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1
一、农http://村新型纠纷的现状
（一）相关概念的叙述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在追求或实现某种利益的过程中，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规定以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冲突，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失序的现象。本文所指的新型纠纷主要是指研究者在本次对江苏两地区（兆丰村和沈家村）的实证调查中所发现的本世纪近五至十年内新出现以前从未出现的或近期大量涌现而之前很少引起关注的纠纷。例如装修纠纷、网购纠纷、物业纠纷、拆迁纠纷等。
（二）农村新型纠纷的典型案例
1.装修纠纷典型案例
近日兆丰村的木工黄某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据黄某介绍，当时在房屋装修时他承担了木工部分，并与包工头朱某口头约定，以工程图纸上的建筑面积为准，当时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为666.82平方米。完工后，黄某发现，实际施工的面积比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多出了几个平方。他要求包工头朱某按实际面积支付工程款，遭到拒绝。后人民调解员介入调解后，最终朱某接受了与黄某一起找房主，协商支付多余工程款的做法。
2.网购纠纷典型案例
沈家村老罗在网上购买了一部价值3000元的诺基亚手机，这款手机在网上标价比市场便宜了近千元，货到后，发现手机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根本不是网上介绍的全新手机，同时也没有发票和全国联保的单据。经追问，店主表明正因为是二手的所以才比市场价便宜，如果手机出了问题也只能到相隔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去修，本镇又无地方可修。
二、从新型纠纷看农村非传统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矛盾是该地区非传统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构过程。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营模式由原来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转变，群体利益也发生了重新的调整，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一些个体或小团体开始了不顾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进行原始积累。加上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
（二）法律滞后不完善、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也是引发矛盾纠纷的重要原因
法律滞后一些新型纠纷发生后相关的法律的没有实施修改或跟进覆盖政策，当前我国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虽然若干法律中有一些零星规定，但都是分散不系统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造成无法可依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另外，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三）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由于社会基层组织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部分基层组织处于疲软状态。尤其是部分农村治保会、人民调解组织已是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更不能发挥其对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和调处作用。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无形之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调处而增多和加剧。另外，调解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要求相比相距甚远。
（四）当事人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事前法律意识淡薄事后权益意识增强是纠纷产生的人为因素
随着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诸多变化。传统的美德受到冲击，古朴的乡风遭受感染，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导致亲友之间，邻里之间感情淡漠，个人与集体之间信誉度降低，大局意识缺乏。
三、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的问题
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着如下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多元化农村纠纷，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欠缺，人民调解的效力缺乏法律强制性；纠纷的私力救济、无救济因为缺乏必要的引导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缺乏因事而异设立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日益凸显；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数量逐年递增，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成本；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沟通联系，难以形成系统化、配套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四、相关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相关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比如，目前应该建立室内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室内装修涉及多种材料，有的材料可能危害人身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但发生纠纷却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以比照，不能有力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建议建立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规范比较混乱的装修装饰材料市场，同时为相应的司法鉴定、评估工作提供制度依据。此外还应推行装修合同范本、加强行业监管，讲究行业的规范性，减少纠纷。
（二）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守法境界
在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知识少。所以，必须在农村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育村民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的产生，使各类纠纷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同时提供法律援助，让农民知悉尽可能多的维权途径。做好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化解农村多元纠纷的重要重要措施之一，肩负着和谐乡村矛盾的重任，任重而道远。
（三）坚持因情施策，做到“对症下药”
矛盾纠纷产生原因多样、表现形式复杂，必须针对其特点“对症下药”。在调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矛盾纠纷，做到”三清”。不仅要弄清矛盾纠纷的局态，理清矛盾纠纷的因果，同时还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性质。其次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做到“快、准、宜”。一要快，就是指调解工作介入快、调处快。二要找准化解纠纷的切入点。三要因人而宜。第三要把握原则，规范运作，完善调解机制。矛盾纠纷多种多样，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应该灵活多样。
（四）坚持管理创新，构建多元机制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水事纠纷/诉讼方式/aDR方式内容提要: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是公民或行政区域的水资源权利受损，以及遭受水污染侵权损害时的重要救济手段。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定存在的滞后性和不系统性的缺陷，造成了该机制处理水事纠纷的效果不容乐观。为了保障水事纠纷及时、高效的得到解决，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已刻不容缓。引言水作为生命之源，是生物圈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都离不开水资源。水资源主要以水系形式分布，因我国的水系分布不均衡性，且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因上下游、左右岸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往往容易引发水事纠纷，甚至导致群体间和地区间的恶性冲突。根据《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551件，2007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358件。上述仅是记录在案的经行政机关调处的水事纠纷的数量，实际发生的水事纠纷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值。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水事纠纷，为了有效的保障公民的环境利益，就需要通过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来发挥作用。一、水事纠纷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一）水事纠纷概述水事纠纷指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过程中以及由水环境污染行为、水土工程活动所引发的一切与水事有关的各种矛盾冲突。为了对水事纠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需要注意下述三方面的内容，即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以及水事纠纷的类型。（1）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我国《水法》对其调整的水资源的范围作出了界定，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水事纠纷的“水”仅限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本文所探讨的水事纠纷主要是在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和水污染防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2）水事纠纷发生的领域。因为水资源具有的属性不同，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也就不同。①从水具有的资源属性来讲，水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领域，会发生因用水、防洪、水质、水量和防治水土流失等原因而引发的纠纷。②从水作为污染媒介属性来讲，水体因为某种物质的介入，会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水的正常利用，危害人体健康。在水污染防治的领域，会发生因水污染而产生的侵权纠纷。（3）水事纠纷的类型。根据水事纠纷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还是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可以把水事纠纷分为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和跨界水事纠纷。①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该类纠纷主要是发生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或者个人和单位之间的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产生原因简单、纠纷主体明确且影响较小。②跨界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主要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间，因水污染、水土流失侵权和防洪防汛等原因而产生的规模较大、原因复杂且影响较为严重的纠纷。(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由各种水事纠纷解决方法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主要包括诉讼和aDR两种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1）诉讼方式。诉讼方式主要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权威性的判决或裁定。诉讼方式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在水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可以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诉讼方式仅指民事诉讼诉讼，不包括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2）aDR方式。根据美国法律信息网的解释，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是指“各种各样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所有aDR程序的共同之处在于‘替代’一词，每一种aDR程序都是对法院裁决的替代。”作为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补充，aDR也被广泛的运用于水事纠纷的解决。需要强调的是，aDR并不是对传统的诉讼模式的替代，而是一套与诉讼模式相并存的纠纷解决模式。当出现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都是在当事环境利益无法实现的前提下，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二次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矫正的环境正义。为了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的社会正义，有效的发挥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意义重大。二、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规定，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有诉讼、协商、人民调解、行政处理方式等。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需要借助于国家审判权的发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方式而言，协商、人民调解和行政处理（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作为诉讼之外的，可供选择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被统称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一）诉讼诉讼作为最基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相关法律已经作出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该规定作为水事纠纷案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基础，为水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依据该条规定，所能提起水事纠纷的诉讼仅是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不包括跨界水事纠纷。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水事侵权不仅会侵害到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还会侵害到人格利益（生命权、人身权和身体权），所以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受侵害权益的种类不同，而提起财产关系诉讼或人身关系诉讼。《环境保护法》和相关水事法律，对因水事纠纷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省委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直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以及《水土保持法》第39条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由上述规定可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水污染侵权、水土流失损害等原因而产生的水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关于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民事诉讼。（二）协商协商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后，在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当事人自行达成合意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一直都崇尚“以和为贵”的精神，因此，协商被视为最基本纠纷解决方式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协商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手段，运用其他方法解决水事纠纷通常也要用到协商方式，因此，协商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具有适用的广泛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协商方式既可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又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1）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水法》第56条规定了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2）跨界水事纠纷。《环境保护法》第15条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有上述分析可知，协商方式既可以用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也可以用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三）人民调解水事纠纷人民调解主要是指，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当事人之间水事纠纷的方式。我国的法律、法规对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如《宪法》第111条第2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此外，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司法部2011年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都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相关规定。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体系化和法律化程度相对较高。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四)行政调解水事纠纷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某一水事纠纷，应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陈明利害、辨明是非、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相关法律对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规定存在下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法》第57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二中情况是，规定通过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土保持法》第39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此外，《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也作出了类似的“处理”规定。第二种情况中的“处理”究竟是多种行政解决方式的集合，还是指某种具体的解决方式？这一疑问曾一度制约着行政机关对水事纠纷的处理。基于上述原因，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认为：“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就赔偿纠纷所作的调解处理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应以环保部门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应就原污染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和审判”。该答复把“处理”的性质届定为“调解”，自从该答复作出以后，行政机关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在解决水事纠纷的实践中，行政调解只能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水事纠纷的解决，不能适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五)行政裁决水事纠纷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法对行政相对人之间特定的水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的性质不同于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当事人的水事纠纷进行调解的行为，没有涉及到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民间性的特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不满，不能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只能就水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行政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该裁决行为具有可诉性，当事人若对水事纠纷行政裁决不满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前，环境保护类法律中的“处理”被视为环境保护相关部门对特定水事纠纷具有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权限的依据，行政裁决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中运用比较广泛。在该答复作出以后，在环境保护类法律中已找不到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条款，但是在水事纠纷解决的法律实践中行政机关还是会用到裁决方式来解决水事纠纷。(六)行政仲裁水事纠纷行政仲裁，是指依据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或事后签定的协议，由仲裁机构依法以中立第三人的身份对水事纠纷作出裁断的法律制度。在1994年《仲裁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环境行政主管机关是具有行政仲裁权的，因为在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仲裁法》，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仲裁权的依据主要是部门或地方行政规章。自从《仲裁法》的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统一的仲裁制度，该法第14条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从此条可以看出，《仲裁法》彻底否定了行政仲裁制度。从该法生效以后，民间仲裁机构已经取代了行政仲裁机构在处理水事纠纷时的作用。目前，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已找不到通过行政仲裁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依据。（七）民间仲裁1994年《仲裁法》的颁布，确立了民间仲裁机构作为惟一合法的仲裁机构。《仲裁法》第2条对仲裁的范围进行规定，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该法第3条规定了不能仲裁的事项，即：下列纠纷不能仲裁（1）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争议。《仲裁法》的颁布为通过民间仲裁解决环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通过民间仲裁方式解决环境纠纷，但多数学者也认为，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因环境损害赔偿而引发的纠纷是可以通过民间仲裁的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属于环境纠纷的范畴，可以通过民间仲裁来解决。水事纠纷主要包括财产利益损害和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人身利益损害两大方面的内容。因财产权益受损而产生的水事纠纷案件，毫无疑问属于仲裁的范畴。因水污染而造成的人身损害能否仲裁呢？仲裁当然不能去认定侵权责任等和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争议，但是因水污染侵权所造成的人身损害，通常会涉及到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该事项是可以通过仲裁方式来裁决的。由上述分析可知，水事纠纷应当属于《仲裁法》第2条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民间仲裁方式也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能通过该方式得以解决。三、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由诉讼方式和aDR方式组成，构成了一个相对多元化的机制。但由于该机制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致使实践中通过该机制解决水事纠纷的数量及效果不容乐观。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所存在着下述五方面问题：（一）诉讼方式受案范围较窄由本文第二部分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可知，在解决水事纠纷时，aDR模式和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aDR模式所包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不仅都可适用于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而且其中的部分方式还可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目前，跨界水事纠纷的解决，成为水事纠纷解决的重点领域。主要是因为跨界水事纠纷的数量庞大，而且产生原因复杂和影响范围广，在很大程度上会侵犯一定区域的环境公益，如果该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在现有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只能通过aDR方式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却存在着系统化程度不高和法律拘束力不强等缺点，不能保障每个具体的跨界水事纠纷案件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为了使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到有及时、合理和有效的解决，应当存在一套与aDR模式相配合的诉讼模式，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可以给予受害方更多的救济选择权。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能提起民事诉讼的水事纠纷仅限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被排除在诉讼救济之外。由于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法律还未赋予法院处理跨界水事纠纷的管辖权，使得跨界水事纠纷还不能通过诉讼模式得以解决，严重制约着跨界水事纠纷的处理效果。（二）未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的优势行政机关因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处理水事纠纷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可以平衡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比如，当发生跨界水污染侵权纠纷，该污染侵权不仅侵犯了个人私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侵犯环境公益，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可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平衡两种利益的冲突，实现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的平衡。（2）及时、高效。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并以国家公权利为后盾，可以及时、高效的对水事纠纷案件进行处理。（3）资源优势。解决水事纠纷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机构设置的特殊性，因我国水事纠纷处理机构附属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环境行政主管机关享有国家赋予的环境管理权，在处理水事纠纷时，他们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翔实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便于准确、及时的解决水事纠纷。我国曾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行政方式主要有行政仲裁、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三种。随着《仲裁法》的颁布，行政仲裁退出解决水事纠纷的历史舞台。目前所运用的两种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却存在严重不足，下面将分别论述。（1）行政调解存在的缺陷。通行政调解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所导致的后果是增加了纠纷解决成本。（2）行政裁决存在的缺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现行法律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尤其在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后，行政机关往往回避通过裁决方式解决环境纠纷。（三）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及单一性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的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解决平等民事主体水事纠纷法律规定上，还表现在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上。（1）从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水法规定了通过诉讼方式或者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其规定并不一致。《水法》第57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的方法有三种，即协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或提起民事诉讼。《水土保持法》第39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因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解决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2）从跨界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虽然相关法律规定跨界水事纠纷的主要通过aDR方式解决，但规定也不尽一致。《水法》第5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的aDR方式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土保持法》第31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之间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也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而《防汛条例》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防汛抗洪水事纠纷的方法仅一种，即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主管部门解决。除了上述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的缺陷外，还存在法律规定单一性的缺陷。《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防汛条例》对于水事纠纷解决，仅规定了通过诉讼、协商等常见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没能囊括所有可行的解决方式，使得运用法律规定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四）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不协调性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的不协调性主要体现在，诉讼模式和aDR模式之间的不协调，以及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两个方面。（1）aDR方式和诉讼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我国目前关于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是零零散散的，而且缺少一部去协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关系的环境纠纷处理法，造成了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例如，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所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2）水事纠纷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由于水事纠纷aDR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协调性，会出现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案件，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之间的不协调性为例，在处理水事纠纷案件时，目前出现了一种“重调解、轻裁决”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缺少对行政裁决的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行政机关缺乏对特定水事纠纷案件行使裁决权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在受理水事纠纷以后，更倾向于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往往造成久调不决的局面。由于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导致纠纷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五）水事纠纷解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对水事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实体方面的规定，但是却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的保障，致使实体性规定难以实现最初的价值目标。如《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该条规定当发生跨界水事纠纷，纠纷区域只能首先选择协商方式解决，但相关法律却没有对协商应遵循的程序作出任何规定。如果纠纷区域未能达成协议，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向上一级政府提请行政裁决，上级政府在收到纠纷区域提交的裁决申请后，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作出裁决，以及裁决应当遵循的程序是什么，相关法律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由于缺乏对水事纠纷解决的程序性法律规定，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很难保障纠纷能在合理期限内，并遵循合理的程序，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四、完善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当出现水事纠纷，当事人或者相关行政区域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特点，选择一个最适宜的解决方式。为了保障水事纠纷案件及时有效的解决，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一）扩大诉讼方式的受案范围目前，诉讼方式仅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还不能解决跨界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主要通过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协商解决、上级人民政府协调或裁决解决。尽管通过这些行政aDR方式，可以起到调处相关区域水事纠纷的作用。“但从实践看，由于界属问题、地方保护等原因，推诿扯皮现象较为突出，尤其跨省纠纷的协调统一处理难度大，污染事故很难得到及时妥善解决。”相对于aDR处理方式而言，诉讼方式以实现法律正义为目标，法院会在查清事实、辨明是非的前提下，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各项程序，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方式，使纠纷案件在合理的期限内，得以合法的解决。本文认为，为了充分发挥aDR模式和诉讼模式各自的优势，保障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以及时、有效的解决，应当构建起一套由aDR方式和诉讼方式相配合的跨界水事纠纷解决模式。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把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扩大到跨界水事纠纷案件，以此来统一诉讼模式和aDR模式的处理水事纠纷的范围，使诉讼方式像aDR模式那样，既可以解决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案件，也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只有当法院对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情况下，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环境利益受害区域才能从aDR模式或诉讼模式中选择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及时有效的实现其失衡环境权益的救济。（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实践中运用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处理方式的优势，本文提出如下两方面的建议：（1）加强水事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强制力。行政调解虽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但是由于行政调解只是一种民间性行为，调解结果往往没有强制力。建议水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合意，可以通过经该行政机关备案的方式而具有公信力，在行政调解协议作出以后，不能以一方当事人反悔而使调解协议归于无效。在调解协议作出以后，如果一方当事人反悔，只能选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方式，法院收到诉状后，首先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有没有违法或显示公平等情景。若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可以宣布该调解协议无效，然后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诉讼方式或通过其它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若不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2）扩大环境行政裁决的适用。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本文建议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去明确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具体类型和适用条件等，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改变“重调解、轻裁决”的现状，充分发挥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作用。（三）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为了解决《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不一致性，以及纠纷解决方式单一性的缺陷，有必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在修改上述关于水事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定时，建议对纠纷解决条款通过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修改。当修改相关纠纷处理条款时，需要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并重的原则，针对某一类型水事纠纷，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式都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为什么在列举规定之后，还要结合概括性规定呢？因为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立法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制约，难免会出现遗漏的现象。在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列举式规定之后，加以概括性规定，更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当出现新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只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或者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就可以达到与修改法律相同的效果。（四）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性为了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以及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的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提出建议。（1）对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为了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不仅要协调好水事纠纷诉讼解决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aDR模式内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协调性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协商方式和人民调解方式。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通过协商或人民调解方式达成合意后，因该合意没有法律约束力，并得不到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可，如果当事人一旦反悔，该协议即归于无效，为了解决水事纠纷，当事人往往会去选择诉讼方式或其他aDR方式。由于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必将造成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且效率低下。目前克服这种缺陷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和人民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视为一种合同，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因合同未实际履行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履行该协议。[11]另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或者人民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公证，或者将该协议向环境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备案等方式使其具有拘束力。（2）对解决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程序性规定相对比较成熟，不需要再进行大幅度的修改。相对而言，由于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程序性法律规定的严重缺失，造成了通过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操作性较差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为了加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的可操作性，需要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来对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适用条件、处理期限、处理程序以及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等进行规定。结语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当公民及行政区域水资源利益受损，以及受到水污染侵害时的重要救济途径，对公民或区域失衡环境利益的救济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现有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规定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效果较差。目前，应当依据我国水事纠纷解决的现状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注释:水利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eB/oL].http://www.mwr.gov.cn/xygb/sltjgb/index.aspx.[2008-7-19]王权典，冯善书.论我国水事纠纷预防调处机制及其完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09.曹明德.生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5.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0.alternateDisputeResolutions(aDR)referstoavarietyofproceduresfortheresolutionofdisputes.CommontoallaDRproceduresarethewordalternate.eachaDRprocedureisanalternativetocourtadjudication[eB/oL].美国法律信息网，[2008-5-20].http://resources.lawinfo.com/en/Legal-FaQs/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new-mexico/what-is-adr.html.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8.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160.王灿发.中国环境纠纷及其处理的初步探究.载王灿发.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2.13.李铮.中日公害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之比较.载王灿发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19.丁渠.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及立法完善.[J].水利发展研究，2007(3):19.张建伟.试论环境行政裁决.[J].河南社会科学，2004(9).16.李海明.谈跨界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处理.[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6(3):69.人民网.人大代表建议:应当确立水域污染公益诉讼制度.[eB/oL].http://npc.people.com.cn/GB/28320/116286/116584/6977590.html[2008-8-9].[11]张卫平.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J].法律适用，2005(2):15.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3
关键字：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行政调解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等现行法律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纠纷以及环境污染发生后的污染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然而，对于该“处理”的法律性质，目前的法律一直没有明确。具有代表性且针锋相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调解说，即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说，即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属于行政行为，有法律约束力。笔者认为，对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性质认识的不同，直接涉及到环境民事纠纷能否得到及时、合法、有效和公正的处理，影响到对纠纷处理结果的认识及其执行，并将必然涉及到对相关立法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加以研究和澄清。
一、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现状概览
（一）我国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及其评价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和公民环境意识与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环境民事纠纷也不断增加。现阶段，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纠纷，既包括由企业生产排污引起的厂群纠纷，也包括不断出现的光污染、热污染、娱乐场所噪声污染、饭店油烟污染、交通运输工具尾气和噪声污染以及各类社会生活性污染等新型环境纠纷。当然，环境民事纠纷内容本身无需过多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否具备化解纠纷的能力。
在我国，受到环境污染危害的人解决与污染者之间的环境民事纠纷时，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五种途径解决：
1.双方平等协商解决。一旦发生了环境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首先自行协商，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约定互相让步，签订协议，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用这种方式解决环境纠纷，非常简便易行，而且有利于团结和社会的安定，省钱又省时。
2.调解解决。调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并促成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在我国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而且是解决纷争、增强人民团结的一种有效方法。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机关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方式，目前，行政机关调解已经成为解决环境纠纷的主要途径1.但是，由于调解的自愿性色彩较强，在当事人根本利益对抗而且实力不对等的环境纠纷中，往往很难达成最终一致的结论。而且，根据法律的规定，调解达成的结果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强制性，调解结论的实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3.申请行政机关处理解决。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涉及以下三种问题时，受害人可以通过申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方式解决。这三种问题是：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纠纷以及环境污染发生后的污染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然而，我国目前缺乏一套行政机关处理解决环境民事纠纷时需要遵循的完整缜密的处理程序，行政机关之间管理权限的划分也比较杂乱，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多个行政机关都处理同一案件和遇到棘手的环境纠纷时相互推诿的现象2.
4.仲裁解决。仲裁是指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争议由第三者居中调解，作出判断或裁决的活动。如果当事人之间是因为海洋环境污染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可以通过申请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如果当事人之间的污染纠纷属于其它类型，但只要涉及到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达成协议之后，向我国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是，由于环境纠纷具有公益性、科学性、损害结果的持续性和金额估算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很多情况下，一个“非黑即白”的仲裁书不能全面考虑到纠纷涉及的利益，由仲裁机关解决不能算作一个适宜的选择。
5.诉讼方式解决。诉讼解决指的是环境纠纷当事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使其争议得以解决的情况，具体包括以下两种：以污染者为被告进行民事诉讼或者以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为被告进行行政诉讼。诉讼是解决环境纠纷最正式的途径。然而，考虑到环境民事纠纷当事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以及诉讼费用高昂和诉讼程序繁杂迟延等问题，很多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会望而却步。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主要法律依据及其评价
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宪法》有关规定，《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密切相关。对于破坏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侵权行为，我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明确规定：原则上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即采取行政裁决的途径，且此类行政裁决不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有关行政机关得主动进行处理3.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第41条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修改）等其他污染防治法律也作出了与此类似的规定。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答复”中强调：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就赔偿纠纷所作的调解处理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应以环保部门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应就原污染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和审判。
然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和《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却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示，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学者认为，后者将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范围缩小，处理的方式被强调为行政调解，从立法上回避了在处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时调解不成时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方法4.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依据可以从很多法律中找到渊源，然而，这些法律规定多为综合性、概述性，具有直接操作性的程序性法律规定较为罕见。而且，关于环境行政调解和环境行政裁决的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合，使得行政处理机制的性质和特点更加不明确。另一方面，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立法内容存在交叉和矛盾，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弊病的根源。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法律性质解析
（一）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应性
环境行政机关处理环境纠纷具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目前，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专业性和技术性。按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人民政府下设的环境行政机关是对本行政区的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管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拥有专业的技术队伍和相应的环境监测技术手段、取证手段，依法享有现场检查、调查、采样监测、拍照录像、取证、污染防治设施监理、检查运行记录等行政权力，可以对环境侵权者依法行使各项行政管理权力，并可以对正在进行的环境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如警告、罚款、吊销排污许可证、责令停止排污、限期整改等。除了对当地环境状况、环境问题和企业排污状况最熟悉之外，环境保护行政机关较为全面地掌握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这不仅可以克服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缺陷，还可以借助专家的力量准确确认环境污染的事实和原因，确定责任，计算损害大小，并得到比审判更为合理的解决结果。
其二，社会利益的综合衡量。众所周知，对抗制的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个是非明确权利义务清晰的结论，而这一点对环境纠纷的解决而言，恰恰是最招致批评的5.因为环境纠纷具备涉及面广、权利义务关系复杂、责任认定时争议大、损失难以确定等特点，因而不适宜作出“winner-takes-all”或者“win-or-lose”的司法判决6.这是因为，环境民事纠纷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涉及的当事双方的利益可能都有其合理性，而唯独缺少社会利益的代言人。在解决纠纷双方争议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可以把社会利益考虑其中。
其三，经济效益。对跨行政区域的污染等环境问题，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更容易进行而且可以大大节省经济成本。这要比当事人选择诉讼好得多。这一点不管对当事人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成本的节约显而易见。
最后，选择上的优先性。从现代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法律传统上看，我国环境法属于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有极其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自环境法制建设之始，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就一直是由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政策和制度推动。整个环境法律体系中，行政性的处罚条款比比皆是，而有关公民环境权益保护的实体以及程序性规定却是模糊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心理和“厌诉”的心理一样根深蒂固。在纠纷发生后，公民会首先想到向有关行政机关投诉，请求行政解决。只有在这种努力不产生效果时，公民才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诉讼。
（二）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局限性
与适应性比较，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局限性并不突出，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法律规定上的局限性。在环境民事纠纷的处理问题上，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不够充分、清晰。不同的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之间职能存在交叉和重叠，比如：在管理渔业污染纠纷时，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环保部门就常常互相推诿7.另一方面，关于行政机关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管辖范围上，我国法律仅仅规定涉及到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时，当事人才可以选择行政处理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相当一部分环境民事纠纷仅仅是对当事人的生活居住环境或者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尚没有形成可见的损害，这时候当事人就不能选择行政处理方式。行政机关也往往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以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理由，拒绝当事人提出的解决纠纷的请求。
其二，行政机关自身的局限性。在较不发达地区，污染企业往往同时是当地政府重点保护的经济支柱。环保部门在正常处理纠纷时，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阻力和控制；而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当地环保部门的主管机关，掌管其资金预算、人员编制和官员升迁等事项，因此，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企业家进入行政的状况很常见，这意味着行政人员与企业有更多的牵连，更清楚企业的困难，对企业可能存有内心的偏袒。此外，由于行政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大，容易换任，所以对于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尤其是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容易久拖不决。
其三，对法治不利的社会效果。行政处理纠纷可能形成各种不一致的结果，虽然我国没有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但是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大致相同的社会期待，使纠纷的处理结果成为一个可期待的目标，这对法治的建立和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破坏力。
三、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构建
（一）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基本思路
由于法律的逐步健全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我国的民商事纠纷近年来剧增，但是不成比例的是，我国法院的规模却基本保持不变，这种比例的严重失调直接导致了法院积案如山。解决积案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扩大法院规模，二是促使案件分流到法院之外解决。出于维护法院权威、保证法官素质、以及节约司法资源等多方面的考虑，多数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并不采用第一条途径8.分担法院压力的aDR（alternativeDisputesResolution）因势就利，获得了蓬勃发展9.
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或实体上权益的处分，不仅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节约社会资源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相关制度保障体制的完善10.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一方面为实现环境民事纠纷的迅速与公正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以谈判为运作基础也使其适用淡化并模糊了环境民事纠纷中法律责任的查明，导致不少民事纠纷的解决成了妥协的产物。因此，从切实维护环境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并完善我国环境法体系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在我国倡导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适用，从而达到明确责任解决纠纷的目标。
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行政处理能否以及应否作为环境民事纠纷诉讼解决的前置程序。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赔偿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或者“调解处理”，法律没有规定该程序是必经程序，也没有确认环保部门处理决定的效力，使得环保部门对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缺乏热情和责任心，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处理环境纠纷中的作用。考虑到应该把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赋予纠纷双方当事人，因此，不应当规定行政处理程序为必经程序。但是，一旦纠纷双方选择了环境保护部门进行行政处理解决纠纷，就应该赋予环保部门的处理决定以强制执行力。这样可以省却受害者不断收集证据的困难，又可以为法院处理纠纷打下基础，弥补法官对环保技术知识的欠缺。
其二，跨行政区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问题。对跨行政区的环境纠纷，现行的环保立法只概括规定了通过有关人民政府的协商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协调解决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解决程序。而且，法律对于这类纠纷没有诉讼救济的规定，不少跨行政区的受害人都在损害发生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虽然判原告胜诉，但判决结果很难执行11.因此，应当对跨行政区的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规定更具体的救济程序。
其三，各种环境民事纠纷处理方式的程序、效力；纠纷处理机关的取证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赔偿损失的原则和范围以及损失的具体计算方法；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与诉讼制度的衔接等等问题，都是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应该明确的问题。关于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的各自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调解应该主要针对“赔偿金额的纠纷”，对“赔偿责任”的认定不能适用调解，这是由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职责决定的。环境民事纠纷的合理解决必须以污染或者破坏行为的发生以及法律责任的明确为基础，否则，所谓的纠纷解决只能是和稀泥，双方当事人很难切实履行协议；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也不能在纠纷解决和处理的过程中达到加强环境管理、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对整个社会秩序而言，更是害莫大焉。只有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分清纠纷双方各自的法律责任，才能达成使双方当事人都比较满意的调解协议，从而有利于调解协议或者裁决决定的自觉履行。
其四，环境信访的处理。环境信访直接影响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的案源，在整个机制中应该受到重视。日本的《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都道府县要设置公害投诉相谈员，其任务是接待居民的公害投诉，调查公害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进行帮助、斡旋、指导12.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害纠纷处理法》也规定：各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设置专职人员，处理公害陈情，对公害陈情作调查，直到陈情人申请调处或裁决13.1997年，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了《环境信访办法》，其中第12条规定：“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方便群众、有利工作的原则，设置专门的环境信访工作机构或者指定其他机构负责环境信访工作。”笔者认为，这一点能否得到落实对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而言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虽然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趋势和势不可挡的潮流，但正如不是所有的纠纷都适合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解决一样，行政处理机制也不会适合于所有的环境民事纠纷。这一点，正是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立足点。
（二）构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建议
鉴于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对解决环境民事争议的适应性，建议在我国建立隶属于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内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专门处理机构，分为国家，省，地市三级，各自在本辖区有管辖权。组成人员应当包括有相当丰富环境纠纷解决经验的行政人员、专家、环保社团的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为纠纷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不作为环境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但是应该赋予环保部门的处理决定以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比如15日内）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时可以直接适用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诉讼实际不属于环境诉讼的类型，法院按照一般的行政诉讼受理。
如何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是纠纷处理机制的研究者们必须不断反思的问题。如何保证“从对抗走向对话，从抗争走向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14这是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者们更应该深思的问题。法学理论的选择将会对制度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在中国，理论的薄弱却不可避免的波及立法。虽然近20年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发展很快，且已初步形成了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为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15.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仅仅有环境行政管理的立法已经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中诸多未解决的问题在实际的操作中亦不断的凸显，对该理论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16.
参考文献：
1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2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8月，第50页。
3王明远：《中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载于《环境导报》，2000年第3期，第7页。
4王明远：《中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载于《环境导报》，2000年第3期，第7页。
5nancyK.Kubasek、GaryS.Silverman：environmentLaw（Fourth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6nancyK.Kubasek、GaryS.Silverman：environmentLaw（Fourth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7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8月，第50页。
8赵明：《美国aDR对中国纠纷解决资源利用的启示》，载于《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9[日]小岛武司、伊藤真编：《裁判外纷争处理法》，有斐阁1998年1月出版，第9页。
10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重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46页。
11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10月。
12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13吴嘉生：《环保纠纷解决之研究》，台湾中兴法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4美国仲裁协会（aaa）出版的《DisputeResolutiontimeless》和《JournalofDisputeResolution》中的表述，转引自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5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10月，第18页。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非传统纠纷 装修纠纷 成因分析。
一、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及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给农村装修市场的兴旺提供了条件，但随着农村住宅装修迅速发展，缺乏管理的无序装修导致的混乱，造成了质量问题、经济纠纷、噪音扰民、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农村住宅装修引发的非传统纠纷，而目前针对这些新纠纷、新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还有待进一步补充。这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设计更加有的放矢、更切合农村社会纠纷冲突实际的化解机制。本文旨在对江苏农村地区目前新出现的装修纠纷展开实证调查，透视目前农村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非传统纠纷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
二、农村装修纠纷的现状。
（一）相关概念的叙述。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在追求或实现某种利益的过程中，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规定以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冲突，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失序的现象[1]（p5）。装修纠纷则主要是指装修家庭与装修施工单位或个人之间，因为装修违反了有关装修合同、约定、口头协议而发生的纠纷；装修家庭与装修材料销售商之间因所购材料质量、品质、售后不符要求而引发的纠纷；以及在装修过程中，装修家庭与周围居民之间因噪声、施工造成侵扰、建筑物损坏等原因所产生的纠纷。
（二）农村装修纠纷的典型形式。
农村装修纠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忽视或不注重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忽视或不注重鉴定装修合同；因施工方违约引发纠纷；房主违约引发纠纷以及房主与装修材料经销商之间的纠纷。具体情形如下：
1.忽视或不注重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村民张某委托刘某为自己装修一下刚在中心村新建的一套住房，总价款5万元。完工后，因对装修质量不满，张某只支付了3.5万元装修费。为此，刘某将张某告上法庭。由于刘某是以个体装修户的名义对外承揽装修业务，即没有依法进行核准登记，也没有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不具备对外承揽装修业务的合法资质。法院因此判定双方签订的装修合同无效，刘某承担主要责任，张某因不懂并疏于对原告承揽资质的审查，亦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虽然国家对装修承揽方有严格的资质审查和许可，但在不少地方尤其是中小城镇和农村，一方面，定作方忽视或不注重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为日后发生纠纷留下隐患。另一方面不少包工队的资质根本没有经主管部门核准就对外承接房屋装饰业务，不仅装修质量难以保证，而且直接导致装修合同无效[2]（p58）。
2.忽视或不注重签订装修合同。近日某镇的村民木工许某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据许某介绍，当时在房屋装修时他承担了木工部分，并与包工头朱某口头约定，以工程图纸上的建筑面积为准，当时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为136.83平方米。完工后许某发现，实际施工的面积比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多出了几个平方。他要求包工头朱某按实际面积支付工程款，遭到拒绝。后人民调解员介入调解后，最终朱某接受了与许某一起找房主，协商支付多余工程款的做法。目前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他和包工头正在积极与业主协商，解决这笔多做的工程款。现实中，有的村民与装修承揽方只达成口头协议就开工；有的即使订立了合同，但合同要件残缺不全，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意向性协议；还有的既不知关注装修的价格、设计图、效果图以及所选的材料，同时又对于合同中应具备的质量、期限、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忽略不管。由于上述合同原因引发纠纷后，双方往往相互推诿扯皮，会直接导致农民定作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维护。
3.因施工方违约引发纠纷。村民王某与某镇一家个体装饰公司签订的房屋装修合同中约定，用电线路布埋在四周墙体的合理位置。但在施工过程中，装饰公司未经房主许可，擅自变更合同，将部分照明线路布设在墙体表面。徐某为此将装饰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装修，并赔偿王某经济损失1600元。因施工方违约而引发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一是施工人员本身技术不过硬造成质量问题；二是施工用材料与约定的材料不一致；三是缺乏一定的职业道德，工程中以次充好、粗制滥造、偷工减料；四是在隐蔽工程的施工中，不按约定进行，导致日后可能产生安全隐患；五是不按合同约定日期按时完工隐患等。
4.房主违约引发纠纷。村民周某委托装饰公司为自己的房屋进行装修。双方签订的家装合同约定，周某应根据施工进度分期支付工程款，但在装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后，其却只给付了第一期的工程款5000元。
为此，装饰公司将周某告上了法庭，法院经审理判令周某给付装饰公司工程款2万元。这类纠纷主要表现为：一些房主为讨便宜，死命压价导致装修完工后的质量有问题；施工过程中，定作方违反合同约定，频繁变更设计图纸和使用材料，增减装修项目，拖延支付工程款从而导致工期延误；装修完工后经常以装修不合格而拒付工程尾款等。
5.另外还存在房主与装修材料经销商之间的纠纷。主要体现在：装修家庭提货的商品质量与当时挑选的样品质量存在差异；地砖、瓷砖等质量低劣；油漆商标标识不符，疑似仿冒产品；门或橱柜等定制装饰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售后服务不完善，修理不及时等等。
三、从装修纠纷看农村非传统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社会整体结构的变革及历史因素使社会自治欠缺，纠纷增多。
我国正处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分化，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加之近、现代以来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使传统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规范几乎被毁坏殆尽，自治与自律机制难以发挥对国家法和秩序的补充和辅助作用[3]（p13-18）。市场经济的冲击进一步使人情失落、人际关系市场化，公民在极度张扬个性的同时，却往往并没有同时培养起责任感、宽容和协同意识，无论是家庭内部、劳资关系、消费关系、交易伙伴关系中都缺少基本的诚心，对抗程度极强，易产生纠纷。
（二）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矛盾是该地区非传统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构过程。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营模式由原来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转变，群体利益也发生了重新的调整，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一些个体或小团体开始了不顾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进行原始积累。加上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
（三）法律滞后不完善、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也是引发矛盾纠纷的重要原因。
1.法律滞后一些新型纠纷发生后相关的法律的没有实施修改或跟进覆盖政策。当前我国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虽然若干法律中有一些零星规定，但都是分散不系统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造成无法可依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如：目前，我国并没有统一、具体格式的家庭装修合同。调整家庭装修合同主要以现行的合同法中承揽合同为依据，另有部分也参照加工建设工程合同。除此之外，我国目前对家庭装修合同的具体条款没有提供相应的格式合同文本供当事人参考，同时家庭装修中签订的格式合同，都由装修公司预先拟定，其具体条款几乎都是维护装修公司自身利益的，另外，家装当事人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经常忽视签订书面合同，90%的农村家庭装修都是由口头协议达成，至于对装修的具体内容也无明确要求，致使纠纷产生后无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
2.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体现在装修纠纷中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装饰装修材料缺乏相应的检验标准。装修工程涉及瓷砖、地板、油漆、涂料等诸多装饰材料，目前除了木地板外多数尚缺乏部级检验标准。地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较少或者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一定程度上造成检验标准无依据的局面，易引发纠纷。第二，相关部门对装修公司的监管缺乏力度。管理部门对装修公司在装修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还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和处理，使得一些企业内部管理比较混乱、任意招聘未经培训的施工人员，不能保证工程的质量。第三，缺乏对施工人员的资质认定。
建设部颁布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中对装修装饰企业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作出了规定，但对装修工人即具体施工人员的资质没有提出要求。我国目前也没有对装修工人进行资质认定的法定程序，这使得装修队伍的职业技能和水平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影响了整体施工工程的质量。第四，专业性标准缺失。家装合同涉及的用材、施工等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是国家、行业对形形色色装修材料的标准没有完备的规定。
（四）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由于社会基层组织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部分基层组织处于疲软状态。再加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多的“单位人”转“社会化”，基层组织对辖区内人员的管理和控制力削弱，尤其是部分农村治保会、人民调解组织已是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更不能发挥其对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和调处作用。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无形之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调处而增多和加剧。另外，调解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要求相比相距甚远，主要表现在：调解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对新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掌握少、接受慢。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群体性等特点认识不足，业务能力和政策法规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
（五）当事人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事前法律意识淡薄事后权益意识增强是纠纷产生的人为因素。
随着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诸多变化。传统的美德受到冲击，古朴的乡风遭受感染，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导致亲友之间，邻里之间感情淡漠，个人与集体之间信誉度降低，大局意识缺乏[4]（p77）。在政治方面，农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普遍增强，但一些农民集体精神和公共意识有所淡化；在经济方面，农民的发展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普遍增强，但一些农民的诚信意识和公德意识比较薄弱。总之，群众的权益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增强，人们比以往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历史原因造就的教育资源不平衡导致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还是相对较低，缺乏法律知识，又受到传统封建思想及宗族观念的影响，处理问题的方式比较简单从而易导致纠纷。
四、现行农村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和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如下：第一，自力救济层面，主要指和解。和解的方式与调解、仲裁和诉讼相比，和解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和乡村社会具有普遍的最高的自治性和非严格的规范性。然而在便捷的同时，和解也具有诸多的弊端。首先，自力救济中可能存在强迫、欺诈、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等因素；其次，可能超出必要的限度；最后，在我国，自力救济并不能获得强制执行力（农村装修纠纷主要用此类方式解决）。第二，社会救济层面，主要指调解、仲裁。首先，调解具有第三者的中立性、纠纷主体的合意性、非严格的规范性等优点，但是调解协议一般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且当事人在调解与和解中所作的陈述、自认等在诉讼中不产生法律拘束力。其次，仲裁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和法律性。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纵然没有达成合意，仲裁机构亦有权根据纠纷事实并适用法律或者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作出裁决，而这些裁决在通常情况下是终局性的并具有强制执行力，但实际在执行工作中却还要受到法院的审查。
第三，公力救济层面，主要指民事诉讼，其主要优点有：首先，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一方面限制法官的恣意，以防侵损当事人合法的程序性权益和实体性权益；另一方面审慎地维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平等。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澄清和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然而，调解特别是和解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缺乏制度保障，以至于在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其间的协商很可能是不平等的。
另外，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着如下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多元化农村纠纷，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欠缺，人民调解的效力缺乏法律强制性；纠纷的私力救济、无救济因为缺乏必要的引导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缺乏因事而异设立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日益凸显[5]（p74-106）；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数量逐年递增，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成本；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沟通联系，难以形成系统化、配套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五、相关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相关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目前应该建立室内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室内装修涉及多种材料，有的材料可能危害人身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但发生纠纷却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以比照，不能有力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建议建立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规范比较混乱的装修装饰材料市场，同时为相应的司法鉴定、评估工作提供制度依据。此外还应推行装修合同范本、加强行业监管，讲究行业的规范性，减少纠纷。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应坚持依法办事、程序规范并实行证据认证制度。深入案发地开展调查取证，调查结果必须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确保不办错案，假案。各人民法庭要通过业务培训、个案宣传、法官与乡镇结对子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加强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要将大量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和谐农村建设。
（二）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守法境界。
在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知识少。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所以，必须在农村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育村民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的产生，使各类纠纷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同时提供法律援助，让更多农民享受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服务，知悉尽可能多的维权途径。做好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新时期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化解农村多元纠纷的重要重要措施之一，肩负着和谐乡村矛盾的重任，任重而道远。
（三）坚持管理创新，构建多元机制。
面对矛盾纠纷的新特点新趋势，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动推进工作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模式创新，在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上创造新的经验，努力从源头上、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及“民转刑”案件发生，筑牢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坚持多元多级的纠纷解决机制长期共存的方式构建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打造包括私力救济、组织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以及其他类别的纠纷解决机制，目前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1）当事人之间协商和解。成本最小，效果最好。能在源头上或实体上解决大量农村小型纠纷和苗头性纠纷。（2）充分发挥各类机构的调解功能，构建大调解格局。（3）针对新类型的农村纠纷，成立相应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四）坚持因情施策，做到“对症下药”矛盾纠纷产生原因多样、表现形式复。
杂，必须针对其特点“对症下药”。在调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矛盾纠纷，做到“三清”。不仅要弄清矛盾纠纷的局态，理清矛盾纠纷的因果，同时还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性质。
其次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做到“快、准、宜”。一要快，就是指调解工作介入快、调处快。二要找准化解纠纷的切入点。三要因人而宜。最后，要把握原则，规范运作，完善调解机制。矛盾纠纷多种多样，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应该灵活多样。例如，处理装修纠纷时既要根据合同来判断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也要查看实际装修的内容和效果，来判断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具体案情、交易习惯和家庭装修业现状，适时做必要的现场调查，并邀请当事人信赖的第三方参与调处，力保调处效果。
六、结论。
当前农村社会凸现的非传统纠纷大多具有涉及面广、影响度高、处理难度大的特点，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当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化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措施和政策并不能涵盖有效的化解机制的多个方面[6（]p13-24）。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制度内的妥善处理这一理论认知层面，还不能满足解纷实践的真正需求，对于农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具体和深入。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总是基于一定的成因的，只有对这些矛盾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2］马仲器，张军敏。无效合同无法维护合法权益一起装修诉讼案给我们的启示［J］。上海质量，2002（5）。
［3］马腾。论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的根源［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
［4］梁开银。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民事纠纷解决路径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05（6）。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医疗纠纷如何解决
中国分类号:R197.323文献标识号:B文章编号:1005-0515(2010)10-335-02
1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和权力也在不断增强,由于部分患者对医疗工作缺乏了解和个别新闻媒体的误导,再加上个别医务人员不善于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服务上又未满足病人的要求,使得医疗纠纷事件不断发生,并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医患纠纷是我国现代社会长期存在而又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之一。多年来,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曾采取若干措施加以防范与处理,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医患纠纷的数量、规模、频率居高不下,而纠纷的理性解决机制并未在全社会形成,不时酿成恶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
2发生纠纷的主要因素
首先,医疗质量核心制度落实不到位。在医疗行业中,医疗质量核心制度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是医务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贯彻落实国家颁布的各项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及核心制度的同时,有部分医务人员不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及核心制度,在工作中不严格按照医疗操作常规从事医疗活动,对建立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留下隐患。把法律、法规及核心制度停留在纸面上,在临床工作中不能按章办事,导致患者及家属对医务人员工作不满意而发生医疗纠纷。
其次,个别医务人员医疗专业技术水平有限,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个别医疗、护理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不能较好地满足病人对病情的需求,或者有的医务人员轻视病情,轻易承诺治疗结果,达不到病人所期望的效果,甚至出现一些技术上的失误、误诊、漏诊、护理差错等都是导致医疗纠纷常见的因素。另外少数医务人员虽然尽职尽责,但由于医疗技术水平低而出现误诊、误治及操作失误都是产生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
再次,职业道德缺失,服务意识淡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驱动有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个别医务人员收受贿赂等,扭曲了医患关系,服务意识淡漠,导致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服务态度差、简单、对病人缺乏理解和同情心,解释问题语言生硬,还有的医务人员态度蛮横,出言不逊,用命令或训斥的语言对待病人或家属。有的医务人员说话不严谨,对病情解释过于轻率,不留余地,责任心不强,使病人或家属产生不信任感,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也是导致医患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法律法规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从事医疗活动中有的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医疗文件的法律作用认知不足、重视不够,故而对原始医疗、护理文件记录不详细或随意涂改。例如在诊治过程中有的疾病并发症是难以避免的,或有的疾病虽经积极救治也是不可逆转的,但医生对医疗文件书写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病程记录不够完整、不够准确,记载的内容与实际不相符,以及护理文件记录的不及时等等,一旦发生问题,很容易引起病人不满,甚至怀疑医务人员是否在医疗文件上弄虚作假。还有的医务人员出现医疗问题时为了息事宁人,宁愿花钱买太平,迁就患者的不合理要求,助长了不良风气,致使医务人员陷于被动状态而引发医疗纠纷。
3解决医疗纠纷的具体办法
第一,要完善规章制度,狠抓制度落实。据调查74.1%的医疗纠纷原因与执行制度不力有关,这表明,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遵守医疗技术操作规程是防范医疗差错,减少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医院本身要有一套强有力、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每个医护人员在进行医疗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落实规章制度的关键还在于医务人员首先要认识到医院的各项制度、规程是必须遵循的医疗工作基本守则。
第二,要加强技术培训,注重人才培养。强化“三基”训练,加强技术培训,是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保障医疗安全、防范医疗差错、减少医疗纠纷的基本保证,更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医务人员业务素质的基本途径。尤其对中、青年医务人员和未经正规医学院校培训的医务人员,要重点进行强化培训和继续教育。
第三,要强化医德医风教育,改善服务态度。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强化医务人员的责任感,是作为医院安全管理的首要工作。医院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强化医务人员的服务理念,使医务人员认识到患者是医务人员的服务对象。目前,许多医疗纠纷都是由于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当引发的,相对于医疗技术而言,病人及社会更容易对服务态度进行评价。故对全体医护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是预防医疗纠纷、减少医疗差错至关重要的一环。
第四,加强重点科室管理,确保医疗安全。要强化基础医疗工作质量,注重基础质量管理,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重点病人的监控,积极寻找医疗质量上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要重视医疗文书的书写质量。医疗文书是医疗纠纷中技术鉴定、司法鉴定、判明是非、分清责任的依据,要保证病案的真实性、可靠性,为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第五,要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医院应注意形象工程的建设,加强医患沟通不但要从观念上认识到医患之间的平等关系,更要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思想,注重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利用多种渠道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第六,增强法律意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医患合法权益。针对当前卫生行业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医院应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法制教育,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使医务人员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严格依法执业,运用法律调整思维观念,即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依法为患者提供合法服务,通过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用法律武器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4结语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维权意识的提高,医疗纠纷正呈增加趋势,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增加了医疗单位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医院合法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挫伤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是影响了医院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因此,调解和处理棘手的医疗纠纷成了医院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因此,在加强医疗纠纷调解和处理的前提下,必须重视医疗纠纷的防范工作。只有有效地防范了医疗纠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医疗纠纷造成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陈良珠,当前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与防范措施,《南方护理学报》2005年03期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6
城市建设中矛盾纠纷的防与调
随着城市基础建设和老城改造步伐的加快，引发出一系列具有新时期特点的人民内部矛盾。近几年来，我区因城市建设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这些矛盾纠纷中，还出现了多起严重的集体性上访事件，成为影响我区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一、城市建设中矛盾纠纷的分类及产生原因（一）因拆迁政策引发的矛盾纠纷。自1996年至今，我市的拆迁政策多次变动，20xx年后，采取了货币拆迁的政策。由于政策的多变，群众对政策理解不透，相互攀比，引发了大量矛盾。如20xx年4月1日以前，红花街道七桥村几个自然村被征地，按当时政策征地补偿为每人2.5万元，而4月1日以后，市里颁布新的征地补偿政策，相邻的村征地，补偿款变为每人4万元，由此引发4月1日前被征地的农民多次到街道上访，要求增加补偿，矛盾非常激烈。（二）因施工引发的矛盾纠纷。一是扰民施工。由于工期的要求，施工单位不顾噪音对附近居民的干扰，连夜施工，造成工地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二是违规施工。一些施工单位在未经审批或审批范围外违规施工，给周围居民造成安全隐患，引发居民与施工单位之间的矛盾。（三）因拆迁引发的家庭内部矛盾。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争房屋所有权、拆迁补偿款，引发了诸如子女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纠纷。二、城市建设中矛盾纠纷的特点（一）涉及面广，极易引发集体上访事件。这类矛盾纠纷涉及到拆迁户的切身利益。加之纠纷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加，凡事要一个满意的“说法”，因此，如不能有效、及时地化解矛盾纠纷，往往会使之继续向激化的方向发展，导致群众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二）纠纷主体为个人、群体与单位之间。过去的民间纠纷大多是公民自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往往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就能得到解决，而现在纠纷主体改变了，不仅仅是公民个人之间的问题，而是涉及群体广泛，处理不好影响会更大。（三）解决矛盾纠纷难度增大。拆迁引发的矛盾，涉及到拆迁政策、劳动合同、公民的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影响面广，极具复杂性。这些都增加了化解矛盾、防止激化的难度。三、预防此类矛盾纠纷的措施任何矛盾纠纷都有萌发、上升、爆发、激化的演变过程，都有一定的规律性。笔者认为，应根据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特点，深入调查，摸清规律，实施超前预防，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一）根据群众需要，提前普法。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调解纠纷是治标，预防纠纷才是治本。预防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公民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通过上法制课，宣讲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办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法治氛围。具体做法：一是平时普法教育。结合法律进社区活动，坚持每季度的社区法制教育课，普及《宪法》、《民法》、《拆迁法》、《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唤起公民的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二是提前介入拆迁地区，开展法律、法规咨询。针对具体的拆迁工程，提前在居民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咨询，帮助群众理解政策，加强拆迁部门与群众的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根据拆迁计划提前排查。在整个拆迁及施工过程中对可能引发群体性矛盾的各环节应有超前意识，拆迁单位可依靠当地社区，对重点人或户进行排查，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早思考、早准备，把工作做在前头，掌握处理矛盾纠纷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防止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如20xx年集合村路拆迁前，拆迁工作组与珍巷里社区调委会配合，提前对拆迁户进行排查登记，对发现的矛盾纠纷隐患及时处理，避免了群体性纠纷的发生，使拆迁工作顺利完成。（三）及时对施工单位提出建议。在排查的基础上，当地调解组织可提前向施工单位提出合理化建议，妥善处理好易发矛盾各方的关系，预防纠纷的发生。如在纬七路拆迁工程中，中华门街道司法所组织相关社区调委会，对拆迁户进行了排查，并把群众提出的问题和司法所的建议提供给拆迁办，避免了茫目行动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四）拆迁政策的执行要前后一致。实际拆迁中，我们发现，拆迁单位对按规定搬迁的居民和“钉子户”的政策有差别，这种做法极易使大多数已搬迁的居民产生不满，从而引发群体矛盾。因此，拆迁单位应保持拆迁政策的前后一致，使拆迁户信任拆迁单位，减少“钉子户”的产生。（五）加强人民调解工作。预防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经济建设的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程，而具体实施还要由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来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出台，使人民调解工作有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使人民调解工作在处理矛盾纠纷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各级领导应对人民调解工作高度重视，在人、财、物上给予适当的倾斜，使人民调解组织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四、调处此类矛盾纠纷的措施在强化预防措施的同时，对已发生的矛盾纠纷，应及时做好调处工作，防止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一）分清管辖，各负其责。对因拆迁政策或施工引发的矛盾纠纷，可充分发挥区、街两级重大疑难纠纷调解中心的作用，协调各有关部门，整合力量，共同调处。如20xx年红花街道河弯地区拆迁，因配套政策问题，群众发生阻挠施工的行为，区重大疑难纠纷调解中心及时介入调处，协调了房产、土地、街道、公安、司法所等部门现场办公，使矛盾得到顺利解决。对因拆迁引发的家庭矛盾，当地司法所和社区调解组织应及时上门调解。（二）信息畅通，及时调处。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纠纷，可发挥民调信息网络的作用，通过快报制度，以最快的速度上报信息，防止矛盾进一步升级。如20xx年七里街社区应拆迁引发的矛盾，群众扬言要堵城东干道，社区调解组织及时将信息通报街道司法所，在向街道领导汇报后，司法所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挨家挨户做工作至晚上11：00多，终于防止了堵路事件的发生。（三）找准纠纷焦点，解决主要矛盾。拆迁中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共性，因此，找准焦点，解决主要矛盾，能有效地避免群体性纠纷。在纬七路拆迁工程中，我们发现有55户居民在农转非后，由于不了解政策，没有及时办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手续，使他们的拆迁补偿款比一街之隔的国有土地居民每平方米少1000元，如此强烈的对比，使他们不能接受，从而引发矛盾，至今尚未解决。在此建议，政府可适当考虑给他们适当的补偿，使这一主要矛盾得以解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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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医疗机构；律师；医疗纠纷
近年来，各级医疗机构再次成为社会聚焦点，医疗纠纷层出不穷，成为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热点之一，在不少地方甚至酿成大型社会冲突。其中医疗纠纷上升为诉讼案件的比例逐年上升，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例，2000年至2002年，该院共审结医疗纠纷案件149件，其中2000年度20件，2001年度51件，2002年度78件。[1]为此，全社会关注医疗纠纷，讨论医疗纠纷，国家适时出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各级医疗机构也不得不正视各类医疗纠纷，制定应对措施。但医疗纠纷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次才是一个医学问题，医疗领域成为律师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成为传统律师业务的新视点。
1 律师全面介入医疗纠纷的必要性
何谓医疗纠纷，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法学工具书上也没有公认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医疗纠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的任何争议；狭义的医疗纠纷仅“指由于病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双方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所引起的争议”[2]。笔者认为，狭义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其它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3]是处理医疗事故最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及大量的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是处理医疗损害纠纷的法律依据。除此，在诊疗活动过程中，侵害患者身体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纠纷也时有发生，且更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中笔者讨论的医疗纠纷集中在狭义上的医疗纠纷以及因诊疗行为侵犯患者人格权的医疗纠纷，即具有典型性的医疗侵权纠纷。
作为医疗机构的管理层，急需运用法律知识来处理各类的医疗纠纷，积极倡议和引导律师全面介入医疗机构，加强医疗机构的应对能力和提高管理效率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需要。
1.1医疗机构不可避免会出现医疗纠纷
正如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来工伤事故一样，医学科学自身的探索性、认识人体科学的循序性，使得医疗纠纷一直伴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增加。虽然许多医疗纠纷并不一定是医疗事故，但是医疗纠纷却是医疗机构发展面临着的重大问题，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02年对114家大型医院的统计，从1999年起平均每家医院发生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24件，打伤医师5人，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金额为92万元，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0万元。[4]
1.2医疗纠纷不但是医学问题更是法律问题
医疗纠纷不但表现为医疗技术自身的不成熟导致患者受到损害，更多表现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违反医疗卫生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损害患者而产生的争议。因此，医疗纠纷的出现其根源是医学问题，也是医院的管理问题，但处理医疗纠纷时首先是法律问题，这涉及法律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运用，律师的专业法律知识和成熟的驾驭案件经验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3实践证明律师介入医疗纠纷取得良好效果
社会普遍认为，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是弱者，患者因为医学知识的普遍缺乏博得了广泛的大众同情，在法律天平上由此得到了特殊的照顾。而医疗机构虽有医学上的优势，但社会舆论片面的引导，法律制度架设的“偏向”，法官情绪的怜悯，以及所掌握法律知识的严重匮乏，使得在处理医疗纠纷，特别是医疗纠纷诉讼案件时，无法适时、恰当、准确、有力地应对。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发挥作用的时期，因为医患矛盾不突显导致律师没有太大作为；而随着医疗纠纷大量发生，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特别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及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的明确法定，推动了律师全面介入医疗纠纷。事实证明，律师介入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是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中的律师实务
2.1参与医疗纠纷非诉讼的协商解决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5]将协商解决分为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和在卫生行政机关主持下的协商解决两种方式。在现实中，医患双方的自行协商解决方式往往忽略律师的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当患者在医院死亡或者造成比较严重后果后，患者及家属的矛头往往会直接指向经治的医务人员，有时还会转向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去发泄激动和不满的情绪，近几年来聚众在医疗机构闹事的事件经常见诸于报端，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殴打、杀害医务人员的恶性刑事案件，所以医疗纠纷出现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往往不宜直接出面做家属的工作。律师不是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律师参与到医疗机构与家属谈判往往较易得到患者的接受，起到“缓冲带”作用。同时，律师的介入对双方谈判人员确定争议核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化解医患矛盾，平息医患冲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律师应从如下几方面开展工作：2.1.1律师争取尽早介入医疗纠纷法律事务，参与谈判。实践表明，医疗纠纷发生初期，患者往往会直接找到医疗机构要求协商解决，这时是律师介入的绝好时机。一方面，律师帮助医疗机构对整个事件进行恰当地评估，为医疗机构下一步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方案；另一方面，律师征得医疗机构同意可选择合适的机会协同医务代表与患者见面，配合医务代表解释医学问题时，对相关法律问题做出说明。
2.1.2帮助医疗机构克服医疗纠纷“家丑不可外扬”的狭隘思想。实践中，许多医疗机构不到诉讼时不请律师介入，理由是律师为“外人”，“家丑”是自家事，担心泄露纠纷细节，在社会上甚至媒体上造成不良声誉。作为律师特别是担任医疗机构常年法律顾问的律师，应说服医疗机构克服这种偏见，强调为委托人保密是律师的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广东林地；纠纷调解；法律；人民群众
前言
国家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中的土地问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当下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土地纠纷问题鲜有发生，但是林地问题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林地纠纷问题屡见不鲜。随着03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后，广东政府对林业问题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但是林地纠纷问题仍然是一个顽疾，比如广东仁化县的林地纠纷历经五年、2011年广东龙川因林地纠纷引发持枪斗殴事件等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给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为此，笔者着重探讨了广东林地纠纷调解的有效方法，主要有广东政府加强林地纠纷问题法律建设，积极运用人民调解、完善林地纠纷问题管理制度等，旨在给林地纠纷调解一些参考。
1加强林地纠纷法律建设，并严格按照法律执行
法律具有明文规定、强制性、有效性等特点，是调解林地纠纷问题最直接的方法，所以要加强林地纠纷法律建设，不断完善林地相关法律法规，让林地纠纷问题有法可依，同时要执法必严。
2003年我国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随后广东政府对林地进行了调整，在2006年9月颁布了《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对林地纠纷调解原则、林地纠纷管辖和受理、林地纠纷调处依据和调处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切实落实广东政府林地纠纷相关法律法规，主要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积极做好《办法》等相关林地法律的宣传工作。广东省政府要把《办法》下发到各县（区）、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等，调动全体相关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学习并熟悉掌握林地权属争议规定和处理程序，利用多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社区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做好林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引导农村干部和群众依据法定程序进行林地纠纷调节工作，避免出现打架斗殴等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实行林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领导干部负责制。首先，各县（区）、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相应的林地纠纷调解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对所在区域内的林地纠纷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把严重的林地纠纷问题列为工作重点，并派专人进行跟踪解决。其次，对林地纠纷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要实行责任制，把责任落实到领导干部身上，实行考核及激励机制。最后，做好林地纠纷调解整体规划工作，把林地纠纷调解工作落到实处，要取得一定的成果。
第三，依法开展林地纠纷调解工作，执法必严。加强相关职能部门法律法规学习，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和《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等，在遵循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处理林地纠纷问题，优化林地资源利用，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此外，广东政府要与时俱进，根据现有的林地纠纷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
2完善林地划分相关管理，使林地划分程序合理，边界清晰
目前，土地纠纷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林场强占林地、林地划分给林场程序不合理、边界不分等，所以要对症下药，做好林地划分相关管理工作。
2.1林场合并或收购林地要依法行使
相关林场扩大经营规模，对林地进行合并或使用时，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当地的林地管理制度来，不能对林地强行进行占领。首先，林场在进行林地占领前，要报批当地政府，政府要组织相关农民群众进行讨论分析，在大多数农民群众同意的前提下，就占领或收购费用进行协商并写入合同，一旦林场抵赖就按照合同进行权益维护。其次，对林场强占林地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保证农民群众的利益。
2.2林地划分程序合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针对林地划分程序不合理的问题，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在综合各方利益的前提下，重新划分林地的产权，使林地产权界定明确，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来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行林地流转等工作，比如把林地承包给公司或者个人，可以有效的防止农民与林场之间的林地纠纷问题，促进林地的和谐发展。
2.3实行林地承包责任制和经营流转制度
国家可以学习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对林地产权进行重新划分后，实行林地承包责任制和经营流转制度。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引导林地进行科学合理的流转，不仅可以增加农户收入，减少农户与林场的纠纷矛盾，而且可以促进林地的有效利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3充分运用人民群众进行林地纠纷调解
随着我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林地权属纠纷问题日益严重，不利于我国农村的建设和稳定。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现行法律的重要补充，在调解林地纠纷问题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充分运用人民群众进行林地纠纷调解，促进林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
3.1完善人民调解制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
人民调解是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为主要依据的，是对我国法律的重要补充，在调解林地纠纷问题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强化协调协议法律效力，让人民调解协议形成正式司法文书，让人民调解工作有章可循。此外，广东省政府等职能部门要从思想上重视人民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工作落到实处。
3.2进行调解人员队伍建设，提高调解人员素质
人民调解是调解林地纠纷问题的重要手段，而调解人员作为人民调解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其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林地纠纷调解效果，因此，必须进行调解人员队伍建设，提高调解人员素质。首先，加强调解人员的法律法规、林地纠纷相关知识、调解技能等学习，提高其专业水平。要对调解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切实提高调解人员业务能力。其次，提高调解人员职业道德水平。通过考核及激励机制，提高工作人员工作责任感，严格按照要求执行，避免违法乱纪现象的出现。最后，要提高调解人员的交流沟通能力，对林地纠纷双方进行劝说和调解，最好促使双方相互谅解、自愿达成协议等，切实消除纠纷问题。
3.3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领导核心，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必须得到基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基层政府要正确引导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财政支持，落实人民调解所工作所需的费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相应的调整人民调解人员的待遇。其次，实行考核及激励机制，对调解工作完成出色的人员一定的奖励，调动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后，基层政府要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制度，让人民调解制度真正发挥其作用，促进林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结束语
总而言之，林地纠纷一直是难以攻破的难题，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调解林地纠纷问题，要加强林地纠纷法律建设，并严格按照法律执行；要完善林地划分相关管理，使林地划分程序合理、边界清晰；要充分运用人民群众进行林地纠纷调解等，促进林地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方法[J].广东省人民政府公报，2006（28）.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工程法；工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6)01010703
自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推行案例教学法取得巨大成功以来，案例教学法在世界各国高校的法学教育中一直备受推崇。相较于传统的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有其独特的功能。从逻辑运用的视角来看，法律案例教学方法注重归纳推理，在美国、英国等判例法国家广泛运用，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在进行法律教学、培养优秀法律人才方面是一种有效手段。但我国的法律体系侧重于成文法，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远不如英、美法国家重要。因此，反映在法律教学中，更多地倾向于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法，从逻辑运用来看，更侧重于演绎推理。但我们不能无视案例教学在哈佛等英美等国家法学教育的成功，应当在我国的法律教学中，着力突破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适时引进案例教学，为法学教育寻找一个新的连接点。特别是我国司法改革引入了判例指导制度之后，判例的指导作用将逐渐凸现出来，因此分析案例将成为更有效的学习手段。总的来看，案例教学可以为法学学习者提供具体的、鲜活的分析样本，在教学中显得更加直观，且可有效地训练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中国高校法学教学越来越普遍地采用了案例教学。改革开放以来，工程建设，特别是交通、桥梁、铁路（包括高铁）、机场、港口、电厂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投资巨大，成效显著。每一项工程建设都会涉及大量的法律，如工程规划与审批、勘察设计、征地与补偿、工程招标投标、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建筑质量、环保及纠纷诉讼等[1]。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工程法实例。这些实例为我们在工程法教学中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工程法的案例教学有着一般法律案例教学的共性，同时也有独特性。在工程法案例教学中，应当尽可能地运用真实的案例，在关注一般的法律原理及通用法律规范外，要特别注意工程法的特殊规定。同时，注重以研讨的形式引导学生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
一、选用真实案例以再现工程法的场景
法律案例教学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选取相应的法律事件或判例，以此构成一个虚拟的法律环境，使学生在这个法律环境下，通过群体讨论等形式进入这一虚拟的法律情景，运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析并掌握案例中所涉及的法学理论，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2]。为了达了案例教学的目的，案例的选择显得特别重要。相较于民法、刑法、经济法等普通法律所涉及的案例，为了不同的教学目的，教师在课堂上可以有较多的选择。如在讲解民法一般规则时，一般选择典型案例，能够起到解说原理的作用就可以了，就达到了让学生深切理解民法规则背后原理的目的。但在工程法的案例教学中，满足于原理解说显然不够。工程法本身即是一般法律在工程领域的运用，除了工程质量法等少数法律具有特殊的原理外，大部分法律在原理上与普通的民法、商法原理是一致。以合同而论，货物买卖合同与建设工程招投标合同的法学原理大致一样。学过民法中的合同法之后，就没有必要在工程合同课堂上选择只能起到解说式作用的案例，以免雷同。但由于工程项目具有专业性、公共性、不可复制性、与环境协调一致性等特征，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应当选择那些反映建设工程特殊性问题的真实法律案例，以让学生了解工程法的特殊场景，拓展工程法的视野，体验工程法的实际运用。如某航道局承建某地一港口设施，发生了一起巨额海上养殖损害索赔诉讼。该案例起因于在该地进行港口建设规划时，附近海产养殖户得知规划信息。部分海产养殖者为了获取高额海产养殖损害赔偿，提前在附近海滩及近海区域投放了海产种苗。港口工程开建后，这些海产养殖者即以海产受损为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因为海产养殖一般是在浅海底部进行，即使派出最好的潜水员，也难以查清养殖的数量与质量。最后，作为被告的港口承建方因无法准确核定附近海域海产种苗数额，无法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不得不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这个案例本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但它发生在港口建设中，且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反映了工程法案件的特殊性。这类真实案例能较好引导学生去研究工程法适用的特殊场景与条件。工程法案例教学应当使用这类真实的案例作为题材，以让学生了解工程领域的案例类型，了解工程法在实际运用中的精要之处。
二、注重工程法的特殊规定以掌握案例的关键
也正是由于工程本身的特殊性，工程法律事务与一般民商事法律事务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工程法领域有其特定的建设工程技术规则以及其他特殊的法律规定，包括建设工程质量与工程责任等。如有关房屋建设与装修，就涉及一些特殊的条例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修订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下列行为：①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②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③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④损坏房屋原有节能设施降低节能效果；⑤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根据这一特殊规定，如果在房屋装修产生结构改变的情形下，房屋业主与装修公司产生的合同纠纷显然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而是应当优先适用上述特殊规定。诸如此类的特殊规定，在工程法律实务经常出现，因而在工程法的教学中尤须得到讲解和运用，以便学生熟练掌握。再比如，建设工程分包是工程建设常见的行为，人们也习以为常。但承包方如果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人由此造成的损害，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承包方是否需要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在“张X诉李X、X园林工程公司、X置业公司健康权纠纷案”中，法院的判决即明确了这一责任。该案基本案情如下：X年X月X日，X置业公司与X园林工程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合同，合同约定，X置业公司其园林景观工程的部分工程发包给X园林工程公司进行建设，并约定：X园林工程公司不得在将该工程进行转包；X园林工程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私自进行转包的，应对因转包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责任，X置业公司与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工程发包合同签订后，X园林工程公司将其承包的园林景观工程一小区地下车库入口处地面钢结构上雨棚玻璃项目，分包给李X，且未取得X置业公司同意。其后不久，李X雇佣张X安装该部分的雨棚玻璃。张X在安装雨棚玻璃时，不慎从钢结构上摔下，并受伤。经鉴定，张X残疾程度属五级，劳动能力完全丧失；精神状态、智力状态属六级残疾。李X系属于具有从事玻璃安装营业执照，但不具备从事建筑活动资质。张以李X、X置业公司、X园林工程公司应对其因工作致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由，提讼，请求判令李X、X置业公司、X园林工程公司共同承担其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在这一案例中，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承包方擅自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从事建设活动资质的分包方，分包方雇佣的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人身伤害。分包方疏于管理，未对施工活动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的，是否应该与承包方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最后再审生效判决裁定：再审被申请人X园林工程公司、李X承担连带责任。作出这一判决的依据在于我国的《建筑法》第二十九条有特殊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如果分析案例不能熟悉工程建设的这一特殊规定，难以从一般性法律原理推断出这一结论。因此关注工程法的特殊规定有着重要的价值。此外，近年来我国工程企业承建了大量国际工程业务，如沙特阿拉伯的铁路、非洲安哥拉的铁路、公路等等，这些国际工程业务涉及一些国际工程合同常用规则或惯例，如FiDiC合同条件，这中间有些专业术语，每个术语都有特定的规则内容；另外，还会涉及到东道国与建设工程相关的许多法律规则或者习俗。因此，在教授国际工程法时，还应当引导学生关注这些术语及其背后的特定规则、东道国的法律与习俗。
三、重视案例研讨提高解决工程纠纷的能力
工程法的案例教学除了要达到一般性的教学目的外，还应当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工程纠纷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工程纠纷的复杂性。一个工程项目从规划、设计、环境评估、立项，到招投标、工地拆迁，再到施工、验收、后期保养等全过程，工程时间长，涉及的法律规范多，涉及的部门多，利害关系人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池，都会引起利益纠纷，从而产生诉讼或法律纠纷。选择一个工程法的教学案例，应当全面再现该案例资料，把纠纷的部分放在工程项目的全过程中来分析。二是工程纠纷的系统性、关联性。一个纠纷往往是许多因素相互关联的。如一个欠薪纠纷，往往可以上溯到若干方面。可能是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而引起的工程款纠纷导致承包方欠薪，也可能是工程质量纠纷而引起的工程款结算纠纷导致承包方欠薪，还可能是因竣工验收纠纷导致工程款拒付而引起承包方欠薪，等等。因此，在分析工程纠纷时，应有全局视角，多方面思考问题，不能复杂问题简单化，要充分领会工程纠纷的关联性，进而从法律到事实上解决实际问题，做到“案结事了”。三是解决纠纷手段的多样性。工程纠纷的解决不能只盯着诉讼这一单项手段。事实上，工程纠纷的解决往往需要多方面的手段，包括协商、谈判、仲裁等。一个完整的工程案例教学应当将这些因素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以此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工程法的案例教学手段的运用，包括讨论、商谈、争辩等形式，连同理论课程的手段一起，可以起到提高学生表达、思辨的能力，通过诘难问责，提高运用证据、资料及其他各种辅助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工程法的案例教学应当从工程法的特点及工程纠纷法律解决的实际出发。在教学中，选用真实案例，分析案例的一般原理与特殊规定，研讨工程事务法律纠纷的解决机制与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戴谋富.工程法学概论[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1.
工程纠纷法律法规篇10
内容提要:环境纠纷多发，案件复杂，为建设和谐社会需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当前，无论是环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还是非诉讼解决机制都存有明显的缺陷，宜有针对性地对它们进行完善。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
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注释: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6-12-12)[2009-11-10].http：///lixue/">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3).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30-431.
[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2008，(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1][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