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1
一、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我镇各村红白理事会、村代会以及村里的各种组织都有村支部书记或者委员参与并担任小组长，同时村里的各种活动都有村支部号召建立并运行，促使村里的各项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成效上相得益彰。
二、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和社会协同体制。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形成协商主体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序科学、制度健全、成效明显的城乡社区协商局面。村代会主席又村支部书记担任，议事会议的召开都由其号召和操办的同时，各村都建立了村民参加的微信群，大事小情通过微信群等现代化的信息联系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又村民代表会商议决定实施。各村还积极开展大学生志愿者和各类社会志愿者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村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
三、进一步完善德治先导机制。各村根据自己村情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留智庙镇妇联组织评选出了“最美家庭”、“巾帼奋斗者”等先进典型并加以宣传。
四、进一步完善基层自治机制。健全以村党组织为领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完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治理机制。留智庙镇各村都按照选举法落实选举制度，村民代表全部从人民群众中选出，村内大事小情都通过村代会协商决定并运行。
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2
[关键词]医疗风险；风险分担；医疗责任保险；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医疗意外险
[中图分类号]R197.3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16）10（c）-0122-05
[abstract]asahigh-riskindustry，medicalservicealwayshasunpredictableandseveremedicalrisksduringitsprocess.Currently，thewaystobearmedicalrisksmainlyinclude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system，medicalriskmutualfundsystemandmedicalaccidentinsurance.SomeresultshavebeenachievedinthepracticalexplorationinvariousplacesofChina，buttheabovementionedmedicalriskbearingmechanismsinChinahavemanyproblems：imperfectlawsystem，immatureinsurancemarket，andpoorinitiativeinthedoctor-patientriskmanagement.toconstructthemedicalriskbearingsystemundertheperspectiveofsocialgovernancemodernization，therolesofgovernment，societyandmarketshallbecoordinated，andthemodelof“governmentled，two-wayparallel，societycoordinationandindustrystandardization”shallbefollowedsothatthemedicalriskcanbebornebythewholesociety.
[Keywords]medicalrisk；Riskbearing；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medicalriskmutualfundsystem；medicalaccidentinsurance
众所周知，现如今医学科学发展迅速，但是学术问题层出不穷，掌握规律仍然受限，临床诊疗过程风险重重，医疗风险客观存在、不可预估且难以控制。与此同时，公众对于生命健康的重视和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医疗行业的高风险和人民群众对于医疗效果高预期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医疗纠纷频发、医患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通过引入和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来分散医生执业风险、缓和医患矛盾、化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或成必要。
1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与价值
1.1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
医疗风险概念的界定是构建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关于医疗风险的内涵，国内学者尚未有明确界定，目前国内主要是从对象、后果、过程和原因4个要素来认识和定义医疗风险概念[1]。
夏毓敏[2]定义了医疗风险的广义内涵，即存在于医疗机构内部的，可能会导致医院和患者各种损失和伤害的不确定性或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吕群蓉[3]为医疗风险作出了狭义的定义，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为过错对患者造成伤害而产生的风险。任华玉等[4]提出医疗风险应该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以及并发症等，并将其分为过错医疗风险和无过错医疗风险两类。此外，根据陈校云等[1]的研究，医疗风险的概念还能以研究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分，如很多学者单纯将患者列为医疗风险的对象，而部分研究则提出应将医方、社会、政府都列入医疗风险的研究对象之中，以广义医疗风险的角度进行管理。本研究认为，我们更应该从广义角度来界定医疗风险的内涵，主体包括医患、政府、社会、市场等社会治理主体，种类涵盖由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主观造成的医疗差错和由于医学本身或医疗环境、患者体质等所导致的医疗意外、并发症等。从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视角出发，基于对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应当让医疗风险的社会共担成为发展的潮流与趋向。
1.2医疗风险分担的价值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一、能帮助患者有效规避风险，保障生命健康与人身权益。第二、减轻医务人员职场压力的同时，能提升其责任心和服务意识。第三、能帮助医疗机构积极落实医疗责任赔偿制度，明晰责权，强化内部质量控制、安全保障和风险管理。第四、有助于政府明确自身职能、发挥作用，引导建立法治社会。第五、能提高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六、医疗风险分担作为新兴的保险业务领域，在全国的推行有助于相关保险业务的完善，推动国内保险市场的发育成熟。
此外，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构建对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既能为医疗事故的处理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缓解医患矛盾，缓和医患关系，也能推进医学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促进国内医学科学发展，推动社会整体卫生事业进步。
2医疗风险分担的已有模式分析
2.1医疗风险分担的现有形式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但是全国各地以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为主已展开了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和医疗风险基金以及医疗意外险等形式，其中医责险制度以行政推动模式为主，医疗风险基金多以地区或医院特色实践呈现，在妥善处理医疗事故、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缓和医患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2.1.1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是由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开展的一种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尝试推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经营[5]。198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邑宁县支公司最早推行地区性的医疗责任保险[6]。2002年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7]，取代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8]，并较其进行了多方面修改，如扩大了事故范围，加强了鉴定程序公正性，一定程度上落实了患者知情权、提高了事故赔偿标准等，全国由此掀起了医责险参保的热潮。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9]，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并开启了保险业在国内的医责险试点工作。2007年6月，《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10]，各相关部门致力于引导医疗机构参与医疗责任险，医责险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规模地展开。近几年随着健康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公众的健康需求加速扩张，市场对于健康保险的呼声愈发强烈。2014年7月，《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印发[11]，提出到2015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90%以上。30年来，国内各地以行政推动的方式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和成就。1999年云南首开先河在省内推行医责险之后，上海（2002）、深圳（2003）、北京（2004）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条文，开展地区试点。2010年前后，全国多地已建立起医责险制度。
2.1.2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风险分担方式较早出现于福建、江苏等省地市，基金专款用于责任赔付。近年来，国内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设立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医疗机构专用基金下设置二级科目，并建立基金账户和核算，用于其内部医务工作者发生的医疗责任理赔和纠纷处理，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早在2003、2004年就开始尝试在院内设立医疗风险基金[12]；另一种是辖区内多家医疗机构联合筹集医疗风险互助基金，一般由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组织发起，典型的有海南省海口市、江苏省洪泽县[13]等，2015年9月，江苏徐州也出台《医疗风险互助金管理办法（试行）》[14]，按照自发、自愿、自筹、自管、自用的原则在全市建立起医疗风险互助保障制度。
2.1.3医疗意外险医疗意外险是针对风险高、难度大的手术等治疗方式，为缓解因医疗意外引发的患者损伤和医疗纠纷而推行的保险项目，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自筹购买。不可否认，医疗意外险的初衷是积极有益的，国内保险公司推出的此类险种如母婴平安保险、人工流产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患者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在保险市场上广受青睐[15]。然而，个别地区部分医疗机构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医院与保险公司勾结，医务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帮助保险公司推销意外险产品并从中获利，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并造成不良舆论影响，因此原卫生部于2008年通知暂停医疗意外险[16]，此后长时间内，医疗意外险一度销声匿迹。直到2013年，中国医院协会消息称将协同保监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手术意外险，北京部分医院重新开始推行医疗意外伤害保险[17]。
2.2医疗风险管理体系的现存问题
2.2.1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医责险逐步被纳入医改大政，并在公立医疗机构中规模实施；全国各地区积极开展医疗风险互助基金试点；“手术意外险”等项目也在北京多家医院再度兴起。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以上医疗风险分担方式的法律制度，导致相关政策在颁布和推行过程中“无法可依”，难以在基层落地。
2014年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并未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相关概念，界定投保人、承保范围、双方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意见笼统，缺乏实施细则。各地区的医责险、医疗风险基金等制度由于缺乏统一的实施标准，施行方案不一，具体规则混乱，实践效果也参差不齐。医疗意外险制度则在无序经营中飘摇，全国统一的、能普遍推行的法制体系有待建立。
2.2.2保险市场发育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探索前行，保险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医疗保险产品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第一、组织管理落后。首先，当前保险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人才队伍缺口，缺乏一批兼具医学、法学、保险学专业基础的技术及业务人才，业务拓展较为艰难；其次，现有医责险条款的制订缺乏科学性，保险公司在险种核算、费率厘定、保险理赔等方面还存在诸多漏洞；此外，薄弱的风险防控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也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业务能力与水平还有待提升。第二、保险公司在医疗纠纷理赔事件的处理上方法传统、介入滞后、责权利不对等，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第三、根据现有医疗风险保险产品经营情况，保险公司还存在险种单一、产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保险公司与保险市场的发展前景。
2.2.3医患风险管理积极性差从目前的国内实践来看，医责险制度并未受到医疗机构的追捧，甚至进入了“供需双冷”的阶段。从医方视角来探讨医责险推行的阻力，主要包括：第一、部分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管理意识薄弱，对医疗风险分担认识不足或存在误解，从而回避或抵触投保医责险；第二、医疗机构投保一方面是想转嫁医疗风险，增强赔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从医疗纠纷的处理中解脱出来，但现在两个目的基本上都没达到，因此投保积极性不高[18]。此外，在多数地区，医疗风险互助基金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模式展开，医疗机构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医院内部设立医疗风险基金的做法由于风险池较小，难以充分发挥保险作用。
医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的风险意识也有待加强，一方面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手术投保存在误解，易将其理解成医务人员推卸责任、借机创收的不端行为；另一方面医疗意外险保险费用较高，患者不愿意承担这部分储存成本。
3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9]。在构建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建立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也需要明确主体与对象、目的与手段，有的放矢。
根据各地的实践探索，结合社会治理和风险管理理论，本研究认为应该遵循“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的模式，建立起层次多元、互助共济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社会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时代的新特征，由政府单一主体肩负社会治理职责的时代正渐行渐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开始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必须协调立法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第三部门、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调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允许各地区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实情的制度举措，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3.1政府引导，完善法制
各地各级政府作为医疗机构、保险机构等的主管部门，要履行好其组织、协调、控制、监管等职能，加强对医疗风险分担政策落实的宣传和引导。此外，还要强化对医疗卫生行业和保险市场的监管，规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执业，维持保险市场正常秩序。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法律法规是法制基础，制度政策是重要保障。随着我国在法制化建设道路上的迈进，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进程也要加快速度，逐渐构建医疗风险分担的相关法制体系并加以完善，制订《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条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实施办法》《医疗意外保险基本条例》等法律文件，将已有制度政策全面纳入法律框架。
3.2双轨并行，内外共保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可以尝试内保和外保相结合的“双轨制”，内部由各省市调动辖区内医疗机构共同设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外部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并行，以医责险为主体、以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和医疗意外险辅助。第一、医疗风险基金宜以市为单位开展设立，各市以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为牵头单位，组织辖区内各医疗机构联合筹资设立本市医疗风险基金，实行统一核算、集中管理、专款专用。基金筹集基本遵循自愿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以省或直辖市为基本单位统筹风险互助基金。第二、医疗责任保险的推行可以仿照交通强制险，要求医疗机构开业和医务人员执业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21-23]。根据目前我国北京、深圳、上海等省市的试点经验，可以探索一定程度的强制方式，如先在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中率先强制施行，再逐渐推广到非公立医疗机构中。第三、医疗意外险作为另一种外保方式，也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立法规定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时患者必须购买医疗意外险，并以知情同意书告知病患，能逐步增强其合法性。
3.3社会共济，市场参与
风险金和保险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筹集。第一、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由地区财政和医疗机构按比例出资，医疗机构内部则可以通过医疗成本提取和医务人员自筹等渠道筹资；第二、医疗责任保险主要由医疗机构为其医务人员购买，也可以采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共同分担的方式；第三、医疗意外险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购买，由商业保险公司推行运作。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建设的财政拨款和公共经济资源投入，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补贴[15]等举措支持相关制度推进。由此，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真正体现医患共济、社会互助的原则和特点。
整个保险体系主要由市场上商业保险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商业保险公司要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内部多元化的医疗风险保险产品体系，一方面重视内部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逐步弥补业务漏洞；另一方面改变传统的理赔方式，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医疗事故鉴定和纠纷理赔过程，及时到位、全程参与。
3.4行业规范，部门协同
医疗卫生行业的第三方组织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发挥应有作用，包括行业内相关规范的完善落实、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统筹管理、医疗事故的责任鉴定和医疗纠纷的调解处理等。行业内部要建立起风险金和保险金的筹集和运营管理规范，配合相关法律制度、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使相关部门、医疗机构等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有据可依。同时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设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弥补现有调解方式在医疗事故的科学鉴定和纠纷的公平处理方面的不足，确保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纠纷调解的中立性，取信于医患双方[24]，保证过程的公正科学，这也有助于引导第三部门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4结语
医疗风险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引入医疗风险保险机制，强化医疗风险分担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卫生事业的进步能发挥重大作用。在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应该使每一个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纳入保险制度中，保险金与风险金方式并行，政府与医患共济，内保与外保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各地区依据不同的需求与发展状况灵活调节，切实保障医疗服务及过程，减少医患纠纷，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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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3
关键词：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D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81-02
研究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在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进行。我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组织、部门和公共企业，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
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是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行为相并列的活动。具体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
社会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10个方面，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
（二）社会事业的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
第一，整体性特征。社会事业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事业组织活动和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以管理、经济、法律为基础，以公共事业的管理要求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事业产品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供。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第三，公益性特征。社会事业运行过程体现着公益性，如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收费方式向市场提供。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在这种有利的大氛围下，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大环境的要求，积极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项工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新变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河南省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河南省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在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互相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必须坚定积极地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河南省委省政府紧跟党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和做出了许多有关政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实现河南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更新治理理念，通过创新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各项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关乎河南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对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部署，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具体。
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省委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省内外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的确定
科学确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对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根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定位为实现社会事业开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种模式
世界上形形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为“霸道”模式。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典型表述。第二种为“王道”模式。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为“民道”模式。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就是典型体现。
（二）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适应
一个善治的国家，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党中央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正义社会制度的形成。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
（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既要看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又要看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还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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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4
研究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在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进行。我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组织、部门和公共企业，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
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是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行为相并列的活动。具体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
社会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10个方面，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
（二）社会事业的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
第一，整体性特征。社会事业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事业组织活动和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以管理、经济、法律为基础，以公共事业的管理要求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事业产品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供。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第三，公益性特征。社会事业运行过程体现着公益性，如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收费方式向市场提供。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在这种有利的大氛围下，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大环境的要求，积极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项工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新变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河南省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河南省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在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互相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必须坚定积极地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河南省委省政府紧跟党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和做出了许多有关政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实现河南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更新治理理念，通过创新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各项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关乎河南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对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部署，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具体。
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省委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省内外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的确定
科学确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对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根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定位为实现社会事业开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种模式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为“霸道”模式。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典型表述。第二种为“王道”模式。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为“民道”模式。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就是典型体现。
（二）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适应
一个善治的国家，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党中央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正义社会制度的形成。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
（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标准相适应
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5
关键词：参政党;政治协商;国家治理能力;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政治类社会组织，参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责无旁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提高参政党履职能力，加强参政党履职创新，推进政治协商，团结、协助其他治理主体更好参与国家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一、研究基础和述评
治理理论起源于国外。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把治理定义为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他认为，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在过去，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治理理论主要适用于西方国家的后现代国情[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者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俞可平提出，虽然治理理论产生于国外，但是不等于治理理论不能为中国所用，关键在于以什么为参照标准。邵春霞认为，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国家专制权力所提供的稳定秩序，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基础权力所构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所提供的公共治理水平[3]。赵春欢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看作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伴随对社会转型风险的认知而不断建构的过程，明确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前设条件[4]。戴长征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在管理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过程中，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分配社会利益并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有效控制和调节的能量及其作用的总称[5]。
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要求，以往研究做了相应的解答。王浦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各阶层、团体、集体、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在人民政治权利实现过程中，必须以政治协调的方式处理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协调人民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人民通过政治权利的实现协调各方面利益之间以及它们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6]。在他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协商具有高度关联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协商民主。李景鹏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民主政治的政治过程[7]。李放强调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逐步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国家治理格局，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迫切需要培养各种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和协同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能力[8]。王新强调了协商民主平台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要通过积极构建科学严密、程序合理、结构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有效拓宽党派团体、国家政权机关、人大机关、政协组织及社会组织、基层组织的民主协商渠道和平台[9]。胡宁生认为，要不失时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围绕多元治理的结构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10]。徐琳强调，加强和完善制度化、组织化的公民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现实路径之一[11]。
关于派与国家治理，学者们有一些论述。王庆五提出派是国家治理主体之一。他认为，治理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派、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缺一不可[12]。李仁质强调，参政党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和重要协商主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促进政治协商、推进协商民主进程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3]。汪仕凯认为，由建制能力和协商能力组成的政治能力才是决定后发展国家最终崛起的关键因素[1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分析和探讨。学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现实障碍、实现路径等方面。其理论成果比较丰富，取得了一些共识。不足之处是，相关研究成果在内容创新、实证分析和多维视角方面有待强化。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多视角多学科分析[15]。在未来一段时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实证研究，将成为新兴研究点。
基于此，本文从参政党履职这一角度出发，把政治协商作为刻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自然实验，采用实证的方法评估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度。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本文从参政党履职出发，研究政治协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这可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第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如何合理量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难题。本文以相关数据表征国家治理能力，合理回避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量化难题。第三，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学术积累。本文力图拓展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广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深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体系的完善。
二、实证背景与理论假说
笔者首先对政治协商进行量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指出：“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也是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听取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意见》强调：“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形式。”笔者以政协提案表征政治协商，用历年全国政协提案的数量代表政治协商的状况，对政治协商进行量化处理。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用全国政协历年提案数指代政治协商指数。
笔者接着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量化。高小平认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的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按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16]。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因此，笔者选用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数量）来表征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用社会组织数量代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数。
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13年，国内社会组织的数量大幅增长，从4446家增加到506，700家，增长约114倍;政协提案数从1734条增加到5840条，增长约3.37倍。除少数年份外，不论是社会组织数还是政协提案数，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近些年来，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政治协商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汪仕凯分析了其动力机制。他认为，协商能力是国家权力在调解冲突、凝聚共识、做出承诺方面的实践状态，决定了统治精英能否长期对发展目标及实现发展目标的战略保持共识。政治能力体现在凝聚共识、达成妥协方面。协商过程越是依托正式的政治体制进行，协商能力就越强。遗憾的是，他没有对这种动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笔者以该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建立以政治协商为自变量、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对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度进行实证研究。
笔者把政治协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函数形式假设为：
mode=f（demo）
其中，mode代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demo代表政治协商，f代表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见表1）。关于两者函数关系的具体形式，下文将进行专门讨论。
表1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统计表①
三、实证分析及模型选择
借助图形分析，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经济变量的变动规律和相关关系，合理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趋势图的作用是分析变量的发展变化趋势和观察是否存在异常值。从图1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虽然同步增长，但是存在差距逐渐增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两者趋势相同，但步调不完全一致。相关图的作用是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类型，即区分两者到底是线性相关还是曲线相关，如果是曲线相关，又大致是哪种类型的曲线关系。图2显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关系密切，二者为非线性的曲线相关关系。
图1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趋势图
图2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相关图①
相关图只能初步显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之间存在非线性的曲线相关关系，但无法确定到底是哪种曲线关系。可把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模型设定为指数函数模型、对数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并分别进行估计和甄别。各种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表2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模型①
表2显示，四个模型都有一定合理性。对数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的决定系数接近或超过0.9，说明二者的拟合优度比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双对数模型、对数模型和指数模型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说明这三个模型都有可能是解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两个变量关系的较为可靠的模型。在这三个模型中，指数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差，仅为0.54，而双对数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59和0.88。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模型进行比较，以确定哪个模型更加合理。
残差分析是分析两个拟合的回归模型是否合适的常用方法，也是最直观、有效的方法。对比图3和图4可以发现，双对数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残差分布总体一致，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双对数函数的残差普遍小于同一年份对数函数的残差。这说明，双对数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误差较小，能够更好地解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协商之间的关系。
图3双对数函数模型残差分布表
图4对数函数模型残差分布表
因此，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模型估计如下：
其中，inmode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数的自然对数，indemo是政治协商指数的自然对数，u是随机误差项。本模型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政治协商在57%的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一估计结果对直观理解和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四、结论和建议
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何增科指出，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有4个：民主化、法制化、文明化和科学化[17]。俞可平认为，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石德华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包括6个方面：治理主体的多层化和多元化;治理结构的分权化和网络化;治理制度的理性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治理技术的现代化[18]。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是都把民主化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地位。这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印证了本文所估计模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当前，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诸多新的严峻的挑战。在以现代国家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路线图中，协商民主可以和国家建设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9]。参政党作为我国政治协商的重要主体，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应有更多的担当。
第一，参政党应按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提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参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一方面应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充分发掘潜能、发挥优势，不断提高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锐意创新、积极进取，外树形象、内强素质，更好发挥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第二，参政党应进一步创新履职方式，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政党只有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履职实践，才能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在自媒体时代，参政党的参政观念、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更不能因循守旧。要通过搭建新媒体信息平台，广泛收集和挖掘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信息，及时掌握各行各业和各地的动态，提高反映社情民意的水平和建言献策的质量。
第三，参政党应团结、协助其他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发展的重大政治创新。在目的论层面，要处理好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价值论层面，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方法论层面，要处理好人治与法治、自治与管制的关系[20]。参政党应充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沟通联系的桥梁，助力执政党和政府提升国家法治水平，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和自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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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6
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性质目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的是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制度。会议直接指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有着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政治性，其实质上也就是指的是实现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我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是中国行使执政党职能的具体体现，是科学的政治举措。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原则
1.公共国家治理做到制度规范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的原则是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管理必须有制度，有规范，不能杂乱无章，只有这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运行才能做到规范有序，有条有理。
2.国家治理民主化
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政治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必须是坚持民主的基础上的，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措施的确定是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内容是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利益考虑的，这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本质特征。
3.社会治理法治公平化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必须要做到法治公平，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推测如果我国社会治理离开了法治公平，那么社会必定会陷入一个混乱不安定的场面，人民必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也就更难以实现了。
4.治理结果做到效率科学
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如何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内容不是科学的，或者效率低下，那么这种治理体系改革的结果必然不佳，那么也就偏离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宗旨和意义，而这样的治理体系改革必然是必须摒弃的。
5.治理方面协调平衡化
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种机构，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应该是有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部分都必不可少，密不可分。国家治理体系应该使事物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这个大整体发挥最大的作用。
二、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相对应的行政法任务和内容的转变
(一)行政法任务的转变
我国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以前国家机构职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现今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状况要求国家机构职能和职权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国家务必要开始做到下放权力，也就是务必在考虑到人民为市场主体，自然规律是社会的本质规律的基础上来行使国家治理职能。
(二)行政法内容的转变
我国行政法也从原则上发生了很大改变，具体表现在从行政法原则的依法行政原则变为行政法内容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行政法核心原则，这是基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提出的创新决定。
我国行政法中的行政组织法对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主要体现提出了精简国家机构，简化办事程序等的相关内容。而行政行为法具体规定了公务员的行为准则，使得公务员的行为不具有过多的权力效果，公务员行为不是权力行为等其他的关于公务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法则具体提出了行政违法行为可以用和解方式解决的新规定。
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7
01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金秋十月，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了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四中全会精神，扎实贯彻决议的各项内容，坚决落实决议提出的各项措施，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推向前进。
四中全会决议正式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这些若干重大问题的提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因此，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工作布局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使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健全、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社会风险有效化解、社会生态得到优化，确保平安中国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方向指引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这些经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是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6年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项工作中勠力推进，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体现，如椽巨笔公众号整理，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保证。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在风云变幻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有着显著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效能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新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此，四中全会提出了14个方面的问题，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等各个方面，全面总结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规划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和实现路径。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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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前行姿态，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治理成就，就在于我们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还有严格的执行;不仅有严肃的纪律，还有严格的遵守;不仅有严谨的设计，还有严格的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频共振、紧密嵌合，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昨天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四中全会为“中国之治”进一步明确了重要原则和“时间表”“路线图”，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对于当前改革发展的最大共识。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如今，走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积厚成势阶段，继续向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奋进，必须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环顾当今世界，各国自有其治理体系，而治理能力参差不齐。一些自诩制度设计精妙完善的西方国家，反而时常陷入政治内耗、党争极化、效率低下的漩涡。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40多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前行姿态，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治理成就，就在于我们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还有严格的执行;不仅有严肃的纪律，还有严格的遵守;不仅有严谨的设计，还有严格的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频共振、紧密嵌合，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必然越高。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身处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不仅可靠而且管用;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源于长期实践的总结，又满足长期实践的需要，不仅管根本而且管长远。曾有人统计中央深改委(组)会议新闻通稿中的词频，“制度”是仅次于“改革”的高频词。这些年来，从化解过剩产能到清除市场壁垒，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从简政放权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契合现代化要求;从单纯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推动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眺望前路，我们仍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更加科学完备的制度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中国是个大国，“大”既意味着我们有规模的优势、有宏伟目标的指引，也意味着我们有高质量发展的难度、会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在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我们的制度执行力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冒头，国内经济社会转型面临风险挑战，三大攻坚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我们制度层面的四梁八柱日渐完备、趋于成熟，就迫切需要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下更大气力。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据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市问题正在成为我国转型发展中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基于此，安徽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展开“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研究。现刊发首批优秀研究成果，以期引发深入探讨。
摘要：在梳理城市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论述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价值，文章认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当前城市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是推进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本质需求。最后，文章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构想。
关键词：城市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理念;科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C93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011-005
城市是生产、消费和服务中心，是文化聚集高地，也是权力的集中点。[1]历经5000余年，城市伴随着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自身也获得了极大发展。然而，放在当今的时代命题下，城市在公共卫生、住房、食品安全、环保等多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管理过程中也还存在层次多、成本高、效率低等现象;政府对城市的管理与社会组织的活力还未很好地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落脚点，因此，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迫在眉睫。
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理念
1.城市治理理论溯源
城市问题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2]16，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为翘楚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都“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后现代城市的权力关系、空间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解析”。[2]17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1968）、《城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等著作中，开创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先河，他认为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而没有灭亡就在于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占有。他反复强调，存在着空间政治学，空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的权力斗争场域。卡斯特的代表作是《城市问题》（1972），他把社会进程中的各因素进行了空间化，比如生产、交换、管理等都和空间有关，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符号的意义由空间形式组成，它的所指是意识形态的内容”[3]。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城市问题，是哈维的学术特色。他最早的空间理论是《社会主义与城市》，他认为城市是一个便利生产、交换、消费的建成环境，是一个空间的社会组织形式。美国社会学家沙朗・佐京在《城市文化》中认为，文化同经济一样是控制城市的有力武器，人类不是简单地生活在城市之中，而是很大程度上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之间发源。
城市治理理论方面，著名的城市与区域专家约翰・弗里德曼说：“寻找一个合适的治理模式，对这些区域而言是至关重要。”[4]94瓦利斯・阿兰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历史角度把美国大都市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单核心中心发展的工业城市区阶段，多核心中心的城市区域阶段，强调在同一区域内的地方政治实体的竞争阶段（这一阶段以网络化即复杂的补充和相互依赖为特征）。第三个阶段强调治理而非统治，主要涉及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参与机制的综合性、参与规范的灵活性、参与方式的自愿性等;强调跨部门而非单一部门;强调协作而非协调;强调过程而非结构，例如远景、战略规划、建立共识或解决冲突等;强调开放而非封闭等。[4]97
2.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5]城市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应用，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政治权力主体和公民权力主体运用国家制度体系进行国家治理和参与治理的能力。[6]王绍光、胡鞍钢将国家治理能力分为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7]郭蕊、麻宝斌强调治理能力包括系统思考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电子治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等。[8]李景鹏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党和政府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主要是指使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9]俞可平认为，强调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是“善治”，是建立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10]
西方学者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城市治理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城市治理结构，主要是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其关系[11];三是城市治理模式转型研究;四是城市社区治理;五是城市区域治理;六是城市治理评价。放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个全新的命题，当前理论上的论述还很鲜见。但是从实践来看，北京、杭州等大都市开始明确提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借鉴国家治理的内容，城市治理体系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塑造共同价值，城市具有城市的精神、品格，只有具有较强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城市才具有凝聚力，吸引力;美化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是外界对城市的认可度、认同度、美誉度的集中体现，好的城市形象，才能体现城市治理的效果;提升城市效率，城市效率反映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组织方式、组织能力、组织效力，改进城市的效率，以适应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得好，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能力改善城市的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城市保障体系是城市治理中重要内容，是通过国家调控，给予弱势群体以基本保障的重要措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四条标准：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12]我们认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至少包括：（1）治理理念。要求城市治理过程中，强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其在法治基础上运行。和传统的城市管理不同，城市治理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包括公共机构、组织及个人;二是注重参与性，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要多运用协商、合作;三是城市治理的目的是增加人民的福祉，而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治理主体。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要通过积极引导，鼓励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政府不要把手伸得过长，该由社会解决的，交给社会解决。（3）治理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治理目标、治理时间有明确要求，在城市治理方面，也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到2020年，城市治理要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4）治理方法。过去城市治理习惯用经济、行政的方法，现代化的治理要求多运用法治、科学技术等力量。（5）治理路径。主要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全面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现代化。
二、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价值
1.城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城市是社会的细胞，是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集中地，正如芒福德认为的那样，城市是一个磁体和容器，是一种精神的聚合。[13]首先，城市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集中展现。其次，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在路径选择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城市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窗口。第三，城市治理能力的高低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前台”，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城市治理能力直接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2.适应城市化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指向
从世界范围看，1800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只有3%，1900年是14%，到了2000年，则有5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14]在经济、技术与人口迁徙等因素作用下，城市由商业城市发展到工业城市、都市化。从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发展表现为几个趋势：一是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当前，东京、新德里、圣保罗、孟买人口都超过了2000万，墨西哥城、纽约、上海、加尔各答也都超过了1500万。越来越多的大城市正在诞生。二是城市带的形成。以美国为例，已经形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会地区超过61个，全美形成了5大片跨州或全州的大城市地带。[15]当前，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华盛顿地区、大湖区，日本东京大阪地区，西北欧阿姆斯特丹至鲁尔区，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区等，都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带。三是城市化越来越快。过去城市和大城市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开始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大城市、城市群越来越多。四是“城市病”日益普遍。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水电地等紧张成为普遍现象。以交通为例，城市中的拥堵时间越来越长，居民待在车里的时间越来越多，英国伦敦的平均车速只有14.3公里/小时。如果把历史看作时间的轴线，在这条轴线上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越来越快，在过去一百年里，有更多的人进入城市，而且这个速率还在进一步加快。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截至2011年，全球有36.32亿人生活在城市，占总口的52.1%，预计到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7.2%。[16]五是城市崛起有赖新因素。传统城市的崛起主要依靠资源、交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新的城市要快速发展，除上述因素外，具有吸引力和特色将成为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之，城市治理考验城市管理者智慧。传统的城市管理以统一的权力为核心，高效快速，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治理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分散而连贯的治理体成为新的治理主体;治理权力开始发生转移，多层次治理开始出现。
3.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之所以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内在因素之一是中国这个巨型国家正面临着社会转型。当前，中国的现实形态纷繁复杂，社会结构悄然变化，社会秩序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之变化。[17]因此，在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的“三期叠加”时期，必须解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城市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难题。
第一，解决“经济新常态”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冲突。从1979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双重转型阶段[18]，从发展指标来看，近些年我国经济都保持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中。近两年，经济发展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在7%～8%的高位运行状态。然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即进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就要求城市治理要把握大局，综合治理，多方发力，以确保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发展。
第二，解决社会治理创新与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改革开放制度的确立，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制度空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化有了前提与基础，随着网络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来临，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是客观存在的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城市是人口聚集的地方，最容易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多元化要求利益格局重组，要求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这导致社会冲突增多。解决的方式，主要是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而这种治理创新的科学化即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三，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确立，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排头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阵地。要通过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来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方法、模式。
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构想
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不仅是关键词的变化，而且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是城市发展的新思维、新阶段，可以把城市发展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1.创新思维，重塑城市与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国家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城市发展同样处于决定前途命运的十字街口。城市治理需要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注重统筹、服务、参与。
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10]城市治理只有不守旧，不因袭，敢于创新，才能增加城市活力，“增进人民福祉”。顶层设计，是从战略高度谋划城市发展，是对城市治理的“治理”。由于城市禀赋、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简单的借鉴难以获得较大发展，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实践探索不能作为顶层设计缺位的借口，相反，在实践中必须注重宏观指导，只有城市发展具有清晰的思路，才能在总体规划下有目的、有步骤的创新、发展。治理工具，是城市治理的手段，城市发展必须借助外力，科学地发展。当前，可以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手段进行城市治理。《大数据时代》中纽约利用大数据预测和防范沙井盖爆炸就是一例。
城市治理需要注重统筹。城市治理需要多方力量，政府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城市治理从政府本位、官本位、计划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市场本位转变。公众参与则是城市治理的新取向，也即调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鼓励公众参与政治，参政议政;促进公众与城市的合作，激发城市活力;培育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为城市发展增添力量。
2.依法治理，在治理要素和治理方式上转变思路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市治理，法治是基本方式。城市治理从历史脉络来看，也经历了统治、管理、治理几个阶段，科学治理城市，依法治理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和要素。首先要在宪法和国家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城市法律法规。其次，要注重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公民的建设。第三，注重党的领导和依法行政相统一。
依法配置城市资源。当前，城市资源还较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的“手”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的“手”、社会的“手”，城市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体系，来合理分配现有资源，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建立明确的责任体系。城市发展，需要明确政府、社会、公众各存在什么样的责任，只有通过明确、平等的责任体系建设，才能让城市发展更具活力。引领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城市建设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注重核心价值观建设，只有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才有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3.合理借鉴，让先进的城市治理经验为我所用
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早，城镇化率高，城市治理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城市的做法，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
英国伦敦曾经是有名的“雾都”，城市秩序也乏善可陈。在不断探索过程中，伦敦采取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模式，政府、私营部门和志愿部门合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众良性参与。美国城市化进程快，其治理讲究市场化、民主化、扁平化、信息化。[19]市场化指政府部门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制定和城市服务、协调、监督等方面，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城市发展资源;民主化主要是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合法性;扁平化强调横向管理，用一些服务职能机构直接为居民提供服务;信息化是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发达国家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强调民主、开放、包容、互动，注重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强调市场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运行机制上重视公私合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思路。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联系，如果借鉴，必须考虑我国城市治理的实际，注意为谁服务的问题。此外，国内一些发达城市的治理也为其他城市的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可以吸收借鉴这些城市的治理经验，降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4.科学评价，让城市发展更有目的性、客观性、可持续性
确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是认识城市发展现状，促进城市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目前来看，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还处于起始与探索阶段，论及评价体系的内容非常少。关于城市发展的评价主要有两个倾向，一种是学术性的，一种是实践性的。学术性的城市评价科学、严谨，但是可操作性弱;实践性的城市评价接地气、可操作性强，但是不够严谨。当前在城市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亟须一种既有科学性又有可操作性的评价体系。
首先，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评价要立足实际。城市治理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形象、能力、方法、手段、效果等多个方面，既要评价材料的科学性、可获得性，又要注意能为现实服务。其次，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评价要顾及几个方面：城市治理、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这几个因素缺一不可。再次，注重治理评估框架的建构。从目前来看，城市治理的参与、法治、民主、稳定、公开、政府责任等都需要纳入其中，这需要多方研究、实践、再研究、再实践，最终才能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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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9
关键词：公民文化；政治现代化；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02
事实上任何一套政治体制都隐含一套价值理想，所以一种政治形式就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价值观。[1]
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培育与其相适应的公民文化。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制度的设计和安排、理性层面对民主的认识和追求，更需要将民主的价值融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转化为非制度结构因素内化于公民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习惯之中，最终以公民文化的形态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外在民主制度规范与内在民主自觉保持同步发展才能共同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一、公民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涵义界定
公民文化最初是由西方社会传入我国的一种政治学语汇。公民文化，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比较政治体系》中最先提出。后来在G·a·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他们将公民文化的内涵归纳为：（一）对政治系统的整体态度；（二）对政治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态度；（三）对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的态度。G·a·阿尔蒙德和维巴试图通过对比五国公民对民主制度稳定性的态度，揭示出这类态度与稳定民主制的历史经验之间的联系。认为与稳定的民主制相适应、相协调的是一种公民文化，在其中主动与被动、义务与执行、一致与分化可以得到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文化被视为微观政治同宏观政治联系起来的因素，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并发挥功能的关键要素之一。[2]作为人们的一种政治取向模式，公民文化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
广义上，公民文化与公民的生存、发展以及公民自身活动相关，是公民生活进步的产物，也是公民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认识成果，具有政治性、参与性、权益性等方面的特征。狭义上，公民文化着重指的是公民政治文化，是指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包括对整个政治体系、体系的输入与输出功能、以及自我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
本文将公民文化界定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基于公民身份和行为的一系列观念、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其实质体现为具有一国国籍的公民在宪法和法律的框约下形成的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协调一致、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取向。同时，公民文化的内在价值意蕴与权利、自由、参与、责任和公共精神等相契合。
政治现代化是指随着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所引起的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过程。具体来说，是指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中的传统型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政治行为和管理手段、政治方法和技术、政治心理和情感、政治价值和观念，转变为现代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的现代型政治体制和结构、政治行为和手段、政治心理和情感、政治价值和观念等。[3]
本文中我们将政治现代化看作是一国的主体公民依据一定的目标，自觉、理性、有序、高效地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变革、推进政治发展的活动。因此，充分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二、公民文化是政治现代化实现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单向度关系，而是一种能动的、交互式的双向互动关系。
一般而言，政治系统的结构与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传统型政治结构与地域型政治文化相适应，中央集权型的政治结构与臣民型政治文化相适应，民主型政治结构与参与型公民文化相适应。政治系统的运行与政治文化的取向模式息息相关，政治文化的取向模式由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及价值观念所交织而成的信念体系构成。因此，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构得以稳定，其基础在于一定的文化取向模式。
政治现代化要以相应的公民文化为基础。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意识铺垫，也是政治现代化实现的发展动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会选择公民文化作为其内在的价值支撑。由政治参与取向所构成的公民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将会困难重重。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佐以公民政治人格的充分发育和民众参与意识的有效提高，而公民文化则能孕育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提升公民意识，为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
加强公民文化建设能强化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归属，也能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实现预期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体制改革也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公民文化的普及面还不广，在知识分子群体、工人群体、农民工群体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地域和年龄的差异，除此之外，公民群体中能够懂得如何理性、有效、多渠道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员不占多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许多，例如有历史因素、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公民素质，等等。对此种现象，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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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只能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唯有如此，才会把握好公民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巩固其主导地位，把我国的公民文化建设推向前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整的思想体现，是历史上最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搭建公民文化发展的平台
一个社会有无主导价值体系，不仅是判断民众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它是个人和社会上各利益诉求主体、阶层参与政治生活和维系政治关系的基本依据，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政治动机、态度和行为。所以，没有一定的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很难形成一种相对一致且稳定的公民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文化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价值取向。确立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取向，遵循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准则，这是公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政治价值取舍的根本准则。这不仅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体现出来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志所认定的。为此，就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武装思想，建构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推动公民文化建设。
（三）以公民教育为平台推行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篇10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政府职能；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01-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从管理到治理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意味着从政府一元中心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转变。政府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交集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体系为代表的治权体系来实现的[2]，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政府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政府、市场、社会有各自清晰、明确的职责边界和作用范围，互补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动态平衡，达到协同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重理，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建，都取决于政府角色的转型与定位。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
一、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职能的定位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的转型与定位就是明确政府的角色，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政府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的，与之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一）建设法治政府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政府的运行方式必然是法治的，法治政府是政府真正履行服务职能的前提，只有消除人治的隐患才能使改革目标得到真正的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推动深化改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科学决策、谋划全局、推动发展。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促进科学发展，使多元的利益主体能够形成和凝聚改革发展的共识，依法维护和追求各自的合法利益，实现依法治理。只有依靠法治才能维护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在法治轨道上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定位，有利于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推进依法行政、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前提和保障。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决策。党的十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政府职能逐渐向公共服务转变，政府结构有所优化，政府效率有所提升。但总体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政府转型还不到位，错位、越位、缺位并存，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势在必行。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作为治理的重要主体，必须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要求。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有效、满意的服务，提供良好运行条件和环境保障。最后，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促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二、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职能转型的路径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人治”到“法治”、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转变，构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3]，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加快政府法制化进程。
（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探索和实践中，不断认识和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但始终没有离开“基础性作用”，没有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4]。这造成政府与市场争利的现象，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管得多、管得细、管得乱，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非要管。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
第一，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市场是有效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社会中最为有效的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手段。随着我国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应该放权于市场，把应该由市场决定的还给市场，限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行政干预。加强市场的作用，要加大行政审批的改革力度，简政放权，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将行政审批权取消、下放，增强市场在配置中的推动作用。
第二，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市场和政府是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强调市场重要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定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市场中发挥良好的作用，是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障。由于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市场规则也不是人人都遵从的，这就更需要政府的监管作用。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保证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等。因此，在放权于市场的同时，政府应当担当好市场体系调控者和监管者的责任，为市场体系的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是政府和市场的补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之一。我国不仅确立了社会生活秩序的自主性，同时也开始培养民间组织，为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国家协同治理社会提供通道。这就为重新界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推进国家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第一，创新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服务型政府要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职能范围，防止泛行政化的现象。让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这就需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放权与社会。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多元文化、开放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秩序的生成和演化的内在规律，要积极培养社会组织，使社会整合过程中获得新的组织载体，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形式。
第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增长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这种治理模式造成政府包揽社会事务以及短期化的治理取向，忽略通过培育公民社会来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这种维稳方式也是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社会静态稳定，其加剧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市场经济实质上是自由平等以及法制的经济。是普通的公众个体意识到自己具有的合理合法的个人权益，他们以社会组织或是个体的名义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可以激起公民通过社会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可以充分发挥公民的利益诉求表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作用。
（三）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目前法治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行法治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型的根本保障，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突破口。
第一，坚持依法行政。政府职能的转型要坚持有法必依，依法行政。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政府人员要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法律在我国发展中的地位和有效作用以及运用法律的手段和思维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政府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职能职权依法行政、行使职责，要排除政府行政中的人治，增进执法过程中的公平性。依法行政还要明确各个政府部门的法定职责、减少执法的层级以减少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多头执法和乱执法问题。因此，依法行政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保障。
第二，推进政务公开。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还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是社会参与社会事务、监督政府过程中资讯获取的主要途径。政务公开重点要做到信息公开，政府要切实贯彻信息公开条例，要积极公开法律规定的信息，要向全社会开放。要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以及重大民生建设项目等领域内的政务公开，以促进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第三，强化行政监督与问责。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的监督和领导，及时纠正不当的行政行为。要切实发挥审计和监察部门的作用，依法履行职责，对财政预算、投资、工程建设以及政府的其他行为进行审计和监管[6]。另一方面，要切实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要积极培养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团体对政府的监督意识，鼓励他们监督政府行为，拓展这些社会组织的监督通道。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强化我国行政机关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促进行政机关的廉政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2]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3]王玉.逻辑与路径――转变政府职能与完善政府权责体系[J].理论探讨，2014（1）：166-169.
[4]卢中原.政府职能转变仍是深化改革的重点[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