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社会篇1
关键词：知识经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两个“世纪之问”
“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在其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这一经典发问，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呼号。
仰天横刀的谭嗣同，愤激蹈海的陈天华，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振兴中华的孙中山，五四旗手的陈独秀等，无一不对苍天如此发问。这是一个苦难民族，百年求索复兴路径的“世纪之问”。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发问似乎有了答案。但后因“左”的干扰，未能认识20世纪后半叶起，时代之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切换为“和平与发展”，因而丢失大好时机，反而陷入“”绝境。邓小平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引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一条持续高速发展之路。
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的中端，走到了前沿。进入21世纪头10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并于不久将成为第一。这一地位变化，使人感到眩晕，正如十报告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以致出现“中国向何处去”的二次发问了。这不仅是姓社姓资的理论问题，更是现实的路径问题。
当中国经济处于世界排序的中端时，我们还可以随大流，跟着大队一直往前跑。但当跑到最前沿时忽然发现，苍茫大地，广阔无垠，丛山峻岭，山穷水复，却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中国若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或近亿人口的普通大国，还可以跟着美国往前跑，模仿美国发展模式、消费方式就可以了。亚洲的新加坡和日本，不是十分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了吗。但中国不能，亚洲的中国、印度皆是人口大国，都不能重复美国的发展模式与消费方式。当日本、新加坡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人均能源消耗量、人均排碳量等，都与美国相等时，地球还能承受。可是中国人口，比整个发达国家总和还多，若中国人均消费等同美国时，不说别的，仅是石油就成了问题。目前世界石油日产量8，660万桶，其中903万桶供给中国。2010年世界石油日需求量比上年增加160万桶，其中1/3是增自中国。若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赶上美国，那全世界生产的所有石油，全用来满足中国汽车都不够。这又怎么可能呢？
况且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占世界人口60%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又常以中国为榜样来走向现代化。且不说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仅印度一国就11亿人口，若也跟随中国去模仿美国式的现代化，地球如何承受得起？
我国原本是个农耕经济大国，当人类处于农耕经济形态时，我国的经济规模与实力，曾引领世界近千年。直到西方因科技兴起而发生了工业产业大革命，西方国家利用科技手段与军事实力，集中了全球的资源，使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现代化国家。这些少数发达国家成了世界的城市，其繁荣、发达、富有、高消费，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即世界的乡村）贫困基础上的。
那些过去的殖民地，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依赖西方。当他们觉醒后，也要实现现代化时，才发现西方工业经济形态的现代化，是不可能普及的。因为他们的现代化，是20%的世界人口，消耗了80%的世界资源。当另80%人口，要模仿他们时，却只剩有20%的世界资源了。20%人口享有80%资源，同80%人口仅剩20%资源，两者竟相差16倍。
这就是说，除非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高出16倍，这种西方工业经济形态的现代化，才有全球推广、普及的可能。而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在20年中实现现代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不可能通过战争去掠夺资源，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把资源利用率提高到为西方的16倍，因他们的利用率还比我们高许多，至今尚未追赶上。这就逼得我们，必须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
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风暴，显现出已完成工业化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危机。全球气候反常、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新传染病不断，再加上贫富悬殊、私欲膨胀、社会动荡、恐怖活动频发。这些障碍与困境，严重阻挡世界的发展进程。
有人仍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固有的劣根性，是不可克服的，唯有死亡而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呢？是上世纪初“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主题论，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主题论？
以上所有这些难题，又构成了“世界向何处去”的新一轮“世纪之问”。
占人类1/5的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为目标，如今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重要引擎。而“世界向何处去”与“中国向何处去”，实为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这不只为形势所逼，也是义不容辞的大国责任。
一个解题的契机
当前面临一个难得的契机，就是世界新一轮产业大革命正在兴起，发达国家正从后工业化时代，向知识经济进行革命性过渡。由于工业经济已搞了几百年，我们同西方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知识经济刚处雏形阶段，我国同发达国家虽有差距，但基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例如网络信息产业、手机移动通讯产业、软件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纳米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设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保险、虚拟经济及现代服务产业等。我国在有些领域，已同西方并行。
这种知识经济形态，尤其适合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知识经济不需要大量的物质与能源，其主要资源是人脑的智力。我国拥有13亿个大脑，曾有人推测，每1，500个人脑中，就可能有一个高智商的奇才。那我国就可能拥有86万名，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我国是世界文明史中，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化大国。人民热爱学习，尊重知识，自古就信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具有重视脑力劳动，尊重智力的传统。十提倡，“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运用信息化成果来实现工业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不仅可推动工业化进程，还能克服我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匮缺的困难。因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不再是物质，而是人的智力，是人脑。其生产形式不再是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流水线，而是高智商的人群，加上智能型电脑及网络。高智商的人脑，开动思想机器，所消耗的能量很少，可靠食品营养来供给。智能型电脑与网络，所需的物质材料很少，所消耗的电能，比起工业生产来也微乎其微，是真正的低碳经济。
加上知识经济不产生废弃物排放，最多只产生非物质化的信息垃圾，而不会出现物质垃圾。这就十分有利于环保。
知识经济使有些人，可以不用上班，人们可在家中操作电脑，通过网络服务于全球。比如当下的各种外包服务，就可以让人们坐在自家电脑旁，来完成大洋彼岸所委托的各种外包服务项目。既降低交通成本，又减少环境污染。
知识经济的产品，属于非物质的无形资产，如各种发明专利、设计、软件、产品标准、品牌、版权、作品等。这些产品从本质上讲，不具有排他性。工业经济的产品，皆具排他性。生产出一辆汽车，一人买了，另一人就不能占有。而知识经济产品，如一个软件、一个发明，谁都可以占有（当然有的要按规定付费），并不具有排他性，人人皆可同时占有。因此，知识经济产品分配时，就可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一首好听的歌，你可享受，别人也可享受，只要你喜欢，就可按需点唱。工业经济产品因具有排他性，就不可能按需分配。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只能靠价格杠杆来平衡，最终还是“按钱分配”，谁钱多就分配给谁，很难做到公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经济（即市场经济）只适合于资本主义。其产品分配原则，只能根据供需关系，由价格调控，实行按资产分配。而惟有知识经济（即网络经济），方才适合于社会主义，也才可以消灭“三大差别”。由于知识经济的产品，人们基本可按需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真正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工业经济被知识经济所取代。马克思生活于工业经济早期发展阶段，不可能预见到知识产业革命的到来。否则他一定会把社会主义与知识经济相联系。列宁也同样，他主张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电气化仍为工业经济形态，仅适合于资本主义。
我国即将进入老年社会，正在为老年人的安置发愁。而老年与中年的界限，是随社会经济形态而变化的。农耕经济需要壮劳动力来从事耕作，40岁以上就体力难支而成“老农”了。工业经济时代，一个技工40岁时始成熟，60岁才算老人而退休。而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往往越老知识越丰富，加上现在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知识经济形成后，也许退休年龄还要再推延十几年。这正好缓解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难题。
我们应当把农耕经济（也即自然经济）与封建主义（含奴隶主义）相对应，称为农耕封建主义；把工业经济（也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称为工业资本主义；把知识经济（也即网络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对应，称为知识社会主义。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之唯物史观。这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发展工业经济、市场经济阶段，我们总也排斥不了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
有人怀疑知识经济，认为知识是无形资产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这是一种误解，当以工业经济取代农耕经济时，人们也可发问，工业品能当饭吃吗？实践证明，工业经济形态也包括农业生产，但却是工业化与市场化了的农业，是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农业。同样，在知识经济形态中，也仍有农业与工业生产，但这已变成了知识化与网络化的农业和工业，其科技含量与劳动生产率更大为提高，产品也更为丰富。
因此，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知识经济模式相吻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走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时期；把知识产业革命完成之日，当作社会主义实现之时。这也许才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及“世界向何处去”的真正关键所在。
三种物质运动形态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掌握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的出现，是世界物质运动、发展的产物，也是迄今最高级的产物。因人有思维能力，能认识客观的物质世界，掌握物质世界，使物质世界为人类发展服务。
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不断认识物质世界，掌握物质世界，生产各种财富，供人类生存与享受。因此，人类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生产。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不同的经济形态；不同经济形态，要求不同的社会形态。目的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最终满足人类发展要求。
人类在运用、变革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也是由浅入深、由简到繁，逐步深化的。
迄今为止，人类对物质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入，至少已认识到三种物质运动形态：质量、能量、信息量。
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的。任何一种物质运动，都包含这三个要素。无论大到天体，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都有一定的质量，都含有一定的能量，也含有一定的信息量。
对于质量、能量，大家都较理解，而且懂得能质可以互换。对于信息量，往往只被认为是人类交往、通讯过程中才出现的，至于一般生物、非生物，如何理解其信息量呢？
其实，任何物质运动形态，都是有结构、有秩序、有功能的，这种结构、有序、功能，不管简单的、复杂的，都可以度量。这个度量的尺度，就是信息量。正如质量的度量单位为克，能量的单位为焦耳一样，信息量的单位，则为比特。
人们对质量、能量的认识较早，对信息量认识较晚。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给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达形式。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衡和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为能量耗散定律。克劳修斯将一个封闭系统中之热含量同绝对温度之比，定义为熵。熵就是对系统中，能量可转化为有用功之度量。后来C·e·香农，把熵的概念同信息论相联系，把熵定义为某事物不确定程度的度量，而负熵则为信息量的度量。
一个系统中，信息量愈大（负熵愈大），熵愈小，系统的结构愈有序、愈有规则，不确定度愈小，功能也愈完善；反之，信息量愈小（负熵愈小），熵愈大，系统的结构愈无序、愈无规则，不确定度愈大，功能也愈不完善。
因此，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熵趋增，能量守衡，可导致能量转化。在一个开放系统中，熵守衡，能量趋增，可导致熵转化，也即信息量转化。
质量是能量的载体，质能可以转化。同样能量是熵（信息）的载体，熵又是对能量的调控。能量放出，熵增大，负熵（信息量）就减少；反之，能量聚积，熵减少，信息量（负熵）就增大。因此，信息量也是物质运动的属性之一。最近物理学家韦德拉尔提出，宇宙归根到底是由信息构成的，或者说，宇宙是由比特构成的。
比利时人伊利亚·普里高津，是个出身在俄国的物理化学家，他因提出“耗散结构论”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把热力学与控制论相结合，发现各种事物，无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都是“耗散结构”。就是说，任何事物，皆通过本系统内连续不断的能量流动，来维持自身的结构与秩序。由于能量的流动，使系统内的秩序、信息量、组织程度等：保持恒常的流动状态，处于动态平衡。这时系统内也有涨落、起伏，但相差不大，可以通过负反馈（自动调节）进行调整，使其保持动态平衡。这就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行。然而，当涨落、起伏过大，大到超过自我调节的临界范围时，这时系统就不能继续维持了。或者从负反馈转变为正反馈（恶性循环），使整个系统迅速崩溃、瓦解；或者系统实行自我重组，组建成新的耗散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更高秩序的复杂性系统。而这新系统比原先旧系统，必定更加复杂，也就更易产生涨落、起伏，更易产生崩溃或者重组。这就是生物与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发展为什么总是加速度进行，变更周期越来越短的真正原因。
生物的物种，当其与环境进行交换的系统不适应时，或者系统崩溃（种族灭绝），或者系统内实行自我重组（基因突变），产生新的更高级的物种。人类社会也如此，当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关系出现不适应时，或者系统崩溃（发生革命）；或者进行自我重组（实行改革），和平过渡到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
三种经济模式
在人类原始社会中，生产力十分低弱，人类同灵长类动物相仿，靠渔猎、采集而生存。这种原始经济形态谈不上产业，决定社会形态只能为连续几万年的原始部落形态。
随第一次产业革命也即农业革命兴起，人类的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发展出种植业与畜牧业。将种子、水、肥料等，通过土地的耕作播种，转换成粮、油、果、菜、棉、麻等种植业产品；将种畜、种禽、种蚕、牧草、饲料等，通过畜牧业，转换成肉、蛋、奶、丝、毛皮等产品。农业经济，虽然除人力外，也运用畜力、风力、水力等自然能，但未能利用化石燃料来作为能源，因而生产力十分低下。主要遵循物质不灭定律，表现为物质质量的转化。其交换运转表现为物流。其产业称为第一产业。其主要生产要素为土地和劳动力，也即如威廉配第所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力为财富之父”。
农业经济（自然经济）代替渔猎与采集后，几千年的奴隶主义与农耕封建主义，就应运而生，取代了原始部落社会。
到17世纪，西方出现了以伽里略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继而出现了牛顿力学，导致能量转化技术的兴起，其标志为蒸气机的发明。于是爆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人类通过蒸汽机及后来的内燃机和电动机等，大量开采地下的矿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形成巨大的碳能源生产，用热能来作机械功，形成工业经济，其产业称为第二产业。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就是高碳经济，遵循能量守衡定律。19世纪20年代，英国一台使用动力的纺纱机，相当于200台手工纺车的能力。1870年英国用煤1亿吨，相当800万亿大卡的能量，其蒸汽机的总动力，就相当于400万匹马的能力。而现在普通一台百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其功率就相当于过去200万匹马的动力。有了如此强大的能量，就比农耕经济发达不知多少倍。工业经济从农业的物质质量转化为主，发展成以能量转化为主。能源巨大开发，机器广泛使用，使人手大大延长，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法比拟的巨大财富。其交换运转除物流外，又增加了能流，如电网、油气管道等。其主要生产要素为资本、能源、机器、技术工人。可以说，资本为财富之母，能源为财富之父。
工业经济，使一切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都相形见绌，逐渐淘汰出局，而唯有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适合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发展了几百年，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正在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工业经济模式，虽比农耕经济的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也出现资源匮缺、环境污染、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缺陷。工业资本主义也渐渐走到尽头。
从上世纪初，自然科学研究，出现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这就导致新的技术革命，其标志为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人类又出现了新一轮产业革命。这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知识产业革命（或称智慧产业革命）。知识革命将推动全球由工业化转入知识化（或智慧化），由工业经济转为知识经济，由市场经济转为网络经济。其形成的产业叫第三产业或称现代服产业。
知识经济不同于能量转化为主的工业经济，更不同于物质质量转化为主的农业经济。它是以信息量转化为主，不仅是人手的延长，更是人脑的延长。它以电脑、网络与人脑形成智能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低碳技术、绿色技术等。其遵循的，除物质不灭、能量守衡定律外，还遵循精神与物质的相互转化规律。其产品是以知识与服务为主的非物质无形资产，其运转过程表现为网络上的信息流。美国在1991年，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的产值，首次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现在美国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仅占2%，从事第二产业的仅占9%。知识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为人脑与知识。可以说，人脑为财富之母，知识（信息）为财富之父。
适合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比起自然经济，甚至计划经济，当然要优越得多。但也有其局限性，因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基础，具有竞争性、排他性、不信任性等。遵循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适合于知识化的网络经济，则比市场经济更为合理。网络经济是以追求共同体利益为基础，具有合作性、互惠共赢性、可信任性等。遵循互助、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法则。
市场经济，使人“活着为了工作”，追求单枪匹马，出人头地，金钱至上；网络经济则使人“工作为了生活”，追求集体合作，融入社会网络，互相依存，生活质量至上。这实际上就是马、恩所理想的那种“共同体”或“联合体”。
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克服了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端。网络社会形成一个“共同体”，靠每个人的智力创造财富，不需要靠资本来剥削剩余价值，变资本主义为智本主义。正如马、恩所主张的，“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知识经济产品，不具有工业经济产品的排他性，故用不着“按钱分配”，而可“按需分配”。人不再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而真正成为物质财富的主人。一切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各种差异，如贫富、工农、城乡、脑体、男女、特权等，皆可在知识经济形态中逐步消失。生态环境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循环经济真正可以实现，资源匮缺真正得到解决。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追求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仅可能还将成为必需。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这些为人们所响往的普世价值，只有在知识经济的网络社会共同体或联合体中，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必需。因为思想、创造思维、想象力等，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同样，也是不能靠权势谋取的。知识经济的基础，是每人拥有的大脑，而不再是金钱与权势。唯有人人大脑智力的平等，才有真正的平等；人人大脑充分思想的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人人用大脑关注公共事务，才有真正的民主；人人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有真正的公平、正义。
因此，这种更高的、全新的经济模式，必然取代工业经济模式。一个更高、更新的社会制度——知识社会主义，也就必然取代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多种多样，各有特色，不断发展的，而绝不是单一不变的。
三种社会制度
由上可见，三种物质运动形态：质量、能量、信息量（物流、能流、信息流）；决定了三种产业革命：推动质量转化的农耕产业革命、推动能量转化的工业产业革命、推动信息量转化的知识产业革命；从而形成三种经济模式：经营产品的农耕经济（自然经济）、经营资本的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经营思想的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这就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这三种生产力、三种经济模式，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三种社会制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当从渔猎采集转变成农耕经济时，成规模的土地开垦与水利建设，要求强有力的劳动组织。这时原始部落社会形态已不适应，人们就把战争中的俘虏，不再杀死，而留作当奴隶。形成有组织的劳动队伍，使土地开垦、水利建设等达到规模，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随生产发展，发现奴隶制不利于奴隶劳动积极性的发挥，于是就转变为封建社会。使奴隶转变成有自由权的佃农，向地主交纳地租。地主集中成片的大量耕地，组织佃户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因此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出现了大批手工业者与商品交换，城市就发展起来了。人类历史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使农耕经济与文化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则是其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农耕经济。其封建制帝国与传统文化，也是规模最大、统治力最强、生命力最旺的。虽多次改朝换代，但这种封建政权与传统文化，从未改变，也从未中断。
一千多年前，中国在宋朝时，城市手工业已相当发达。火药、印刷术、造纸、指南针、造船、冶金、纺织、陶瓷、漆器、土木建筑等已达到相当水平，出现了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市场也十分繁荣，甚至出现了纸币。但由于中国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仍靠工匠来发展，而知识分子只沉缅于道学、理学的形而上研究，因而不能产生出自然科学，引发新的产业革命。
而当时欧洲，在经历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后，终于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出现许多巨人，他们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发扬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使宗教出现改革运动，使自然科学形成体系，手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也大为活跃。
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下，终于在18世纪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从此爆发了工业革命，使人类从物：质质量转化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成以能量转化为主的工业生产。随工业经济的发展，落后割据的封建社会，已不适应这种经济形态。于是在18世纪，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不管是渐进的英国，还是激进的法国，都由农耕封建主义转变为工业资本主义了。
由于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又扩张到美洲，出现了美国。亚洲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也开始工业化，进入资本主义了。因此，是工业革命结束了农耕经济，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取代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十分适应工业经济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
落后的农耕经济在工业经济面前，腐朽的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面前，皆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逐步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马克思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通过《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剩余价值的规律，主张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后，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苏联；二次大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马克思所预言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而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的非发达国家。因此，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没有比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更先进的生产力形态，而且连本身的工业化皆远未完成。因此，只能在原有农耕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来补工业化的课。这种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做法，正好同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相悖。实践证明，还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业经济是相应于资本主义的，要实现工业化，就得靠发展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就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必然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唯物史观，其要义则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之所以被资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就因封建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已全部发挥出来了，而资本主义出现的物质存在条件（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已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
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同样也要这两个条件：一是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工业经济）必须发挥贻尽了；二是代表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新的经济形态），由于新产业革命结果，已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
这种比工业经济更先进的生产力是什么呢？就是知识经济。如今知识经济正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逐渐发育，趋向成熟。
因此，当比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更先进的生产力（知识经济）尚未出现之前，无产阶级可以革命，可以夺取政权，但这种革命性质只能是属于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不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也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应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其任务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发展市场经济，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并为新的产业革命准备条件。实际上也就是，为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准备条件。只有当知识经济革命开始后，随知识经济逐步发展壮大，取代了工业经济，同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才能取代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中国革命也同样如此。1940年1月，刚过完46岁生日，正处精力旺盛、才思敏捷的中年黄金鼎盛期，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压，总结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毅然摆脱共产国际的瞎指挥，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树一帜，写下了光辉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对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也是思想的真正核心与代表作。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理论的光芒。
他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从中国现实情况与革命任务出发，正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为了区别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故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他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步走，反对“左”倾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马上就进入社会主义。这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要走多长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哲学家冯友兰曾写道：“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么长，他没有说，据当时报刊上的报道，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实际上是不到五年就变了。”其实，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谈到了这个时间。他说：“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五十年到九十年，皆可称几十年。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是以此为根据的。
当然，建国后也“左”了起来，反对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几年后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实践证明，这种超越阶段是违反历史规律的，也是不符合思想原则的，当然是不会成功的。邓小平后来改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各项政策进行一连串重大调整。如果我们将目前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当年《新民主主义论》与《论联合政府》中所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与体制相比较，几乎一致。因此，可以说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就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继承与发展。这个过渡期不是说的几十年，也不是刘少奇说的“至少五十年”，而是邓小平说的，要上百年。目前已过去六十多年了，我国的工业化仍未完成，市场经济仍在健全、完善中，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才可达到中等工业化国家水平。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归的新民主主义。确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过渡上百年。过渡时期，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与工业资本主义，要补工业化的课。改革开放后，常有人问姓社还是姓资？我们总是回避这一问题。其实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一样，工业化、市场经济，就是姓资；知识化，网络经济才姓社。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同知识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因此，随着知识产业革命的爆发，随着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兴起，我们已逐步看出，以私有观念为基础，以利益驱动为杠杆，以看不见那只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已逐步表现出不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分依赖于对地球自然资源的开发。占二成人口的发达国家，消耗了占八成的地球资源。剩下八成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仅有二成的资源，如何跟随发达国家的后尘，步入工业化？二成人口工业化的高碳经济，已使地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再有八成人口步其后尘，地球还能保持生态平衡吗？当前对低碳经济的呼唤，就是对高碳工业经济的否定。
工业化尤其知识化推动了全球化，全球化呼吁公平、正义、平等，要保护全球总体利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私本性，那只看不见的手，决定发达国家总是采取各种不合理的手段，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福利。他们为了本国利益，必然损害全球总体利益。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霸权保护既得利益。这种始终未能超越零和博弈旧政治形态的现代资本主义，已同全球利益思维，显得格格不入了。
今后世界，随着工业经济生产力全部发挥完毕，也随着知识产业革命的结果，知识经济趋于成熟，开始取代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要让位于网络经济，资本主义也就要让位于社会主义了。当然，这种让位很可能是和平过渡。
唯有建立在比工业经济形态更先进的生产力——知识经济形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知识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仍是缺少社会主义“物质存在条件”的，只能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形成了福利国家。第三国际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本意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但俄国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连资本主义工业化也才处初始阶服。因此仍属空想，最后也失败了。至于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封建世袭制的军国主义，则更应另当别论。
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但我们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已开始知识化，向知识经济过渡了。所以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唯有完成工业化，并过渡到知识经济后，才能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所以，这个过渡期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中国的路径选择
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我们面临两难，要么沿欧美发达国家的路径走下去，要么使现代化半途而废。这两种选择皆不可能，重复欧美之路，受世界资源所限，走不通；半途终止现代化，更是无稽之谈。因此，惟有另辟新蹊。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我们既不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老路，但又不能绕开工业化而直接进入知识化经济。唯有采取跨跃式发展，一面有选择的完成工业化，一面抓紧知识化，向知识经济过渡。并且用知识化来指导工业化，这既能完成工业化的必要指标，又能避开老工业化的许多弊端。
首先，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应过多强调社会主义原则，而应顺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法则，大力发展私有民营经济。公有经济应尽量退出竞争性行业，而把资金集中于知识经济产业。因为只有知识经济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土壤。公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去挤压私有经济，实为大材小用，本末倒置，找错了给力的位置。这既防碍市场经济，推延工业化进程，又分散了注意力与资金，不能及时去抢占知识经济的技术制高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取在全球化中赢得领先地位。
其次，依靠科技创新来转变发展方式。一方面提高节能技术，一方面尽快寻找新能源。我国在节能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因为我国万元产值的耗能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这种节能减排技术的追赶，目标明确，技术可行，只要认真，指日可待。我们应加大投入，引进更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至少使能源利用率、资源利用率等，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另外，积极研发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可燃冰、热核聚变等。这要拿出当年发展“两弹一星”的劲头，选好突破口，举全国之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定时按期攻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上，什么都不突出。
第三，利用西方产业更新换代，我国仍须先大力发展制造业，既可创取大量外汇，又可安排更多劳动力。这使我国取得“世界工厂”的美名，为全球提供丰足廉价的大宗产品。这种做法，虽然把一些污染也带了进来，另外因缺少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品牌，使大宗利润被外商带走。但我们因此才会逐步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并增加环保设施。由于我国要实现城镇化，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虽然产业挡次须提高，但依然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第四，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各种资源反复利用，争取实现零排放。这既节省大批物质资源，又保护了环境。这就要求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信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文创、金融、社保及现代服务业等，它们皆归属于知识产业。
第五，大力发展教育，特别重视人才尤其杰出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因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与资本，就是具有创新品质与才能的杰出人才。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曾因失误而未搭上世界工业化班车，因而落后于日本，但有幸在80年代终于搭上了末班车，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迅跑。如今我们又正好赶上知识经济的首发车，切不可丢失这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不要等待完成工业化后，再进入知识经济形态，而应争先进入，尽量抢占制高点和战略要地，实现跨跃式发展。
目前中国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就因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而向知识经济过渡，更需要一个过渡期。我们若采取跨跃式发展，就可一边完成工业化，一边开始向知识经济过渡，这可缩短过渡时间。中国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各种特权差别之最终消失，必须在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生产主要形态之后。在这之前，采用政治运动方式，人为地超前消灭差别，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盲动，我们已有足够的教训了。我们惟有这样看问题，才符合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形态与上层建筑，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消费模式上，我们不应追随西方奢侈的“高消费”，而应提倡合理消费，反对浪费。
恩格斯曾把人类的消费需求，分为三种档次。
第一档次，是满足生存要求。即解决温饱，享有基础教育与基本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赖以生存的基本人权。所谓贫困人口，就是连这个基本消费需求，都尚未满足的人群。
第二档次，是为了享受。人们在取得基本生存条件后，就追求享受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提高健康水平。这种享受又分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两种。一开始往往追逐物质享受，吃好、穿好、住好、有汽车及种种家用设备。进而就追求文化欣赏、旅游、收藏、娱乐、友情等精神享受。严格说来，人一生中的物质享受消费，终究有限，除一次性消费外，其他不动产及耐用消费品，也是至死不能带走，仍留存于社会的。而一生中的精神享受，倒是无限的。愈是文化素养、生活境界高的人，精神享受愈是丰富，被人们称之为“精神贵族”。其实这些人，常在物质消费上，不甚讲究，而更多是追求精神享受。这正适合于知识经济特点。有人主张，少消费原子（指物质单位），多消费比特（指信息单位），就是这个意思。我国的消费取向，不应追逐欧美的消费模式，太多的物质消费，造成大量浪费。而应在物质消费上提倡适度，更多鼓励知识消费，也即多消费比特，少消费原子。这一点同我国传统文化倒相一致。我国古代文人，受儒释道文化影响，他们澹泊于物质享受，而追求人生的精神享受，常浪迹于山水中，修身养性于天地间。这种消费意向、生活境界，倒很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非物质消费取向。
第三档次，是为了发展自己。马克思追求的人类理想目标，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目标。恩格斯也主张，人生最高追求，是发展自己。一个人在一生中，要使自己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当然首先要有满足生存的条件，也要有一定物质享受和大量的精神享受，但人的寿命有限，能充分自由发展的不是物质的体力，而是自己的智力与思想。
现在运动员的体能发挥，已接近极限，所以运动纪录愈来愈不易打破。但人的智能，也即大脑的潜力，尚处于初始开发阶段。可以说现代人一生中，所使用的智力，仅是自己大脑潜能中的很小部分。
知识经济恰恰以人脑的智慧为最重要的资源。而智慧是由个人的智力、知识、方法、技巧、意志、情感、个性意识倾向、气质及美感等要素构成的。处于知识经济形态中的每个人，由于自己所拥有的大脑，而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运用自己潜在的智慧，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以此实现人生价值，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这是更崇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更理想的人生观。
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这三种消费档次、消费模式来引领我们的消费取向，我们就会正确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消费模式，吸收其合理部分，而屏弃其不合理部分。比如过于侧重物质消费，轻视精神消费；侧重一次性，用完就扔；过于重视包装，造成大量物质、能量的浪费；为了追求市场利润，鼓吹为消费而消费等。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形态的反映。它使人成为物质消费的奴隶，使“拜物教”与“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物欲横流，精神低迷，沉缅于物质享受中，而忽视智能潜力与精神世界的追求。
我们要把中华传统文化中，轻物质消费，重精神享受的价值取向，同知识经济时代多消费比特，少消费原子的消费取向，结合在一起。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取向与消费方式，而不要一味追捧西方的消费新潮。使我们的消费结构，既适应于知识经济形态，又适应于我国国情，同样也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我们惟有站在，比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形态更高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高度，才能通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全貌，才能区别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进而作出取，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从而树立社会主义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使人不再成为物的奴隶，而使物成为人的奴隶。
在文化取向上，我们既不应妄自菲薄，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应盲目复古，排斥外来文化，甚至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应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同现代的西方文化，进行结合，在比较、考量、取舍中进行扬弃与融合。于融合中再创新出一种适应于知识经济基础的新文化。
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意识、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怀疑一切、敢于创新、崇仰理性、追求真理、爱好艺术等文化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宽容仁爱、礼让和谐、集体主义、身心协调、物我一体、以美学为最高境界等文化元素。都是有利于知识经济发展的文化取向。
综上可见，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不是其经济危机，而是一种新的生产力——知识经济。
以公有观念为主的社会主义，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唯有它才最适合于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
知识经济社会篇2
关键词：知识经济社会结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必备资源，尤其是在21世纪，激烈的人才竞争更显示出经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知识经济的兴起也正是由于经济长期的依赖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这种经济形态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一样的，只是在生产中知识占了据主要的地位，形成了以知识产业为龙头的一种经济形态。由此可见，这种经济形态的出现，势必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转型也是必然的趋势。
一、知识经济的特征分析
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知识化是离不开的，全社会对知识的高度认知和重视也是知识经济兴起的主要因素，以下简单介绍了知识经济的特征。
第一，可持续性。知识经济以高科技为依托，其理念是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基础上合理的保护自然资源，减少对稀缺资源的利用，转而开发能替代的资源。这种理念与当前的环保意识、人与自然、社会的可协调发展相适应，所以说知识经济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无形投入。知识经济很明显利用的是人脑中的知识，所以在知识经济中，资产的投入形式的无形的，主要是知识和智商。
第三，依托世界经济。知识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可持续发展，通过无形的投入，势必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为了实现其更高的发展，必须要依托世界经济，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发展。
第四，以知识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导的，在生产、销售等各环节都离不开知识，因此以知识作为指导，制定科学的决策，才是知识经济决策的依据。
二、知识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主要是指现代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社会中的产业结构必然面临转型的可能性。产业结构的转型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而知识经济下的产业转型必然带来空前的效果，其将促使产业结构向着高效、科学的方向转变，这也正是当前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经济下的产业转型发展，主要是通过知识的产生和扩散，推动了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新技术又促使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知识经济下，如何确保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升级，以下做了简单介绍。
第一，政府要在相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知识经济的兴起势必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巨大的贡献。因此，政府要在多方面支持各行各业实现产业升级。政府可以在税收上倾斜高新技术产业，也可以在技术购买上倾斜高科技产业；对于传统产业，政府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在资金、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为企业安排技术人员、专家团队等对其进行培训和提高。
第二，完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基本保障，如果基础设施缺失，势必会对产业调整造成困扰，因此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加大对落后地区完善的力度，这样才能够为产业调整提供保障。
第三，建立高素质、高科技的人才队伍。人才是21世界最重要的资源，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保证，因此企业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人才的重视，不能单靠引进和培养，要做到两者的相互结合。企业要注重对高素质、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同时也要在企业内部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并且建立交流机制，鼓励员工交流分享，完善企业的薪酬机制和绩效机制，提高员工的薪酬，为企业留住更多高精尖的人才。
第四，完善企业产权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混淆，会导致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有些不良的商家钻法律的空子，出现侵权等不法的行为。这种不法行为的出现，对创新企业技术造成了很大的制约，从而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困扰。因此，在知识经济下，必须要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使企业的产权形式更加的清晰。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将近40年了，在这几十年里，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效都与知识相关，显而易见，知识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还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以下对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第一，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可以说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是空前的，但从当前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的兴起，势必也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到来空前的变化。
第二，知识经济对我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我国政治主张民主、民等，而为了加速我国政治的民主化，必须要提高人民的参政热情，这样才能够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人。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形式，人们接触教育的机会也随之增多，自身的修养和综合素质必然会得到提高，从而对政治生活的关心也会越来越多。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对时政的认知和关注都得到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提升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也增强了。
第三，知识经济有利于缓解失业的现象。在知识经济下，人们对于知识和教育的重视要明显的高于现在，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型人才的需求也会提高，同时企业还会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因此，“毕业就是失业”的现象将有所转变，企业内员工的素质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失业的风险也会降低。
四、结束语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已经逐渐的由一种普通的资源向经济发展中必备资源的方向发展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会成为企业发展，行业建设，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知识经济的兴起必然会对社会结构这个网络体系带来重要的影响，也是知识社会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
参考文献：
知识经济社会篇3
一、引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回报越高。但我国的实践表明，人力资本的回报并非与其投资严格成正比。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2006年2月14日播出的节目“扩招下的求职路”报道：从2001年～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人，而2005年达到了338万人，是2001年的3倍；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34万人，2002年37万人，2003年52万人，2004年69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人。2006年7月，由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6年5月底，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未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而没有找到工作的占27.25%。2006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413万，比2005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而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就业难问题更加突出。虽然高校扩招了，而就业市场的容量并未因此而水涨船高，“知识性劳动力失业”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专家指出：就业问题将是“十一五”期间制约中国发展的“九大风险”之一。可见，解决好就业，特别是大学、研究生的就业问题，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长期任务。
二、“知识失业”经济学分析
（一）“知识失业”概念。“知识失业”一般叫做“知识性劳动力失业”，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表现。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它可能表现为公开失业，即劳动力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却没有工作机会；也可以表现为隐性失业，如就业不足、人才过度消费等。“知识失业”在我国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失业。
（二）对引起我国“知识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1、教育扩张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导致“知识失业”。随着我国高校大规模、大幅度的扩招，更多的高学历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假定工资用w来表示，当其他条件相同时高学历劳动者的供应S与高学历者工资w成正比，而高学历者的需求D与高学历者工资w成反比。当高学历者的供应总量和高学历者的需求总量相等时，确定的工资称为“市场出清工资”，用w*表示。（图1）
但是，按通常的说法，高学历者的工作岗位工资要高于市场出清工资，即w=wo>w*。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者的劳动力市场如图2所示。高于市场出清工资造成的失业就是在工资wo时劳动力供给总数So和劳动力需求总数Do之间的差异。然而，在我国，随着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每年的毕业生人数也在大幅度增加，那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会很多，表现在图2中就是供给曲线从S移动到S1，但对高学历者的需求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的很少，这是因为工资并没有降低，所以企业不想雇佣过多的高学历者。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高学历者变成了知识失业者。同时，在大学生供过于求，而他们又不愿接受用人单位支付的较低的“市场出清”工资时，大学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自愿失业者”，结果是更多的大学生变成了“知识失业”者。（图2）
2、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引起“知识失业”。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具影响的“二元经济”理论，明确提出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
我国城市地区之间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所谓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只要能够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乐于去工作的部门。它包括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业，人们都渴望进入这些部门工作，因为它能够提供较高的工资和稳定的就业机会，作为高学历者当然也不例外。由于正规部门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较大的选择空间，激励着其原有的雇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并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使得其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所以，总是有一支庞大的待业队伍等待着城市正规部门的雇主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如图3所示，图中的L-LF）。
非正规部门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下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企业和做一些临时性工作的打工者。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能够提供就业岗位，但又低于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w，而知识劳动力又不愿到那里去就业。因此，部分大学生选择待业以期望获得正规部门的工作。（图3）
3、知识劳动者把失业作为投资导致失业。菲尔普斯职业搜寻理论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为寻找工作而采取的“职业搜寻”（即失业）时间越长，劳动者就越可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获得的工作报酬就越高，但是随着他在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时间的延长，未来寻找到的工作岗位报酬的提高幅度递减。同时，劳动者为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需要花费成本，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职业搜寻成本也随之增加。
由于高学历劳动力找到好工作而且被好工作接受的概率比低学历劳动力要大得多；而且通常比低学历劳动力具有更好的经济背景，比低学历劳动力更能够承受长期失业的损失；又因为高学历劳动力为其人力资本所做的投入远比低学历劳动力的要大，如果随便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工作，既不能达到回收其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目标，同时身处不理想的工作岗位这一状态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因此，高学历劳动者通常会从职业生涯发展的
角度来考虑，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接受某份工作，这也导致他们经常处于较长时间的等待性失业状态。
三、知识失业解决方法
对社会来说，“知识失业”较一般的失业形式造成的浪费更大，本来教育扩张就已经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失业又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造成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个人来说，“知识失业”可能会使一部分人盲目追求高学历，而挫伤另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国家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从结构上进行宏观调控。在发达国家，大学校长是通过在全国乃至全球竞聘产生的，在我国却是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校长只对上负责；我国的大学教育过分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大学生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去选择和发展的余地却很少。在这种大学教育体制下，高等教育和社会需求就很难取得一致，二者之间的鸿沟就很难跨越，很难抹平。在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的供给主要取决于学生的盲目选择和学校的惯性培养，比如大部分学生或家长选择所谓的时髦专业、热门专业，以便将来能够从事“高贵职业”或“白领”工作，其结果必然是专业“扎堆”和毕业生华而不实；大学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及其培养与人才市场严重脱节，必然造成学非所用，毕业生就业困难；几十年一贯制所形成的教育设计，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重脑力轻体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思维轻技术、重意识形态轻生活现实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们，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市场排斥知识”的现象。
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体和大局出发，强化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加快“市场化”取向改革。当前，要尽快建立高校专业信息预警机制，加强专业预测和调控的主动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的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发展和健全职业中介机构，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教育主管部门在学科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师资队伍方面，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并有一定的前瞻性，力争用新的专业人才催生新的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二）高等学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培养人才。高等学校在专业和课程设置、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要增强主动意识、竞争意识，着力打造名牌学校和品牌专业；要摒弃办学中遍地开花的粗放式办学思想，以及惯性培养模式；要通过有效的整合资源，大力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加强市场调研，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跟踪和及时调整学校的专业结构、课程设置和招生数量，科学指导毕业生就业；要本着对学生、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使命感、神圣感，精心设计好每一个专业，全力塑造好每一个学生。
知识经济社会篇4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版权所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版权所有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知识经济社会篇5
关键词图书馆社会功能功能创新知识经济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
知识经济是时展到今天必然出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开展与情报信息必将存在紧密的关联。在当今时代，知识经济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劳动经济和资源经济，进入到上个世纪后半期，知识经济才逐渐的显露端倪，并逐渐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际上，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知识经济是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而最终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产业技术的共同影响下，知识代替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资源类别。而对这类资源来说，作为重要的功能便是对文化的整合，这种整合是对人类的智力发掘为基础的，同时强调知识的配置与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充当了记录人类知识财富和文明组成的角色，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意义非常。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知识经济场域中的图书馆社会功能的创新、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
一、知识经济的含义及与图书馆功能的关系
（一）知识经济的含义及特征。
知识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产物，这个以智力和高新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知识经济的低耗高效特征十分明显，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以物质资源的高投入为主的传统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以微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为支撑的知识经济由于明显的降低了生产过程中对物资的消耗而备受关注；（2）知识是以发展经济的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知识经济行为中，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作为一种生产性的投入要素，知识较之于以往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更近了一步。可见，知识的投入能够代替物质的投入，目的在于节约物质资源，最大限度的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3）在知识经济模式下，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并通过对知识与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够较好的提升产品的知识含量以及附加价值。
（二）知识经济与图书馆功能的内在联系。
单纯从字面的含义将，知识经济与图书馆存在着相通之处――知识经济是对知识进行高效利用的经济形势，而图书馆则是记录人类的知识，并将其传承下去，其目的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开发和利用人类知识与信息，在这一点上，图书馆与知识经济构成了紧密的联系。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和即时通讯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看似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正在被销蚀，但是事实上适得其反，图书馆正在成为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最为主要渠道。虽然传统图书馆的发展正在遭遇危机，但是只要适应形势，利用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数字图书馆、网络图书馆、拓展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即便是在知识经济的大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也会表现的淋漓尽致，与知识经济形成零号的融合。
二、图书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功能
（一）信息服务。
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同样表现在其传统的服务模式之中，即除了要完成传统印刷品的印刷以及相关的声像材料服务外，还要对专业的信息进行处理与再现，并对相关的服务进行分析与组织，其目的都在于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更为优质的信息服务。在知识经济模式下，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向网络用户提供知识咨询服务，通过专业人士的解答，为读者与用户进行指导和帮助，目的在于使其能够更加效的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2）为知识资源的获取提供相关服务，在这方面，图书馆要建设好丰富的知识资源，并以数据库的形式进行存储，使读者和用户能够相对便捷的阅读和体会；（3）对现有的知识资源进行分配，以便为读者提供精细化的服务，也就是说，要依照图书馆不同用户的诉求，选择组织和整理出不同的知识系列，有针对性地向读者和用户提供服务。
（二）文化娱乐。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的提高，原有的文化品类已经难以满足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图书馆的责任和义务就体现了出来，那些有能力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图书馆也就担当起了时代的重任。在这一情况下，图书馆就完成了其经营的多元化，不但要收藏图书和报刊杂志，还要体现其文化娱乐的意味，将影视、音像类视听资料，以及名人字画等网络其中，以此对读者进行文化熏陶，提高其文化素养。
（三）知识集结。
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中，图书馆都是将文献收集、图书收藏等知识的储备看做是自身的重要职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图书馆的职能也只是进行收藏保管，甚至会做为图书仓库的形式存在。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传统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图书馆要逐步的转变其职能，向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便如此，对文献的收集和对知识的集结同样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只不过这些职能是通过数字化图书馆的形式完成的，无论是何种载体、何种单元的知识都会被这种新型的图书馆收集和存储。
三、知识经济场域中图书馆社会功能的创新途径
（一）增加服务模式。
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知识模式，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还要实现方法和扩散，就要需要在满足文献借阅需求的同时满足知识信息的需求，为读者提供从书籍到专题知识、从馆藏资源到网络信息资源的全方位的服务。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使信息检索、馆际互借以及网上专题服务等功能更加全面，使读者能够借助网络信息服务系统就能够获得虚拟的信息资源。
（二）发现和发展新知识。
在这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工作：（1）通过将知识输入数据库，并对其进行数字加工和处理，为读者构建一个有用的知识信息创造空间；（2）深入挖掘图书馆的资源潜力，把获得的信息知识资源进行深入的加工整理，使之成为图书馆的关键资源；（3）通过细致的审读、推敲与判断，在图书馆的各项资源中找到显现或隐性的知识，同时运用逻辑方法和直觉，找到其中的共性知识和个性知识。
（三）广纳信息资源。
在知识经济中，图书馆是这一社会主要的信息资源支持系统，因此，要完成文献资源的全覆盖，体现图书馆的深度，目的在于和学习者的信息需求对对等，彰显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因此，图书馆要广纳信息资源，将文献资源的建设做大实处，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价值，以此来构建面向知识经济的文献资源合作模式。
四、结束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越来越看重，尤其是在即时通讯工具和移动通讯网络的作用下，用户能够借助计算机或者手机终端直接联入网络，获知知识信息，完成信息检索。在这种情况，需要发掘或者开发图书馆的潜力，充分利用时展的成果，对知识进行生产、创新和传播，以便全社会能够更好的加以应用。当然，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作者单位：平顶山工业职业学院）
注释：
王晓燕.论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功能的开发[J].学术交流，2010（7）：151-152.
周文荣.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功能探析[J].图书情报知识，2009（1）：16-18.
万五一.知识经济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功能[J].江西图书馆学刊（季刊），2011（2）：5-6.
钱红.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社会功能[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9）：123-125.
王玉然.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J].中国科技信息，2008（4）：128.
知识经济社会篇6
一、经济的发展
(一)知识更新
在当代社会,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国家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组织之间的竞争,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拥有优秀的人才,谁就会在竞争中赢得优势。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人才来说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知识是在不断发展的,人们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现代人来说,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更新知识,才能适应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更突出了学习新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大学毕业后,甚至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仍然在不断学习新知识、研究新问题,以适应工作的需要,适应创新的需要。知识更新的潮流将扩大人们对图书馆的需求。社会需要更多、更好的图书馆为人们学习提供场所和方便。同时,政府和社会也会对图书馆事业给予更大的支持。这种形势要求图书馆加强馆藏建设,根据读者的需要,合理组织馆藏,使馆藏结构和内容更加符合读者的需要。这就需要图书馆加强对采访力量的配备,把知识丰富、熟悉读者需求的人员配置在采访岗位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采访人员的水平决定了图书馆的水平。在未来的图书馆知识管理中,馆藏建设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闲暇时间增多
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收入增加,有更多的工余和闲暇时间。闲暇时间的增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休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中的一种经常性活动。走进图书馆,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重要休闲方式,图书馆成为度过闲暇时间的重要场所。面对这种情况,图书馆知识管理要重视人们的休闲需求,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升华人们的休闲需求,馆藏内容要丰富多彩。对于图书馆知识管理来说,并不是添置一些休闲类的馆藏就可以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休闲知识的管理和服务,引导和培养人们高尚的情趣和高雅的兴趣,提升人们的生活品味,体现和发挥图书馆的文明教化功能。
(三)图书馆物质条件的改善
经济的发展使图书馆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我国的许多图书馆建设了现代化的新馆,添置了大量的书刊和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布置了舒适温馨的阅览环境。图书馆物质条件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图书馆。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图书馆物质条件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引起图书馆管理理念和管理思想的变革。现代化信息设备的普及、数字图书馆的建立,都在改变着图书馆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图书馆的管理越来越成为“有知识的人管理知识服务”的活动。
二、社会的发展
(一)社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业结构由过去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优势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优势,并且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就业结构由过去多数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转变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城乡结构由过去乡村人口多数向城镇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转变。经过几十年的社会结构转型,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不断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
图书馆作为文化设施,它的建设和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只有城市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能产生旺盛的对图书馆的需求和有充足的图书馆学业经费,图书馆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国的许多地区近来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发展,登上了新的台阶,出现了建设图书馆和发展图书馆的需求。当今建设图书馆,在信息科技和数字图书馆浪潮的冲击下,迫切需要引入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图书馆只有采用知识管理,才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适应和满足读者的需要。可以预见,图书馆知识管理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图书馆管理者所接受并运用于图书馆工作实践。
(二)社区文化的发展
在我国许多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发展很快,许多社区兴建了图书馆或图书室。这是一个图书馆事业重大变化的前兆。过去图书馆都是向大而全的方向发展,衡量一个图书馆的水平,就是看它的规模和馆藏水平。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图书馆,完全有可能做到小而全。社区图书馆有可能通过图书馆信息网络,获得远方大型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料。衡量一个图书馆先进与否的标堆,不再是规模大小,而是信息技术水平、获取信息能力的高低。社区图书馆的发展,将进一步凸显图书馆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有力地促进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三)终身学习观念的普及
知识经济社会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微观公共权力/法律规制/正当程序
【正文】
一、从两件“学位案”谈起
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委员会在21位委员只到16位的情况下，以6票同意，3票弃权，7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不授予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某的博士学位；随后，北大只授予了刘某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此后，刘某在长达3年半时间内四处询问、反映，要求回答他“未获学位”的原因均未得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1999年9月，刘某再次起诉，终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他请求法院责令被告撤消其1996年的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判令北大向其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对其学位授予问题重新审查。
海淀区法院在有关学位授予纠纷处理的法条缺位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认为：北大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故在作出否定性决议前应告知相对人。法院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撤消“不授予”刘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的博士学位进行重新审议。（注：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审理后发回重审。但2001年初，原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据说是海淀区法院在“请示”了上级有关法院后作出的）。贺卫方教授在2001年3月某日的《科技时报》上曾以《转了向的里程碑》为题，评海淀区法院这一“驳回起诉”的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院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出尔反尔，法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
贺文还说：“实际上，海淀法院一审判决非常仔细地界定了什么是司法权力能做的事情，什么是司法权力不能做的事情”。）
无独有偶，2000年7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华西医科大学博士生张某状告华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其博士学位一案。1992年张某考入华大攻读妇科肿瘤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修完全部学位课程，成绩平均85.75分，临床技能考核平均79分；从未出过医疗事故，也无政治错误及犯罪行为。1996年6月，张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由5名同行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成绩评定为良。华大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原告博士学位的建议后，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医学分会。医学分会在一名委员缺席，八位委员参加（全体成员共九位），4人同意，4人弃权情况下，作出“不授予”张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同年7月，华大向张颁发了博士毕业证书。从1996年医学分会作出“不授予”决定后，张一直为此四处反映，要求华大学位委员会就“不授予”学位一事说明理由，听取其申辩，并作出答复。但该委员会既未将“不授予”决定送达张本人，也不作任何回答。长达4年申诉无果后，2000年3月，张以学位委员会“违法不作为”为由，起诉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就在法院于同年4月受理此案后，华大学位委员会于5月11日召开会议履行“作为”职责。以1票赞成，20票反对，作出“不授予”张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是张变更诉讼请求，以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程序违法为由，重新起诉。2000年7月31日上午，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注：有关张某案件的报道，见2000年4月19日和2000年8月1日四川《华西都市报》。）
以上两案的争议焦点是：(1)“学位评定权”能否放弃？(2)学位委员会的外行专家可否对其他领域内的专业论文进行实质性否定？(3)学位授与被否定后，当事人有无知情权、申辩权？
以上两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法院对两案审理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人们普遍认为：两案针对的不是某个大学，“而是一种旧的体制，一种错误程序，这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两案反映了高校“依法治校”的诸多问题，对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认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应给予高度重视，健全和完善高校解决纠纷机制。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教授认为：此类案件开辟了行政诉讼司法救助的新路，有利于培养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意识，增强大学生的权利保护意识。北大贺卫方教授则从另一角度提出：此类案件“对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学位授予制的缺陷提出了质疑”，“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找到了一个入口”。他还认为：高等教育管理中“如何避免‘外行决定内行’”，避免“用简单的多数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注：方言：《北大法学院亲历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此类案件深刻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知识经济社会的法律秩序、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已浮出历史地表；我们虽然还不能十分清晰地描述出它的全部体貌，但我们已经感受到它扑面而来咄咄逼人的冲击。如果我们不能敏锐地从中捕捉到知识经济社会法律现象的各种信息，我们将在这一冲击面前猝不及防，陷于被动。（注：这类法律信息近年已有成社会“热点”之势。如对2000年7月发生在湖南嘉禾的“高考舞弊案”的处罚提出的法律质疑：取消该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是否违反了“罚不及他人”、“罚责自负”的法律原则？（见2000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张万臣文章）；学校有无权力搜查学生宿舍的讨论（见2000年3月17日《华西都市报》）。
2000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九届三次会议上，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议案与质询中，这方面内容大量增加。如对高考录取因地区差异而导致的悬殊录取分数线和录取不公，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质询，并要求制定有关招生的法律（见2000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2000年2月25日《华西都市报》）等等。）
二、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近年十分关注“程序正义”问题，对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行使的正当程序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仅限于宏观公共权力的正当性问题，还不能解释前述两学位案对法学研究的前沿性责难。这两学位案表明，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我们必须把法学研究深入到与知识生产密切相关的每一社会生活空间（不仅是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长期被法学研究所忽略的教育科研领域中大量存在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空间；对这类虽然“微观”，却与知识进步关系最密切的权力机制进行仔细考察和分析。两学位案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学位委员会委员们手中的权力是“学术自由”权利，还是公共权力性质？刘某案一审判决宣布后，有人曾“气愤”地认为：法院判决侵犯了学术自由。（注：方言：《北大法学院亲历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3页。）
成都张某案在庭审时，原被告双方亦就此权力性质展开过激辩。原告方认为：学位委员会的权力属行政授权而产生，应属“行政权”性质，故具有不可放弃性。被告方则称：这种权力是基于“学术自由”产生的专家个人的内心确认权、评断权，与“行政权”无关，委员会投“弃权票”与人大代表一样，是“自由权”的行使。
笔者认为，学位委员会委员们手中的权力无疑是一种公共权力，但它确与一般所说的“行政权”不同，亦不同于“立法权”，更不是什么“学术自由”权利，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微观公共权力。它虽然“微观”，却广泛存在于与知识分子群体密切相关的学科规训（学科划分与管理、学纪监督、硕士博士点的设置等）、学术评定、学籍学历学位的获得、职称晋升、学术荣誉的获得等各种活动中。由于它直接关系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体——以学历、学位、职称等为外在标识，以知识质量、学术水平为内在含量的智力劳动者群体的个人命运，也必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因此，不可不对它的性质、权力结构特点和法律责任等，作深入剖析研究。
（一）“学术评定权力”属“公权力”性质，而非“私权利”的行使。
学术自由权利是一种“私权利”，本质上是“个人自由”的体现，具有极大的个体选择性；它被规定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是基于对人类个体智力创造本性的尊重。因此主体在行使这一权利时，不应受他人干涉，应受到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主体本身行使这类权利的后果并不对他人产生决定和支配的作用。
“学术评定权力”则具有“公权力”性质。首先，它与一切“公权力”一样，是社会基于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而设置的一种“强制性调控”机制。知识社会中，学籍、学历、学位、职称、学术荣誉等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也与社会知识资本的多寡、知识成果的质量息息相关，是知识社会的一种身份标志和“稀缺资源”。对这种利益关系和资源进行分配与调控，是国家与社会设置这类机构的重要原因。其次，它具有一切“公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特征，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对他人的行为和命运作出的某种改变和决定，即对他人行为和命运要产生强制性、权威性的确定效力和约束效力，决定他人在知识产权和知识追求中能否到得到某种他想获得的利益（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人身的和财产的利益）。正因它具有对他人命运进行决定和支配的强势特征，它也就与一切公权力一样，如缺乏法律的正当程序和监督制约机制，必然导致专横、腐败和不公。
（二）这种“公权力”虽由行政授权产生，但与一般行政权不同，更不同于“立法权”。
首先，学位委员会或学术评定委员会这类机构设置虽是经行政授权产生，但并不属于行政机构的正式编制；它的组成人员也不是经考核录用的国家公务员，而是经教育行政机关在某段时期内认可的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其权力行使方式不是“首长负责制”，或下级对上级指示的服从，而是“无记名投票表决”。
第二，这种“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权力与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投票权”性质也不同。一是权力来源和体现的权力关系不同。人大代表的“投票权”来源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民主委托，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体现的是人民民主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制约与被制约的逻辑关系。而学术评定机构成员的“投票权”来源于教育科研行政主管机关的职务性授权，它体现的是主管机关的职能管理行为与接受授权的个人或机构之间的法定职责关系。二是权力本质内涵和权力行使结果不同。人大代表的“投票权”本质内涵上是一种民主政治权利，是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体现，因此，人大代表的赞成票，反对票，抑或弃权票，都是“民意”的反映；它行使的结果表明民意、民心对“公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对某个特定公民个人命运的决定。而学术评定机构成员的“投票权”本质上是一种因行政授权而产生的职务性权力；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对特定公民个人命运作出的改变和决定。因此，它应当像一切“公权力”一样，以“法定职责”为基础。而“法定职责”是不可以放弃的，放弃则意味失职或渎职，意味对基于“职权”而产生的法定责任的逃避，即以不作为方式造成的职权行使中的违法。
（三）为什么在“学术评定权力”行使中普遍存在这种“违法”呢？笔者认为，对这类权力的性质、产生依据和法律责任的构成缺乏认识和仔细分析是一个重要原因。
仅仅说这类权力“依据行政主管机关授权”而产生是不够的。其产生依据应是两个：1.教育行政主管机关授权。因而使它具有了一般行政权权行使的效力性、确定性和权威性。2.基于该机构成员的学术水平和主管机关对其水平的认可。正是这后一个原因，使该权力在知识社会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权威性”——即“学术权威性”。这就形成了这类权力以“学术权威性”为内在基础，以“政治权威性”为外在形式的学术性政治权力的特征。这种权力的法定责任既不由“首长个人负责制”产生，也不像人大代表必须对选民或选举单位负责，那么，它对谁负责？应当怎样构成呢？
第一，学术评定机构成员身份应是双重的。基于“专家”身份，他（或她）才有学术上的资格进入这一机构，从学术角度对他人进行评定。基于行政授权，他（或她）又从“专家”兼而具有“评委”职权。这样，他对他人的学术评定就不是一般的议论品评，而是在履行对他人学术生命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必须负责任地对其评定对象能否获取某个学位、职称、学术荣誉称号，对某个单位能否设硕士博士点等进行决定。因此，产生这种权力法定责任的客观依据就只有一个：该评委对其评定对象专业领域的深入了解和该评委具有该专业领域公认的深厚学术造诣。
第二，这又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他（或她）不具备该专业知识、对所评对象的专业领域完全外行或仅只常识性了解，其行使这种“学术性”权力的客观依据何在？二是其职权责任既然是依据其学术造诣和行政授权而产生，而不是依据他（或她）的“学术自由”在随心所欲，他（或她）就必须对其评定对象负学术上的法定责任，即应当负责地在投票时写自己名字，并说明学术上的理由（特别是投反对票时）。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是否会造成这种法定责任承担的落空呢？即找不到对这类职权行使真正负责的主体；在追究责任、需承担法定责任时，往往以“无记名投票”为由，使直接责任主体成为虚无。
可见，现行学术评定中的投票机制设置犹如陷阱，它使严肃而神圣的学术评定变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暗箱”操作，使“根据评定机构成员的学术水平”而行使的“学术评定”权，变成了凭其成员“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随心所欲的“良知评断”。在一个最需要理性控制的权力行使空间，却由大量非理性因素主宰着。——这就是今日知识生产中的制度性现实。
三、必须对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进行法律规制
当前述两学位案对这种权力机制提出质疑时，也有人别有傥论：此在西方尚属无可奈何，何况中国！的确，今日中国教育科研中的一套管理制度，确实不是中国国粹。但它的非理性因素若与中国沉重的传统历史文化某些负面东西结合，对人才的压抑，对知识进步的阻碍就更见显然。在中国涉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实践立场出发，重新审视这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并从法治切入，进行改革，是现实与未来对法学研究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法理学在认识知识进步与法的关系上，不能停留在一般所谈“教育与科技法制化”层次，而必须找出其内在真实的制度“同一性”关系。
现时法理学教科书充斥着“科技对法的作用”、“法对科技的促进”这种格式化语言，其内涵上仍把知识进步、科技发展与“法”看作互不相干的两张皮，即使有“同一性”也是表面上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却把二者之间真实而深刻的内在同一性关系凸显出来：二者都是人类制度性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法律本身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产物，知识进步、科技发展也是在人类实践的制度性框架中进行的。二者同一于人类的制度性实践。
知识生产的所有活动都纵横交错地贯穿着大大小小的制度性结构，否则，人类知识生产就是零乱琐碎、不成规模的。这些制度性结构存在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过程、内在系统，构成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甚至构成“知识”本身。但这种制度性结构并不是20世纪后期知识经济已在全球成迅猛之势时，才“嵌”进知识生产中去的。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某些知识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继承的是18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传统。
18至19世纪，在英、法、德、意和美国先后出现“大学的复兴”，其标志是各类专业学科的建立，以及相关的各种教育训练、研究、学术评定、学纪管理等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设置。大学复兴使人类的知识生产摆脱了农业文明时代的零碎状态，而成为一个制度化、系统化的生产过程。大学教育制度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制度性知识生产结构，它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着各种知识产品（如各类专业人才、科技成果、社会科学文献、决策“思想”等）。大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性结构，是一套较系统的“微观公共权力”制度，它包括考试、监控、评定、学科管理等看似“细小”，但却对知识生产的主体、对象、过程进行着全方位控制的制度。
和宏观公共权力机制相比，人们很少怀疑这些“微观”权力机制的不合理性，反而视其为“天经地义”、崇高神圣。直至第二次世纪大战后，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知识经济席卷全球，大学成了知识生产的中心场所，人们才注意到这一场所中制度性权力结构的重要作用及其正当合理问题。
最先质疑这套制度的是7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思想界。他们“发现（或重新发现）了植根于近性思想中的种种主要的实质非理性要素。”（注：[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4页。）从福柯到华勒斯坦等秉承马克思到韦伯的社会批判传统，认为知识生产中“只见知识不见人”、“只见科学不见制度”，如同工业革命时期“见物不见人”、“只见金钱不见制度”一样，是荒谬的。知识与科技进步要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就必须超越纯粹的“知识论”层面，把对知识的追求看成高度制度化的人类社会实践，而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或“学术自由”。
知识生产的高度制度化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出现了知识性权力结构。即知识与公共权力互相渗透，互相强化，紧密结合。知识既是公共权力的外在面具，又是公共权力的内在依据之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共权力仅仅依靠单一暴力系统存在已不可能）；公共权力则组织了知识的生产和运用，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内容。
第二。公共权力与知识生产的密切结合，是随着大学教育的扩张、大学对社会影响的加深而来的。大学生产的“知识”传播越广，与这些“知识”相连的权力机制向社会渗透得也越广。故此，与知识生产相连的“微观权力”几乎无所不在，带来了“权力的泛化”（注：《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构成了“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石”。（注：[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北京第1版，第6页。）
福柯曾说：“人们常常强调化学的发展同工业发展的需要关系密切，这是对的，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分析科学在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科学之被制度化的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这类抑制性的设施”进行的。（注：《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因此，研究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制度性同一关系，法治在这种同一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切入方式等，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法学研究提出的重要任务。
（二）必须对微观公共权力的“细小环节”进行法律规制，防止权力滥用
与科技发展、知识进步、人的智力创造密切相关的“知识性权力结构”，几乎都是由一组组微观、细小的制度构成（如考试制度、学籍与学纪管理、学科设置、学术评定、学位授予等）。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权力机制“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倪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193页。）正如福柯所言，微观权力机制的模式和程序表面上好像“微不足道”，其内容也像是由一些“技术性”的“细枝末节”构成，即我们在前两学位案中看到的，是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微妙安排”。但福柯一再提醒人们：这些“细枝末节”很重要，千万不可忽视；因为它们规定了某种对人“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是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他还说：这种权力机制“具有很大扩散力”，“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似乎要涵盖整个社会。”（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157页。）它与宏观公共权力在行使中一样，具有“人性恶”趋向；不同的是，它发生在知识生产领域，因此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也更带有“智力”上的狡猾性，“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由于其“细节”的不透明，其权力强制方式可能更“卑劣”（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运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157页。），更容易对行使对象造成制度性的“陷阱”。
福柯的忠告可谓暮鼓晨钟。当一名学生或学者被那些“说不清楚”的评定机制草菅了学术生命而无可奈何时，人们才痛感这些“细小”机制与宏观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一样，如不受制约，照样制造悲剧，带来灾难！
对知识生产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必须遵循双重原则；一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二是依据知识生产的客观规律而创制的特殊原则。
1.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必须遵循法治社会的正当程序原则。
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即“自然正义”原则，包含了两项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一是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即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两条原则随着中国“依法治国”的进展，已贯彻了今日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这一原则照样应适用于与科学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中。
第一，有关教育科研机构及学术评定机构在作出不利于他人决定时（如学纪处理、不承认其学历、不授予学位、不晋升职称等），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使其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如：将有关决定及时通知当事人，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依法实行“听证”制度，在公开场合进行质证和辩论。其决议、决定的送达，对当事人申诉、申请复议的回复，听证的举行等，都应有期限规定，不得久拖不决。
第二，各种学术评定、学位授予、学纪处分等权力的行使，应当按公开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如同法官办案一样，其依据的法律必须公之于众；并尽量量化，使之具有操作性和确定性，避免随心所欲的“临事议制”和暗箱操作。
第三，各种评定机构应规范性地依法设置，防止学术权力的异化。即应当有任期限制；并将其组成人员告知相对人，实行“回避制”；相对人如对其组成人员评断的公正性有合理怀疑时，应当实行回避。
总之，正当程序原则是防止微观公共权力滥用的根本保障，只有将其贯穿到微观公共权力行使的“细小环节”中去，才能使其具有起码的“游戏规则”，避免其非理性行使带来的弊端。
2.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行使应当体现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保障原则。
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公民在知识生产中基本人权（包括受教育权、学术自由权、知识创造权等）的实现，而不是为管理而管理。故凡涉及公民在教育科研中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理时，应当特别慎重。如：凡对公民的学籍、学历、学位、职称、考试资格等作出实质性否定时，必须提出否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无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否定，应被视为“权力的滥用”。
根据人权保障原则和司法权对社会纷争的终局裁决性，当公民依法具备获得相应学籍、学历、学位、职称、考试资格等条件并提出申请后，在被有关机构无任何事实理由、或理由经听证不能成立而被否定的情况下，应当对该公民给予实体权利方面的司法救济（不仅仅是程序方面的司法救济）。即由司法机关进行权利推定。（注：前注贺卫方《转了向的里程碑》一文中提到：“所谓大学独立，是什么意义的独立？大学独立是否意味着它的所作所为都不受司法机关的制约？这个案子从一审开始就处在相当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中，司法与司法的裁判在多大程序上能够介入到过去由高校完全垄断的事务中？高等学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由于大学明显行使着实际的裁判权和处分权，这样的权力能够给学生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涉及到学生的权利（包括他能否获得学位，能否获得毕业证书等方面）时，应该让那些认为相关处置不公平的人有一个另外提出质疑的途径，就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相关决策的合法性作出审查和裁判，从而使纠纷得到公正的解决。从法治社会的逻辑看，这个中立的第三方当然应当是法院。”）
3.知识生产中微观公共权力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还必须依据知识创造的特点进行新的创新。
对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说到底，是法律规则的规制。而任何一项新法律规则的创制都有一定规律，即它必有其客观性、独立性和前瞻性。
首先，它必有其客观依据。知识生产是人的智力活动，是复杂的心智、精神创造和脑力支付。对这种复杂的心智创造和智力成果，起码应当了解和懂得它，才有资格评论、审定它。专业化，是知识生产的科学性、规范性的体现，它决定了知识性评定中必须遵守“内行决定内行”的规则，才能使这种评定具有起码的说服力和科学的权威性，才符合智力创造的客观规律，保证评定的质量。因此，专业化的学科划分，是知识评定中确立“内行决定内行”这一起码“游戏规则”的客观依据。
把专业性知识含量要求甚高的评定权交给一位外行专家（即使不排除他对该学科有常识性粗通之可能），如同把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交给一位虽有医学常识但未受专门训练的律师，能不儿戏吗？知识性评定中，最不人道的就是草菅人的学术生命。当一位学子经多年寒窗苦读、一位学者凝聚心智和生命的研究成果，被莫名其妙的非理性评定简单否定时，无疑是知识领域里最残忍的事情和最大的不公。“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左思式怨愤一旦出现于今日，折射和反映的就不仅是个人悲剧和社会某些阴暗面，而是非理性体制导致的对知识进步的严重阻碍。
因此，将“内行决定内行”作为这一领域内特殊的法律规则，应当是法治社会的公正性与知识社会的专业性、科学性的双重要求。
知识经济社会篇8
[关键词]社会系统；市场经济；知识产权；耦合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3）02-0016-04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十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全面落实和贯彻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凝聚创新热情，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为促进知识产品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知识商品经济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热点与亮点，从社会系统论理论出发，重新审视市场经济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耦合性关系既是时展的需要，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一、社会系统中的“耦合原则”
（一）系统与社会系统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1]。而且他一再声明，当我们讲到“系统”时，我们指的是整体或统一体。钱学森说：“什么叫系统？系统就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所以系统的概念就是要强调整体，强调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2]即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被称为元素，亦即相对于它所属的系统而言，它是不可分的基本单元。而部分本身也可以是个系统，即它也是由若干个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的整体。这样，部分相对于其所属的系统而言是元素，相对于其包含的元素而言是系统，即子系统。
从上述定义来看，实际上一切事物都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也都可以用系统的方法加以研究[3]。对于社会而言，它也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系统，钱学森称之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维纳说：“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4]显然，维纳是把社会系统看成是因为各种要素相互联系、交往而形成的整体。根据钱学森的社会结构体系观，社会系统的中心是人，人处于社会系统最重要、最中心的位置，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类社会系统主要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由经济的社会形态系统、意识的社会形态系统和政治的社会形态系统组成。这三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适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系统理论，但是在分析社会运行时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系统思想，即整体性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可以说，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结构是：在物质生产力这一内环境之下，由经济结构、上层建筑（法律的和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三个部分相互作用、相互适应而组成的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结构所做的描述是大致相同的，即，社会系统作为整体，其结构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子系统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相互作用而成的[6]。
其实从系统论的思想来说，任何有关联的事物都可以组成一个系统。所以，当我们分析社会结构的运行时，既可以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样宏观的角度分析各个大系统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三个大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分析各大系统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如市场经济与知识产权原本分别属于经济和法律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固然可以从经济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但这样的论述未免过于笼统。这里可以借助系统论的观点，将二者视为一个小系统予以探讨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二）系统的稳态与功能耦合
从系统的内部看，每一个具体的系统都存在结构与功能。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结构反映的是系统内部关系，是系统的一种内在的规定性[7]。从结构的定义可以看出，系统的稳定性是由结构决定的，即由系统各个要素的相互运动变化之中表现出来的动态稳定性。当系统处于这种稳定性时，我们称之为系统的稳态。功能是指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相关联系方式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是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形式的外在表现方式[8]。
耦合原是个物理名词，原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概括地说，耦合就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在系统论中则是指系统间或一个系统的各种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有两个子系统a和B，当a的功能（输出）恰恰等于B所需要的条件（输入），而B的功能（输出）又与a所需要的条件（输入）相符，这时，a和B就能在相互调节中一方面保持各自的稳定，另一方面a和B又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更高层次的大组织。也就是说，只有各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能够形成一个耦合网络时，小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大组织。这一原则就被称为组织的“功能耦合”原则。一个系统只要它内部具有相互调节的机制，就能维持系统整体的稳定，这个系统就能在复杂的干扰环境中存在[9]。
（三）“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系统
市场经济是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模式。
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产权经济。市场的目的在于交换，而交换的前提就需要明确产权，即需要明确交换对象的所有权人，而所有权则是产权的重要内涵之一。著名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把产权看作是人们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规则。他说，产权体系是“授予特定个人某种权威的方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10]。即，产权是个人对资产的利用选择。黄少安先生则明确指出：“所谓产权，简言之，就是对财产的权利，亦即对财产的广义的所有权——包括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它是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其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是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11]
市场经济必然走向知识经济。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存在，但是，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形成知识经济模式则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而这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强调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在各种交换中选择最具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显然会造成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而以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产品是市场主体最有力的竞争工具。所以，市场竞争必然会刺激知识生产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分工日益细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日益分离并逐渐形成脑力劳动者阶层，从而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同时，知识产品也成为市场交换客体的重要形态。
市场经济还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保持自由交换在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模式中进行就需要一定的法律规制。即依据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建立健全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要求人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权利与义务；靠法律明确对知识资源、有形资源和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确保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12]。
可见，市场经济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天然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市场经济是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催生了知识产权制度；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市场经济中知识产品交换秩序的维护和保障。但即便如此，二者是否具有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具有耦合性，还是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市场经济与知识产权耦合性的表现
（一）创新与激励的耦合
市场经济中，交换主体靠争取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获取利润，因而降低成本、革新技术、追求新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市场经济主体普遍追求的目标[13]。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竞争型经济，而创新则是市场主体提升其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
创新的过程也是主体运用其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因此，智力成果是创新活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最初，智力成果附着于有形产品上，主要以有形产品的附加价值形式体现出来。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水平的提高，智力成果逐渐取得了独立形态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与有体物相比，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可共享性、易复制性等特征，因而被视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既然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就存在被搭便车的可能性。事实上，知识产品的易复制性使其再生产的成本花费非常少，在网络环境下，复制知识产品的成本甚至可以是零。而知识产品的原创投入成本非常高，具有创新性的知识产品需要其创造人具有较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而这一般都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具有创新性的知识产品无疑具有很大的市场价值或潜在的市场价值，但由于其重制成本非常低，所以一旦被他人非法获得，会使权利人不仅无法享有应得的巨额利润，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这势必会极大地打击市场主体的创新热情。所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激励市场主体不断地进行创新。
（二）资源配置与利益平衡的耦合
由于人的智力活动本身很难共享，所以知识产品在本质上可被视为是个体脑力劳动的产物，但知识产品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很难被界定为纯粹的私人产品。因为，任何知识产品的形成都离不开对他人知识成果的学习，即具有历史继承性，所以将某一知识产品视为某个人纯粹的私人产品而赋予其绝对的所有权，缺乏正当性基础。
为了实现个体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平衡，使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和私有属性能够同时得到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在制度上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律首先界定知识产品的私有权属性，在财产权归属意义上承认知识产品是一种个人财产；其次，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公开制度，要求知识产品拥有者必须公开其产品的信息内容和技术方案，将这种产品的私有性进行公共化，使社会和他人能够利用新的技术成果；第三，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期限、范围和使用等进行合理的限制，超出法定期限，该产品就进入公共领域，同时规定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使用制度。上述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核心就是在产权界定的前提下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内部化，其立法宗旨就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求合理的利益平衡点，既保障知识产品的应用和传播，又保障创造者的利益，调动其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从而生产出更多的知识产品为社会所使用，实现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良性循环[14]。
（三）知识流动与产权保护的耦合
在市场经济中，知识的价值不是体现在其静态价值而是体现在其流动过程中，即对知识产品的使用中，因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不仅仅强调对知识所有人的保护，更强调建立一种促进知识使用与流通的机制。这与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功能无疑是耦合的。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其保障功能可以使权利人乐于公开其知识成果而不担心被人模仿，另一方面，通过合理使用、有偿转让等制度规定，使得知识成果在一定范围内为更多的社会主体使用。这在客观上会增强知识交易双方的预期，从整体上降低了全社会知识交易的成本，进而促进知识产品在更广阔的范围中流动。
三、市场经济与知识产权制度“耦合性”的意义
揭示市场经济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耦合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对二者“耦合性”关系的具体描述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耦合性”关系的认识来探求如何实现二者功能互动中的良性发展。
（一）市场经济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说“法律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对法律运行规律极其深邃的洞见[15]。任何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要服务于一定的目的，或者说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正如波斯纳所言，“法律是功能性的”[16]。
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是凭空出现的。有人类就会有知识产品，但为什么直到近三、四百年方始有知识产权制度？其中固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市场经济的兴起无疑是重要的经济原因。但仅仅说明这点并无十分新意。本文想表达的是，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密切性不仅体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形成有关，而且体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为鼓励创新，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倾向于保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将知识产品更多地视为一种个体智力产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利益观逐渐受到重视，于是强调公共利益就成为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一种新的趋向。市场经济对知识产权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体现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还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上。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更强调将知识产权视为个体私权并试图勾画出国际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呼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强调知识产权的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所以，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耦合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二）知识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保障
知识经济社会篇9
1、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全国重大事务;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地方重大事务。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在人大的闭会期间，行使人大的部分职权。人大具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
2、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由民主选举产生(直接与间接)，享有权利(审议权、表决权、提案权、质询权)和履行义务(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人民间接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3、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表现人大与人民、人大与其他国家机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有利于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动员了全体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4、中国共产党:
(1)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2)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3)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作用：才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5)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基本执政方式)
(6)领导方式：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
(7)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8)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5、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基本内容：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政治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根本准则：遵守宪法和法律;重要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性质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主题是团结和民主。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6、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我国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要这样或怎么完成一件事?
(1)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国体决定政体)
(2)性质：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3)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①立法权-审议通过[法律];②决定权-审议通过[决定、决议、报告]③任免权-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④监督权-审议通过[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
(5)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活动原则)[来源:学|科|网Z|X|X|K]
(6)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①它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②它动员了全体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③它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④它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人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情?人大代表为什么要这样或怎么完成一件事?
(1)法律地位：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国家权力的直接行使者。
(2)要增强履职意识，除审议各项议案、表决各项决定外，还要依法行使提案权、质询权等权利，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3)是履行义务的需要：①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②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
3、党为什么要做某事或做某事的依据是?
(1)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这是由党的地位决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3)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的团结，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4)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5)党始终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党怎样做某事?
(1)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2)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3)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5)始终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5、政协委员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或怎么完成一件事?
(1)地位：它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3)履行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6、民族问题上为什么或怎么样或民族自治地方取得发展的依据?
(1)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原则：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3)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优越性：(1)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2)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3)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4)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知识经济社会篇10
关键词知识型智慧；知识资本；“知识垄断”；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经济
当前，是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的伟大时代！当代知识经济是信息科学出现和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广泛运用引起全球性势不可挡、波澜壮阔大规模的信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的必然结果。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不仅最终使知识经济浮出水面为人们所广为认识，还一举成为当今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力量或主流经济（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由于知识的本质是信息，因此，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经济。由于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知识经济兴起的时间有前有后、特点不尽相同罢了！需要说明的是人们通常泛泛而谈的知识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普通知识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知识型智慧”知识。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知识型智慧是一种来源于普通知识又升华于普通知识的特殊知识。由于智慧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知识型智慧、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其中知识型智慧属于传统知识范畴，信息型智慧不属于传统知识范畴，知识--信息型智慧不完全属于传统知识范畴，但它们都属于信息范畴（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因此，近代著名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中的知识实际上指知识型智慧这种特殊知识。与普通知识相比，知识型智慧的特别就在于在一定条件下能直接产生出力量或能量，而普通知识则只是具有某种潜能，不能直接产生出力量或能量。因此，知识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们的知识（包括普通知识和知识型智慧两种知识）资源创造的那部分经济，“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资源以及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资源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创造的那部分经济。“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不能称为知识经济，只能称为信息经济。（以上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
我们知道，人类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总的说来，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人类的生理资源或体力资源、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特殊人关系背景或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背景资源或“背景资源”、权力或职务或身份资源或“权力资源”、财富或金钱或资本资源、普通知识资源、智慧资源（包栝知识型智慧资源、信息型智慧资源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三种类型。智慧资源主要表现为能力）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六种“经济成分”--“体力经济”、“背景经济”、“权力经济”、“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它们都在同时起作用并一起促进社会（宏观或微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知识经济只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力量或“经济成分”而已！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知识经济在社会（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知识经济并非当代独有的新生事物（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
由于普通知识只是知识型智慧的来源和基础，事实证明各种具有创造力的科学技术专业“新知识”或知识型智慧是知识经济的唯一直接创造者和唯一直接推动力，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笼统地说“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不够确切的，应该说“知识型智慧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或者说“作为知识型智慧的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实质是一种“知识型智慧知识经济”--即完全由知识型智慧知识创造出来或获得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支撑经济的基础从传统的有形物质资源转变为无形的知识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知识资源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智慧不仅可以通过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转让等方式直接创造巨额经济价值赚取巨额财富或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方式直接转化为企业巨额知识资本！这使人类社会经济领域首次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资本的另一种类型的新资本--精神资本。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中存在着两种资本--传统资本和知识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科学技术起作用的方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技术都是作为共享资源向全社会公开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某些科学技术专业的“新知识”或知识型智慧可以通过申专利或知识产权的方式转化为巨额知识资本，因此，某些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独特新科技已不再会向社会免费公开，而是只向个别企业组织公开。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存在着较普遍的“知识垄断”现象。因此，当代的知识经济也是一种存在着较普遍“知识垄断”现象、常常伴随知识产权纷争的经济。总之，知识经济是靠专利或知识产权或知识型智慧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型智慧大显神威主要靠知识型智慧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时代！知识分子、知识精英在知识经济时代大有作为！
由于各种科学技术新成果或知识型智慧都是由人们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力格外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国家还是企业、个人，可以暂时缺乏货币资金和物质财富，但绝不能缺乏创造力！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缺乏创造力，货币资金将逐渐变成“死钱”，物质财富将逐渐变成“死物”！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包涵了创造力的专业工作能力也格外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需要大力提高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还需要大力提高知识型智慧水平！
知识经济是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扬弃”。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主要挖掘、运用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的潜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传统工业经济主要挖掘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矿物燃料等自然资源中的潜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传统工业经济在给人类带来发达物质文明美景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难题。而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上述三种类型的智慧资源几乎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污染环保新能源。因此，依赖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广泛的兴起，必将极大地推动人类对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这必将引发人类二十一世纪全球性大规模“智慧浪潮”和“潜能开潮”的到来引起“智慧爆炸”或“力量爆炸”。而这是人类根本地解决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难题的前提条件和必经之途！因此，知识经济是一种以普通知识资源为基础、完全由知识型智慧资源直接创造和推动的、高信息附加值低能耗、不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文明为代价却能高效创造物质文明的低能耗环保经济。因此，在当代走知识经济的发展道路是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当前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伟大时代，因此，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最早出现以知识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都必然会以迅猛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滋生。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最早出现以知识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都意味着人类从此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整个世界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会随知识经济的“游戏规则”而转向，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无不打上知识经济时代特有的标志！只不过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流社会--“知识社会”里，人们上述的生理或体力资源、背景资源、权力资源、财富或金钱或资本资源、普通知识资源、信息型智慧资源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都不会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它们对经济的贡献都通过知识型智慧资源对知识经济的贡献间接地表现出来，在其它五种类型的非主流“社会成分”里的情况与上类似（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当前的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知识经济的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但有一点--无论知识经济如何发展，其它五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及其作用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宏观）经济是上述六种类型的“经济成分”同时起作用、知识经济是社会的主流经济、知识经济担任主角、其它五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一起充当配角同台献技的经济。其它时代社会的（宏观）经济的情况与此类似！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种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只有知识经济一种“经济成分”的观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