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1
一、经费来源
第一条学生社团活动经费原则上由社团自筹解决。在学生社团联合会统一组织的招新时收取相应的会费(会费标准由学生社团联合会统一制定)。
第二条各社团可以接受赞助或赠送等其他方式获得经费。社团需及时将经费情况上报学生社团联合会。
第三条社团的日常活动不得向会员(包括自愿缴费者)收取任何形式、任何名义的活动费用(门票、车票费等除外)。
二、经费管理和使用
第四条各社团社长(主席)不得兼任财务负责人，各社团秘书长管理本社团财务，秘书长如实管理帐目，及时上报财务用度情况。
第五条各社团自成立之日起，即应建立经费收支帐目和社团内部的财务制度，并且做到帐、款分离，专人管理。
第六条各社团秘书长每月月末向本社团内部理事会递交一份详细的财务收支表，经理事会审查属实理事长签字后，上报学生社团联合会。
各社团报帐统一时间、地点。暂定定每月第三周周五中午12：00—14：00在学生社团联合会议室。
第七条各社团在举办活动前必须进行详细经费预算，并制定一份书面经费预算，由主席签字，经社团内理事会同意后方可进行活动。活动结束后活动总结必须附带详细清楚地经费使用情况(日期、数额、用途、经手人)且由主席和理事长共同签字。
第八条社团支取(报销)日常费用或活动开支在50元以下者，由社团主席签字秘书长给付，100元以下由社团内理事长签字同意，100元以上必须经社团联合会秘书长、主管常任理事签字，社团部备案。
支取(报销)同时要携带相应的发票，使证明材料齐全，经核实后方可支取(报销)。
第九条各社团的帐目必须定时、如实向各社团会员公布。并随时接受会员监督。
第十条各社团每学年支取的资金必须小于总会费的80%。
三、经费监督
第十一条共青团**大学委员会授权的学生社团财务监督和管理机构是**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
社团联合会组织成立社团自律监督小组，对社团财务进行监督。社团自律监督小组设组长一人由社团联合会秘书长兼任，组员为各社团代表(部长以下社员)担任。
社团自律监督小组定期(每年四、六、十、十二月)对社团财务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学生社团联合会和学生会社团部不定期对社团财务进行抽查，抽取比例15%(学术、实践、文娱、爱心2：2：2：1)。
第十三条学生社团联合会将于每学期末向外公布各社团学期财务状况。
四、违规处理
第十四条社团财务状况纳入“十佳学生社团”及“优秀社团负责人”评比标准。对帐目模糊、管理混乱的社团取消其评优资格。
第十五条对严重存在财务问题的社团，一经检举发现，给予以下处理：
1.取消该年度评优资格;
2.暂停活动审批，责令限期整顿;
3.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善的，由学生社团联合会和学生会社团部进行强制清算整顿，发现有重大问题的经学生社团联合会全体会议通过，上报校团委注销该社团。 1
第十六条对违章社团的相关负责人免除其在社团中的一切职务，并向其所在院系及全校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另行处理。
五、附则
第十七条各个社团的财务制度必须以本制度为指导，但可以有自己的特殊规定。
第十八条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社团联合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第十九条本办法中未涉及的其他事宜由社团联合会协调解决。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2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卫生部业务主管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社会团体）的管理，更好地发挥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卫生部是卫生行业全国性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卫生部人事司承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职能。各社会团体的挂靠单位是其依托单位。
第三条社会团体经登记注册，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依据社会团体章程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活动和管理内部事务。
卫生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社团的有关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并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社会团体要积极开展有关业务活动，在开展活动时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卫生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努力发挥社团的作用，积极承担卫生部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委托的工作。
任何社会团体都不得擅自以卫生部的名义开展活动，社会团体名称前不得冠以卫生部的字样。
第二章成立、变更及注销登记的审查
第五条卫生部负责社会团体的申请登记审查，包括对社会团体的筹备申请登记、成立申请登记和变更、注销申请登记前的审查。
第六条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卫生部提交下列文件：
（一）筹备申请书（包括成立的可行性、必要性）；
（二）验资报告；
（三）办公场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包括使用面积、使用期限、地点、邮编、联系电话）；
（四）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出具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五）章程草案。
第七条卫生部自收到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天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筹备的决定，并通知发起人。不同意的，应当向发起人说明理由。经卫生部同意筹备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成立。
第八条获批准筹备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筹备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下列全部筹备工作。
（一）筹集必须的资金并加以管理；
（二）征集会员；
（三）起草章程；
（四）落实拟成立社会团体的办公地点；
（五）负责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产生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办事机构，通过起草的章程。
第九条完成筹备工作的社会团体申请成立登记需向卫生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成立的社会团体负责人签署的登记申请报告；
（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团体章程；
（三）社会团体秘书长以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简历；
（四）社会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简历（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盖章）；
（五）验资报告；
（六）办公场所的产权或使用证明材料；
（七）会员名册（团体会员需加盖单位公章）；
（八）党组织的建立情况；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第十条卫生部自收到完成筹备工作的社会团体的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文件起3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作出同意或不同意成立登记的决定，并通知发起人。不同意的说明理由。经卫生部批准成立登记的社会团体，应当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
第十一条社会团体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以及社会团体办理注销登记，需向卫生部提交下列材料：
（一）加盖会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社会团体申请报告；
（二）加盖会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三）其他所需材料。
第十二条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办理。
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向卫生部提交下列材料：
（一）加盖会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社会团体申请报告；
（二）加盖会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三）拟任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负责人的简历（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盖章）；
（四）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公场所的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材料；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未经卫生部审查同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社会团体不得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并开展活动。社团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名称前必须冠以社团名称，未经社团授权或同意，不得擅自发展会员、收取会费。
第三章组织人事
第十三条各社会团体必须坚持民主办会的原则，根据社团章程规定，按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议、常务理事会议。
提前或延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须经社团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讨论通过并向卫生部阐明原因，征得同意。
第十四条各社会团体在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前三个月，应向卫生部报送本届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通过的召开大会方案；召开大会前一个月，应向卫生部报送会员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拟任下一届秘书长以上领导职务候选人名单由社会团体推荐，在大会前三个月向卫生部报送，经卫生部审核同意或由卫生部推荐产生。
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三个月内，应将代表大会的总结或纪要向卫生部报送备案，并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社会团体制订或修改章程必须参照民政部《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的要求，报卫生部审议后，提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实施。制订或修改章程需向卫生部提交下列材料：
（一）加盖会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社会团体修改章程的申请报告；
（二）社会团体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通过的纪要；
（三）修改后的社会团体章程草案及修改说明。
第十六条召开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其他重要会议的决议、纪要，应及时通告全体会员，并报卫生部备案。
第十七条社会团体应设立办事机构，办事机构在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的领导下，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社会团体设立办事机构应经卫生部批准后报登记管理机关审批。
第十八条社会团体常设办事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包括长期聘用的人员）中，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社团建立党组织，按中组部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社会团体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应身体健康，能够坚持正常工作，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秘书长应当为专职。
社会团体秘书长以上负责人若超过规定的最高任职年龄及任职期限，由理事会2/3以上多数表决通过，报卫生部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批同意后，方可任职。若在任期中到达年龄，可以放宽工作到换届为止。
第二十条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于各种原因要对社团秘书长以上负责人进行调整、撤换，应经卫生部审核同意后，按社团章程规定产生，并在下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选举通过。卫生部也可以根据对社团的审查情况，建议召开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讨论决定社会团体的个别重大事宜，对社团负责人提出调整、撤换意见，再经社团民主程序决定。
第二十一条社会团体的审计，包括换届、更换会长（理事长）、法定代表人之前的离任审计、年度审计等，均由卫生部组织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审计报告直接交卫生部。在特殊情况下，卫生部认为有审计必要时，可对社团提出审计的要求，并组织审计机构对其进行审计，审计费用由被审计的社团承担。
第二十二条社会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参照卫生事业单位管理；兼职人员不得在社团中领取工资。
第二十三条社会团体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当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保险事项。
第二十四条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一般应由会长（理事长）担任。如因特殊情况需由副会长（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担任，应报卫生部审查并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审批同意后，方可担任，并在章程中写明。
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社会团体按其章程规定开展活动时的收入，必须全部用于该社团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二十六条社会团体举办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重大活动，需报卫生部审批同意：
（一）涉及重大政治、经济、理论等社会科学方面跨组织的学术活动；
（二）活动范围广，跨数个省（市、自治区），影响较大的活动（学术年会除外）；
（三）承担着部分行政部门职能的活动；
（四）组织涉外学术研讨会及其他活动；
（五）承接境外组织提出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和调查课题；
（六）接受境外捐款（救灾、扶贫等正常捐款除外）设立基金。
第二十七条社会团体举办第二十六条所列重大活动，需向卫生部报送下述材料：
（一）加盖会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社会团体申请报告；
（二）加盖会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三）开展该活动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四）开展该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及活动的安排；
（五）其它相关材料
第二十八条卫生部机关各司局对社会团体的管理参照《卫生部关于部机关对社团管理的若干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社会团体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卫生部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内容包括：
（一）本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
（二）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本办法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
（三）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
（四）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
（五）年度审计报告。
根据社会团体在本年度的不同情况，卫生部在年检前应对有关社团提出整改意见，在社团未按要求完成整改前，卫生部视不同情况决定延迟年检、不受理其年检或在年检时不予以通过。
社会团体无正当理由又不按规定时间和内容要求报送上述材料，卫生部不再受理其上年度年审工作。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3
[论文关键词]高校学生社团科学管理探索
[论文摘要]高校社团肩负着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教育模式中教育主题功能的转变以及新形势下社团发展呈现出新特点，要求社团管理走向科学化。当前高校社团管理存在管理体系不完善，社团结构不合理，资源整合不到位，社团监管力度不够，物质支持能力有限，活动指导水平不高等不足。能够采取构建“三个一结合”的管理体系，实现日常活动运行的制度化，引入竞争、奖励、淘汰机制，加强社团间学习交流，增加投入、改革会费管理机制，实现社团科学化管理。
高校学生社团是在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由志同道合的学生自愿组织起来的具有固定名称和活动范围的学生群体组织。社团组织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大学生素质的重要平台。参与社团活动成为了大学生丰富校园生活，发展兴趣爱好，扩大求知领域，锻炼交际能力，丰富内心世界的主要方式。高校社团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大学教育的效果。因此，决定社团发展前景的社团管理成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形势的发展要求高校社团采用科学化的管理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社团发展呈现出的特点、高校教育教学的模式都在不断变化，这些形势的变化要求与之相关的高校社团采用更科学化的管理。
1.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高要求需要高
校对社团管理的科学化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要求高校输出的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而且要具备相当水平的综合素质。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江泽民在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讲话中提到的“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高校社团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社团对大学生素质培养的作用，首先必须对社团进行科学化的管理。
2.高校教育模式的改革要求高校对社团管理走向科学化
教育模式改革以后，高校学习普遍实行学分制。这样的结果是第一课堂的主题功能将更为明确的转向提高学生专业知识和相关文化功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任就不可推卸的落到了第二课堂身上。学生社团是高校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进一步落实学生第二课堂教学工作、增强第二课堂教学质量的角度出发，高校社团管理的科学化是应当首要考虑的因素。
3.新时期社团发展呈现出的新特点
要求高校对社团采用科学化的管理当前，高校学生社团发展表现出参与性、民主性、多样性、科技性、开放性、规范性、现代性等方面的特点。学生社团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高校必须在发展方向、活动层次、分类指导、组织建设、骨干培养等方面加强引导，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践，探索更多更科学的方法，以确保社团能够持续、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二、当前高校学生社团管理中的问题
当前高校社团的管理比较零散、随意化，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系统与方法。对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经过调查分析和总结，发现比较集中的几点有：
1.社团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部分学生工作部门误以为社团只是学生因为共同的兴趣聚集在一起进行娱乐的团体，对其活动少有过问，也没有重视其管理，导致社团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方法不科学，管理效果不理想。以三峡大学为例，三峡大学现行的管理形式为校团委下设社团活动指导中心对社团统一指导，各学院团委具体管理。实际情况是，少有学院团委设立专门的社团管理部门，大部分学院团委和社团脱节严重，完全由社团活动指导中心宏观调控。然而，社团活动指导中心成立不久，
指导队伍人手不够，经验不足，考虑问题不够全面系统，在社团中的威性不够，造成社团组织性不强，管理缺乏系统和规范性。
2.社团结构不够合理
由于新社团申请注册成立的阶段，学校审核不严，只要符合相关文件规定的社团就可以批准成立，忽视对社团类型和性质的监控，造成社团的结构不科学，缺乏规划性。以三峡大学举例，学校现有84个注册社团，但是并没有84种社团。社团结构相当混乱。以同类、同名的社团来说，英语类社团全校就有4个，有3个学院下设演讲与辩论协会。这样的结果是，同类型人才分散，不能够集中力量将一种文化进行建设、传播，难以打造出品牌社团。
3.社团资源整合不够到位
相关机构在对社团进行管理的时候，没有用系统全局的思想统筹各社团的工作，缺乏对社团资源的有效整合。造成各社团独立性过强，经常只是象征性的开展几次品种单一、内容单调的内部活动，把举办活动当作应付差事，没有树立传播社团文化的意识。社团之间缺乏交流的平台，缺少紧密合作举办大型活动的机会。总的来讲，社团活动停留于小范围内部人员“自娱自乐”的状态，尚未形成规模化效应，影响力有限，不能够真正达到丰富校园文化，提升综合素质的目的。
4.学校对社团工作的监管力度不够
学校并没有监督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的产生过程，这样就不能保证社团负责人有比较高的专业素质、组织能力。对于负责人的工作，缺少一个明确的量化考核的标准，难以保证社团活动的质量，不能敦促负责人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能力开展更多更精彩的活动。对于社团内部财务，学校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方法，导致社团费用管理不当，出现了会员费变成负责人的伙食费，负责人以社团之名谋利等一些不良现象。
5.学校对社团的资源支持不足
学校没有将学生社团和团委学生会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对待，使社团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地位。社团得到学校的资助经费非常有限，学校提供的活动场所、办公室条件也严重不足，不能够从根本上满足各种活动的需求。这些物质条件不足，严重制约着学生社团发展，影响学生社团活动的强度和质量。
6.社团活动指导水平不高
由于学校对社团作用认识不到位，对指导老师的考评奖励机制不健全，影响了高水平教师参与社团工作的意识以及积极性。虽然大部分社团拥有自己的指导老师，但在社团运作过程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的教师为数不多。例如，在三峡大学，大部分指导老师都是义务为社团兼职，导致指导老师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够，对社团的扶持和指导不够，使得一些社团活动在低水平上徘徊。
三、加强社团科学化管理，促进社团新发展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社团的进一步持续、健康、快速、稳定发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实现社团的科学管理。
1.从社团的整体管理架构的角度讲
（1）在管理体系上形成“三个一结合”
所谓的“三个一”，即一位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一套良好的管理模式。具体的实现方式为:①成立社团管理委员会，由学校团委分管社团工作的老师担任委员会秘书长，校级社团管理部门主席团担任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学院团委学生会分管社团工作的负责人担任委员会委员，各社团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理事。②建立“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即：“社团管理委员会——院级社团管理部门——社团”纵向一体化管理。
（2）在日常活动的运行上形成制度化
形成制度化的核心是制定《学生社团管理条例》。条例中包含新社团成立审批办法、社团招新办法、社团负责人产生办法、社团负责人工作守则、社团活动开展办法、优秀社团评比办法、优秀社团负责人评比办法、社团经费管理办法等内容。通过对新社团成立审批的把关，实现学校对社团规模和类型的有机规划，调控社团结构；通过对社团招新的控制，杜绝违规招新、私自超额收取会费等行为，提高会员积极性，方便社团工作安排；通过对社团负责人的产生以及工作的考核制订量化标准，调动社团开展活动的积极性，提高活动成效；通过对社团活动具体要求，实现社团活动从策划、申请、审批、开展、监督、总结到评比有章可循，保证活动质量。通过对社团财务工作的详细规定，防止操作失范衍生的吃喝风、借社团盈利等不良现象。总之，借助《学生社团管理条例》，加强对社团各项工作的监管力度，规范社团的各项行为。
2.从对社团的具体管理策略的角度讲
（1）施行三种机制，提升社团品味
在社团以及社团负责人中引进竞争机制、奖励机制、淘汰机制。实现这三种机制的载体为对社团以及负责人实行综合测评法。由社团管理委员会对社团以及负责人的各项工作制订详尽的积分细则，按照积分细则，每个月对社团以及负责人进行一次综合测评。首先，根据测评成绩，按照社团类别（公益、学术、文艺、体育四大类别）进行各类别的内部排名并予以公示，引发同类别社团之间的竞争，然后进行全校性不分类别的社团排名并予以公示，激起跨类别社团之间竞争，用良性竞争促发展。奖励是引导竞争的最佳方法。为了使竞争的效果最优，社团管理委员会将对测评优秀的社团以及个人进行政策、荣誉、物质上的奖励，鼓舞其再接再厉，同时激励其它的社团和个人不断的向优秀的目标奋进。没有惩罚就缺少压力，除了奖励之外，淘汰机制也被引入社团管理。对于每年年终综合测评总成绩为末五位的社团，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过以后，由社团管理委员会评估验收，验收之后将评议为确实没有活动开展能力或者不具备运行条件的社团予以淘汰，终止注册。通过以上三种机制综合实施，进一步促进社团纵向发展，增强社团存在的意义，提升社团品味。转贴于
（2）加强学习交流，促进团结协作
目前高校社团存在独立性较强，社团之间联系较少，缺乏经验交流，社团联合开展活动的机会不多，社团负责人的素质不高等问题。造成许多社团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长久处于自己的圈子里面，很难找到发展的突破点。针对此种现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改善：
①社团管理委员会每学年组织社团述职大会。各社团负责人向大家陈述一年中本社团的管理模式、活动开展情况以及一些经验和教训。通过此种正式严肃的形式，让各社团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清社团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从中找到改正方向，为后期的发展寻找目标，促进社团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②社团管理委员会每学年组织举行“社团交流节”。交流节的内容以轻松、愉快的形式（例如：茶话会、趣味运动会、篮球赛等）展开，参与对象不仅为本校社团，还可以联系其它高校社团。在欢乐的气氛中，社团负责人互相交流，分享经验，讨论困难，解决社团发展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也增进各社团之间的友谊，为后期联合开展活动做下铺垫。
③由学校倡导、组织开展以丰富全校学生生活为主题的社团活动月。在学校统一规划下，全校社团共同参与，不限形式、不限风格，鼓励社团联手，发挥自身特点，表现自身优势，使各项活动的开展系统化、优质化、规模化，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增强活动成效。
④社团管理委员会每学年组织举行“社团干部训练营”。通过理论知识讲解、专业训练、野外拓展、企业参观、活动实践、论文分析等形式增强社团干部的基本素质，培养一批社团活动精英。
（3）提高意识，加大投入，改革会费管理模式，扶持精品活动
学校相关部门要意识到社团活动的重要性，对于学生社团要从组织上给予重视，政策上给予支持，工作上给予关心，活动上给予指导，资金上给予倾斜，努力为社团的发展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特别是在场地使用、活动设计、经费支持、指导老师聘请等方面要为社团工作创造条件。
①学校应该根据情况，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学生社团的办公条件和活动条件，添置必要设备和物质，通过组织的力量帮助社团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为学生社团工作有效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②在对待指导老师的政策上面，学校一方面鼓励热心学生社团工作的老师积极地介入学生社团活动，进行分类指导，使学生社团建设的指导性力量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落实教师介入学生社团活动工作的认定与考核。比如学校可以把教师在这方面的业绩列为评选教书育人先进的重要依据，或者把这项工作直接计入教师工作量等，调动老师的积极性。
③一般学校社团活动的经费有三个渠道：学校发放经费、会员费、社会企业赞助。会员费的数量十分有限，社会企业赞助存在不确定性或者大部分为礼品赞助，学校预算的社团活动经费又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保证每个社团有足够的经费开展高质量的活动。针对此种情况，可以引入会费宏观调控机制。社团管理委员对部分会费统一收取，统一管理。按照“取之于社团，用之于社团”的原则，社团开展大型活动之前可以向社团管理委员会申请费用，然后管委会根据活动的情况发放相应的经费。这样有利于经费的合理利用，提高社团开展大型活动的积极性，扶持一批精品活动，打造部分品牌社团。以三峡大学为例，每年有8000余名会员，倘若从每个会员的会费中抽取两元作为统一经费使用，就有16000元来支持一个学年度的社团精品活动，经费十分充裕。
总之，高校社团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有全局的思想，又要有部分的意识。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创新，社团才能够持续、健康、快速、稳定的前进，各项活动才能高质量的完成，高校校园文化才能蓬勃发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才能得到快速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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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大学生体育社团；现状；发展
一、研究目的
大学生体育社团是高校体育教学的延伸，它的积极有效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也会带动学生的求知热潮，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学习活动的层次和质量。但是由于大学生体育社团自身管理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至于引发了许多的负面影响，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生体育社团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方法，对目前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进一步的推动大学生体育社团健康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1998―2005年有关高校体育教学、大学生体育社团、组织学、管理学等方面大量的著作、论文和期刊等资料，掌握了当前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研究状况。
（二）问卷调查法
对上海、北京、广州、江苏、安徽、黑龙江、辽宁等35所高校上百个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管理者、社团成员以及普通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随机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60份；有效问卷：856份；回收率：96.0％；有效率：89.2％，发放社团成员问卷：500份；回收问卷：398；有效问卷：387；回收率：79.6％；有效率：97.2％，发放社团管理问卷：35份；回收问卷：30份；有效问卷：30份；回收率：85.7％；有效率：100％。
（三）访谈法
与一些高校体育专家、学者以及大学生体育社团管理者、社团干部进行了访谈，对于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咨询。
三、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体育社团管理现状分析
1、大学生体育社团审批管理
在体育社团审批制度方面，大部分大学生体育社团都实行了审批制度，但是仍然有一小部分没有实行。调查结果显示83.3％的体育社团实行了审批制度，有16.7％的体育社团没有实行（见图1）。
在管理大学生体育社团申请部门方面，大多数学校成立体育社团主要是向学校团委申请，还有一些是向学校学生处和体育部申请。研究调查结果显示，89.5％向学校团委申请，6.7％向学校学生处申请，3.8％向学校体育部申请（见图2）。但是在一些学校成立大学生体育社团除了向团委申请，还需要得到体育部的同意。
2、大学生体育社团日常管理
在大学生体育社团日常管理部门方面，大多数学校是由学校团委对大学生体育社团进行管理，也有一些是由学校学生处、体育部和其他机构进行大学生体育社团的日常管理。调查结果显示学校团委是86.5％，学校学生处是10.4％，而体育部是4.0％（见图3）。
3、大学生体育社团管理制度
大部分学校都制定了社团联合会章程、管理条理、财务制度等规定。例如：一些学校编写了《大学生社团管理文件汇编》，其中包括了《上海市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和《大学生社团管理章程》以及附有《社团成立申请书》、《社团登记书》和《学生社团注册表》等规章和文件，为大学生社团的建设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另外大部分体育社团有自己独立的章程或者管理条例，尽管有的章程内容不完善，但已经具备了内部管理和开展活动的总体框架和依据。体育社团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指导教师，对提升社团活动的层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社团明确规定了社团负责人的选举产生办法，各有关职能部分的职责，社团内部负责人各司其职，分工负责，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活动安排。
(二)大学生体育社团与体育教学一体化模式构建
1、大学生体育社团外部管理
当前大学生体育社团基本上都是由校团委在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体育系（部）仅仅是在业务方面进行辅助指导管理，这样不利于学校体育教学的改革进行。为了推动学校体育课课内外、校内外一体化，应该让体育系（部）来对体育社团进行日常行政管理，团委辅助体育系（部）对大学生体育社团的注册登记、思想政治、财务监督等方面进行管理（如图4）。
2、大学生体育社团活动管理
活动是社团生存之本。如果一个社团不能定期的举行一些丰富多彩、新颖的活动吸引大学生来参与社团，那么这个社团就不可能会生存下去。因此，大学生体育社团的活动体系对于大学生体育社团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各个大学生体育社团单项运动的特点，构建主要由竞赛制、非竞赛制组成的大学生体育社团活动体系。
竞赛制的目的是提高大学生对参与余暇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激发学生在激烈竞争和实践操作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认知活动”。“竞赛制”主要是针对竞技体育（如三大球等）设置的，主要职能是开展正规体育竞赛。大学生体育社团应当在整个学年的各个时期都举办相应的比赛项目。比如，在秋季新生刚刚入学时期，可以由大学生篮球体育社团定期组办“XXX学校迎新生篮球比赛”；大学生足球体育社团组办“XXX学校足球联赛”；大学生排球体育社团组办“XXX学校排球联赛”等等。在比赛中可以采取一些手段，增加比赛的激烈竞争，增强大学生体育社团的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体育社团里面，使得大学生体育社团可持续性发展。例如：制定“明星制”，即在参加竞赛活动中，各院系的运动队可根据情况聘请大学生体育社团会员中任何队的1－2名队员参赛，且不限场数，使各队之间竞技水平更加接近，既增加了竞赛的激烈程度，又扩大了大学生体育社团的影响力。此外在比赛中裁判员队伍主要有大学生裁判员社团的会员组成，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竞赛的组织和裁判工作，这样既可以使大学生把在课堂、社团辅导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对理论知识学习的兴趣，又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组织、沟通和协调能力。
“非竞赛制”是主要针对传统的保健体育、现代健身体育、娱乐体育(如体育舞蹈)等设置的。这类单项体育社团平时可以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提供学生个体或群体间进行交流的活动场所。此外还要定期的举办一些规模较大的技艺展示和健康知识咨询，例如：在学校举办全校运动会的时候，太极拳体育社团、体育舞蹈社团就可以组织自己的会员在开幕式上进行大型团体表演，展现自己的社团。传统保健体育社团可以定期举办一些体育、健康小咨询，提高大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和锻炼身体的知识。
“竞赛制”和“非竞赛制”基本涵括了大学生余暇体育活动的内容，涉及面广、影响大，极具宣传性，较好地迎合了大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体现了“以人为本”、“体育面向全体学生”的指导思想。
3、大学生体育社团组织管理
大学生体育社团的构建，首先是满足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的需求，有组织地大量开展体育社团的体育竞赛活动，吸引了大批相对固定的会员，运用竞技比赛激烈的竞争和不同形式的互动，引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再认识过程，也就是引发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即对于技术的研讨过程，对于运动锻炼方法的探索过程，对于思想品质的教育过程，对于各种有关理论的学习过程。以此引导学生从单纯的竞赛活动中“分离”出来，进入高校体育教育中的其他领域，促成了体育社团的“专项课”和“裁判员培训班”的自然形成，逐渐完善了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组织结构。大学生体育社团健全了对高年级学生进行体育教育的结构，较系统地衔接了一、二年级体育课，并把体育社团的“专项课”和“裁判员培训班”按正规课程安排在课表的下午或晚上，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组建相对固定的教学班进行九十分钟的教学。教学内容以二年级选项体育课内容为基础，侧重加强体育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证明，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能力极为重要，大学生从事体育的实践性和长期性，以及将他们对体育实践活动一时的直接兴趣，引导向长期的相对稳定的间接兴趣方向发展，并使兴趣升华到信念，升华到世界观的更高层次，从而促进大学生体育价值观的转变等方面，都需要有较丰富的体育科学理论知识为指导，利于运用已知去探索未知。大学体育社团的设置突破了大学体育课时数的限制，把高校体育教育贯穿于大学四年的高等教育之中，以终身体育为主线，使学生终身受益为出发点，让学生在系统教育过程中了解自己，懂得所学的各种体育技能对自己会产生什么影响，清楚自己需要掌握那些技能、从事那些练习，从而使学生在余暇体育活动中，自觉地长期坚持相对独立的体育实践，较好地发挥学生的潜能，从而使整个高校体育教育的价值超出学生时代，而具有终身的意义。
四、结论
现代大学体育课程应该是一种广义的课程概念，是一种大课程概念。大学体育课应不仅局限于体育课堂内的教学，体育课程应包括体育课堂教学、课余体育参与和浓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三大部分，应融课内与课外为一体的、活生生的、有特点、有个性、有层次、多样化的课程。因此，以体育教学与大学生体育社团一体化为中心和主线，使体育课向着既强身健体，又娱乐身心的方向发展，使体育课内与课外溶为一体。
为了推动学校体育课内外、校内外一体化，应该构建以体育系（部）对体育社团进行日常行政管理，团委辅助体育系（部）对大学生体育社团注册登记、思想政治、财务监督等方面进行管理的外部管理模式，竞赛制与非竞赛制相结合活动管理，把大学生体育社团纳入到高校体育教育管理系统中，把高校体育教育贯彻于整个大学教育之中，使整个高校体育教育的价值超出学生时代而具有终身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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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风军.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现状及发展研究[J].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精选:213.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5
为了弘扬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良好风尚，充分展示精神文明创建成果，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创建活动，推动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市委、市政府决定授予市委办公厅等265个单位___市文明单位称号，授予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一村社区等43个社区___市文明社区称号，授予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等58个单位___市文明示范窗口称号，授予丛飞等20人___市文明市民称号，授予廖成林等133人___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先进工作者称号，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要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继续发扬“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___精神，万众一心，与时俱进，为建设和谐___效益___和国际化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附：1.市文明单位名单2.市文明社区名单3.市文明示范窗口名单4.市文明市民名单5.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先进工作者名单
市文明单位(265个)
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政法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发展改革局、市贸工局、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市财政局、市农林渔业局、市文化局、市审计局、市环保局、市地税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市城管局、市旅游局、市保税区管理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人民检察院、市工务署、市应急指挥中心、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文联、市国税局、皇岗海关、___出入境检验检疫局、___海事局、___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皇岗边检站、___报业集团、市供电局、市邮政局、广东省
电信有限公司___市分公司、市住宅售房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市义工联福田区福田区园岭街道办事处、福田区南园街道办事处、福田区福田街道办事处、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福田区梅林街道办事处、福田区华富街道办事处、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事处、福田区莲花街道办事处、福田区委区政府办公室、福田区委宣传部、福田区文化局、福田区会计核算中心、福田区地税局、福田区环卫机运队、福田区荔园小学、福田区红岭中学、福田区卫生监督所、市工商（物价）局白沙岭工商所、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福田区人民法院、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市华强电子世界有限公司、市皇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市万厦居业有限公司莲花北村管理处、市福田区保安服务公司
罗湖区罗湖区桂园街道办事处、罗湖区东门街道办事处、罗湖区笋岗街道办事处、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办事处、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罗湖区东湖街道办事处、罗湖区劳动局、罗湖区地税局、罗湖区城管办、罗湖区统计局、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罗湖区卫生监督所、罗湖区社会福利中心、市笋岗中学、市南湖小学、市百仕达小学、华润（___）有限公司、市雅诺信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市鹏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市万店通商贸有限公司、市向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盐田区盐田区沙头角街道办事处、盐田区梅沙街道办事处、盐田区委宣传部、市工商（物价）局盐田分局、盐田区城管办、盐田团区委、市公安局海山派出所、盐田区盐港人民医院、市有信达货运有限公司、盐田自来水有限公司、市东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盐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市沙头角商业外贸有限公司工业贸易部
南山区南山区南头街道办事处、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南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南山区招商街道办事处、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南山区桃源街道办事处、南山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南山区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南山区劳动局、南山区财政局、南山区环保局、南山区地税局、市工商局（物价）局南山分局、南山区城管办、南山区团委、南山区人民法院、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南山区人民医院、市南头中学、___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常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___华晶玻璃瓶有限公司
宝安区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宝安区福永街道办事处、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宝安区纪委（监察局）、宝安区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宝安区财政局、宝安区劳动局、宝安区安监局、宝安区地税局、市地税局第五稽查局、宝安区福永街道安监办、宝安区沙井街道安监办、宝安区松岗街道松岗中学、宝安区公明街道劳动办、宝安区石岩街道宣传文化办、宝安区龙华街道计生卫生办、宝安区观澜街道计生卫生办、宝安区新安街道民兵应急分队、市工商局光明街道工商所、宝安区广播电视台、宝安区法律援助中心、___宝安中学、宝安区西乡人民医院、宝安区血站、宝安区义工联、宝安区宝恒股份有限公司、南太电子（___）有限公司
龙岗区龙岗区布吉街道办事处、龙岗区横岗街道办事处、龙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龙岗区坑梓街道办事处、龙岗区葵涌街道办事处、龙岗区委区政府办公室、龙岗区财政局、龙岗区地税局、市地税局第六稽查局、龙岗区城管办、龙岗区国税局、龙岗区平湖巾帼志愿互助会、龙岗区平湖街道党工委宣传部、龙岗区布吉街道城管办、龙岗区横岗街道维稳办、龙岗区坪山街道经济科技办、龙岗区坪山街道文体服务中心、龙岗区人民检察院、龙岗区人民法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岗交警大队横岗中队、市公安局荷坳派出所、龙岗工商分局横岗工商所、龙岗区大鹏人民医院、龙岗区南澳人民医院、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市邮政局龙岗分局、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___市分公司龙岗分局、龙岗区血站、市大贸股份有限公司驻深工委中信___（集团）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中国联通有限公司___分公司、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___中核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___石油分公司、___中航企业集团、___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___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___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___电器公司、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___）、___南航电子工业集团、航天科工___（集团）有限公司、___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市华联置业集团有限公司、___兴华宾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___办事处、市中农生产资料有限公司、___中视国际电视公司、中建二局___分公司、中国地震局___地震台、市华能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___招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市教育局___信息职业技术学院、___广播电视大学、___外国语学校、市育新学校、市教苑中学、___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___小学、___实验学校市国资委系统___东宝松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市地铁有限公司、___盐田港拖轮有限公司、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市运发实业总公司、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___圣廷苑酒店有限公司、___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___香格里拉大酒店有限公司、市高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___警备区___警备区警备纠察连、___特区精神文明好六连、驻香港部队___基地汽车连
武警___指挥部武警边防六支队十三中队、武警边防七支队运输中队
市贸工局、工商局、科技信息局、民营经济工委
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___广田集团有限公司、市兆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___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影儿时尚投资有限公司、___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___本斯智能电器有限公司、市好家庭实业有限公司、市喜德盛自行车有限公司、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___帝业针织有限公司、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___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市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市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福浩铭实业有限公司、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泽集团有限公司、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___百多尔时装有限公司、市居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市恒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市和伦广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市首脑美容美发艺术有限公司、市幻彩美容美发服务有限公司、市今日文具有限公司、市金晋实业有限公司、市龙嘉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市文明市民(20名)
丛飞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叶远西___广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火养___深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贤铸市黄贤铸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南美___红荔书画馆馆长；董炳洪宝安区公明街道田寮社区居民；王永升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七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王伟华女市罗芳中学教师；但昭义___艺术学校钢琴专业教授、市钢琴协会会长；吉相美女市工商局湖贝工商所副主任科员；赖小平___又一佳购物广场董事长；吴创鸿南山区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曾圣桃女福田区城管
行政执法局华强北商业街女执法队队长；朱晓华市公安局坂田派出所所长；彭明燕女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区居民；张清市能源集团妈湾发电总厂单元长；张文辉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租赁所管理员；马化腾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毅盐田区海山街道鹏湾社区退休干部；巫培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市文明示范窗口（58个）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市民政局救助管理站｀、市法律援助处、市人事局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处服务窗口、市社保中心、市劳动和社会保险办公室、市国土房产局地政和监察分局业务受理窗口、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市规划局宝安分局综合业务科收发文窗口、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市血液中心、市工商局（物价局）12315／12358申诉举报中心、市工商局（物价局）注册分局、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市地税局税务咨询中心、市城管局行政许可服务窗口、龙岗区国税局平湖分局、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文锦渡口岸管理处、南山海事处、蛇口海事处、梅林海关保税工厂监管科、___海关现场业务处报关企业注册科、___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盐田边检站、蛇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宝安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务科、中国农业银行___国贸支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___科技园支行、中国建设银行___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___市天健世纪支行、市机场国际航空销售有限公司贵宾厅、___汽车站、___电信10000号客户服务中心、广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___公司华强北服务厅、中国联通有限公司___分公司10010客服热线、市邮政局红荔储蓄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气客服务分公司、华侨城旅游度假区、___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市行政服务大厅、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立案窗口、___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___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福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罗湖区黄贝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科、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出入境管理科办证窗口、盐田区劳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盐田区图书馆、南山区财务管理中心、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宝安区沙井街道计划生育中心、宝安区公明街道东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龙岗区法律援助处、市电信局龙岗分局龙城营业中心
市文明社区(43个)
福田区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一村社区、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二村社区、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田区沙头街道益田社区、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福田区南园街道滨河社区、福田区园岭街道长城社区
罗湖区罗湖区笋岗街道田贝社区、罗湖区南湖街道渔村社区、罗湖区莲塘街道鹏兴社区、罗湖区东门街道花场社区、罗湖区翠竹街道民新社区
盐田区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沙头角社区、盐田区海山街道鹏湾社区
南山区南山区南山街道北头社区、南山区南头街道莲城社区、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南山区沙河街道华夏街社区
宝安区宝安区西乡街道桃源社区、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社区、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一社区、宝安区沙井街道岗社区、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宝安区公明街道下村社区、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宝安区龙华街道牛栏前社区、宝安区观澜街道新田社区、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社区、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湖社区、宝安区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龙岗区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龙岗区布吉街道坂田社区、龙岗区横岗街道荷坳社区、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龙岗区坪山街道碧岭社区、龙岗区坪地街道中心社区、龙岗区坑梓街道秀新社区、龙岗区葵涌街道土洋社区、龙岗区大鹏街道鹏城社区
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先进工作者（133名）
市直机关工委廖成林市纪委副书记；陈治祥市地税局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秦世平市公证处副主任；陈捷茂市住宅售房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杨慧平___海事局南山海事处通航处副主任科员；吴有瑜市治理___河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曾华生罗湖海关关长、党组书记；黄启明___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新闻中心采访部记者；罗
诚市建设局建筑市场管理处主任科员；林先贤市交通局机关党委书记；董日生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冯远平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___分公司党群办公室主任福田区刘平力福田区园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鸣福田区南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国才福田区福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游福田区沙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伍奕青福田区梅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邓向阳福田区华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林延岳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廖建春福田区莲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晓中福田区文明办主任；谷廷兰福田区安监局局长；张健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罗荣才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局长；黄伟兰福田区沙头街道下沙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卫改梅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二村社区居委会主任
罗湖区宋联安罗湖区华侨联合会主席；邓志强罗湖区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李瑞琼罗湖区桂园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黄瑞儒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谢晓东罗湖区东晓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成泽彦罗湖区妇联主席；刘岭罗湖区黄贝街道党工委委员、办公室主任；蒋顺遂罗湖区南湖街道办事处城管行政执法队队长；聂玉梅罗湖区笋岗街道办事处梨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工作站长；邝世雄罗湖区莲塘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与安全监督科科长；陈志强市公安局清水河派出所科员；刘锦涛罗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盐田区陈琼英盐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局局长；杨斌盐田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余功建盐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副局长；田卫国市公安局海山派出所综合室副主任；刘瑶城盐田区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罗金泉盐田区海山街道文化站副站长；邓德良盐田区盐田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滕湘丽盐田区梅沙街道办公室科员
南山区黄和平南山区南头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黄梅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妇联主席；于学智南山区民政局调研员；张凯凌南山区文化局助理调研员；陈桂育市质监局南山分局书记、局长；姬耀光南山区文明办专职副主任；黄群南山区卫生监督所所长；聂育强南山区城管行政执法局主任科员；刘权林南山区南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严明南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罗小玲南山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助理调研员；叶丽芬南山区教育局工会主席
宝安区黄景秀宝安区西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文锡宁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党支部书记；赖为杰宝安区沙井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文化部部长；陈瑞明宝安区松岗街道燕川社区党支部书记；欧志雄宝安区石岩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文化办主任；张新平宝安区龙华街道民治社区党支部书记；骆秋雄宝安区观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河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宣传部干事；胡在礼宝安区光明街道武装部部长；廖远飞市工商局宝安分局局长；曾裕池宝安日报社社长；陈勇宝安区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书记；严应元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院长；黄福新宝安区交通局局长
龙岗区文枫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主任；洪碧伦龙岗区布吉街道布吉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大芬居民小组负责人；邱万里龙岗区横岗街道办事处主任；林志凯龙岗区龙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部长；刘华东龙岗区龙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健龙岗区坪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部长；吴拱文龙岗区坪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伟忠龙岗区坑梓街道文体服务中心副主任；杨锟发龙岗区葵涌街道办事处主任；郑扬明龙岗区大鹏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部长；郑育清龙岗区南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调研员；潘家栋龙岗区建设局局长；杨维高市质监局龙岗分局局长；张荫青龙岗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局局长；姜丽龙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肖石山龙岗区城管局副局长
驻深工委王业锋市石油公司东星油站站长；王贤军___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党群办公室主任；余向东市万科物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许远锋中建二局___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市华达玻璃钢通信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刚___中核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周志良___电器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明杰市伊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红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崇耀上海市人民政府驻___办事处主任；张永平___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市教育局杨国洪___大学校团委书记；施卫芳___职业技术学院人事保卫处处长；熊学珍___外国语学校高中部学生处副主任；严杰夫市教苑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鲁江市高级中学学生处主任市国资委彭建安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黄传奇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小华市深业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杨进军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一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辛杰市长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明忠市
城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京生市深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莉市粮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振怀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自民市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洪博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牟勇市国资委办公室主任；赵飞市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___警备区梁毅恒中国人民75212部队政治处主任；赵军中国人民75205部队政委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6
关键词：学生社团；高校学生工作；生力军
一、高校学生社团现状与存在的弊端
根据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1号之总体指导精神与第四章（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具体要求，学生社团的组建是以学生自发发起，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范围内活动，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以相同兴趣爱好等公共意识趋同的学生集合体、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非盈利性学生组织。学生有依法依规有组织社团，参加社团活动的权利，高校社团组建有多种形式与分类，根据高校社团分类组织形式不同分类方法存在一定差异，依据学生活动的共性与现实组织特点大概可以归纳为四大类：
一是以兴趣学科爱好类；二是以公益理想信念类；三是以学术专业技能为主；四是以创业社会实践为主。这些社团的组建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提升能力见识，增加实践，培养团队意识，独立人格，施展才华，展示风采的平台。为学生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一）高校社团特点：
（1）自发性（2）广泛性（3）松散性（4）灵活性
（二）高校社团存在的弊端：
在高校社团工作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由于高校教育体制，机制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随着高校学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相关弊端日益明显体现。
（1）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机构
（2）活动组织形式与内容深度不够
（3）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二、中外高校社团现状对比
（一）数量与总量对比
根据截至2005年共青团不完全统计，我国2286所高校45000左右社团组织，平均每所高校存在社团70个，根据卡内基基金会2006最新统计，美国4387所高校，平均每所高校有社团400个，从高校社团的数量对比存在较大差异。
（二）规模层次对比
从国内社团情况看，人数超过1000的社团极少，大多数社团人数在500人以下，另外从社团的活动组织数量，活动组织范围，中美高校社团存在巨大差异，国内某些高校也跨区成立高校社团联盟，但是活动组织往往还是独立运作作用影响对比美国社团很多存在上百年历史，吸引了很多社会名人参与，另外美国高校对于学生社团的支持力度较大，而且可以通过外部会员的方式，吸引较强的社会支持与赞助，从活动的组织规模，内容层次方面，往往具备较强的影响力，而我国的高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依然是属于高校党团领导下的组织机构，主要是从丰富校内学生活动，提升学生社会实践与学生能力为宗旨，因此我国高校具备较积极的正面效应，而国外的社团相对影响较大，但是相对较杂，社团品质良莠不齐。
三、高校学生社团创新管理方式的探索
当前，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社团学生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整体良好，但也存在许多不适应社团发展要求的问题，如缺乏奉献精神，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心理素质差等，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团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功能的实现。为全面提高学生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学生社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青年大学生凝聚在一起，在教学主渠道之外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体现在学生社团的管理当中。在学生社团的引导和管理当中，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四、加强思想引领，积极正面，合理引导学生社团发展
（一）注重发挥理论学习，加强社团的凝聚作用
积极引导理论学习型社团开展思想引领工作，通过它们的作用凝聚广大青年大学生。加强理论学习，组织举办座谈会，交流会报告会，开展实事案例分析大赛、知识竞赛、系列文化节、基本覆盖全校同学。与此同时配合校团委实施校社联积极组织各学生社团参加各类活动。
（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各项工作
有针对性地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在《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条例》、《武汉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章程》的基础上，研究学生社团管理相关问题，建立健全学生社团“评奖评优”工作制度、大学学生社团聘请导师、大学星级学生社团、社团之星评比办法、大学学生社团团建工作管理条例、大学学生社团年度检查制度、大学学生社团财务管理制度、大学学生社团服务工作条例等制度。强化校社联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干部考核办法、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档案管理办法、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办公室值班制度、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外联管理办法等制度，不断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有序。
（三）扎实推进社团党团组织建设，加强学生社团骨干队伍建设
积极引导学生社团开展自身组织建设，逐步探索新形势下在学生社团中建立党团组织的有效途径和措施。校社联成立社团团建工作小组，负责学生社团团建试点工作，结合试点社团自身情况赋予社团团支部不同工作职能。校社联各内设部门建立活动团支部，负责部门内部培训、团支部成员工作表现记录等工作。校社联在搞好社团联合会队伍建设的基础上，以学生社团干部培训为主体，开展“社团骨干训练营”、“管理能力素质拓展计划”、“薪火传承计划”等活动，拓展社团骨干队伍培养机制，帮助学生社团从基本政治素质、策划能力、协调能力等方面进行骨干队伍和后备力量的培养。
参考文献：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7
关键词：多校区办学；学生社团；管理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263-03
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大学生学习、生活方式出现新的变化，大学生社团日益成为高校中有影响力与凝聚力的群体，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如何实现多校区办学社团的科学管理、发挥学生社团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是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实践，将为广西高校多校区办学条件下学生社团的管理工作提供较好的借鉴模式。
一、高校多校区社团发展的现状调查
2011年以来，本课题组成员对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工学院、贺州学院等14所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学生社团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交流访谈等方式，共发放问卷140份（每所高校10份），调查共回收问卷140份，有效回收率100%。在此基础上，以桂北片区（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医学院、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地跟踪调研。
从表1可见，从调查的广西14所高校317个社团当中，学生社团以500人为分水岭。其中规模在400人以下的社团占大多数，比例到达51.72%，规模在600以上的社团占小部分，比例仅为25.64%。从表格不难发现在目前多校区办学环境条件下，中小规模的学生社团占据大多数；而成型大规模的学生社团较少。例如桂林理工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2011年协会会员人数高达2875人，而规模较小的电子协会人数仅为89人。
从表2可见，社团类型分为（以桂林理工大学的学生社团类型分类为参考）：职能服务型、社会公益型、兴趣爱好型、学术科技型社团等四大类型。从广西14所高校317个学生社团类型分布情况看，多以兴趣爱好型社团发展为主，比例高达48.58%；而学术科技型、社会公益型社团发展比较缓慢，分别为15.14%、16.71%，社团类型分布发展不平衡。
从表3可见，社团指导教师中讲师占大多数，高达43.93%。而在高职称范围内的社团指导教师较少，其中教授和副教授所占比例为42.55%。部分高校当中有些社团尚未配备指导教师，其中社团指导教师主要来自校内教师兼任。
从表4可见，被调查的14所高校317个社团的困难大部分集中于多校区社团建设和发展缺少办公场地和设备、社团活动场地缺乏、社团经费严重不足等，所占的比例分别高达92.11%、86.11%、81.07%。多校区社团发展学校重视度不够和缺乏社团指导教师的指导造成了社团发展步履维艰，社团发展不平衡，出现社团干部综合素质不够高，社团会员流失严重的现象。
二、高校多校区社团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多校区社团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还没有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社团发展缺乏持续性，发展目标不明确，多校区的社团建设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探索和起步的阶段，社团的建设和发展往往得不到相应的重视；社团发展具有自发性，发展太快，各级管理机构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很多学生社团缺乏约束性的规章制度，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多校区学生社团内部管理机制运行不畅，造成社团管理缺乏生机与活力，发展目标不确定，不利于社团的建设和管理。
2.多校区社团活动缺乏校际交流的有效载体，活动内容缺乏目的性和系统性，内涵与深度不够。多校区办学直接导致了地理位置不连贯甚至相距较远，社团之间对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等缺乏探讨和交流，社团的文化精神难以衔接和传承，容易导致社团工作的脱轨。很多社团活动开展没有从广大会员的角度去考虑，没有从社团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去挖掘品牌和特色，致使社团活动形式较为单一、没有连续性，一些活动流于形式，缺乏新意，活动的目的性和系统性不强，随意性大，影响了广大会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3.多校区社团经费支持和场地供给不足，社团类型分布失衡，社团会员缺乏稳定性。目前在多校区社团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学生社团存在着经费不足的情况，学校没有专项的建设经费，导致社团活动的强度有限，质量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一些社团自筹资金的能力和渠道有限，使社团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
4.多校区社团缺乏社团指导教师的指导和考评奖励机制，社团干部能力素质不高，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多校区的社团建设要往深度发展，社团指导教师的指导作用不可或缺，在目前调查的部分高校当中，社团虽配备了指导教师，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很少。加之部分高校缺少对社团实行强有力的考评机制，社团骨干在多校区社团发展中没有强烈的归属感，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社团的发展和开展活动中，执行能力和组织能力不到位，造成活动的开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最终导致社团活动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三、高校多校区社团管理模式创新的组织原则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8
十几年来,我国的高职教育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出现了大量的高职院校,一些行业、部门纷纷办起了职业技术学院,或在普通本科院校中附设高职学院,从而使办学的数量、学生的规模及办学的层次每年都有突破,量的扩张基本达到了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程度。可以把高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变化视为第一次飞跃。在第一次飞跃的过程中,高职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城市优于农村,重点院校优于普通院校。总体上讲,办学质量不高,社会信誉还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期望值。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实现高职教育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已经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飞跃”。显然,要想从根本上提升高职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仍然停留在过去“粗放式经营”的阶段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寻求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式把有限的职教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使整个职业教育一盘棋的每个棋子都发挥出最大效能,才能使高职教育的第二次飞跃得以最终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应运而生。
教育集团是从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移植而来的教育经营开发组织形式。2005年,山东省教育厅、经贸委印发的《关于组建省级职业教育集团的意见》对职教集团作了如下规定:“职业教育集团是由职业院校、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产教联合体,不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职教集团应坚持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宗旨,以专业和人才培养为纽带,以校企双赢为基本目标。通过组建职教集团,充分发挥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各自的优势,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水平,建立一种由重点职业院校牵头,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参与,以专业发展为纽带,以校企合作为重点,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目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低投入、高产出的职业教育发展新道路”。这一规定可视为对高职教育集团内涵的高度概括。
高职教育集团化运作的优势
集团化运作是高职教育有效利用资源、大力提升办学实力、扩大品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运作机制是可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总结起来,可以获得以下三种效益。
规模效益在高职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高职教育集团化运作能集中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条件,通过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层次、多形式组成高职教育集团,扩大高职教育的业务范围、专业范围、层次范围及地域范围,形成相当的资源优势,获取更大的规模效益。
产出效益在集团化的条件下,如果职业教育在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符合投资者的需要,则会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除政府外,还会吸引企业、团体、个人及一些法人单位的资金投入。一方面,高职教育通过集团化可以形成自己的教育产业,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高职教育集团通过向企业和社会提供人力、物力、智力等服务,又可以产生社会效益。
目标效益集团化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源的共享与互补,可以加快信息获取过程和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过程。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不同的资源可以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在教学研究与培养目标、教学质量与计划控制、专业设置与招生就业、设备利用与后勤服务等方面可以实现有效对接。
高职教育集团化的经营策略
对高职教育集团化发展战略的研究,既要注重集团化办学的理论基础,更要注重经营实践的操作,在科学经营高职教育集团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要制定明确的经营发展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人们受教育的需求陡增。高职教育集团在这样利好的市场环境中应该认识到,集团化办学的优势不在于为社会简单地增添学校数量,而在于满足社会大众通过普通高等教育无法满足的教育需求。高职院校应该针对普通高校所能提供的教育产品的“盲点”做文章。只有为人们提供高水平、高质量、高回报的教育,高职教育集团才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生源,为集团化办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要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科学正确的经营理念能保证高职教育集团顺利地实现经营目标。高职教育集团要牢固树立为市场、为用户服务的经营理念,根据社会需求安排自己的教学及管理服务工作,满足用人单位需求,实现毕业生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平衡与结合。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了解社会及行业的真正需求,按照急需人才的规格、层次、专业及具体要求设置专业,确定培养目标,按需办学;二是要按照人才市场需要和用人单位要求安排组织教学活动,按企业要求培养劳动者,生产定型产品,实现产需结合;三是要有竞争意识,高职教育集团要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和策略,办出自己的特色,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要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职业教育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高职教育集团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抓就业、促招生的经营策略加强就业工作,以疏通出口保证进口顺畅。一是要加强校企联姻,抓好毕业生的推荐工作。高职教育集团应建立学生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形成学生的就业网络,打通出口,为企业输送需要的技术人才,为每一个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岗位。“订单招生”、“定向培养”就是很好的培养与安置模式。二是要搞好人才市场调查。建立社会劳动力和各类人才需求预测系统是高职教育集团的一项重要工作,高职教育集团要设立专门机构,深入市场,通过多种形式了解企业及社会对人才层次、规格、专业、知识能力方面的要求,根据学校条件,有针对性地搞好专业设置开发。三是要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设置。高职教育集团应加强对企业用人单位的调研,跟踪调查毕业生情况,综合社会对人才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反馈给教学部门,以便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
要建立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高职教育集团的管理必须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的观念。不仅要注重人才的质量管理,培养职业技能强、综合素质好、道德水平高、爱岗敬业、工作扎实的优秀毕业生,还要加强对各个教学环节的质量管理,包括招生录取、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毕业设计,以及教师的备课、上课、考试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由于高职教育集团是多个教育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组合而成的,教学质量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成功经营的高职教育集团无一例外地都非常重视集团内的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工作,有条件的高职教育集团还应该建立专门的全面质量管理监督体系。
要设置灵活高效的管理机构高职教育集团化的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管理体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成员单位法人代表负责制。董事会应是职教集团的最高权力机构和集体决策机构,其成员通常包括热衷于教育事业并关心高职院校发展的政府领导、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及成员单位的利益代表。因为教育具有公益性,所以董事会还应邀请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社会团体负责人、实业家及知名人士参加。董事会应该尽量吸纳有利于集团化发展的各类社会力量,加强集团与社会及企业的联系,通过董事的力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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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集团化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尽管高职教育集团化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在高职教育主体通过创建、兼并、合资、合作等方式实行集团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问题,为规避风险和解决问题,化不利为有力,化风险为机遇,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要努力创造有利于集团化办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实现高职教育集团化不单纯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仅靠学校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配合。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加强宏观调控,行业和企业应多方参与,还要组建专门的管理机构等,使以技能培养为本位的高职教育在各个层面上得以顺利发展。
要加快建立完善集团化办学的内部运行机制高职教育办学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集团化是新世纪高职教育大发展的重要特征。在管理格局上,要实现教学研究的一体化和校内、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的一体化,从而推动教学质量迈上新台阶。要改造和调整现行的人事管理制度,搞好高职教育与外部市场的接轨,真正实现内外交流,将一大批具有娴熟技艺和特长的社会各部门专业人才吸纳进来;同时,还要在集团内部加强教学工作,不断研究高职教育发展的新课题,以重点高职院校为龙头,将教学、科研、考核等纳入统一的轨道。
要积极稳妥地扩大集团化办学的自主权一是要进一步扩大高职教育集团在专业设置上的自主权。集团化办学应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灵活设置专业,没有“适销对路”的专业,就培养不出“适销对路”的人才。二是要继续扩大高职教育集团的招生自主权。经过资源重组、共享与互补的高职教育集团,办学实力可以得到明显加强。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对高职教育集团的招生计划应逐步放开,使其根据自身条件在招生人数上“吃饱”,办出规模,办出效益。三是要逐步拓宽高职教育集团的融资自主权。集团化办学在经费上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而是要通过集团自身的运作不断壮大自己。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在保证对高职院校的拨款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在银行信贷、合资、融资、集团基本建设及产业开发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如贴息贷款、税费减免等,增强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生命力。充足的自主权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对于高职教育集团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要正确把握集团化办学的基本原则主要应坚持以下原则:
1.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构建高职教育集团必须考虑种种因素,看到差异,因地制宜,不能照搬照抄,更不能一哄而上,要从当地实际出发,防止贪大求全。在办学过程中,不能将其等同于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使其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实体,高职教育集团不应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原则,而是应力求实现社会效益,追求人才培养和教育公平的最大效益。因此,构建高职教育集团要防止急功近利,切忌以教育集团的名义在收费标准上向市场化办学靠拢,在国有与民办的合并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坚持公益性的原则。教育具有公益性,高职教育的集团化办学从功能角度来看,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效益,一是经济效益,二是社会效益。前者取决于高职教育自身校办产业的发展程度,就是以产教结合为依托,不断增强学校的造血功能。实行集团化以后,原先属于不同院校的校办经济实体原则上应不予兼并,保持原有的利益机制;同时,集团本身也要努力创造一种既利于自身发展,又利于分校发展的大环境,逐步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后者主要指学校的办学质量,社会效益的高低,社会信誉的好坏,归根结底要由学校的办学质量决定。实行集团化以后,要严把教学质量关,要成立专门机构发放毕业生“质量合格证”,以集团化的名义向社会输送人才。只有这样,高职教育的办学及人才培养的质量才能保持长盛不衰。
3.坚持规范管理的原则。高职教育集团的办学目标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整体水平,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因此,在高职教育集团内部,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无论机关、企业还是学校,都应该坚持办学目标的一致性。在高职教育集团保留学校国有属性的同时,政府必须以适当的方式介入集团。如制定政策予以扶持,保障高职教育集团办学理念和目标;明确高职教育集团董事会统一领导下的学校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保障办学自主权;评估高职教育集团运行机制和管理效益等,通过宏观管理对其办学行为予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集团化办学的活力,明确集团化院校的办学责任,促使高职院校挖潜优化,办出特色,提高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9
关键词：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法》
一、民间组织及合法性的概念
（一）民间组织
本文研究的对象，在我国当前被人们以“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等等语词所表述。这些语词的含义或侧重点，因表述的主体、背景、场合的差异，有时相同，有时相近，而有时则相去甚远。
就我国法规、规章的用语而言，自1950年9月政务院《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起，[1]“社会团体”就一度是我国此方面法规、规章、行政命令、决定的最主要用语。1989年10月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列举的方式对法规的规范对象作了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的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基金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第2条）。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体制改革，尤其是单位制度改革的深入，[2]过去完全由国家兴办的事业单位开始部分地转向由私人或社会资金兴办，在政府与市场组织之外开始出现一种有别于“社会团体”的“民办事业单位”。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开始正式将这一组织类型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相并列。1998年国务院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并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3]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间组织遂成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共同上位概念。2000年4月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间组织”正式用于规章的表述。
在学术界，由于上述词汇是法规、规章的正式用语，它们至今仍经常出现在学术著作中。然而，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深，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纵深引进与热烈探讨，“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等概念也纷纷出现在学术研讨的正式与非正式场合。从整体情况看，讨论者对具体词汇的选择和偏好，常常取决于其对某个西方概念的理解、对本国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的判断和发展取向的期盼、以及其所讨论的对象是西方的还是本国的。例如，有学者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的定义-“凡符合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五个特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非营利组织”-“最受认同”，由此出发，在其讨论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时，坚持用“社团”，但当论及中国社团改革的未来时，则改用“非营利部门”；[4]有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最早是指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后来发达国家中以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为目的的组织也被包括进来，现在主要指发展中国家里以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己任的组织，尤其是那些草根层次的组织”，[5]因而，在论及中国情况尤其是未来发展时，比较注意避免用“非政府组织”一词，而另有学者认为，虽然同时满足非政府组织所有特征的组织在中国微乎其微，但用“政府体系和市场经济组织之外”的标准来衡量，却可以看到中国蓬勃发展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形态；[6]有学者认为，非营利组织的集合可称为“第三部门”，而“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具体地说就是非营利部门的状态”，“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将非营利组织研究叫做“第三部门研究”。[7]当然，“西方”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这些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必定不是只有一种理解，由于作为参照的西方概念的背景不同，再加上传译中的再理解过程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差异，我国学者在核心概念的选择上仍然存在相当的混乱，甚至同一个论者在同一个作品中，也常常交互使用这些不同的概念。
本文仍然沿用我国法规、规章中的术语，即“民间组织”。理由有三：首先，本文主要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属于对我国民间组织与法律关系的探讨，较少涉及西方背景，沿用我国法规中逐步形成的概念，更有助于探讨问题；其次，即使需要以某种标准或取向来引导中国民间组织的未来发展，这种标准也已经基本蕴涵于现行法规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界定之中，如“组织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愿性”；[8]再次，“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即使在西方已约定俗成，但作为直译过来的概念，汉语在字面上很难理解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为什么要被排除在非营利组织之外，企业等市场组织又为什么不属于非政府组织，而“第三”这一序数词以及“部门”的表述，都容易引人误入不切边际的遐想，更何况社会组织在何种意义上被划分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被称为“第三部门”的组织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不过，“民间组织”并不必然仅仅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类型，现行法规体系也只是将其作为这两类组织的共同上位概念。无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民间组织”都需要存有一种开放性，以利于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间组织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丰富其内涵或扩展其外延。基于此种考虑，本文从现有关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规界定中抽取其“同位素”，将民间组织理解为：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从事非营利活动的社会组织。其中，“自愿”意为“不被强迫地参加或不参加某一组织”：“非营利”指该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的成员不直接分享组织可能获取的市场利润：“公民自愿组成”表明其是非官方的，即具有民间性。
（二）合法性
中文“合法性”一词集结了两种主要含义：第一种是“合法律性”，意指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物的存在符合法律的规定，接近英文词legality；第二种是“正当性”、“合理性”，表征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物的存在符合人们某种实体或程序的价值准则，以及其他非强制的原因，而为人们所认可或赞同，进而自愿接受或服从，接近英文词legitimacy.[9]以“法律的合法性”为例，在第一种意义上，它主要表明一个（组、类）实在法规范符合其上位法或宪法的规定；在第二种意义上，它则表明该法律规范，符合人们的某种价值准则（如正义、公平、理性、自由）或者人们的理想、期待，从而被认为是正当、合理并自愿服从。
衡量一个行为或事物是否具有“合法律性”的标准，是实在法为该类行为或事物设定的规则，因此，只要能够明确实在法规则的具体内容，作出是否具有“合法律性”的判断就相当容易。而评价一个行为或事物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标准，主要是人们心中的某种价值准则；由于价值准则具有多元性、主观性、高度抽象性，对“正当性”的评估就相对复杂。因此，在“合法性（正当性）”概念的政治哲学传统中，衡量正当性的基础从难以捉摸的“自然法”到“公共意志”，从无法证实的“公共意志”到“代议制民主程序”，而从象征性的民主程序又到功能主义的“有效的服从”。[10]
由于判断和衡量“合法律性”与“正当性”的标准不同，对一个行为或事物的“合法性”评估在逻辑上可能出现四种情况：既具有合法律性又具有正当性；有合法律性但缺乏正当性；有正当性但不具有合法律性；既没有合法律性也缺乏正当性。第一种情况属于合法性的圆满状态，第二、三种情况表现出合法性不足，最后一种情况则反映出严重缺乏合法性，除第一种情况外，后三种都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进一步说，如果法律法规所规范的对象整体上处于第二种情况，则表明该法律法规虽然有实效，[11]但是正当性不足，例如：由于法律的鼓励而导致普遍的偷盗行为，偷盗行为的普遍化表明该法律规范有实效，但显然缺乏正当性；如果整体上处于第三种情况，则表明该法律法规既缺乏正当性也没有实效，已经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例如：如果法律禁止见义勇为，社会上见义勇为现象的普遍存在，就表明了该法律既缺乏正当性也没有实效，严重缺乏合法性。
本文无意涉及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合法性”问题的方方面面，仅仅试图从已经出现的民间组织合法律性困境入手，联系《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揭示导致这种合法律性困境的主要原因，以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管窥现行民间组织法规体系的合法性困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新的立法来解决民间组织合法律性的现实问题。
二、民间组织合法律性困境
我国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到一九初，全国性社会团体由‘’前的近百个发展到1600多个，增长16倍；地方性社会团体由6000多个，发展到20多万个，增长33倍。”[12]根据国家民政部网站上的统计公报，1991年我国全国性社团有836个，地方性社团数为11.6万个；到1996年，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为1845个，县级以上社团总数达到18.7万个；截至2002年底，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为1712个，全国社团总数为13.3万个，另有民办非企业单位11.1万个。[13]
然而，上述数据仅仅反映我国民间组织数量增长的一个方面。在正式登记在册的组织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未经登记的民间组织。笔者于2002—2003年上半年在深圳、安徽部分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经过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数量只占民间组织实际数量的8%－13%.[14]如果把为解决特定问题结成的临时性组织和为娱乐庆祝而结成的短期组织包括在内，如为解决汗涝灾害村民自发结成的临时性互助组织、打工人员为索要被克扣工资结成的短期组织，这个比例还会更低。这一调查结果与研究民间组织问题的社会学家的估计大体一致：我国县级以下各类民间组织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但保守的估计至少在300万个以上。[15]另外，据民政部官员于1998年11月公布的初步摸底统计，当时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就已有约70万个，[16]而截至2002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数只有11.1万个。因而，总体上估计，约10倍于登记在册数字的民间组织的存在，应该与事实没有太大出入。
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但“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二）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17]第35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39条规定，在条例施行之日起1年以内，即1999年10月25日以前，社会团体必须重新登记，未办理重新登记的不得再以社会团体名义活动。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3条：“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第27条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者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2000年4月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一）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的；（二）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三）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
上述法规、行政命令中所说的“登记”，是指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申请成立程序，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因此，在民政部门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门、国家机关进行的登记，将不视为有效的民间组织登记。
参照以上这些规定，前文所说的未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第2款规定的可以免予登记的部分社会团体（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外，将属于“非法民间组织”。[18]由于缺乏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及全国现有民间组织数量的统计数据，我们不敢断言“非法社会团体”占社会团体实际总数的比例。但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却可以提供一个参照的比例：按照前文所引资料，1998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约有70万，而截至2002年底，实际登记的数字为11.1万；这就是说，即使近几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际总数没有上升，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的“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也占到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的84％。[19]
如果说，占总数80％以上的民间组织是因为其没有进行登记而不具有“合法律性”，从而成为“非法民间组织”，那么，经过登记的民间组织也可能因为其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丧失其合法律性，或者导致合法律性不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2、33、34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4、25、26条，列举了已经登记的民间组织的十种违法情况：（1）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内未开展活动的；（2）涂改、出租、出借登记证书或印章的；（3）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4）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5）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6）社会团体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7）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8）侵占、私分、挪用民间组织资产或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9）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10）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然而，经登记地民间组织的实际情况却是，“绝大多数社团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决策程序、财务制度、激励机制、监督机制都不健全，而且人员老化、经费短缺、财务混乱几乎是普遍现象……几乎所有的社团都在从事营利性活动。有些社团还与业务主管单位勾结起来，利用行政权力谋取非法利益”。[20]“到1995年底，全国性社团共有1810个……据我们初步统计，在1810个全国性社团中，真正能够很好地按宗旨开展活动的只占20％，也就是说，只有400个左右；而基本上没有活动或内部矛盾重重，闹不团结的也在20％左右……”[21]江苏省在1996年全省社团清理整顿中，合并、注销各级、各类社会团体3000多个，比原来精简20％左右。[22]广东省1996年对全省317个基金会及部分联谊会的“乱拉赞助问题”进行了清理整顿，结果清理出不规范的基金会70个、非法基金会71个。[23]
考虑到现有执法力量的限度，这些资料揭示的必定仅仅是一部分情况，现实中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困境应该比这还要严重得多。那么，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种合法律性困境呢？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的多元化促成的结社需求迅速增长，趋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职能改革把部分政府职能分化到社会中，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结社活动提供了经济条件，人们追逐私利，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等等，都可以部分解释这种现象。不过，这些阐述有的只是在解释民间组织总量增长的现象，有的属于一般性推断而无法证实，不能根本说明导致这些组织的“合法律性”困境的原因，从而也无法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提供政策和法律方案。本文试从法律角度对此予以考察，主要在执法和立法两个层面上展开。
三、民间组织“合法律性”困境的原因：执法层面
按照现行法规，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制度可以概括为“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和分级管理”。“归口登记”是指，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免予登记的外，所有民间组织都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在其他国家机关、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的，不被视为有效的民间组织登记：“双重负责”是指，民间组织管理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工合作，共同实施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监督：“分级管理”是指，依民间组织的规模，全国性民间组织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及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管理监督，地方性民间组织由地方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及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管理监督。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6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5条，民间组织管理的执法部门主要是各级民政部门中的民间组织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具体地说，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7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规定了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1）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2）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3）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其违反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8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0条，规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1）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2）监督、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3）负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的初审；（4）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5）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清算事宜。
这只是两个主要法规对执法部门职责的一般性规定，执法部门的实际职责还远不止这些。《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对非法民间组织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依法作出取缔决定，没收其非法财产。”民政部主管官员主编的《社团管理工作》一书指出，除上述职责外，业务主管单位还要“对已经登记的社团负责日常管理”，主要包括：“负责对社团负责人和社团专职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形势、任务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熟悉并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负责对社团负责人的选举和换届任免的审核、社团专职工作人员的党组织建设、工作调动、工资调整、职称评定等方面的管理；负责对社团的重大业务活动（包括召开研讨会）、财务活动、接受资助和外事活动进行审查及管理；负责对社团内部组织机构的调整、增减等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并督促社团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注销登记手续。同时，协助社团清理债权债务并出具债务完结证明等善后工作。”[24]
由此来看，执法部门的管理监督涉及民间组织从筹备成立、日常活动开展直至其注销，以及打击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的几乎所有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监督管理制度应该可以阻止或者有效解决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问题。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困境呢？我们以依法成立和运作一个社会团体为例，看看其在正常情况下需要执法部门提供哪些监督管理服务。[25]
（1）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批准（第9条）。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内容一般包括：成立该社会团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审查筹备的社会团体拟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负责人的政治情况及在本行业、学科、专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审查申请筹备的社会团体的业务范围、活动地域及活动方式；审查申请筹备的社会团体的经费来源渠道是否合法、稳定；审查申请筹备的社会团体是否具备规定的社团法人的几项条件。
（2）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发起人持筹备申请书（内容包括：成立该社会团体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社会团体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社会团体的活动地域及活动方式；活动资金和经费来源渠道；社会团体拟发展的会员及分布情况）、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和身份证明、章程草案等，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第11条）。登记管理机关收到全部文件之日起60日内，对这些文件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筹备的决定（第12条）。获得批准筹备的，在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第14条）。登记管理机关在收到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文件30日内，对其再次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登记。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业务主管单位（第16条）。获得批准成立的，自批准成立之日起6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备案文件之日起30日内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备案事项包括所有登记事项、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文件以及印章式样和银行帐号等（第17、18条）。
（3）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工作报告的内容包括：本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第31条）。年度检查需要提交的材料一般包括：《社会团体年检报告书》；上一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上一年度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工作计划；《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副本；以及其他需报送的有关材料。登记管理机关根据提交材料并通过其他措施进行审查，确认其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无违法违纪行为，财务制度健全，收入和支出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变更登记及机构设置备案手续，在规定时限内接受年检，所有各项条件均符合的，确定为年检合格；发现其存在（a）一年中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的，（b）经费不足以维持正常业务活动的，（c）违反章程规定开展活动的，（d）违反财务规定的，（e）内部矛盾严重，重大决策缺乏民主程序的，（f）违反有关规定乱收会费的，（g）无固定办公地点一年以上的，（h）未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或机构备案手续的，（i）无特殊情况，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接受年检的，（j）年检中弄虚作假的，或（k）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等情形之一的，确定为年检不合格。
（4）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需要报请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备案。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第20条）。
（5）当由于完成章程规定的宗旨、自行解散、分立或合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终止时，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由业务主管单位会同其他有关机关，指导其清算工作，然后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注销登记和注销备案（第21、22、23、24条）。
上述前四项服务是对几乎任何一个经过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都必须提供的。如果再考虑上文所述的执法部门的其他职责，如民间组织平常开展的活动，对其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对未经登记而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予以取缔和没收财产，以及根据上级指示和通知，不定期在其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内对民间组织予以摸底调查，甚至对已经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予以复查登记，以此推算，如果中国现有300万民间组织均履行依法登记、年检、重大活动报批等程序，执法人员均给予有效的监督管理，在监督管理的技术手段尚没有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应该有一个无比庞大的民间组织管理系统，并且在财政支出方面，也必定需要庞大的预算。
1992年9月，一位民政部主管官员公布了当时民政部门中民间组织管理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情况，“到目前，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设置了社团管理处（室），配备社团管理干部217人；270个地市、直辖市辖区和700个县市也建立了社团管理机构，分别调配专职或兼职社团管理干部605人和726人”。[26]此后，随着国家对民间组织监督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强调，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1999年，“北京、上海都设立了副厅级的民间组织管理机构。北京编制140人，设立9个处，其中包括50人的监察大队。上海行政编制50人，设5个处。青海、湖北等省今年也都设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27]执法部门人员编制和财政经费的增加，应该对解决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问题有一定作用，直接的表现就是全国各地对非法民间组织的打击和取缔取得了成绩，如北京市“先后查处了400余个非法结社的社团组织”，天津市在1994年5月27日和1995年5月27日两个“社团管理行政执法日”，“共清理擅自成立的非法组织51个”，广东在1994－1998年中“劝其自动解散223个，撤销登记150个，依法取缔14个，命令解散非法社团22个”。[28]然而，这些“成就”对于解决我国民间组织合法律性问题的现实困境，最多也只是“杯水车薪”。由于人员编制和财政经费得到增加后，已登记的民间组织大批被撤销、注销、合并，以社会团体为例，从1996年－2001年，经合法登记的社团数量分别为18.5万、18.1万、16.6万、13.7万、13.1万、12.9万个，[29]逐年大幅下降。
笔者2002－2003年上半年在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虽然由于调查范围和对象都非常有限，而且调查方法也并不令人满意（即受条件限制，只能采取“逮着谁问谁”的办法），从而调查结果必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起码也反映了部分经验。我的调查对象分三种：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单位以及部分民间组织。调查中，负责民间组织管理问题的同志均反映人员配置不足的问题。在未进行机构调整之前，部分地方县级民政部门甚至没有负责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专职人员。2001年前后，随着国家对民间组织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在政府机构调整时相应增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力量，县级民政部门中设“民间组织管理股或管理办”，一般配备1－2名专职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部分负责民间组织登记的民政人员指出，人力不足并不是民间组织管理中的唯一难题，困难的问题还有：大量的财政支出，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法规本身含混不清、难以把握，法规与政策导向不一致，等等。对业务主管单位的调查发现，在所调查的二十几个业务主管单位中，没有一个存在对其所属民间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专门人员或机构。对部分民间组织的调查的印象是，民间组织普遍抱怨登记管理机关办事效率低、要求过分严格，业务主管单位难找、索要的回报或报酬过高等等。
就各级民政执法部门而言，鉴于人事编制和财政预算有限，在迅速增长的公民结社需求面前，全面履行上述法定职责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要经常按照上级指示，“抽兵借马”来应付“清理整顿”。同时，由于法规尽管规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广泛职责，但并未就谁必须担任业务主管单位作硬性规定，也未对业务主管单位疏于履行职责规定具体法律责任，在实践中，一方面大多数具备法定资格的机关、单位或组织不愿成为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另一方面，即使担任了某些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后，也很难履行实际职责，[30]这就使得登记管理机关工作量的加大。如此一来，出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登记管理机关不仅不得不放任大量未经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实际存在，而且对那些经过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也无法按照法规、规章的要求进行实际管理。由此，非法民间组织越多，越需要“清理整顿”，而由于“清理整顿”增加了执法的正常成本，执法部门便越是应接不暇。
以“精兵简政”、“小政府、大社会”为取向的政府体制改革，首先在人事编制方面阻却了进一步扩大管理部门规模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也不允许在民间组织管理方面投入过多的资源。如果进一步考虑我国政府职能的范围，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面临的更多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民间组织管理不可能也不应该获得人事与财政方面的特殊优待。以此观之，相对于法定职责的执法力量不足导致的执法不能，应该是民间组织合法律性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民间组织“合法律性”困境的原因：立法层面
上述对执法层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现行法规为民间组织管理设置过高的执法成本，导致实践中的执法不能，这就是说，执法不能是表面问题，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立法不当。
（一）立法更迭与数量变化的巧合
民间组织的繁荣发展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现象。早在20世纪之初，我国民间的各类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开始纷纷成立。到1911年，光政治激进派革命团体，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军”，就有193个。截止1913年，全国的商会组织已经达到1076个。从1912年到1921年，仅仅江苏一个省，社会团体的数目就达到了1403个。[31]民间组织在建国前曾经有过相当大的规模。建国以后，政务院于1950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内务部于1951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随后开始对社会团体进行第一次整顿。1965年，大陆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将近100个，地方性社团6000个左右。
十年“”期间，全国各类社会团体陷入“瘫痪”状态。1976年社团活动恢复，社会团体数量开始迅速增长，民间组织发展再现繁荣。到1989年，我国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数量达到1800个左右，地方社会团体数量达到近20万个。与此相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前至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前，原《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已然在“”中失效，除国家民政部等的一些“通知”、“决定”等内部文件外，我国民间组织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1989年，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随之开始对民间组织实行清理整顿。按照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登记统计数字，截至1991年底，全国性社团数为836个，地方性社团总数为11.6万个。
1996年，我国社团总数达到迄今为止的历史最高峰，全国性及跨省级活动区域的社团数达到1845个，县级以上社团总数有18.7万个。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民政部受国务院委托，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修订案于1998年10月25日通过实施，并随之再次进行重新登记确认，社团数量急遽下滑，2000年全国性社团数为1528个，全国社团总数只有130768个。[32]
从这个简要的历史轮廓来看，民间组织的立法更迭与组织数量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巧合。几乎在每次新立法颁布后，经过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数量都会在短期迅速减少。
（二）现行立法的控制型管理取向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二）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三）有固定的住所；（四）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五）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六）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第1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一）有根据证明申请筹备的社会团体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的；（二）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三）发起人、拟任负责人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四）在申请筹备时弄虚作假的；（五）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1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一）有根据证明申请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二）在申请成立时弄虚作假的；（三）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必要成立的；（四）拟任负责人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五）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由于现行法规在其他条款中规定了“必须登记”的规则，不符合上述法定条件者，不仅没有登记资格，在法律上也没有存在资格。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看，不仅城乡之间、东西之间，而且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在经济条件、文化程度等多方面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不同的人所能支付得起的结社成本是不同的。对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贫困山区的公民来说，关于会员数的规定、关于活动资金最低限额的规定，无疑为他们的自由结社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就结社的意义和功能而言，恰恰他们才是对结社最有需要的。[33]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规定，应该只针对部分社会团体，现实中许多社团并不一定需要有专职工作人员。“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具体规定了法定最低限额的活动资金后，也让人难以理解其意，似乎是强调成立社会团体的条件之严格。“有证据证明……社会团体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的”，即不符合“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之规定，表面看来似乎没错，但是何谓“有证据证明”，谁举证、谁判定以及证据的标准是什么，均不得而知。“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业务范围是否相同或相似，与成立社会团体的必要性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何谓“必要”，在立法上均模糊不清。曾经受到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不能担当社会团体的发起人或拟任负责人的规定，则很难找到立法上的理由。[34]上述规定与1989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大同小异。然而，由于后者尚未明确规定“必须登记，否则非法”的准则，从逻辑上说，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仅仅是不具备登记资格，其存在资格起码悬而未决。
现行法规对民间组织管理确立的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制度。民政部官员在解释这一制度时指出，归口登记的意义主要有两个：一是要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格局；二是归口登记有利于加强管理。“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各部门都有权成立民间组织，曾一度出现发展过滥、总体失控的现象，民间组织的法人资格赋予工作十分混乱。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中央提出民间组织归口由民政部门登记。”[35]“双重负责管理体制”体制最早于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确立，并在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得到强化。这一体制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在民间组织、学术界甚至执法部门中受到广泛非议，而其为社会广泛诟病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主要在三个方面：在成立登记阶段表现为，它设立了两道“门槛”，即使具备法律规定的其他所有条件，只要找不到愿意担当业务主管单位的“婆婆”，依然至多只能成为“非法组织”之一；在开展活动阶段，表现为它设立了两种审查，相互之间既可能配合默契，也可能交叉重复，只有具备同时满足两种“口味”之能力的民间组织，才能“消遥自在”；在具体实施中表现为，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机关可能相互推诿，彼此埋怨，互说对方不履行职责。那么，如此为社会所诟病的管理体制，为什么不是在新的立法中被取消或者削弱，反而得到强化呢？立法部门看重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申请登记和人事管理两项职责，“所谓审查申请登记，包括对成立申请登记和变更、注销申请登记的审查。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意成立这个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同意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变更申请或注销申请，也可以审查后不同意他们的申请。对已成立的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业务主管单位管理该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活动超越本部门的职能范围，或者因机构改革，业务主管单位已经不再具备原来的管理职能，或者该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等，业务主管单位可以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不再作为该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在规定的期间内，该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将按照条例的规定，以该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再具备成立条件予以注销。人事管理很重要一点是对社团领导人选的甄选。社团秘书长以上领导人选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考核推荐，然后由会员大会或理事会民主选举。社团领导人的调整、撤换，业务主管单位有权提出意见，最后由社团民主程序决定。”[36]
我们把上述现象理解为现行立法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型管理”取向。控制型管理类似于家长对未成年孩子的管教，是基于管理者相对于管理对象的权威，为防患于未然，通过严密监督、控制等手段，避免管理对象做出对国家、社会、他人和自身有害的行为。正是基于此一取向，现行立法才设置了较高的法定登记条件、严格但也容易流于空洞的“双重负责管理体制”、合法与非法之间“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此一立法取向，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现行立法前后民间组织登记数量的变化，并且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立法为执法设置了广泛无边的权力和高不可及的制度实施成本。
控制型管理建立在对管理对象的不信任基础上，因而其合理性也在于管理对象的“幼稚无知”。同时，这种管理实施的可能性也以管理对象的实际幼稚为前提，随着管理对象的成长壮大，管理成本会越来越高，直至超出支付的可能限度，从而导致管理者无力应对，滑向实际放任的局面。现行民间组织立法曾试图控制民间组织数量规模的增长，在实践中却导致了其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方面，尽管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数的确得到控制，但由于执法成本过高，导致了执法的实际放任，那些依法不能进行成立登记的组织便转为进行“地下活动”的非法组织，而那些经过登记的民间组织，则利用执法能力不足，谋取私利，甚至从事违反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非法民间组织增多，也强化了公民不进行合法登记的侥幸心理，进一步导致非法民间组织的恶性膨胀。
五、现行民间组织法规的合法性问题
上文的讨论表明，民间组织严重的“合法律性”困境不仅从直观上反映了现行民间组织法规体系实效的缺失，而且，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联，即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民间组织管理法规的立法不当引起。我们知道，一项法律要能够被称之为法律，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它至少能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遵守。就此而言，现行民间组织法规体系已经出现严重的合法性问题。
（一）民间组织合法律性与正当性的悖谬
现行民间组织法规以是否登记为主要标准来划分民间组织的“合法”与“非法”，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未经登记的民间组织生存的法律资格。但这只能说明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不具有合法律性，却不能表明它们一定不具有正当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中国民间组织的研究成果都充分肯定了民间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重要意义，[37]而这些研究很少仅仅以经过登记的民间组织为对象。农村基层民间组织进行登记的比例相对较低，[38]但一项针对农村基层民间组织的研究表明，这些组织在整体上发挥着村民自我管理、解决老弱病残等社会问题、为村民提供经济服务等重要功能，“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从总体上推进了农村的民主和善治”。[39]
以农民自助组织为例。[40]农民自助组织是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发展起来的主要以农民自我服务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出于对农民自助组织实际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对我国农村长远发展的潜在意义的考虑，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国家有关部门在正式文件中一直予以肯定和扶持。如：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农村中有着大量的能工巧匠、生产能手、知识青年和复原退伍军人，要发挥他们的特长，支持他们建立技术服务组织”；198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专业农协的“参阅文件”指出：“专业农协是一种新型的、具有我国特色的、专业化的技术服务组织”；1989年国务院《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积极支持以农民为主体、农民技术员、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各种专业技术协会和技术研究会，逐步形成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群众性的农村科普组织及农民专业技术服务组织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199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要重视推动民间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和科技服务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推广适用技术和开辟新产业中的作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农村各类民办的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支新生力量。各级政府要加强指导和扶持，使其在服务过程中，逐步形成技术经济实体，走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道路”；1998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农民自主建立的各种专业社、专业协会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组织，多数是以农民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有利于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等等。但是，针对这些农民自助组织的社会调查表明，它们极少有在民政部门进行民间组织登记的，因而大多数并不具有合法律性。[41]
另一方面，经过登记的“合法民间组织”虽然具有存在的法律资格，却并不因此就具有了正当性。那些很少开展活动的，利用成立组织、甚至利用行政权力谋取非法利益的民间组织，就是很好的例子。民间组织合法律性的标准由法律规范设定，但其正当性却要其自身通过行为、通过其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以是否登记为“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导致了民间组织合法律性和正当性的悖谬。
（二）现行民间组织法规的潜能
尽管目前民间组织法规因其缺乏实效并且导致了民间组织合法律性和正当性的悖谬而面临合法性问题，但如果它仍然具有改变现状、应对未来的潜能，那么，其合法性问题终究可以在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
所谓改变现状，主要是获取法律应有效果的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解决近十倍于登记数量的非法民间组织问题。从现行立法来看，改变这一状况有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由于立法将广泛的权力赋予了执法部门，同时严格规定了对非法民间组织的惩罚措施，这样，通过运动式的执法活动，或许可以将这些非法组织一举清除。实际上，这种逻辑可能性在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重视和运用。自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后，针对民间组织的大规模运动式的执法活动至少有三次。但是，逻辑只是逻辑。1998年两个条例出台后对民间组织的“清理整顿”，应该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可是从迄今为止的效果看，并不理想。虽然经过登记的合法民间组织通过清理整顿后可能大幅减少，但从长期来看，不经登记的非法民间组织却可能会增多，因为假定人们结社需求不变，登记越困难，合法化的越少，则不登记的越多，非法的越多。其次，“清理整顿”实际上是一种高成本的执法方式。由于这些组织未经登记，执法人员在执法前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需要掌握其方方面面的确切证据，而同时，“清理整顿”总是具有阶段性，如果这些非法民间组织也是“理性人”，那么它就必然避开这一阶段，对执法人员来说，这无疑将大大增加执法成本。再次，由于国家行政上物力、财力、人力的资源限制，这种高成本的执法方式在客观上也不可能经常运用。而且，非法民间组织在与执法人员的长期博弈中，自然会越来越富于应对执法的技巧，加上民间组织数量会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执法成本也会越来越大，运用这种方式也就越来越不具有可能性。
所谓应对未来，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结社需求问题。公民的结社需求具有人性的成分。[42]有学者用“水瓢原理”来形容人性层次的结社需求-它就像水瓢一样，你用力往下按时会暂时隐没水中，但稍一松手它就又浮起来。[43]结社需求还有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成分。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大规模改革，政府包揽一切的社会生活方式逐步被放弃，许多过去由政府负责的社会功能需要新的社会部门去担当；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政府和企业都难以承担或者缺乏激励去解决这些问题，民间组织因此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带来公民生活方式、心理信念的变化，也为公民结社提供了经济基础。这些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改变，注定结社需求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继续高涨。有学者比较了法国、日本、比利时、匈牙利、美国、新加坡、印度等15个国家和地区每万人拥有的非营利组织数，结果中国大陆才只有1.45个，只是法国的1.3%，日本的1.5%，新加坡的10%，即使与本国的台湾地区相比，也只是其15.5%，[44]由此可见，我国公民的结社需求必定会有持续不断的增长。
通过立法抑制、堵塞公民的结社需求，是此前几部民间组织法规所体现的倾向。其结果也正如我们看到的，大量非法民间组织的实际存在，已经宣告了这种围追堵截式立法的破产。
在立法和民间组织管理实践中，应对日益增长的结社需求还有另一种方式，即“规划”人们的结社需求。立法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实践中，少数民间组织具有垄断地位，即国家只允许公民参加某一组织，而不允许建立新的同类组织，甚至要求公民必须参加某一组织。“规划”作为应对结社需求的一种方式，试图通过人们实际参加或促使参加某些已经构建好的组织，来达到满足人们结社需求的效果。但是，先且不说结社需求是否可以规划，从这些可供人们选择的组织看，其一定程度的垄断性是建立在对政府的依赖基础上的，多数情况下，其本身就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设立的。政府之所以愿意人们参与该组织，是因为政府对其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实践中，这些组织往往充当社会学家所说的“第二纵向沟通渠道”的作用，[45]或者干脆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工具。参加这样的组织是否能被称之为“结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疑问。重要的是，这种疑问不仅是笔者存有的，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对此表示困惑，甚至执法人员也坦然承认这与严格的“结社”概念有着区别。结社需求无法通过规划来满足，是基于其本身的性质。结社就意味着自愿、独立选择，没有选择的自由，结社概念就是空洞的。
（三）现行民间组织法规的合法律性问题
以上讨论一直假设现行民间组织法规具有合法律性。但是，如果这样的法规真完全具有合法律性，岂不说明我国的法律体系，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民间组织法规存在着正当性问题？
根据我国宪法第89条和立法法第56条的规定，国务院有权就民间组织管理问题制定行政法规。[46]仅仅从这点出发，现行民间组织管理法规似乎不仅符合其上位法律的规定，也是合宪的。然而，宪法和立法法赋予的仅仅是“行政管理职权”，现行法规有没有超出“管理权限”的范围呢？具体地说，现行法规是否有权确立未经登记的民间组织的非法性？是否有权从实体方面限制宪法上的公民结社权？
关于行政管理的范围，很难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我们以同样属于民政工作的婚姻登记管理进行一个简单比较：婚姻登记管理法规当然可以规定婚姻登记的条件、程序等等，但当涉及未经登记的事实婚姻是否非法的问题，就要由婚姻法而不是婚姻登记条例予以规定；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法规可以规定登记的条件、程序以及运作中必须接受的监督事项，但它能否以登记与否为标准来界定“合法”与“非法”问题呢？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的实现当然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来落实，在此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法律、法规中设定的程序性限制。现行法规一方面规定了申请登记的严格条件，另一方面规定未经登记“即为非法”，就不仅仅是从程序上对宪法的公民结社权的限制，而且涉及到实体上的限制，这就将宪法上的一般权利变成了一种特许权利，从而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职权范围。因此，即使现行法规并不完全缺乏合法律性，其合法律性起码也不圆满。
六、民间组织发展的立法建议
（一）制定《民间组织法》，逐步建立完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
从国家民政工作的实际需要来说，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法规体系当然必要。不过从上述简要的初步分析来看，在行政法规与宪法之间缺乏一个位居“法律”层次的立法，也很明显。公民结社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其所牵涉的主要不是对民间组织的管理问题，它关系到每位公民，可能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也与宪法确认的其他公民权利和自由紧密联系。目前，法律层次的立法缺位，已经导致居于行政法规层次的立法不堪重负，既有超越立法权限的嫌疑，也无能为力于改革开放后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制定民间组织法，重新制定或修改民间组织法规，逐步建立完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是时势之必然，法治所必需。
实际上，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明确提出制定《结社法》的立法任务，并委托民政部起草《结社法》草案。从1987年开始，“民政部按照国务院指示，开始了结社立法的工作，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十易其稿”，于1993年报送国务院。[47]尽管这部作为民间组织实体法的《结社法》没能按时出台，但这充分说明国家对民间组织统一立法的必要性已早有认识。与1987年相比，现在的民间组织发展情况显然更迫切地需要这样一部法律尽快出台。
该法名称采“民间组织法”的理由，已于本文开篇简述。这里仅就立法中的几个重要原则性问题予以扼要阐明，细节问题当另文论述。
第一，新法必须充分考虑其可实施性。这主要表现为，必须充分考虑现行国家政治体制框架下可能配置的执法力量，执法部门所能够承担的执法成本，法律规范在公民中能够得到认可的大致程度，以及现有民间组织的主要问题所在；其中，执法成本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新法必须明确设定执法权限，尤其是其中的执法性立法的权限。现行法规为执法设置过于广泛以至于根本无法实施的执法权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立法者与执法者二位一体，而且由于并不存在解决法规实施中行政纠纷的司法程序，规则的制订者同时也是执行者和裁决者。这种立法者、执法者、裁决者“二位一体”甚至“三位一体”的做法所带来的现实弊端已经非常明显。就此而言，《民间组织法》的制定工作，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组织专家学者、执法部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起草草案，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现有民间组织的意见。
第三，新法的重心应该是对民间组织行为的规范和指引。由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法规所构成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必须提供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哪些行为需要接受何种法律限制，哪些行为是法律所倡导的，以及不同违法行为所承受的不同惩罚等明确清晰的信息。民间组织能否按其章程确立的宗旨服务于社会，主要是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而不是身份）才是法律真正需要予以规范的对象，才是判定其“合法”与“非法”的标准。
第四，新法必须平衡“管理”与“维权”两种立法取向。结社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国际范围内都认可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和维护公民的结社自由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结社自由”概念针对的是侵犯结社权的现象，管理针对的是滥用结社权的现象，追求两者的和谐应该是新立法的价值取向。
（二）推进管理制度变革，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服务型管理
以制定《民间组织法》为契机，推进民间组织管理制度变革，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型管理，是真正贯彻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促进并巩固民主法治建设的成果，实践“善治”[48]的政治理想的必要之举。
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表现为严格的控制型管理。这种管理制度取向的合理性在于管理对象的“不成熟”，可能性也以管理对象的实际“幼稚”为前提，随着管理对象的成长壮大，这种管理的成本会越来越高，逐渐超出管理部门支付的可能限度，导致管理者无力应对、滑向实际放任的局面。与控制型管理相对的是培育服务型管理。所谓“培育”，是指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同样考虑管理对象的成熟程度，同样考虑管理对象的不当行为对国家、社会、他人及其自身可能带来的危害，但它并非一般化地对管理对象采取不信任态度，而是以管理对象的成长发育需要为出发点，按其实际发育程度给予其自治权利，尽量尊重并培养管理对象的主体意识；同时，对那些社会迫切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如环境保护组织）提供积极的政府支持，扶植、促进公益民间组织的发展。所谓“服务”，是指这种管理模式的目的主要在于提供政府服务，促进民间组织的责任意识，提高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例如：通过民间组织的公共信息，让普通公民随时可以方便地了解民间组织的实际状况。随着管理对象的成长壮大，培育、服务型管理的成本会越来越低，避免控制性管理在管理对象与控制性执法之间的恶性循环。
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服务型管理，首先需要废除“双重负责管理体制”。“双重负责管理体制”不仅不能实现当初的立法目的-配合民政部门实现对民间组织的有效监督管理，而且在实践中产生诸多始料不及的弊端，如阻碍公民结社权的实现，业务主管单位和其所属民间组织相互利用、谋取非法利益、帮助和保护所属民间组织从事非法活动等。
从控制型管理转型培育服务型管理，必须改革现行登记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民间组织的登记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要求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登记，同时规定了申请登记的严格条件（属于控制型管理），如新加坡、泰国；二是要求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登记，但是对登记条件没有任何实体限制，如印度尼西亚；三是只要求某些特定类型的组织必须登记，如英国只要求慈善组织必须登记；四是基本采取自愿登记原则，同时规定经过登记的组织得享税收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如美国、加拿大、南非等；五是所有民间组织均无须登记，如意大利。[49]第一、二种登记制度便于管理或控制，但是成本很高，适合于人口基数小或者民间组织不发达的国家。第三种登记制度适当降低了制度成本，但是在确定何种组织应该登记的问题上，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第四种通过法律规定因势利导，属于培育型管理的典型。第五种不要求登记，完全采用追惩制方式进行管理，适用于民间组织发展相对成熟、能够很好自律的国家，应该是所有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制度最终的归宿。考虑我国政府职能改革对行政部门执法力量配置的要求，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大、民间组织数量多的实际情况，也考虑我国改革开放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需求，本文建议综合上述第三、四种登记制度，规定特定类型和达到特定规模的组织必须进行登记，同时对其他民间组织规定自愿登记、税收优惠原则。这样，那些虽不属于法定必须登记的组织，可以自愿登记成法人，从而在与其他社会主体发生民事、刑事、行政纠纷时，可以按照法人的相关制度承担责任、享受权利。而未经登记的组织，只能以公民身份享受权利，当涉及责任承担时，可以规定连带责任或其他责任承担形式。[50]
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服务型管理，还应该建立并完善民间组织的社会监督和自律机制，从政府监控的一元化监督管理转向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和民间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社会调控格局。我国目前很多民间组织内部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决策程序、财务制度都不健全，财务混乱、经费短缺现象严重，很少开展服务于社会的活动，甚至利用民间组织身份谋取非法利益，这些现象都不可能完全靠政府监控来扭转。其根本出路在于，用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民间组织的运作机制，强制性要求民间组织运作的透明度、公开化，以此为基础建立民间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吸收社会资金解决民间组织的经费问题。实际上，西方很多国家之所以一方面民间组织发达，另一方面又较少发生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现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民间组织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例如，在澳大利亚，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到社团注册机关，查阅他想了解的社团档案资料。[51]如果民间组织的活动开展、财务收支、人员使用情况都高度透明，社会成员的每一笔捐赠随时都能够查阅，公众自然就能够建立对它们的信任，其经费来源当然也就不再成为不可解决的难题；而运作情况果真能如此透明，它又如何能够轻易违法犯罪或者谋取私利呢？
注释：
[1]此前，《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1942）、《陕甘宁边区人民团体登记办法》等法规文献中曾用“民众团体”、“人民团体”等词语。
[2]参见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六章。
[3]俞可平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前，公民社会的合法性程度非常低，‘民间组织’、‘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从1949年后一直是十分敏感的字眼”，从“社会团体管理司”到“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改名，“意味着民间组织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而这与民间组织自身发展壮大、政治文化深刻变化以及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是有关联的。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载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05页。
[4]参见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尤其是第二、二十章。
[5]同上，第12－13页，参见第二十章。另参见王绍光：《实践与理论：各国第三部门概观》，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页。有西方学者指出：“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讲，非政府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与国家和营利性组织活动相对立的。非政府组织主张的合法性来源于对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进行的批评。非政府组织的任务和实践活动非常激进，与国家和私有部门极为不同。然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却是由国家确定的，并受到各种法律和规章的制约。”「美j.l.费尔南多、a.w.赫斯顿：《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非政府组织》，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6]参见贾西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视野及其与政府关系》，“社团管理与法律环境”研讨会会议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编印，2003年8月。
[7]参见徐永光：《序言》，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编：《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秦晖教授以西方在现代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第三部门”为参照，提出以“有公民意识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中国第三部门与公民社会的走向”：“如果说西方第三部门的意义不限于一般的慈善与公益，它还意味着对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新的理解，那么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意义就更是如此，因为它实际上要从争取最起码的公民参与空间做起。”秦晖：《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
[8]参见前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另外，中国官方将“民间组织”译为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参见前注3，王名等书，第13页），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说明“民间组织”概念并不影响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甚至也不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官方对话。
[9]由于“法”字在古汉语中没有超越实在法的特质，“合法（性）”一词的两种主要含义是中西学术、思想交流的结果。林毓生教授曾提议把英文legality译为“合法性”（即本文所说的“合法律性”），而把legitimacy译为“正当性”（199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演讲，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的问题》，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注释1），显然是考虑到中文“合法（性）”一词在过去的使用习惯。但其他许多学者把legitimacy也译为“合法性”，这样就使得中文原有的“合法（性）”语词兼具司法实证主义的“合法律性”和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两种含义。
[10]可以认为，“合法性”概念的两种主要含义，分属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法律实证主义和政治哲学。在后种传统中，尽管明确的“合法性（正当性）”概念始自卢梭，并且被与“公共意志”联系在一起，但此前的自然法传统实际上已然对“合法性（正当性）”的精神内核作了清晰的阐释。卢梭之后，熊彼特曾倡导一种可称之为“代议制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正当性）”概念，韦伯则以“有效的服从”为“合法性（正当性）”的衡量标准。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讨论，大多涉及“合法性（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关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可参阅：davidbeetham，thelegitimationofpower，london：macmillaneducationltd.，1991；w.e.connolly（ed.），legitimacyandstate，oxford：blackwellltd.，1984；j.harbermas，legitimationcrisis，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books，1976.
[11]法律的“实效”和“效力”是不同的概念。后者主要指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说“一个法律规范有效力”意味着法律主体应该服从该规范；前者主要指法律的约束力得以实现，说“一个法律规范有实效”意味着法律主体实际遵从该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得以实现。
[12]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认清形势解放思想开拓我国社团管理工作新局面-在全国社团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9月16日），载民政部社团管理司管理处编：《社会团体管理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96年7月，第104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民政统计”，.
[14]部分地方民政部门在2002－2003年进行过摸底统计，感谢有关同志提供了统计资料。笔者也曾以乡镇为单位做过小型的调查统计。笔者的调查统计结果为，经过登记的社团组织数占社团组织实际数量的1/12－1/20，经过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占实际数量的1/10－1/12，这个比例比地方民政部门的摸底结果更低。
[15]“保守地估计，全国已经登记和未经登记的乡村两级的民间组织至少有300余万个，占全国民间组织总数的2/3以上。”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载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30页。
[16]多吉才让：《积极培育强化管理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有关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摘编》（内部资料），1998年12月，第71页。
[17]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没有明确哪些社会团体可以免于登记，只原则性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1989年12月《民政部关于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解释，“工会可以按工会法办理，其他所有社会团体都应进行登记。但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侨联、作协等社会团体可简化登记手续，即不必提交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直接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18]不过，由于是否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义，存在着解释上的不确定性，实践中许多民间组织并没有被民政部门一律当作“非法组织”，而是处于“合法民间组织”与“非法民间组织”之间，可以称之为“法外民间组织”。如数量巨大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它们大多没有经过民政部门的登记，不需遵循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两个重要法规，它们的法律性质不明确，没有法律上的地位。但是，“法外”与“非法”之间并没有清晰可辨的界限或距离，尤其当国家执法部门针对民间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时，“法外”随时可能被当作“非法”的。因此，本文将这些组织一并纳入“非法民间组织”概念中加以讨论。
[19]由于1998年我国刚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所以无法按照当时的登记数字进行计算。按照《暂行条例》第31条的规定，在条例施行前已经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在条例实行之日起1年内，即1999年10月25日以前申请登记。另外，民政部1999年12月30日发出《关于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从2000年1月起，对在此之前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复查登记，复查登记完成的时间“最迟不得超过2000年12月底”。即使考虑到复查登记工作的复杂性和需要更长时间的可能，2002年底的登记数字，也应该是已经非常确定的。
[20]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1]“徐瑞新副部长在部分社团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5月21日），载民政部社团管理司管理处编：《社会团体管理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96年7月，第132页。
[22]参见张连珍：《积极探索社会团体改革努力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有关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摘编》（内部资料），1998年12月，第139页。
[23]参见欧广源：《探索新时期社团管理新路子为社会稳定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有关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摘编》（内部资料），1998年12月，第126页。
[24]吴忠泽、陈金罗主编：《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另参见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5]相关法律规定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第三章“成立登记”，第四章“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第五章“监督管理”。关于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事项及年检中的部分事项，《条例》并未作统一规定，但实践中各地的做法大同小异，本文参照了广东省的规定，见广东民间组织信息网.
[30]由于业务主管单位可以进行选择，按照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假设，一个具备“业务主管单位”法定资格的单位或组织，在决定是否成为业务主管单位时，通常要进行利益衡量：“业务主管单位”具有广泛的法定职责，除非有明显的好处，“理性人”是不会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如果从所属民间组织所获得的好处大于自己需要履行的法定职责，那么对职责的任何一种逃避或减损，都是收益的增加，而且因为逃避自身职责而给所属民间组织带来好处的行为，还可作为进一步索求好处的资本；甚至，对所属民间组织的违法活动提供帮助和支持，也与自身的更大利益一致。
[31]参见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8、75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民政统计”，.
[33]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城市打工人员、城市下岗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中，法定最低限额的活动资金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合法成立民间组织的权利。在调查中我们得知，部分县市近期根据上级关于发展民间组织的指示，针对那些会员数和活动资金达不到法定标准的民间组织成立申请者，采取备案办法，即先予以备案，等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符合法定条件时，通知其进行登记申请。但是，从立法取向上来说，这类规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限制基层结社，这在1991年4月《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复查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明显表露：“街道、乡镇及其以下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应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和县人民政府有关职能工作部门或党的工作部门的资格审查意见。”显然，比起其他民间组织的成立来说，对这些社团的要求更为严格。
[34]关于这些条款的适当性，可以参阅葛云松的评论，见苏力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以下。
[35]徐瑞新：《关于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1998年11月22日），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有关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摘编》（内部资料），1998年12月，第88－89页。
[36]徐瑞新：《关于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1998年11月22日），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有关民间组织管理最新法规政策摘编》（内部资料），1998年12月，第90－91页。
[37]例如：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秦晖：《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的问题》，载《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载《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陈金罗：《社团立法与社团管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部分；齐炳文主编：《民间组织：管理、建设、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马长山：《略论我国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及淡化其行政化倾向》（《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3期）、《论我国的结社权利》（《政治与法律》1993年第5期）；孙炳耀：《乡镇社团与中国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总第9期）；等等。
[38]参见前注15、33.
[39]俞可平：《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载《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40]本段落参考张晓山等：《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以下和“附录”。
[41]在农民自助组织中，有些并不具有“非营利”特征，而是类似于市场组织，但它们发挥的社会功能与具有非营利特征的农民自助组织又都基本相同。如果以此来评论，营利性组织可以很容易登记（如进行工商登记）从而具有“合法律性”，发挥同样功能的“非营利组织”却因为其“非营利”而很难经过登记获得合法身份，同样表现出“合法性的悖谬”。
[42]刘作翔：“结社自由的人性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的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主办，2002年，香山）。
[43]参阅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以下。
[44]同上，第105页。
[45]参阅王颖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
[46]宪法第89条第8项规定，国务院行使“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的职权；根据立法法第56条第2款第2项，行政法规可以就“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作出规定。
[47]“民政部杨衍银副部长在北京市第三次社会团体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2月4日），载民政部社团管理司管理处编：《社会团体管理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96年7月，第122页。
[48]关于民间组织发展与“善治”政治理想的关系，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载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另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9]参见陈金罗：《社团立法和社团管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以下。
学生社团管理办法篇10
关键词：科研型社团社团建设实践思考
目前，很多高校正在朝研究型大学方向发展，确立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1]。科研型社团在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成为大学生塑建科研意识、培养科研能力的“第二课堂”。然而，许多社团在社团宗旨、社团机制、活动形式和资源利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规范化和制度化，积极培养大学生的科研兴趣，提高他们科研创新的能力，形成有利于大学生科研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成为高校科研型社团建设工作重要任务。笔者通过在大学生科研型社团中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激发学生的科研意识，提高科研活动积极性和科研能力，取得较好的效果。总结如下：
1.明确社团建设宗旨、统一思想、确定方向
社团的宗旨是社团的指导思想，是时代赋予社团的历史使命。尤其是科研型社团的枯燥性、严谨性与重要性特点，更要求科研型社团应宗旨明确、思想统一、方向确定。
1.1以兴趣为导向，科研与人文并进社团建设应以“以兴趣为导向，科研与人文并进”为科研型社团的宗旨。首先，“兴趣”是科研型社团的前提与核心力量，社团是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发展、创新之平台。科研型社团本身有一定的枯燥性，如何提高社员的兴趣就成为社团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科研型社团工作的主体是对科研思维与科研能力的锻炼。在如今各种社团风靡的高校中，科研型社团坚持做科研不走弯路，也是对社团的考验。同时，人文是科研的基础，科研是人文的升华，科研拥有人文的气息，人文包含科研的精髓，科研与人文并进是新时代的科研型社团的发展方向。
1.2注重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的培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样，在社团管理中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的培养，远比做课题、办活动本身重要得多。在有些情况下，社团管理者和社员会因为某些原因而使活动失去意义。一方面，社团管理者在社团的管理中往往会掉入单纯举办活动、迎合大多数人的需求而使活动失去本身的意义走入误区，或是被“社团联合会”等上级组织的条条框框约束，或因某些功利性因素，举办一些价值不高偏离社团宗旨的活动。另一方面，社团社员加入社团的动机不纯，如少部分社员仅仅为了依靠社团个人出名声、出风头或仅仅为了消遣。这些变质的社团活动并不能让社员受益，也许能得到一时的利益，却远比不上具备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在科研型社团中，花哨的社团活动未必是成功的活动，能让社员学到科研的方式与方法的活动才是成功的活动。
1.3以流行病学为基础，注重科研思维的养成科研型社团应注重社员科研思维与科研能力的共同培养。然而，在本科生专业知识与外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若想把如今各种科研方法学到手十分困难。同时，科研思维的养成远比科研能力的养成困难。因此，“科研”在部分大学生心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此，笔者建议，科研型社团应以“流行病学”与“统计学”为基础，流行病调查为主，实验室研究为辅，注重社员多种科研能力的协调发展，着重于社员科研思维的养成。
2.健全社团组织机制，保证社团规范有序、健康快速发展
社团机制建设，不仅是对社团日常工作和发展的规范，更是其长期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2]。社团机制建设包括社团章程的确立、社团职能部门建设、反馈制度的确立以及社团团建等方面。
2.1完善社团章程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社团章程是社团运行与管理的准则，它为社团的日常工作、发展方向、社员奖罚提供依据。社团章程包括社团中的诸多细节，主要包括：社团性质、社团宗旨、社团机构、组织体制、各部门管理制度、社员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社团活动、对违反章程的处理办法等。社团章程是社团日常工作的准则，它需要社团管理人员坚持执行、不断完善。章程的制定工作相当繁琐，但章程对社团正常运行意义非凡，需要社团管理人员引起足够的重视。
2.2优化社团结构科研型社团的活动形式和其社团性质，决定了社团独特的社团结构。首先，科研型社团应以培养社员科研思维与科研能力为主，因此社团的主体结构应在社长、副社长下建立“科研团”，以小团队的形式进行科研实践与学习，既方便社员的调度与管理，又能促进社员之间的交流沟通。此外，在“科研团”中选拔有特殊技能的人才，组成社团的“职能部门”，为社团服务。职能部门的优劣，可以直接影响社团活动与管理的优劣。职能部门贵在“精”干，主要设有办公室、宣传部、网络部、通讯部分别负责社团的台账、海报与展板、拍照与ppt制作和通讯等方面的工作。具体人员与结构安排见图1。
2.3建立反馈制度反馈制度是社员与社团管理层交流的平台。通过“反馈”，一方面，社团管理层可以发现社团活动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另一方面，社员可以反映自身对活动的期许以及参与活动的收获。科研型社团可举办类似于“社员意见反馈的调查”的活动，既可以锻炼问卷调查的能力，又可以健全反馈制度。
2.4向组织靠拢，团中建团社团团建并非是无稽之谈。新时代的社团要向组织靠拢，在社团内部申请建立团支部，使社团走向规范化、先进化的道路。建立团支部，响应党的号召，学习先进的思想。科研型社团要培养的是对社会有用的科研型人才。社团申请建立团支部，指引社团思想，让社员关注时事，关注民生。
3.丰富活动形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科研型社团的活动普遍具有枯燥性，而且容易成为说教性活动或是无聊的重复性活动。如何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丰富社团的活动形式是社团工作的主要内容。
3.1活动原则第一，要坚持业务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科研型社团建设既要在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上下功夫，又要通过目的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来增进团结、锻炼能力、提高理论水平。第二，要坚持校内活动和校外活动相结合：既要注重校内活动的开展，又要大胆的走出去，通过与校外社区、养老院、医院等的交流与合作，展示自身、学习经验、提高水平。
3.2活动形式创新首先，在常规讲座活动方面，不仅邀请知名教授家，而且邀请有所成就、奋斗在科研一线的研究生、本科生。讲座内容可涉及科研过程中的趣闻、经验和小窍门，使过去的宣教变得更丰富多彩。其次，在实践方面，既要注重校内活动的开展，又要大胆的走出去，通过与校外社区、养老院、医院等的交流与合作，展示自身、学习经验、提高水平。既要注重调研能力的培养，也要争取为实验能力的培养创造条件。再次，要坚持业务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科研型社团建设既要在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上下功夫，又要通过目的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来增进团结、锻炼能力、提高理论水平。同时，将每一学年的实践包括选题、撰写标书、进行调研、实验室研究概述、数据处理、论文撰写、课题申报等各种详细的任务形式交给社员，让他们在实际中得到锻炼。
3.3提高活动影响力活动影响力分为活动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影响力。活动前期，利用社团的宣传部，通过海报、横幅、展板、喷绘等工具宣传，还可以通过举办开幕式、发通知等形式宣传。活动中期的影响力依靠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活动后期的影响力取决于两点：第一，取决于社团通讯部的通讯、报纸及活动总结的影响力，第二，取决于课题后期的干预力度。
4.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科研创造条件
马克思主义指出“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在社团管理中，妥善利用各种资源，可以为社团与社员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4.1多方征求老师意见导师决定大学生社团的活动成效，也是社团成长和发展的关键[3]。尤其在科研型社团的发展过程中，导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导师可以使社团健康、快速的发展。要多方征求老师的意见，为科研型社团提供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4.2多方筹集经费学生社团经费是学生社团生存和发展必备的物质条件[4]。同时，经费问题也是社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科研型社团可以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下面几点获取经费：第一，申请或承办有资助的科研项目获取经费；第二，通过导师或相关部门获取经费；第三，向商家申请赞助。
4.3充分利用多种科研平台社团可以有多个科研平台申报课题，如江苏省创新计划、谷歌杯益暖中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科研型社团应做好动员工作，鼓励社员积极参与。同时，社团可根据自身情况承办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科研基金的老师的子课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团管理中，笔者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如：如何提高社员的积极性；如何提高社团活动的宣传力度；如何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等。唯有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分清社团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不断的实践中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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