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法律法规篇1
论文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实行了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法律保障体系也随之建立、得到逐步推广。我国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法律制度是为新时代的农作合作医疗体系而服务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农村特色，自实行以来，取得了优于传统医疗法律保障体制的效果。但是，新型医疗法律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信息时代的发展，农村地区对于我国的战略意义愈加重大，农村地区医疗法律保障推行和完善的脚步显得相对落后，并没有跟上时代需求。
一、我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立法主要服务于我国现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我国的农村医疗形式主要有两种，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前者是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颁布实施后，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新型”，“主要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当然也与诸如‘市场经济体制’、‘个人权利’、‘依法治国’、‘医疗卫生的标准化和法制化’等时代观念密切相关，它隐含着与过去的‘落后’观念和做法相分离的意思。”“以大病统筹为主”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制度定位，目的在于从看病吃药等费用方面解决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难题。因此，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牵涉到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二是对农民的医疗保障。现行的医疗法律保障体系正是围绕这两个基本方面展开，通过法律规章的明文硬性规定，将新型医疗制度落在农村各处，“然而，作为保障农村居民健康权的基本制度合作医疗仅仅规定在一些部门规章甚至政策中，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体系，提高制度的刚性，已成为今后合作医疗发展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农村医疗是我国医改的重要一环，切实关系到国家的问题、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农村医疗法律保障体系的制定、落实、推进和完善，则是农村医疗稳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
（二）医疗法律保障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我国农村的医疗法律保障并不是由旧制沿袭下来、得到逐步完善的法律体系，而是围绕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新确立的法律制度。由于新型农村医疗开展的时间不长，相关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推进。新型医疗改革扩充了几个方面：实行政府资助为主、农民缴费为辅的筹资机制；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制度的定位；提高医疗统筹的层次，在条件范围内以县为基本单位进行统筹；提高了农民自愿参加的自主性地位，以保证医疗制度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对贫困农民加强了扶住力度等等。这些医疗方面都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明文规定进行保障。就目前农村医疗法律保障体系的现状来看，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标准或统一执行的法规草案。各级乡镇政府虽然有一定的法规来确保医疗制度的实施，但是总体的医疗法律制度并不完善，如2003年《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试行）》、2006年《江西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暂行）》、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这些管理法规仅针对当地情况做了一般性的规范说明，原则性大于具体操作性，对权利、义务的细节内容没有做出详尽规定，难以发挥法律保障的切实作用。“法学界对农村合作医疗也没有研究。现阶段，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则主要体现在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规章中，基本上是无法可依的状态。同时，这些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立法层次太低，缺乏权威性，而且主体不明确，管理机制不协调，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等缺陷。”
（三）医疗法律保障的水平较低，保障方面不够广泛
我国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相比，医疗体系实施的困难更大，面对的对象和状况更加复杂，农村地区除了一般的务农居民，还有长期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变成了他们能够顺利生存下去的最后一道防线；除此之外，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大量贫困家庭，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所要求的由农民自己缴费参保显然不适合以上贫困家庭。与城镇居民和职工相比，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远远落后，“针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像政府发起的一场运动，高潮过后就一切沉寂下来，甚至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之前多达20余年间，农民除了自我救助和家庭保障外缺失任何来自外部的长效保障。”医疗法律保障低、法律保障的范围不宽泛，这是现阶段农村医保法律体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针对我国特色农村医疗法律制度的推进路径及完善方法
（一）国家加强立法工作，出台最高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法案
1998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而2003年，卫生部三部委菜制定《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二者在文件定性上有明显的不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立法还尚属空白。“为了保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事业有效进行，正常有序地发展，国家应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范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办法；规范合作医疗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疗保险站的组建方法及其职能；规范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权利和义务；规范保健站医生的选拔方法及职责等。”通过国家高层机构制定、颁布医疗立法的意义在于，通过最高形式的立法明确规定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基本形式，规范农村实施医疗保障体系的方式和手段，通过立法让农村新型医疗走上有法可依的规范化长足发展之路。目前我国农作的医疗形式主要有村办村管、乡村联办、村办乡管、乡办乡管四种，有合医合药、合医不合药、合药不合医三种内容，哪些地区适用哪种形式，何种情况适用何种方式，都需要在立法中进行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在具体地区实行医保时做到有条不紊。
（二）明确划分医疗立法的部门归类，加强对医疗体系的法律监督
对于不同的法律，立法机关需要做好分类，以便制定各个领域的不同法律规章并进行妥当管理。从理论上讲，一部法律法规通常只属于一个部门进行管辖，但是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在构建的过程中，却遭到了属于行政法还是社会法的归类困难。这是我国农村医保法律迟迟没能生成一套完善、有效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已经进入人大常委会审议日程、并即将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法律体系的确立指明了立法方向，由于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农村医保立法有可能进入社会法部门中进行法律监管，但是《社会保险法（草案）》附则明确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医疗法的实施提出了走向行政法的变通可能。不论是社会法还是行政法，国家在进行医疗立法时均要明确法律的部门划分，才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责任承担人，明确、有效地对医疗体系进行法律监管和监督。
（三）通过法律形式严格规范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的筹资方式和经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统筹方式是一大特点，为了切实保证医疗制度的落实展开，务必需要法律对医疗筹资的方式和运营做出明确规范。多数农村地区经济水平不发达，仅靠单一的筹资方式难以保证合作医疗顺利展开，所以，必须通过法律形式明确筹资方式的多样化，规定中央与地方对农村医疗的投入和财政支出额度，用法律明文规范医疗筹资中政府支持、集体补助、个人缴税的结合方法及比例，并且根据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进、落实情况，结合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状况，随时进行立法修订和补充。
应该从法律上规定农村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以保障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各地农村医疗管理组织应该在筹资数量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支出费用，“以收定支，略有节余”地控制医疗报销比例，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报销比例可以稍低，但是不能低于30%，否则达不到医疗保险的目的。
（四）加快医疗法律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工作，完善管理机制，加大法律宣传力度
要加快医疗法律相关的配套体制建设，在全国农村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完善计划生育奖惩制度，提高各类疾病的防治工作，加强农村药品的网络信息资源分享渠道和供应网，同时建立与农村合作医疗相适应的网络化服务和一体式管理，“建立地、市、省一级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逐步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在地市间、省市间的联网与信息共享，最终实现全国社会保险关系信息互联互换。”同时要制定农民工社保基金跨省转移的法律法规，保证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医疗保险的自由对接。逐步建立起农民社会保障管理的信用体制，通过法律完善相关体制的确立和应用，完善法律监管机制，对于流动的农民工做好灵活的管理方式，让法律制度为农民、农村服务。要加大法治和法律责任在农村医疗中所承担的责任，逐步建立起农村居民头脑中医疗法律保险的概念，在参与医保时有据、合法，如发生医疗纠纷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公正、公开的合理解决。
医保法律法规篇2
现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都旨在追求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进步，追求依法治国。在法律不断完善的当今法制社会中，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也给我们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相应的法律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培养卫生行政人员“法律至上”的观念，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作用和意义在于：
1.1培养卫生行政人员法律意识势在必行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不但将医疗护理活动纳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同时对医院管理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新情况和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作为承担着医患双方重要沟通职能的卫生行政人员，对加强法制观念、提高服务意识、规范日常行为必须高度重视。因此，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既要学习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还要学习医疗卫生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等，增强对诊疗工作中潜在的法律问题的认识，同时也要学会用法律维护病人的利益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自我保护及处理好医患矛盾，规范日常工作，正确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并避免纠纷的发生。
1.2培养卫生行政人员法律意识是保证医疗安全的关键
医疗安全的基础在于医疗质量。卫生行政人员是人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医疗质量的组织构成；但现在卫生行政人员多是卫生技术人员，具有管理专业学历者甚少，在专业、学历、知识和年龄结构上欠合理，凭资历、经验和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的较多，工作中缺乏科学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管理技能落后，无法满足现代医院管理的实践性和创新性要求。尤其是近几年医院管理年、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平安医院和以“持续改善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主题的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等等，更是要求建立科学的医疗质量安全评价体系，建立医疗质量持续改进机制，确保医疗安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立健全的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的各项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医院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将加强医院管理从阶段性活动逐步转入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管理轨道。因此，加大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管理、教育力度，更新质量安全观念，提高质量管理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都需要培养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
1.3培养卫生行政人员的法律意识是正确处理问题的前提
1.3.1法律至上的意识是正确认识问题的先导医疗法律法规是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制订的，它确认了法律法规所要调整的法律关系、原则和规范，规定了运用法律法规的条件和情况、法律关系参加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后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了法律法规，才能彻底、高效地进行法律维权活动，并实施正确的行政行为，保证处置医疗问题的准确性。同时，对法律法规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掌握，取决于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的法律思想、观点、行为和心理等诸多因素，即法律意识。法律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能力、掌握水平和运用效果。
1.3.2法律至上的意识是正确处理问题前提法律法规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强制性、规范性文件，是原则性规定，设定了一定范围的责任承担和行为规则。只有培养正确的法律意识，养成良好的法律素养，才能正确处置医疗问题，保证处置行为的正确性。同时，由于医疗问题的处置与案件的处置一样，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对一个具体的医疗问题如何合理处置，取决于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和执法水平。
2培养卫生行政人员的法律意识的方式
培养卫生行政人员的法律意识，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结合目前国内的卫生行政人员现状，有以下几种方式：
2.1法律专家培训法律法规知识正规、有续的法律法规教育是构建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方式。法制教育包括法学基础理论教育、卫生实体法教育、程序法教育和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四个方面。其中，法学基础理论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卫生行政人员了解、掌握和熟悉“法”的产生背景、本质特征、形成过程、作用效能以及制定、实施法律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和规律，使其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卫生实体法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卫生行政人员了解执法职责，重点掌握作为“执法依据”的法律法规，熟悉法律条文。程序法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卫生行政人员了解法律法规、审判活动的各种运行程序。相关法律法规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熟悉刑法、民法、经济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医师法等。法律法规教育形式多样,可通过业余学习、短期培训、函授教育和学历教育等得以实现。
2.2医患沟通与管理专家培训医患沟通技巧医患沟通是为了满足医患关系、医疗目的以及医疗服务情景的需要，是特定的人际交流。优质有效的医患沟通是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塑造医院形象的重要方式。医患沟通，要求卫生行政人员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被理解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及时和有序服务的需求、感觉舒适的需求等等。同时也应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具体的需求、每个医疗环节的疑虑、对医疗服务的感觉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点等等，充分了解患者对医疗服务和疾病治疗效果的满意度，以便于卫生人员提供患者适宜的服务，同样也便于患者对自己所参与的医疗活动过程有较为符合实际的了解。医患之间的沟通在卫生行政工作中显示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工作中用心去体会患者的需求，用真诚去感染对方，用渊博的医学知识和熟练的技术使患者产生安全感，用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在医患交流中化解矛盾、营造和谐，才是一个合格的卫生行政工作者，才是创造现代化医院所必须的人才。
医保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医事立法；迫切性；医患关系
目前我国尚没有完整的医事法律体系，调整和规范医事领域中的医患行为。有一部分法学家们认为医事领域中的行为属民事法律调整范畴，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只需在民事法律中加入一个章节即可。有一部分法学家认为，不需要制定医事法，只需制订医疗损害赔偿法即可。实际上，医疗行为虽然属于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它的专业性太强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用民法通则调整太原则和模糊，法官因不具备医学的知识，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操作，有时往往很难体现公平和公正。而单立一部医疗损害赔偿法不能解决现存医患关系的问题。医疗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确定医疗机构的责任，没有医疗行为的法律规范又如何区分对与错呢？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呢？再者医患关系中，不仅仅只是存在医疗机构的损害赔偿、调整医疗机构的行为，同样还应当有法律规范患者的行为，才能保证医疗行为中正常诊疗秩序和正常的医患关系，确保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正常发展，真正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促进医患关系缓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为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因此，应当有完整的医事法律体系，对医患关系中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确立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设立医疗行为的规范标准、医疗损害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对破坏正常诊疗秩序行为的具体处罚项目和标准，从而有效保障医疗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1医务工作的职业特性
人不仅具有生物特征，并且具有社会特性。医师，作为社会上一种以人为工作对象的特殊行业，被赋予保卫人的健康，防治疾病，增进寿命的崇高使命，这个任务兼有生物学与社会学的意义，这就决定了对职业医师的品质的特殊要求。医务活动的庄严性，不论古今中外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就其实质来说，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样一种以人的生命为工作对象的特殊职业，更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保障，而且由于医疗行业基本上是以独立的脑力劳动为主要形式，更加需要职业的品德修养，强调自我约束（慎独），维护医师这一称号的纯洁和尊严。法制和道德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古今中外，有不少为医业制定的法律制度，有不少为培养高尚情操而设计的医德规约，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但许多已随社会变革而成为历史。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医学属于自然科学，对于为医业所规定的法制与道德，不应属哪一个阶段所专有［1］。对于那些反映了科学规律性、对我们仍然有用的，以及那些反映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对我们社会不起作用或起相反作用的，应该区别对待给予取舍。近来有关报刊上发表了很多借鉴古代医德的文章，正是反映了对传统医德的批判地继承。30多年来在我国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公费医疗与合作医疗普遍推行，就医率大为提高，医疗设施与医务人员成倍增加，在新情况下出现一些新问题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十年浩劫破坏了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医界深受其害。显然，当前在庞大而繁杂的新事物面前，单纯以朴素自觉的纪律性来约束已经不够了。在新的客观形势下，要求我们制订新的医事法制，树立新的医德规范，这是针对现实，革新风貌所必需的，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所必需的。
2医事立法的依据
2.1宪法是医事立法的法律依据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各类部门法的依据。我国宪法中有关维护人民健康和医事卫生的规定，如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组织和有关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等规定，这些都是医事立法的重要依据。因此，医事立法必须以宪法的规定为法律依据，也是对宪法内容的进一步具体化［1］。
2.2医药卫生方针政策是医事立法的政策依据在我国，党和国家的医药卫生方针政策，是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卫生工作任务而提出的行为准则。它在医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医事立法的重要依据。将党和国家的医药卫生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则成为全体公民遵守的行为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讲，医事立法的过程，亦即将经过实践证明了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切实可行的卫生大政方针，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1］。因此，反映社会发展趋势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是医事立法的依据。
2.3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医事立法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认为，法的内容是由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要不要立法？立什么样的法？法的内容包括哪些？最终要取决于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具体地讲要受到人口因素、地理环境因素、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制约。同样医事立法亦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医事立法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之上，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才能使医事法所调整的医事法律关系更趋科学化。
3医疗实践的发展决定了医事立法的迫切性
医疗实践更迫切需要尽快出台医疗行为中的各项规范标准的法律规定和条文。医疗行为中的各项诊疗操作规范，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履行职责的行为标准，是实现医疗安全的保证。卫生部已委托中华医学会众多专家对各项疾病的诊疗操作常规进行制订，但在院前急救、整形、医学美容、预防接种等部分内容尚还没有标准和规范，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在这些部分出现的问题也将越来越多。当前的局面是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工作难做，不知应如何操作。患者不满意，无法区分对错。法官感到困惑不知如何判断正误，很难体现公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的漏洞而钻营捞钱，诸如此类问题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因此应当加快制定涉及医事领域中各项行为的法律规范。一整套成熟的医疗行为规范标准是促进医事法律建立的基础，同时也是确保人们的身体康，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证。也是落实“三个代表”最迫切、最具体的体现。
4加强医事立法，重视医事法律实践，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4.1医事立法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医事立法的目的和初衷无疑是维护医患双方的权益，从而使双方的交流能够在平等的前提下更加规范而顺利的进行。然而，目前有相当比例的医师认为目前的医事立法更为偏重于保护患者权益。这可能是由于患者长期被视为“弱势群体”，因此，无论在立法还是执法过程中，人们在感情上都往往更乐于偏向“弱者”，而使医生在工作中感到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事实上，这既不利于医患关系的融洽，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医事立法与执法过程中，主张医事立法与执法的主体及公众都能更加理智，更加客观，使法律的天平不偏不倚，使医患双方的矛盾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4.2青年医师的医事法律观念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现在绝大部分青年医师已经对医事法律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可以运用法律知识判断医疗事故，但对其所带来的巨额赔偿仍在感情上存在一定的顾虚，不能完全接受。这说明青年医师对医事法律的认识仍然不够完整，大部分医师对它的理解仍只停留在法律形式的层面上，而对其相关的法律后果却不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认识，因经，对医事法律的学习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使青年执业医师的法制观念更强，法律知识更为全面［2］。从而更好地为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4.3要提高在职医生的法律素养，必须从学校教育抓起学校开设的法律基础课，对医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既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又是取得良好收效的最佳时机。因此，学校决不能仅仅专注于对学生的专业课进行“严防死守”，对基础法律的普及同样不容忽视，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工作后的长期发展，更使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的综合素质更加完备。建议各医学院校在已有法律基础课的基点上更进一步，开设医事法律部分的专门课程，同时提供司法实践机会，使学生能够在更多的形式中学到更丰富的法律知识。
4.4加强执业医师的法律学习，医院管理是重要的环节医院在组织在职医生进行法制学习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院方在注重医疗手段的突破和经济效益的收获的同时，更不应忽视了对本院执业医师法律素质的培养。首先，应加大法律法规教育宣传的力度，如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组织医务人员专门学习相关法律文件，以进一步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观念，并使医务人员认识到：医事法律在维护医院、医生、患者三方权力过程中的作用，使其能更客观地认识医事法律。另外，应制定具体制度规范医疗过程，促使医务人员自觉践行。如严格知情同意程序，规范病历书写等。这才是对医生真正的爱护，对患者真正的负责，也是着眼于本院长足发展的表现。
4.5成为出色的医师，自身法制观念的不断更新至关重要随着我国对医疗卫生方面立法工作的重视，以及医疗卫生立法工作的开展，作为一名医师，一方面应经常学习相关法律，培养法制观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实践中自觉的运用，如科学地论证每一个医疗行为的正当性、规范性，实施侵袭性较大的医疗行为前，要向患者说明告知，并有一定的文字手续，有关医疗文件记录一定要及时、完整、准确、规范、客观和真实，并能反映出病人的配合情况等。与此同时要注重与患者沟通，培养高尚医德，为医疗卫生法的实现提供有效保证。每一位医师要时刻提醒自己跟上法制发展的脚步，把握好时代的脉博，处理好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于工作进展的枝枝蔓蔓，使自己的医学事业这棵大树参天更挺拔，进而为祖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健康森林再添新绿，使之生生不息，茂盛蓬勃［3］。总之，医疗行业的服务不同于其它行业，由于面对的是患有疾病的人，因此，服务的标准更好，要求更严。据统计，时下在各种医疗纠纷中，因为技术原因引起的不到20％，80％多缘于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医德医风和医事法律不健全等等问题，可见医事法律是多么重要的，不可忽视的［4］。我们的医师，不仅要牢固确立“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改进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树立法制观点。服务要注重人性化，不能“见病不见人”，更不能“见钱不见人”漠视患者的权利。就无法和患者建立起理解、信任、沟通的关系。患者同样也要遵章守法，不侵犯医院和医生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不干扰正常医疗活动。发生纠纷要在法律和相关规定下进行调解和解决，化解矛盾，和谐医患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5］。
参考文献：
［1］姜柏生，田佩.医事法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32.
［2］王萌，李倩.青年医师医事法律观念调查［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03，9（2）：127.
［3］郑雪倩.呼吁医事立法，正确调整医患关系［J］.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02，17（24）：13.
医保法律法规篇4
[论文摘要]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剧增，医疗损害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的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之间也存在着不统一、不配套的矛盾，给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法院处理医疗损害赔偿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在研究医疗损害赔偿的现有制度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构想。
医疗损害赔偿是一种特殊的人身损害赔偿，这种损害赔偿是在医疗活动中产生的，由于医方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等对患者方的人身所造成的损害。本文尝试应用民法基本理论，对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提出了构想，旨在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多有识之士对此问题的关注，以加快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设。
一、医疗损害赔偿的现有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2002年4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后，卫生部等又相继颁布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等一批行政规章。这些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在行政层面上，对医疗事故的鉴定、赔偿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些关于医疗损害纠纷处理的法规和规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从医方立场上看，《条例》加大了医院方和医务人员的责任。因为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包括医疗事故鉴定都属于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范围，不必由受害人举证。从患者立场上看，认为医疗费赔偿标准及支付形式不合理。比如：在规定的赔偿范围里，没有患者出院后的护理费以及营养费；医疗费的赔偿不包括原发性疾病，仅赔偿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所发生的医疗费，并按票据支付；赔偿费用作“一次性结算”；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低于国家赔偿标准等。
在医疗技术鉴定方面，首先，鉴定程序的启动存在问题。对于任何一方能否单方直接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条例虽然没有直接加以规定。但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中却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双方共同委托才能进入鉴定程序。而在实践中，因各种原因一方不愿意配合另一方共同委托鉴定的情况会不时出现，如有的医疗机构在发生医疗事故后会要求与患者调解而不同意委托鉴定，而且在双方共同委托的鉴定中，鉴定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委托人的影响，如不交鉴定费、不提交鉴定所需材料，导致鉴定中止。其次，医疗技术鉴定结论过多地妨碍了司法的自主性。《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客观上使医疗事故的鉴定成为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使法院失去了程序的启动权，该规定并导致了医疗专家的鉴定实际上具备准法庭的功能，结论对案件具有预决效力，大大削弱了司法审查对医疗行为的约束。
立法指导思想上，过分关注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如：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修改工作的汇报》中说“统筹兼顾国家利益和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定性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考虑目前大多数医疗机构仍是‘一定福利政策’的载体，是公益性机构，及有关价格政策、收费标准、医疗机构的赔付能力等。”[1]
二、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构想
（一）医疗损害赔偿法的立法体例。目前，由全国人大制定一般新的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已经势在必行。现在的问题是这部法律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综合性的《医事法》，是一部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律；二是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以及民事赔偿等内容。这样将医疗损害赔偿问题纳入《医事法》中，不再单独立法。目前，制定综合性的《医事法》，已无必要。因为关于医疗行业的行政管理己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执业医师法》(1999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1987年)等，已能对医疗行业的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关于医事犯罪的刑事制裁，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已规定了医疗事故罪(第335条)、非法行医罪(第336条)。因此，集中人力、财力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才是明智的选择。
（二）医疗损害赔偿法的指导思想。《医疗损害赔偿法》是一部以医疗损害赔偿为主的民生特别法，必须充分体现作为一般法的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这部法律应根据医疗损害赔偿的特殊性，确立公平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指导思想。
（三）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原则。在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活动中应当遵守以下几个原则：遵守宪法和法律原则；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权原则；预防为主的原则；兼顾卫生行业特殊性的原则。
（四）医疗损害赔偿法的基本结构。作为特别法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应当将民法通则第106条、119条、120条关于人身损害民事责任的规定具体化，全面调整和规范医患双方当事人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这部法律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总则。规定立法目的、基本原则、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基本概念等。第二章：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医患双方在医疗合同、无因管理、强制医疗情形下医患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规定医疗行为的豁免权制度等。第三章：医疗损害责任。规定包括：
1．各种情形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2．医疗责任竞合时，受害人可选择请求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诉讼；3．归责原则；4．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5．免责条款等。第四章：医疗技术鉴定。规定技术鉴定机构的法律地位、技术鉴定程序、专家鉴定库、技术鉴定过程的监督等问题。第五章：医疗损害赔偿。其中，第一部分规定非诉讼的损害赔偿的形式、原则和效力等，第二部分规定损害赔偿诉讼的损害赔偿项目、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标准、损害赔偿金的支付方式及诉讼时效等。第三部分规定医疗损害赔偿金制度。第六章：罚则。规定医疗机构、医生以及鉴定机构违法时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第七章：附则。界定可能引起争议的概念、规定在无过失医疗纠纷中发生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本法生效的日期以及与旧法的关系等。
（五）医疗损害赔偿立法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1．调整对象。新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以过错为归责原则，因此，只要是因医疗过失所造成的医疗损害事件，都应纳入新法的调整范围。由医患双方的共同原因所造成的医疗损害事件和医务人员故意造成的医疗损害事件的民事法律处理也应由此法予以调整。前者的情形，首先将其作为一般医疗过失事件确定损害赔偿额，然后确定双方各自过失的原因力的比例，根据比例承担责任。其根据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分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后者的情形，我们一般认为应追究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而忽略了对行为人民事责任的追究，这样，作为医疗故意伤害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害就无从得到填补和救济，而这才是对受害人最最重要的。此外，对于医师因侵害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所造成的后果，也应作为该法的调整对象。综上所述，新法是将医疗损害作为其调整对象。[2]
2．医疗行为豁免权制度。设立医疗行为豁免权制度不但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促进医疗技术发展进步的要求。医疗行为豁免权虽然在实践中早已存在，散布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要作为一项专门的法律制度，尚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才能确立，尤其是立法部门的重视。难以预防不是可抗力，不可抗力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而难以预防是可以和防止的，但由于医学知识和医方的设备条件及医护人员的知识能力所限，而未能预见和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不受追究(豁免)，对符合前三项特征购行为，虽有不良后果但依法不予追究法律责任，不仅包括不承担刑事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医疗行为豁免权的设立，需要科学的方式。这就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医疗行为豁免权；第二，谁来审查应享受豁免权的医疗行为。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医疗行为豁免权这一法律制度才能发挥其社会效益，有利于医患关系的调整。[3]
3．改革医疗鉴定制度。包括鉴定的启动和鉴定人员的组成，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应赋予医患一方当事人，医患一方均可单独提起申请。另外，应确立异地鉴定制度。现在本地鉴定的方式很难提高鉴定结论的公信力。在鉴定体制上，理顺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医疗事故的鉴定不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必然组成部分。
4．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实现对损害的救济不只诉讼一途，如果是通过私了、仲裁、调解等方式获得损害赔偿，赔偿额的计算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私了”是在医疗机构和受害人之间进行，仲裁由仲裁机关主持，庭外调解则可选择卫生行政部门，此外，还有法庭调解。如果通过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赔偿额的计算应根据完全赔偿的原则，判决对积极损害、消极损害和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以上几种实行损害赔偿的方式，一般都是以现有的损害和可以预见到的将来的损害为基础的，如在赔偿义务方履行赔偿后，受害方的损害出现未曾预见到的扩大，原则上可以再次提起诉讼。[4]
三、结束语
当前，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探索医疗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构想，是寻求妥善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破解当前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不统一、不配套矛盾的一条重要路径。以求能更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保证和促进医学界科学的法律规范。
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破解医疗损害纠纷难题，提升公民的就医福利，需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健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能在医疗事故纠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并将逐步形成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救助等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与此同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即在医疗领域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可能因履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提供经济保障。有如下两项举措：（一）医疗责任保险强制化。即将医疗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强制性保险，将投保作为医疗机构开展业务的前提，赋予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二）医疗责任保险为第三人。即受害人保险，其最终目的是保护受害人利益，很多国家的保险立法规定受害人有权直接向责任保险人请求赔偿。
参考文献
[1]盛皓．医疗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初探[C]．兰州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学术期刊网优秀硕博论文库：46－50．
医保法律法规篇5
论文关键词保外就医存在问题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变更刑罚执行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对感化矫治罪犯，稳定监管秩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暂予监外执行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否则将严重危害监管秩序的安全稳定，影响社会综合治理的正常进行。新刑诉法明确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前提条件是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和生活不能自理三种情形，而保外就医是暂予监外执行最主要的形式，是我国实行人道主义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保外就医的执行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出于监管压力，有擅自提高标准的现象
前几年，由于有的监管场所怕出事故、怕麻烦，一旦罪犯有疾病，出现即使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也降低标准、放低门槛一保了之，或者不办保外就医手续却“行保外就医之实”，进行虚假变相保外就医等问题，一些管理干部因此被处理后，加上监管压力土而来越大，也就是使得一部分监狱民警开始对保外就医视为“高压线”，一律不敢使用，擅自提高保外就医的条件。某监狱有300多老弱病残的犯人，近1/6的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却都未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而是把他们集中关在一起派干部照看。又如：某监狱9监区一名75岁的残疾罪犯，不但不能做工，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监狱管理部门不办理保外而专门配一名干警负责照顾其生活。这种现状既浪费了国家财力、人力、物力，不利于对罪犯的改造，同时也有违国家的法律。
二、执行监督不力，保外就医的罪犯失控现象突出
一方面表现为对罪犯保外就医的执行监督考察不力。保外就医后，有关执行机关对罪犯是否就医、是否遵纪守法等情况不进行严格的监督考察，相当一部分罪犯保外就医后从事与治疗疾病无关的事情，如做临时工、经商、异地流窜，甚至在社会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因此监督也就无从谈起，或只是流于形式，导致如罪犯疾病痊愈或病情基本好转而刑期未满、自伤自残、违反监管规定等应当收监的罪犯，未能及时收监，保外就医遥遥无期，有“以保代释”的嫌疑。具体监管的当地派出所失职的事也是常有发生：有的罪犯保外就医的期限为1年，期满了也不收监，当地派出所管理脱节、不到位，对于保外就医人情况浑然不知，甚至连该罪犯的具体地址都不知道，监狱派人去了解情况，无法联系到该罪犯；在桂林市某监狱有一保外就医的犯人，在保外期间有实施盗窃的违法行为，竟被当地公安部门送去劳教1年。这样的处理显然是违法的，但同时也说明了对保外就医罪犯监管的缺失。
三、对具保人法律责任规定的缺失，导致保外就医罪犯失去制约
“取保”是罪犯保外就医工作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办理取保手续的目的，就是要求具保人对保外就医罪犯尽管束教育之责，保证保外就医罪犯遵纪守法。但我国刑诉法对服刑罪犯保外就医是否需要具保人，具保人的条件与义务及法律责任均未作出规定。而司法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中，尽管强调了保外就医需有具保人具保，但仅对其条件作了规定，同时只讲明保外就医由具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对具保人并无义务性要求。因监管职责不明确，自然也就谈不上监管措施的落实。正是由于法律对未尽义务的具保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导致了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具保人没有履行保证义务，只保不管，使保外就医罪犯失去制约，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及司法公正。
四、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不合理，操作性不严谨
现行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是《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中附件所规定的30类疾病，至今己执行22年。从总体情况看应当说，其中的大部分标准是科学合理的，它为保外就医的执行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依据。但是，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狱内医疗条件不断提高，一些医学概念也在不断更新，部分标准尚嫌粗糙。如部分疾病中多次提到的“生活不能自理”，何谓“生活不能自理”？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如何划分其程度，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中没有规定，导致实践中有的控制过严、有的失之过宽，为鉴定人员主观定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另外，部分标准尚不明确。《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第28条规定：“同时患有两种（含两种）以上疾病，其中一种疾病必须接近上述各项疾病程度”，该“两种以上疾病”是指范围内的疾病还是范围之外的疾病，由于含义不明，导致实践中理解不一、争议较大。
五、法律监督不到位、执法不严、监狱相应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保外就医不能严格按照程序办理
一是一些罪犯其病情虽然不十分严重，甚至显著轻微，监管场所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徇私徇情枉法，没有严格执行保外就医的鉴定和审批程序，对不能保外就医的罪犯弄虚作假予以保外就医，导致罪犯“前门进，后门出”，对保外就医这些徇私枉法问题的法律监督不到位、查处不力。
二是法律虽然规定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鉴定的应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医疗卫生部门的提供或伪造虚假的病情诊断证明及精神病鉴定结论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在某些医院一名医生或化验员就能够左右鉴定结论，使鉴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有弄虚作假的嫌疑，对医疗卫生部门这方面很难进行有效监督的。
三是对患有疾病需要治疗但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本应由监管部门进行医治，监管场所医疗条件有限，经费难以保障，难以适应罪犯就医的需要，比如一些传染病，监狱不具备诊治、隔离传染性疾病的条件，监狱为防止传染病在罪犯中大面积传染即使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也只好为其办理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的罪犯虽然不多，但分布面广，居住分散、监管困难，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导致脱管、漏管、失控甚至重新犯罪的现象，从而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因此，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以强化保外就医的管理和监督。
（一）监狱要正确履行法律职责和权限，公安机关要加大监管力度
监狱一定要严格依法行使自己的职责和权限，充分认识刑事判决执行的重要性。罪犯的疾病是否严重到需要保外就医程度，必须由监狱部门以外的专门机构确定，由人民法院决定。保外就医就是将罪犯从监狱放回社会，罪犯有极大的自由度，对其有效的监督是极其重要的，否则的话，就会重新危害社会。负有监管职能的公安机关对此必须提高认识，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一定要落实措施、监管到位，将保外就医人员纳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要建立健全社会性的对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管和帮教组织。监狱部门要与具体执行的公安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定期了解和掌握保外就医罪犯的病情和表现情况，以便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处理。
（二）严格执行保外就医的相关程序，建立相关长效机制，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保外就医，反映了我国对罪犯实行惩办与教育、挽救相结合政策和保护公民包括罪犯的人身健康，实行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由于保外就医是将罪犯放回社会，因此保外就医的使用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结合近几年在司法实践中办理保外就医中出现的漏洞及法律中出现的缺陷，相关机关有必要重新明确规定，措施内容具体，标准统一的保外就医的具体办理条件标准，程序及监督考察管理模式。要严格执行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和医学鉴定标准，严格规定保外就医审批和鉴定工作的部门、人员资格、程序、权限和法律责任，使之形成相互制约长效机制。
（三）增强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办理的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于罪犯保外就医的条件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诉法规定在有关机关做出监外执行的决定之前，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进行监督，将检察院的监督从事后监督变为一种过程监督。提前介入监督有利于避免刑罚执行机关做出错误的决定，防止因滥用暂予监外执行而放纵了犯罪。检察机关要结合本部门的职能，加强对保外就医的审批、交接、考察、收监等方面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纠正。比如发现有外流脱管的保外就医罪犯，应建议公安机关加大考察监督力度；保外就医条件消失未依法收监的，及时监督公安机关通知监狱部门收监执行。同时，要加大对医院出具虚假鉴定证明及有关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进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监督力度，深入查办相关职务犯罪。
（四）建立和完善奖惩制度和公开宣告制度
对保外就医期间违反监管规定情节严重的，及时予以收监；另外新刑诉法规定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期间不计入执行期间，这也是一种惩罚制度；对保外就医期间认真接受医治和考察、改造表现好的，可以延长保外就医时间或依法予以假释、减刑等。做到奖罚分明，充分发挥保外就医考察的约束、激励作用。同时对收监惩治以及依法延长保外就医时间、予以假释、减刑的，执行机关应到公安派出所及基层组织予以公示宣告，并以此对其他罪犯进行警示教育，体现“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五）探索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担保制度
探索建立保外就医罪犯近亲属担保追究制度，对于确定的被保证人发生违反规定行为或在执行期内重新犯罪的，在依法惩处被保证人的同时，对具保人施以一定的制裁措施，如行政处罚、没收保金等；对具保人与被保证人事前或事中同谋，并为被保证人提供隐匿处所、财物、帮助其脱管的，依照法律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新刑诉法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要充分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优势，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对保外就医罪犯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保障监管到位，从而确保保外就医工作的严肃有序进行。
医保法律法规篇6
授权性条款的运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立法技术问题，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建设正处于改革发展过程中，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需要继续探索和实践，为此保持了必要的灵活性，留待以后逐步完善，另一方面是回避一些牵涉各方既得利益却未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无论是基于以上哪种原因，这些授权性条款为制度完善和机制创新留出了空间，客观上都要求我们通过多渠道完善这部法律，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来使其明确具体，更具有操作性。对《社会保险法》中的原则性规定，条例应明确其具体内容，对已经明确的内容，在程序方面进一步加强完善，保证《社会保险法》的顺利实施。
二、制定配套法规
(一)基本养老保险行政法规的制定
在养老保险方面，《社会保险法》对基本养老保险进行规定的条文只有13条，1000余字，法律供给严重不足，对一些基本问题规定很少或语焉不详，例如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费率、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性质，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关系等。国务院2014年2月7日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此为契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养老保险条例》的出台，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养老保险权益。在制定条例时，宏观上应该坚持《社会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维护其权威性，同时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原则，又要坚持法律制度自身的逻辑性和严谨性。最重要的是，应当突出《条例》对《社会保险法》内容的具体实施，并体现其实践可操作性。微观上应重点关注以下重大问题，包括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养老保险的制度碎片化，养老保险参保结构性矛盾，财务可持续性的挑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隐形债务问题等方面。
(二)基本医疗保险行政法规的制定
在医疗保险方面，世界各国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医疗保险法律制度是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实施和改革完善的依据和法律保障，同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医疗保险法的基本法渊源是《社会保险法》，但其对医疗保险的规定只有10条，856个字，仅对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作了规定。对于作为医疗保险制度必备要件的城乡医疗保险统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筹资机制、费用分担机制、支付制度等内容，《社会保险法》却无明确规定，用的是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或类似表述。因目前没有医疗保险单行法律或单行条例，现实中只能依据国务院的决定、通知、指导意见和部门规章，例如，1998年国务院的《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2007年国务院的《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地方层面多通过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指导当地医疗保险工作，但是法律责任缺失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法律的强制性和惩罚机制被弱化，使医疗保险的有效实施打了折扣。在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条例》时应重点关注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问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问题以及缴费年限的确定。
(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条例的制定
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方面，我国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相关立法，主要是体现在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例如。如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行办法》等。这些法律规定的要么过于原则化，要么过于具体，只局限在某一个问题上。在立法中，重点关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定位、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其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责任等问题。
三、结语
医保法律法规篇7
一、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法律保护实践
法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基于这种重要性的认知，国家在立法层而做了大量工作，作出积极努力。当然，学术界的积极探索，也为国家立法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提供了理论依据。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重要性的认知也正是在这种双重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从相关资料来看，《二年律令》《唐律疏议》等律令已经有医药知识保护的相关记载，到明清时期，《大明律集解附例》等法典对医师行医及药材保护等方而有了较为系统、全而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把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决定木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药和民族传统医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和妇幼保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毯}}5年《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加大对民族医药事业的投入，保护、扶持和发展民族医学，提高各民族的健康水平。”[2]这是对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传统医药知识的科学价值、历史贡献、应用效能的充分肯定，是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最有力的支持，因为发展是最好的传承和保护。
同时，医药行业法规也陆续出台，《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医药条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行业性法规，从药品生产管理、医师资格准入、医疗事故处理以及医药资源保护等方而，为医药发展构建起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这些法律法规在保障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换句话说，这一系列行业性法律法规的构建与完善，既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科学有序发展的保障，又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和保护而临的挑战。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如何适应现行法律法规，现行法律法规如何更好地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发展提供保障等问题，已经成为业界和学术界苦苦思索的一道难题。事实上，这种双向选择和双向适应的难题也体现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过程。少数民族传统药方、治疗手法、疾病认知等作为一种知识，无疑应该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事实上现行的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也作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木身所呈现的特征与知识产权法保护客体所要求具备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加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持有者自身存在的方方而而的问题，产权保护行动举步维艰。所幸的是，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对传统民间医药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将每年的
12月12日定为“世界传统医药日”，同时发表了以“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为主题的《北京宣言》。《北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民间医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发展与利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随着国际社会对传统医药知识的重视，我国地方政府也针对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需要做出了积极回应。如2009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批准通过的《土家医药、苗医药保护条例》第九条第二款明确“鼓励土家医药、苗医药申报知识产权”;第十四条第六款明确了“土家医药、苗医药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转化和利用”o}。可以说，这是将土家医药列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的标志性努力，这种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对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法律性保护的深远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法律保护缺陷
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法律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格局基木形成。对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及其缺陷分析比较透彻，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建议。((1980-2008年贵州主要世居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献计量学分析》[4一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980-2008年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文献进行分析后指出，新兴学科的研究逐渐增多，给进一步开发利用民族药物提供了科学保障。新兴交叉学科对于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研究已形成一种趋势。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使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研究更加深入，而且也使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变得更加明晰。
(一)对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存在的缺陷
我国幅员辽阔，动植物种类繁多，药材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蕴藏的药材资源更为丰富而珍贵。从全国4次中药材资源的普查结果分析来看，“西南和中南资源种类约占全国的50%-60%，是我国药材资源种类最丰富的两大地区，各省、区的药材资源种类一般在3000-4000左右，最高达5000多种”[5]。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大，由于片而追求经济发展，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环境不断恶化，野生动植物数量锐减，不少物种已濒临灭绝。而对日渐突出的环境问题，而对动植物野生药材资源的日渐濒危，政府陆续出台了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改变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而临的窘境。例如，经过第二次修正并于2015年4月2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明确提出:“国家保护野生药材资源，鼓励培育中药材。”
又如，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作了系列规定:“对一级保护野生药材资源禁止采猎、出口，二、二级野生药材资源限制采猎、限量出口”“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建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在保护区从事科研、教学、旅游等活动，须经过保护区管理部门批准”“对违反条例的行为，按情节严重程度处以不同处罚”o}毫无疑问，药材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尤其是专门性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实施，对野生动植物药材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对于缓解野生动植物药材资源遭受的破坏也是有效的。但仔细分析，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的法律性保护，依然存在着保护品种少、责任不明确、制度不健全、法律效力不高、执行力量不足等缺陷，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适度利用，这在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显得更为突出。
其一是保护种类少。"1987年国家医药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野生动、植物管理部门制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共收录了野生药材物种76种，仅限于一些珍贵的、濒危的或具重大经济价值的野生药材资源，而且只包括野生动物和植物药材资源，对不少濒危微生物药材资源，如冬虫夏草、大麻、桑黄等却只字未提。”o}事实上，在使用野生药材的现实活动中，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已知或未知的物种未被列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的对象，这样势必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实践带来更大的困难。
其二是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对于违反野生药材资源法律的行为，在责任的认定、定性、处罚程度等方而未作明确规定，法律条文也未充分考虑到违法行为发生时的不同情况，如“情节严重”一词的定量定性、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等，这就给不法行为留卜了可乘之机，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能因此承担较轻的处罚。法律有空子可钻，违法成木低，难以达到法律惩治违法行为的初衷。另外，野生动植物药材资源相关法律的实施涉及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农业部、林业部、农牧渔业部、卫生部等多个管理部门，如:野生动植物药材保护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植物管理部门制定;采药证由医药管理部门审核发放;自治地区的管理工作由木地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等。多个管理部门作用于一个管理对象的不同方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职能、权限划分不明确，职权和责任重复或遗漏的问题，彼此之间难以实现积极有效的沟通与合作，为野生动植物药材资源的保护人为地增加了难度。 其二是执法力量不足。由于野生动植物药材资源分布范围大多在人迹鲜至的地方，对非法采猎者难以防范，执法部门往往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监管与保护，更多的时候是从市场流通渠道发现问题再加以解决，这种事后处置的被动执法难免背离法律保护野生动植物药材资源的初衷。
(二)对诊疗技艺保护的缺陷
医保法律法规篇8
1999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消费者报》在北京召开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患纠纷"研讨会,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大医院等20多个单位的专家、律师和患者代表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关系的法律定位问题、如何解决医患纠纷等献计献策,取得了许多共识
医患关系是一种民事关系,民事关系宜用民事法律来调整
许多专家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民事关系,即无论医院的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多么雄厚,也无论患者的出身、社会地位、财产状况如何优越,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医院有义务向患者提供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医疗服务,患者有义务向医院支付医疗费用,医院的义务就是患者的权利,患者的义务就是医院的权利。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完全符合公平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与普通民事关系的内容具有一致性。
即然医患关系具备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特征,那么医患双方就应遵守《民法通则》和其他有关民事法律的一般规定,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医患关系应不应当受新的《合同法》调整,专家们的认识还不够统一。有的说,医院是公益事业单位,不是经营者,患者与医院之间不是合同、买卖关系。但更多的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医疗体制不断改革的进程中,医院即使是事业单位,也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单位,是广义的经营者。因为目前医院在诊疗、护理和卖药等活动中,已越来越多地发展了经营行为,这些活动和其他类型的服务从法律上讲并无本质的区别。在新《合同法》分则中,虽然没有具体的医疗合同,但根据该法第124条的规定,医疗合同属于受该法保护的无名合同,应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可参照该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就明确指出医患关系是一种民事关系,由医疗事故引发的医患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应该纳入《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一个行政法规,用行政手段去处理民事关系不符合国际一般法定原则。如果医院违反了医疗合同约定的义务,受损害的患者或其近亲属就可以根据《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的规定,要求医院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患者在医院买了假药,医院就应承担双倍赔偿责任。
患者是弱者,弱者需要特殊法律的保护
在研讨会上,虽然专家们对于患者是不是消费者还有争议,譬如民法专家普遍认为患者就是消费者或者说是特殊的消费者,而医学专家则认为患者不是消费者,至少在接受医生的诊疗中不是消费者。但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在医院与患者这对民事关系中,患者是弱者,是很弱的弱者,甚至连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的医学专家都承认患者是弱者,因为患者缺乏医学方面的知识,往往是求助于医生,并且通常不能选择自己信赖的医院和医生。的确,医患关系中的医院在各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而患者在医疗知识、经济实力、药品价格、药物功效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患者的弱势地位不仅表现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而且更突出的表现在发生医患纠纷以后,患者及其家属的实力很难与院方的实力相抗衡。
即然都承认患者是弱者,那么为了能切实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仅有天平式的一般民事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倾斜式的民事法律,也就是向患者利益倾斜的特殊法律来调整医患双方的民事关系。这一特殊法律应特别强调患者的权利和医疗机构的义务,因为这一问题是医患关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它关系到医疗机构依法行医,政府部门依法治医,公众和舆论依法评医;这一特殊法律也应成为判断医疗机构执业是非曲直的基本准绳,成为保护患者权益的法律武器。
比较患者在医患关系中的弱者地位和消费者在消费关系中的弱者地位状况,许多专家认为在目前我国尚无专门保护患者权益法律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弱者的原则是最接近保护患者权益的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权利也是最接近于患者的权利,譬如人身财产安全权、知悉真情权、比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失求偿权等。因此,把医患关系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既符合我国目前医患关系现状,又符合适度保护弱者的现代法律精神,实际上也符合《消法》的立法原则。
尽快改革医患纠纷处理体制和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
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国务院1987年颁布施行的,这么多年来几乎成了处理医患纠纷的唯一依据。按照这个《办法》的规定,医疗单位只有在酿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才对患者进行赔偿,而对因医护人员诊疗错误,造成病情加重,住院时间延长,医疗费用增加等非医疗事故情况,医院则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办法》同时规定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由医疗系统内部的人员构成,则更是引起广大患者及其家属的不满,被社会上称之为"老子"为"儿子"鉴定、"运动员"兼"裁判员"、"黑箱"操作等即是这种不满的反映。
医保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中医药法;特点;问题;对策
【abstract】theChinesemedicinehasdevelopformorethan2,000years,havingabundantclinicalexperience,specialtheoriessystem,outstandingtreatmentresult,itisapreciouswealthintheprocessofstrugglingtimewithdiseaseoveralongperiod.anditistheimportantpartoftheexcellentcultureoftheChinesenation.Butbecauseofhistory,cultural,themoderndevelopmentofChinesemedicinewasstrongimpactandrigorouschallenge,howtotreattheChinesemedicine?HowtoresearchtheChinesemedicine?HowtodeveloptheChinesemedicine?thisarticlesetsoutfromthebasiccharacteristicofChinesemedicinelaw,emphasizinganalysetheexistentlawmakingprobleminourChinesemedicinemoderndevelopmentandelicit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
【Keyword】Chinesemedicinelaw;characteristic;problem;countermeasure
中医药法是伴随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目前，已成功将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加拿大卑诗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等，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呈现出乐观景象。由于各国卫生保健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及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中医药立法也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立法，都有相同之处。[1]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中医药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中医药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中医医疗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中医药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较为迅速，目前，我国中医药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医疗机构、从业人员、中药品种、中医药教育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中医药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医药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中医药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但由于它所调整的是中医药医疗及其发展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的部门立法相比，中医药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就调整对象来看，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具体的就是指因中医药教育、认证、医疗、管理、规范、发展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其次，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中医药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再次，从体系上来看，中医药法律体系是一个较为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可见，中医药法律体系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医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所以，其在对中医药临床医疗活动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伦理与道德问题。这就要求中医药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中医药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禁止。因此，中医药法具有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还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医药法就必须要建立在中医药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基本的中医药科学规律，如中医学理论中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两个特点，对人体的生理有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学说四部分，以及对疾病、防治的病因、发病、病机学说。[2]中药的基本理论还有中药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等等。[3]这就是中医药法的立法基础。而中医药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中医药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首先，中医药法必须将中医药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中药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中医药科学成果在中医药法中的反映和体现；其次，在中医药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中医药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等。
（四）预见性
中医药法是以保护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目的的，而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中医药法必须正确预测中医药科学技术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中医药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一方面，中医药法要保障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中医药创新权，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中医药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
二．我国中医药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立法起步相对较晚
，其内容涉及到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教育科研、药品监管、中医药标准等领域，虽然拥有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制定程序规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中医药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中医药立法领域，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中医药方面的立法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广度都比起其他部门法去之甚远，直到1982年才由卫生部制定并颁布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再如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建国后相关的法规《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却直到1995年初才姗姗而来。这充分暴露了我国中医药立法的滞后性。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总体上来看我国中医药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其主要表现在：在我国中医药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这就使得我国中医药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
（三）内容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中医药立法对中医药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是我国尚未建立中医药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另一方面，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中医药法之中。例如，知情同意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中医药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中医药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中医药立法的对策及建议
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6]
（一）国外的中医药立法
1．中医药立法在美国
1971年以后中医针灸在美国出现的“针灸热”，使加州的中医针灸展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景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适时出台了加利福尼亚州针灸条例和针灸执照法。后来加州在1980年通过了《中医行医规范法案》，该法案对中医的执业行为进行了规范，规定了中医师可以使用的行医方式。目前，在美国针灸是以州法律的形式被列为医疗手段，中医药总体上已逐渐为美国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并被批准为公众合法的医疗保健手段。[7]
2．中医药立法在澳大利亚
20__年5月3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ChinesemedicineBill》（中医注册法案），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医注册法案。该法律执行后，维多亚利州的中医行业已经逐渐洗脱江湖郎中的习气，改变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医生形象，中医师的执业行为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并且，有多家保险公司承保中医治疗保险，包括诊费和针灸费，治疗者可按比例由保险公司偿付在中医药方面就诊、吃药的费用。中医师有资格使用医生(doctor)的头衔，并被赋予处方权。中医同西医一样，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8]
3．中医药立法在新加坡
新加坡传统中医药管理局1995年发表了《传统中医药报告书》，对新加坡中医药状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议。20__年国会通过了《中医师法案》，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在新加坡的法律地位。现在针灸师注册工作已经完成，一些综合性现代医院已设针灸科,新加坡的中医药事业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将大幅度发展.[9]
（二）我国《中医药法》的立法构想
1．中医药法的名称
关于中医药法的名称，学术界提出了两种主要的选择方案，一种方案是制定传统医药法，其中包括行中医药、民族医药与中西医结合等内容；另一种方案是制定中医药法，非中医药的部分不纳入立法范围。在科学上中医药学可以表述为：“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医学体系。”[10]而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11]“中西医结合”不是相对独立、成熟的医学体系。它更不能与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相提并列。而民族医药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其中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12]它与中医药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所以在界定我国的中医药法的范围上,只包括中医、中药两个方面，不应该包括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部分，即采用第二种方案。
2．中医药法的宗旨及基本原则
1）我国中医药法的宗旨应该是：保护人体健康，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保障和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步伐，支撑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快速、协调发展。以往法律原则总是把人的本位置后，而中医药法则应该把保护人体健康放在首位，这不仅是由于本法的性质决定的，更是由于现代法学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只有保护好了就医者的健康，中医药事业才能在全社会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才能更好的进行现代化和国际化。
（2）中医药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中医药法之中,指导中医药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医患纠纷的基本准则。笔者以为，我国中医药法的原则大致上有：继承与创新并重原则、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原则、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原则、多学科结合原则。具体来说，继承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两者并重，才能更好的发展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开展新实践，争取新突破；中医是中药应用的指针和开发的源泉，中药是中医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中医中药协调发展，才能使中药研究成果为中医临床服务，促进中医药发展；国际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目的之一，现代化是国际化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所以要互相促进；中医药理论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多学科结合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途径，通过多学科、跨领域的发展才能博采众长，有所突破。[13]
3．政府在扶持、发展中医药方面的职责
（1）加大投入
集成国家相关计划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形成项目联动机制。比如可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中医药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统筹安排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和布局，完善城乡中医服务网络”。[14]
（2）政策扶持
制定若干鼓励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法规，推动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标准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和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成果、信息管理和推广、共享机制；制定积极的人才政策。条款中可以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名老中医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相关诊疗服务”；“国家鼓励中医药开发、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鼓励中医药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依法到境外开展医疗及学术交流活动”。[15]
（3）组织协调
加强中医药发展战略和机制研究，协调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推动本规划纲要的实施，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特色和优势条件，积极支持组建以中医药现代化为目标的区域科技协作共同体，引导企业和社会参与，拓展国际合作方式与渠道，通过政府、国际组织、学术团体、行业协会等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4．医疗机构
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并按照《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5．从业人员以及执业规范
从业人员的规范包括考试和注册、执业规则、考核和培训等方面，我国目前的中医师准入基本上能够贯彻《执业医师法》考试和注册的要求。[16]执业规范应该包括诊疗、继续教育、保护患者、完成病历、紧急救治、知情同意、突发事件的灾害防治等方面。
6．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
由于中药成份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应该在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法律规范上弥补质量控制的不足，充分体现“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基本原则。可规定，申请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注册，一般不需要进行临床研究。需要进行临床研究的，化学药品可仅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需要用工艺和标准控制药品质量的中成药和生物制品，应当进行临床试验。对一些可能导致品种质量差异的注册申请，应该规定进行临床研究从而保证申请注册的品种上市后的安全和有效。于中药的特殊的用药历史，以及其活性成份的复杂性，有时仅改变一些工艺条件又不足以改变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特征，故需规定，改变剂型或生产工艺时，如果生产工艺无质的改变，可减免药理、毒理和临床的申报资料。
7．教育与科研创新制度
按照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具体情况，其教育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模式：大学教育模式、继续教育模式、传统师传模式。前两种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而后一种有的专家认为已经过时或者不可信，实际上，我国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这不仅体现在中医药教育投入资金的流向上，更反映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我国中医药人才分布不均，水平层次不一，在农村很多地方主要是传统师传模式，即“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所以政府加大对中医药的投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在这些方面下大工夫，例如立法中可以将“地方政府通过对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进行培训，承认其执业资格，保护其执业行为，并创建相应的执业环境。”
关于科研创新制度，需要建立中医药创新发展平台，如立法可以规定，“国家建立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及其运行机制，通过重点研究室（实验室）、临床研究中心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以及中医药基础数据库和国际化信息库的建设，促进适应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需求的创新体系的建立，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8．保障制度
国家可以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促进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在地方政府要严格把关，防止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立法可以规定“国家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
9．奖励制度
我国中医药奖励制度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阐述：（1）奖励范围：学科领域新规律、新事实、新概念的研究成果；中医药的基础理论实质和客观规律研究成果；中医证候、诊法、治疗、针灸、经络、中药防治疾病的机制和原理研究成果；医史文献研究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标准、信息研究成果。（2）申请途径：其途径可以分为申报和推荐两种。申报是指由个人、集体申报。在推荐中应注意推荐人的范围，例如可以规定由以下单位和专家推荐：①、省级中医药学会及中华中医药学会各专科分会；②、中医药学会；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④、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委局及直属单位；⑤、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学会。（3）评审：评审工作实行初审、终审的二审终审制。初审实行差额推荐，终审对初审推荐授予一等奖的项目进行答辨，并实行差额评定奖励项目。申报奖励的项目按创新性、科学性、实践性、他人引用程度等四个条件进行综合评定。（4）公众监督与争议处理：公示制度，对公布的获奖项目如有发现其有作弊行为的，应该规定其应该追究的法律责任。（5）奖金：可以成立国家中医药奖励基金会,采用基金的方式专门管理和发放中医药奖励资金。
10．法律责任
本法的法律责任对象的主要包括：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教育机构、非法行医的个人。可以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三）行业自治体系的建立——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引入
医保法律法规篇10
医患关系狭义是指“医方”与“患方”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医治关系。狭义“医方”是在就诊过程中为患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患方”是在诊疗过程中与医院发生医疗法律行为的就诊者。广义“患方”包括:患者本人,患者的亲属、监护人,以及患者方在医患关系中存有利害的自然人或法人。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法律属性各大流派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医疗合同是无名合同,应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消法》的第二条明文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的保护”。法律应当给弱者提供特殊的保护,而《消法》所保护的对象与医患关系中的患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对弱者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医患关系属于民法体系的法律关系,不适用《消法》和《合同法》调整,医患关系具有一定的“等价有偿”特征。认定构成侵权行为应当具有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这四个要件。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医疗侵权行为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认为判断是否存在过错,在认定医疗侵权行为是否构成的问题上尤其重要。
关键词：医疗侵权；法律属性；归责原则
近年来医患矛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正确解决医患纠纷,成为热门法律话题,社会反响也愈加强烈。2002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大幅度提高,赔偿项目达到11项,这一规定将是医疗纠纷诉讼数量和医疗事故赔偿数额大幅攀升。这些新规定又进一步加大了医方的责任和负担。为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本文拟结合原办法和新条例之有关规定,就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医疗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患纠纷适用何种法律调整。
（一）医患关系的概念
所谓医患关系,是指“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关系”,是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与医疗单位之间产生的医治关系。医患关系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类型。狭义医患关系指“医方”与“患方”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医治关系。狭义“医方”是在就诊过程中为患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患方”是在诊疗过程中与医院发生医疗法律行为的就诊者。而广义的医患关系则指以医生为中心的群体(医方)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患方)在医疗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可以是医疗单位作为法人与患者之间产生的关系,也可以是医护人员代表院方的职务行为与患者发生的关系。广义“医方”包括:医疗单位法人,医疗单位的医务工作人员,如医生、护士、技师、管理和后勤人员等。广义“患方”包括:患者本人,患者的亲属、监护人,以及患者方在医患关系中存有利害的自然人或法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关系包含的内容不断扩大。本文探讨的医患关系即为广义的医患关系。
（二）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法律属性各大流派观点
1、医患关系是民法体系的法律关系 医患关系具有普通民事法律关系的各种特征,即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2、医患关系是合同法律关系 ①医疗合同的成立。患者在医疗机构挂号是要约行为,当医疗机构发给挂号单后就表示了承诺。②医疗合同的主体。在医疗合同中,另一方当事人不是对病人进行诊疗护理活动的医护人员,而是医疗单位。当患者到个体医疗机构就诊时,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个体业主。③医疗合同的内容。包括医疗合同标的和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前者是指:医方为患方提供医疗服务。后者是医疗合同的核心,患者有权得到医疗合同规定的医疗服务,医方有义务完成合同规定的医疗服务。④医疗合同的性质。医疗合同是无名合同,应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3、患者在医患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患者是消费者 浙江省首先将医患关系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调整范围。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消法》的第二条明文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的保护”。类推到医患关系中,就医正是患者处于对自我生理、心理健康的需求,向医疗机构请求健康服务的消费行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医疗知识的匮乏,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即便是医疗行为出现了侵权,也很难及时察觉,调查取证就更困难了,因此患者是弱者方。法律应当给弱者提供特殊的保护,而《消法》所保护的对象与医患关系中的患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将医患关系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对弱者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4、医患关系是行政法体系的法律关系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医患关系除了行为主体和诉讼主体与行政法律关系不符之外,其他所有特征,均几乎同行政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医院实是由政府部门延伸、派出的基层专业行政职能部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
5、医患关系是自成体系的法律关系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医患关系既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又不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是自成体系的法律关系。
（三）医患关系属于民法体系的法律关系,不适用《消法》和《合同法》调整
1、医患关系不属于行政法调整范围 医患关系具有行政法律关系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卫生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医务人员不具备公务员资格,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不是行政授权的行政行为,因此认定医患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缺乏法学理论的支持。
2、医患关系具有民事法律的特征 ①医患关系双方主体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有学者认为:医患关系中,医生为病人诊治时处于主导地位,医生有诊断权、处方权,有宣布患者痊愈、住院甚至死亡的权利。而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由于其对医疗知识的匮乏,无法对医疗方案进行选择,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因此医患双方法律地位不相等。对此笔者有不同的意见。不可否认,医患关系中,医生的确处于主导地位,然而这是由于医生这一特殊行业造成的,医生应当对医学精通,而患方求医,所求的也正是其精通的医学科学,因此在处理医患关系特殊性时,不能将其视为法律不对等的表现。再者,大多数情况下,医方是国家主体卫生事业单位,患方是普通公民,医患双方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地位的悬殊并不代表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当医方以法人的身份参与到民事法律关系构成时,其法律地位与其他自然人一样是完全平等的。②医患关系具有一定的“等价有偿”特征。原先医疗单位是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由国家统一划拨经费,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具有福利性质。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改革了原有的医疗制度,国家减少了医疗单位拨款,医疗单位已由行政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完全的福利性质也相应淡化。
3、医患关系不适用《合同法》和《消法》的调整(1)医疗合同不具备《合同法》的构成要件。合同成立的要件包含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患者在医疗机构挂号的行为视为要约,而将医疗机构发给挂号单的行为视为承诺,将有悖于《合同法》的规定。因为合同的“要约”内容必须是明确的,要约人应了解其所要约内容的真实含义,但由于医疗行为特有的专业性,一般患者无法提出价格条款,更无法确定医疗合同的标的,即实施何种医疗行为,因此患者就诊挂号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合同要约行为。(2)医患关系不适用《消法》调整。消费者包含了“平权法律关系型消费者”和“隶属法律关系型消费者”,前者具有“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特性,而后者则表现为“单向性和行政性”。《消法》的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这表明《消法》保护的是“平权法律关系型消费者”。而作为具体承担和实施“向全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国家主体卫生事业的各级医疗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与患者之间产生的医患关系不具备普通商业行为中的财产关系,而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社会性,并受国家行政管理的干涉,因此笔者认为:一味地强调患方是弱者给予法律的特殊保护,而不顾及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有失偏颇,故医患关系不属于《消法》调整的范围。
二、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
侵权行为是不法侵害他人支配型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发生损害承担责任。认定构成侵权行为应当具有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这四个要件。笔者认为: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应当包括上述四个方面,除此之外医疗侵权行为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主体资格
医疗损害的行为人应具有特殊的身份,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是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侵权行为,但并非医疗侵权行为。如非法行医导致他人人身损害的,虽然构成侵权行为,但不能认定其为医疗侵权行为。
（二）损害后果
这是侵权行为必备的条件之一,损害事实的有无,是认定侵权行为的逻辑起点。这种损害后果可以是人身损害,也可以是财产损害。医疗损害后果是否发生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不影响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因为医疗损害作为侵害人身权利的一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可以出现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诊疗护理过程之后,甚至持续较长时间,如果将诊疗护理过程后的损害后果排除在外,势必对患者不公。
（三）医疗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
新条例第二条对违法医疗行为作了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均应视为违法行为。新条例对于违法行为的定义较原办法有了很大的扩充,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无标准可依的情况。如“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以什么为标准,通常情况下以教科书为准,然而教科书以理论知识为主,缺乏实际判断标准,不便实际操作,因此应当尽快建立可行的诊疗护理规范,使得新条例的实施有标准可依。
（四）损害结果与违法医疗行为之间应具有因果关系
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存在困难,容易混淆,而在医疗侵权行为上,由于医疗行为本身具有的专业性、技术性,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更加困难。因此,我国在立法上设立了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原办法第十二条、十三条就医疗事故鉴定作了相应的规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充当鉴定机构,这样颇引来争议。这种鉴定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程序,曾一度被社会称为“卫生行政部门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针对这一情况,新条例作出了新的规定,在鉴定制度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将鉴定机构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改为由医学会组织,医疗鉴定机构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改为专家鉴定组,鉴定方式确定为专家合议制,专家鉴定组成员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主持下随机抽取,并吸收了法医参加等。这些规定,使得医疗侵权行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更加公正、科学和准确。
需要指出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侵害患者权利的情形,并不都构成医疗侵权行为,应当审查侵害这些权利与患者人身损害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则应认定为一般侵权行为而非医疗侵权行为。
（五）医疗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 过失是行为人应当而且能够预见行为具有加害他人的危险,却依然实施该种行为的心理现象。新条例明确规定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过失性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存在过错,在认定医疗侵权行为是否构成的问题上尤其重要。
过失行为构成的三要素是:行为必须具有危险性,该危险性能够被预见,并且应当被预见。在判断医疗侵权案件的构成上,主体资格的审查、行为违法性审查、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均可一一查明,惟有过失认定存在较大难度,因为它是对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心理的认定。笔者认为,判定医疗行为存在主观过失须判定以下三点,缺一不可:①该作为或不作为的医疗行为具有损害患者的危险性。②该医疗行为所造成损害后果,客观上能被医疗行为的实施人所认识到。③以该医疗行为实施人的认识能力,在实施该医疗行为时,应当能预见其医疗行为具有造成损害后果的可能性。
对于过失行为的程度,仅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具有实际作用,而对是否构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并无影响,这点在新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即要求专家鉴定组鉴定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
三、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当前,医疗侵权诉讼案件数量不断上升。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判决案件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属于一般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行政法规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了不属医疗事故不赔偿的原则,进而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在医疗侵权诉讼法律适用方面的唯一性。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民事审判政策、地方法院规定均体现了医疗侵权诉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精神。因此,依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一）、我国基本法律的相关规定
归责原则是确定不法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准则,解决的是赔与不赔的问题,在实践中对损害赔偿案件的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侵权损害赔偿上存在3个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其106条第1、2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依据,这是我国和世界各国都坚持的一项基本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无过错责任的法律依据。由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会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因此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来适用它。《民法通则》第121～124条和第127条规定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即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造成损害的、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中公平原则是确认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基础。《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其中《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体现了这一原则,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从上面的法律规定看,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是一般的损害赔偿责任归属问题;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归属问题;而对那些既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的侵权损害,如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而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特别案件,则由公平责任原则来调整。由于医疗纠纷并未被《民法通则》列为特殊侵权,故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于法无据。对照《民法通则》有关监护的规定,医院不是病人的监护人,因此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医疗纠纷无法律依据。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二）、我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
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施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医疗事故的上面规定,构成医疗事故的前提之一必须医方存在过失,医方无过失就不是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法律上的过错分故意和过失,医疗事故属于过错。从该行政法规看医疗侵权诉讼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三）、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
1.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医院有过错的可以责令医院适当给予赔偿。这就适用了过错责任原则,医院无过错则不予赔偿。2.法发[2000]26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发[2000]26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的特殊侵权纠纷中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将其纳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属一般侵权纠纷,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3.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也说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只不过是对过错责任4个构成要件中主观过错、违法行为、因果关系由医疗单位举证,损害后果由患方举证。如果是适用无过错或公平责任原则,则不需规定医疗过错的举证方,即无需对是否存在过错进行举证。4.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2]:2000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人民法院对医疗纠纷损害赔偿案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按照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严格审查有无侵权事实、损害后果、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侵权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以此来判断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参考文献：
1、徐勇,孙慕义,马家忠,等医学伦理学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8.11,37.
2、胡晓翔,邵祥枫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中国医院管理,1996,(4):13.
3、张赞宁，论医患关系法律属性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1,22(4):3.
4、夏民,刘同君医患关系的法理学思考———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医疗纠纷的适用医学与社会,2000,13(5):22.
5、张俊浩，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914.
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09126.
7、李国光.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0.
8、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27
9、韦升泉.伦医疗就分的法律规范.中国卫生管理.2000.16(3):156-158.
10、徐青松.建立科学的医疗就分处理准则的法学思考.2000.(8):38-41.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设.2002.9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设.1997.71-72.
13、张建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整体思路.国外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