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研究篇1
关键词：请客送礼；社会风俗；治理
请客送礼是我国礼尚往来、联系人情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农村经济与社会迅速变迁，原为联系人情的请客送礼，已经超出了其良性的社会功能，在X县，请客送礼逐渐演化为名目繁多、高频率、厚礼金的敛财手段，广大居民不堪重负，这不仅不利于构建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使农村经济畸形发展。“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因此，请客送礼风亟待治理。
一、治理理论概述
治理理论诞生于福利国家危机、大西洋福特主义、国家转型、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大背景之下，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主张，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提供范围多元的公共服务，运用多种治理工具所建立起来的一套追求效率与价值的上下互动协调机制。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森瑙认为，治理是在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它有如下几个特征：（1）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而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内的广泛主体构成的行动者集团，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合作，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管理者，而是扮演协调和控制的角色。（2）政府与社会的界限开始模糊，复杂的网络关系使得管理的责任边界模糊。（3）治理工具多元。治理的工具不再局限于政府所使用的治理工具，而是延伸到多元主体下的治理工具，治理工具更加多元化。（4）治理视角多元。治理不再将视角局限于政府所关注的领域，而是将视角延伸至更加广阔的范围。（5）治理是一种协调、互动机制，主张上下互动，多元参与。
二、X县治理机制
（一）制度化、规范化的约束机制
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公民个体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保障，为公民与社会互动过程提供行为准则。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形成的治理效果不同，以往对社会风俗的管理大都停留在非正式规则的层面上，这种治理方式对治理对象的约束力不足。红白喜事的礼尚往来原本是活跃邻里氛围增进彼此感情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请客送礼却变得名目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礼金数额越来越大，民风不淳、人情关系恶化、社会经济畸形发展。
为保证社会秩序的有序化，一方面，要将社会规范进行固化，使之形成一个健全的规范体系。X县在2015年先后颁发《进一步深入治理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不正之风的通知》和《深入治理城乡居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通知》，对请客送礼风进行具体、明确的规范，下大力气整治，形成了长效机制，并带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取得了较好治理效果。另一方面，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加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建设与创新。X县积极建立申报制度，即要举行请客送礼事宜的须先申报，获批后方才能举行。
（二）文化的形塑能力
文化影着一定地域内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对于引导人们的道德规范有着深刻的影响力，韦伯认为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集体观念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大操大办的不正之风歪曲原本的人情交往，社会风俗成为逐利的工具。因此，地方政府加强对本县的文化治理，促进文化氛围的整合。X县政府的相关文件出台后，主要工作便是宣传，在人民群体内达成共识，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和配合，方便以后的争执工作的具体开展。其形式主要有：通过宣传车巡回宣读相关文件、在墙上张贴相关文件活动等，通过这样一些形式加大宣传，警示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抵制违规请客送礼的不良风气。
（三）违规惩罚的相关机制
“边缘违规”指的是处于违规边缘的行为，是介于违规犯罪与廉洁之间的灰色地带。若任由其发展不加以约束制约，则会诱发违反规定、违法犯罪的行为，给社会之风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边缘违规”是不正之风的前奏，因此要加强对违规行为的预防，就要将“边缘违规”扼杀在摇篮中。因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请客送礼需要报送单位审批，故在之初，单位与个人两方就有一个交涉，若发现违规操办，单位领导会及时找到个人，进行说服教育，劝诫其停止请客送礼活动。在民间，主要是违规操办个人所对应的居委会或村委会相关领导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因涉及主体多元，要针对违反规定的主体和程度做出具体、明确的惩罚标准。
（四）公民监督机制
监督贵在发现问题，不能发现问题，就不能对症下药、根治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改进作风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持之以恒。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一方面要有相关的法规支撑，使得公民监督有据可循。另一方面，提供公民参与监督的途径和渠道。X县《深入治理城乡居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公民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中的要积极参与。大操大办的不正之风都是发生在群众之间的事情，在治理的过程中，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则会对预防和惩治不正之风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为此，X县纠风办设立了举报箱和监督举报电话，一旦有人发现违规大操大办，都可向纠风办举报，相关人员去核实，发现确实违规的当场处理。这一举措发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想违规操办之人难以顺利进行相关活动，加强了治理效果。
三、治理困境
（一）居民参与不足
按照契约论的逻辑，政府是由公民订约创制的，其政策输出也必定出自民意，符合民众利益诉求，因此，现代政府也叫民意政府。在民意政府下，政策的输出不能仅靠行政长官的一人之志，一般政策输出至少要获得政策对象的理解方能有效推行，尤其是在移风易俗的政策领域，其治理更需要得到公民的普遍支持和参与。请客送礼风在我国源远流长，蕴含其背后的人情联系与往来已经融入人的心理之中，这一自古以来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要受到各种规范制约，其阻力必然巨大。尤其是在措施推行之初，一些居民难以理解，这就使得这种风俗的治理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X县，在当地出台相关要求之后，一些违规大操大办的居民便选择在熟悉而隐蔽的地点，或者干脆到邻县去，以求躲避惩罚，给请客送礼风的治理无疑加大了难度。
（二）边界治理困难
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乃是一“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以此散发出波纹圈，这些不同的波纹圈的交织形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网络。在县域边界的居民仍是如此。他们的人际关系网并不因行政边界的划分而止，在这一差序格局之中，县域边界地区许多人的人情网络都牵涉到邻县的居民，在请客送礼上，他们既要承受邻县的人情重担，又要遵守县域法规，输入长期难以弥补输出，这就使得他们相对于县域中心地区的居民，压力更大。自然，在边界的许多居民，一方面，受邻县请客送礼风之累也会大操大办，另一方面，其地理特征也有助于他们规避相关惩罚措施。显然，治理请客送礼风的治理有它的行政边界，请客送礼风却没有这样的边界限制。这是治理范围所必然遭遇的边界治理困境。
（三）行政强制的法理依据缺失
我们知道，现代政府是按照公意行动的，政府出现之必要性之一就是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事情，因此政府的行为被限定在公共领域，而请客送礼被更多地认为是私人领域的事情，政府不得侵犯私人领域，因此，政府对社会风俗的介入，更多的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手段，然而，移风易俗要想收到较为良好的治理效果，光靠模范带头和说服教育肯定行不通，因此不免要采取相关强制措施。然而强制措施除了对相关党员干部要硬性约束外，对一般民众，却是不具合法性的，因为民众不违法即不强制。政府的强制措施并没有上位法的支撑，其法理依据相对缺失。在这里便陷入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要采取强制措施才能达到治理效果，另一方面法律的精神又要求不能对不违法的公民采取强制措施。该县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用了一个很明智的方法，即在公民理解与支持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建立相关村规民约，自作承诺，然后有政府监督执行。
四、优化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宣传
一项政策要想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需要政策的有效执行，尤其是在社会风俗治理领域，因为社会风俗在民间积习良久，潜移默化而逐渐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改变。减少政策阻力，离不开居民的普遍理解与支持，移风易俗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宣传在这其中应始终保持应有的力度，一方面要丰富宣传手段，不仅要利用巡逻车在大街小巷进行广播宣传，并在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张贴通知，村委会在各户村民门前张贴通知，还要积极组织座谈会、动员会、签名大会，同时，对相关典型案件利用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以形成良好的政策氛围；另一方面也要优化宣传内容，宣传内容应尽可能贴合当地民情，语言简短、通俗易懂，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居民学习相关内容，以求在整个县域范围内得到居民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这样方能有效地推进请客送礼风的治理。
（二）加大执法力度，促进长期治理
我国古代也有治理社会风俗的例子，从其经验来看，整饬结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某些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为了从中获利而忽视对陋俗的整治；或者对盛行而又难以移易的陋俗予以妥协，所以其政策难以在各地贯彻始终。因此，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执法部门应加强巡查，从严治理，构建有效的责任机制，强化县乡各级主体的责任意识，让违规的大操大办无处躲避，同时，应适时地对执法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并且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保障执法人员能够公正严明地执法，另一方面要保障治理的长期性，移风易俗是一项长久的事业，短期的治理往往只能达到刹止的效果，一旦这样的治理终止，陋习轻易便能复苏，因此，请客送礼风的治理一定要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期化，以形成长效的治理机制，这样才能最终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三）促进公民参与
移风易俗牵涉到每一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其治理尤其需要公民的参与。X县应积极动员县域居民，一方面获得居民的理解与支持，在这其中，不仅要形成相互监督、共同抵制的治理网络，还要在更大的范围上形成居民的共同行动，方能刹住请客送礼之风；另一方面，公民的广泛参与也有助于提升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我们知道针对社会风俗领域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相对缺乏法理依据的，这就需要公民之间达成有效共识，促进契约的达成，由政府监督执行。因此，应积极建立村规民约的约束机制。从名义上看，村规民约是民众的自觉行为，是民众自由意志的体现，是民众自愿做出的承诺，在精神上或原则上，相当于法律的制定，因此，如果个人出现了违法村规民约的行为，就要接受自己曾承诺过的罚，这样的处罚需要政府来执行，在政府看来，这只不过是遵从了民众自己的志愿而已，没有对民众人权的侵犯。政府这时的行为是具有合法性的，或者说是正当的，因为广义上得合法性不仅指合乎法律的程度，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合乎人民志愿的程度，即正当性。强制措施与法律依据的背离是社会风俗治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遭遇的困难，从历史经验来看，多数情况下，会采取强制措施，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其中，部分会冠以合法性的名头，部分不成文地进行操作。“适度的强制行政是保证政府行政过程顺利的手段，但过度的强制行政是对政府权威的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却会影响政府权威的合法性，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结果反而会造成民众的反感和抵触。因此，地方上在采取强制措施时，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即限定在人民合意的范围内。
参考文献：
[1]杰瑞・斯托克.地方治理研究：范式、理论与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2]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89.
[3]奥斯特罗姆，埃莉诺、罗伊・加德纳、詹姆斯・沃克.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m].王巧玲、任睿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39.
[4]刘新梅.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强制行政[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5）.
社会治理研究篇2
关键词：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创新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86-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而治理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内涵的演变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因此，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国家与社会治理，对于全面深化我国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不同阶段治理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一）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产生与“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模式相关。理解政府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时，应注重体现国家主导。
政府治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治理对象和基本内容包括政府对自身的治理，政府对市场及对社会实施的公共管理活动[1]。而在我国，政府治理则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行政体制基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
政府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政府主导。政府在治理体系中扮演着绝对核心与领导的角色。二是主体单一。由于国家覆盖社会，政府几乎成为唯一的政治行为主体，掌握绝对的治理话语权。三是体制僵化。政府治理的体制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单向的，政府集治理权责于一身。
（二）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得益于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洛克曾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指出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社会治理对应“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社会力量迅速兴起并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社会治理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以公民和社会组织为主体，在自治的层面上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中共十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2]
社会治理的特征：其一，强调过程。社会治理中，公民和社会组织注重治理的过程参与，同时治理也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其二，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涵盖了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的外延扩大。其二，治理方式柔化。社会治理注重以人为本，治理主体之间实现了公共权力和社会组织、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三）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或称协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治理可以说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相比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公共治理的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它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组成组织网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治理形式。公共治理的特征体现为：其一，从服务供给看，这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伙伴关系；其二，从目标上看，公共治理注重结果和顾客导向；其三，从手段上看，公共治理强调充分利用契约与市场。
二、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误区
治理理论是一种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的价值追求，其诞生与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当今，行政职能的扩展、不良行政现象的增加都要求进一步加快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现代化，创新治理迫在眉睫。然而，以社会治理为例，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理念误区
创新社会治理，构建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在维护群众利益和实现群众权利的价值理性之上。“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观念融合的志愿精神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3]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误区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把‘维稳’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核心价值诉求，过度强调政府在“维稳”中的社会风险控制责任，各级官员把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精力和资源都用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管、控、防上”[4]，没有将社会治理的实质要求落到实处。
（二）主体误区
社会治理以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权利治理理论和权力政治理论为其根本理论基础，强调社会组织乃至公民是公共管理的主体。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党政包揽通常代替了多元参与，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
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为例，作为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很好地发挥了公益服务的作用，极大地扫除了政府救灾的盲区地带。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壹基金并不是治理主体，其只能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下，作为一个子项目开展工作，同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调查显示，在汶川地震救灾募捐过程中，壹基金前期募捐所得的近5000万资金中，基金会可调配使用的资金不足200万，其余资金全部上交中国红十字总会统一调配。
（三）制度误区
当前，创新社会治理举措大多属于短期化、即兴式，尚未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加以规范和确定。同时，高层也没有着手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这种缺乏从战略高度出发的创新，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和引导，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纳入到法制轨道上来。
三、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对策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实现这个超大规模的战略工程，我们需要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的正确方向，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及时总结地方政府实施创新治理的错误所在，从而走出创新治理的误区。
（一）理念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
首先，进一步加快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维护公民权利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其次，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畅通公民维权渠道。最后，通过深入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成果，消化吸收治理理论的核心精髓。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化。
（二）主体创新，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明晰化
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主体创新。治理主体应该涵盖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首先，努力打造“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主体模式，通过制度规范，设计各治理主体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其次，通过政府权力下放，赋予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弥补政府失灵、扫除政府社会治理盲区的权利。最后，通过法律法规确认的形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三）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制度规范化
制度创新是完善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实现社会治理规范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之举。首先，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社会组织成立和准入机制建设，提高社会组织的质量；其次，加快社会协同治理平台建设，为社会治理主体提供协商与合作的平台，以协同治理取代党政包揽；再次，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监管力度，以业务指导取代行政指令；最后，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行为规范体系建设，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道德规范和诚信体系为基础、公民权利保障为重点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
四、结语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出发，梳理不同阶段治理理论的内涵与特征，分析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误区并提出理论对策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阶段，理念误区、主体误区和制度误区仍是阻碍我国实现社会治理的三座大山。因此，必须加快理论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推进主体创新，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明晰化；完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制度规范化。新时期，在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引领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借改革东方劲吹之势，通过创新公共治理，进一步增进社会和谐因素，一定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2]张乾友.论政府在社会治理行动中的三项基本原则[J].中国行政管理，2014（6）：55-59.
[3]张勤.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志愿者行动及其价值[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4）：35-41.
[4]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24-28.
[5]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张康之.论主体多元条件下的社会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2-13.
[7]张成福.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95-103.
[8]孙福全.推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科技日报，2014-11-03.
社会治理研究篇3
>>新疆“访惠聚”活动的实践与思考新疆农科院住村工作组“访惠聚”活动探索基于内容分析法对新疆“访惠聚”活动中文化建设实施效果分析以“五个注重”扎实推进“访惠聚”活动关于新时期“访惠聚”活动做好群众工作的研究如何在“访惠聚”活动中做好青年群体思想教育深入开展“访惠聚”活动实践创新“12345”工作法沙雅县“访惠聚”活动现状及思考探访新疆“访惠聚”：20万机关干部的下乡住村路“访惠聚”工作推进克拉玛依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扎实访长远惠真情聚深化“访惠聚”工作的对策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治理研究治理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立法问题研究做好“访惠聚”工作的几点思考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早期探索研究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研究治理视域下甘肃省社会救助体系构建策略研究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山东人口管理及对策研究“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就是要提升工作质量托起窗口形象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2015-11-18.
[5]严帅.“东突”现色彩，警惕新动向[eB/oL].http：///politics/2014-03/08/c_126238634.htm，2014-03-08.
[6]郭蓓.我国首个“罩袍禁令”适用评析[J].新疆社科论坛，2015（2）.
社会治理研究篇4
关键词: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3902
在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元年”的2008年里,中国各行各业的治理之路经历了一场由社会责任为导火索的严峻考验。从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再到导致全国乳制品行业全体失信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中国企业在这些天灾人祸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心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一个历史性、国际性的经久不衰的话题。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矛盾的凸显。在长期倡导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理财目标的大背景下,追求利益与履行社会责任的权衡必然成为此次争论的焦点。
鉴于一些企业过于重视盈利目标而漠视社会责任的行为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和专家成员相继出台了一些指引政策,并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如2006年颁布的新《公司法》详尽的规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必须体现社会责任的条条框框。2006年9月25日,深交所于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该指引表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上市公司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公司可将社会责任报告与年度报告同时对外披露。2007年12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引意见》中,对中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规定与要求。2009年5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讨会”再一次明确提出社会责任对提高公司价值的重要意义。可见,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从社会责任视角来分析公司治理的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学术研究,目前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桥梁构建起的研究框架。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做一系列的探讨研究。首先,通过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内涵界定与联系,分析在公司治理中引入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其次,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探讨如何构建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最后,探讨目前理论界关于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和企业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现状。
1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与联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的内容界定,在理论界颇受争议。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社会责任的归属类别,主要归纳起来从社会责任的维度上看可以做以下分类:
第一种是二维的界定,如Steiner(1980)和Gallo(1980)把CSR分为内在社会责任和外在社会责任;国内学者卢代富(2001)、刘凤军(2007)等也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或非法律上的责任)两大维度。
第二种三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界定如下: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1971年提出社会责任内容就如同三个同心圆,内圈责任是最基本的企业责任,即有效执行经济职能,中圈责任是配合社会价值的变化而执行经济职能的责任,外圈责任是积极投入改善社会环境的责任。国内学者姜启军和顾庆良(2008)认为从整体上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低限度的责任需求,如对员工的诚信、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第二层责任是超越最低限度的积极职责;第三层责任是对责任的最高目标的追求,把CSR作为企业自身的追求,如对公共环境的责任。
第三种四维的界定是目前颇受理论界认同的观点。关注度最高的是(Carroll,2000)的四层次模型,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经济责任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的相应的经济职责,如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公正的产品、满足股东、员工和企业生存所需要的物质需要、主动缴纳税款等;法律责任是指企业依法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治企等;道德责任是企业基于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如公平竞争、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等;慈善责任是企业根据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期望自愿承担的责任,如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捐助慈善机构等。本文采用四维论的观点界定社会责任,其原因在于后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也蕴含于这四大分类之中。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利安排和利益分配的法律制度。它是对利益方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是构建利益权衡机制的核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结构安排,规定各利益方之间权利和责任的配置,最终实现企业的目标。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在“股东之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的企业,同时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它遵循共同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了公司治理过程之中,可谓是用于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为密切相关”的理论框架(wood,1995)。
企业的最终目标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出现后又有了新的诠释,即为权衡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治理模式也经历了单边治理到多边治理的变迁,其最终目标即为使得包括股东在内的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公众等其他利益方各自获得相应的利益。总而言之,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二者统一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实践中,公司治理是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企业社会责任则能够推动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与良性发展。
2建立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利益相关者参与为前提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在于:公司及其经营者与资本所有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的期待和重构(卢代福,2002)。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利益相关者可以概括为股东、债权人、雇员和外部主体四大类别。此时的社会责任即是指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所产生的,为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内在要求,对股东、债权人、雇员和外部主体等所承担的一种义务和责任。
2.1对股东的社会责任
股东按所持股比例可以划分为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在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公司股权结构模式下,控股股东的利益往往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小股东的利益往往受到不同方式的侵害。王建琼、何静谊(200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会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可见,不同的控股股东类别所实际履行的社会责任是不同的。在我国,鉴于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更应加强对小股东社会责任的维护力度,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
2.2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公司的债权人作为公司发展的必须资源的提供者,对公司至关重要,而对债权人的保护不但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极为有利,而且对整个市场经济的秩序维护和健康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责任主要包括:及时准确披露公司信息,不编造、不隐瞒;诚实信用,不滥用公司人格;积极主动偿还债务,拒绝无故拖欠,等等。另外在现行的《公司法》中规定了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三原则也体现了对债权人的一种保护。
2.3对雇员的社会责任
公司的雇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从底层的一线员工,往上延伸到中层的经营管理者,直至高层的战略规划者(包括董事、监事)。董事、经理层、员工三大阶层统一以雇员的身份,作为契约关系的受托方,与公司形成委托-关系。而不同级别的雇员在享受社会待遇方面差异很大。作为公司高管层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其薪酬往往很高,享受的福利甚至远远高于其所做出的贡献。这在我国公司内部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管人员在职消费、挪用公款等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十分猖獗。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底线员工阶层的雇员却遭遇着另外的待遇。公司为降低成本以获取市场竞争力随时可能裁减一线员工,这些职工的工资、福利和医疗保险等等切身利益常常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实现,关系到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否得以有效运转,甚至关系到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对这些底层雇员承担起社会责任是必需且十分有意义的。
2.4对外部主体的社会责任
企业处于激励竞争的社会大环境中,必然会与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公众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发生必然的联系。在我国消费领域和谐为主流的国情下,消费者权益受侵犯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以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让世人不得不关注起企业是否漠视社会责任这个突出问题。因此,强化公司治理的消费者责任理念对企业的长足发展至关重要。具体包括对产品质量、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机制以及完善的客户服务机制。此外,强调对供应商、政府、社区和公众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诚信为本的基础上,不恶意竞争,不违背我国各项经济政策,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3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实践中,而且两者互相促进与互动。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引申意义就在于企业是一个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和合作的载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就是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实现过程。建立各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的机制,也并非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均参与治理过程,不同的企业应根据不同的成本效益均衡考虑。在内部治理机制得到合理配置的同时,营造更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也是十分必需的。比如,完善优胜劣汰的产品竞争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劳动者权益,完善控制权市场并发挥政府监管的力度。此外,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管力度对公司治理机制亦是一种优化。
参考文献
[1]SteinerGa,JFSterner.Business,Government&Society[m].newYork:RandomHouse,1980.
[2]刘凤军.edenYin: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四个结合”[J].经济研究参考,2007,(30):48.
社会治理研究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所谓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1]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元化的社会，因此传统社会那种依靠单一政府去解决公共问题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协商，强调各个主体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来解决公共问题。本文主要对北滨花园的院落整改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其在整治过程中运用了社会治理中的多元治理，通过党组织的指导，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了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
二、北滨花园整治前后情况对比
北滨花园始建于1995年，地处金堂县县城老城区，小区共有住户205户，建筑面积29000平方米，常驻人口500余人，是成都市金堂县赵镇老城区小区建设最早的几个规模性小区之一。
北滨花园整治前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管理呈现脏、乱、差的现象。院落内下水管道经常堵塞，污水四溢，“7?9”洪灾后情况更加严重；院落自身车辆乱停乱放，一到晚上则“水泄不通”，甚至行人都无法穿越，不仅车辆经常擦挂，而且居民安全也难以保障；大门无人看守且前后贯通，外来人员、车辆随时可以从院落内穿过，治安状况极差；院落道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院落群众怨声载道；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北滨花园的入住率很低。（2）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北滨花园第一次召开全体业主大会时，全小区205户，参加业主大会的大概100户左右，出勤率不到50%，小区内的居民对本小区的事务漠不关心。
但是经过整治的北滨花园，各项各类组织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门卫24小时值班，机动车停放有序，电瓶车、自行车进行归点，管理进一步规范；院落道路平整，绿化葱郁，墙面光洁，文化氛围浓厚，环境进一步美化；安装了监控系统，增设防盗刺网，流动人口管理、网格化管理细致深入，居家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修建了居民议事室，完善了自治管理平台，居民参与和自治的意识与能力进一步提高，小区更加平安、文明、和谐。
三、北滨花园社区整治的经验
那么北滨花园是如何取得如此成功的整治效果的呢？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北滨花园能逐步由一个脏、乱、差的院落变成一个干净、有序、治安状况良好的新型现代化小区，是与社区中的各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小区建设与管理是密不可分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好党组织
在街道的指导下，小区院落内成立党小组，充分发挥党小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小组作为最基层的党组织不仅要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政策，而且还对社区的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党小组的成员不仅带头引领小区内业主，而且积极调动各种社区力量共同参与院落的管理和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这是因为政府具有强制力，拥有比其他社会主体更多的资源和能力。[2]所以，在目前金堂县的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萌芽以及自治组织还没有能力完全自治的情况下，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发展给予支持和指导。
（二）选好业委会成员
业委会不仅是群众参与民主、自我管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还是居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自治组织。[3]北滨花园于2013年在社区的指导下进行选举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成员5人，并在业委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主任1名作为主要负责人，然后对组织成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在整治过程中，业主自治管理组织成员团结一致，组织发动居民积极主动配合推进院落整治工作。业主委员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召开业主动员会，统一业主思想，让业主们真正懂得院落整治目的，对不理解、不配合的主动上门做思想工作，直到形成共识、支持整治为止；二是狠抓宣传，业委会和社区组织文艺演出大力宣传院落整治及加强管理的意义，营造和谐社区、文明院落的大家庭氛围，共同培育居民“幸福感”；三是在整治中不怕苦不怕累，配合施工单位跟进施工、协调矛盾，解决实际问题，同时监督施工质量，确保了整治工作有序高效推进。业主委员会积极无偿地做群众工作为小区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应该说在北滨花园整个整治过程中业委会功不可没。
（三）培育社会志愿组织
在社区和党小组的帮助和指导下，社区目前成立了3个社区志愿组织。这些社区志愿组织都是来自与本社区。这些本土的社区志愿组织与从事临时性外来的社会组织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从事的是日常性的志愿性服务工作。这些充满热心、公益心的志愿组织者主要从事免费义务为社区打扫卫生，慰问空巢老人、给老人做一些家务等。通过社区和党小组培育社会志愿组织，并且让他们参与小区的管理和建设，可以让社区内需要帮助的居民得到帮助，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也能帮助社区分担一些工作，减轻社区工作者的一部分压力。
（四）调动居民参与小区建设的积极性
北滨花园小区的居民在整治前，居民参与小区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本身没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现代的商品房小区里，人与人之间处于一个熟悉的“陌生”阶段，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来交流。后来小区为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建立了“居民议事室”作为居民交流的平台。居民议事室的设立不单单是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彼此交流的平台，而且提高了居民参与小区建设和管理的热情。
四、小结
社会治理研究篇6
【关键词】制度变革；法制变革；改革革命评估
一、法制变革的目的
法律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或是价值，如同其他社会制度，其本质只是人类实现其价值的工具。因而法律制度的先进与否以及合理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所提出的要求，而法治变革本身并不是为了实现法治社会。而是通过达到法治社会来满足经济社会对当代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
按照自然法学的观点，法治的目的在于建立符合人类社会道德观念的法律体系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法社会学则认为，法治的目的在于调和社会利益实现社会控制。两者都强调了法治的目的在于通过法律建立一种良性的社会运行形态。因而，在推动制度变革时，无论在何种时机，采用何种方式，建立何种新的制度，目的都在于使该领域的资源配置获得优化，效率得到提高，以及得到良好的稳定的发展环境。
因而无论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法治一词被正式提上台面之前，近现代我国的社会治理的天平长期倾斜在人治的一面，而人治所导致的权利滥用与贪腐等弊端也长期被社会诟病以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人治政体已不适应我国的经济社会水平已然是全体人民的共识，但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两个问题，其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人治和绝对的法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人治和法治处于动态的天平之中。封建社会以人治为主要手段法治作为补充手段，而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作为主要的治理手段，人治作为补充手段，而采取何种治理手段，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其二、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均有其特点与优势。以人治为核心的体制，能更好的保障集体价值，国家利益，因而往往会获得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效率。而法治社会则更多服务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每个社会主体的利益。因而无论是建国前后以人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都是我党审时度势结合具体国情的抉择，同时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人治政体为核心，集体主义价值为主流思想的年代，我国实现了高效率的经济恢复与国防建设。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主要矛盾，虽然仍然是物质资料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但事实上已由，经济与军事上求得生存，变为了国家与社会主体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在经济社会与人民的要求下，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由人治迅速向法治倾斜。现代的法制变革，无论在道路上采用激进或保守的姿态，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应在于其最终建立的制度能否满足当下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的发展水平，能否对社会资源进行高效的优化。
二、制度变革理论
（一）制度革命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革命，是新的先进制度大范围取代旧的落后制度的变革。
革命一词“Revolution”的词根为volu，有旋转，翻转之意。而“evolution”一词则为进化。
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革命总带有积极进步的含义，因而其内容相对于革命的对象应当是先进的。古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对革命这种伴随着暴力和破坏的变革手段一种最为有利的依据，即其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实施革命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价值将远远大于革命本身所造成的破坏。
2.革命主体与客体，是相对先进和落后的两种制度，革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传统的马克思阶级认为，阶级无处不在，革命是具有阶级性的。且阶级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的阶级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然而，如上文所述，革命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存在，人生来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从这个角度出发，事实上就难以从“革命性”上来考量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强的阶级并不因此而比革命性弱的阶级更为先进。事实上，阶级只是制度的代表，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革命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本质还是一个阶级将自己的制度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从而取代相对落后阶级所建立的社会制度。
（二）革命发生的条件
革命作为一种暴力的变革手段，总是伴随着巨大社会财富，阶级利益的损失。人类作为最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在发动革命时往往会对革命成本与效益做出相应的衡量。传统观点认为，社会革命的革命者往往深受阶级压迫，或者现有的政治体制将潜在的革命群体逼向饥饿与死亡的边缘。在利益的衡量上，革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革命能否成功还决于革命力量的对比。革命力量的对比外在的表现，则是革命的代表阶级或者团体与革命对象的代表阶级与团体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力量对比，这将直接决定革命在形式上的成败。此外，革命建立的新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利益，也必将远大于旧制度所维护的利益。这将在内在上给革命者提供革命动力，且在旧制度后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让广大人民享受到革命带来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爆发，除了利益上的绝对优势之外。很大程度上赖与革命者的推动。而革命者推动革命时，革命的条件不一定十分成熟。因而革命事实上可能存在三种样态。
第一，革命由于革命者力量不敌被革命者而遭到扼杀。如清末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革命。第二，革命者完成了革命，却以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为代价。第三、也有革命者形式上完成了革命，却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无法适应新制度，并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导致革命实质上的失败。
其中，第三种情况在现代最为典型。如经典的2010年河南警务机制改革，此次改革在管理制度上变动之大，完全可以评估为革命性的变革。其基于警力向基层下沉的本意，将郑州市10个公安分局全部撤销，114个派出所被整合成29个“大派出所”。在重新与法检司等系统的对接，新的警务定位，新的管辖区划等方面，所投入的巨大人财物力虽然完成了预期设计的变革要求，形式上完成了制度革命，却很快因大量暴露的问题使得大派出所旁又挂出了“分局”的牌子。制度变革总是伴随着风险，变革力度越大，范围越广则成本越为高昂，其本身便是是利益与风险的结合体。
（三）制度改良的优势
制度改良与制度革命有着完全相同的内在动因，即人类本身的趋利避害性，但制度改良相较于制度革命无论在动因上还是条件上，都比革命更加的“天然”，比革命更加的符合人类的本性，因为制度改良作为制度变革最基本的手段，几乎不需要考虑改良的成本，因为不会有更加温和更加廉价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社会与国际环境趋于稳定，政治与法律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对于革命性的制度变革的需求不断下降。在告别革命的理论被抛出后，虽然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判，但事实上，不左不右，不温不火的中间改革派，已成为制度变革理论的主流。无论是在积极的政府推动，还是消极的民众推动。中间派认为，进行小步快跑，稳健不失效率的中庸之道可解决大部分问题。因而深度改良，成为了当今制度变革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大方式的选择上，在制度变革在目的和价值以及效益的分析的指导下，采用何种制度变革方式是可以相对确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粗暴式疗法，综合疗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因而一次制度变革采用改革手段，并不能是因为中庸保守的套路，而应是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制度改革比制度革命有明显的优势。
相较于制度革命，制度改革往往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制度改良的成本低。
制度改良，意味着改良后的制度，是现有制度基础上的完善。也可理解为对现有制度的查漏补缺。相较于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所投入的学术研究，效果评估等设计成本，以及变革制度时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相较于制度革命更小。制度改良主要对既有制度暴露出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改进，研究与设计成本很低，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小。
第二、制度改良的风险低。
制度改良的风险低，一方面在于制度改革本身的成本低，可操作性高。同时由于改革在制度变革上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因而在分析与评估时的数据收集量相对较小，因而在计算改革效益时，结果的误差率也相对较小，变革的失败率更低。
第三、在特定的情况下，制度改良往往有比制度革命更高的效费比。
很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有着高瞻远瞩设计的制度，其核心精神符合一个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因而只需要在不同的时段根据不同的社会现实稍加改进就能达到相应的变革目的。如我国的考试制度，在当今虽然饱受诟病，但可以肯定的是，考试制度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国家不断地针对考试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改良，而并未对文官选任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即便保守的改革道路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备受推崇，但具体的制度变革实践中应当适用的方法与手段，更多的依赖于对具体社会现实的分析。制度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制度变革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具体实践上，改革与革命作为制度变革的两种主要手段其自身有着不同的具体的特点，而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必然伴随着原有制度破坏而带来的利益的损失。因而在手段的适用上，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现实综合考量从而适用对社会经济破坏相对较小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手段进行。
三、设计与验证环节是当代制度变革成功的保证
制度的科学性无疑是制度变革平稳高效的保障，中国对于外国先进科技与制度的本土化已有大量的经验。通过引进和改良成熟的制度，可极大的减小研发成本，并控制风险，这无疑也是一种高效费比的手段。但改良外国既有制度，并不能很好的刺激我国新制度研发工作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政治、法治体制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制度变革的关键点，首先是新制度的研发上。目前的制度变革中，新制度很少使用研发一词，因为大部分新制度的产生，并不是由国家作为开端的。
先进制度的产生源于先进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社会生活运行模式的构想，近现代的制度变革，新制度大都来源于学术构想，并由政府或民众推动，最终由政府制定详细的运行规则并以立法的形式颁布实施。而面对当今社会高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对新制度的效费比提出的要求更加苛刻。新制度既要以稳定的姿态应对高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又要在维持其高效益的运行状态，而目前我国的法治评估工作大都停留在立法后评估，司法评估上，评估面相对较窄，科学性和评估价值尚不能达到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对新制度的产生及适用的过程，应当提出如下要求：
第一、当今的新制度产生，应当如同国家的大型科研项目，建立更加完善的科研流程，例如：新的制度应由国家根据客观的社会需求提出，并对新制度应取得的效果提出标准。如新制度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应达到何种效果，并在多少年内维持其效果。新制度所要求达到的效果即本次制度变革的目的，而维持效果的周期既是该制度的寿命又是下一代制度的最长研发周期。此后，科研人员根据国家标准进行制度设计，并对该制度进行一般的成本、效益评估。此后国家对科研成果进行验收，合格后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并立法实施。
第二、评估工作后仍需试点实践。社会生活发展速度加快，制度的评估工作所面临的环境趋于复杂。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化；物质资料的数量、种类不断增长，社会环境在逐渐复杂化。因而制度设计与评估所要求的数据量将会日益增长。评估时的数据与计算难免会有误差，而关键位置的微小误差所导致的结果则有可能是巨大的损失，甚至是制度变革的失败。因而即便完成了制度的设计工作，在该制度于全国范围推广实施之前，仍应在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小范围的运行测试，并对取得的效果进行数据收集，作进一步的预后评估工作。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商务印书馆.1984.
[2]张继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吕运生.法治变革的路径选择[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4）.
[4]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刘大伟.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2（4）.
[5]高全喜.法制变革及“中国经验”[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2）.
社会治理研究篇7
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治理已经走了二十八个年头。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效果如何？有人说，中国法律取得了世纪性的进步。有人说，中国遭碰到了空前的法律信仰危机。甚至不只是法律信仰危机，更是法律治理的危机。在如此尖锐的评价分歧面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评价问题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
一
评价中国法律治理的效果，首先要了解中国社会法律治理面临着哪些主要问题，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同时期的俄罗斯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等所谓“转轨国家”相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治理，至少面临着下面几个独特难题。
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且没有成功的范例。这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远比俄罗斯和东欧转轨国家更为艰难的体制构建任务，使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带有更多的探索性。
从根本上说，俄罗斯社会转轨的体制目标是离别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回归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则把所进行的改革定义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从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和历史经验来说，后者肯定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这也注定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构建会碰到许多为俄罗斯等国家所没有的难题与挑战。
目前世界上许多“转轨”或“转型”国家，一般都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都是在私有制社会经济体制内进行。中国的“轨转”或“转型”则不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者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后者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可以说，这个“转轨”或“转型”是在公有制社会的经济体系内进行的。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特征，无论从理论上讲，抑或从经济实践上讲，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在理论上是创新，即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长期一致公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教条，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即在历史上首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如何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如何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把社会主义的性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的制度设计、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土地制度的完善、社会公共产品的规范提供等方面，走出一条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创新之路，这都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同样，中国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结合起来，在人类法律制度史上，也是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目标。按照西方经典的法治理论，法治国家只能建立在以多党制和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也就是说，法治国家只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法律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着法制，但不可能搞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是史无先例的，没有直接的经验可借鉴，其前景也不被西方国家看好。
对中国来说，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要害在于实现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结合。必须要找到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结合点”，才能使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在前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逐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体制构架，在实践中逐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并探索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这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确立了总体的体制框架。然而，把这种体制框架变成具体可行且长期有效的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难题。比如，如何处理好执政党领导与其它合作政党的关系？如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执政党如何实现向依法执政的转变？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基本结构？等等。上述问题涉及到中国今后可能制定的政党法问题，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法律管制和国资治理的问题。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难题在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中是不存在的。
第二，与同时期的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相比，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基础更加薄弱。俄罗斯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欧国家地理接近，文化传统相近，自近代以来一直接受着西欧近代法制的影响，与中国相比，近现代法制基础比中国深厚。以俄罗斯为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行体制“转轨”之前，虽然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法制，但撇开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外，其法律文化与西欧等西方国家同属于现代法制的范畴。非凡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转轨”之前，前苏联的法制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已经比较发达，法律文化、法律意识、守法精神均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守法意识更多地是服从皇权王法的产物，而不是出于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与信仰。二十世纪的中国，又是一个政治动荡与革命交织的世纪，是一个战乱、权力与变革运动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的世纪，对于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始终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刚刚走出的中国，曾经一度对法律（民主法制）寄予了无限希望。官方对法律的重托与社会对法律的向往都似乎预兆着一个良好法治社会的快速降临。然而，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启动所带来的急剧变化与秩序混乱给正处于重新恢复之中的法律提出了更为严重的挑战，百废待兴的法律运行体系显然无力承担起治理转型秩序的重任。进入九十年代，伴随法律在制度层面的艰难进步的，不是法律治理功能的提升，而是社会腐败向法律治理机构的蔓延。法律制度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现代法治基础的巩固，守法精神的生长，而是秩序的混乱与法律理想的破灭。所以，重建法制的社会基础，依然是中国的一项长远任务。
第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大国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学者注重到，在中国、俄罗斯和其它东欧等“转轨”国家中，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转轨”和“转型”过程更显复杂。以前，大多研究转轨问题的经济学理论都不加批判地假设：转型国家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整体划一地实施某种转型政策，而新建立的制度将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整个国家内部的空间，并获得相同的成效。这种思路忽略了大国内部的不平衡和政策效果的差异，也忽略了中心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与竞争关系。人们似乎应该按照类似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到大国内部的复杂性、内部不同部分在转型过程的非协同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艰难。按照刘金国教授通俗性的“大船调头说”观点，大国与小国转型在法律治理方略、措施、速度、时间、效果、风险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中国是一艘超大型巨轮；而中小转型国家好比是一艘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中，中小型轮船假如转弯（似转型），其速度、时间、效果、风险等运比超大型巨轮要快，相对风险比较小。而超大型巨轮要转弯，一速度不能快，二措施对头，三时间相对要长，才能防范风险的出现。假如操之过急，巨轮失偏以至倾斜甚至颠覆的危险都可能出现。大国转型，与大船调头具有类似的地方。
第四，中国的社会体制转轨同时还面临着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本身就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故而面临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不稳定”。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过程，它所进行的是单纯的体制转轨任务。相比之下，中国的转型秩序具有更多的复杂性。
上世纪90年代，当俄罗斯进行体制转轨时，经过前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为26%），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苏联农业工人也被纳入国家工资体系，享有社会保障待遇。按经济发展水平看，俄罗斯已经属于人均GDp不低于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行列。假如不考虑前苏联偏重重工业所产生的某些影响，仅就经济发达水平看，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早已离别温饱阶段的中等发达国家。所以，俄罗斯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一个体制转轨问题。
与俄罗斯的情况形成鲜明反差，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初级工业化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超过80%，人均GDp总值不超过250美元，在当时属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所以，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不仅是体制转轨问题，而且还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完成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
我们知道，无论是社会体制转轨，或是社会结构转型，都往往存在着一个社会无序化的过程。中国肩负着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任务，自然就要承受“双重无序化”的挑战。这会在法律秩序方面造成许多严重的压力，而克服这种压力的有效办法并不轻易找到。举例说，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大致每年要有一千万左右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这本身就会在许多方面给法律秩序造成诸多问题，使法律及治理方无从应对。千千万万个不熟悉法律规则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他们既轻易在谋生谋职过程中遭受来自城市雇主方的利益侵害，也轻易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时候以非法手段维持生计，甚至酿成犯罪。由于中国还没有完善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城农民的利益保护问题就更显得突出。相比之下，俄罗斯等“转轨”国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过程，为数不多的农业工人也享受国家的正式工资。其在上世纪后期的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会再面临类似中国的问题。
第五，中国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既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又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斗争，其国际环境甚为复杂。这也是俄罗斯等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的法律改革和秩序治理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国内问题，同时也有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因素。
在早期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与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由于世界性的普遍联系尚未建立起来，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走在了其它国家的前面，当时的其它国家很难对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改革实施有效的影响。此时西方各国的法律改革问题多表现为一国内部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秩序已经建立，世界性的交往成为现实。一国想在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条件下谋求发展已经是不可能的。非凡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接受外部强势因素影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往往会改变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堀起中的大国轻易受到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警惕与遏制。在九十年代的“转轨”国家中，中国是仅存不多的保持社会主义旗号不变的新兴大家，在世界冷战格局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风靡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更轻易受到外部的疑虑与敌视，更轻易受到外部势力的遏制。使此种局面更为复杂的因素是，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台海分割的状况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政策空间，也制约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强国的政治与法律关系。这使得中国几乎不可能进行任何带有过度“冒险性”的法律改革措施，只能在确保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稳步推进社会改革与治理。就具体方面而言，在中国的人权立法、劳工权利和农民利益保护立法、行政法和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在国际贸易规则、军事交往限制及周边国际政治军事秩序等方面，国际因素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
复杂严重的国际环境与独特的体制转型目标，决定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八年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进程中，始终以提高经济实力、保持国家稳定为优先目标，走的是一条“先立再破”、“渐立渐破”的谨慎道路，这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先破再立”、在体制方面完全推倒重来的道路。与此相关，中国在转型秩序的法律治理方面表现出了如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秩序稳定的意义，突出法律秩序在社会转型中的意义，这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只注重转型目标、忽视转型过程稳定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俄罗斯的体制转轨，是一个政治目标导向极强的过程。俄罗斯体制转轨的实质是根本放弃原先的社会主义制度，复归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生产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其体制转轨的核心。俄罗斯的改革深受萨克斯和沙塔林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迅速推行自由市场化加私有化。萨克斯强调“长痛不如短痛”，“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沙塔林坚信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保证最出色地协调所有经济实体的活动，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布尼奇以“文明世界的市场都是可调节的”为由，反对在“市场经济”概念上加“可调节的”的限定词。俄罗斯主要执政者强调“不迅速确认土地私有制，农业的振兴就没有希望”。他们均主张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私有化越快越好。按照此种逻辑，一种合理的制度能够自动迅速地创造出它所需要的秩序，短暂的秩序混乱是可以承受的，也会随着制度的到位而迅速消除。
中国改革设计者的思考显然不同。中国刚刚经历过社会动乱时代，政治领导人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让中国重新陷入一场由改革引发的新的动乱之中。在经历过八十年代初的短暂的政治改革热情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由经济和社会改革引发的某种秩序混乱（其主要体现为社会犯罪和官员腐败的增长）和思想混乱，是他们用以往经验难以应付的。虽然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1982年）提出了实现社会风气三年好转的目标。但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显然需要比这多得多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如此，由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不仅没有伴随秩序治理的努力而得到根本好转，反而向着恶化的方向演变。为此，大致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稳定成为中国转型秩序治理的核心任务。在1989年前后，社会稳定在“政治稳定”这一富有特定含义的提法中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强化。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稳定”一词依然是最能够体现中国秩序治理目标的词汇。总的看来，中国在保持转型秩序的总体稳定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第二个特点，中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服务于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表现出明显的“政府推进”特征。
新时期中国法律的重建最初被视为防止再度发生政治动乱的必要措施，后来又被看成是服务和推进“四个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力手段。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探索时期，法律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是秩序治理的特点。此时的法律角色是服务性的和辅的，学界为此一直抱怨法律的作用过于消极和滞后。从九十年代起，法律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法律体制的任务，人们希望以新体制催生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在这中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法律运行被赋予的一项突出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社会稳定。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律又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就前后比较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对法律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前期保持社会稳定的消极性角色，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显然不是简单地维护秩序就能够实现的，它要求法律更多地描准和解决那些根源性的社会矛盾，而这种要求在此前“保持社会稳定”的口号下，却经常是被压制下来。
无论前后期目标的变化如何，法律的独特价值并没有非凡地受到尊重，人们（主要是官方）更多地看到的是法律的社会意义。因此，与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能见到的情形一样，法制的恢复与法治化方向的改革很少被视为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阶段性的对法律及秩序治理的要求来看，中国秩序治理表现出了很强的次序性，体现了努力把握秩序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关系的某种实践聪明和对整个社会转型进程的总体把握。法律的作用及法律改革被看成社会改革进程的有机部分，它们必须与社会总体改革进程相配合。当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如合理的行为预期迟迟无法有效地建立，在渐进式改革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平缺失和效率损失，政府自身改革的迟迟不到位，非凡是支持社会长久平稳发展的政治制度框架尚待建立等等。
第三个特点，中国转型的秩序治理与大规模的法律知识普及运动相结合，是一场以国家党政力量普及法律知识、催生法律秩序、治理社会问题，以法律驾驭转型社会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这在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中是鲜见的情况。
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初期，从1985年起，中国启动了一场为古今中外罕见的、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有亿万人接受教育的普法运动。发起这场运动的基本动机，是为了改变中国民众千百年形成的法律意识淡薄，守法意识不强的习惯，以期形成一个为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法治秩序。具体说，普法运动的动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一种现实的动机和眼前的考虑，即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好转，在农村地区则是要克服八十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相当一批村级党政组织严重瘫涣的现象，形成一个大多数群众和多数党政干部自觉守法的局面。只有这样，中国的农村经济现代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恶化的局面才有望得到扭转。另一个动机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和长远的信念，即只有人民知法懂法，才有能力依法行使治理国家和社会生活事务的权力，中国的民主法制才能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在这两方面动机与考虑中，前者肯定是更迫切和更重要的，它规定着普法运动的初始目标。截止到2005年，中国已经实施了第四个5年普法计划。从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角度说，成效是应该肯定的。
假如不考虑社会转型秩序的复杂性，仅看法律知识普及与秩序治理的结合，中国的普法经验是成功的，也是宝贵的。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很少听说法律的。短短二十年时间，法律知识、法律词汇、法律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得到了空前传播，法律已经大踏步地进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日常词汇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虽然中国在法律实施效果方面依然十分不理想，但已经逐步普及的法律知识正在为中国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注入新的因素，并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
三
中国在法律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大致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总体平稳，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法律治理困境。人们很难举出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为起点，但大致可以判定，这种困境以法律治理的腐败为其显著特征，在九十年中后期突出显现出来，并开始向社会各方面蔓延。
对于中国法律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可以用各种语言来描述，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法律意识不高”、“权大于法”，等等。然而，这些用语已经流行二十多年了，早已失去了其应有的警示效果。我以为，可以换一种角度，用一种量化的思路，把反映法律治理绩效的各种相关因素概括为“四个背离”。
第一、法律制度建设的加强趋势与法律绩效的低下或绩效下降趋势之间呈现出长期背离的倾向。假如借鉴经济学中的图表分析方法，人们可以把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描述成为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既有量的增长，也有水平的提升，是一种质与量共同增长的趋势。与之同时，人们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绩效评价多不乐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台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其中有许多是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如全国人大通过的严厉打击犯罪的决定，严厉打击走私的决定，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定等等。这些法律虽然在短期内收到过一些效果，但长期效果不理想。诸如此类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更严重了。“上有政策（法律），下有对策（规避法律）”以及秩序状况的起伏反复，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治理中的一个常态现象。为此，中国官方已经开始思考法律治理的所谓长效机制问题，但还没有看出明显的成效。所以，凭简单的经验判定，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加强趋势与法律绩效的低下与下降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长期背离的倾向。
第二、为建立公正有序秩序而付出的高昂社会投入与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局部性的秩序恶化之间呈现严重背离。二十八年来，中国在秩序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非凡是与同时期的其它“转轨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明显的滑坡期，经济在持续增长。这为不断增加秩序治理方面的投入提供了物质保障。法院队伍的扩张，公安机构的加强，行政执法机构的组建与强化，法律教育的快速普及，方方面面的法律治理投入得到了全面加强。然而，这些社会投入的效果是不乐观的，在一些局部领域，如经济生活秩序、公民权益维护、打击社会邪恶势力，社会秩序的局面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人们都记得，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就提出要在三年内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实现共产党党风的根本好转。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却是更为恶化的局面。秩序治理的高昂社会投入与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局部性的秩序恶化之间的背离趋势，说明法制建设和法律治理的低效率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良性的守法机制远未有效建立。
第三、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低下与制度运作的高昂社会成本之间呈现严重背离。这里所说的社会成本，是指社会公民或组织为使用法律所耗费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早在八十年代，人们说的比较多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那时的法院仍按职权主义模式运行，单位体系的控制能力也未受到太大削弱，人们为解决社会矛盾或纠纷，常可相对便捷地诉诸行政的（找政府、找单位领导）或是法律的手段。九十年代以来，“单位控制”的体系削弱了，行政部门的许多职能取消了。所有问题似乎全部涌向了法院，法院诉讼方式也改革了（举证责任转移）。其结果是，中国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空前加剧。政府部门对众多的个体性社会纠纷几乎不再过问，法院管辖程序及证据规则繁琐，无力应对复杂的各种社会纠纷。这才有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所谓“法律白条”现象，有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王斌余案件。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法律运行成本之高，法律维权之艰难，其严重程度已经无可复加。
第四、法律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普及趋势与法律公信力的弱化衰退趋势之间呈现严重背离。自198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的公民普法运动，从规模上说，可谓是史无前例。从农村到城市，从社会到校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阵地全面展开，常年不懈。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对违法犯罪现象打击不力，官员有法不依、野蛮执法、暴力执法，以及法律与公众道德的分裂，都使得法律的公众形象受到严重破坏。新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恐为世界各国罕见的现象，中国不少地方（包括首都北京）都出现过出售法院判决书的现象，且都是因为当事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赔偿，无奈中希望以公开叫卖出售判决书的方式，引起社会及有关部门的关注。更有甚者，2005年，中国湖北武汉一位五旬老汉为给受工伤致残的儿子讨回60万工伤赔偿费，不惜做出“裸奔”的举动，新闻媒体说，裸奔讨公道是继跳楼、“绑架”工头、开新闻会和持刀杀人之后的又一“创举”。中国法律的公信力已经下降到了十分令人担忧的地步。这与中国法律知识普及的表面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法院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愈演愈烈。1986年以前，当事人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自觉履行率为70%，到了1996年，10年间债权人的申请执行率已上升到70%以上。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1999年6月份，全国法院共积存未执行案件85万件，标的金额总计2590亿元。又后来，仅2003年一年，全国各级法院未执行案件就达36万件。
1999年，中国下发了《中共中心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最高政治机构“中共中心”的名义来处理“判决执行难”这样一个具体司法问题。2002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又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上述政治动向似乎使人们看到了某种希望，然而，彻底解决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仍然需要具体有力的措施。
当然，法院判决执行难，只是中国法律公信力的缺失的一个局部缩影。在提高法律公信力方面，中国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四
如何分析中国法律制度的绩效，如何评价法律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法律制度的绩效评价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凭着个人的经验体会加以简单定性并不难，难的是用一套客观精确的方法，得出某种可验证的结论。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说，后种方法显然被认为要更可靠、更可信。
按照法律治理的量化分析思路，系统地评价法律治理绩效，甚至构建一套全面的法律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在中国仍是一项有待开拓的工作。在这方面，法学界以前所做不多，基础很弱。这类工作又不同于一般经验性的（或是规范性的）理论研究，它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数据采集，没有相当的经费支持、有关部门的协作及学术团队的集体努力，仅凭学者个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近年来，我的同事王称心副教授，一直致力于法律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并主持过《北京市依法治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项目。本书体现了她对相关理论问题的初步思考，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本书在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方面起到带动作用。
【注释】
本文是为王称心《依法治理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所做的序。王称心：《依法治理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Herrmann-pillath《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陈凌译，2003-5-21。
刘金国（主编）《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序言，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程恩富、李新、B·梁赞诺夫等:《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显然，中国最初提出普法五年计划时对于这场运动的前景是十分乐观和雄心勃勃的。1985年，中国司法行政机关曾经提出了一个《为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而奋斗》的报告，当时的国家党政重要领导人乔石在一年以后谈及这场伟大实践壮举时仍然布满着一种自信和喜悦豪迈之情。他说：“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体人民中基本普及法律知识，是党中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下决心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普及法律常识，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然而，第一个5年普法工作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接下来，中国又提出要用两个5年以至10个5年，长期不懈地抓下去。参见蒋立山：“中国农村地区的法治现状与前景分析”，载黄芝英主编《中国法治之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社会治理研究篇8
关键词：空巢村；治理模式；温州农村
引论
温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然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受到利益杠杆的驱动，本土精英出现大量的“外向型”流动，他们的主要活动已经转向了城市，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本地青壮年人口“空壳化”趋势，即所谓的“空巢村”现象。“空巢”意指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向城市迁徙，许多村庄常住人口数量锐减，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由于传统农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对农村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以致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在温州，与空巢村相伴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高。最终，“空巢”的温州农村并没有出现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现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倾向，这给温州农村治理模式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温州的空巢村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转型与“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相应地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致使许多农村居住的人口数量锐减，而其中老幼妇孺占据大多数。这也是“空巢村”最为突出的表象之一。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国“空巢村”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它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生计所迫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城乡壁垒，加速了劳动力流动。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典型的计划体制经济国家。由于当时的政策导向，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形成。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对而言，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表现得更加贫穷、落后。农村不仅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其劳动生产的收益率也相当的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已达到3.23：1，成为了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农村居民仅凭农业生产，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绝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险、尝试新鲜事物的的青壮年农民就离开落后的农村，去往存在更多就业机会的大城镇，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这也恰好体现了“空巢村”的实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的转移的过程。以温州农村为例，温州人素来有经商的传统，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有外出经商者近300万，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万人。在部分乡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因而，温州农村的“空巢村”现象，在我国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加大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竞争优势。
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我国逐步从最初的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而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清晰，长期以来的平衡似乎难以维持，城市不断地加速向文明发展，而农村却逐渐成了“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虽然整合城乡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融合的一体化建设不断地被提出，但城乡区域化分离现象依旧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农村村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远。现实也表明，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与转型在不断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力量。现代化的城市，汇聚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对于落后的农村，城市更具有竞争优势。
城市各种专业人才汇聚，拥有先进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学的新理念，所带动的产业发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这也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着各种机遇与挑战，敢于冒险的农村青壮年和具备专业技能、知识的高端人才都拥挤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相关统计显示，农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发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农村居民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学习到新的技术技能，从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此，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
第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导致农村精英的流失。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各种物资都极为贫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这三方面。就其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而言，落后的农村乡镇医疗机构存在着诸如业务用房紧张、设施简陋、优质医务人员缺乏等现实问题。而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农村面临着教育机构数量稀少、规模小、办学效益较差、教育资源也相对贫瘠等境况。在公共文化娱乐建设上，又可将其不足概括为农村的文化娱乐点少，设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实上，农村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优先发展城市的思路有关。这意味着城市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相对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农村，城市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更能给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础保障。况且在教育事业备受关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学率拥有绝对的吸引力。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基于“望子成龙”的渴望，愿为了子女的美好将来付出一切艰辛。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将子女送往城市就学的同时，他们也跟着进城务工、经商等。从而，实现了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二、“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地加速发展，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涌向城市已成为了势不可挡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由于有效劳动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劳动力明显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残农业的典型。“空巢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对分散。“空巢村”不仅没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或设备，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轻劳动力，这些都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益甚低。目前温州的农业就可被称为“老弱病残”农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因素，温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是向外输出，仅剩“老弱病残”成为了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精英的流失，使得农村缺乏专业管理人才，村庄的治理更是变得难上加难。
第二，“空巢老人”问题越发突显。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人。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关数字显示，早在1995年温州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2009年末，温州60岁以上人口已达108.10万，占总人口的13.87%。其中，老龄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区、文成县、泰顺县，老龄化程度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当。
很多的温州农民已拖家带口离开农村，可偏偏固执的老辈们一直坚守留在农村生活。诸多温州子女，在外经商，财富有了累积。因此，在物质生活上不会亏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无依，精神生活无以慰藉。更为特殊的是，温州这个侨乡，很多温州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国外，老人难舍故土，坚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日益逐渐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备受考验。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权威调查，在2005年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了5800万人。当前，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温州农村大约有留守儿童7万名，他们大多由老辈们或是亲朋好友代为监护、抚养，将其称之为“寄养”。
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教育、抚养，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小就缺乏正确的指引、教导，很难培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亲情缺失，启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儿童心理有偏差。对此，“空巢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问题就十分令人担忧。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量很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结构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专业管理人员，村庄的村容村貌破旧落后；而劳动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旧十分低下，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就相对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衡，表现为对城市有偏向投入，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空巢村”所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若违背这样的必然趋势，则会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绝对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全部回流。而是应建立在有效缓解或彻底解决现状的基础上，冲破现在的困境，寻找新颖的治理模式。
第一，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创造人才发展平台。
首先是想方设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专业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须从贯彻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要求出发，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其中的关键的是创造让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给予精英们比较优越的条件，让他们愿意回到农村工作，为农村治理贡献自己的特殊力量。换而言之，引进人才是促进“空巢村”发展的原动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就是给予他们成长的“土壤”。为了“空巢村”治理，要迈出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引进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这势必能对振新“空巢村”有所贡献。
第二，在外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财富，学习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其生活成本来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应大力推广创业扶持政策，相关部门则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积极支持、引导小型产业发展，优化其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例如加大对创业村民的培训投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放松创业资金贷款条件限制，拓宽融资渠道等，最终实现更好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让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缓解或去除“空巢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双重需求，实现老有所养。
在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设施尚未完善的境况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会困扰。为此，积极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帮助独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举措之一。在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举家移民国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独守着那片故土。虽然，物质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却是极大的匮乏。针对这一情形，则更要关注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政府资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们募集一些资金，然后可构建集中区域化的养老模式。建立区域养老机构，将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仅给其提供基础的生活所需，还帮其安排策划一些娱乐节目，满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关爱“空巢儿童”，促其身心健康发展。
在“空巢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引导、教育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很多家长外出务工、经商，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因此，首先家长要努力纠正他们“金钱至上”的观念，取而代之灌输他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其次，学校要加强监督教育及时疏导孩子，多开展集体活动，给予必要的关心、鼓励。再次，政府应当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完善教育体制，解决“空巢儿童”的生活、医疗、受教育等问题，保障“空巢儿童”感受到平等的对待。
第五，借鉴温州“农村新社区”建设经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温州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形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温州农村主动向前迈进一步，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完成“农村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温州“农村新社区”是一个在当前特定时期通过农村实行“三分三改”农户集聚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三分三改”指“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这样不仅有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推动了温州农村的转型发展。而其社区的组织构建，则是通过“并、联”的方式将市、县、镇5405个行政村组建成856个农村新社区，整合农村新社区基础设施，形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综治服务中心、社区计生卫生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五大功能设施网络。这些举措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也通过资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空巢村”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林振兴.温州14万余名的空巢老人缺个知心聊天人[n].温州都市报，2011-09-30，a14.
[2]王乐文.让留守儿童告别弱势心态[n].人民日报，2011-08-18，第19版.
社会治理研究篇9
[关键词]公共治理；社会组织；政府；公共利益
[作者简介]崔文华，中共淄博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硕士，山东淄博255033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12-03
公共治理就是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协作管理以增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公共治理模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正逐步在中国确立起来，在公共治理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组织是真诚的合作者。这种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格局，将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境界，为实现我国“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治理视角下社会组织的作用
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社会组织发展迅速，总量已达到4486家。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社会团体1286家(包括农村经济协会)，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近3200家；登记数量较上午增长10％，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行业范围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环境、工商业服务、社会服务、农业和农村发展等领域。社会组织在公共决策、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
(一)参与公共决策，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官员，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采集公共政策所需的充分的、明确的信息并非易事，且由于多数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价值取向有一定限度，他们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制定出科学的公共政策，所以只能依靠某一理性的程序来减少公共政策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社会组织由于其广泛的社会性基础，能够有效地将个体公民的意见转化为明确的、一致的组织意见转达给政府，从而实现其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近几年来，淄博市各行业协会受政府委托或主动地针对各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多项调查研究，提出了多项经济政策、立法、行业远景规划、行业标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
(二)参与公共管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必然要求划定政府权力范围，迫使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责和功能，以此限制政府的结构和规模。同时，在市场经济中，许多由单个企业办不到的事情，政府也很难出面，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政府日益感觉到直接管理的尴尬与无力，从而使得发展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在内的经济类社会组织成为业界和政府越来越强烈的共同意向，此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环境污染等，而社会组织发动了民间力量，动员了巨大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投入到社会，弥补了政府、市场管理的不足，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支强大而活跃的经济力量。例如淄博市乡镇企业协会在2000年10月向市政府建议：联合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物价局等七部门对乡镇企业的“三乱”、企业负担过重等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通过专项治理，清理“三乱”问题20多项。这一措施有力地维护了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了乡镇企业的不合理负担。
(三)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作为一种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提供准公共产品的独立机构，以其自主性、灵活性、公益性等特征，满足了社会成员多元化的需求，及时回应公民的各种服务需求，并对政府和市场失灵造成的“真空”地带具有积极的弥补和补救功能，因此成为了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管道。淄博市花卉协会2005年积极组织各会员参加昆明世博会，其展品获得了24金、14银、8铜的好成绩，为宣传淄博，全省夺冠，花农增收作出了贡献。山东星火培训学院面向全市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下岗失业人员和四川灾区群众推出“三免一助”培训工程。
二、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由于社会组织的各项机制还未成熟和规范，失灵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许多社会组织存在违规行为和腐败现象，也正如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一样，社会组织失灵现象正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参与公共决策不足。公共政策参与是社会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淄博市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程度还普遍较低。首先，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途径有限。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渠道相对较少，主要是通过人大、政协、工商联或通过、申诉和举报等合法途径，尽管有这些参与渠道，但人们参与机会相对不多，人民很难借此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较全面地传达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其次，政策过程的非透明性，在政策议程建立、政策制定过程中，即使社会组织有参与公共政策的意愿，但由于政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他们也常常无法知晓政府政策制定的具体规程、各种政策问题的优先次序以及其他相关的政策信息，因而也就无法及时、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二)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高效率是社会组织的优势所在。然而随着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竞争机制的缺失、资金的短缺和组织服务的业余性的影响，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低质量，并不亚于政府和市场部门，首先，竞争的明显不足所带来的低效率。社会组织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仍然需要竞争，以激发组织的创造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我国。政府经常合并一些宗旨、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组织，反对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社会组织的数量，便于管理，但结果却弊大于利。其次，资金的严重短缺所带来的低效率。资金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和组织运行的效率，在开展公益活动时，常常表现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时，由于过分关注营利，不能保证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存在偏离社会公益趋势。社会组织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社会组织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作为供给公共物品的非营利部门。社会组织的本性和职能主要依赖慈善捐款和志愿者的志愿行为，然而，由于资金的短缺或者营利动机的驱使，很多本来以公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偏离社会公益的宗旨。打着非营利的旗帜，追求自身利益。有些社会组织偏离公益宗旨，追求自身利益，他们以从事商业活动的方式赚取大量利润，中饱私囊，损害了公共福利和社会效益，导致社会公信度降低。
三、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还不甚健全，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一是对社会组织无基本法，现行主要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均停留在行政法规层面，导致对其地位、功能缺乏基本定位。二是现有法规偏重程序法，缺少实体法，对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和保护均显不足。三是有些新出现的社会组织甚至无法可依，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上存在“制度真空”，在内容上没有包括境外在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事业相关税制和社会保障、志愿服务等方面。
(二)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组织要获得健康发展，要保证其公共治理功能的良好发挥。不仅需要其内部的自我约束，而且更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控制和约束，即要求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制。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不仅社会组织的外部监督机制长期处于半真空状态，而且其自律机制也有待完善与加强，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在实际运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责任和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其社会公信力，为其发展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三)政府和社会组织界限不明确，政社不分。政府和社会组织行政关系错位，合作有余，分工不足，从属有余，自立不足。首先，政府对社会组织领导而非指导。从理论上讲二者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现实中，社会组织的人事任免、目标方案的确立乃至工作的安排都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政府的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集资源提供者、直接运行操作者、宏观管理者多个角色于一身。其次，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组织结构上重叠而非分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大多类似于国家机构，享受财政拨款，并被纳入行政组织系统，挂靠于主管部门，定行政级别，按行政级别确定福利待遇和隶属关系，这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导致其脱离社会，更加依赖政府。
(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缺乏。自身能力不足是我国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一个极为普遍和严重的问题。自身能力不足是综合来看的，包括社会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才不足，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不足。在绝大多数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在很多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中，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因此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四、公共治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由社会组织来承担，我国逐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共同管理的格局，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公共治理功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健全法律法规，科学界定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目前，我国虽有一些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具备了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法制基础，但总体看来，法律的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因此，应制定《社会组织法》，为社会组织的管理提供实体性母法；本着“急用先立”的原则，加快对新兴社会组织的管理立法、对备案制度立法、对社会组织涉外活动和境外社会组织在华活动立法，另一方面，与《社会组织法》相适应的行业协会法、公共服务组织法等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机构、治理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法律也应着手制定。
(二)强化监管，建立健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政府是社会组织重要的监督主体之一，以往我国社会组织的问责方式仅限于年检，但由于相关法规对社会组织的年检的可操作性没有立法规定，使其在实际中成为例行公事。填写表格后上交就了事。而且对于违反年检制度的社会组织的法律责任和处罚也未作明确规定，唯一的年检制度也作用甚微。因此，应该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日常监督，重点放在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是否违规上，变监督为服务，使社会组织主动接受政府的监督。完善社会组织的外部监督评估机制。外部监督评估机制可以由以政府监督为主的，包括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社会组织同行业以及大众、传媒共同监督构建。通过不同途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与执行人员进行的监督。建立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监督管理制度，减少对社会组织的直接行政干预，实行依法管理。
社会治理研究篇10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14.059
incentivemechanismStudyonSocialGovernanceandinnovation
fornewimmigrantsVillages
ZHanGYan，Liwei-nan，YanGQiao-fang
（Hu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430068，China）
abstract：BasedonHerzberg’smotivation-hygienetheory，inviewoftheactionmechanismofmotivationandhygienefactors，themechanismpossibilitiesinspiringimmigrantstoparticipateinsocialgovernancewereexplored.theincentivemechanismmodelestablishedonthebasisofincentivefactorswouldbeofguidingsignificancetomeetimmigrantsdemand.
Keywords：motivation-hygienetheory；incentivemechanism；immigrant；socialgovernance
水库移民是指因国家水利水电建设需要被迁离原居住地而重建家园者，它是水利建设事业发展的产物[1]。目前移民新村的保健因素较为齐全，而激励因素仍需进一步加以实现，急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内在动力，提高移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治理注入长久动力。
基于此，本文以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为理论基础，探寻移民激励机制的建立方式。激励机制模型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激励因素的实现进行阐述，强调在移民新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因素，善于应用保健因素消除移民对生存要素的不满意，同时通过激励因素来达到激发移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1移民新村社会治理激励管理主要问题分析
1.1物质激励不足
目前，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新老条例中都规定了对水库移民实行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的政策[2]，移民新村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渐趋完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移民地区总体发展速度较慢，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逐年扩大，发展后劲不足；政府对移民发展缺乏指导，扶助停留在物质补助层面，没有以持续发展的眼光激励移民进行生产生活；移民增收乏力，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和奋斗目标，部分移民对国家补助的依赖程度较深，缺乏积极主动性。
1.2精神激励欠缺
总体来看，移民对新环境下的生产生活方式条件基本满意，对新环境的心理适应状况较好，契合度较高[3]。但移民民主自治意识不强，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社会治理能力滞后；社会融入障碍较多，生存压力导致心理不适应，精神面貌有待改善；移民地区文化追求层次不高，缺乏先进文化对精神的有效激励。
2双因素理论释义及激励因素对移民治理的意义
2.1双因素理论释义
赫兹伯格认为，使职工感到满意的因素通常是由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产生的，这类因素若得到改善，职工就会满意，从而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称为激励因素；使职工感到不满意的因素大多是由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等外部因素引起的，当这些因素恶化到人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时，就会产生对工作的不满意，称为保健因素[4]。但随着所处时代和国情的改变，双因素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作出适应时代特征的调整。
2.2双因素理论对移民治理的意义
生活环境的变迁需要心理状态的积极调试。不同于过往生活的新变化伴随着移民居住地的改变而生，难以因基础条件等保健因素的改善而变。这要求我们在对移民进行治理时，一方面要实现移民对保健因素的诉求，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教学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移民对生存环境的硬性需求，消除不满因素；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激励因素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正视移民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参与度不足，欠缺归属感的现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寻求一条符合移民心理需求的治理道路，以激励因素的实现为移民带来生活的激情和希望，提升移民满意度。
移民治理区别于移民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移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而移民激励机制的建立正是推动移民治理的有力手段。纵观各个移民典型地区，移民激励机制的建设依旧有待加强，移民对未来生活和家园建设的积极性依旧欠缺。也正是基于这一现状，运用好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在移民地区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这一构想成为改善移民治理的可行方案。
3激励机制模型及其在移民新村治理中的具体运用
3.1基于激励因素建立的激励机制模型
在双因素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移民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发展需求，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激励机制模型。以医疗社保、教育、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保健因素得到保障后，人们的不满情绪得以消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求激励因素的实现。激励因素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为物质，二为精神。对移民而言，要想在物质层面上实现激励因素，就需要有良好的生存环境，拓宽收入渠道，从而促进个人发展空间的延伸。而精神层面上则需要落实村民自治，帮助村民融入社会，提高文化追求层次，激励移民自主提升。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激励，移民诉求得以实现，从而使满意度达到整体提升。
3.2激励机制在物质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3.2.1促进生存环境发展，为移民提升满意度打下良好基础生存环境的发展需要内外力共同作用。内力发挥作用一得益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积极招商引资，谋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二得益于以补助补偿政策多元化促移民情感独立，根据各地移民的补偿需求和移民生活适应情况，不同阶段予以移民不同力度的补偿，避免补偿费用一刀切。外力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借助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合作建立科学研究基地，为移民地区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和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发展速度较快的移民地区学习发展经验，与之建立长期合作互助关系，鼓励发展情况较好地区政府管理者定期在需帮助移民地区挂职指导，使学习借鉴更科学有效。
3.2.2拓宽相对收入来源渠道，为移民提高经济成就感提供可能在原有劳动需求总量难以提升的前提下，政府应对移入地主要生存手段和劳动力需求市场进行前期调研，在此基础上，分批次对移民进行生存技能培训，使移民具备必要的劳动技能，更好地把握获取收入的机会，以此相对拓宽收入渠道。此外，地方政府应发挥牵头作用，在当地企业做好移民就业宣传，鼓励企业创办，以增加就业机会，就业信息及时公布，使就业环境便捷化。
3.2.3延伸个人发展空间，为生活树立奋斗目标个人发展空间的延伸建立在生存环境改善、收入渠道相对拓宽的基础上。生存激励要素实现后，政府应以政策对移民的个人发展进行指引。以创业为例，政府应为移民创业提供贷款优惠，邀请专家进行创业指导，鼓励移民通过创业获得个人发展空间。政府还应鼓励发展情况较好的移民传授发展经验，以个体的成功案例予以其他移民延伸发展空间的启示，激励其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3.3激励机制在精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3.3.1健全民主自治，让移民成为移民地区的主人正确处理移民利益与权利诉求，是促进和谐移民的关键所在[5]。政府应以民主决策尊重移民民意，建立健全民意反映制度，确保渠道畅通；主动走进移民生活，了解移民发展诉求；在政策出台前，统筹分析移民民意，以此为基础制定发展规划。政府应在科学规划、责任分片分区基础上，以民主管理突出移民主体地位，以此充分调动移民积极性。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片区责任负责人，通过“自己的事情自己管”使移民成为移民地区的主人，从而激励移民主动建设新家园。政府应以民主监督培养移民责任意识，做到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监督，保障移民的知情权。政府还应以宣传教育提高移民自治能力，引导移民参与民主自治，使移民具备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素养，为民主自治的有序开展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3.3.2促进社会融入，让移民地区成为第二故乡移民社会融入程度的提升需要三个主体共同努力――政府、移民和原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