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1
据其介绍，目前项目组正在进行2006年的绿色GDp核算，至于2005绿色GDp报告未能准时，并不意味着绿色GDp项目研究已经完结。
此前，因为2005年绿色GDp报告迟迟未能，引发了外界对绿色GDp项目搁浅的担忧。
根据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即2004年绿色GDp核算报告)时的承诺，2006年底或2007年初将2005年度绿色GDp研究成果。
然而，今年初两部委却集体“失约”。直至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会上正式表态：“因为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
这一表态也彻底打碎了外界对于2005年绿色GDp报告的期待。
随后“绿色GDp”的期待者迎来了进一步的打击：7月22日，王金南也对媒体表示，“绿色GDp”将“无限期推迟”，这让公众对于“绿色GDp”研究能否再继续产生了更大的担忧。随后，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公众调查(2504人参与)显示，96.4%的公众仍坚持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GDp核算”。
“即便是作为两部委的研究项目将来停止了，我们技术组也还会继续绿色GDp的学术研究的。”王金南说。
“不公布”的报告
据王金南介绍，2005绿色GDp报告――这份不公开的报告，其实2006年12月就已完成。相较于2004年绿色GDp核算报告，核算范围有所扩大。从2004年的10个试点省区扩大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42个行业部门，并且附有2005年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污染损失和扣减数据。
“之所以要报告，是为了提醒和让地方政府知道，在经济发展中牺牲了多少环境和资源，让他们看到发展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用GDp的方式来表现则更直白易懂。”王金南说，虽然对于核算方法等还存在争议，但是项目组一直在不断改进。
据了解，此次绿色GDp的核算，主要是按照环境污染实物量、虚拟治理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等方法进行的。与2004年相比，2005年绿色GDp核算增加了两项内容：一是增加了公路交通运输行业的污染物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二是在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中，增加了污染引起的清洁费用增加的内容。
其中，环境实物量核算是以环境统计为基础，综合核算全口径的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削减量和排放量。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环境退化成本则是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损害，如对农产品产量、人体健康、生态服务功能等的损害。
环境实物量核算，这一核算方法是由国家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合作建立的。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已经分别利用这套方法对我国的2003年和2004年的环境污染损失进行核算。
但是相较于谢伏瞻在7月12日的定义解释――“绿色GDp通常是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等等一些因素，把包括土地、矿产、水资源、森林资源、环境污染的损失等都考虑在内的一种核算办法”，目前的核算方法尚有很多不足。
由于目前的基础数据不支持以及核算方法的限制，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某些重要环境污染损失缺项，如生态破坏损失、地下水污染损失、土壤污染损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水污染引起的部分健康损失和水污染造成的新建替代水源成本等，在这次核算均未包括进来。
技术，持续的难题
事实上，有关“绿色GDp”的核算方法一直存在争论，生态成本、环境成本的核算也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项目组也很早就对此表示出了担忧。
2004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首次正式着手“绿色GDp”的核算研究。此后不久，200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科协第五届青年学术年会上，“绿色GDp”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表示，核算的技术方法是“绿色GDp”核算从理论走向实践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王金南看来，因为没有国际上成熟的先例可循，所以“绿色GDp”需要“摸石头过河”。然而，“过河”的过程并不顺利。
“绿色GDp这个概念虽好，但要将之付诸实践又是非常困难的。”2005年3月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做客新华网时这样表示，“有些方面可能对绿色GDp寄予的希望也过高了一点”。
同年，国家统计局前任局长李德水在中国循环经济高峰论坛上也公开表示对绿色GDp核算的质疑：“我们有必要计算绿色GDp吗？”
在李德水这个统计学专家看来，对于资源和环境损失的估算很难像产值统计那样严格按照属地原则进行，而国际上也没有一套合理的核算体系可以参考。李德水还举例说，假如上游省份的污水排放影响了下游的省份，那么核算绿色GDp时应该给哪个省扣减？
除此之外，李德水还表示，由于阳光、空气、水等资源由于无法在市场中交易，因而很难计算其价值，而这也是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主要障碍。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做好环境资源实物量的统计。
和国家环保总局及其他环保人士对“绿色GDp”的迫切渴望相比，近几年来，国家统计局一直保持着相当低调的姿态。虽然李德水曾表示可以在每年的统计公报里建立“卫星帐户”，把资源消费、浪费情况，环境的破坏情况，水质、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公布出来，让外界了解到看到经济增长背后付出的代价，但对于“绿色GDp”的却始终相当谨慎。
在统计部门看来，各种基础数据的严重缺乏，使得“绿色GDp”的核算几乎无从谈起。
在“绿色GDp”项目研究推行3年多后，谢伏瞻的表态也再一次表明了国家统计局对绿色GDp数据科学性的质疑。
“绿色考核”还在探索
除了核算方法不够完善，在项目技术组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影响了绿色GDp报告的，即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
“数字一出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很多GDp要缩水，这对于环境资源损耗严重的地区官员来说，很难接受。”王金南说。
早在2004年“绿色GDp”项目研究开始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表示，从长远看，要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得以统一，就要加大力量研究并采用绿色GDp的衡量指标，并形成衡量选择政府官员更全面的标准。
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2
“绿色职业”的调查可以实现什么
美国自2007年提出绿色职业概念以来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美国政府和各州纷纷组建了调查团队对绿色职业的相关信息进行调查。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收集绿色职业的基本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绿色职业的数量、类别和分布特点。这类信息的收集能够填补现有数据的不足，使调查主体从宏观层面了解绿色职业的发展现状；二是收集绿色职业的劳动力规格信息。此类信息涵盖了绿色职业从业者所要具备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
这两类信息的调查主要为了实现两大目的：其一，促进就业。通过对绿色职业基本信息以及绿色职业对劳动力规格要求的调查，一方面能够收集、分析和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为从业者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的服务；另一方面能够使相关部门根据绿色职业的技能要求设置和更新相关的培训内容，为失业者和从业者提供转业培训和在职培训的机会，从而弥补职业空缺，缓解就业压力；其二，节能环保。收集上述信息的目的就是不断加深对绿色职业的认识，来规范企业的生产方式，实现清洁生产、节能环保的目的，各州调查的意图就是通过发展绿色职业，降低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帮助企业实现生产成本的大幅削减。
需要注意的是，在20余份具有代表性的绿色职业报告中，承担调查和研究任务的团队半数来自与劳动力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有关的部门。由此不难看出，美国目前进行绿色职业调查的侧重点是意图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寻找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瓶颈和应对大规模长期失业的方法，并实现经济和职业向绿色方向平稳过渡的目标。
美国绿色职业的调查五部曲
在上述调查目的的指导下，调查团队制订了详细的调查方案。虽然不同地区在调查目的和研究结果上尚存差异，但其调查流程有诸多相似之处。综合来看，美国对绿色职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调查方法体系。
第一步：获得政策支持
美国对绿色职业的重视程度彰显了绿色职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美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陆续出台政策法规刺激绿色职业发展，并责成相关部门对绿色职业进行调查和研究。卓有成效的鼓励政策为绿色职业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在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州政府根据本州经济发展特点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方案。加州早在2006年就出台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议会法案32（简称aB32）”。这项法案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能够为加州增加十万个就业岗位。洛杉矶在此基础上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颁布了更加激进的“绿色计划”和“太阳能计划”，力图将洛杉矶打造成转变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先驱；美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长期失业和经济疲态也于2009年初颁布了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RRa）。这项法案对绿色经济和绿色职业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美国职业信息网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等组织的建议下，该法案对10个绿色经济领域、30个州给予项目投资和科研基金，为发展和研究绿色职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在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下，联邦和州政府的相关部门纷纷组建团队以进行实际研究。
第二步：确定绿色职业概念
开展调查工作的前提是要确定一个行之有效的概念，从而为定义绿色职业、划分绿色职业类别以及收集和整理具体的数据提供理论依据。而目前绿色职业相关的定性研究较少，尚未产出一般性的概念。通过对数十篇研究报告的梳理，确定绿色职业概念的原则有以下几点：
要以经济发展特点为依据。绿色职业定义是指导定量研究的依据，各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来确定绿色职业的调查范围，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数据采集，完成绿色职业的量化研究。
要与绿色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加州就业发展部将绿色经济活动划分为可再生能源生产、材料循环利用、能源效率提升、教育培训以及天然产品生产五大门类，并规定绿色职业至少要从属于其中一个领域。二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表明了绿色职业源于绿色经济对职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划定绿色经济活动领域，为绿色职业调查缩小范围。
将工作作为研究绿色职业的基本单位。美国职业信息网将职业定义为，存在于不同实体中，在目标、方法、产品、从业者特征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一组工作。美国对绿色职业的研究大多是在划分绿色经济活动门类的基础上，将工作以工作群的方式纳入到相应的绿色经济活动中，构成一组具有相同或相似任务和目标的绿色职业。
从绿色产品或服务的维度来区分绿色职业。当前，绿色职业的研究刚刚起步，其理论基点、研究方法和职业数据尚不完善。在此前提下，基于整个产业链条来观察和鉴别绿色职业难度还比较大。因此，从绿色职业的产出角度来区分绿色职业与普通职业更具可行性。
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3
[关键词]绿色证券问题对策建议
一、绿色证券的基本内涵及发展概述
1.绿色证券的基本内涵
所谓“绿色证券”，学术界目前尚未对其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其最初的形成实质上仅仅是我国环保与证券相结合的一项政策，主要是指公司发行证券之前必须经过环保核查。其内容是指根据国家环保和证券主管部门的规定，重污染行业的生产经营公司，在上市融资和上市后的再融资等证券发行过程中，应当经由环保部门对该公司的环境表现进行专门核查，环保核查不过关的公司不能上市或再融资。随着环保“一票否决”政策的推广和强化，与之相关的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评估也逐渐成为公司公开发行证券以及上市公司持续信息披露的要求，并纳入绿色证券的内涵，发展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绿色证券制度是环境保护制度与证券监管制度的交融。它要求政府部门在监管证券市场时引入环境保护的理念与方法，将市场主体的环境信息作为衡量其在证券市场表现的重要指标。同时，要求环境保护部门借助证券监管的渠道以履行其环境监管职责，督促市场主体切实履行其环保义务和责任。换言之，绿色证券可以说是环保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对拟上市企业实施环保审查、对已上市企业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并向利益相关者披露企业环境绩效内容，从而加强上市公司环境监管，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表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和实施手段的总称。
绿色证券推行之前，环保部门陆续与银监会、保监会联合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两项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以及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框架。“绿色信贷”重在源头把关，对重污染企业釜底抽薪，限制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间接来源；“绿色保险”通过强制高风险企业购买保险，旨在革除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获利、政府买单、群众受害”的积弊；绿色证券对企图上市融资的企业设置环境准入门槛，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来遏制企业过度扩张，并利用环境绩效评估及环境信息披露，加强对公司上市后经营行为监管。
2.绿色证券在国内外的发展概述
绿色证券制度最早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背景下，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来的。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的凸显，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其社会责任，并有意地提高自身环境保护意识，树立企业自身形象，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或者标准，规范上市公司年报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上市公司进行环境绩效报告。例如，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于1993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对自身的环境表现进行实质性报告。继美国开始实施绿色证券政策之后，英国、日本、挪威、欧盟等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多种证券市场绿色化的尝试和探索。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证券市场的“绿色化”起步较晚，始于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随后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陆续了相关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2003年，又出台了《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自此开展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工作。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对存在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发生过重大污染事件、主要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或者核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公司，不予通过或暂缓通过上市环保核查。该《规定》对核查对象、核查内容和要求、核查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工作指南》，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环保核查工作。此外,该《通知》还规定了环保核查结论的公示制度,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地方各级政府也陆续开展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2008年1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要求“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中应当提供原国家环保总局的核查意见；未取得环保核查意见的，不受理申请。”此通知被社会各界称作“绿色证券制度”并备受重视。2008年2月2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的绿色证券制度的正式建立，并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绿色证券存在的问题
1.环保核查部门衔接及监管不力
首先,关于核查信息公开的问题,《规定》未作要求,而《通知》仅规定了对环保总局进行核查的结论予以公示,对于由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查的信息是否也应当进行公示,该《通知》未作明确规定。其次,由于大部分企业的环保核查由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而申请上市的企业多是地方的利税大户,省级环保部门是否会迫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而做出有失公允的核查结论,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再次，目前的环保核查是由环境保护部门一家进行,如何保证其核查结论的公信力尤为重要。对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涉及到证券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问题,对于企业能否顺利上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上市是市场行为,环保行政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其行政权力对市场行为的介入是否适当的问题,尚需探讨。最后,环保行政部门的核查意见对企业的利益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因此,如何救济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若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核查意见不服,是否可按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寻求救济,目前的环保核查政策尚未解决这一问题。
2.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
通过对国外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是上市公司和一些大型企业。信息披露内容具有多样性，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信息披露的形式多样，但以环境报告书为主。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主要还是依赖企业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政府环境管理部门、会计执业组织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明显。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对环境信息的披露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我国，可以发现我国绿色证券信息披露目前上存在一些问题：
（1）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不全面。目前我国已开始有环境披露制度，但主要集中在申请上市的企业或重污染企业，并且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还非常不规范不全面，所披露信息主要为企业环保认证、环境风险、财务信息等，其中包括关于环保投资、资源利用、税收优惠等，而尚缺乏关于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物治理措施及效果、环保负债及收益等公众关心的重要信息。
（2）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2003年起，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要求力度加大，并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等进行了要求，但对公开是否强制、哪些企业哪些情况下可自愿公开、哪些企业哪些情况下须强制性公开以及公开的内容等并未做细致的规定，导致目前企业信息披露仍不统一规范，且实用性较差。
（3）信息披露形式较为单一。虽然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公开办法中规定了“自愿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可以将其环境信息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方式，或者通过公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但在实践中，企业大都通过企业网站或公司年报等形式公布信息，报刊、多媒体等方式应用极少。
（4）披露信息内容陈旧，连续性不强。通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进行调研，发现很多企业的披露信息不够及时，或信息内容已过时很久，并不能体现本年度或本季度的环保信息；同时披露信息缺乏连续性，因此也就达不到通过信息披露帮助公众及股民了解企业环境保护实施情况并决定是否选择这家企业进行购股投资等的目的。
（5）缺少对公开披露的环境信息的鉴证。萧淑芳等在对1000家公司的年度报告的分析过程中发现，在审计报告中完全没有涉及到环境披露方面的内容，而在报告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的鉴证。这点反映了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须加强对环境信息质量的鉴证。
3.持续改进机制欠缺
2003年，我国出台《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对重污染企业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环节提出了环保核查的要求和规定，但对于上市或融资后的时段却是一块空白，并没有环境保护持续改进的机制，环境绩效评估只是在国际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在国内并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推广并不普遍。
（1）欠缺适于我国国情的评价体系。诸多国际组织都将一些先进的环境管理手段应用于中国，以帮助中国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改善环境质量。环境绩效评估就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之一，以评估环境政策实施后的环境效果。亚洲开发银行（aDB）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先后在中国的云南省和国家层面就环境绩效开展了评估。2007年12月，亚行又启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战略框架（Ⅲ）项目，该项目将在“压力――驱动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框架下进一步推动次区域的环境绩效评估，并在中国将评估区域扩展到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但就我国而言，目前并未有一套适于中国国情的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持续改进评价体系。
（2）欠缺上市公司持续改进评价机制。2005年，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导致100吨左右的苯类污染物进入了松花江水体，造成严重水环境安全事故。2011年初大连大孤山新港码头附近中石油的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灭火使用的500多吨泡沫及20吨干粉再加上泄漏的原油污染了至少数百平方公里海域。由此可见，上市公司不仅在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时段，而且在上市或再融资后的环境情况对环境和社会也十分重要，诸如此类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造成重大且长期的影响。建立对各个时段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持续评价和改进的机制，才是避免重污染企业等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上市公司出现环境问题，推动其不断在节能减排上做出新成绩的有效途径。而上述事件的发生，正说明了目前重污染企业上市后的环境保护持续改进机制尚有所欠缺，通过环保核查后的评价和改进机制十分必要。
三、完善我国绿色证券制度的对策建议
由于绿色证券主要是政府部门行政推动的结果，目前尚处于政策性探索阶段,其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许多问题，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才能更好地运用绿色经济杠杆，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结构的良好转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转变。
1.完善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
目前，国家对上市公司在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时段要求进行环保核查，但证监部门的人员对环保知识了解很少，环保部门拿出的核查报告对企业能否申请上市或再融资成功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此重要环节亦缺少监督管理。因此，可以设立环保核查监管部门，并对证监人员进行一定的环保培训，对于重污染企业的主要污染物防治、排放标准、治理措施等做到一定的了解，有助于协助环保部门完成环保核查，同时对环保部门起到监督的作用。
2.建立基于动态评价的绿色证券持续改进机制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同时也更容易造成环境污染重大事故。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环境效益把好关是防治重大环境污染发生的有效措施。然而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仅针对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环节，缺少上市后其他时段的环境绩效评估和持续改进机制。
3.完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于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和防范环境风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环境保护总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2007年之后要重点推进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加大公司上市后的环境监测。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主体,以证监会的一系列关于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准则为具体规范的较为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框架,以及首次披露(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定期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三部分组成的信息披露制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信息披露制度中尚未专门包含环境信息的披露。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2月22日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上市公司重大环境事件的临时报告制度,对重大环境事件予以明确界定,这一临时报告制度也应纳入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中。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会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应当要求企业(主要是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定期编报企业环境报告,专门披露上市公司在报告期间内的环境信息,其报告内容可参考发达国家的环境会计报告制度。此外,还可借鉴上市公司的其他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在按照要求公开其财务报告的同时,披露其在该报告期间内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重大事项。环境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进一步合作,环保部门应及时向证监会通报并向社会公开上市公司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及其执行的情况，公开严重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污染物、发生重特大污染事故以及建设项目环评严重违法的上市公司名单，由证监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对未按规定公开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名单，也应及时、准确地通报中国证监会，由中国证监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4.建立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
所谓绩效，一般理解为成绩、成效，指从过程、产品和服务中得到的输出结果，并能用来进行评估与目标、标准、过去的结果等进行比较。绿色证券要求上市公司加强自身建设，培养普遍的社会责任感，在严格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同时，努力做好环境绩效评估工作，以减少利益相关者的投资风险。我国环境绩效评估制度的建立应当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组织研究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选择比较成熟的板块或高耗能、重污染行业适时开展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要在试点上市公司中，运用绩效管理的理论，对其进行全面的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个闭环的管理流程，主要环节为绩效计划――绩效评估――绩效诊断与反馈――绩效再计划。证监部门和环保部门要通过与上市公司持续开放的沟通，使上市公司达到绿色证券的要求，并推动管理部门和上市公司做出有效的行动以保证绿色证券的目标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绿色证券在我国已经初具雏形。但是,由于目前尚处于政策性探索阶段,距离构建起成熟的制度还很遥远。当前环保行政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最需要做的,应当是尽快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实施办法,加快推进试点工作,并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制度,不断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绿色证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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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4
一、环境会计产生的背景与动因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为尽快重建、实现化，一味片面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大力推崇“烟囱产业”。尽管工业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口的剧增与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了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等恶果。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传统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疑虑，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探寻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孕育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及其相关战略。历经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布氏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等极富意义的事件的推动，可持续发展观被世人认同，其实践活动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展开。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经济含义上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不是片面的经济增长，而是全面的经济发展，即“在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基于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国民经济下的企业，以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主要的生态环境就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因此，企业进行系统化的绿色生产、绿色经营、绿色物流管理等“绿色革命”，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措施。为反映和监督企业的绿色生产经营管理信息特别是其价值信息，从而为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环境会计应运而生。
二、我国实施环境会计的意义
1．实施环境会计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微观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施偏重于国家、地区等宏观与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有所忽视。企业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关键的行为主体。在人们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企业不仅仅是谋取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而是谋取经济、生态与效益的量与质的协调化，追求自身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系统。这就要求，将绿色理念注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在企业管理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会计系统，对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反映和监督至关重要，环境会计就是为适应这一需求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会计子系统。只有通过环境会计如实反映企业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的取得情况，以及经济、生态与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才能向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内部管理层以及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帮助他们进行理性的权衡与决策，从而实现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2．实施环境会计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企业是经济、生态和社会的重要影响者，理应响应可持续发展战略。更重要的现实是，在绿色消费日益盛行和各国环保法规日趋严格的情况下，注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因此，调整发展战略，在生产经营与管理决策中注入绿色理念，建立适合企业自身的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就是必然选择。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系统主要由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绿色信贷、绿色设计、“清洁生产”与“零排放”、绿色采购、绿色营销、绿色、绿色管理、绿色（环境）会计等子系统构成。其中，环境会计是企业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系统中的环境财务经济信息子系统。其目标与职能在于，真实公允地向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等企业利害关系人，反映和监督企业在绿色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产生的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信息，如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收益等。这样就可较好地解决企业外部人（如政府、债权人等）与内部人（如内部管理层）在企业的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利于企业外部人进行合理的投资、信贷、制定环境法规等决策，引导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配置，也有利于企业内部管理层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管理，降低市场风险。
3．实施环境会计是正确“绿色GDp”的基础。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本国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重要指标，是衡量一国经济、生态与社会进步状况的最重要的标准。随着各国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深入，传统GDp已暴露出诸多缺陷，如它未考虑经济过快发展而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可见，传统GDp已不能真实地反映全球、国家或区域的发展情况，需要、合理地修正。普遍认为，应从传统GDp中扣除不是真实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才是科学、可行的“真实GDp”，即“绿色GDp”。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研究成果表明，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
近20年来，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内储蓄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通过多年计算的平均值显示，我国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取得的，并且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之中。可见，采用“绿色GDp”能真实反映我国国民财富的量与质，是据以采取措施防止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的迫切要求。国家在制定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生态补偿规则、企业成本核算、绿色税费额度、世贸绿色仲裁等宏观调控制度的过程中，通过环境会计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的执行情况进行科学的核算、监督与反馈，从而为“绿色GDp”的正确计算提供真实的数据与信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4．实施环境会计是深化可持续发展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活动。实施环境会计是一项特殊的深化可持续发展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活动。这取决于环境会计的几个主要特征：①具有众多的信息使用者。根据环境会计的目标及相关规定，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应向政府以及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中间商、供应商、社会公众等提供对决策有用的环境财务经济信息。这就保证了环境会计具有十分广泛的教育面。②定期提供环境财务报告。按照规定或惯例，企业应按年度和中期（如月、季、半年等）提供反映本企业环境与资源情况的全面、重要的信息。这样能保证环境会计既有持续而经常的教育时间，又有充分而重要的信息量。③完整地反映企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及其相互联系。环境会计报告与传统会计报告、人力资源会计报告等一并提供，便于信息使用者完整地了解企业的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情况及其相互联系，为其理性决策提供依据。
三、我国实施环境的对策
1．以可持续观作为环境会计的指导思想。近几年来，尽管我国制度的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企业对环境保护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尚未走出长期以来人们固守的视企业为“人”或“新经济人”的认识和实践误区，并未形成现代企业是“生态经济人”的可持续发展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对环境会计的还仅限于在传统会计基础上的局部创新，尚未系统地从经济、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对环境会计进行实证性、规范性的深入研究与可操作性实践。因此，应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将现代企业定位为“社会生态经济人”；将研究视角从单一的会计学领域转移到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与会计学有机结合的研究与上来；将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会计与宏观层面的“绿色GDp”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数据、后者为前者提供指导原则的互动机制。
2．加强环境、资源、生态经济与会计等多方面研究的合作。我国环境会计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会计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却十分缺乏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态经济等学科的基础理论支持。例如，环境会计将环境定义为“我们周围的物质存在，包括空气、水、陆地、植物、动物和非再生资源”，并未对环境作具体的分类与特征描述，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而言，其过于抽象、难以理解和应用。再如，对于环境资源的计量，是统一采用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还是采用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相结合，尚无定论；在货币计量上，将一些环境经济学中适用于流域治理的评估指标与测定模型照搬到企业的环境会计中使用，缺乏依据；基础理论支持的缺乏，不能保证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与研究方向的正确。因此，必须要有生态环境学家、环境资源评估师、生态工程师与会计学家的对话与合作，广大环境、生态、资源工作者与会计工作者的交流与协作，才能保证我国环境会计有一套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综合反映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的计量支持系统，促进环境会计取得质的突破。此外，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对我国环境会计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5
【摘要】随着国家快速发展、人口指数型增长和需求急速增加，自然资源过度开采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反向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善这类情况，绿色会计应运而生。自1971年比蒙斯（F.a.Beams）在《会计学月刊》上发表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起，世界各国会计理论界将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相结合，着手研究绿色会计，2001年，我国成立了“绿色会计委员会”，同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绿色会计专业委员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破传统经济核算观念，树立生态价值观、绿色财富观，揭示绿色会计核算迎来新的改革时代。由此可以看出，绿色会计是国内外会计界探讨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环境成本的核算是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重点分析了这一问题，阐述了其在应用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可行建议，以期使绿色会计在我国得到更好的运用。
【关键词】绿色会计环境成本成本e分计量模式
一、文献综述
1971年，比蒙斯发表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接着马林又在1973年发表了《污染的会计问题》，这两篇文章被公认为是国外环境会计研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USeap）在1995年发表的《对环境会计一项企业管理工具的主要概念和术语》中定义了环境成本的概念、发生原因等，同时又把环境成本分为了四类：或有成本、传统成本、潜在成本和公关成本。美国环境管理委员会（epa）把环境成本分为：环境损耗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环境事务成本、环境污染消除费用。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1993年出版的《环境成本与负债：会计与财务报告问题》、《环境审计与会计职业界的作用》和1994年出版的环境绩效报告》、《加拿大的环境报告：对1993年度的调查》等四分报告具有深远意义。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会计准则和列报披露标准专家组会议（iSaR）是国际上比较权威的组织。1998年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组会议发表的《环境会计披露准则的公告》为环境成本的研究做出了规范性指导，并规定了相应的标准――25013010系列标准，这对全世界的环境会计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葛家澍教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首次将环境会计理论引入中国。朱学义教授认为环境成本分为：资源损耗成本、环境付出成本、环境机会成本及环境破坏成本郭道扬教授指出，企业环境成本分为因治理环境的效率低下而产生的损失及浪费，治理生态环境退化的费用及额外投资，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未经认可的投资项目造成的罚款，支付因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的环境损失和一系列治理费用。郭晓梅通过比较生命周期成本法、环境质量成本法、作业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对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方法做出了改进。王燕祥教授研究华北某火力发电厂时，通过具体分析企业的应用，肯定了作业成本法的作用性。许家林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以电力行业的环境价值标准来预估和比较核能发电企业、天然气电厂和燃煤电厂的环境成本，通过对环境成本进行确认、核算和披露、提出改进方法。
二、绿色会计的定义
绿色会计（Greenaccounting），又称环境会计，是指以如何补偿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耗费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换言之，是指主要以价值形式，对环境及其变化进行确认、计量、披露、分析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一种会计理论和方法。绿色会计是环境学科、社会学、会计学相互渗透融合产生的交叉性学科，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开发的成本费用，核算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全面反映自然资本和企业社会效益。其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二是环境污染成本，三是企业资源利用率和产生的环境代价的评估。
三、我国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现状
（一）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混乱
我国的绿色会计准则尚未建立健全，企业披露出来的环境成本信息质量层次不齐且质量低下，诸如企业承担碳减排成本、节能减排批发成本及其采取控制环保措施的成本等很少被披露出来，且各行各业的披露信息差异巨大，没有很好的可比性。
（二）环境成本科目不独立
我国企业现行环境成本核算体系没有增加单独的科目处理，只是在管理费用这一科目下添加了企业园林绿化费、企业环境治理费等二级核算科目。而例如因违反环保法规而支付的罚款和因造成环境污染而支付的费用直接记入营业外支出，没有与营业外支出的其他项目区分开。
四、绿色会计核算问题的建议
（1）完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模式。目前我国企业适合采用财务会计报表和报表附注相结合的模式披露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只有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后，才能单独编制大型的环境会计报表和企业环境报告。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模式。美国模式的最主要特点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把环境成本和相关数据记入报告，清晰地显示出企业环境成本和相关的收益。
（2）目前我国企业很少专门成立计量环境成本的会计科目，应设置“环境成本”科目来核算成本和费用，同时设置“环境保护成本”账户和“环境损害成本”这两个二级科目。其中，“环境保护成本”可以再分为环境保护费用、环保事业费用、环境补偿费用、环境发展费用等四个明细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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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6
【关键词】绿色会计；核算质量；相关问题
21世纪后全球环境污染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关注。为保护自然环境，解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绿色会计应运而生。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我国企业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得到政府、公众和企业家的日益重视，究竟该如何更好地克服其应用中的障碍因素，探索我国绿色会计核算模式，对企业环境资源及其活动进行准确的核算和披露，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已成为当前企业界和会计界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鉴于绿色会计是新兴学科，实际应用上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在实践中，加快我国绿色会计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改进我国绿色会计核算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概述
绿色会计(Greenaccounting)是将会计学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相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或用文字表述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平衡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全面反映自然资本和企业社会效益，以便为决策者提供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信息的新兴会计科学，亦可称之为环境会计。企业绿色会计的目标是通过实施绿色会计程序使得企业可以确认正常经营过程中的绿色成本，理清这些环境保护活动带来的绿色效益，提供定量计量的最佳方法(以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并对上述结果进行绿色会计报告披露。
与企业财务会计框架类似，笔者认为，合理与规范的绿色会计核算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对企业所涉及相关绿色资源会计要素信息的准确界定和价值的客观衡量，即需要对企业的绿色资源和绿色化的承诺进行合理、公允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等。因此，绿色会计只有在首先解决要素确认与计量后，才能将企业涉及环境的经济业务转化为货币价值形式的会计信息。由于绿色环境因素对企业未来经营活动和盈利状况的日益重大影响，使企业财务部门要想全面、客观地向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报告相关的会计信息，就必须重新认识绿色资源、资产和资本的重要社会和经济价值，公允且合理、合规地界定企业绿色资产、成本、费用等会计要素。其中绿色会计的确认是将涉及环境方面的经济业务和事项作为会计要素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的辨认和确定过程，主要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费用、绿色效益三个内容。绿色会计的计量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将涉及环境的经济业务和事项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其方法是将各要素按一定方法折算为货币，要不断创新绿色会计的特殊处理计量手段，寻找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绿色会计的报告内容应反映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其披露的环境资料在保留原有环境影响信息前提下，应增加企业环境方针、环境会计信息、环境业绩与评价指标、环境审计报告等内容。
面临世界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为节约有限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持与社会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我国企业急切需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从事有效率和有效果的环境保护活动，以达到节能减排，对环境影响成本最小化，企业环境因素收益最大化目的，由此绿色会计核算框架的建设已成为我国企业会计未来最紧迫的工作之一。建立绿色会计，既是会计问题，亦是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会计要想更好地服务经济管理，必须考虑环境所带来的经济因素。许多国家经历先发展后治理的实践表明，治理环境的成本远高于恢复成本。传统会计只核算人类劳动消耗的成本补偿，并据此制定产品价格，计算盈亏。如今我国企业要面临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上社会公众对环保的日益重视，促使企业进行财务核算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可能对社会自然资源严重损耗、社会成本扩大化和社会福利日益缩小等的经济外部性问题。因此，企业当前推广绿色会计，充分考虑绿色要素、绿色成本和相关收益对企业报告期损益的影响，是顺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趋势和现实选择。
客观而言，我国的绿色会计核算工作的建设基础薄弱，难度较大，顺利推行还存在若干困难与问题，其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新的会计准则体系中缺少能够指导企业绿色会计实务操作的应用指南。在会计信息与决策者之间关系狭隘造成沟通失误、没有强制力和技术引导的情形下，企业往往不情愿在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方面多下功夫，而追求经济效益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企业更是如此。我国在绿色会计的制度和准则制订上还刚起步，缺少可执行的国家层级的相关制度约束力。目前新会计准则中只有生物资产和石油天然气开采等2个准则与绿色会计稍有相关，如果投资者和公众想要了解更多的绿色会计信息，还亟需更具体的环境资源方面的绿色会计核算指南来对现行会计实务进行补充与完善。
第二，缺乏具有我国特色的绿色会计理论与实践体系作为绿色会计实践的支撑。国外大多数国家，对此问题也正处于探讨阶段。由于我国绿色会计理论还处在初创时期，人们对其认识还不够深刻，其理论与实务结合有待完善。因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情况差异甚大，我国未来的绿色会计核算理论体系的建设当然不能盲目照搬，应在适当借鉴西方先进经验，并有机结合实际国情来构建一套适合我国特点的绿色会计实用理论系统。
第三，环境会计核算相关要素内涵不清和核心目标不明，合理计量属性更是难以确定和选择。因为环境往往涉及到复杂广泛的各种问题，应善用鼓励替代能源、推行体制改革、发挥市场监管等有效措施，以减少污染与优化环境。实际工作中，由于环境会计核算相关要素内涵界定不清，使得核算目标难以确定，环境数据的管理活动自然难有清晰的中心目标，高层管理人员有意淡化环境信息。如果环境信息发生重复收集的情况，则妨碍环境资产、成本的合理确认与计量，严重影响相关各种经济数据的准确可靠性。此外，新准则虽然增加运用公允价值的会计计量属性，但同时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模糊性标准，也使得绿色会计的计量属性选择成为准确进行绿色成本效益计量的难题，最终妨碍着环境资源、综合收益与成本的合理确认与计量，严重影响各种绿色数据的准确与可靠。
第四，忽略对环境收入或者效益、效果的合理评价和披露。企业对利用“三废”生产产品收入、获得减免税收入、国家对环境保护成绩显著的企业发放奖金、国家拨给企业环境治理专项资金等经常发生的“环境收入”项目，单独立账的比例偏低。这些收入深受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有收入就必然有相关支出。但相当严重的现象是，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常将相应取得的系列收入不予记录。
第五，缺乏完整的环境资源报告形式，绿色信息披露的内容针对性差，无法满足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企业环境报告主要服务于国家宏观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据有关《环境报告使用者信息调查表》资料统计，政府管理机关（占调查总数52%）是我国企业环境报告最主要使用者，其次是投资者（29%）、金融机构（23%）、顾客（18%）、新闻媒体（15%）、雇员（13%）、财务分析师（9%）、社会公众（9%）等，其他为35％。可见企业环境报告忽视其他使用者信息需求，提供的环境信息并不完整。
二、影响我国绿色会计核算质量的相关因素分析
当前将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相结合，是现代环境危机管理的迫切需要。关于绿色会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方面的几种因素：
一是尚未形成科学的企业信息管理制度。我国企业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环境信息管理体系。有关环境方面的信息资料只是零散的分布在各职能部门，缺乏系统整理、有效分析和及时反馈，导致大多数企业对日常经营过程中环保状况不能科学判断，对环境污染无法及时准确评估，使企业轻视某些环境支出和环境收入因素，往往低估环境负债。因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要求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大部分企业对环保问题敏感，采取不正面回答态度。有些环境敏感型企业，为了树立良好的环保公众形象而被迫在财务报告中提供环境信息，造成企业提供环境报告时流于形式，只是应付了事。
二是企业环境信息严重匮乏，披露的信息可比性差。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所带来的环境风险以及企业的环境活动产生的财务影响，企业对此并未足够重视。有些企业对“环境支出”和“环境收入”项目单独立账，而有些企业则没有，势必影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最终影响环境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三是亟需设置专门的资信统计机构与建立企业资信库。市场上还无专设部门或机构负责建立企业环境报告信息库。社会及投资者不能全面准确获得企业与环境相关的某种信息，那些恶意欺诈的企业，环境及财务信息亦缺乏反映和记录。西方发达国家每个企业环境信息情况都会反映在信息库中，可公开查阅。如果企业恶意诈骗，通过网络信息使用者很快就能知悉其恶劣行为，银行也会自动冻结存款，有关部门就会对此展开调查。
四是政府对绿色会计管理的法律约束力和控制力弱。在国外，其政府立法可对“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等新绿色会计项目进行界定与计量，直接影响着绿色会计核算质量的改善。但我国企业绿色会计管理是薄弱环节，政府直到近几年才出台几部绿色会计管理的专门规定，缺乏较完备的、系统化的绿色会计法律规章，对环境保护上存在问题与财务造假的企业缺乏严厉的惩罚与打击，导致环境问题日益恶化。
五是审计机构缺少对企业环境报告的跟踪审计。环境问题的财务影响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在确认和计量时必然要求审计者有更高的专业判断能力和更多的经验。在尚未制定相应环境会计准则的前提下，环境问题可能导致严重的财务后果，也孕育较大的审计风险。在制度、技术创新、外部政策、风险防范等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展全面深入的环境审计工作。
三、改进绿色会计核算模式，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策略选择
我国对绿色会计研究起步较晚，针对上述问题，企业自身和外部群体应多方参与，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或手段来积极构建系统的、全面的绿色会计管理及相应的会计核算制度。
第一，加大边缘会计理论的研究力度，培育我国绿色会计理论建设的良好环境。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应重视发展绿色会计新学科，对绿色会计理论、自然资源成本、环境影响成本、法律变动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会计环境始终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为此，需要尽快建立系统完备的绿色会计准则和法规，改善政府管理服务与执法环境。加大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注重执法队伍业务素质与诚信道德建设，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合理界定绿色会计要素的内涵和外延，确立绿色会计核算的理论框架和应用前提。由于现行会计要素的局限性，需要会计理论界加强对绿色会计核算研究，重新认识或者扩大对现行会计要素内涵和外延进行客观、公允地改进，比如增列流动和非流动性的绿色资产、投资、绿色长短期融资与负债、绿色成本费用和绿色效果及效益等核算对象和项目，以实现对绿色会计核算模式与内容进行开拓性的创新和充实，
第三，探讨绿色成本的定价模式，突出绿色成本的核算与控制。由于自然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容易造成过度消耗。如何正确对非排他性的自然资源计价，是正确核算企业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的关键。其中绿色成本是环境保护活动的资本性或费用性支出核算。既包括尾端设备投资或其他支出，也包括清洁生产成本核算。绿色费用是环境保护活动而发生的费用，是企业总费用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信息监控与获得费用以及环境资本性资产的折旧费用。可直接识别的成本直接归集到绿色成本中，不能直接识别的成本(混合成本)，按一定方法(差额法、比例法等)进行归集，简单易行，关键是自然资源的货币计量披露。
新准则实施后，企业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或直接市场法对绿色成本项目和因素进行合理、适当的确认与计量。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只是部分地、间接地反映人们对环境质量脱离环境标准的评价，使用的信息往往反映多种因素产生的综合性后果，而环境因素只是其一，排除其它方面的因素对数据的干扰，直接市场法能正确反映消费者相应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可充分衡量环境质量的价值，其可信度非常高。
第四，积极探索绿色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方式，提升绿色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绿色会计披露是企业实现对环境保护活动的定量管理，是达成和保持合理与有效的经营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准确地确认、计量与环境保护活动相关的投资和成本支出，并可以对取得的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另外，他们为了自己的经营活动而利用环境资源即公共商品时，对它们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着报告责任。绿色会计报表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绿色会计披露可以帮助企业和其他组织，增强其公共信任度，使企业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绿色估价商誉，绿色会计披露势在必行。
未来我国绿色会计披露应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宏观(包括中观)绿色会计披露和微观企业(包括相关组织)绿色会计披露。因此，其企业绿色会计披露主要包括以下要素：一是绿色成本(货币单位)，二是环保效果(实物单位)：三是绿色效益(货币单位)。另外，绿色会计披露同时也确认、计量、报告以实物单位表示的环境绩效中的环境保护效果，但自然资源的货币定价计量是难点。同时，政府应积极完善涵盖绿色会计核算模式和方法的准则和会计制度，加大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强制力，使绿色会计信息披露有法可依；亟需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将涉及环境影响因素的内容，宜列入必须披露的会计要素；改进和健全绿色会计核算工作系统。比如加强培训环境会计专业人员，严格审查与鉴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促使企业不断优化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
第五，继续健全我国现行财务报告制度，规范绿色会计核算模式的管理。针对目前财务报告体系的缺陷，应改进我国企业环境报告的基本框架。首先，确定环境报告的使用者与目标，应考虑向当前和潜在的环境利益关系人提供报告主体对其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及有用的信息。其次，确认环境报告的内容，反映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接着，建立环境报告的呈报制度，在保留现行向政府环保部门报送环境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全国性企业环境报告数据库。最后，确立环境报告审计制度，将环境审计报告纳入企业环境报告中有助于使环境利益关系人获得可靠信息。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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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7
【关键词】绿色信贷国际经验文献综述
一、引论
近年来，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许多中国金融机构意识到了绿色金融的重要性，伴随一轮轮政策的推进，绿色金融正成为下一步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国际上公认的“赤道原则”的提出，“绿色信贷”一词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在信贷还“绿得不够深”的中国，研究“绿色信贷”在中国如何实践发展问题是极有必要的。
本文旨在对绿色信贷的产生与国内外发展状况以及近年学者的研究做一个简要梳理，以便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相关问题。文章涉及文献主要包括各大银行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环境部关于绿色信贷的年报、各大媒体报道及国内外学者已发表的著作及论文等。
二、绿色信贷的含义
从18世纪开始，人类产业文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过程，而代价却是环境的破坏。20世纪末，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只有在发展的同时顾及到环境，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于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DC）提出，并最终被广为接受。与“应让后人也能公平的享受和我们一样的自然和环境资源（asheim，GeirB.，1991）”类似的概念不断产生。而金融作为一门相对而言年纪不大的学科，也参与到了整个人类的“绿色计划”中，“绿色金融”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绿色信贷”应运而生。
国际上关于绿色信贷的准则，应用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是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简称eps）。2002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9家银行在伦敦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会后由荷兰银行等4家银行自发地在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政策基础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针对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即赤道原则。2003年6月，包括4家发起银行在内的10家大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2006年，赤道原则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修改调整并了epⅡ。赤道原则的订立在国际金融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截至2013年4月已有78家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加入赤道原则，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在尝试加入它。目前，epⅢ正在修改审查过程中，不久将会。
国内学者对“绿色信贷”的概念界定看法不一，在此取一个相对折中的定义：所谓绿色信贷，从名义上讲就是对绿色经济加以支持的信贷资金，然而在显示中往往存在一些非法的企业和项目，达不到环境部门的标准和要求，对此不提供信贷支持的行为也可以称之为“绿色信贷”（邓聿文，2007）。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不仅将那些对环境做出贡献，在企业生产中没有污染，或者污染达标的企业纳入绿色信贷范畴中，还包括了生产环保产品的企业，但缺点在于没有指明向企业提供支持的主体。广义上来说，该主体可以是政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狭义定义中主体为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本文取绿色信贷的狭义定义。
三、绿色信贷在国外的发展与研究
（一）绿色信贷发展状况
在“赤道原则”的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银行加入了“绿色信贷”的行列。国际上“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其他地区如非洲和墨西哥在近两年也有银行成为“赤道原则”成员。总体来说，发达国家对于“绿色信贷”的执行情况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在法律建设方面明确环境责任，如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全面环境响应、补偿和负债法案》，根据该法案，银行必须对客户造成的环境污染负责，并支付修复成本；在政策指导方面构建激励机制，如英国政府颁发“贷款担保计划”，规定小企业可向金融机构借贷最高可达7.5万英镑的款项，政府担保80%；有绿色信贷相对统一的标准等等（曹小奇等，2008）。
在绿色信贷产品开发问题上，发达国家也走在前列。现今的绿色信贷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零售银行类产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房屋净值贷款、信用卡等）、公司银行和投资银行类产品（包括项目融资和商业建筑贷款）以及资产管理类产品（包括财政绿色基金、投资基金等）（UnepFi，2007）。
（二）学者研究动态
“绿色信贷”是中国特有的说法，国外的相关研究一般更注重研究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环境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对而言，国外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者们很早就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指出应将金融结合到可持续发展中（marcelJeucken，2001）并分析发展环境金融可以获得的资金途径（ericCowan，1999）。这些资金途径不仅为环保技术和污染控制措施的投融资提供机会（thompson，1998），还为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济活动和品牌建立了环保的立场。
总体来说，无论在绿色信贷的政策制定、产品开发以及学术研究方面，发达国家都处于相对成熟的地位。
四、绿色信贷在国内的发展与研究
（一）绿色信贷发展状况
2007年7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了绿色信贷的应用方式和范围，要求完善信息沟通机制等，以保障绿色信贷政策落到实处。2008年1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制定了“绿色信贷环保手册”，明晰了我国的行业环保标准。2008年10月，兴业银行在京召开会，城市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由此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2010年12月，环境保护部了《中国绿色信贷发展报告2010》，并在之后的连续三年时间，每年都了相关年报。2011年2月，我国首家绿色金融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与此同时，国内各大银行也各自展开了对绿色信贷等方面的探索，如各大银行已基本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即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坚决不予贷款，已经放贷的部分迅速收回，切断其信贷资金链，严把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贷款闸门，将重点放在绿色企业上；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启用了“绿色信贷项目标识”，将绿色信贷项目区别对待等。从《中国绿色信贷发展报告》以及各家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和宣传来看，十多家大银行似乎都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它们对绿色信贷的支持以及实行的决心。
（二）学者研究动态
在2007年国家明确地提出支持绿色信贷之后，国内的学者们也将目光集中到了绿色信贷的身上，开始了对其各方面的研究。诸如绿色信贷的必要性、目的、激励机制、遇到的阻碍和政策法律建议等文章都是当时的研究热点。许多学者认为，发展绿色金融是大势所趋，无论是从降低环境风险、提升经营绩效的角度，还是从与国际接轨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说都很有必要（何德旭、张雪兰，2007）。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执行绿色信贷不应仅仅因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强制要求，还应该认识到绿色信贷对其银行自身发展的诸多好处，可以说是名利双收。部分学者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对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成本分析（马萍、姜海峰，2009）和收益分析（朱萃，2010），指出在绿色信贷执行初期，银行会面临边际成本上升的情况。在我国银行绿色信贷目前的实践状况中，这一点显得非常明显。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时，短期内回报低、风险大、成本高，“不愿意偏离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标”是许多银行实行绿色信贷项目时犹豫的重要原因。但从长期来看，绿色信贷会增加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量，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朱萃，2010）。而对绿色信贷的博弈分析（曹洪军、陈好孟，2010）则指出，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况下，银行出于自身短期利益的考虑，易与企业合谋。面对这样类似的问题，又有许多研究者从法律和政策等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如将绿色信贷政策法律化（夏少敏，2008），构筑畅通信息沟通平台（李东卫，2009）等等。
五、总结
从政府报告、银行年报、各大媒体报道和许多学者的理论分析文章来看，我国的绿色金融之路正在行进之中，绿色信贷似乎也在飞速发展，但事实上，绿色金融仍没在国内形成规模。
首先，从行业自身来看，新能源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境。我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增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快速增长后停下来整合是正常现象。只不过，由于遭遇美欧“双反”，整合过程可能变得非常惨烈（林伯强，2013）。其次，虽然银行对于“两高”项目呈现一定的渐离趋势，但由于绿色经济（如新能源）出现的问题，绿色金融发展相对越好的银行可能面临越大的风险（林伯强，2013）。目前新能源产业普遍低迷，银行过于涉足绿色信贷将会造成其大量亏损，这是银行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目前绿色信贷项目并没有如前文所述的“飞速发展”。另外，虽然各项政策要求不断更新，但至今，绿色信贷的评估标准仍没有完全统一。银监会等个政府部分虽然通过文件等形式了许多要求，对银行业强调绿色信贷的重要性，但始终没有一个系统、量化的绿色信贷评价标准。笔者认为，以上这些问题是今后我们应该着力解决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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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8
【关键词】绿色会计；绿色成本；环保效果；绿色效益；绿色会计报告
鉴于现代工业的大发展，导致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生态环境恶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水土流失，森林荒漠化，白色垃圾充斥，全球气候变暖，资源耗损稀缺等生态危机四伏，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上述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目前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新一轮节能减排区域限批的环保风暴中，又迎来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大环境新政策出台，中国企业如何应对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新政策，求生存求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一、实行绿色会计的必要性
绿色会计披露是对环境保护活动的定量管理，达成、保持合理经营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换句话说，通过实施绿色会计核算披露，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正确地确认、计量与环境保护活动相关的投资和成本支出，并可以对取得的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如果可以更好地洞察这些投资和成本支出带来的潜在收益，企业不仅可以提高环境保护活动的效率，而且可以加重环境数据在支持理性决策方面的作用。另外，企业和其他组织在进行各自的经营活动而利用环境资源即公共商品时，对它们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着报告责任。这种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商业伙伴、投资者、雇员、当地居民、管理当局等。绿色会计报表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绿色会计披露可以帮助企业和其他组织，促进其公共信任和信心，使企业得到一个公平的绿色估价商誉，绿色会计披露势在必行。
二、什么是绿色会计
绿色会计是会计学、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结合，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述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平衡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全面反映自然资本和企业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持与社会的良好关系，企业需要从事有效率和有效果的环境保护活动，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环境影响最小，企业绿色利润最大化目的，绿色会计披露为首选。绿色会计的目标是通过实施绿色会计程序使得企业可以确认正常经营过程中的绿色成本，理清这些环境保护活动带来的绿色效益，提供定量计量的最佳方法（以货币单位或物理实物单位），并对上述结果进行绿色会计报告披露。
环境保护是指为预防、减少、避免环境影响，消除这些影响，或在影响发生之后修补等方面的活动。环境影响是企业经营或其他人为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担压力，并可能形成维持良好环境的潜在障碍。
绿色会计披露包括两个领域：宏观（包括中观）绿色会计和微观企业（包括相关组织）绿色会计披露。本指南仅包括企业绿色会计披露。企业绿色会计披露包括以下要素：一是绿色成本（货币单位）；二是环保效果（实物单位）；三是绿色效益（货币单位）。另外，绿色会计披露同时也确认、计量、报告以物理实物单位表示的环境绩效中环境保护效果，自然资源的货币定价计量是难点。
三、绿色成本核算
（一）绿色成本概述
绿色成本是指环境保护活动的资本性或费用性支出核算。它既包括尾端设备投资或其他支出，也包括清洁生产成本核算。绿色费用总额是环境保护活动而发生的费用，是企业总费用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信息监控与获得费用以及环境资本性资产的折旧费用。可直接识别的成本直接归集到绿色成本中，混合成本按一定方法（差额法、比例法等）进行归集简单易行，关键是自然资源的货币计量披露。
（二）绿色成本定价模型
当自然资源具有排他性，就意味着这些资源的使用必须要花费一定的代价，为了准确计量这类资源的价值，可以通过产权界定，赋予这些资源人格化的所有权，这样就可以形成交易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当自然资源具有非排他性，那么任何人无需付钱或仅支付少量费用就可以自由得到资源，结果就会造成这种资源的过度耗用。这样如何正确为非排他性自然资源定价，就成为正确核算企业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的关键。
绿色会计研究学者针对自然资源的计价，提出多种定价模型，如价格替代、支付意愿、接受意愿等。但是对于非排他性的自然资源，由于其使用存在“搭便车”现象，所以，上述方法不可能正确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鉴于这类资源的保护主要聚焦于合理利用，对于企业而言，这类资源主要构成其环境负债。这样，就可以引入成本管理概念，结合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程度，对资源定价。
绿色成本披露指企业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经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支出，以及企业因执行环保要求而发生的其它成本支出如实披露。
一般绿色成本披露分为两类：一类是环境控制成本。这是指企业为履行环境责任而产生的成本，具体表现为资源维护、环境保护等行为发生的支出。一般来说，该项成本越高，表明企业主动履行环保责任的程度越高。另一类是环境故障成本。它是指除环境控制成本以外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支出。如果企业在履行环保责任的程度上打了折扣，则会发生诸如资源效用降级、环保处罚等支出，这些支出归为环境故障成本。
关于环境控制成本与故障成本的关系，一般来说，如果企业的环境控制成本较高，则企业履行的环保责任程度较高，相应的违规支出也会减少，因此环境故障成本就会较低。
基于环境控制成本与故障成本的关系，政府可以通过价格管制有针对性地减少非排他性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采用绿色成本定价模型：
p=αC1+βC2
C1——环境控制成本；
C2——环境故障成本；
α、β——系数，取值（0，1），α+β=1，系数的大小可以调整企业的环保行为。
基于该定价模型，形成企业的环境负债而入账。
为提高企业的环保责任，适当降低系数α的取值，加大系数β的取值。这样，当两个企业的环境成本相等，而环境控制成本和环境保障成本不一样时给企业带来的环境负债也不一样。同等环境成本条件下，环境控制成本越高，社会效益越佳；环境故障成本越高，社会效益越差。同等环境成本条件下，环境收益越高，社会效益越佳；环境收益越低，社会效益越差。
例如：两个企业a、B，环境成本相同为10万元，其中：a企业C1=8万元，C2=2万元；B企业C1=3万元，C2=7万元；取α=0.2，β=0.8，则：
a企业环境负债为=0.2×8+0.8×2=3.2
B企业环境负债为=0.2×3+0.8×7=7.2
所以，采用该定价模型，一方面可以提高这类资源的效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的环保责任，转变传统模式的末端治理观念，实现自然资源保护的未雨绸缪切实可行。
四、环保效果披露
（一）基本概念
环境保护效果披露是用实物单位计量的，从环境保护活动中获得的实物效果。可单独设一本实物账或在产品原材料实物账上增加以下四类内容如实披露：.与经营活动中投入资源有关的资源核算披露：
（1）能源投入量（J）；
（2）稀缺性资源的输入量（t）；
（3）水投入量（m3）。
2.与经营活动引起的废弃物排放和环境影响有关的排废核算披露：
（1）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体积（t-Co2）；
（2）特定化学品排放的重量（t）；
（3）废弃物排放总重量（t）；
（4）废水总体积（m3）。
3.与经营活动产品有关的能耗核算披露：
（1）产品使用过程中能源的消耗量（J）；
（2）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物质量（t）；
（3）再循环产品的重量（t）。例如使用过后收集的产品、集装箱、包装袋。
4.其他环保效果核算披露
（1）产品和材料的运输量（J）；
（2）运输过程中造成环境影响的物质排放量（t）；
（3）土地污染的面积和体积（m2，m3）。
（二）计量环保效果的方法
基本公式：环保效益=基期环境影响总量－当期环境影响总量
调整后公式：
环保效果=基期环境影响量×（当期经营活动量/基期经营活动量）－当期环境影响量
如果处理全部的绿色成本和环保效果有困难，那么在设立能描述企业真实情况的环境绩效指标时，可以只确定与项目相关的绿色成本进行环保效果核算，以便在附注中披露。
五、绿色效益核算
（一）绿色核算概念
绿色效益核算即企业绿色成本产生的实际经济效益和企业执行绿色会计核算带来的估算商誉而构成利润的一部分的经济收益核算，它使用货币计量。
企业绿色效益分为两种：实际效益和估算效益。
（二）实际效益披露
1.收入，由于实施企业绿色成本产生的实际经济效益而在当期实现的收入（如销售环保产品）。
2.由于实施企业清洁生产技术设备而产生的节能减排节约的费用，可视为企业的实际效益。
如资源投资投入量减少节约的费用；
废弃物排放减少而节约的费用；
环境恢复方面的费用节约额；
其他环保费用节约额等。
（三）估算效益披露
1.收入，企业实施绿色会计核算带来的估算商誉及实施环保活动而增加的社会效益估算。如垃圾发电企业节能减排、再生能源、占地减少、减少污染的节约成本估算。
2.费用节约额。施行环保活动而避免发生的费用估算，如避免损坏赔偿费用，环境恢复费用节约额。
（四）计量方法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计量估算效益的评估方法，本指南建议应按企业节煤吨数、占地减少及减少环境污染节约成本，进行绿色环境资产评估，计算企业社会环境效益，并体现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上。
六、绿色会计披露报告
绿色会计披露的具体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合乎质量要求的全方面信息。资源、环境价值运动是企业价值运动的一部分，以价值量披露企业资源和环境信息，是绿色会计报告披露的必然要求。鉴于传统会计报表不能披露反映资源、环境价值运动的全貌，因此，绿色会计报告披露拟在传统会计企业报表基础上增加有关绿色资产、环境负债、绿色资本金、绿色成本、环保费用项目及附注必须披露事项等内容，既简单明了、切实可行，又便于实务操作。绿色会计披露报告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附表要增加绿色资产、环境负债内容）（表1）
（三）企业绿色效果实物量图表
1.企业主要能源耗用实物量图表
（四）绿色会计披露报告附注（增加必需披露的事项）
为满足绿色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企业应在绿色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下列信息：
1.企业的绿色会计政策及目标；2.企业的资源环境管理系统；3.企业主要的污染物及其处理措施；4.企业采用的环境标准及其变化对数据的影响；5.绿色会计价值采用的方法及其变化带来的影响；6.环境监测制度及监测技术；7.重大环境事故的说明；8.重要环境项目的说明；9.企业实施绿色会计审计的情况；10.绿色会计重要的或有负债；11.企业绿色效果综述；12.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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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9
经历了近十年的磨砺，中国第一份“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账单终于在9月7日正式对外公布。
这份报告名为《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更为通俗的说法是“绿色GDp”。所谓“绿色GDp”，是指从传统的GDp中扣除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成本，可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王金南称，报告篇幅长达上千页，但对于公众而言，也许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看似简单的数据――
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也将高达GDp的1.8％。
如其所言，这只是绿色GDp这个宏大构图中的一角而已。而彻底厘清绿色GDp所要继续付出的努力，很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浅绿色”GDp
这次公布的，只是一个姑且可称之为“浅绿色”的GDp。
绿色GDp的准确定义，至今仍有争论。一些激进者甚至认为，应该把经济发展的人文成本纳入扣除范围。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从传统GDp中扣除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和生态破坏。
此次公布的2004年的数据，仅扣除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一部分。据悉，在共计20多项污染成本中，此次被计算的只是其中的十项，一些类似地下水、土壤污染的成本均未被计入。
即使这样一个“浅绿色GDp”，其出台历程也并非坦途。
若以1996年国家统计局设立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为起点，至今也已有十载（详见“中国绿色GDp历程”）。
一个重要的牵绊，是由于绿色GDp涉及众多部门。以中国为例，除了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还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以及海洋局等众多部委。
对于环保部门而言，这个包括门卫在内只有220多人的“弱势机构”，迫切需要借助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在这层意义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告诉《财经》记者，绿色GDp对于环保部门是一个很自然的“政策需求”。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并且以绿色GDp为依据，为进一步的环境决策提供参考。因此，环保总局可能会阶段性发挥主导作用；但整个绿色GDp体系的彻底进行，统计部门负有无可回避的职责。
而对于统计部门而言，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数据上的可获得性方面，显然有着更为专业的考量。
虽然绿色GDp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联合国也先后了两个版本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从而为绿色GDp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工具。然而，迄今为止，由挪威统计局专家、胡涛以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处长吴优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了所有的Seea核算工作。即使一直以绿色闻名的德国，也只完成了其中的大部分而已。
之前，一些专家和研究机构，陆续对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以及北欧等国进行过完整绿色GDp的核算，但大多数研究还都局限在学术探讨阶段，或者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如兴教授对《财经》强调的那样，仅仅是试验性的版本。
因此，像中国这样官方正式公布的，即使是阶段性成果，也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指出，现在采用的污染损失计算方法，仍然过于简单，不足以给出可靠的结论。
以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例，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偏差。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指出，此次采取的是人力资本法，即按照人均GDp来计算这种损失。比如你少活了十年，乘以人均GDp，作为相应的损失价值量。但在西方国家，目前普遍采取的是支付意愿法（willingness-to-pay），即你愿意花多少钱来购买相应的健康，甚至生命。这显然要比前者高出不少，毕竟，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健康可以与人均GDp简单地画等号。
“两者之间，最保守的估计，也差一倍以上。”王对《财经》记者表示。
此外，中国在健康方面基础研究和统计数据的缺乏，也构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很难估计各种污染造成的死亡率以及患病率。
专家指出，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环境污染程度与疾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适用于中国，或许仍需要商榷。
能否纳入“干部考核”？
虽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但国际上不少专家学者仍然给予高度评价。
前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现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戴礼（HermanDaly）对《财经》杂志表示，中国“毫无疑问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环境经济学家韩伯（tomHaab）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甚至认为，政策决定和设计中只要考虑了环境因素，就是一种进步。
密歇根大学全球可持续性发展企业研究所（erbinstituteforGlobalSustainableenterprise）所长、商学院及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莱恩（thomasLyon）则强调，目前中国制定的燃油标准比美国还要严格，现在又公布了绿色GDp，这会让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感到羞愧。
“在欧洲和美国，对于绿色GDp的讨论已经有很长时间，但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莱恩说，“可以想见，美国的环境保护组织，会用中国的绿色GDp来提醒美国政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经济学研究者瓦格纳（Gernotwagner）也表示，中国目前所做的工作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向其他国家显示了绿色核算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可持续发展局局长洛哈尼博士（BinduLohani）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提醒说，如果中国能进一步展示绿色GDp的用处所在，其他国家或许就会效仿。
在9月7日的新闻会上，绿色GDp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环保总局规划与财务司司长周建指出，已经与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及人事部进行了接触，希望把绿色GDp纳入干部考核中。
但是，计算办法存在的“非惟一性”，显然加大了这种“挂钩”的操作难度。比如，淮河流域污染带来的环境成本，如果按照污染损失法核算，应该计入到下游省份；如果按照治理成本法核算，则应该归入上游省份。
此次这份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引入了污染损失法和虚拟治理成本法，试图来平衡这样一个难题。但不少专家指出，这显然只是权宜之计。
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看来，虚拟治理成本本身也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价格体系的问题。传统GDp中，所有价值量都是基于在交易中已经实现的价格计算的。如何衡量虚拟行为的价格？对于用已有平均成本外推的做法，不少专家仍持保留意见。
如何把污染成本分摊到不同的年度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长期的，未必在当时就显现出其后果。
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指出，今年年底有望公布2005年的核算结果，以便与已经公布的2004年数据形成时间序列，从而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今后，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成本以及自然资源的耗减，也都将会逐步纳入到绿色GDp核算。
非仅概念之辨
除了环保总局，目前国家统计局还在与国家林业局、水利部等机构进行合作，开展森林、矿产、水资源等核算工作。与林业局合作的森林资源核算，有望在进一步审定和评估之后，正式向社会公布。
在很多国家，自然资源的核算都已经展开，积累了相对成熟的经验。
早在1978年，挪威统计局就开始了自然资源核算。截止到目前，全球已经有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芬兰、韩国、日本及菲律宾等在内20多个国家，先后开展了环境资源核算工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经济学研究者瓦格纳认为，像森林面积减少、煤矿和石油等自然资源储量的缩减等，都比环境污染更容易核算。
但绿色GDp专家顾问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自然资源核算，其实也存在不容易处理的地方。比如，如何计算因为森林缩减而造成的环境以及生态等方面的损失，就像判断健康损害问题一样棘手。
他强调，最先从环境成本还是资源成本入手启动绿色GDp核算，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像挪威、加拿大等，都属于自然资源禀赋比较突出的国家。
生态成本的核算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环境污染的损失计算固然非常复杂，但仍然有办法实现，生态成本的计算则更为困难。
或许正是考虑到国际上缺乏已经成熟或者公认的标准规范，不少国内专家乃至国家统计局局长、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本人，对于绿色GDp的未来都出言谨慎。“我们距离真正的绿色GDp还有不小的距离。”邱指出。潘岳也强调，绿色GDp可能永远都是一个理想化的指标，“但我们追求理想的脚步永远都不会停止。”
“我们只是计算了一部分损失，这还不是绿色GDp。”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华如兴教授也对记者表示，“要得到完整的绿色GDp，最起码还要十年以上。”
胡涛则认为，就中国而言，“绿色GDp”这个概念短期之内并不现实；最现实的途径，仍然是从实物量核算入手，继续推进Seea（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并且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硫以及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等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指标。
他同时警告说，即使绿色GDp得以完整呈现，如果不改变政府整体的治理结构，仅仅靠一个指标，显然不足以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王金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绿色GDp核算中，已经注意到了保持与Seea的一致性。而此次阶段性报告中，也单列给出了上述指标。
此外，透露，下一步国家统计局也将在继续推进绿色GDp的同时，公布幸福指数等相关指标。
他同时警告说然而，即使绿色GDp得以完整呈现，如果不改变政府整体的治理结构，仅仅靠一个指标，显然不足以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无论是相关专家或者政府官员，对此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既然传统的GDp可能造假，如果我们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谁敢保证绿色GDp不会失真？要知道，它在计算上的不确定性，反而会提供更大的造假空间。”胡涛说。
资料：中国绿色GDp历程
从1949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采用的核算体系一直是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步转向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到1992年基本完成这一转轨。
1996年，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核算司下增设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走向绿色GDp的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在2002年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首次在附录表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这些核算绝大部分仅限于实物量，还未涉及价值量，但显然为进一步发展绿色核算奠定了初步的统计基础。
此外，国家统计局还陆续在黑龙江、海南以及重庆等地，开展了森林、水等资源的核算试点。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随着中国整体环境形势不断恶化，作为监管者的国家环保总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包括门卫在内只有220多人的“弱势机构”，迫切需要借助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在这层意义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告诉《财经》记者，绿色GDp对于环保部门是一个很自然的“政策需求”。
2004年3月10日，国家主席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首次在决策者层面明确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指出“要研究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方法”。之后，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提出争取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建立中国的绿色GDp体系框架的目标。
当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为这一浩繁的巨大工程正式拉开帷幕。
绿色环保调研报告篇10
关键词：绿色会计；可持续发展
近期公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这标志着环境税的出台已尽到了实际操作的阶段，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绿色会计在我国的发展，使绿色会计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对象。
一、绿色会计的定义
绿色会计又称环境会计，与传统会计不同的是，虽然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但其核算对象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会计的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而是除资金以外的资源环境、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及生态循环价值。
二、国外发展现状及理论研究
世界各国对绿色会计的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之处，以美国和日本绿色会计的发展模式为代表。
（一）美国的绿色会计
作为最早推行绿色会计的美国，在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以前，许多国内的大型先进的企业就已经意识到了传统会计在环境计量上面的不足，开始在企业内部自身使用绿色账簿。目前，第五准则公告《或有事项会计》中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负债和93-5公告《环境负债会计》关于环境支出的费用化和资本化处理等准则，是美国企业在进行绿色会计核算中的主要的依据。同时，美国政府以协助角色的身份，参与产业个案的研究探讨，进而达成绿色会计的建立。针对绿色会计，设置专门的网站以及推出环境会计相关的使用工具册和个案研究报告。
（二）日本的绿色会计
对于绿色会计的研究，日本的起步晚于美国，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开始。与美国政府采取的辅助措施截然不同的是，在推行环境会计的过程中，日本由政府主导，组织一系列的专家、学者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方案并首先设立“环境会计制度纲领”。并于1999年3月公布了“统一遵循准则”，协助企业澄清成本科目类别。日本绿色会计初步框架的正式初步形成则是在2000年3月，政府提出了“发展环境会计系统2000年报告”，报告的提出使日本国内绿色会计的分类和架构更加的完整。同时，日本政府开创的第三方独立鉴证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环境报告书的可信性。
三、在我国的现状及不足之处
绿色会计在我国虽有发展，但进度缓慢。总的来说，我国的绿色会计的发展主要存在一下几个问题：
（一）法规制度不健全
虽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以《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条例、环境标准在内的环境法律体系为绿色会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环境基础，但是相关的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助长了企业污染环境方面的气焰。
（二）没有具体可行的环境会计信息核算体系和理论
一方面，国外快速发展绿色会计所形成的先进理论并不是所有都适应于我国现有的发展状况，因此不能一味的将国外的经验应用于中国会计体系中，而在国内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另一方面，在会计核算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得具体可行的会计核算体系的提出与制定，失去了统一的科目、计量方式、信息披露等必要的指标体系，这使得绿色会计发展更加缓慢。
（三）企业自主环境保护意识差
企业仍处于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发展目标，严重忽视了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例如，在2010年7月份的作为以及大型上市公司的紫金矿业的渗漏事故再次体现了企业环保意识的缺乏。
（四）缺乏绿色会计方面的专业人才
绿色会计是结合了多种专业知识的学科，其中以会计学与环境学、可持续发展学为主导。因此在进行绿色会计核算的过程中，运用的不仅仅是会计财务方面的知识，它还要求财务人员熟练掌握环境学、可持续发展学等方面的内容，并能将之与财务会计联系起来。
（五）缺乏对绿色会计核算成果的审计和监督
现在的审计体系的审计主体是企业的经济事项，从经济利润的角度考核经营者的经营绩效，而绿色会计反映的是社会资源环境，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但绿色会计所形成的会计学成果并没有机构去进行必要的审计以及监督。
四、我国绿色会计发展方向展望
建立绿色会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但是建立绿色会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环境保护的法规体系，更重要的是在法规的执行过程中杜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状，对出现污染环境的企业进行严格合理的处罚。同时，对于在其监督岗位上的人员也要进行定期的法律法规的培训及考核，增强其对法律法规的熟知度。
（二）加强对国内绿色会计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要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应重视发展绿色会计新学科，同时意绿色会计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统一相应的计量标准、会计科目、信息披露标准等指标体系，争取绿色会计能够尽早应用于我国企业实际的问题。
（三）增强企业以及社会对环保的重视。将企业的环保指标与其利益紧密的相互联系，对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在税收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的优惠政策。
（四）培养绿色会计的高素质人才。一方面，在高校的高级财务人才的培养体系中逐步渗入一些国内外先进的绿色会计的财务理念，以及增强对国外绿色会计核算体系的了解；另一方面，增加对在职财务人员的必要的后续培训，拓展其知识面，为绿色会计在企业中的实际运用奠定基础。
（五）在企业审计中加入绿色会计的元素，将企业的环境责任的履行程度也纳入审计的范围，增强第三方的监督力度，敦促企业及时有效的披露相关信息以及在环保方面加大投入，转变企业原有的“三高”发展模式。
五、结束语
虽然绿色会计的发展面临众多棘手的问题，但是绿色会计是会计核算的时展方向，它符合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低碳理念。绿色会计的最终实现有利于我国在全球竞争中长远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吕福祥.绿色会计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J].集团经济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