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性资产管理篇1
[关键词]公共财政；非金融性国有资产；基金；本金
一、公共财政与非金融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
根据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我国成立国资委，按照“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统一的原则，由国资委作为所有者代表，代行所有者职能，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本。这样，国资委及其下属的国有资本经营管理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及国有控股公司等单位，将与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如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不再具有直接关系，也不再具有传统的行政管理职能。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既独立运行、各司其职，又相互交叉、相互支持。
(一)公共财政与非金融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区别
1 行使职能的法律依据不同。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职能，出资人职能的形成不是基于行政权力而是基于对资产的占有，因此出资人权力的行使也只能依据民法，不能依据行政法。而公共财政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行政法。从法律的角度看，行政法是一种公权力，其前提是调整对象的主体地位不平等，出资人权利是一种私权力，受私法规约，如假定国有资本以股份的形式存在，这部分资产收益的分配问题就要依据《公司法》由股东大会决定，而不是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确定资本预算流入公共预算的数目。
2 职能划分内容不同。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都属于公共部门，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和目标。从我国改革情况看，国资委成立后，国务院划入的职能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的职责；二是原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三是原财政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职责，如拟订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的法律法规草案和规章制度、负责监缴所监管企业国有资本金收益、研究提出国有资本金预决算编制和执行方案、负责国有资本金的统计分析等；四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拟订中央直属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政策、审核中央直属企业的工资总额和主要负责人的工资标准等职责。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则相对缩小，主要表现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系列收支行为，目的是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创造条件。
3 资金来源不同。在传统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下，国家在从国有企业收取税收和投资收益的同时，要包揽企业的一切事务，包括以财政资金对企业进行投资，导致财政资金和企业资金不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后，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正确处理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资本经营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行利税分流，建立起“税保财政，利促发展”的资金保障模式。
实行利税分流后，公共财政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向包括国有企业的所有企业征收税收来完成。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对政府公共财政的贡献应该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主要通过照章纳税来体现。另外，国有企业要以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上缴财政，作为财政资金的补充来源。企业的投资等行为则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市场原则做出决定，投资所需资金以企业收益留存或其他融资方式筹集，财政资金一般不再承担对企业投资的任务。
4 管理目标不同。基金本金分流理论已经为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差异进行了分析。从本质上看，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国有资本为出资人的现代企业制度(华生，2003)，这就需要国有资产管理完成从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的转变，资本是具有增值性的，因此国有资本管理的基本目标必然是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次还要满足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需要。公共财政管理的根本目标则是保持社会经济稳定，为社会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公共财政与非金融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内在联系
公共财政资金属于基金范畴，生产经营性国有资本属于本金范畴，虽然本金和基金的物质属性、效益目标当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属于国民经济中财产物资价值的货币表现，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
1 基金的形成来自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国民收入的创造依赖于本金的投入与收益的实现，所以本金运动是基金运动的基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流通活动的正常进行，又需要国家社会行政事业管理单位提供社会稳定、经济秩序和国防安全等公共产品。同时，国家通过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财政措施，如承担中央困难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用、分流人员费用、破产企业安置职工等费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解除后顾之忧，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而这些由公共财政承担。
2 国有资本出资人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要服从社会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在依法经营、产品质量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和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一样接受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作为我国主管财政收支、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部门，财政部门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运行有着不可替代的监管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在财务会计方面要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从而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二是财政部门依法拥有对国有企业税收征缴情况进行监管；三是按照国务院规定，国资委管理的国有资本统计结果报财政部备案，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拟订要征求财政部意见。
3 国有资本出资人是在国有经济范围内行使出资人职责，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是有密切关系的，财政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制定有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增加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力度，并通过其乘数作用，引导和扩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完成，国资委在行使出资人职责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个大局。
4 本金和基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经营性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必须要通过一定方式反馈给社会，在国家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将部分国有资本净收益转化为基金，弥补财政资金或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如将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所获得的收益，弥补社保基金不足；在财政资金满足职能的实现后仍然有一定结余的前提下，也可以将部分结余资金用于无风险投资，如我国允许有关部门利用社保基金进行再投资，以及通过所得税返还或增值税先征后返支持企业发展等。另外，为支持企业发展，国家也可以动用财政资金，直接投资于企业，增加国有资本金。
二、建立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促进基金本金相互转化
建立基金与本金相互转化的有效机制，是完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监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基金转化为本金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这主要是一些传统经济条件下的做法得以延续。如财政部门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设置专项资
金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更新，甚至直接动用财政资金增加企业的国有资本金。但在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前，本金转化为基金的途径并不畅通。
1994年，作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配套措施，国务院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结合税制改革和实施《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调整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政策和形式，规定“国有企业统一按国家规定的33％税率交纳所得税，取消各种包袱的做法”。同时，考虑到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差，利润水平较低等现状，为解决国有企业脱困等问题，作为过渡措施，规定“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从当时情况看，暂停收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内容之一，只是过渡措施，其目的是减少企业负担，充足企业发展所需资本金。从实际效果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国有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内部组织结构和经营状况均发生了变化，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显著减轻，盈利状况大幅改善，资本积累能力显著增强，应该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恢复向国家上缴税后利润或分红的做法。
(一)非金融性国有资产收益为全民所有，应该通过财政支付的方式补助给全民
非金融性国有资产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其收益也应归属于全体人民。一般认为，所有者权益包括资产占有使用权、资产处置权和资产收益权。国资委作为国家虚拟的一个非金融性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可以依法行使对该部分资产的占有、使用、管理和处置的权力，但并不能因此而代表全体所有者享受该部分资产的收益。真正的受益者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全体人民，而不是一个虚拟的主体。即便是监督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全体员工，也无权代表全体人民独享该部分收益。因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必须以一定形式分配给全体所有者。《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也明确规定“要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财政支出的资金，才能真正使全体所有者受益。因此，非金融性国有资产的收益分配应由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合理确定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基础上，共同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按照一定比例交入国库，构成公共财政资金的来源之一，再通过财政支付返还给全体所有者。
(二)部分国有企业依靠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所获取的高额利润应上缴国家财政
国家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赋予部分国有资产经营企业一定特权，如特许经营权，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保护部分行业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正是依靠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远高于其他企业的高额利润。
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中央国有企业资产中，处于垄断性行业的资产占67.5％，竞争性领域资产占30.2％，公益性及其他行业资产占2.％。占据垄断地位的通信、能源、石油等领域的经营性国有资产贡献了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绝大部分。从上表可以看出，石油石化、烟草、电力和邮电通信4个垄断行业的中央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为总数的32.4％，占有58.86％的所有者权益，领取4l％的工资，贡献了66.37％的利润，人均所有者权益、工资和利润分别是总平均数的1.82倍、1.26倍和2.05倍，均高于其他行业。石油石化、烟草和邮电通信行业的获利倍数也远大于平均获利倍数4.0。这些少数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其获利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对于这部分“超额利润”，应该上缴给国家财政，补充国家财力的不足。
(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顿、职工社会保障等所需资金均由财政资金支持所需资金应从收益分配中得到补偿
为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国家财政拿出大量资金，安顿下岗职工，解决职工社会保障问题，一方面财政要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成本“买单”，另一方面经营较好的国有企业大量税后利润的分配处于国家失控的状态，企业权益资本的成本实际为零(无偿占用)，显失公平。
三、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积累和消费两部分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积累过多，消费萎缩，不利于生产发展；消费过多不利于积累，生产发展没有后劲。非金融性国有资产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过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非金融性国有资产的发展壮大，不仅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对保持社会稳定、扩大就业等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应将适当比例的国有资本收益用于发展社会再生产，调整国有资本的产业结构，实现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之争
在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之前，我国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应为国资委，认为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资委有效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必要手段，如果由财政部门编制，将导致对国有企业的计划管理或是垄断强化，混淆国有资本管理与公共财政管理的界限，导致预算资金的相互挤占和挪用。但如前所述，国有资本监督管理机构不能代表全体人民享受全部经营收益，应通过上交财政的形式将一部分经营收益，用作全民消费。也就是说，国资委所享有的收益处置权(再投资权)，只针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国资委在收取国有企业上交的经营利润之后，首先要将一定比例的经营收益上交国家财政，用作全民消费，然后，再根据国有资本战略发展的需要，将剩余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政府复式预算体系的一部分，应该由财政部门编制。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明确了各级财政部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有国有企业监管职能的部门和单位，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目标
笔者认为，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目标的认识，要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为解决国有企业脱困，实行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的大背景下。不让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实际上是国家暂时放弃了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权益。因此，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就是要让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参与国有或国有参股企业利润的分配，享有所有者权益。另外，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主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能够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引导中央企业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帮助中央企业渡过难关，进而实现国家的各项宏观调控目标。如我国2008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额547.8亿元，其中：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中央企业新设出资和补充国有资本的预算支出270亿元(约占49％)，用于支持特大自然灾害中损失较重的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的预算支出196.3亿元(约占36％)，用于推进中央企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预算支出81.5亿元(约占15％)。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2
关键词：资产价格；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微观调控。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性交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性交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性交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2007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Grossman，1988；De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
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Long&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LongJ.B.，Shleifera.，SummersL.H.&waldmannR.J.，1990；JonesS.，LeeD.&weis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Gorton，1993；Hong&Stein，2003）。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Froot，1986；Brock&Hommes，1998；CarlChiarella，RobertoDieci&Laura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Schwartz，1986；Di-amond&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Schwartz，1988；Zentanakajima&Hiroo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Dybvigr，1983；Stigliztz&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转贴于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参考文献：
[1]李成，龚杰。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金融监管制度变迁解读[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2）。
[2]刘凤元。资产价格泡沫研究综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潘志刚，李忠民。西方金融监管理论演变文献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6）。
[4]文彬。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及在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问题，2007，（11）。
[5]吴卫星，汪勇祥，梁衡义。过度自信、有限参与和资产价格泡沫[J].经济研究，2006，（4）。
[6]杨爱文，林丹红。金融监管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2，（3）。
[7]叶静雅。资产价格泡沫理论综述[J].皖西学院学报，2008，（4）。
[8]allen，Franklin，GortonandGary.ChurningBubbles[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93，60（4）：813-36.
[9]CarlChiarella，RobertoDieci，LauraGardini.assetpriceandwealthDynamicsinaFinancialmarketwithHeterogeneousagents[J].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2006，30（9）：1755-1786.
[10]DeLongJ.B.，Shleifera.，SummersL.H.，waldmannR.J.positiveFeedbackinvestmentStrategiesandDestabilizingRationalexpectations[J].JournalofFinance，1990，45（2）：379－395.
[11]JonesS.，LeeD.，weise.HerdingandFeedbacktradingbyDifferenttypesofinferenceonCointegrationwithapplicationtotheDemandformoney[J].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9，52（2）：169－210.
[12]Josea.Scheinkman，weiXiong.overconfidenceandSpeculativeBubble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3，111（6）：1183-1219.
[13]Kaufman，G.G，BankFailures，SystemicRiskandBankRegulation.Cato，Vo.1996，（16）：17-45.
[14]Luxt.HerdBehavior，BubblesandCrashes[J].theeconomicJournal，1995，105（431）：881-896.
[15]StiglitzJ.e.andandrewweiss.CreditRationinginmarketwithimperfectinforma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1，73（3）：
393-410.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3
【关键词】不良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战略
为了缓解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99年，国家成立了信达、长城、东方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2001年底，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在《光明日报》上联合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表现在：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良性发展；帮助了国有企业扭转脱困；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和回收率达到了国际上的较高水平；推动了资源的市场化流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育和提高；推动了社会信用秩序的健全和完善。
然而就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银行体系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多数商业银行受访者认为：其所在银行新增不良贷款规模将小幅增加，不良贷款率亦将小幅增加，受流动性紧张以及去杠杆化的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紧迫性更强，处置动机主要是降低不良贷款率。
一、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必要性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是资产处置并不是越快越好，一些存在巨大升值潜力的资产，比如土地，如果处置过早可能会造成收回资产过低（王柯敏、王彩君，2005）；二是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银行信贷资产存在广义上的信用风险，不良资产还会不断增加，2014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669元，比上年末增加1749亿元；不良贷款率1.16%，比上年末上升0.17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余额为63.3万亿，占比为96.05%；关注类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占比为2.79%。2014年11月末商业银行不良率达到1.31%，在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的趋势下，近年来又有上升的趋势。所以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
二、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方向
成立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发展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是收购、管理、剥离和处置四家对应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需要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逐步实现资产结构优化等。由此可见，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首要目标是不良资产处置，确保国家资产安全，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元化经营。
三、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战略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4
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营销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73-03
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背景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financialassetmanagementcompany)是我国为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贷款而对口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财政部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各提供了100亿元资本金,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5700亿元的再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固定利率为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为对价,收购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1.4万亿元金融资产。
按照当时的设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为十年,截至2009年,存续期已经到期。在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目标考核责任制的任务,主要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及有关国企改革脱困之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何去何从,一直都在讨论。2004年,财政部推出的《资产管理公司目标考核责任制方案》破除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当初暂定10年的期限,并赋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三个“允许”: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升值潜力大的不良资产进行投资;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商业化委托资产处置业务;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商业化收购、经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这三个“允许”中出现了两个“商业化”,超出了2000年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从事的纯粹政策性业务范围,意味着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商业化转型。
自2006年以来,国务院陆续批准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入股控股证券、信托、租赁、担保、基金、保险等公司。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纷纷借助这些平台公司,开展相应的商业化业务。2007年1月,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提出要“适时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使之成为以市场运作为基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发展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2008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联合《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提出“具备条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加快向有业务特色、运作规范的商业性金融企业转型”。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金融营销环境是指对金融营销及经营成果有着潜在影响的各种内外部因素或力量的总和,它是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也是金融机构开展营销活动的基本条件。任何金融机构都不是独立存在于经济社会中,周围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属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系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进行商业化转型,实行金融服务营销,首先必须清楚自己所面临的营销环境。
(一)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环境。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质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受国家政治环境影响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当前对金融机构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规范调整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为主,具有连续性和强制性调控的特点;而方针政策以调整具有波动性、易变性的经济利益关系为主,具有周期性调控的特点。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国家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前,我国金融立法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抑止了金融机构的营销活动。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开展商业化营销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范政策法律风险。
2.经济环境。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处于下滑通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都不景气。200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没有见底,外贸对经济的贡献力量在不断下降,内部需求不足无法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亦刚刚起步,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企业生存、发展、并购重组等都处于难以预测的状态中。2009年各级政府要求金融机构与企业共渡难关,在企业最为艰难的时候能支持其解困,银行信贷规模放宽,仅2009年上半年新增信贷规模创纪录地达到7.43万亿元,超额完成了预计全年才能达到的目标。在此环境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信托、租赁等高成本资金的出路存在着一定压力。
3.社会环境。市场经济在我国还很年轻,虽然市场经济的成果已经显现,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进行营销服务时,需要清楚以下事实:一是我国大部分居民历来的储蓄习惯,而对投资知之甚少,甚至是不信任的态度;二是现有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不强,没有形成理性的投资风格;三是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快车道,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加上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国民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4.技术环境。技术环境也是金融机构外部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21世纪,技术进步的步伐日趋加快,技术的生命周期日趋缩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技术的变更与进步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企业的竞争优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市场上其他专业性金融机构相比,在新产品的开发方面,在分销策略、价格策略方面,都难以与其相媲美。当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具有某些后发优势,比如传统业务和产品几乎不需要开发,初始投入成本低,对于传统业务和产品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不需要在一些毫无前景的产品和业务上进行无谓的投入等等。
(二)行业环境分析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具有如下优势: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财政部的背景,且注册资本100亿元,有较雄厚的资金实力与“中”字头的品牌效力;二是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各省会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有较广泛的营销网络;三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信托、租赁、证券、担保、保险等多个专业准入许可证,能够为客户提供“量体裁衣”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且融资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贷款、投资、入股等方式介入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四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多年从事资产处置工作,培养了一批熟悉各行各业的投行人才并积累了广泛的社会资源。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行业竞争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处的劣势:一是与商业银行相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缺少其强大的营业(营销)网络,丰富、稳定的客户资源,商业银行开展居民储蓄、企业存款给其带来了低资金成本运作优势;二是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虽业务品种多,但由于刚刚起步,产品开发在专业性与深入性上往往缺乏竞争力。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市场营销策略
(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
惠普的创始人之一大卫•派卡德(Davidpackard)说过:“营销的重要性远不止于仅仅将其单独留给营销部门去做。”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全体员工都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承诺的价值,满足和取悦于客户,营销才会是有效的,营销的关键首先在于拥有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因此,研制出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是做好营销的基础。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与大客户合作比喻为“菜单式营销,处方式服务”。[1]营销时介绍自己、了解对方,服务时针对需求对症下药,每次与客户接洽尽量做到事先收集资料、分析情况、了解需求,事后归纳重点、制定预案、设计交易、满足服务。平台公司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大客户服务的重要载体,开发大客户资源也能为平台公司带来新的业务机会,因此,遇到问题要及时与平台公司沟通,争取得到平台公司的支持,尽可能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以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保证,也是成功地开展金融营销活动的关键。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既与技术创新有关,也与金融市场体制创新有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借助各种平台公司,不断从产品的长度、宽度、深度和关联度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活动,最后优化组合旗下所有的金融产品,引领市场走向。
(二)实施品牌营销,扩大资产管理公司社会影响力
品牌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符号,它包含了产品、消费者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总和。品牌即是这三种关系属性在一定时期商业整合与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统一的符号化的关系模式,并为关系三者创造和带来价值的一种商业行为。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正处在商业化转型初期,虽然它是国字号金融机构,在过去十年的不良资产处理过程中,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并产生信任感,但是社会上对其商业化业务却不够了解。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自己的企业识别系统(corporateidentitysystem),将企业的经营理念与精神文化,运用整体传达系统传达给企业周边的关系者,使这些关系者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和价值观,如对自己的徽标、字体、颜色都进行统一规范。同时应当优化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可以广泛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进行适时宣传,也可以借助个别事件进行专题宣传,如公司领导人积极参加各种重要的经济金融会议并争取发言,接受媒体访问,及时报道公司的业务动态、与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等等,让社会了解公司,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为市场营销提供背景支持。
(三)确定目标市场,实行差异化服务营销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市场是投资银行领域,这样有利于避免我国金融市场过度的竞争和资源的浪费,而且还拓展了我国投资银行的发展空间,但是投资银行业务众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须突出自己的优势和强项,只有很好地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出来,集中力量于自己领先的领域,才能成为该领域消费者心目中的最佳选择。所以明确目标市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意义非凡。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把大客户作为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实力强,规模大、效益好的大客户资源往往具有综合开发的潜能,具有拉动相关业务的引擎功能,具有资金需求大、技术含量高、风险可控性强、运作成本低、经济效益好等特点。[2]把大客户作为自己的营销对象,比较适合投资银行集团公司的运作模式,有利于综合优势提高自身素质,符合“中”字头公司地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从建立、维护、培育、开发四个阶段来优化大客户管理制度,加强与大客户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发大客户资源,提高项目捕捉的准确性和项目实施的有效性,进而追求项目运作的成功性。
(四)积极发展与银行、中介机构的互利合作关系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不存在同质竞争,却能弥补银行服务的功能短板,是受银行及其客户欢迎的。各大银行具有强大的机构网络和广泛的客户资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抓住当前有利的时机,放弃靠感情谋合作的传统方式,代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感情关系为辅助的合作方式,加强与有其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和沟通。在目前阶段,应该将银行逐步发展成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强大的合作伙伴和最可靠的营销渠道,努力探讨合作机会,不断产生合作成果,努力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中介机构(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中介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可以弥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接触客户的广度、深度上的不足,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依靠这些中介机构的“居间”营销来发展业务、开拓市场。从长期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通过中介机构得到更多稳定的客户和更大的市场,这样的做法符合市场规律,真正互惠双赢的合作,才能实现长久的利益。
(五)培养优秀的营销人员,倡导全员营销理念
只有实施全员营销策略,并辅之以“项目经理制”、“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首先,员工要学习和掌握业务营销技巧。只有熟练掌握营销技巧,才能不断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按照业务种类的要求,与客户进行充分的沟通,从而提高业务的成功率。同时,员工必须积极、主动学习和掌握新业务知识和技巧,只有自己熟练掌握了公司的业务,才能顺利地向客户销售投资、信托、租赁、证券等业务产品,在销售过程中,营销人员也要不断学习、吸收,融会贯通,碰到具体案例时要能为客户设计出合适的交易结构。
其次,营销人员要加强市场调研,找准目标市场。可以通过走访当地的行业协会,参加相关的行业座谈会,了解各行业的发展方向与动态,洞悉各行业的市场风险。解决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问题。同时要强化市场意识,对于市场机会,应及时捕捉、积极跟进,抓住一切可能的市场机会。对于非市场机会,营销人员应该提高辨别能力,学会放弃,避免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第三,发挥好领导者的营销能力。领导班子在社会关系上,接触的层次更高、宽度更广,在业务知识和谈判技巧上,应该更加熟悉和富有经验,在问题决策上,应该更加及时和果断,他们在营销中的作用和实际效果是一般员工无法比拟的。因此单位领导应作为所在单位的首席营销官,开辟的业务资源应该成为所在单位业务收入的主渠道,在大行业、大客户和优质客户以及厂商业务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长久稳定的业务关系。
(六)重视以点带面式营销,积极做好后续跟进工作
一是市场开发首先应当集中力量,在一个地区重点突破一个客户、一个项目,然后发挥点的示范效应,以点带面,迅速打开市场,有条件的可以在当地做一些有社会效应的项目,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力。二是同一行业里不同的企业,客户的需求有相似性,项目也往往有相似性,在一个行业成功开发一个客户、一个项目,可以加深对这一行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去开发同行业的客户,需要的成本往往较低,与客户建立的关系也相对容易。三是做到单项突破,后续跟进。公司的业务是以多元化金融服务为发展方向的,这必然要求办事处在目前综合营销公司各平台的产品,对于能够结合的产品,在前期向客户营销时,可以有针对性的提供一种产品,在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后,再营销其他的产品,采取产品营销的“纵队模式”,在目前产品发展不平衡,营销人员技能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有效。[3]■
参考文献: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5
关键词：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盈余管理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会计处理不断与国际接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正是国际会计趋同的产物。
根据新准则规定，企业在取得除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所规范的股权投资等金融资产以外的企业金融资产时，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对金融资产划分为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新准则对金融资产的规定本希望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但是由于新准则仍存在缺陷，反而给上市公司管理层提供了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其中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主要取决于管理层的持有意图。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不同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且其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影响的是利润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所有者权益，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再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于是管理层在初始确认某项金融资产时可以选择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计入利润还是计入资本公积。
比如购入一支存在活跃市场的债券，按照管理层的持有意图，可以被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到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样一支活跃股票，按照管理层的持有意图可以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类不同，计量方式就不同，对于当期及以后各期的损益、权益影响也不同。。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而且在终止确认和计提减值准备前，变动计入权益，不计入损益；在终止确认或计提减值准备时可将累计变动计入损益；这就为管理层管理利润、每股净利润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而且从上市公司已公告的报表来看，金融资产中存在相当部分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就是已经很多上市公司已经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了。。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资产将成为更多公司的利润调节器，成为其盈余管理的工具。
那么如果想要防止管理层利用对金融资产分类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从根本上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该准则，对金融资产分类标准方面做出较详细的规定，尽量减少和克服其自身的不确定性，避免使用者误解，使之更具操作性。。
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做了大量改进国际准则的工作，其中为积极推进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综合项目而全面修改金融会计准则。2009年11月12日iaSB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9），完成了第一阶段解决金融资产的计量和分类问题的工作，这是iaSB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39）项目的第一步。
iFRS9要求“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作出分类，并以下列基础计量：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满足下列条件时，金融资产按摊余成本计量：业务模式的目标是持有资产以获取合同现金流量；及合同条款仅导致在特定日期产生支付本金以及未偿还本金的利息的现金流量。所有其他金融资产都须按公允价值计量。”iFRS9删除了目前iaS39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以及贷款和应收款项这几个类别，分类基准是基于企业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企业业务模式由企业的关键管理人员确定，不再取决于管理层对单个金融资产的意图，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确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管理可能有多过一个的管理模式，亦可根据不同的目标管理不同的资产组合。
计量上，iFRS9取消了iaS39的例外情况，即不再允许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和相关的衍生工具按成本计量。这些金融工具现改按公允价值计量，但准则亦指出在某些限定情况下，成本可能是公允价值的一个恰当估值。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所有变动均在损益中确认，选择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投资和属于套期关系一部分的资产除外。按摊余成本计量的资产的利得或损失，在相关资产终止确认时、减值或重分类时和通过适用实际利率法，确认于损益。
虽然目前国际、国内已修订或将要修订相关的准则，但就当前中国的情形我还有几点建议。
（一）建议企业自我约束地选择会计政策
企业是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企业选择会计政策应受国家、所有者、债权人、经济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多重制约。从社会责任、法律义务和自身利益出发，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经营管理者都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合法合理地选择会计政策，选择有利于提高企业形象的会计政策。
（二）建议有关监管方的强化监督，加大执法力度
各有关执法部门应强化执法意识，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会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从执法上使造假者受到震慑。让每个企业家、会计人员明白造假所付的成本与风险要远远高于造假所得到的收益，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维护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全面趋同路线图（征求意见稿）[S].2010.04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6
金融脆弱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的更易失败的本性,有时也称之为“金融内在脆弱性”。广义的金融脆弱性简称为“金融脆弱”,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信贷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现在通用的是广义金融脆弱性概念。
二、金融脆弱性的成因
(一)金融制度主体缺陷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本所在。
(二)金融制度客体缺陷是导致金融脆弱性的重要隐患。
(三)金融制度相对稳定的特点和结构缺陷是脆弱性的总根源。
(四)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加剧了金融脆弱性。
(五)来自外部宏观经济因素的冲击。
三、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管理概述。
金融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及时化解,最终将演变为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其累积到过高水平,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这是事关一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
根据形成原因划分,金融风险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具有不同的特性,必须根据不同风险的特殊性寻求相应的防范对策,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
我国金融风险的体现。
1、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尚不完善。
2、不良贷款多。
3、资本充足率低。
4、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
(一)高度重视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工作,有效识别金融脆弱性水平,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前提。
(二)积极进行金融制度创新,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脆弱性的关键。
(三)实施金融分化战略,这是当前化解和防范金融脆弱性的明智选择。
(四)转变金融活动管理方式,加强金融监管,通过金融监管制度创新提高监管水平。
(五)防范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是解决我国金融脆弱性的重要途径。
1、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2、消化不良贷款
3、扩充资本金。
4、防范银行业在股市中的风险。。
论金融脆弱性与金融风险防范
【摘要】
本文拟就金融脆弱性的成因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并结合我国实际作一些阐述。
【关键词】金融脆弱性金融风险防范
【正文】
一、金融脆弱性的涵义。
金融脆弱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的更易失败的本性,有时也称之为“金融内在脆弱性”。广义的金融脆弱性简称为“金融脆弱”,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信贷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现在通用的是广义金融脆弱性概念。
金融脆弱性与金融风险意义相近而着眼点不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金融风险是指潜在的损失的可能性。金融脆弱则不仅包括可能的损失,还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失。此外,狭义的金融脆弱性强调“内在性”,即它是金融部门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对于银行来说,其脆弱性根源在于信贷资金使用与偿还在时间上的分离。本文拟就金融脆弱性的成因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并结合我国实际作一些阐述。
二、金融脆弱性的成因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金融动荡只发生在相对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金融风波发生前宏观经济状况良好,金融动荡与实际经济的联系甚微。传统的经济理论从外部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这使得人们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内因的角度即从金融制度自身来解释新形势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应运而生。金融制度学认为:“金融制度是有关金融交易、组织安排、监督管理及其创新的一系列在社会上通行的习惯、道德、法律法规等构成的规则集合,由金融组织、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个子系统组成。”金融脆弱性即金融制度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指由于外因和内因的作用使三个子系统功能耦合,互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稳健性状态受到破坏,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主要通过金融组织、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个子系统体现出来。金融发展史表明:金融制度结构即使没有受到外部冲击,适应态也只能保持一段时间,各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迟早会出现。金融危机实质上是金融制度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基本功能。从金融制度安排角度来分析金融脆弱性之根源,探索金融风险化解之道,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更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关于金融脆弱性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本文拟从金融制度学的角度来分析金融脆弱性的成因。金融脆弱性即金融制度的脆弱性,归根结底金融制度自身的特点和缺陷是其脆弱性之源,是内因和外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
1、金融制度主体缺陷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本所在。在金融活动中,金融行为异化的突出表现是,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冲动和过度竞争、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和盲目恐慌、金融监管行为的扭曲和不规范、金融当局货币政策的失误和过量的货币供应以及金融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滋生,从而使金融制度功能异化,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金融脆弱性是不同的经济金融活动主体非理的结果。
2、金融制度客体缺陷是导致金融脆弱性的重要隐患。金融制度作为金融合约的安排形式,金融制度客体缺陷主要表现为金融合同的复杂性和不完全性。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本身是一项复杂的合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不完全性,使得金融产品的定价十分复杂和困难;另一方面突出表现在金融产品的高度虚拟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频率高,反应灵敏,“超调现象”明显。金融产品有自己独特的决定方式,影响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因素众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未来收入;二是市场供求关系;三是货币流通状况的变化;四是利率变化;五是投机预期;六是宏观经济变化。金融资产市场竞争程度高,参与者众多,金融资产价格更容易波动,从而使金融交易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金融风险发生和扩散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3、金融制度相对稳定的特点和结构缺陷是脆弱性的总根源。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的不断进行,使原来的金融监管制度滞后甚至失灵,出现“管不住的无奈”,从而使三个子系统功能耦合和互相适应的稳定状态遭到破坏,使金融制度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金融形势,金融脆弱性相伴而生。这是因为金融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金融创新是不断进行的,同时金融活动又是在金融制度结构框架中进行的。金融制度好比是一个木桶,金融活动则好比是水。当新的金融活动不断发展、原有的制度之桶不能容纳它并对之进行有效控制的时候,盲区就出现了。盲区的不断扩大使原来的金融制度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可以说金融创新是滋生金融脆弱性的催化剂。总而言之,旧有的制度安排不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4、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在金融活动中,一旦某个金融主体陷于困境或违约,引起恐慌往往导致其他主体受到冲击,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如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成风和信贷市场上传染性银行挤兑等。金融活动外部性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进一步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5、来自外部宏观经济因素的冲击。经济决定金融,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为金融制度的稳健运行创造了坚实的平台。反过来宏观经济不稳定将对金融制度的稳健性构成巨大的威胁。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化,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经济结构变化等。宏观经济恶化将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信心等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稳定。
三、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管理概述。
金融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及时化解,最终将演变为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其累积到过高水平,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这是事关一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
根据以上所述金融脆弱性的成因划分,金融风险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类:(1)信用风险,一方面是银行对社会公众存在着信用危机,存款者挤提存款而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给银行造成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对银行存在着信用危机,借款人到期不履行合同,无力或不愿偿还贷款,致使银行因贷款本息不能按期收回而遭受损失。(2)流动性风险。是指没有足够的现金清偿债务和保证银行客户提取存款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3)资本风险是指银行资本量过小不能抵补亏损以保证银行正常经营的风险;(4)资财风险,是指由于主客观因素(如内部盗用、侵吞、挪用、短款、外部抢劫、盗窃现钞等)致使银行资金和财产遭受损失的一种风险。(5)结算风险,是指银行在办理银行结算过程中,因工作失误或违反结算规定和纪律,造成损失并需承担责任的一种风险。系统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1)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变动导致银行资产和负债利率变动不一致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2)货币风险,是指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引起货币贬值而带来的风险。(3)政策风险,是指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而造成的损失。(4)国际收支风险,是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汇率变动而引起的风险。
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具有不同的特性,必须根据不同风险的特殊性寻求相应的防范对策,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
我国金融风险的体现。
我国虽然成功地规避了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并非表明我国的金融体系完整安全,不存在金融风险。而恰恰相反,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市场将逐渐放开,国际资本将会在我国急剧增加,我国金融体系将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同时,市场化进程又使政策部门的调节作用逐步削弱,加上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固有弊端,容易产生和感染金融危机。我国金融体系最脆弱的环节是银行体系。在我国的银行体系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在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人民银行资料显示:截至二零零二年底,四家银行资产总额为13万亿元,如加上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部分共为14.3万亿元,占银行业(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它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74%,其中各项贷款近8.5万亿元,占银行业的72%,存款近11万亿元,占银行业的77%,这四家国有银行的安全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然而,通过多年的风险积累,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逐步增大,风险点日益显现,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为非系统风险,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尚不完善。一是产权单一。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惟一的产权主体是国家,这样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没有真正的自,业务活力弱,效率低下,资本金少,不良贷款多。而且产权的单一性和国有性联系在一起,形成债务软约束。二是责权不明。四大商业银行的公有产权形式,决定了他们必须是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承担国家宏观经济调节和促进社会稳定的政策性任务。难以摆脱政府部门干预,不能做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经营风险银行也难以承担。三是政企不分。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兼有企业和一定程度的国家机关二重性质。《商业银行法》规定,国有商业银行是企业是无可争议的,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仍然按照政府行政层次设置,实行行政级别和行政官职称谓,因而又具有政府机关的性质。作为企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在不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政府机关,银行内部职员的价值取向就会发生偏差,银行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力就会受到影响。国有商业银行这种“一身二任”的性质,侵蚀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四是缺少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许多银行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不确切,不完整,对所属分支机构控制不力,不注意内部控制和对风险的管理,使金融资产安全性差。
2、不良贷款多。较多不良资产的存在,严重制约银行的经营和盈利水平的提高。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0.67%,国内银行业尽管经过一九九九年成立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来收购、管理和处置建、农、中和工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1万多亿元,但长期以来由于弄虚作假、贷款展期、贷新还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原来不良贷款比例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贷款质量。而产生不良资产的制度因素与经营环境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原有贷款存量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新增贷款的质量仍然没有保障,据估计还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没有剥离出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到二零零二年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为7万亿元,不良贷款为17656亿元,占25.37%。在不良贷款中,约有6000多亿元将成为实际损失,占全部贷款的8%。如此多的不良贷款,使得中国银行业难以与国外银行竞争,而且还时常面临着有支付危机的可能。
3、资本充足率低。资本充足率被视为银行资产扩张最重要的限制,这些比率被用来保证银行对其面临的风险保持最低数量的自有资金,用于补偿意外的损失,使所有者和管理者安全地进行经营。被最广泛接受的衡量资本充足与否的方法是由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按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巴塞尔委员会开发出的资本充足率把市场风险(外汇、商品、利率、股票风险)包括进来,对银行资产进行恰当的估值。按照这个方法,银行必须针对其具有不同风险权力的资产和表外项目持有不同层次的资本。国内外对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比例一致的看法是:国有银行基本上达不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要求。统计显示,到二零零一年九月,中国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为4.57%,农业银行为1.44%,建设银行为3.79%,只有中国银行达到8.5%,数据证实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较低的。
4、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由于我国股市发展时间比较短,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在一级市场上,上市公司为了骗取上市资格,伪造文件,伪造会计记录,虚增利润,以求达到上市资格;在二级市场上,上市公司不能及时、准确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有的甚至隐瞒重大事实,严重误导投资者,引起市场混乱;在市场交易中,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得不到很好发挥,股市风险异常加剧。从长远角度来看,银行资金有序流入股市对经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在目前我国股市投机成分太多的情况下,过多的信贷资金离开生产领域流入股市,既有套牢风险,也有虚增经济总量的风险,而且银行与股市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银行业也因此越来越暴露在股市风险之下,股市产生的风险必然会波及到银行业,银行业若发生支付性风险,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后果。尽管中央银行近来加强了对违规入市信贷资金的管理,但银行和企业的国有属性,使银行和股市的关系趋于复杂化;而且银行对股市的风险暴露已经把银行、证券公司、国有企业以及炒股人的利益捆在了一起,所有这些人都想从高的股价中获利,这样的利益联盟便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
(一)高度重视对金融风险的研究工作,有效识别金融风险水平,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前提。鉴于金融脆弱性问题的重要性,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纷纷成立了专门的金融脆弱性工作小组,对金融脆弱性展开了深入研究。目前美国对银行系统脆弱性的识别和防范处于领先水平,如着名的CameL指标体系和“及时纠正措施”。“及时纠正措施”是以计算银行自有资本比率来识别银行脆弱性程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成立专门的金融脆弱性研究小组加强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认真分析其根源,建立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来度量、分析我国金融脆弱性状况,及时根据变化的情况和最新研究成果改进对金融脆弱性的识别方法和技术。高度重视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工作是防范和化解金融脆弱性的前提。
(二)积极进行金融制度创新,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随着金融活动和金融创新的深入进行,原有的金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金融形势,结果是导致金融效率低下和金融风险累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程度日益加深。这时金融制度面临着三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对原有金融制度进行修补放大,保持原结构框架只是对制度内部进行局部调整,这就是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另一种是对原来的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用新制度结构取代旧制度或者在旧制度旁边生成新结构,金融制度演变成新形态,这是彻底的根本性变革;第三种情况是当不主动对原有制度进行大手术式的改革时,旧制度所蕴藏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最终将通过金融危机的方式进行强迫性的破坏性的调整和变革,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但却是现实地发生着,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长远来看我们应积极主动地用新金融制度取代旧制度,从原来的修修补补的小圈子中跳出来,从根本上改革旧有的金融体制,消除金融脆弱性的体制根源,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脆弱性的关键。当前,为解决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消除银行系统既有的脆弱性,中国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理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和实施“债转股”,这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只是治标之策,长期来看必须进行金融组织制度创新这才是治本之策。20多年来以“管理为中心”的银行制度改革效果甚微,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后我们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进行银行制度创新,实现国有银行的企业化和公司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银行的公司化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应以股份制改造等多种形式推进银行制度改革,搞好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同时应重视金融市场制度创新,大力开发多种衍生金融工具,创造众多的避险工具和技术,使风险分散化。
(三)实施金融分化战略,这是当前化解和防范金融脆弱性的明智选择。金融分化简单说来就是指金融制度多样化,由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外延粗放型金融增长方式向重质量和效率的内涵金融增长方式转变,从而达到金融结构优化、金融功能细化和金融风险分散化等诸多目标的一种金融发展战略,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应用。目前我国金融制度结构存在诸多矛盾,金融结构不合理十分突出:金融资产结构畸形;国有银行居于垄断地位,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偏少;货币市场发展滞后,资本市场简直成了股市的代名词,票据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严重偏小。为解决目前金融制度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实施金融分化战略。一是要重视培育中小非国有金融机构,使金融活动主体多样化,通过引入竞争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自生能力。二是大力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在规范发展股市的同时,重视发展票据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三是要处理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将过分集中于银行系统的脆弱性分散化。实施金融分化对我国金融结构转型、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分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具有特殊的意义。
(四)转变金融活动管理方式,加强金融监管,通过金融监管制度创新提高监管水平。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脆弱性的重要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是金融监管的核心,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是现代金融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保障,也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的依据。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如监管行为扭曲、监管主体独立性差、监管中的行政干预明显等等。因此应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同时应该顺应世界监管潮流,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由被动的滞后监管向积极主动的超前监管转变。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构筑金融体系安全网,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而加剧金融脆弱性。
(五)防范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是解决我国金融脆弱性的重要途径。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银行业。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点,是解决我国金融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也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重要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不是存在于某一国有商业银行或某一分支机构,也不是存在于某一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问题,而是全部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防范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1)进行股份制改造,促使股权多元化、分散化和合理化。要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活力和约束力,真正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首先必须改革目前单一的国有产权制度,将其改造成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而创造条件在海内外上市,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既有国有资本,又有非国有资本;既有金融资本,又有产业资本;既有国内资本,又有海外资本。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既要股权分散,又要注意保持股权的相对集中,不能小股东太多,以避免“搭便车”现象。从长远看,由于银行并非自然垄断行业,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法制的不断完[，！]善,国家甚至可以逐步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
(2)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单一国有产权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当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就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明确规定四者的权利和责任,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改变目前集各种角色于一身,权责不清、政企不分,既无激励制度、又无约束机制的状况。此外,还必须实行谨慎的会计制度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3)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经营新机制。要建立起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新机制,组建完善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打破以人治为导向的管理决策体系,为挖掘开发银行的竞争力奠定基础。一是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切实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完善贷款审批责任制度、审贷分离制度、贷款风险管理和贷款抵押担保制度,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二是改革人事制度,形成有效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一个成熟的现代金融企业,很重要的一点是获得员工忠实的保驾护航,而要获得这一宝贵的资源,客观上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人事、激励约束机制。三是建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机制,促进整体效益的全面提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追求最佳效益,是现代金融企业的内在要求,也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目标。
2、消化不良贷款
(1)多种途径化解不良贷款。对历史遗留下的不良贷款应采取国家政策支持、银行内部激励、多管齐下、多方式化解的方法。一是要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对金融机构一定时点的资产与负债特别是不良资产清理后,划分为好账户与坏账户,将母体机构的全部或部分不良资产划到或折扣转移到管理公司账户的资产方,冻结并等待重组,一部分经营资本及一些特殊的负债(主要是对应的历史遗留问题)划至管理公司账户的负债方,准备抵扣不良资产,正常的资产与负债留置母体机构的新账户,使母体金融机构轻装上阵,正常运转。二是要建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重组新业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国家来讲,一方面,政府要给予金融机构一些鼓励性的优惠政策,对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削减不良资产额成效显着的银行、部门和特殊人员给予奖励,要区别对待健全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破产的金融单位的不良资产,激发处理不良资产的动力。另一方面,要对不良资产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施加压力,要求其降低不良资产,增加呆、坏账资本金的提取,压缩财务开支,追究有关贷款责任人的责任,促其加大不良资产回收力度。从金融机构本身来讲,一方面,金融机构可通过不良资产项目招标,签订超过处理不良资产基数后给予重奖的目标责任制,制定特殊奖励政策,鼓励业内部门、分支机构处理金融不良资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给相关的内部部门、有关分支机构下达一定的限制性指标,对原信贷责任人施加回收不良贷款压力,对新资产下达贷款风险控制指标等方式,力求在不良资产处理上抓出成效。三是加大核销力度。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按照审慎会计原则,扩大呆账准备金的提取范围并足额提取。同时,适当降低商业银行税赋,增强银行自身积累和消化不良资产损失的能力。
(2)防止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目前,信贷风险已成为金融部门的主要风险,加强贷款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可以有效地防范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一是要健全信贷内控机制。金融部门信贷内控机制的设计,应遵循整体性控制和分级性控制统一、权责统一的原则。使贷款业务操作的各个环节、各岗位、各权力之间既相互约束制衡,又相互照应合力协作。二是要完善决策、审批机制,提高贷款决策水平。要对所有贷款项目一律实行评估论证,认真执行贷款“三查”制度和“审贷分离、集体审批决策”制度,建立分层分类的贷款决策机制,坚持执行谁决策、谁担风险、谁负责任的贷款决策失误惩处制度,以杜绝乱拍板、乱决策情况的发生。三是要健全贷款约束机制。严格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有效贯彻三岗分设的贷款制约机制。将贷款的调查、管理、检查、监测等环节职能适当分解,量化责任,以保证贷款投入的准确、安全和效益性。要建立起信贷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加强对信贷人员的约束。实行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实行包放、包收、包效益、负资金损失责任。
3、扩充资本金。
(1)尽快充实资本金,增强抗风险能力。这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当务之急,是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和今后成功上市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一是中央财政应继续拿出资金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前不久国务院决定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就是加快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的一个良好开端。二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很少,长期资金来源不足,应当允许其发行适量的长期金融债券,这样既可补充附属资本,又能增加长期资金来源。
(2)提高盈利水平,实行谨慎财税政策,充实资本实力。主要是通过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结合谨慎的财税政策,提取充实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4、加强外部监管。一是要通过健全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银行监管制度,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结合现场检查,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性、合规性监管和政策评估。二是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评级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健全和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方法,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定期评价,评定等级,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警示,促进其健康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三是要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督。按照国际惯例,国有商业银行应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公司作为常年审计人,对其按季呈交监管部门的经营状况报表、年报以及其他重要事项进行独立审计。四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必须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成立存款保险公司,既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又可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监督。
综合本文所述,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集中体现在银行业,而银行业的脆弱性则集中体现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风险,是解决我国金融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点突出表现为: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尚不完善、不良贷款多、资本充足率低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为:必须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治理机制、经营管理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综合改革,按照股权多元,治理规范,政企分开,经营稳健,管理科学,效益优良的改革目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从根本上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姜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国际金融体制的创新》,《财政研究》2001年第11期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7
金融改革打造更市场化的
发展空间
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证监会一系列监管新政推出，陆续对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私募基金的资产管理业务放松管制、拓展投资范围，并促使信托、基金、保险、券商、私募等成为资产管理领域的生力军。相比而言，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领域则显狭窄，所受监管限制更加严格。监管不平等使银行理财吸引力大幅下降，使优质资金和高净值客户从银行体系分流到资本市场，对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构成影响。
2013年7月20日，以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为标志，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随之，商业银行息差收入优势被削弱，更加市场化的价格竞争驱使银行理财产品创新成为必然。
随着工行超高净值客户“多享优势”系列产品——理财管理计划a款的问世，我国商业银行领域第一款资产管理计划试点落地。工行的资产管理计划由工行作为管理机构发起设立，是按照与客户约定的方式和投资范围等对客户委托的资金进行投资、运作、管理的特殊目的载体。受批复稍晚的农行也于近期“进取”系列理财管理计划并明确该计划是开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不设预期收益率，实行市值评估，按净值结算，投资范围主要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流通的债权、金融衍生产品、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等标准化金融投资工具。不难看出，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产品与之前的银行理财相比，突出独立投资和运作，投资领域扩展至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等标准化金融投资工具。
混业竞争构造更多元化的
发展空间
实践中，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已经形成格局，目前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控股模式、非银行金融机构控股模式、非金融性实体企业控股金融机构模式及非金融性电子商务公司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四种。前两种模式有利于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同一控股集团下分享投资优势，共享客户资源，促进金融混业集团业务的多元化发展。第三种模式则加剧了金融脱媒，加强系统内自给性金融供给，分流了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市场。而非金融性互联网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冲击的同时更激发了整个市场的创新活力，逼迫商业银行必须走更加灵活高效创新的道路。
在业务多元化的混业格局下，商业银行探索多元化的业务合作模式，促进资产管理业务的规模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一是商业银行将加大综合化经营框架内跨领域、跨机构、跨市场的资产管理业务。尤其在银行可开展资管业务后，银行必将凭借综合化布局，加强与其系统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和客户共享，拓展集团整体的资产管理业务。二是商业银行将加强第三方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围绕资产管理的需求，从理财端和投资端共同着手，运用资产管业务和债权直接融资工具在企业客户的上下游供应链产业中挖掘潜在客户和投资对象，系统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三是商业银行将加大互联网技术创新，尤其加大移动设备的金融创新，加强客户个性化、差异化、模式化的信息搜索处理，通过更便捷的渠道捕获消费者，以更高效更快捷的产品锁定客户资金，为资产管理业务提供基础客户、营销信息和资金来源，最终为客户提供综合化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
财富积累创造更具潜力的
发展空间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8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2003年末，党中央、国务院深谋远虑、抓住时机、果断决策，创新性地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三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在境内外公开上市，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公司治理架构，出资人开始行使所有者权利，改制银行已按新的市场化方式运作，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能力增强，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资产质量显著改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距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银行自身来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盈利模式主要依赖存贷款利差；分支机构改革明显滞后，员工素质不适应现代商业银行要求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大案要案时有发生。从银行外部环境看，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同时，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正在调整，各种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之中，金融法制、信用体系还不健全。此外，银行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的行政级别没有取消，必然影响国有商业
银行正向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
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改革。一是继续深化公司治理改革，进一步明确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高级管理层相互之间的职责，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作用，树立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核心目标，确保国家投入资本获得合理回报。二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金融产品、管理模式、组织架构和服务方式等创新，促进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增强金融企业国际竞争力。三是要加快人力资源改革，建立股权和薪酬激励机制，完善考核和评价体系。要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和热情，构建和谐银行，和谐银行本身能够创造生产力。四是要加快推进分支机构改革，增强内部改革的联动性和协调性，确保新体制、新机制高效运行。分支机构改革应与银行战略定位的重新构思与转换结合起来。五是中央汇金公司要进一步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切实履行好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的职能，加强对改制银行的监督和考核，在银行公司治理中发挥控股股东的实质性作用。六是在总结股份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发挥好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
推进农村金融整体改革和发展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个年头，近年来重点推进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基本上建立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并在服务“三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金融总体上仍然相当薄弱，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还不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县域机构和网点大幅收缩，信贷管理权限上收，基本上仅限于对县域龙头企业提供贷款；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提供粮棉收购贷款，农村金融服务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在乡镇的金融网点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机构占比达86.45%，除农业银行仍保留部分分支机构外，其他商业银行基本上撤离农村市场。
农村商业性金融比较薄弱。虽然改革后农村信用社的财务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但基础并不牢固，主要是产权关系不够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变，整体风险状况仍然较高。随着农村经济逐步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大额农业贷款需求日益增长，但由于农民缺乏有效财产抵押和担保，农村信用社贷款多以小额信贷为主，难以满足农村产业化经营的需要。西部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和灵活的体制，商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很难实现。民间金融发育程度低，且没有相关法规约束，运作不规范，不利于农村金融和经济的有序发展。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较低。目前，农村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机构网点中能够提供除存、贷、汇以外金融业务的不足20%。由于信贷担保、农业保险等发展滞后，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风险不能得到有效分散，农民贷款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信贷营销意识不强，业务品种开发滞后，不适应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的资金需求。农村跨区域资金交易增多，但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落后，电子化、票据化程度较低，银联卡还不能在多数农村乡镇使用。
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严重。近年来，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上存、邮政储蓄转存款和协议存款、农村信用社购买国债、拆借等途径，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据有关专家估计，每年从农村流出的资金大约有6000亿元。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导致农村资金供给不足，严重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也加大了农村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依赖。据初步测算，2001-2005年，中央银行再贷款大致占农村信用社存、贷款余额的10%左右，一些落后地区甚至高达40%以上。
政策性支农体系不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虽然近年来财政对农业投入逐年增多，但资金投入总量明显不足，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幅大多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0%左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0%和发达国家30～70%的水平。就是如此低的农业支出中用于人员和行政性开支高达60%左右，加上体制弊端和资金流转环节多，真正用于农业和农民的更少。由于没有完善的农村贷款贴息、补贴、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机制，加之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缓慢，制约了金融机构对“三农”的信贷投入。
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完善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各有定位、功能互补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完善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第一，不断探索农村信用社改革，把农村信用社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三农”的社区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改革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不搞统一模式。第二，发挥中国农业银行在联结城乡、服务县域、支持“三农”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农业银行如果真把服务县域经济这一特色做足了，加上比较合适的改革模式，那么中国农业银行的发展潜力巨大。第三，引导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从制度上保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能有相应的资金在农村借贷。第四，探索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
充分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农业是弱质产业，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在不具备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生存条件的贫困地区，主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同时对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及农业保险等业务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办成真正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政策性银行，适当扩大业务范围。建立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村信贷担保和农业保险机构，设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健全财政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持续投入与补偿机制。
创新农村金融业务品种和服务方式。完善和推广小额贷款业务，围绕订单农业和农业保险发展金融业务。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支付结算体系，解决农村信用社资金汇划、汇兑困难问题。大力发展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市场，允许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保险业务。
加快建立功能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隐性全额存款担保，国家事实上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对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隐性担保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而且弱化了市场约束，鼓励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偏好，同时也造成了自然人与机构债权人的不公平受偿。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的发展，金融机构产权日益多元化，若继续由国家承担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责任，不仅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多采取行政关闭方式，使政府成为矛盾的焦点，也导致金融机构关闭过程漫长，往往是退而不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
目前，国际上约有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机构承担着承保人、监管者和清算人三大职责。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多、规模小，经营状况参差不齐，必然有一部分机构因经营不善而退出市场。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仍处于转轨过程中，金融监管总体上比较薄弱，特别是农村金融监管最为薄弱，金融风险隐患较大，突发性也较强，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较高。如果问题金融机构不能及时退出市场，或者退出后仍由国家兜底，必将产生道德风险，进而影响到整个激励约束机制，导致局部或者系统金融风险。因此，在设计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时，既要科学地确定差别费率、赔付比例等参数，又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必要的监督检查和早期纠正的权力，形成对银行业监管的有效补充，特别是充分发挥其对县以下金融机构的监管作用。
目前，社会各界对加快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已达成共识，应抓住当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的有利时机，加快建立覆盖全国所有存款类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随着新的外资银行条例的实施，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将越来越多，存款保险制度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大大增强。国际经验表明，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方面，应该防止“坐而论道”，那种“先制定完善的规则、然后开始运作”的思路是不现实的。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迫切现实需要，也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踌躇不前。当务之急是，先抓紧筹备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同时研究制定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规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十分迅速，在资源配置、金融调控、风险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严重，突出表现在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导致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公司债券市场占比通常很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债券的年均发行额占债券发行总额的50%左右。截至2004年末，美国公司债券余额占GDp的59.70%，是国债余额的1.6倍。2004年末，我国公司债券余额仅占GDp的0.9%，是国债余额的5%。虽然从2005年起，在央行短期融资券的带动下，公司债券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国公司债券的发展仍然落后。2005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结构中，企业债占比仅为6.4％。
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并不在于债券管理体制问题，除了市场发育成熟本身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外，还有一些主观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证券市场主要是交易所市场，忽视了场外债券市场的发展。从主要国家债券市场发展经验看，债券市场均以场外市场为主、交易所市场为辅，场外市场在债券交易中所占份额一般在95%以上。二是对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定位不合理。目前，我国公司债券主要面向中小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发行，而不是主要面向有分析能力的合格机构投资者（QiB）。三是对债券发行的过度行政管制。对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额度管理和行政审批，对发行对象、规模和利率管制过度，使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制约了公司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大。四是信用评级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有效性不足，投资者难以准确考量风险并合理选择投资产品。
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应主要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为主，并对现行公司债券发行审批方式进行彻底改革。一是取消债券额度管理，改发行审批为真正的核准制，使企业只要满足监管要求，就可在市场上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债券。二是取消发行利率管制，由市场决定发行利率，充分体现企业信用和市场供需水平。三是取消强制性担保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为企业信用风险定价的功能。四是强化和完善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市场约束机制，增强市场透明度。五是在现行债券市场管理体制下，统筹制定债券市场运行规则，逐步统一同一层次市场的监管标准和交易规则，促进场内和场外两个市场的共同发展。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近年来，在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不足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大额顺差直接转化为我国外汇储备与货币总量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价格稳定面临潜在压力。从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看，我国国际收支大幅顺差的格局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基础货币投放进一步扩大的压力加大。如果不把流动性控制在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相适应的水平上，可能会刺激投资高增长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不利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矛盾的积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将不断加大，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外贸“奖出限入”、外汇“宽进严出”、产业“填平补齐”等政策有关，同时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较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更深层次上看，国际收支失衡反映了国内储蓄持续大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导致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造成国际收支大幅顺差和国内流动性过剩。因此，加快建立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必须采取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一揽子结构性政策为主、汇率政策为辅的综合性措施。
具体地说，一是立足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持续增长。二是调整外贸外资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出口结构。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改变目前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清除一切于法无据、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三是改进外汇管理，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继续扩大企业外汇收入支配自，充分满足企业和个人的用汇需求。进一步放宽企业和个人保留外汇的限制，实行“藏汇于民”。扩大关键技术和设备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支持扩大对外投资。四是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关于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问题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产油国的外汇储备普遍持续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在保证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前提下，都更加注重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性，储备投资从发达国家政府债券向机构债券、公司债券、新兴市场债券甚至股票等领域拓展，同时设立专门的投资公司，通过公司制或财富基金形式运作，管理部分超出流动性需要的外汇储备，以追求外汇储备资产的长期高收益。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外汇管理部门也在积极探索外汇储备经营的新途径。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需求的基础上，运用外汇储备服务于国家重大金融改革等战略，提高了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不少国内外人士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运用和管理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在外汇储备的运用渠道方面，一些人提出应购买石油、黄金等战略物质储备和高新技术、投资西部建设、划拨社保基金、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注资收购地方高风险中小银行等。在外汇储备运作模式方面，一些人提出委托给私人部门去运作或政府成立专门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投资管理。
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不仅要符合国家长远利益，而且要避免再次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同时符合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特性，不能无偿划拨和无偿使用。借鉴国际上成功经验，可以把外汇储备分成流动性和投资性两部分，流动性部分主要投资于外国有价证券等流动性强的资产，投资性部分则在保证其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前提下主要用于直接投资。例如，可以设立由中央银行管理的国家专业外汇投资公司或注资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运作；也可以设立国家专项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外汇经营管理体系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率的，要进一步发挥现行外汇管理体系在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
2003年，国家设立了专门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金融管理体制的新格局。从三年来的实际运行看，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由于没有按照功能监管和权责一致的原则设计监管体制，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些弊端日益明显。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在职能定位上存在角色错位，既负责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还负责行业发展、金融机构人事任免等职能，影响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弱化监管力度，降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二是在监管理念上，存在着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后查处、轻过程控制监督的问题。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管问责制，监管不作为、违规监管等道德危害时有发生。四是职责与手段不匹配问题突出，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和支付体系安全缺乏手段，也受到监管信息缺乏的约束。五是中央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成本很高，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规则不统一，一些重要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应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一是在监管理念上要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金融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要求金融资源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要求金融机构具备全面服务功能，以金融机构“出生证”为依据的画地为牢式的监管理念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尽快转变。二是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剥离监管当局对被监管行业发展、金融机构人事任免的管理职能，将金融机构人事任免权交给出资人，金融业发展规划交给金融综合管理部门，以增强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三是根据功能监管和权责一致原则，重新厘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解决中央银行职责与手段脱节问题。四是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三家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落实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和产品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业综合经营已经成为新的趋势。近年来，作为综合经营主要组织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有了较大发展，相应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也就变得更加突出起来。这一问题事关我国金融稳定大局，应尽快解决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真空问题，明确监管职责，落实监管责任，避免德隆系金融悲剧的重演。事实上，金融危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往往没有固定的路径和预兆，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预先制定规则来有效防范金融危机，既定规则只能防范已经发生过的金融危机类型。防范金融危机的着力点在于防范资金以事先不知道的方式过度集中到某一环节或领域，金融控股公司的资金运作就具有这种特点，因而容易引发跨部门、跨市场的突发性金融风险，危及金融稳定。
对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问题，近年来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大多数意见认为，中央银行承担金融稳定职责，一些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从事金融业务，应由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也有个别意见认为，应该实行主监管制度，由三家监管机构自己确定。从实际情况看，主监管制度安排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无论是按“出身”原则（即该金融控股公司最初是由什么性质的金融机构演变形成的，就由负责该性质金融机构监管的机构对其监管）还是按资产规模或业务比重划分（即金融控股集团中何种性质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或业务比重大，就由负责该性质金融机构监管的机构对其监管）确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这种主监管制度都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是难以确定纯粹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由谁监管；二是监管规则不一致；三是各监管机构注重本行业发展而放松监管；四是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可能会因其各子公司业务发展速度不一以及收购兼并活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可能形成三家监管机构轮流“坐庄”监管的局面。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核心问题，是遏制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相互之间的恶意关联交易。在这方面，中央银行有着天然优势，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支付结算系统和信贷征信系统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有效监管。借鉴国际经验，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实际需要出发，应由中央银行牵头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规划和监管规则，并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人主体进行监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实行分业监管。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金融稳定天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涵盖了金融体系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领域。一般而言，政府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有三大支柱：一是由规章和法令构成的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和监管框架，以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和合规性检查；二是中央银行对支付系统的监管，通过常设性机制为金融体系提供日常流动性，以及对系统性和交叉性金融风险的即时监测、科学评估和宏观调控；三是包括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存款保险制度在内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三大支柱牵涉到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只有各种政策工具之间搭配适当、相互协调，才能达到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的目标。因此，在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当局分设的国家，一般都建立了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和监管当局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历史积累的金融风险较大，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还会面临新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各种外部因素对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冲击将会越来越明显。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金融业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和兼并重组将会增多，如何有效地实施对金融机构救助、支持金融机构重组和使破产倒闭机构顺利退出市场，并保证中央银行救助资金的安全性和防范各种形式的道德风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跨部门工作。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不断发展，因金融机构间相互影响和关联交易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加快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息共享、政策协调和行动配合。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模式上，要充分考虑金融监管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应由金融综合管理部门牵头组成金融监管协调机构，不宜在国务院专门设立新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应是专门负责制定金融监管政策和协调监管活动的决策机构，重大决策报国务院批准，而不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议事机构。
明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国有金融资产从投资来源上看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由财政部门全部或部分出资投资于金融企业而形成的国有金融资产，如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二是由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或国有金融机构投资组建金融企业或参股金融企业而形成的国有金融资产，如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主要分别由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和招商局出资；三是地方政府出资组建或参股金融企业所形成的国有金融资产；四是由国家外汇储备投资于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公司注资于改制金融机构而形成的国有金融资产。
在设计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时，必须考虑国有金融资产不同来源的特性，根据出资来源不同构建多元化的管理体系。国家运用外汇储备或国有企业出资形成的国有金融资产，在本质上不同于财政部门出资形成的国有金融资产。例如，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的核心资产，对应的是中央银行各项负债，包括发钞、存款准备金等各类存款、央行票据等负债工具。这些负债中，除发钞外，中央银行均需还本付息。只有遵循市场化、出资人多元化、管理层次最少化的原则，摒弃成立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的传统做法，实行“谁投资、谁行使出资人职责”，建立“投资金融企业的国有独资公司―金融企业”二层次管理模式，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和比较机制，才能真正做到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这也是符合国际成功经验的做法。除外汇储备基本上都是由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外，其他国有金融资产在各国管理体制差异也较大。如瑞典的工交部、外交部等分别是相应金融机构的出资人；德国联邦政府的出资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特殊基金按照各自不同的领域和职责进行管理；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GiC）也源于不同的出资体系。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9
刘朋云1,王正超2（1．安徽财贸学院,安徽合肥210004;2．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南京479002）
摘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权力过大,易产生舞弊行为,商业银行也会借机扩大债权,应确定剥离不良资产标准并保证资产处置公正和透明。以发行债券、向金融机构借款、中央银行再贷款、商业借款等方式筹集收购资金时应注意其适用条件及额度。通过债转股、咨询、证券化、折价出售等手段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通过制定法律、健全资产管理公司机制,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债转股应以企业产品对路、工艺先进、管理水平高、领导班子强、经营机制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为条件。要使资产证券化顺利进行,需通过财政担保、保险公司和其他银行担保、超额抵押、中央银行再贷款等方式提高资产化债券的信用等级。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模式;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0）02-0028-3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1999-11-5［作者简介］刘朋云（1969-）,女,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王正超（1965-）,男,安徽六安人,经济师,硕士。
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国信达、长城、华融和东方等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先后正式成立。新成立的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其主要业务有四部分:一是债务追偿和重组,资产置换、转让和销售,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二是投资咨询和顾问,财务及法律事务咨询和顾问,企业审计及破产清算,资产及项目评估;三是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发行债券;四是资产管理范围内的推荐上市和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资产证券化。
各国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重组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银行积累的不良资产规模很大,单靠银行自身的盈利和正常的呆账核销已难以化解这些不良资产;另一方面是由于分工经营的限制,银行盘活不良资产总是遇到种种限制和困难,资产管理公司所具有的特许的法律、政策优惠和多种业务手段,有利于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率,从而在整体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各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使命是收购、管理、处置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与国外相比,我国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除了这一使命外,还同时肩负着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使命。即运用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资产置换、转让和销售等市场化债权重组手段,实现对负债企业的重组,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转变经营机制,最终建立现代制度,达到脱困的目标。
一、当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难点
（一）道德风险问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为商业银行卸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同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本身处理不良资产很大权力。因此,很容易产生商业银行借机扩大不良债权和资产管理公司本身,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道德风险。避免商业银行借机扩大债权,就必须确定从银行中剥离不良资产的标准。
1．确定时间。我国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确定剥离的是1996年底前的不良资产。这是因为在《商业银行法》颁布以前,4家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经营自,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相当一部分不良资产是因为承担的政策性业务过多造成的。
2．合理确定剥离的不良资产的数量和范围。剥离不良资产的目的是使4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不良资产后达到相当健康的标准,从而稳健运营。对不良资产划分的方法要继续沿用“一逾两呆”的传统办法,这样便于操作。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平价收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由于不良资产的实际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以平价收购,意味着不良资产形成的损失完全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担。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不可能盈利,只是亏损多少的问题。鉴于此,必须制定合适的标准加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考核。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持整个资产处置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杜绝操作中的随意性。同时,应设计市场化的机制,防止资产管理公司内部工作人员,使国家遭受损失。
（二）资金问题。资金问题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按账面值收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进行处置。每一家所需的几千亿元的收购资金来源包括注册资本、发行公司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人民银行再贷款、营业收入。其中,注册资金10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全额拨入。不过,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弥补几千亿元不良资产造成的损失,100亿元是远远不够的。直接融资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鉴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特殊性应由财政担保;向金融机构借款额要低于可以回收的不良资产额,以保证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安全,避免国有银行发生新的不良资产;中央银行再贷款是投放基础货币,要防止发生通货膨胀;商业借款要有法律和政策优惠。
（三）不良资产的回收率问题。要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就必须弄清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我国不良资产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信贷资金财政化,用银行贷款充当国有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资本金;2．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混乱,大量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中收不回来;3．政府干预,银行对经营管理水平低下、重复建设、产品无销路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发放的贷款;4．企业还款意识不强,盲目借款,盲目扩张。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后,对占较大比例的承担财政职能的信贷资金而形成的固定资产,可以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手段有效降低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资产负债率,使企
业减轻财务负担,然后通过重组和包装上市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收回资金;通过对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充当财务顾问,促进重复建设的企业和项目兼并和重组;对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对政府干预、泡沫经济破灭、企业盲目扩张等无法救活的企业的不良资产可以采用大宗折价出售等方式收回资金。所以,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应当是比较理想的。（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效率问题。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涉及数十万家企业,如果处置不良资产效率不高,一方面会影响不良资产的回收效率,另一方面可能会使化解不良资产的过程无限制地延长。为此要做到:对外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内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些业务手段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有的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抵触。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法》。政府要给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更多的政策和手段,如自主决定不良资产的转让价格,能够开展各项投资银行业务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要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否则,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就不一定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
二、债权转股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突破口
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都把债权转股权作为运作的突破口。所谓债权转股权,就是将国有企业所欠的30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务转变为股权,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债权人变为股东,国有企业由债务人变为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的公司。
债权转股权,是国有企业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奕选择的一种结果。
首先,从国有企业来看,愿意债转股的比较多。因为大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很高,债转股后,企业不必再付利息,大大减少了企业的财务费用,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具体讲,有3类企业迫切希望债转股。第一类是发展前景良好,经营管理较好,但债务负担重,缺乏偿债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债转股后可以轻装上阵,更好地发展。第二类是目前债务负担沉重,经营尚可,但前景极不确定的企业。这些企业债转股的目的不仅在于减轻当前的财务负担,还要与银行分担将来经营的风险。第三类是目前债务负担沉重,经营困难且前景不好的企业。这类企业债转股的目的是逃避债务。
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角度看,只有将经营状况、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进行债转股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只有在资本金安全,在债转股后收益有所增加或至少保持不变时,将债权转化成股权才是适当的,这时他们也才愿意债转股。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债权转股权规定了五个基本条件:1．产品品种适销对路,质量符合要求,有市场竞争力;2．工艺设备为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符合环保要求;3．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债权债务清楚,财务行为规范;4．企业领导班子强;5．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方案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各项政策措施有力、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任务得到落实。可以说,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也是好企业。
债转股并没有给企业注入新的资金,它只是改变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但债转股改变了企业的股权机构,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企业的股东,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经营管理。因此,债转股最主要的效果是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机制。
三、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公司核心业务
所谓资产证券化就是将缺乏流动性但仍具有未来现金流量的不良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真实出售、破产剥离以及信用升级等手段转变成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以融通资金、改善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证券化克服了银行贷款期限长、流动性差的局限,使银行贷款成为流动性的证券。通过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改善资产质量,扩大资金来源,分散信用风险,增加业务收入。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有一定难度。首先,我国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发挥证券市场流动性优势。资产证券化是依托资本市场的,用流动性带来盈利性和安全性。世界发达国家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都是依托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以减少债务重组的成本。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欠发达时期,特别是没有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债券市场,公司债券市场很小,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和实力很弱,吸纳不良资产的能力有限。其次,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能够将这些资产按照风险、金额、还款期限等各方面因素分组打包,使每组中的资产在各方面特征上都基本一致,从而才可能对其进行分析和定价。而我国银行不良资产中大部分属于对亏损企业的贷款,这些债权中许多记录不全,债务人产权关系不明,很难衡量风险,至于将资产进行分组打包、证券化、定价等,处理起来难度大。最后,债权证券化需要债务追偿上的充分服务,以及这方面配套的法律和操作规范。债权人如果无法有效追账,则债权失去价值;如果追账没有成熟的规范,债权一旦证券化,原来的债权人就会有道德风险,不会全力以赴追账,各个债券投资者又只在每项债权中拥有很小的份额,也不可能自己去追账,结果使证券大大贬值,影响债券市场的发展。
要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顺利进行,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提高资产化债券的信用等级。增加信用等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财政部门担保。由政府对债券提供担保,当不良资产的清偿出现问题时,由财政部门弥补该清偿缺口,以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超额抵押。用超额不良资产作为发行债券的抵押担保物。
金融性资产管理篇10
刚性兑付是我国金融领域由来已久的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而它的存在，看似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实则成为金融市场良性运行的巨大障碍和隐患。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201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就曾表示，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刚性兑付。有步骤、有策略地解决刚性兑付问题，对于包括泛资产管理行业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刚性兑付的涵义及成因
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的定义，“刚性兑付”是指当理财资金出现风险、产品可能违约或达不到预期收益时，作为发行方或渠道方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等为维护自身声誉，通过寻求第三方机构接盘、用自有资金先行垫款、给予投资者价值补偿等方式保证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兑付。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于金融机构对客户的刚性兑付问题，而从投融资链条来看，刚性兑付涉及两个层面。除了上述产品端的刚性兑付定义之外，还包括资产端的刚性兑付，即最终债务人对资金直接来源方的刚性兑付，一般是非金融类企业，不论经营状况能否产生足够现金流，均采取各种方式保证对金融机构兑付本息。
刚性兑付的形成，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我国过去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目前仍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利率长期受到行政管制。直到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逐渐发展，各种金融工具丰富了投融资形式，证券、基金、保险和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也越来越成为金融市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金融体系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众、金融机构、各级政府及监管层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共同维持着刚性兑付；至于资金最终使用方、各类非金融企业，在种种压力下，反而成为刚性兑付链条上最为被动的一方（见表一）。就这样，在参与博弈各方的利益和约束条件下，刚性兑付形成了类似“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
打破刚兑势在必行
刚性兑付在表面上保障了投资者权益、维护了机构声誉、地方政府得以化解矛盾、企业能够继续融资，看似得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这种不合理秩序的存在，必然要付出代价。刚性兑付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由于刚性兑付的存在，使得过剩产能无法出清，金融资源的分配没有效率，严重阻碍经济转型。投资者忽视信用风险，单纯追逐高收益；市场上充斥着承诺高收益的高风险项目，相反低风险的安全资产受到冷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融资方在使用资金过程中，由于刚性兑付预期，监督缺位，极易诱发道德风险。
刚性兑付保障下的收益率成为事实上的无风险利率，而无风险利率的高企，压制了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是造成股市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增加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而前面提到的僵尸企业对金融资源的挤出效应，也使得正常融资主体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窘境。
此外，绝大多数兑付危机的最终解决，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来自银行资金的支持。而为维持刚性兑付，风险进一步向银行体系集中，且由于牵涉诸多表外资金，这种风险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复杂。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不良资产规模上升的形势下，这将置全社会财富于危险之中。
总之，刚性兑付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极大扭曲了合理的金融秩序，造成市场失灵、资源错配，尤其成为威胁资产管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维持刚性兑付，无异于饮鸩止渴。
贯彻“买者自负”原则
近年来，债权类资产的刚性兑付，已经逐渐打破。特别是经济下行过程中，在产能严重过剩、债务负担沉重、盈利能力堪忧的行业里，无法如期兑付的信用事件开始由点及面地爆发。
去年年初至今，违约事件越来越多（见表二），而经济下行以来，信用利差的逐渐扩大（见表三），亦显示了市场对信用风险的关注。机构投资者日益谨慎，高风险债权资产遇冷。
债权类资产违约，标志着终结刚性兑付的破冰之旅启程。正是由于产品端刚性兑付的压力，资产端才不得不维持刚性兑付；从逻辑链条上讲，既然资产端的刚性兑付已经松动，产品端的刚性兑付就成为无源之水，理应逐渐打破。但是，由于面对着千千万万的最终投资者，其中很多是普通民众，多年来，从各级政府、监管层到金融机构，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产品端的刚性兑付，如果出现兑付困境，必然千方百计筹措资源解决危机。
然而，在信用风险开始集中暴露、资产端刚性兑付日益难以维系的客观环境下，维持产品端刚性兑付背离了金融规律，风险越来越大。投资者需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充分认识到金融风险客观存在的事实，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高收益是无法长期存在的。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不能被表面的高收益所迷惑，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尤其在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信用风险加快暴露的形势下，高收益资产往往隐含着较高的信用、乃至违约溢价，对此，投资者不能视而不见，面对高收益的诱惑，贪心将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
从本质上讲，打破刚性兑付，是要让金融产品的最终投资者真实地承担资产风险，不应由金融机构对投资收益做出不合理担保。监管层要确保金融机构尽职履责，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信息披露必须充分、真实，同时，禁止出现保证收益的产品条款。这就是建立在“卖者有责”基础上的“买者自负”原则。
回归资产管理的本质
近年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保持高速发展势头，管理规模和增速屡创新高。截至去年底，大资管行业管理规模接近90万亿，增速超过50%。其中，商业银行理财资金规模达到23.5万亿，体量在全行业首屈一指，占比接近1/3。
过去，刚性兑付的显性承诺或隐性暗示，曾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扩张规模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正如前面所讲，扭曲的秩序最终将威胁整个行业的发展，只有打破刚性兑付，资产管理行业才能通过建立合理金融秩序实现良性发展。在此过程中，行业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
首先，资管行业要回归资产管理的本质，不能使之成为“影子银行”的代名词，资产管理机构要逐步改变信贷思维，用投资的视角管理资产。在大资管行业中，无论公募还是私募形式的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化、专业化方面是最为领先的。之所以基金业很少受到刚性兑付的困扰，正是由于其通过集合运作的模式，遵循了代客理财的原则。各种类型的基金，没有做出收益方面的承诺，通过风险披露，由投资者选择产品，真实地传递风险。在当前产品形式越来越开放化的背景下，客户通过申购和赎回用脚投票，让机构优胜劣汰，即使在去年发生股灾、投资者损失惨重的情景下，也没有出现其他资管行业司空见惯的冲突事件。这是整个资管行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由于打破刚性兑付涉及各方极其复杂的利益、影响面极广，且行业和社会惯性的力量巨大，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不分轻重缓急，采用一刀切的“休克疗法”，否则极易引发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酿成社会危机。要在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的基础上，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及里、标本兼治，步步为营地解决问题。而资产管理行业也亟待做出重要转型，以应对新的形势。
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
一、改革金融监管架构。现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是基于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状况而建立的。在过去多年的实践中，这种模式对于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资金逐利避险、日趋自由流动的环境下，特别是“大资管时代”的来临，迫切需要解决监管不协调的问题。监管规则不统一，给市场留下巨大的监管套利空间，牌照价值虚高，资金通过层层通道嵌套，抬高社会融资成本，且最终资产投向掩盖在多重资管计划之下，造成权责不明、监督缺位，埋下隐患。
应当确立回归金融本质的功能监管原则，逐步消除监管套利，同时改变过于关注事后兑付的监管重点，加强事前、事中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尽职监管，确保“卖者有责”。对不同资产管理机构，按照其资本实力、人力和系统资源配置以及过往经营历史等在市场准入、产品销售方面进行分级化管理。
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市场承压能力。借鉴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存款保险制度和信托业保障基金的经验，建立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资产管理行业投资者保护机制；按照原生资产配置流动性、衍生工具管理风险的原则，完善金融工具种类，进一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完善资管机构准入和交易制度，为金融机构化解信用风险提供市场化的可行方案。
三、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改革产品形态。各资产管理机构应根据产品风险合理定价，严格执行产品分类制度。在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规范化披露产品信息、完善尽职调查基础上，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高风险产品必须由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