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1
关键词：“市管县”；“省管县”；利弊
中图分类号：F81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055-01
1 基本概念的理论界定
1.1 “市管县”体制
“市管县”体制是指以中心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地级市”分为兰种：一是地市合并型，即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省直辖市与地区行署合并；二是合并升级型，即地区行署与所在的县级市合并升格为地级市；三是县改市型，即将新设的县升格为地级市。我国“市管县”体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全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实行了省政府领导下的“市管县”体制。
1.2 “省管县”体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斌介绍，“省管县”有两层含义：一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对县直接划分；二是完整的政府管理体制上的“省管县”。最先在我国实施“省管县”改革的是浙江省，其进行“省管县”改革是从“县财省管”开始，即财政上的“省管县”。而我国目前只有海南省实行了完整意义的“省管县”，仍维持了省――市(县)――乡(镇)三级地方政府体制。
2 实行“市管县”后产生的利弊
2.1 “市管县”体制之利
我国的“市管县”体制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在特定的时期内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市管县”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在政治方面，它将省县之间一级政权由虚置变为实权，从而加强了对县域的行政管理，适应了改革初期相对落后的时代条件，避免了由省直管县的幅度过大、负担过重而导致的管理低效问题，在经济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了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城乡经济日益融合为相互依托的区域性经济，实现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社会及文化方面，它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的发展，加速了工业与城市文明向农业与乡村文明的辐射和渗透，有利于劳动生产率与人的素质的提高。
2.2 “市管县”体制之弊
(1)“市管县”体制导致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
“市管县”体制在省与县之间层次由虚变实，行政层次由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变为中央――省――市――县(市)――乡(镇)五级。人为地在省与县之间设置一级政权机构，其运作与管理成本过大，而且随着组织中层级的增加，信息传递的速度会降低，信息的失真率也会成倍增加，从而导致信息传递受阻，行政管理成本增加，行政效率也因此降低。
(2)“市管县”体制致使市县利益矛盾突出，城乡发展不协调。
市和县分别代表着各自区域内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承担着不同的经济与社会责任。在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有些中心城市更是利用其强势地位，侵害县乡的权益，把大部分的资金、人员和精力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上，而忽视农村的发展。出现“市刮县”、“市吃县”、“市卡县”等局面。阻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3)“市管县”体制造成了虚假城市化现象。
人口的集中性、居民的社会性与劳动力的非农业性构成了城市与乡村最本质的区别。然而，在我国地级市演变中，除少数本身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市合并型”城市带动力量较强外，那些“合并升级型”和“县改市型”城市经济基础大多是以农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不够发达，很难有力量来帮助县级和乡村的发展。
(4)不符合城乡分治的惯例。
由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由城乡混治走向城市自治、农村自治，是许多国家城乡治理的成功经验。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主要表现在：①城市居民经常迁徙流转，农民安土少迁；②城市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村以农业为主，管理的季节性强。而且城乡合治并不一定能带来城乡互补或城乡一体化。在不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不彻底打破重工抑农、重城轻乡观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城乡合治都改变不了“形合实分”的客观事实。因此，企图通过拉郎配式的“市管县”体制实现城乡合治，既违背了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又不符合当代中国城乡的实际状况。
3 理论上“省管县”体制之利弊
3.1“省管县”体制之利
(1)“省管县”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减少政策执行的“漏斗效应”。
我国有五个政府层级，每一级政府都有一定的“自”，但这种“自”在保证地方灵活性的同时。降低了了行政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策的统一性，往往致使政策到达基层时严重走样。而实行“省管县”后，我国政府层次由五级减为四级，由省直管县，这样就能够提高行政效率，保证中央政策的统一性。
(2)“省管县”能够更好地消除“权力截留”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很多地区内部竞争多于合作、特别是市所在的地域“截留”了大量的应该分配给县区的资源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而省直管县能够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
(3)“省管县”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县城与农村的联系最为紧密，赋予县域经济更大的自能够更好地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加快实现“城乡合治”的步伐。改变城乡“二元”的格局。而市域经济离农村较远，不能很好地发挥带动农村经济的作用。
(4)“省管县”有助于县政府专心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从目前现实情况看。县级领导更换比较频繁、任期比较短，这和县级领导的权力空间比较小有关，而权力空间小的一大原因就是“市管县”的体制，这迫使县领导不能安心就职，为出路奔波。这既造成了干部资源的浪费，又造成了管理成本的增加。
3.2 理论上“省管县”的弊端
(1)管理幅度过大会降低行政效率。
目前我国省一级行政区划过大，除香港和澳门特区外的32个省级行政区中有16个下辖100个以上的县级行政单位，平均下辖89个县级行政单位。省直管县后会造成省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过大。反而会降低行政效率，加大省级政府配置省内公共产品的负担。
(2)县域经济未必能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与农村经济关系紧密，但是县城的经济辐射力能否带动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如果县城的经济发展能力不足依然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谁又能保证杜绝了“市刮县”、“市压县”的情况之后，又不会出现“县刮镇”、“县压镇”的情况呢?到那时我们是否还要“省直管镇”呢?
(3)“省管县”会带来公共产品配置效率的损失，
五级政府安排由于其能够提供较高的纵向政府分布密度，从而能够保证各级政府进行较为细致且相对合理的职能分工，其结果不仅有利于政府更准确地掌握不同社区居民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根据公共产品在外溢性上的差异在各级政府之间配置供给决策权。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2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户口管理模式
正文：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定型、并一直实行至今；虽然户籍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以人口信息采集与社会控制为取向，并没有以限制社会成员的迁徙自由与社会福利为目的，但是当前户籍制度所引发或与户籍制度相伴生的种种弊端已经凸显，社会上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呼声高涨。近年来警察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研究人员都开始针对户籍制度改革这一课题开展研究，推动了社会公众对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之路径尚未取得共识；这也证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程度之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经济法学的视野来考察现行户籍制度、审视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的弊端，能够拓宽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认识；借鉴经济法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探索现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也不无裨益。
一、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及其实施情况的概述
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定型；直到今天，户籍制度仍然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对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探寻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不但要考察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弊端，更需要了解我国户籍制度设计的目的与运行情况。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主要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与暂住人口制度成为我国户籍制度基本定型的重要标志。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基本操作规范，都可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台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中找到渊源。
关于上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形成过程，详见表1[2].
1．户口管理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950年公安部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奠定了现行户籍制度的雏形。虽然1958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凭借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程序而成为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公安部在1950年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却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与《居民身份证条例》（在上世纪80年代）、《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构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2.户口统计成为国家掌握人口资源、分配社会福利的依据。1953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以及1954年的《内政部、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通告》等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户口制度开始与社会福利制度挂钩；特别是1955年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的出台，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不同标识，而是成为享受不同社会福利的依据；例如，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人可以凭借其户口簿办理粮油供应证、购买政府补贴的粮油。此外，城镇户口的人在招工、招干、就业等个人发展方面较农业户口的人机会更多。
3．1954年的《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的《关于城乡户口划分标准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成为户口管理中户口审批的最早依据；虽然当前户口审批成为许多弊端的根源；自此以后，公民申报户口登记必须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通过了户口审批的人，便拥有户口登记；而没有通过户口审批的人，则无法获得户口登记、并被排除在户口登记机关的户口统计之外。户口审批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而且这种行政行为的最初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政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公安机关内部制度的规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务院许多其他部门的规章也成为户口审批的依据，如新生儿进行户口登记时必须持有准生证，就是计生部门的规章在户口审批中的体现。
（二）经济法视野中的我国户籍制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户口登记、户口调查与审批、不同类别户口的人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等都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户籍制度在形成之初就具有社会控制与人口统计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正是政府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期望一方面能够通过户口管理部门日常的户口调查、一年一度的户口统计，来及时掌握其居民的家庭数量与结构、人口数量与人类学结构等资料[3]，从而为制定其他发展规划与分配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管理制度（教育、就业等）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户口对居民进行不同分类（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重点人口与非重点人口、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并进一步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国家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在《居民身份证法》、《户口登记条例》等法规中均有体现。
2.户口在户籍制度设计之初就存在着内在的定位冲突。户籍制度在制定之初就被赋予了两种功能，也即国家制定与实施户籍管理的两个目的；正是这两个目的造成了户口的内在冲突。
一方面，户籍制度被赋予人口统计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调查与统计来实现人口统计，因而户口被定位为不具备任何价值的居民身份与居民家庭证明或凭证；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被赋予社会管理控制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将居民分成不同的种类，并将户口作为分配社会福利、发展机会的依据，因而户口被定位为具有附加价值的凭证。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为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埋下了祸根。
3.户口管理中的冲突。户籍制度具有社会管理（即社会控制）的功能，而户口分类对于分类管理户口的前提，例如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重点人口，当然要采取严厉的管理措施；对于城镇户口，由于在五十年代历史条件下，城镇人口的文化程度通常较农村人口高，而当时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人口，因而城镇户口的人在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享有较多的机会。明确不同种类的户口，对于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户口进行分类，是户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户籍制度中，为了确定户口的类别，需要户籍管理部门进行审查甄别。
前面论述过，由于不同类别的户口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机相连接，导致城镇户口、特别是大城市的城镇户口成为一种有着巨大附加价值的资源。因此，对进入城镇户口、尤其是大城市城镇户口的户口调查与审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如果说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是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种种弊端产生的根源，那么户口审批则就是户籍制度弊端显现的导火索；这一切都是户籍制度实施之初就存在的。
二、我国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弊端
我国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以来，在降低人口统计成本、控制社会实现稳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在实施中所引发的问题与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一）“黑人黑户”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突出的弊端或问题；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实行《准生证》制度，要求对新出生人口进行户口登记时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准生证》以后，以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出现了人员大流动以后，“黑人黑户”问题就出现了、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
所谓“黑人”，就是指那些由于没有被登记在户口档案中的人。“黑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在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后没有获得《准生证》的超生婴儿；二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失去了户口管理档案中户籍登记的人。由“黑人”组成的家庭，就是“黑户”。
我国社会中的“黑人黑户”究竟有多少，由于缺少相关统计资料，难以提供精确数据。据《工人日报》在2005年的一则新闻披露，“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超生情况和公安机关、统计部门及人口计生部门的统计差别来看，我国大概有1000万左右没有户口的''''黑人''''.”[4]
“黑人黑户”现象的存在，首先是直接导致以户口登记资料为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失灵。为了解“决黑人黑户”所引发的户口统计数据不准的问题，户籍部门不得不在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采取“赦免”的方式，对“黑人黑户”进行补登。其次，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等相交炽，没有被户口部门登记的黑人黑户不能办理身份证与户口簿，从而在接受教育、就业、办理保险、购车购房、结婚登记等方面受到影响，不能享受正当情况下的相关社会福利和个人发展机会，现行户籍制度成为“黑人黑户”受损的重要原因。
（二）“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暂住人口，本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非户籍所在地短暂居住的人。所谓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就是指长期在某一城市里工作、经商，却不能拥有该城市户籍的人。根据相关资料，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
“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却没有该城市户籍的人。如果没有通过该城市户籍部门的审批，即使这些人在所居住的城市里拥有了自己购买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生了自己的后代，居住了很多年，仍然只能算作是暂住人口。第二类就是第一类人的后代，他们由于父辈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而长年生活在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除了不拥有大城市户籍外，几乎没任何区别。
“户籍身份的界定与转变的限制，使公民的初始机会不平等，并影响人的发展。”[5]“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是现行户籍制度中的户籍审批所造成的社会现象。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其他管理制度互为前提与条件，“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及其后代在入学教育、就业、个人发展方面受到限制或遇到不利条件；造成“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的平等权被剥夺、甚至滋生一种“相对剥夺”的情绪。
随着社会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长期处于“人户分离”状态——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不但造成户口统计资料失真，而且成为城市（流入地）社会稳定的长远隐患。
3.城乡对立、分裂。“乡——城户口划分奠立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格局上形成巨大反差，助长了地缘群体和地方保护意识，阻碍了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6]
在户口的分类中，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是两种基本的分类；而我国的居民也相应地归属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大阵营。如果说在户口分类之初这种户口分类法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已经成为“鸡肋”了——城乡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咎于这种户口分类管理模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为了发展工业，制定了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作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执行，在相当程度上与户籍制度实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户籍制度制定实施之初，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不是太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其中，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
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政策允许农村富余劳力进城务工，但由于户口分类管理与城市户口迁入的限制，导致了庞大农民工群体群体——在城里务工、却入了不了城市的户籍；一旦经济发展遭遇挫折，这个群体容易形成危及社会稳定的流民阶层。
另外，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也是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不足或弊端的体现。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户籍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而而引发的渎职犯罪问题，二是不法人员利用人们渴望获得户籍登记心理而实施的伪造、欺诈犯罪问题。前者会损害户籍管理机构作为政府部门的廉洁性，进而提高户籍管理的行政成本；后者则可能催生伪造户籍管理证件的地下产业链，给社会造成的更大、更长远的危害。
三、经济法视野下户籍制度弊端产生原因的分析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户籍制度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就对所有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个人的出生、迁入、迁出、死亡都需要到户籍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不同类型的户口在进行户口登记时，户籍登记部门对其审批时所掌握的标准与控制尺度不一样；其中，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迁移、由普通城市向首都迁移时，控制的严厉程度也随之加大。但是，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只有在近十年来日益突出、并成为社会问题的；而且几乎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出现、并日趋严峻的。因此，在分析户籍制度之种种弊端时，应当将户籍制度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当中。
（一）经济法学理论认为，身份管理对应于传统社会，自由、平等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当时人、财、物的流动的频率与数量都比较小，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差距不大，因而当时的社会几乎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在传统社会的静态背景下，户籍制度虽然也对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也发生影响，但并不很显著。因此，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功能，同时其作为一种人口统计手段为政府其他决策提供了重要帮助。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与分配制度改革以后，人、财、物流动的频率与数量加快，我国已经由传统的静态社会转为流动的社会，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现代社会的开放背景下，自由、平等、权利等成为社会成员的主流价值观念，要求社会控制从“从身份走向契约”。而户籍管理制度却仍然依靠那种几乎静止的户口分类来管制社会成员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已经不合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开放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二）根据经济法学理论，审批式的政府管制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在户籍制度中，户籍审批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人们在申报户口登记过程中，都需要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例如，在出生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要在登记前要对申请人是否有出生证、准生证、父母的户籍类别等内容予以审核，通过了审核才予以登记；在迁入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首先要审核申请人的户籍类别与迁入理由，申请人只有通过了迁入地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才可能获得《准迁证》；申请人凭《准迁证》回原户籍地办理《迁移证》时还得再次接受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甚至居民办理死亡登记时还得接受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范围并不限于户口登记，户口管理机构还审批居民的身份证明、品行证明等。在社会生活中，居民经常需要到户口管理机构办理身份证明、亲友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的品行证明等身份证明；也需要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对户籍登记审批的依据，主要是户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法实施细则》等；但不限于这些法律法规。如在办理婴儿出生登记时，户口登记机构在审批中还要审查该婴儿的出生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即是否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准生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迁入登记中的审批时，还适用当地的地方性法律法规。
当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一种依据的时候，户口管理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其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但是，由于户口管理机构办事的模式主要是审批制；而审批制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
根据经济法理论，审批制是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核心。“管制理论的维护者认为管制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但“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首先对其目标表示怀疑”，施蒂格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了管制的产生机制，即政府管制的利益机制。“施蒂格勒把政府管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制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供给者是政府官员，需求者是某种社会阶层”；根据市场价值规律，“管制的购买者和供给者都按效用最大化目标行事、并按成本——收益比较原则进行选择”[7].
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与社会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制则是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的一种主要模式。根据经济法理论中政府管制理论的基本观点，户口管理由于政府管制模式而形成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供给者是户口管理机构，需求者是想获得户籍登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成员）；在这个“户口市场”里，供给者与需求者都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户口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户口需求者为获得户口登记而穷尽一切方法的现象就都产生了。
户籍制度的最初功能设计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但由于将户口分成为同的类别、并与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加上采取了户口审批的政府管制模式，最终使得户籍制度的种种缺陷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
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思考
由于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与不足，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关于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方面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建议“取消户籍制度”。
（一）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不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首先，户籍制度的目的也即其核心功能，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设置或保留人口统计的机构或智能，也需要基于人口管理的社会控制机构或职能。如果因为户籍制度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就取消户籍制度，那么国家还得建立其他的制度来替代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一方面导致国家原先为施行户籍制度而作的投入成为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国家还得为建立、施行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再花费更多的成本。
其次，由于户籍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社会生态”。如果贸然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则可能给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造成极大的不方便，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消除户籍制度在施行中暴露出来种种弊端的根源，并不是以必须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的。即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之各种问题与弊端的目标，是可以在保留现行户籍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的。
（二）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时，应当坚持“保留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功能，消去影响户籍制度统计失灵、阻碍社会公平进而危及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原则。在改革的措施方面，可以考虑为户口减负，即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还户口的身份凭证之本色；就能够消除户籍制度所引发的“黑人黑户”、“常住城市的暂住人口”等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而为“户口减负”的措施，只需要改革现行户口管理中的政府管制模式——用注册备案制代替现行审批制。
所谓注册备案制，就是指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管理机构对于居民申报户口登记的，只作形式上的审查，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在形式上符合相关要求，即予以登记。户口注册备案制与户口审批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对户口登记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要求出生登记申请人提供准生证、入户登记申请人提供政府其他部门的许可证件等），要求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户口登记过程中对于需要户口登记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而前者对户口登记不再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户口登记机构对于申请户口登记的人不作严格的条件审查，只需要简单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即予登记。
采用注册备案制的户口管理模式，能够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同时，也能够促进户口与寄托在户口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分离。当然，采用注册备案制取代审批制的户口制度改革，可能在改革初期会对现行社会福利分配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终将实现。
【注释】
[1]【美】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2]转引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3]王芳，户籍改革的思考[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1），02.
[4]王金海，1000万黑户的荒诞[n]，工人日报，2005-03-13.
[5]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29.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3
关键词：人口迁移；现状；经济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自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上世纪80年代末，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土地的收益率发生了质的飞跃，农民的收入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数以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落后的农村地带涌入发达先进的城市和沿海地区，形成了一股“民工潮”。对此现象，人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普遍规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农民在改革过程中的第三大发明创造，从而极大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但社会上也有人对此加以指责，认为“民工潮”会引起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交通运输超负荷等诸多问题，还会产生土地荒废的现象，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损害农业生产，出现“超生游击队”，从而有害于人口控制以及引发各种“城市病”，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之一。因而许多人把“民工潮”说成“盲流”，视为“灾难”，把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当代我国的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正确对待人口迁移首先客观认识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盲目、无效、无序的人口迁移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合理、有效、有序的人口迁移十分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一、人口迁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
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现代化的形势下，人口迁移已成为必然趋势，合理的人口迁移则成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人口迁移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经济形式。它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完整统一的市场体系，还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前提。只有进行人口迁移，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劳动力资源才能流向最有价值的使用方向，从而社会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有效配置，市场经济也就能够顺利地运行和发展。我国的人口迁移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运转创造了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口迁移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着尖锐的人地矛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够使农村劳动力得到比较充分利用，充分发挥农村存量资源的经济作用。因此，只有通过合理的人口迁移，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尖锐的人地矛盾才能缓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前提，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农村劳动力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才有机会采用新技术和先进的机器设备，农业劳动率才能迅速提高，进而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中国而言，这一点意义更为重大。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地少人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农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1亩多，大大低于了世界平均数。农村劳动力人口基数大，土地经营规模小，农村经济效率低下，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必然可以减轻农村人口负担，据统计，近年来，河南农民外出工作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从而缓解农村“隐蔽性”失业问题，减轻就业压力，缓解人地矛盾，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而且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国外、国内许多地方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农民脱贫致富必由之路。
那么人口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能够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能够促进当地非农产业的飞速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资金来源，从而壮大农村经济体的实力，加速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及其产生的巨大积极作用，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据初步统计，2010年，河南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1268万人，省外输出1190万人，累计获取资金突破四百亿元，相当于农村总产值的70%。[1]农村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投入的部分资金，也有许多来源于劳务人员的劳动所得。第二，人口迁移是一所没有围墙、无须缴费的市场经济大学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能够借地育才，低本高效地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大批急需的人才。而且，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从农产业转向非农产业，在开阔视野，经受磨练的同时，也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树立了市场经济意识，提高了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一方面为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家乡的经济起飞在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上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在中国农村，外流劳动力后来成为了振兴家乡经济的中坚、乡镇企业的骨干力量的事实举不胜举。
（三）人口迁移促进城镇化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口流动，特别是人口迁移，大大提高了城镇化率，解决了工业化进程速度较快及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城镇化率，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人口的大量迁移，给城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迫使城镇加快住房、通讯、交通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促使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深圳、上海浦东等城市的巨变，无一能够离开流动的“民工”和迁移的人群，这些人填补了大城市脏、累、苦等工作无人做的空缺，使城市得以正常运转。
（四）人口迁移加快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使二元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实现这种转变的核心问题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2]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只有通过有效的人口迁移，才能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现代经济；也只有通过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才能促进农业向集约化经营和大规模生产，从而实现全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人口迁移，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快速走向现代化。
二、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合理、有序、有效的人口迁移，必然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推动新农村和城镇化进程，但盲目、自发、无序、无效的人口迁移，则很有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各种消极影响。
（一）人口迁移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的负作用
第一、人口迁移，大多数属于优质迁移。只有年轻力壮、文化程度比较高、技术能力比较强和各方面素质俱佳的劳动力才会选择迁移。这种情况越多就越容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由于农业生产高付出低收益，而外出打工则相对低付出高收益，还能见多识广，因此许多地方出现打工热，家乡土地被荒置，严重影响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了“空心村”。
综上可以看出，人口迁移既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作用。但权衡利弊、比较得失后，笔者认为人口迁移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只要政府和群众一起采用适当方法，调控人口迁移，做到人口合理、有序、有效迁移，不仅能够在此过程中增强农村人口素质，而且可促进优秀人才回流，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完全经济管理制度，对人口迁移进行有效控制，科学管理，从而大大减少人口迁移的负作用。
（二）人口过度迁移引起的“城市病”
我国近年来人口迁移的经验表明，农村人口过度迁移会引起“城市病”的发生，从而严重影响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所谓“城市病”，是指居住条件恶化、卫生状况极差、社会秩序混乱、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犯罪率提高等等。由于农村人口过多、过快、过猛的盲目迁入大城市，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城市病”现象。“城中村”、“蚁族”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北京一直是缺水城市，由于近年来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供水形势日趋严重。在一些外来人口聚居地区，自来水已是滴流。外来人口聚居区普遍存在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严重损害了部分地区的环境质量。[3]类似这种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现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人口迁移实行管理和疏导，使农村人口能够有序、有效地迁移，以免“城市病”在中国恶化。
参考文献：
[1]赵排风.城市化进程中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创新[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4
北京周边的河北省有39个国家贫困县，在唐山等地的富裕人群不是去了北京，就是移民到了海外，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落差在逐渐扩大。北京没有形成首都城市圈，说明这个特异的权力之城没有带动周边协同发展的能力，如黑洞一般吸纳了河北甚至全国的富裕、强权、创新人才，在北京周边发展的城市成为资源与财富的输送区域。
中国由市场化形成的城市群都没有类似北京的现象，珠三角城市群中小城市星罗棋布，形成了完整的区域经济概念，而广州作为珠三角的政治、文化中心，深圳作为珠三角的金融、开放中心，相比其他城市并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旦轻轨将城市相连，各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之间放开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资源，珠三角城市群将获得更大增长，其实力不可忽视。
珠三角目前进入制造业转型阵痛期，这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三角制造业城市，是个契机，如果改变目前的行政规制、狭隘文化，主动与港、澳接轨，打通与国际市场高层次合作的大门，而不仅仅成为世界极客的零件供应地，珠三角定会成为真正的国际都市群。
长三角的问题不仅在于基础设施未完全与经济发展能力匹配，还有与珠三角一样，因为不同的行政区划导致城市之间的自我封闭。如果说此前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功，那么现在由政府主导而非市场配置的资源的弊端，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的长三角城市群的拖累与包袱。
京津冀城市群既拥有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所有的弊病，也有两者没有的弊端。从1986年天津市倡议下召开第一次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议至今，过去了28年，京津冀城市群没有大的起色。北京作为吸纳能力无比强的黑洞城市，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心，其次是凭借传统优势占得一席之地的天津，其他城市则黯淡无光，不少乡村贫穷。京津冀都市圈并未如长三角、珠三角一样享受到外向型经济区域普遍发展的红利。这个城市群市场化倾向先天不足。
没有市场化的内生动力，还有恶意的外部排他性。河北交通厅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京津冀之间对接的公路中，“断头路”多达2300公里。秉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乡野作风，河北的有些对接路就是开不到北京、天津。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5
关键字职教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职业教育
在我国，大学城的概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教育大辞典》把“大学城”解释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1999年10月，廊坊东方大学城的奠基拉开了大学城建设的序幕，至今各地的大学城已颇具规模。株洲市也在积极建设职业教育科技园，即职业教育大学城（职教园），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作为株洲市职业教育具有影响力的院校已经确定进入职教园，并成为了株洲市职教园区的龙头院校。然而，伴随着株洲市职教园的建设与发展，也引发了学院关于进入职教园利弊的讨论，笔者也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关于进入职教园的利的思考
1．有利于做优做强株洲职业教育
建设职教园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推进湖南省“一化三基”战略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株洲是一座工业城市，目前正面临着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职业人才缺口和职业培训需求巨大。通过建设株洲职教科技园，实现人力资源与科技的有机结合，必将加快促进株洲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从人力资源的战略角度进一步充实完善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为株洲市以及湖南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对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和应用技术支撑。
2．进入职教园将一举解决学院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目前，学院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办学水平和办学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肯定和认可。然而就在学院取得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正面临着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专业与资源低水平重复配置、信息闭塞无法共享、教学手段相对落后等，特别是校园狭小、设施不全、缺乏发展空间，与国家标准有较大差距，并且由于校园面积不足，学院还存在着一校多址的校园分布格局，这种分散建设方式和校园分布格局，无疑增加了建设成本，加大了管理难度。株洲职教园的建设，无疑将在这个方面解决入园院校的后顾之忧。学院一旦进入职教园，校园面积将得以革命性的扩大、校园环境将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教学设施与教学资源布局将得以全面性的更新……随着入驻职教园，一些制约学院长期发展的诸多瓶颈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3．有利于促进株洲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职教园建设不仅可以促进株洲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株洲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株洲市职教园以职教园为平台，引进科研院所与企业入园，通过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孵化新的科技园和高新企业，推动株洲工业由粗犷型向高科技发展。伴随着株洲经济的发展，也必将给学院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学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特色必将赋以新的更加强盛的生命力，引领着学院不断向前迈进。
4．有利于学院与周边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此次拟入园的院校中，有国家示范性高职学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株洲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株洲技术学院等五所高职高专院校、五所中职学校。这些院校都具有稳定的生源，优良的教学质量和成熟的教学运行机制，是株洲乃至湖南职业教育的精华。这样一来，各个高校之间、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更加的便利和频繁了，有利于各个大学之间的互补和学习，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
二、关于进入职教园的弊的思考
1．职教园地区相对偏僻，师生与外界交流不便
《头脑风暴》的主持人袁岳先生曾经说：“中国的大学城=养猪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论调呢？他说：“独生子女一代的大学生本来就已经在家庭中很少担任社会任务，家长很少让他们做事情，大学如果在城市至少出门上街与兼职工作实习还比较容易，接触真实社会还容易一点，到了郊区则几乎完全隔绝，城外的社区也基本不是农田就是稀疏的农户，很难再与外界沟通往来。在大学城，不要说外面的讲员与活动组织者不容易去，就是他们自己学校的老师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久留，很多人都是讲完课赶紧溜，如果说在城里的校区还有老师拖堂现象，很多大学城里的学生想老师拖堂都难，要得到老师辅导更难。大学城里的学生被隔绝着培养到毕业，再突然投入社会，其不适应性自然可以想见。世界上说到大学城，大多是一个大学与一个大小不等的城市自然交错而成，而如我们这样隔绝化的大学城真正就和大规模圈养猪的养猪场一般”。
株洲的职教园也恰好是建设在市郊，虽然可能没有袁岳先生说得那么明显，但由于地域原因对原本家不在新校区的教师必然带来诸多的不便，同时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也会减少，特别是在建设过程中以及其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2．入驻职教园后，学院原有的校园文化和办学特色将面临冲击
每个院校的校园文化和办学特色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和提炼而形成的，虽然职教园的建立，有利于各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但这会直接导致一种后果，那就是很难突出各所大学的优势与特色。现在我国的许多大学城除了各大学名称不同以外看不出任何区别，教学楼，宿舍楼的设计都极其相似；而且因为相隔很近肯定免不了学生去别的大学旁听的现象，甚至出现大家住得一样，学得一样，最后只剩毕业证不同了。拥有半个多世纪办学历史的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几十年的风雨兼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办学特色和校园文化，铸造了坚忍不拔、迎难而上的“湖铁”精神，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应该要保留和传承。
3．入驻职教园后，师生交流以及新老生的交流会减少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6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我市高考工作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为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今年我市参加高考的人数达人，比去年又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全市将设考点个，考场个，考务管理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考生违纪、舞弊手段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也使防范和打击违纪、舞弊的难度越来越大。去年，尽管我们加大了防范力度，有的县（市）还是出现了个别考生违纪和监考教师舞弊事件，有的考生由于违纪被取消成绩，或考被取消高考资格，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有的领导对考风考纪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思想上存在松懈和麻痹情绪。二是考务管理不够严密，不够细致，存在薄弱环节。三是个别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考生存在侥幸心理等。对于这些，我们一定要深刻牢记，引以为戒，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维护国家统一考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杜绝出现泄密和舞弊。
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关键环节。能否公平、公正地组织招生考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青年的健康成长，事关社会秩序稳定。我们必须从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刻认识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试综合整治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扎扎实实地把高考工作做好。
二、突出重点，强化管理，确保考风考纪不出现纰漏
今年是国家整治教育考试环境第一年，也是开展教育考试管理开局之年，国务院专门还召开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教育部进一步要求高考工作要做到“四个务求”，即务求××年高考安全保密万无一失；务求考试违纪舞弊幅度下降；务求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务求考试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月日，教育部又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最近，为防止早出考场者利用通讯工具作弊，教育部又规定开考一小时不能交卷。这说明，今年国家对考风考纪的整肃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就我市而言，今年要以抓好安全保密和考风考纪为重点，采取严厉措施，狠刹作弊歪风，严惩考场腐败，实现考风考纪的根本好转。
（一）加强对考生的宣传和考前教育工作。考生是考试的主体，是体现考风考纪的主要行为人，要加强对考生的考前教育。教育部颁发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违考“条违纪”、“条作弊”和考试工作人员“条违纪”、“条作弊”以及违纪作弊处理办法界定十分清楚，这是一个依法治考、依法治招、依法行政的准则。各级教育部门要将《违规处理办法》张贴到每一个考场，发放到每一位考生和监考手中。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警示教育，使广大考生自觉地遵守考试纪律，自觉同舞弊行为作斗争。今天，我们把城区各考点主考都来了，因为大家既是校长，也是考生考前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希望能够切实负起责任来。
（二）进一步做好监考教师的选聘和培训工作。监考教师即是考试工作实施者，又是考风考纪的执行者，考风考纪的好与坏，与监考教师的责任心有直接关系。各县市、区要严格选聘标准，真正选聘那些思想作风过硬，勇于坚持原则，工作认真，有责任心，做过监考工作，又没有子女和直系亲属参加高考的教师来担任监考教师。坚持监考教师聘任制、轮换制、责任制和奖惩制，严格培训，做到先培训后上岗。监考教师要与教育行政部门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今年，我们继续从城区选派教师到五县市监考，各城区要完成好下派监考任务，市级巡视带队也要发挥好监督和带头作用。在城区，要继续坚持本区异校监考，做好组织工作，落实好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认真做好高考保密工作。要按照吉招委号文件的要求和标准，加强保密室硬件建设，落实试卷安全保密责任制，制定严密、周全的管理办法，在制度上落实到位，措施上落实到岗。加大对高考试卷运输、发放、保管等各个环节的管理与监控。建立健全保密室的值班值宿制度，严防死守，确保试题试卷万无一失。
（四）加大监督检查和处罚力度。要加大考场秩序整顿力度，重点整治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作弊；雇人代考、替考；监考人员和考试组织人员失职、渎职纵容考试作弊；扰乱考场内外秩序；侮骂、威胁、殴打、伤害监考人员等。还要加大对失密、泄密、窃密问题，对有组织的违纪舞弊行为，对借考试之名进行诈骗活动的整治力度，要保持对违纪的高压、强压态势，提高考生失信成本，使考生不敢也不能舞弊。今年，市招委会决定成立招生考试工作巡察小组，对所有考点进行随时巡察，专门监督、检查各考点考风考纪和考务工作完成情况。对巡察过程中发现有监考教师和工作人员，工作不负责，造成考场秩序混乱的，要在全市进行曝光。对违纪舞弊事件，查实一起，处理一起，决不姑息迁就，重大问题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通报。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7
关键词：张家口城市化利与弊
张家口的地理位置特殊：南面是中国的心脏北京，北面就是平坦的蒙古草原，驻蒙苏军机械化兵团1-2天就能打到张家口，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适合防御作战。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国家一级军事要塞的张家口不可能开放；由于中苏关系在1991年之后逐步缓和，张家口作为军事要塞基地的地位相应下降了，因此才逐步对外开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增长，到2012年，已达50%以上；张家口的城镇化率在2014年底也达40%。张家口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增长，对这个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然而，城市化的发展对张家口即有利也有弊。
一、有利方面
（一）扩大消费，拉动地区经济增长
张家口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多，四区十三县中有10个县为部级贫困县，各方面条件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比较落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推进城市化，能增加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增强本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进一步可以拉动本市内需，扩大人均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二）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提高资源配置，增加耕地面积
全市总面积3686155公顷，现有耕地面积898751公顷、牧草地475873公顷、林地面积679060公顷、水面积78955公顷。推进城市化，不论是农进城还是就地农转非，都必须促进人口集中化，这样就可以将一些小、破、非劳动力多的村庄可以加以整合。自尚义县套里庄、张北县狼窝沟，到赤城县独石口一线以北的坝上地区南高北低，地势较平坦，草原广阔，还能有效的保护内陆湖泊（淖），岗梁、湖泊、滩地和草坡；处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过渡带的南部坝下地区，即可植树造林，又可规划土地，扩大耕地面积，保证18亿亩红线。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地域优势，开发丰富资源
境内拥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矿产资源，风力资源，旅游资源以及众多名胜古迹。推动城市化，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更多投资，依托于本市雄厚的工业基础，尤其在机械制造、钢铁、电力、煤炭、卷烟、酿酒、纺织、医药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此外，地处京冀晋蒙四省区市交界地带，毗邻北京，国道省道，铁路，航空交通一应俱全。既能利用附近丰富的人才，科技优势，又可凭此良机发展城乡经济，推动农村人均收入的提升，缩小城乡差距，增强优势资源可开发可利用性，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
尽管张家口地区顺应城市化发展潮流，积极寻找发展契机，取得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
二、不利方面
（一）农村发展面临困境
按照规划，我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3%-6%的土地，比例也许不大，可是面积不小，约30万到60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我国平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截止2000年，张家口市土地总面积3679652.99公顷，其中农用地2491417.73公顷，建设用地151021.83公顷，未利用地1037213.42公顷。
张家口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扩张对土地需求不断增加，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造成农村生产资料减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基础地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发展滞后，大量农村人口面临脱离土地后的就业问题，剩余劳动力人口转移不善，就业引导制度不健全，剩余劳动力问题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城市病问题突出
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欠缺全面的考虑，一味追求数字的增长，忽略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张家口地区也不可避免的陷入城市病问题的困扰。
1.盲目扩张
城市建设违背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合理有效的发展规划，相关政策和法缺失，盲目追求硬性数字的增长，大肆兴建形象工程，造成资源的浪费，出现了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忽视了以人为本的核心，偏离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
2.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
大量工矿企业进驻，而环保设施建设落后，废气废水非法排放问题得不到制止，造成了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外来人口进入和地区自然的人口增长，造成就业压力，交通压力等城市问题，人民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张家口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保障资金短缺，社会保障制度项目单一，覆盖面小，社会化水平低，力度小，功能性较差，缺乏相关政策法规的管理和规范，地方落实不积极，保障申请不顺利，冒用，挪用现象得不到制止。医疗资源短缺，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突出，相关机构监管不力。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8
【关键词】小产权房转正利弊利益相关者
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主要因其价格低廉的特点而逐渐吸引着人们的关注，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住房形式之一。
小产权房分布范围较广，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小产权房的存在。小产权房的购买群体范围也很广，主要分布在全国各个不同的领域和阶层。
一、我国小产权房转正的内涵及争议
小产权房转正亦称为小产权房合法化。小产权转正也可以理解为小产权房具有完全的或者全部的产权。对于小产权房转正的说法就目前来说，大致分为赞成、反对和中立三类。
赞成小产权房转正的人包括部分的专家学者、部分收入较低的城市居民、部分高收入者等。在专家学者看来，小产权房转正有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合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抑制房价上涨等。部分收入较低的城市居民因为工资水平较低，所以选择购买价格低廉的小产权房。部分高收入者认为小产权房转正之后，小产权房开发的项目中还包括别墅类等奢侈型小产权房，该类型的小产权房能够满足高收入者对生活品质的需求。
部分人反对小产权房的转正，主要包括中央及省级政府部门、部分专家学者、商品房开发商等。中央及省级政府部门和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小产权房虽然满足了部分人民的住房需求，但是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等。
对小产权房处于中立的态度的人，包括部分专家学者、部分城市居民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小产权房问题比较复杂，很难判定其是否应该转正。部分城市居民是指在城市拥有住房的居民，认为小产权房问题与之无关。
二、我国小产权房转正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利弊分析
从地方政府角度分析：小产权房转有利于抑制房价上涨。但是目前小产权房只有乡政府或村政府颁发的产权证，因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小产权房转正可能会出现我国耕地的破坏、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公，房地产秩序的不稳定等问题。
从房地产开发商角度分析：房地产开发商获得的利润会下降，除非商品房开发商同样开发投资建设小产权房。小产权房转正之后，作为其开发商必能获得较大的利润，因此出于趋利心理小产权房开发商必定认为小产权房有转正的必要。
从小产权房购买者角度分析：小产权房转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人们买房的压力。对于购房者而言，小产权房转正最大的弊端就是可能导致小产权房销售主体哄抬小产权房房价。在小产权房价格提高幅度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许多中低收入者买房难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会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面临着严重失控的后果。
三、我国小产权房转正的障碍因素
（一）体制障碍：1.政府监督体制：目前我国的政府监督体制还不完善，存在着监督深度不够或者监督方式不当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将对我国小产权房转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小产权房如要转正则必要需要进行深刻的制度改革，小产权房转正的最大障碍就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二）市场障碍：1.土地市场：由于我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土地财政有很深的依赖性和偏好性，因此我国政府并不是很认同小产权房转正，继而阻碍了小产权房转正。2.房地产市场：由于小产权房开发商在资质经验等方面的不足，继而导致了小产权房项目在质量、环境与物业管理上不如普通的商品房。部分利益群体哄抬市价，进一步扰乱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因此给小产权房转正增加了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三）法律障碍：我国小产权房目前还没有获得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支持，所以法律障碍是我国小产权房转正的主要障碍之一。
四、我国小产权房转正的对策
（一）我国小产权房转正的体制对策：1.完善我国政府监督体制，加强政府监督管理的力度。政府在履行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应不断提出新的有效的方案完善我国的政府监督体制。政府要加强对小产权房建设占地的限制，以防小产权房的大规模滥建、未建等现象的产生。2.加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科学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因此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扫除小产权房转正的障碍。3.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加快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可以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加强其进入和退出机制；二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三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差异情况调整保障性住房的进入门槛。
（二）我国小产权房转正的市场对策：1.政府让利于民。政府在土地征收问题上应该坚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做到以社会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先。2.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努力改善居民的住房情况，满足大多数居民的住房要求，实现整个房地产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小产权房转正的法律对策：1.完善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局部地区需要采取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因此允许地方政策的细化。2.明确农地产权。首先要明确农地产权；其次是在土地征收问题上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3.分类处理小产权房。小产权房转正也并不是指所有的小产权房都有资格转正，而是一种有条件的转正。4.提高人民对法律政策的认识。提高人民对法律政策的认识既能降低人民购买小产权房的风险，还能保障小产权房购买者的合法权益。
结语
我国小产权房转正还存在许多问题，权衡小产权房转正的利弊后，得出结论是小产权房转正的利大于弊。小产权房转正顺应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因为对小产权房转正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所以我国还要加强对小产权房转正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研究出合适、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小产权房转正的问题，并且为人民解决住房困难这一难题。
参考文献：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9
关键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垄断征地土地市场
一、“土地财政”的成因及定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扩张阶段，因而对城市用地的需求急剧上升，导致农用地转向非农用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农业用途转变为城市用途、农业用地变为工业和商业用地的价格也随即高涨，在这个过程中，担任这个中间转换地位的机构或个人将获取暴利。2004年，国土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71号文”，即《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8月31日前将历史遗留的经营性用地以协议方式出让问题加以界定并处理完毕（即所谓“8・31大限”），8月31日后不得再以协议方式出让。也就是自2004年8月31以后，所有土地都必须通过政府的招拍挂才可上市，政府成为唯一的土地供应商。这里的政府指的是地方政府。追溯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中央政府抽走了更多的税收，下放了更多的政权，导致地方政府不仅依靠税收部分的收入下降，还带来了更多的支出需要。因此，地方政府为了生存下来而“被逼”形成了一个卖地的“大企业”，这也就是“土地财政”的成因。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而城市土地由国家所有，并规定只有涉及公共利益需要时，国家才能向农民征用土地。但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即向政府购买一定年限的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这就导致不管是公共利益还是非公共利益，土地需求者只能向国家申请土地，而不能直接从农民或集体手中购买。因此，农民手中的土地只能自用，如果想要卖掉土地，只能通过国家，不能直接向土地需求者出售土地，也就不能享受由市场竞争反映出来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由于政府是把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唯一合法垄断机构，因此其享有垄断定价权利，这使得政府对征地的补偿标准大大低于由市场竞争反映的土地真实价值，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综上所述，地方政府不仅拥有对农用地的唯一征收权，而且还垄断了城市用地的供给，形成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或“土地双垄断”。
二、地方政府过量征地的原因及表现
我国的土地主要由城市用地和农村用地构成，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在地方政府对农用地征地的过程中，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政府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安置补助以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且补偿标准不“超过”土地年产值的30倍，但没有细致的规定，因此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由于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的决定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等因素在和地方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就只能获得极低的补偿。城市土地的价格要远远高出农村土地的价格，正是由于如此悬殊的价格差异，使得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方式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远远大于征收土地补偿金。这也就造成了土地领域出现大量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侵权行为，如采取乱占滥用、未批先用和随意改变土地属性等。同时，采用超规划、越权和分拆批地等审批征用土地程序，而在针对耕地占补平衡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上存在占优补劣、占多补少甚至不补等行为。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或为获取高额的财政收入解决负债问题，对农业地进行非法征收和强制拆迁，大肆地卖地，而且将以较低价格征用过来的城郊和农村土地储备起来，减少土地的供应量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房价上升后再将其进行招拍挂，取得囤地收入的最大化。
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地方政府过渡征用农业地使得我国将面临土地资源稀缺与浪费并存的现状。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7.20万公顷，空闲土地5.48万公顷，批而未供土地13.56万公顷，三类土地总量为26.24万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目前，中国耕地保有量正在向18.12亿亩的红线逼近。中央政府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及注重国家利益，规定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保证目前耕地不能低于18亿亩耕地。地方政府由于可观的利益诱惑，看准了中央政府需要付出的高额监管成本，且各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共同利益也存在合谋行为，想方设法要化基本农田为非基本农田，加大转换成建设用地的几率，进而通过化整为零和以租等方式在与中央政府博弈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四、“土地财政”的优缺点及应对弊端的对策
众所周知，任何制度的制定都有其优缺点，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制度能成为计划经济体制转型期的产物必然有其原因，它的存在不仅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还有规模经济带来的较低会计成本，对国家来说，这种制度有绩效优势，而且还会促进长期的高投资率。我国把房地产归为第二产业，土地的垄断也加速了土地城市化中房地产的投资，对我国GDp的增加有积极作用。同时，如果征地过程中土地完全由市场主体自由开发，那么原本成片有序开发才有价值的土地，可能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无法发挥其应有价值。但其弊端也仍然存在：第一，造成农地与非农地价格比例严重失衡，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民的权利受到了严重损害，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征地过程中的垄断低价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由于地方政府征地成本低，对企业的相对低价供给会造成产业进入门槛低、产业同构性强等，很难在市场机制中淘汰过剩的产能，因此，大量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被粗放利用。第三，政府的垄断供给造成房价高涨，形成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第四，虽然“土地财政”会带来规模经济，降低会计成本，但会造成土地市场存在两权分离的公有制产权侵蚀、政企不分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要素缺损的市场机制，从而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就业人员和资源配置损耗，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包括绿色成本在内的许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第五，土地征收将会成为政府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而且这种权力的滥用势必导致农地不可再生资源的快速消失，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最后，政府垄断经营还将影响市场公平原则。
根据上述讨论，“土地财政”制度虽然依然存在，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因此，我国亟需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其带来的问题。第一，明确产权问题，加快集体所有权的建设。地方政府拥有土地征收阶段的垄断权主要依赖于在基层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模糊界定。第二，提高土地征收补贴费用。第三，增强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的社保责任，地方政府毫无节制地征用农业地，会出现大量的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政府有责任保障这些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刻不容缓，其不仅是公平、公正的需要，而且对降低土地征用的交易成本及减少土地征用的阻力有积极作用。第四，实施土地财产税制度。世界上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土地税收中对存量地产征税，而不是对增量土地的出让和出售。设置“土地财产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收来源，从而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源问题。第五，为保证基本耕地，在农地征用过程中设置“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简单地说就是变更土地用途（在经得政府准许之后），对土地进一步开发并获得更多收益的权利，是一种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总之，造成土地过度征用不仅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权，更由于中国土地发展权的缺失。第六，加大中央政府对土地运作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征地寻租行为。第七，加强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即努力让地方政府认识到自己为社会谋福利的职责而主动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的，避免双垄断的弊端。这里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服务性和维护公平性，而不是利用这种先天优势参与其中，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社会利益等行为。如果政府能够针对这些意见制定相应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那么“土地财政”制度将更能发挥其优势。
五、结论
本文涵盖了针对我国目前土地市场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一般分析，包括“土地财政”的成因及定义、地方政府过量征地的原因及表现、“土地财政”的优缺点及应对弊端的对策，还针对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博弈的优势进行了讨论。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目前“土地财政”有很多问题存在，但这只对地方政府来说有利可图，而且可能是以损害其他更需要保护阶层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本文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要长期存在，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弥补其弊端，使地方政府双垄断能更适应我国国情并为全社会带来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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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雷文斓，房誉，梁倩文.土地双垄断情况下的收益博弈.[J].财经科学，2012（5）.
城市发展的利与弊篇10
【关键词】中国高速频道财务舞弊启示
中国高速频道公司（ChinamediaexpressHoldings，inc，CCme）号称是中国最大的专业经营城际巴士车载电视媒体的传媒公司，总部设在中国香港和福州。2009年10月，公司通过反向收购美国特拉华州的tm娱乐传媒公司，成功变身为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概念股。2013年6月20日，美国证监会提讼，认为公司自上市之日起就开始错误报告其经营业务、财务状况和利润增长，指控公司违反报告、账簿记录和内部控制条款，指控公司的董事长兼执行总裁违背证监会规则，并在要求罚款、追缴所得的同时，下达永久禁令，禁止Ceo担任任何上市公司高管或董事职务。这成为美国证监会下属的“跨境工作小组”发起的最新一起针对拥有重要海外业务的在美上市公司的诉讼案，对同类公司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一、案例背景
1.公司简介。CCme于2009年10月15日上市当日收盘价为7.59美元。在2009年12月31日的年报10-K表格中显示，公司报告的收入高达9590万美元，净利润4170万美元，分别较上市前一年增长52%和58%；而不久之后的2010年11月9日的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收入达到1.55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的6400万美元增长142%。伴随收入和利润上升的是公司股价的一飞冲天，季报公布当日达到创纪录的20.18美元/股，不到一年的时间股价就比上市首日上涨166%。
公司报告的收入增长以及大量的现金余额，引起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追捧。甚至早在2010年1月，CCme就与一家对冲基金签署了一项股票购买协议，出售100万股CCme的优先股，对冲基金并保证购买大约150万股CCme普通股，总价款高达3000万美元；2010年10月，该基金再次支付约1300万美元购买150万股公司股票，2010年12月，该基金支付大约1000万美元的资金来履行1月份签署的协议。也就是说伴随着公司公告的优异业绩表现，CCme在2010年就从同一家基金处获得了大约5300万美元的资金。
2011年1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在上海2011年度中国潜力企业榜榜单，将CCme列为最具潜力的企业榜榜首。
2.舞弊调查。
（1）中介机构调查。公司超乎寻常的业绩增长很快引起一些做空机构的关注。2011年2月1日，美国著名调查机构香橼研究（CitronResearch）打响了第一枪，质疑公司为何能够在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取得比包括华视传媒在内的业内优秀公司高出许多的增长，此后CCme引起浑水公司（muddywaters）、HolzerHolzer&Fistel等多家调查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的追击。其中2011年3月2日，浑水公司的报告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CCme存在实质性舞弊且管理层参与粉饰，在调查报告中，浑水公司提供了一份发生在2月23日CCme销售人员和分析师的电话谈话记录，揭示公司承认参与证券舞弊；报告同时质疑，CCme在网络巴士中超过半数没有实际运行相关的广告内容，所宣称的与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著名公司达成的协议是假的；浑水公司还将调查人员与CCme销售人员交谈并获得的电子表格等传递给外部审计师――德勤的不同合伙人，以提供证据支持其舞弊猜测。同时列举的证据还表明，行业中比CCme竞争力强的广播集团、福克斯媒体公司，收益能力却低于CCme，因此质疑CCme存在舞弊，股价存在泡沫。2011年3月11日，CCme的外部审计机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发出公函，辞去公司的审计业务；两天后CCme的财务总监JackyLam也向公司提出辞呈。2011年5月19日，纳斯达克将公司股票停牌，原因是未能及时提交2010年第四季度和年度财务报告；2012年3月，SeC开具执法函，因CCme未能提交所需文件而将其证券不予注册；2012年8月，公司股票退市。
（2）SeC调查。2013年6月20日，SeC的指控文件显示，CCme的舞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货币资金造假。CCme于2009年10月上市，当年年报中报告了5700万美元的现金，而实际上的现金余额仅为141000美元；在2010年11月9日的报告中，则将原本仅1000万美元的资金夸大为1.7亿美元。上市1年左右的公开报告中，公司多报的现金余额高达452%～40433%（其中2009.11.16的8-K表显示报告的现金余额为40855千美元，实际为269千美元，高报15088%；2010.3.31的10-K表显示高报40433%；2010.5.14的10-Q表显示高报452%；2010.8.13的10-Q表显示高报1121%；2010.11.9的10-Q表显示高报1557%）。
公司资金虚报引起了外部审计师的关注。调查资料显示，因怀疑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和函证回函存在舞弊，德勤曾要求公司采取特别财务措施，包括授权外部审计人员直接从公司的开户银行获得银行对账单的复印件，2011年3月8日，当审计人员发现CCme并没有采纳这些措施后，要求其在下一工作日截止前采取措施；3月11日，在CCme没有回应审计师要求的情况下，德勤正式辞任审计业务。
这一事项引起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关注，并通过聘请一家全球性的律师事务所开展内部调查。该事务所雇佣一家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司法审计服务，以帮助获得银行对账单来证实公司公开报告中列报的现金余额。由于在德勤的辞任原因别提及公司公开报告的现金余额准确性存疑，因此律师事务所将直接从银行获得对账单副本作为最优先考虑的工作。2011年5月3日，会计师事务所团队与CCme高管层碰面，讨论包括取得来自公司的授权函以直接从银行获得对账单副本在内的诸多事宜，但当天深夜，公司总裁打电话给团队的一位高级会计师，在承认现金报告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不符的同时，提供1000万人民币（约合150万美元）的贿赂，以避免内部调查组检查公司过去1～2年的对账单。会计师在拒绝贿赂的同时，将该事项告知律师事务所及其所在的香港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司；事务所要求该总裁立刻辞职，否则不再提供司法会计服务。大约1个月后，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直接从公司开户银行获得每个账户的银行对账单，从而全面揭开公司的现金造假行为。
第二，虚构客户关系。SeC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CCme虚构百事（pepsi）和苹果（apple）两家国际著名公司客户关系事实，认为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误导投资者行为。在2009年的SeC的10-K表，以及随后填报的2010年的10-Q表中，公司披露已经“吸引几个著名的国际和国内品牌加入其广告网络，包括百事公司”；在2011年11月的投资者报告中，公司引用所谓的百事公司陈述：“中国高速频道通过大规模的城际巴士网络，将我们的产品推广给二级城市，这对我们的销售扩张非常有利”，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调查结论显示，百事公司与CCme并无直接广告关系，仅有百事公司当地的一家瓶装厂提供了21000美元的广告费，同时百事公司也没有做出CCme投资者报告中的陈述。2010年12月8日，CCme一份公告，宣布开展Switow购买平台，方便合约广告商。在这份公告中，公司宣布其与很多全球著名的国际和国内公司或其分销商签署合约，包括苹果在内的厂商将在Switow平台推销其最流行的产品。2011年2月3日，公司宣布已经与中国的一家官方经销商eadingGroup签署合约，在Switow杂志上推销包括ipad在内的苹果产品。而这也并非事实，调查发现，CCme与苹果或其官方经销商没有任何合约关系，也不曾为苹果产品提供广告服务。
第三，公司缺乏充分的账簿记录和有效的内部控制。显然，公司的收入虚增，货币资金虚报，表明公司未能做出并维持真实、可靠的账簿、记录和账户，未能公允地反映其财务成果和经营活动，事实上公司能够建立并维护虚假的银行对账单，大肆虚报其真实的现金余额，高管层参与造假并试图贿赂调查人员，表明公司的内部环境存在重大缺陷，未能合理保证公司的经济业务得到恰当记录，未能合理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编制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特别是货币资金的收入、核对和使用方面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第四，高管向外部审计师撒谎，不当签署公司财务报表。作为上市公司，及时、全面、真实地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根据2002年美国的《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Ceo有责任确保信息的真实可靠并应承担不实公告的法律责任，但CCme舞弊案中，从上市之初到公司被停牌，几乎每份公开资料中都包含了虚假的陈述，从货币资金高报到虚构重大客户关系，但公司的董事长兼执行总裁都在这些资料上签字。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高管层在利益面前铤而走险的心态，甚至在外部审计师和内部调查机构提出货币资金存在舞弊可能时，公司负责人竟试图贿赂调查人员。调查资料显示，公司董事长2010年1月签署的与对冲基金的股票购买协议中，包含了大量的虚假声明，错误列报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而在得到对冲基金支付的3000万美元后大约1个月，CCme就给总经理个人发放了大约1600万美元的薪酬，履行反向并购协议条款中的欠薪；而在公司的薪酬激励计划中明确，如果公司能够满足特定的净利润目标，则高管层能够获得相应的股票授予权，例如公司在满足2009年的净利润指标时，总经理个人就收到了60万股公司的股票，市值大约600万美元。也许正是舞弊带来的巨大收益，使得公司负责人积极参与财务舞弊，通过错误报告其经营业务、财务状况和利润超常规增长，实现个人财务好处。
二、案例启示
1.舞弊迟早是要惩罚的。尽管CCme在上市后一时风光无限，股价更在短短1年时间内上涨166%，但建立在流沙上的财务业绩，终究会在市场的大潮中现出原形。罚款、追缴所得、市场禁入等惩戒也许只是初步的惩罚，集体诉讼、刑事责任的追究才是致命的打击。内部控制规范中将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公司的基本目标之一，有其必然性和挑战性。CCme案例只是美国资本市场上发生的无数舞弊案例之一，但遵守法律法规，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是上市公司治理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