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1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各种要素不断前进，然而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之中，并不是只有科技性的现代文化具有价值，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民俗文化同样具有较高的地位，社会的优质文化应当是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为了保证我国的群众文化获得较好的发展，我国的文化部门逐渐加强对民间的民俗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力度，通过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民俗文化，来提升我国的文化建设水平，本文根据对我国的民俗文化的了解情况，对其发展群众文化的所发挥的价值进行分析。
关键词：
民间民俗文化；群众文化；文化艺术
只有属于民族的文化才是属于世界的文化，将文化推向世界才能保证优秀的民族文化被传承下去，但是在我国的经济建设环节之中，一些原本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民俗文化逐渐被新兴文化淘汰，在文化竞争市场，传统的民俗文化并不占优势，无论是年轻人还年龄较大的老年人都对具有现代技术外衣的现代文化更感兴趣，而很多民俗文化受到了影响，甚至难以传承下去，而我国的群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民俗文化是不应被抛弃的，因此本文对我国的民俗文化的价值以及传承方式进行分析。
1传承民俗文化的必要性
中国的民间文化成长于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群众基础深厚，中国风格鲜明，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拥护与喜爱。伴随新世纪的来临，我们不仅要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还要将其继续发展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就要求我们在保持多样化的基础上，整合与创新符合生产力与文化发展要求的民俗文化。群众文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就一定要以服务群众为目标，大力发展群众文化才能将民间民俗文化更好的发扬下去，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目标。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将民俗文化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积淀，更加是中华民族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想将群众文化发展下去就要继续保持传统民俗文化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二者相互融合令群众文化具有更加鲜明的特色，还能为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发展群众文化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群众在这之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其对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是文化发展的创造者，是文化财富的继承者，所以在发展群众文化时，应该以群众为核心，时刻铭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将更加鲜明的文化特色与时代性充分体现出来。文化活动作为群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而且表现在继续建设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传统的民俗文化中，群众文化具有鲜明的传统性，在发展过程中就要传承这种民俗文化，并将其应用在文化活动中，从而使群众文化不仅仅带有传统的民族文化特点，更加具有现代化的时代特点。民族的民间民俗文化在群众文化中得以孕育、传承以及发展。同时，传统的文化形式与内容的传递离不开群众文化的支持。很多传统的群众文化，如赛龙舟、泼水节，都是经过一种固定的形态方式继承并发展下来的，经历了千年的演变仍未改变原貌。现如今，新兴的民俗文化正在蓬勃发展，走遍了神州大地，跨过了五湖四海，例如户县、金山农民画，当地农民就是根据传统的雕刻艺术、剪纸与刺绣等相融合再加上崭新的表现手法创造出的艺术形式，目前已经在十几个国家与地区展开巡回展示，受到了各地人民的喜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的同时，群众文化还会不断创造或衍生出新的活动方式。党和国家对群众文化的重视，整理、搜集、发掘和抢救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遗产，并使它们焕发出新的活力，不断创新和发展。群众文化具有共同性、稳定性、过程性、个别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等特点，也具有激励力、稳定力、约束力和凝聚力等六个方面的作用。群众文化的基础是物质文化，并以制度文化这个中间媒介向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渗透，把精神、物质和行为等层面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
2通过传承民俗文化来发展群众文化的方法
如果想要将民俗文化当做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传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首先可以借助新旧媒体对民俗文化进行传播，提升群众对于民俗文化的了解程度，一般民间的民俗文化传输途径比较落后，很多民俗文化的表现需要观众到现场去观看，但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很难有时间到现场去看风俗表演，因此可以通过改变民俗文化的传播方式来实现对民俗文化的宣传，可以通过电视播放的方式进行传播，还可以借助微博以及微信等新媒体来推广民俗文化，我国为了应对民俗文化的生存危机已经做出了很多行动，如通过综艺节目以及春节晚会来宣传民俗文化。事实上，民俗文化并不都是被现代人厌烦的小众文化，比如民俗中的“吃”文化，在过春节时，家家都要吃饺子，而我国的饺子已经被成功地推广到国际中，其他国家以我国的饺子为基本形式，进行了改进，使饺子这种具有文化价值的食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另外，与之相类似的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在现代社会呈现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商家不断对其呈现方式进行翻新，我国的不同地区的呈现方式也存在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使传统民俗食物成为网友在新媒体上的热议话题。这种传承民俗文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创新同时也是民俗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民俗文化一直保持原有的形式，不作出改变，是很难在新时期以及新的社会中获得发展的权利，只有保证民俗文化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为了使民俗文化在群众文化中发挥更大的价值，相关人员还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既有积极的方面，同时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在传承时，需要对其进行消极的部分进行剔除，使其成为真正的新型群众文化。
3结论
我国的民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传承的难度比较大，这主要是由于民俗文化的物质价值比较低，现代社会中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具有更强的功利心，对于物质价值相对比较低的民俗文化的接受程度较差，不仅导致民俗文化的追随者逐渐变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民俗文化甚至由于后继无人而难以传承下去，我国的文化部门应当对民俗文化加大重视，通过政府的力量来使民俗文化从小众逐渐走向大众，使其逐渐成为群众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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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2
摘要：舞狮作为一项民间习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其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的宗教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各地的舞狮习俗各不相同，但是它所反映的文化象征意义却是一致的。将以多维的文化视角还原民间舞狮习俗的历史真实，全面剖析民间舞狮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进一步厘清民间舞狮活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舞狮习俗；民间；宗教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10-1322-03
aStudyonFolkLionDance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
LUShao-jun
(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LiondanceasafolkcustominChinahasalonghistorybypeople'sfavorite.initslong-termprocessofformationanddevelopment,itlinkstoChinesecultureofreligion,geographyandfolk.whileliondancesindifferentareasvary,itreflectsthemeaningsofculturalsymbolinthesameway.thispapertriestodiscoverthehistoricaltruthofliondancefromtheperspectiveofmulti-dimensionculture,anddoesa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essentialrelationshipbetweenfolkliondance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inordertofurtherclarifyitshistoricalformationanddevelopment.
Keywords:customofliondance;folk;religiousculture;localculture;folkculture
狮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经过中华文明的不断融合和铸造，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谱系。民间舞狮活动是在中国狮文化的背景下孕育产生的，并伴随着中国社会宗教活动的不断开展，以及民间社火和节日庆典等文化活动的盛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舞狮作为民间娱乐体育活动得到了全面继承，并发展成为一项以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为主导的，集舞狮、武术、技巧等为一体的体育运动项目，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本文将以多维的文化视角全面探索民间舞狮习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进一步厘清民间舞狮活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1民间舞狮习俗与中国宗教文化
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古老文化现象，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兴起而兴起，又追寻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指出：“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它的宗教里。”[1]民间舞狮习俗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从传入之日起就与中国传统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汉武帝派使者张骞凿开西域之大门，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东汉初年逐渐地传入到了中国。佛典中有关狮子的说法可谓俯拾皆是，《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大智度论》曰：“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传灯录》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谓佛家诵法时“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而且相传狮子还是文殊和普贤菩萨的坐骑，在佛教的瑞兽形象的影响下，狮子逐步具有了人文象征品格。[2]至此狮子在中国被视为具有法力的瑞兽，而渐被神化，这也应该是民间对狮子认识的源头。狮崇拜在我国是重要的民间信仰，而舞狮活动正是民众信仰的物化形态，因此也自然融入到了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活动之中，深得民众的喜欢。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中就记述了民间“行像”中舞狮表演的壮观场面。佛教的“行像”活动是指在佛生日这一天用宝车载着佛像在城市街道巡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其中就有丰富的乐舞活动。“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跌相践跃，常有死人。”[3]古格王朝的壁画中就描绘了“行像”活动中舞狮的场景。
“‘行像’仪式是随佛教传入中国，民间广泛流行‘走会’、‘香会’，即滥觞于此。”[4]虽然后来的“行香走会”从上有所改变，但是，在民间所形成的民俗活动却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在“行香走会”的队伍里，舞狮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舞狮队供奉的是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因此也倍受其他表演队伍的尊重。
舞狮活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民间相传相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民间驱傩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关。这主要是由于舞狮活动本身所具有驱鬼辟邪的特殊功能得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可，因此也必然与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神驱疫、祝福禳灾的民间祭祀活动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象驱傩活动，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表演者头戴面具如冠，身着兽皮，手执戈盾，口中发出“傩傩”之声，起舞时各有音乐伴奏。清代就有学者曾提出：舞狮“盖即古傩礼之意”（黄钊《石窟一征》）此说法也被后世一些学者普遍采用，认为舞狮是“逐疫的古礼”、“傩礼的遗俗”。[5]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古山越人代代相传下来的“舞犭回”，就是一种将傩舞与狮舞揉为一体的祭祀舞蹈。“舞犭回”与今天的“狮舞”有许多相像之处，它也是两人合演一兽，一人头戴木制兽头直立，饰兽上半身；另一人披青布弯腰饰兽臀下半身。两人以一块青布相连，之间拉长一段距离，首尾不能相顾，显示兽身很长。那木制兽头便是“犭回”首，“犭回”首保留着独角。[6]这种民间的祭祀舞蹈甚至影响到了日本的歌舞伎，在日本较为流行的伎乐曲目中就有《狮子舞》的内容。“伎乐中的狮子舞不久就归属于祭礼神事舞和散乐（猿乐）等，甚至影响后来的田乐、能乐、歌舞伎、民俗艺能狮子舞、太神乐狮子舞，建造了日本艺能史上的狮子舞蹈系列。”[7]总之，舞狮和傩有许多相似之处。清代有“36傩班、72狮班”之说。浮梁有“五举戏”就有“先跳傩，后舞狮”的传统。清《建昌府志》记载：迎春行耕籍礼后，“复有竹马、大傩、和合、狮子之戏，衣彩衣，戴面具而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舞狮与民间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在历史长河中，两者的发展方向是不同的，舞狮的辟邪驱疫功能逐步内隐，娱人功能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主要的功能。也正因如此，舞狮活动也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华夏儿女的普遍认同。
2民间舞狮习俗与中国地域文化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人类不同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民族性和地域性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并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特质。从民间舞狮习俗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与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
中国的民间舞狮习俗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特征，无论是原始的表现形态，还是后来逐步演变的民间文化活动都具有这一特征。民间舞狮习俗的原始雏形，最早是作为一种民族舞蹈艺术的表现形式从西域传入中原内地的。由于起初到京城长安的“狮子郎”（舞狮人）都是龟兹人，而且表演时所用的音乐具有龟兹特点，所以，唐朝段安节著《乐府杂录》中就把狮子舞列入《龟兹部》。“‘狮子舞’是《西凉伎》中之一类，始自西亚波斯境内，借道西域龟兹、凉州等地而东传中原地区。”[8]《乐府杂录龟兹部》中也记载了“五常狮子舞由龟兹传入长安”（五常狮子即五方狮子舞）。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舞狮表演具有鲜明的西域地方特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著名的“西凉伎”诗文中专门针对西域的狮子舞表演做过精彩的描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粱前致辞。
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
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
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享宾犒士宴三军，狮子胡儿长在目。……[9]
白居易的这首《西凉伎》生动地描绘了一出戏剧版的舞狮表演。整个表演是由二人扮演狮子，二人扮胡儿，表情丰富真挚，舞狮动作感人。它描述了狮子随二位西域胡人迁居中国本土，胡人思念故乡，但由于凉州失陷，归路阻绝，胡人十分忧伤，不禁对狮子啼泣。而狮子也通人情，向人发出同感，西望而哀，伤心而吼。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狮子舞泥俑”，这座“泥佣”十分生动地将狮子舞的情景再现了出来。它通高13cm，造型与现代由两人表演的狮子舞非常相似。舞狮头顶扁平，眼球向外凸，嘴张开，上下两排牙齿整齐排列；狮头微微抬起，正在做即兴表演；狮身像一副斗篷，把两位表演者不露痕迹地罩在里面，但表演者的双腿仍清晰可见；而且狮子郎一身胡人打扮，威武彪悍。
然而，输入中原的舞狮艺术，发展到唐代又与中国古代宫廷舞蹈、民间舞蹈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原文化的特征。其中“五方狮子舞”最有代表性。《旧唐书・音乐志》曾对“五方狮子舞”有过专门的记载：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狮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狮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戏弄之状。五狮子各放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
说明舞狮发展到唐朝已经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并且已成为古代宫廷皇室中宴享娱乐的重要舞蹈之一。据说这种大型的舞狮表演只能是在给皇帝祝寿或年节招待外宾时进行表演。五头狮子的颜色分别是：青、赤、黄、白、黑，与五行相对应。表演时站立中心的金黄狮子是由四个人装扮的，黄色狮子非天子前不舞。因为五色之中，“黄”是帝王之色，除天子之外，谁也不能舞黄狮子。著名诗人王维，就曾经由于其属下私自表演了专供皇帝观赏的黄狮子舞，触犯禁忌而吃了大亏，被贬到济州做司仓参军。王谠《唐语林》卷五《补遗》载：“王维为大乐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10]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舞狮表演在古代宫廷皇宫的表演节目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而且通过狮子舞来宣扬中原文化中的封建伦理和封建秩序。
随着舞狮表演进入民间，我国很多地方也都出现了舞狮的习俗。到了明清时期，舞狮更加流行，由于地域的不同，受各地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影响，其形式和种类也是丰富多彩，风格也不尽相同。如：北京的太狮、河北的双狮、安徽的青狮、浙江的红狮、福建的台刂狮、广东的醒狮、湖南的武打狮、四川的高台狮等等都各有特色。另外，在舞狮的舞法上又可分为“文狮”和“武狮”，“文狮”主要表演狮子搔痒、舔毛、打滚、钻穴、抖毛等温顺动作，显示出狮子活泼可爱的神态和嬉戏玩耍的性格。“武狮”则以狮子踩球、扑球、滚球、含球、吐球、腾云、采青等动作，表现出狮子的威猛勇武习性。[11]总之，舞狮作为一项民间习俗活动在我国各地还是相当普及的，也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虽然各地的舞狮习俗各不相同，但是它所反映的文化象征意义却是一致的。
3民间舞狮习俗与中国民俗文化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2]它主要包括“民众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诸多事象，以及由此产生和表现出的多种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13]中国民间的舞狮活动也恰恰反映出了这一点，它与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民俗文化紧密相联。中国的民俗文化集中体现在民间庙会和民俗节日之中，这些民俗活动不仅成为了民间舞狮活动的重要文化载体，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民间舞狮活动的发展，更丰富了民间庙会和民俗节日的活动内容，活跃了民俗文化的喜庆气氛。
庙会起源于古代的一种宗教祭祀活动，它是伴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活动产生的，是以庙为活动空间的一种集宗教、娱乐、贸易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会活动。据《北京庙会》一书中记载，北京地区的庙会起源于辽代，从元末明初开始发展，兴盛于明清两代。后因战火逐步衰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陆续恢复发展。
在北京的民间庙会中，行香走会的历史十分悠久了，而在香会中狮子会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狮子会中有太狮和少狮之分，太狮是由两人表演的狮子，而少狮是由一人表演的。太狮表演通常是两只同时表演，一只黄色、一只蓝色，因此民间有“金毛太狮蓝毛吼”之说。北京当年最为有名的太狮就有十三堂，据说有的还受过皇封，它们在民间香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大坝马房堡子北门金铃祖狮”、“京都二闸钢铃太狮”、“白纸坊永寿长春太狮盛会”[14]。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狮子会的规模，它们与民间其他香会一起演出，共同组成了老北京有名的十三档武会，又称为“幡鼓齐动十三档”。也正是由于舞狮会与其他民间香会的有机结合，从中不断地吸取其它香会娱乐喜庆的元素，极大地丰富了舞狮自身的内容。“民间游戏与竞技活动和节日娱乐活动的紧密结合，使活动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大型化和表演化的趋势，这对近现代的节俗游戏活动有很大的影响”[15]。
另外，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间舞狮习俗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必然蕴含着许多十分朴素的民俗文化的象征寓意。我们知道舞狮活动作为重要的民俗文化的物化形态，“它是具象实物和抽象意义之间的一种关联。这种关联，就是所谓‘象征功能’或‘象征意义’。”[16]这种象征寓意充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美好期盼。如：“狮子”与汉语“赐子”音相谐，符合民间当时“多子多福”的美好希冀。南狮表演更是将“采青”与“踩清”的谐音相联系，含有清朝的意思。而现在的舞狮采青，则更多地取其“生财兴旺”的寓意。总之，舞狮是中国民间的重要民俗活动，人们在民俗节日里舞起狮子，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弘扬了民族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民间舞狮活动的重要载体，并为民间舞狮活动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生存的文化空间。
4结束语
马克思曾经所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舞狮活动的形成与发展也同样绝非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要在不断地承继狮文化的背景下，集华夏民族的智慧不断创造而形成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综观舞狮活动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我们认为它应该走过了从“驯狮”、到“娱狮”，最后到“武狮”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大约在东汉时期，西域的驯狮舞蹈便传入了我国，带领真狮表演者，当时称为‘驯狮郎’，这一时期的舞狮表演主要目的是要表现驯狮郎驯服狮子的过程。随后便出现了中国化的“假面狮子”与“舞狮郎”的表演。盛唐歌舞杂艺的繁荣，也使舞狮逐步地步入了娱乐化的发展道路，反映盛世太平的“五方狮子舞”就是其真实写照。另外，舞狮民俗化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民间舞狮活动的开展，舞狮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于是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民间庙会我们都能频繁看到舞狮的身影，这也大大提高了舞狮的技巧性。从而使民间舞狮活动成为了一项集舞狮、武术、音乐、杂技等民间艺术于一体的健身健体的娱乐表演活动。总的来看，狮，在华夏文明的进程中已逐渐演化为力量的象征，它体现出了一种不畏邪恶、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今天舞狮作为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它不仅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更是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弘扬。“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在世界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能看到舞狮表演，这正是华夏儿女巨大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利用舞狮活动所体现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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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3
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主体选择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43－04
根据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提出的民族文化三分说，民族文化分为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即贵族文化、精英文化、典籍文化，中层文化为市民文化，下层文化即广大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是民族文化中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先生还指出“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个概念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对民俗文化有多种分类方式，有把“民俗”文化分类为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礼仪、岁时节序、传统节日和信仰的民俗，还有把民俗文化分为精神民俗、物质民俗和社会民俗。
民俗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与一个民族某一地区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民俗文化既包含于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部分中，也包含于非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中，本文探讨的范畴界定为稀缺的民俗文化部分，即非主流文化中的民俗文化，通常是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民俗文化部分。这部分民俗文化具有稀缺、奇特、原生态、活态等特点，在具有高旅游开发价值的同时，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上表现出极度的脆弱性。
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学术研究中日益凸现出不可或缺的研究价值与传承价值。在全球一体化、现代开放型社会，旅游开发成为众多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地区发展经济的首选路径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护与传承民族、民俗文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焦点，而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成为有效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关键。
一、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1、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出现普遍的“庸俗化”、“伪民俗”、“同化”、“商业化”等现象；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即“文化经济化”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是普遍认可的优化路径选择。最普遍采用的价值转换方式就是旅游开发，因此，在认可旅游开发促进民俗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回避旅游开发给民俗文化演化发展、历史变迁带来影响的现实。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2、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学界对旅游开发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提出民俗旅游开发实际对民俗文化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二、旅游开发背景下民俗文化保护主体的选择
依据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论述，可指导民俗文化的保护主体的选择，以制度安排如出台政策加以规范与管理，以强化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性。通过对民俗文化保护主体的重新设定和再思考，将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问的矛盾通过旅游开发主体与民俗文化保护主体之间的融合统一于一个主体内，并以制度约束主体的行为，尽可能缓解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目前民俗文化保护的主体主要有两类：政府与民间组织。但在旅游开发背景下，还需将“开发商与经营户”作为一重要主体纳入到民俗文化保护系统中，与政府、民间共同构成三大保护主体。
1、民俗文化保护的两个主体：政府、民俗文化的依存群体
民俗文化保护的过程模式可归结为两种：一、直接来自政府层面的主导性保护，如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借由2008年贵州旅游发展大会刺激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开发，为保护村寨民俗文化，从县委政府层面积极推行保护措施，主导编制苗寨发展与保护规划及各项开发与文化保护项目；二、先起由民间自发力量，然后由政府多方协助引导，支持民间民俗文化的推广、传承与保护，’从民间主导逐渐转化为由政府主导保护工作。在主流文化强力冲击下，起源于民间的文化保护，一旦缺少政府政策与财力等的支持，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不管哪种过程模式，民俗文化的可持续传承和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缺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与资金投入。
行政保护力量不可或缺，民间自发组织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其角色不可取代。以往民间自发组织仅由民俗文化所依存群体中的部分人员构成，由于民俗文化普遍具有活态性，因此民俗文化保护应涵盖保护地域内的全部民众即民俗文化所依附、依存的整个群体。
政府与民俗文化的依存群体力量两者构成密不可分的两大要素，在民俗文化保护、传承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作用互补。政府的角色：优化文化存留与传承所需的条件与环境。文化依存群体的角色：承担起自身民俗文化的存留与传承重任，是民俗文化具有传承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政府力量作用于文化主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保证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尤其利于活态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2、民俗文化保护第三主体的选择与定位
对于旅游开发地而言，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必须纳入到民俗文化保护主体之中，即依托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创造经济财富的开发商与经营者群体。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其价值为开发商和经营户所利用转化，利用转化得当，则既可有益于保护好民俗文化，又可创造必要的经济价值；反之，则在为当地带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同时，将会对民俗文化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约束好开发商与经营户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对民俗文化的科学利用非常关键。
开发商和经营户的定位问题：他们应不仅仅是投资商、开发商、经营者，更应是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人，是兼具商人与文化保护的“二元身份”人，且以文化保护、传承身份为主导。如何约束与监管开发商和经营者的“二元身份”，应纳入政府以行政法规手段进行监管的重要工作中。以文化保护为主导的“二元身份”制度设计，是将旅游开发纳入到民俗文化保护大系统中的重要手段。
政府、文化依存群体、开发商与经营户群体，三大主体是一个民俗文化地区以旅游开发为手段带动经济发展且同时保护当地民俗文化所必须管理好、引导好、规范好的三个重点群体。三者之间协同合作，使命共担、利益共担、风险共担，共同构建一个依托旅游开发保护民俗文化为核心、带动经济发展的双目标优化模式。
此外，学者及社会其他群体，可作为三大主体的必要补充，为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4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
河北省是一大省，在战国时期属燕国和赵国，因古称燕赵大地。面积有18.88万平方千米。辖石家庄、唐山、邯郸、保定、邢台、承德等11个地级市，省会是石家庄。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燕赵儿女们辛勤地劳作着，同时也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文化。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旧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取代。同样对于民间民俗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民间民俗文化，显然已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此，我们以河北省邢台县为例，对河北省邢台县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邢台县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俗文化的现状
所谓民俗，是指产生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项。既然如此，那么民俗文化关涉的面极广，所有社会生产和生活就都应该包含在民俗文化之中，如：物质生产民俗文化，物质生活民俗文化、人生礼仪民俗文化、岁时节日民俗文化、民间民俗文化、信仰民俗文化等等方面。
邢台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面积1848平方公里，人口约33.6万。邢台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号召，在新农村建设中做了积极的努力，在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调研，发现了一批具有邢台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项目。尤其是过年，又是农闲时节，各乡镇的庙会和集市是民间民俗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大好时机。如扭秧歌、扇鼓舞、划旱船和推太平车，梨花大鼓、龙灯狮子舞、踩高跷等在邢台县各个乡镇广泛流传。另外，邢台县的石头建筑也很有特色。如：邢台县英谈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岁时节日民俗文化也很有潜力。如：七夕文化艺术节、婚俗文化等等。
二、邢台县新农村建设中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的问题
（一）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在逐年下降逐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和思想随着社会的变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可以说民间民俗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逐年下降。很多古朴的民风、传统的民俗正逐渐被人们淡忘，很多民间艺术甚至被人们遗忘了。很多民间艺人的传统手艺被忽视，甚至是失传。
（二）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我们对邢台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会民间文艺技能的村民中，50岁以上的占50.9%，30岁至50岁的占33.3%，30岁以下的占15.8%，邢台县民间民俗文化的继承问题很严重。会文艺技能的老人占大多数，而年轻人极少。在经济改革的时代，民间民俗文化的市场占有率实在是太低。邢台县的一些村镇的婚礼又回归古朴，有些村落还有八抬大轿、鼓乐队等，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抬花轿的都是一些至少在4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和五、六十岁的男子，年轻人都不屑于参与这些婚俗活动，他们大都在城镇打工，而不愿意学习民间民俗文化与民间传统艺术。如：梨花大鼓，是邢台很有特色的一种说唱曲种，也是全国曲坛上备受民众喜爱的曲种之一。梨花大鼓历史悠久，据说近代梨花大鼓的传承人孙金枝，为了传承民间文艺曾举办过梨花大鼓讲习班，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孙金枝去世也没有什么成效，由于经济效益的缘故，也引不起年轻一代的兴趣，梨花大鼓在邢台几乎是后继无人了。
（三）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经费欠缺
传承与保护民间民俗文化，尽管近几年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是没有用于专门研究、挖掘、整理民间民俗文化的专项资金。虽然2011年邢台成立了邢州民俗博物馆，但是启动经费还是较困难。很多民间民俗文化爱好者是靠热情来宣传和保护的，但缺乏实质性的进展。邢台县周公村有一位农民，他自费花了七、八的时间建起了一所民俗文化园，在园子里可以进行民间婚俗文化艺术表演，但这条路能走多远，值得人深思！
三、传承与保护新农村民俗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更新思想，抓住机遇
近年来，国家对于新农村建设中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很重视。一是我国已经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并出台了，从2006年起，把6月份的第2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根据文件精神我们看到要更新农民思想，要他们抓住机遇，大力加强对于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力度。积极开发并保护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三是为了丰富邢台县的民间民俗文化生活，为了扩大邢台的知名度，县委县政府响应号召正着手极力打造邢台县的特色民俗文化。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周公村婚俗文化的表演艺术；提升民俗旅游文化内涵，继续打造七夕文化艺术节；推介本土文化，打造和发展邢台县的绿色经济。采取一定的措施，势必会使邢台的民间民俗文化登上一个新台阶。
（二）大力宣传，营造氛围
加强宣传力度，不能光靠政府部门，也不能只靠协会参与，也不能依靠媒体宣传，这项任务其实要靠全社会热爱民俗文化、尊重民俗文化的有责任感的社会人。营造一个良好的传承与保护民间民俗文化氛围是重中之重。春节期间，是宣传民俗节日的大好时机，应利用好时机做好宣传工作。邢台县广播电视台要选取具有邢台县特色的民俗文化进行播放，文化宣传部门要大力宣传形式多样的民间民俗文艺活动。各乡镇还要利用大型节庆假日搞好群众的民间民俗文艺会演。有条件的村要建立村民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馆，但是应建的合理，不能让其成为村民打麻将的场所。通过各种活动大力宣传，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逐渐村村比文明、家家比文化的良好发展态势。到目前，整个邢台县建成的生态文明村360多个，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基础。
（三）加强沟通，增大投入
传承与保护民间民俗文化是一项艰巨而庞大的工程。我们知道，参与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人群中，年龄结构分层严重不合理。储备年纪青的参与人严重不足，对邢台县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我们应不遗余力地挖掘邢台的民俗文化资源，挖掘市场潜力，引导民间民俗文化走进市场，创造市场效益。当然，还需要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增大扶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民间民俗文化的人才利用和培训问题。对年青一代人进行适当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鼓励年青一代在闲暇之余学习传统民间民俗表演技艺，逐步使民俗文化传承人的年龄结构合理化。
（四）认真规划，精心传承
邢台县属于太行山的山区大县。从西到东依次排列为深山区、浅山丘陵区和平原，其中山区面积128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67%。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山场面积188万亩，宜林山场157万亩，牧用草坡191万亩，林木覆盖率达44.7%，邢台县获得的荣誉称号很多。近几年，邢台县委县政府大力提倡开荒造林，每年植树节政府部门带头植树造林，邢台县曾荣获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的称号；由于政府重视，对于开荒山发展山区工艺的承包者给与相应的鼓励和扶持，还被誉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县；重视生态自然环境，被誉为部级生态示范区等。其中前南峪被誉为“太行明珠”、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近年来开发了多处旅游景区，像天河山、前南峪、大峡谷、云梦山、九龙峡、紫金山、天梯山等12个景区对外开放，前南峪、九龙峡、天梯山、天河山被评为3a级景区。
从2005年开始在天河山举办的“七夕”文化艺术节，邢台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各地的人纷纷到天河山寻找牛郎织女般的浪漫爱情，感受七夕文化的气息。“七夕”文化其实就是牛郎织女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对于现代人们的家庭婚姻观念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2009年7月邢台首届太行山文化节活动成功举办，对于传承太行文化，发展绿色太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响应号召，精心打造一批具有邢台民间民俗文化特色的品牌，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民间民俗文化传承。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游客参与我们独特的、独具邢台风味的民间民俗文化表演项目。对于提升邢台县的知名度与文化品位是非常必要的。邢台的旅游和经济必然会蓬勃发展的。
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5
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分，而天水民俗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百花园中最绚丽的一朵，是我国民俗文化中的一面旗帜；天水民俗文化是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天水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众文化、智慧的积淀、是民间人文风俗的结晶，刻录着天水地域的社会变迁，是天水人民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是民俗的也是民族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宝贵文化财富，是天水文化的根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所系。民俗文化是一种约定成俗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为了庆祝、纪念、或趋避利害等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活动现象。
二、天水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情况
（一）绚丽多姿而又厚重的民俗文化。天水是我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文化背景孕育了其灿烂的古代文化；自然界沧海桑田的演变、天水人民的勤劳勇敢缔造了天水旖旎的自然风光与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奇特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从古到今历久弥新。堪称文化与民俗的“活化石”，民俗文化的“展览室”全市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45处，部级就有7处，省级23处；风景名胜更是数不胜数，旅游景点多达228处。有伏羲、大地湾、秦、石窟以及三国等众多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广泛，诸如民间故事、民歌、花儿、唢呐、古琴曲、道情、秧歌、老调、小曲等等。天水文化乃我华夏文化之缩影，是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的紧密契合，是天水人，情感的记忆与喷发，天水民俗文化上紧着情感的发条，烙印着生活、生存、发展、进步的轨道，凝聚着时光的沧桑，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定格与延续，乃民族之魂，国之瑰宝。
（二）亟待开放的民俗精神富矿。首先，民俗文化综合开发力度不够，资源开发效率不佳，民俗文化品位尚需提升。民俗文化特色旅游休闲场所不多，开发起步晚、规模不大、状态分散、没有在当地特色问题上做好文章。在民俗文化经营上存在盲目性、混沌性。其次，文化旅游管理上不规范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经营机制呆板，缺乏品牌效应。再次，绝大部分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尚需配套、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管理工作专业人才匮乏，旅游服务质量、服务人才素质、旅游市场发展速度均需大幅度提高。
三、推动天水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内涵的措施所在
（一）挖掘更丰富的民俗文化。天水乃甘肃东的大门，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具有特殊的区域地位。天水民俗文化厚重、资源丰富多彩。地域氛围浓厚，如与胡笳密不可分的天水夹板，有元杂剧活本之称的武山秧歌、具有江南遗风的秦安腊花舞和颇具民族特色与地域色彩的山歌、小调、民间、故事、传说等民俗文化。
（二）丰富民俗文化旅游内涵。民俗是一种文化资源，更是旅游开发的物质与精神财务的契合，然，其可移性的特点为旅游开发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但，多以游览方式、民俗设施陈列为主。其美学价值、民俗价值、观赏性无可厚非。然，随着旅客的增加、需求的增多，游客求新、求奇、求乐、求动、求参与的兴趣无法得以满足。所以，要想有更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就必须增加新的旅游项目，把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巧妙联姻，即可拓宽民俗旅游项目。譬如兴建民俗文化村、风情谷、档案馆、博物馆、等多种形式从而把民间歌舞、绝技民俗文化与蜡染、刺绣、编织等古老手工艺品结合起来综合开发利用，也可以丰富民俗文化旅游的内涵，拓展民俗文化的宽度与广度，推动产业发展的高度和速度。
（三）加大力度宣传民俗旅游。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大有区
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6
1．1民俗文化概念及文化生态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人与环境互动的风俗传统。从文化资源的整体来看，民俗文化是展现地域风采、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民俗学视角来探讨民俗文化，主要从其构成要素来分析，一方面民俗文化是对传统物质文化生活的传承，比如某一民族区域的生产、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特点等;另一方面是对民族社会生活的传承，主要包括民族区域内的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礼仪习俗、家族文化、语言艺术及游艺竞技习俗等内容。民俗文化旅游是对文化旅游的深化和发展，对其定义和阐述尚未获得统一的界定。有学者从“民俗”与“旅游”的结缘上，提出民俗文化旅游是以民俗事象为主要载体的旅游活动;民俗文化旅游是借助于民俗来开展旅游项目，并将某区域的民俗事象和风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一步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并将其鲜明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给游客，以增强其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民俗文化旅游就是以某特定区域民俗事象为资源来吸引异地游客从事体验和观赏活动的总和;民俗文化旅游是建立在特定区域民族文化传统风俗资源基础上，以保护和开发旅游产品为主要方式，并以展现地方民族性风俗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产业。从广义来看，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民俗与文化的统一体，既要强调民俗旅游的生命力，又要开发民俗文化资源。随着生态旅游发展趋势的日益突显，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态性特征更是受到普遍的关注。藉于民俗旅游、生态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民俗、文化、环境、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将民俗文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融合，从而构成以文化为核心，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生态和谐，从而实现对地域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传承。
1．2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民俗文化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并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得以传承。民俗文化在逐渐被抛离原生态的生存环境下，作为被观赏的对象，并在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下，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一种产品，在越发需要给予保护的生存空间里，尊重和延续原生民族的有形、无形文化，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民俗文化与旅游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借助于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将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作为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模式，既能够满足游客对地域性民俗文化的精神需求，又能够实现对民族区域自然和生态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来看，民俗文化旅游将民俗文化的整合与保护作为旅游资源，增强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品质，从而为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和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构建成双赢局面。
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
我国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势头也是显著的。特别是基于民族区域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如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山西民俗文化旅游、江西民俗文化旅游、内蒙民俗文化旅游、云南民俗文化旅游等资源的开发，更是将民俗文化旅游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产业，在展现民族文化风采、弘扬民族文化上，其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既能够满足游客对文化空间“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的心理需求，又能够从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到来，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发模式上逐渐形成了民俗观赏、民俗活动、民俗商品、民俗服务四大类型，并从民俗文化资源基地建设到产品服务包装、设计，以及民俗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2．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国际化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对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在资源开发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不仅使得原本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失去吸引力，还造成对民俗文化的污染，降低了民俗文化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民俗文化资源整体开发上缺乏有效规划，特别是依据常规开发模式，无法从历史学、文学、艺术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全面挖掘，仅仅在民俗文化基础上重视“旅游牌”，难以从旅游资源的规划上体现科学性、文化性、时代性。浅层次的文化宣传、一味地追求民俗文化项目，同质化、模式化、公式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民俗文化旅游的品质，还带来资源的浪费。二是在民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显得落后，特别是对于偏远民族区域旅游业来说，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的游客数量不足，不仅无法实现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也制约了区域旅游业的有效发展。三是在民俗文化旅游投入上力度不足。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是丰富的，而缺少有力的资金投入又是现实问题，因资金投入不够而使得民俗文化资源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四是在民俗文化旅游人力资源管理上显得不匹配，特别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水平较低，如导游人才的缺乏，旅游资源开发专门人才的不足，不仅难以支撑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也给民俗文化旅游带来发展瓶颈。五是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上轻保护现象普遍。开发旅游资源是一把双刃剑，在处理开发与保护问题上，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盲目开发，不仅对环境资源造成损耗，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带来灾难。为此，积极分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不足，协调好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作为高层次的生态文化旅游，在推进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上，既要遵循文化传承的规律，又要协调好旅游产业的有序化发展思路，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科学性、可持续性。
3．1文化生态视角下规划好民俗文化旅游的建设目标
科学规划是实现民俗文化旅游生态化发展的前提，其设计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处理好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在规划上首先要平衡好生态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及自然环境的关系，注重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多样性、完整性，以及文化传承的延续性，在维护民俗文化生态资源不枯竭的前提下来促进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的健康发展。二是处理好旅游资源开发、社区居民、游客等多方利益平衡。作为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者，要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做好开发者、当地居民、游客多方的利益分享与公平，既要组织好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又要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旅游利益的合理分配，并在积极地改造自然、合理控制利用的基础上，维护好民俗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三要从生态民俗文化开发中体现生态教育的目的，作为以民俗旅游为导向的文化资源开发，要平衡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关系，通过对生态民俗文化的合理开发来传播和促进各方面人群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自觉意识。
3．2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好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需要从其区域自身特点来进行分析，结合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特殊性，从生态民俗文化实体的开发、参与性民俗活动的开发、民俗精神文化的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对于以景观实体为特征的民俗文化旅游设计，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原生态民俗村寨的挖掘与保护并重，在展示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要强调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二是对于人造民俗文化景观的开发上，要在文化移植的同时，注重对民俗文化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挖掘，并能够从鲜明的民俗文化氛围中，运用多种表现手段来增进游客对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三是对于生态博物馆的开发上，要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民俗文化的思想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上来进行全面开发。对于参与性民俗活动的旅游设计来说，重在引导游客的参与，强调游客从亲身体验中来获得对民俗文化的精神感受。如对于一些民间节庆活动，从活动内容的组织上要积极健康，并能够在展现民俗文化的同时，让游客从参与中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鲜明性和差异性;对于民族餐饮文化，在体现“食”的同时，也要赋予其新的审美价值，如引入礼仪、禁忌、艺术等文化内涵，既展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又对地方民俗特色饮食文化进行了宣传;对于民间文艺如戏曲、绘画、雕塑、歌舞等资源的开发，则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意义，以及传统文艺的鲜明特征上来进行丰富和宣传。
3．3文化生态视角下保障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产业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3931.12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452万人，占38.97%，其中苗、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在贵州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种民族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长廊。
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与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相映衬，多层面地呈现出当地世居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悠久深邃的神秘基因。“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多彩贵州民族风情的真实写照。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何加快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条件和旅游业对拉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来阐述发展民俗旅游产业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资源与市场是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基本条件
1.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慨况
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四个大类:①经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生产性民俗文化；B、交易性民俗文化，；C、生活性民俗文化。②社会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社会礼仪民俗文化；B、家族民俗文化；C、村落民俗文化；D、民间组织民俗文化；e、历法和时节节日民俗文化。③信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巫术、占卜类；B、民族宗教活动民俗文化；C、民间禁忌超自然事物。④游艺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体育竞技民俗文化；B、民间杂艺民俗文化；C、民间艺术类民俗文化；D、民间口承语言民俗文化。
从旅游业的角度和旅客感知方式，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又可以划分为五个大类：即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深层次的研讨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辅助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以上论述可见，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一是种类多、内涵丰富，二是分布广且相对集中连片，三是原始性和神秘感强，四是特色浓郁、别具一格。所以，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开发潜力大，可打造多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适应各层次游客的需要。
2.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国际旅游游客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到2010年世界旅游人数将从2006年8.42亿人增长到11亿人，而到2020年将达到16亿人。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兰贾利指出，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并同美国并列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他还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取代西班牙居第二位，到2020年将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从国内旅游需求来看，我国大规模的国内旅游态势已基本形成。如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到来时，席卷全国的假日旅游热潮令各界始料不及。据统计，7天内，全国的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八年后的2007年“五一”、“十一”黄金周，全国共接待游客已达到1.42亿人次，旅游收入648亿元。
贵州国际国内游客总量也呈持续增长态势。2007年1―9月贵州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5000万人次，比本省人口还多出1000多万，旅游总收入330亿元，同比增长47.8%，在西部各省名列前茅。全省220余家星级酒店的5万多个床位，日日爆满，许多散客一房难求。
二、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重大意义
1.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旅游业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收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可以为建设积累资金、支持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和加强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其次，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较高、带动性较强的龙头产业，开发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景观修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工艺特产、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广播宣传等行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再者，国际客源流向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游客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从高收入地区流向低开发地区。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大多数地区经济都较为落后，开发旅游业，可以从国际国内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地区的游客身上获取一部分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形态转化，从而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连锁反应”作用，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2.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产业调整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所依托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要相互协调配套才能发挥其作用。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其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促进和带动与旅游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配套发展，使原来聚集程度很小的第三产业及第二产业相对增长，产业结构由低层次低效益向中层中效益甚至高层高效益升级。据有关资料表明，每增加1名旅游从业人员，需增加4～5名间接从业人员。因此，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而且还可以促使民族地区人口直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人文资源的传承和保护
贵州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和发掘新的旅游资源，从客观上要求保护自然环境、恢复和修葺原有人文旅游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不仅要大力开发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配套的自然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自然风光、野生动物资源，建立和开放相应的自然保护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掘、整理和提炼那些最具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舞蹈戏曲、音乐美术、民间技艺、服饰饮食、接待礼仪等民族旅游资源，使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得以永世留芳。发展旅游业，要求旅游环境质量要优于一般环境质量，因此，必然要求旅游区维护和恢复文物古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整理和发掘人文风情，而这些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可以起到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4.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和谐团结进步
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业，不但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贵州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谐交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现代旅游，实质是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可以有效地改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所处的文化封闭状态，使之经常性地与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不会使当地的民俗文化发生变化，反而会更加有效地保护当地文化的传承。通过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进步。
三、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交通不便，旅游通达性差。2.当前的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档次低，效益差。3.部分景区遭损坏，一些珍贵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濒临失传。4.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不完善。5.贵州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尚处在“地处深山少人知”的状态，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四、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对策建议
1.改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环境
(1)转变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营造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氛围的同时，运用科学发展观，联系当地实际，由政府统一协调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等。
(2)优化投资环境，坚持自筹资金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资源，顺应国际国内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趋势，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
(3)在坚持保护为重点的前提下，挖掘、整理、开发优秀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把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如民间传说、历史名人、民居建筑、民族风俗以及曾为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件）转化成现代文化创意和项目策划，以文艺的手段借助传媒打造成“旅游名片”。
(4)加快旅游公路的建设步伐，公路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注重旅游公路建设，有利于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破区域界限，联合组织策划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举办推介会、旅游艺术节等形式展现旅游形象，吸引招徕国内外游客，开拓市场，促进市场互动。
2.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培育旅游购物市场
(1)利用贵州丰厚的民俗文化积淀，选准资源“亮点”，实施集中开发优势项目，合力打造民族特色品牌，以特色品牌带动周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亮点”的选择，既要考虑民族民俗文化的积淀、民俗民风的浓郁，也要考虑对自然景观、其他优势资源的配合。在构建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作支撑，赋予旅游品牌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地位。
(2)以旅游为载体，高起点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研发旅游特色商品，丰富旅游购物市场。合理安排和增大购物这一旅游环节的创收、创汇能力。旅游商品不仅可以宣传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而且可以调整一定范围内的消费结构。打造出一批植根于本土的，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旅游产品的绿色化和精品化，不断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3.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民俗文化比较优势，
(1)正确认识民俗活动、民俗歌舞艺术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继续大力开展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演艺展示活动，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和魅力；借助旅游业的流动性强的优势，向海内外旅行商宣传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特色，开展多种渠道的宣传促销活动，辐射带动运输、宾馆、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2)围绕民俗旅游做文章、定规划、搞建设、抓经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依据民族自然村寨的特征，复制建设民俗文化旅游度假村、民俗馆等；在有条件的村寨，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四在”农家活动，在自然村寨直接打造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生态村，使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基本保持原生状态，实现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以民俗节庆活动为依托，加强节日文化与旅游的交融，刺激消费，繁荣经济。贵州民俗节庆具有很强的观赏型与参与性，且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容易成为促销民俗文化产品的重要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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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8
论文摘要: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而民俗以空间观念划分类型可分为“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它们作为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控制着人们行为，我们从社会民俗的主要功能出发，分析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内涵，探究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因素的出现，城乡民俗文化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农村人口相比，城市人口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是这种地域性特征却因城市人口来自五湖四海而与农村带有极大的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农村顽强存在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农村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的主要基地，其社会生活长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制约。在农村，血缘关系不仅一直是影响民俗文化发展趋向的主流，而且也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农业生产的不可移动性，不仅使中国农民产生了对于土地的眷恋，而且使血缘关系长期存在，从而使这种关系成为滋生农村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温床。“农村民俗”作为一个笼统的、集合的概念，因劳动对象与劳动空间的不同而形态多样，各具其趣。在以稻麦种植、蚕桑生产、猪羊养等为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依赖血缘联系、情牵大田作业、关注岁时节令的“农村民俗”，说到底，就是一种血缘文化，而在农村文化中最为讲究的是长幼、尊卑，这种规范扩大到生活细节中去，就形成了一定的“礼”和“俗”。
城市民俗文化是一种排除了血缘关系的以行业或者社团等关系为基础的民俗文化。城市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军事的中心，而现代都市又可能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枢纽和旅游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的多样纷呈的特征。它们同具有非农业的共性，但彼此民俗却不尽相同，其类型构成与乡村民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因此，城市民俗文化更多的体现为行业民俗文化和市民生活文化。在行业民俗文化中能够集中地反映和体现城市民俗文化的是商业民俗文化，城市就是以商业为主要产业而进行发展起来的，行业民俗文化在城市民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对于促使不同城市形成各自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决定意义。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3]。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一)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不同的经济条件以及基础设施，产生的民俗文化肯定不尽相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三)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农村与城市的娱乐方式也不尽相同。农村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活动比较活跃，山歌、谣谚、传说、故事等村民间口耳相传。城市中的民间文学体裁以笑话、新故事和政治讽谣居多，秧歌、扇舞等民间舞蹈转化成晨练性体育活动，歌厅、舞厅、酒吧、茶馆、网吧、健身房、游泳馆、室、步行街、休闲广场等成了市民的娱乐空间，城市的娱乐圈相对开放，没有家族、社区、行业、性别等的明显区分，相对农村来说，城市中的社交与娱乐有着更多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民俗，而民俗的产生，主要依赖于语言以及文字，这样就造成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的差异。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4]，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不同阶层的城乡心理差异，比如以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为自豪的乡村道德妇女与追求自身解放为目标的城市现代女性;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乡村术士与追求多极真理的城市知识分子，讲求实用的“下里巴人”与讲求享受的“阳春白雪”等等。
多神崇拜与无神危机的宗教信仰心理差异;以礼代法与有法无“天”的伦理法制心理差异，都是农村民俗心理与城市民俗心理典型的差异[5]。乡村农民基本上仍以体力劳动为主，而城市市民则处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换时期，农民与市民在需要和情感方面的巨大差别与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成因之一，文化只有在沟通和交流之中才能相互融合和发展。由于地理技术因素，农村往往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与城市有一个时间差，或者说农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必须以城市为媒介，因此城市必然优先得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机会[6]。再加上乡土文化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缺乏都市文化的开放性，从而导致离城市越远的山区，其与城市的社会心理差距越大。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一)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7]。同时，相邻的都市圈之间也成为城市文化的辐射带和连接带，缩小了乡野的空间，促进了城乡民俗的接触与整合。城镇化，尤其是都市化，决定着城乡民俗整合的趋势。
(二)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此外，相同的民族精神还通过共同的语言、共有的制度、相类的器物、相仿的行为等而得到稳固和加强[8]。在同一的民族精神的支撑下，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既有分离，又相联系，可以说，相互整合伴随着相互离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当代整合是其中的主导趋向。
(三)“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9]。“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打破城乡的分野，“移风易俗”适应着时空的变化已深入城乡的各个角落[10]。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某些方面缩小了城乡的区别，并融合着城乡的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共有的习俗。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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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9
一、全球化语境下，研究民俗文化对中国油画创作空间拓展的意义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油画处于“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张力所形成的文化情景之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上讲，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艺术都会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并衍生出新的文化。中国油画百年的发展史中，洋为中用就一直被油画艺术家所信奉，这种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拓展观念。油画在中国越来越体现出本土民俗文化倾向，我们需要把油画民俗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梳理，深入挖掘油画民俗化的文化心理。民俗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又始终保持着内在基因和特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文化的更新，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和人们熟悉的民俗文化受到了冲击和挑战。［1］民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文化之一，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沉淀。近年来，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和人们所熟悉的民俗事项，正在变异为新的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婚丧嫁娶和岁时礼仪等民俗事项也开始衍生出了源于旧民俗衍生的新民俗，通过研究这些民俗文化和社会意义，都可以成为中国油画创作上可以深层挖掘的元素，对于探索其在当今油画创作观念和创作空间方面拓展和融合的可能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课题，民族生存面临着与世界对话的文化检验，现实社会结构与文化状况对艺术社会功能的质疑与重建，都使当代艺术无法回归到传统形态。”［2］目前，中国民俗文化在现代文明一体化的社会中，已经没有了以传统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尽管中国油画创作的基本模式还深受西方传统和现代艺术的影响，它也不可能依照西方传统的样式发展。在这种情形之下，研究作为民族基本文化的民俗文化对当前多元化的油画创作的拓展，无疑可以使异域文化物化形态的油画在中国有着新的生长空间，使中国油画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形态的面貌，可以使中国民俗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然，融合民俗文化性的油画创作状态游离，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成熟性，至今也未能发展为成熟的艺术样式，所以，探讨民俗文化和油画创作的有机融合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空间。二、民俗文化在中国油画创作中拓展的状况分析(一)中国民俗文化在油画创作中的主题性拓展民俗题材绘画不是民俗的直接产物或派生物，而是现代文化积累过程中对俗文化不断接受与修正的结果。［2］当前中国油画艺术纷纭复杂，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依旧是艺术家油画创作形式，艺术家常通过反映现实生活而表达出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尽管油画创作的题材分类已经淡化，但主题的挖掘仍是现实主义油画家探索的触觉所向。民俗文化中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民族游戏，岁时礼仪、等的民俗事项，无疑是油画主题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表现的重要元素之一。20后叶至今，很多艺术家都在自己的油画创作中融入了风俗文化，罗中立的《春蚕》传达出底蕴深厚的巴蜀民俗文化;陈树中的《野草滩系列》表达了浓郁深厚的东北民俗文化;艾轩《穿越狼谷》和陈丹青的《组画》表现和发掘出宗教文化和民俗信仰;段正渠的《东方红》等油画作品，表达出雄浑博大和质朴厚重的陕北民俗文化;另外，郭润文的《天皇皇，地皇皇》直接取材于民俗中的符咒，王沂东的《闹房》《花烛夜》直接取材于沂蒙山区的婚俗礼仪，这些都是对典型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利用。除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传统民俗文化与新的时代文化之间又衍生出包括城市民俗在内的许多新的民俗文化，艺术家自觉和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城市民俗文化的关照，其中忻东旺《早点》等作品描绘了现代都市民俗生活场景，刘小东的《婚宴》和《澡堂子》等作品也记录了的新的城市民俗文化。都市民俗中所体现出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形态与艺术家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都市中，都市民俗作为社会的传承文化，始终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更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适应并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都市民俗事项作为当代中国人文化与生活的一个可资言说的话语有其很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当代油画创作和批评中发挥粉举足轻直的作用。”［3］可以说，研究民俗文化并非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态，在油画的主题拓展上，都市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时代衍生文化，也是我们新时代下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应有之意。无论是传统民俗文化还是时代衍生出的新民俗文化，这些艺术家油画中呈现出的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方式的基本结构，都成为油画创作中泛化的民俗文化形态，拓展了油画创作空间的同时，也由此可以锻造中国油画创作中的民俗艺术气质。(二)中国民俗文化在油画创作中的语言性拓展民俗文化既包括婚丧嫁娶和等民俗事项，同时也包括木版年画和民间泥塑等民间美术。中国油画创作语言上对民俗文化的营养吸收，更多地来源于民俗观念为载体的民间美术。“民俗题材绘画与民间艺术有一致性，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民间艺术本身便是民俗观念的载体。”［2］画家在运用民间美术里的一些表现语言时，把它们进行新的创造，给予它们新的内涵，使传统的文化精神或技法以新的形式与风貌展现。［4］民间美术作品的色彩、线条和构图等造型元素和创作技巧都具有直接和质朴的特征。例如，民间剪纸和木板年画等民间美术作品，线条单纯而富有表现力，构图饱满而富于张力，色彩鲜明亮丽和单纯浓烈，在绘画空间处理多因其平面性而更具抽象性和装饰感，从而带来极强的视觉感染力。民间美术这些特征都是经过中国传统生活观、文化观和审美观积淀之后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特点与西方油画语言上有一定差异性，但更具有东方民俗文化气息和情愫。中国油画艺术家对民俗文化的营养摄取，除了油画主题上的丰富，在绘画语言和技法的融合上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拓展，像顾黎明的《门神系列》和《吉祥如意》等作品中，充分把民间美术中的平面感和抽象元素糅合进现代油画语言之中。在汲取民间美术色彩元素单纯性的同时，排除了色彩浓艳度，以一种温和平静的低纯度色调来呈现出油画创作中的东方传统文化。而董希文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中，在空间处理上，趋于民间美术中的平面化处理;而大面积高纯度红色的运用，充满了“红红火火”的民俗喜庆。这种带有民俗文化性的油画常在造型上承蕴了质朴、单纯、朴拙、饱满和热烈等艺术特质，这无疑是油画处理手法对于民俗文化的借鉴价值的体现。可以说，对民间美术艺术语言的研究和借鉴，在有效拓展油画语言和技法的利用空间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p#分页标题#e#(三)中国民俗文化在油画创作观念性表达方式上的拓展当前油画创作中，形式不再完全服务于内容，更多的要服务于画家的艺术观念，这种观念的表达方式上，我们也可以从民俗文化元素中汲取营养。无论是再现性油画艺术还是先锋艺术，对民俗文化的利用，总以一种不通俗的视角、语言符号和方式来切入。民间美术在表达感情的直接性和单纯性，对油画创作观念的表达上有着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现实的艺术创作中，人的思维客观化的倾向总是因为各方面的规律和教条而不断突出，这种客观化倾向直接影响削弱了艺术情感表达的直接性，导致艺术家将视觉与情感分离开来的弊端。同样经常因为过多地重视艺术的经验性与语言性，疏忽了艺术的感悟性和情感性，因此，意识到问题所在的艺术家总是努力追回艺术的原始经验，以求以单纯和直接的状态去感知和创作艺术。民间美术作品多出自于民间艺人之手，这些艺人本身作为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之一，他们对美的感知和创造具有最直接和最质朴的天然品质，这是很多附着矫饰性的所谓高雅艺术所最欠缺的元素，也是艺术感染力不足的重要方面之一。民间美术创作中这种直接和单纯的观念表达方式，充满了老子《道德经》中的“少则得，多则惑”的睿智，无疑会带给画家创作表达上带来新的启示。观念往往是通过形式和语言来表达，所以这种观念表达的直接性也带来绘画语言上的直接性，而不会过于考究透视、解剖和造型规律的严谨性，可以无视关联性细节、简化空间层次、夸张物象主要特征，打破常规性透视，甚至为了表达观念而坚持一个固定视角来突出艺术表达主题。民间美术自生自灭的延续性传承路径，也为当前油画艺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发。民俗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发展动力是大众的需求，而非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民俗文化之所以被一再引入油画创作中，固然是油画艺术家的基于油画发展的一种主动行为，但本质上也是民俗文化在新时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一种新的存在和成长状态。当今时代是一个艺术多元化的时代，艺术的题材和门类的边界逐渐模糊，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方向一直是艺术家的困扰之一，但是却疏忽了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哲学，民间美术通过油画形式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并非仅限于民间美术本身，其实也是油画艺术的一种发展。这种传承发展模式无疑使我们对当代油画的发展状态有着积极的认知意义。它不但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生存的自律，也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的综合性和跨流域性的认识。
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篇10
关键词：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审美风格；现代性方案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7-150-03
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源自于陕北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提炼的生活情态和艺术样式，是陕北民众对自己生存物质和生命繁衍获得保障而需求信仰和想象的物质与精神结晶。据此而言，所谓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就是指陕北区域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固的地方民俗事象、审美风格及文化精神。陕北地方由于特殊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及融合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这一特殊的民族融合历史，决定了其文化特质相对古老和独立。由于其古老，历史文化纵深感特别强，区域内部原生文化积淀深厚；由于其独立，较多地继承和保留了原始文化的基质，为今日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民俗审美文化提供一个范例。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范型，其所折射的是陕北民众刚健、清新、欢娱、福乐的生活美学精神。本文拟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角度，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审美特质进行分析，揭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社会现代性所发生的诸多变异现象，并探索这种变异现象的根源及其在社会现代性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最后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来提出解决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发展困境的可行途径，同时挖掘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建设的潜在价值。
一、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的审美表现形式及其审美特质
尽管几乎所有民俗审美文化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对于民俗审美文化现象的认识与理解又本能地指向当下与未来时间意识，民俗审美文化因而同时体现出复杂的现代性气质。因为“现代性本是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剧变的正当性论述，它是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的变化，而且在人心秩序一社会秩序一人心秩序的框架中，不仅赋予社会秩序变化以前提，而且亦是社会秩序变化投射的结果。‘现代性’作为心性及其结构概念，它并非是自然客体固有属性，而是关于现代人自身的属性”。基于此，对于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审视，特别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民歌、秧歌、剪纸的审视，也需要我们在现代性的视野内，分析其外在的审美表现症候，把握其审美特质。
1.陕北民歌及其审美特质。陕北民歌又称陕北“信天游”，是陕北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即兴而作、信口而唱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山歌艺术形式。陕北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广泛，善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在歌词运用上，惯用双字叠用，多用音韵响亮、生动形象的重词叠字和方言土语来加强民歌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模声词、摹状词等人类童年时期用词被大量使用，体现出情趣盎然、形象生动唱词风格；在唱腔运用上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强化直感的形象视觉美，颇有我国古代《诗经》歌词的味道。陕北民歌在总体上讲究感情的真挚美、强烈的抒情美、鲜明的形象美、形式的灵活美、手法的多样美的审美风格，极能体现陕北民众的诗性思维和陕北文化的诗性智慧，反映陕北民众的淳朴文化观念和悦乐的审美精神。
2.陕北秧歌及其审美特质。作为一种与太阳崇拜和祭祀有关的民间艺术形式，陕北秧歌在美学风格上追求一种“走的轻巧，摆的花哨，扭的活泛”的表演风格，表演时场面阔大，气势恢弘，动律欢快，节奏鲜明，线条洗练，形象淳朴，精神饱满，意气风发，规范完整，稳中有变，推崇浓墨重彩、悦目动情的色彩审美效应，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表演时表演者多为红袄绿裤，脸上油彩鲜亮，手持彩帕、红伞，突出色彩的强烈对比。而色彩本身是形式美的构成因素，其魅力在于其能折射人们的理想，渗透人的情感，表现人的理性，是表演者心灵的表露。陕北秧歌因而就用色彩形式与肢体语言生动地再现了陕北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操，是一种典型地反映陕北传统民俗审美文化，并体现现代陕北传统生活风格的艺术样式，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反映了陕北民众珍重当下、追求永恒的生活观念与精神理想。
3.陕北剪纸及其审美特质。陕北剪纸是一种以彩纸、金银箔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剪刀和刻刀为主要创作工具而完成的镂空艺术。由于其主要展示载体是窑洞的窗户格子，所以剪纸在陕北又名“窗花”。陕北剪纸在表现内容上多为陕北民众的日常生活物什，像大公鸡、肥猪、羊、牧童、黄牛、飞鸟、玉兔、蔬菜等成为主要表现内容，因而同样显示出很强的地方性特征。在创作手法上喜用夸张、变形、象征的手法，如用葡萄、葫芦象征多子，用桃、松鹤象征长寿，用鸳鸯、双飞燕象征夫妻永结同心等，以此来体现陕北民众驱邪禳灾、繁衍求子、节庆祈福、阴阳互生的美好愿望与素朴观念。从表现方式上看，陕北的窗花充满了抽象意识，它绝非客观如实地再现自然，而是将对象做二维形态的变形和抽象处理，抑制空间的生成。其图案线条简练、刻画生动、内容丰富、形象饱满，较好地保留了汉画像石的美学风格；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地域位置，同时体现出粗犷、质朴、大气的边塞遗风。
二、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困境与出路
然而，随着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激变，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原本蕴藏的自然生命与生活节律、纯朴善美的生命追求、对生的崇拜和对死的敬畏以及人类面对存在万物时的谦逊姿态与物哀精神，在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驱动下，有的完全异化为装饰性、程式性的各种权力规训与时尚扮饰，不仅失去了原初民俗审美文化的活力内核，而且掺杂了诸多利欲和假恶丑的内容。这种传统民俗活动形式结构‘能指’与‘所指’链条的在现代社会的断裂，在极大程度上归因于现代科技工具理性对伦理价值理性和审美表现理性的僭越”。受市场功利主义强烈影响的现代陕北人追求物质满足，享受当下幸福，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心灵的慰藉，结果使民俗审美文化活动沦为形象展演，民俗技艺则在大规模的工业复制中生命力逐渐走向衰亡，民俗审美文化活动完全蜕变成一种伪审美的庸俗实用主义。
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这种现代性发展悖论在陕北地区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下表现得颇为明显：身处现代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渴慕丰富多样、奇妙炫目、新潮时髦的现代消费文化及其文艺娱乐形式，而视自身沿袭已久的民俗审美文化为陈旧、落后的东西而有意识地予以否弃。
对于上述民俗审美文化中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需谨慎对待。首先，民俗审美事象、民俗审美活动、民俗审美仪式、民
俗审美观念的迁衍暗示了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和情感意绪的变迁，彰显了民俗审美惯例、民俗审美规制的发展与衍变，预示了民俗审美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多元的权利消长与斗争过程，展现了民俗审美文化决心走向现代性的复杂心路历程。如同美国当代心理人类学家维特・巴诺在其《心理人类学》一书中所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古代民俗的各方面内容不能与现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相融、相协调，那么，它绝不会延续到今天，而是会早早地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如果一种民俗的内容同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与态度偏离太远，它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流传下来。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然有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其次，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并不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亦步亦趋，而总是顽强地存留自身固有的文化一心理一情感结构，因为民俗审美文化的多元性难以在受工具理性规制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单一结构中栖身，民俗审美文化总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现身。事实也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性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都能较清楚地看见其源初的民俗审美文化原型。有些民俗审美文化存续至今，而有些则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巨量发展与文化现代性的急剧变革而逐渐成为地方性的民俗审美记忆。因此，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民俗审美文化模式对地方民俗审美文化进行评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对整个地方民俗审美文化的误读。
解决上述困境要求我们运用审美文化学的分析方法，对陕北民俗文化的审美形式进行梳理和描述，洞悉陕北民俗文化表象及其深层结构在陕北文化变迁中的相互关系和历史走向，将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与当代陕北民众生活联系起来，探索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重建方案：
1.民俗审美文化资源感性审美外观及展演形式的重建，这主要表现在物质化民俗审美文化的保护重建、惯制化民俗审美文化的即时表演、精神类民俗审美文化的形象再现。尽管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裹挟会使民众的生产生活走向同质化、单调化、浅表化，然而民俗审美文化中的宗教与信仰一直与其感性形式及岁时节令纠结在一起。“不论是存续在民俗审美文化感性活动中体现民众情感、意绪、思想、信仰的美感形式，还是积淀在民俗审美文化中勾连地方民众生存与立世、发展与中兴的集体无意识的美感内容，最后无不诉诸一种艺术化的现代生活形式，体现为一种生气灌注的审美生活形式”。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民众往往把民俗审美事象作为艺术化的创造与欣赏对象，处于民俗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主体不由自主地被民俗审美活动的艺术氛围所包围，信奉的价值、内在的情感、崇高的信仰随着丰富的想象，一起融人民俗审美文化活动富丽的审美场面与艺术化的狂化氛围中。这是因为，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求就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意在艺术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黑格尔的如上断言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重要形式――秧歌中得到极好的例证：随着秧歌表演内容的展开，演员陶醉于自己所营构的艺术世界中，似乎找到了与诸神共在的机缘，得到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飞升和肉体的享受。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民俗审美文化及其感性外观形式，民众才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找到了联结生存物质与情感信仰的纽带。
2.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生产与消费逻辑的重建，这主要是指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生产方式与价值理想，将会对原有民俗审美文化起到认同或消解作用。从民俗审美文化的发展的逻辑来说，作为一种文化惯习，其主要受制于民众自己的文化甄别逻辑，即地方性民俗文化知识以及民俗现代性和民众生存体验之间整合而成的稳固文化一心理的结构，所以，应该根据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性的时空分延与民众生产生活的感性物质活动之不断整合与迁延所形塑而成的文化一心理结构来把握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生产与消费，而不能陷入惟生产与消费决定论。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犹如一面镜子。它可以映射陕北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境况，折射出他们的思想与观念情况，反映出他们的情感与心理状况。根据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处于消费社会中的民众，其社会地位、思想境况、审美取向与价值理想，皆可以通过其所持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观念反映出来。因此，从民俗审美文化生产与消费逻辑重建的视角来看待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异现象，就可以让我们从生存论的根基意义上认清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变异的根源，并在这一框架下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现代生产与消费逻辑的重建，还可以使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内涵得以丰富扩大，民俗审美文化的生命基质重新焕发，民俗审美文化的习惯样式衍展更新，民俗审美文化因此获得坚实的生存论根基。
3.民俗文化审美文化研究在场感的重建。这主要表现研究者应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生存论与体验论的角度，积极探索陕北民俗文化及其延续载体和媒介的创新，努力推动陕北民俗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者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注意到挖掘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实用伦理价值，忽视了载体与媒介的创新，致使许多优秀的陕北民俗审美文化遗产消失。事实上，对任何民俗审美文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其浅表形式的简单探讨，而应挖掘其深层意蕴，进行在场式的体验性研究。因为缺乏体验式的、感通式的单纯学术性研究，容易切断陕北民俗审美文化鲜活的生命源头，背离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生活本质。此外，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本身的丰富性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民俗学研究视角，而从更为广阔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文化学、美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仔细分析地域民俗审美文化在当代的生产与消费逻辑，研究地域民俗审美文化与当代陕北民众生产生活的关系，分析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社会现代性进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变异乃至异化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以说，以民俗审美文化的载体与媒介创新为着眼点，运用现代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新发展，不失为保存和发扬陕北优秀民俗审美文化的一条可行途径。
三、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如果说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钟敬文)，是民间民众的文化资本，那么，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流传久远的地方性审美文化现象，也是陕北民间民众的文化资本。在今日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双重语境下，重新开发并利用这一资本，推进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有利于培养陕北民众的社会团契精神。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陕北民众日常的一种生活审美活动，承载着他们价值理想与情感信仰，外化为他们的礼仪惯制与生活内容，始终契合于审美的终极目的，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自然统一，指向“有意味”的
生活形式。同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陕北民众自由自觉地进行创造并享用的生活一文化活动，对陕北民众的情感理想与价值范型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优秀的民俗审美文化能够融合社会集体理性价值观和地方性个体感性生命与情感形式为鲜丽的审美形式外观，成为地方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休闲和娱乐形式，使民众享用其中而不问缘由”。可以说，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鲜活的地方性文化范型，其现代性价值就在于其通过丰盈的审美内容和多样的审美形式重新唤回对地方优秀民俗审美文化的价值体认与情感信仰，形塑当代陕北民众的生活审美风格和人生价值理想。
2.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为我们深入地理解并阐释陕北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工具，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与研究当代陕北民俗文学、民俗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是植根于陕北民间、民众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研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就是研究陕北人的精神状况。同时，由于陕北艺术与文学在现代审美文化史上一度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诞生了如陕北秧歌、信天游等享誉海内外的经典艺术形式，产生了如路遥、高建群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所以，研究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艺术形式与作家产生的文化因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如何培育地方性的优秀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借鉴。
3.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建设，还有利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本身的发展。陕北民俗审美文化及其相关活动所蕴涵的重视当下、追求彼岸，求得生活丰富和精神永恒的乐生精神，可以成为今日中国审美文化同质化、模式化、优美化等异化现象的批判基质，唤回当代审美文化中久已忘却的对生命力的礼赞及其对自由意志的张扬，唤回对传统审美文化中所蕴藏的追求新奇、敢于抗争、直面痛苦的崇高美学精神。在陕北民俗审美文化中生命旺盛并流传广远的多种艺术形式，包括民歌、秧歌、剪纸、建筑以及其他多种民俗艺术，其艺术形式粗犷憨朴，艺术风格清新活泼，艺术精神积极健康，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果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衍变进行梳理，对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所潜伏的发展危机进行探讨，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陕北民俗审美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和本土性建设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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