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诗词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4 20:59:24

苏东坡诗词篇1

关键词:坡;山谷体;方回体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76-02

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与唐李白一样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飘逸浪漫的文学天赋,坡在诗词方面均造诣深厚,但相较而言,东坡词又比东坡诗更让人流连忘返。在东坡体出现后,它的烂漫与豪爽迅速感染了一批文学家,并激起他们的创作激情,在这条新的文学形式上阔步前进。

但是东坡之后再无东坡,如同黄河水瞬间都在变换一样,不同的时间空间与社会心理都促使东坡体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众所周知,现实环境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发生变化,对于敏感的文学家来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因次在东坡体流传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内容形式上还是在思想风格上,都会有赞同声和批驳声,山谷体和方回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产生的。

王灼《碧鸡漫志》“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其赞同面,指出东坡体对后代诗词的积极影响,认为他为后来人找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使人们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再次获得文学的新生,释放自己的曼妙情思与胸怀抱负。

同样,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指出“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指出当时人们的学习风尚并非只以东坡体为标的,相反,由于东坡体是一种新形式、新生命,自然会有许多人怀疑甚至拒绝,这主要是对其不拘格律的形式的批驳。

如同阴阳不可分割,赞同与批驳亦相伴始终,东坡体就是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继承变化,产生新的文学形式与派别。而这一繁杂的文学现象在山谷体和方回体的形成发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山谷体代表东坡体内部的影响与走向,表现了诗人对东坡体诗化革新的接纳,主要是继承与完善;方回体代表东坡文人集团外层的影响状况,主要是批驳和创新。

山谷体对东坡体的革新与继承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在题材方面:山谷体的题材有酒会词、游览观光词、赠妓词、茶词汤词、生日寿词、送行往来词、次韵唱和词、咏物词、节令词、艳情词、赠士大夫及亲友词、改诗集句词、佛禅词、隐逸词、游戏词等。相较于东坡词的题材,山谷体的分类更加详细但也略显繁琐,表现了诗人气度才华、胸襟境界的不同,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东坡词涵盖广泛,正如老子形容“道”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苏轼的词往往含有诸多复杂的感情,与李商隐的无题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较李诗明快超脱些,尽管也有些消极的情调浮现其中,但在读者可接受的情感范围内,激起人们对莫测人生的感叹,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只能对东坡词进行大致的划分而不可能像山谷体那样可以划分那么多的种类,可大致分为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借古抒怀的“咏史词”、寄托遥深的咏物词等。

现就苏轼的咏物诗《卜算子》与黄庭坚的定风波(荔枝)来做比较: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定风波(荔枝)

晚岁监州闻荔枝。赤英垂坠压阑枝。万里来逢芳意歇。愁绝。满盘空忆去年时。

润草山花光照坐。春过。等闲桃李又累累。境负寒泉浸红皱。消瘦。有人花病损香肌。

《卜算子》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时所作,本次以物起兴,“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给全篇定下了清冷孤傲的基调,令人眼前似乎涌现一片难以克服的压抑与无奈,让人不禁生起惆怅满怀的人生玄想,随后,“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对照苏轼的名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便可以更清楚地体悟苏轼“人生如梦”的人生感悟,这两句都是作者在经历了仕途人生的颠簸之后慨然流出的肺腑之言,既是对冥想中幽人孤鸿的奇妙联想,也是对自己沉浮一生的概括与宣泄,然后,“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突然给人一种恍然大悟,却又无依无靠的萧条感,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分别以诗和词的形式表现了这种失落与无助,但相较李白诗而言东坡词则是觉醒于梦中的孤单,一直作为人生的真谛,醒后面对混沌的众生而产生的一种彻底的同情与无奈;李白则是流连于梦中的逍遥与自在而不肯面对人生的孤独与冷漠,一个悲叹众生的无知与堕落,一个追求自己的灿烂与辉煌,不同的时空,塑造了两位不同的天才,这也是释道两种不同哲学的区别之一;相较辛弃疾的词而言,苏轼词流露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伟大的启迪者的形象,令人同情怜悯,似乎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令人痛苦不堪的清醒,而辛弃疾的词在最后给人一种温暖的触动,他找到了久违的知音,让读者为他的曲折与幸运而长叹。最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呼应全篇,将那种无法摆脱的清冷推向高潮,表现了一种居无定所的倔强与凄凉,唐李商隐《无题》之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也表现了一种漂泊之感,两者相较,商隐诗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与被动,有种被迫离开的情绪,是对佳人的留恋与对他人的屈从,而东坡更多的是一种孤傲与无畏,是他抛弃寒枝,寻找适合自己的巢所,而不是为离开寒枝而伤感,是一种宁愿孤独而亡也不想屈服于世的悲壮,与屈原《渔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相似,同样也与屈原一样令人敬佩,可望而不可及。

黄庭坚《定风波(荔枝)》也是写于仕途坎坷之时,词中物象繁复,是典型的咏物诗,但给人以堆杂之感,而且曲折复杂,故多的景物描写掩盖了作者的情感,或许是他有意为之,终究令人无法从心底产生共鸣,末句“消瘦。有人花病损香肌”,令人脱离作者的悲愁而联想起闺怨之情,与苏轼的咏物词相比,山谷词偏于世俗化、雍荣化、繁缛化,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以咏物诗为例说明山谷体在题材上对东坡体的继承,苏轼主张“诗词同源,词为诗之苗裔”,认为诗与词只是存在形式的差别,而在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上等方面是一致的,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说张先“微词婉转,盖诗之苗裔”,苏轼以诗的内容题材、风格意境及诗序入词,从而使词的内容扩大,境界提升,用途增多,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由此可知,东坡词是黄庭坚以诗为词启发者,黄庭坚以诗名于世,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江西诗派主张“以故为新”,讲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去摹古、变古,追求奇险硬涩的风格,刘熙载撰《艺概・词曲概》“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是对山谷体“启后”的概括。

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这是体山谷对东坡体的继承与发展。

方回体:

贺铸与黄庭坚一样都处于王朝衰落时期,都是郁郁不得志的文士,都需要用文学形式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寄托自己的情思并用文字来描述生活中的平淡与痛苦,不同的是山谷以诗名世,方回以词名世,两人的不同有性格气质的原因也有经历的影响,黄庭坚是文臣而贺铸却是武将军旅出身。

[宋]赵令撰《侯鲭录》中言“鲁直兼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着腔子唱好诗也”,说明山谷体并没有获得如同东坡体那样,虽然在理论上受到批评,但在创作实践和阅读审美层面上却得到高度赞赏的待遇。少游体和贺铸的方回体,大概也正是接受了山谷体的教训,才走向了一方面向诗化革新深化,另一方面却努力收敛这种诗化革新的程度,并开始实现在诗化革新之后的向传统回归。”

首先,在题材上,与山谷体以诗为词甚至以文为词的情况不同,方回体显得更加精炼与高雅些,词的题材范围有所缩小,而且也更加贴合词体本身的特点,内容与形式逐渐融合,方回体的题材大致包括:士大夫抒发怀抱之作、咏古咏史之作、隐逸题材之作、咏物词、描写歌伎之作、酒会词作、情爱之作、闲情之作,这种题材与山谷体相似,但前半部分与东坡体的题材也有很大的相同点,这种题材上的相似似乎也预示了词回归传统的趋势。

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似乎又回到了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时那种豪气干云的气魄。

咏物词《芳心苦》“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与前面黄庭坚咏物词《定风波(荔枝)》相比,情思格调都有很大的提升,同时与苏轼卜算子相较,又多了些温暖与含蓄,可以看成是调和黄庭坚的低回与苏轼警醒的结果,这种咏物词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与黄庭坚描写的词相比,贺铸的描写歌妓之作也端庄同情些,有时也寄托情怀,如《吹柳絮・鹧鸪词》、《罗敷歌・采桑子》,黄庭坚的《满庭芳・》没有客观的描绘女子,而是对她的情思进行揣测是以一种看客的身份来遐想,缺乏一种同情感。

词以诗之余的形式出现,经过唐代的发展到晚唐五代时形成南唐和西蜀两个词体中心,出现南唐词人与西蜀花间词人,并奠定了词体的基本特点,在总体上亦以“男女情事”为主要题材在直接抒情内容上,尽管有些具有政治色彩,但大体不出“伤春”和“悲秋”的离愁别绪;在艺术风格上,总体格调也是柔婉深约,蕴藉含蓄,其不同点则为南唐词人的眼界较大,感慨较深,风格亦有趋于纯任性灵。在抒写恋思别情时,有时融入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从而导致了词整体美学品位的上升,提高了词的表现力。

从东坡体到山谷体再到方回体体现了词体从突破狭窄的忧愁格调,到扩大词体,再到回顾源头的复杂过程,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回溯,而是在经历广泛的实践后,找到适合词体的题材与情感。山谷体与方回体就像放在东坡体内外的两面镜子,山谷体召见东坡体内的特点,从而对其中的新事物进行拓展,促使其不断地向外扩张;方回体则在东坡体之外,比较全面的反应东坡体的特色,并对新产生的山谷体进行审查,从而更熟练地吸取两者的优点,摒弃缺陷,形成自己的特色。东坡体、山谷体与方回体都是词体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处于不断地运动中,它们既吸收前代又带有自身的特色,给后代词体发展以宝贵的启迪,在词史上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苏东坡诗词篇2

【关键词】苏轼文化;眉山;城市精神;古为今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民族学院2015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坡与眉山文化的关系对当今社会的影响(DXS14009)”的成果

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作品颇丰。今存诗歌2700多首,词350首,及文章4200余篇。[1]他在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亦饶有建树。其在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为后人所称道,形成了独特的东坡文化精神,对眉山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苏轼文化成就略述

苏轼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以文、诗和词为代表的文学成就,以书法、绘画和音乐为代表的艺术成就和融合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成就等方面。

(一)苏轼的文化成就

1.苏轼的文学成就

苏轼的文与欧阳修并称“苏欧”。宋代释德洪《跋东坡池录》:“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为文要“有益于济世之用”。[2]苏轼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苏轼的诗:“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的代表。清代陈廷焯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白雨斋词话》卷七)他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打破了“艳科”的藩篱。

2.苏轼的艺术成就

苏轼的书法和米芾、蔡襄、黄庭坚并称“宋四家”。苏轼酷爱书法,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苏轼书法成就极高。黄庭坚《山谷论书》:“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苏轼在黄州时所作《寒食帖》亦为现今中国三大书法名帖之一。坡的墨竹和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也是文人画的开创者。[3]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云:“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可见苏轼对画功底深厚。同时,苏轼还发展了绘画的写意功能,强调精神意蕴而不是形象本身。苏轼精通音律,他的词可诵可唱,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苏轼在被贬荒疆之时还对民间音乐进行了整理,并把音律应用到了诗词赋文之中。

苏轼的文学艺术风格论与创作论都贯穿着一种“通”的精神。[4]这使得苏轼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并集中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上。

(二)苏轼的思想成就

1.“达者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坚守

苏轼自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饱读经史。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苏轼自小就有奋历当世的精神。科考入仕,苏轼成就极高,仕途上的荣光,必将转化为他经世济时、献身政治的决心。[5]苏轼《答虔y俞括奉议书》说:“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这反映出苏轼不期望虚名和志在济世利民的情怀。儒家思想赋予给苏轼的品质,也使苏轼遭遇多次贬官,但他被贬谪到岭南依然不改其志。苏轼《与李公择》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可见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坚守。儒家的淑世精神是苏轼人生道路上行进的一条基线,虽有起伏偏斜,却始终贯穿。[6]

2.“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对道家思想的回归和升华

苏轼早年师从道士张易简,接触道家思想。在历经宦海浮沉后,便逐渐结缘于老庄思想。苏轼对道家思想回归和升华体现在他面对世事的态度和将道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钱钟书说:“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在中国散文家里所喜欢的周庄和韩愈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槁、祭骈勹帧⒊笕搜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7]因而,苏轼在苦难的贬官生涯里,其精神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变得更加乐观豁达。他《答毕仲举书》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可见苏轼回归道家思想是为了完善人格和培养豁达的人生态度。

3.“是非忧乐本来空”――苏轼对释家思想的领悟和借鉴

苏轼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8]苏轼时常感叹人生短暂,“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梦”,释家思想中的旷达让苏轼在贬谪中找到了一种解脱。苏轼三贬,贬地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苦,年龄越来越老,然而这“喜――悲――旷”的三部曲过程却越来越短,导向旷的心境越来越快。[9]苏轼同样将释家思想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在《赤壁赋》中他就借用了佛教的永生不灭的观点写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都体现了苏轼对于释家思想的理解到借鉴,并应用到其苦难多变的人生中。

苏轼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既有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抱负,也有道家安贫乐道的乐观豁达,还有佛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这也使得苏轼能够兼通各家思想,为己所用。

二、苏轼的文化精神与眉山的联系

苏轼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苏轼文化精神,历史悠久的眉山也有其独特的城市精神。苏轼对于眉山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文和城市等方面。

(一)苏轼的文化精神

在苏轼卓越的文学成就下,蕴含着丰富的苏轼文化精神。其文化精神可概述为:“爱国爱民、实事求是、正直明辨、乐观豁达”。

其一,爱国爱民。苏轼深受儒家尊主泽民思想影响,其一生历经五帝,对君主都尽心竭力辅佐。对人民,他所到之处皆做了一番好事,在徐州抗洪,改革凤翔“衙前”役法等。其二,实事求是。苏轼实事求是,不盲目跟风,在《上丞相书》说:“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这也使他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产生分歧,以致屡次被贬,但他不改其志。其三,正直明辨。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和处世准则,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言:“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顺耳。”从中可以看到苏轼正直独立的品质。其四,乐观豁达。苏轼在艰难困苦之时,总能化悲痛为力量,用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去对待。他在《超然台记》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r,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正因为这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才使苏轼在外放岭南七年的时间里安然自适。

(二)眉山的城市精神

眉山位于天府之国,古称眉州。眉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称为“千载诗书城”。李白《蜀道难》描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其中“蚕丛”氏就来自今天眉山青神地区,据明代余承勋《青神考》:“青衣之野,蚕丛尝主之,土人名其邑,以寓思焉。”(青衣指今青神地区)。眉山在宋代较为发达,又因“三苏”的成就,引来世人对古老眉山的关注。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是城市的灵魂,在这种精神的支撑和激励下,城市才得以快速发展。眉山这座城市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图强,求是创新,团结进取,苦干兴眉”。[10]于此同时,眉山将苏轼文化精神融入到了眉山的城市精神里面,使之富有历史性和文化性。

(三)苏轼文化对眉山的影响

1.苏轼文化对眉山人的影响

苏轼对眉山的人的影响体现在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上。“三苏”文化历来为眉山人所推崇,又以苏轼最甚。清代张鹏翮撰三苏祠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轼一家因文而举世闻名,深深影响了眉山地区的学子。据《眉山县志》记载:“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苏轼文学在历代皆盛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受苏轼等影响,眉山士人读书成风,人才辈出,仅在两宋眉山地区考取进士的人数就多达八百多人。[11]宋代唐庚等眉山文化名人皆是受苏轼的影响,刘夷叔曰:“唐子西善学东坡,量力从事,虽少,自成一家。其诗工於属对,缘此遂无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唐子西集》十五卷),唐庚亦被后人称为“小东坡”。

2.苏轼文化对眉山城市的影响

苏轼对眉山城市的影响体现在建筑规划、文化风俗、特色饮食、旅游产业等方面。建筑规划方面:为更好继承和弘扬东坡文化,眉山将市中心命名为东坡区,以示对坡的敬仰;眉山还建立和修缮了一大批和苏轼相关的建筑和遗迹,修缮了历经数百年的三苏祠,并修建了三苏博物馆;围绕三苏祠的古纱e行地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宋城”,复古建筑处处可见,体现出苏轼对眉山地区的重大影响。文化风俗方面:每逢高考,眉山学子都会相继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这成为了眉山的一种文化习俗,更成了眉山人心中的崇拜。特色饮食方面:眉山饮食文化浓厚,因苏轼而著名的有“东坡肉”和“东坡酒”等。眉山人家中遇红白喜事,“东坡肉”则必不可少。东坡好酒,眉山酒文化源远流长,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方面:眉山有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亦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以苏轼为核心的三苏祠地区、青神古中岩苏轼读书之地以及岷江和东坡湖等景观。

三、继承东坡文化,发扬东坡精神

东坡文化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东坡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古为今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继承东坡文化,并用现代化的媒介去传播和发扬东坡精神。

(一)继承东坡文化

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东坡文化可以提高眉山人的文化素养,展现眉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促进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把眉山建设成为知识型的历史文化名城。

继承苏轼文化会面临很多困难,一是年代久远,二是古今文化的差异性。继承和发扬东坡文化,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东坡文化。正确地理解和继承东坡文化,会避免产生文化误解和流失。需要对于苏轼的生平和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整理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东坡文化和现代化的文化相结合,并根据地域特色打造一批现代化的东坡文化载体,促进东坡文化的现代化和长远化。

(二)发扬东坡精神

“东坡文化”是眉山的名片。为更好发扬优秀的东坡文化,推动眉山人民对东坡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在中小学课堂,可以开设东坡文化课堂和相关课程,对苏轼文化进行宣传和讲解,让学生认识坡、了解坡,以便于更好传承和发扬东坡文化。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主题博物馆、特色公园、名胜古迹、网络媒体等宣传方式,有计划地宣传东坡文化的文化内涵、特色和成果。此外,对外传播东坡文化,利用网络公共平台进行苏轼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苏轼和苏轼文化。与此同时,举办“东坡文化艺术节”等一系列弘扬东坡文化的活动,扩大东坡文化的影响力。另外,可以修建一批关于“东坡文化”的特色建筑,大力开发关于东坡文化的特色旅游产业。此外,依托东坡文化打造特色的产业和品牌,例如“东坡肉”“东坡酒”等饮食文化,这也是企业依托文化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并推动文化的传播的有效途径。

发扬优秀的苏轼文化精神,加深我们对于苏轼的了解,提高眉山人民的素质,着力打造和推动以“东坡文化”为核心的“中国诗书城”这个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发扬东坡精神,让这些优秀的文化继续传播,让更多的人熏染到东坡文化,践行东坡精神。

参考文献:

[1]苏轼(宋)著、刘石导读.苏轼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p2,p3

[2]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8,p181

[3]林语堂.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10,p223

[4]莫砺锋.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J].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6期

[5][6]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J].文化遗产.1989年第5期

[7]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p99,p100

[8]周裕锴.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J].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9]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p579

[10]三苏文化与眉山地区现代化研究课题组.三苏文化与眉山精神.[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苏东坡诗词篇3

从东坡出生那一刻起,也许冥冥中便注定了他的不凡,注定了他一生的传奇命运。东坡之父苏洵,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文人,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发奋晚,一生中并没有他所渴望的成绩,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好不容易得来的两个儿子身上。好在苏轼苏辙天生才气逼人,苏轼尽管因为欧阳修不必要的谨慎错失科举状元,但却在制科考试上一鸣惊人,得到了制科的最高荣誉。

之后苏家两兄弟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做官生涯,苏轼则开始了漫漫几十载的贬官之路。

任何人的性格都具有两面性,东坡更是如此,他一方面言辞激进从不怕说错话,无论是初做官时的上司还是娶了十八岁新娘的八十岁的学士,都被东坡写诗调侃过;而他另一方面却悉数继承了文官的胆怯,皇上派人来抓他,他也恐惧无比地认为自己生命就此终了。东坡注定命运多舛,乌台诗案,他侥幸逃过一劫,后却又被贬至小小的黄州。让东坡去黄州,这无疑是屈才了,但东坡倒也释然,不做朝廷命官,反而可在黄州逍遥吟诗。在黄州那些年,算是这位流芳百世的北宋文豪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了吧,无案牍之劳形,也交到了两位甚是投机的朋友,起了“东坡”这样一个田园味浓厚的号,又开始了另一段独特的人生。

初到黄州,东坡先是尝到了当地味美廉价的猪肉,兴致一来,挥笔便是一首打油诗,《猪肉颂》,其中的一句“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还成为了东坡肉的制作古方。与鲁直佛印间的奇闻轶事,嘻笑怒骂,则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段子。东坡在书法、绘画上的天资便是在黄州彻底发掘出来,后人在吟诵他唯美诗句的同时也在感叹他的才华横溢。黄州之后的东坡,愈发的成熟,褪去了年少的锋芒,多了岁月留下的圆润,洗尽了浮躁的铅华,换回了陈酒一般的无穷回味。于是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位坡,谅解欧阳修的谨慎,赞扬王安石的思想,少一份锐气,多一份内敛。难怪后人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东坡的词句是变幻的,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愁;有“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与“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的感叹;亦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哀伤;更多的则是“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的豁达潇洒。

苏东坡诗词篇4

说苏东坡文人很多,比较有影响有林语堂、王水照。吴龙江在这里既不为重新苏东坡立传,也不发些对苏东坡研究新得,吴龙江只能利用对苏东坡了解发点感慨。

让苏东坡出名是欧阳修。吴龙江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苏东坡。有人肯定认为我说此话差矣。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是欧阳修让苏东坡文名天下。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去查阅《宋史》。欧阳修对梅圣俞一句话:“我要避开一头,好让他出人头地。”

苏东坡一生用大起大落概括最为恰当。大起,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大落,如高山滚石落山涧。早年成名,又是天子门生,苏东坡可以说得意如春风,春风真得意,我想苏东坡看到自己金榜题名时,肯定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游尽东京景。苏东坡,失意因为自己是保守派,对宋神宗想成为千古一帝变法不大热心,甚至对王安石变法感冒,苏东坡这轮京城明月成了冷月、苏东坡开始由中心变成边缘。苏东坡没有因为自己变成边缘而不发光,他在地方为百姓造福,今天徐州、杭州人们仍然感觉到苏东坡这轮明月沐浴。让苏东坡这座大山,栽如海底是“乌台诗案。”苏东坡因为做几首对变法不赞美诗,苏东坡被投进大牢,苏东坡成了“逆臣叛子”。正当苏东坡认为自己虎口难逃生时,他贵人让他由死化生。曹太后挺身而出,据记载她对他孙子宋神宗说:仁宗皇帝说:我来不及用苏轼、苏撤啦,留给子孙。她救了苏东坡。宋神宗也不是昏君,他让人试验苏东坡,苏东坡:我本心中无鬼,苏东坡将自己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苏东坡被贬到黄州,苏东坡就开始脱胎换骨起来,苏东坡就开始反思起来:别人因为有才而得益,我却被才害。从此,苏东坡要自己成为新的西湖。《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是苏东坡大彻大悟,是苏东坡借怀古写己与悟道化仙。想想自己与周瑜多么相似,都是早年名扬天下。自己是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但是周瑜却是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撸灰飞烟灭。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一个潇洒顺意,一个难堪失意。这难道就是命?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属于自己,苟非吾之所有,非一毫而不取。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苏东坡本来想老死黄州、汝州,自己化成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苏东坡没有想到,自己这轮明月竟有破云之日。苏东坡开始戏剧起来,开始小说起来,苏东坡坐上直升机,被高太后举上天顶。苏东坡人生真是有戏,人生真是好小说。戏中悬念百出,小说中故事感人。自己真没有想到,神宗停筷时竟是读我苏子瞻文章!

苏东坡这部戏剧快结尾,让人看起来心酸。高太后去世,苏东坡又成了凉菜,被倒在天涯海角。苏东坡是人不是仙,他在海南望着中原流起泪:我恐与家人不能相见。但是好人总会化凶为吉。真当苏东坡心似已灰之木,哲宗死了,向太后上太她对往日“罪臣乱子”

苏东坡诗词篇5

【关键词】东坡文化;黄州;明清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39-8

东坡文化,目前笔者没有找到很好的定义,依据“文化”的定义,笔者以为:凡是与坡有关的一切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结晶都属于东坡文化,它是由苏轼本人和后来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习惯等。东坡文化是在苏轼谪居黄州后产生的,所以黄州是东坡文化的发源地。由于苏轼对黄州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对东坡的深厚感情,黄州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东坡文化,它同全国的东坡文化、东坡学一道,逐步丰富和深入,成果丰硕。明清几百年,是黄州东坡文化奠定的重要阶段,并逐步生活化。关于东坡文化的研究目前有所开展,如刘红星、涂普生、谈祖应等对于东坡文化特征、表现及特征有所总结,而关于历史上黄州东坡文化,尤其是明清阶段,尚未有人涉及。本文旨在对明清黄州的东坡文化作一梳理。

一、明清黄州人的东坡情结

坡在黄州的时间不长,但他与黄州山水、人士都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王质《雪山集》描写了东坡离开黄州后的感觉:“先生至京师,入禁林,犹不忘此土,见书都下全无佳思,坐念公家水轩蒲莲,岂可复见。(今藏下雉李氏)”同样,黄州人对坡更是感情深厚,不忍他离去,始终牢记他来黄州、游赤壁的日子及其生日,他们一次次徜徉于坡在黄州的居所和游历之处,珍藏东坡的物品、诵读其诗文,为之建祠、拜像,无限感念东坡对黄州的表章。

(一)黄州人对坡的偏爱

因为黄州人对东坡的敬佩、感激和怀念,所以人们经常梦到他,倾慕他,追随他的灵魂,视为导师和知己。明代寄寓黄州麻城的李贽细致地描写对东坡的依恋:“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又说:“《坡仙集》虽若太多,然不如是无以尽见此公生平,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的确,人们总会感觉坡的精魂还在黄州,每当经过坡游历之地,便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他,“巍峨赤壁峙黄州,少小曾经几度游。昨夜梦魂仍眷念,登临宛见月当头”;“不倦临流探往事,断碑残墨忆苏公”;他们会不住地呼唤东坡,“绿杨晴崦一溪横,新筑园斋附郭城。谁道髯公呼不应,数声杜宇晚春情”;蕲州童树棠题《东坡笠屐图》诗云:“披图再拜不能去,吁嗟千载真如晤”;黄冈的洪良品梦游赤壁,在梦中得句“古石虬龙在,空山猿鹤哀”,醒后续成一诗,又有“羽衣人不见,吹笛梦中来”之句。

对东坡的怀想和梦寐以求,显示了黄州人对东坡的真挚情感,他们甚至还表现出一种偏爱。如黄州考棚的匾额题名“苏白堂”就体现了人们对东坡的情结,匾额名称曾由学政更名为“育才堂”,但人们并不接受:“言苏白堂相沿者百余年矣。堂故无记,解之者以苏为宋文忠公,以白为唐太傅,又苏居东坡,其名与白刺忠州时所谓东坡者合,二公出处略相似,连而及之,所以为一郡光口耳。相传不能辨以为非也,乾隆辛丑,督学吴公白华见而非之,谓白曾未至黄,且人代不当居苏后为迁客,亦与试事无关,爰去旧额,更以‘育才’名之,如是二十余年,然而人之称苏白也仍翕然无异词,若有不可得而夺之者”。明代嘉靖时蕲水的胡仲谟曾想建坡公祠,数次建议,在县里决定建三贤祠时,他写道:“顾予于东坡有偏嗜焉。自通籍后得官于蜀,每巡行至眉州必宿于祠,修葺其倾圮,更新其祭器,而倦倦之私未已也。迄今归田,欲建一祠而力弗绐。谋于斗墟者数矣,兹恢复故祠乃一举而三得,因饼记之,彰予莫大之庆幸焉”。

无论是官员、士绅都十分珍惜与坡的缘分。“黄郡侯潘公衡渚先生,少时于书舍园中拾一古铜印,方寸,文曰“雪堂”,柳叶篆极古。后果守黄郡。出印视所知,据其文大之匾于。雪堂今匾是也”。清康熙时的于成龙,曾任粤西罗城县令,见当地人对苏轼为柳宗元所作柳侯碑非常珍重,因为是“东坡之文之笔”,他来到黄州后,认为粤西柳侯碑“此乃东坡先生之寄于粤者,非等于黄郡赤壁诸胜境,为先生之所亲历也”,因此黄州赤壁更足珍惜,于是决定重修赤壁。同样,清代嘉庆时蕲水人徐陈谟曾做过东坡故里眉州的知州,他深感幸运,极力促成当地《三苏全集》的刊刻,他在所作序言中写道:“眉,故苏文忠公父子所生长地,窃自喜以为平生诵三苏文,尝想见其为人,今得亲至其地,览其山川之秀丽,访其故居遗迹,实为幸甚。”

(二)纪念东坡的活动

黄州人牢记东坡生日、来黄州和游赤壁的日期,如清代金德嘉《赤壁志序》日:“其赋以元丰五年壬戌之七月十月,其量移汝州以元丰七年甲子之四月,到于今逾十一甲子,缙绅章缝之产于黄者、中朝士大夫之官于黄者、四方骚人学士之客于黄者,咸登临题咏无虚日,盖自二赋启之也”。官员士夫于当日集会游乐,以为纪念。游览宴乐中,自然是以坡为话题,追寻、了解、考证东坡故事、传说,游览者踩着坡的足迹,欣赏同样的风景,品尝东坡当年发明的食物,体验东坡的快乐,抒发自己的感怀,珍藏东坡留下的物品,铭记东坡的恩惠。清代邓琛作《留仙阁赠平山叔卿》,正是在东坡生日时,“更逢生日寿坡仙,江上梅花泼春瓮”,陶棵《甲辰十一月十九日集僚友于雪堂预祝东坡生日》,“江山犹是昔人非,五百年前记生日,公有大名遇不偶,濒于危亡常八九,文章宫内叹奇才,姓氏朝中推党首”;“可怜九死南迁日,犹道归心负雪堂。我忝词坛称后进,湘南移节来山郡。谒公遗像读公诗,渊源自古心相印”;“人间俎豆会常新,画里髯眉浑似昔,纷纷旧事说元丰,恩怨消时论自公,不用当筵歌楚些,招魂只唱大江东”。从诗中看出,他们的活动表达了对东坡的敬仰和祭奠。清道光时黄州知府周凯招蕲水陈瑞琳往赤壁,为坡公作生日,陈氏作诗曰:“元丰壬戌今丙戌,观察书招游赤壁。一时古郡集名流,置酒为公作生日”,“四海几人知寿公,同学苏诗抱书癖”,他还称周凯是“宋道国公二十五世孙,我疑或是苏文忠公七百年后身。”湖北通判程子大在《东坡笠屐图》诗并序中说:“癸丑,东坡生日,淞社饮集,展宋石门旭画”,他们饮酒共庆,一道欣赏东坡的画像,考证其渊源,作诗纪念。

当时黄州人的许多活动,都以东坡游赤壁的时间为纪年。黄陂的范筠跋《东坡游赤壁图》称:“今秋游黄州,登赤鼻,感怀坡公旧迹,不独亭阁榛芜,即石壁临江亦复成陆。沧桑巨变,才八百余年,其速真有不能一晌者。以余同游,且稔黄州形胜,因嘱补图。自维年力虽衰,然景苏有契,遂乐于从事,亦结一重金石交云尔。坡游赤壁后第十四壬戌之秋。时年七十有三”。

(三)为东坡修祠祭祀

游览赤壁,致仰慕坡之情,还进行塑像、祭祀,这是对东坡崇拜的一种提升,使人们在瞻仰时有所凭借,凭吊、膜拜也形成一套仪式,并逐渐使之制度化。在黄州府、蕲水、罗田等许多东坡足迹所至的地方都纷纷效仿,建祠塑像。

黄州府的苏文忠公祠。苏文忠公祠有两处,“一在洗墨池畔,明天顺辛巳佥事沈靖建,后为民居侵没,知县茅瑞征查复增葺,清康熙初通判宋荦重修,在洗墨池原址上建洗墨池,在池东建雪堂,供东坡像,以张文潜、秦少游为配,在池之西建竹楼,祀王禹,合称宋贤祠,到光绪时期已废”;另一处在赤壁矶,此处东坡塑像清初便有,黄安张希良曾补东坡胡须,道光时湖北汉、黄、德道周凯,集黄之士大夫缙绅耆旧,于道光六年腊月十九日在赤壁祭祀东坡,重新塑像,太平天国时再次被毁,同治七年,在太守英启的重视下,黄冈的刘维祯率营弁出资重建,恢复旧观。光绪十年,陈宝树等人重修赤壁的留仙阁,在其左边塑东坡像,“然则诸君子因屋作阁,额以留仙,供养有田,洒扫有役。自今以始,岂惟是鱼鲜酒美,百千万年,长为先生寿,其亦犹是先生属客之意也夫”。

蕲水的三贤祠。三贤祠是祭祀曾到过蕲水的王羲之、陆羽和苏轼。在县南郭石岗之巅就建有祠,明正德初,府悴龙渠谢公移建于南门外,久而废,嘉靖县令陈斗墟重新恢复石冈祠地,“筮日列三贤木主以世之先后为伦次,祭祀牲用少牢,率师生父老骏奔虔告,仍请于当道载之典籍,盖将与庙社之祀相为久远者也,三贤有神欢然萃止于斯无疑矣。”

罗田的苏祠。苏轼曾率意在兴国军流连七日,又到过蕲水,据考证他曾到过罗田。罗田人于宋元祜末罗田建县后为之立碣,光绪《黄州府志》称“钓鱼台,在乌马潭,有石如台,相传宋苏轼曾钓于此。旧有苏祠,今废”,即在罗田的钓鱼台曾建有苏祠。

二、明清黄州东坡文化的成果举例

喜好、热爱坡的人们,搜集整理东坡文献,品赏东坡文物,体味东坡情怀,彼此交流,公同好,遗来学,促成东坡文化的繁荣,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喜好东坡文化的圈层。在明清时期,全国诗文、书法、绘画等艺术界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东坡热,研究和品鉴东坡的学术和艺术,黄州自然不会例外,但有所侧重。例如他们讨论评价吟咏赤壁的诸多诗文,津津乐道,汪粲写道,在赤壁重修之后,同邑李开优“撰《庚申重修记》,从昔贤游戏之作,写出菩提正觉心,坡公之知己也”,“工既竣,回省寓,唔宗丈雨人,年近八十。纵谈赤壁风月,为余述前清赤壁楹联,若毕秋帆开府、周芸皋观察两联脍炙人口,允推绝妙;又云:“其它诗古文辞,聘妍抽秘,名作如林,今老矣,不复记忆”,相与慨叹久之。”明清东坡文化成果较多,无法一一详述,本文略举数例,以窥一斑。

(一)品鉴东坡文物

坡留下的文物随着岁月流转往往数易其主,而黄州人则无不用尽智慧,多方购求,哪怕是细微的物品,都视为珍宝,并与同仁共同品鉴。如明代王同轨记载对“东坡杯壶”的收购与品鉴:“武昌一士家西山下掘地,得古墓磁铜数件,墓铭砖一方称:处士孔仁,身且死,凡平生故人贻皆以置墓。葵花大瓷杯二、瓷茶壶一,为苏子瞻贻,某物为某贻。事既传,而黄郡丞袁太冲公欲得之,因捧檄撰郡志于西山,与生往还,厚贻之。一日咨及此生,益匿不出,恐夺己宝也。已袁迁去,生死,一杯一壶,质予里江头周氏,予闻,属外弟林生购得,惜砖铭为媪以覆否(右有瓦)碎无徵,然不失宋嘉定也。凡三十六年,共客播流波,客无不珍视之,故常不尽爵(左有酉)而命藏置。岁戊戌置杯舆底携来京师,童子出暴箧与数佳器一时碎,客麇集视碎瓷,人人扼腕,独壶在耳”。

同样,出土的东坡像及海棠诗,王同轨购得以后,唏嘘不已,欣赏良久,并确定其重要价值。他记述到:“《石林诗话》日:‘海棠诗为东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写人间。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余里农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时为组镢所坏,复规而方之也。去其余,仅存百字诗,有先生自绘像,亦先生自云“巾氅拄杖”,正与诗意相发。即小剥泐不妨伟观,信是异物完者自啊S枨愎旱茫觅匠榻观,潇洒秀逸而遒气不除,可称二绝。真所谓画中诗诗中画也’;‘又先生于他书尝云此纸可钱祭鬼,至五百后当有百金之享,盖已定今日价矣’”。

光绪庚辰(1880年)时,黄冈教谕陈宝树将其外王舅汉阳叶志诜所书“寿”字刻石,置于酹江亭,该书法被翁方纲称为“能得苏黄神髓”,陈宝树曾将其放置于赤壁的苏轼书法作品之中,亦真假难辨。于是,为了有共同兴趣的人欣赏品鉴,“爰勒诸石,虽一脔之味,愿以公同好焉”。明清黄州人千方百计保留或求得的东坡文物,不论其价值如何,都有利于同仁品鉴,传承东坡文化,如萧耀南留心文献,政事之余,关心古迹、文物的保护,并不惜重金购买坡的书法《景苏园帖》,“以余同游,且稔黄州形胜,因嘱补图。自维年力虽衰,然景苏有契,遂乐于从事,亦结一重金石交云尔”。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金石书法家杨守敬任黄冈县教谕,在东坡赤壁附近建“邻苏园”以藏书。光绪十六年(1890),苏轼同乡、书法家杨寿昌任黄冈县知县,极为景仰坡书法,他将县署西侧辟为‘‘景苏园”,以示对苏轼的景仰之意。同时,他委托杨守敬搜集流传的苏书各帖,加以鉴定、选择,准备镌写刻石。同样景仰坡书法视之为“有宋第一”的杨守敬,将自已所藏的刻有苏书的法帖仔细检校,选出22种呈送杨寿昌参阅。此即后来之《景苏园帖》。

(二)研究和考证坡的黄州事迹

苏轼在其生前就已名满天下,到明代更是受人敬仰,人们研究苏轼的兴致高昂,涉及诸多方面,他们不断考证东坡的事迹、文物及流传的故事,还研究其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研究和热衷的现象在明清的黄州自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东坡文化中的精神文化部分,历史记载相对丰富。

其一,考证苏轼游迹。

黄州赤壁因东坡一游二赋而扬名,于是人们纷纷依据东坡的文词来考证和争论黄州赤壁是否是三国古战场,此外关于东坡游迹之处还有很多争论,如关于定惠寺、绿杨桥等所在地的考证争论。

定惠寺究竟是在黄州郡城还是在麻城。大部分人持黄州城说,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就在黄州郡城,光绪黄州府志载“定惠院,苏轼寓此,院东有海棠一株,轼所为赋诗”,明代有官员直接将定惠寺改为书院。而麻城的士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麻城县志前编》载定惠寺在县东八十里天井山之北,并引明末梅之焕重刻金刚经注解序云:“余邑东八十里定惠寺不知建于何代,东坡谪黄州,有定惠寺看海棠诗,至今山上多海棠,后人于黄州城外建定惠院,遂误传定惠寺在黄州城外,其知在麻城山中盖少矣”;同样,邹知新《定惠寺记》持同样的观点:“定惠寺去城东九十里,其寺不知建于何代,寺有海棠干古花繁,干霄蔽日,为邑志八景之一,故题名为定惠海棠。相处坡住黄时曾游其处,与陈季常多所唱酬……况麻城既有定惠寺,黄州又有定惠寺,昔葛屺瞻宗师更为黄州定惠书院,似东坡所游则黄州定惠寺矣,夫寺以海棠著,海棠又以东坡之游而著,然寺可以有两寺,岂海棠亦有两海棠耶?则东坡所游为麻城定惠寺无疑”。麻城县志前编的编者通过按语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定惠寺在黄州,因为麻城定惠寺离黄州和岐亭都有一两百里,所以不应该是苏轼当年所寓居。

另外,关于苏轼是否到过罗田的考证。因为苏轼没有明确诗文显示自己是否到过罗田,明代正德年间黄州同知谢朝宣,曾至罗田石险河,作《石险河赋》,深惜东坡未至罗田,他愿效东坡表章赤壁之意为石险河开先。对此,罗田王葆心、王夔武父子尝进行考证认为坡曾至罗田,只是没有到石险河而已。他们引蔡容远《康熙县志》“潭旧有石碑,云‘苏子瞻以虎尾朱砂符,钓鱼于此’,今石刻剥落无考”和光绪《黄州府志》曰“钓鱼台,在乌马潭,有石如台,相传宋苏轼曾游钓于此,旧有苏祠,今废”两条记载,来证明坡的确到过罗田,因为当时罗田尚未单独立县,而是隶属蕲州。同时,王夔武还根据东坡在黄州“所与游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域。有不能者,强之说鬼。数日必一泛舟江上,乘兴或人旁郡界”的风格,以及从地理上来说,“由黄州人巴水其易,若入险石,则须由兰溪上驶,然则谢氏惜甚不至,亦自然之势也”。

其二,考证“苏白堂”之名。关于黄州府试院的命名,人们习惯用“苏白堂”之名,有人认为是指苏轼和白居易的合称,王銮则认为是出于苏轼的白水镜:“銮闻苏公居黄州时尝得宝镜一枚,古光黝然,洞彻纤末,背有铭字体兼篆隶,左龙右虎,辅之察之,则汉代故物,铜出于白水之阳,称之为白水镜,公录其铭,事载仇池笔记,白水之云亦扬州水心镜类也,古之善相士者每以镜称,……苏之白者黄州之镜也,黄州之镜者巡视黄州之督学也……”。但后来汪粲还是认为坡、白居易二者诗风相似,苏白堂之名乃二者的合称。他解释说:宋魏了翁《王常博寄示“沌路”七诗,李肩吾用韵为吾寿,因次韵》有句‘谁言苏白能相似?试看赤壁矶’,今吾黄试院有苏白堂,亦缘两人相比,合而得此称;然吾郡堂名,正取鹤山(指魏了翁)诗为名也。”

其三,记载东坡事迹

东坡的事迹可能因为时日久远、传播广泛而被遗忘混淆或附会,黄州人有所担忧,所以,除了考证之外,还注意记录一些关于东坡的史事。“坡老印文埋野草,思翁书法化灰尘。白头袁顾凋零后,遗事能传有几人”,该诗中坡老印文是指康熙年间于成龙守黄时,在二赋堂后面得到一枚墨晶印章,有‘东坡’二字,洗烦楼、栖霞馆,皆有董其昌所书匾额,但明末农民军来袭,被毁于火,幸而有袁三山、顾景星两先生在《杂录》中记载这两件事,“某写我遥情,新兹堂构,既志景仰,后考订地志,遗后之君子”。顾景星等人的确颇具有史家意识,认识到要将东坡在黄州的文章气节传之后人,于是在重修东坡古迹时郑重作记。另外,陈诗所编订的《湖北旧闻录》中收录有多个关于东坡的故事和传说,多标明某地传。

三、东坡文化的生活化

人们纷纷学东坡作诗,效法东坡的风格,赞赏他的审美取向,效仿他与友人的交谊,将之融入自身的生活中,并逐渐丰富和传承。东坡文化生活是指将东坡文化融入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之中,笔者在此将之初步分为精神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两方面,这两方面在黄州的东坡文化中都是比较丰富的。

(一)东坡精神文化的生活化

所谓精神生活,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的活动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理想的选择、道德品质的修养以及兴趣、信念、交友、爱情和对知识的追求与文化娱乐享受等。明清黄州人以有与东坡相同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而为荣、而自豪,追求一种与东坡的文化生活相同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人生的道德准则、处世态度、诗文等艺术创作、还是交友的标准、欣赏品味等等,都取法坡,将东坡精神融入自己的生活。

其一,师法东坡为人品格。光绪年间蕲州的张梦玉叙述其师吴之骥,“平生慕坡为人,镌有‘生与东坡同丙子’小印,佩之,其没也,亦与东坡同辛巳,则师之来去从可知矣”,吴氏因倾慕东坡,自觉效仿东坡的为人为学,以致其文章风义两无可议,得入蕲州志的文苑传。

其二,作诗风格效法东坡。蕲水诗人陈瑞琳阐扬东坡精神,专作《食古砚斋集苏诗》。他的《食古砚斋诗集》,写法效仿坡,被人们盛赞为“宗苏者”。周凯作序称:‘余谓黄州当山水佳处,有临皋赤壁之胜,雪堂啸轩之遗,虽鲍明远李长源王元之韩魏公交美于前,自苏文忠公居之,而诗学遂昌,黄之人亦有宗之者……读之(《食古研斋集》),果宗苏公者……自后凡三过余,至则必与论诗,遂与论所以学苏诗者”。周凯自己也是宗苏者,他们切磋交流,深为相契,“九香盖深于苏者也,而论诗亦与余合”。黄梅喻元鸿称陈氏的诗法得于坡,愿相互商讨,“君诗大抵多得法于苏,予学诗亦自苏人而才力不逮,久乃出之,异时尚有一晤之缘,当出以相质也”;汉阳人叶名澧说:“食古研斋诗性情真挚气韵沉雄,真坡公嗣饷,昨朝鲜贡使话余钞其全集,既美香山,亦艺林佳话也”。像陈瑞琳、喻元鸿、周凯这类宗苏的诗人比比皆是。

其三,仿写东坡小品文。东坡风流倜傥,喜谈笑戏谑,这一特性在《东坡志林》中多有记载和反映,这一文体形式发展成明代人们热衷撰写的小品文,所以明代小品文中记载并演绎了许多关于坡的故事和妙语。明代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苏轼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格调一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从苏轼的庄老思想中获得启示。明代黄冈的王同轨作《耳谈录》,记载了当时流传和出现的许多奇异有趣的故事,虽然它并不专以记载坡故事为主,但其写作风格受坡的影响很大,李维桢在为之作序时称:“苏长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至摘其文字附致之罪,窜逐禁锢备尝险阻,于是使坐客为悠谬之谈,鼓掌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今所传艾子是已。长公谪黄久,流风遗韵犹有存者。行父,黄人也,是编其有所仿乎?”。

其四,延续东坡交友的故事。东坡在黄州与孙大临兄弟友好相处、结成深厚友谊以及与隐居麻城的陈V的平等往来,在黄州传为佳话,一直为黄州人所向往和羡慕。明清时期的士绅羡慕当日与苏轼诗歌酬唱、登临赤壁等处的同游者,“二客从游真可乐,洞箫吹破碧云天”,如果苏公再世,他们定然前往效劳,梦寐之中,也经常与东坡同游,清初刘子壮的《雪堂》诗:“四壁泠泠画雪图,到来应有古心俱,未知堂上登临者,得似当年二客无?”,就是将自己比拟为东坡当年的客人;汪粲家集《桃潭合钞》亦是朋友之间的应和酬唱所结之集,与《东坡赤壁集》一同收藏,“东坡尚友联今古,家集桃潭喜共藏”,的确是仿“东坡尚友”的快意之事。

黄冈的万年茂欲以自己与陈大章父子的交谊来比拟坡对范仲淹的崇敬,也欲以之比拟于东坡与黄州孙大临兄弟的情谊,“(东坡先生)序文正集,以数十年敬爱公、不一识公为生平憾,欲挂名其文字中,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吾雨山先生(即陈大章),归卧碧山四十年,士林仰之,一时德望盖不减文正,茂于坡公疑非其伦。

然心知敬爱先生,有与先生一揆者。先生嗣君道翁世丈,文采风流,彬彬世其家学,客秋裒全集属担搪人王先生序之,合王集为黄冈二家诗,于是又幸先生之有传子,而茂得私绪论于家庭纂述之余,一如坡公之交尧夫兄弟者,其亦足慰也已。”

(二)东坡物质文化的生活化

东坡物质文化生活,是指东坡文化中物质文化的部分被人们融入生活并创新。明代效仿东坡物质文化的风气很盛,“临安有儒生,好慕苏长公。首戴东坡巾,身坐东坡椅,口啜东坡肉,俨然自谓东坡尚在,或曰:‘何不学东坡作诗?’曰:‘若要作诗,我便学西坡’。”此一笑话虽不是发生在黄州,但生动地说明了东坡文化中物质文化受人欢迎的程度。坡在黄州亲自劳作,装饰房屋,种树种菜,改善环境,又利用黄州独特的物产,酿酒制菜。这些物质文化受到黄州人的喜爱,潜移默化,逐步推广,或变成本地习俗,或由人们加以开发再造,显示出东坡文化的极强生命力。

对于黄州的山石,坡除了作赤壁赋以外,“而怪石亦有前后供”,但东坡的怪石供,仅仅是一时赠答,略作游戏。黄安的张希良特地作怪石赞,以显其玲珑之美。坡对于墨品的使用和收藏,也受到文人士子的效仿。广济的张仁熙制墨三十六丸,以赠宋荦。“昔苏子瞻在黄,于雪堂试墨三十六丸,抡其嘉者合为一品,名日雪堂义墨。歙人吴叔大遂仿其意作义墨三十六丸,虽不免时制,而肖行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上大下泓最右),而雪堂墨匣犹存。暇日搜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旧墨赠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回以其匣并遗使君聍之,亦雪堂遗义也。”

人们所构房屋亦以有东坡意蕴而自豪。刘绮兰曾构斗室,被人赞有东坡快哉亭之意,“幽涧流清,遥峰聋翠,岩花濯雨,林雨呼风,一一皆在嫩(口旁)胶酌茗间,至于朝则夸父命驾,夜则素娥侍帷,更有得于东坡名亭外者,子讵不谓快焉?”于是,他感激客人为其庐锡嘉名,取名快轩亭。

黄州人喜爱东坡手植的梅花,不仅赏梅咏梅,还将之刻石,名为“东坡老梅”,还不断地重新种植梅花,清代陈瑞林《重至雪堂梅花盛开同献之丈作》记述:“苏公手植老梅今不可见,郡伯英公补种二株,亭亭不减百年物矣”,即指郡守英启在雪堂补种二株梅树。

苏东坡诗词篇6

我国书法发展源远流长,从秦汉时期至隋唐,由实用性慢慢到功利性,中国书法前进的脚步一直没有停留。到了宋朝有个叫苏轼的书法家,在他看来,书法的重要作用应是自审其美,自得其乐,作为一个书法家创作过程中所得到愉悦身心和陶冶性情的满足。所以,苏轼的对尚意说是源于在它的创作中的自乐。宋这个朝代虽然国家动荡,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却是相当辉煌的一个时期,书法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在魏晋南北朝的高度上又有新的创新和发展突破。发展到唐代,书法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一程度上也保留前意,这并不是书家有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在书法风格演变历程中对前代自然保留的结果。书法风格的演变也是这样,相隔的时代越近,对之前继承的书法笔意因素最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减少。

求新求变的苏轼

苏轼为宋四家之一,在绘画方面为文人写意画的开启先河,他的书法也是新意百出,不践古人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尚意论的发起者,其书法理论更是推动了宋代书法独立而寓于新意的发展历程。黄庭坚评价苏轼书为:“本朝善书,当推为第一。”除此之外苏轼在散文、诗、词方面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我国书法史中,能够理论和创作并进,两方面都能达到高水平的大家实在不多,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曾经说过“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然坡却能二者相促相长,把理论与创作完美结合。

黄庭坚的《跋东坡墨迹》对苏轼这一生的书法经厉,有一段影响很广的话,大意说:“东坡先生从小就学习《兰亭序》,写的一手清秀飘逸的好字好像徐季海,当他酒后便放浪起来,尽然忘记工拙,写的字特瘦劲,又似柳公权。到了中年开始喜欢学习颜真卿、杨凝式的书法,其水平不减李邕。黄庭坚的这段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后来的研究者们常常也是时常用二王、颜鲁公、杨风子、李邕等大做文章。而柳城悬却被冷落。钟元常、虞世南和褚遂良在苏轼前期的书法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钟元常对坡的影响了一生的,钟元常在苏轼书法中的地位应与二王、颜真卿相等。苏轼最早除了一面学习钟繇为主,据记载大约有十一年的时间来专写钟繇,从而使得这种具有汉隶古法的字体形式,深刻的影响了苏轼一生的风格。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扁阔的字形,结体上宽下窄、上疏下密,其笔法中带有古隶的书风,字形给人倾斜不平正的感觉。因此说钟繇对苏轼影响了一生。一面也在学好王羲之,一面主要另辟蹊径,创造新风格。就在苏轼三十四岁那一年,即在他的前期书法阶段,写了《石苍舒醉墨堂》诗,其中有两句诗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明确的道出了苏轼对创造新体的一种热切心情,同时苏轼的这种敢于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值得后来书家来学习。

四十三岁是苏体变化的开始,转学颜鲁公兼及杨疯子,由此悟得了王羲之笔意,之后便书风大变,到这时苏轼的苏体基本有了他个人的风貌。我们从技法上风析,苏轼书风融合了钟繇、二王、颜鲁公等人的笔意结合而成,然以主要钟繇体为主。也就是说苏轼的风格是对二王、鲁公的楷书与行书的完美结合,是集中体现了晋尚韵、唐尚法的特征。由此出现在苏体中的“宋尚意”。我们很容易通过宋代一些书法作品看出,宋书的“尚意”的书法特点,与晋代书法的“尚韵”,在笔法的使用方面是一样潇洒的,然而我们通过细致分析会发现宋书中在尚意中又有严谨胜于唐法以及对唐法的不自觉的打破,因而宋代书法中更多的理性成分超过了晋书,这就是“尚意”与“尚韵”的主要区别。

关于东坡的用笔方式据史书中说是与其他书法家的用笔方法有着很大区别。平常书法家都使用“双钩”法执笔,而坡却使是用“单钩”法用笔。《朱子语录》一书中记之坡使用“单钩”法执笔。“单钩”把笔方法和今天的执钢笔的方法相一致。黄庭坚在《跋东坡水陆赞》中说:“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证明了坡书写时经常使用枕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悬腕,因此我们联系到坡的“单钩”法用笔,这样当然会形成“笔卧”的习惯,也就是笔管倾斜与纸面,也因为“单钩”执笔加上枕腕因而苏轼写字时握笔较为靠下。从而我们总结出苏轼的用笔方法为五指“单钩”执笔且下部枕腕的把笔方式。我认为,这种独特的用笔方法,于道家思想对坡的影响较大。其实苏轼也在《记欧公论把笔》说明他的这种执笔方法的思想,他说执笔的方法没有固定的方法,就看每个人对笔的把我程度了(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这么说我们该如何才能找到哪种适合自己执笔之法呢?苏轼给我们说:好的标准―――“虚而宽”的用笔方法,就是最适合书家自身的执笔方法。对于用笔之法,坡找到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把笔方法、就是“单钩”枕腕之执笔方法,就是这种执笔方法对苏轼的书法创作与书法风格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少了此种意识,那么即使用双钩悬腕”的执笔方法也应当弃之。这种“虚而宽”且“无定法”的用笔观思维,很明显和道家的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苏轼就是使用“单钩”枕腕且偏低之把笔之法,而且同时使用如浆糊般的超浓墨液、且行笔较为缓慢,才能很好地书写出坡刚健而丰腴、右枯而左秀的别致的字体特征。

苏轼书法的成就普遍认为是在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以后写的。在黄州时期的生活苏轼是最为艰苦的日子,环境极为恶劣、心情自然苦闷,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轼却迎来了他一身中艺术创作高峰期,文章《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与《赤壁赋》成为以后影响最大也最著名的杰作。好多苏轼的研究者也大都集中在对苏轼的黄州和晚年的书法和文学作品,因此却轻视了苏轼前期书学与创作的过程。这样当然对苏轼书法的深入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人成为天下第三行书)也诞生在此段时间,属于苏轼的愤懑之作,内容为两首五言古风,诗句沉郁而苍劲,感染力极强。这幅作品是以手卷形式一气写成,随着作品的徐徐打开,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感情变比,气势跌宕起伏错落。到第二首诗起,运笔渐渐加快,字形也慢慢变大,翰墨飘逸飞动,心手合一,在整幅作品当中充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读来让人激动万分,作品中少了平时的用笔特点与结字的束缚。苏轼的结字宽扁且长,用笔上中锋与侧兼相互转化用,两次使悬针得用笔方法。作品整体上高低起伏,大小不等的字形对比悬殊,给人以极为强烈的视觉力量,真不愧是苏轼的神来之笔。此幅作品一改往日典雅端庄的形式,激情澎湃,视觉感强烈,无论在笔法、感情表达、还是在意境上都是无可挑剔。

苏轼一辈子非常热爱书法艺术,他经常笔耕不辍、奋笔疾书,寄托情怀来和抒发心志。现在传世的碑版墨迹大都反映的是坡的思想情感和生平事迹,也真正体现出东坡在书法及诗词的成就与他那独特的风格特征。下面我们来看《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大约写于元丰五年左右,也是坡被贬谪居黄洲后所写的代表作品,诗中写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荣惜等。大致内容就是说生活很清苦,每次到了寒食、为清明雨所苦,因此觉得心情萧瑟难受很郁闷。我困在这个地方就像久病的少年,等到病好的时候已经白头或不了几天,总之字字含泪与满纸身世颠沛之悲之情,诗与书法作品相得益彰,给人感受极为深刻,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一脉相承,被称天下三大行书。

坡这幅作品笔法沉着自然,洒脱飘逸,笔画丰满粗壮,字体特征明显,全篇松紧欹侧有致,浑然一体,字形上大小层次错落,很是自然随意,姿态变化多端。用笔极为灵活多变重如蹲熊,轻似掠燕.整个字给人有“石压蛤蟆”的感觉,如寒、屋、雪、春等字。整个布局的疏密得当,疏朗的气息较为浓厚,纵观整幅做品,节奏上由慢渐快,忽大忽小,时疏时密的字体,错落有致,笔法上开始较细渐后渐粗的笔姿,也有开始淡而后渐浓的墨趣。笔法洒脱而奔放,东坡心里情感与笔墨相起伏流转,如江河之奔滔渲泻于纸卷之上,的确为坡兴致而书的神来之笔,是书法与诗文的完美结合的佳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在他的前期书法积累过程中积众家之长与一身,从三十五开始历经八年时间到四十二岁,他的书法由钟元常到褚遂良、虞世南和柳城悬;楷书的学习则由钟元常至王献之。集诗书画哲学与一身的苏轼,他的书法学习过程从“有法”到“无法”、从“有我”到“无我”的一个哲学辩证概念,由此对后来我国的书法理论中影响深远。

坡的美学思想

一般认为宋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从审美上看,从“味”到“悟”有机转换;魏晋高人名士大都追求高风亮节,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唐代人对包容广大智慧大境界的刻求,又把目光转到对自然平淡境界的崇尚。坡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个文坛领袖,也说是这一风气的领导者。坡的一生为人正直,反对雕琢装饰和矫揉造作,以朴质自然平淡天真的韵味情感,并把这一切上身到了哲理高度,大致这就是东坡的美学观吧。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一书中“寓意“做过非常精彩的叙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书》“平淡”口号的提出,自然也关系到他的书法思想及创作。

苏轼是我国宋代文学大家,在书法行也是一代宗师.所传书法名作甚多,如《黄洲寒食帖》、《苦雨帖》、《前赤壁赋》、《归去来辞》等著名碑帖。东坡先生的书法作品有非常传统性的功夫,也因此削弱了其书法艺术创造成就的取得。苏轼的书法先后受唐人徐浩、颜真卿、李邕和杨凝式等人的影响较深。“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这句脍炙人口的自作诗强调读书对书法的重要性。也道出苏轼的书法诗词珠联璧合的艺术魅力。坡“尚意”是建立在“尚法”基础上的,是有传统根基的艺术再创造。书法被认为是文章的宅宇,是以语言的体格外貌而存在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伟大的书法家书写时应该力求把文学中的意境与书法中的形式美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文字与书法的结合恰如其分,这样书法的格调自然也就很高,书法要和诗词的结合如何才能完美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坡所倡导的尚意书风的统一。

总而言之:苏轼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苏轼的诗词修养深厚。其诗词很能代表自己的心境。苏轼的诗词作品感情奔放而且豪迈,心胸洒脱开朗。坡的诗词大多以赞咏自然美景的篇章占多数与抒发自己的感情,诗作内容想象极为丰富,有的清新典雅情致盎然,有的雄伟大气,代表了坡很高的诗歌艺术水平。东坡诗中通过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和形象的说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蕴,而且极为有趣新鲜。坡的词比起诗来说艺术手法的创造性也更大。“挥毫卓荤又惊俗,岂亦以此夸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强方通神。”雅、韵、神是坡诗词书法的精髓所在。苏轼诗词书法最能体现尚意思想的神髓,阐述得也最为确切与充分。尚意书法风格成功的基石是崇尚古法,是在古法基础上的创新。

苏东坡诗词篇7

1、词圣就是苏轼。

2、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着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3、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着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来源:文章屋网)

苏东坡诗词篇8

双休日,难得的空闲,乘着秋意,出去走走,去寻找常州印象。

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闻着东坡肉的味道寻到了美丽的东坡公园,真是人间有味是清欢啊。

常州,这个江南秀色的地方也令伟大的文豪东坡爱上了这里,这里就是东坡的第二故乡。东坡一生曾11次来到常州并在这里终老。东坡公园便是当年弃舟登岸入城的地方。

东坡公园位于常州第一园林—红梅公园的东南侧,古运河东去的咽喉要道,整个景区是由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及古运河的半月岛组成的,两岛之间是由明代的古桥相连,只有4。3公顷的面积,却古迹众多,别有一番滋味。

人们为了怀念坡,建造了舣舟亭。我放轻了脚步,走在这曲径通幽的石路上,去寻找那美丽妙秀的舣舟亭。舣舟亭位于园内南山顶,小巧玲珑的亭子不知是出自于谁之手,难道工匠们读懂了东坡的诗词歌赋,从而来了灵感建造的么?要不然,这座亭子怎会令乾隆皇帝留下难忘的记忆,怎会留下贵重的墨宝“玉局风流”。

在公园内绕过曲廊,便觉得顿时豁然开朗,林木蔚秀,水石清奇,古色古香。运河绕园东去,点一笔江南秀色。

一代文豪坡受世人所敬仰,所以以“龙子护门”。东坡大门上的门环就是用其形似虎,名曰狴犴(相传是龙的第七个儿子)做成的。以及半亭屋脊两端的卷为龙头,名螭吻(相传为龙的第九个儿子)做成的。地位低下,只能够在园林的建筑上看到这些形象。

我进入洞门,一眼望去,迎面白墙分隔成仰景、洞门作框景、漏窗的借景,并且以廊而相连,且配以花木松石,层层次次,错落有致。我顿时眼前一亮,看到了“三苏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再一看,这岂不是泰山、华山、黄山的缩影吗。主干而高耸,次干而供奉,遥相呼应,错落而有致,这不是一幅俊俏立体的美画么,“细观烟雨三峰外,都在灵仙一掌间”的写照么?我随即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幅难得的秀美画面,作为珍藏。竹、梅、松这“岁寒三友”岂不是象征着苏家父子三么?

一步一景,一目一景。悄悄地,我不知不觉地已穿过了洞门。这块地方名曰:“怀苏庭”。怀念坡,不是我一个人在怀念着他,而是更多的人们在怀念着。我随即在幻想着,能否在这庭中找到东坡的身影。眼前,一块“雪浪”的湖石闪入我眼前。原来之前看过有关东坡的书籍,上面记载着这则“雪浪”的故事。相传,东坡在扬州得到一块奇石,石头的纹路似长江风浪,洁白而无暇,就命名为“雪浪石”,并将它清供在案头盆里,终日观赏,之后又将其书斋更名为“雪浪斋”,东坡先生爱石,这石头不就如同东坡么,不就是东坡先生一生的写照么?我找到了东坡先生您的身影,就在此石上。

两株玉兰,格外显眼,枝枝笔挺。“谁信花中原有笔,笔笔忽生花”。传说中,当年东坡先生出生时,其母亲梦见了一位高人送来了一支橼粗的毛笔,是否暗示了之后的“落笔惊风雨,挥毫压四座”的绝句呢。作为唐宋家的东坡在诗词歌赋,书画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也就暗示了先生的自知之明高风亮节的品德。不与春花斗艳,却永照千秋。是哦,我又找到了您的身影,就在这玉兰上。

这座塑像就是我们崇拜已久的大文豪坡。在文章、诗词中读出了他的性格呈现多样:或柔肠,或霸气,或细腻,或雄浑……在书法、画中看出了同样令人佩服的性格。一生坎坷,屡遭排贬,流放。但却始终没有放弃文章书画,而是换景作诗,借景作画,且吟且走,且诵且唱,将贬的地方作为写诗作画的地方,将这路途却比做一次又一次的旅途,阅江水,看重山,随即成诗作画。千古一绝的诗词书画,给世人所呈现了你的精神。这一刻,这座雕塑又让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东坡先生。

公元1084年,神宗元丰七年,时值49岁的苏轼上表神宗皇帝请求到常州居住,任命为常州团练副使,因此与常州结下不解之缘,此后往返于常州11次之多。公元1101年夏,苏轼蒙朝廷,随即从海南流放而北归,因身患重病,不得而知,心有余而力不足,客死于常州,享年66岁。因此常州是东坡先生的第二个故乡。

随即我又观看了龙亭、御碑亭、洗砚池等等,景色宜人,不知不觉到了暮色之中。暮色下,点点星灯将这座园子装扮成另一种风格。夜色下,桂花幽香,庭院飘满。朦胧中隐约的神秘,恰似我与东坡有个约会。约会在这夜色下,约会在这月色下,一起吟诵着“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难道这月色也懂得东坡先生之情感,难道这夜色也懂得苏轼之性格?

苏东坡诗词篇9

摘要: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整理关注较少。对于此词的结句,因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目前,《苏词接受史研究》虽有对此问题进行考辨,但并未十分深入。因此,有必要从词的结句的文本着手,追溯异文的源流,同时考察词集的版本、参考其他的文献资料。并且将词的创作地点、词的语意、语境等方面纳入其中,加以综合分析,以文史互证之法进行讨论,以期对《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究竟是“寂寞沙洲冷”抑或是“枫落吴江冷”的问题有所深入。

关键词:卜算子寂寞沙洲冷主旨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问题缘起

笔者在阅读《苏轼词编年校注》的过程中,发现《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下注“‘寂寞沙洲冷’,原作‘枫落吴江冷’,据傅本改”。此词末句由于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苏轼词编年校注》以明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三卷为底本。而南宋人傅斡《注坡词》中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明末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此外今人整理本多是以各自所据版本为依据,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并未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而关于此词末句文本问题,仲冬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苏词接受史研究》中对此做出分析,认为“枫落”句神韵超然,但不如“寂寞”句浑成。文中引用《词苑萃编》所载宋人陈鹄《耆旧续文》中的观点:“余倾于郑公实处,见东坡真迹书卜算子词。断句乃云‘寂寞沙汀冷’。刊本做‘枫落吴江冷’,词义全不相属也。”作者认为词义全不相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黄州属楚江,与“吴江”无涉,二是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无需特别提出一种树木,并且枫树与鸿雁并无任何之关系。其中,只是从词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并没有展开。

目前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关注较少。《苏词接受史研究》虽对此进行考辨,但并未深入,本文试从文本人手、以文史互证之法对此问题再作探讨。

二、关于“枫落吴江冷”

“寂寞沙洲冷”,宋以前无记载,其出现应在宋代。而“枫落吴江冷”则是唐代崔信明的诗句,且为人称道,崔信明也仅因此名句而为人知。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列传《郑世翼传》中记载:“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日: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日: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其中明确记载“枫落吴江冷”为崔信明诗句,并且在世翼看来,崔信明的其他诗作与此句差距甚大,不能相提并论。

宋《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中《崔李诗语同意异》载:“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枫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语同而意异。”可见吴曾对崔信明此句较为称许,已可与李白诗句相提并论。

宋《北山诗话》:“谢宣城云‘澄江静如练’,康乐‘云池塘生春草’,吴武陵云‘枫落吴江冷’,薛元衡云‘空梁落燕泥’,此皆名世之语。方知古人不难到,但勉之而已。”此记载中将“枫落吴江冷”的作者记为吴氏,显然失考。

“枫落吴江冷”为唐崔信明的名句,为当时人所熟知、称赞,但是随着时展,到了宋代,世人对此句虽肯定,但对此句的作者,出处的记载已出现混淆,不十分准确。

三、异文辨析

笔者以为与“枫落吴江冷”句相比,“寂寞沙洲冷”为苏词原句的可能性更大,主要依据有以下方面:

(一)从版本角度看

北宋时期,词集多为单行本,不与诗文集合刊。苏轼词集也为单行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东坡词》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轼词》一卷。现存较早的按调编次的苏轼词集是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由南宋曾慥辑的《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拾遗》一卷。现存最早的笺注体苏词为傅斡《注坡词》十二卷,傅斡在词序中说在编纂过程中,他曾进行过辨伪与辑佚。元延祐七年庚申(1320)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刊刻《东坡乐府》二卷,是今存东坡词集的最早刻本,即元本。

可知,傅本与曾本是现今苏轼词集流传较早的版本。关于傅本与曾本的产生年代,据刘尚荣先生考证,傅本的“刊行时间当早于曾慥辑《东坡长短句》。因此,《注坡词》才是今知最早的苏轼词集,也是最早的苏词注本”。且“傅本与曾本、元本调名先后次序虽有不同,同调之内各首词的排比顺序则基本一样。特别是傅本误收苏辙词一首,黄庭坚词一首,又有他集互见待考者若干首,均被曾本、元本承袭照录。这都可以反证以上三个本子有某种源流关系”。元本显然比傅本、曾本晚出,并且以两本为校正参照。因此今所传苏轼词集版本的母本不外乎有两种:傅斡的《注坡词》和曾慥的《东坡长短句》。

今所传傅斡的《注坡词》已由刘尚荣校证,整理为《傅干注坡词》。傅斡本此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校勘记载“吴讷抄本、《二妙集》本、茅维《苏集》本、《东坡外集》均无词题”。可知,傅斡在为苏词作注时,《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异文已出现。傅本虽倾向于“寂寞沙洲冷”,但并没有彻底否定“枫落吴江冷”,以注标明。并且,此词或无词题,但题下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是与词文同在的。

曾憷的《东坡长短句》赖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以传,而其又分为天一阁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和紫芝漫抄本《宋元名家词》,两者结句均为“枫落吴江冷”。但宋·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余顷於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蹟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其中的《补注东坡长短句》所进行补注的本子应该就是曾慥的《东坡长短句》,即曾本。此段文字以作者亲眼所见的东坡亲书为证,将曾本中此词的末句“枫落吴江冷”予以反驳,认为《卜算子》末句应为“寂寞沙汀冷”(“汀”当为“洲”之误)。

可见,从版本流传来看,虽无直接证据,但对于《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末句来说,“寂寞沙洲冷”的可能性大于“枫落吴江冷”。

(二)文献资料方面

1.《豫章黄先生文集》第二十六载《跋东坡乐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惊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交往甚密,二人时常集会,酬唱赠答多达百余篇。苏轼对其的品德和文学成就都给予极高评价。黄庭坚对苏轼这首词评价极高,其中所载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词文是可信的。从中可以推断此词的尾句为“寂寞沙洲冷”。

除此之外,南宋著名诗人、书法名家王之望(1102-1170)《跋鲁直书东坡(卜算子)词》:“东坡此词出《高唐》《洛神》《登徒》诸赋之右,以出三界人,游戏三界中,故其笔力蕴藉,超脱如此。山谷屡书之,且谓非食烟火语,可谓妙于立言矣。盖东坡词如《国风》,山谷跋如小序,字画之公,亦不足言也。”王之望见黄庭坚所书的东坡词,为之作跋,其中所提的《卜算子》词,当是被黄鲁直评为不食人间烟火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从记载中可知黄鲁直对苏轼的这首词欣赏不已,所以屡屡书之。作为苏轼的弟子、好友,黄庭坚与苏轼有较多的直接交往,并且他对这首《卜算子》很是赞赏。因此,他所书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更为接近苏轼原作。

2.《古今词统》卷四载苏轼《孤鸿》:“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下注云“末句作‘枫落吴江冷’者非”@。卓人月十分肯定地认为《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应为“寂寞沙洲冷”,但让其做出判断的依据并没有记载流传下来。《四库全书考证》在考证苏轼的孤雁词《卜算子》时,依据卓人月《词选》判断刊本“寂寞沙洲”讹为“枫落吴江”。

(三)此词所作地点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调下有相当于题序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点明了词所作的地点,即黄州。

在黄州曾居住达七年的张耒(1054-1114),在《杂言》中说:“黄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为藩篱,城中居民,才十二三,余皆积水荒田.民耕渔其中。”苏轼在黄州的贬谪期为元丰三年(1080)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这时的黄州地理环境应与张耒所说接近。苏轼寓居定慧院时期,黄州四处环水,并且小块被水包围的陆地应是较为常见的。甚至黄州的今址,水资源也比较丰富,河湖港汉交错,河流、大小湖泊约20个。而鸿雁“常栖息于旷野、河川、湖泊、沼泽,特别是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有时也活动在山区、平原和海湾等处。性好结群,虽在繁殖季节,亦见数只结群觅食在江河、湖泊中”。并且“它们大多数于夜间觅食,白天在水中或岸边休息和游荡。傍晚飞至觅食场,晨曦复返江河、湖泊中”。可知,鸿雁喜欢在水边或者沙滩上栖息,从黄州当时的地理环境来讲,水源丰富,有河流、湖泊和湿地,它具备鸿雁、鸥鹭等鸟类栖居生活的自然条件。

因此苏轼寓居黄州时期,黄州的地理环境事实是完全可以向苏轼提供了这种词中意象的。反之,“寂寞沙洲冷”中的“沙洲”也与当时黄州的自然环境相契合。

“枫落吴江冷”中涉及到的“吴江”,其河流即今江苏南部、上海市境太湖尾阊吴淞江。宋时的吴江县也在今江苏省境内。它与苏轼寓居的黄州相隔甚远。在词中,上片写缺月、疏桐、漏壶、幽人、孤鸿,这些都是眼前之景。下片“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并没有展现回忆过去或展望未来等跳跃性思维,所呈现的词境转换也较为和缓,并没有很大的跨度。此词结尾句应该以黄州之景或是定慧院附近之景结尾,而不会突然出现距离黄州定惠院较远的吴江。因此,“寂寞沙洲冷”与词的创作地点黄州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枫落吴江冷”句则与之不对应。

(四)“拣尽寒枝不肯栖”语意方面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三十九载:“‘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楱宿树枝,唯在田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泳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泳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有人认为鸿雁不栖于木,“拣尽寒枝”是与其习性相悖的,是存在语病的,胡仔则认为文章妙处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针对“拣尽寒枝不肯栖”为语病的问题,《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中》:“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认为正因为鸿雁的不栖于木,所以才会“拣尽寒枝不肯栖”,这恰是符合情理的。

其实,如果结尾句是“寂寞沙洲冷”,这种质疑“拣尽寒枝不肯栖”是否有语病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寂寞沙洲冷”强调的是沙洲。从鸿雁的习性来说,它确实不栖宿在树上,但却经常出现在河流、湖泊及其附近的沙滩之上,也就是诗中的“沙洲”。不肯栖宿于树枝,宁肯停留在寂寞寒冷的沙洲之上,这是符合鸿雁的习性,符合诗人的表达逻辑的。

相对来说,“枫落吴江冷”则有诸多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说,鸿雁不栖于木。而以“枫落吴江冷”为结,则又是回归到了鸿雁栖于枫树的事实,与前文造成矛盾。其次,既然鸿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又与之有何关系?鸿雁又何必去担心“枫落”之后的“吴江冷”呢?此外,下片中“拣尽寒枝不肯栖”,主语是惊鸿,“寂寞沙洲冷”承接上文,续写感受。而如果下句是“枫落吴江冷”,则主语已不自觉地转换,意思与前文不符。

因此,无论是从词意来说,还是从词中所描写的鸿雁习性角度来说,“枫落吴江冷”不如“寂寞沙洲冷”与其相符。

四、《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旨

关于这首词的主旨问题,历来有多种看法,在邹同庆、王宗堂所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已将其进行了归纳。为叙述方便,笔者略加陈述:

一种是认为这是苏轼为一位女子所写。《能改斋漫录》记此词是为王氏女子所作。“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题诗以志之:‘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虚,玉皇饮之碧琳腴’”,此外,《东园丛说》《野客丛书》也有类似说法,分别认为是为邻家豪右之女、温都监女所作。

一种认为这是刺时之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载:“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俞文豹《吹剑录》中也逐句阐释了词中的影射之意,认为这是刺时之作。

一种认为此词所写的是苏轼在黄州的寂寞。如《蓼园词选》中载“按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而语隽,斯为超诣神品”,《赌棋山庄词话》卷二:“咏物词虽不可作也,别有寄托如东坡之《泳雁》独写哀怨如白石之《泳蟋蟀》,斯最善矣。”

关于此词的主旨,今人多认为是抒发了作者漂泊之感,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内心孤独寂寞的展现。笔者拟从文学创作意象这一角度对此词的词旨进行分析。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最突出的物象就是孤鸿,有的词选甚至直接将此词题目直接改作《泳雁词》。而鸿的意象在苏轼诗词中多次出现,详情见下表:

理查兹认为:“人们总是过分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意象的功用在于它是感觉的“遗存”与“重现”,是特殊心理情景中诗人的特殊感受的呈现。在苏轼的作品中“鸿”这一意象随着苏轼的际遇、情感有着一个演变过程,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对其倾注的感情也逐渐加深。在《与子由游寒溪西山》诗中,苏轼用没有长期栖息地的鸿雁自比,将谪居黄州时期自己的漂泊之感展露无遗。之后,这鸿雁逐渐变成了孤鸿。在这年秋天,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苏轼独自往来,成为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创作背景。他用性喜群居但却离群的孤鸿来表现内心的孤独理所当然。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俭》中作者写在平山堂上烟雨朦胧,埋没了孤鸿。当时苏轼已被贬黄州达三年之久。虽无明确指出,这“孤鸿”中已有苏轼的影子与情感。苏轼在《与杜几先》中提及“去岁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屦,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缧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可知,词中的平山堂对于苏轼来说,也曾是他想起身世、际遇甚至生死的地点。“孤鸿”应是承载着苏轼这种特殊情感的。

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苏轼再次明确将自身与孤鸿同比。在元祐六年(1091)苏轼初知杭州,三月被召人京,八月再次遭受洛党攻击,出知颍州。《次韵程正辅游碧落洞》中苏轼再次关注到了孤鸿这一物象。此时,苏轼被贬官在惠州。“孤鸿方避弋”援引“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的典故,用孤鸿远飞以避免猎人的捕捉来展现自身躲避祸患的想法。

“一个‘意象’可以被一词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给人以深刻印象,经常可见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道具’往往转变成其后期作品中的象征。”在苏轼的作品中,从鸿雁到“孤鸿”被多次重复,一直在与苏轼的人生际遇转变相连,是伴随着苏轼命运起伏而存在的,是苏轼对自身前途思考忧虑的产物。而《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正是“孤鸿”内含被升华的一个起点,作者用“孤鸿”这一物象来比喻当时自己的处境,表现的是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孤独、寂寞以及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思考。

苏东坡诗词篇10

元丰①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②生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南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③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

导读:这是一则写文人闲情逸趣的小品,写得清朗明快、情趣盎然。苏东坡生日宴饮,踞高峰,临大江,宾朋满座,举桌皆欢,这是情趣之一。李委知东坡生日而作新曲吹笛于江上,以笛声贺寿,作进见之礼,别出新裁,这是情趣之二。李委吹笛,技艺超群,"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堪称出神入化,醉倒满座,这是情趣之三。没想到李委"抛砖引玉",借此求诗,而且并非偶发求诗之想,而是"袖出嘉纸",原来早有图谋;他的祝寿新曲《鹤南飞》捧得苏东坡心花怒放,虽然与李委素不相识,但东坡也就欣然从命了,这是情趣之四。读这样的小品,有一种超凡脱俗、耳目清凉、心旷神怡之感。

注释:①元丰:北宋神宗赵顼年号。②东坡: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下文"坡",是作者自称。③嘉纸:很好的纸张。嘉,美好的。

精练

一、解释文中加点的词

酣___俗___腰___既___袖___从___

二、翻译:

1.客有郭、尤二生,颇知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坐客皆引满醉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李委仰慕苏东坡的诗名,遂借东坡生日而作新曲吹笛于江上,并以此求诗。请用一个四字格成语概括这件事。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译文和答案】

献曲求诗

宋神宗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是苏东坡生日,生日酒席摆在赤壁矶下。人们坐在高高的山峰上,可以低头看到树顶上的鹊巢。大家酒兴正浓的时候,江面上响起了笛声。客人中有姓郭、姓尤的两个人,很懂得音乐,他们对东坡说:"笛声很有新意,决不是一般的乐工。"派人去询问,原来进士李委听说是苏东坡的生日,专门作了一支南曲《鹤南飞》献给东坡。大家呼喊他,让他来到跟前,原来是个戴着青头巾、穿着紫色皮衣、腰间插了一支笛子的人。他吹奏完新曲,又畅快地吹了几个曲子,笛声嘹亮,就像要穿透云层崩裂山石一样,在座的客人都举杯痛饮而纷纷醉倒。李委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很好的纸,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您的,如果能得到您的二首绝句就很满足了。"苏东坡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酣(喝得痛快,酒兴正浓)俗(一般、普通)腰(腰间插着)既(已经,以后)。袖(从袖子里)从(听从,答应)

二、1.客人中有姓郭、姓尤的两个人,很懂音乐。

2.在座的客人都举杯痛饮而纷纷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