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1
XXX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全力推进平安下马塘建设，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现将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统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重点；抓好统筹结合，注重将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注重将社会治理工作与平安创建、文明创建、精准扶贫、“放管服”改革、民生工程建设等中心工作相结合。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推动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推动建立各类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重大不稳定问题清单制度,使大量社会稳定风险得到有效预防、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源头化解。健全多元主体参与平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调处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心理氛围,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防范治安风险。
三、 坚持以大数据应用为抓手,加快推进政法综治工作智能化。
推进社会治安基础大数据建设。依托综治组织统筹协调的职能优势,网格化平台等各类政法综治维稳专业数据资源，加快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据联网应用,利用监控探头,基本实现对交通要道、重点地区、复杂场所、居民聚居区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全覆盖，有效预防了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2
关键词：市民社会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
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调整二者的关系，哲学家各有不同观点。黑格尔从“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政治态度出发，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在学理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详细地论述了市民社会的构成、性质、作用等，并认为官僚政治和等级（国会）可以起到中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作用，但是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继承、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而对于市民社会的中介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等级（国会），才能对依靠市民社会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克服市民社会这一课题提供答案。
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国家以不同形式、从不同的路向对市民社会进行渗透和侵吞。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葛兰西、哈贝马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市民社会论者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渊源及主体构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式构建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因、后果，指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郁建兴，2002）。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概念最早在公元1世纪由西塞罗提出，是指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在近代，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广泛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但其涵义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是政治国家的统一体，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洛克曾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互换使用，并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而在卢梭那里，他所讲的市民社会状态指的就是（政治）国家。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康德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黑格尔超出康德式抽象把握和描绘“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现代世界中形成的”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自由表现的社会。从而明确地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了区分，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代表个人利益。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思想，肯定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但并不同意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及克服市民社会途径的论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继承和批判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肯定了黑格尔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思路，同时，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这里，马克思指明了不是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对市民社会作了总结性的规定。马克思认为，从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出发，从“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来解释市民社会，这是考察市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遵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这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马克思的“私人利益体系”中包括了经济关系的领域、社会关系的领域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由于在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中经济关系的领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就把它直接称为市民社会。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而对于市民社会的中介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等级（国会），才能对依靠市民社会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克服市民社会这一课题提供答案。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现代的演化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的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而再度风行。葛兰西重新启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托马斯・卡罗瑟斯（美），2000）。葛兰西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因此，他吸收了黑格尔、马克思及葛兰西的思想，开创了新的市民社会理论。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经历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葛兰西为代表；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以哈贝马斯等为代表。在这两次讨论中，界定市民社会的主要维度己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葛兰西（antonioGramsci）、哈贝马斯（JugenHabermas）等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做出的新阐释表明：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生活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市民社会的社会整合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何增科，1994）。他们的理论彰显了市民社会理论随着时代及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进一步演化。
葛兰西在思考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挫折时，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的本质及其在社会整个体系中的地位的认识带有某种创新性质，从而为市民社会理论的演化做出了贡献。
葛兰西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基本上是看作为一个经济概念，而把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社会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他把上层建筑分成两大领域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他说：“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指挥的职能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并把权力的行使分成两种方式即强制和同意，从而建立了上层建筑的新理论。他认为，政治社会意味着对人的强制，表现为国家、政府对人的直接统治，是通常所理解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主要指社会中涉及舆论、伦理等从内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各种民间团体、组织，以及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同意。
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总体上看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中讨论市民社会问题，注重挖掘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针对时代变化的不同影响而各有侧重。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7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等较早著作中受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不单在文化维度上规约市民社会，同时也在经济维度上界定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主要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从国家分离出来并成为某种反对国家的东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公共领域”不等同于经济共同体而主要是社会文化领域。
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等后期的著作中，则剔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完全在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脉络中把握市民社会问题。主要是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角度规约市民社会，从而强调对“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他说：“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不再像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市民社会成为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整和再生产，从而“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重构“市民社会”主张，更多的是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从而承担着双重职能：一是限制国家权力，界定出一个国家权力起作用的领域，从而划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是结合公民与国家的功能，为公民得以共同努力来影响政治活动的运行过程提供一条管道。由于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与社会就构成了某种良性互动关系，保证了自由的真正存在。
结论
市民社会理论总是基于现实历史：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做出新的市民社会的界定，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每一时代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都是对其所面对的时代现实的理论抽象。市民社会理论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理论，而是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理论，同时蕴含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目的在于“改变世界”。黑格尔从“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政治态度出发，在学理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认为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市民社会。因此，认为“改变世界”的途径在于用国家涵摄、超越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认为是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是现实的主体和原动力。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郁建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社会学研究，2002（1）
2.[美]托马斯・卡罗瑟斯，薄燕译.市民社会.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7
3.何增科.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4
4.哈贝马斯，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
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3
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一、公共领域理论话语的提出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宪政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一理论分歧呢?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宪政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领域理论的学术特征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三、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转贴于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宪政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宪政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宪政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主权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宪政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宪政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宪政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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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4
（1）硖石街道概况
硖石街道东邻袁花镇及海盐县百步镇、南接马桥街道、西连海洲街道、北依海昌街道。地处杭嘉湖平原，境内因有东、西两山，唐朝始，峡石更名为硖石。宋永徽六年（655）置硖石镇，开元十一年（723）置硖石市，会昌中（841-844）复置硖石镇，南宋建炎四年（1130）置硖石寨。自古学风兴盛，民风淳厚，名人辈出，区内有徐志摩、张宗祥故居和钱君陶艺术研究馆等人文景观，硖石灯彩声名远扬。
硖石街道总区域面积34.3Km2，辖8个行政村，5个农村社区，10个城镇社区。至2010年，年末总户数23473户，总人口69384人。街道社会经济发达，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39.28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9.63亿元，同比增长12.3%，三产比重达到75.4%。农民人均纯收入1435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972元。农业基础地位稳固，总耕地面积1606公顷，实现农业总产值14722万元。全街道现共有机站27座/47台套，总动力660.5Kw，其中灌溉机站27座/47台套/660.5Kw。标准圩堤10.75公里。区域内河道众多、纵横交错：东西向市级河道三条袁硖港、洛塘河、长山河；南北向市级河道2条为麻泾港、木长桥港。镇、村级主要河浜共有163条，82.277Km。
（2）水环境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现状
硖石街道区域面积34.3Km2，河道数量169条103.312Km。其中市级河道6条21.035Km。规划水域面积2.82Km2，规划水域容积631.71万㎡，规划水域面积率8.16%，规划水域容积率18.28m3/Km2.目前，硖石街道总体水质是袁硖港Ⅴ类水体，麻泾港Ⅴ类水体。由于硖石街道工业退二进三战略，目前重点工业污染源氨氮为0，生活污染源氨氮城镇68.2吨，农村10.5吨，合计78.7吨。农业污染源氨氮畜禽养殖14吨，水产养殖1.4吨，种植3.1吨，合计18.5吨。各类污染源CoD入河量，重点工业为零，生活污染源CoD城镇576.4吨，农村256.6吨，合计833.1吨；农业污染源CoD畜禽养殖280.2吨，水产养殖24吨，合计304.3吨。
2、存在问题
①水环境承载力不足。硖石街道河道宽深比相对不大，水体流动性较差，污染物质在短时间内在断面上基本可达到均匀混合，因此水环境承载力可采用简单的一维模式进行估算，水环境承载力不足。
②水环境系统退化和认识进一步提高。由于水污染严重，水体中水生物多样性降低，河道因人为因素，城市建设等原因被填埋、阻断以及人类对水生态系统不恰当的干扰，使得区域水生态系统退化。
③水资源利用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用水量的要求日益增加，且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生活设施的进一步普及，以及由于节水意识不强，造成用水浪费等原因，污水排放量也随之增大，造成水体污染日益加重，因此，应当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合理利用水资源，并与水资源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相结合。
④工业点源治理水平整体有待提升
区域工业污水排放，虽已大部分达标排放，但仍有少部分未达标排放或有偷排、超标排放现状发生，达标排放标准偏低，区域仍有一定量的小企业分散，满足不了污染负荷总量控制的要求；循环经济已经起步，但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工业治理水平有待提升，离清洁生产的要求尚有差距，仍停留在CoD达标为主的初级阶段，主要污染因子的氮磷等指标的控制还没有全面展开。
⑤排污口整治和封闭跟不上污染总量控制的需求
排污口管理是一项难度大和繁杂的工作，有些区域排污口数量、位置不清，晴天排放污水的现象时有发生，监督监理困难，是造成河道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排污口的清理整顿和封闭工作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⑥雨污分流不彻底、配套污水支状管网滞后
近几年加快了城区污水管网建设步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城镇区雨污合流、新建小区雨污不彻底（如阳台水接入雨水管道）、城镇区支状管网的建设跟不上城市和村镇发展的速度，管网老化、渗漏现象普遍，农村分散居住区生活污水处理率低。
⑦农业及其他非点源的治理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
种植业的化肥、农业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农业和其他非点源污染治理的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在总污染负荷中占有较大比例，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治理。
⑧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综合利用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生活、工业、农业、淤泥等废弃物数量巨大，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目前虽有一定程度的资源化利用，但相当多的废弃物还没有能够合理、有效利用，而将其随意堆放、废置或直接抛入水体，均会造成该区域水体污染。
3、综合整治的重要性
①治理水污染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经济发展，水污染治理滞后，导致水质下降、水生态遭到破坏。水质恶化导致这个地区供水困难，目前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硖石街道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如何合理利用水资源，并与水资源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相结合，已成为硖石街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②治理水污染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需要。
搞好硖石街道水环境污染整治，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坚决扭转工作中重GDp轻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观念，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上来。地表水污染问题本质上是流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不合理的表现，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到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上，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体制和机制，为转变发展方式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③治理水污染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硖石街道区域的水环境维系着境内,7万人的生存和发展。近些年太湖流域、省频发的供水危机事件及水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已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严重影响到广大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和切身利益，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必须痛下决心，切实加大整治力度，保障人民饮用水安全，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
④治理水污染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恢复和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必然举措。
硖石街道区域水体属于平原河网区又是流域末端水体，流动性差，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一个区域或流域生态功能一旦退化，由于系统的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要恢复水环境功能，需要付出成倍的代价。目前，区域水环境质量呈恶化趋势，水体富营养化程度重，水生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抓紧治理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⑤治理水污染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的必由之路。
硖石街道区域河道水质现状以Ⅴ类、劣Ⅴ类为主，，因此水质型缺水是硖石街道水资源危机的重要方面。整治水体污染是修复水生态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加硖石街道水资源供给的主渠道。只有通过加大整治力度，改善河道水质，才能保护水资源、保障供水安全。
⑥治理水污染积极探索新路子，为杭嘉湖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经验。
杭嘉湖地区位于太湖流域南部，河网纵横，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等原因，地表水污染严重。硖石街道对区域水环境污染整治起步早，领导重视，开展综合治理的经济社会条件较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建设成为杭嘉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标志性工程，为河网地区水环境污染整治提供有益经验。
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开展硖石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采取工程、经济、行政、法律等综合措施，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有效改善水污染问题，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
1、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领会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科学治水，铁腕治污”，以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遏制水污染、重建水生态为工作重点，全面实施水环境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为建设生态宜居新市提供生态环境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硖石街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
2、基本原则
①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饮用水源地等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以城镇为主兼顾农村，彻查优化实施污水管网系统的改造及完善，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②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水环境保护；整体把握区域水环境存在问题及成因，明确治理重点。采取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水环境治理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等综合措施，明确治理思路，实现科学治理。
③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河道保洁、沿岸垃圾清理等河道面上整治措施和控污截污措施相结合。以从源头上加强污染防控和治理为重点，牢牢抓住“治水先治污”的根本策略，切实控污减排，从根本上扭转水环境恶化趋势。
④分步实施、注重实效
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先易后难，分步实施。近期着重实施河道保洁、垃圾清理、排污口清查及封堵、消除河道黑臭，对水体不流动的区域实施人工动力措施增加水量、拉动水体流动，短期内可采取见效较快的生态治理措施；抓紧解决危及群众饮用水安全的突出问题，开展水源地专项整治，确保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远期的工作包括雨污分流、污水入网、农业面源治理、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等。
⑤建管并举、创新机制
完善和创新水环境治理工作制度建设，形成全民关注、全力攻坚、全社会参与、全方位互动、全过程渗透的工作格局，发挥综合治理的系统效应和整体功能，提升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成效。
3、基本思路
河网地区水环境污染整治与其它区域相比具有复杂性，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系统、科学、严格地进行长期不懈的整治。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是：综合治理，重在治本；总量削减，浓度考核；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完善体制，创新机制。
——综合治理，重在治本。主要措施包括：工业点源治理，截污和污泥、垃圾处理，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生态修复工程，河道整治优化工程，调活水体工程，节水减排工程，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调整等。特别是要将城乡人民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摆到重要位置。
——总量削减，浓度考核。污染物排放总量决定水环境的好坏，目前市域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大于水环境容量，必须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削减，通过各行政区河流控制断面的出境污染物浓度考核，切实将总量削减落到实处。
——明确职责、密切配合。明确各项治理任务的责任主体和监管部门，会同属地，合力抓好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将水环境治理工作纳入政绩考核，建立问责制。
——完善体制，创新机制。一是切实落实街道对各村、社区的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二是改革、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三是建立“一把扫帚全覆盖”的城乡保洁新机制；
四是促进公众参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4、总体目标
通过保障饮用水安全、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加强工业点源污染治理、防治农业面源、开展第三产业污染治理、加快城乡生活污水、污泥和垃圾收集处理、加快河道综合整治、开展河道水生生态修复与建设、促进水体流动、推进节水减排、着力完善监测体系和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和创新水环境治理工作制度，提高水体环境容量，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改善河道水体质量，改善生态修复功能，2015年底前实现主要河流水体消除劣Ⅴ类，部分达到Ⅳ，饮用水源水质提高1至2个类别的目标，力争实现“主要河道水体消灭劣五类，四类水质占主体，饮用水源水质提高1至2个类别”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打造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城在水中、人水和谐的优美水环境。
三、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1）加强工业点源污染综合治理及措施
1、工业企业污水治理现状
根据市对硖石街道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退城进区”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商贸为主的三产业的思路。到目前止，工业污染企业5家、入网5家，入网率100%；管网建城区企业生活污水企业12家、已入网9家、年内要求完成3家，力争入网率达100%；非建城区500万产值以上企业就地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企业7家、年内计划建成5家、2家企业处半关闲状态。
2、下一步计划
①对建城区内的工业企业，将积极协助市相关部门做好入网工作。
②对建城区外的工业企业。一是对新开办的工业企业，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有条件入网的做好纳管工作，无条件入网的，建好净化池。对原有企业，有条件入网的做好纳管工作，无条件入网的企业，根据企业职工人数多少，分三年有计划地建好净化池，进行净化处理。50人以上的企业在2012年底完成任务、30人至50人的企业在3013年底完成任务、30人以下企业在2014年底完成任务。同时，街道办事处明年起将着手委托有关部门制订管网规划。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各工业企业全面完成纳管或自建净化池工作。
3、工作措施
①严格控制工业性建设项目。根据市政府对街道经济发展定位的精神，实施工业“退城进区”、发展“三产”。我们将严格控制工业性建设项目。为保证企业的发展，不受区域限制，对工业性的新建、扩建、重建项目，鼓励企业外迁。
②抓好现有企业的环境治理工作。一是对现有污染性企业均要求进入市污水管网达标排放；二是对燃煤企业所排放的烟尘进行治理，保证大气质量。三是对工业企业产生的废渣，由专门机构回收后加以合理利用，避免二次污染，同时建立工业危险废物台帐。
③抓好环境设施的监管，确保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将专门组织环保管理员对辖区内污染企业的环保设施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和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同时督促企业建立污染物增量、减量、变量等“三量”台帐工作。
④为鼓励企业的积极性，加快净化池建设步伐。街道办事处决定，对新建净化池的企业给予每立方米300百元的奖励。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及措施
根据2011年9月统计全街道有生猪、母猪饲养户968户，生猪存栏4596头、能繁母猪存栏2474头，其中生猪20头以上、能繁母猪5头以上64户，到2011年底完成整治62户，2户列入2012年整治。2012年开始启动实施生猪20头以下和5头以下母猪散养户的治理，到2015年完成市下达400户治理任务。计划如下：
2012年完成治理饲养母猪3头以上的饲养户100户，长田社区1户、西环村5户、杨汇桥村8户、南漾村7户、永丰村15户、军民村21户、双合村28户、荷叶村11户、联和村4户。
2013年完成治理饲养2头母猪饲养户100户，长田社区3户、西环村8户、杨汇桥村26户、南漾村12户、永丰村51户。
2014年完成治理饲养2头母猪饲养户100户，军民村39户、双合村38户、荷叶村11户、联和村12户。
2015年完成治理饲养1头母猪，粪尿污水直排入河道或离河道水域较近的散养户100户，长田社区4户、西环村5户、杨汇桥村11户、南漾村12户、永丰村21户、军民村24户、双合村13户、荷叶村6户、联和村4户。
（3）加强特定行业污染治理及措施
为加快实施我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强化我街道特定行业和市场的污水防治，有效提升全街道水环境质量，逐步建立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又满足人民群众环境需求的长效管理模式。根据《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意见》和《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总体部署，对全街道特定行业和市场污水防治工作提出如下行动计划。
1、现状
①废旧物资收购行业
“十一五”期间，我街道根据《市废旧物资收购管理办法》（政府令第31号）等相关规定，按照堵疏结合的原则，多次组织开展了废旧物资收购行业的治理。目前全街道仍有分散的废品收购点65家（其中有证经营的3家），主要以回收废纸、金属、塑料为主。其中距河道垂直距离小于30米的有27家，绝大部分收购点用地面积均在50平米左右。流动收购居多。
②农副食品加工行业
街道现有生猪定点屠宰企业1家，生猪屠宰加工年污水排放量约1、5万吨、废弃物约150吨。在污水防治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污水虽经处理但纳污集管率低，废弃物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设施不够完善；二是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不够系统完善，日常监管有待加强。
③农贸市场
全街道现有室内农贸市场5个，其中有证经营的有5个（市级4个、村级1个）。农村临时交易点1个，市级农批市场1个。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布点规划相对滞后，网点布局不尽合理，农村临时交易点管理力量薄弱；二是部分基础设施差、档次低。
2、工作措施
①开展废旧物资收购行业污水防治专项治理
通过废品收购行业专项治理行动，推进全街道垃圾分类回收终端体系建设，建立并优化规范化的废品回收服务网点，提高废品物流速度，提高废品综合利用和处置环保技术水平，切实消除或减少对水环境的污染。具体目标和任务为：
――完善废旧物资收购行业布点规划。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根据全市废旧物资收购行业发展规划，布局街道废旧物资收购站点，解决废旧物资收购站点点多面广、布局分散、无序设置等问题，为整治开展创造条件。
――构建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体系。按照“集中化经营、市场化管理、规模化发展”的思路，构建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网络，加快废旧物资市场建设，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实现规模化经营。
――规范废旧物资收购行业的准入和管理。坚决取缔无证无照以及不符合条件的废旧物资收购站点，完成市区建成区、水源保护区、河道两侧30米范围内的废品收购站点的清理，全部进入统一布局设置的规范化废旧物资收购场所。
②开展生猪屠宰加工行业污水防治专项治理
配合市生猪屠宰加工行业专项治理行动，确保屠宰加工污水、废弃物处理过程符合规范化要求，排出的废水达到一级排放标准，经过处理后的废弃物在出运、堆放、使用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染。具体目标和任务为：
——完善定点屠宰加工体系。通过严格控制总量、合理优化布局、促进规模经营、推进提标改造等措施，至2015年建立起与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相适应、布局科学合理、竞争规范有序、加工设施先进、产品质量安全的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的生猪定点屠宰加工体系。
——强化治污设施升级改造。增设焚烧炉、设置无害化操作间，改造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提高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和污水达标排放处理能力。2013年硖石屠宰场达到二星级标准。开展节水减排活动，污水截污纳管率达到100%。
——加强治污设施运行监管。完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检查、养护、维修等制度，加强废水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责任到人、措施落实、加强督查，确保污水治理设施运转正常，防止出现由于设施故障而造成废水直排或超标排放的现象。硖石屠宰场屠宰间和无害化处理间设置监控探头，实行远程监控。
③开展农贸市场污水防治专项治理
通过农贸市场专项治理行动，对全街道农贸市场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市场下水道管网建设，完善市场基础配套设施，确保市场排污设施通畅，实现市区所有农贸市场污水接入收集管网。具体目标和任务为：
——加强农贸市场规划选址布局。综合考虑农贸市场的服务半径、区域辐射、人口密度等因素，加强市区规划布局，合理设置农贸市场网点，避免无序重复建设。完善城镇基础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加快市场提档升级，形成布局合理、层次分明、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农贸市场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现有农贸市场改造升级。以农贸市场公益性、民生性、社会性为目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农贸市场提级改造，对已建农贸市场污水处理及排污管网设施实施更新改造。到2013年底，市区所有农贸市场的污水处理达标后全部纳入污水收集管网。
——提高新建农贸市场建设标准。要按照省星级文明规范市场三星级标准对新建农贸市场进行规划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污水处理达标后全部纳入城市污水管网。力争2015年前再新建三星级以上标准农贸市场1个。
（4）加强城乡污水治理及措施
根据前期调查摸底的情况，实施硖石街道建成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同时建立有效的雨污分流监管制度。2014年计划实施胡家门小区（海洲路南、康乐路西18幢住宅）户外雨污分流改造，总投资14万元。
（5）加强城乡“四位一体”综合治理及措施
为进一步提升城乡环境卫生保洁水平，有效改善城乡环境面貌，实现城乡环境的统筹协调发展，根据《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意见》和《市城乡环境卫生“四位一体”长效保洁工作意见》精神，现就我街道开展环境卫生“四位一体”长效保洁工作提出如下计划。
1、工作措施
着力解决我街道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职责不清、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消除卫生死角和管理盲区，促进环境卫生面貌进一步提升。具体目标为：
①坚持属地管理和专业管理相结合原则。河道保洁由硖石街道河道专业保洁队负责，街道职权范围内公路保洁由街道公路养护站负责，其余都按照“属地管理、以块为主”的要求，明确城乡环境卫生属地管理责任，由各村（农村社区）全面负责辖区内环境卫生管理职责。新村点积极探索市场化保洁作业机制，鼓励实行物业管理。
②健全管理制度。明确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建立和完善城乡环境卫生“四位一体”长效保洁检查考核制度、卫生监督制度、保洁质量管理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和考核办法等。
③完善环境卫生硬件设施。到2012年中，农村垃圾中转房全部达到标准化、规范化要求。
④实现生活垃圾城乡一体无害化处理。到2012年底，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垃圾收集、转运全面实现密闭化、机械化。
⑤提升保洁质量。集镇、公路、河道、村庄的保洁质量逐年提高，达到市检查考核标准。
2、运作机制
①运作机制以属地管理和专业管理相结合为原则
九个传统村的环境卫生长效保洁由所在村按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四位一体”长效保洁，由保洁员保洁。
土地已经征迁或开始征迁的农村社区（农丰、群利、长园、高丰、长田）环境卫生长效保洁按属地管理原则，探索在条件成熟后单独或联合邀请物业公司进行环境卫生长效保洁运作机制，条件尚未成熟时仍可采用传统村做法。
河道保洁由硖石街道河道专业保洁队负责，街道职权范围内公路保洁由街道公路养护站负责。
②落实村（农村社区）属地管理保洁责任：
村庄、集镇：集镇，各行政村（农村社区居）委会所在地，自然村、新村点、“两新”工程集聚点中的道路，农户的房前屋后，中转房外、百杂店周边等的成堆成片垃圾，企业、养殖场（户）周边环境及污水、沼液、粪便。
公路：穿越村庄、集镇的一切公路，省、市镇级公路的边沟及两侧管理控制区域，通组达户道路及两侧积泥、柴草、建筑材料及废弃物。
河道两岸控制区、桥堍头、断头浜、池塘（渔塘）、漊等成堆成片垃圾，通河水渠的企业、养殖业污染。
③落实河道专业保洁队管理保洁责任：河道内的成堆成片垃圾及废弃物，河面漂浮物、水生植物，沉船。
④落实公路养护站管理保洁责任：镇级以上相关公路路面、路肩保洁。
（6）加强河道综合治理及措施
1、基本概况
全街道共有各类河道169条103.312Km，其中市级河道6条21.035Km（城防河道3条6.165Km），镇村级河道163条82.277Km。
2、实施计划
根据“清河行动”总体目标，结合上一轮河道整治成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新一轮镇村主要淤积河道的整治。全街道河道整治的指导性计划是：2012年计划整治13Km，2013年计划整治13Km，2014年计划整治18Km，2015年计划整治18Km，2016年计划整治13Km。
四、管理体制与保障机制
水污染治理是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创新体制，完善机制，强化管理，为下一步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落实提供有力保障。
1、健全管理体制，明确责任分工
硖石街道已经成立了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治水办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指挥、监督、协调综合整治工作，部署年度治理任务，协调解决治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组织制定《硖石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都要把水环境治理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明确任务，制定计划，落实措施。其中：经贸办牵头开展工业企业污染源（含生活污水）普查，制定工业企业污水防治行动计划；农技水利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农业和农村污染源普查制定农业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水防治行动计划；建设办负责城区雨污河流情况普查，制定城区雨污分流行动计划；四位一体办负责城乡卫生保洁情况普查，制定统筹城乡保洁行动计划。
各村、社区是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主体，要相应成立由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小组，根据《硖石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和相关的行动计划，制定辖区内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实施计划，负责辖区的整治工作，将治水工作纳入目标考核责任制。加强河道长效管理，建立河道管理责任制，确定管理目标和内容，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配备一定人员、管理设备、拨付资金。
2、严格标准体系，完善相关机制
为做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作，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制定全街道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明确环保治理的基本要求，按对环境影响程度，分类明确项目选址要求。针对重点污染行业制定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市场准入条件，健全工业企业环保准入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标准、制定养殖业准入机制，健全落实镇区、公路、河道、村庄“四位一体”的城乡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完善畜禽养殖污染后续管理服务机制。
3、提升监管能力，切实强化执法
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对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迅速解决；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的质量控制手段，保证各阶段计划按时完成；严格按照程度开展工作，对计划完成情况实施奖惩制度。各责任单位要落实自查监管责任，对照工作计划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
充分利用现有监测系统，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和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升环境监管能力。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在线监测，扩大监控范围，所有重点排污单位全部安装废水排放在线自动监测装置，增加现场突击检查的频次，加强对污染源的监督检测。建立“用水量”与“污水量”数据比对等监控机制，建立夜间执法常态机制，重点打击恶意偷排污水，污泥排入管网等环境违法行为。建立新形势下的水源保护部门联动机制，设立会商制度，定期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
构建科学、合理、完备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加强监督执法能力建设，提高执法人员队伍素质。完善和加强区域间的联合执法，努力打破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杜绝重复监管、相互推诿和转嫁污染等现象。严格落实执法监管的各项措施，严厉打击违法排放行为。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切实解决“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强对环境执法活动的行政监察。
4、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
加大并落实各级政府资金投入。重点扶持工业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城乡居民生活污水处理以及生态修复等工程项目，加大相关科研经费投入力度，减免农业生态化、工业绿色化等符合循环经济目标的产业企业税费水平。同时，建立相应的专项资金，逐年提高流域内的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
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5
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和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上饶市平安上饶建设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开展上饶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本系统的实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以防范化解教体系统领域社会治理风险为着力点，以提升全区教体系统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切入点，健全机制，细化举措，加强保障，促进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任务
（一）发挥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政治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加强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加强整体设计、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推动解决重大问题。
（二）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着力打造教育特色和亮点。
1.着力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做好社区矫正对象、吸毒人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各类特殊人群子女入学、升学、资助等服务工作，健全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关怀帮扶体系。
2.着力开展平安校园创建活动。（1）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进一步完善校园安防“三个百分之百”和校园物防建设，提升校园人防、物防、技防水平；（2）指导、推进、完善校安专委会、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建设，进一步健全平安校园创建协调机制；（3）加强教体系统社会治理领域调查研究，全面建立社会治理治安稳定形势分析制度。
3.着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1）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确保实现应评尽评。做好涉及教育的特定利益群体政策落实、帮扶解困、教育稳控等工作，切实消除群体性事件风险隐患；（2）全面推进“一站式”涉校涉生矛盾纠纷平台建设，依法化解各类涉校矛盾。
4.着力夯实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社会心理服务和教育进学校，建设学校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宣传，疏导化解学生心理问题。
5.着力落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把好安全风险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6.加大教育考试等领域执法力度。全面推行教育考试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严格确定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
7.全面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发挥校园德育主阵地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积极配备落实一批涉及教育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重点工作。
1.积极落实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雪亮工程”建设、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应急管理信息化等社会治理重点工程。履行源头预防矛盾风险、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责任。
2.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民生工程，确保教育资助工作深得民心。
4.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大力推进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
5.在区委宣传部统一组织下，发挥市域内大专院校、党校等人才资源，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研究、队伍培训。
三、实施步骤
（一）部署启动阶段（2020年-2021年5月）。区教体局、局有关股室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将涉及教体系统的指标进行量化分解，并取得阶段性、实质性进展。
（二）全面实施阶段（2021年-2022年5月）。各学校全面、扎实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基本完成指标体系涉及教育的各项任务，取得明显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深入推进教育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三）验收阶段（2022年6月-2022年12月）。各学校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积极配合上饶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做好考核验收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区教体局成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其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马焕斌 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余国华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东辉 局党组成员、总督学、二级主任科员
柯书斌 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沈志华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张军年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吴宪林 区教学研究室主任
谢贤芳 区教学研究室支部书记
成 员：苏友辉 局办公室主任
柯 松 局党务办主任
严振华 局基教股股长
邓珍明 局人事股股长
陈 华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余晓辉 局职教股股长
余列明 局综治安全股股长
王瑞军 局校建办主任
林有碌 局高招办主任
汪 磊 局中招办主任
陈进垚 局勤办主任
郑兴贵 局资助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教体局市域治理办），办公室设在综治安全股，具体负责统筹推进教体系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郑东辉同志兼任，余列明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夏林、徐树忠、潘桂凤等同志为办公室成员。
各学校也应成立本辖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成效。
（二）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各学校及各有关股室应紧紧围绕工作任务，结合本单位实情，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各项指标逐项分解，并落实好完成时间节点和线路图，务求取得实效。
附件：广信区教体系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任务清单
附件
广信区教体系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效
（一）发挥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1
发挥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政治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加强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加强整体设计、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推动解决重大问题。
党务办
区教体局相关股室、各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二）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着力打造教育特色和亮点
2
着力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做好社区矫正对象、吸毒人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各类特殊人群子女入学、升学、资助等服务工作，健全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关怀帮扶体系。
综治安全股、基教股、资助中心
局相关股室、各中小学幼儿园，上饶市广信区综合高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3
着力开展平安校园创建活动。（1）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落实“三个百分之百”和校园物防建设，提升校园人防、物防、技防水平；（2）指导、推进、完善校安专委会、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建设，建立健全平安校园创建协调机制；（3）加强教体系统社会治理领域调查研究，全面建立社会治理治安稳定形势分析制度。
综治安
全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8月
并长期坚持
4
着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1）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确保实现应评尽评。做好涉及教育的特定利益群体政策落实、帮扶解困、教育稳控等工作，切实消除群体性事件风险隐患；（2）全面推进“一站式”涉校涉生矛盾纠纷平台建设，依法化解各类涉校矛盾。（3)市域内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全部按时录入信访信息系统，根据省有关预警的规定开展矛盾纠纷三级预警。充分利用视联网系统开展网上调解。网上协商，网上咨询等工作。
人事股、综治安全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5
着力强化校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社会心理服务和教育进学校，建设学校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宣传，疏导化解学生心理问题。
基教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6
着力落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把好安全风险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综治安
全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7
加大教育考试等领域执法力度。全面推行教育考试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严格确定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
高招办
中招办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8
全面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和运用好市域内优秀文化资源。发挥校园德育主阵地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面建设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理直气壮宣传无神论，弘扬科学精神。
基教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三）积极配合落实涉及教育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重点工作
9
积极落实市、区平安建设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雪亮工程”建设、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应急管理信息化等社会治理重点工程。履行源头预防矛盾风险、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责任。
综治安全股、基教股、人事股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0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助推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推动高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办公室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1
加大保障和改善教体系统民生力度，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进一步落实教体部门民生工程，确保教育资助深入民心。
资助中心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2
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大力推进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
勤办
局相关股室、各
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13
发挥市域内大专院校等人才资源，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研究、队伍培训
职教股
市域内大专院校
2021年5月
并长期坚持
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6
一、两种属性的财政职能?
财政职能按其所反映的分配关系来界定，可以概括为财政属性职能和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两类。?
1.财政属性职能。?
财政属性职能，是对国家财政凭借国家政治主权和社会主权，以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内在作用或影响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财政属性职能的范围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凡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直接相联系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活动，都是财政属性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二，财政属性职能反映了财政属性的分配关系。(1)国家政务资金筹集同各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社会产品分配关系，同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资金安排比例关系；(2)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筹集同各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社会产品分配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社会管理部门和社会事业单位经费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关系，社会事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第三，财政属性职能具有强制性、公共性和直接性的特点。(1)强制性。指财政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参与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是强制的，它不以任何经济组织、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受这种影响力的制约；(2)公共性。指用于政权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支出所产生的作用是公共的和普遍的，这类支出的目的在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社会进步，其所带来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为全社会所共享；(3)直接性。指财政属性职能对社会成员和各类经济组织的经济利益分配有直接的影响，从而起到引导和制约其发展的作用。?
2.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
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是对国家财政凭借国家主权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宏观经济管理权，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运行所具有的内在功能或影响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的范围，是经济建设领域和总体经济领域。凡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总体经济运行相联系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活动，都是这一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二，这一职能反映了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分配关系。(1)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同各经济组织、社会成员的国民收入使用权分配关系，国家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经费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关系，各类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关系，政府债务同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各类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关系，政府债务同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2)积累同消费的比例关系，财政收支总量的平衡关系，财政收支总量与社会供求总量平衡之间的关系。?
第三，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按依据的权力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一，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产生的职能，具有结构性和有偿性的特点。(1)结构性。指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组织的分配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如，凭借国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信誉而组织的公债的发行对认购企业来说影响其投资结构；对认购个人来说影响其消费结构；财政经济建设投资、公债的运用、国有企业资产转移、财政性贷款、投资收益取得后的再投资等，主要用于重点建设、支持工交、高新技术和农业的发展，即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2)有偿性。指财政运用公债形式筹集资金和运用财政性贷款、周转金等形式使用资金，都是国民收入使用权的转移，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前者要按期返还本金和利息，后者要按其收回并获取收益。其二，依据宏观经济管理权而产生的职能，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广义经济属性分配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反循环性的特点。(1)综合性。指把财政的两种属性分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国民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综合的制约引导作用。(2)反循环性。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总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抑制作用，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起调节控制作用，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的形成起制约引导作用。?
二、四个领域的财政职能?
财政职能按其作用的领域来界定，可以概括为四类。?
1.政治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政治领域的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影响其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对各所有制经济形式产生影响，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设提供财务保证和物质基础，安排行政管理各部门的经费使用比例关系，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2.社会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社会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各经济组织和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进行调节，避免社会分配不公；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财力保证，促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财政在国家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职能，是财政属性的职能。?
3.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经济建设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影响(例如，运用公债筹集资金产生的影响)，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的影响，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促进作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壮大和巩固国有经济所起的作用，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收入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职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
4.宏观经济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宏观经济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局部与国民经济全局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配关系的影响，对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影响，以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引导投资与消费、稳定国民经济。在宏观经济领域的财政职能，是以国家为主体、广义上的经济属性财政职能。?
三、五种形式的财政职能?
按财政职能的表现形式划分，财政具有五种形式的职能。即：筹集资金职能、配置资金职能、调节经济职能、监督管理职能和稳定职能。“财政的职能是以国家的职能为依据，既要反映国家组织领导经济的职能，必须同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研究，也要反映国家社会政治活动(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必须同国家组织领导政治和社会事业各方面的职能结合起来研究。”①因此，财政的上述五种形式的职能，既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的客观反映，同时，又是国家各种职能的客观反映。?
1.筹集资金职能。?
财政筹集资金的职能，是指财政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履行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需要，而运用各种手段积累资金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运用税收手段为国家政权建设筹集资金，为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治活动、处理对内对外国家事务提供经费来源和物质基础；(2)运用税收手段为社会管理、社会全面发展筹集资金，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事业等的发展，提供经费来源和物质基础；(3)运用公债、利润、公共行政预算结余等形式，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为国有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4)综合运用税收、公债、利润等形式，为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和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筹集资金。?
2.配置资金职能。?
财政配置资金的职能，是指财政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运用资金，主动进行宏观资源优化配置的职能。主要体现在：(1)对不能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行政管理、国防事业、通过无偿投资、经费拨款，以公共行政预算形式予以资金安排；(2)对市场机制作用迟缓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领域，通过无偿投资、全额经费拨款，差额预算补助、大量生产性财政补贴等形式，以公共行政预算形式予以资金安排和财务支持；(3)对市场机制不便作用的风险大、投资数额巨大、微利或无利的项目、国家为了增强调控能力必须控制的战略性产业、天然具有垄断性必胯由国家经营的产业，运用政府经济建设投资、投资入股、提供周转金、财政性贷款等形式，通过经济建设预算予以资金安排，具体表现为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投资活动；(4)对市场机制作用不好或无力作用、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会导致社会财富巨大浪费，引发经济波动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综合运用社会救济、政府公共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等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再分配手段，作有利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平衡的安排，例如，增加或缩减政府公共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等。?
3.调节经济职能。?
财政的调节经济职能，是指通过财政筹集和配置资金，对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促进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任务的实现。(1)调节各阶级、阶层和个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调节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2)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调节社会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例如，社会普及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的医疗保健以及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等)，实现社会分配公平；(3)调节资源的配置，调节产业结构的形成，调节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结构优化和总量平衡中的骨干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4)调节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4.监督职能。?
财政的监督职能是指财政在资金筹集和配置全过程，通过审核，检查和财政制裁等形式，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的监督，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分配活动的全过程(1)在资金筹集过程中，对有交纳义务的地方、部门、单位和公民，监督其是否履行交纳义务，对征收税款单位、监督其是否依法行使征收权力；(2)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同时对各地方、部门、单位的管理和使用资金进行监督；(3)在实施财经分配政策和法律法规过程中，利用财政监督，支持经济发展，对违反政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斗争和制裁。财政监督按内容划分，主要包括预算监督、税务监督、财务监督、国有资产监督、会计监督，等等。财政监督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经法律制约关系的体现，裨是规范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
5.稳定职能。?
财政的稳定职能，是指财政通过筹集资金、配置资金，调节两种属性分配关系，实行有效的财政监督等，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的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1)稳定国家行政管理经费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规模，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资金需要。国家行政管理经费支出，是国家从事政治活动、管理对内对外国家事务所必须的开支，行政管理单位的基本建设支出则是国家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物质基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有稳定的财务保证，但是，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支出，如果它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大，则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延缓经济建设速度。因此，财政在保持国家行政管理费供应，使其占国民收入一定比例的分配过程中，对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稳固的财源保证，起着重要的作用。(2)公平社会分配，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公平社会分配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公平，即避铭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二是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平等，即保证社会成员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均等的就业机会；三是享受社会利益的权利平等，即社会成员有平等的权利享受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公健、福利、社会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公平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物吕和劳务，是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财政通过筹集资金调节社会成员收入水平，通过社会保障支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通过配置资金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维护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3)优化资源配置，稳定最佳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是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之间比例协调地发展。由于市场机制的盲目作用，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不协调状态，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财政通过筹集、配置资金来调节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保持产业结构经常处于最佳状态，即保持社会再生产经常处于比例协调状态，是财政稳定职能的重要内容。(4)稳定市场运行，稳定国民经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程度进一步提高，产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国民经济运行愈来愈复杂，与自然经济相比，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大为降低，而市场机制的缺陷又使经济的稳定性进一步降低，往往造成经济支行和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经济处于不平衡状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失业等问题。因此，需要国家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职能，主动调节经济，以熨平经济波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总量的变化，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起着巨大的制约和引导作用，通过财政收支总量的调节，抑制经济波动，促进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对国民经济产生稳定作用。?
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7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郁建兴，《哲学研究》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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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8
[关键词]城市治理理论；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新区域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7-0094-06
早在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城市化的进程。二战后，城市人口激增、便捷交通工具的发明以及高效的福特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共同促使城市规模的变迁：伴随城市的大规模蔓延（sprawl），中心城市开始不断向郊区扩张，形成了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的功能性分区（zoning），昔日功能混杂的城市（city/urban）开始向具有复合功能特征的大都市（metropolitan）或大都市区（metropolitanareaorregion）过渡。在此意义上，Kübler和Heinelt指出，城市在韦伯式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地域综合实体不复存在了。[1]面对城市蔓延的景观，各国政府纷纷掀起了一股城市体制—功能的改革热潮，自此，城市治理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城市越来越处于全球竞争网络的枢纽，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区域竞争的基本组织体与空间单位。城市的治理状况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并且在未来将发挥主导的作用。为此，城市政府体认到，只有携手合作形成地方区域（region）/联盟（alliance），甚至是聚合成具有空间结构的全球城市区域，才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提升总体竞争优势和增强协同能力（synergy）。[2]
与此同时，西方城市治理理论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治理理论兴起之前，城市治理则主要属于城市政治学和城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大体上经历了城市权力结构论（精英论和多元论）、增长机器论、城市联盟论、城市政体论等理论和学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治理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学者们开始将制度主义的视角引入到城市研究中去，形成了城市治理的理论范式。城市治理理论探讨的是如何促进跨域治理或推动协商治理机制，主要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公私行动者的互动模式。正如著名城市与区域专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所揭示：“寻找一个合适的治理模式，对这些区域而言是至关重要。”[3]
同样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待区域治理范式的转换，Kübler和Heinelt侧重于从治理结构的转变（特别是从民主与治理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城市区域治理模式的转换[4]；而瓦利斯·阿兰（alanD.wallis）则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历史角度来把美国大都市治理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5][6]：第一阶段是单核心中心发展的工业城市区，即“传统区域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多核心中心（包括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城市区域，即“公共选择理论学派”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调在同一区域内的地方政治实体的竞争，这一阶段以网络化（复杂的补充和相互依赖）为特征，即“新区域主义”阶段。
本文借用瓦利斯·阿兰的经典类型学分析，从背景、内容、特征和模式等城市治理的方面出发，回顾西方城市治理理论的三次范式转换，以及相应的三次实践的兴起和高潮等发展阶段。概言之，大都市治理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克服城市功能范围和地方政府结构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
一、城市治理理论范式转换的前两个阶段
1.传统区域主义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
19世纪末，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在形态上不断向外扩张，要求城市职能和范围进行重构。
由于西方国家存在着高度的自治传统，城市一般是由地方行政机构来独立管理。社会经济日新月异使城市（city/urban）的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镇（township）、县（county）和市（municipality），而是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复合社会因素特征的大都市（metropolitan）或区域（region）。这样的大都市或区域本来俨然就是一个具有完备功能的独立统一整体，但由于历史传统的缘故被划分为由若干个地方政府行政单位管辖的主体。在大都市的范围内，每一个地方政府行政单位都对自己的辖区具有独立的统治权；而像教育、医疗、卫生和环保等具有区域性跨域特征的公共服务职能则在若干个地方行政主体间进行分割。这些数量和种类繁杂的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职能分割造成了“政治碎化（politicalfragmentation）”，直接影响了大都市全区域内公共服务的供给，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导致大都市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与一致的行动来共同解决区域内的重大社会问题。面对着城市治理中的“政治碎化”现象，19世纪末期，美国学术界在理论与实践上掀起了一股研究与建立大都市政府的热潮，被称之为“传统区域主义”。
传统区域主义又称“大都会主义”、“统一政府学派”、“巨人政府论”、“单一政府论”，主要关注社会公共服务传递的“效率”和“公平”，秉承的理念是“一个区域，一个政府（oneregion，onegovernment）”。因此，传统区域主义为“政治碎化”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一个大都市政府，也就是巨人政府。根据政府的层级和权力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分配情况，我们可以把大都市政府结构分为三种：单层的大都市政府结构、联邦式双层的大都市政府结构和其它适当的统一政府结构。单层的大都市政府（one-tiermetropolitangovernment）建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中心城市兼并（annexation）郊区；二是透过市县合并（city-countyconsolidation）。联邦式双层的大都市政府（federativetwo-tiermetropolitangovernment）是在传统区域主义大都市改革方案中最受欢迎的改革方案，它主张保留现有的机构、但让渡部分权力以组建大都市政府，一般双子城（twincities）就是这种模式的产物。第三种解决方案是建立其它适当的统一政府结构，以解决承担税收和享受公共服务不一致的城市区域所带来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派，传统区域主义对于是否建立大都市政府这一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异议，但是在如何具体构建大都市政府结构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而且不同学者认为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解决大都市治理问题的重要性上存在差别。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角度来看，传统区域主义的提出是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型。出于对公共管理官僚机构的理想规划能力的信赖，传统区域主义倡导建立统一集权的大都市政府，形成一个由上及下的集权化科层制模式，命令由上往下层层遵守覆盖到整个城市区域，从宏观上解决整个大都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传统区域主义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复兴”四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治学、行政学大师伍罗德·威尔逊、弗兰克·古德诺和弗雷德里克·泰勒等学者就已经形成了建立大都市政府的理念；芝加哥大学的欧内斯特·伯恩斯（ernestBurns）教授最早提出大都市定义问题。在经历了30年之后（合并成立大纽约市的倡议最早发起于1867年），1897年纽约市完成了布鲁克林、奎因、斯塔德岛、布诺克斯和曼哈顿（Brooklyn，Queens，Statenisland，theBronxandmanhattan）5市合并，成为现在的“大纽约市（newYorkCity）”。这个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市县合并，标志着北美历史上第一波“区域政府合并”达到了高潮。[8]在此基础上，切斯特·马克赛（Chestermaxey）、保尔·斯杜邓斯基（paulStudenski）、维克多·琼斯（VictorJones）以及路德·古利克（LutherGulick）等众多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建立大都市政府的观点和理论。
但是在往后的50年时间里，传统区域主义却受到了持续的批评。从思想层面上看，受“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建立巨人政府的实践与古典自由主义“小政府”这一传统思想背道而驰；在实践层面上，拉法雷（Lefēvre）指出，没有具体的实践证明传统区域主义的这些改革方案是成功的，而且大多数改革被证明是失败的，同时联邦式双层的大都市政府的治理结果也是令人失望的。[9]历史资料显示，在1907—1947年的40年间，美国没有一例成功的合并案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都市政府的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复兴，特别在欧洲和加拿大等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
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区域主义遭受严重挑战的同时，社区权力或称邻里政府运动（neighborhoodmovement）和公共选择理论学派（SchoolofpublicChoicetheory）应声而起。前者提出用建立邻里政府的办法强化服务提供体系和政策决定程序的分散化；后者提倡建立一套完善的多中心特征的多元治理和民主行政的市场机制来管理城市。经过这场理论交锋，公共选择理论学派逐渐占了上风，并且主导了接下来美国大都市治理的变革潮流。
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批判传统区域主义，实际上是从“政治碎化”的角度出发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认为，“政治碎化”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传统区域主义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更甚，关键的一点是无助于解决“政治碎化”；相反，“政治碎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在大都市“碎化”的状态下，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就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问题，因此，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就显得非常不经济和没有效率，而且巨人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忽视了公民需求多样性。
公共选择理论学派认为，多元的政府结构比单一集权式的政府结构更能符合城市治理的需求，碎化的政府结构给人们提供了“用脚投票”的机会，反而刺激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获得了更有效率的服务。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观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环节。虽然说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它不一定要承担其生产职能。为了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公共选择理论学派要求将一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职能转交给私人部门（市场），即通过与私人部门签订协议，建立起公私伙伴关系；对于某一地方政府而言，除了与私人部门进行合作以外，还可以通过与其它地方政府进行合作，即通过跨地区的协议，来共同承担或转移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职能。除此以外，还可以建立区域性的负责某项具体事务的专区。
实际上，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提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分权模式，与传统区域主义的统一集权模式是完全对立的。在该模式中，权力并不是集中固定在科层组织当中，而是分散在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甚至是公民个人等在内的更宽泛的参与主体之间；“无形的手”将协调特定商品供给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并且有效率地生产和使用资源，满足各方的需求。在城市治理中，该模式是以公共管理而不是以官僚制和权力为特征的，而且把所有参与主体视为一个受到外部刺激就会做出正确反应的理性经济人。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张保留分散的地方政府行政单位，并通过这些行政单位之间的竞争，以期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增强管理的合理性。
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经历了“兴起——高潮——融合”三个阶段。1956年，查尔斯·蒂伯特（Charlesm.tiebout）提出了“用脚投票”的思想来为大都市政府的多中心结构特征辩护，批判了传统区域主义。紧随其后，奥斯特罗姆夫妇、罗伯特·沃伦（Robertwarren）和罗伯特·比什（RobertBish）等学者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理解大都市治理和研究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视角，迎来了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繁荣阶段：（1）有助于理解正式结构满足个人需求和偏好的关系；（2）不同规模的政府单位对提供不同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同的效率；（3）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职能与供给职能分开，有助于深化对地方政府职能的理解。到20世纪90年前后，公共选择理论学派遭到了批评。首先，“经济人”假设过分强调参与主体的理性和自利性。在现实中，理性和自利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难以做到完全理性和利益最大化；而且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刻意回避了政府作为公共部门追求公共利益的特性。[10]其次，“碎化”的地方政府很难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在治理“政治碎化”的初期颇有成效，但到了后期反而加剧了“政治碎化”，造成了同个区域内不同政府单位的职责不清、政府效率低下，弱化了区域政府的政治领导权，无法为居民提供有质量的服务。[11]再次，研究者发现参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只是理论条件，缺乏实质性的事实支持；[12]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性太强，缺乏支撑其假设的经验证据。[13]
面对着严厉的批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并没有像传统区域主义那样在某段时期内销声匿迹，而是逐渐融合到新一股城市治理的潮流中去，这股潮流就是城市治理的第三阶段——新区域主义阶段。
二、西方城市治理理论范式转换的第三阶段
1.新区域主义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至今）
传统区域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分别从国家和市场两个对立的角度作为逻辑起点，传统区域主义把国家/政府作为绝对主体的力量统治城市，从宏观结构途径试图解决城市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则把市场作为基本动力机制，从经济理性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但是这两种方案在实践面前都遭遇挫折，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西洋福特主义危机爆发时，国家/政府在协调公共事务面前表现出了软弱无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导致单纯的市场机制在管理城市时束手无策。因此，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委，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影响着城市化/区域化的进程。新区域主义兴起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全球化，另外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导致了分权化，权力由联邦（国家）向区域层面下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展开，区域竞争力逐渐成为了各国城市区域关注的焦点。在实践的推动和对传统改革派（即“传统区域主义”）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学派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城市治理领域内兴起了一股“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思潮，认为在解决城市问题上应综合考虑竞争与合作、分权与集权的因素，才能有效实现治理大城市的目的。
区域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主要是由于：首先，联邦政府以财政援助为主要方式的城市全面规划无疾而终，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恶化；其次，发展区域经济是复苏国内经济，应对全球竞争的需要；最后90年代的区域主义改革理论受到了同一时期政府改革理论的影响，对于城市治理的思路与政策主张，体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
2.新区域主义范式关注的焦点
目前新区域主义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大致来说，赞同新区域主义的学者具有相当一致的目标：（1）大都市主要通过自愿的方式促进地方政府的合作；（2）新区域主义旨在解决碎片化的政府结构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3）提供财政和减税的其它方法来繁荣中心城市，使它们能更有效地促进它们所属的区域内经济。[14]
诺里斯（norris）主张，新区域主义之所以区别于其它的范式，是因为（1）新区域主义者将区域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从效率和均衡的议题转移到区域竞争力的议题上；（2）新区域主义对处理问题的方针是不同于传统区域主义的政府改革。[15]
倡导新区域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萨维奇（Savitch）和福格尔（Vogel）认为，在新区域主义范畴下（1）以地方自治公民为首的社区应该朝外来关注更大的城市区域，并且考虑它们共同的未来；同时（2）联合政府必需与其他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建立它们的合作网络关系，这是必要的手段。[16]
而汉密尔顿（Hamilton）指出，新区域主义关心的话题是涉及（1）在区域议题上决策的过程；（2）在区域间安排合作的协议；（3）必要时，籍由国家的力量来处理区域的问题。[17]
3.新区域主义的基本特征
上述新区域主义关注的议题显示了新区域主义注重治理、合作和网络等的一些基本特征。对此，瓦利斯·阿兰做出了权威性的概括，他指出，第三波区域主义（即新区域主义）至少在5个方面与其它区域主义不同[18]，即，治理、跨部门性、协作性（Collaboration）、过程和网络。随后，Danielawindsheimer补充了另外三个特征：开放（open）、信任（trust）和赋权（empowerment）。
强调治理（Governance）而非统治（Government）。虽然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治理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不同学科对它的理解各有侧重。新区域主义处理城市间问题的方式是建立在“治理”的基础之上，根据萨维奇和福格尔、斯托克（Stoker）、诺里斯（norris）以及Dodge的相关研究，新区域主义的治理概念具有以下几个构成要素：（1）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其中涉及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甚至是公民个人；（2）参与机制的综合性，新区域主义涵盖了政府管理、市场调节以及复杂的网络化结构；（3）参与规范的灵活性，新区域主义的治理既可以是制度化的约束框架，也可以是非制度化的协议；（4）参与方式的自愿性，新区域主义强调治理参与是自愿而非强迫的，自愿的参与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Kübler和Heinelt发现，从大多数治理的城市实体来看，城市的问题是藉由各种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私人部门所构成的合作和协调网络来解决的。[19]新区域主义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观点，拒斥传统区域主义的“统治”理论，把关注点从正式的制度安排转移到了议程设置和资源动员的非正式结构和过程。因此，新区域主义强调的“治理”是与主体横向的联系和地方合作的分权化特征。[20]
强调跨部门（Cross-Sectoral）而非单一部门（Uni-Sectoral）。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就意味着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盈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甚至是公民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去。权力结构不再是固定统一的，而是灵活分散的；跨部门治理使得城市治理的实践更加具有可行性和实践性。
强调协作（Collaboration）而非协调（Coordination）。协同/协作和协调分别是测量善治和统治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在过去，“传统区域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善公共部门在规划和行动方面的协调能力。如今，新区域主义跨部门治理强调的是协作。大都市治理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公共部门知道该做什么，而且是对每一部门的独特能力和权限范围做出安排，进而实现大都市范围的特殊任务。”[21]瓦利斯·阿兰仅仅指出了城市治理黑和白的两个方面，但事实上也存在灰色地带——合作（Cooperation）。这里首先要厘清Collaboration、Coordination和Cooperation这三个词的涵义。协调（Coordination）强调的是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上下等级性关系；协作（Collaboration）强调的是参与主体间存在强势主体主导的合作关系；合作（Cooperation）强调的是参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概言之，传统区域主义是一种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等级结构的系统，而新区域主义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系统。
强调过程（process）而非结构（Structure）。传统区域主义以市县合并或形成某些特定目的的机构作为建立大都市政府的结构性方案；比较而言，虽然有时会使用结构性方案作为实现目标的策略，但新区域主义专注于政府治理过程，例如远景、战略规划、建立共识或解决冲突。
强调网络（networks）而非制度（Structures）。“对协作和过程重视程度的提高，也说明了新区域主义对网络状组织而不是正式制度的依赖。这样的网络一般拥有一个稳定的利益相关者核心，它们在特殊的战略领域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22]
强调开放（open）而非封闭（Closed）。在传统区域主义范式下，区域被视为一个封闭的实体。边界和管辖都做了明确规定，传统区域主义派试图根据增长的边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就业市场等来清楚地划定边界。相反，新区域主义接受开放的、灵活的和有弹性的边界，区域的界限是随着问题的解决而变化的。
强调信任（trust）而非问责（accountability）。问责是传统区域主义集权式官僚制的主要特征，而信任是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涉及到区域社会资本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落实。许多学者假定，拥有高度信任关系的网络将有助于降低成员间的沟通与监督成本，不必再依赖高层级的权力结构介入或透过正式制度来化解集体行动的困境。
强调赋权（empowerment）而非权力（power）。传统区域主义认为权力是源于政府的权威，由此传统区域主义下的大都市统治通常也被看作是一场零和博弈。新区域主义的权力来源于赋权，赋权是针对社区和邻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区域决策。赋权实际上借助于城市政体（urbanregime）的理论，主张广泛吸纳各层级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的角色，使得“治理”的参与和形式变得多样且复杂。
4.新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
由于新区域主义所强调的“治理”是建立在跨部门之间协作的水平关系之中，因此与着眼于中心政治结构（政府或市场）或地方竞争力的模式不同。新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主要有“连结（linkedfunctions）”和“复合性网络（complexnetworks）”两种方法和策略。
新区域主义的“治理”概念涵盖了介于单一城市和其郡县之间的“连结”，即功能性整合，或者是跨地区服务协议。通常，这个连结是在结盟的选择性成员（不一定包括区域内的所有成员）彼此之间提供公共服务，例如经济发展或者固体废弃物处理。一些地方政府会根据税基分享（taxsharing）来进一步提供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和安排。与兼并（合并）和多层级政府结构不一样，“连结”是相当灵活的，而且不需要任何新层级的政府。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功能在政府间可以增加、减少和转移。重要的是，“连结”保护了地方自治实体，同时可以取代较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功能，进而发挥相当于中型中心城市的效率。此外，“连结”的灵活性可以弥补不稳定的组织成员关系。然而，地方精英特别是公共事业和企业的推动者把“连结”看作不完整的一步和某些较少政治整合的考量。
新区域主义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复合性网络”。这个进路相当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理念。它的倡导者设想众多的独立政府通过多个重叠的跨地区协议网络进行自愿地合作，强调的是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拥有交叉服务的众多管理区域意味着公民可以为每一个特定的情况和在发展复杂网络的过程中寻求最优化的安排。总之，拥有交叉服务的管理区不一定是重复的，却是具有目的导向性的。“综合性”能提供最大限度的选择以及公民控制。作为地方偏好的结果，大区域“治理”可以自生自发。除了一般的服务网络，这个进路还允许利用税基分享来解决区域间的公平和自愿的土地管理和收购。
新区域主义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有政府联席会、区域联盟、大都市规划、城市区域、精明增长和税基分享等方式。
三、西方城市治理理论的范式转换对我国城市治理的启示
伴随着100多年城市化的进程，西方城市治理理论范式已经发生了三次转换：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新区域主义。各范式各有优长和不足，这些范式的个别要素逐渐被吸收到独具特色的各类城市治理的运作机制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城市治理模式。特别是新区域主义的治理理论如日中天，对于中国刚刚进入城镇化早期阶段，如何避免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走统筹协调的精明增长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新型城镇化转型以及城市治理议题多集中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和经济地理、城市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而在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则方兴未艾。学者如张成福、陈瑞莲、孙柏瑛、王佃利、曹现强、张紧跟等人近年来开始引入新区域主义和城市治理相关概念，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中，逐渐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从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城市治理兴起背景、城市治理基本含义的界定、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城市治理的分析框架、城市治理实践、城市治理效果评估，城市治理研究的反思等方面的内容。总体来说，国内学术界有关城市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匮乏，主要介绍西方城市治理的具体经验、中国城市个案研究或是市政学理论的阐述；而有关当前城市多中心治理中的政府自身建设、民间组织及企业与政府良性互动参与治理、以及结合新区域主义理论与中国统筹区域发展背景对城市治理进行研究等问题，国内学术界尚缺少深入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度和视角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纵观世界现代文明的历史，伴随着现代工业化发展历程，城镇化成为了启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展望未来，面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仍将是城市的世纪。对于中国而言，城镇化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道路选择和发展路径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构想；“十”报告也明确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城镇化发展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也面临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及由此产生的新的挑战。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中指出：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50%；而与此同时，传统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迫切要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这就需要着力提高城市发展质量，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总理曾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一方面，我国面临着实现“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的历史任务，同时面对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持续扩张的城镇化引发了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建设、社会管理、户籍制改革、财政共担机制、城镇化的治理结构、“城市病”、区域协调发展等广泛的城市治理问题，城镇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综合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转变城市政府职能，培育城市社会力量，构建由城市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体系，理应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建设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总之，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中国城市治理的基本理论、制度设计、治理模式和战略对策等相关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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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9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省治贿办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和深化自查自纠工作成果，保持依法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强劲势头，以自查自纠、案件查办和长效机制建设为重点，围绕商业贿赂易发、多发的领域和行业，查处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和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商业贿赂案件。同时，积极创新和丰富工作载体，把治理商业贿赂同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注重巩固、深化和提高，稳步把治贿工作推向深入。根据要求，我们对全年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总结，现汇报如下：
一、加大工作力度，自查自纠工作“回头看”稳步推进。
我市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回头看”，认真查找、分析问题，深挖形成商业贿赂的根源，有的放矢地整改和纠正问题，使自查自纠工作“回头看”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1、领导重视，周密安排。各级各部门都能认真学习贯彻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提高对重点领域和行业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开展“回头看”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做到领导亲自把关，及时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对工作进度、方法、步骤进行具体、细致地安排，把自查自纠“回头看”工作有机地融入到各项工作当中。我市治贿办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活动进展情况汇报，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各地各部门治贿办主要领导都能自觉地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回头看”，针对重点领域和行业进行了认真的查找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建章立制。各地各部门在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工作的基础上，还认真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仔细分析商业贿赂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在政策、法律和工作等层面上研究提出治理的具体思路和对策，认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2、围绕重点，四看三结合。在自查自纠“回头看”过程中，能紧紧围绕自查自纠的重点环节和主要目标，做到四个“看一看”和“三个结合”（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结合，与行风政风建设相结合，与建立长效机制调查研究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摸清和掌握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容易发生商业贿赂的重点岗位、重点环节，并对各重点岗位、重点环节进行了排查，认真查找涉及商业贿赂的主要问题、表现形式和主要环节；查找监管不力的原因，监管制度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监管手段存在的缺陷或不足；查找有无利用职权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索贿受贿的问题等等。
3、督促检查，及时整改。始终把督促检查作为重要抓手，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针对自查自纠工作抓得不紧不实、收效不明显、群众反映较大的部门和单位，通过发督办函等方式组织开展“补课”。同时，通过检查及时地掌握自查自纠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确保自查自纠工作“回头看”不走过场，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全市各地治贿办及各部门共派出检查组200多个（次），参加检查人数500多人次，督查部门、单位300多个次。我办还分阶段，有重点不定时地对自查自纠“回头看”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深入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加强检查指导。针对存在的问题，各地、各部门都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整改，对一些整改不到位的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制定了有效的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期限，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做到不敷衍了事，不走过场。
二、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商业贿赂治理工作稳步推进。
截止上个月底，今年全市共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6件，已查结57件，涉案金额达428万元，涉及国家公务人员32名，其中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5名。
1、贿赂形式多样，特点明显。一是大要案比例较高。查办大案占案件总数的54％，查办科级以上干部案件占案件总人数的56％。二是系统性窝串案情况突出。目前为止，全市查办的案件主要涉及工程建设领域（37人）、矿山资源开发和管理领域（6人）、电脑网络设备购销领域（14人）等。三是发案部位相对集。基本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包括各类建筑工程和公路工程的发包分包、施工管理、工程验收、工程款结算支付等环节，以及电脑设备采购和矿山管理、改制、整顿过程中，利用职权行为明显，属于典型的权钱交易。四是贿赂手段多样化。有的借逢年过节以“礼品”、“红包”等形式进行贿赂；有的以“交朋友”为名进行感情“联络”；并且查办了特定关系人受贿的新型受贿犯罪案件。五是犯罪手段隐蔽性强，基本上是一对一的行、受贿模式，非系统内部人员一般难以发现行受贿之间的行情或潜规则。
2、突“重”讲“法”沟通“密”，形成合力。首先是突出办案重点，重点查处国家公务员利用审批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在商业活动中搞官商勾结、索贿受贿，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给国家、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一是突出查办系统性窝串案，主动出击，选准办案工作的突破口，深挖案源线索，大力查办窝串案，把查办商业贿赂犯罪工作引向深入。二是突出查办大要案，重点查办涉案金额大、涉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商业贿赂大要案。如查办了市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杜松友等商业贿赂犯罪大要案，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其次是讲求办案方法，增强办案效果。始终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坚持将办案作为服务大局、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手段来狠抓落实，确保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是强化大局意识，适时沟通汇报。坚持从大局出发，正确处理党委领导和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在办案中多换位思考，善沟通汇报，有效防止单纯办案观，为办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坚持宽严相济，注意区别对待。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适当、宽严有度，在严惩商业贿赂犯罪犯罪的同时，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三是注重工作方式，提高办案效果。时刻注意办案的方式方法，把握好办案时机，做到依法办案与服务发展相统一。再次是加强沟通联系，形成惩治合力。各地各部门自觉把查处商业贿赂犯罪融入党委、政府统一组织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总体部署之中。一是加强配合。根据职能分工，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形成惩治合力。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法院和各级治理商业贿赂领导机构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审计、银行等部门加强相互联系，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办案联席会议、重要案件协查、线索移送和受理、案件督查等机制，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有效形成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合力，提高专项工作的整体效能。二是加强指导。加强对下的工作指导，加强对专项惩治活动中具体困难和问题的研究，及时指导和推动专项活动稳步、深入开展。（1）小编推荐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总结关联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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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制度构建力度，长效机制建设稳步推进。
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长效机制建设的精神，以改革和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推进制度规范建设，把长效机制建设贯穿专项治理工作的始终。
1、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各级治贿办和各有关部门针对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和漏洞，以及商业贿赂问题的易发部位，都能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建章立制。继续对公用事业、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产权权属登记等多项公开办事制度进行了规范，在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方面进行推进，努力将行政行为、公共服务行为规范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2、完善机制，推进防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行政审批项目设置，精简审批环节，完善行政审批监管机制，防止“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大投资领域政务公开力度，切实推进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深入推进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发挥平台作用，防范和遏制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
3、规范经营，积极推进。部署开展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工作，自觉抵制商业贿赂。一是认真贯彻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关于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推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意见》，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了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信用考核，信用宣传教育、自律承诺等行业监管活动。二是继续实行人大、政协、纪检、监察参与的过程监管制度，建立与检察机关联席会议制度，利用司法、审计等社会力量来协调查治预防，规范商业交易行为，及时收集各有关部门在监管交易活动中生成的经营者实施、接受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信息，形成了一些企业信用基本资料和数据。三是对存在有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的违法违规企业，一经发现，就取消其参与招投标、政府采购等市场准入资格，从而加大惩戒力度，消除其再次进行商业贿赂的条件，促进企业依法规范经营。同时加大企业不良信用记录的信息披露，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
4、研究探讨，出台制度。市治贿办多次召集相关部门，对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如何预防商业贿赂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多次督促相关部门完善招投标过程的各项制度，已相继出台了《市招投标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市招投标监督管理补充规定》、《市建设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暂行办法》、《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实施细则》、《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市招投标统一平台建设实施意见》等等制度。市本级在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出台了规范自然性资源、公共性资源、非经营性资产资源、中介市场行为等10多个制度，为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工作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力保障。为了进一步规范行政监察机关调查处理安全责任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工作，丽水市监察局出台《关于安全责任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为加强部门和单位主动接受监督，自觉地将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招标拍卖等事先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促进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各项工作，全面推进我市惩防体系的构建，对原《丽水市纪检监察监督事项预告制度》进行了完善，形成了《纪检监察监督事项预先报告的规定》；为有效发挥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在治理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中的作用，出台《关于共同做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实施办法》；为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投诉处理工作，出台《丽水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规定》（丽招管办〔2010〕4号）；为进一步规范丽水市政府投资项目组织审计，出台《丽水市审计局政府投资项目组织审计管理办法（试行）》和《丽水市审计局政府投资项目组织审计招标评标办法（试行）》；为进一步减轻人民群众的医药费负担，规范临床医师的用药行为，促进合理用药，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经济、适当，遏制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医院临床合理用药的意见》、《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医疗费用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建立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意见》。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对各项规范进行了细化。为全面推进我区森林资源流转工作，进一步规范森林资源流转行为，引导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合理流转，促进森林资源配置市场化,莲都区出台《关于推进森林资源流转工作的意见》；为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云和县出台《关于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的通知》及《云和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投标管理的若干意见》等等。
四、加大措施实施力度，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各地各部门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继续保持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力度，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完善网络，健全体系。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已形成了以纪委监察、检察院、法院、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为治贿核心的办事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检查和指导日常工作，一般事宜由纠风室承担（个别县由纪检室或执法室承担），重大事项开碰头会会商解决，从组织领导上保证治理工作力度不减。各县（市、区）和市直单位也按照市里的要求，有负责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领导体系，确保宏观有人管，微观有人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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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认识，广泛宣传。把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作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来抓，组织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要决定，学习贯彻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提高对开展专项工作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同时以法律法规宣传、典型案例公示、表现形式说明等为重点方式，通过电视、报纸、电台各种媒体渠道向社会大力宣传商业贿赂的特点、表现和危害，把中央整治商业贿赂的决心落实到具体的宣传当中，精心营造一个政府严厉打击、重拳出击的舆论氛围，大力构建反商业贿赂的社会环境，营造全社会反商业贿赂的高压态势。
3、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明确由治贿办牵头负责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检察、法院、公安局、工商局、卫生局、工业园区管委会、发改委、审计局等有关单位根据各自职能对工作职责范围内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负责，并在年初以治贿办文件形式及时下发到各地各部门。
4、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对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工作的基本做法和进度进行通报交流，适时公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有关情况，专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及时召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工作会议或相关部门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和交流，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
5、围绕“两创”，深化治理。把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与纠风系统落实“两创”总战略开展“三服务一满意”主题活动相结合，围绕“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基层，让人民满意”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标本兼治、纠建并举方针，把群众满意作为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根本目的，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创业环境，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证。
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总的来看，全市上下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所增强，对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基本明确，自查自纠、案件查办和长效机制建设三项工作都有所建树。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认识上有差距,治理工作不平衡。少数干部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存在畏难情绪和观望心理。各地各部门专项治理工作不平衡，有的工作相对滞缓，没有很好的开展起来。
2、治理商业贿赂办法不多。少数单位对本行业商业贿赂的规律特点掌握的不深、不透，对怎么治理商业贿赂办法不多，治理工作针对性不强。
3、重形式、轻实效。有的单位存在一定重形式、轻实效、走过场的情况，讲的多做得少，深入调查研究较少。在查处中存在重受贿方、轻行贿方情况。
4、法规建设明显滞后。有些单位自身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不完善，对制度执行不到位，没有真正做到制度管权，制度管人，制度管事。
五、明年工作思路
以案件查办和长效机制建设为重点，围绕商业贿赂易发、多发的领域和行业继续开展商业贿赂的治理工作，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扎实有效推动治贿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继续保持反商业贿赂宣传教育的强劲声势。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治理商业贿赂宣传报道，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纸、网络等宣传媒体，继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宣传。
2、加强政策和理论研究。加强商业贿赂预防工作，注重调研成果的形成。把深化理论研究作为专项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抓好落实，努力取得一些理论成果。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律、特点和防治对策的研究，积极开展商业贿赂犯罪的个案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工作，提出防范和遏制商业贿赂的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和有关主管、监管部门治理商业贿赂提供决策参考。
3、继续突出办案重点。进一步做好三类案件的查办工作：一是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以及出版发行、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索取和收受商业贿赂的犯罪案件。特别是要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行政审批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索取收受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三是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商业贿赂犯罪大案要案。
4、继续强化办案措施。一是积极拓宽发现案件的渠道。通过进一步健全和落实举报保密和奖励制度，动员群众反映和举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线索；加强部门的配合协调，努力从行政执法机关治理商业贿赂中发现和查处犯罪案件，从商业活动领域不正常现象中挖掘案件线索，切实推动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查处工作的深入开展。二是充实办案力量，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加强对办案工作的统一指挥协调，加大对重大、复杂案件的指导力度，对有重大影响的实行挂牌督办，确保案件顺利查处。三是注意办案方式方法。在严肃查处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的同时，坚持依法、文明、规范、安全办案，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惩治犯罪与维护经济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5、把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作为明年专项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把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的市场信用机制，以促进企业和行业自律，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大力推进预防商业贿赂犯罪信息系统建设，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强重点领域行贿人资料库建设，全面启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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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总结篇10
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在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材料、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在XX市专门召开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务虚会，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XX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分析面临形势任务，研究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措施。
大家知道，上海召开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上半年全市举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专门用4天半时间，针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对各县市区组织部分管副部长和业务科室负责人进行培训，可以说这次培训班对做好新时期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XX市委高度重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XX书记多次深入城市街道、社区、两新组织调研。XX部长在今年全市组织部长会议上要求“要研究制定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构建城市大党建格局，形成共驻共建管理体系”。XX省的要求，XX市委的部署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需要我们紧密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上午，XXX同志传达了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精神。我们也对应安排XX个示范县区市组织部部长都作了交流发言，大家的发言材料我也提前作了学习，总的感觉，各地在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方面热情比较高，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思考，做了不少探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城市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二是探索推进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融合共建，街道社区党组织统筹协调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认真落实今年组织工作重点任务要求，基层基础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四是积极改革创新，在加强街道社区自身建设，干部队伍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要继续创新完善，不断改进提升。
下面，结合大家发言和各地实践，我就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指出，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是各级党委工作的两大阵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的基础性、战略性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作为示范市，更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城市基层党建的思想行动自觉。
一个是，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任务。党的鲜明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号召全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随着城市改革发展，党建工作的环境、对象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填补了以往街道社区党建空白点，增加了覆盖广度和深度，同时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引领基层治理、服务各族群众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城市基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使党在城市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
另一个是，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变化新挑战，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指出，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城镇化进程提速，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加速转型。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物业管理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把城市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基层党建强，基层治理就强;基层党建弱，基层治理就弱。必须把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摆在重要位置，补齐短板、强基固本，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奋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二、转变思想观念，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规律特点
指出，要用更加开阔的视野谋划基层党的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资源，积极探索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效应。上海会议后，按照XX市委的部署要求，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在人员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调研和掌握的情况来看，大部分还没有完全转变观念，工作上的实质性变化和进展还不明显。作为示范点要通过学习和实践，切实加深对城市基层党建的理解，更新观念，把握特点，找准抓手，取得新成效，当好排头兵。
(一)牢固树立新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认识到了，行动才能有效跟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专题培训班又再次进行强调，共有三句话。一是“城市基层党建，就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这句话高度凝练指出了城市基层党建系统建设整体建设的本质。二是“城市基层党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党组织是这一工程的主体架构”，这句话点明四级联动是贯穿和主导城市基层党建的主体架构。三是“与街道社区党建相比，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极大丰富和拓展，更加注重全面统筹，更加注重系统推进，更加注重开放融合，更加注重整体效应”，这句话简明扼要指出城市基层党建和街道社区党建的区别。这三句话，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基层党建进行界定和阐释，要深刻理解把握，及时转变思路观念。
(二)正确把握新特点。从我市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呈现出几个鲜明特点。一是政治功能突出。城市基层党建始终围绕形势任务要求开展，发挥城市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引领各类组织、各类人群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二是组织架构立体。城市基层党建不仅有传统的市、区、街道、社区“树状”组织架构，扁平化的横向组织也在快速构建，横竖组织之间交叉互联、立体呈现。三是整体效应凸显。城市基层党建各类组织、各类人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联结，运转起来是一个整体系统，需要全面统筹、系统推进。四是共融共享共促。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城市基层党建为联结，开放共融、互联互动，共享优势资源，共同促进提高，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五是集约便捷高效。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充分运用，信息渠道互联互通，网络互动交流、大数据挖掘利用等，推动党建工作、基层治理、群众服务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三)积极展示新作为。当前正处在从街道社区党建向城市基层党建转变的关键节点，面临很多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新使命要有新担当、新作为。一要大胆解放思想。着眼全域党建理念，切实转变街道社区党建思想，以系统思维来看待城市基层党建，牢固树立系统建设整体建设观念，及时转变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适应。二要敢于攻坚克难。针对影响和制约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和发展的各类因素，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找准找实问题，实事求是提出解决思路和措施，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城市基层党建不断发展。三要勇于先行先试。要明确城市基层党建发展方向，强化顶层设计，高标准、高起点谋划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保证各项部署安排既符合当前工作实际，又适应长期发展需求，切实发挥以点带面、示范带动作用。
三、把握目标要求，奋力开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局面
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XX省明确提出，要深化探索实践，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在全市专题培训班上，XXX同志明确要求，XX作为全市示范点，通过一年努力，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街道改革要有实质性进展，一定要改;第二，互联互通、条块结合的机制要基本建立;第三，四级联动体系要完善，要真正用起来，社区职业化队伍建设一定要有初步想法，至少要推。同时强调，这也是今后全市调研的重点方向。我理解，就是要适应新变化、贯彻新部署、落实新要求。
(一)稳步推进街道体制改革。按照XX市委要求有序安排部署。作为示范点更要抓住机遇，适时启动街道改革工作。要认真学习借鉴上海经验，进一步给街道明责、赋权、增能，调整优化内设机构，一是优化街道内设机构。按照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原则上，根据实际优化机构设置，统一设立党建办公室，配备抓党建专职副书记。二是推动街道职能转变。取消归并不合理职能，让街道聚焦“抓从严治党、抓基层治理主责主业。三是赋予街道相应职权。如：街道对辖区内突发事件相应的处置权、事关群众利益和重要项目的建议权、城市区域规划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权、相关职能部门派驻机构履责的督办权、相关人事任免使用及考核的建议权。这些措施大家可以研究，有些可以直接运用，有些可以先试点再推开。总的原则是，要确保街道权责对等，有职权、有能力协调各方、维护稳定、服务群众。
(二)建立互联互通条块结合机制。打造多层次、融合式组织架构，把区域内关系互不隶属、层级高低不同、领域多元多样的各类组织连接起来、统领起来，着力构建目标一致、协同运作的利益共同体。一是观念上要强化共驻共建。发挥党组织的纽带作用，倡导“同一屋檐下、都是一家人”的家园意识，引导各领域党组织打破行政壁垒，拆除封闭藩篱，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共抓维护稳定、共抓基层党建，共商区域发展、共同服务群众，实现互融共通、合作共赢。二是体制机制上要坚持双向用力。赋予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实质性内容，坚持双向压实责任、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双向管理重点企业、双向评价干部这几个有效抓手，大力推动条块结合，加强协调性协同性。三是方式方法上要落实开放共建。以组织共建、稳定联保、资源共享为纽带，采取街道与驻区单位签订共建协议，街道主动提供服务，驻区单位积极开放资源等办法，推动资金、场地、人才等资源整合起来、集约起来，发挥最大效益。
(三)健全系统高效联动体系。着力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体系，把四级贯通起来、联动起来，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各地党委要把关定向，履行主体责任，负责总体规划和全面指导，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县市区党委是“一线指挥部”，要履行第一责任，负责提出思路和整体推进，推动工作落实。街道党工委是“龙头”，要履行直接责任，负责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精心组织实施，统筹抓好社区党建、驻区单位党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社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要履行落实责任，负责组织动员和管理服务，落实各项任务。要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严格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推动责任落实、任务落地。
(四)加强社区职业化队伍建设。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关键在人。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对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至关重要。近年来，XX市坚持每年为XX名社区人员解决事业编;采用同工同酬的方式提高社区非在编工作人员待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举措。要进一步激励广大社区干部新担当新作为，把社区工作者队伍纳入各地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明确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考核等具体措施，为社区发展撑起一把“人才伞”;要建立分层分级培训体系，加大培训力度，鼓励支持社区工作者通过培训和考试取得职业资格，不断提高专业化能力水平;要探索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发展通道，通过设立岗位等级序列、定期调岗调级等办法，让社区工作者发展有前景、进步有渠道，使他们真正安心社区、扎根社区、奉献社区。
四、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示范市既要有荣誉感，又要感到压力和责任，要加倍努力、勇于探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一)坚持高位推动，强化责任落实。责任压得紧，任务才能落的实。城市基层党建涉及面大，是系统建设整体建设，各级党委是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示范点建设成效好不好，党委和党委书记重视是关键，特别是党委书记，一定要知责履责、尽心尽责，牢牢地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抓在手上。大家要主动向党委书记汇报，引起重视、取得支持，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二)坚持协调联动，注重形成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有新气象新作为。组织部门要牵头抓总，制定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分工，明确人社、民政、财政、工青妇等部门职责。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作为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充分调动各部门参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积极性，合力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建立完善情况通报、督促检查和跟踪问效等工作制度，对工作不力的严肃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