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流程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产生的原因错宗复杂，主要有管理方面的原因、农民的原因、程序和合同的原因等。
（一）管理不规范导致的纠纷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不规范，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证，导致纠纷的产生。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土地承包经营管理中，未能严格按照规范，对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落实不严格，经营权证未能发放到户，农民的经营权未能得到落实。有的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实现土地兼并，利用强制性的手段，对农民的承包进行回收。部分政府将这种回收而来的土地承包给开发商，然后再回过头来和农民办理相关手续，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埋下了土地纠纷的隐患。
（二）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导致的纠纷
我国法定的土地承包制度主要有两种――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承包方式。其他承包方式指的是将土地承包给本集体以外的个人和单位。这种承包方式是一种较容易引发纠纷的承包方式，一些地区的村干部未征求村民的意见就将土地承包给其他人，出现了越权发包的现象，导致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
（三）合同不规范引发的纠纷
因合同不规范导致的纠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未签订合同，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承包中，往往不会签订正式的合同，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流转中仅凭口头约定，这种口头协议往往导致利益纠纷。第二，合同内容不规范。这种合同的不规范表现在内容不全面，权利义务不明确等，合同中的一些条款甚至和法律相抵触。第三，合同中未对种植的作物作出规定。一些农民在承包土地时，虽然签订了合同，却未对土地具体种植的作物作出明确的约定，导致承包方调整了经济作物，最后产生纠纷。第四，承包方随意转包引发的纠纷。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未能正确认识到承包土地的实质，往往认为自己承包了就可以随意处置。未征得发包人的同意，就转包给他人，土地的多次流转，最终导致了纠纷。
（四）土地流转非农化导致纠纷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土地的流转不能改变土地的性质和用途。但是在现实的工作中，有大量的耕地在经营权转让的过程中，出现了土地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况。地区的政府部门为了经济效益和政绩，往往对这种现象充耳不闻，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控制对策
（一）完善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完善，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漏洞。要实现对纠纷的有效控制，就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机制，与时俱进，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利和耕地的安全。
（二）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
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涉及多方关系，包括了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承包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加强对流转过程和合同的管理，确保合同的规范性和合法性，确保合同内容的完整。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登记，做好流转情况的管理工作。
（三）加强法律知识的普及
不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都表现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相关职能部门应该要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普及相关法律，增强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教育，避免政府工作人员出现、损害农民经济利益的行为。
（四）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土地流转是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实现土地流转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对避免土地纠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建立一个政府指导下的市场服务中介组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自负盈亏。中介组织的建立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平台，方便了土地流转。其次，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信息网络，方便土地流转信息的交流，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再次，要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价格机制，完善市场竞争，促进土地流转价格的合理化。最后，加强政府部门的管理。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能够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五）加强对土地权属边界的界定
产生农村土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是有时却仅仅是因为土地边界划分不清。部分农村在土地承包时，对土地划分的记载仅仅只是大概的记载，对具体的数值记载并不明确。这种对土地边界记载的模糊化，导致了不必要的纠纷。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不断提高农村土地边界划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采用卫星技术，测量和确定土地的边界，能够有效避免纠纷，而且在成本和技术方面完全具有可行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这些纠纷的产生和政府的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想要切实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强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规范对土地流转的管理，明确土地边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这些措施的提出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将会产生更多新问题，需要相关研究人员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寻求更加科学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经济纠纷流程篇2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土地纠纷也反映了农民对土地问题认识不够。土地纠纷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收益分配、征收、流转、继承等方面的纠纷。
关键词：
土地纠纷；类型；发展趋势
1土地纠纷主要类型
1.1土地收益产生的纠纷
目前在农村发生较多也难处理的土地纠纷是土地收益问题，这种纠纷的特殊性是因为土地的主体难确定，土地的主体只有取得了身份资格才能享有土地收益。实践中较常见的处理办法是以主体的居住地为依据，或是以其户籍为依据来确定其主体身份。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两方面均被否定，这多为外嫁、大学在校生、当事人离婚等，他们的权利是被悬空的，收益是不被认可的。以大学生为例，他们一经录取，之后就会留在城市工作，与所在家乡的联系不大。但是随着就业压力增大，一些毕业生没找到适合工作，会在家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是应该享受土地收益权的，但是由于法律等原因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利。
1.2土地所有权产生的纠纷
我国多项法律都明确规定土地是国家和集体两级所有，但是实际上实行的是农民集体所有，集体所有权是有名无实的。农民集体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不是个人，也不是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农户们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享有所有权。当前多数地方是土地承包到户的，村委会是发包方，农民是承包方，土地实际占有量是由土地的数量决定的。所以相当多的土地纠纷是由于土地主体不清楚引发的，农村集体所有是国家所有的附庸，是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农村集体所有只是一种形式而少内涵。所以国家与集体所有权纠纷、不同集体之间的纠纷、村集体擅自发包的土地的纠纷等都直接侵害的是农民的利益。
1.3土地承包合同产生的纠纷土
地承包合同纠纷主要是发包方和承包方纠纷两方面。其中发包方纠纷主要是发包人资格比较混乱，例如在发包时有的是村级发包，有的是组级发包，有的是将一块土地同时发包给几个村民，这样都会引起纠纷。同时发包的程序不规范，如在发包时并未召开全体村民会议，并未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发包也会引起纠纷。或发包时以低价发包，一旦出现土地涨价，就会引起纠纷。另外发包合同不规范也是引起土地纠纷的另一个原因。这种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土地承包时没有签订合同，而是采取口头协议；或签订合同但是内容不明确，条款不清楚，都容易引起纠纷。
1.4土地征收和流转产生的纠纷
土地征收纠纷主要是土地在进行征收时，发包人干预承包人的自主经营权，使承包人的权利不能正常享有，发包方甚至贪污或截留被征收土地农民应得的钱款。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发包方假借政府公共利益的名义，不公开征收的程序，不按照发放征收补偿款，或补偿款分配不公平，将土地用于商业开发，从中获取巨额利益。土地流转纠纷主要是发包方以各种借口强迫承包人在非自愿基础上进行土地流转，主要是流转形式不规范、内容不合法、程序不合法。如土地流转多是以口头形式达成的，发生纠纷时法官无法取证；有的发包方违反了所有权人的意愿，私自将土地发包或随意解除原来合同发包给另外的人。
1.5土地调整产生的纠纷
土地调整产生的纠纷主要是因为土地调整频繁，在调整中管理不规范造成的。主要是回收农民土地以抵销欠款或高费用转包引起的纠纷；人口调整后减少的人口不愿意放弃土地，增加的人口得不到土地，农民在土地资源失衡方面引起的纠纷；对于机动土地管理不规范引起的纠纷。
2土地纠纷的发展趋势
2.1长期化趋势
在国家实行税改后，农民种地后的负担明显减轻，各项惠民政策也都给农民带来了实惠，许多农民开始想要承包更多土地。与此同时，基层干部为了经济发展又在争夺土地。农民植根于心的土地意识使他们不会放弃土地，针对政府的占地必将采取行动，那么基层官员与农民的土地之争会加剧，由占地问题引发的纠纷会长期存在。
2.2增多化趋势
我国农民有9亿多人，这就决定“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实行的鼓励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土地的收益明显提高，也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然而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当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村集体作为土地的发包人，在土地流转时会占主导地位，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侵犯个别人的利益从而引起纠纷。
2.3复杂化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农民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可以跨组、跨村甚至跨市，这样导致的纠纷也不断增多。许多承包合同由之前的一因一果逐渐转变为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即形成纠纷的成因多，过程复杂。通常涉及的当事人是多个，甚至是家庭或村寨，或涉及几十或上百人，这样也增加了解决纠纷的难度。
2.4多样化趋势
之前我国的农村经济还是比较单一的，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农村的经济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主要是土地承包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的多样化。如承包合同纠纷、流转纠纷、征收纠纷、调整纠纷等。
参考文献：
[1]谭峥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及解决机制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04).
经济纠纷流程篇3
[论文关键词]基层司法所；服务；农村经济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新的矛盾和纠纷，如土地承包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集体收益分配纠纷等新型矛盾和纠纷也大量出现。这些新的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涉及面越来越大，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能否解决好这些新的社会矛盾是新时期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司法所面临的新课题。司法所作为最基层的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职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司法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服务”的大局，树立大服务思想，拓展业务，强化职能，发挥优势，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
一、当前司法所在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型矛盾纠纷把握不足
随着农村改革、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农村经济矛盾纠纷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传统涉农纠纷房屋、宅基地、邻里、婚姻、家庭纠纷等数量增多，另一方面，因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村镇规划等因素而引发的各类新型涉农纠纷案件如征地拆迁纠纷、土地承包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集体收益分配纠纷不断涌现，但是，一些司法所没有认清形势，适应新情况、新变化，迎难而上、积极应对，把握全局，在工作中有些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也没有认识到涉农矛盾纠纷增加有其必然性，更没有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二）对当前新形势下司法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理念较弱
一些司法所工作人员对司法服务大局，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较弱，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司法工作的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在工作中没有积极深入村坡调研，了解情况，没有加强指导处理纠纷。工作中重判决轻调解，不愿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没有积极的工作作风，没有良好的工作热情，更没有强化责任，工作效果难以显现。工作机制、工作方式陈旧，按部就班，不积极主动配合乡镇街道办农村经济工作中心履行司法所职能，提出司法建议，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要求。
（三）司法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履行职能的举措有待创新
一是人民调解方面，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纪律要结合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有待进一步规范。一些基层司法所对村级人民调解工作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指导，村级人民调解员法律知识和业务素质欠缺，应对复杂、疑难纠纷，调解能力有待加强。二是法制宣传方面，为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法律宣传流于形式针对性、实用性不强。法律宣传流于形式，基本上是法制宣传活动日才搞宣传，不少基层领导干部对普法工作的认识是“要我搞，不得不搞”，而不是“必须搞，应搞好”，普法工作没有形成常态机制。三是组织农民学法难：人员难集中，时间难安排，效果难体现。四是普法形式还停留在传统的“小册子”、“灌输式”模式，一些普法方法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民不乐意接受。五是法律服务方面，一些基层司法所没有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大局有效地履行为乡镇街道政府充当法律顾问的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地为其依法办事、依法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意见，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依法有序进行。在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征地安置补偿以及对农村各种经济实体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帮助，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法律需求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四）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一是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研究机制不健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收集掌握不及时。二是对村级调解经济纠纷的监督指导机制不健全，对村级调解工作不能及时制定指导意见，强化指导工作。三是对涉及乡镇街道征地拆迁等重大工作项目中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四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矛盾纠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没有有效地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究判断，为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和妥善化解提供决策依据。
（五）司法所自身建设有待提高
部分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工作整体效率。一是部分司法所服务大局，为民服务的思想素质有待提高，责任意识有待加强，纪律懒散，工作作风拖拉。二是有的司法所把握涉农案件新发展、有效服务农村群众的能力有所欠缺。三是一些司法所积极主动学习农村经济法律知识的能动性欠缺对涉及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贫乏。四是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大多为乡镇街道转过来，原来乡镇工作的思维惯性、工作方式难以适应当前形势对司法所的工作要求，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二、司法所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
司法所要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第一要务，能动服务当地经济发展。
（一）牢固树立服务农村经济法发展的能动司法理念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各种新型矛盾和纠纷，司法所要强化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理念，积极应对新课题、新任务，充分发挥司法所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高效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大局服务。司法所干部要加强服务理念，切切实实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丢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事、办实事，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把握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正确认识涉农经济纠纷的新情况，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涉农经济工作的责任和信心。围绕基层工作重心，大力开拓业务领域，积极探索和实践新的业务切入点和增长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大局。针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型矛盾纠纷深入调研，掌握全局，加强指导。充分发挥司法所职能作用，为乡镇街道政府依法处理好本地区的重大经济各种涉法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法律对策和建议，并就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及时制定指导意见。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有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开展分析研究，总结出规律和对策，及时向乡镇街道政府提出司法建议，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三）创新司法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履行职能的举措
发挥司法的能动性，拓展新思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延伸司法职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法制宣传方面，改善司法服务，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为农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结合“六五”普法，积极探索法制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多种途径，有效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围绕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社会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和法治环境。围绕重大建设项目，有针对性地宣传涉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让农民群众了解改革、支持建设。围绕农村集体、农民的经济行为，有针对性地宣传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资产出租、集体经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等政策法规，减少农村集体、农民的投资风险，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先期的保卫工作。
法律服务方面，积极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开展“法律服务进村入户”活动，积极组织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向农村延伸。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征地安置补偿以及对农村各种经济实体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帮助，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法律需求，特别是在农村合作经营、农村市场秩序整顿与规范等方面的法律需求，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努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
人民调解方面，要进一步拓展人民调解的覆盖面、调解领域，不断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指导村级调解组织搞好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坚持多形式开展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调解队伍的法律素质和调解水平；及时总结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加强对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适应新形势，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实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要结合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增强人民调解程序的公正性，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水平和社会公信力。积极主动介入乡镇街道重大建设项目，实行预警机制，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为农村的开发建设化阻碍。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治安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后期的保卫工作。
（四）创新工作机制
一是健全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研究机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收集及时掌握。二是健全对村级调解经济纠纷的监督指导机制，对村级调解工作及时制定指导意见，强化指导工作。三是健全对涉及乡镇街道征地拆迁等重大工作项目中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四是健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矛盾纠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效地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究判断，为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和妥善化解提供决策依据。
（五）提升司法所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思想业务素质
经济纠纷流程篇4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情况的分析
自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至2003年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总体比较稳定，流转双方当事人大体能够保持现状，相安无事。因此产生纠纷的微乎其微，近年来，我街由于修公路、动迁项目的建设征地，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数量日增，当事人之间矛盾激烈，易引发流转纠纷。流转纠纷是指流转当事人之间基于流转合同的履行或解除而产生的关于承包经营权的归属或相关费用等方面的纠纷，属于合同类纠纷。此类纠纷由于涉及农民“命根子”利益，一旦形成纠纷，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大，互不相让。如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很容易引发以下纠纷、事件。
一是民事纠纷，主要是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类侵权纠纷。当事人之间因争抢土地，抢种抢收，导致毁坏庄稼，甚至打架斗殴，引发财产、人身损害纠纷。这种因流转纠纷引发的财产、人身侵权纠纷日渐增加，如三八里村民高某和刘某之间为了一小块耕地的经营权发生纠纷，刘某有一小块耕地，与高某的耕地相邻，两块耕地之间有一乡间作业路，高某在紧邻作业路的边上栽了几颗樱桃树，刘某说这几颗樱桃树长大会挡了乡间作业路，双方发生矛盾，大打出手，刘某将高某种植的樱桃树欲砍了，村里多次调解，双方各不让步，刘某于2013年4月至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因未登记确权而没立案，但至今双方的纠纷仍未解决。
二是土地确权纠纷，如大王村张某诉王某土地纠纷一案，张某1983年承包村里土地，获得了该地的承包经营权，后因张某欲将户口迁到岳母家，便将土地放弃耕种交到村委会，1997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王某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对此，张某没有提出异议放弃承包土地并认可村委会调整发包土地，村委会经过三分之二的村民代表同意后，派村领导找到王某让王某耕种，王某耕种至今。张某于2013年1月至旅顺口区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类似这种情况村里还有十几户。
三是上访事件，如三八里村建设征地时，由于农民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的补偿土地的面积和标准不理解，曾上访到街道、区局，又如前夹山村吕某、王某、陈某等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一审、二审判决不服，上访到了人大常委会。类似事件、纠纷调处难度大，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很多纠纷当事人摆出不争到土地誓不罢休的架势。不仅街、村组织难以调处，形成诉讼后，法院的调解往往也很难奏效。作出判决后，败诉方当事人也常常坚持上诉，甚至上访，将矛盾不断扩大升级。
二、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思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能否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从各个层面，思考应对策略。
1、坚持国家与地方土地承包政策相结合的原则，在贯彻国家土地承包政策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二轮土地延包政策规定，切实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到既符合土地延包政策又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户。
2、按照《土地承包法》，结合旅顺口区土地延包方式及延包办法，实行土地股份合同制，对于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要以“确权确利不确地，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折股量化给已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将截至1997年初实有的集体土地，通过土地折股量化和农民按股分红的形式，使得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取较为稳定的土地收益，从而推进农村适度规模经营的长足发展和农村稳定。
3、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农民的股份收入。无需收回的现承包者的土地，但现承包者需要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专业承包合同》，并依照合同约定按时交纳承包金。村里承包户之间签订专业承包合同，承包户给村里交纳土地承包金，与村里继续签订的专业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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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纠纷；流域生态系统；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02―03
近年来，流域环境纠纷频繁发生，不仅因污染导致当事人财产受损的民事纠纷屡见不鲜，而且因流域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流域上下游、左右岸的区域冲突和纠纷也越来越多，这类纠纷给现行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带来了严峻挑战。考察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深入发展，本文尝试在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和框架下建构该类流域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
一、流域自然特性――流域环境纠纷
解决机制建构的逻辑起点
流域是一个天然的集水区域，是一个从源头到河口的完整、独立、自成系统的水文单元，其以水流为基础、以分水岭为边界构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生态系统。流域的特性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整体性。流域中最主要的因子是水，正是水的流动导致了流域内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水质水量、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以水体为媒介，流域中的土壤、森林、矿藏、生物等环境资源要素也组成了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该整体中的任一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对整个流域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是公共性。流域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外部性、相互依存性和不可分割性。根据决策理论，对共同财富和公共产品的使用必须是集体行动，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自由选择、利用以及社会对公共资源的分散管理，都将产生破坏性竞争。流域环境资源的管理也应该集中、统一，以利于流域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三是复杂性。许多流域（尤其是大流域）在经度和纬度上的跨度大，上、中、下游表现出明显的区段性和差异性，这就导致流域生态系统覆盖着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多样性的自然景观、森林植被和气候特征。同时，流域又是人们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活场所，流域内人们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经济技术基础和历史背景等都会对流域生态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四是生态的不可逆性。流域生态系统内任何人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应都是不可逆的，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就不会自行恢复到原来的生态面貌。
流域的自然特性要求对流域的管理必须是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管理，即从流域生态系统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流域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经济、社会等要素，以流域整体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为目标，统筹安排，综合管理，合理利用和保护流域内各种环境资源要素，从而实现全流域自然、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与此相应，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也应该以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为逻辑起点，遵循流域生态系统整体管理理念，着眼于维护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保持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以维护全流域整体生态系统这个共同利益为根本来进行。
二、我国现行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
目前我国有关流域环境纠纷解决的法律规范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法律，国家环境保护部的部门规章《关于预防与处置跨省界水污染纠纷的指导意见》以及一些司法解释。总体来看，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关于流域环境纠纷解决的规定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一）区域处理模式割裂了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28条规定：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水法》第56条也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从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流域环境纠纷实行的是以区域处理为主的解决机制。这种行政区域处理机制使地方保护主义获得极大的滋生空间，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可以完全无视流域整体生态利益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风险。另外，在诉讼管辖方面，我国也是以行政区域处理为主。如《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区域处理的管辖体制使审判机构受地方利益的制约，一般不会考虑流域整体环境利益。尽管国家环境保护部2008年了《关于预防与处置跨省界水污染纠纷的指导意见》，规定跨省界水污染纠纷发生后，经协商确实无法达成共识的，相邻两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环境保护部进行协调。但是，流域复合生态系统的特征使权力范围有限的环境保护部门很难有效协调区域之间的环境纠纷。因此，流域环境纠纷机制的设置必须从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出发，尊重流域环境的自然属性及其功能统一性，将纠纷管辖权集中于流域性的行政机构和审判机构。①
（二）审判权缺位使环境行政权缺少有效监督
我国目前对流域环境资源要素实行不同部门分散管理的模式，然而，政府的经济人性质决定了政府在法律和政策实施中很容易为了部门利益而相互争权或者互相推责，从而导致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另外，在流域环境纠纷处理中，“不论是环境争议行政复议的时限延迟和非终局性，还是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低成功率和非强制性，都使得行政处理结果难以获得环境纠纷当事人的普遍认同或难以达成为双方认同的处理结果，从而偏离了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初衷”②。无论是实行什么体制的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都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同法系、不同体制的国家，其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有很大区别，但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和监督，防止行政机关，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司法审查权力行使的根本目的。③当出现流域环境纠纷时，尤其是流域生态环境公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合理的诉讼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处理水污染纠纷，而且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权力，从而真正保护流域生态系统整体利益。
（三）流域环境公益保护机制缺失
现阶段，我国有关流域环境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定强调因水污染导致的民事损害的处理，如《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明确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但是，对于污染造成的流域生态系统受损的救济，我国现行法律却付之阙如。尽管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处罚方式来制裁环境污染者或破坏者的情况非常少。只要环境污染和破坏者以民事赔偿方式补偿了损失，解决了纠纷，则即使其行为给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了无法补救的后果，检查机关也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现今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下，基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考虑到流域生态系统损害的不可逆性以及污染防治的预防优先原则，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司法救助的范围不仅限于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将流域生态系统损害纠纷纳入诉讼范围应是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的重要内容。
三、流域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
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一般有两种基本类型：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表现为非诉讼机制；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表现为诉讼机制。目前，司法方式愈来愈为各发达国家所重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并重倾向。基于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结合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我国流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流域环境公益保护为目标，在流域层面上建构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协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具体设计如下：
（一）流域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制
1.构建统一、权威的流域纠纷行政处理机构。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必须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统一协调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流域污染事件发生后，如果没有权威、公正的机构及时介入纠纷处理过程，则证据收集、保存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都将很困难。因此，建构一个统一、权威的流域管理执行机构来处理流域环境纠纷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可在我国现有七大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七大流域委员会，并在每一流域委员会下设流域管理执行机构作为流域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国务院下设流域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七大流域委员会的整体工作。流域委员会以会议的方式行使决策权，对流域管理执行机构作出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流域管理执行机构应当由具有高度专业技术技能与管理实践经验的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执行涉及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环境保护政策及相关制度；编制各种流域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计划；负责流域内环境容量配置和水量配置；监测流域生态系统的质量状况；根据法律法规授权统一管理、许可和审批流域内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影响流域整体生态系统的工程项目；调解、裁定流域内各区域发生的环境纠纷等。上述机构设置将流域管理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符合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要求，有利于对流域内各种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要素进行统一管理。
2.适用行政方式解决流域环境纠纷。（1）行政协商与合作。行政协商与合作目前在我国多是通过首长联席会议实现的，且行政协议的性质类似于合同，合同双方是具有平等行政权力的地方政府，这就决定了行政协议的执行是一种柔性约束机制。如果合同双方利益一致，行政协议就能够得到执行；一旦发生冲突，就往往导致行政协议的无效。因此，我国法律法规应赋予行政协议法律效力，规定行政协议由流域委员会批准备案。（2）行政调解和裁定。流域内区域间发生环境纠纷而协商不成的，可由流域管理执行机构进行调解。该行政调解在启动程序上应依当事人的申请，流域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或者裁决。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调解程序，行政调解的地位和效力不明确。在流域环境纠纷处理中，可区分不同情况确定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调解协议达成后，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协议自动失效；如果当事人自愿接受协议并以签字等方式予以明确表示，则规定期限过后，就应当视为当事人之间订立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合约。若一方当事人反悔、不履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到法院。法院在审理时应首先审查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经审查认为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决定合法的，应判决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和处理决定；否则应重新作出判决。这种将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结合起来的方式，既尊重行政机关的工作，贯彻了“契约自由”原则，又能够提高环境纠纷处理的效率。④若环境纠纷以行政裁决结案，则裁决书作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应将其送请作出裁决的行政部门的同级人民法院审查其合法性，审查通过后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若当事人于裁决书送达期限内未向复核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讼或提讼后自动撤诉或诉讼请求被驳回，则该行政裁决生效。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向复核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讼且被受理的，该法院可按上诉案件审理。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决或调解意见，法院仍可在执行程序中依职权进行审查，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从而贯彻了司法最终审查原则。
（二）流域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1.设置专门化的流域司法机构。我国现有司法机构的职能分工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流域环境纠纷的特点，无法为当事人提供及时、便捷的复合型救济，不能发挥处理环境纠纷的应有功能。为了切实保护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根据流域生态环境纠纷的特点，打破现有审判机构格局，设置专门性的环境审判机构处理流域环境纠纷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从接近正义的观点来看，设立专门的审理机构是使公民的非传统权益通过诉讼获得“正当程序”保护的最佳途径。“要建立一个能真正实现个人权利的公共裁判机关，不是靠一般的仲裁或调解，而是在每个专门领域都需要有特定的解决方法。因此，接近正义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在保障正规法院功能的同时，建立专门法院制度。这种制度积极鼓励人们提出诉讼请求，并让人们享受到先进的实体法所带来的利益。”⑤由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流域环境纠纷解决过程中经常要面临诸多技术性判断问题，如流域污染中各种污染源的属性、污染损害的程度、致病机理、生态系统的可恢复性等，所以流域环境纠纷解决需要专门性的审判组织依靠先进的环保理念和专业的环保知识来进行。近年来我国流域环境纠纷大量涌现，现有的审判组织配置已不能适应类型化流域环境纠纷处理的需要，将流域水污染纠纷仍然放在地方审判组织进行审理，只能给原有的法院职能造成冲击。因此，无论是从质的规定性还是量的规定性来看，流域环境纠纷案件都有必要交由专门性审判组织来解决。这不仅解决了水污染纠纷程序保障机制的实施问题，也将地方审判组织从流域水污染纠纷处理困境中解脱出来，形成了多元化的审判体系，可以应对不同纠纷解决的需要。⑥
2.实施流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目前首先要放宽资格，规定任何人都有资格充当流域环境的代言人进行，原告提讼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私人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流域生态环境这个公共利益。其次，在受案范围上，应通过司法权能监督和追究地方政府破坏流域环境或对流域环境保护不作为的行为，将流域内地方政府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环境保护规划等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在流域环境纠纷案件的管辖方面，应结合我国七大流域管理机构的设置，对于流域内跨省区的纠纷，与流域管理执行机构平级设流域环境保护法院进行管辖；对于涉及跨越不同地区的支流的纠纷，可与支流流域管理机构平级设支流环境保护审判庭进行管辖；对于不涉及跨地区的流域环境纠纷，可仍交由地方法院进行第一审管辖，二审管辖交由支流环境保护审判庭。流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要求流域环境行政处理和司法处理必须相互协调和合作，流域纠纷处理过程中流域生态损害的认定、生态补偿的标准等都需要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支撑，因此流域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应共同组成专门委员会，各取所长进行协调处理。
注释
①⑥吕忠梅：《水污染纠纷处理主管问题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②范海玉、王琳：《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检视与思考――以环境审判机构改革为视角》，《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③当然，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其横向的司法审查包括对政府的其他两个分支――国会和总统的审查。本文所论及的司法审查主要是司法对行政的审查。
经济纠纷流程篇6
【摘 要 题】法学与实践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起诉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 律规定解决，只要经济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当事人并不关 心救济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经济法诉讼程序。
经济纠纷流程篇7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降低农业税税率政策及种粮直补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及农民增收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但是，由于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新税制政策的调节下，土地的投入与产出效益比大幅度提高，在激发农民生产热情，调动农民承包土地、依靠土地劳动致富积极性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因土地承包、土地流转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给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何妥善化解这些矛盾纠纷，正确引导和利用好广大农民在政策刺激下所迸发出来的生产热情，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不容回避而又急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土地纠纷的主要类型
（一）农户与村组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税改前，由于种田效益低下，农民增收缓慢，农村大量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造成大面积土地撂荒闲置。据不完全统计，止2001年，唐河县因外出务工而致使土地撂荒面积达7.5万亩。土地撂荒后，所在村组集体为了保证集体收入，完成农业税费，对撂荒地进行整合集中，且大部分以合同方式承包给种植大户或外地客商，发展特色经济，或结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发展经济林和用材林。税改后，随着种田效益的提高，外出务工农民受利益驱动，纷纷返乡，要求重新承包土地，但村组已将土地对外发包，并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无地可包，从而造成农户与集体之间发生矛盾纠纷。
（二）农户与农户之间自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原承包户在离家外出前，采取自由结合的办法，以口头协议的方式，将承包土地委托给亲属邻里代耕代种，代耕户承担其间的一切税费。2003年税费改革时，大部分代耕代种的土地纳入了耕种农户的计税面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委托承包关系。新税制实施后，因双方没有书面协议，原承包户回乡要求收回土地，而代耕户认为自己承担了所有税费，况且又对土地进行了一定的资金投入，提高了生产能力，不愿交出代种土地，由此造成农户与农户之间发生矛盾纠纷。
二、诱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惠农政策的刺激。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农业税费大幅度减少，加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使外出务工和过去因逃避农赋而撂荒的农户争相回乡要地，使农村土地也由原来的撂荒变成了现在的争抢。
（二）土地流转程序不够规范。在目前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建立，流转手续、流转程序等方面还缺乏相关政策法律保护的前提下，不少农户既不征求村组集体的意见，也不按照程序履行必要的手续，采用“口头协议”的办法，私下协商，自发进行土地流转。即使签有合同，多数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有的权利义务规定不清，有的合同主体错位，合同期过长，导致合同无效，埋下纠纷隐患。如毕店镇夏庄村在2003年与撂荒农户达成口头协议后，将70余亩土地转包给另一农户，并签订为期两年的合同，今年撂荒农户要求归还土地，因承包合同尚未到期，新承包户不同意归还土地，可村委当时又没有同撂荒户签订合同，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三）现行土地政策同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土地升值后，一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纷纷回乡要地，甚至当初拒包而没有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民也要求按政策承包土地。如果不给这些农户土地，则违反了国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如果把已承包出的土地收回重分，则又违反了《合同法》、《林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如古城乡王惠村万冲村民小组共有36名农民外出打工，造成150多亩土地撂荒闲置，组里为了完成农业税，把符合退耕还林政策的134亩撂荒地再次发包，并与新承包户签订了30年林地承包合同。外出农民回乡后，提出要按照国家现行的土地政策，要求村里退还撂荒土地。针对这种情况，如果不给农户土地，则违背了土地政策。但如果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贯彻国发明电[2004]1号文件精神，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豫政明电[2004]3号）文件的要求，拔掉树木，重新分地，则又违反了《合同法》和《林业法》规定的相关条款，使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四）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1997年进行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为了让广大农民都有地可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定30年不变。但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政策规定不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其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在跨度为30年的时间内，一般情况下会出生两代人，这就预示着一个农户在30年内有可能增加4至5人，造成一家两代无地可种；而另一些农户则可能因承包土地时老人或女孩较多，老人去世或女孩出嫁后人口减少，可承包土地不变，这样人数少的农户承包的土地较多，人数多的农户承包的土地较少，加剧了土地供求矛盾，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
三、土地纠纷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影响了农村大局稳定。土地问题历来都是农村政策性较强的一项工作，但是由于国家在出台相关惠农政策的同时，没有及时出台既符合法律法规又符合当前农村实际、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配套政策，加之部分农民的趋利性及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导致了许多外出返乡农民因土地承包问题同村组集体、同新的土地承包户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引发了一大批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及群体性械斗、殴伤事件，使农村潜在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政治大局和治安大局的稳定。据初步调查，自今年7月份以来，全县因土地纠纷问题造成的、人访达163件（次），群体性殴伤事件达13起。
（二）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快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进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把土地适度集中，实行规模经营。新税制实施后，随着土地产出效益的增加，农村土地纠纷的矛盾焦点也就是要求重新获得土地的承包权，甚至扩大原有的承包权限。作为基层村组集体，虽然无奈，但也必须按照国家土地政策，把以前整体发包的撂荒地收归集体，再次分给那些外出返乡人员。这样，使本来已经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又被零星分割，再加上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的政策，将使农村土地长期处于“面条田”的分散经营局面。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土地规模化、产业化开发，也不利于大额生产资金的投入，其实质是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步伐。
（三）助长了农民不按政策履行应尽义务及丧失诚信的不良风气。税改前，少数农户不履行纳税交费义务，对应交纳的农业税费软磨硬拖，甚至为了逃避税款，举家外出，杳无音信。税改后，这些农户又返乡要地，而今年上级又规定不准催缴农户以往拖欠的税费，致使这部分农民错误认为手中拥有承包权，要回土地天经地义，不纳税也没什么关系。还有个别农户丧失诚信，出尔反尔，单方面撕毁代耕代种的口头约定，助长了农村不良风气的蔓延。
（四）增加了村组按计划清偿集体债务的难度。由于历史原因，农村村组集体都不同程度地背负着集体债务。此前村组之所以把农户撂荒土地集中起来，再次进行发包，其目的是不但可以完成年度农业税费任务，而且还可以逐年偿还一部分村组债务。按照政策，撂荒农户重新要地，可又不能清缴以前拖欠税费，使村组集体不但要承担撂荒农户拖欠的税费负担，还要承担因终止承包合同带来的各种经济赔偿，加重了村级债务，增加了村组逐年按计划清偿集体债务的难度。
（五）分散了基层干部抓经济建设、抓重点工作的精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非常复杂，有的农民一边接包别人的地，一边又将自己的地转给他人；有的除了要回原先转给别人的地，还接包了其他村民的土地，这种频繁、复杂的转进转出，使土地纠纷盘根错节，矛盾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非常棘手。特别是今年7月份以来，农村土地纠纷集中爆发，给农村的大局稳定带来了多年来少有的压力，乡村两级为了维护农村大局的稳定，想尽了千方百计，说尽了千言万语，全力以赴，因地制宜，研究对策，予以解决。可以说，为了解决这种特定形势下的特殊矛盾纠纷，基层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耗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量，分散了基层干部抓经济建设、抓重点工作的精力。
四、对策建议
妥善解决农村的土地纠纷，既是着力提高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需要，也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现实需要，因此建议：
（一）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随着春节临近，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将陆续返乡，面临节后春耕春播的到来，因土地承包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很有可能会再次集中爆发。因此，为了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抓紧利用好当前这段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于排查出的矛盾隐患，要因地、因人、因事而宜，逐一研究制定工作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在处理土地纠纷工作中，既要贯彻执行上级政策，又要兼顾农村的实际情况，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
（二）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在农村，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土地法》、《承包法》、《林业法》、《合同法》等这些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基层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和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并逐步把各类矛盾纠纷引导到按程序依法解决的轨道上来，使各级干部摆脱这种繁琐矛盾的困扰，精中精力谋全局、抓大事。
（三）要依法按程序规范各类合同手续。目前尚未发生矛盾纠纷的村组，要对现有的各类承包合同抓紧进行司法公证；对已发生纠纷或存在纠纷苗头的村组，要兼顾多方利益，待矛盾纠纷妥善解决后，也要进行司法公证。在今后的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双方都要及时签订流转合同，并引入司法公证程序、乡村确权程序，对流转时间、享有的权利、相互承担的义务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从根本上防止矛盾发生。
经济纠纷流程篇8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成讼时间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当事人往往选择在农闲季节提讼，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成诉的季节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国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导作用，相关立法只是将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前后，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集中发生的时期。如国家出台"一免两补"土地政策后，发包方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发包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大批纠纷诉至法院。
（二）诉讼主体上的群体性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业人口总数为1191万，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5.8%.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前，因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谋生。国家从收取"两金一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调整为统一征收农业税，再调整为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后，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收益显著提高。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回乡务农。部分纠纷中，发包方违约明显，承包方证据充分，胜诉率高，承包方往往选择共同诉讼。还有很多案件，时仅仅是个别村民提讼，但涉及问题却牵扯到其他村民或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当一批农户持观望态度。一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村庄甚至乡镇。另外，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农户们往往愿意凭借人多势众，甚至集体上访，赢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纠纷类型上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农村土地承包也随之在承包主体、承包方式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流转、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首先，就承包土地的权属而言，既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还有权属不明的土地。从承包土地的使用状况而言，既有耕地，也有林地、草地。从承包者的身份而言，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外，还有外来人员以招标、拍卖、协商等其他方式进行的承包经营，且承包面积较大，赢利性明显。纠纷类型除了常见的外出打工农民回乡要地、出嫁女回原住所地要地及相邻农户之间争地等纠纷外，还如，有的农户因举家搬迁到小城镇，将所承包土地连同附着房屋一并转让他人，但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又反悔，要求受让人返还承包地，但不要求返还房屋。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又进行转包，在转包合同到期后，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有的承包合同经乡土地纠纷仲裁机构裁决予以解除，村委会在承包方未退出承包地之前，又将争议土地另行发包，现承包户因权利受损，发包方和原承包户要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原承包户退出土地，产生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有的农户先调整转包费，经法院判决支持后，次承包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该农户又另行请求解除转包合同。有的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口头放弃承包经营权或弃耕撂荒，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另行发包，后为满足该农户的要地请求，村委会又在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但其他农户拒不接受调剂而引发纠纷等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签订不规范
1.合同主体资格混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但是在发包过程中，有些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有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将同一块地分别承包给不同的村民，还有的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村委会收回村民小组已发包土地，重新对外发包或租赁，引发纠纷。
2.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村、组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违规发包的情况屡屡发生，围绕承包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有些村干部甚至在发包时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价将土地发包给亲朋好友。有些村委会任意制订土地承包方案，以"优惠条件"将土地发包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引起了村民强烈不满。
3.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有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一旦发生分歧，极易引发纠纷。有的虽签有书面合同，但条款不完善、不具体，有些条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如土地面积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甚至有的连土地的四至都未约定，仅明确了地块名称。由于约定不明，双方又各执一词，事实和责任难以认定。有的合同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缺乏确保履行合同的制约机制，为当事人随意违约提供了条件，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经营自，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诚信
1.发包方违约。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发包方为谋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农业用地用于营利性开发建设。二是发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还习惯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滥加干涉，以发展集体经济、搞规模经营等理由强行统一种植作物，或者强制收回承包地。
2.承包方违约。主要包括承包方对土地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拒绝交纳土地承包费等情况。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在承包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许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内修建坟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严重破坏耕种条件，使农用地难以恢复耕种。还有的承包方以各种理由逾期、拒绝交纳承包费，构成违约。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规范
1.没有土地清册或记载不详。现实中，很多村委会没有建立土地清册，或者用手写财务帐簿的方式代替清册，其中不少帐簿有改动，无法确定记载事项。有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诸如"道南边"、"沙坑北边"、"东房东边"等划分边界的字样十分常见。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没有记载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间发生争议时，村委会拿不出有力依据来证明土地使用权范围及流转详情，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确认自己的权利，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机动地管理不当。村集体在划分土地时一般都会保留一些机动地不做分配，将其租赁给农户经营，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赁费。由于近年来国家减免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一部分租赁户不愿意再承担原租赁费，甚至要求退还已预交的租赁费，双方发生纠纷。有些村集体为了收取租赁费用，预留机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受益的农户发现当前种地效益好的形势，要求重新分配机动地，但原来的承包大户不愿意退出，产生纠纷。
（四）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规范
1.转包转让型。税费改革前，有的农户觉得种地收益不高，便将自己的土地转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由接受者承担。但这种农户间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多是采用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书面协议内容不具体，签订协议后往往也不通知集体经济组织，更无法得到主管部门的备案。税费改革后，原承包户要求现承包户退还其土地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引起纠纷。
2.代耕代种型。以前不少农民放弃耕种，外出务工经商，不承担村里和国家的税费，村干部为了能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履行了缴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村，找代耕户或村集体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发生纠纷。
3.重新发包引发纠纷。前一段时期农民耕种收入较低，有些农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有些农户甚至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将土地交回，村集体据此收回承包地，并发包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上述情况又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税费改革后，种地收益增加，原来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回村要求继续承包，与新承包人和村集体发生纠纷。
（五）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不规范
城镇化、工业化和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分享到农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失地后又失业，生活缺乏保障，引发了大量的群体纠纷和上访。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笼统，加之利益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在发放、使用、分配征地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极不规范，随意性大，特别是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产生的纠纷大量产生。
（六）农业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在不断向惠农支农的方向调整。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以1号文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出台《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应负担的费用和劳务的范围，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着重让农民减负增收，通过"一免两补"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作出《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大大提高，农民承包土地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陆续返回农村承包土地，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广大农民纷纷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导致大量纠纷产生。
（七）人多地少的现实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来源，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目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别法是在2002年出台。此前，此类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政策、相关单项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而截止2000年底，全国已有98%左右的村组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流转、变更等新型纠纷大量产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衔接，各地对很多问题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上述混乱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土地二轮承包和因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纠纷，占近五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70%以上。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比较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对该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无形中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2.立法对现实考虑的不足。《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又间接增加了村集体在承包农户间进行土地调剂的难度。
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不力。理论界虽然一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义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在《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对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无从发挥，从权利的取得、处分、变更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债权。这种混有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真正物权那样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对抗来自发包人和其他行政组织的干预".虽然《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些接近于物权的保护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仍更多地体现了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弱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导致现实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随意侵犯的现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识不强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道德、习惯、人情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大，迁就、忍耐、私了长期作为纠纷化解的主要途经，法律知识缺乏现实需求，风险责任和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签订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备案报批程序，随意涂改证书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承包经营土地时进行掠夺性经营，破坏土地耕作层或造成土地盐渍化，任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按约定交纳承包费。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十）纠纷调处机制不健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调解、仲裁等诉外解决争议机制顺畅，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迅速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扩大。但是协商和非诉调解都要求双方自愿，且结果不具有强制力，而仲裁则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确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地区没有成立仲裁机构，即使成立仲裁机构也没有开展仲裁业务，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不得不选择诉讼，增加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而法院审理案件要受相应程序法的限制，审理周期较长，容易延误农时，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农民权益得不到及时处理和保护，引发农户集体上访，农户维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案件数量多，增长趋势明显
2004年国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黑龙江省被列为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试点省份，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走回家门承包土地。新一轮的土地承包热与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被弃耕、撂荒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加，其中1998年至2003年期间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2003年以后发生的纠纷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居于首位。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和绥化市为例。哈尔滨市两级法院2003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审案件537件，2004年受理1217件，2005年仅上半年就受理1459件，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2004年受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579件，2005年受理1244件，2006年受理1447件，增加趋势也较为明显。绥化市2004年至2007年上半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二审各类农村土地纠纷案2316件，其中2004年325件，2005年782件，2006年801件，2007年上半年即达到408件。
（二）案件类型多，成因复杂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依诉讼标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具体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机动地或荒地发包或用以抵偿本集体经济组织陈欠的债务，后一方要求缩短承包期限、提高价格或者解除合同。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包土地时本村村民无人承包，通过广告发包给其他村的农户后，本村村民要求收回土地，迫使发包方请求解除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迁出后到居住地落户，迁出地发包方诉请解除合同，收回其承包地。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自行开荒使实际耕种的承包地面积多于承包合同约定的面积，发包方要求农户将新增面积上交并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格交付新增土地的承包费。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承包期内违法调整或收回承包地，农户诉请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等等。
2.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主要表现为农户之间抢种相邻争议地块，农民强种村机动地或强种其他农户承包经营的地块，新增人口农户强种村机动地、预留地。另有因发包方收回或调整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如人走家搬、户口未迁出的农户，服刑、劳教、被拘役的农户，躲避计划生育或村级债务的外出农户，农村妇女结婚、离婚、丧偶后村集体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造成这些农户二轮承包时无地可分而产生纠纷。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缘于农户之间转让、转包、互换、出租或将土地委托给亲属或他人代耕后因国家农村税费改革，"一免两补"政策出台，使原约定的土地流转价格对一方而言显失公平，因而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引发纠纷。也有少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接受流转一方（主要是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引发的纠纷。
4.土地承包权继承纠纷。此类纠纷多为继承人争种被继承人生前承包的土地，如公婆与丧偶儿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争种死者生前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还有的父母死亡后子女要求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除父母生前与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三）认定事实困难
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是认定事实的基础，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在形式、内容和取得方式方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另有管理、自然等其他因素掺杂，给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
（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瑕疵。一些县区至今未统一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者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以至纠纷发生时承包方不能出示其权利凭证。
（2）土地承包合同瑕疵。从卷宗反映的情况看，各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大多为格式合同。有的发包方负责人未签字，有的未加盖发包方公章。有的承包方未签字只捺押，有的承包方由农户未成年家庭成员签字。
（3）土地流转合同瑕疵。有的承包经营权人将经营权转包、互换、转让或交由他人长期代耕后未签订书面的流转协议。有的以收取流转费的收据代替协议。有的签订了书面流转协议但手写字迹不清。有的仅有一份流转协议，因字迹不清双方说法不一难以辨清。有的协议未标明签订日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大多转包、互换、租赁或其他方式流转合同未报发包方备案。
（4）缴费票据瑕疵。有的票据上未载明缴费人姓名。有的票据缴费金额只有小写无大写数字。有的票据未写明缴费明目。有的票据未标清缴费年度。有的票据未写清缴费日期。有的票据未加盖收款单位公章。
（5）证人证言瑕疵。有的证人出具了书面的证言后未出庭作证。有的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
2.证据内容不详
（1）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不规范。许多土地承包格式合同缺少合同主要条款，如承包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承包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违约责任。大量土地承包合同对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不明或利益失衡。
（2）土地流转合同约定不明。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及违约责任约定不明的现象十分普遍。
（3）土地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
（4）书证之间存在矛盾。有的案件争议涉及土地面积，而当事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土地清册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不一致。还有的经丈量农户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与前两者均不一致且出入很大。有的案件不仅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而且同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5）证人证言随意性大。有的证人碍于邻居情面或出于感情因素完全按一方当事人的意愿出具证言，经出庭质证反映出其对相关事实一无所知。有的证人为双方当事人出具内容相反的书面证言，尔后拒绝出庭作证。
3.举证不能或不充分
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较长，少则三、五年，多则三、五十年。长期合同的承包方或受流转方为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多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核算对土地的投入。调研中反映出旱地改水田的投入很高，但由于投入方未保留、全部或部分遗失相应证据，诉讼中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有些甚至无法鉴定，以致法院难以认定其损失数额。
4.影响事实认定的其他因素
管理漏洞、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如因发包方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时交接不清；长期风沙作用使原本作为土地承包边界的沙坑或洼地被填平或房屋因年久失修倒塌；一些农户的承包地被洪水淹没后地界被毁；有的农户私自移动地界标志物等等，给法院认定事实增加了难度。
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在面对大量涌出的、直接关系到农民根本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的这一类纠纷，尽管非常慎重，但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重当事人举证就难以保证审判结果公正；重个案的法律公正又难以兼顾审判的社会效果。有些案件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公，但败诉的当事人会不断上诉、申诉、上访。这样一来，法院不仅没有解决纠纷，还成了被的对象。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自身的行为，使纠纷解决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基层稳定的隐患。
（四）适用法律不统一
随着国务院一系列农村土地政策的出台，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对土地承包方及国家政策作出了具体解释。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概括性的法律条文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对相互矛盾的政策和法律也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突出表现为同样事实不同裁判，结果或意见分歧明显：
1.流转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同一市辖区内基层法院审理的案情基本相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案件中，有的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流转合同，有的法院则判决驳回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2.承包或流转合同效力确认结果不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议定程序，在发包方违反这一程序与承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上，不同法院裁判结果相悖。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关于"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法院依据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或其他方式流转未报发包方备案的事实确认流转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确认同样的流转合同有效。
3.承包经营权继承与否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有家庭成员之一死亡后，其承包地是否按继承关系处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论述，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之一。除林地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有的法院判决耕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由继承人继续承包，有的法院则不支持当事人要求继承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
4.一户两籍者与原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黑龙江省农村中，不少农户持有两份户口簿且在两户籍地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应依据公安机关就原户籍应否注销来确定原合同应否解除，另有意见认为应以一户一地为原则，依据这些农户在新户籍地是否取得承包地的事实确定原承包地应否收回。
（五）政策、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1.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村集体按照土地管理法有收回承包地的权利，但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国务院政策的规定又要将承包地退还，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是相同位阶的法律，没有效力优先之分，这种立法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给法院审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扰。
2.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三十年不变是我国为了维护土地承包稳定制定的政策，但这一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村委会土地的面积数量和农户的家庭人口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无论是土地被征用还是一段时间内农户家庭发生人口增减的变动，发包方即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对发包的土地进行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机械套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而不及时调整，势必会使一部分新增农户丧失耕地无田可种。
3.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矛盾
在税改之前部分农民将土地撂荒，外出打工。村委会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一般都会找人代种或收回承包地重新发包。税改后，外出农民开始返乡要田，农户与农户及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户有权要回自己的承包地，虽然政策明确规定对农户所欠税费，应列明债权债务，按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清理乡村债务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但是对欠税户确权确地还是受到欠税等问题的干扰。尤其是有能力缴纳税款却逃税者，这种"钉子户"现象已经违背了大部分农民心目中对于公平观念的认定，超出了农民的伦理界限。政策满足逃税户返乡要地的要求，是基于这部分人利益的考虑，但这只是部分民意，并且直接与其他依法纳税农民的利益相背，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四、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意见和建议
（一）法律适用方面
1.诉讼主体的确定。一是农户之间经营权流转经村委会同意或备案的，村委会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应以流转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村委会不宜作为诉讼主体。若原告坚持以村委会为被告或第三人，则依诉状进入诉讼程序，但在判决主文中不判村委会承担民事责任或单独列项判决驳回原告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二是一地数包纠纷案件中发包方与实际占有使用土地的农户何者为被告。此类案件，各承包户均持有与发包方村委会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实际取得土地的承包方往往以村委会和实际占有者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一方面请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另一方面请求实际占有者退还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应结合具体案情向原告释明要么变更诉请为请求确认发包方与实际占有者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要么变更被告。若按合同纠纷诉讼则以村委会为被告，若按侵权纠纷诉讼则以实际占有者为被告，只能二者择一，尔后根据原告的选择做出相应的处理。三是农户弃耕或撂荒后，村委会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给其他农户，原承包户回乡要地时村委会从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而部分被抽取土地的农户不履行与村委会签订的调剂合同引发的纠纷当中何者应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纠纷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由原承包户作原告请求确认村委会与其他农户原来签订的承包原承包户享有经营权的土地的合同无效，返还土地。
2.为承包地被收回的抛荒土地农户解决土地问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收回的农户抛荒承包地，农户要求继续承包耕作原则上应允许。如果原承包土地发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人员，应将土地重新承包给原承包户。但如果已将收回的土地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新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只能由村集体在机动地中调剂或者通过流转帮助解决。但是，如果现在村集体已经没有机动地可以分配，也没有其他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要地农户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应该明确，《通知》规定的"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耕地，并不具有强制性，不能强制其他农户将土地流转给要地农户。虽然现有法律和政策保护抛荒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但因其存在土地抛荒行为，应承担回来后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他的风险。否则如果强行从其他农户那里通过流转为其解决耕地，违背了民法最根本的公平原则，将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二）案件审理方法方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能否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一定要注意方法，尽量平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上解决纠纷。
一是要高度重视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审理中要坚持依法、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公正的作出裁判结果。
二是要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工作。基层法院在受案前疏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矛盾，引导或帮助当事人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争议。有仲裁条款但未经仲裁的，告知当事人先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前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三是要注意强化调解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作用。法院应该坚持以调解为主的原则，深入实地，全面掌握争议土地的基本事实，找准稳妥解决纠纷的切入点，耐心、细致、深入地做好诉讼调解工作，注重发挥村委会、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的参与协调作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是要做到慎审快结。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合理确定和把握时机，尊重本地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对于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调整、变更的案件，尽可能在当年农作物秋收后受理，在下年春耕前一、二审结案，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耕作。
五是科学认定和使用证据。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很少注意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流转时的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审理案件机械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很多农民的诉讼请求都无法得到支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更多的注重实体正义，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六是要着重做好判后息访工作。法院应建立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信息网络和层层负责的责任制，全面了解和协调此类案件审判状况。裁判作出后当事人不服、不解或误解并通过各种途径的，由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审判庭长和主管副院长逐级接待处理，做好释法工作，直至人员满意息访。
七是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判决生效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对于所有回乡要地的人都给予土地，势必打破现有土地向种田能手、大户转包的集约趋式，对农村的经济长远发展不利，并且在村集体没有足够空余机动地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更大纠纷。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农民回乡要地，应区分不同情况对待。对于确实回乡种地的农民，要确保其有地可种，使其有生存的保障；对于只是因为国家土地政策变化回乡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不打算实际耕种的农民，在确权确地的同时，应帮助其与实际耕种者签订租赁合同，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维护了现有耕地使用状况的稳定，有利于实际耕种者收回土地投入，尽量减少对任何一方权利的侵害。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土地承包纠纷源于多个层面，牵涉范围广泛，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1.完善立法，健全相关制度
一是科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前置程序。农村土地承包面广量大，土地承包纠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仲裁方式方便、快捷，既能克服渠道解决问题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又能克服诉讼程序复杂、审理时间长的问题，便于及时有效化解矛盾。
二是制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深入农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操作定义，制订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范本，将目前普遍缺少的合同标的物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用途等条款纳入范本，便于农村基层受众实际操作。
三是建立严格的农用地保护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人占用农业用地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承包农户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续。政府公益性建设及经营性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均办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续。
四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各地应结合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编制、职责范围、奖惩机制。对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和流转主体，经营和流转的程序及费用计算、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是健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制度。就现有法律来看，仲裁的性质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还缺乏相应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究竟是法定仲裁还是约定仲裁，没有定性。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服而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仲裁裁决缺少法律规定。因此，在立法上要明确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的组织原则、设立程序、工作职责及具体工作程序与实体要求，辅之以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考评、奖惩机制。应突出反应迅速、权责明确、程序简便的特点，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又可缓解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2.加强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服务行为直接涉及农村地区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些机关或组织行政不作为、管理不到位或服务跟不上是酿成纠纷的重要因素，故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纠正农村土地承包中侵犯农民权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对二轮土地承包全面进行"回头看",切实解决好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规范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参照有关的示范文本补齐或调整合同条款。坚持"一户一证"的原则，规范土地经营权证的发放，没有发放经营权证的要补发经营权证，未发放到位的要逐级落实发放到户。发现二轮承包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要坚决纠正。
二对农村土地进行普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级土地工作的管理。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的承包经营权。规范土地合同样本，指导村委依法订立合同，减少订立合同中的随意性和粗放性，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合同责任。未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工作，政府部门依你更改依法进行土地普查，了解土地现状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及权属不明土地的权属。
三是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网络。由于户籍管理存在漏洞，有些农民在原居住地保有户籍和承包田，外出务工时又重建户籍并在新户籍地分得承包田，是引发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纠纷的直接原因。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应严格管理，建立城乡间、乡际间统一、联动的管理网络，尽可能扩大网络覆盖面并切实发挥联动功能，避免出现工作盲点，进而免除不必要的纠纷。
四是依法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体育的的现状及纠纷的原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各地的土地仲裁机构发展不平衡，没有建立的地方应当尽快建立。要解决好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编制、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经管站的调查、调处工作经费。
五是全面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的宣传力度。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通过组织法制宣传队、定期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设立法制咨询平台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承包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使发包方与承包方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六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无机动地或虽有机动地但不宜调整的，应妥善解决无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各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3.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
一是着力减轻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向农业的深度开发、广度开发进军，发展（感觉不对）农业；大力发展打工经济，多渠道、多途径输出农民，远距离转移农民；进一步引导、鼓励各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建设城镇步伐，就近转移农民；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地将农民转为市民；探索"股田制"的做法，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开，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既可以获得打工收入，又可以获得承包权所带来的收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一举多得。
经济纠纷流程篇9
一、基本情况
2008年,经法院审理土地纠纷案件2件,已判决2起;5起。2009年10月止,审理土地纠纷案件10件,已判决9起(9起系同被告案件),7起,调解6起,其土地纠纷案件同比增加4倍多。案件涉及到大部分乡镇,部分案件引发上访,党委、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处理、协调,目前仍有个别纠纷没有解决。案件涉及土地被非法征用后,村民要求继续履行承包合同、赔偿经济损失、退回承包费,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或者继续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等情况。
二、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成因
一是农村土地征用价格高。近年来,随着土地的减少、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口的流入,全县上下加大了土地的开发力度,土地收益和利用价值明显升高,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更加看重和维护。
二是发包程序不规范。村委会或经济合作社发包土地时,发包程序不规范,有些村没有按《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办理承包,如果发生纠纷,当事人权益往往得不到依法保障,解决的难度非常大。
三是土地承包合同签定不够规范。由于合同的内容不具体、不明确、不完善,产生歧意,酿成土地纠纷。主要表现在: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导致双方对承包合同内容认识不一致,从而发生纠纷;有的合同对承包土地的面积、地点、四周的土地界限的表述不明,从而产生纠纷;有些农民与企业主(或非本经济合作社成员)私下买卖集体土地,未办理合法征用手续,二轮承包时该土地再次承包给该农民,造成企业主(或其他人)与该农民对已买卖的集体土地块使用权或权营权产生纠纷。
四是农民法律意识观念不断增强。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和普法工作的开展,农民的自我意识、土地主人翁意识、法律意识大大加强,对土地收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个别乡镇村级有时没有很好的及时、认真落实土地承包长期稳定的政策,致使农村土地纠纷不断产生。
五是宣传引导不到位。群众认识上的误区,是导致土地纠纷的原因之一。延包政策的落实,使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有所了解,但由于有关土地确权政策法规宣传引导不到位,许多农民对土地的性质、国家建设和集体公益设施建设用地与土地承包经营的关系认识不正确,固执地认为:反正你把土地划给我,就是我的,不管国家建设还是集体公益事业,我不同意,你就不能征用。对土地属村集体所有这一基本原则,以及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建议对策
一是公正及时地审理每一件案件。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事关农民的切实利益,法院及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高度重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侵权事实清楚的及时受理,予以支持。要保护合法有效的合同,支持承包人依法经营土地,对违法破坏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要依法给予制止和制载;对擅自毁约,终止合同的当事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足额赔偿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
二是加强诉讼调解,力促社会和谐。在处理过程中,要坚持调解主导诉讼,多做说服教育疏导工作,争取当事人在友好协商、平等谈判中共同寻求解决纠纷的方法。要充分利用老长辈、老党员、老干部的力量参与支持调解,以灵活有效的措施解决纠纷。
二是乡镇政府应尊重农业承包合同,规范各种行政行为。要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管理,配备必要的干部对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予以指导和监督。在大力发展城市建设的同时,避免违法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建立矛盾激化信息反馈渠道,建立健全群体纠纷发案报告、登记、跟踪处理、事后检查回访等规章制度。
经济纠纷流程篇10
长期以来我国单一的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纠纷，但是，“诉讼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所有优势与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之间实在无法找到双赢的平衡点。”[1]诉讼解纷机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而不堪重负，而非诉解纷机制则面临严谨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缺失等问题，这迫切地要求人们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意蕴
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l，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重要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我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和谐社会是现时代的主流话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和最终归宿[2]。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它要求社会各方面都要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整个社会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来。而与此同时，作为调节社会，规范人民行为的法律更应该与实际相协调，与社会相适应。在人民民主专制制度下，法律所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只有明确法律的阶级属性，才能够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法律的构建。在提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法律应该是一种调节各方面利益的准则和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不再是保护个别集体利益的工具，这是法治走向文明与和谐的要求。
（一）现代和谐社会首先应是法治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在追求理性社会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法律从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演变成为政府存在的依据，“法律不仅是一种遵循，一种行为准则，也应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人人都能从法律中得到自由，人人都享有法律的保护，人人也都负有维护法律的责任。”[3]法律不再是统治者或是政府的命令，而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为人处世的信仰，这是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的和谐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第二，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过程。第三，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控制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现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能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并为其信服，单就实际情况而言，没有法治这种强有力的调控手段，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理论落到实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范愉教授曾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题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4]相对于单一的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方式，这种结合了社会各方面资源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但能够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节省紧张的司法资源，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能弥补紧张的社会关系，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水平。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际关系社会，两千多年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了“法因人情”就是要求人们办案时要兼顾法与人情，当法与情不能两全时，则应该舍法取情，此乃一般民众所说的“人情大于王法”[2]。所以说法律在一般民众心中并不是那么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勒内?达维德写道：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方法应不受法律框架的局限，需要符合公正和人情的原则。”[5]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对于避免不必要的正面冲突、保护诚实友爱的人际关系也有重要意义。诉讼程序具有鲜明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使当事人双方本就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非诉讼方式能够缓和地解决问题，这一点正好弥补了诉讼方式的对抗性。平稳和缓地解决纠纷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方面的保护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唯一防线。不同的社会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多元化满足了不同主体的需求，因而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双方相互共赢的局面，实现社会实质性的公正。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还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法治。和谐社会应是成熟的法治民主的社会。单一地采用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公权力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垄断，这不仅剥夺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还不利于发扬民主法治。
二、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
我国现有的诉讼解纷机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不堪重负，目前，我国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受到固有的诉讼程序弊端的制约，出现了申诉上访，上诉率高，再审率高甚至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在国家公权力介入后进一步激化的现象。而与此同时非诉解纷机制已经建立了一套包括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和仲裁等多种解纷方式。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难发现，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的碰撞、诉讼解纷体制与非诉解纷方式的衔接不完善、法治法规的不完善等原因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所规定的，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上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规定》，在此规定中规定了例如民事调解的范围、民事调解工作参与人员的范围和民事调解书的效力等内容。之后，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提出了要巩固、健全、发展多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并且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又强调了诉讼调解在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职能作用。在社会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和商事仲裁等专门性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还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在相应的机制构建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就从人民调解来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隶属和日常管理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在司法体制方面来看，什么样的案件由什么样部门进行调解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其次，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的适用还太过于狭小，并不是很能为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分流。这都影响着非诉讼解纷机制在百姓心中的价值评价，非诉讼解纷机制在推广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让百姓体会到其意思自治、人民合意和方便快捷的益处，百姓以后还是会选择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毕竟比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百姓起码能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费”。
（二）影响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有很多。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含了私力救济、和解、调解、仲裁和其他具有方式组合特征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复杂系统，其中单个的机制又是一个拥有相对独立体系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又构成了一个复合体系的大系统[6]。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从结构上就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使得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其作用受很多方面的影响。总的来说主要是受以下?赘龇矫娴挠跋臁?
1.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起的是基础作用。东方是礼仪之邦，追求和平，以和为贵是人们的处事方式。从这方面来看，虽然诉讼解纷方式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但是诉讼解纷方式的严肃性和明显的对抗性有违人们的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
2.大众的价值观。在法律传统中，打官司费时费力、费神费劲、费心费钱。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一直受官僚主义的压迫使得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法律是为官府，为统治阶级服务，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新法，但是我们的法律还有很多值得改革的地方，我们的法官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3.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即便是实在迫不得已到法院寻求帮助，司法人员的司法素养的参差不齐也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判决结果。一般而言，法官的素养包括专业知识、司法经验、司法技巧，有时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而我国的司法人员的来源较为单一。新晋的司法人员虽然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但是缺少司法经验和司法技巧，社会生活经验不丰富。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的结果，很有可能在原有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又会有新的纠纷出现。
我国正在通过诉讼、调解机制对接司法审查制度和诉讼制度，努力构建以法院为中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院对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持积极态度，建立多渠道的调解串联机制，鼓励当事人调解，对非诉讼解纷方式进行扶持和指导，则会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三、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寻求不同的救济模式，如可以进行诉讼，也可以选择仲裁或者调解等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7]怎样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转变观念，私力救济应优先于公力救济
在思想观念上，我们要摒弃旧的观念，吸收经验并结合具体实际改正过去的司法全能主义。正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之所以可能，“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尔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通行为方式。”[8]其正确的理念应该是在扬弃司法独裁的旧观念的同时也要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打开探索纠纷解决机制的空间。私力救济应优先于公力救济，当纠纷发生后，不能消极等待，应该积极地寻求多渠道的帮助。
（二）扩大仲裁作用，提升行政职能，重新构建调解制度
在具体运作上整合调解制度的资源，扩大仲裁的作用，提升行政职能，重新构建调解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机制，aDR方法具有以利益为中心、意思自治、谈判结构完善、能灵活运用管理技巧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法院逐步把aDR引入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不仅丰富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还意味着aDR实现了民间与官方的同时运行，大大推动了aDR的发展。在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就允许法官在审前会议阶段就运用调解或司法外程序解决纠纷。1999年4月26日正式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也明确把aDR引入法院系统，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附属于法院的aDR”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也普遍地被采纳。实践表明，几乎所有的aDR都可以援引到法院系统中来，如附属于法院的仲裁、附属于法院的调解等等。我国的多元化解纷机制就完全可以向英美的aDR机制借鉴，也许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但是只有勇于尝试才能进步。
（三）推进基层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关系
在基层要推进人民调解程序的复兴，人民调解曾经在解决基层纠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却随着以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凋零，人民调解制度的焕发生机不但可以分流解纷案件的案源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若干规定》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人民群众的权利得以实现，只要调解或者和解的程序和内容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在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就应该确认该调解或者和解协议与生效的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人员配置方面，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落实编制和资金。人员的选取方面应该在群众中选取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人，比如家族族长、离退休老干部及相关行业的负责人等在群众中有声望的人，让这些人参与人民调解，不但加强了调解协议的威信度还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的和谐关系。
（四）因地制宜，构建实用性解纷机制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各地创立适合本地民俗风情的纠纷解决机制，当然，由于各地发展水平的良莠不齐，这里也包括允许各地司法机关和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司法素养存在一定的差异，毕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着人员的整体素质，不能拿一杆尺子量百样人。在实际操作中已有先例，在2005年10月26日厦门《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中结合了厦门市的具体情况明确了协商、调解、仲裁和行政处理等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作用和诉讼之间的关系，该决定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性、包容性和可操作性。此决定在践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单单是司法机关的任务也是政府的责任。还有河南的“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制度。“社会法官”顾名思义并不是真正的法官，而是由村民自发选举产生的受大家信赖的人去运用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村规村约等村民广为接受和支持的行为规范参与到纠纷解决的队伍中来。目前全省已经建立“社会法庭”1897个，选聘“社会法官”16120名，成功调处各类纠纷案件15426件[9]。类似于厦门市的《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的公布和河南省的“社会法庭”“社会法官”制度的建立都是对各地区之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