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1
市场经济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具体的实践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对此形成不同指导思想，而经济泡沫是市场经济经常出现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对比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市场经济自身特点，试图解释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泡沫形成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泡沫
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经济泡沫。自“郁金香泡沫”在1637年2月4日突然崩溃后至今，这种“瀑布式”的价格下跌的现象不断出现，经济泡沫越来越成为经济生活的“常客”。泡沫现象不仅渗入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更是改变民众的经济行为和精神世界。经济泡沫的破灭让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者有一种崩溃感，带给他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笔者认为貌似偶然的经济泡沫，内在关联于自由主义的发展。
一、商品经济本身具有形成经济泡沫的“基因”
(一)商品经济的特征商品经济的特征是部分或全部劳动产品用于交换。从封建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为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的商品经济形态，这种特征表现的更明显。货币产生后，商品交换表现为商品流通，用公式表示即“商品-货币-商品”。商品经济的货币形态以商品货币为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货币的流动性要比自然经济时期强的多。如果再有政府的放纵和参与者的投机行为和相互炒作，加之商品经济本身具有的竞争性、逐利性、盲目性，那么经济泡沫的形成因素就完全具备了。
(二)商品经济的经济泡沫成因形成经济泡沫最基本的条件是商品经济所具有的商品流通速度、竞争性、逐利性、盲目性。如果商品流通不畅，则无法形成短时间内的价格快速上涨；没有竞争性，则没有价格的上涨；没有逐利性和盲目性，则没有参与者的投机行为。所以，商品的流通速度、竞争性、逐利性、盲目性是商品经济本身具有的形成经济泡沫的“基因”。
二、古典自由主义对经济泡沫形成的助推作用
(一)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比商品经济多出一个生产要素市场，这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不同之处，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存在劳动成果交换市场，而出现生产要素市场之后，土地及其他矿产资源、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实现流通，人类社会就从商品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形态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古典自由主义也在这一时期产生。
(二)古典自由主义对经济泡沫形成的助推作用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催生的危害性最大的经济泡沫莫过于1929年10月崩溃的美国股市泡沫。古典自由主义对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形成的助推作用在于其基于“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守夜人”理论在美国被广泛实践。“守夜人”理论的实质是弱化政府权力，强化市场机制，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前的10年里，全部是共和党执政，而美国共和党主张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比商品经济的构成要素更加复杂多样，过于依赖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使市场经济更具逐利性、竞争性、盲目性。所以，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时期，比起商品经济时期更易形成经济泡沫。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泡沫形成的助推作用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1929年的经济危机撼动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占据了上风。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低潮，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才得以复苏。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把凯恩斯主义作为对抗目标，重新强调自由主义的作用，主旨是放松市场，形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但是，新自由主义区别于古典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张价格市场化，反对国家有效的调控和计划。第三，新自由主义推崇个人主义，攻击集体主义。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在自由放任原则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更有深度。另外，新自由主义综合了经济、政治、文化、哲学领域，形成一套复杂的、力图各方面协调一致的思想理论系统，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泡沫形成的助推作用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泡沫形成的助推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去政府化”使政府监管放松。第二，私有化和市场化增加“道德风险”。第三，个人主义加剧市场参与者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以上三个方面，不仅使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呈现出“自由化”的状态，而且改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市场参与者呈现出“癫狂”的状态，其逐利性和贪欲被激发，其投机和炒作行为被合理化，盲目代替了理智。所以，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泡沫形成的助推作用比古典自由主义的作用面更为广泛，作用的力度也更为强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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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26-06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于在1859年发表的《（第1分册）》一书，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从1843年直至1858年的经济学研究，“是我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在这里，一个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马克思为什么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他一生当中极为重要的两本书的标题？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才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由于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古典经济学，因此只有联系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又完全是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的，才能够理解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是本文的任务便是透过《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来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和出场路径，从而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做出深入解读。
一、实证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就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来看，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产阶级还是作为一个革命阶级、正在与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时代，因此它必然要在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范围内做出理论阐释。一方面，古典经济学肯定了劳动作为主体活动的创造能力，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身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对立状况，揭示出各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只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就总是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以之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上述两方面体现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便是以经验性、直观性、描述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通过感官接受和经验直观来确定研究对象，认为事物的现象是怎样的，事物的规律就以怎样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样，当古典经济学带着实证主义的眼镜来看待当时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时，就一定是诚实的。它看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形式的对立，看到了商品形式向社会生活的渗透，看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物化现象，但同时，它还把看到的东西当作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不加批判地接受人们所观察到的直接事实，而不问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如何历史地产生的，在什么限度内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它必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古已有之、一成不变的东西。
为了进一步阐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我们接下来以阿尔都塞的理论工作作为参照，因为正是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深刻批判，而这些批判正是对准其实证主义基础的。阿尔都塞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包含着一定领域内的‘经济的’事实和现象，这一领域具有同质领域的属性。领域以及充满这一领域从而构成这一领域的现象，是既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直接看到并观察到的，因此，要理解它们并不取决于先于它们的概念的理论构成。”古典经济学用实证主义的眼睛去观察对象，会高度重视事物的现象和事实，但是问题在于，实证主义的眼睛总是停留于日常事实中，对于现象和事实的解释总是从现象到现象、从事实到事实，而不是去探究现象的历史来历和事实的内在根据，这样，古典经济学必然把观察到的事实和现象看成同质的、既定的东西，而同质既定的东西的突出特征便是可以在数量的规定性上获得理解。“由于它们的存在领域的同质性，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很精确地计量的，因而是可以表现为量的东西。因此，一切经济事实就本质来说是可以计量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的原则。”我们发现，滥觞于古典经济学的可计量性原则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可计量性原则是从量的唯一的视角去理解所有对象，它本能地排斥对事物的质的思考方式，把所有不能量化的事物当作不真实、不科学的东西而打发掉，这恐怕是今天的经济学偏爱于数学工具的原因。也是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不把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劳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当作科学概念的原因。
阿尔都塞将古典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同质既定的东西之后，又继续深挖这一规定的前提。“古典经济学只能在‘天真的’人本学的条件下认为经济事实属于同质空间，即这些经济事实的实证性和可计量性的空间，因为这种人本学把经济主体和他们的需要当作经济客体被生产、分配、获取并消费的一切行为的基础。”这就是说，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同质既定的空间，源出于它对于人作为需要主体的界定，即它把人的需要当作人的唯一的规定性，人有了需要，当然就要求需要的满足，由此也就产生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商品的交换、商品的消费等活动。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满足需要的活动，即在需要的平台上，人的一切活动是同质的、可量化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隐蔽的人本学前提。“因此，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结构就把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表面看来，阿尔都塞对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分析存在着冲突。按照他的意见，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反对任何对研究对象的抽象设定，只重视经验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即事实和现象，这是它的实证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又在实证主义背后设定了抽象的需要主体，正是建立在抽象的需要基础上，同质既定才成为可能，这是它的抽象哲学基础。那么，阿尔都塞所揭示的这两方面不正是自相冲突吗？其实，这两方面并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它们恰恰是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正是因为实证主义过于相信经验和直观，古典经济学才会本能地趋向于抽象；也正是因为抽象哲学是脱离了经验和直观的设定，古典经济学才会天然地倾向于事实和现象，排斥任何与事实、现象无关的形上思辨。只不过在古典经济学当中，经验性的实证主义是明显的，而人本学的抽象是隐蔽的，一显一隐恰好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的哲学基础，共同捍卫着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
为了进一步显示出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实证性质，我们选择“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加以说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和基石，尽管现代经济学对这个假设进行了诸多完善和限定，然而认为人是理性的和自利的这一核心观点并没有改变。“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由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斯密用这一假设是想说明理性自私是人的本性，因而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这样“理性经济人”假设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斯密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就是斯密关于“理性经济人”的经典表述。请注意，斯密是把经济活动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和现象，即表面利他、实质利己的自利行为当作经济活动的动因，正因为采取了利他的表面形式，所以利己的内在目的才能实现；也正因为利他的表面形式，利己行为体现出理性、非朴素的品质。因此，理性、经济人（即自利人）便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从现象上来看，人们对商品经济的直白感受就是人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理性经济人”假设来自于对经济事实的概括，这是它的实证性质的体现。同时，“理性经济人”假设又默认了一个前提：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不随着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人，即抽象人格。正是建立在抽象人格规定的基础上，“理性经济人”假设才将理性和自利表达为人的本性，这又体现出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品质。从研究方法来看，“理性经济人”假设采取了这样的步骤：先是把社会还原为个人，再把个人还原为某些不变的心理特征，如理性、自利等，然后再从这些心理特征出发，构建出种种关于经济行为的解释。把社会还原为个人，是实证主义视野中人的形象；再把个人还原为不变的心理特征，正是抽象思维做出的事情。最终，借助于实证主义基础及其背后的抽象哲学，古典经济学完成了对人的假定，由此出发才展开经济学的一系列工作。
二、马克思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将作为古典经济学之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标识出来，是为了凸显下述一点：马克思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停留于事实和现象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性超越，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的语境和路径极为关键。众所周知，马克思走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与他对黑格尔式思维方式的抛弃和批判密切相关。黑格尔哲学虽然开辟了一条走向现实事物的道路，但终究是流于抽象的，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体系越是完善，它对事物的歪曲就越是严重，因为体系的完善只是来自于逻辑的考虑，而非对现实事物考察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因此，当马克思经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和疑问之后，开始抛弃那种让现实适应思辨、让事物适应观念的思维方式，而转向了对现实事物的直接把握，马克思开始走一条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完全相反的道路：不是从观念和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这条道路便是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不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不当然地等同于“从现实生活出发”，因为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并采用它的语言和规律，但最后却得出了与它截然相反的结论。古典经济学极为重视经济事实，像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互相分离，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因此被古典经济学当作理论前提，但是古典经济学只是囿于经济事实的范围来说明经济规律，并把资本家的利益作为不可触犯的最高原则，从来不曾说明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离是如何产生的，由此也就导致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等更为真实的经济事实的掩盖。试举一例，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的主体理应享受产品，然而同样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者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因此就只能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前者是符合事实的，后者也是符合事实的，但两者却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古典经济学居然对如此明显的冲突毫无关注，除了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立场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局限于事实范围的实证主义眼光造成的谬误。
令人费解的是，当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之后，紧接着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下了一段似乎是赞成实证主义的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段话因为出现了“实证科学”的字眼而引起了学者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争论，而在笔者看来，单从概念的角度无法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理解，而应该从理论研究的实际表现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使用“实证科学”、“现实生活面前”、“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等明显具有实证色彩的概念，主要用意是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相区别。既然黑格尔哲学是以抽象概念凌驾于现实生活的方式歪曲了现实生活，那么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拨，马克思哲学从黑格尔哲学的反面，即以从现实生活出发解释概念这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十分自然的，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式哲学话语中往往带有实证色彩概念的原因。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马克思赞同实证主义的理由，因为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所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当马克思论及黑格尔式哲学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批判思辨哲学，还没有合适的语境来阐发对于实证主义的理解，但是只要有合适的语境，他对实证主义的同样批判的态度也就明显起来。
具体来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个是观点层面的批评性阐述。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单纯依靠想象来研究历史的抽象方式，也批判了经验主义者单纯依靠事实来研究历史的实证方式。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某些现象按照它们外表上显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加以分类、加以叙述，并列入简单系统的概念规定中”。这就注定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根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把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称作“粗率的经验主义”，并指出这种“粗率的经验主义，已变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那种从事实出发再到事实的实证主义方式是持批评态度的。
另一个是方法层面的历史性研究。马克思深知，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抛弃并不能克服实证主义，更不能超越实证主义，只有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囿于事实范围而无法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本质规律，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现实，也才能超越实证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相同的地方是：都从经验事实出发，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古典经济学始终对经验事实进行直观描述和实证考察，它们所找到的经济规律都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肯定性理解基础上，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暂时性”理解基础上，对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从其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这样，当古典经济学以事实之名一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超历史化的时候，马克思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暂时性的、充满自否定精神的历史性事物。可见，马克思是通过历史性的研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
三、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批判”是《资本论》一书的重要关键词，如何理解这里的“批判”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字面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将批判矛头对准古典经济学，即运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过这种理解还只是理论工具主义的理解，即把批判当作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这意味着批判被作为工具运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处于一种纯粹形式的地位，可以脱离具体的内容。换言之，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外在的，即使脱离了批判，政治经济学仍然成其为政治经济学。很明显，《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理论工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理论本质意义上的批判，即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政治经济学以批判作为自己得以可能的根本规定而体现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表明批判已经成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政治经济学与批判是内在结合的，如果失去了批判，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阐述就表达了从理论本质意义来理解批判的观点：“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出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具的理解。只有从本质而非工具的意义上去理解批判，我们才能科学地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正是《资本论》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了批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才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以批判为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们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的关键之点。《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层面切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由此才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过程、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极限。可以说，《资本论》的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观点结论都需要在批判的意义上才能合理理解，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展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首先，《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价值立场上。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看起来像是以客观化的方式对待研究对象，但是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必然会引申出价值问题。马克思深知，用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不能是抽象的价值诉求，而应当是经济的事实和严格的逻辑，只有在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价值目标的提出才是有意义、可行的。马克思提醒读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将价值诉求奠基于客观分析之上的做法使得其价值立场具备了科学的基础。同时，经由《资本论》的研究，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暂时性”产物，这样马克思必然采取与古典经济学家们辩护的价值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批判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之时，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总会反思危机之前所施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然而所有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良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前提上。就此而言，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辩证法理解水平，而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彻底地从“不断的运动”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命运，由此体现在价值立场上必然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其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研究方法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灵魂和核心是辩证法，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又是批判的，因此《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质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这些还是形式化的说明，问题仍然有待展开，我们就以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中的“抽象”为例来说明。由于“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容易被人理解为同一个抽象。实际上，这种理解抹杀了抽象的不同类型。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具体”开始，一步步分析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抽象”关系当然是现实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定，问题在于古典经济学停留于这些“抽象”关系中，把“抽象”关系当成是事物现实的、完整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对现实事物的抽象化，这正是古典经济学从实证主义走向抽象哲学的错误路线。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事物的抽象规定再现出事物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正确方法的开始环节：“抽象”，不可能是古典经济学错误路线的结果，即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就像正确不能以错误的东西作为自己前提的道理一样，这就提示我们：这里的“抽象”只能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那么，什么才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呢？而且，这种抽象与批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指明了抽象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在于量化，而抽象方法的本质在于不可量化，既然如此，关于经济形式的不可量化如何可能呢？马克思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顺序排列是不行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还根本谈不上对各种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把握。科学的方法是按照各种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按照它们内在的逻辑关联排列，从而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这就是科学的抽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商品的感性一面，即使用价值交给自然科学家去研究，而高度重视商品的抽象一面，即价值，因为价值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代表着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它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表现为自我分裂、自我解决、自我同一的东西，由此可以发展出资本运动的整个序列，即《资本论》三卷所阐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见，商品的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规定，然而却是包含着整个复杂经济运动的简单规定，要理解这一点，只能依靠冷静的“抽象力”。就第二个问题，《资本论》的抽象是科学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给《资本论》规定的理论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这就只能诉诸抽象方法，而非实证方法。仍然以商品问题为例，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即发财致富意义上的商品，而马克思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使得商品成为有用物，但商品只能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关系中才能成为有用物，即商品只有在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为使用价值，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就始终处于矛盾关系中，这个矛盾以萌芽的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矛盾。就此而言，理解商品价值的抽象特征，就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质，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3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宪章》，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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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昂.浅议经济自由主义[j].学术论坛，2006（7）：107-109.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4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5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转向了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对经济学研究的统治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资本主义”已完全消失，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工资、利息与利润只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当然，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主流经济学往往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解释。然而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率和利息率(利润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呢?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工资、利息和利润等概念与现实中以货币价值或价格表示的这些概念是相同的吗?
现代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开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孕育了“凯恩斯革命”的诞生，但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所形成的观念和教条的无情统治下，凯恩斯的理论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把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纳人到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截然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如实际GDp和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当然还可能有实际资本和名义资本。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到总量生产函数之中，再加上决定名义变量的货币数量论，由此成为研究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基础。
然而，这些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变量或概念呢?经济学家们至今似乎对此没有提出过疑问。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那场空前激烈的“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争论的焦点在这些现实的国民收人核算统计概念中与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称呼的概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所表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人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事实上，这些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理论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51年，斯拉法在其编纂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终生想要寻找的“绝对价值”，以表示国民收人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份额。这个绝对价值，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实际上就是国民收人(GDp)的测量单位。作为总量指标的国民收人，如果面对的是各种异质的产品，比如小麦和燕麦，我们需要一个同质的单位进行加总，以获得一个同质的总量。当然，如果采用劳动这种同质的单位来计量，虽然可以进行加总，但却不能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实物产品产量的变化;而且当两个部门的“资本构成”(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利润率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和收人分配，这使李嘉图在1817年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所证明的命题不再成立。
1953年，新剑桥学者罗宾逊提出了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把李嘉图的难题套用到新古典理论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一旦加总为总量将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进而，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个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异质品模型进行证明，得出了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劳动价值可以是负值的结论，萨缪尔森则重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实际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经证明，由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收人分配的变动将使由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国民收人)发生变动，这使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资率(工资)的上升将使利润率(利润)下降的命题不再成立。显然，“剑桥资本争论”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同样存在的。由此，当“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释时，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完全终止了。
面对那场以失败告终的极其激烈和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以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人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观念上出了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争论的问题所在。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理论的观念一直顽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禁锢着经济学家的思维，这就是统治经济学研究的“实物”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生产，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而国民收人的计量似乎不能离开这种实物产品。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脱离这种实物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价值概念呢?实际上，这个价值概念就是国民收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GDp和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实物。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宾逊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批评，当然也涉及到总量生产函数对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即新古典增长理论。但在罗宾逊1973年出版的那本试图取代新古典教科书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作为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依然充斥着全书，这正是问题所在。
对于实物产品的生产，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显然是一个完美体系，比如通过表示产品和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构成GDp的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加以得到一个表示实物总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把两个表示稀缺的指数加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产品的稀缺性取决于人们的偏好，那么随着人们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和GDp的总量也会随之变动。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这里只需要相对价格而根本就不需要总量，即国民收人或GDp的总量对新古典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其理论中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总量。
对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而言，如果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采用简单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解决这种异质产品加总问题的;如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的计量，通过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即可解决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思想练习”，这种劳动价值论的推论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多种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总。然而，当我们这样进行逻辑推论时会发现，如果马克思的分配和剥削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实物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只是新古典理论的单一生产要素模型，它根本无法战胜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包含着一个强烈的命题，即如果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须按照新古典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形成市场的相对价格，从而也决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这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随后的“规范分析”认为利息和地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人，则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对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税进行收人再分配。这样，新古典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攻击在逻辑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而，新古典理论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现实国民收人核算统计的国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资与利润(利息)的分配问题。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说明现实国民收人统计中的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时，其逻辑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那么，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显然，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与技术关系或实物有关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表明，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或与实物的“效用”无关;另一方面，针对李嘉图的混乱，马克思明确表明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即与实物的生产无关。进一步，当马克思把这种“价值”与实物的生产、消费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时，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氏族关系，奴隶社会对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关系，封建社会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在14一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构造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基础，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联系到“劳动价值论”。比如在神学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劳动价值论体现着公平与正义，是人们之间商品交换“平等”的基础。那些早期劳动价值论的阐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龙等古典学派的前辈们，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财产的基础;如洛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显然，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似乎联系到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就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由、民主与公平”。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与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理念背道而驰的。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6
一、新古典综合派产生的背景
1929年爆发了一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出版的《通论》一书中提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追随者纷纷根据经济现状发展凯恩斯主义，试图解决凯恩斯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热潮中，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内部大体上形成了两大主要支派：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以最完整的形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不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而且他的政策主张也相继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基本经济政策付诸实施。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
1、所谓新古典综合，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能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而趋于稳定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将仍然是适用的。因此，新古典综合的特色在于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组合为一体，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
2、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对需求进行分析的同时，还需要对供给进行分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的特定环境下，凯恩斯注重有效需求而忽视解决供给方面的重要性。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忽视了对供给问题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环境污染，公害横行，结构性失业等一系列问题，使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了多种并发症。面对这一形势，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还必须对供给进行分析。
3、新古典综合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称为混合经济。萨缪尔森指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此为新古典综合的现实基础。根据新古典综合派观点，混合经济包括两个部分：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有经济部门。国家调节是为了预防和对付经济衰退；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以提高经济效率。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影响
1、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表明，这个学派已感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学必须考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的如何协调问题。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对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论述，对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要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市场来决定经济的走向，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其产出量。另外，还必须发挥我国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市场失灵时发挥政府的作用，如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对我国新兴产业和竞争力不强的出口产品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等，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新古典综合派是从实证经济学的手段和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结合的。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仍然面临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生活质量，贫穷与不平等，生态与生长等问题。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价值判断，超出了狭义经济分析的范围。但是萨缪尔森认为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对其做出实证分析。萨缪尔森认为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经济学这样复杂的学科中，怎么能保证经济手段不会造成恰恰与想达到的目标相反的结果呢？萨缪尔森是从实证经济学手段与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这些原来属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他扩展了实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表现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在研究课题上的交叉和结合的取向。这为我们进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综合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目的。
3、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汉森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的更替，必须交替地实行收缩与扩张的政策。其特点是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衰退时采取扩张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消灭失业；在经济过分膨胀时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抑制社会总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
这种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确有借鉴之处。例如，在经济衰退期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可能失业增加，企业开工不足，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主要受需求不足的制约。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扩张，降低失业率;在经济高涨时期，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主要受供给能力的制约。这时过大的需求不会引起供给的增加，只会引起物价上涨。对此，政府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制度，增加税收，以抑制总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
4、新古典综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弥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内部的不足，并试图通过其理论体系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仍是光明的。因此，它不可能真正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它所谈论的混合经济，不过是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混合。资产阶级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并不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府仍然如马克思所说，是为资本家办事的机构，它所实行的干预经济的法令、政策措施旨在维护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秩序。新古典综合派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性质解释为混合经济，这显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四、新古典综合派面临的挑战
1、对于新古典综合，凯恩斯阵营和反对派都存在一些反对意见。在凯恩斯阵营，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罗宾逊夫人早在五十年代就指责新古典综合忽视了凯恩斯理论体系对收入分配，经济不稳定和预期不确定性，历史性等的强调，因而新古典综合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在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中，货币主义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得曼教授的领导下，对古典学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尤其集中于经济经验计量基础上的（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萨缪尔森的伟大在于及时认识和接受了这些批评意见，并从各种反对意见中吸收了有益成分。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八版中用主流经济学代替了新古典综合一词，以广泛吸收能够为己所用的研究成果。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7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观；急功近利；短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家必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和交换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只关注其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因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服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应对理论和对策，但是受其理论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问题还是对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必然表现出其狭隘的视野。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眼前的利润，其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长期的目标和对策。
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摆脱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土地和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绝对限制这一观点。斯密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与土地的年产物的全部商品。因此，当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已经达到其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时，将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工资低落到仅够维持现状，资本达到饱和程度，利润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讨论资本利润时顺便谈到这一点，而且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资本是否能够和如何获得最大利润，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如何节约自然资源，以使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虽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之间存在矛盾，提出了环境负荷问题，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李嘉图提出资源报酬递减规律，认为它是制约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给予自然资源极大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问题。而且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提出的人类发展在土地资源制约下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经济增长最大制约等观点，也没有受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最终使交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本身的不完备，特别是市场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往往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的结果，是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那么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便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现存的资源配置状态存在改进的空间，则意味着社会存在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产生浪费。此时，通过帕累托改进，就能提高经济效率。由于这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进也是相对公平的，即帕累托最优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机制，其关注的是可利用的资源怎样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态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公平。
由于市场配置的资源并不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因此，当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能把其归为市场失灵，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虽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不能避免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性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又把当代社会无法在代际间公平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也归结为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用市场的内在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从市场机制外部的干预和调整来激励或者约束企业的行为。
但“新古典传统重点强调的是自由放任，只给政府有限的经济干预作用。这反映在他们尽管简短，然而确实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著述中。”如，马歇尔（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为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方法，但马歇尔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问题。
卡普（1950）对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重要论述，认为经济增长对环境具有深远的逆向后果。卡普讨论了来自生产过程而被传递到外部的社会成本，如，对冰和空气的污染会损害人体健康，减少农业产量，加速物质腐化，使水生动植物灭绝，并威胁饮用水源等。
巴特尔（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它们大规模出现的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这使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这些为许多人共有的资源。通过在所有经济活动领域制定严格定义的、可传递的、市场化的产权，这种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说，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应用资本主义制度方法。
科斯（1960）进一步提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各方自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科斯反对政府建立统一标准、依靠税收和补贴等进行干预，认为在一个有明确产权规定的自由市场环境中，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实践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谈判者数量很少、影响范围明确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如，解决某一地区工厂排放的烟尘对该地区的危害。但科斯的观点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认为其有较高的谈判成本，而且对于环境污染的外部影响散布较广的地理区域，以及代际间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问题，运用谈判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将焦点放在供给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强调需求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数量收入的个体，将能够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做出选择。如果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就必定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据，那么他们就以诸如此类的方式配置他们的金钱，以使得最后一镑花在恰好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东西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因此，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使得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许多人共有的资源；认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或者产权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能否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稀缺资源的价格上升，从而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并没有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而且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自然条件质量下降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兴趣去研究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改善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极力主张通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且极力为这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相关政策主张。
发达国家获得的环境改善的成果许多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基础上的。然而，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这种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以邻为壑”的做法终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结出的恶果。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长期目标和对策的发展观
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目标不包括环境保护的内容。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以激励资本投资为核心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仅带来了滞胀，还带来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不关注生态问题，因而其政策主张无法解决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而盛极一时。根据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而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被看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成就。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增强经济实力，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掀起“经济增长热”，也的确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繁荣背后酝酿着更难以克服的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因为从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践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实现这个目标不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在鼓励国民高投资、高消费的促进经济短期增长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推动下，必然会埋下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建设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强调社会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促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波动问题，致力于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采取的态度是，“那些环境问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钻研得了的，因而不属于他们的真正课题；在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重点是且应当是短期问题。”这一明显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视野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可能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不能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观并不包含长期目标和对策。
后凯恩斯主义（也称新古典综合派）在保留凯恩斯主义理论要点基础上，对滞胀、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源不足从而是否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消耗日益增加的问题。索洛认为，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样，每单位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率呈上升趋势，所以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枯竭的假设缺乏技术上的依据。索洛指出，《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零增长是把零技术进步当做出发点，零技术进步下的零增长不能缓解资源供给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源枯竭，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
后凯恩斯主义提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微观财政支出政策（部门优先发展政策）和微观财政收入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影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后凯恩斯主义对资源供给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其关注点还是在经济增长上，目的是要证明经济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概念没有过时，而没有对资源环境问题做系统研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相关对策。
三、庇古关注经济福利的国家干预发展观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庇古的国家干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观独树一帜，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双刃剑，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有效运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间，供政府为推进经济福利的提升而进行干预。据此，庇古提出，政府既应当保护现代人的利益，也应当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政府既是当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来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依据法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国可耗竭资源的过度开发。庇古提出了政府应该实施的三条政策措施：国家补贴、税收、立法。其中，庇古税被认为是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企业自动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论探讨上，由于税收涉及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所以争议很大。在实践中，庇古提出的三条政策措施被许多国家所采纳，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逐步扩大环境保护立法的范围。
四、结语
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针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经济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立法等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通过企业的自主行为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问题；提出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试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内生化，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只有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经济效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虽然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大多纠缠在资本的获利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实质性推进。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贫困国家之间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那些急功近利的资本所有者来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廉价使用自然资源。这虽然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把自然环境的恶化留给了不发达国家；把廉价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变为发达国家维持高消耗、高消费生活的重要来源；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依赖其投资和向其出口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发达国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加剧了支配生产力发展的不公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结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续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是天方夜谭，因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和由此决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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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8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9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现实，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本文将在以下进行分析。
一、前提假设：社会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质与人的主观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过于理想化，因而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和确定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更为现实的经济分析假设，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对环境与信息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必须承认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由契约和市场来组织的。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家庭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分析方法，而“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这就强调了个体单位的理性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被认为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极大化。机会主义“指的是欺骗性地追求自利，这包括但并不仅仅限于比较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更复杂的欺诈形式，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形式。”机会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自利行为，它的存在是经济交易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限制机会主义因此成为制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利益的客观性质为前提假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研究制度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人的主观行为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观行为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不能使各个方面都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决策。因此，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选择，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对人们的主观行为进行约束，使机会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科学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它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它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它关于自然和社会、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坚持了辨证的、唯物的发展观，唯物主义、辨证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分析中，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与此相联系，研究方法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着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一个基本基石。但是，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与这一哲学基础相联系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其研究方法根子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方法论的一个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其有关经济史的理论，在标榜价值判断中立的旗号下，力求其理论对史实的解释力，因此，实证分析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描述方法。由于其最终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因此，个人主义原则是其研究方法中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体的理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对个人理性的重视贯穿于它对企业、利益集团、国家等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中。当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被安装到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组织身上后，接下来很自然地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三、研究目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人具有充分的理性。新古典模型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观念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新古典模型中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才扩展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于是新制度经济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比新古典模型跟逼近现实层次的人的行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新古典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交易费用为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被修正为交易费用为正。新制度经济学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仍坚持这一研究对象，它只是加上了资源配置目标函数的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目的和标准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范式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终极性价值判断，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和替代是必然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即以希缺资源的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永恒合理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才产生了两者的研究宗旨的不同。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和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我们比较了二者的诸多不同，但是从超越对立的思路来看，二者存在互补的一面，新制度经济学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
【参考文献】
[1]周建成：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与刘国光教授商榷[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
[2]马艳：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J].学术月刊，2006（5）.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篇10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