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借贷额度；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6-0074-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6.15
农户由于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特殊身份，资金积累速度较慢，收入增加困难。随着农业生产资料、雇佣人工等费用不断上升，农户对资金的需求愈发强烈，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农村金融制度存在功能上的缺陷[1]。农户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将间接导致其农业收入受限，农户融资难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在边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落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本文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户融资现状，深入分析了农户借贷特征，为建立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全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借鉴。
一、文献综述
以往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借贷需求、借贷渠道、借贷利率等几个方面进行。针对借贷需求，黄祖辉（2014）等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农户的正规和非正规信贷需求均以消费型需求为主[2]。朱喜（2006）等研究表明，信贷约束是我国农户普遍面临的问题，一半以上有借贷需求的农户无法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3]。王定祥（2011）等认为，绝大部分贫困农户都有信贷需求，且需求以中短期小额信贷为主，但实际发生信贷行为的贫困型农户所占比例不高[4]。此类研究表明，农户借贷需求旺盛，但所受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程度较高。针对借贷渠道，汪婉莉（2008）等实证研究发现，农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越来越大，且亲朋好友渠道是农户主要选择的对象[5]。朱信凯（2009）等研究表明，仅有6%的农户在正规金融市场融资，而60%的农户选择从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6]。此类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市场难以满足农户的借贷需求，农户主要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来完成融资。针对借贷利率，韩俊（2007）等认为，利率并不是农户借贷考虑的因素[7]。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刘纯彬（2009）等认为，利率是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8]。针对金融供给，赵峦（2010）等发现，自2003年农信社改革以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数及覆盖率并没有明显的增加[9]。王曙光（2011）等认为，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经济良好发展的关键在于破除二元金融体制、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及时调整非均衡增长模式[10]。郑兴明（2011）认为，缓解农村金融供给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11]。
近年来，有较多学者获得了微观调查数据，进而开始分析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金烨（2009）等研究发现，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特征和人口特征是农户选择民间借贷渠道的重要影响因素[12]。黎翠梅（2007）等实证研究发现，农户人力资本、生产经营规模、家庭收支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13]。周宗安（20
10）研究表明，收入来源、家庭规模、负债水平、家庭资产总值等因素对农户信贷需求有着显著影响[14]。童馨乐（20
11）等运用8省1003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的增加对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有着积极作用[15]。徐璋勇（2014）等发现，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农户其信贷行为也不同[16]。严武（2014）等运用江西省1294个样本农户数据，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有效借贷机会的影响，而且发现“诚信”是影响农户借贷行为最重要的因素[17]。张乐柱（2015）等运用广东省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18]。以上研究通过选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分析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影响因素呈现多样化，除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因素外，还有借贷渠道、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等因素，而且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
那么，研究同一问题的结论为何不尽相同？通过对以往研究及文献的整理，本文认为原因有两点。首先，不同地区的农户借贷行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获得贷款的情况不同，借贷需求也不同，而且国内各省份金融机构对农户发放贷款的规模也存在差异。其次，不同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各有特点，这就成为影响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因素。而且，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我国中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为全面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经济问题提供了补充。
二、调查过程及研究方法
（一）调查过程
课题组于2015年3―5月期间对新疆农户进行实地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基本涵盖了新疆各个区域，包括南疆的尉犁县、轮台县、阿瓦提县、库车县、温宿县、莎车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北疆的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乌苏市、沙湾县。在每个调查县（市）抽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抽取3个自然村，采用农户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每个自然村随机抽取20―30个农户。运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总共调查了13个县（市）46个乡（镇）122个村。最终获得2070份问卷，通过严格审核，除去无效问卷（如信息严重残缺，存在逻辑错误等），收回有效问卷1726份，有效回收率为83.4%。经过后期整理、统计，得到样本基本数据。
（二）研究方法
1.模型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农户借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分为两种，农户发生借贷行为和农户没有发生借贷行为。本文以农户是否发生借贷行为被解释变量，若农户发生借贷行为，则Y1=1；若农户没有发生借贷行为，则Y1=0。采用二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方法选择最大似然估计法。以借贷的机率与不借贷的机率比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L：L=
Logit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L=？茁0+？茁1X1+？茁2X2+…？茁13X13+？滋j（1）
其中，p为农户借贷的概率，即“Y1=1”发生的概率，Xj（j=1，2，…，13）为第j个自变量；β0为常数项，βj（j=1，2，…，13）为自变量回归系数，μj为随机误差项。
若农户发生借贷行为，则进一步讨论影响农户获得借贷额度Y2的因素。由于农户借贷额度只能为正数，可以使用计数模型。计数模型经常使用泊松回归，泊松回归的要求之一是被解释变量的期望值和方差必须相等，但本文农户借贷额度不符合这个要求，因此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农户借贷额度的计数模型如下：
Y2i=？琢0+？琢1X1i+？琢2X2i+…+？琢13X13+？滋i（i=1，2，…，13）（2）
其中，Y2i表示第i个农户借贷额度，α0为常数项，αi（i=1，2，…，13）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ui为误差项。
2.变量的设置
本文设置的因变量包含两个，一个是农户是否借贷（Y1），若农户没有借贷，则Y1=0，反之，Y1=1。另外是农户的借贷额度（Y2），将农户借贷额度分为1万元及以下、1-5万元和5万元以上三种额度，分别赋值Y2=1、Y2=2和Y2=3。
本文选取了三类自变量，第一类是农户户主特征变量，其中包括性别（X1）、民族（X2）、年龄（X3）、文化程度（X4）、社会经历（X5）、投资偏好（X6）和是否务农（X7）。第二类是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其中包括家庭人口数（X8）、家庭劳动力人数（X9）和家庭社会关系（X10）。第三类是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特征变量，其中包括农业年收入占比（X11）、种植规模（X12）和种植年限（X13）。变量的定义、赋值说明和预期影响方向如表1所示。
三、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分析
（一）农户借贷需求高、额度低
农户参与借贷程度较高。其中，有65.9%的农户获得了借款，占绝大多数，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农户的农业生产资金主要是靠借贷来获得，没有借贷的农户比例为34.1%。在获得借款的农户当中，农户借款额度以中小额度为主，其中1―5万元额度比例最高，为54.3%，其次是5万元以上额度，占29.7%，1万元及以下额度占16%。农村银行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信用评级证明和抵押担保的要求较高，导致农户能够获得的借贷额度较小。
（二）农户偏好正规借贷渠道
农户偏好正规借贷渠道，大部分农户获得贷款的渠道是农村信用社和银行，比例分别为72.9%和22.9%，其他渠道如农资企业、放债者和亲戚朋友所占比例不高，分别为0.6%、0.2%和3.3%。在农户希望获取短缺资金渠道方面（可多选），农户希望获取短缺资金的首选对象是农村信用社，比例为72.6%，银行排在其后，比例为45.8%，亲朋邻居为27.6%，农资企业为20.7%，其他渠道占11.8%。农户认为，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满足他们资金需求，而且不欠人情，所以农村信用社和银行成为了首选。一部分农户认为，找亲朋邻居借款比较方便，亲朋邻居的借款大部分没有利息。选择农资企业的农户认为，农资企业能够间接提供资金援助，如提供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只有在向前四者的借贷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农户才会寻求其他借贷渠道，如放债者等。
（三）农户借贷期限短、利率高
借贷期限与利率方面。农户选择1年及以下期限的比例最大，比例为82.6%，符合农业生产的周期规律，同时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联保贷款的期限保持一致。1-2年期和2年以上期所占比例不高，分别为4.2%和13.2%。农户借贷利率普遍较高，以5～10%的利率为主，比例为90%，5%以下利率及10%以上利率所占比重较低，比例分别为6.2%和3.8%。
（四）农户未获得借款的原因
在未获得贷款的农户当中，由农户自身需求原因造成农户未获得贷款的比例占69.13%。其中，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不需要，自己有钱（23.04%）；不喜欢借钱，怕有压力（21.12%）；没有投资机会，缺乏资金用场（10.04%）。这说明，在对资金的需求方面，一部分农户已经通过多年农业生产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能够通过农业生产来自给自足，而一部分农户对融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由金融机构供给原因造成农户未获得贷款的比例占30.87%，其中，原因排在前三的分别是利率太高（8.42%）；手续麻烦，申请时间长（8.27%）；家庭收入低，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贷款（7.39%）。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利率较高、期限太死，而且申请时手续过于繁琐，并且要求担保条件高。对于一般农户而言，提供满足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审批贷款所需的抵押品，或者找到符合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审批贷款认可的担保人确实较为困难。这就明显限制了农户的借贷行为，并且使得农户由通过正规渠道借贷转向通过非正规渠道借贷。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
（一）样本农户特征
根据1726份样本农户调查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各个自变量。其中，性别平均数为0.89，表明大部分户主为男性。民族平均数为0.28，表明农户民族以汉族为主。年龄平均数为3.01，表明年龄分布较为平均。文化程度平均数为2.74，表明农户文化水平总体偏低。社会经历平均数为0.3，表明农户社会阅历较为匮乏。投资偏好平均数为2.12，表明农户投资偏好中风险中收益。是否务农平均数为0.93，表明绝大部分农户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家庭人口数平均数为2.54，表明农户家庭规模以小型家庭为主。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数为1.43，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主要以雇佣劳动力为主。家庭社会关系平均数为0.69，表明农户社会关系较为丰富。农业年收入占比平均数为1.73，表明农户兼业化程度较低。种植规模平均数为2.02，表明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较少。种植年限平均数为3.51，表明农户种植时间普遍较长。
（二）模型结果及解释
利用eviews7.0软件，对1726个样本和1137个样本分别采用二元Logit模型和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处理。首先，在模型中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然后根据检验结果（见表7的模型一、表8的模型一），将不显著的变量剔除，再对剩余的变量拟合模型，并重新进行修正和检验，直到模型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止（见表7的模型二、表8的模型二）。
1.借贷行为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性别（X1）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X4）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是否务农（X7）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X9）在5%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家庭社会关系（X10）在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种植年限（X13）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这6个影响因素的显著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为：家庭社会关系（X10）>性别（X1）>种植年限（X13）>文化程度（X4）>家庭劳动力人数（X9）>是否务农（X7）。
性别（X1）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男性户主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大部分男性户主在对融资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和决策能力上均强于女性户主，所以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的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
文化程度（X4）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对融资重要性以及金融产品的认可程度越高，因此借贷行为越多。
是否务农（X7）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务农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务农的农户自身积累资金速度较慢，而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投入的资金较多，因此只有通过借贷才能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
家庭劳动力人数（X9）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小。若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其所需雇佣劳动力人数下降，雇佣人工费用、资金压力就会减少，因此减少借贷。
家庭社会关系（X10）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拥有较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农户社会关系越广泛，越有利于获得亲友的援助，获取资金也较为容易，农户自身的借贷需求不足，导致其借贷行为减少。
种植年限（X13）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种植年限越久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随着种植时间的增加，农户积累了相应的生产、销售和投资等经验，增加投入的意愿较强，借贷的需求增大。
2.借贷额度
在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当中，研究农户可获得借贷额度的影响因素。根据模型回归可知，种植规模（X12）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种植年限（X13）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因素显著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为：种植规模（X12）>种植年限（X13）。
种植规模与农户借贷额度显著正相关，表明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其所需资金越多。农业生产规模越大的农户，在产前、产中和产后所需投入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人工较多，农户资金压力大，其所需的借贷额度越大。
种植年限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种植年限越久的农户，所需资金越多。农户种植时间越长，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了解程度越深，对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且干劲十足，因此借贷数额往往较大。
此外，其他在模型回归分析中表现不显著的变量，对农户借贷、借贷额度的影响方向不具备显著解释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经过实证分析后得知，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借贷需求较高，且借款具有期限短、高利率、额度低等特点。农户偏好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但正规金融机构供给仍存在不足。在影响农户借贷行为因素方面，性别、文化程度、是否务农和种植年限分别在5%、1%、10%和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社会关系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在影响农户借贷额度因素方面，种植规模和种植年限分别在1%和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首先，针对农户借贷需求旺盛的现状，促进互助社、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其次，针对农户贷款额度低、利率高的现状，应降低农户借贷成本，进一步放宽借贷条件。再次，针对农户偏好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现状，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三农业务。最后，应发挥农村农业合作社的优势，使农户积极入社。并为农户举办金融知识讲座，调动农户参与金融借贷行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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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2
[关键词]温州民间信贷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对策
一、温州民间借贷与中小企业融资
1.温州民间借贷产生的原因
温州以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著称。据统计，温州拥有超过40万家企业，其中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巨大。温州地区众多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很难通过官方渠道筹集资金，所以为了满足对资本的需求，这些选择在民间资本市场寻求出路。据推算，温州地区民间闲置资金规模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是促成民间借贷形成的先决条件。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人民币，约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额的20%。资金持有者为了获利将资金贷给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使得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市场得以发展。
2.民间借贷融资方式面临挑战
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融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利于增强经济运行的调节和适应能力，但也存在着借贷风险难掌控、资金流向难监测、债务纠纷易发生等潜在风险。由于面临通胀压力，银行紧缩银根，提高贷款利率。2011年上半年，浙江省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同比减少925.2亿元。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了20%至30%，原本困难的贷款途径又因高企的利率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由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金的供不应求，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应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据中央人民银行的《2011年浙江省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11年温州地区前三季度民间平均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4.46%、24.48%、24.97%，呈量价齐升的态势。温州中小企业多从事小商品生产加工与服装制造行业，其毛利率一般在3～5%之间。高昂的借款成本与微薄的利润势必造成企业无力偿还债务。自2011年4月起，温州地区很多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频现企业主欠债失踪的事件，这也将民间借贷的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原因
1.中小企业内部因素
(1)中小企业的高倒闭率与经营不确定性
尽管温州地区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生命周期能够达到三年的中小企业仅占总数的一半。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规避风险能力差，造成了中小企业经营前途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了企业收益难以估算，偿债能力难以衡量的问题。高倒闭率与经营的不确定性使外部出资者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银行不愿意向该地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
(2)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信用保证
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贷款时一般要求借款人提供固定资产抵押，而中小企业受规模限制，很难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品。目前温州地区大部分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设备落后、可用的土地使用权有限。在没有足够的抵押能力也没有符合条件的担保人为企业担保的前提下，银行很难发放贷款给中小企业。
(3)中小企业管理不够规范
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多是私营企业，很多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缺陷。这些企业很多是家族式管理的企业，存在企业主一人说了算的情况。缺少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企业在组织管理上极其混乱，也不免有不良企业为了获得贷款谎报财务数据。银行在不能准确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条件下，为了降低贷款的风险，在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慎之又慎，甚至不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2.外部环境因素
(1)中小企业融资渠有限
截止至2011年年底，温州地区仅有7家国内上市公司和2家境外上市公司。直接融资的高门槛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间接融资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金额小，银行贷款所要支出的单位成本与管理费用较高。商业银行之间缺乏竞争，也导致了银行更愿意为大客户提供大规模贷款。对于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虽然可以较容易的获得资金，但是高利率使企业负担着沉重的贷款成本。尽管融资渠道很多，但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
(2)国相关法律和政策还不完善
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实施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如美国的《小企业资本保障法》和日本的《小型企业供给法》、《信用金库法》等。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体系。在政策方面，我国还未形成完整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体系，现行政策多倾向于国有大型企业，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系统，不利于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正是政策与法律的不完善使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面临重重困难。
三、解决温州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1.完善法律法规及金融政策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根本要素是完善法律及政策体系。笔者认为在法律层面应给予中小企业保护，确保在融资问题上的公平待遇，并且落实明确融资过程的具体操作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应给予中小企业一定政策优惠，如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或进行一定补助等，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收益。除了这两方面，政府还应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管。法律化、规范化的融资体系会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
2.提高中小企业自身水平
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也会影响其融资的难易程度。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主，需摒弃家族式管理模式，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规范经营，完善财务及管理制度。与此同时进行产品机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进行转变，使产品具有尖端性、优质性、无可替代性。温州地区现有中小企业所从事的行业较为集中，各小规模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合并、兼并、重组等形式组成规模较大的企业，以此解决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吸引资金的目的。
3.促进民间借贷正规发展
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因此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增强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能力。2012年3月29日，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成立，这对规范民间借贷，降低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心目前服务功能还较为单一，笔者认为应尽快完善登记中心的功能，优化民间借贷登记的操作流程，这是发展规范化、低风险化民间借贷的前提。与此同时，政府应从试点开始降低温州地区一些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使其合法化、阳光化。在严格监管下的正规化民间借贷方式，会大大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
参考文献：
[1]中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2011年7月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3
一、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差异分析
2003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分别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民间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调查结果显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民间融资规模和深度不甚相同，西部和东部的民间融资规模要远高于中部。西部7省区的民间融资规模指数为28．98，东部8省区的民间融资规模指数为28．66，中部5省区的民间融资规模指数为25．2［1］。通过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有关农村固定观察点采集的农户数据（见表1），也能看出民间金融在农村存在的范围和规模都很大。从地区借贷的数据来看，东、中、西部的规模呈现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户的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自民间金融的借款比例分别为76％和60％。尽管这一结果和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有些差异，但总体来看，民间金融以绝对的优势占领了农村借贷市场。
二、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间金融需求用途差异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需求是指农户作为授受信用主体，从民间金融机构或其他农户借入资金的行为。其行为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农户参与民间金融市场的水平和规模、获得借贷资金的渠道、借贷资金的用途以及借贷的利率、抵押要求、借贷期限等。农村民间金融的用途可分为生产性经营借款、生活型消费借款和非正常借款。从表2可以看出各地区农户家庭的年内借贷来源主体均为民间借款，银行信用社借款处于从属地位。在借贷用途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生活性借贷与生产性借贷大体相当。其中，东部农户的借贷生产借贷略高于生活借贷模式，中西部趋向一种生活借贷高于生产借贷模式。在生产性借贷中，各地区用于农业生产的比例均比较小，但整体上中西部地区略高于东部地区。到2003年各地区生产借贷用于农业的比例，东部为31．16％，中部为39．82％，西部为28．32％。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并给予了较多的农业投资优惠，与宏观政策相适应农户也调整了生产投资结构，并将大部分生产性资金投向优质高效农业［2］。以浙江苍南县和贵州镇宁县为东西部地区的代表县份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苍南县由于经济较发达，农户对工商建运等非农产业投入较多，所以对资金的需求也相对较高，农户的借款额高于中西部地区。该县的企业众多，规模及以上的农村工业企业有173个，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有28165个（含个体户）。其产值占总产值的1／3。在苍南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中，自有资金和正规金融贷款所占比重不到一半，其余资金全部来源于民间金融。而对于生活方面的借款，除了、吸毒贩毒等违法活动产生的借贷外，借款金额非常之小，而且借款期限短。镇宁县由于经济不发达，农户的非农业生产经营等副业较少，农户借款额都很低。农户生活性借款更多地来自非正规渠道，而生产性借款则较多地由正规金融渠道满足，但即使是生产性借款，近一半的资金需求仍需要通过非正规渠道满足。从借款用途的结构看，孩子的教育占借款笔数的22．8％、人情来往占17．5％，购买农资占10．2％、看病占13．7％、建房占15．4％、经商占9．5％等。教育支出、人情来往和生病成为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这反映出由于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农村社会保障机体制的缺乏，农户家庭内部的收支难以平抑特殊消费所产生的冲击。总体上看，该地区的民间金融活动还处在自发性的初级阶段。通过分析可知，东部地区农村金融的需求主要来自于非农部门，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的不稳定性带来生活方面的资金紧缺，因此同样是农村金融需求，不同地区之间侧重点不同。后者重点是农民生活需求问题，生活性借款比较高，生产性借款所占比重不大，主要解决农户的基本生活问题。前者的金融需求体现为农村发展需求，主要是为了解决民营经济以及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问题。
三、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利率差异
1．东部地区民间金融活动在我国东南沿海具有悠久的历史，下面以温州苍南县为例，分析东部地区村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状况。苍南县作为温州模式的发源地，其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该县金融部门呈现“三元”结构特征，分别是以国有商业为代表的官方金融、受官方引导并为非国有部门服务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以及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部门。对苍南县钱库镇的调查显示，当地公开存在的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有农业银行、农村中心信用社、钱库城市信用社、江南金融服务社、钱兴经济服务社以及横街基金会等共6家，这6家机构资产总额为33615万元，其中，农业银行为5800万元，占17．3％，农信社为11560万元，占34．4％，钱库城市信用社为10838万元，占32．2％，江南金融服务社、钱兴经济服务社以及横街基金会等三家非正规金融中介机构共为5417万元，占16．1％。1983～2005年苍南县民间金融利率分别为26．4％、36％、45％、34．8％、30％、26．4％、18％、10．6％、13．4％和12．1％，其中最高达到45％，最低为2003年10．6％［3］。可以看出，苍南县的民间金融利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个趋势可以告诉我们：第一，东部地区民间金融借贷利率已趋于理性化。第二，民间金融利率和官方利率变动方向一致，揭示民间利率和官方利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我们选取湖北省作为考察对象。2004年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在湖北辖内建立了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点，按照区域化和属地监测的原则，对辖区内民间借贷利率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4］：第一，民间借贷利率波动区间大，地区性差异明显。农户民间借贷一般以自然村落或乡镇为活动范围，跨地区借款较少，借款的目的多为临时性应急，借款的频率相对比较高。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06年3月，200户农户借款累计2687笔，借贷金额累计5341．33万元，月平均发生额为356．08万元。其中，2006年一季度借款发生额为1123．85万元，占农户累计借贷总额的21．04％，比2005年第四季度下降1．56个百分点。全省恩施州所属市县借贷利率最高，单笔最高利率达50％，十堰市所属市县民间借贷利率最低，单笔最低利率为3．6％，民间借贷利率的地区性差异非常明显。第二，信用借贷方式利率低于抵押、担保借货方式利率。民间借贷一般以农户人品和信誉为基础，对借款人信誉度较低的，放款人一般要求借方提供抵押或担保，借款利息也比较高。2005年1月至2006年3月，农户信用借款占91．28％，平均利率最高为12．65％，比抵押借款和担保借款利率低2．35和3．76个百分点。第三，民间借贷利率对借款期限反映不敏感。
2004年1月至2006年3月，农户民间借贷期限集中在3～6个月和6～12个月两个期限，3～6个月期限累计发生520笔，金额为809．19万元。6～12个月累计发生1814笔，金额为3727．28万元。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6～12个月期限借款交易量比其他期限借款要多，但利率水平并没有因为成交量的上升而提升。若将各期限民间借款利率进行算术平均，3个月以内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3．59％，3个月至6个月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2．80％，6个月至12个月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1．92％，1年以上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2．38％。显然，6个月至12个月期限借款平均利率比其他几种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低1．67、0．88和0．46个百分点。
3．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多数都是少数民族贫困县，农村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是以分为单位按月计算，在约定利率时会参考同期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状况、借款用途和缓急程度，但是不考虑借贷期限长短。根据众多学者对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民间金融利率的调查结果，可以大体看出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利率现状（见表3）。甘肃省合水县民间借贷年利率在20％～60％之间波动。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支行统调处对新疆农村民间借贷利率的调查显示，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民间借贷年利率在12％～36％之间波动。借贷双方在确定借贷利率时要考虑借贷期限的长短、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资金供求状况、物价水平、借贷资金的用途及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等多种因素。内蒙古农村牧区由于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以及经济状况差异大，因而民间借贷的利率定价幅度在不同地区明显不同。利率标准主要是依据借款人的实力、信用状况、借款时间长短、借贷用途以及季节而定。对实力较强、借款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一般利率水平在1分至1．5分之间，对实力较差或借款用于周转银行贷款或临时性需要的，利率一般在2分至3分之间，极个别的达到分的水平。宁夏盐池县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春秋季一般为民间借贷活跃高峰期，在此期间资金的需求量超过资金的供给量，借贷利率也随之上涨，达到3分～5分之间，甚至更高。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对借贷能否成功及借贷利率高低有重要影响。如果放贷人了解到借款人的信誉很差的话，那么即使借款人愿出8分的利息，也很难从放贷人手中借到款。宁夏中宁县借贷利率一般在1分至2分之间波动，月息为1分、1．5分的比较常见，中宁县民间借贷利率总体要低于盐池县。中宁县的利率之所以低于盐池县，原因在于中宁县经济基础好，经济发展水平较盐池县要高，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要远远多于盐池县，而且中宁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很多，如自有资本金、职工集资、本地金融机构、外地金融机构，剩下的资金缺口才通过民间借贷来弥补，这样，中宁县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需求量相对于盐池县来说要少一些，由此中宁县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低于盐池县民间借贷利率。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民间金融利率较高，而在经济活跃的东部地区民间金融利率较低。这是因为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间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手中有盈余的农户用资金盈利的观念较强，资金的流动性大，从而使得借贷资金的供给量较大，而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户市场意识较差，利用资金盈利的意识不强，民间金融的供给量较小。
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间金融供给差异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的供给包括农户供给资金和民间金融组织供给资金两种类型。农户供给资金是指农户以获取收益为目的的资金运用，包括农户将其所获得的收入以储蓄形式存入民间金融机构，或是通过一定方式借给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以及以获取收益或控制权为目的的投资资金的提供者相关，主要指民间直接借贷。民间金融组织供给资金是民间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为农户或企业提供资金，包括合会、私人钱庄、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具体形式。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间金融需求不同，相应地供给主体和供给形式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东部地区仍然以温州苍南县为例。该县最早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之一。其农村民间金融形式呈现多样化特征：第一，民间自由借贷。它是苍南县农村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占据借贷总额的62％。其借贷多数以有息借贷（利息率略高于正规金融借贷利率，其变动与资金的供求状况挂钩）为主，很少会发生无息借贷。高利贷在这里也很少存在。这反映出该地农村信贷市场的成熟性。第二，民间合会。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带有互动合作性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近年来，该地区的民间合会规模越来越大，如万元会乃至三万元会已经很普遍。额度比较小的合会逐渐减少，如一年为期的千元会越来越少。通过合会所得资金越来越多地用于生产领域。据统计，在该县农村中30％以上的农户都参加合会。在城镇中，合会所聚集的资金也被用作股东的入股股金。第三，私人钱庄。私人钱庄是没有经过审批设立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形式来发放贷款。1984年经苍南县钱库镇政府批准，开办方培林钱庄，这是苍南县最早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主要为个体和集体工商户办理存、放业务，存款不限地域，放款限于本镇，利率采取挂牌浮动，一般比信用社存款月息高7厘左右，放款月息高5厘左右，比民间借贷低1分左右。以上三种是苍南县农村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除此而外，基金会和小额贷款公司也占据相当的比例。
2．中部地区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传统农区，其民间金融发展初具规模。主要供给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民间借贷是满足农户借贷资金需求的主要途径（见表4）。大量的小额信贷需求构成了农村金融现实需求的主体，农户对小规模信贷的大量需求客观上要求融资过程的灵活、方便和快捷；而现有的正规金融体系基本上不能提供这种融资条件。通过调查发现，农户向亲戚、邻居、朋友借贷占了绝对比例，达到96．7％，而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根据安徽省农调队的统计，1990年～2002年农户人均信贷供给量仅增长2．44倍，为196．9元；在这个有限的增长中，正规金融的信贷增长额很少，占信贷供给总量的比重始终在24％以下；而民间金融的供给急剧上升，占信贷供给总量的比重稳定在80％以上。这也说明农户的各种融资需求基本依靠民间信贷来满足［5］。第二，存在民间合会和地下钱庄等形式，但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有的逐步从单纯的借款活动中分离出来，非法高利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非法“地下钱庄”。地下钱庄没有纳入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国家无法掌握其规模和问题，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民间合会也是安徽民间金融供给的一种形式，但该形式也存在一定比例，随着其会员数目的增加和相互之间了解程度的减少，盈利逐渐突出，安全性就不断地下降。一般情况下，风险并不为外人所知，只有当出现倒会时，风险才以放大形式曝光，在安徽省明光市，仅女山湖、张八岭等地乡镇就发生过3起较大规模的炸会事件，由于发起人无力偿还或卷款潜逃，给入会农民带来很大损失，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安徽地区新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凸显。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使民间金融的身份逐渐得到承认。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4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5
内容提要: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2)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3)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2010年11月，银行总资产超过92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340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仍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27个省(区、市)，西部地区2367个，中部地区287个，东部地区291个。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24%，分布在20个省(区、市)。[6]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年10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以下简称《条例》)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11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2003年8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2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jere-mybentham)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168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147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20世纪30年代未以来和美国19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年8月11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2006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5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25条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贷款用途;(2)贷款的种类;(3)放贷人的种类;(4)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16%;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4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年10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倍限额大约在21－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2－3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3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2008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6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4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差额部分为利息)，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24条(年息60%的实际利率)，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a)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万及监禁2年;(b)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万及监禁10年(由1994年第82号第33条修订)。相比较1994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24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10万元”增至最高“监禁10年和罚款500万元”。2001年至2005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24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26件、18件、1件、28件及10件。违反该条例第25条规定(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60%和48%，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例如英国)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24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如36%)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也叫承兑公司)。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2010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14194亿美元，资产总额为19368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clivebell等人在20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800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0．7%(2010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76%)。[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mcfaddenact)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1)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2)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3)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4)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1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1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2006年和2009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区)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19条、20条、21条、22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3．33%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50－60%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月30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81条及《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即所谓的公众)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融入资金)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5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3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
[2]参见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3]参见陈向聪:《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4]参见高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92万亿》，http://paper．people．com．cn/jhsb/html/2011－01/10/content_720247．htm?div=－1，2011年2月11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74页。
[6]参见银监会:《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news．sohu．com/20091021/n267591626．shtml，2009年10月23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financecompany)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11]seejeremybentham:defenceofusury(1787)，http://socserv2．mcmaster．ca．/～econ/ugcm/3ll3/bentham/usury．
[12]参见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25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22章第25节中说:“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2－110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高利贷达财政收入1/3》，载《经济参考报》2009年8月24日头版。
[16]stateinterestrates＆usurylimits，http://www．lectlaw．com/files/ban02．htm，2010年2月7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johnwarnernationaldefenseauthorizationact，http://www．bankersonline．com/regs/jwnda/jwnda．html，2010年2月7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101－102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放债人条例》，2006年11月22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doc，2011年3月22日访问。
[21]18u．s．c．§1961(6)(b)．seegenerally，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
[22]参见张建华等:《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82页;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4－766页。
[26]domesticfinancecompaniesassetsandliabilities，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20/hist/fc_hist_q．txt．
[27]参见陈蓉:《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经济法论坛(第四卷)》，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8]参见前引[14]，第120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30]参见前引[22]，第141－142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256页。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6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7
一、样本企业基本情况
（一）样本企业概况
（二）问卷调查情况：企业融资仍以银行为主导，民间融资发展平稳，金融改革有待提速
通过对25家样本企业的调查显示：企业总体资金状况呈稳中趋紧态势，对当前资金状况的选择中有12家企业认为趋紧，12家企业认为持平，占比各为48%。企业借入资金来源中有23家企业的首选是银行贷款，占比为92%，有19家企业选择民间融资渠道借入作为融资的第二渠道，占比为76%。样本企业中18家企业借入过民间融资，其中借入渠道为股东或内部职工的10家，占比55.6%，仅2家企业选择从民间融资中介机构融资，占比为11.1%。借入资金用途多为流动资金，借款期限多为1年期以内的短期借款。有8家企业借出过民间资金，借出民间资金为自有闲置资金的占比为87.5%，预防资金损失的方式多为财产抵质押、第三方担保，占比分别为37.5%、62.5%；借出资金大多能按期偿还的占比为87.5%。
企业认为缓解“两多两难”最重要的是调整信贷结构，信贷政策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倾斜，有22家企业将此项作为前三项选择之一，占比为88%，其中有13家企业将此项作为首选。企业将民间资金管理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发放、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营造管理规范、竞争充分的经营环境作为金融改革的关键，占比分别为40%、36%、44%、28%。在推进金融改革中银行需改进改进的因素集中在信贷准入降低和下放审批权限，占比均为84%。认为规范民间借贷最迫切的工作分别是规范借贷利率至合理水平和规范民间借贷机构的运作及风险治理。72%的调查企业对民间借贷市场化的看法表示肯定。
二、中小企业对金融改革的意见
（一）推进银行中小企业业务服务方面
调查企业反映：近年来银行在推进中小企业服务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企业融资成本较高。调查5市各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20—50%，此外再加上财产保险费、财务顾问费、资产评估和抵押登记费用，企业的融资成本接近15%。同时小型企业贷款议价能力弱，银行贷款利率定价较高。如：一季度怀化市小型企业95.7%的贷款利率浮区间在10%—50%，而大型企业98%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10%—0%。二是银行信贷抵押范畴单一。银行信贷抵押仍以房产、土地等固定资产为主，动产抵押比例偏低，如机械设备抵押比例在20—30%、林权抵押比例在30—40%。
（二）规范民间借贷方面
当前，民间借贷缺乏专门立法，民间借贷合法和非法的界限模糊，民间借贷的保护只能通过私人信用来维护，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此外民间借贷组织结构松散，管理方式落后，缺乏一个统一的登记监测平台去规范引导。调查企业普遍认为民间借贷较为隐蔽、风险较高，关键在于缺乏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规章来规范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暴力催债”等不合理行为，规范民间借贷要“法制先行”。
（三）金融组织体系改革方面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通过组建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方式，努力推进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但离推进银行体系改革创新、激活金融市场的目标仍有差距。株洲市调查显示，由于只能以资本金和经营收益放贷，该市8家小额贷款公司中有6家公司融资比例超过100%，面临无资金可放的局面；同时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投向利润率较低的个体、三农和小微企业，除去税费和办公成本，行业内测算资本年回报率大都低于10%，公司增资扩股、持续经营的积极性不高。此外，民营担保公司发展遭遇“歧视”政策，和银行合作难度大。如：怀化市工行在与担保公司合作中，要求必须是政府投资或控股的担保公司。
（四）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方面
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理念滞后，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政策约束，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面相对狭窄。调查5市民间资本参股金融主要是地方性金融机构扩股增资和入股新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二是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门槛高、起点高。如民资农村小贷公司名额受省级金融办控制并不按地方申请需求和地方融资需求来确定。张家界市农村商业银行组建扩股，吸收社会资金入股自然人起点是125万元、法人企业起点是250万，对普通居民和小微企业而言难度较大。三是现有的民间准金融机构吸纳民间资本容量相当有限。湖南省规定：一个县级行政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超过两家。张家界市2011年4个区县民间融资总量200亿元，小额贷款公司仅2家，吸收民间资本仅1亿元。
三、政策建议
（一）对创新金融产品的建议
金融机构要为小企业量身定做信贷产品，可借鉴民间借贷“便捷”的做法，注重对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的综合信用评价，结合征信管理系统推行企业和个人信用评分，在此基础上开办对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贷款。大力发展集合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信托等直接融资方式，吸收民间资金，缓解小企业融资难。
（二）对规范民间借贷的建议
一是成立民间借贷登记管理服务中心，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合规经营，适时监测辖内民间融资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二是健全法律法规，规范融资行为。制定《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对民间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资金投向、融资方式、利率浮动范围、风险纠纷的处理及收益的税收调节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赋予民间融资合法地位。三是规范民间金融体系利率定价机制。要充分考虑行业利润率、企业财务成本，结合利率市场化，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率定价机制。
（三）对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建议
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小微企业、农村经济的信贷扶持。强化对小企业和三农贷款的科学考核机制，结合中小企业和私营业主资金需求“急、少、快”的特征在金融信贷产品创新上有所作为。二是完善民间融资体系。构建多层次的民间借贷供需金融体系，让民间借贷更透明、更阳光。三是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在农村信用社扩股增资、组建村镇银行中引入民间资本，让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8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监管
引言
整体来讲，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有的借贷行为不够规范、借贷法律程序不够完善、有的借贷资金用途不够正确，状态较为盲目且毫无秩序的状态。可是，面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非常薄弱。当前，专门的法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而该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作用十分有限，没有给民间的借贷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
1、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1.1、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
1.1.1、民间借贷专项法律规范不够健全
因为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的原因，金融法律主要将正规金融部门为对象，没有专项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层次不够，无操作性可言，无法对我国民间借贷进行合理的规范，无法符合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制度的改革需求。民间借贷立法零星的出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贷款通则》、《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贷款行为效力的批复》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制定出民间借贷的定义、范围、主体以及法律地位。
1.1.2、民间借贷立法协调性差
因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引导思想、缺乏立法技术等原因，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统一性和逻辑性较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正案第13条制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公民有权自由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包含了借贷的自由货币资金以及获得相关的利益。可是国务院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里的第4条中，以及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里的第61条中，面对民间借贷的行为提出了严谨性的规定。因为法律制度相互间具有一些冲突，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具有相反的结论，对于我国的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非常不利。
1.1.3、民间借贷立法十分落后
我国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主要零星出现在民法范围，民间借贷立法长期比民间金融发展的需求落后。民间借贷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里是否被全面保护？民间借贷是否处在合法的边缘？其合法以及非法边界究竟在何处？虽然《国务院对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推出，令非公有资本可以迈进金融服务业，民间借贷的重要作用被再次认同。面对《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之后，国家对于民间资本进入了金融服务领域的鼓励以及引导程度的强化。可是因为立法思维、立法技术等原因，民间借贷法律规范体现出操作性较弱、判断标准模糊的特征，使得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的不确定性较强。
1.2、民间借贷同民间非法融资行为界限模糊
1.2.1、鉴于我国民间融资的立法
虽然在《刑法》的第176条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了规定，在第192条里对非法集资罪进行了规定，可是并没有界定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非法集资。分别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变相引进公众存款罪进行规定，对于集资诈骗罪、对股票、公司、企业的股票债权擅自发放罪，非法经营罪和虚假广告罪等相关犯罪行为做出了限定，对如何划分非法集资以及合法融资的界限进行回应，对非法集资手法和非法集资活动涉及道德虚假广告所承担的责任等相关行为进行回应。
1.2.2、民间借贷与民间融资非法行为界限模糊
我国没有准确界定出民间借贷与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非法集资的界限，面对非法民间借贷的限定以及利率并没有明显的进行界定。对于大面积生产性借贷的法律地位、各种借贷关系的法律责任的区分、有偿借贷以及无偿借贷的出借人所担负的义务是否相同？商事借贷以及民事借贷的差别、出借人的瑕疵担保责任等相关问题，法律法规都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因为民间借贷交易相对隐蔽、监管不到位等因素，而对于非法集资、洗钱行为市场出现于民间借贷市场中，特别是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大。
1.3、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不完善
1.3.1、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不够明确
因为我国金融业通过混合经营、分开监管的方式，使得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部门，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不够明确。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政策性的安排，银行监管会也对风险进行了提示，可是从何处进行实施，从何处实施方案，还没有具体的规定。《民间借贷管理办法》把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体现到国务院相关部门以及升级人民政府，可是没有具体制定出国务院具体部门执行监管。监管主体长时间不够明确，使得公众对于社会集资风险无法正确做出判定，令社会集资的存在形式大多为非法形式。
1.3.2、民间借贷监管对象模糊
我国面对该历代、非法集资、抬会以及地下钱庄的非法民间金融长期使用严格掌控以及打击的状态。可是源于对民间借贷意识的区别，长时间以来缺少对民间借贷相应的监管，没有对私人钱庄、抬会、企业相互间的借贷监管的规定，特别是对民间借贷中介部门、小额贷款企业之外的社会集资人和专业放贷人等其余民间借贷主体都没有相应的监管。
1.3.3、民间借贷利率规定模糊
利率的转变体现在市场的供求方面
民间借贷利率能够适当高出银行的利率，可是不可以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会对超出的部分进行保护。民间贷款利率的四倍上限限定并没有相关的实践以及理论的根据，没有仔细考量到各区域的市场供求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准，无法正确的引导社会资源的分配。
1.3.4、民间融资市场退出机制不充分
因为民间借贷市场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缺乏对于民间借贷援助、清算、推出等相关的市场机制。如果民间的融资机构没有偿还到期债务，不仅放贷人的债权无法获得保障，并且无法处理市场推出问题造成的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非常不利。民间借贷市场机制不完善，使得民间融资无需推出，具有隐性的范围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的稳步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2、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制度的对策
2.1、明确合法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的限定
因为我国民间贷款制度的建设较为滞后，使得民间借贷形式长时间处在非法与合法的相互模糊的状态。所以，我国需要对民间借贷的立法监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于民间借贷行为要不断强化法律方面的规范及引导，对于法律方面需要界定出合法性的范围以及非法性的范围，面对资金的来源以及合法性进行规范。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需要通过判断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来进行。所以，对于法律明确给出的合法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界定成为了民间融资发的中心思想。当前面对非法集资的限定主要通过《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中的第四条进行限定，可是此项规定值关注由客观形态来限定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把大批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归纳到非法集资方面，这同目前社会集资诈骗等非法融资形式的日渐增多紧密相连。民间融资主要主要是通过一些无法及时、充足获取银行机构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只可以通过民间借贷的平台为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并且不论是通过《合同法》还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应司法进行解释，我国对于民间借贷活动还处在默认的态度。由法律层面来看，我国对于企业、个人或者组织自行吸取资金而不是进行严禁的方法，知识对于个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通过政府审批的金融机构禁止吸收资金来发放贷款，进行资本运转与货币经营来获取利益。只有通过这层理念来理解国家的金融政策，才可以区分民间贷款以及银行吸收存款业务的区别，正确掌握合法的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脉络。对于制定民间融资法律规范时，要通过主观与客观相协调、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相融合的原则，判断民间融资行为的合法性。正确规定集资活动的企业、个人以及组织进行非法经营，需要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民间贷款想社会筹集发展资金具有良好信誉与盈利能力的，需要提供真实的申请材料，这样才能够合理进行监管。而且，筹集到的资金一定要使用在国家扶持的项目上，绝对不可以使用在国家反对的项目方面。
2.2、规定和健全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
通过我国民间借贷的客观现实以及发展形势来看，一定要不断完善同民间借贷行为相符的法律法规，例如规定和制定《民间融资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条例。只有进行详细的规范，才能够让民间借贷行为更加趋于正规化。只有具备完善的规范民间贷款行为的相关条例，才能够构成民间借贷行为崭新的法律监管环境，只有民间贷款的资金来源符合法律规定，也用于合法项目中，且可以真正为私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帮助，能够给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才可以给予相应的合法地位，而且通过法律对其进行扶持。
2.3、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体制
完善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制度，才能够有效保护金融投资者的权利，主要在于提高对放贷人的登记管理以及对民间借贷广告宣传方面的监管，通过相应法律管理，经由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负责，银监会主动对非法集资以及非法吸收公众款项的时间进行打击和防范，并且要逐渐创建起合理、有效的民间借贷监测预警制度，不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业发展的监测范畴，创建完善的民间借贷信息的及共享机制以及将信息机制进行规范，监管部门要尽快把相应的信息公布到社会投资人员处，这样才可以让民间贷款的主体进行自主投资决断。
结束语
只有不断完善当前的监管制度，让立法及时更新，并同当前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结合，来顺应当前全球化条件下对于民间借贷方式监管的要求，如此才能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获得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弘.民间借贷现状及完善对策探析――以浙江富阳为视点[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2.（06）.
[2]钱彬雪.民间借贷与民间资金投资――由吴英案引发的思考[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2.（07）.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9
关键词：正规金融民间借贷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呈现明显的“二元”特征-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并存的局面。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非正式金融，是游离于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之外的各种资金融活动[1]。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多重博弈演绎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各参与主体在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而正式金融又不能有效满足需求时的必然产物。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日益活跃，有资料表明，全国民间借贷数额高达一万亿元[2]。关注和研究民间借贷，将有助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金融服务。
一、民间借贷的成因
（一）民间借贷有其社会文化传统的渊源。民间借贷是最早出现的信用形式，它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关系和人情，这种取向不仅体现在观念上，而且体现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社会结构所强化。这种文化的影响贯穿于民间金融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民间借贷依托于乡土社会，利用血缘、地缘、人缘、业缘关系来展开，交易成本比较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比较低，融资效率较高。
（二）民间借贷的产生是民间金融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民间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与正规金融资金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民间金融的制度需求，而民间富余资金投资需求的存在以及民间金融同正规金融相比所具有的内在优势构成了民间金融的制度供给，当供需两方面的力量实现某种均衡时，联结供需的民间借贷就产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30年中，随着城乡居民积累了大量闲散资金，银行的存款利率相对较低，储蓄手段之外的投资渠道又多具有高风险性，难以成为居民富余资金的主要投资渠道。而民间借贷是一条利润高，见效快的投资渠道。
（三）中央银行信贷政策的影响。从2010年开始，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过快增长，执行了一系列从紧的货币政策，企业在银行贷款门槛高、手续复杂，使金融信贷受到明显限制，这直接加大了个人和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的难度，一些为了生存和发展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于是向利率相对较高的民间借贷求助。
（四）经济高速增长下的股市低迷为民间借贷再度活跃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按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分析，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房地产和股市的飚升。然而，我国股市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这种长期结构不均衡，必然导致边际效应的补偿-只要资源过剩，就为其他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某种天然的机会。不难想象，在目前我国居民投资渠道单一的情况下，股市的长期低迷无疑给民间借贷再度活跃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五）是金融监管的薄弱。基层银监部门监管任务重、人员少，而民间借贷又大都十分隐蔽，监管起来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同时，有关民间借贷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令基层银监部门监管无章可循。
二、民间借贷的特征
（一）民间借贷市场规模急剧扩张，市场覆盖率持续走高，参与面和融资额均有扩大趋势，活跃程度有所提高。据媒体报道，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市场。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3]。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农户的借贷资金规模超过3600亿元，其中来其中来自民间借贷的资金占639%；陈锡文(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24亿个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的融资需求是通过民间借贷来满足的；另据郭沛(2004)对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的估算，1997年至2002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依次为1802.07亿元、2473.01亿元、2622.38亿元、2573.97亿元、2708.75亿元和2750.31亿元[4]。
（二）民间借贷主体更趋广泛化，民间融资组织开始萌芽。由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资金短缺的普遍性，民间借贷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民间借贷的活动区域，已经出现了少数或明或暗的以借贷为主要职业或主要收入来源的专职人员或组织。虽然这类民间融资中介组织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其标志着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民间借贷交易成本低、风险小的优势突出。相对于正规金融，民间借贷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直接的自发激励机制，因不能阳光经营，民间借贷不需要办公机构，甚至不需要雇佣人员，还因其在国家机构的监管之外运行，逃避了税收，使得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存款人的利润趋于最大化。同时自然人之间借贷往往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熟悉、信息对称的基础上，双方的经济状况、信用状况非常透明。
（四）民间借贷经营方式灵活、高效,利率差别化。近年来，民间借贷异军突起，参与主体和参与范围逐步扩大，参与形式逐步多样化。通过调查发现，方便快捷，资金到位及时是民间借贷的最大特点，民间借贷采用口头协议或打借条形式，一般不需要抵押物，也无需担保，而中小私营企业的借贷需求具有“急、频、小”的特点，这些特性与正规的商业化金融有着天然的不对称，民间借贷的快捷性刚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利率差别化，随着民间借贷参与主体日渐多元化，利率主要是由借贷双方自行协商确定，一是互的无息或低息借款。此类借款主要是资金富裕户借给亲戚、好友或出于帮助、扶持目的而发生的小额借贷行为，二是高息借款，此类借款主要是一些资金富裕户为谋取高利息收入发生的借贷行为，这类借款的利率在8%-20%之间，少数特殊用途的借款利率高达30%，三是单位内部筹资，此类借款的利率基本上和金融机构执行的贷款利率水平一致。
三、民间借贷的功能
（一）与正规金融互补，填补了银行信用的不足。在贷款涉及范围、金额、利率的协商及方便程度等方面，民间借贷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信息优势，可以避免和减少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正规金融波及不到的地方，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形成互补效应，从而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运转效率，缓解金融机构资金短缺带来的压力，解决了许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对发展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民间借贷为居民个人，特别是部分富裕居民的闲散资金提供了投资渠道，从而增强了资金的配置效能，拉动了民间投资。很多人一提到民间借贷，就想到高利贷，其实国家近年来对民间金融持规范和积极扶持的态度，从国家出台了《放贷人条例》，出台政策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成立和发展就可见一斑[5]。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以通知形式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也从法律上明确保护了民间借贷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高额利息对民间借贷人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把放贷人的利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有利于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促进金融稳定运行产生积极影响。
四、民间借贷的风险
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在大规模和全局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概率较低的情况下，区域性金融危机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区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多与地区性的投机性资本过度膨胀、地下融资以及非法借贷盛行有关，从而导致区域性的金融恐慌、资金链条的迅速断裂、企业融资渠道堵塞等经济问题出现，在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显示，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6]近年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涨、人力成本上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全国约4000万家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紧张的状况，过高的民间借贷利息使得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时有发生。民间借贷对经济金融也产生着负面的影响，一是民间借贷资金容易流向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行业或企业，助长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二是民间借贷高利率加剧了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三是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性和自发性容易引发经济和法律纠纷，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五、关于规范民间借贷问题的思考
Gar-maise和moskowitz(2002)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完善资本市场的国家，非正规金融体系也广泛存在，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由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各自固有的比较优势，二者也可以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间调剂资金短缺的方式,是金融市场上客观存在的现象,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盛行。为了更好的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我们必须合理制度安排，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首先，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政策框架最终应鼓励民间金融组织自身的转型与升级，从而实现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一是民间金融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立法，二是要改革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创新，三是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和各种配套服务，加强对民间金融机构的配套服务，以沟通信息、控制风险。
其次，民间借贷主体要有风险防范意识。一是订立书面协议，注意妥善保存。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出于信任或碍于情面，往往是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订立，无任何书面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方予以否认，对方就会因为拿不出证据而陷入“空口无凭”的境地，即使诉至法院，出借人也会因举证不足而败诉，二是书面协议内容合法全面，出借双方订立书面协议应载明出借人和借款人姓名、币种、数额、用途、期限、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出借人务必要问明对方的借款用途，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诈骗、走私、买卖或贩卖枪支等非法活动而仍借款的，则属于违法借贷，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利息约定明确，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最容易发生矛盾的是利息，《合同法》第211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所以，在民间借贷中，对利息的约定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并且要约定明确。三是重视借款期限届满时的债权保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2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当事人要加强自我保护，在还款期限届满后注意催要，及时，以保护自己的合法债权得已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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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秀平.从民间借贷活跃看金融服务的缺失[J].金融经济，2008(9)：29.
[3][6]《财经》综合报道.温州民间借贷今年坏账或达1500亿元[DB/oL].《财经网》,,2011年10月09日09:23.
[4]张晓艳.民间借贷对农村金融生态的影响分析[J].商业研究,2008（7）：42-45.
融资与借贷的区别篇10
关键词：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监管困境；监管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174-02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为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近几年，民间借贷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空白。同时，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出借人组织化程度较高，资金供给能力强等新特点，成为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借贷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据中国金融网的2012中国影子银行报告，2012年狭义民间借贷余额约为4万亿左右，可见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规模还是很大的，如果对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发生“异化”，成为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因此，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管。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及作用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一方面，由于央行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推行了紧缩信贷的货币政策，再加上我国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商业银行不愿贷款给风险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是把款项贷给优质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贷款手续繁杂，审批的程序较多，借款企业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借款需求。相比之下，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形式灵活，办理的时间非常对，正好适应了市场需求。因此，在从银行渠道获取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正被迫求助于民间借贷。
其次，由于我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数，因此为了使资产保值增值，存户不愿继续把钱存入银行，转而寻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而民间借贷所提供的利率较高，有时甚至达20%—60%，受到高利益的诱惑，大量的民间资金甚至是国企、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也涌入到了民间借贷市场。
（二）民间借贷的作用
1.积极作用。民间借贷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推动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求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商业银行出于风险问题考虑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惜贷”，而民间借贷则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也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服务的空白。通过民间资金的调剂，进一步发挥闲散资金的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加速资金周转，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消极作用。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等，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次，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加大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同时，由于高额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投机性的资金投入，甚至有部分企业通过“以贷转存”，把钱从银行搬到民间借贷市场，有相当比例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甚至可能会产生危机，使民间借贷的风险随时有向正规金融转移传导的可能，这也是影响地区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隐患。
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困境
（一）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传统的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多为亲戚、朋友、同事关系，借款数额较小。而新型民间借贷主体较为复杂，参与者分布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借款人为个体工商户和公司的占较大比重，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互不相识，只是通过中间人、保证人、证明人的参与和介绍形成借贷关系，甚至出现了p2p。民间借贷关系更趋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监管对象难以确定。此外，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界定不清晰，也使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二）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由于民间资本的多环节性和隐秘性特性，加上借贷双方的不配合，借贷数据很难统计，还有可能所统计到的数据都是假的。而且，很多担保、信托、小额贷款公司表面挂各种牌子，私下都在经营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发放高利贷。此外，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也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例如，有的企业主先以100%的保证金到本地银行向关联公司开立国际信用证，再拿国际信用证到新加坡、香港的银行去融资，由于信用证做的是买方代付业务，中国与新加坡、香港有时间差，企业主便可在时间差内进行跨境的资金套利，通过在境外融到的资金存入本地银行作为开立国际信用证的保证金，进一步循环开立信用证赚取利差，这些都使得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三）多头监管主体的存在，也使监管变得困难
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各司其职。但是，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环节，涉及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再加上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民间借贷游离于监管之外。如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影子银行由谁管？p2p、pe现在谁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都在变相贷款，银监会怎么去监管？而且民间借贷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民间借贷的这种区域性差别决定了中央层面的统一监管难度较大。
（四）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文件中，现有法律中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宽泛，可操作性不强，且判断标准模糊，已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的现实需要。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标准参照，监管工作很难展开。
三、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
（一）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实施联合监管机制
1.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其职权、监管程序。可以考虑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专门设立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并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其监管的职权及监管的程序。然后，在这一部门下设“民间借贷监管处”的职能部门，专门负责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协调工作。其他部门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检察院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既要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调和配合监管。只有先确立了监管主体，才能解决民间借贷监管到底由谁主要负责的问题及由多头监管而导致的民间借贷监管“真空”的问题。
2.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民间借贷地域色彩浓的情况，可以把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纳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管权力，充分调动其监管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信息、处理问题及危机预防，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并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
3.充分发挥民间借贷行业自律和社会公众的监管作用。首先，培养和发展一些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其对民间借贷的自律功能。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必须依法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并负责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公布民间借贷相关的信息、协调民间借贷中出现的纠纷等，逐步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其次，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可以通过报刊、电台、网络等渠道公布已备案的借贷机构名称，并设立举报电话和网络举报系统，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尽快颁布《民间融资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专项规范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法律，注重对民间借贷交易的合同规范。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监管。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确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区别，规范民间借贷用途和利率，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投融资行为，引导民间投融资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的高利贷者，防范和降低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1.建立信息采集、共享平台，加强信息披露。可以由上述“民间借贷监管处”的部门建立信息采集及共享平台并负责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例如资金规模、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及运用效益、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情况，并通过这一平台进行处理和及时将相关的信息向社会投资者公开，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以便于民间借贷主体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从而避免债务纠纷的发生。
2.建立科学的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首先，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备案登记部门，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度。建立民间融资登记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民间融资资金使用的检查和跟踪。其次，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各地州、市、县设立民间借贷的信息监测点，专门负责收集辖区内的民间借贷信息，并定期向汇总上报到省人行，各省人行汇集辖区内的信息分析整理后上报至总行“民间借贷监管处”，“民间借贷监管处”汇总全国民间借贷的信息通过分析整理，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还可以通过上述信息共享平台这些信息，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从而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1]刘长雁.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亟待完善[J].中国金融，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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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秉龙，岳金禄，刘庭兵.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的构想[J].中国金融，20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