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1
（一）财政政策的基本含义及其对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分析
总体来讲，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以及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各个方面，它是由支出政策、税收政策、预算平衡政策与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理财家们就有“量入为出”与“轻徭薄赋”等朴素的财政思想，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回升，侧重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行为的凯恩斯学说也悄然兴起。在我国，财政政策按照其作用空间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微观财政政策、中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财政政策，总量调节的财政政策与结构调节的财政政策，无论哪一种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条件都密不可分。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通过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增强消费的推动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第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过程，利用财政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利用财政政策把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发展的战略基点，特别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第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利用财政杠杆的倾斜，支持“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发展，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局面；第五，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此外，财政政策还有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税收政策的基本含义及其对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分析
税收是指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目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政治权利为后盾，通过税收工具强制性和无偿性的参与国民收入以及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而税收政策是国家根据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而确定的用以指导制定税收法令制度和开展税收工作的基本方针与准则。需要指出的是税收负担问题是税收政策的核心问题。总体来说，税收政策在调控经济行为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与监督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等几个方面。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和心得，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税收政策在调控经济行为中的作用：第一，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税收对劳动供给具有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后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了维持既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而减少或者放弃闲暇从而增加工作时间，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使得劳动和闲暇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人们选择以闲暇代替工作，根据这一原理，加上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又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主要问题是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所以合理利用个人所得税至关重要。第二，税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一般来说，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居民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储蓄利率水平。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储蓄的边际倾向就相对较大，储蓄率也高，税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和间接税影响居民的储蓄倾向以及整个社会的储蓄率。第三，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劳动力和资本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要素，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投资决策是由投资的净收益和投资的成本共同决定的，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抵扣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影响纳税人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第四，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是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税收作为一种调节收入分配强有力的工具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政府通过征税不仅仅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具体来说主要有个人所得税、税收支出和社会保险税几个手段，此外，所得税的指数化是减轻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扭曲效应的一种良好的方法。
二、我国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基本情况及其困境分析
（一）我国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基本情况
根据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和经验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年以前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具体来说，1996年以前我国的宏观调控一直处于一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恶性循环状态，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扩展与紧缩之间不断调整中，但基本取向是以减税让利为代表的放松政策。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上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缓慢，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通货紧缩的趋势凸显，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的趋势，国家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收支两个方面，通过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直接作用于投资、消费和出口，扩张力较大，见效较快。但是到了2005年的时候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和信贷扩展引发了经济过热的现象，而且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存在着国际国内诸多不稳定因素，国家开始实施政策转型，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型稳健的财政政策。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开始提出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于保持现有规模的赤字水平，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效率。
（二）我国税收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基本情况
我国全国统一的税政开始于1950年1月，其基本依据是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制定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这一要则规定，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开征14种工商税，这一税制保证了当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需要，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一税制明显不符合要求，如税负不均，国家和企业的分配方式不规范，税收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力度不够，手段落后等问题严重。1994年我国实行了工商税制改革，又称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之后对经济行为的调控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推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二是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三是统一个人所得税；四是调整、撤并和开征一些其他税种。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和高效的统一。
（三）我国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财政税收的发展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和完善。目前我国财政税收存在着一系列同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甚至产生摩擦冲突的情况，主要是财政税收政策的结构性失调，对经济行为的调控弱化；部分财政政策存在着相互交叉或某些税收政策的税种本身存在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增值税和营业税在征税的范围上就存在着交叉重叠的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财政税收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如财政政策必须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经济情况，税收要适应社会需要开辟新税种。然而在这一系列的问题，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问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在法制化方面还存在着较大问题，其稳定性连续性由于缺少法制或受到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得不到保证，其公平性和规范性仍然任重道远，如虽然我国的税费改革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乱收费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政府收入的形式缺少法制规范，在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上存在诸多疏漏和薄弱环节。
三、法制化——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发展路径
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是指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为依据，本着体现人民意志，按照反映财政税收决策过程规律的原则进行决策，并使财政税收决策者的权力和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公众的有效监督。笔者认为在公共财政税收模式中，法治的精神应该渗透到财政税收管理的方方面面。财政税收的法制化是实现财政税收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主要在于：财政税收决策程序的法制化；财政税收决策权力的法制化。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推进财税法制进程，注重立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以法制为准绳，良好的财税法律法规是依法调控经济行为的基本前提，如在税收方面依法治税不仅仅要管好纳税人、服务好纳税人，确保纳税人按照税法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同时还要保证纳税人享有充分的涉税权利，通过合理的立法，合理体现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双方关系，这对于推进财税的科学合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财政税收的立法中要注意法条的可操作性，注重效率。要完善立法过程中的听证和回避等制度。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2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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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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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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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3
关键词：软件企业；税收优惠；应用探讨
一、合理应用税收优惠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效率和效益，而效率的目的也是效益，即效益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目的。合理应用税收优惠政策，能降低企业税负和税收风险、优化企业产业结构，有效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
1.可以减少企业税收支出，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高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方面各行各业已意识到税收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大量外资的涌入，外资企业强烈的税收管理意识和能力，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将税收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进行税收筹划，使企业享有同行业同等税收优惠政策。
2.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税收风险、强化企业纳税意识、实现诚信纳税。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是在充分理解税法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从业务全过程进行税收管理，使企业既能够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又不违反税法，从而提高企业的声誉和纳税诚信等级，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3.合理利用税收优惠，可以优化企业产业结构，指导企业投资方向。在企业进行投资可行性财务分析时，考虑投资产业的税收优惠，可以为企业投资方案的选择提供科学的数据依据，协助企业管理者选择最优投资方案。
二、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概述
1.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及解读
《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实施以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信息化建设，显著提升了我国信息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为继续完善激励措施，明确政策导向，国发[2000]18号文及其配套政策于2010年到期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分别规定了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所享有的企业所得和增值税退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1）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①定期减免税：我国境内新办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新办软件企业指2011年1月1日后在中国境内新成立的并经认定取得软件企业资质的法人企业；获利年度指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并取得软件企业资质后的首次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第23行“纳税调整后所得”减去第24行“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的第25行“应纳税所得额”大于零的年度。按法定税率25%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是指当企业同时享有其他低税率优惠政策时，比如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度只能按25%税率减半征收，而非15%税率减半征收；享受至期满为止是指在政策到期前已享受优惠政策，但在政策到期后还未享受完，可以按原政策规定继续享受至期满，②降低税率优惠，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可减按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此项政策需每年根据条件申请，经相关部门认定后方可享受。③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发生的职工培训费，按实际发生额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职工培训费需单独核算。④缩短外购软件折旧或摊销年限，作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核算的外购软件产品，折旧或摊销年限最短可为2年。⑤软件企业取得的增值税退税收入，用于企业的软件研发和扩大再生产，作为不征税收入，可从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此项政策实际应不属于税收优惠，用退税收入产生的相关费用不得税前扣除，购买的固定资产折旧也不能税前扣除。⑥财税[2012]27号文第二十一条规定：在2010年12月31日前，依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一条规定，经认定并可享受原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可在本通知施行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是指在2010年12月31日前成立并已取得软件企业资质的企业，按原文件规定可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可继续享受至期满。比如a企业2009年成立，2010年认定为软件企业，2010年为获利年度，那么2010-2011年为免税年度，2012-2014年为减半征收年度。
（2）增值税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也即只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才可享受退税优惠。
2.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需注意的问题
（1）作为财务人员，应随时了解最新财税政策并认真阅读理解，熟练应用相关税收优惠办理流程，对理解不透或有疑问的地方，需及时咨询税务专家，确保理解无误.
（2）适当的给公司相关业务部门人员进行税法知识培训，并针对和税收优惠有关的业务环节有关注意事项进行讲解，使业务的各个环节符合税法要求的条件。
（3）需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依法避税。不做违法的“偷、逃、漏”税等行为，提高企业纳税诚信度，建立良好的税企互信关系。
三、具体应用税收优惠时存在的问题
1.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财税[2008]1号文和财税[2012]27号文法律前后衔接不连贯，造成有部分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法律依据有争议。
财税[2012]27号文规定，可享受定期减免税的软件企业必须是2011年1月1日后注册成立的，2010年12月31日前依照（财税[2008]1号）第一条规定，经认定并可享受原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可继续享受至期满。但有的企业是2010年12月31日前注册成立的，但在2010年12月31日前没有被认定为软件企业也没有获利，按原政策规定并没有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在2011年1月1日后认定为软件企业，并开始获利。此类软件企业按财税[2012]27号文规定，在2010年12月31日前并没有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不符合企业所得税继续享受至期满的文件规定，又不是2011年新成立的软件企业，所以按政策规定应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免税的优惠。两个优惠政策时间上是连续的，优惠政策应该也是连贯的，后一个政策是对前一个到期优惠政策的延续和修订，不应该出现因企业成立时间的不同而出现不符合政策规定的真空地带，给实际执行带来麻烦。
2.企业取得的即征即退增值税退税款应单独核算，可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财税[2011]70号文，“企业将符合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当然，该部分资金以后发生的支出，也允许在以后实际发生年度的税前扣除。”这里的“未发生支出”是指没有发生一点支出还是没有完全使用完，是将未支出的部分作纳税调整，还是只要5年未用完就全额纳税调整或只要发生支出就不作纳税调整，政策规定模糊，不便于实际操作。
3.财税[2011]100号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聊嵌入式软件销售额的计算方法：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合计-当期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并具体规定了不同情况下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确认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税务部门要求企业将嵌入式软件产品和随同软件一起销售的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分项开具在增值税发票上，并要求硬件设备毛利率不低于10%。企业实际很难做到将软件产品和硬件设备分项开具发票，因为嵌入式软件必须和硬件设备捆绑销售，在签订销售合同时，一般购买方只确认购买的是嵌入软件的硬件设备，不会同意将看不见的软件产品分开开具发票，所以销售嵌入式软件产品，很难享受到增值税退税政策，不利于鼓励嵌入式软件行业的发展。
四、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的办法
1.为了使政策更加严谨，便于实际理解和执行，并且在实际执行中不存在真空地带。从对前后政策的理解和国家出台延续优惠政策的初衷出发，财税[2012]27号第十条第一项中所界定的2011年1月1日后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并经认定取得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资质或软件企业资质的法人企业，应该去掉2011年1月1日后成立的时间限制，修改为“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并经认定取得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资质或软件企业资质的新办法人企业。”财税[2011]70号文第三条应修改为“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将剩余部分全额一次性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
2.为了使企业能够享受到“新办软件企业所得税从获利年度起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又不会和税法冲突。在我们企业从成立经过几年甚至较长时间的研发，终于研发出新产品并取得较好的销售业绩也符合申请软件企业的各项条件，如果此时将原公司申请为软件企业，公司获利年度已过三年以上，“两免”政策已无法享受。这时应该重新注册一个全资子公司，将研发成功的软件产品以全资子公司申请登记，并将新成立的公司申请为软件企业，按新办软件企业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这样做有几个优点：（1）可以规避前后税法规定中企业成立时间不同带来的法律争议问题。（2）可以规避企业获利年度在取得软件企业资质前而缩短享受税收优惠期。（3）不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使“两免政策”期间利润最大化。
3.按财税[2011]100号文件规定，企业取得的软件产品即征即退增值税收入，属不征税收入而非免税收入，从取得年度起五年内必须用完，否则从第六年起全额做纳税调增。按此规定软件产品退税收入实质上是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最长可以延迟至自取得收入的第六年缴纳。那么我们在实际应用时，将退税收入单独核算，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支出，比如购买设备、厂房等。将用专项资金购买的设备或厂房折旧在以后年度作纳税调增，最大限度延迟此项收入纳税时间，从而提高资金的时间价值。
4.对于销售嵌入式软件产品，客户不同意将软件产品和硬件设备分开开具增值税发票，应首先和客户协商能否在合同中附加一条，标的物设备价格中含软件产品价格多少，并在销售发票备注栏备注软件产品销售额，再和税务部门协商退税。实际在合同和销售发票中均注明软件销售额，实际已做到软件和硬件销售额分别清晰的反映，税务部门不应该不给退税。
参考文献：
[1]姚廷康赵新贵：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解析[J].财务与会计，2012（07）.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4
关键词：绿色理念；财政税收政策；优化策略
当今世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能源紧张的问题愈演愈烈，对人类社会长远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国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提高绿色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起到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改善。
一、绿色经济的提出
绿色经济就是以重视环境保护为主，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自然资源、能源资源、原材料消耗，避免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造成大量物质浪费。绿色经济更加凸显“绿色环保”，强调绿色产品以及绿色工艺和技术的发展应用，积极建立以绿色市场，促进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强调绿色生产方式的全新绿色经济，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紧密结合，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最早出现在在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署发起的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倡议》，明确指出绿色经济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经济绿化并不是负增长，而是增长动力。我国2009年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重要补充，将绿色经济发展纳入法律条文之中。尽管当前对绿色经济的发展与建设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可以明确的是绿色经济可以将环境资源纳入生产过程，充分体现自然资源的整体价值，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可以整合绿色生产方法带入到生产、交换、分配的流程之中。
二、绿色经济财政税收现状
（一）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主要内涵绿色经济发展遵循客观规律，依然受到市场机制调节，难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当环境资源开发成本没有纳入到私人成本中，造成市场调节信号失真，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而造成经济损失。根据外部理论条件，要想解决外部问题，政策干预。政策干预能够有效解决市场环境资源配置失灵的问题，这就是绿色经济政策，绿色经济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固化外部收入或补偿外部成本，促进市场主体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减轻外部负担，合理配置环境资源。绿色财税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确保绿色资源得到合理运用，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稳定可持续。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是国家根据环保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制定的政策，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相应的免税优待，推动我国环保事业大力发展。
（二）国外绿色财政税收的发展现状根据国外实践经验，大多数国家都能够运用政策工具推动绿色发展，财政税收政策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欧洲的奥地利和德国最先开始在绿色货币改革中，奥地利于1991年导入了硫税，每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11.9万吨。德国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计划”，将工业经济和金融投资的生态税导入到产品税制中。法国于2000年对大气污染、噪音污染、生活垃圾、废油等征税，有效减少空气污染和垃圾的数量，提高环境保护水平。美国于2003年了“能源税收激励法案”，激发了人们的环境保护热情，给利用再生能源的企业提供了退税。日本政府更加强调了绿色财政的巩固，针对关于环境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提供研发费用1/2左右的补贴。韩国则为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减免税收。
（三）我国绿色财政税收的发展现状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关心环境问题，意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中国实现税制改革，使用船舶税金、耕地占用税、消费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土地使用税等涉及到环保因素的税种可以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09年，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正式开始。目前，中国的财政税收政策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维护上。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进行了有效遏制，但我国当前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水平依然不高，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对绿色发展认知不够充分，过度强调GDp的主要作用，缺乏系统的绿色经济建设体系，对绿色发展的财政投入不够，资金投入存在零散化、效果差的问题。现行税制可行性不高，没有从绿色的角度考虑，与国际通行绿色财税制度存较大差异。
三、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税收政策有待完善尽管我国的税收种类多样，但缺乏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导致绿色财税制度体系没有形成，给财税工作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税收制度不健全，无法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周期变动的影响进行合理调整。税收标准不够统一，税收工作开展时还存不公平的现象。
（二）财政税收政策透明度低我国财政税收依然表现过于随意，法律法规没有对财政税收政策管理提供应有的保护作用，无法发挥强制作用，这样就造成资源市场的倾斜式分布，无法体现绿色财政税收制度的重要性。
（三）公民企业绿色环保意识不高建设节约型社会时，如果单靠财政税收进行调节，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而如果加大公民和企业的参与力度，能够有效提高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但我国目前环保意识还比较弱，公民对绿色财政税收制度关注度不高，没有起到应有的宣传效果。
（四）财政激励鞭策作用有限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尽管不断发展，投入力度不断增加，但是财政激励政策效果不明显。对大型企业限制和处罚力度比较小，对落后偏远地区的处罚力度比较大，很难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导致财政税收政策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
四、绿色理念下财政税收政策优化的策略
（一）完善绿色财政政策为了能够增强绿色财政政策作用，充分推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构建一套覆盖环境资源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统一有机结合。绿色GDp能够将经济活动中的环境生产成本扣除，体现出国民经济总值。随着能源危机越来越严重、气候变暖挑战不断增加。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有助于扭转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模式，转变为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模式，为实现十二五规划提供重要的发展基础。制定绿色资源价格，建立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领导业绩考核制度。完善绿色补贴政策，补贴作为非常有效的财政手段被各国广泛应用，绿色补贴就是政府对市场企业的重要激励手段，对市场主体开展绿色补贴活动，可以兼顾公平发展效率，能够扩大宣传推广力度。过去我国并没有对环境资源保护与绿色补贴相挂钩，甚至起到了副作用。要尽量完善补贴政策，优化绿色补贴领域措施，加强对绿色补贴的引导与鼓励，积极开发绿色产品，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绿色发展，鼓励绿色消费，确保消费者自身能够完善公共财政投入生态保护的机制，健全生态保护政策，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转移支付的总体规模，建立多层生态补偿体系。要加强对生态脆弱性和生态重点保护区域的支援，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积极使用绿色节能环保产品。完善绿色补贴措施，加大有助于环境发展的外部活动的补贴力度，让更多的市场主体都能够感受到政府的优惠力度。加强政府的绿色购买。政府绿色购买是指政府部门购买和使用绿色认证产品。绿色购买可以直接反映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的规模和深度，体现政府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能力，推进企业的绿色发展。在我国政府采购的基础上法的相关规定，财政部与环保部联合制定环境保护清单，为政府采购提供参考依据。加强采购流程、法律监督、采购价格等方面手段，制定、改进绿色购买方法，明确购买清单，扩大绿色购买范围，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绿色购买，制定符合目的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认证体系，对企业认证实现统一管理。加强政府绿色采购的监督与管理工作，完善绿色采购机制，重点解决绿色产品价格竞争的主要问题，积极采取适当的补贴方式加以解决。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能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最主要的策略就是根据环境破坏所产生环境利益进行的一种补偿。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目前我国对生态环境补偿还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文件资料转移能力。
（二）构建绿色税收体系税收作为一种调节自然资源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政策优势。例如，开征环境保护税、绿色税能够对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弃物征税进行严格管理。碳税是独立税的一种，本质上是环境税，不能把碳排放作为污染物来明确。总结起来，环境税以“谁污染谁纳税”为原则，制定环境污染和社会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对环境资源进行合理调控，既可以有效减少资源浪费的情况，又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工程之中。开征环境税是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手段，是改善我国社会环境的重要选择，环境税，发展，还要对现有实现税收绿化，结合中国新税制改革，将现有环境影响因素纳入税收体系，增强现行税收绿化水平。实施绿色税收，全面研究税收的税率、税收机制，充分保护环境而不影响可持续发展。还应该对现有的税收体系重点从资源消费等方面予以解决。加快资源改革力度，做到既保护环境又不影响可持续发展，还应该对现有税收体系绿化进行分析，尽量减轻企业的负担，避免重复征税。不要过高估计环境税，这样有效保证企业发展水平。对企业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给予相应的减免政策。政府可以实施奖励政策，推动企业引进或投入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给予税收政策优惠，鼓励企业积极转换，投资绿色生态生产。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5
《财经》特约作者徐多
全国税收收入动辄大幅增收的好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在2009年,这种好光景突然不见了。
在税收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非税收入激增引发社会热议。从2009年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全国非税收入7705.84亿元,同比增长达27%,超出同期税收收入增速将近20个百分点。
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依旧存在,财政支出的压力仍大,增税政策又不甚明朗,201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压力仍然会比较大,财政预算赤字将再次接近1万亿元,但占GDp的比重有望继续控制在3%以内。
完成预算无虞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09年前11个月,全国税收收入为55687.26亿元,同比增长7.1%。记者从接近国家税务总局的人士处获悉,11月单月的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大幅增长,增幅超过42%。
其原因一是由于目前经济企稳回升,企业活力增强,纳税款额增加;二是由于去年下半年税收增速已大幅回落,同期基数较低。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权威人士分析,由于2009年12月的税收收入仍将出现大幅增长,这也使全年税收收入增幅将高于8%,但预计不会超过10%。据了解,8%的增长率,正是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计划增幅。
在财政收入方面,2009年1月至11月,全国财政收入63393.1亿元,同比增长9.2%。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12月的财政收入增速至少不会低于前11个月的增速,因此完成全年财政收入的预算任务并无悬念,“预计全年增长会在8%多一点”。
根据2009年初的财政预算,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6230亿元,增长8%。
进入新世纪以来,税收收入连续跨越新台阶,2007年收入增长达到历史性的33.7%,即使从1950年开始算起直至2008年,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14%。多年前的人们也许很难预知,此后的2009年,相关部门会为税收收入达到8%的计划增长费尽力气。
由于税收收入一般会占到财政收入的九成左右,因此税收不景气状况也拖累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就这种严峻形势,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09年6月曾表示,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收入下降较多,收支矛盾突出,完成预算任务艰巨。
2009年跑税务口的记者,都很难从国家税务总局拿到收入数据,而在往年逐月数据常常是捷报频传。
数据难拿、税务部门三缄其口的原因,并非没有数据,而是数据“难看”。尤其在2009年的前五个月,受国际金融危机逐步加深的影响,全国单月税收收入连续减收。直到6月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实现2009年度首次增收。其后,单月税收收入增速才呈加快态势,并连续实现正增长。
据记者了解,税收收入不振的主要原因在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长时间减收。仅从2009年前九个月来看,增值税同比下降2.4%,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0.4%,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更是下降了26.7%和8%。
尽管同期消费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比如2009年前九个月国内消费税同比增幅高达79.1%,但由于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足以扭转整体下滑的态势。即使从2009年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国内增值税收入同比仅增加0.3%,企业所得税也仅增3.6%。
记者几经采访后获知,尽管2009年以来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收面临巨大挑战,但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任务还是没有悬念,即全国财政收入完成66230亿元,年增长8%。
在判断2009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时,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首席经济师梁优彩表现得更为乐观,他认为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将超过10%,达到67510亿元。
在分析财政收入增长的原因时,马海涛表示,首先是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挥出效用,一揽子刺激政策主导经济企稳向好,也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二是税务部门深挖潜力,强化税收征管,加强税务稽查,比如加强对个人所得税和白酒消费税的征管;三是政策性因素较多,比如新年伊始开始实行的成品油税费改革,使相关消费税收入大幅增长,2009年5月还提高了卷烟消费税税率并增加了征税环节。
马海涛同时也认为,2009年11月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出现30%以上的激增,2008年同期收入基数较低是不容回避的因素。
而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依旧存在,财政支出的压力仍大,增税政策又不甚明朗,201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压力仍然会比较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现有宏观调控政策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2010年财政赤字规模占GDp的比例不会突破2.9%。
在2009年9500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将继续增长,达到1万亿元以上。
非税收入激增
据记者了解,造成2009年主体税种减收,从而给财政收入增收带来压力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回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企业利润继续下滑,一般贸易进口额大幅下降,造成相关税种减收。所影响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其二,2009年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造成相关税种减收。从2009年1月1日起,作为一揽子刺激计划的组成部分,试点多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终于向全国铺开。仅此减税政策一项,全年的减税规模就达到1233亿元。
同时影响增值税增收的,还包括同期开始实行的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政策。
此外,企业汇算清缴适用所得税税率降低,导致企业所得税减收较多;取消或降低多种出口商品的出口关税等政策,影响了关税收入;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也使得税收减少。
在税收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之所以还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与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激增直接相关,这一局面也曾引发社会热议。从2009年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全国非税收入7705.84亿元,同比增长达27%,超出同期税收收入增速将近20个百分点。
对此马海涛表示,2009年全国狠抓非税收入增长属于应急的措施。对于有些地区来说,税收收入增长的潜力很小,非税收入方面则增长较快。
马海涛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下,国家必须实行扩张型政策,需要组织更多收入用于支出,因此抓非税收入也是正常的。“只是需要强调的是,组织非税收入的举措可以考虑,但问题在于如何提高这部分收入的规范性,并考虑将其纳入预算管理,这是个大事。”
减税增税存疑
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企稳向好,毕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经济新形势下,2010年的税收调控到底应该如何作为?增减之间,颇费思量。
作为在特殊经济形势下推出的重拳措施,增值税全面转型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2010年中国将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届时是否还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出台?
“不太实际”,这是财政部财科所税收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孙钢给出的判断。他表示,增值税全面转型政策在2009年属于新生事物,但到2010年就常态化了。从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2010年进一步出台大规模减税措施的可能性不大。
孙钢说,2009年末明确的2010年开始实行的减税政策“都是零星的”。比如小型微利企业所获的一年期所得税优惠,企业所得税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项政策涉及的企业数量可能非常之多,但由于只限于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因此减税的实际规模不会很大。”
而在车辆购置税方面,2009年对小排量汽车实行减半征税,而2010年改为只减四分之一进行征收,虽然总体还是减税,但优惠幅度缩小了。同时,二手房交易的营业税优惠政策2010年也将收紧,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两年恢复到五年。
“2010年在刺激消费方面肯定要进一步出台举措,但不一定会直接体现在减税政策上,可能体现在财政补贴方面。比如在‘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上,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孙钢向记者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也持类似观点。朱青对记者表示,2010年实行的小型微利企业减税政策,减税规模非常之小,无法与增值税全面转型政策相比。
他认为,经过近年来的不断突破,中国的主体税种改革目前已基本告一段落。“可以说,2010年可用的税收调控减税政策不多,最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再有所调整,如果涉及其他税种也多是微调,难有大动作。”
如果说减税的空间不大,那么在经济回升向好的过程中,经济活力逐步增强,2010年是否会有增税政策出台,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
孙钢认为,相对于减税举措,增税措施何时出台亦难把握。比如体现为增税的资源税改革,两年来财政部已经向国务院多次上报方案,但由于种种因素国务院始终没有下决心推出。“2009年下半年曾有很好的时间窗口,但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还是搁下了。”
他认为,国务院的顾虑主要是担心资源税加税后会增加企业成本,最终有可能推高物价。以目前的情况进行预计,通胀预期形成之后,2010年的物价形势与2009年相比更不乐观。“上面何时下这个决心,我们很难判断。”
目前较为紧迫的税制改革几乎都涉及增税内容,从税制角度来看,这些改革都属于完善税制的举措,应该尽快推出。
但是,税收政策毕竟还是要服务于经济全局,从目前的经济运行形势来看,中央考虑的问题较多、较为复杂,所以很多税制改革相对就显得不那么急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对记者说,增值税法和车船使用税法2010年将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目前这两个税种政策还属于行政法规,2010年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可能性很大。”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在所提交的车船税法草案中,也涉及较大幅度增税的内容。而财产税和行为税多个税种的改革,包括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等,下一步都有增加税收的内容。环境税设计方案2010年将进一步完善,该税种无疑也属增税范畴。
赤字将超万亿元
2009年12月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工作面临六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即为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马海涛表示,无论如何,2010年财政增收的压力应该还是有的,因为毕竟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包括外贸和内需,财政支出的压力也会更大。
梁优彩说,预计2010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将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如果在3%水平,那么GDp实际增长将达12%,再加上税收弹性,2010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依此判断,201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也将居于高位。
此前有媒体报道,财科所所长贾康在2009年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表示,2010年赤字规模占GDp的比例不会突破2.9%,但按此比例计算,绝对额可能突破1万亿元。
记者就此向贾康求证,他解释说,1万亿元赤字规模是自己基于一种假设条件做出的判断,即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不发生改变。如果2010年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宏观政策基本框架有变,赤字规模也要相应做出调整。
梁优彩也认为,2010年的GDp总量将达36万亿元,如果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内,赤字规模就是1万亿元多一点。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6
简历：高培勇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财政学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十几所高等学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财政税收理论。曾分别于1997年4月和2000年1月为国务院领导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作税法专题讲座和公共财政理论专题讲座。代表性著述有《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等。
2005年，中国政府将财政政策转向中性，并在正式的文件中以"稳健"表述。这意味着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实际上，2004年已经是以积极之名行稳健之实，2005年不过是稳健财政政策"名实合一"的一年。
把钱花在改革上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解释是16个字：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高培勇认为，这16个字通篇浸透着推进改革的精神，实际上是要以推进改革作为主线来实行的。从推进改革入手，通过着眼于推进改革的一系列渐进性安排，逐步地降低现实财政收支安排的扩张力度，逐步地逼近稳健财政政策的效应境界。
高培勇说，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财政一直是整体改革的开路先锋，始终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改革启动初期，它通过"放权让利"，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调动了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为各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创造了条件。进入到改革攻坚阶段，又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整体改革步入制度创新之路打下了基础。改革的启动和攻坚时期如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任务，无疑仍要依赖于财政的推动。
高培勇认为，在财政支出总规模难以控制甚至急剧增长的条件下，把增加的"钱"尽可能用到推进改革的支出项目上，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尽可能减少它所带来的扩张力度，显然是可以着手的一个适当策略。
以收入增量为新一轮税改"买单"
高培勇认为，以推进改革为主线来整合有关稳健财政政策的一系列举措安排，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财政自身的改革以及由财政支持推进的改革。具体包括推进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农村改革。
税制改革无疑是当下最受关注的。早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安排。但是，除了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和农业税改革之外，其他的方面至今迟迟未能正式启动。高培勇认为，制约新一轮税制改革启动的原因，主要是"收入震荡"--担心税收收入因此而减少，以及"逆向调节"--担心已经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因税收减收而呈现更热的势头。如何且能否破解这两大难题，是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两大难题，高培勇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跳出"税改减收"的局限而放眼整个财政收支流程，可以发现两件互为关联的事情：一件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税收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且，增幅越来越大。持续10年的高增长，已经大大抬高了税收基数盘子。2003年的税收规模，是1993年的4.7倍。另一件是，伴随着税收的高增长，财政支出规模表现出更快、更猛的增长势头。10年间，财政支出的盘子已经在税收高增长的支撑下迅速膨胀起来。2003年的支出规模，是1993年的5.7倍。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税收增长和支出膨胀之间是一列几乎没有任何路障的"直通车"。
进一步看，持续了数年的中国税收高增长，目前已经到了巅峰阶段。过去，中国一直用所谓"三因素"论来解释税收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2004年的情形虽有些变化--政策调整因素为物价上涨所替代了，但仍是三个因素支撑了税收的增长势头。在三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尚可掌握之外，其余的两个因素绝对是不可持续的。且不说物价上涨具有周期性，单就加强征管而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从1994年实行现行税制至今，它已提升了税收实际征收率大约20个百分点。不过，税收实际征收率的提升，终归有个限度。由1994年的50%多一点提升至目前的70%上下，再往前走，它的空间已经变小，收益递减规律肯定会产生作用。
高培勇说，"既然目前正是税收收入增幅最大的时期，并且如果不在此时做出相应安排，税收高增长将肯定引发政府支出的不适当膨胀，那么，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超预算增长的税收用于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至于"逆向调节"，高培勇说，如果将税制改革放置于税收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并且，从减税和增支的效应比较中加以透视，便可发现，如果不对税收高增长形势下的财政收支做出特意的安排，在当前的各种体制性缺陷的作用下，数千亿元的税收增长额肯定会"直通"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甚至"激活"本就旺盛、只是限于压力而稍稍减缓的政府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热情。由此带来的扩张性效应，恐怕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比较减税和增支可能带来的财政扩张性效应，后者的扩张效应肯定比前者来的大。所以，高培勇说："利用税收收入高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同稳健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的'正向调节'之举。"
财政支持的两大"瓶颈"项目
高培勇认为，需要财政支持推动的两大瓶颈项目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
在中国的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瓶颈"项目。鉴于财政方面的制约是障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因素，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中，腾出一部分精力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花费一部分代价来提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的层次，也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同样的道理，花在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改革事项上的"钱"，较之花在其他政府支出上的"钱"所带来的扩张性效应要小。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同稳健财政政策所致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7
【关键词】自主创新；财税政策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
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我国政府根据科技强国和自主创新的需要、在特定时间和特定领域内对特定对象所制定的税收附加规定和特别规定。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1.财税政策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导向作用
政府根据当前围绕自主创新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的财税政策，以体现政府对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的发展战略的支持，从而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促使经济资源向政府合意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方向流动。
2.积极的财税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
自主创新活动资金需求规模巨大，回收周期长，不确定性强，企业所面临的这种高风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技术积累和财务手段来规避，但是，企业也迫切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降低风险，激励企业创新。政府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降低企业占用资金和赢利方面的风险;减少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方面的风险，增强企业抵御自主创新风险的能力。
3.财税政策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
从本质上看，积极的财税政策是政府将一部分应得的税收收入让渡给了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成本的节省和利润的增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在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高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来说，积极的财税政策在降低其自主创新风险的同时，为其积累资本，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扩散
自主创新成果只有进入了实际的应用阶段，形成了产业化，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积极的财税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措施，可以有效地促使自主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促进新技术的扩散。
二、自主创新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
1.财政科技投入总体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量增长比较快，但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在4%左右徘徊，尤其是基础研究在整个研究开发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6%的水平，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重在20%左右。由于基础研究耗资大、耗时长、见效慢，企业和个人难以或者不愿在这方面过多投入，但基础研究应该是财政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我国现有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公益性和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和公共技术研发偏少，不利于国家长期科技竞争力的提高。
2.科技投入方式过于单一
虽然目前我国在科技资金投入方式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但大部分资金投入仍以无偿投入为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采用无偿补助的单一投入模式已不能满足自主创新投入需求，科技投入方式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从而发挥财政科技支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不足，效果不明显
一是管理缺位。我国的科技项目、经费分别在不同部门分头管理，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协调，这样很容易导致部门间的科技开发计划难免有重复，从而导致科技资源重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根据科技部和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国每年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和专利申请中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在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二）税收政策方面
1.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存在薄弱环节
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作用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投入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税收政策主要偏重于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给予优惠，而对企业创新最需要支持、也是处境最为艰难的研发过程则缺乏有力的税收支持。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税收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根本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
2.总体税制结构存在制约创新企业发展的因素
税收政策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面，而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从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看，流转税还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由于流转税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自主创新产业的一些特点，因而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所得税优惠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使整个自主创新产业税收倾斜政策难以最大限度发挥效率。尤其是增值税，其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增值税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现行增值税加重了创新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从理论上分析，现行增值税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会加重企业负担：一是增值税实行凭发票抵扣制度，在目前增值税没有普遍实行的情况下，企业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有效发票进行抵扣；三是无形资产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不能享受抵扣，而这些投入往往占创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
（2）现行增值税把产品成本构成的无形资产推销、科研开发投入也作为征税依据，容易挫伤企业的创新投入积极性。
（3）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致使相关费用所含税款无法抵扣。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采用，科技产品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例不断降低，间接费用的比例大大增加，大量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以及科技咨询费用等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这些开支目前都不属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这无异于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挫伤了企业技术投入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影响科技企业的发展。
3.税收政策的“特惠制”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
以往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大都是以“特惠制”为特征的。所谓“特惠制”是指针对某一性质的企业、某一行业或某一区域内的企业等，主要表现为“区域特惠”、“行业特惠”。这种“特惠制”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的非科技创新收入也享受了优惠待遇，并很容易引导企业发生避税行为，一些企业为了享受这种“特惠制”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想方设法争“头衔”甚至“假注册”，助长了这些企业的“寻租”行为，一些开发区管理者为追求“政绩”，随意增加入驻企业数目，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名不符实，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同一性质的产业因所处区域不同而税负不同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的企业、甚至很多也是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大大局限和弱化了税收政策手段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
4.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存在政策“真空”
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缺乏对从事科研人员的优惠措施。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创新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个人教育投资和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个人所得税法仅有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中国人民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及规定的政府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对省级以下政府及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仍然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利于激发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而且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高科技人才教育投资成本大的情况，没有实行税前扣除的优惠，致使居民对高层次的教育投入不足。对高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征税，削弱了科研工作者投身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科研领域缺乏吸引力，也打击了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热情。
三、对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我国财税政策在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得差距，所以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
1.加大政府科技投入，特别是对重点领域的投入
目前我国的财政科技拨款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偏低，应当在财政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基础上加大政府对科技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同时应当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度，支持自主创新重点领域，主要应加强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科技投入，支持科技条件基础平台建设，支持战略性带头产业的自主创新和支持、促进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
2.改变单一财政补助方式，创新资金投入方式
不同的科技活动有不同的特点，应通过贴息、有偿使用、以奖代补、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积极增加科技投入，全面提高企业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
3.明确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范围，完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采购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目前尚未明确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范围，由财政部及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制订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尚未出台，目前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出台了地方的政府采购目录，如上海市颁布的《2009年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因此，应当尽快确定国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范围，使政府采购在促进技术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4.建立健全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健全科技支出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支出效益的重要手段。在建立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考评机制过程中，重点是要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设施投入分类进行支出绩效评价，建立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二）税收政策方面
1.税收优惠政策应加强中间环节的侧重
长期以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都集中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销售两个环节，实际上是针对结果的优惠，而对创新的过程并不给予优惠。用这个方法如果在取得收入以前进行了大量的科技投资则享受不到优惠鼓励。虽然也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作用下，企业就把重点放在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上，而对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和研究开发新产品投入不足，同时也造成生产线的重复引进和最终产品生产能力强大，而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原材料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应把重点落在产品研究开发、技术转化环节上，以促进科技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2.逐实现向以间接优惠为主的模式转变
一般来说，间接优惠具有较好的政策引导性，有利于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优惠机制，也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目前发达国家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大多都主要采用间接优惠方式，我国运用的间接优惠方式较少，只占34.19%，这对支持、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今后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再多一些采用间接优惠方式，如技术开发基金等，并适当加大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的税收优惠力度，逐步实现由以直接优惠为主向以间接优惠为主的模式转变，鼓励企业资金更多用于科技投入和设备更新，加快自主创新产业化进程。
3.推进以“普惠制”逐步取代“特惠制”
“普惠制”是相对于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所体现出的“特惠制”而言的，说的是，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不应定位在企业的所在区域上，也不应定位在企业的所属行业上，而应定位在企业所从事的项目上，经税务机关认定审核，只要企业所从事的项目符合创新要求，不论其是否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否是高新技术企业，也不论其所属哪一个行业都可享受统一的科技税收优惠待遇。这就要：打破区域界限、扩大受惠行业的范围并兼顾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制定出独立的一套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4.填补政策空白激发高技术人才创新热情
首先可考虑对创新工作者给予更多的税收鼓励，比如适度扩大科技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范围，对科技发明方面的特许权使用费的获得者可视同稿酬所得减征部分个人所得税等。其次针对自主创新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房补扣除不分行政、企事业单位房改与否，一律统一标准并放宽扣除金额，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以公平个人所得税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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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磊,唐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方法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1(08).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8
经济基本面的一大变化是全国财政收入告别了连续的下滑态势，5、6月份大有改观。但如果仔细分析财政收入的结构就会发现，在总量止跌回升的背后，透露出的仍然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和绝大多数行业不敢轻言回暖的冰冷事实。
企业所得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继续下滑，更可视为判断经济基本面的最基本指标，而消费税大涨91.2％和营业税同比增长14％，以及非税收入增长1.3倍，并非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或者是“政策红利”，如消费税增长来自于燃油税改革，没有燃油税改革，其增长不到10％，营业税和非税收入很显然是新一轮房地产泡沫催生的结果。
正是基于对财政增收结构的微观分析，5、6月份财政收入止跌回升非但不能视为经济复苏的信号，事实上让财政部门对今年能否完成8％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陡增压力。拿一季度的财政数据看，全国累计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8.3％。这意味着，要完成年初制定的8％的增收目标，二季度和下半年财政增收的速度必须达到16％以上，而从目前经济的基本面判断，在企业利润仍然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增收来源，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看到，在增收困难的情况下，财政部门的“行为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2008年年底，在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快速滑坡的情况下，财政部门的主导思想是进行“结构性减税”，缓解企业压力，共度时艰。然而，在连续七个月负增长的情况下，似乎有点沉不住气了。最近财政部门的一些信号表明，
“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悄然被严格征管和增开新的税源所代替。首先，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无论是提高起征点，还是实行综合征收的税制，财政部都以一些并不太有说服力的托辞，尽量延缓改革的步伐；其次，关于资源税、物业税等开征新的税种的讨论开始甚嚣尘上，并已被高层纳入2009年改革计划；第三，最直接的举措是，对烟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大幅提高烟产品消费税，在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一道5％的从价税。根据最新政策，甲类香烟的消费税从价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到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到36％，雪茄烟由25％调整到36％，而本次调整税率，直接给财政部门带来的收入是600亿元；第四，关于提高酒类消费税的传言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
这样，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减税”的主基调显然已经被淡化，在减收的压力面前，财政部能否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管理层的智慧无疑面临巨大的考量。特别是，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继续将减税作为一项重要的刺激性举措而应用之时，这种明显的“加税主义”的倾向究竟会给尚未企稳的中国经济带来什么?
在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的情况下，如果纯粹为了不合理的财政增收目标，而对刚刚确立的“结构性减税”方针不能坚持到底，涵养税源，恐怕会危，及经济复苏的基础。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9
2003年2月24日,英国政府颁布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低碳经济”这一概念。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为各个协议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在2008年7月召开的G8峰会上,8国元首就“节能减排”,经过商讨达成了一致目标:各国共同努力,争取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以降低温室效应为目标的“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理念,意指通过制度变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新能源创造与开发等多种手段,以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和降低温室效应为宗旨,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质与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政策相一致的,符合我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二、我国现行财政政策无法有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1)财政政策体系不健全,财政投入力度不够。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主要税种基本都划归给中央政府管辖,仅留一部分小税种归地方政府管辖,形成了典型的财政分权体制。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限于一部分小税种,不仅税源零散,较难征收,而且税收缺乏稳定增长机制,最终必然引起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的不匹配。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过度开采矿产资源、设立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及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现行的分税制是不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投资额在GDp比重已达到1%~2%,其中德国投资占比为2.2%,美国为2.1%,日本介于2%与3%之间。从国家统计数据可看出,2003~2009年,我国的低碳投资绝对额呈现增加趋势,但是其在GDp中的占比是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又出现缓慢增长情况,但总的来看,其占比始终在1.2%~1.4%之间徘徊,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投资力度显然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受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另一方面在于各级政府对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不够,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其长远发展。
(2)相关税收体系不完善,调控力度不足。我国当前缺乏一个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而且现有的税种调控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未针对节能减排设立专门税种。现行税收体系只存在于环保相关的税种。其次,现行相关税种优惠政策过于简化,规定不全面。例如增值税,针对“变风为电”产品实行即征即退50%的优惠政策,而对利用其他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产品,缺乏相关优惠措施,不利于调动企业进行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低碳产品应用的积极性。最后,税收优惠政策作用滞后,征收方式不合理。针对新能源技术研发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作用会出现滞后,效果不明显。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不太合理,对于企业未利用的资源不课征税收,导致了资源的囤积和浪费。
(3)政府“绿色采购”机制存在缺陷。目前,我国的“绿色采购”机制发展还不健全,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法律措施还处在不断完善阶段,现有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政府对于“绿色采购”程序、范围、竞标方法和实施细则缺乏明确规定,政策导向作用不强;二是政府“绿色采购”只针对购买的最终产品,而忽略了产品的研发,制作和资源的循环利用过程,未对购买产品的相关生产过程制定一个绿色标准。三是政府“绿色采购”缺少评价体系和指标。政府只注重利用财政资金购买环保产品,但却缺少相关指标对采购过程进行评价。
三、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思考
(1)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现有财政政策体系,就要在现行财政分权框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征税职责和范围,适当补充地方税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当前,我国增加财政投入,支持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举措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财政直接投资、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等。一是增加财政直接投入。新能源技术的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又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需求单靠企业是难以满足的,因此,需要财政投入的大力支持。为了加快我国新能源技术进步,推广风能,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也可直接引进国外的节能技术和环保设备。二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一方面可对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和企业增加低息或贴息贷款额度,支持节能项目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也可对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进行补贴,扩大政府补贴范围。三是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主要依靠中央的一般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低碳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环保投入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财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低碳产业的进展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因此,中央应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主要用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的节能减排,缩小区域间差距,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最新财政税收政策篇10
在大萧条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奉行斯密的廉价政府的财政理论，遵循小的、平衡的预算理念，美国联邦所得税政策自1913年合宪成立后就立即成为平衡预算的重要税收工具，还没有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联邦所得税合宪建立之后的第二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巨额的军费需求导致了联邦所得税率的第一次最大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最低边际税率由1915年的1％提高到1918年的6％，最高边际税率由1915年的7％上升到1918年的77％。战后，个人所得税税率开始逐步削减，最低边际税率由1918年的6％逐步削减到1929年的0.4％，最高边际税率由1918年的77％逐步削减到1929年的24％。这反映了在联邦所得税合法建立（1913年）到大萧条（1929）的期间里，联邦所得税的调整充分反映了平衡财政预算的要求，联邦所得税作为“战时税”的特征非常明显。
大萧条期间，联邦所得税也主要为扩大的政府支出融资，没有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时，失业率高居不下，通货膨胀加剧，银行大量倒闭。为了摆脱萧条的经济困境，罗斯福实施了史称“新政”的措施。他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实行“汲水性”的财政政策，但导致赤字急剧上升。为了弥补赤字，罗斯福同时实行了增税措施。个人所得税最低边际税率由1931年的1.1％上升到1941年的10％，最高边际税率由1931年的25％上升到81％。虽然所得税收入并没有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1930年的联邦所得税收入为24.11亿美元，1940年仅为21.25亿美元），但这主要是由于大萧条期间经济极度萎缩导致税基大幅降低所至。可见，罗斯福仍然遵循平衡预算的理念，所得税税率提高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扩张效果，不符合当时萧条的经济状况。
20世纪40年代期间，联邦所得税也没有作为一项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来使用。20世纪50年代，以联邦所得税政策为主的税收政策才主动作为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备选工具之一，联邦政府实施了“补偿性”财政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是汉森提出的早期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政策，即根据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施相应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时，认为经济的基本问题来自于通货通胀的危险，应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但随后经济出现衰退（1954年的名义GDp为3773亿美元，比1953年的3729亿美元仅增加了44亿美元，增长了1％左右；按照1992年币值计算的实际GDp，1953年为18814亿美元，1954年为18682亿美元，反而下降了132亿美元）。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实施了个人所得税减税法案。195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95亿美元，比1953年的298亿美元减少了3亿美元，1954年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由于美国州和地方独立性较强，联邦能控制的是联邦一级的税收，所以仅计算了联邦一级，下同）为18.5％，比1953年的18.7％低0.2个百分点；1955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87亿美元，比1954年减少了8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6.6％，比1954年约低2个百分点。虽然现在看来该减税法案实施得稍为晚了一些（国会曾要求提前6个月实施减税法案），错过了最佳时期，但还是起到了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1955年，经济开始繁荣，1955年的名义GDp为3946亿美元，比1954年的3773亿美元增加了173亿美元，增长了约5％；按照1992年币值计算的实际GDp，1954年为18682亿美元，1955年为20011亿美元，增长了约7％。1955年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主要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来微调经济运行。从宏观经济运行的最终结果来看，由于艾森豪威尔频繁使用周期性调节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并且使用的时机也不恰当，在经济恢复阶段太早使用紧缩的财政税收政策，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频繁的衰退，史称该时期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长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的结果，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宠了。以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为主的新保守主义学派主导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在20世纪70年代高赤字、高失业率、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环境下，里根以供给性的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同时试图削减支出来实现预算平衡。里根减税导致了所得税收入下降。1981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859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611亿美元，合计为3470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9.6％；198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977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492亿美元，合计为3469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9.1％，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合计不仅没有增长，还比1981年下降了1亿美元，宏观税负下降了0.5个百分点；1983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889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370亿美元，合计为3259亿美元，比1982年下降了210亿美元，比1981年下降了211亿美元，1983年的宏观税负为17.5％，比1981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比1982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取得了预期的部分效果，但平衡预算的目标没有实现。相反，却带来了高赤字、高债务、高利率、高汇率、高贸易赤字等“五高”问题，赤字从里根上任时的1981年的790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1280亿美元，1983年更高达2078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了一倍多。
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针对高赤字、高债务、高利率、高汇率、高贸易赤字等“五高”问题，实施了“紧财政”、“松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税和削减支出来消灭高赤字，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降低利率和汇率，改善国际贸易收支状况。克林顿的增税主要是增加富人的所得税税收负担，导致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1993年度联邦个人所得税收入为5097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1175亿美元，财政收入总额为11545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7.6％；到2000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0045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公司所得税收入为2073亿美元，财政收入总额为20255亿美元，分别比1993年约增加了一倍，每年的平均增长率都超过了5％，2000年的宏观税负为20.9％，为近60年最高的一年。而且，除了1999年外，个人所得税收入每年增长都超过了10％。克林顿的增税减支政策最后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实际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2.7％提高到1994年的4.0％，1994年至2000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3.9％，出现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新经济现象。与此同时，预算也实行了平衡，并从1999年开始，连续三年实现盈余。
小布什总统2001年上台时，经济已开始衰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小布什政府实施了新一轮的供给性减税政策。小布什政府实施的供给性减税原因，是因为一方面，克林顿总统20世纪90年代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利率降得较低，限制了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留下的财政盈余为减税提供了空间。布什减税与里根减税相比，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区别。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削减富人的税收，都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区别在于，小布什政府的减税，除了削减最高边际税率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削减资本的税收。另外，相对里根减税来讲，小布什政府削减税率的空间有限，因为里根减税后，税率已大大降低，虽然后来克林顿增税后，税率有所升高，但相对里根减税前的税率，则要低得多。比如：里根第一次减税时，最高边际税率高达70％，第二次降低税率时，最高税率也高达50％；而小布什减税时，最高边际税率仅为39.6％。因此，小布什政府要在减税上做文章，就必须从税制结构入手，从税基调整来推进。小布什为此还于2005年1月成立了联邦税制改革九人小组，期望进行联邦所得税制的重大改革。如果这项改革实现，其历史意义也将是非常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