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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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1997年5月3日，卡斯帕罗夫在纽约与“深蓝”对弈。
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时，人类对机器智能的不懈追求和恐慌之感同时俱增。今天，当数字技术、机器智能被不断应用于教育、金融、传媒等领域，并创造出丰硕成果时，人们对“机器是否将取代人脑”的追问更加迫切。这场由“机器发起的变革”让亲手创造它们的人类“痛并快乐着”。
面对日益强大的机器智能，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长期关注教育、科技创新以及公共政策的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丹尼尔・阿拉亚（Danielaraya）认为，机器取代人脑尚需时日。他在近期发表的《机器智能时代的教育与失业》一文中提出，我们更应看到：正是因为机器智能的蓬勃发展，人类智慧，特别是创新思维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机器智能打破“旧秩序”
尽管丹尼尔认为现在机器取代人脑还为时尚早，但他也毫不避讳机器智能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与改变，特别是在部分职位被机器取代后带来的失业问题。
《机器智能时代的教育与失业》一文认为，统计显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仅有5%，但许多经济学家承认，实际数字恐怕要高出许多。而导致当今美国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只有两个字――科技。
这一说法并不“武断”。丹尼尔指出，农业革命后，人类饲养动物为农业服务;工业革命后，人类制造大型机器为工厂生产服务;计算机革命出现后，人类正想方设法让电脑变得更智能化、高效化，以期取代会疲劳、容易出错的人类，或者干脆将人类从工作中彻底解放出来。
总体而言，当下这个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蓬勃发展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计算化”：新式软件算法，电脑辅助设计，数据挖掘，还有机器学习……凡此种种都已开始扰动现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实践，后工业社会的新秩序正在逐步形成。文章认为，这种“计算机知识经济”的日趋发展和成熟，必将大大推进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
目前美国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丹尼尔认为现在也应该为未来的劳动人口担忧了。文章研究发现，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从2009年开始就在走下坡路，同时，为了调节通货膨胀，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人工工资就再也没有增长过。
当然，科技不能完全为失业问题“买单”。丹尼尔认为，过去三十年所创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到了小部分精英的手中，位于财富金字塔顶尖的那1%的人群，实际上掌握着世界一半的家庭财富，这样的不平等显然给劳动人口带来了更多问题。
机器智能需要更多创新人才
对于美国及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内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部分国家在公共政策方面已开始有所回应。丹尼尔认为，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的改革上。
无论是在拥有较高机械自动化程度的美国，还是在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教育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培养技术工人、扩大就业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目前教育领域的许多改革政策仍过于短视，政府未能以长远眼光进行教育改革政策的规划和制定。
《机器智能时代的教育与失业》一文以美国为例，当科技正以指数倍的趋势发展时，现有人力资源策略和教育改革方式，没有考虑到科技对新型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只是把这些新型劳动力按一般劳动人口，简单地纳入全国劳动力资源中。可实际上，教育改革应该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新型劳动力为长期目标。
什么是“新型劳动力”？丹尼尔认为，计算机和数字媒体应用将成为21世纪领军型行业的基础，这为重大的长期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诚然，电脑确实可以在许多逻辑功能方面超越人类，但它还不能像人类一样，高效完成那些要求灵活性和判断力的任务。换言之，电脑能提高许多常规工作的自动化水平，但也放大了社会对有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协作能力人才的需求。这部分人才就是当今教育体系应着力培养的新型劳动力。
因此，在机器智能时代，教育改革的价值不言自明。可是，文章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前的教育系统，还没有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劳动错位问题做好准备，无法承担起培养足够新型劳动力或创造型人才的任务。
改革教育才能适应新时代
长期的研究与观察让丹尼尔相信，如今的学生必须拥有运用自主创新能力，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除基本的计算和读写外，一些更高级的职业素质，比如网络协作、数字化应用、创新思维等应成为必备技能。
为此，政府必须推行新政，改变由来已久的教育教学结构和方式。文章提出，当前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应当是：满足能适应具有破坏力的“计算机经济”的人才需求，而不是仅满足大规模工业社会的人才需求。
当然，这样的改革还面临诸多挑战，不可能一蹴而就。丹尼尔在其著作《创新经济与教育》一书中也谈到，在一个由创造、创新能力来驱动的社会，转变已经固化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教育体系，着实不易。如果说现有文化系统所肯定的能力，是工业社会的教育目标的话，那么在机器智能时代，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对这个文化系统进行创造性的改革。与为社会再生产而存在的工厂相比，人类如今更需要的是迅速建立在“智能扩张”基础上的各式创新孵化器。
如今，人类处在一个关键拐点，计算机正在把教育从“严格的信息传递系统”变成将机器学习、创业合作和多媒体资源结合起来的交互式学习系统。因此，教育领域的新政策应是在正规教育继续集中传授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搭建起一个能运用先进计算机技术传递最新知识的有效平台，让学生能运用机器智能和创造性思维，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2
关键词：智能时代；传媒专业；智慧教育；生态系统构建
智能时代正在构筑一个崭新的数字化立体化环境，重塑和勾勒传媒行业的未来生态图景，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传媒教育急需重新审视专业定位及行业人才需求，为专业变革注入新的活力和能量。智慧教育是智能时代背景下催生和倡导的新型教学形态，其教学理念的前沿性、教学工具的智能化、教学场景的交互式正在引发新一轮教育改革浪潮。传媒专业建设需与时俱进，与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行业实践的进步相适应和匹配，运用智慧教育在多个层面和维度打破传媒专业发展桎梏并助力传媒专业学科再造、教学创新、师资专业和人才优化。
一、智慧教育的产生与运用
“智慧教育”的概念起源于2008年，其核心旨要是借助信息化技术让万事万物实现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近年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推动智能技术运用于教育实践，支持以智能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信息化设备及平台，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动智能技术支持下教育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1]进入2020年，5G技术开始全面运用，其迅捷的速度、强大的容量、极致的体验为智能化运用提供技术支撑和运作基础，智能时代赋能智慧教育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智慧教育本质是一种智能化知识传播模式，以智能技术的融合为优势，以教师智慧实践为支撑，以学生智慧发展为旨归，主要解决教学设备落后、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资源不均等问题，其目的是优化教学过程，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目前智慧教育的应用有以下几个维度：一是智慧教育工具的应用。先进的教学工具是提高智能教育效率的有效手段；二是智慧教育环境的建设。实现智慧教育过程的交互与渗透；三是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实现课程资源的均衡分配；四是智慧教育策略的实施。包括宏观的教育制度策略和微观的教学环节策略两个方面。
二、智慧教育运用于传媒专业的价值与意义
新文科时代，传媒教育应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与时俱进的精神，重视科技前沿动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智慧教育本质是一种智能化知识传播模式，以智能技术的融合为优势，以教师智慧实践为支撑，以学生智慧发展为旨归，主要解决教学设备落后、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资源不均等问题，其目的是优化教学过程，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实现传媒专业新文科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对于传媒专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服务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
传媒专业智慧教育的实践和改革是落实教育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局面的开创，是对国家传媒教育“顶层设计”的贯彻落实。同时，伴随着传媒行业的裂变和升级，智慧教育的精准教学模式实现与新兴行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构建传媒专业智能教育范式
智慧教育有助于传媒专业主动适应智能化社会变革，及时融入技术变革的新趋势，更新课程设置、重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实现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和立体化，打造部级一流课程，形成智能教育新范式。
（三）优化传媒专业师资力量
智慧教育有利于激活教师的流动机制，促进教学主体的多元化。基于传媒专业的交叉融合特性，智慧教育模式下的传媒教师将获得极大丰富，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吸纳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综合运用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第二，传媒行业一线教师，丰富实践教学；第三，经过培训和调整的传媒专业教师。
（四）培养卓越型创新型传媒人才
智慧教育能够深度实践产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具有传媒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传媒专业在课堂教学、实践训练和学术研究等环节的改革创新，培养既懂传媒业发展规律又适应新传播环境的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卓越创新型传媒人才。
三、智能时代背景下传媒专业智慧教育生态系统构建机制
传媒专业与国家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联系紧密，具有边缘性、交叉性和实践性等特征。智慧教育是实现传媒专业信息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是传媒专业从传统教学到智慧型教学转型的必然选择，传媒类专业智慧教育系统机制建设主要内容包括专业结构模式、专业资源构成、专业运作效率三个层面。
（一）智慧教育层次机制：革新传媒专业结构模式
智慧教育的层次机制围绕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考察教育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模式。教育的宏观层次与社会环境关系密切，是教育体系总体结构的集中体现；教育的中观层次是从学校职能组织入手，制定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教学环节，是对教学过程的强化和管控；教育的微观层次是将宏观的共性要求和中观的个性要求有机融合并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过程中。传媒专业结构革新以智慧教育的层次机制为准则，从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次三个维度深入认识和理解传媒专业改革背景，借助智慧教育的优势，注重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思路，挂钩传媒专业行业发展现实，依托智慧设施建设、智能化管理模式及教育系统，囿于外部环境—学校组织—教学主客体之间的多维交互，生成和建立传媒专业智慧管理和多重机制。
（二）智慧教育形式机制：调整传媒专业资源构成
智慧教育的形式机制是从教育形式的角度探索教学活动各要素间的资源构成。首先，是教学环境的资源构成，智慧教育环境主要包括物理环境、在线学习环境两个方面。在“智慧＋”背景下，智慧教育能够实现教育环境的智能感知、管理和控制，使教学过程由传统的平面、静态、单一场景转换为立体、生动、多维的交互呈示；[2]其次，是教学方式的资源构成，例如应用较为深广的翻转课堂、慕课、微课等，从本质而言，这类课程是在原有传统课堂面授教学的基础上，利用智能化工具实现教学资源的重组和调整；最后，是师资力量的构成，让行业资深从业者走进校园，加强学术型师资与业界师资相融合，实现师资资源的丰富和多元。图1传媒专业智慧教育形式机制智能时代使传统传媒专业教育工业时代特征、信息孤岛等壁垒日益凸显，专业资源构成混乱与异化。传媒专业建设需从智慧教育的形式机制着手，从教学环境、教学方式、师资力量三个层面进行资源的重新匹配和融合。线下物理教学环境与线上智能化工具的使用实现教学环境的重构；学术型师资和传媒业界师资的融合，实现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多元化呈现。最终，提升传媒教育服务品质，消除信息孤岛和资源堰塞湖，实现传媒教育机制的协同发展。如图1所示。
（三）智慧教育功能机制：提升传媒专业运作效率
传统的教育功能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存在机制效率低下且缺乏适应能力等问题，条分缕析的标准化流程和按部就班的机械化运作远离了智慧教育的场域。智慧教育改变了这种局面，从行政化、程式化走向弹性化、自发化，激发教育活动和热情。激励机制调动教育主客体积极性，是推进教育进程的基本保证；制约机制是教育体系各部门间的分权和制衡，为教育运行提供自由环境；保障机制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教育经费、技术设备等物质保障。二是学校观念、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传媒专业应发挥智慧教育功能机制的效用，提升传媒专业运作效率。首先，运用形成性评价，形成激励机制。形成性评价是智慧教育的新型教学评价方式，具备连续反馈、及时改进和形成激励的功能，有助于增强教与学的活力和弹性；其次，传媒专业具有高度开放性、实战性等特征，组织机构应遵循传媒专业发展规律，破除束缚其改革发展的机制障碍，激发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加强传媒专业与业界联系，投入资金支持，加强传媒专业与业界对话和合作，保障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深耕智慧教育文化赋能。如图2所示。
四、智能时代背景传媒专业智慧教育生态系统构建路径
面对智能时代的冲击和挑战，传媒专业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一方面要坚守学科立命之本，遵循专业发展逻辑和旨趣；另一方面需以行业动向为依托，培养适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人才为宗旨。其构建路径如下。
（一）运用智慧平台，架构跨界与融合的传媒专业生态体系
智慧平台是集成智慧教学终端和学习工具的综合学习设备，具有支持数据分析的泛在网络连接系统和汇聚多方资源的全面向交互能力。[3]例如：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科大讯飞智学网等。智慧平台形式多样，包含在线课程课、拓展资源、教辅材料、测试题库动画教学工具等。智慧平台横向可以打通学科专业各领域资源，建设完整资源库；纵向服务于专业教学的各个成员，将教学过程完美串联。传媒专业需要借助智慧资源平台实现生态体系的重新架构。通过智慧资源平台渗透数学、哲学、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促进传媒专业与这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使传媒专业由工业化走入智能化。同时，实现教师对传媒专业优质学科融合教学资源的呈现和分享，优化学习过程完善学生深度学习体系。
（二）建设智慧教室，打造智慧化立体化传媒专业学习空间
智慧教室，是顺应智能时代新时代要求用于开放远程教育领域，利用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建立的信息化学习空间，包括标准智慧教室、研讨型智慧教室、阶梯智慧教室等形式和跨校区协作智慧教室等形式，每种形式的智慧教室各有优势（如图3）。智慧教室作为学生学习的空间和场域，其设计应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征，体现服务教学的基本思路；其价值需通过对具体学习过程的支持来体现。总而言之，智慧教室应满足教与学的个性化需求,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实施学习活动。[4]图3智慧教室的类型按照智慧学习空间的构成形式，传媒专业学习空间以智慧教室的建设为核心和基础：一是建立传媒教学智慧教室，多屏互动的教学场景实现学生与教师的深度交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多感官体验能够提升学习能力和激发学习热情。智慧教室的参与感和实践导向有利于传媒创新创业课程的展开，例如互联网创业、传媒运营创新、媒体策划与创意等课程；二是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项目，例如浙江传媒学院的多讯道导播虚拟仿真实验，山东大学“基于多角色扮演的新闻交互式演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虚拟仿真项目是传媒专业实验教学内容与技术更新的着力点，对传媒实验教学全媒体化、平台化、信息化有积极意义。
（三）完善智慧教育服务，搭建综合性个性化传媒专业服务体系
智慧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学习者和教学者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服务。智慧教育服务一方面要能通过联接教学社群、知识库和学情分析等方式接受学习者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演进；另一方面要依托智慧教育云，为学习者提供符合智慧教育特征的个性化教学服务。如图4所示。传统传媒专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与学的断层，缺乏一以贯之的专业教学核心匹配序列去引导和促进教与学的投入产出效果。针对此，传媒专业应通过完善智慧教育服务体系，形成教与学的交互模式。第一，智能教育通过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实现学情的精准分析，便于学生即时进行学习诊断并调整学习进度和方案；第二，通过教学社群划分课程主线，确定理论课程、实践课程、比赛课程及毕业设计等社群模块，与学习者学习社群对接，以作品或成果为产出标准，与传媒专业课程体系精准匹配；第三，借助智慧服务建立传媒专业知识图谱，通过信息抽取、实体融合、跨媒体计算等技术，构建高质量媒体知识图谱，精准构筑每位学生的学习场景，实现学习的自主性和个性化[5]。
五、结语
智慧教育是智能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传媒教育要以智慧教育的运行规律为基准，通过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技术，融合多学科、投入新设备建设学习和实践平台。传媒专业的改革创新需要运用智慧教育模式从机制的理论建设和路径的实际运作两个层面进行探索和实践，机制的理论建设是新时代传媒专业教育改革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路径的实际运作是新时代探求传媒专业教育创新的基本方法和有效途径。其最终归旨是打造国家一流传媒专业，培养复合型、全媒型、专家型、技能型传媒人才[6]。
参考文献：
[1]飞鹏,汤京淑.高校智慧教室的建设与评价——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J].现代教育技术,2019(19).
[2]罗生全,王素月.智慧课程：理论内核、本体解读与价值表征[J].电化教育研究,2020(01).
[3]胡钦太,郑凯,胡小勇,林南晖.智慧教育的体系技术解构与融合路径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01).
[4]景玉慧,沈书生.智慧学习空间的教学应用及建议[J].现代教育技术,2017(11).
[5]徐晶晶,田阳,高步云,庄榕霞,杨澜.智慧教室中基于学习体验的学习者满意度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8(09).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3
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目标
（一）三个面向--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方针
今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已成为我国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战略性决策。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应成为研究与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性指导方针。我们认为教育的三个面向意味着：中国教育应在服务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中，以创新求得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中国教育应以开放系统的方式运行，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之中寻求自身发展的制高点；中国教育的发展应进行双向定位，即立足现实预测未来，依据对未来的预测反观现实，从而将现实与未来的落差化为自身发展的强劲动力。
（二）以德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重点--素质教育的总目标
正是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并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1999年，6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振兴教育人人有责"，从而把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也正是在这次全教会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6月13日），并明确提出素质教育的宗旨、重点和目标："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加速教育信息化，实现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正是从高度重视素质教育研究与实施的重要性出发，正是基于对推进教育信息化迫切性的认识，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必须在面向素质教育、基于信息技术的条件下，对现有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在更新教育理念、提升信息时代必需的人的基本素养以及重视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认知工具开发的基础上，全面改革学校现有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并以此作用于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理念及其实施教育影响的方式。
二、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依据
我们认为，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学习革命、跨越认知神经科学与教育科学之间的鸿沟等几个方面是研究与实施我国素质教育，是进行课程与教学改革，以教育质的变革与创新开启人类21世纪大门的重要依据。
(一)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
回顾人类的发展史，我们看到，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教育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迁，而面临着自身的变革与创新。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巨变的世纪。对过去一百年的回顾，我们既看到动力文明铸就了二十世纪工业革命的辉煌，同时我们也看到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人口爆炸等工业革命的后遗症。今天，站在新世纪的大门前，我们已经看到，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地平线上，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犹如霞光四射的朝阳正在冉冉升起。它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文明新的百年、新的千年的开始。作为新经济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出现究竟对教育有何影响？在此，我们打算从知识、知识创新能力、人才以及教育的变革的内在联系出发，对此问题作一个简要说明。
（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学习革命
随着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以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本的教育将是知识经济的中心，这种着眼于知识创新的教育必然是以人的学习为基点的。为此，有人将"知识经济"称之为"学习经济"（Learningeconomy），形成人的终身学习的机制也必然成为新世纪素质教育的基点。在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时，终身学习最根本的基石就是作为高科技的信息技术以及与其相关的教育新理念的融合。确切地说，信息技术本身虽不能自然而然地引发教育的革命，但它却是这场必然发生的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是因为，作为智能化的技术，信息技术既包括基础设施又蕴涵着人类的高级智慧。同样，离开了现代信息技术，教育观念的更新只能是一纸空文，却不能从根本上完成一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革命。因为，作为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乃是高新科学与高新技术的融汇，是最新理念与大胆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一体化，是研究与开发的统一。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合理的应用本身就要求同时变革人的传统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代之以尊重人的独立性、主动性、首创性、反思性、合作性以及相信人固有的强大学习潜能的全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与此同时，信息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等的研究与开发，不仅对我国现行的教育与教学理念提出了挑战，而且为我们实现素质教育的理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技术、方法与认知工具。鉴于高新技术改革教育和改进人的学习方面的潜力，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种高新技术已经成为营造新型学习文化的强有力的催化剂。教育领域中的任何改革，包括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在内都不可能置它于不顾。
显然，正是从对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概念的全新理解出发，我们认为求学网的基点是终身学习，这是一种贯穿于人的一生的学习，是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是敢于打破狭隘的专业界限面向真实复杂任务的学习，是与他人协作、分享、共进的学习，是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学习，是依托信息技术将真实情境与虚拟情境融会贯通的学习，是以信息技术（包括通讯工具、网络、计算机等）作为强大认知工具的潜力无穷的学习。由此可见，在新世纪中，学习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是个人、机构、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机制，是知识"经济的中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学习的革命"。这场革命将彻底改革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旧的、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相应的教学与学习方式，创造出一种在真正意义上尊重人的创造性、充分发掘人的潜力、促进人与人的交流与合作的崭新的教育观念以及基于高新技术的教学和学习方式。
（三）跨越认知神经科学与教育科学之间的鸿沟
我们认为，以阐明认知活动的脑机制为宗旨的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对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认知神经科学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结晶，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门科学，它正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基本使命就是试图揭示人脑是如何调用包括分子、细胞、脑组织在内的各个层次的组件，乃至全脑去实现自己的认知活动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将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人学习与教学的实践之中，以改变目前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更加突现出学校教育的现状与社会对它们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因此，学校教育改革的急迫需求，使众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人员将目光转向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试图从中发现教育改革所需的依据。但是，长期以来，这一努力似乎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甚至于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导。然而，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洲等相继提出"脑的十年"的研究计划，其影响波及全世界。传统理论的动摇、新理论的兴起、新的实验方法的创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相关科学领域的重新组合与跨学科的整合等，使科学家开始有可能以动态的、无损伤的方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人类被试认知活动的脑机制，以揭示脑的高级功能的奥秘。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各个分支的通力协作使得具有清晰的数学和物理分析的脑高级功能的模型有望建立，对于脑的高级功能的认识也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一切暗示着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教育领域中的合理解释与谨慎应用将成为素质教育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重要依据。为此，对有关如何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架设桥梁的问题进行思考似乎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似乎意味着，在脑科学与教育科学的互动之中我们将期待着一个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新世纪的诞生。这似乎还表明，在脑科学与教育的联姻中，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理论与工具来评价脑科学研究成果对教育的潜在影响。总之，这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研究任务，不过我们深信，两个领域之间持续的对话将将有助于双方的沟通，有助于不同的话语系统的转换与协调并由此激励新的创新。
显然，跨越认知神经科学与教育科学之间的鸿沟理应成为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三、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要点
我们认为，面向素质教育、基于信息技术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其基本要点应该是将培养和发展人的信息素养作为渗透素质教育的核心要素，并十分重视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汲取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同时，我们试图通过对加德纳的多重智力学说和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学说的综合，全面更新与提升人的智力素质。
（一）信息素养--渗透素质教育的核心要素
（二）统整的建构主义--研究与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
随着从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人类学等视角对情境认知、真实生活中非正式学习、学习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和认知学徒制等研究的深入，以及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观点对学习与教学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作为对传统认识论的一场革命性的挑战，建构主义以多重视点对传统认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认识与学习的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6种主要的建构主义类型，它们分别是：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文化认知观点（socioculturalcognition）、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信息加工建构主义（information-processingconstructivism）、和控制论系统观（cyberneticsystem）。上述建构主义流派尽管在认识论上，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存在着差别，但它们对知识与学习的看法又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或可以互补。为此，我们主张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的基础上，汲取该学说的合理内核，并从知识观、学习观、课程观、教学观和评价观四个方面建构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
1、建构主义知识观
我们提出超越二元论的建构主义知识观，即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辨证统一、以发现为主导的知识的接受与发现的辨证统一、以建构为主导的知识的结构与建构的辨证统一以及知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辨证统一，同时，还应该注意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的联系。为此，我们认为，课程结构的设计以及教材编写、认知工具的开发、相关的教育网络的创意以及各种学习与教学资源的开采都应当致力于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之中，创建一种开放的、浸润性的、积极互动的学习文化，以帮助学生克服知识的惰性，增强知识的弹性、促进知识的远迁移。同时，在倡导建构主义知识观时，我们主张在信息技术的学习中应强调"以孩子为师"，关注"后喻文化"的形成，以便使我们的教育能培养出超越长辈的新生代。
2、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我们还主张，每个学习者都不应等待知识的传递，而应基于自己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去建构自己的知识并赋予经验以意义，为此，我们强调学习的积极性、建构性、累积性、目标指引性、诊断性与反思性、探究性、情境性、社会性以及问题定向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内在驱动的学习等等。
3、建构主义课程观
建构主义对知识与学习的重新认识必然导致课程观念与课程设计原则的更新。建构主义的课程观强调用情节真实复杂的故事呈现问题，营造问题解决的环境，以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变事实性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它主张用产生于真实背景中的问题启动学生的思维，由此支撑并鼓励学生解决问题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拓展性的学习与基于项目的学习并以此方式参与课程的设计与编制；它还努力为学生进行探索和建构知识提供大量认知工具，以拓展学习时空，增强学习能力；它还通过设计各种类型的问题，不断开拓学生的思维、创新与实践的空间，以支持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的成"功；它还充分利用超媒体和超文本以方便各种类型信息的嵌入、利用、更新从而提供跨学科、跨时空、面向真实世界的链接。
总之，建构主义的课程观是与基于案例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以及基于项目的学习密切相关的一种课程设计理念。上述所有有关课程设计的观点及其主要目标都是试图在解决真实问题的情境中进行概念系统和技能的教学。因此。建构主义的课程设计观既不同于以培养一般思维技能为目的的内容抽象的课程设计，同时，它也跟传统的重事实与原理知识的传授并以文本教材为中心的课程设计观点分道扬镳。它是在深刻揭示上述两种课程设计观的不足并在对这两者进行扬弃与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基于情境的真实和复杂问题的解决的课程设计观。一方面，该课程观批判一般思维技能训练与丰富的内容背景的分离，主张在知识内容与对一般策略的需要都很丰富的情境中启动思维的教学。另一方面，它对传统的基于内容的课程设计中的两个弊病：重事实与原理知识的传授（即重knowwhat类型的知识）和置于每章后面的应用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将"产生式"概念引进课程的设计，以帮助学生通过条件-动作对的形式获取知识，从而在利用知识作为解决重要问题的工具的过程中增强学生理解knowwhy,knowwhen,knowwhere,knowhow，knowwho等新的知识类型的能力，而这些难以编码的知识类型正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社会为进行知识创新所必需的。
总之，依据建构主义的课程观，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应基于学科，超越学科，面向真实世界；始于课堂，走出课堂，融入复杂社会。
4、建构主义的教学观
在更新知识观、学习观与课程观的基础上，我们强调，教学应该通过设计一项重大任务或问题以支撑学习者积极的学习活动，帮助学习者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设计真实、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开放的学习环境与问题情境，诱发、驱动并支撑学习者的探索、思考与问题解决活动；提供机会并支持学习者同时对学习的内容和过程进行反思与调控。总之，建构主义的教学应该基于：
内容的真实性与复杂性
方法的导引性与支撑性
学习环境的内容丰富性、挑战性和开放性
评价的激励功能与支持反思和自我调控的功能
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共创互动合作、支持双赢的学习文化
教学情境的浸润性（immersion）功能
5、建构主义的评价观
与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相应，我们的评价观包括：
目标自由的评价，即试图根据经证实的需求，提供用以评价任何过程结果的最客观的评价标准；
以真实任务为标准的评价，努力使教育更加关注真实任务的解决；
以知识的建构为标准，以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知识的建构；
以经验的建构为标准的评价，更重视对知识建构过程而不是结果的评价并同时注意有效评价跟教学的整合；
情境驱动的评价，由于建构主义强调在真实而富有意义的情境中进行学习与教学，所以评价的标准应源于丰富而复杂的情境。
依靠学习背景的评价：正由于建构主义的学习是受到丰富的背景支持的，所以设计者和评价者必须考虑学习发生的背景。
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确立多种形态的评价标准
以社会建构与协商的意义为标准的评价
（三）多重智力学说与成功智力学说的综合--全面更新与评估人的智力素质的理论依据
加德纳将智力定义为"解决问题或生产具有某种或多种文化价值的产品的能力"(Gardner,1983)。他对智力持复数观点，由此，他提出人类至少具有7种到8种智能，如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空间-知觉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知智能以及自然智能等。目前，他正在区分出一种生存的智能。多元智力说探究的是身心陶冶与身心锻炼是怎样形成人的潜能的。所以，多元智力说的实质并不在于将智力分成7种、8种或更多种，而是试图通过扩大学习的内容领域与知识的表征方式促进以往被忽略的智能的开发，充分地发掘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巨大潜力，从整体上提高人的智力素质。加德纳自己也曾经说过，多元智力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被识别出来的智能类型还会增加，但是，他之所以要开列出智能的目录，其意图在于借助这样一份整合的智能清单，将每一种相关智力理论的局限性降至最低限度并使其在整合的智力框架中增强其长处。
斯腾伯格提出的成功智力学说，将成功引入智力研究范围，试图从智力活动的产品在现实生活中成功与否的角度评价智力。成功智力包括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分析性智力是一种解决问题、指定决策和评判思维成果质量的能力，创造性智力是一种能超越既定内容，产生新异有趣思想的能力，实践性智力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智力三个方面的协调与平衡，是增强人的创造力并促使人在生活中成功的保证。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智力学说的综合将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完成了对传统智力理论的超越。为此，它们可以作为整体开发、全面更新与评估人的智力过程的理论依据并由此构成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的重要要素。
（四）家庭、学校、社会共建实施素质教育的平台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4
一、多元智力理论及其影响
加德纳认为，智力是指个体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或区域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能够被自然环境所影响的生物心理倾向，可以通过自然环境激发，不经过发展难以充分发挥其潜能[1]。这一理论挑战了西方文化关于智商测试是大脑的唯一智力这一观点。通常情况下，西方文化将人对空间格局的掌握以及读懂人们情感等作为一项能力或技能，而不会将其作为一项智力进行正规教育，更没有对其进行概念化。而加德纳通过对传统语言与逻辑系统认知的审视，综合研究数据后得出智力类型，或称为智力结构。这八种智力包括言语智力、逻辑数理智力、音乐节奏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省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八种智力结构的内涵及以其为优势的代表职业如表1。加德纳对于智力类型的规定是开放的，不排除还有其他智力存在的可能性。加德纳明确指出：“所有人在每一项智力中都有一定的核心能力。”多数人并非仅表现出一项智力而是多项智力，每个人对不同的智力潜力不同。类似逻辑数学、音乐等智力在低年龄阶段显现出来，而一些个人的智力则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显现。加德纳的理论已经对我国小学及中学的教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许多学校根据这一理论，将关注点从教师和教材转到每个学习者自身特有的智力类型上，并改革课程设置，改变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改进教学设施与时间表。教师将教学的中心定位于智力和环境，认为在特定环境背景下培养智力至关重要。就学生来讲，诸如博物馆、科技中心或社区中心等教室以外的学习机会令他们的智力更加活跃，学生可通过绘画、录音等形式完成任务。
二、多元智力理论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的思路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争辩扩大了加德纳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群体已经转变成一个更大更多元化的群体。以美国为例，从1945年到1975年这三十年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由2万增长到11万，增长率达到500%[3]187。民力、妇女运动、财政资助及各方的干预方案促使女性、有色人种、残疾人以及低收入人群的入学率获得极大提高。因此，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群体，他们在不同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智力水平。研究表明，成年人倾向于一个更独特的方式方法来学习，且侧重体验方法[3]187。而对女性的研究表明，她们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进行学习，这是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问题[4]。由于多元智力理论是建立在对不同类型学习者学习风格研究的基础上的，因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研究多元智能理论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高等教育机构，首先招收学员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基础，学员的质量对机构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次对入学者的教学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任务，教学方式方法的优劣是评估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准；最后，评估方式的合理性是对高等教育成果的肯定方式，也是对社会公共投入的有效回应。因此，入学标准、教师教学、评估问责这三方面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为这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些新思路。
（一）改革高等教育入学标准
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在高等教育中“提炼”天然的才能，发掘各自的智力。这种理念对认为仅仅具有语言或数学天赋的人才能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与挑战。传统观念中，高校根据语言或逻辑数学智力评判学生，并通过标准化考试确定学习者是否具有入学资格。这种标准化的考试通常采用选择题型的测试方法，这样不仅阻碍了学生表现自身的潜能，而且部分学生虽然了解题目并努力完成却仍然失败，以致妨碍了高校识别并发展学生的智力水平。因此应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传统入学标准。目前，虽然存在像音乐艺术院校这样不以标准化考试衡量学生能力的入学标准，但是通常由于这种招收方式成本高而没有被大规模地采用。然而，对一些具有独特潜能的学生的破格招收正在改变人们关于高等教育招生规则的观念，人们开始着手修改部分招生准则，以便使多元智力类型的学生能顺利进入高校接受深造。然而，即使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些开放的招生机构或者对特殊人才的接收系统用以开展中学后教育，但拥有语言或数学逻辑智力之外智能的学生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的阻碍依然很大。这种状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改变。
（二）改革高等教育教学方式
教育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学习者个人为中心，满足学习者不同的学习要求。这就需要教师采取有效的教学方式。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教育机构可以提供不同领域发展不同智力的核心课程管理系统以支持大学生自己选择课程。但是对于教学改革最困难是，教师如何通过多元智力理论设置课程与教材，如何将音乐、舞蹈等元素及小组合作等方式融入课程教学与练习中。
1.设置环境，推广体验式教学多元智力理论激发了教师尝试教学新方法的热情，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自身的智力。这类新方法包括合作小组学习、社区服务学习以及体验式学习等，可以发展学生自我认知与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智力。社区服务学习还可以使学生在社会中体验课堂中学习的知识，帮助学生更深地理解知识。体验式学习往往涉及学生在企业或团体进行的实习活动，这样可以帮助视觉空间、自然观察等个人智力的发展。加德纳强调学生利用环境发展自身的智力，体验式学习也证明了环境对于发展智力的重要意义。
2.增多接触，加深了解学生需求加德纳理论还对教师的教学活动提出要求。他认为教师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学生们相处用以发现他们身上的不同智力潜能，这对于教师与学生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一些规模较小的教育机构全年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度，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部分学生可能只需要较少的课程与学分就能完成学习任务，但却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与教师进行交流才能充分发展。对于有这样需求的学生，教师应该基于他们的智力要求与自身需求来安排学习任务。
3.注重情感，认知与情感共同发展多元智力理论同样指出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也是教育机构的核心工作。语言或逻辑数理智力常常被视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而强调，但诸如学生的人际关系、自我认知、视觉空间等其他智力的培养常常被边缘化。几乎每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声称注重学生个人智力的发展，然而现实中却很少对这类智力进行有意义的指导。发展这类智力的课程通常被定位为不在学分之内的课程，因此学生们被间接告知这类智力不重要。研究者发现，认知与情感的发展是被人为分裂开的[5]。加德纳的研究表明，学生情感发展是智力发展的基础，在高等教育中发展学生的个人智力的重要性高于在中、小学的教育中。目前，一些教育机构将学生管理与教务部门相融合，使得学生个人发展事务在机构中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而传统上人为造成的认知与情感的分工应该重新归为一体。
4.改善设施，加大技术投入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施不利于智力的发展，这一定程度上是目前高等教育中发展智力的最大障碍之一。许多学校缺乏便携的视听设备，这样不仅不利于小组合作的进行，而且不便移动。虽然大多数教育机构设立了科学实验室，但是这些实验室大多仅可以满足实验课程的学习。高等教育机构应改变学校的空间设置，以便于学生进入不同的空间发展不同的智力。多元智力理论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尽快认识到新技术的应用在发展学生智力方面的重要性。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教室仍然没有配备精良的电脑，同时也不规定学生携带电脑上课。实际上，技术对于创造环境、发展智能是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5.遵从个性，实行多种方式教学即使高等教育倾向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且教师尝试调整自身的教学方式与实践，以至学生们逐渐可以从教师设置的课程中自由选择学习的科目，但是这些课程往往由于教师采用自身的教学方法而忽略了智力的培养与发展。加德纳的理论认为，教师应该考虑增加个性化的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学科教学，为每一个学习主题设置不同的切入点，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学习内容。例如，加德纳在其著作《未经教育的头脑》一书中曾指出[6]，对任何内容至少可以用以下五种方式来教授：叙述、逻辑分析、动手经验、艺术探索和哲学考验。他后来还增加了参与合作的经验或人际经验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实现遵从每个学习者的智力特点来实施教学。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元智力理论时应注意避免一些错误观念的存在，从而阻碍学生智力的培养。首先，教授某一主题时不应该将所有智力的发展作为目标，同时也不能仅仅假定一种智力，应该根据主题学习的需要与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考虑应涉及的智力类型。其次，避免将一种智力作为学习活动的背景，例如学生阅读或写作活动的时候进行音乐欣赏，这样不仅不能达到完成学习活动的同时发展智力，反而会产生相反的后果。最后，应该在考虑情境因素后再对智力的发展进行评估，不能脱离环境评估智力。
（三）改革高等教育的评估标准
随着逐渐增多的公共投入，高等教育开始关注如何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学习者能否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对高等教育系统的问责与评估始终未停止，并且对毕业生测试与评估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加德纳的理论也涉及了关于问责的理论，尤其是关于高等教育学习成果的评估。大多数大学与学院都强调个人智力的重要性，如自我认知、音乐节奏、视觉空间等。但是，这些机构却普遍地将这类课程排除在正规课程之外，也没有国家和机构专门以这些智力发展的成果作为进行评估的重点。因此，高等教育系统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评估标准。加德纳的理论强调学习目标、课程、教学以及相关评估都应该纳入评估与问责系统用以平衡多元智力的评价系统。这些新的评估体系将会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各种智力，从而致力于发掘他们的智力。
三、运用多元智力理论开展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5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育挑战；教育管理职能；人格化；法律；新征程
人工智能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经过60多年的演进，因其层见叠出的优良性能而备受万众瞩目。尤其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建设的新机遇[1]。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并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足见党和政府对新时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重视。但是，人们在喜闻乐见人工智能之巨大进展时，对其担忧也与日俱增。人工智能到底是“机智过人”还是“技不如人”，未来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祸患，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其实，福祸本相依，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机遇和冲击比肩并存。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但教育首当其冲[2]。本文将就人工智能究竟为何物、与教育有何联系，人工智能对教育管理有何现实意义与挑战，教育管理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抓住机遇、展开变革，“人格化”与“智能化”如何融合与碰撞，人工智能走进教育管理的可行路径等，进行重点研究。
一、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延伸，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管理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工智能不是外在物，是人的智能的延伸，正如人眼看不清太微小、太遥远的物质而借助于显微镜和望远镜一样，人工智能是人的器官官能的延伸。这个器官官能就是人的大脑的智能。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类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借助各类工具来弥补其器官官能的局限。如果说（信息时代之）信息技术是取代、提升人的体力的工具，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应用解决的是替代或扩展脑力的问题[3]。人工智能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本质区别就是，信息时代“假于物”之“物”是物理概念，智能时代之“物”是类生物概念。
正如工业革命的产物不仅替代、扩展了人的体力，也改变了人体力的作用方式（如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使用代替长途跋涉，信息时代“指尖化”管理代替以往人类劳动中“臂力”的广泛使用）一样，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运用，必将改变人类脑力劳动的模式。比如有科学家根据阿尔法狗三代阿尔法零（alphaZero）的智力思考逻辑，设计出相关的软件和方法，对新的围棋手进行脑力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智能[4]。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人工智能“为何物”有了一个概念上的了解。那么，人工智能和教育、教育管理有何联系？如何处理教育管理“人格化”与“智能化”的关系？智力发展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学生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让智力得到锻炼、培养和提高，如同在一张白纸上绘图，改变或发展学生原有的单纯的心理结构、让学生获得复杂的高等智力，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创新——创造新的智力结构——人工智能也是如此，试图让人工智能机器拥有和人接近、甚至超人的智力结构（替代、扩展人的智力，弥补人类智力（如记忆力）运行的局限性），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终极关怀。根据这一“根源性”探讨，我们可以得知：人工智能与教育“血脉相连”。其一，人类教育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所需的智力资源由人类教育提供）；其二，人工智能机器通过与人类教育相同的方式获得智能（机器能够学会学习）。
由此观之，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管理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工智能“起源”于教育，反过来应用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过程的所有环节。人工智能既然与教育“血脉相连”，人将它运用于教育管理就当如阪上走丸、得心应手。教育既然可以影响和制约人工智能的发展，教育就应该有所作为，致力于让人工智能发展尽如人意——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而非被异化——人工智能本不是外物，要把它变成真正的“骨骼”，而非“假肢”。这是教育管理实现“智能化”兼“人格化”的前提条件。
二、人工智能对教育管理的现实意义与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应用，必然对教育管理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挑战同时存在。管理者要用好这把双刃剑，随时注意回归教育本质，准确理解技术，有效利用技术，真正做到智慧地运用技术解决教育问题，提高教学效果[5]。
（一）人工智能对教育管理的现实意义
其一，教育管理将更具有前瞻性。预测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功能。人把一定程式、数据、前提条件写入智能系统，用其对最终结果进行模拟和预测。预测是管理活动中举足轻重的环节。在人工智能问世前，人们就已用各种方法来预测管理结果，如德尔菲法。预测的对象除结果外，还涵括与管理计划相关的诸因素，如影响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可能困境、可行纠偏措施等。基于控制论、信息论、统计学及非数学学科知识于一体的人工智能系统，拥有强大的大数据综合处理、复杂程式分析、可能性概率估量、可视化图像模拟、多维计量建模等功能，其综合性的预测效果显然比单一专家预测（知识结构单一、凭经验推理）要好很多。譬如：人工智能专家系统能综合运用特定领域中专家提供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并采用人工智能推理技术来求解和模拟[6]。由是，人工智能使教育管理更具前瞻性。
其二，促成教育管理数据化、透明化与管理理性。以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具有大量的有效数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数据的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发挥作用[7]。人工智能依托于数据而存在，这必将促进教育管理数据化进程。数据化即是将各项具体指标按一定方法进行明确计量、科学分析、精准定性的过程。数据化作为人工智能的手段和目的，必将使教育管理不再是模糊化管理，一切将有据可循、有据可依。
管理数据化必将促成管理透明化和管理理性。当大部分工作指标都基于数据来进行计划、监测或评估时，一个明显的好处即工作更具透明度，暗箱操作将明显减少。人工智能时代的公民，应当充分意识到数据对于公民生活的重要性，通过自身或集体性的努力来提高数据感，加强数据使用，并争取获得相应的数据权利，从而更好地实现更为优质的数据化生存[8]。就教育管理相关主体而言，指标量化将让他们的工作或学习更具明确性、目的性、可比性，这本就是很好的激励措施；就领导者来论，管理数据化将在最大程度上规避盲目决策（如“拍脑袋”决策）等感性处理、随机决策的管理方式。
其三，重构教育管理监督与纠偏体系。“预警抓苗头，监督常态化”[9]，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监测和预警功能，这是其被交口称赞的原因之一。当实时状况与预设条件不一致，预警程序就启动，以便管理者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采取应急预案、执行纠偏措施。甚至在某些时候，人工智能自适应系统可自动采取解决办法。拥有这一功能，就能杜绝因问题发现不了或不及时而造成损失的现象。同时，人工智能之数据化、可视化将为第三方教育评估（或监测）机构的工作提供便利。另外，人工智能的引入将拓宽教育管理的监测渠道、创新教育管理的监测方式。譬如，在以往，考试作为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的主要途径，产生了应试教育的诸多弊端，而人工智能之监测和评估将是全方位、全过程的，这将最大程度规避传统教育监测模式常见的囿于一隅、舍本逐末等功能缺陷。
（二）教育管理需要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
首先，人工智能在教育管理中全面推广将遇到难题。广大教育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推动教育决策的理性和科学性、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案例还相对零散，离全面推广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未来教育管理如何使人工智能得到广泛、适当应用，如何在最大程度挖掘其内在价值，如何提升在位的教育管理者应用和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以及培养符合人工智能技术运用需求的未来教育管理者，如何平衡智能和非智能生活、最大程度地规避技术的负面效应，成为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项挑战。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究竟该如何全面“落地”，有无可推广的成熟应用模式，仍是困扰教育界的一大难题[10]。
其次，人工智能“机智”与“愚昧”双重属性的认识问题。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如机器学习——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性能——使用预测学习解决如何随时间发展对数据进行探索、使用集成学习解决如何在空间分布上对数据进行探索、使用指示学习解决如何探索数据生成的方向[11]。但是，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抱着白往黑归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问题是不行的——众所周知，缺乏思维意识是人工智能的“阿喀琉斯之踵”，它的智能只是一种由程序员事先写入的“仿智力”。事物的多样性、多变性，尤其是学生作为成长中的人之独特性，凸显了这一“仿智力”的局限性。它既无法认“理”，又无法究“情”。如何处理人工智能既定程序之“蠢”和万事万物之“变”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再次，人工智能运用于教育管理涉及隐私和伦理问题。上文我们谈到，人工智能是基于数据和程序而运行，而且数据越具体，其服务就越精确、学习建议就越科学、知识内容就越合理，产生的教育质量和效益就越显著。但是，数据的授权也使相关人员的隐私保护受到威胁。譬如，学生的家庭状况、学业成绩、惩罚记录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和数据，在被人工智能利用的过程中，存在泄露的隐患。人工智能还涉及人权、责任、道德、环境等伦理问题。譬如，在教育管理中，智能机器是否会侵犯师生人权？智能机器人是否拥有人权和道德地位？智能机器在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中造成的事故由谁承担责任？这都是人工智能走进教育管理要面临的挑战。
三、人工智能对于教育管理职能变革之特殊蕴涵
教育管理职能是指人们对教育管理工作的一般过程和基本内容所作的系统性归纳，对各项程序相似、内容相通的教育管理行为的概括和分类。教育管理职能是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手段，研究教育管理，必将讨论教育管理职能。研究教育管理人工智能化可不可行、必不必要、是式微还是繁盛，先得探析人工智能对于教育管理职能变革之特殊蕴涵。
（一）人工智能与教育管理计划职能
计划过程是决策的组织落实过程，决策是计划的前提，计划是决策的逻辑延续[12]。就教育管理活动而言，计划是指教育教学工作及相关工作（如财务管理、学生食宿、校园文化、对外交流、公共安全等）的提前安排与部署。计划工作是管理活动的基础，周密的计划是确保决策效率和管理质量的轴钧之点。
优良的教育管理计划应是动态的、滚动的，即在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通过对信息的及时监测和反馈，及时改变现有计划不恰当的方向和内容，从而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优化、校正计划本身。人工智能对“滚动计划法”的实现大有裨益，它使得各项本来很难或不可能由人工完成的对大量数据的监测、处理、调整、预测工作成为可能：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建立在广泛的网络连接和大数据的基础上，同时又不具备人类自然生命的众多生理与情感约束，其在对信息掌握程度、对输入响应速度、理性判断和分析的能力方面，都远超传统人类[13]。另外，人工智能为教育管理计划实施创造技术条件：课程安排冲突之避免、教学资源之充分利用与浪费之杜绝、部门间信息交流之畅通及工作协调之高效、人力物力财力分配之井然有序等。
教育管理计划不同于企业计划。企业计划更多是对整体、全局、事物而言。而在教育领域，学生是成长中的人，学生的多样性、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管理者无法制定符合每个学生发展需要的统一计划。最理想的计划是老师和学生一道、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的计划，这种“量身定制”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因心灵亲近而达成足够了解这一前提。诚然，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指标监测方面卓有成效，然却无法适切于引导学生循序渐进之计划功能的发挥。尽管，我们期待在将来某天，人工智能将真正实现从单纯的物理环境向智能化环境转换，构建一个个体成长和服务进化的教育生态，使教育实现个性化[14]，但这毕竟路途遥远。
（二）人工智能与教育管理组织职能
人尽其能、物尽其用，是教育管理组织职能的手段和目的。组织的设立、职位的设置，既要考虑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又要符合工作任务的分配需要，也要顾及到每个人能力的适用。教育管理组织职能的发挥关系到教育的质量、效益和效率，能否大匠运斤、游刃有余地设计组织架构、配备组织成员、整合组织力量、塑造组织文化、完成组织变革，是教育管理工作能否行之有效的前提条件。
人工智能可以独立或辅助完成多项工作，故将促使管理组织从锥形结构形态向扁平结构形态转变，达到使组织变得灵活、敏捷、富有弹性和创造性的目的[15]。管理层级减少，加上人工智能执行任务鲜有失误之特性，使组织中信息传递效率提高，失真率降低，信息监测成本减少，采取的纠偏措施可更具及时性和针对性。同时，由于管理幅度增大，下级组织将拥有更多自治空间，这有利于下级组织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发挥。另外，在组织部门设置、组织内部权力划分（集中或分散）、人员选聘、人员考评和培训等方面，都会有很大一部分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完成。
与企业管理不同，教育管理不以盈利为目的，人工智能之于企业组织职能有益之处，对教育管理不一定适用。首先，组织职能最重要的部分——组织设计，譬如大学之院系设置等，应根据学科的内在规律、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其次，虽然我们不难预料，不久的将来机器人会走上讲台，但我们也可以肯定，作为教师的人是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再完善的人工智能程序，也无法媲美师生之间契合的、互动的思维和意识、思想交流所能带给学生的裨益。再次，学校招生工作能借助人工智能参与的部分也是有限的。例如：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学校德育质量等难被量化的指标（这些指标却是评价学生身心是否健康发展最重要的参考因素）的考察，几乎不可能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最后，在塑造组织文化（校园文化）方面，就更不可能依托人工智能来进行。塑造能愉悦和润泽师生心灵的、促进师生生命成长的、增加师生生命内涵的校园文化[16]，是教育管理之举足轻重的组织职能。这一职能无法依靠没有思维和意识的人工智能来履行。
（三）人工智能与教育管理领导、控制职能
人工智能在领导职能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要小一些，因为人工智能即使“机智过人”，它也只是一种先进技术，非人的主动行为，而涵括指挥、协调、激励等要素的领导职能，须依托于人的主动性、主导性方能实现。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对领导职能仍具意义——技术或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领导功能、领导动能，是领导能力、领导效力、领导力的重要支撑。技术水平和层次的质变，必然造成和带来领导方式的转变[17]。
就教育管理而言，其领导职能的重心不是激励全体成员朝着系统目标努力，而是促进、保障每个成员身心健康发展。师生不能沦为人工智能影响作用之客体。规避“客体”成分、杜绝单一化驱动、协调、激励的领导模式，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管理领导职能转变、优化过程中所应振裘持领之事。
由于内外部环境变化、信息不对称、管理权力分散、工作能力差异等原因，工作或多或少会出现与原计划不一致的情况，这就需要控制。控制职能指的是对计划的执行，以及偏离计划的差异进行持续监控[18]，从而保证计划执行过程中不出现偏差，或有偏差能及时发现和处理[19]。就教育管理而言，控制是指在教学进度（或质量）、学校财务、基建状况、学生成长状况等偏离原计划（标准）时，对其执行适时、适度、客观、灵活的纠偏措施。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控制职能，将简化控制流程、提高控制效率、节省控制成本，尤其人工智能监测功能、数据处理功能、反馈功能之精确高效，为人所望尘莫及。
但是，控制是控制事物，而非人。教育领域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是人和人的发展，学校师生作为人的独立自由的教学和科研的基本权利不应被控制或干涉。这是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教育管理控制职能时所面临的掣肘，因为无论人工智能发展成何种高精尖的形态，它依然绕不开教育、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
四、“人格化”与“智能化”：教育管理变革的统一与冲突
人的认知、思想、态度、情感、意志（而不一定是行动、行为），都构成教育管理的内容。“人格化”教育管理指的是用有益于人格发展的方式来实施教育管理，主要突出两个方面：其一是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敦促师生共同参与管理；其二是以追求师生人性的完满发展，也即回归教育的本质——使人性臻于完善为目的[20]。“人格化”是崇高的人全面发展的过程。
人工智能对“人格化”教育管理有哪些益处？第一，表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管理的高效助力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类思维、生产力解放的促进作用。譬如，人工智能替代人去完成教育管理中复杂的、单一的重复劳动，全方位减少师生教学、科研和管理的任务量并提高其效率、效果，这必然推进教育管理“人格化”进程。第二，人工智能教育管理与普通教育管理的具体过程（从上至下、从整体到个体、从战略到战术的“主导——服从”结构）有区别：技术的运用及其过程中信息的互通、分享或公开，本身具有敦促教育管理各相关主体互相配合、良性互动的属性，这一属性契合于“人格化”教育管理内涵要求——师生共同参与管理。第三，传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管理权滥用现象，譬如教育行政“过度”、校长“官本位”、教师“学术追求”与“权力追求”错位、学生自主参与管理的诉求缺失等[21]，信息不对称、数据隐蔽化或模糊化处理当为主因。许多教育管理者陷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思维误区，滥用管理权力，采取多种手段封锁信息，拒绝尊重师生主体地位，更遑论引导师生共同参与管理。人工智能之高标准数据化要求，以及这种有据可循、可依的管理模式促成的管理透明化和管理理性，将有效杜绝管理权力滥用或寻租行为，使各相关主体能掌握更多信息、话语权，继而实现民主共管、共治。这本也是教育管理之民主性原则、规范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的内在要求。
然而，“智能化”与“人格化”也存在冲突之处。其一，理想的教育管理应该是一种分管、分治。分管不仅指校领导之间存在任务分工，且指全体师生的分层分类管理：学校行政事务交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去办，学术（教学与科研）事务交由教师去办，学习事务交由学生自己去办。各自把自己该做的事办好，同时协助他人办好他的事，学校才会处于和谐、协调和良性运转状态，政府、社会与学校、学校行政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才会和谐、融洽[22]。但是，在这种分层、分类管理过程中，如果师生在方方面面、事事处处都能得到人工智能强力辅助，久而久之就会对其产生依赖，继而导致人的自主管理、自律、自控能力下降、退化和丧失。当下，人们对智能手机这种低级智能技术“上瘾”、“分秒难离”的现象普遍存在，遑论未来高级的智能科技。其二，运用人工智能对管理者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精通智能技术、深谙操作技巧的管理者成为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但是，优秀的“工程师”并非一定是具有高尚人格、懂得科学管理方法的、卓越的“管理者”或“教育家”。恰恰相反，一个精晓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如果未领会或不重视教育管理原理之精要，利用人工智能干一些与教育管理规律背道而驰之事，就会与“人格化”教育管理的内涵要求南辕北辙。其三，某一所学校、某一个地区，要全面实现教育管理人工智能化，需要充足的教育资金投入、持久的教育财政支持。这必然导致：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省会或中心沿海城市、得政策倾斜或政府扶持的省市，将有条件推广人工智能技术，而偏远地区或贫困落后市县，将被边缘化，将沦为教育管理人工智能化的旁观者。如此，人工智能将对教育精准扶贫和教育均衡发展产生掣肘，本就因经济基础差异导致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失衡，将因人工智能引入而进一步加剧。这就完全背离“人格化”教育管理的初衷。其四，就“实现师生人性完满发展，使人性臻于完善”这一教育本质和本原来谈。人性的发展、完善，有至关重要的两方面：其一是人性之内生、主动发展，如“致良知”，即从外物的魅惑、对名利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回归人格中本真的“善”；又如，在最大程度上探寻和发掘自我之所擅长、爱好并加以发挥、培养和引导；还如，为内心寻找最适合的安放之所，成全最本质的自我。其二是人性之外生、引导性发展，即通过外在的教育引导，帮助个体全面、客观地了解世界，形成成熟的意识和潜意识，继而找到与万事万物之“道”一致、又契合自我本质存在的人格发展模式。然而，正如上文我们已提及，人工智能基于既定的、“冰冷”的、非人格的、非个适性的程序和逻辑而存在、运行——它不仅无法完成出色的教育管理者所能完成的、适切于人格人性健康发展的工作，反而会对师生人格人性发展造成阻碍。
五、教育管理新时代：以智能化开启现代化的新征程
教育受生产力制约是教育的固有规律。生产力制约着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及部分课程内容、科研内容和方向、教育事业的规模和学校结构、教育和教学的手段等。人工智能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及未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成为每一个教育管理者不可回避之事。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这一生产力发展的硕果，如何促成人工智能与教育管理的良性结合，且通过教育使人工智能发展得更完善、更利于人类福祉和解放，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积极稳妥、有的放矢地构建和实施具体可行的策略和办法，将促使人工智能与教育管理相得益彰，以智能化开启教育管理现代化新征程。
首先，应厘清人与人工智能在教育管理活动中的工作边界。在教育管理活动中，尽管人工智能将成为高效、得力的辅助工具，但它却不可能全面替代作为人的管理者的工作。许多只能由人亲自完成的复杂的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事宜，不应让人工智能越俎代庖或包办代替。譬如：由师生之间互动和交往交流产生的、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启迪与引导作用；含有“难量化考察指标”的教育（如德育）质量监测或评估体系的建设；涉及到“学生是成长中的人”特性、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学生发展的阶段性、师生人格完善客观规律的系列工作；教育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需因地制宜、因时适变、因人而异的意外事件。
其次，在国家层面，要健全有关法律体系，加强相关法律功能。现代法律体系，能否成功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否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维持秩序与变革、守护与创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今天的法律人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23]。在教育法律法规层面，就教育管理人工智能化制定相关规范势在必行。行之有效的立法是充分发挥法律效用的关键所在：法律界人士应该学习和研究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只有清晰把握人工智能的内在逻辑，才有可能让立法更具有针对性和明确性。有关方面应敦促人工智能专家参与相关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并为其参与此类工作提供便利渠道。各高校法学院应着手培养学生的、与人工智能发展对接的创新思维、逻辑推理、实践和判断能力（而非单纯传授法学、法律知识），以使学生毕业后在应对人工智能事宜时不处于被动状态。总之，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问题的深入研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24]。
再次，教育主体应各安其位、各谋其职，适度利用人工智能。知止不殆，每一位教育管理者，以及所有在教育分管、分治工作中分担职责的师生，皆应时刻警惕：对人工智能要合理、适度地利用，不能因过分依赖、“上瘾”导致自身管理、教育、学习、科研、自律、自控等能力及身体素质全面下降或退化。教师的高阶脑力活动和教学经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习惯，绝非天生具有，往往需要经过低阶脑力劳动甚至体力劳动的重复训练和积累过程。师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其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变相成为人工智能的助手和附庸——教师失去应有的教学能力和职业素养，学生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健全的心智性格。如此的话，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就不是福利和解放，而是祸患与危机。
复次，构建切实可行的应用驱动和机制创新策略。应用驱动立足于受教育者最直接的利益问题，驱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驱动教育管理的变革和发展，驱动适切于教育管理运行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驱动教育管理人工智能化的全面实现。机制创新是指不仅仅依靠政府和教育系统本身来提高和保障资源供给，还注重依托产业界、社会各界的力量来推动教育管理人工智能化变革的顺利实现。譬如，在以往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各教育机构通过与电信企业深度合作、互利共赢，有效地促进了教育信息化与应用驱动进程。
最后，学校应做好适切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教育管理人才培养工作。高端人才是人工智能的领头羊，人工智能高端人才队伍是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雄厚后备力量[25]。优质的、适切于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所需的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属于教育的本职事宜。上文我们提及，教育受生产力制约是教育的内在规律，与此相关还有另一条教育规律：教育可以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反作用——教育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实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生产力。因此，关注适切于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的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对于使人工智能这一生产力朝适合的方向、以最高的效率、最好的效果推动教育发展、提高教育管理质量是大有裨益的。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6
其内涵都是重点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包括构建“智能工厂”与组织“智能生产”，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智能生产时代，人类劳动将更多地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参与到生产过程当中，每个生产者都有可能为个性化产品的最终形态提供创造性贡献，而不再只是机械地将少数创新者的设计变成产品。工人不再从事简单的操作，而是智能生产系统中的管理者，需要较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充满着对技术的崇尚，对人才的渴求。对于培养一线操作工人的职业教育而言，更是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传统职业教育偏重显性技能，重视可量化、可测试的操作技能，而轻视解决问题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隐性的、难以测量的技能，客观上造成职业院校毕业生能力结构单一、发展潜力和后劲不足，更无法满足智能制造的时代需求。
这场深刻的工业革命，从技术层面看，无疑是因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信息技术既给我们带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也为职业教育教学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同样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上，而且给教育发展带来理念上的变化，它使教育内容、方法和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教育信息化的关键在于要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运用信息技术逐步改变原有的教育教学过程与模式，实现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向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主的教学方式的转变，并根据社会发展和学习者的需求，进一步突破传统教学活动的时空限制，提升教育教学的效率与质量。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成为我国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为此，《教育部关于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2]5号)中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同年12月，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在江苏南京召开，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提出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八项具体工作任务：一是树立以信息化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理念，推动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教学和管理的核心业务;二是大幅度提高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能力;三是大力推进优质数字化资源开发和共享;四是努力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五是着力提升职业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六是全面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七是建设文明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八是拓展信息化国际合作与交流。教育部从2012年起，已连续三年印发《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
吉林省大部分职业院校已经充分意识到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教学实践中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要顺应社会发展，就必须大力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十二五”期间，职业院校计算机及其配套设施覆盖率几乎达到100%，85%的学校进行了数字化校园等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建设。但是，许多学校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定误区，主要表现在：一是建设理念存在误区。
许多学校将信息化建设重点放在多媒体和网络信息技术上，推动主体放在网络中心或者电子图书信息中心等信息技术部门，虽然配备了数量足够的计算机基础设施，但由于广大师生没有参与进来，导致空置率高或应用效率低下;二是建设模式存在误区。许多学校在信息化建设上缺乏长远规划，多是一次性、临时性投人，后续建设、后续应用考虑少，而且重硬件、轻软件现象严重;三是应用导向存在误区。许多学校在信息化资源应用上没有体现出信息技术与课程资源整合的实质性内涵，没有通过信息化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探究性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甚至课堂上只做为电子板书、电子教案等浅层次应用。
鉴于此，笔者认为推进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深度融合指的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将信息技术引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改变教学模式，形成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发挥信息技术对教学改革的推动作用。美国可汗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开发的大型网络公开课程(mooC)，就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的典范。用信息技术变革了传统教学组织形式，改进了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慕课、微课的出现，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成为可能。
二、应用驱动是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切入点。要从教学目标和学生需求出发，以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为目标来安排教育信息化工作。只有聚焦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特别是课堂中的应用，为职业院校学生创设模拟工作、学习情境，才能找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点，才能体现信息技术对于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强大支撑作用。
应用驱动的重点就是推动“课堂用”和“普遍用”，“课堂用”就是要在课堂教学的主战场中应用，并且每门课都要用。“普遍用”就是信息技术应用的常态化，要将信息技术应用成为师生教与学的一种习惯和常态。用中教、用中学、用中提高。逐步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三、虚拟仿真技术是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突破口。职业教育重在技能培养，职业教育信息化推进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数字化虚拟仿真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虚拟仿真软件既可以作为辅助课堂教学的工具，也可用于职业情境创设、工作过程(操作过程)展示、协作交流等教学活动的开展。
职业院校普遍面临实习难、实训难这些问题的困扰，模拟仿真技术可以解决在实训教学中遇到的危险性高、耗材花费大、指导教师数量不足等问题。虽然模拟仿真不能完全取代教学实训，但在实际教学中，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模拟仿真与实训教学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对于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7
关键词：智慧教育城建设；教育信息化；数字技术；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673-8454（2014）07-0046-05
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应用、资源建设、标准化建设、法律法规建设和相应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祝智庭教授简要勾勒过去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概貌，将其概括为“一个信念，两大计划，三个项目”：[1]“一个信念”就是首先要确定“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信念；“两大计划”指的是中小学“校校通”计划和全国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计划；“三个项目”主要包括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建设项目和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项目。
作为区域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先行者，温州教育信息化工作建设基本与全国同步，在某些方面甚至具备引领发展的地位。温州教育信息化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①启蒙应用阶段（1999年之前）：以“两机一幕”进教室为标志，普及音像教学，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探索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课堂教学；②探索前进阶段（1999-2003年）：以教育城域网建设工程为核心，组建多层次、多局域的综合互联性网络，初步实现教育、教学、管理数字化和网络化；③跨越发展阶段（2004-2007年）：制定《温州市教育信息化建设行动计划（2004-2007年）》，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139富民攻坚计划”教育资源共享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④均衡提质阶段（2008-2011年）：制定《温州市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行动计划（2008-2011年）》，实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达标创建工程，全市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获得整体提升；⑤融合创新阶段（2011年以来）：以数字化校园创建为核心，高位提升，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思想、理念、方法和手段全方位创新。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数字化浪潮的兴起，使教育进入数字化时代，带给人们的是资源的数字化和工作的流程化，也逐渐形成了基于数字化特点的教育文化和观念。那么21世纪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等技术兴起和快速发展，将使教育进入智能化时代，开启智慧教育新篇章。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基于技术和教育发展的演变提升过程，只有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勇于突破以往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通过战略构架、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才能实现教育信息化工作阶段性、螺旋式提升。
一、“智慧教育”再认识
1.智慧教育缘起于“钱学森之问”
2005年，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思想家钱学森先生时，钱老曾向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面对新中国60年教育的现状，钱学森先生立足自己成长与成才的经历和多年对教育的体验与关注，以培养全民英才和“冒尖人才”为宗旨，基于学制观、人才观、创新观、全面学习的方法论、教育教学的系统论、教育科研的实践论等六个基本教育观念所形成了6个教育创新思路，即“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这一创新教育体系“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体系，是21世纪的中国乃至全球最先进的优质教育体系”。[2]
所谓“智慧”是由智力、知识、方法、技巧、意志、情感、个性意识倾向、气质与美感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所谓“智慧教育”是指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人们智能的教育。这些智能主要包括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决断能力、领导能力、创新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等。江苏智慧城市研究院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后，从学生、教师、课堂教学、课外活动、评价导向等维度，提出智慧教育应该具备的五个基本特征，这里不再赘述。[3]总之，智慧教育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实就是教育者通过教育理念、知识学养、情感与价值观、教育机智、教学风格等综合素质的提升转变，利用“教育智慧”促进学习智慧发展，从而实现智慧类型优化的目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根源于教育以及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服务的属性，同时又根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知识产业时代的到来，智慧知识的进化成为知识进化的主流方向，由此共同决定了传统教育向智慧教育进化发展的方向。
目前，智慧教育的理念在国内外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个别学校付诸实践探索，相关建设和研究都取得初步进展。然而，由于长期受到客观条件和技术手段的限制，智慧教育的实践推进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以至于仅仅停留在理念倡导、零星探索层面，未能转化为教育者广泛的常态教育行为，即使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取得一些成果，与既定理论目标和课改实际价值也相距甚远。然而，令我们倍感欣喜的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入结合，为智慧教育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新技术背景下的“智慧教育”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全球教育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推动教育信息化步入新阶段主要有两大契机：一是学习科学的新研究。“提高人类个性化的自学能力”被列为21世纪面临的14项科技挑战之一，如何应用信息技术与科研成果来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以形成基于信息时代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成为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二是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如何借助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创造智慧个性化学习环境、智能汇集推送的学习资源以及主动发展的学习者，成为推进教育优质发展、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事实证明，有效利用信息化可以使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智慧得以延伸；推进智慧教育，能够满足学生更具智慧的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智慧教育成为信息化教育应用的一个新范式。[4]与此同时，国内外一批学者专家也加强了对智慧教育的研究推广，特别是祝智庭教授在综合了国内外对智慧教育的系统研究之后，提出了“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是一种最直接的、帮助人们建立完整智慧体系的教育方式，其教育宗旨在于，引导你发现自己的智慧，协助你发展自己的智慧，指导你应用自己的智慧，培养你创造自己的智慧”的见解，对智慧教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趋势性定义。[4]在智慧教育建设实践中，除了东南亚几个国家以外，我国的上海、广东、深圳、宁波等城市或者将智慧教育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或者单独制定智慧教育相关的方案或意见，积极探索基于新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育建设。
二、“智慧教育城”概念的提出
2012年上半年，温州提出智慧教育建设整体思路，经过一年的研究论证，《关于推进温州智慧教育城建设的实施意见》已于近日出台，提出立足“智能环境、智慧教育”的主旨，建设“温州智慧教育城”的目标。面对“温州智慧教育城”的提法，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智慧教育，温州在实施中为什么却加了一个“城”字，称为“温州智慧教育城”？其实，此叫法并非无意之举、随手拈来，更绝非为创造“温州模式”而特立独行的自我标榜，而是内化了我们对智慧教育的认识，力求在概念中体现建设的思路和目标。
1.“智慧教育城”归属于“智慧城市”建设体系
2009年初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2013年1月29日，经住建部审核通过，北京市东城区、河北省石家庄市、江苏省无锡市、浙江省温州市等在内的90个城市（区、镇），成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根据国际既有的智慧城市建设内涵，大致包含经济、政务、交通、就业、教育、医疗、环境、能源等多重领域。[5]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除了应该结合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重大课题，突出城市管理、医疗、交通三大领域外，重点应该是作为民生工程的智慧教育。2013年3月，温州市人民政府通过了《温州市智慧城市创建实施方案》，“智慧教育”成为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而“智慧教育城”概念的提出和纳入“智慧城市”建设体系也就顺理成章。
2.“智慧教育城”从技术支撑上区别于“智慧教育”
虽然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智慧教育”概念尚未形成广泛认可的科学定义，但其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已成为共识：一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教育手段的智能化，即智慧化的学习环境；二是基于学习者自身的能力与水平，兼顾兴趣，通过娴熟地运用信息技术，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料，开展自助式学习的教育，即智慧化的学习过程；三是通过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教与学的方式重塑教学施为关系，即智慧教育生态。同时，“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新诉求，必须基于三种主要技术：一是作为现代技术手段的物化现代媒体技术；二是作为媒传教学法的智能现代传媒技术；三是作为优化教学过程的泛在教学系统设计技术。可见，新技术的发展为智慧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更为其增添了重要的基础要素，使其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无不彰显信息化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在称呼中体现基于智能技术支撑的“智慧教育”（智慧教育城）和基于“教育智慧”的智慧教育之间的区别。
3.“智慧教育城”凸显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思路
众所周知，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其他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既有相通点也有实质性的区别。相同点在于教育信息化与其他领域信息化一样依赖于信息化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教育信息化由于受到区域教育政策、教育人口、学校布局，以及区域教育资源和应用需求差异影响，导致在网络接入、基础建设、系统开发、资源共享和相应的教师培训中不可能全国、全省、全市、全县统一部署，更不要谈学校管理模式的不同和教育教学模式差异。正因如此，区域特色和区域推进一直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共同认识和重中之重，而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建设新阶段的智慧教育更是如此。国家可以全面推进智慧教育建设，而实质性推动却需要区域推进，“教育智慧城”建设也就成为推进的主体。区域推进智慧教育建设不仅是为了解决庞大网络和系统部署的问题，更是为了满足教育全数据收集和精细化管理需要。
三、温州智慧教育城建设实践与探索
目前，我市乃至全国教育已经进入到了“十二五”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决胜期，教育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对教育信息化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尽快部署，加快步伐，才能积极回应和不断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
1.新形势下教育信息化战略地位提升
本世纪初，我国把信息化建设提高到关乎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强调优先发展。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把信息化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紧接着《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制定颁布使教育信息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要素全面纳入国家战略的议事日程，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传统社会形态带来巨大冲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又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去年3月，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对未来十年的教育信息化工作进行整体设计、全面部署；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全口径的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刻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将教育信息化作为国家信息化的战略重点优先部署，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目标、任务、思路和重点；10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当前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具体部署了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核心的七项重点工作；今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要构建“两级建设、五级应用”体系，尽快建成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对加强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配套制度、责任体系、工作机制经费投入等做出了部署。国家紧锣密鼓的会议部署和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不仅意味着吹响了全面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号角，同时一再表明教育信息化在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2.温州具有良好的智慧教育城建设基础
过去十年，温州教育信息化工作围绕“建网、建库、建队、建模、建制”的五大目标，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获得整体提升。1999年，温州以教育城域网建设工程为核心，组建多层次、多局域的综合互联性网络，初步实现教育、教学、管理数字化和网络化。2004年通过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应用示范区建设验收。2008-2011年，组织实施了“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创建达标工程”，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全面完成“浙江省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学校建设标准”达标创建的地市，全市1070所中小学校参与达标创建，489所学校通过Ⅰ类标准评估验收，515所通过Ⅱ类评估验收，达标学校占全市中小学校数的88.1%，其它农村学校达到省定Ⅲ类建设标准，为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0年启动实施数字化校园创建，已建设完成60余所市级示范数字化校园和一批数字化校园，并提出到2015年，创建100所以上市级数字化示范校，建成覆盖全市的数字化教育服务体系的目标，为智慧教育建设扎实快速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提升空间。
3.智慧教育城建设是区域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
温州教育受区域发展基础、地方财力、资源配置、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城乡、县域、学校之间教育水平还很不平衡，推进教育公平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同时，当前的教育实践中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仍然突出，以及传统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落后的教育管理方式等等，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高位均衡、实现优质发展带来严重阻碍。
可以说，温州智慧教育城建设的提出，紧跟科技时代步伐，结合教育改革发展，又立足温州实际，同时也融入了温州智慧。2012年，温州提出实施“温州智慧教育城”建设，全力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和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体系建设，构建智慧教育城应用服务体系和温州教育大数据体系，促进形成最广泛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变革。2012年上半年，温州提出智慧教育建设整体思路。2013年9月，温州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开展“促进有效学习”课堂变革的实施意见》（温教研〔2013〕97号），再次明确要求“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了解学情，为改变并丰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方式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要求“把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作为课堂转型的重要推手和中小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新形态”，深化课程改革，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温州智慧教育城项目实施方案》已经专家论证通过，并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后提出完整科学的推进方案，其骨干核心内容已经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施。
四、温州智慧教育城建设基本构想
作为教育均衡优质和内涵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智慧教育城建设必须在提升学校管理效能、教师发展绩效、课堂教学效益等多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信息技术带动教育模式的创新，推动区域教育体制、思想、观念、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因此，温州智慧教育城建设继续将“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秉承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按照应用驱动的基本思路，强化智慧教育基础环境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其战略意图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实施个性化教育，引领带动教育模式的彻底变革，成就更智慧的学习者；其战略要点是智慧环境和应用推进两者并重，实现“赋物以智，赋人以慧”，为智慧教育奠定基础；其战略任务是加快教育智慧物化提升和系统融通整合，形成区域教育大数据，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和数据模型决策，助推区域教育模式的变革和创新。
1.明确框架体系：基础环境+五大中心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教育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的传输不再只是来自书本和依靠教师。现代开放式教育的发展，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固定教室的功能，即使再多的功能教室，也难以满足校园交流空间拓展需要。网络智能化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则成为学校内涵发展的物质基础，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体形成和发展的外在因素。
因此，我们在谋划智慧教育城建设时，首先考虑的在合理布局校园物质空间环境的同时，深化数字化校园建设，积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将重点延伸到智慧教室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造自然、物质、人文三位一体的校园环境。但是，教育信息化发展又不得不考虑技术发展和设备淘汰因素，以及前沿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结合效益发挥滞后问题。为此，我们在《意见》中兼顾承前启后，提出“适度超前布局，强化智慧教育城基础环境建设”的整体目标，整合提升教育城域网建设与应用，建设网络智能化学习支撑环境，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从而提升学校基础建设和应用水平，形成广泛的智慧校园和智慧课堂应用，带动区域学校信息化水平整体提升。
同时，未来教育的基础是数据。因此，我们将“智慧教育城应用平台”作为未来校园的虚拟环境建设核心，建成包括行政管理、教师发展、学生发展、教育资源和数据共享在内的五大中心，“市-县-校”分级建设，全市整合覆盖，数据汇聚共享，有效开展国家、省级指定软件系统的推广应用和数据对接，整合形成汇聚与共享的区域教育资源平台和师生学习空间，实现区域单点登录和统一认证，形成智能、系统、鲜活的智慧教育城社区。
2.抓住关键环节：资源泛在+应用融合
温州教育信息化一直将资源建设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以“一网一院+专题网站”建设为核心建设模式，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一网”指的是“温州网络教育教学资源网”，“一院”指的是“温州教育影院”，“专题网站”是一线教师自主建设管理的一批优质学科教学资源网，建立了以市县教育信息中心为龙头、优秀学校为骨干节点、广大教师主体的资源建设体系，并通过优质教育光盘集、中小学辅导网、城乡结对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应用是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前提基础，共享汇聚、个性泛在、智能推送的教育资源成为智慧教育的核心主题。但是，传统的教育资源库建设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资源开发的优质特色、动态更新、有效共享等等，相关研究和文章已经比较深入，这里不再赘述。余胜泉教授结合国内外学习资源建设发展情况，分析整理了当前学习资源建设呈现出的从平面到三维、从电脑到手机、从封闭到开放、从预设到生成、从网络课程到微课、从内容到活动、从资源到认知网络、从结果到过程、从通用到个性化、从知识到智慧等发展大趋势，相当具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6]
然而，由于受到本地学校信息化基础条件、技术水平和工作量等因素影响，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实际，在建设实践中努力顺应趋势，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加强。为此，温州智慧教育城建设在加强优质资源开发与应用中，拟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一是整合形成汇聚与共享的区域教育资源平台，开发建设师生学习空间；二是组织开发优质课程资源和校本资源，积极开发乡土教材资源；三是借助“远程教学”、“微课程”、视像中国（V-china）等手段促进资源交换应用。同时，配合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和途径，努力架起跨区域、跨校际的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促进区域、城乡、校际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比如，积极推进“翻转课堂”、“电子书包”、“一对一移动学习”，以及未来技术支撑下的新项目试点推广，利用学习分析技术优化学习过程，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不断扩展“市民卡・校园卡”、校园基础设施和综合实践基地、社会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领域的应用，为教育精细化管理、教学质量跟踪、关注学生成长和教师的发展、教育决策提供基础数据服务。
3.突出战略重点：立足实践+引领创新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同一思维水平来解决问题。”国家将教育信息化上升到引领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而智慧教育城建设作为教育主动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更是肩负着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重任。因此，创新实践求突破，提升内涵促发展，也就成为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战略核心。只有以超前思维与创新理念探索新时期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建立最直接、最完整体系的智慧教育方式，加快构建和不断深化现代智慧教育信息化服务体系，动态提升智能化、智慧化管理和服务环境，才能实现对教学内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方式的积极变革。为此，智慧教育城建设必须着力从三个方面予以加强：
一是应用驱动，整体构架。智慧教育应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并实施个性化教育。必须立足部门分工合作与任务强化，从整体上分析和梳理教育领域急需信息化支持解决的重点问题，以“数据、服务、决策”为核心，统一布局设计、统一系统建设、统一数据管理，建设覆盖全市的智慧教育城应用服务体系和温州教育大数据体系，为教育教学提供强大的基础技术支撑，建设便捷畅通的智慧流程、智慧管理、智慧决策等教学和服务环境。
二是深度融合，内涵发展。智慧教育城建设必须从重视硬件建设转向重视系统、软件智能化程度的提升，更加重视师生有意识地转变观念，从重视信息化建设转向重视教育教学融合应用；切实关注师生个体需求，围绕有利于促进学习者学习和身心发展，最大程度地满足师生个性化定制服务，助力解决师生教育教学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促进师生健康、自主、智慧发展。
三是回归教育，落脚课堂。一切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服务教育教学，智慧教育城建设的核心与落脚点同样是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必须区别于原来的现代教育技术装备配置，也不是简单孤立的信息化环境打造，而是为学生提供人与资源、环境交互的人性化、个性化的高效互动课堂。因此，在学习空间设计、课堂技术选用与整合，以及教学策略选择和过程实施上，必须充分关注课堂主体的实际需要，实现人、技术、环境、资源等诸要素和谐共存。
综上所述，智慧教育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境界、新追求，涉及教育施为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教育改革发展的全过程。面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作为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主体的温州，深刻感受到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的全面变革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必须站在推进国家信息化战略和引领教育改革发展的高度，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这不仅是教育主动顺应信息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事关教育全局的战略选择，更是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一项紧迫任务。
参考文献：
[1]祝智庭.中国教育信息化十年[J].中国电化教育2011(1).
[2]赵泽宗.汉语文教学[J].汉字文化,2012(3):88-91,12.
[3]王涛.智慧教育:智慧人生[J].科技风,2012(2):250.
[4]祝智庭,贺斌.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J].电化教育研究,2012(12):1-13.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8
关键词:大学教育;人工智能;方略
随着人工智能理念的不断普及，为避免在大学教育过程当中违背教学理念，忽略教学本身的现象，在当前改进过程当中，要把握人工智能对大学教育带来的技术变革，从大学教育的本质出发，科学运用人工智能的同时，还要积极地采取应对策略，时刻秉持大学教育的初心。那么，针对人工智能对于大学教育带来的冲击，应当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一、丰富教育项目
在大学教育开展过程当中，随着教育方式的变革，机器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络技术，在线搜索工具等方式，实现在网络上课在家学习。单个院校的概念消失，学期教育模式也被全年学习逐渐取代。为此，要重点强调合作的关系，要不断地对教育项目进行开发，在节省经济成本的基础上，以学生就业方向为主，融入更加灵活的教育项目。在满足学生兴趣和需要的同时，更加便利学生学习方式［1］。
二、加强国际合作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下，也逐渐地延伸了全球课堂，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信心，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跨国学科的开展，为学生将来更好地接受教育，积极地参与到学习过程当中，为更好地就业提供基础。例如，在新加坡院校改进过程当中，政府采用了未来技术项目，通过明确建立两个发展指标，为学生培育提供一定的渠道。通过发挥学生适应性的学习技能，来对国际当中的气候变化、金融等国际性问题进行探讨，鼓励学生勇于尝试，强化学生认知能力，为社会提供更加优秀的人才。
三、落实资金支持
在当前教育模式当中，文科面临的困境日益显著。部分传统名校逆势而行，增加了对人文学科的支持力度，加大了对文科的资金支持，借助实际行动来表明哲学、人文、音乐、艺术在大学教育当中的重要性。从哲学的角度出发，阅读、思考以及辩论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学生的参与，为研究领域提供背景的同时，让毕业生能够获得终身受益的哲学理念。文科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决策者，在文科的有力支持下，为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2］。基于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大学的成功并不来源于“赶时髦”，而是通过学生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断地提升在文科方面的专业技能，集合在线课程以及传统课程的优点，而促使学生在新领域当中不断地探索和发展。
四、结合技术以及文化
受人工智能的影响，文科的地位也逐渐提升，具体主要通过文学、宗教、音乐、历史语言等形式，来将我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体验进行记录。在感受纽带意识的同时，选择有利可图的职业。从营销的角度出发，在定性分析时，不仅仅只是依靠数据，还遵照人性的本能，从动机和需求出发，来对相应物品进行营销。此间，文化能力的提升在算法时代的基础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优势，能够深入到人性问题当中，对问题进行分析。因此，在应对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要拓展教育，延伸到兴趣、哲学探索以及技术领域当中，来向成功的方向迈进。将与就业有关的技术以及文化与学科知识相结合，也是当前院校首要的发展方向［3］。在文化以及技术两种能力具备的基础上，使学生思维变得灵活。根据具体的工作场景来进行自我调整，在良好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协作力的应用下，深入对其他文化的理解，落实技术与人文艺术的结合。
五、实行裸教教学
裸教教学的理念来自于股撤院校院长乔斯安东尼伯温，他认为，在高等教育开展的过程当中，要从课内外技术实用出发，创造新工具。学生获得的知识不一定多，就能提出好的问题，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主要在于学生们有能力进行改变，从中获得新的数据信息，对虚假信息进行辨认，拓展思维［4］。在大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智慧来源于相互学习，从而带动学生能够在学习当中学会接受、共存以及竞争。从总体的角度而言，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作为大学教育机构，要合理地进行区分，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贯彻到其中，秉持着未雨绸缪的发展理念，才能在应对过程当中获得一定的主动性。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9
关键词：校本研究；学校；课改
2013年10月，继北京、江苏、上海、山东等省市将英语考试作为高考改革的重点之后，“积怨已久”的民众又纷纷将枪口指向数学。新浪微博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75%的民众支持“数学滚出高考”，理由是：“工作这么多年了，除了数钱用到过数学，别的基本用不到。”仅仅因为“日常生活中用不着”，就给数学“定罪”，那么是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等学科也都可以相继“滚”出高考呢？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发展理论，考试是高度理性化和科层化的现代社会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尽管有着种种弊端，其效率却是毋容置疑，其功能也是无法替代的。央视“名嘴”白岩松在郑州大学演讲时称：“中国高考有万千毛病，但却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种方式。”无论家庭贫富贵贱，在高考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只要自己努力，高考时就能得到回报。所以，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取消高考，但是我们可以改革高考，尤其是改革与考试相配套的课程体系。
2004年秋，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在我国正式启动，目的是想解决现行课程体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基础教育课程新体系。然而，这场号称“建国以来变革最巨大，影响最深远”的课程改革一路走来，却从未缺少过质疑和批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把课改推到了风口浪尖。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数学滚出高考”或是“高考滚出数学”，而在于新课改缺乏先进的理论支撑，使得我们迄今仍然固守着“知识本位”的传统教育理念，没有从本质上真正领会课改精神、认识到课改的必要性，未能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到课改的洪流中去。
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人类知识以几何级数的激增，人类知识的形态从“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的科学知识型转变为“文化性”“境域性”“价值偏好性”的后现代知识型。知识的转型要求变革与科学知识型相一致的传统教学模式，以建立起与后现代文化知识型相一致的基础教育新体系。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会不断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得到更新、升华乃至被改写或扬弃。知识只不过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较为可靠的解释或假设，但并不是准确、唯一的解释，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对于学习，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
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等吸收了当代信息加工心理学在人类认知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小学数学、科学等学科的教学，在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生成学习理论，揭示了人类学习的实质。生成学习理论认为，人在学习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和记录环境信息，而是学习者将已有认知结构与从环境中接受的信息相结合，主动地选择注意信息并主动地构建信息意义的过程。
罗杰斯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理论，强调人人都有学习的动力，都能确定自己的学习需要，学生在教学中居于主体地位，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助产士”或“催化剂”。他主张有意义的学习，即学习不仅是知识获得的过程，也是完善内心精神世界的过程。学生在一定情境中主动地去学习，使人格、情感、经验、创造力等得到全面发展。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除了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两种基本智慧能外，至少还存在空间智能、肢体运作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等多种智能。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智力结构和学习方法。因此，应当从每个学生不同的智能结构、兴趣爱好和学习方式出发因材施教，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主张：“必须超出和突破（但不是完全否定）‘教学特殊认识论’的传统框架，从高一个层次――生命的层次，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
关怀学生的生命，尊重学生的经验，发展学生的个性成了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共同点和必然趋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掌握多少知识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掌握知识并加以创新以解决未知的问题。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把“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一切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摒弃单一的接受性学习方式，改变传统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通过研究性学习、参与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创造。
目前我国的课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关头，我们更要坚定信念，以更大的智慧与勇气，迎接新一轮挑战。
参考文献：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篇10
论文关键词：信息技术；服装专业课程；整合
一、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的内涵
所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而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落到实处。
笔者结合长期的高校服装专业教育实践经验与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总结得出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的内涵为：
在系统科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等现代先进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在熟悉信息环境和把握服装专业课程内在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充分利用和发掘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优势，把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和专业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使信息技术成为教师教学情境的构建工具、学生自主协作学习的认知工具和交流工具，积极探索网络信息资源运用的途径和方法，调动教师的创造性与学生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提高教与学的效率。www.133229.com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共同完成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服装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目标，
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的整合不是被动地纳入，而是主动地适应和变革服装专业课程的过程。信息技术本身不能自然而然地引发服装专业课程的变革，但却是服装课程改革的有力促进条件。
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的整合是一种全方位的整合，即将信息技术充分融合到服装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包括服装设计、服装结构制图、服装材料、服装cad等课程的教学，包括服装课题研究。包括专业考察、毕业设计、生产实习等等。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的整合应该有利于营造全方位的学习环境，进而营造新型的学习型社会。
二、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的意义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它使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我国教育部纺织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对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中指出，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因其传授信息量小，手段落后，直观性差等，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学习知识、获取信息的要求。各级学校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开展立体化教材建设，为教师提供整体的教学解决方案，进行远程教学，实现资源共享。因此，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是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
中国服装业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传统劳动密集产业，而是融合了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产业，跟服装的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蒋衡杰指出，目前我国服装工业缝制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达到国际领先，但是服装科技水平在全球仍然比较低。如果要实现服装强国的梦想，首先就要成为服装科技领先的强国。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
我国目前人事、财务、办公自动化软件在国内服装企业的应用率达到90％以上，服装cad应用率接近90％，cam、erp、pdm、scm等应用也接近20％。产品设计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生产过程控制自动化、制造设备数字化、企业间协作网络化成为信息时代服装企业发展的总趋势。相应地，服装企业迫切需要大量适应性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对这类人才在业务上要求具备准确地解决专业岗位要求的实践能力、掌握处理时尚流行信息和市场情报的分析能力，在企业的变革中要求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发展潜力，换句话说，要有信息化的审美能力、服装设计能力，现代信息化的服装生产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应用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服装专业cad能力等。
服装高等院校是为服装企业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摇篮，为了向企业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服装专业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信息时代服装专业教育应该不仅仅是传统的设计技法教育，更是一个开发学生智慧和创造能力的系统工程。从当今的服装专业教育现状看，课堂教学的改革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指导下。运用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是一条可行和有效的途径。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用于服装专业教学中，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增强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协作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适应了服装专业学生个性创新化、群体多样化的教学要求，因此，它在给传统的服装专业教育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进而推进服装专业教育的改革，最终完成为企业培养合格人才的使命。因此，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的整合更是信息时代服装专业教育为企业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
三、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的理论依据
(一)系统科学理论是整合的指导思想
系统科学理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过程都不是彼此孤立的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服装业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服装专业教育也是如此，各个专业既要分工明确，又要密切配合。既然服装具有系统属性，服装系统包含于社会系统之中，如何体现服装专业课程教学各元素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相协调以及怎样使教学的效率达到最佳，是服装专业教学应当重视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原则进行服装专业教学的指导，以服装学科知识的学习为载体，把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渗透到服装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必然可以培养师生的综合能力与素养。大大提高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整合的理论基石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对事物的理解不是简单由事物本身决定的，人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理解，学习是一个积极的意义建构过程，教学并不是把知识经验从外部装进学生的头脑中，而是要引导学生从原有经验出发，生长(建构)起新的经验。由于建构主义所要求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当代最新信息技术成果的强有力支持，这就使建构主义理论日益与广大教师的教学实践普遍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国内外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现代服装样式之多、时尚变化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当今的服装专业人才，要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观察力，要运用机灵的头脑、灵巧的双手时时更新知识体系，才能跟上飞速变化的信息时代，创作出时代精品。基于服装专业的这种特点，我们服装教育培养的服装人才不仅要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还要具有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与人协作的能力等。有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引导，教师注重对学习环境的创设，通过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帮助，培养学生通过协作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教师教学效率，
(三)多元智能理论为整合注入了崭新的理念
多元智能理论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风行全球的国际教育新理念。它是由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加德纳博士于1983年首先系统地提出，并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种全新的人类智能结构的理论。它认为人类思维和认识的方式是多元的，亦即存在多元智能：言语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韵律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沟通智能、自我认识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每个人都拥有多种智力潜能，这种多元的智力并非完全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可以激活和发展的，教育的任务就是提供激活适合个体强势智能和弱势智能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开发和培育学生的多元智能发展。
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模式，主要是在学生主体化、教师主导化、教学环境信息化、教学目标智能化和教学活动丰富化等方面区别于传统的教学设计模式。因此，服装专业课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就是要在教学活动中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重视学生的多种潜在智能训练，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化学习环境，有意识地营造立体多维的学习氛围，激发艺术灵感和创造性，促进其多元智能的开发。多元智能理论蕴涵丰富的教育教学理念对整合具有明确的引领作用。它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整合的宗旨，正确定位整合都具有显著的价值。
四、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的现状
(一)整合的实践正处于积极的探索阶段
我国各级各类服装院校的专业教育在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也在不断地从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中解放出来，改革主要围绕着办学模式、产学研的结合、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有序而火热地进行着，并且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阶段性成果。然而经过一定阶段改革的服装专业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教学内容多与课堂教学课时少的矛盾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专业领域发展越迅速，教学内容就越丰富，而课堂教学课时量却是极为有限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后使得课堂教学能够在多媒体形式下表达海量的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的共享为课堂课时量的延伸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整合成为解决这类问题的首选。
经笔者调查研究，当前全国各级各类服装院校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各门专业课程的精品网站建设，如东华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工程学院、大连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等的服装结构设计、女装设计与工艺、服装材料学、立体裁剪等课程的精品网站都在积极建设申请中。而天津师范大学的《中西服装史》率先于2009年获得部级精品课程。
(二)整合的理论总结处于低迷阶段
笔者从事一线服装专业课程教学十多年，在实践中努力探索有效的教改之路，主持完成了省教育厅的服装专业教改课题。在信息技术冲击下对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进行着实践探究，并以硕士论文形式进行了阶段总结，论文《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的模式探索与实践》得到评委的肯定，取得良好成绩。但是笔者进入中国知网。输入“信息技术服装整合”进行搜索，结果是“共有记录0条”，令人难以置信，但输入“信息技术课程整合”，结果有记录一千多条。在这一千多条记录中笔者能找到的是信息技术与医学、计算机、英语、体育等各学科整合方面的论文标题，没有找到信息技术与服装课程整合方面的论文。笔者又进入百度、谷歌搜索，终于搜到四篇：“信息技术与中职服装专业教学的整合”、“与信息技术整合优化服装设计与工艺教学”、“信息技术与服装设计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与中职服装专业教学的整合之探索”，可见在理论总结上，整合可以说还是个空白的领域。
五、对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整合的建议
(一)上层决策者与教育者的教育观念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教育改革，观念先行。教育观念是无形的、隐性的，它是通过具体的教育活动过程表现出来的，它决定着教育的成败，影响着教师的工作方式。制约着教育活动的方向，更是教师立教的根基。整合首先就是要让上层决策者与教育者树立现代化最新教育理念。服装专业课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是教育手段改革的问题，而且是学校办学目标、学生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的一个重要基础。教育者在教学一线的实践中已经意识到了信息技术对教学的重大影响力，但是只有在决策者的鼎力支持下。整合才得以顺利有序地实施。换而言之。整个教育战线上至决策者下至一线教师要统一认识、团结协作，才能真正促进整合。
(二)加强教育技术学培训。提升服装专业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课程整合的综合素养。教师是教育改革直接的承担者，信息时代服装教育的发展要求专业教师既精通专业领域，又具备信息技术能力。当前大多数服装专业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但是对教育技术学明显比较陌生，因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属教育技术学范畴。很多院校的服装专业设在艺术设计学院或是艺术设计系下面，这里的专业教师不熟悉教育技术学当属正常现象。但这现象于整合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加强服装专业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学的培训刻不容缓。
培训的内容重点应放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和信息技术及运用上，而且针对性要强。因为服装与其它学科有着不同的学科特征，整合也没有可套用的固定模式，只有针对服装专业学科的培训才能大大提高培训效率，
培训的方式可以灵活多变。有些院校可以直接利用本校教育技术中心的力量与资源组织教育技术等级培训：还有去专业的教育技术学培训机构学习，去兄弟院校取经；邀请专家来开专题讲座；召开教育技术成果交流展示会：观摩示范公开课，等等。
总之，教师要用教育技术理论武装头脑，用终身学习精神提升教育技术能力，信息技术与服装专业课程的整合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