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作用篇1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
.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
法治建设中要利用好传统法律文化
.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2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1 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2 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
2.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
3 法治建设中要利用好传统法律文化
3.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3
论文关键词法律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of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comparativesociologyof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关文化聚合体时，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体，文化聚合体是用来指称所有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素的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应该注意其和文化聚合体的关系，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聚合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不应该将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研究，如果区别开研究，就陷入的单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将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时区分开来，应当在存在区分的必要性即设定某种假设前提时，才可以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应该仅仅是文化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是通过法律的视角观察研究文化聚合体而得出的一种结论。按照这种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应该只是文化聚合体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性问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关于文化的范围也就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将一种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单独的把某种文化概念视为一种独立的统一体，如果将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种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来解释，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显现出来的模糊性问题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们将法律从社会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事实上法律始终是贯穿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从社会整体中割离开，那就需要将文化分析成各种因素，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确性。然而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理论存在只有指称文化聚合体是才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所产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当法律文化出现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体背景下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义上提出的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当成一种具有精确性的工具来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
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随着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声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声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国的学者科特雷尔和荷兰的学者布兰肯伯格，他们不仅是对弗里德曼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们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种不同的界定。
英国学者科特雷尔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他认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会学理论系统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个精准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习惯、意见、想法等都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相对与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观点，科特雷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他的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实践所包含、表达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总的概括。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4
法律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①法律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并且在事实上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因此要在社会的背景里看法律：在社会现象中看法律现象，在文化中看法律文化；②法律现象是一整体，由这一整体构成了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因此是对法律现象整体的观照。这一观照指出了法律现象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决非零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存在。
法律文化作为思考法律问题、解释法律现象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的方法。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是普遍地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而系统，作为联系的一个特定的情况，是事物、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各要素的相互匹配）（从内容上看，系统论是辩证法的具体化、细化。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是辩证法所说联系的具体分类中的一个特别的类，特指事物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作为思想方式、方法的法律文化，从逻辑关系上看，是辩证法、系统论思想方式、方法的演绎，一个特例，故而在本质上也是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辩证法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分析、理解、解释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会相当自然地得出法律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试图了解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的时候，以法的产生和运行的过程为线索，逐一考察法律制度、法的概念解释及法律实现的过程和法律的调整机制，结果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法律现象都会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发生影响。法律制度，即使是良好的制度，也只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制度的有效运行还取决于其它种种因素，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信念、价值评价；人们是否了解法律、尊重并且愿意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人的素质，包括是否熟知法律、理解法的本质与精神、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造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但是同时，每一个因素又都不足以单独决定法律制度之能否有效运行。它们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又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发挥作用，决定了法律制度能否有效地运行。对这一关系和现象，或者说，这一有机体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正是法律文化概念。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会自然地到达法律文化的概念。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些通行的法律文化概念解释看一下。
辩证法已经是历史悠久而成熟的理论，经过了许多大哲学家的探索、丰富与阐发，有着丰厚的内容与成就，作为成熟的理论，对法律文化研究可以起到指南的作用，提供分析与思考方法。辩证法、系统论的诸多原理，比如：联系的观点；系统内各要素有机联系的观点（不仅是相互作用，还有相互匹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对于了解法律文化，对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的是很有助益的。了解了法律文化与辩证法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法律文化研究的自觉性、目标的明确性：从宏观上看清楚法律文化研究的目的、作用、意义，更好地解释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的认识，丰富其内容。
我们为什么可以以法律文化的名义，或者说，在法律文化的标题下谈法律传统、法律意识等等所有的法律问题，客观地说，就是因为诸种法律现象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这个事实，是我们论述法律文化及其方法论作用的客观基础，由于这一基础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体中去讨论其中的各要素，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思想的背景，将具体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包括法律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制度等等置于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看到其特殊的地位，又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各自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浸在具体细节中而忘记了整体，甚至模糊了目标的问题。换一种说法，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就好象提供了一张法律现象之网，将所有的法律现象整合在了这面网上，使我们直观到、意识到法律现象的整体。法律文化概念有助于我们自觉审视法律的全貌。也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探索法律现象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从认识的过程看，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法律现象，将法律现象加以区分，逐一认识清楚，在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相互联系之后，得出法律文化概念。这正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辨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过程。
了解了法律文化作为思考的方式方法的含义、性质，了解了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方法论意义：
法律文化首先是思想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在试图理解、解释具体的法律问题、法律现象，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时，不能仅就制度言制度，或者，只是东鳞西爪地抓住某些要素，即使是非常重要、关键的要素，做出我们的解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是必须要将所有围绕法律制度的产生、运行的各要素既看作各有其独立作用与功能，又相互关联、影响、作用、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与价值。
法律文化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我们大声疾呼要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大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时候，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有法不依成为随处可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法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和集中地体现为如何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认识、了解了法律文化的方法论作用，这种方法的性质、内涵，我们就会知道，解决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该从何处人手，如何着手：彻底考察制度运行依赖于哪些条件，涉及到哪些因素，这就是我们的实际入手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会出现就制度论制度，就事论事，只注意到某些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问题。解决其他法律问题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5
所谓企业法律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的总和。[1]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法律文化的构成要素有三，[2]即物质表现层、制度行为层以及精神理念层。物质表现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外在表现和重要载体，表现为可观察到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过程；制度行为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中间层和支持保障层，表现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依法进行生产经营的行为；精神理念层是企业法律文化的内核，表现为企业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法律信仰等。
企业法律文化的三个构成要素既相互独立又高度统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三者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法律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二、我国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企业法律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但不容忽视的是企业在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一）物质表现层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从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建议企业设立总法律顾问、设置法律事务机构并配备法律工作人员。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更是规定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应当设立总法律顾问、设置法律事务机构、配备法律工作人员。然而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一些中央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都没有达到国资委规定的要求，更不用说地方国有企业和大量的民营私营企业了，同时很多企业即使招聘了法务人员或聘请了法律顾问，也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将法律工作停留在企业管理的表面层次上，没有真正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3]法律事务组织机构的缺失和总法律顾问、法律工作人员的缺位使得企业法律工作得不到有效的组织和智力支撑，更使法律文化建设缺少了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企业法律文化建设自然不能得到有效开展。
（二）制度行为层
一方面，制度建设有待提高。首先，很多企业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除了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规范之外，其自身缺乏基础性内控制度，企业的很多内部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其次，一些企业虽然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但制度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和衔接，内部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有时大相径庭，同时有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难以执行和操作，使许多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再次，不少企业的制度执行力不强，虽然制定了许多完善可行的规章制度，但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造成了虽有制度但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另一方面，行为建设有待改善。首先，目前很多企业的决策及经济行为中缺少法律审核环节，忽视了法律审核在企业重大决策、规章制度制定及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重大作用，极大削弱了法律的保驾护航能力。其次，很多企业没有将法律管理纳入到企业管理之中，仅将法律的作用定位在纠纷案件处理上，法律被排斥在合同管理、授权管理、风险管理等日常的企业管理门槛之外，成了企业管理的看客。规章制度的漏洞和法律行为的缺失使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缺少了制度保障和行动落实，仅成了一种口号。
（三）精神理念层
首先，一些企业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法律意识还不强，对企业法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忽略了法律的事前防范功能，缺乏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传统的人治思想较为严重，依法治企能力较弱，市场法制规则意识薄弱，遇事沿袭习惯做法，靠关系，讲摆平，不能充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先天缺失。其次，一些企业对普法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忽视了普法宣传在法律意识培养上的重要作用，普法投入不足、手段单一、全员参与程度较低等，难以有效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环境氛围后天不足。
三、我国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提高思想意识，充分认识企业法律工作的重要性
1.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严格公司治理，真正形成有效制衡机制，关键是严格依法办事。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有利于企业依法规范行为，使公司治理名符其实，发挥效率，保证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层之间的制衡到位，有利于提高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的现实需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必须依法开展各种经济活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依法经营必然造成市场风险的放大，一旦法律风险发生，企业自身难以控制，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迫切需要企业强化法律意识，加强企业法制建设，不断提升企业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3.加强企业法律工作是深化企业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实现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要做到科学、有序、高效，就必须摒弃人治思想，积极推行依法治企。企业内部决策，要从经验决策、个人决策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转变；企业内部管理，要从粗放管理向依法管理、规范管理、精细管理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适应这一内在要求，需要提高企业领导和全体员工的法律素质，促进企业依法治理，推进企业民主法制建设。
（二）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治企能力
普法教育是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全员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企业上下应当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普法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做好普法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形成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要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推动企业普法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现企业普法工作的常态化局面。要围绕重点，狠抓落实，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各级领导和关键岗位员工作为重点普法对象，把实施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作为重点普法内容，把企业法律管理的成功经验、做法和典型教训作为普法案例，促进普法工作取得实效。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企业普法教育，增强全员的法制意识，提高依法治企能力，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运用法律”的良好氛围，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
（三）加强组织建设，夯实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组织基础
组织建设是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结合自身实际，设立总法律顾问，明确总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逐步推动总法律顾问专职化、专业化，充分发挥总法律顾问在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要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明确职能和工作流程，确定分管领导和机构负责人，切实加强法制工作的组织领导。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律工作人员，明确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权限、程序和职责等，逐步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同时企业应该加强法律顾问后备人才培养，营造优秀法律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做好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取证工作，实现法律顾问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四）加强制度建设，筑牢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撑
加强基础性内控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工作制度体系，是规范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也是衡量企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企业应当根据实际，建立健全各项内控管理制度，强化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减少原则性与抽象性规定，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使企业的各项内部管理行为有规可依。同时，要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加大对规章制度的宣贯力度，强化监督检查，做到有规必依、依规必严，促进企业管理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五）加强法律审核，确保企业各项决策及行为合法合规
法律审核是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重要保证，更是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环节。企业要按照“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的原则，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经济合同以及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一是要有制度保障，企业必须制定有关法律审核的规章制度，确保法律审核嵌入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的流程；二是要覆盖全过程，从规章制度的制定到执行，从合同的订立到履行，从重大项目的决策到运营，法律管理必须全程参与。通过法律审核，不断促进企业依法决策、依法行为，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合规环境。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6
作者简介：李兴国（1974?），男，福建泉州人，福建江夏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
摘要：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是新时期两岸经贸互动交流的重要议题，其会涉及到诸多法律调整问题。目前涉及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律规则体系不够完善，且在实务层面未能执行到位。为此，首先应当从著作权法、税法、文化产业法等几个关键领域改良完善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律体系，其次从培植法治意识、健全企业法务组织机构及执行机制、夯实法律人才资源支持基础等方面，确保与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相关的法律规则执行到位，最终达致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沿着法治化路径推进之目标。
关键词：文化产业；海峡两岸；对接合作；法治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069?06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海峡两岸对其振兴发展有诸多的共识。由于两岸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在文化产业领域存在对接合作的机遇，“大陆在资金、土地、市场方面具有优势，台湾在创意、人才、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等方面较具优势。”[1]而推进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对于提升两岸产业竞争力、促进祖国统一、共同传承光大中华文化均具有非凡意义。
作为经营性的文化产业，目前两岸采用的对接合作形式，按其从初级到高级的演进形态划分，主要有如下几类：第一，进行项目开发合作。即两岸文化业经营者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通过签订项目合作合同，在部分文化产业项目上进行阶段性的项目开发合作。该形式下双方的对接较为短暂、松散，属于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初级形态。第二，成立经营实体。即台湾投资者“携资登陆”，通过与大陆投资者成立合资企业、或成立独资企业等经营实体的形式到大陆投资文化产业。该种形式的对接更具长期性和稳定性，是新时期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主要形态。第三，创建规模化交流合作平台。即两岸共建文化产业园区、共同主办文化产业会展等规模化交流合作平台。该种形式为两岸文化产业界全面对接合作、打造集群化文化产业链条提供了全新渠道，是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高级深化形态。
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都是在两岸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进行的，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没有合适的法律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体现任何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2]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参与主体，不论其对外交往还是内部互动，都会牵涉到一系列民事、商事、行政行为规则问题，最终都会纳入到法律的规制调整范畴中来。从大陆方面的现实情势来看，不管是宏观的法律规则供给层面还是微观的法律规则执行层面，都存在一系列的瑕疵和不足，而这些瑕疵和不足阻却了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顺利推进。所以，基于法学视域，对新时期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法律规则供给层面和执行层面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法律应对思路就具有其现实必要性。
一、目前对接合作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规则供给层面：相关法律不健全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提供较为健全、优良的法律规则是新时期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深入发展的必备宏观环境因素。然而，目前大陆方面涉及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律规则不够健全，尤其是在如下方面存在不足。
1.相关的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不够完善
文化产业作为知识创意型产业，主要的经营成果体现为文化艺术产品，会涉及到诸多著作权法律保护问题，大陆方面主要凭籍2001年底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来规制之。然而，这部目前适用的法律从促进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这个角度来看，仍不尽完善，主要体现如下：
首先，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作品仍不够全面。如实用艺术产品、网页未明确列示在著作权法保护条款中，这与tRipS协议的保护水平存在差距，也未能充分适应当前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中诸如工艺创意产业、网络信息传媒产业这类行业的飞速发展。
其次，保护水平不尽统一。对计算机软件这一信息时代极为重要的作品，其具体的法律规则是以行政法规即《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界定而非纳入《著作权法》中。此外，对网络信息传播权这一新型的著作权邻接权亦仅由行政法规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而非在《著作权法》中予以界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其法律调整效力低于《著作权法》这类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上述立法现状不利于当代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大量涉及的计算机软件、网络信息传播权法律保护的权威性。
2.缺乏促进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配套税法
“税收是国家强制进行的一种超出经济本身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4]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作为一种经济交易活动会涉及税收利益问题，由此会进入税法的调整范畴。但大陆方面目前与之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尚不健全。
首先，从税法表现形式上看，法律层级普遍不高，且较为分散。截至目前，大陆方面尚未有一部专门调整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税收法律规范，相关税收关系由涉台法律中的个别条款①及一般法律中的相关条款②予以规定。总体上较为分散，且法律层级普遍不高，更多的是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一些应急性的税收规范性文件③，其法律效力有所欠缺，与当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税收法定主义这一课税原则的内在要求存在差距。
其次，从税法内容上看，税制设计不够合理，未能有效发挥税收的宏观引导调控功能，“税收替代效应是指纳税人因政府课税而在其经济选择或经济行为方面作出的反应，亦即政府征税改变了一种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使纳税人放弃这种经济活动而代之以另外一种经济活动”。[5]现代税法所设定的税制能够通过税收替代效应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这其中，对国家扶持的产业和特定事项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相应税负是最能发挥前述功能的工具。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属于国家鼓励扶持的事项，然而当前直接针对它的税收优惠待遇政策近乎空白。而能够在内涵上关联到的晚近出台的一些税收规范性文件，其所规定的优惠待遇较为有限，缺乏从低适用税率、强化纳税抵扣等有效的扶持政策，且这类规范性文件存续时间较短，截至目前多数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所以，从内容上看，目前大陆方面调整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活动的税收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税制设计不够合理，未能更好地发挥税收对该领域的宏观引导调控功能。
3.缺乏统一的文化产业法
近年来，为了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大陆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性文件，如2003年9月文化部出台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最后决议文件《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2012年11月十政治报告亦对发展文化产业作了专门阐述。然而，上述政策性文件的调整具有内在局限性，表现在易于随当权者意志的变化而变化，缺乏稳定性和解决问题方式的可预期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6]反观法律，作为一种由国家立法机关遵循法定程序制定，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范畴，依赖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规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具有较为确定的告示、指引、评价、预测、强制等规范功能，因此，其是当代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不过，我国的现状却是只有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文件而缺乏一部经由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产生的文化产业法，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未能经由法律这种权威性控制机制来加以界定，这不符合市场经济法治原则，进而也对新形势下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按照法治路径规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规则执行层面：相关法律规则执行不到位
如前所述，法治之真谛，乃是有良法可依、且业已制定的法得到有效执行。然而，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在法律规则的实际执行层面亦存在诸多瑕疵，与法治要求相距甚远。
1.经营者法律意识薄弱
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文化圈，数千年人治文化传统的浸淫，使得现实中的经济交易主体倾向于寻求人情关系等非法治规则渠道去解决行政、商事等诸项问题，而且往往认为这一渠道比刻板的法治渠道更为有效。因而，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实际运作中，一个有悖法治要求的不利现象是，经营者的法律意识不足，甚至近乎空白，更多人理解的法律是一种空洞的摆设，而内心真正崇奉的是权力、人情等非正当渠道。这种缺乏法治信仰的意识，是阻碍海峡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规范有序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
2.缺乏执行和遵守法律的组织和机制
管理学认为，组织是一个有效的工作群体，是一定人群联合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的形式。“作为企业行为的载体和执行者，组织无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中之重。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需要相应的组织系统来支撑。”[7]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法律问题，为了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下有效应对，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对接合作者应当设立扁平化的法务机构这种专门组织来处理法律事务。该机构是保障企业安全合规运营的组织基础。另外，为了恰当应对法律风险，还应确立一套符合企业经营要求的法律风险评估防范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来及时梳理、化解经营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法律问题。然而，现实情势是，大陆方面参与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经营者普遍缺乏执行和遵守法律的组织和机制，除了少数较具实力的大企业，多数中小企业在法律组织和机制的建设方面近乎空白，这等局面使得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缺乏将法律规则付诸执行的基础。
3.适格的法律人才供应不足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之观点，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即人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8]“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领先的科技、强大的人力资本将进一步充当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9]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要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推进，就必须要有适格的法律人才这一能动因素支撑。不过，大陆方面晚近三十年来法律教育虽貌似兴盛，法律院系在全国高校遍地开花，每年法科毕业生数以十万计，以执业律师为代表的法律职业从业者亦数量庞大、蔚然可观。④然而，这其中涉台的法律教育和法律实务运作却显薄弱，在喧嚣浮躁的商业社会里，由于定位的原因，真正具备法律职业精神、谙熟两岸文化产业及投资经贸法律、精通法律实务操作技能的法律人才总体上看供应不足。很多法科毕业生及法律实务从业者对台湾方面的法律及司法实践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而在从事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企业中，能找到这方面的适格法律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二、推进对接合作之法律完善的
主要思路
（一）完善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律体系
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是两岸经贸交流的高级形态，而法治路径是确保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规范有序推进的必然选择。为了将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就必须在宏观规则供给层面确立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此，从大陆方面而言，笔者以为应特别注重如下方面法律的改良完善。
1.著作权法的改良完善
第一，适当扩大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由于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原创性的企业会涉及到各类实用艺术产品。为了健全对这类工业与艺术融合之特殊产品的法律保护，可借鉴部分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将实用艺术产品以明示列举方式明确规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此外，适应当代网络信息传媒业的飞速发展，应将网页这一新型信息媒介亦明确列示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第二，将计算机软件与网络信息传播权的具体法律规定纳入《著作权法》中。当代社会已迈入数字信息化时代，计算机软件成为这一新型经济业态中一种极为重要的作品。而网络信息传播权亦成为数字信息化时代新型的著作权邻接权。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进程中，计算机软件将是重要的文化产业研发成果，网络信息传播权亦是文化产业走向市场的重要渠道。然而，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对计算机软件及网络信息传播权仅以行政法规调整之，而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在对外交往中容易让人产生法律保护不力的错觉。因此，建议在适当时机修订《著作权法》，将现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两部行政法规中的规则条款经优选完善后纳入到《著作权法》中，籍此提升计算机软件及网络信息传播权法律保护层级，促进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在信息化时代的良性发展。
2.税法的改良完善
其一，税法表现形式上的完善。目前，与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相关的税法较为苍白零散，法律层级不高。这种现状与促进两岸文化产业对接交流合作的客观要求不相契合，且有悖于社会税收法定主义的课税原则。故此，大陆方面应适时启动现行税法体系的修订，最高立法机关应将增值税、营业税等主体税种纳入立法议程，择机出台具有高层次法律效力的《增值税法》《营业税法》，将近年来实践中证明合理有效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税收政策吸纳到前述法律之中，改变多年来仅靠国务院出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这类行政授权法规及部分税收政策性文件征税的不合理现象，从形式上对现行税法体系进行完善。
其二，税法实质性内容的完善。为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在一个宽松、健康的税收环境里深入发展，需要在税法实质性条款中设定合理、优惠的税制予以引导。
一是扩大文化业中适用增值税的项目范围，增加增值税进项抵扣。增值税系晚近出现的一种较为科学的流转税，其逐环抵扣、仅对增值额征税的基本特点适应现代产业分工的发展潮流，具有进步意义。2012年之前，在文化业中仅有动漫软件企业、出版印刷发行企业等适用增值税。自2012年起，在全国部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的文化创意服务企业亦适用增值税。但总体而言，文化业适用增值税的范围仍然偏窄。为此，建议以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为试点，通过修订增值税相关税收法律规定，扩大文化业中适用增值税的项目范围。比如，广播影视业可普遍适用增值税，不管是广播影视节目的制作、发行的企业，还是传输、放映的企业，都可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畴。其次，结合文化业的行业特点，增加增值税进项抵扣。按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只有购进货物、固定资产、生产性劳务所承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才能纳入增值税进项抵扣范围。而文化企业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成本支出中的占比更大，为了更好地扶持这类企业的发展，应规定其外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亦可按一定比例（如外购金额的3%）作为进项扣除。如此，将完善文化业的增值税进项抵扣环节，健全文化业增值税制，进而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中先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是完善文化业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首先，对新办文化企业应普遍适用企业所得税“三免”政策待遇。根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2号文）第一条规定：“对政府鼓励的新办文化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该规定执行期限为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此后，《关于新办文化企业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86号文）中又规定：“对2008年12月31日前新办的政府鼓励的文化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享受优惠的期限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上述税收政策性文件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其一是优惠期限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不顾及企业实际盈利状况，难以起到有效的扶持作用。其二是政策执行期限偏短，最长仅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等于说自2011年1月1日起新办文化企业就无法适用上述政策了。故此，建议国务院在合适的时候修改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在修改后的条例中规定：对政府鼓励的新办文化企业，自实际盈利年份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而且，上述这一条款不应再设定执行截止期限。
其次，对开发、发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原创性文化企业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率。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正常税率为25%，但经认定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可适用15%的优惠税率。由于税率从低是一种最为强效的税收扶持措施，为了促进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建议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立法精神及其中的授权条款，制定相关的企业所得税行政规章，对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中开发、发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原创性文化企业，如广播影视节目创制、动漫产品研发等，参照高新技术企业规定，对其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率。
3.适时出台文化产业振兴发展的专门法律
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是在新时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着力发展文化产业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的。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大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文化产业振兴发展的政策性文件。然这类政策性文件灵活有余但稳定性、可预期性、规范性不足，与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目标有所悖离。而且，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目标而非短期突击即能完成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国家层面对之有个相对稳定、理性的法律制度设计。“稳定性与制度化的规则有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法律正具有以上特征。”[10]为此，我们应借鉴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产业立法经验，吸纳近年来已出台的文化产业政策中的合理规定，基于现代法律创制原则，制订一部《文化产业振兴法》。以该法的出台为契机，为新时期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也为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提供高位阶的法律规则支持。
（二）营造法治环境，健全机制体制，确保法律规则执行到位
“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11]在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进程中，“有法可依”仅是其中一项前提条件，真正要实现法治化目标，还应“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已出台的法律规则执行到位，而非一纸空文。
1.培育法治意识，提高主体对依法办事的主动认同
人是主体，是社会运行的主宰者。法律规则要得到持续有效执行，惟有主体对之确实的体会认同才能实现。由于数千年来的人治文化传统，使得大陆民众法治意识偏于薄弱。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为了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沿着法治化路径推进，必须不遗余力地在全社会弘扬法律文化，培育法治意识，提高主体对依法办事的自觉认同。为此，首要的是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环节，要确实依法办事，杜绝权力寻租，高效透明地为公众提供行政服务，涤除“潜规则”的泛滥滋生。如果作为社会主轴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能带头守法，践行法治，将会起到“其身正，不令则行”的示范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强化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健全其录用及在职管理督导机制，缔造一支高素质、具备现代法治意识及职业精神的公务员队伍。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将行政活动的各个环节程序化、公开化、透明化，借助“阳光政务”，健全监管机制，杜绝私底下的违法交易行为。其次，要完善强化法律惩罚机制，确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公众，只要触犯法律，都将得到应有的惩罚。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而言，人是利益的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如果法律惩罚机制能使违法的风险和成本远高于守法的可得利益，法之实施就有了制度性保障。
2.健全参与合作企业的法律事务组织机构和执行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必要的企业内设法务机构。两岸虽同属一个中国，但目前有两套同时并存的法律体系在发挥功效。参与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企业，由于在运营中会面临诸多法律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多具有文化行业特殊性及跨区域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因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企业内设法务机构来处理应对上述法律问题。为了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该种机构应克服传统企业机构设置上“科层制组织”的弊端，力求压缩管理链，趋向扁平化，突出专业性。为此，应强调知识型员工即专业法务人员在本机构的核心作用，机构可设一法务总监，其下配置若干业务精湛的高级法务主办，每一主办结合自身专业背景组织若干人员成立专业委员会――即管理学中的“簇群”主攻某一领域法律事务。实际处理企业法律事务时，由这些法务主办作为项目负责人挑选人员组成项目组――即西蒙斯提出的“自我管理型团队”[12]来承办之。通过这种专家司职而又相对灵活的方式，打破以往衙门行政作风，从而使企业法务机构具有更高效能，更好地发挥其处理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法律实务的核心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法律评估核查机制。从管理学角度而言，凡有决策，必然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决策中的风险评估防范机制。对涉足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企业来说，从对接合作开始直至后续运营，会面临一系列重大的经营投资决策。对这些决策，除了进行惯常的经济、财务风险评估分析之外，亦得调动自身法务人员，必要时包括利用外部法律服务机构力量，对照海峡两岸文化产业投资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深入的法律调查分析，评估其是否合法、是否存在重大法律争议风险，并据此形成书面的法律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建议，企业的管理层须在深入把握法律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建议的基础上才能最终作出相应的决策。通过上述这一法律核查机制，来有效防范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律风险。
3.夯实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律人才资源支持基础
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治化推进，其终极能动因素依赖于适格的法律人才资源支持。无论多么完善的法律体系、多么健全的法务机构及执行机制，离开了法律人才的正确操控都将无从谈起。因而，为了适应新时期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需要，必须追踪国际先进潮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着力培养储备一大批能真正适应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法务实践需要的法律人才。
其一，已有法律人才职业素养的转型提升。以律师为代表的法律行业专职人员，是从事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法务工作的排头兵。因此，应当把握两岸互动大势，适应市场需要，进行职业细分，及时进行职业素养的转型提升，通过知识层面的求索与实务的磨练锻造出一批谙熟两岸文化产业及投资经贸法律、精通法律诉讼及咨询实务操作技能的专业律师，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最终培育出一支蔚然可观的法律职业人才团队。而对于企业内部的专职法务人员，有志于涉足两岸文化产业对接的企业，应以战略性眼光，建立一套人才开发考核激励机制，从外部压力因素和内部动力因素两大关键点入手，促进这些人员与时俱进，坚持不懈地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的最新变化，扎扎实实地提高法务实践技能，使之成为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治引路人。
其二，后备法律人才资源建设。高等院校的法学毕业生是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法律人才队伍的最根本储备资源。当前，全国范围内存在法学院系一哄而上、法科毕业生就业困难等突出现象。因此，高等院校的法学院系（尤其是处身于对台合作兴盛地区的高校法学院系）应认清形势，突出特色，调整办学培养方向，优化专业方向设置，着力兴办涉台法务专业。通过采取与台湾高校交流共办、与企业及司法实务部门对口合作的途径，改进教学实训模式，培育出一批具有现代法律职业精神，系统掌握知识产权、计算机软件、两岸文化产业及投资等专业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司法实践技能的法学毕业生，使之成为能确实服务于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法律人才后备资源。
注释：
①例如，199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中第十三条规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②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中，可能涉及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应地，大陆方面已出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法》及其配套实施细则亦成为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合作活动中征税的税法依据。
③近年来，涉及文化产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典型的有：《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文）、《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34号文）、《关于新办文化企业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86号文）、《关于继续执行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92号文）、《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1】111号文）。
④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在校法学博士生8500余人。另据司法部信息，截至2010年12月31日，我国执业律师人数已达到20.4万。
参考文献：
[1]王花蕾.eCFa与两岸文化产业合作[J].宏观经济研究，2010（9）：31.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5：89.
[3][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4]周承娟.基于税权的税收征纳关系探析[J].税务研究，2010（5）：66.
[5]罗宏斌.国家税收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88.
[6]周亮.文化产业立法问题初探[J].科技情报与经济，2005（4）：137.
[7]王荣奎.成功企业组织管理制度范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
[8]罗辉.再造企业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34-35.
[9]谈萧.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
[10]何敏.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与法治保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5.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7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人类精神生产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中国古代，“文化”是文治、教化的总称。《易·贲卦》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历鸣上文化概念的最早起源。在西方，“文化”的本义是指人对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影响以及人类自身的教育、训练和培养。那么什么是法律援助文化呢？法律援助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人们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创造的事与物，以及基于这些事与物而形成的习惯，其核心是这些事与物的汇集。简言之，法律援助文化就是关于法律援助的文化。
法律文化的研究在十几前形成了一个高潮，后又逐渐式微，目前又有升温趋势。而法律援助文化的研究尚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今年以来，我们在此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实践的尝试，不揣卑陋，在此求教于同道。
我们认为，法律援助文化具有四大功能：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法律援助文化有四个层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
一、物质文化是基础
法律援助物质文化是指以物质形态体现出来的关于法律援助的文化，包括法律援助工作机构的外在容貌、内在布局、技术与装备特色及由此折射出的法律援助工作负责人的特点、风格和作风等。如皋市法律援助中心选址在如城镇福寿路南侧，处于城区交通要道边。临街是接待大厅，门面上方是中心匾牌，匾牌由三部分组成：最左侧是法律援助图标，中间主体部分是“如皋市法律援助中心”黑体中文字，中文下方是“如皋市法律援助中心英文”，右下侧是“服务热线：87288148”，整体格调为红底白字。通过无障碍通道进入候谈和接待合二为一、面积40余平方米的大厅，整个大厅通透明亮。西侧和南侧放有三张三人沙发，配有立式空调、饮水机和报架、宣传资料架，为候谈区。南面白墙上配有蓝色的“如皋市法律援助中心”黑体中文字，上方是法律援助图标，下方是“如皋市法律援助中心英文”。靠墙居中安放有一张1.2m（宽）1m（高）4m（长）的接待台，台上配置2台电脑，可同时容纳3人接待。西侧墙上安有中心工作人员和值班律师公示栏和“如皋市法律援助工作流程”图；东侧墙上是一面1.2m2m的电子显示屏，用于需公示的各项内容。大厅东侧有一间面积20平方米左右的“受理室”，系通过接待符合援助条件的人员，即进入受理室，由中心工作人员发放相关表格，由受援人在此填写。“受理室”配有电脑、桌、椅、资料橱和饮水机。由大厅往南即是两间咨询室即4名中心值班律师办公室，再往南是中心会议室，往南右侧是卫生间，左侧是调解室。从调解室往东即是微机房，微机房往南是中心工作人员办公室、主任室和档案室。中心办公用房10间、面积240平方米左右，布局体现了“功能齐全、划分科学”，环境布置上凸显了温馨、和谐，具有文化品位。
二、制度文化是支撑
法律援助制度文化是指法律援助工作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制定的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规章、规范以及渗透到工作人员思想所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一个好的制度可以约束坏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制度文化建设是法律援助文化的骨架部分，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任何一个组织离开了制度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文化的“柔”必须要由制度化管理的“刚”来支撑。为此，我们从如皋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和发展需求出发，以“大家认可”为基点，组织法律援助中心全体人员共同制定了《如皋市法律援助业务办理程序规则》、《如皋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检查办法》、《如皋市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发放办法》、《如皋市法律中心工作人员值班制度》等规章制度，并编印了《如皋市法律援助工作手册》，人手一册，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工作手册》要求检查、考核，确保制度的“刚”性。
三、行为文化是关键
法律援助行为文化是指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工作、学习、娱乐中所产生的文化。行为文化是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的结果，是精神文化在行为方式上的外在表现。我们如皋法律援助中心着力构建“严谨规范、文明友善、学习互助、乐观向上”的行为文化。
严谨规范。认真执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职责、规范、标准办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在工作中严谨务实，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把每项工作、每个环节做细、做实。
文明友善。在言行举止、工作交往、人际交往中合乎道德、法律、纪律制度规范，坚持文明接待，平等待人、诚信待人、友善待人。
学习互助。构建学习型组织，营造终身学习、团队学习的氛围，做到业务精湛，工作高效，敬业奉献。
乐观向上。保持坚定的信念，健康的心态，阳光的心理，热情、主动、愉快地工作，坦然面对、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和压力，始终保持乐观自信，心胸开阔，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
四、精神文化是核心
法律援助精神文化即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包括法律援助工作的运行哲学、战略、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体现的工作人员的共同追求、共同意志、共同情感等。我们积极引导如皋市法律援助中心全体人员确立“心怀仁爱，以人为本，担当责任，守护公平”的理念，急困难群众所急，想困难群众所想，用“爱心”使困难群众“暖心”、用“耐心”
与困难群众“交心”、用“真心”换来困难群众“开心”。心怀仁爱。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理念。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仁”即爱人，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去对人好。法律援助是公平与善良的事业，须怀仁爱之心，方能从事此项公益事业。法律援助工作的“仁爱”既是感性的“爱”，更是理性的“爱”。首先是体现在“无差别性”，即不分亲疏、不分人我，无差别地关爱别人。即无论面对是什么类型的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要他们以来访者或求助者的身份出现，都应该给予平等的关爱。这种“博爱”，类似于墨家哲学“兼相爱”的思想。其次是体现在“无条件性”，即来访者或求助者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和情绪反应时，都要无选择接纳它们，而不是只接纳那些积极的情绪排斥另外一些消极的情绪。第三是体现在“无利己性”，即这种仁爱“不以满足自身心理需要为目的”，是职业使然，是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需要。
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和根本目的。坚持以人为本，必须把执政为民作为最高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表述为政治学话语，就是要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述为社会学话语，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述为法学话语，就是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具体体现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应有两层涵义：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以受援人为中心，急受援人所急，想受援人所想，在受援人“最急”上抓落实、在受援人“最怨”上促整改、在受援人“最盼”上动脑筋，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和办案质量，努力实现受援人利益最大化。其次，以法律援助工作者为重，关心、爱护、培养他们，为他们工作、执业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场所和环境，并在全省第一家组建了法律援助专家顾问团，为他们的发展提高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担当责任。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份内应做的事情。也就是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责任所系，人人有份；履责担责，人所必为。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这项神圣事业具体的实施者，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工作者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起责任。责任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一种主观追求；是自律，也是他律。无论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定责任，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履行道德责任，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不履行法定责任，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度的惩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们法律援助工作者理应有担当责任的勇气，更要有敢于负责的决心和能力。
守护公平。法律援助制度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实现自己的法定权益。“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法律援助对关注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柱作用。法律援助工作者必须通过自身的履职的责任担当，为弱势群体守护他们应得到的“公平正义”。
法律援助文化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施并见成效的，应始终贯穿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些方面如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等都应自上而下进行统一规范，以提升整体水平和形象。
一是要导入ci战略理念，努力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形象。ci战略与企业文化建设密切相关。cis是corporateidentitysystem的缩写，意思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俗称ci。ci由mi（理念识别）、bi（行为识别）、vi（视觉识别）组成。对内，可通过ci设计办公系统、生产系统、管理系统以及营销、包装、广告等宣传形象形成规范设计和统一管理，由此调动每个职员的积极性和归属感、认同感，使各职能部门能各行其职、有效合作。对外，通过一体化的符号形式来形成企业的独特形象，便于公众辨别、认同企业形象，促进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推广。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应借鉴银行系统的做法，导入ci战略，自上而下出台一整套建设标准，规范全国或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建设。
二是要引入iso9002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切实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is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简称iso）即国际标准化组织，其制定的系列标准，总结了世界各国在质量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是一种结构完整、操作性强的体系标准。该标准不受具体行业和部门的限制，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组织，在经济和政府的管理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法律援助机构贯彻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是一项更新管理理念、规范办事程序、进行动态监控、提高工作绩效的全新探索。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8
关键词：民族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法律文化意识问题策略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35-02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变迁性的特点，少数民族法律又称习惯法，对习惯法进行培养具有较大的难度。如何更好地对各个少数民族进行法律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各大民族高校值得深思的问题。必须要针对目前习惯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并且制定相应的科学解决策略，以此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对法律的认知水平，提高其法律文化意识。
1民族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1少数民族学生法治观教育定位不够明确
在民族高校，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律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教育过程，而是对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而教育仅仅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1]。民族高校必须要将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律文化意识作为重点，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真正地了解到法律文化，不能够单一向学生灌输法律知识，而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够接受，并且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法律文化教育时，应该以尊重学生的等为基本前提。很多的教师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法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在民族高校中，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因此，其民族信仰以及方面必定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每个人的文化背景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个学生在语言、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是法律教学的对象，而民族高校的教师却没有真正地考虑到这一点，仅仅是向学生灌输法律知识，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最终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在对法律知识进行学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困难，而教师也并没有对这些疑问进行充分的解释，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学生对法律文化学习的积极性。由于每一个学生的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因此，在处理民族纠纷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无法进行很好的调整，很容易造成矛盾的扩大化。另外，要能够充分认识到法律文化意识的重要性，民族高校在进行大学生法律教育时，必须要能够充分发挥法律文化的作用，利用少数民族的基本法对其进行教育，这样能够使得各个少数民族明白自身民族法律的重要，并且能够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讲解。
各大民族高校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法制教育目标以及任务的特定性。对于我国的各大民族高校来说，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也要能够充分地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促进民族和谐发展[2]。但是目前，很多的民族高校仅仅是对学生进行法律文化的教育，却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法律教育的目标。高校在发生民族纠纷时候，教师也没有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没有使学生明白民族纠纷是一项对国家危害很严重的行为。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时，习惯法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必须要能够充分地发挥习惯法的作用，在少数民族的法律中宣传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这一点能够有效地促进学校环境的和谐稳定，避免民族纠纷的发生，所以教师必须要能够充分地发挥这些法律的作用，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真正明白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
1.2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制观教育的效果不明显
各大民族高校没有真正做到法治教育内容设置的针对性。民族高校主要是通过课本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式十分单一枯燥，无法很好地提高教学的效率。为了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民族高校在进行教学的同时，也要经常性地开展一些讲座以及实践学习，充分地利用习惯法文化，使学生能够充分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在法律教学中的重要性。目前民族高校中的法律教学并没有涉及到以及民族自治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做到民族性与区域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无法真正符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此无法使少数民族学生适应这种情况，并且由于这种教学方式与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没有关系，因此无法使其更好地吸收法律知识[3]。另外各个民族高校的教育方式十分单一，教学方式没有创新，使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无法提高学生的法制素质。并且由于相关的专业的限制，导致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无法利用一些模拟法庭的形式开展，而只能通过单一的宣讲书本的方式进行教学。在教学资源欠缺的情况下，其实教师可以通过借鉴国外教学经验的方式，根据法律教育的特点，制定出创新式的教学形式，从而来保证教学效率的稳步提高。目前很多的民族高校所使用的法律教学教材十分陈旧，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新，在课堂之上，教师无法很好地讲解一些法律重点，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教师的法律教学水平不够达标，无法很好地对学生进行教学。
各大民族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法律缺乏相应的自觉性，并且民族高校的法律教育单一，在每一各课程中关于法律教育的内容很少，这样无法使学生真正地学到法律知识，学生要想真正地了解法律知识，只有自己在课余时间进行自学。但是，目前在很多民族高校，能够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法律知识的学生极少，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很差，在课堂上学习法律就不够认真，课下更是不会主动学习，很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仅仅是注重自身专业的学习，不会自觉去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并且学校的学生能够利用法律维权的现象很少，这充分说明了学校的法律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对学生的教学没有做到位，无法很好地传播习惯法文化[4]。
2促进民族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法律文化知识的途径
2.1教师要能够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在我国各大民族高校，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各大高校的法制观教育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将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与大学生法制教育相互结合，能够有效提升各大民族高校的法律文化的教学水平，并且能够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学法、懂法以及用法的自觉性，对建设和谐校园环境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用[5]。各大民族高校的教师必须能够认识到习惯法文化的重要性，能够充分地了解其法律文化的内涵以及所具有的一些功能。少数民族文化是各个民族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与发展起来的，对少数民族学生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并且这些法律都是以各族人民的信仰以及宗教为基础建立的，因此，能够与少数民族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能够促进其更好地理解。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必须要有全面的考虑，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学时，由于从小在自己民族地区成长，因此主要是接触自己区域法律文化知识，而这种民族性的法律文化知识对其自身的影响是巨大并且根深蒂固的，所以利用习惯法对其进行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使其更好地接受。另外，在利用习惯法教学的同时，要能够适当地灌输国家法律，在目前各民族交融的环境下，国家法律与习惯法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教师必须要适当地融入国家法律，利用习惯法来讲解国家法律，使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律文化知识，提升其法律素质。
2.2加强学校法律教学改革，增强法制教育的时效性
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最好途径，在民族高校，法律基础课是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基本途径，学生在课堂上能够系统地学到法律知识，掌握法律的基本技能，因此，各大民族高校必须要重视法律课堂的作用，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所以，必须要对法律课堂进行改革。首先民族高校必须要配备一些法律专业知识技能高的教师，并且要能够不断地对教师进行培训，提高教师的法律教学水平，同时也要对法律课本进行及时更新，使法律教育能够跟上时展的脚步，将一些废除的法律在课本中移除，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另外，学校要能够充分地引入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进行法律文化意识的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教学的效率，使学生能够真正地懂得法律知识的内容。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利用一些案例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设计的案例都要贴近少数民族的生活，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学生法律文化知识学习成效的提升，提高其运用法律的能力。教师还可以通过设置场景的方式，让学生自由地进行谈论与思考，提升学生的用法能力。
2.3结合少数民族地区法制规划建设，创建法治校园
学校必须要大力推进校园建设，结合少数民族地区法制规划建设，创建法治校园，依靠法律手段管理学校，提高学校教师及学生的法律素养，增强法律意识。另外学校要能够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弘扬少数民族地区优秀风俗文化，在校园内开展一些除陋习活动，以此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律信仰，将法制建设与少数民族风俗结合起来，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律文化意识，树立法治观念。
3结语
要做到各民族融合，必须加强各民族的法律文化意识教育，在我国目前各大民族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律文化意识的培养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民族高校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加强对习惯法文化意识的培养，利用习惯法来提高其法律素养，使国家法律被其接受，促进各民族融合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郑亚.民族高校开展多元文化理解教育探赜――基于对少数民族学生多元文化意识的调查[J].2013，1（1）：40-41.
[2]刘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视域下民族高校大学生法制观教育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2012，2（2）：50-51.
[3]刘懋琼.多元文化语境下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障碍与对策分析[C]//第十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3（1）：30-31.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9
一、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一）加强法治城区建设。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努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继续落实区2013-2015年三年法治城区建设重点工作，聚焦非法宗教活动、食品安全、违法建设、民办小学（幼儿园）等重点领域，提升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实现区“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一是按照《关于加强自治区法治文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宣传资源和阵地，通过修建、改建或增加法治元素等多种方法，将法制宣传融入文化建设，让广大居民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使法治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显著位置建立或者长期租赁一个电子显示屏，形成固定的法制宣传阵地；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应用，开通普法微信公众平台，及时有效地传播法律知识，丰富沟通交流方式，提高普法实效；在友谊路街心公园（市委党校东门前）建立法制宣传教育基地，营造全民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二是积极组织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学法用法演讲、法治文艺演出、法治书画展览等法治文化活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融法治教育于民俗文化、“社区文艺展演”、“文化油城欢乐你我”、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之中，不断扩大法治文化的影响力。
（三）强化监督考核。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以此为契机，我们将继续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法制宣传教育条例》，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各单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积极面向社会开展本部门本单位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认真落实“一抓双挂”制度，开展好“法治合格单位”创建工作，不断推进法治城区建设。
二、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基层基础工作，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全面推进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工作。将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深入实施《人民调解法》的重要抓手。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进全区调委会规范化建设工作进程，2015年，全区的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率达到95%。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活动，采取普遍排查、重点排查与专项排查等方式，依法处理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积极有效的处置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提高纠纷排查率、调解成功率、协议履行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切实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
（二）不断提高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深化“调解也是执法、调解也是办案”的意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严格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依照法定程序和步骤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培训工作的意见》要求，统一规划、分级实施，对新上任的调解人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岗前培训，使新任调解人员尽快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要求。严格实行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调解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调解资格，不得从事调解活动。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强化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公信力。
三、大力加强特殊人群管理，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教育监管改造质量
（一）规范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加强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联系会议制度，畅通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沟通渠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部门委托的《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全面调查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服刑人员，严格评估其犯罪背景、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性格特征及再犯罪可能性，提升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率，为法院裁判提供专业性参考，增强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二）运用科学方法因人施矫。开展心理矫治是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的基础，是突破社区矫正工作瓶颈的有力举措。实行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全阶段的心理矫治。以司法所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社工为基础，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以区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为业务指导，对有心理危机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进行干预；以乌苏监狱为依托，提供专业的心理测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加强心理矫治的准确性、科学性，充分发挥心理矫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特殊功能作用，有效地提高社区服刑人员改造质量。
四、大力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法律文化的作用篇10
近年来，在我军参与的多次国际维和行动，以及联合国授权的军舰护航任务，对我军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树立我军国际形象意义非凡。在这些国际行动当中，我军官兵军纪法纪严明，充分体现出我军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和能力。这便是我国军法文化自觉、自信的最佳典范。另外，在处理、应对突发事件以及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应急能力和法律保障的显著成效，均可勾画出我军法治建设进程的蓝图，充分发挥出军事法律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1加强军事法律文化的教育宣传力度，保证坚实群众基础
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军队代表唐国庆曾在报告中提出:“要依法审理涉军案件，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并建议在增强官兵自身依法维权能力的同时，提高部队的法律服务质量;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建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网络;同时，进一步完善军地涉军维权工作机制。”如此建议措施一方面能够切实保证官兵设法问题的解决，温暖军人军属的心，另一方面能够彰显以人为本的军队法制工作理念，为军法文化达到很好的教育宣传作用。近年来，我军对军队律师制度的建设愈加重视起来，在军队院校以及地方大学扩充大量人才，为军队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军队律师制度的完善对解决部队设法问题和加强军队法治意识都获得很大成效。通过军队律师的工作实践，不但能够反映出最真实、最贴近官兵实际情况的法律问题，还能通过对官兵设法问题的有效解决，传播军事法律文化，培养官兵的法律信仰。军队律师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任务就是在各个基层部队开展法制教育、法律咨询活动。以授课、案例、问卷、聊天等形式展开对基层官兵的普法教育活动，一方面能够使官兵逐渐对法律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加深官兵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律权威。培植当代军人的法律信仰，是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伟大的法学家卢梭曾作出对法律信仰最好的概括，即“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
关于军人的法律信仰，是军人遵守法律的上乘境界，反映为军人对法律坚信和诚服的态度，也是军人对具体法律规范和社会应有秩序的双重信仰。军人法律信仰被称作是信息化条件下增强我军战斗力的新型催化剂，以及我军在贯彻依法治军方针过程中力求构建的精神共同体。当前，军事法文化的建设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军事变革的条件下，我军法律文化的教育传播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教育宣传。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应是紧紧围绕广大官兵以及整个部队建设展开的。我军的广大官兵乃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基础，培养官兵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实现官兵对军事法律的理性认同，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中心，也是实现依法治军的关键点。着力对军法文化主体深层次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使整个军事法律体系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认知上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并使军事个体将军法置于绝对权威地位。
除此之外，应同时在地方加强军法文化传播，加大教育宣传的范围，促使军地共同配合，建设和发展军事法律文化。军事主体的感情认同，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军事法律，应该作为在特殊时期“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并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得以延续的产物。军事法律文化是一个包含了军事法律思想、军事法律行为以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培养军人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是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宣传的至高追求。当然，军事法律文化的传播是一项长久、系统的事务，且在细节上纷繁琐碎，内容也时常需要顺应时代、环境变化，方式和途径也要灵活变通，才能符合军事法律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整体建设。
2深入军事法律文化理论研究、精神研究，促进军事法律科学化发展
理论支撑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根基，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应顺应且符合军事实践的发展，重视其理论研究。从理论上更透彻、更深层次地把握军事法律文化的发展规律，以推动现代军法文化的建设。军事法律文化本身应是一个较为“纯粹”的理性范畴。军事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是要用它来描述和揭示历史积淀的军事法观念在现实军事法律制度面前的作用力，以及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改良去重塑那些古老的观念。
2．1军事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应注重平衡权利义务关系之间的冲突军法从严是传统军事法文化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一直被继承至今，是向来被人所熟知的军事法律原则。但是，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以军事义务为本位的逻辑起点作为调整军事法律关系的宗旨。军法从严的原则本身是不存在异议的，而对权利义务的平衡理念，是指要在保证军法从严的基础上，注重对军事主体的权利，也就是军人个人权利的维护。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中所述“军事主体”即权利主体的概念是以个人而非群体为归宿的，即便是群体权利的行使，也要以维护个人权利为优先考量;其二，法律应在立法中先赋予个人权利并加以保障，再以此条件作为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因为义务是基于相应的权利而产生的;第三，要提供能使权利得以实现的平台，也就是说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主体只受制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限制，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内容不予干涉，并应给予尊重和保护;与此同时，对义务的设定也必须予以明确。义务的承担和权利的享有是相对应的关系，没有绝对的权利亦没有绝对的义务。绝对的义务是对权利的侵犯，更不得将模糊的义务强加于人。对义务的承担和履行应在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和限制，而不是毫无定数。“穿着军服的公民”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军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既然作为公民，就该享有其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的同等权利，并不应享受区别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当为了国防和军事利益的需要，要求其履行特殊义务时，必定是以军人将自己的一部分公民权利让渡为前提的。由此，作为补偿，当军人权利受到侵犯时，为保护军人的合法权利，就应予以救济，并受到司法的保障。军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是体现军事法律文化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军法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标准之一。当然，随着军事法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对军人权利保护的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也不断体现出来，这是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功绩。
2．2注重法律精神的把握，要以民主、公正的法治精神为内容，推进军事法律文化的建设民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的制度，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作为我国法治化建设内核的民主法治，其体制上和思想上的民主观念是现代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精神依靠。民主的实现意味着在形式上的一律平等，换言之，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完善的程序规范以保障民主集中制的公正体现。民主、公正的法治精神是现代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实现与我军法治建设民主化的前景紧密相关。只有将此精神落实到我军法治建设的立法、守法、执法的各个环节当中，才能使军事法律为广大官兵所信赖和支持，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才能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