体可感的内容，不能作为话题来写。话题内容要使学生选择的自由度大，要给学生的写作空间大，发挥的余地大，比如，“成长”就可以作为写作的话题。学生看到“成长”二字，能想到成长中的酸甜苦辣，能想到成长带给我们的改变，能想到对成长的憧憬。总之，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最擅长、最适合发挥的材料和文体，让学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潜能。
二、要把握好话题的“度”
话题作文虽然题材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没有边限，如何准确地把握“话题”的度，如何准确选材十分关键。写话题作文必须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在学生初次接触话题作文时，一定要指导他们把握好这个度，切忌牵强附会，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如以“路”为话题的作文，学生可以写马路、山路、崎岖的路、平坦的路、人生的路、路标……只要不脱离路这一中心，学生就可以发挥想象，尽情构思。因此，不管所给的话题多么宽泛，我们都要善于缩小“包围圈”，选择一件事、一个人、一样物品、一种感受、一点看法等作为切入点，集中笔力加以突破，把所选择的话题的角度写细、写深、写透。
三、认真体验，寻找有价值的写作素材
这里的体验不仅仅是参与其中便可，还要在活动中认真体验观察，寻找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把话题体验作文写好、写活。“体验”既要有“领悟”“体味”的心理感受，又要有“践行”“实践”身体上的行动。因此，在活动体验中，教师要让学生投入其中，做到全程参与、全心参与、多器官参与，通过身体的感触和内心的领悟，获取写作灵感。体验不但要注重参与性和丰富性，还要注重深刻性。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活动体验中往高处站，往深里想。体验观察不能止于表面，要看到事物的内在和本质，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点及面、由此及彼，将体验向深处挖掘，从细微处发现深刻的道理，寻找有价值的写作素材。在诸多从活动获取的信息中，多中选优，优中择深，如此，才能写出活动的价值，话题的深邃，也才是体验式写作，而非记述活动的流水账。
四、注重生活体验，打开写作源头
要想让学生把话题体验作文写好，就要引导学生从教室小课堂走向社会生活的大课堂，打开写作的源头活水，拓宽学生的习作领域。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去汲取生活中的写作之源，丰富情感体验，为作文注入活力。所以，教师选择的话题不必高大上，沁润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唤起所有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经验，才能让他们有处下笔，有物可写，有感而发，才能打开学生思维的闸门，让他们文如泉涌，写出佳作。比如，围绕在千家万户餐桌上都出现过的“饺子”为话题，同学们就可以找出很多写作的点，因为熟悉，所以写得容易，形象描绘得立体可感。由此可见，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会给学生的写作带来无穷无尽的灵感，让学生体会到写作的快乐，才是学生写作的真正源泉和导师。
以最美为话题的作文篇10
关键词：王一梅抒情童话生命意识
1970年出生的王一梅，15岁时考入苏州幼儿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她热爱文学创作，担任了学校的文学社社长和童话剧团团长。18岁毕业后担任幼儿园老师，一直在幼儿园工作了13年。1994年起开始发表童话作品，至今已经出版了《恐龙的宝藏》《鼹鼠的月亮河》《木偶的森林》等多部长篇童话和数百篇短篇童话，她的作品曾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界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十三、十四届冰心图书奖等奖项。有评论家称王一梅的作品“可以用以标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达到的一定的艺术高度”[1]，“王一梅是当前抒情派的一个探索者，一个认真、勤奋、执著的、有理想、有才华、有个性、有追求的探索者”，“她的思索与创作对童话界、对热爱阅读童话的孩子们有重要的贡献与意义”。[2]
目前，对王一梅童话艺术的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较早对王一梅童话进行研究的是黄云生的《丑小鸭情结及其它――评王一梅的童话》。
文章认为，从少女时代便从寻常家庭走出来，并曾经长期生活在幼儿园的普通幼教工作者王一梅的内心深处一定深藏着丑小鸭情结，在童话创作中，她自觉不自觉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努力张扬着“一个具有她的个性特征的情感主题――从平凡中崛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实现美好的理想”。因此，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安徒生的《丑小鸭》对王一梅的童话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一梅笔下的童话形象，如月亮河的小鼹鼠米加、书本里的小蚂蚁、愿与寂寞的乌鸦作伴的第十二只枯叶蝶、住在雨街的黑猫阿洛等，和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是属于同一情感类型的。但是，王一梅并没有重复安徒生，她的丑小鸭情结，“明显地烙有她自己的情感体验的记印”：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形象具有一种的倾向，丑小鸭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群体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王一梅笔下的童话形象具有不同凡俗的理想和品格，却没有远离普通人的社会群体。“安徒生笔下的那种势不两立的人际关系，那种阴冷、酸楚的情感氛围，在王一梅的童话里已荡然无存，即使有时也会涉及一些不怎么和谐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遗憾，也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情调，但并不影响其作为‘温馨童话’的整体评价”。
王一梅的丑小鸭情结还表现在她对完美童话艺术的痴迷追求上。王一梅的童话“布局精巧别致，结构玲珑剔透”，同时又“散发着淡雅清香的诗意”。她“并不热心于编织故事”，相反“十分关注童话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命运，关注人际的情感关系，并对它们作出一种纯真而优雅的审美评价”，所以才创造出“构思精妙而又极富诗意的抒情佳构”。这种“诗性童话”“与上个世纪80年代冰波的童话有几分相似，但又不尽相同。冰波的童话更多一些诗的成分，更唯美些，更适合青年读者欣赏；而王一梅的童话则依然有较多的儿童立场”，“她毕竟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儿童中间，她在试图表现深层次情感主题的同时，总能设计一个儿童可以接受和感兴趣的故事”。
文章也指出王一梅童话的“洋味”“正在加浓”：“最明显的是女巫（雨女巫、阳光女巫、风女巫、雾女巫等等）开始多起来了，据说她还准备专门写几个关于女巫的童话，看来王一梅对女巫形象确实是情有独钟。那种骑着扫帚满天飞的长寿女巫，在西方童话里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童话里却十分陌生。此外，有一些童话形象大都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如鼹鼠米加，兔子萝里，大狼托克，雷特船长，雷莎太太等等。”“洋味”“读来总是让人不太舒服”。研究者希望“王一梅和当今儿童文学创作界的青年作者们”能够注意处理好西方童话与中国传统童话融合的问题。[3]
2007年，胡志远发表了《抒情童话的探索者――王一梅长篇童话的解读和思考》一文。文章指出，“浓郁的抒情风格是王一梅长篇童话的重要特点”，“在故事的情节细节中营造气氛，在童话细节链和童话情节链中进行抒情”是“王一梅抒情童话写作的特色之一”。王一梅的童话善于营造充满温馨的成长氛围，充满着诗情画意，传达着永恒的爱的主题，“蕴含着深刻的生命的思考”。关于王一梅的抒情童话观，研究者总结道：“王一梅认为的抒情童话是这样的：1.儿童文学是文学，童话中的抒情不是普遍的抒情，不仅要有意境，作品还要十分重视完整的结构，不能因为抒情，就忽略了故事情节结构。2.抒情不是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来描述优美景物就足够了，抒情最主要的是要善于营造抒情的氛围，‘要有一种情感在里面，有一种能够扩大到空气当中的东西，慢慢在空气当中弥漫开来’。”因此，叙事在王一梅的抒情童话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且故事中的人物是个性鲜明的，她“没有忽视儿童阅读的实际接受水平”。文章最后希望王一梅能够“循着抒情童话的道路，一点点摸索”，“追求一种博大、哲学气和艺术美的良好格局”，“创造更多的自己的特色，将艺术童话再向前推进”。[2]
2008年，彭波在其硕士论文中对王一梅的童话进行了综合研究。他指出，“王一梅是当代中国童话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她的童话“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作者在童话里表达了对当下自然生态的忧虑，用文学的话语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又深刻的命题”。[4]（p3）《木偶的森林》和《恐龙的宝藏》“表达了人类远离自然的忧虑和亲近自然的渴求，竭力寻找人的一种本真状态”。[4]（p4）王一梅的童话还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一话题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思考。《鼹鼠的月亮河》传达了人们“寻求认同的愿望”，鼹鼠米加的旅行经历，“既是个性寂寞的预言，也是个性从孤独，不被理解到确证自我，并最终被承认的现实投影”。《大狼托克打电话》则告诉我们：“一味的等待是消极的、被动的，主动出击才能找到生命中的爱，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4]（p9）《兔子的胡萝卜》“成功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相交相处的合理模式，将美好而理想的人物形象带到读者面前”，兔子、雪人、小鸟的故事演绎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联系中才能获得生命的灵魂，生命才能释放出应有的价值。”[4]（p10）王一梅的童话在三个方面实现了对古典童话的超越：用性格复杂的圆形巫婆形象颠覆了性格单一的扁平巫婆形象，如《米粒与糖巫婆》中的糖巫婆具有多种性格特征，善与恶并存，而传统巫婆是恶的集中体现；机智勇敢的新女孩形象代替了古典童话中的胆小怯弱的女孩形象；古典童话中魔法、宝物的威力得到消解，“拉近了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形象的距离，凸显了人类思维的巨大前进”[4]（p14）。
文章认为王一梅童话的美学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深度写作意识；温馨、宁静、诗意的氛围；高超的幽默技巧。王一梅用浅显的故事表达深刻的哲理，能够拥有成人和儿童双重读者；她“使用散文化的笔法来传达自己的感情。舒缓的叙述、淡淡的忧伤营造出空灵的诗境。这种忧伤不那么强烈，但却悠远，充满悲悯情怀”[4]（p25）；王一梅的幽默中涌动着一种真实的感情，这样的幽默话语在她的童话中俯拾可见。[4]（p29）
文章还探讨了王一梅的童话与她的生活环境、自身经历的关系，指出：“江南水乡、苏州园林的文化意蕴和内在品质深深地影响着王一梅的童话。”江南水的细腻和细润塑造了王一梅的审美品格和审美情趣，江南水的流动感、生命感和神秘感的品格弥漫在她的童话中。“苏州园林影响了王一梅的性格，王一梅也写就了‘苏州园林’式的精致童话。”[4]（p31）最后，文章探讨了王一梅的童话观，认为，《走进童话》反映了作者的童话观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以作者为主体，第二阶段以儿童为主体，到了第三阶段，王一梅提出“以儿童为主体，作者为主导”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产生了成熟的童话观，这一演变过程与中国童话界走过的从训诫到交谈的道路是一致的。[4]（p36）
最近，还有两篇文章分别阐释了《鼹鼠的月亮河》和《木偶的森林》的主题意蕴。马建美的《迷失与重构》认为《鼹鼠的月亮河》反映了儿童的自我认同过程：米加由最初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好鼹鼠，到离家流浪，表演魔术，发明洗衣机，最终成为鼹鼠中的精灵。“作品实际上清晰地呈现了儿童成为主体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帮助阅读的孩子建立自我认同感”，“在儿童成长中，自我和他者之间尚未定型，童话就以一种故事的形态帮助儿童完成自我建构”。“王一梅的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对童年生命的人文观照。”[5]丁娟的《论王一梅童话的童年生态观照――以为个案》认为《木偶的森林》是“一部彰显其童年生态观照的长篇童话”。成年人应该为儿童创建“健全且自由的成长环境”，白黑黑的妈妈对白黑黑的外出闯荡并没有表现出失望和不满，这是“一个能对孩子的自主选择持理解与支持态度的成人形象”。《木偶的森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儿童健全生命成长的关注，而且传达了儿童间真诚相待、平等互爱以及亲近大自然的美好情感。“观照童年生态，不仅是对儿童一代的关怀，也是提升和保障人类美好精神世界的大事，唯有正视并守护它，未来才有明亮的光景。”[6]
从以上对王一梅童话创作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王一梅的童话创作已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没有引起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第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大多围绕王一梅童话的代表作品进行主题阐释、艺术风格分析、童话观总结，以及生活环境、个人经历与作家创作关系的探讨，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对王一梅童话创作作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第三，在研究过程中，基本对王一梅创作持肯定和赞扬态度，而对其创作的不足缺乏必要的分析和研究。
注释：
[1]朱自强：《寻找家园――评王一梅的》，文学报，2005年9月1日。
[2]胡志远：《抒情童话的探索者――王一梅长篇童话的解读和思考》，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3]黄云生：《丑小鸭情结及其它――评王一梅的童话》，中国儿童文学，2005年，第1期。
[4]彭波：《王一梅童话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5]马建美：《迷失与重构――论人物成长的自我认同》，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