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1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管理；财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1
导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加快了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融资性担保行业应运而生。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出现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为一部分中小企业提供了担保业务和融资艰难的问题，促进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经济平稳、迅速地发展。融资性企业在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一箭双雕。但是融资性担保公司也具有高杠杆特征，主要体现在金融风险性。表现在融资担保公司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合理、管理体系监管缺失、业务运行缺乏规范、缺少高水平的风险管理等。如此种种，严重地影响了融资担保行业的长久发展。在此形式下，融资担保公司亟需一个规范的、全面的体系给公司的发展提供保障，这也是笔者本次研究的初衷。
一、融资性担保行业的现状分析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我国的融资性担保行业从1999年开始出现，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金融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户均资金规模也不断增大。在组织形式上，以非政府出资为主。然后，从2008年后开始，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突然爆l并迅速波及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融资担保行业存在的巨大弊端――金融危险。金融风险的暴露，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密关注，采取了一些列措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规定了禁止地方人大担保和财政担保。融资性担保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强压之下，融资性担保企业必须重新进行自身的定位，并对相关的行规进行规范，从而解决行业面临的种种问题，集中表现在财务管理上。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融资性担保行业的现在发现，融资性担保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上面，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业管理混乱
为了规范行业的管理，从2010年到2013年之间，国家政府和地方部门都不断颁布了很多措施来规范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管理。但是实践表明，很多策略流于表面，一些管理部门并没有很好的了解行业的资质问题，更没有严格地履行对担保公司的监督和管理责任。同时，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角度出发，很多公司虽然是被有关部门监管，却存在着监管不彻底的现象，存在着一些非法经营的行为，使得公司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暴露出很多问题。
2.业务知识匮乏
通过调查发现，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建立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在不断地壮大，却忽略了公司内部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很多员工缺乏专门的业务知识，尤其是缺乏精通财务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专业财务管理人才。同时，管理部门对于财务管理的意识也比较单薄，给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财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都埋下了隐患。要想巩固财务安全就要从根源上解决公司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
3.财务监管缺失
笔者通过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很多融资性担保公司都没有健全的财务监管体系。大多数融资性担保行业都抱着获得收益的目标，在利益的驱使下忽视了健全的管理制度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起到的巨大作用，更有甚者，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轻视财务管理，常常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时候就进行资金的流通、借贷和投资等业务，长此以往，造成了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
4.档案资料缺失
由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接收业务的时候常常是比较紧急的，所以很多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为企业提供担保与融资服务的时候没有对相关企业进行资料的核实，很多公司提供的资料存在偏差。很多选择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企业都是出于扩大规模和加快发展的目的，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在财务管理工作上存在很多欠缺之处，很对规章制度不规范，普遍存在着资料编造、数据篡改、缺乏真实信息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加大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财务风险。
三、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管理的策略
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笔者结合文献资料和实践经验，总结出以下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管理的策略。
1.健全财务管理体系
要想让融资性担保公司行之有效地避免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风险，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财务管理体系。什么样的财务管理体系才能算是合理、健全的呢？首先是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章制度要符合国家和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的，其次是在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再者就是完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会计核算制度。
2.控制公司投资成本
融资性担保公司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降低公司的投资成本，通过采用精细化的管理和规范化的制度来抵御财政风险，保证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业务量下降的时候不会遭遇经济下滑。与此同时，也能够增大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议价空间，使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加大。
3.规范公司财务管理
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进行日常管理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公司的财务管理，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让财务管理更加规范。制度建立后，要严加执行并监督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制度的调整，从而促进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健康发展。
笔者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对这一现象进行调查和整治，在实际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尽快颁布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更让国家的一些监管工作能够有法可依，有理可循。
4.培养全能财务人才
21世纪企业之间的竞争说白了就是人才之间的竞争，拥有了人才就拥有了发展。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来说，需要的就是综合型的财务会计人才。当前我国还没有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员工业务水平要求的具体法律文献。随着科学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队伍不断壮大，亟需企业采取相应措施来提升公司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对于已有员工要组织定期的业务知识培训与考核，对于新招聘的员工要提供相关行业的资格认证书方可从事相关融资工作，从而为财务安全做好人才准备。
四、总结语
综上所述，融资性担保公司应时代需求产生并迅速发展，然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财务管理上的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管理的策略，以期为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长久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参考文献：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2
一、基本情况
小额贷款公司9家、融资担保公司12家、区域性股权市场0家、典当行16家、融资租赁公司0家、商业保理公司1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0家、投资公司147家、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0家、社会众筹机构1家、地方各类交易场所0家。11类机构共计185家。
二、检查内容
企业相关证照、资本状况、经营情况、企业资金情况、企业治理和内控情况、报表报送情况、重大风险事件报告情况、涉黑涉恶情况、相关合同和凭证情况、股东身份信息情况。
三、发现问题
（一）小额贷款公司
全市共9家小额贷款公司，其中有8家2018年未开展业务。个别小贷公司存在不良资产占资本金比例高于80%、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符、借款人的借款余额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5%、向股东放贷、股权转让无批复、法人更换无报备无批复、制度不健全、股东涉嫌违法被拘、为股东关联方发放贷款、股东被列为失信人员等问题。
（二）融资担保公司
个别融资担保公司存在营业执照住所与经营许可证地址不一致2017年年审需整改问题至今未整改、发放贷款、2017年需整改问题至今未整改等问题。
（三）典当行
个别典当行存在经营地址与营业地址不一致、单笔不动产典当金额超过注册资本10%、存在当票利率与合同利率不一致的情况、人员已联系不上等问题。
（四）商业保理公司
我市1家商业保理公司：深圳盛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XX分公司。存在经营范围内无资产交易、授权书仅授权总公司待推介，无分公司授权书（分公司为负责人，总公司未作授权）等问题。
（五）社会众筹机构1家
新疆弘毅迁善众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我办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该公司注册地址为虚假地址，目前正在联系该企业办理注销手续。
（六）投资公司
因投资公司数量过多，截至目前，我办抽查了14家企业，其中8家均未开展投资业务，2家已准备更换企业名称，4家未能联系到企业人员。
四、初审意见
（一）小额贷款公司
根据《关于开展自治州小额贷款公司合规经营全面检查的通知》（巴金办〔2019〕3号）文件检查标准，我办结合我市实际，经综合考虑，建议取消银兴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放贷资质；建议XX金杨农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信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阜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华夏通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康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日升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温商昌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众利恒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限期整改。
（二）融资担保公司
根据《关于开展自治州2018年度融资担保公司年审工作的通知》（巴金办〔2019〕4号）文件年审标准，我办结合我市实际，经认真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新疆财众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海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家公司年审通过。
2、巴州万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巴州中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巴州汇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年审不通过。
3、巴州昌泰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巴州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新疆冀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新疆鸿韵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新疆泰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新疆鑫财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巴州千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建议进行整改，整改后通过。
（三）典当行
根据《关于加强全州小额贷款公司等“7+4”类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文件检查标准，我办结合我市实际，经认真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部分无业务企业注销典当许可证。
2、积极督促证照不一致企业尽快完成申报变更。
3、督促企业补全相关制度。
（四）投资公司
根据《关于加强全州小额贷款公司等“7+4”类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文件检查标准，我办结合我市实际，经认真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无投资业务的相关企业尽快完成更名工作。
2、向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XX市经侦大队报送相关检查资料协助调查。
五、上级交办的扫黑除恶举报线索排查
上级交办扫黑除恶线索共10条，我办联合市公安局进行核查。
（一）核查情况
1、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XX分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未发现有放贷行为。但涉嫌超范围经营网络借贷中介服务。
2、中腾信信息咨询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未发现有放贷行为。但涉嫌超范围经营网络借贷中介服务。
3、北京捷越联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XX分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未发现有放贷行为。但涉嫌超范围经营网络借贷中介服务。
4、成都利信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未发现有放贷行为。但涉嫌超范围经营网络借贷中介服务。
5、XX合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未发现有放贷行为。但涉嫌超范围经营网络借贷中介服务。
6、中盛普惠（北京）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XX分公司：位于人民东路百川大厦5楼。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未发现有放贷行为。但涉嫌超范围经营网络借贷中介服务。
7、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XX分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但涉嫌从事放贷中介业务。
8、太平洋保险财产保险公司个人保证保险事业部，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不存在放贷行为；经营范围含信用保险一项，也不存在超范围经营。
9、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州中心支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不存在放贷行为；经营范围含信用保险一项，也不存在超范围经营。
10、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该公司无放贷资质，经营中不存在放贷行为；经营范围含信用保险一项，也不存在超范围经营。
（二）处理结果
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XX分公司、中腾信信息咨询公司等7家公司均存在超范围经营以及未在金融部门备案从事网络借贷中介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已由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处，责令限期内整改，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公司依法取缔。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做好“7+4”类机构监督检查工作。
（二）按照州金融办要求，督促融资担保公司对2018年年检初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及时上报。
（三）对“7+4”类机构开展“回头看”，重点检查问题整改情况，督促尽快整改到位。
（四）制定我市“7+4”类机构监管协调联席会议制度以及“7+4”类机构监管长效机制，形成全市上下、各部门积极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3
近年来，大量民间资金不断进入担保业，担保行业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参与力量。2010年3月，银监会、工信部等7部委联合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范运行，降低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门槛，并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但我国民营融资性担保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如下：
1.资本实力差，抗风险能力低。众所周知，融资担保行业是一个对资本金高度依赖的行业，资本金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其业务规模的大小和风险抵御能力的强弱。以河南为例，截止到2011年6月，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首批初审合格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名单，河南省第一批共计246家担保机构经营资格经过初审合格，注册资本均在3000万元以上。这246家公司数量不到河南担保公司数量的一个零头，而众多中小担保公司没有被审核通过的原因就是资金达不到要求。
2.经营管理不规范。目前部分担保公司脱离主业违法经营，还有部分公司是打着担保的名义，实为高息揽存或发放高利贷从事与担保无关的高风险业务，资本金过度流动，管理粗放。这些违法业务，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而且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2008年河南省拨付8.5亿元资金支持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此后三年时间，当地担保公司的数量在大量的民间资本借贷的促进下达到数千家，同时也出现了虚假注资、高息吸储、违规放贷、超额担保等问题。
3.风险意识差。目前很多中小规模担保公司并未建立起风险评估系统，对企业风险的评估主要依赖主观判断，实际运作中不按规定要求提取风险准备金。担保业务没有完善的再担保机制来规避风险，缺乏后续资金补充。实际操作中，不按规定执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的规定，增加了风险。
4.银行与担保公司利益风险共担机制不健全。目前，担保公司在与银行的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担保风险的分担上，合作银行往往只要求权利而不肯承担义务，即要求担保机构承担100%的风险，而且要求的保证方式通常也是坚持有利于自身的保证方式，这样做，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双方长期的合作发展。
5.担保人才比较匮乏。由于融资担保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因此担保行业需要具有担保专业知识和信贷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来实现担保业务的设计和开发、担保风险的控制。但目前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绝大多数仅具有公司财务从业经验，复合型人才极少。这种从业素质显然无法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给公司的担保业务带来人为风险。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业务形式
中小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由于企业自身在财务和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足,再加上宏观政策的随时变化、资本市场的过高门槛、间接融资发展滞后以及银行信贷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排斥等原因,融资难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一般来讲，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主要业务形式可以分为：担保业务、委托贷款、创业投资、中介服务。其中担保业务又分为银行贷款担保业务和民间借贷担保业务，目前担保公司在操作担保业务时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少数担保机构注册资本金不实，资本挪用、抽逃问题时有发生，无法以资本提升信用能力。违规操作担保业务，存在“人情保”现象等。本文将从银保和民保这两种业务形式来具体讨论：
1.融资性担保公司银行贷款担保业务的问题。在银保业务中，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公司为贷款提供资信担保，两者应当相互支持。但实际情况是商业银行对担保公司有自己的评价系统，评级相对较低的担保机构会受到许多门槛限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壁垒，也限制了民营担保业的发展，造成本就有限的担保资源被浪费。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经常要求担保机构承担全部的风险，把风险完全转嫁给了担保公司。银行过多过高苛刻的合作条件限制了民营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今年6月河南省工信厅公布的担保公司许可证认定条件的第三条：去年以来与银行开展有融资性担保业务1亿元以上或银行授信1亿元以上。这一条款使得众多中小担保公司被许可证拒之门外。7月，河南省又出台了《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在省内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以及省外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河南设立的分支机构的运营资金，都要实行所在地银行托管。托管资金暂定为注册资本金或分支机构运营资金的40%。这一要求引起了业内人士的争议，但融资性担保机构今后要加强与银行的联系，强化银保业务，争取银行的支持，已是非常明确的业务方向。
2.融资性担保行业民间借贷担保业务的问题。民保业务是担保公司的一种重要经营模式，融资担保行业是公认的高风险、低收益行业，利用民间资本，也能有效增加担保公司的担保业务和担保收益。当前，很多担保公司不务正业，转向那些收益率较高的非融资担保业务，最为典型的就是违规非法揽储或借贷，然后高息放贷。这类贷款融资期限短但利息却很高，也没有规范的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一旦到期未还的，便采用威逼恐吓，甚至利用黑社会人员来逼债。郑州市中级法院在过去3年中共受理牵扯担保公司的一审案件15件，涉案总标的累计超过1.9亿元。根据法院系统已宣判案件来看，担保公司的案件呈涉案金额增加、风险扩大趋势。
三、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方向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4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公司温州困境发展
2011年开始爆发的由温州老板“跑路”的温州金融危机，是由温州金融市场的无序管理诱发的，尤其是民间金融资本。其中大量的担保性公司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高息吸纳社会资金，另一方面以更高的利息贷出去，推动着虚拟财富的滚动。当虚拟的泡沫最后崩溃时，大量的老板跑路，金融危机开始爆发了。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经济发展诟病的一个体现，但是担保公司也成为众人瞩目的罪魁祸首的代名词。
尽管列入金改试验区的温州金融改革的内容并没有明确到担保行业，但浙江省对这一行业出台了不少的政策性文件来整顿和肃清这一行业，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引起了不同的争议，甚至有不赞同发展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声音。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存在是市场风险进一步分散的结果，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经济效益，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此外，根据调查，温州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加速性因素在于银行贷款的互保链。由于企业之间的互保链形成了一副多米若骨牌效益。而融资性担保公司能促进解开企业互保链带来的困局，形成有效的疏导途径。
一、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的困境
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凸显出了一些主要问题，比如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目前整体素质和经营水平参差不齐，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外部经营环境不够优化，发挥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空间有待提升。
根据温州2012年上半年度的统计数据，温州市共有37家，其中民营商业性36家，国有政策性1家。注册资金21.5亿，担保余额68亿，担保笔数20648户，代偿总额8856万。金融危机对融资性担保行业受到的冲击非常大，部分公司呈歇业或半歇业状态。尤其是后危机的影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困，对担保公司带来的影响会更严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整个行业发展存在各种约束性的因素。
1、行业发展环境存在不良的因素
（1）公众认识和认可度偏差。非法集资触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认识存在偏差，社会舆论把非法集资、高利贷和担保公司联系在一起，导致融资性担保公司被误解甚至被误伤。
（2）实体经济发展的滞缓。温州的实体经济总体上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导致利润空间压缩，产生流动性风险，加上企业之间的互保链的牵连，中小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急剧加大甚至破产。这些风险的传递，担保公司首当其冲，导致担保公司的风险加剧，于是造成担保公司主动收缩业务，很多合法合规的业务也出现萎缩。
（3）整个行业缺乏整体发展规划设计，缺乏操作性强监管机制。虽然目前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些有关担保公司的行业政策，初步建立了行业规范发展和审慎监管制度框架，但是融资性担保行业缺乏总体的规划和布局，以及没有明细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测试体系，如何关注担保业务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潜在信用风险、部分机构业务过度集中所隐含的信用风险及部分机构成为新的融资平台的风险等。如何监控行业的营业规范性、风险管控能力和资信实力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2、担保的配套服务不足
（1）顺位抵押不畅。全国部分城市都在开展不动产的二次顺位抵押，但是很多地方的房管部门一直对二次抵押不支持，即使抵押权与房管部门没有任何利益利害关系，比如温州就是个例证。在温州，除中安担保公司外，担保公司的二次顺位抵押都实现不了。二次抵押的不顺畅，导致担保风险分散机制受阻，不利于担保行业的发展。
（2）不能共享征信系统。目前担保公司不能共享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不利于有效地识别风险，导致担保公司的信用识别成本和时间增加，影响担保业的发展。
（3）资质认可造成一些担保业务无法开展。比如诉讼担保，即使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符合诉讼担保，但是也无法跨越法院的门槛，得不到法院的资格认可。
（4）缺乏再担保公司的再担保。由于没有再担保公司，而绝大部分的担保公司是民营的商业性质，一方面容易造成银行的歧视，另一方面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少了一道风险分散的有力渠道，加大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系统性风险。
3、行业本身的商业可持续水平弱
（1）整体资信水平低，资金规模偏小、担保实力弱，无法实现规模效益。截止到2012年上半年度，温州市3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共3721.5亿，平均注册资金只有0.58亿。规模小、散使得绝大部分公司综合实力弱，综合实力弱造成业务品种单一，担保机构在业务构成缺乏弹性的选择空间，较高的行业集中度或客户集中度容易影响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的稳健性，当经济周期、产业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时，极易引发担保公司的代偿风险，系统性风险非常大。
（2）缺乏风险补偿机制。一方面，绝大部分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银担合作中承担全额担保，缺乏与银行的风险分担或利益共享机制。另一方面，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反担保措施对风险补偿有限。一些反担保措施的变现力弱、可执行性不强、执行成本高，造成反担保风险分散能力差。
（3）管理水平差距大、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融资性担保公司是个资本集聚且风险值极高的行业，融资性担保经营的是信用，管理的是风险，承担的是责任，其核心是风险控制，需要既能开创业务又需要规避风险的综合型人才队伍。这就必然要求需要具备长期的行业经验的法律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构成的专业风险管控团队。
温州是个人才非常短缺的地方，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成本很高。目前融资性担保机构大多数从业人员是由从事过金融工作或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担任业务骨干。这样的人才构成满足不了该行业发展的需要，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风险甄别与分析评估机制，风险识别和控制弱。有些担保公司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在提供担保时，往往依赖于银行的调查结果，没有形成独立的调查和决策机制，没有形成风险的双重防控体系。
（4）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不完善，部分公司仍存在违规经营。很多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股东都是自然人股东，组织结构不完善。目前个别融资性担保公司存在抽逃资金。主要原因是其主营业务收益率低下，主要因素之一是放大倍数不高，根据行业普遍经验，担保公司的放大陪数至少大于5倍，才有盈利的空间。据测算，温州担保行业的平均担保放大倍数是3倍，担保收费平均标准是0.25%，假定不扣除任何成本费用，由此推算的收入利润率0.75%是很低的。当融资性担保公司没有达到股东预期盈利时，就非常容易造成偏离主业。
（5）新业务新产品开拓有待加强、担保能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担保公司的主业务品种单一，集中在传统的担保业务，创新能力不足。除信用贷款、质押贷款外，工程贷款、保全担保、履约担保等品种有待开拓。
4、银担合作地位不对等
银行和担保公司的地位不对等，突出表现在风险分享机制失衡。国际通行做法是实行比例担保，银行的风险损失可以采取委托担保机构追收方式。但是在国内银行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置的门槛高，在银担合作中处于绝对的强势，合作条件基本上由银行主导，担保公司全额承担风险，不利于风险的合理分散，也弱化了银行对企业的考察和评估功能，容易造成银行不尽责任的审核，银行甚至会转移不良资产，把偿债能力有问题的企业推荐给担保公司。全额担保会造成风险分散机制失衡，加剧担保公司的代偿风险，扩大系统性风险。
二、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
一方面，担保行业应以市场主导，通过自身的完善，提高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处在发展初期的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有效扶持、指导和服务。主管部门有必要加强行业规划发展建设，通过清理规范，正确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方向，加强行业合规性和稳健性，完善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1、担保公司要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
（1）加快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一行业涉及面广，风险大。需要法律、财会、金融等专业风险管理人才。没有专业的团队支撑，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是无法可持续的。
（2）建立科学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从战略的层面出发，完善一整套科学的规章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下去，建立限额审批、审保分离、内部稽核和报告制度，包括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健全管理责任制和风险准备金制等内部控制体系，在求稳的基础上求发展。
（3）必要的兼并重组，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实力。目前在银担合作的关系中，担保公司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担保公司自身实力不够。因此，可以通过合并重组，提升实力，提高银担合作的谈判地位，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
（4）创新担保风险控制和补偿方式。可以对反担保资源进行创新性的组合，突破传统的担保业务，开拓新的业务源。
2、政府部门要开展有效的监督和正确的引导
（1）转变支持方式。政府财政每年都有大笔的资金支出，用来奖励业绩好的担保公司。建议政府改变原来的直接优惠政策变更到间接引导上来。可以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建立再担保公司，完善补偿机制。一方面解决了银行对民营担保公司性质上的歧视。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担保公司的风险。二是鼓励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推行互信互惠、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一方面可以把财政资金的存款与银行对担保公司的支持相挂钩。另一方面建立由政府牵头召开的银担联席会，定期召开，沟通信息、共同商讨、解决问题。
（2）健全风险管控机制。首先，要明确科学的考核体系，明确关键的监督指标。目前的主管部门的管理大都停留在表面上，虽然定期收集本区域融资性担保行业的汇总情况，但并没有形成分析报告，没能对行业的风险预测和管控提供实质性的把握和掌控。其次，加强行业监管，形成定期的行业风险评估报告。既有助于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统计资料。因为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担保对象是中小企业，通过它们的信息可以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实现监管资源的有效匹配。
（注：本文系温州市哲学社会规划课题（课题号12wSK090）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财政部金融司：加强监督管理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J].中国财政，2010（9）.
[2]浙江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试行办法[Z].2011.
[3]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大支持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温政办〔2012〕75号）[Z].2012.
[4]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状况调研报告[eB/oL].，2012.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5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非融资性担保法律规制
一、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中央政策的扶持引导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我国融资担保业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近年来，大量民间资金被激活投入融资担保业，商业性担保公司数量激增，行业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此类业务的公司享有银行授信额度。所谓的融资性担保，简言之，就是与银行合作，替借款人担保。长期以来，由于融资性担保公司能够从事涵盖有关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业务，行业准入限制较少，其发展前景受到众多企业和其他投资者的青睐，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以致媒体报道时，纷纷使用“井喷”、“扎堆”、“迅猛”、“抢滩”等词来形容其发展势头。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不断暴露出来的一些严重问题，不仅损害了行业的整体形象，也对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造成很大干扰，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整体来看，融资担保业在我国仍处于初创期，行业异化现象严重
由于相关立法严重滞后、行业监管存在模糊地带，实际操作中的担保公司就是打了这样一个球：只要像普通公司一样完成工商注册就可以开业，从事着金融行业却游离于央行和银监会的监管之外。有人戏称只要有资金实力，注册担保公司比开个餐馆还容易。行业准入门槛较低，素质普遍不高，这一点从“中科智丑闻”、“华鼎担保骗贷案”、河南“思达系”事件等违法违规案件中可见一斑。
2、多数公司资本金规模偏小且存在资本失实情况，融资性担保作用发挥甚小
众所周知，融资担保行业是一个对资本金高度依赖的行业，资本金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其业务规模的大小和风险抵御能力的强弱。以河南省为例，这两年担保公司机构扩张迅速明显加快，据省工信厅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底，经省工信厅审核批准的各类担保机构已达1159家，注册资本总额达396.45亿元。其中，注册资金在1亿元（含1亿）以上的有65家，仅占总量的5.6%；5000万元（含5000万）以上、1亿元以下的有248家，占总量的21.4%。此外，由于监管的缺位，虚假注资、违法出资、抽逃资金和违规占用挪用注册资本金等现象屡见不鲜。
3、由于主营业务收益率较低，偏离主业、超范围经营现象普遍化
依现行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对外担保金额一般可以放大到其注册资本的五至十倍之间，而一旦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极易导致大量坏账烂账出现。再加上服务对象多为融资难、信用较差的中小企业，公司自身经营风险大而利润低，令银行金融机构丧失与其合作的兴趣，即便那些经过备案审批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真正能够获得银行授信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的也不多见。于是，很多担保公司就转向那些收益率较高的非融资担保业务，包括：其一，采取民间借款或高息揽存的方式来扩充担保基金，有的甚至通过非法变相吸收存款来扩充担保基金；其二，担保公司衍生出短期融资业务，私自放贷以牟取高额利息；其三，从事掮客融资行为，即帮助一些资质较差的企业通过修饰其缺陷向银行进行融资，甚至利用虚假项目从银行套取出低成本资金，再投放到借贷市场。
4、风险补偿、分担机制不健全，企业抵御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较弱
首先，很多中小规模担保公司未建立起风险甄别与分析评估系统，对企业风险的评估主要依赖业务员的主观判断，转移或化解代偿风险则主要靠苛刻的反担保措施。实际运作中不按《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风险准备金。其次，担保业务所生风险缺乏完善的配套补偿及分摊措施，大多数的民营担保公司只能依靠保费收入来补充资金。再次，客户集中度过高。《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单个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不超过担保机构实收资本的10%”。但绝大部分担保公司都远远超过这一指标，存在较大的客户和行业集中风险。最后，银保之间信息沟通不顺畅。目前很多担保公司都存在交叉入股现象，加上其往往在多家银行从事担保业务，银行很难掌握同一家担保公司资本运作的真实情况，影响了它们之间的合作。
5、专业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融资担保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需要具有担保专业知识和信贷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担保品种的设计和开发、担保风险的控制也要靠专业技术和专家队伍来实现。由于目前尚未建立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很多担保公司的从业人员组成是由投资者聘请1―2名或曾从事过金融或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担任业务骨干，再招聘几名非专业人员。这种从业素质显然无法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给公司的业务操作带来人为风险。
6、公司内部管理松弛，法人治理结构、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
很多担保公司没有形成良好的内控机制，法人治理结构混乱，如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内部监事会形同虚设等等；各项规章制度不到位，信息不透明，风险的预警和控制机制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2010年3月中国银监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法律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也是依照执行的法律依据。《办法》要求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融资担保业的规范整顿工作，其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严格的前置审批程序和注册资本制度
现代公司立法在公司设立问题上趋向于采取准则设立主义（也称准则制或登记制），我国《公司法》也确认了这一原则。许可主义（又称核准主义或审批制），指公司设立除要符合法定条件外，还需个别地报请主管行政机关审核批准，才能进入工商登记程序。《公司法》仅对那些属于特殊行业或其运营对社会经济影响较大的公司，实行审批制。融资担保公司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有较强的金融影响力，因此《办法》规定了前置审批程序，对这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实行前置行政许可，推行许可证管理制度。而且，其变更、终止、清算同样也需要监管部门的事前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
在资本金门槛设置上，《办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管部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和融资性担保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但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并且要求为实缴货币资本。此举体现了规范管理和促进发展并重的理念，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审批把关，对于净化市场环境，改善担保业良莠不齐的现状将起到重要作用。
2、划定担保业务范围，高风险投资受限
《办法》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划分，基本保证了通过限制业务范围实现降低担保公司经营风险的目的。经监管部门批准，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经营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还可兼营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以及开展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并可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此外，在满足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且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并连续营业2年以上时，可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办法》明令禁止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和受托投资等业务。
依照《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将自有资金投向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在“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前提下也可涉足股票、基金、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但出于安全性考虑，这类高风险投资总额不可高于其净资产的20％。《办法》另外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较高比例的准备金意味着以后担保公司需要“看菜吃饭”，无论是开展担保业务还是投资，都会十分谨慎。
3、确立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
《办法》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以被担保企业为对象，以信用记录、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信用管理系统，强化被担保企业信用观念，严惩失信行为，以贷款银行的贷款风险预警系统为基础，对被担保项目进行跟踪监测，在动态中控制被担保企业的风险。并且规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
4、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培育良好内控文化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依法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相互制衡、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完善风险管理架构，明确各类岗位职责。对各项业务制定全面、系统、成文的政策、制度和程序，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公司还应当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依法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将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等信息及时告知相关债权人。另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设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5、明确监管责任，实行属地化管理
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监管实行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制定促进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的政策措施，拟订行业监督管理制度，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业务监管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地方政府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工作，以及办理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办法》明确了“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监管总原则，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属地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退出、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向部际联席会议报告工作。按照规定，监管部门有权根据监管需要，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专项资料，或约见其董事、监事、高管进行监管谈话，要求说明情况或进行必要整改，必要时可向债权人通报相关的违规或风险情况；可以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征信管理部门应将融资性担保公司相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并为其提供相关查询服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并按规定及时报送有关文件和资料，并实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
三、完善融资性担保公司制度设计的法律对策和建议
1、担保业务操作进一步明确化和规范化
（1）明确业务目标定位，融资性担保公司应以扶植中小企业发展、改善融资环境为其首要任务，这也是政府出资扶植担保行业发展的初衷和本意。七部委《办法》第21条关于禁止性业务规定中以“监管部门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作为兜底条款，有待立法或配套司法解释作进一步扩充解释。
（2）业务操作进一步规范化。以目前反映强烈的业务收费问题为例，国有或大型担保公司收费相对规范，一般只收取一项费用即担保费，费率为国家基准利率的30%～50%；而部分小规模担保公司普遍存在着收费项目不一致、收费标准不统一现象。
（3）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法不得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对于其究竟能够从事何种营业，立法应予以明确。笔者以为，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范围可以包括：第一，依据《担保法》、《合同法》进行履约担保业务。第二，诉讼保函业务。只要当地法院认可担保公司出具保函，就可以大力开展，而且风险和成本都较低；即使法院不认可担保公司出具的保函，担保公司也可以通过提供银行存单、房产或者通过担保公司担保出具银行保函的方式从事这种业务。第三，提供相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第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作为普通的商业公司，理应遵守《公司法》关于转投资的相关规定，其他则不必过多限制干涉。第五，与正规、有实力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加强与后者业务上的协作与联系。需要指出的是，严禁从事高息揽储、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不法行为。
2、担保能力进一步释放，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和合作
其一，建立风险联动机制。按照公平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市场化的方式建立银保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对资信良好、风险控制力强的信用担保机构，鼓励支持金融机构与其建立风险比例分担机制。其二，共同加强对贷款项目的监管。把银行的信贷“三查”与担保公司的调查审核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信息交流共享机制。银保双方可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商业银行着重事中控制，担保机构着重事前调查和事后追偿与处置，双方相互协调，共同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其三，创新合作方式。金融机构要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推出更多适合中小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项目。
3、重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统一、具体的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业人员技术要求的法律法规。七部委《办法》中仅对从业人员的素质作了原则性规定，缺少明确、具体的要求。鉴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法律对其人员配置（尤其是高管层）应作出一定具体要求。具体到实务操作中，在公司申请设立阶段就应当向有关部门提交其已经具备有关专业人员的具体信息，如所获国家资格认证、工作经验等，由监管部门进行严格审查。而且，监管部门也应尽快出台相应文件明确融资性担保公司所需业务种类，使担保公司在各个主要业务领域有足够的专业人才以确保公司的良好运营和健康发展。
4、完善行业监管体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属地管理的规定让市场蛋糕得以细分，各级地方政府如何使用手中的尚方宝剑，恰当地行使行政审批和行业监管，真正地促使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比较各地关于担保公司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限额进行了上调。以郑州为例，根据《郑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冠名“河南省”或“河南”的信用担保机构，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担保业务，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冠名“郑州市”、“郑州”的担保机构，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业务，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为加强对担保机构的系统化监管，郑州市还将对担保机构实行监管记分、定期巡查、业务季报、告诫谈话、重大事项报告、年度审查、信用评价、投诉举报等八项制度，并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因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监管和扶持，还需要担保机构在自身规范运作的基础上，强化行业协作和自律。目前河南省担保行业的管理规范细则正在加紧拟定当中。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行担保行业规范集中在国家各部委出台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根据有关政策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方面，这些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技术水平不高、制度设计不健全等缺陷，致使其法律效力和权威性明显不足，很难发挥对担保行业整体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规范和调整的作用。因此，立法部门应在总结经验、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尽早出台规范担保业的法律及配套司法解释，加快建立健全担保行业的法律规范体系，创造有利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的法律环境，也使国家的监督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1]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工商总局2010年第3号令）[Z].
[2]张玲：浅析融资担保公司设立之若干条款[J].法制与社会，2010（4）.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6
abstrct:itisanewareatodisposethenpLsinuseofforeigncapitals.weshouldprovideaperfectlylegalenvironmentforthat.therearefivekindsofcollaborationswithforeigncompanies.andtherearealsotenmainlegalproblems.weshouldsolvethelegalproblemswearefacingasquicklyaspossible.
关键词：外资不良资产处置法律问题
Keywords:ForeigncapitalsnpLsDisposalLegalproblems
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领域和方式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吸收和利用外资参与处置不良资产就是一块全新的领域。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培养专业人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促进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为我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积累经验，其前景十分广阔。
我国以往吸收和利用外资的经验表明，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有效吸引外资的重要保证。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正日益成为制约资产处置进度和效果的问题之一，能否为不良资产处置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事实上已成为法治进程中面临的一个考验。为了规范吸收外资参与资产处置，外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制订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以下称《暂行规定》），明确了国家鼓励吸收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但《暂行规定》并没能，也因为其法律位阶较低而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吸收和利用外资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吸收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存在着特殊性。因此，为了有效地引进和利用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有必要很好地研究、解决在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从法律角度来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资产的财产权形态包括：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益；股权；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的实物资产；拥有处分权的知识产权。吸收和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不仅可以采取传统的“引进来”的方式，将外商外资引进，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进行合作；还可以采取“走出去”的方式，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其拥有的资产投到境外，在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合作，这除了要遵循当地有关的法律规定外，还要遵守中国有关到国外进行投资的规定。具体利用外资进行合作的方式有：（一）、将股权、债权及相关担保权益直接向外商出售或转让；受让者成为新的股东、债权人及担保权享有者。（二）、向外商转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实物资产。（三）、在原企业基础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外商组建外商投资企业。（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不良资产出资，与外商组建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和为处置资产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司，或外商设立独资的服务公司，处置不良资产。（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不良资产出资，与外商组建合资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
在吸收、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下法律问题：
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范围限制问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赋
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中，没有“对外投资”的业务。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的对外投资行为尚无法律依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向境外进行投资后，由于其对不良资产掌握的信息较多，对不良资产所处的环境较熟悉，可能需要再委托给资产管理公司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清收和处置工作，并收取费用，但对资产管理公司能否从事此项业务，并无明确规定。为了促进利用外资工作，需要对此加以明确。
二、以债权、股权作为设立公司的出资方式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及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关于出资方式的规定，限制了出资者以债权、股权作为出资方式。债权、股权是财产权的两种形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司立法中均允许以债权和股权作为出资方式。越来越多的实践，要求突破有关立法对出资方式的限制。如果我们限制这两种出资方式，则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建立合资公司处置资产时，将面临重重困难。建议在修改《公司法》时，能对出资方式问题做出修改，允许出资者以债权、股权作为对公司的出资方式。
三、建立合资投资基金的问题。我国现有法律对国内投资者以债权、股
权等财产形式，与外商建立中外合资投资基金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现有的规定仅针对证券投资基金或境外产业投资基金，与资产管理公司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投资基金法》也迟迟未能出台。立法的滞后限制了资产管理公司对投资基金这一金融工具的运用。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投资基金法》能对此作出相应规定，赋予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中外合资投资基金的资格，并允许其以债权、股权等财产形式作为出资方式，可以设立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使该法尽快出台。
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其拥有的债权、股权等财产到境外投资问题。
我国现阶段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投资方式也是以传统的实物、资金为主，国家现有的规定也是针对这种情况制订的，但投资者对以债权、股权等财产权形式对外投资的问题，没有明确规定。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外投资水平也必将逐步提高，除了传统的投资形式外，新的投资方式，如债权、股权等，也必将逐步被采用。为了满足对外投资的需要，鼓励、促进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考虑制订和完善相关的规定，允许投资者以债权、股权等财产形式对外投资。这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以债权和股权等财产权到境外进行投资。
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债权投资于合资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基金后，
涉及到的有关债权转移问题。《合同法》第五章规定了债权转让的问题。该规定规制的是债权人与第三人协商约定债权转让的问题。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出资方式，把债权投资于合资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基金后，债权人也发生变更，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原债权人也有义务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但这种因出资而导致债权转移的行为不同于《合同法》规定的债权转让行为。有关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建议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里对此做出扩张解释，明确规定，因出资行为而导致债权转移的，适用《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
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仅适用于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案件，但相关问题也会在境内合资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基金成为债权人后出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境内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也适用于该司法解释。
六、内债转外债及对外担保问题。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移至外
国公司，外国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后，原来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的内债变成了国外债权人与国内债务人之间的外债。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债权转移的，担保权益也同时转移。因此，担保人提供的担保，变成了对外担保。对这种外债如何管理值得研究。
我国现行外债管理制度对外债的定义是：境内机关、团体、企业（包含外商投资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向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用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外债类型主要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买方信贷、外国企业贷款、发行外币债券、国际金融租赁、延期付款、补偿贸易中直接以现汇偿还的债务以及其他形式的外债。外债管理制度主要是针对对外借款的管理问题做出规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债转外债后，现行外债管理制度中的一些规定存在许多不足。如现行外债登记制度要求债务人、担保人负责向主管部门进行登记。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债务人人数众多，并且有许多债务人名存实亡，已经人去楼空，资产管理公司根本无法协调债务人、担保人主动进行外债登记工作。《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担保人提供对外担保后，债权人与被担保人如果需要修改所担保的合同，必须取得担保人的同意，并由担保人报外汇局审批，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外汇局批准的，担保人的担保义务自行解除。这种规定不但与《担保法》的规定不符，有悖法理，而且对内债转外债后国外债权人利益的维护十分不利。
实际上，这种因对境外投资或向境外外商转让债权而“由内转外”导致的外债和对外担保，并没有真正增加国家的整体外债负担规模，不影响国家外汇平衡问题，因而完全不同于现行有关管理规定中所规制的那种因国内企业借用国外贷款、在境外发行债券，并提供相应担保而产生的外债和对外担保。必须对现行外债管理制度加以修改和完善，修改不合理的规定，以适应资产管理公司内债转外债的实际需要。可以允许由转让人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统一进行外债登记，并开立外汇专户，负责外汇登记、汇出等；
七、外商回收资产后外汇汇出问题。外商成为新的债权人后，其通过自
身处置资产或委托有关合作者处置资产并回收人民币资金，能否及时购汇并保证汇出的问题，应有明确保障。
八、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问题。在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资产管
理公司是否为金融机构，存在不同的意见。多数意见认为它仍然是金融机构，因为它从事的也是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置工作，与现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任务基本相同。但此种金融机构不属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制的范围，合资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管理尚无法律依据。建议对合资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与登记、业务范围、监督管理、解散与清算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九、外商参与处置资产能否享受有关有关优惠政策的问题。为了促进不
良资产处置工作，国家制订了针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有关优惠政策规定。在吸收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外商能否适用相关的优惠政策规定，以及国家能否制订针对鼓励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优惠政策，有待于明确。鉴于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只是处置方式和手段的创新，而其目的，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因此，建议国家可以赋予外商同样享受有关优惠政策的资格。
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境外金融机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对境外金融机构的定义是，指境内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境外中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或者收购的从事存款、贷款、票据贴现、结算、信托投资、金融租赁、担保、保险、证券经营等项业务的机构。从该定义可以看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各种方式在境外设立的处置不良资产的金融机构，不在其中。为了加强对这种新型金融机构的管理，有必要对该规定加以完善。
吸收和利用外资参与处置不良资产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大胆地探索，锐意创新。在此过程中，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提高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打消外商的疑虑，增强投资者信心，是促进资产处置工作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空前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对我们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和深远。从长远来看，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立法、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任重而道远。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明康主编，《领导干部国际金融知识读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7
融资性担保公司通过承担风险、控制风险，大面积地收取少量担保费，来覆盖可能发生的小面积的代偿风险，以获取利润。它的出现最开始是源于大多数需要借款的中小企业或是不满足商业银行的授信标准，或是商业银行的授信流程对其而言过于复杂和拖沓，其借款或急需借款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其有别于银行较为死板的授信标准，对满足其要求的企业进行信用补充，作为担保并承诺被担保人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对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以帮助中小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因此，融资性担保公司所参与的信用业务主要是商业银行不愿涉及的风险较大的部分，它代替商业银行承担了风险，为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建立起信用的桥梁，从而引导银行资金顺利流向中小企业。但是，风险本身并不能因此消除，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只是由银行转嫁到了融资性担保公司，而融资性担保公司需要靠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尤其是有别于银行或者说优于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才能减小自身的风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融资性担保公司所面临的担保风险是指在执行担保业务的过程中，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使担保业务发生亏损的可能性。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风险的划分，可分为如下几种：
（一）信用风险
当被担保企业由于营运能力有限、资本结构不合理或现金流断裂等问题难以履行合约责任，或因企业实际控制人道德素养问题不愿履行责任时，担保公司就将履行代偿义务，代替被担保企业还款，从而造成公司自身损失的风险。
（二）市场风险
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融资担保业务面临的市场利率、货币供应、国际热钱流动等都会影响到银行给予的授信额度，影响担保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同时，经济周期变化所导致经济基本面走坏时很可能导致多数企业处于经营困境，从而极大地增加违约的数量和可能性。而融资担保集中于某一行业时尤其受到行业不景气的冲击。譬如煤炭行业由于经济冬天的来临，全行业亏损，其本身资产体量又非常大，涉及的担保资金相当大，一旦危机爆发，将使整个地区的金融稳定受到冲击。
（三）操作风险
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做大做强的冲动。为了拓展客户规模，为了做够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以期拿到更高的授信额度，业务部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开拓新的业务。而优质客户的数量是有限的，同时由于逆向选择，在积极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更可能接到劣等客户的担保项目，使得风险增大。在担保业务运作中，若是没有专业的评估体系和风险判断，没有合理的公司治理和具有较高金融素养和职业素养的从业人员，没有按照指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三查”不实，判断不准，决策失误，担保项目便可能面临失败。
（四）其他风险
融资性担保公司还会面临来自政策、法律等其他方面的风险。如多部委2010年3月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立应当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由监管部门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以获取经营资格。新规定使得过去没有拿到特有牌照，而实际进行融资担保业务的担保企业面临政策上的压力。事实上，担保行业可分为融资担保和非融资担保。《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明确区别了融资担保与非融资担保。按照现有的法规条文划分，融资性担保公司成立需要去省级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申请经营许可证并由金融办进行年审，其经营范围包含多项担保业务。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只须依据《公司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即可成立，其经营范围不包括贷款担保。在此之前发生的大量担保公司跑路的大多数是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它们多是由民间资本组成，很多行为不符合现在的法律规范法规，比如涉足房地产等禁入行业，违规开展贷款担保业务，甚至涉嫌非法集资，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状况。《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同时规定，监管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但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目前许多地方已经将最低注册资本金提高到了1亿人民币。这就使得原有的部分中小担保机构由于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金以满足最低资本要求而面临洗牌。又如，当被担保人逾期债权被转移给担保公司后，由担保公司去向被担保人追偿，如果企业实际控制人逃避债务，转移公司财产，致使破产后没有足够财产加以执行，而向法院申请执行个人财产时可能会产生法律争议。担保人将抵押品重复反担保后，担保公司在与同业者同时追偿时又会出现顺位认定纠纷。而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些问题既会产生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也会受到我国对于融资担保行业并不完善的法律法规的掣肘，公司的业务成本都会显著上升。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存在的风险管理问题
在存在各种风险因素的情况下，融资性担保公司自身存在的风险管理缺陷将使公司面临的潜在风险极大地暴露出来，从而使公司遭遇亏损。
（一）对公司战略目标及经济趋势认识不清
众多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公司战略目标上都有共同的特点：急于扩大规模，用较短的时候获取最大的收益。这样的特点就使得公司担保的项目多却不优，形成代偿率过高、入不敷出的窘况。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公司决策者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也是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跟不上规模的扩大。同时，公司决策者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趋势的前瞻性判断，对信贷规模与经济形势之间的相关性也缺乏足够的了解。
（二）超额担保由《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可知，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资产的10倍。同时银监会也要求与担保机构合作的商业银行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具体授信额度的担保放大倍数。但由于第三方监管不足，公司自身风险意识薄弱，银行在流动性充沛时放款冲动强烈，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实际担保责任余额超过公司自身资本十倍甚至数十倍。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就很可能导致公司净资产不足支付代偿款，致使公司破产。
（三）保前审查不严，保后监管缺失
被担保人向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贷款担保，说明其自身不能满足银行的贷款要求，所以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签约担保前，必须在仔细确认被担保人已有的信用资料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入企业内部全面核查。然而，现实中，很多融资性担保公司往往轻视了资格审查和担保可行性研究，实际操作人员或是对企业运营不甚了解，抑或碍于朋友情面，或收受回扣，不恰当的担保了该项目，给公司带来潜在风险。而一些公司在担保业务实现后，疏于对被担保公司发展状况的关注和跟踪。一旦被担保对象经营等方面出现问题，还款风险初现矛头时，不能第一时间排除或降低风险。
（四）缺乏健全的反担保措施
对于部分授信额度较大，或者被担保对象资信较低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要求被担保对象提供反担保措施。但在现实中，担保公司对反担保措施管理不到位、要求不严格，在反担保抵押物出现问题时，表现十分无力。如担保前对抵押品的估值过高或是被担保对象违约发生代偿后要求抵押品时才发现抵押品已被法院查封、冻结、扣押。
（五）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不完善
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意识薄弱，业务流程不规范，决策机制不健全，风险计量不科学，财务管理混乱，风险识别评估失效，内部控制和奖惩机制失效，企业文化培育缺失等等。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必然导致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失去主方向，也就难免出现风险和问题。
三、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管理对策
针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管理的问题，应积极研究风险和问题的特点，建立适合公司自身发展的风险管理策略，提高业务效率和规模，降低风险损失和代偿率。
（一）制定与自身匹配的风险管理战略
要制定与自身匹配的风险管理战略，就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外对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外，公司决策层要能较为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宏观经济周期，国家政策法律的变动，讲究顺大势而为，且要有较强的应对力。对内，公司决策层应充分评析自身，如对注册资本，流动性，担保责任余额，代偿损失率，各类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比例等情况清晰掌握实时分析，对公司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不断调整和优化，使公司战略清晰，战术得当。
（二）落实风险准备金
商业银行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具体授信额度的担保放大倍数。但或由于银行间沟通不足，或由于实际操作问题，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余额与净资产的比例可能会超过《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限定。实际操作中，除了民生银行及少数银行要求2%到5%的风险准备金外，大部分商业银行没有此项要求，只是根据担保机构历来信用状况进行授信额度的确定，如信用良好则追加授信额度。但历史不会重复，过去的良好信用不能代表将来的零风险。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自身而言，如果某笔担保业务发生违约，公司需承担代偿责任，就可以动用风险准备金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以防止公司资金周转和财务出现困难。因此，风险准备金的落实将大大增强国家对于担保放大倍数以及信用债权的总量确定，增强全行业的风险控制力，有助于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定。
（三）充分利用征信系统
融资性担保机构在拿到牌照的情况下，能够向中央人民银行建立的征信系统提供征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包括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如今，针对部分企业办理多个营业执照或破产前资产被转移，破产后无可执行的情况，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单单将违约信息上传企业征信系统，更是上传到个人征信系统。当企业实际控制人在融资性担保业务违约，逾期无故不缴纳欠款时，融资性担保机构会将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违约信息录入个人征信系统。而个人征信系统的不良信用记录，将会给“老赖”们以后的贷款，授信，出行甚至子女升学带来麻烦。2015年1月5日，芝麻信用等8家机构成为首批试点，获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新的个人征信市场主体的引入，全面的征信系统的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充分利用征信系统上传下载信用信息，将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极大降低代偿率。
（四）重视保后监管
保前科学准确地进行风险识别和判断固然能减少风险，但却不能将所有的风险消除。保后监管同样十分重要，如果放任不管，任由风险滋生，同样会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而在保后对企业经营状况、财务变化、反担保状况跟踪检查，一旦发现不良现象可以及时提示风险，做好应对准备，也可以协助企业发现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减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五）追偿手段有效得当
当损失已经发生时，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并尽可能挽回损失。首先可以与被担保人联系，判断其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同时对其企业可执行的动产不动产进行详细调查，如果还款能力不是短暂缺失或者还款意愿不强，可立即向法院申请财产保护。如果遇到公司资产已被转移，应向法院申请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财产予以冻结和执行。整个追偿流程需要融资性担保公司具有法律方面的专业的人才，以在追偿过程中最大可能获得第一顺位的赔偿或是避免手段不当而使自身承担法律责任。
（六）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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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银担合作倒退、监管政策掣肘。多种因素叠加，让仅有22年成长史的中国担保行业，正经历一场“彻骨寒冬”。国家相关部委正在进行政策调整，以期纾缓困局。
2014年12月，总理对融资担保作出批示，“发展融资担保是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国务院召开全国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相关政策调整也已紧锣密鼓地进行。综合各方信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再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将会建立，同时大力发展各级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行业分化亦将加速。
目前，国内共有8000家融资担保机构，其中70%为民营，30%为国有。接近银监会的一位人士介绍说，监管层针对融资性担保公司杠杆率等政策的调整，确实意在发展国有担保，但是并不是要“围剿”民营担保，谁进谁退，最终还是交由市场决定。担保是一面镜子
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时，全国工商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提案》。这份由湖南省工商联完成初稿的提案，所述当下融资担保机构所遇的困局，颇有代表性。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贷款担保风险加大，多数担保机构业务量大幅度下滑，生存举步维艰。长沙市担保协会50家会员机构中，2014年担保余额增长的仅5家，有13家未做业务，有20家未做新增业务。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率直线上升，个别担保公司因无力代偿而面临破产风险。
该提案认为，银担合作倒退也恶化了民营担保公司的生存环境。从2012年起，银行大幅压缩对担保机构的授信额度，取消一直给予的代偿宽限期，在保证金、放大倍数、代偿率等方面设置了严格的门槛，有的银行则完全终止了与民营担保机构的合作。
担保属于从属性行业，它的发展既受制于资金供给方――金融机构的放贷政策，又受制于资金需求方――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款意愿等。近两年经济下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位受访的担保公司负责人说，担保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经济的健康状况。
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世奇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小微企业担保贷款1000亿元，其中国有担保公司占三分之二，民营担保机构占三分之一。2014年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出现了停滞，绝对额开始小幅下降，而民营担保机构萎缩得更明显。
“全市130户担保机构，除了10多家政府出资，110多家民营担保机构真正有新增担保额的也就40户左右，正连续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在下降。”李世奇说。
另有一组官方数据也可以看出担保业的结构与状态。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8185家融资担保机构，其中70%的机构为民营，30%的为国有。这8000多家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为8793亿元，平均来算，每家担保公司注册资本1.07亿元，每家担保机构在保余额3.14亿元，放大倍数仅为2.34倍，“散、小、乱”的担保业远未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洛阳、邯郸等地陆续爆出担保公司“跑路”潮之后，担保业面临的问题引起了高层注意。接近决策层人士透露，担保行业的监管政策将会调整，例如对担保公司资本放大倍数有望扩大到15倍-20倍，对不同机构不同业务实施分类监管，同时有望仿效法国、韩国、台湾地区经验，建立国家层面的再担保体系、担保基金。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放大倍数不到3倍的担保公司来说，吃不饱是最为紧迫的困难，杠杆率的提高对他们并不会有直接影响。部分监管政策调整，会让一些规模庞大的国有担保公司受益，使其体量越来越大。
广受担保机构关注的允许担保业对外投资的规定或有松动。此前监管部门规定，担保公司对外投资比例不超过20%，但安徽等地对经营较好的担保公司已放开到35%;北京对担保公司做委托贷款业务的限制也已突破，这些地方业已试行的做法有望得到认可。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瀚华担保）总裁周小川建议明确担保机构的定位。目前担保公司从事的是金融业务，但是定位为一般的工商企业，一般企业身份导致很多业务在抵押或质押时存在障碍，产生的代偿损失也无法做税前抵扣。
同时在资产处置上，担保公司也缺乏特殊通道。周小川认为，“如果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做流动性支持，比如根据不同的融资担保机构自身化解风险的能力，折扣收购担保公司资产包，还可以把这个资产包转成资产证券化产品，用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担保体系“补漏”
整体改革在即，包括银监会、工信部、财政部等涉及担保业管理的诸多部门，正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研究机构、担保机构、行业协会的政策建议。这其中，包括一份来自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中投保）的建议。
成立于1993年的中投保，是国务院特批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专业担保机构。在这份名为“关于构建国家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建议”中，提出设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将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纳入政策性金融体系，发挥公共财政职能。
根据中投保的建议，基金明确为政策性定位，资金来源可以包括财政资金、金融机构出资等;基金可以委托有丰富经验、有市场品牌的专业担保机构来管理。基金的功能可以是多层次的，包括为地方担保机构提供风险分担和信用增级，提供流动性支持，提供风险管理技术培训，甚至可以通过设立覆盖全国的互联网融资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融资服务。
中投保公司首席风险官李力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国际经验以及中投保以往的运作实践，通过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这种基金模式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多位受访的研究人员认为，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因而应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以法律形式明确其政策性、公益性的定位。从国际经验来看，共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由政府机构来运作，如美国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政府通过贷款担保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facebook、apple公司在最初萌芽状态时从该机构获得过帮助。
另一种是日本的行业协会模式。日本有52家信用保证协会为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信用保证，同时日本政府出资的金融公库为这52家信用保证协会提供再担保，分散风险。由于社团法人主动风控动力不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日本金融公库仅2008年前半年赔付金额就高达66亿美元。
第三种是委托专业担保机构运作模式，法国、韩国、台湾地区采用这一模式，由政府委托专业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业务，通过自身的业务渠道网点开展业务。1974年成立的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到2013年末该基金规模已达到222.6亿元。该基金通过与银行谈判，约定各自承担一定比例的代偿风险。相较之下，该模式运行效率较高，运行效果良好。
中国的担保行业发展仅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再担保体系尚未完备。1999年，国家经贸委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时提出“一体两翼三层”思路，其中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一体”，商业性担保机构和行业互保机构为“两翼”，“三层”指担保体系中中央、省级、地市级三个层面。其中市一级担保机构负责辖区内受保企业的直接担保业务;省一级担保机构主要对市级担保机构进行再担保;中央一级担保机构由中央政府为主出资设立。
但是实际上，中央层面的再担保体系一直未真正建立。据悉，当年中投保成立之后一直想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再担保体系，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行。此后，各省建立了省级担保或再担保机构，对市县担保公司进行再担保。在此分割状态下，担保公司跨区运营困难重重，同时也与银行系统的总分架构不匹配，谈判能力较弱。
各省省级担保机构定位不同，有的定位为商业性担保机构，从事融资或非融资担保业务。再担保作为这类机构业务的一部分，由于多数实行的是一般责任保证，即担保机构破产后再担保才介入，而且是对债权人直接赔付，对担保机构分散风险意义不大。
“从理论上说，再担保应该是担保公司的风险分散机制安排，而不是对债权人的救济制度。我们建议再担保的保障对象应该调整为担保公司，通过弥补原担保人自身可能无法覆盖的代偿责任，一方面保障担保行业向健康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间接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李力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也有利于解决财政资金对担保机构支持平均化倾向。2013年，各级财政共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了30亿元的支持，其中14.1亿元补贴744家担保机构（包括再担保机构），平均每家获得的补贴不足200万元，这种撒胡椒面式的补贴备受争议，既解决不了担保公司流动性问题，又解决不了与银行的谈判问题。另外15.9亿元用于支持6省（市）建立担保代偿补偿资金，但是由于实行责任相对较小的一般保证责任，代偿补偿金基本未用，未起到增信、分险功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建议，集中目前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发展资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农业信用担保基金，资金构成来自财政资金、银行捐助资金、企业和行业协会捐助资金。
由于公司制运作成本高，张承惠建议今后避免设立政策性担保公司。她认为，中央设立的资金主要资金作为“母基金”，引导省市政府建立和完善担保基金机制作用，地方信用担保基金与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具体负责担保工作。无盈利模式？
1999年国家经贸委提出“一体两翼三层”思路，确立了担保业的开放格局。国有、民营、外资均可进入这个新兴的行业，这促使此后数年，担保行业快速扩张，并很快形成了民营担保为主体的局面。
李世奇认为，当年国家经贸委的思路完全是正确的，“当时政府拿不出钱，只有吸收民间资金进入担保行业，通过民间资本有限资金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一批小微企业发展。”
一些做实业的资本将其作为进入金融业的跳板，纷纷涌入担保业，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成立担保公司为实业资本融资，这种自己为自己融资担保的现象，是早期担保机构出问题的原因。
成立于2004年的瀚华担保，正值国内担保公司快速起步之时，目前该公司已发展为国内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总裁周小川说，“起步阶段的时候，有很多想法，也尝试了很多种模式，例如在2009年股改之前也经历过投担结合的模式。”
周小川说，这种担保加投资的形式弥补了担保收益不足，提高了担保公司的整体收益，“我们理解，这种模式是套用了银行的信用，短贷长投，很容易给担保机构带来流动性风险和压力，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采用这种模式，而是专注于中小微信贷模式。”
主张担投模式的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担保公司――深圳中科智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智”）。董事长张锴雍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担保投资是担保公司未来发展的一种商业化模式。
成立于1999年的中科智，发展速度很快。2005年，有四家外资股东―亚洲开发银行、花旗亚洲企业投资公司、美国凯雷集团和美国通用商务融资集团入股中科智，总投资额达1.1亿美元，持股比例达40.82%。2008年，总部位于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出事”，使得这一模式隐藏的风险暴露，同时也引起了融资担保无盈利模式的探讨。
担保公司为客户担保贷款时，往往收取50%的贷款利率作为担保费，大约在3%-5%之间。按照全国平均放大倍数（2.34）来算，担保公司收益在7%-12%之间，在不发生代偿情况下，这样的收益并不低。但是一旦发生代偿，往往会吃掉几十笔业务的收入。
更大的问题缘于无资本金补充机制。担保贷款时，银行往往会向担保公司收取融资额的10%-20%作为保证金，同时，担保公司还要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提取风险准备金等。这就导致担保公司大量资金趴在银行账户上，业务规模越来越大，资本金不足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定位为一般工商企业的担保公司，却不能像一般商业企业一样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引进外资股东，因而在资本金不足情况下，一旦发生多起代偿就会出现流动性危机，实力薄弱的就只能“跑路”。
绝大多数担保公司面对的客户是中小企业，从资信角度来说，属于“银行挑剩的”次级客户。由于这类企业抗风险能力弱，违约概率相对较高。国内的部分担保公司采取“小额、短期（6个月以内）”的方式防控风险，通过抬高保费、做大规模的办法对抗可能出现的代偿。一家规模较大的担保机构财务数据显示，2013年融资担保费率高达5.25%。
中投保首席风险官李力认为，从商业可持续角度，担保公司采取“小额、短期”的方式可以降低风险，但是对于借款人而言，借款成本过高，用款时间太短，只能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解决不了企业扩大再生产需求。
因而，小微企业担保贷款领域，商业性担保机构的劣势会越来越明显，这恐怕也是近些年国有担保机构快速扩张的原因之一，因为其成本低、没有生存压力的优势明显。
2012年，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担保公司违规事件，这一连串事件给担保行业带来的伤害至今没有愈合。此后，监管部门出台文件整顿，并“一刀切”将商业银行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关系掐断，担保行业迎来了一场“彻骨寒冬”。
全国8000多家担保企业除了中合、中投保等“国家队”外，多数民营担保生存举步维艰，其中两类企业经营状况相对较好，一类是规模较大的，例如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与银行谈判能力较强，同时进行综合运营，业务链之间可以在信息、技术、风险防控上共享。二是做小范围、精领域的民营担保公司，这类企业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与多家银行合作;二是资本金很实;三是有自己的独立稳定的客户群;四是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管理体制须改革
多龙治水，是多数行业管理体制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年轻的担保行业也不例外。
担保行业的监管部门历经多次变迁，从最初的央行到后来的国家经贸委，再到国家发改委，2010年正式由银监会牵头的七部委联席会议监管。
一位资深担保人士介绍说，2008年，中科智担保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等问题曝光后，当时的银监会站在银行角度指责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存在问题，后来国务院决定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融资担保业务，由于涉及工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决定设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体制客观上还是银监会主导”。
银监会介入，让国内担保公司为之一振，认为自己已成为银行的“兄弟”，必将提升担保业的社会地位。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后来才发现担保是“干儿子”，银行才是“亲儿子”，银监会出台的政策基本上站在规避银行风险角度，不断清理整顿担保公司，对于支持行业发展鲜有举措。
备受争议的一点，是担保公司对外投资比例不超过20%的规定，在业内人士看来，这降低了风险，却牺牲了发展。按此规定，即使担保公司业务量很小时，富余的资金也无法进行投资，致使大量资金闲置，部分担保公司只好铤而走险，违规抽逃资金进行投资。
由于担保公司融资担保时，已按银行要求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同时提取了风险准备金，按理说已覆盖风险。在此之外限制对外投资比例，限制了公司盈利，为此，受访的担保公司建议监管部门放松对担保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
李力认为，目前对担保行业的监管没有考虑不同机构在资本实力、业务领域等方面的差异，而是采取“一刀切”管理，建议监管部门借鉴银行、保险等持牌金融机构的监管思路，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特点、经营策略及风险特征采取分类监管。
2011年，银监会明确担保公司属地化管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审批权和管辖权在省级政府。各省做法也不统一，多数在地方金融办（局），少数在由工信（经信），个别地方在财政部门。监管方向、监管力度参差不齐，特别是担保公司跨区域开展业务形成了很大制约。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9
关键词：河南省；担保；监管；信用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河南省民间担保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17日
担保作为社会信用产品的一种存在形式，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企业发展需要良好的融资环境。在正式融资渠道之外，担保理财以特殊的第三方融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河南省作为一个中部大省，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要经济战略区域。伴随着河南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间担保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成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河南省民间担保发展现状
担保机构初期是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而发展起来的，其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9月，河南省企业信用担保协会成立，代表河南省的担保行业协会正式运行。2003年，河南邦成担保在全国率先开展规范化民间资本投资担保理财业务，开创了融资担保新模式。2004年1月，郑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成立，公司隶属郑州市人民政府，注册资本3.01亿元人民币，总资产5.2亿元。2009年4月，河南筹建省担保集团，成为全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再担保服务平台，承担全省中小企业集合项目融资的担保服务功能，提供包括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再担保增信、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中期票据等融资担保服务。截至2010年6月30日，全省各类投资担保机构突破千家，注册资本总额达到316.06亿元。
总的来看，河南省的担保体系建设最初是由政府主导发展起来的，后来逐步转向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担保机构的融资来源从初期的由政府出资为主发展到由非政府组织出资为主，由民间融资的担保机构占据多数。除此之外，担保资金增长迅速，担保实力逐步增强，开发担保品种的力度加大，呈现出担保市场发展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的特征。
在担保企业组织建设方面，组织结构设计基本到位，多数担保企业建立了基本的担保业务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开展担保业务方面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业务制度与技术分析和风险控制体系，基本形成了管理规范。虽然组织建设的具体程度仍在不断发展完善中，但是总体上已能保证担保企业正常开展工作。
以郑州为代表的民间担保公司模式被称作“郑州模式”，是河南省民间担保企业运作模式的代表。其特点是“一对一”、“不模钱”和“担保代偿”。“一对一”指担保公司安排放款人和借款人一对一地对接；“不摸钱”指贷款直接由放款人付钱给借款人；“担保代偿”是指如果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偿还，将转由担保公司无条件代为偿付。“郑州模式”为放款人的资金安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证，同时规避了法律风险，一时之间成为全国民间借贷领域的代表模式，获得了担保业内的普遍认可。
二、河南省民间担保迅速发展的原因
2009～2010年河南省担保公司出现暴发式增长，达到1，640家，注册资本570多亿。担保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基于市场发展的需要。
（一）担保满足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需求。自2000年以来，河南省的中小企业发展十分迅速。据统计，截至2011年，河南省中小企业的总数达到38万家，占据河南省企业总数的99%以上。仅中小企业就为河南省贡献了约61%的GDp、51%的税收和85%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产出、收入和纳税等方面的重要指标比2010年增长20%以上。
但是2011年上半年，河南省中小企业的利息支出也同比增长了50.1%。近80%的河南省内中小企业反映流动资金短缺，资金链紧张；近90%的中小企业承认在融资方面存在困难，一些中小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大量资金周转需求使企业生存遭遇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承受较高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企业最后也只得借助民间借贷融资，使得担保公司的贷款利率一路走高。现在特别是微型企业的生存发展和融资难题，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担保公司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资金救急的任务。
（二）企业的正式融资渠道有限。银行融资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有很多优势，但因为政策原因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比如，银行贷款资金具有周转期较长和资金形态转化的多样性，与短期流动资金的运作有着明显差异。也可以说，银行贷款方面国家的政策性较强，资金使用方向要求明确，用途特殊，而企业发展资金需求灵活强烈。近年来，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求收紧信贷，使可贷资金减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按照赢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原则从事经营管理，调整了经营战略，在资金运作方面制约性较大，降低了资金的灵活性。此外，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银行缺乏相关中小企业客户经营风险的足够信息，不能做出适宜的风险评价，所以银行的贷款手续多、制度严，企业申请贷款门槛高，手续复杂，申请周期长，银行贷款与大量周转需求无法对接。正式融资渠道的制约性使中小企业不能及时获取银行支持，需要民间金融的支持。
（三）担保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自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投资市场情况不容乐观。股市低迷，人民币贬值，基金不可靠，房地产震荡，银行理财产品混乱，使民间资本缺少出口。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仅3.5%，而物价水平指数（Cpi）曾经高达6.5%，民众为负利率苦不堪言，而且银行的服务收费项目又日益增多。经济危机使中国股市一路走低。2011年8月8日，中国的股市市值损失最大时接近1.3万亿元人民币，几乎是全国13亿老百姓每人一天损失接近1，000元。诸如此类的期货、外汇、黄金、保险等凡涉及“证金”交易的投资，都让民众产生投资恐慌。
在这种背景下，民间担保企业的出现为民众提供了合理的投资机会。民间投资担保相对风险小，收益高且稳定。河南省民间投资担保的利率是平均月息1.5分，不超过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范围。这种投资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是应在防范之内。这样，大量急于寻找出路的民间资金为担保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加之现代民众理财观念的增强，更多的决策信息促使他们选择民间担保这一理性投资方向。
三、河南省民间担保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河南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依然存在，信用担保和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最后希望。担保企业井喷式的增长也加剧了同业间的恶性竞争，加之相关部门的监管薄弱，担保行业乱象横生。2011年接连发生了郑州“诚泰事件”、“圣沃事件”和洛阳“盛归来事件”等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事件，造成担保市场混乱。
（一）担保市场混乱，行业监管存在漏洞。从制度上看，目前整个担保行业的监管和规范处于无序状态。银监会曾经牵头起草出台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了区分，强调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管理规制，但是《办法》并没有针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行为规范和准入门槛限制做出明确要求，这就出现了担保公司鱼龙混杂现象。
在担保公司的管理体系中，监管部门对担保公司的设立仅有常规审核，对其业务开展却无明确监管。2008年，河南省政府要求担保企业在工商注册基础上要持有经营牌照，但是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不规范的还是不规范。有的公司牌照发下来后来又重新被收回，新牌照迟迟难产。有的公司因为牌照拿不下来，一直没有正式开业，但是业务却一直在做。有的公司搞起了“金融传销”，出现了非法集资、高利贷吸储等现象。有些获得牌照的担保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与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合作，钻政策的空子进行融资操作，出现了诸如“过桥资金”、“过夜资金”等现象，金融秩序乱象迭生。盲目的管理使民间资本所有者产生恐慌，容易发生大量挤兑。在市场作用下，如果越来越多的担保公司遇到资金链断裂进而导致金融和社会危机时，政府再想监管已是被动应对，难以下手。
社会制度方面对借款人或被担保人也缺乏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惩罚制度，使一些担保公司承担着巨大的经营风险，近来出现了一些担保公司老板跑路的现象。由于目前相应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也使一些担保企业钻政策空子，带病运作，如资本金不足，多重担保，私自提高利率，抽逃资金，关联交易等，这些问题影响了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使担保功效受损。
（二）民间担保快速发展，专业人才短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担保快速发展。2002年全国仅有担保机构848家，到2007年末，该数量陡增为3，729家。而河南省担保公司数量增长更是迅猛。据河南省工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底，经省工信厅审核批准的各类担保机构达1，159家。担保机构的迅速扩张，使本来稀缺的担保人才供不应求。目前，全国的担保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对于担保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素质缺乏考核和监控。当前，整个担保行业普遍缺乏富有金融业务知识的员工，有一些担保公司的业务员以初中毕业生为主，不具备基本的工作素质和管理基础。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稀缺成为民间担保风险控制和防范管理的瓶颈，一旦遇到信用缺失或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几乎无从应对。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缺乏，严重制约着河南省民间担保的发展。所以，建立高素质的担保工作团队是当务之急。
（三）民间担保的组织体系不健全。尽管担保企业的基本组织体系已经建立，但整体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行业体系，在抵抗市场风险方面无法形成有效屏障。整体看来，各个信用担保机构规模小，经营政策不统一。由于竞争或其他原因，同业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和业务合作。单个担保机构孤木难支，不能快速获得有效信息和分散风险，会失去许多规避威胁和发展机遇的机会。如遇到担保资金不足时，小公司由于缺少可以合作的担保机构而不得不放弃某些黄金担保项目，或者受挤兑压力陷入困境。
担保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些公司没有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和体系，责权利关系模糊，决策体制不科学，经营管理方面仍有凭经验做事的现象。企业发展目标不明确，有个别公司仅仅是出于短期利润目标而成立的。组织建设不健全使民间担保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四、河南省民间担保发展思路
（一）完善监管体制，规范担保管理。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省政府要加快支持担保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和完善担保法律监管体系，同时也要逐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各主管部门应积极制定有效的担保监管细则。监管细则要对担保公司设立、撤销条件、注资要求、代偿准备金率、高利贷、非法集资以及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等分别做出明确规定。各级工商部门是实施监管细则的执行机关，工商部门要根据监管细则的规定，对各种违法违规活动严加查处。一经查实，立即停业整顿，予以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事态严重时公安机关可以介入，追究法律责任。通过法律行规的完善落实，稳定担保市场状况，规范担保秩序。
（二）建立健全信用管理体系，有效防范担保风险。担保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信用的发展。政府要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的同时，尽快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网络体系，构建开放的社会信用查询与评价体系。担保行业要建立自律机制，形成行业规范。各担保机构应在遵守行业自律的同时，增进信用建设，把担保业务信息逐步纳入征信系统，强化各个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建设，促进担保公司合作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关系。同时，通过行业规章制度等方式加强对担保机构规范运作的约束，加强担保业内的信息管理工作，保证信息公开，以便于社会公众对担保体系的运行进行监督，减少担保业务风险和成本。
（三）培养专业担保人才，打造高效团队。组织的关键资源是人力资源。所以，建立起一支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并具备专业知识与从业经验的员工队伍对于民间担保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担保机构管理层必须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担保机构治理团队应该由高素质专业人员组成，这样才可能形成高效作业团队。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要提高整体队伍素质建设水平，目前高校毕业生众多，社会上财经类工作者也不缺乏，可从中多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并对现有从业人员做好培训工作。只有整体担保公司人员素质得到提高，才能不断提高公司的运营水平。
（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推进规章制度建设。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治理规范秩序。担保公司要结合公司发展规模和要求，运用科学管理理念，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规范的领导体制，合理设计内部结构，健全科学决策体制与程序，规范业务操作程序，加强内部审计与监督。同时，担保机构抓紧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推行规范化操作，完善内控体系，组织、协调、制约各部门、各相关人员严格按照科学规程进行操作，加强风险管理，从严治理机构，从制度上加强业务和风险管理。
2012年初，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根据国家和省政府关于担保机构规范整顿和经营资格认定工作的政策规定，已组织开展了首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格认定工作，对担保行业进行了整顿。在国家及地方的共同努力下，随着担保规范管理的加强，河南省民间担保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将为中部经济区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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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篇10
关键词：中小企业银行信用担保监管体系制度性缺失
一、导言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却面临着巨大的融资压力，一方面是中小企业自身的条件限制了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还不够完善。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差、融资难问题，有人提出组建民营银行，即增量改革，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林毅夫2000；江其务，2001）；有人提议国有银行民营化，即存量改革，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刘佩2000）；也有人主张通过企业债券市场（邱华炳，2000）、股票市场，尤其是二板市场(王国刚，2001；陈晓红，2001)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经济学家网站，黄飞鸣《基于信用缺失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分析》）。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大力发展信用担保公司，通过信用担保公司的中介功能连接与融合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融资关系，增强中小企业的资金供应链，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信用担保公司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着，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信用担保公司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吴敬琏，2004）如信用不足、管理混乱、监管缺失等等。有媒体称信用担保行业是“又一个来不及繁荣就陷入危机的行业”，使人们对担保业的未来表示担忧。由于金融行业是一个市场高度不完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经济活动，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性，之所以机会主义就非常泛滥，那么防止机会主义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是监管体系的应有之义。如果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得不到必要的保护，任由机会主义横行，那么秩序失范是在预料之中的事了。政策制定者需要从重塑金融行业的信用制度体系和重新弥补监管体系的制度性缺失的两个方面着手，以期建立一个开放、竞争、有序、和谐、机会均等的金融市场格局。从现有的信用担保体系的发展格局来看，政府对政策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的性质没有很好地区分开来，在制定政策和监督措施以及在立法时模糊了政策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之间的界线，导致某些政策和法律真空，引发混乱和投机的空间增大。可以这么说，中国担保业生存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基本没有搞清楚政府推动的政策性担保和市场客观需求的商业性担保的区别（《数字财富》杂志2004年第9期报道中诚信公司陈洪隽所言）。在这样的模糊法则下，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进行规范的法律基本上不存在，也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对它们进行监管，由此造成了行业监管严重缺位、担保机构之间无序竞争的状态。这不但加大了银行等债权人的信贷资金风险，而且对担保行业的发展前途构成严重威胁，必须采取强化政府监管、加强行业自律等措施来加以克服（吴敬琏，2004）。担保行业在面临这些严峻的问题时，政府、担保行业、银行、中小企业都需要进行反思，特别是在监管缺失引发的问题的前提下，需要我们从制度方面着手来剖析担保行业的生存危机。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等角度来分析信用担保行业监管缺失的问题，最终研究表明，监管的制度性缺失是监管体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缺陷，弥补监管的制度性缺失应成为监管者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信用担保监管体系的制度性缺失的分析
自从1937年罗纳德•科斯发表的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一文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追随者沿着科斯的研究思路不停地深究下去，掀起了一股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狂潮。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重视制度对人的行为和市场结构的影响，当新古典经济学一味地摒弃制度作为一个变量来研究人的行为时已经远远不能从本质上来说明一些社会现象和市场规律了。科斯认为，企业的出现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而成立的，当双方的交易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远大于组成这样的一个集体（注：笔者认为组成这样一个集体可以称为企业）所带来的成本时，那么交易将从市场转向企业，反之亦然。而企业的规模则等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一致的时点上。奥列弗•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资产的专有性、机会主义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契约的框架内企业管理者和企业执行者都存在短期行为的可能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符合经济人的假说，但如果双方在一定的利益分成的格局下，通过合理的利益补偿和有效激励将使得他们放弃机会主义转向长期预期，形成长远合力，避免企业的分割，从而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张五常则从政府规制与企业自发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企业的产权不明晰，政府需要介入重新拟定企业的产权边界，能够让产权在市场上或者个人手里自由交易，优化资源的配置，活跃交易场地，创造新的财富。然而在企业的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介入企业的产权将会导致租值消散，直到租值消散到零为止。张五常一贯强调，政府管制越少越好，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企业会自发地向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点出发，这与哈耶克的“自发的扩展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千千万万个企业的自由交易中，只有能不断地扩展与他人既竞争又合作的秩序的企业才能在这场企业大进化的过程中胜出，而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保证企业之间的交易公正、透明、合法、公平。如果我们从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提供的研究视角来看待信用担保监管体系的话，会有耳目一新之感。从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我们得到启发，中小企业融资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一组债权债务的契约交易，如果这个契约的发现、谈判、执行、防范的成本过高，则导致这组契约交易无法达成一致行动，那么需要一个中介机构（信用担保公司）来分散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以促成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这组契约交易的成功对接。尽管信用担保公司是为了促成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债权债务的契约交易的成功对接而诞生的，但对债权人、债务人、第三方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的混合体的有效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给了政策制定者在出台信用担保监管体系的一个很好的思路，需要从源头上避免监管漏洞，即需要从制度性的层面来防范企业、银行、信用担保公司三者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加强互相合作、双赢的局面。然而从现行的信用担保的发展状况来看，在监管层面的制度性缺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政府有责任重塑社会的信用体系，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这样的价值导向下对任何行业的监管成本都是非常之大的，只有建立了一个绝大部分人有诚信标准的社会体系的秩序下，交易和管理的成本才能大大降低。当个人的欺骗行为被大家发现时的惩罚成本远远大于他或她欺骗所得的收益时，甚至会导致身败名裂或破产的边缘，就会迫使他或她放弃行骗转向守信或者合作，从而净化了整个社会的诚信环境，有利于社会和个人的良性发展。当前我国坑蒙拐骗的现象十分突出，关键原因是诚信的制度性缺失，欺诈行为获得的好处大于惩罚的成本，人们乐意去行骗。而这种行骗的诱因往往又与政府和政策的制定有关系，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往往也不可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承诺不可信现象特别严重些，由于政府在很多情况下失信于民，使得原来持有诚信观的人在政府的承诺不可信的刺激下，本来应该维护的正当权益在政府的掠夺中剥削了，也就渐渐地放弃了坚持诚信的原则转为不守信，既然这样的不良导向使得原来有诚信观的人放弃诚信，那么这些从来就不守信的人在追求自己的不法利益时如鱼得水。如果政府本身能践行自己对人民或其他团体的承诺，以身作则、说一不二的话则对营造整个社会的守信风气有着很好的示范效应，那么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之基就慢慢地搭建起来了。同时博弈论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如果利益相关者在博弈的过程中只有一次博弈的可能，尽管双方选择合作的好处要多于双方利用欺诈的好处，但双方的策略互动是趋向于欺诈而非合作，然而在重复博弈的进程中，博弈双方趋向于合作则放弃欺诈，双方合作的得益大于欺诈的得益，但在最后一次博弈中欺诈行为的倾向仍然占据上锋。根据这个启发，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防止给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一次博弈的机会，杜绝交易双方的一次以防欺诈，而是设定利益相关者在重复博弈的框架内选择合作，实现双赢，那么监督方的监管成本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倾向下大大减少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小企业、银行、信用担保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利益交换的博弈趋近于一次性的行为，而中小企业与信用担保公司有可能是利益共同体，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我国的大部分银行是国有，则产权是国有的，它的最大弊端是产权模糊导致资产很容易流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率高企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很多企业为了榨取国有资产而骗贷，银行为了降低呆坏帐率而不愿意放贷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信用不佳，信用好的中小企业可以找民营银行借贷，民营银行不肯借贷的中小企业只有这些信用不好的，国有银行在面临很大风险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意借贷给这些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为了获取贷款可能找信用担保公司合谋一起骗取银行贷款而共同分赃。信用担保公司为什么愿意和中小企业共谋一起行骗呢？关键原因是政策性担保公司和商业性担保公司的界线没有区分，开始由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可能在后续的过程中政府没有注入新的资金来补充资金链的延续和增加风险补偿金，则导致担保公司的商业化行为加重，直接和商业性担保公司参于竞争，引发恶性竞争，造成金融秩序失范；也有的政策性担保公司隶属于多家管理部门，引起管理混乱、监管缺失，失去了政策性担保公司应尽的责任，变成政策性和商业叉的担保公司，公司负责人有动力去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些商业性担保公司资金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差，承担的风险太大了，有意抬高保费，不然在信用担保市场上难以为继，保费过高则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的畅通，为了生存就千方百计地寻找新的出路；同时银行转嫁大量风险给予信用担保公司的行为让信用担保的业内人士感到不安。在这样的环境下，担保公司很容易背弃当初的宗旨转向短期行为，追求机会主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制度安排，单单有约束没有激励同样不行，有激励没有约束也不行，而我们现行的信用担保制度在激励和约束的两者中都存在欠缺之处。作为中小企业的最大优势是能解决大量就业，如果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能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很好的平台，中小企业的发展就不会面临资金瓶颈，那么本来应有政府承担的就业重任转嫁给了中小企业，实际上是中小企业帮了政府的大忙，关键问题是政府既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又要监控资金的去向，对信用好的中小企业以及它的连带责任人（信用担保公司）给予一定的奖励刺激它们的守信行为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在此基础上的中小企业和信用担保公司如果通过信用升级达到最高级别的，政府应该为它们设立一定的授信额度，中小企业和信用担保公司可以一起直接发行企业债券直接融资，信用担保公司从中小企业的利润中按照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就把中小企业和信用担保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了，政府监管的成本也大为降低了，同时又刺激了它们联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对于信用不好的中小企业和信用担保公司给予严厉的惩罚，甚至可以清算其财产或由政府拍卖其资产以警示后来者。而商业性担保公司不仅承担了政府应为合法劳动力提供的就业责任但政府对它们又缺少激励机制，而且还要承接银行转嫁的巨大风险，那么它们要在无序竞争的担保市场上生存就不得不规避监管以至于进行非法活动来维持下去，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无形中增大了。上面有人说到对商业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几乎形同虚设，实质上是信用担保的政策制定者的监管设计的制度性缺失的问题。其次，信用担保的政策制定者的监管设计的线上应该向银行延伸，在信用担保公司和银行之间的风险承担的比例安排，应由双方的收益多寡来决定，不能把风险全部或几乎摔向某一方。风险厌恶是每个人的基本特征，最多是偏向风险中性的程度，然而风险偏好者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所以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监管体系时不要有意无意地将执行者逼向赌徒心态。在信用担保公司和银行之间的风险承担方面，政策制定者的考虑似乎有欠妥当，特别是商业性担保公司在承担着巨大的商业风险，那么商业性担保公司寻求新的方法（这些方法一般而言是非法的）来规避风险去赌一把的心态是不可避免的，也在预料之中。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把信用担保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利益和风险捆绑在一起，同时又把中小企业和信用担保公司的利益和风险的捆绑在一起的制度安排来有效地监管三者之间的互动行为。由于信用担保公司既是银行又是中小企业的既得利益者，担保公司就不能不对它们两者负责，任意敷衍一方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损失和信用流失，通过这种既微妙又合作的关系来互相牵制另一方，那么监管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在现有的信用担保公司、银行和中小企业的监管体系中的制度性缺陷是显而容见的。从全国众多的金融诈骗案的案例回放来看，信用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联合欺诈银行的例子不少，其中监管体系中的制度性缺陷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政策性担保公司虽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行为，争取银行贷款给相关企业，它面临的问题同样很严峻。正因为政策性担保公司的出资人是政府，之所以存在委托--关系。政府委托其人管理这些数目比较庞大的资金，那么委托人对人的监督要与商业性担保公司的监督区别开来。基于这点认识，政策制定者需要把握好监管体系方向性的脉络，而我国担保行业的生存危机正是没有很好地区分政府推动的政策性担保和市场客观需求的商业性担保的区别，以至于在鱼龙混杂的担保市场的信用担保公司的生存危机正在一步步向它们逼近。委托人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相悖的，同时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也是高度不对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样需要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政策性担保公司不仅需要内部监督，且需要正确处理信用担保公司、银行和中小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商业性担保公司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个人出资、产权私有的担保行为的唯一的目的是追求公司的收益最大化，监管方是在保证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担保公司的欺害下提供公平的交易环境。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只需要对担保行业作宏观调控，而非以一种常态地介入。不管是政策性担保公司还是商业性担保公司，它们都有自己的运作轨迹，政府最大的职能是为它们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以及维护它们的合法权益，而不能设置障碍来分割利益，应该做它们的守护神。实际上，政府可能在制定监督法规时，一方面想约束相关方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在与它们一起争利。鉴于此，政府和监督方应该对自己的权力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改变对被监管方过于干涉的态度，放权让利，从制度性的层面制定合规性的监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紧张对峙是基于监管方过分约束了被监管方，相应又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监管方自身的权力又被无限放大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从而造成冲突。从信用担保监管体系的设计层面来看，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权利束和义务束都不能很好地释放，监管方的权利可能过大，义务可能过小，被监管方的权利可能过小，义务可能过大，不对等的态势必然引发监管的制度性的缺陷。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府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时，在设计监管体系时对中小企业、银行、担保公司三者的关系平衡时需要从制度上入手，避免监管的制度性缺失。
三、补充和建议
实际上，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最主要的是应该从市场融资法则及中小企业的特性来理解，否则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或是无解可求，或导致更多的问题。在国内的金融市场中，情况并非如此。或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过多，让大量的金融资源轻易流入了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流入了政府相联的行业与企业。因此，目前国内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改革，仅是金融市场方式的技术性调整与改革还不够，而应该从改变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方式和改善市场的环境与市场的运作效率入手，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从尊重企业融资的内在法则入手。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市场，在面临战术性修复向制度性改革转变的金融市场的进程当中，政府、中小企业、银行、担保公司需要应对一系列现实的挑战。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技术为金融行业的监管体系的设计带来了国际性的规则和信息尽可能的流畅的优势，政府和监管方应该摒弃传统的管理思维向现代管理和制度方面改善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调整转向务实主义。从不久前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论坛”上获悉，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的举措之一，我国已在实践中初步构建起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这一体系概括为“一体两翼四层”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模式。“一体”指模式主体，强调“多元化资金、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绩优者扶持”；“两翼”指商业化担保和民间互助担保作为必要补充，包括农业担保机构；“四层”指中央、省（市、区）、地市、县（市）四级担保机构，其中基层担保机构负责辖区内受保企业的直接担保业务，省级及以上担保机构主要负责提供再担保。从国家长远规划信用担保的发展来看，考虑制度性的因素越来越被政府重视，但要解决制度性的缺陷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政府有责任从每个方面下狠功夫做好做细，不管是非监管体系，还是监管体系的设计都要考虑制度性的缺失，努力避免制度性的缺失是政府也是每个公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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