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信用文化;信用制度;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302-01
信用文化在我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2500多年前的一位哲人,在他的一部《论语》里,38次提到了“信”字,其中24次集中体现了“诚信无欺”的意思。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诚实守信”被我们的先人几乎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至现在,信用文化仍然是进行信用教育的基础所在。法律法规是信用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公众信用意识、观念仍普遍较为淡薄的情况下,加强信用法律法规建设,完善惩罚机制,增大失信者的违约成本,就显得十分关键。
1法律信用的建立
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对信用文化建设的保障功能,就必须首先建立法律信用,如果法律本身丧失了信用,法律对信用文化建设的保障功能、对失信者的惩罚功能就无从谈起。法律信用是法律作为制度规范整体所具有的信用,它涉及从法律创制到法律执行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如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等,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要讲求信用,各个环节的信用共同构成了整体的法律信用。
2制定和完善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建立
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刚刚起步,在信用信息开放,规范征信市场行为及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失信罚惩等方面都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使我国信用制度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又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因此,应加快立法,为信用制度的建立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来实现:
(1)制定《市场交易法》。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规范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用问题,增加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市场交易的风险,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健康成长。
(2)制定《反垄断法》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是指禁止、限制或妨碍竞争的企业间协议、合谋、联合行动和滥用经济优势的行为。反垄断是一种事后机制,其优点在于既能保证市场竞争和制度创新的充分进行,又可以防止阻碍竞争进行的垄断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执行上,它可以保证执法的统一性。我们往往希望通过事先规制与立法的方式来达到反垄断机制才能达到的维护市场竞争和公共利益的效果,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同时,要完善我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而更有效地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发生,更为充分地体现自由、效率和公平。同时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法律体系的两个分支,以充分体现自由效率和公平竞争的秩序,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3)完善《企业破产法》。在经济竞争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已不能适应和处理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不符合市场平等主体原则,可操作性差,应对其进一步予以完善,把适用范围扩大到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合伙组织、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自然人,做到公平清偿。为此,可以参考外国的实践经验,建立完善的破产制度,即:由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经法院审核批准后,在法院主持下监督债务人有序清偿债务,允许债务人保留必要的财产,以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及重新开始生活,但在规定期限内不得出人高消费场所、拥有高级生活用品。在清偿债务过程中不得隐瞒财产,否则处以刑事处罚,并对申请破产的经济组织和自然人在某些行业中任职予以限制。
(4)完善《会计法》。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会计法》,但在该法实施过程中,却得不到有效遵守。对会计从业人员和机构缺乏有力监督,造成虚假信息盛行,为部分企业逃避税务机关的监管和逃避银行债权大开方便之门。例如上市公司的经营和信用状况的真实披露依赖于证券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若其与上市公司串通一气,出具虚假信息将会导致证券市场失信于广大投资者,因此,对《会计法》所涉及的操作性差的环节予以修改完善。
除了制定和完善上述法律法规外,还必须尽快完善《民法》中有关债权保护的法律规定,完善《刑法》中对欺诈和非法侵占等恶意背信行为的有关规定,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对《担保法》、《合同法》、《公司法》、《贷款通则》等有关信用方面的条款做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为建立中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奠定基础,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
3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
从立法上明确法律责任,只是为规范信用程序建立法制保障创造了前提,更重要的是从司法和执行上落实法律责任。
法律法规贵在施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律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实施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法不依,不如无法。这就必须由执法者来承担这一责任。要维护法律信用,为整个社会信用文化建设作贡献,执法者责无旁贷。执法者应本着“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严格执法,对失信者加以惩罚,在这方面要给法院更有效的手段,并把提高执行率作为考核法院成绩的重要指标,通过加大执法的力度,使法律真正成为维护信用关系,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追究债务人违约侵权责任的有力武器。这正是对社会主体“法律不可违”、“违法不可恕”的信用教育和示范。同时,还必须重视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执法人员良好的法律素养对公正执法,顺利进行信用文化建设大有益处。
参考文献
[1]赵秀玲.城市化进程中的信用制度文化建设[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立法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文化安全，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自然应当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一、法律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
安全，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是一项重要的法律价值。无论满足是国家对于一定地区和国家整体的文化和政治安全诉求，还是满足民众个人对于自身的生活安定和生活质量的诉求，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法律的作用都是巨大的。
（一）法律是对国家文化安全最有力的保障
法律具有国家意志性，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迫使人们遵守其规定，对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实施直接有力的制裁。相较于其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法律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法律一方面可以对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保驾护航，可以保证各项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措施有效执行，让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和事业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和后盾；另一方面可以对有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实施强力制裁，从根本上制止那些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并真正地震慑那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从而有力的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而其他的手段，是没有国家强制力，特别是可以预期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比如依靠文化本身的约束力，或者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些手段，既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对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也没有制裁的能力。
（二）法律是对国家文化安全最稳定的保障
法律的稳定性是法律的内在属性，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法律的权威以及它的教育、引导、强制、预测、评价等作用都有赖于法律的稳定，如果朝令夕改，法律将丧失其权威以及应有的作用。法律的稳定性早已深入人心，人们都相信法律一旦制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不会有大的变动，人们对法律所倡导和维护的事业，自然也就有了更多的信心。法律的稳定性，能使其所保障的事业拥有一个稳定的生存发展环境。国家安全的维护从来就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可办成的事业，国家文化安全也不例外。像这样的事业，就更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只有具备较高的稳定性的法律方能提供，而其他的手段，都具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同时法律还能给人们对国家文化安全事业更有信心，而信心在文化的相关领域尤为重要，很多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人们的信心不足。
（三）法律是对国家文化安全最有效的保障
法律具有可预测性，针对特定的行为，法律在实际和实践中的运行结果趋于同一。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预测遵循法律做出行为会收获什么样的保护，也可以预测违反法律做出行为又会受到什么制裁。法律的可预测性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更加趋于遵循法律来获得保护，并自然的不去违反法律而避免受到制裁，这是一种使人们自觉的力量。国家文化安全需要法律的保护，但是文化安全不可能仅靠法律就能保护，更重要的是一种民众普遍自觉的保护。让民众普遍自觉的做出某种行为，需要依靠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强硬或者说教，相关于文化这种本身就具有潜移默化力量的事物的事业就更是如此，单纯的强硬或者说教，在文化这个领域，容易让人反感。在当今这个比较尊崇法律的社会，以对民众进行普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角度，法律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
二、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的国家文化安全现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复杂多样，然而在这样的一种现状下，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立法状况却比较惨淡。
（一）我国现行《宪法》缺少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
我国的现行《宪法》关于文化的内容其实不算少，但主要是有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以及有关于人民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则一个字都没有。尽管《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但由于国家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恐怕并非当初立法者所能考虑到的内容。因而，在我国《宪法》没有关于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表述的情况下，下位法就难以在《宪法》中寻求立法依据，这明显不利于保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
（二）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较少。我国现行《刑法》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条文主要是第六章第四节有关妨害文物管理罪方面的规定，以及其他能稍微牵扯上文化安全的例如第六章第九节有关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方面的规定。这样的情况下，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保护就只能是个别的，对于许多严重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惩处。可以说，面对一些新型的严重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处于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这使得法律应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发挥的强制作用落不到实处。
（三）我国现行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立法状况较为混乱。
排除《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零散的几部涉及文化领域的法律，其余与文化相关的主要是大量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等，而直接以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为目的的法律法规，那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些法律法规，还在总体上呈现出立法体系混乱，立法层级较低法律效力较弱等特征。同时由于大量的都是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也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存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严重的问题。这些显然不利于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更无法发挥法律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巨大的保障作用。
三、有关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立法构想
针对以上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现状及相关立法现状，为切实发挥法律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保障作用，我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立法上的突破：
（一）完善现行法律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
完善现行法律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首当其冲的应是使国家文化安全入宪，通过《宪法》明确国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为下位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充分的立法依据；其次，比较重要的是，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补“故意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罪”的罪名，为惩治那些严重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真正有力地发挥法律的强制力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内的作用，打击当下那些肆无忌惮地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再次，在《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文化领域相关法律中增加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同时还要赋予政府行政部门在保护文化遗产资源方面更大的职责和权力，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政绩可能不太容易突出的但对国家文化安全又特别重要的领域。
（二）文化规范法制化：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法》
文化规范，是指一系列行为和观念领域里的社会的集体文化认同。文化规范和法律规范存在一致的目标，也存在一定的冲突。若要切实的发挥法律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上的作用，把文化规范和法律规范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上协调统一起来是极其重要的，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法》这一文化基本法就是实现两者协调统一的最优手段。同时制定这样一部文化基本法能解决目前文化立法体系混乱，立法层级较低的问题，为我国的其他所有的国家文化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立法指导，为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个坚实有序的法律后盾。此外，这部文化基本法制定的本身以及其内容的明示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民众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注，加强我国民众对于我国文化的认同，而这种关注这种认同将自觉的形成一种力量，潜移默化的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添砖加瓦。
（三）文化产业法制化：制定《文化产业法》
在当代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脱离不了文化产业，国家文化安全当然也脱离不了文化产业，只有拥有一个符合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需求的文化产业基础才能真正的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解决内忧抵御外患。但是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方面的立法主要是一些立法层级较低，法律效力较弱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既不利于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也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振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立法层级高法律效力强的《文化产业法》。在这部法律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振兴，为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个坚实基础；而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则是加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引导我国文化产业走上一条符合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发展道路，约束目前文化产业中盛行的山寨外国文化产品的行为，以解决我国文化产业的创作依赖他国，特别是欧美和日韩文化的问题，真正的提高我国的文化原创能力，创制出一批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原创作品，扭转我国文化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部分行业对他国文化甚至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主动宣传的态势，使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统一起来。
（四）网络文化安全法制化：制定《网络文化安全法》
网络文化安全既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新阵地，也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目前有关我国网络文化安全的法律法规中最主要的是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文化部颁布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两部。但前者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落实需要依靠其他的法律法规，并且由于制定的时间较早，当时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尚不突显，故没有明确提及网络文化安全；后者则属于部门规章，部门利益倾向比较明显，主要针对的也不是当前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最为尖锐的问题。总体来看，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通过互联网对中国实施的文化渗透是缺乏作为的，因而亟待制定一部以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管理，针对和防范国外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实施的文化渗透为主要目的的《网络文化安全法》。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
2、《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3、《文化安全》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初论》
5、《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保护论纲》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3
最佳融合。抓好野外条件下军营法律文化建设，难点在于野外与营区区别较大，特别是人员高度分散、领导力量弱、硬件设施差等制约法律文化建设的因素较多。不讲科学，生搬硬套营区法律文化建设模式肯定行不通，甚至是适得其反。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一要让法律载体简易便携。坚持“化整为零”“、小群多路”，采取大的变小、实物变图片、系统的分解、集中的分散，将优秀法制教案图片制成光盘，将法律法规编成口袋书，将法律格言做成贴纸标签，做到随人随装随车配置，保证部队机动到哪里，法律文化载体就有效跟进、适时伴随到哪里。二要让法律元素融入阵地。
注重将法律文化渗透到野外驻训的方方面面，把法律元素融入到“车厢文化”、“沙滩文化”、“帐篷文化”、“阵地文化”和“坑道文化”，实现同频共振。流动图书箱充实法律书籍，文艺演出编排普法节目，“阵地快报”开办法制专栏，经常性教育开设野战“法律小讲台”，利用野外训练间隙，经常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法律问题讨论、法律文化征文、学法用法演讲等活动。三要让法律服务一线开展。建立健全以旅团法律咨询站、营法律咨询组、连法律咨询员为主的野外法律咨询服务工作网络，开通法律服务大篷车，建立流动法律咨询站，成立法律服务流动小分队，坚持送法律服务到一线，将法律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个驻训点、每个阵地、每名驻训官兵。
二、坚持把握本质，运用法律文化促进训练
质量效益。大力加强野外条件下军营法律文化建设，主要目的是发挥法律文化引导、教化、规范和直接作战等功能，提高官兵依法训管、依法演练、依法作战的意识和能力，切实纠治野外训练不按大纲、动中管理不按制度、综合演练不按预案等现象，促进训练质量提高和战斗力提升。
一要促野外依法治训落实。加强训练法规学习理解，营造严格执行训练法规的浓厚氛围，发动官兵努力维护训练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严格依据《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周密拟制野外演训的方案计划，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严格按照教范要求严密组织，始终保持正规的训练秩序，实现训管一致、训教一致、训保一致、训演一致。二要促动中管理严格规范。深入开展学法规、用法规、守法规活动，不断提高官兵依法管理意识。
对照条令条例，结合动态条件下管理工作特点，分层次、分时段细化法规制度规定、完善工作制度机制、规范基本工作流程，对野外驻训出操、点名、操课、就寝、值班值日、登记统计以及政治教育、组织生活等日周月工作内容逐项规范，促进动中规范化管理。三要促法律作战功能发挥。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4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少数民族因为居住环境以及的历史的原因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风俗，进而形成了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色。然而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城镇化趋势日益明显，外来的文化不断地冲击的本来已经脆弱的少数民族文化，使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方式逐渐改变了少数民族旧有的生存模式。
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特点在于其大部分聚居于相对偏远的地区，由于这样的特点使得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于人口集中的发达地区而言具有隔离型和封闭性。正是这样的封闭与隔绝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进行运作，使得少数民族旧有的经济方式受到冲击，少数民族文化是基于旧有的经济方式之上的文化，经济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其上文化的改变，由此，现代的经济方式的发展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存续造成了影响。
其次，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少数民族的人文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原来居住于乡村的少数民族居民逐渐进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其旧有的乡村生活方式也逐渐被城镇化的生活方式所替代。再者，城镇化的实行使得少数民族聚居的局面被打破，逐渐演变成各个民族大杂居的局面。如此，各个少数民族旧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行为特征相互融合、同化，各个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以及生存格局遭到了城镇化的严重挑战，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进而逐渐消失。
最后，少数民族文化的市场化发展使得其文化受到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色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渐渐受到人们的追捧，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之一。这种特色文化的消费模式就是旅游产品，人们通过对旅游产品的消费来感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而随之发展的是对消费者的迎合，进而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造成了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受到旅游消费者的冲击使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进而转变成一种适应市场的、迎合消费者的“特色文化”。与此同时，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亟需进一步改善。虽然我国已经加入较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国际公约，但由于对其贯彻力度的有限，使之停留于理论层面，并未在实际运行中发挥作用。在现实当中，国际条约确认的原则及规则在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的实行中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同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理论的不完善与不健全，使得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在理论层面缺少支持，加之，社会发展的迅速与法制建设的落后致使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在制定和执行方面存在种种的缺陷，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得不到真正落实。这些种种迫切需要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作出新的分析与思考。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现状
当前，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同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制建设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在法律的层面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法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基本的法律和其他法律。
我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中的多处内容规定了国家关于保护少数民族各项权利的基本原则，并将少数民族文化权、语言文字权、风俗习惯权等划归为宪法意义上的权利加以保护。宪法在其序言中规定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应是平等、团结和互助的。在其法律条文中《宪法》规定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国家应予以保护和帮助。这其中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权利。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同样规定了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大力发展具有当地各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广播电视等文化形式。除此之外，在《文物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其次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这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和古籍整理事业方面。在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方面的行政法规主要有国务院审批的文化部等部委制定的《关于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的意见》等行政法规，在文化传播方面主要有《关于广播、电视、电影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千规定》等法规，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主要有《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医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法规，在古籍整理方面主要有《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等法规。这些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是宪法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原则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
再次是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自治立法。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分布众多。各个地方少数民族的种类不尽相同。由此，各个地方应根据各地方自身特点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制定地方性法律以适应其各自不同的境况。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地方法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陕西、贵州等省制定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二是语言文字权利，如自治区制定的《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三是风俗习惯方面，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四是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如《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法规的制定，使得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最后是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公约。
这主要是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加入的国际社会关于文化保护的国际性公约，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我国加入的这些国际公约不仅引入了西方法制关于文化保护的成熟理念，而且从国际法角度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三、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法律保护方面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现实当中，现行法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却存在的种种的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制建设相对落后。
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不仅限于物质方面，理应针对其特点对其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分别进行保护。而在实践当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常常拘泥于对于实物的保护，而对于那些非实物的如语言、风俗习惯的等方面缺乏法律对其进行系统的保护，这使得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再者，法律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常常体现在保护那些具有经济利益的文化方面，对其非经济利益的文化方面的法律保护各个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并未结予应有的重视，使其法制建设相对实际的需求较为落后。
其次，法律结构的不完善致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陷入困境。
现行法律针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内容往往仅在关于其他内容的法律之中得到体现，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并没有一部专门的、完整的法律。这反映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并未作为立法者思考的重点，而只是关于其他问题立法中的附加议题。同时，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在遭遇到经济建设、城镇化发展等的问题时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和保障，致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再次，立法权限不明确、立法层次低使得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缺乏有效的保护。
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的立法权限规定不甚明确，缺乏必要的系统性。由此带来了各个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之间在内容和方式上出现了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混乱现象。再者，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普遍属于较低层次，常常是由行政机关及其部门所定制的行政法规、规章，而缺乏在法律层面的立法。这使得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行政法规在遇到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效力便不能得以实现，进而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得不到有效保护。
最后，立法技术的不成熟致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的效力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在现实之中其效果难以落到实处。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由于缺乏相关文化方面的技术支持，其在规定的内容方面常常较为概括，缺乏明确的规定内容，这使得法律在实践之中的在执行方面遭遇困境。同时，各个地方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在对文化的表述、定义等技术上也常常含混不清，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其在实践当中的执行。
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完善
如上文所述可以看出，现今我国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和完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体系，这是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能够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法律保护设定权限范围，并以此建立机制规范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行为；同时，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也是预防破坏少数民族文化行为，保护保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由此，建立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应明确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并在立法上得以体现。
我国现阶段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立法在内容上大多表述概括，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及外延做出详尽的表述，在实际法律运行之中由于人们对于文化内容理解的不同而往往使得人们对文化保护的执行方面产生歧义，直接影响法律的执行。由此，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应在立法工作中对于文化的含义从内涵和外延等方面作出明确的释义，如在法律的实践当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方面加强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等措施的应用，统一实践当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的理解以减少分歧，以便法律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执行。
其次，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应是执法主体明确的法律体系。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需要运用国家强制力，而国家强制力的实行者就是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执法主体。执行主体不仅主动行使国家强制力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同时这种主动的保护行为也是其责任所在。现行有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由于其规定的权责不清，使之在被执行过程中常常遇到各个责任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的情况，降低了法律执行的效率，如一项事务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执行，但在细节上法律并没有对其各个部门的责任分工进行明确的规定，或者法律对于一项事务并未规定具体的执法主体，由此带来了执法主体的缺失。由上可见，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在立法过程中应明确执法的主体，避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责任推诿的现象发生，这同时也是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
第三，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应明确规定责任追究机制。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在法律层面不仅需要明确执法主体，完善责任，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的建立不仅是通过责任追究机制促使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效果在实际当中得以实现，同时，责任追究机制也具有一定的预防功能，各个执行主体可以预见法律规定的不履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职责的不利后果，以此来敦促执法主体积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以达到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之目的。文化保护责任追究机制的建立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主体能够完成其法律义务，提高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效率。
第四，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律体系应兼顾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自身实际情况。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5
一、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结构及内在机制分析
文化的发展有深层文化和浅层文化之分。文化的深层面表征为一种价值观念、习俗、规范等，具有不易觉察、稳定、抗变革等特性。文化的浅层面则表征为群体的物质形态、行为方式，具有不稳定、易变革、较易觉察等特性。从文化学研究的成果和文化层次来看，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又可划分为内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基本层面。内层为精神层，中层为制度层，表层为物质层。这三个层面自内向外逐层落实，层与层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关联、互相渗透，有机地结合为法律风险管理文化，对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图1。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表层文化为法律风险物质文化，称为物质层。企业法律风险物质文化是由一系列实物和服务，如那些可以通过感觉器官就能直接体察到的设施、人才、法律风险结果、法律风险形象以及法律风险环境等有形文化基因所组成的，是一个企业思想精神和行为特征在资源和环境上的集中反映。法律风险物质文化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的法律风险管理理念、工作作风、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并折射出企业对法律风险的关注度及追求程度，是形成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其他层的物质基础。法律风险制度文化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中层文化，又称制度层。它是企业为实现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目标和企业法律风险战略方针而制定和执行的有关制度、规则、规范等，是企业对员工法律风险防范行为和组织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制度文化、规范文化，主要体现为防范法律风险所需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工作制度以及有关法律风险识别、评估、考核和激励办法等。法律风险制度文化只有严格遵守和实施才能使之变成一种自觉自律的文化特质和行为规范。法律风险制度文化是精神层的规范性体现，对物质层也具有保证的作用。法律风险精神文化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内层文化，又称为精神层。它是渗透于企业全体员工思想和心灵深处的法律风险意识形态，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核心和法律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主要包括法律风险理念、宗旨、方针、目标、态度以及价值观、发展观等方面。法律风险精神文化决定着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性质与方向，对物质层和制度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物质层是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外在表现和载体，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基础，为精神层和制度层提供物质保证。制度层是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中介，约束和规范着精神层及物质层的建设；既是精神层的支撑和保障层，同时又是精神层的规范性表现；既是物质层的引导和约束层，同时又是物质层的保障。精神层是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物质层和制度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并通过制度层和物质层的建设得以贯彻与落实。
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沟通企业员工的思想，使其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目标、观念、规范产生认同感、责任感和作为一名员工的使命感和归属感，进而使员工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命运同企业的前途与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6
“体育法律文化主要体现着体育法制建设的价值理念和目标选择,同时又以思想观念下的理性指导和原则规范的力量制约着体育法制建设的行为活动。”豍体育法律文化作为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一国体育文化的历史传统、发展现状及体育文化全球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同时，它也对促进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体育法律文化是体育法制建设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加强体育法律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一、传统体育文化向现代体育文化的转型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和谐,讲求等级秩序,相对而言缺乏竞争精神。形式上大多以休闲娱乐为主，重“雅戏”而非“陈力之戏”,如养生体育、剑舞、秋千、风筝、武术、棋类等，排斥激烈的对抗竞争,追求对过程的体验和身心的愉悦，体现“天人合一、崇尚和谐、恪守中道”的中国体育伦理精神。西方体育文化倡导公平竞争的伦理精神,强调在参与中展现自我,在奋斗中完善自我,在竞争中超越自我并追求卓越,形式上多以竞技运动项目的竞赛为主。豎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体育文化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成为当今世界体育文化的时尚主流形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以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接受与认同，标志着体育全球化时代己经形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起日趋紧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这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是：以竞技体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西方体育文化逐渐开始在中国体育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竞技体育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着传播，无论是形式、内容和传播方式都迥然不同于传统的体育文化。
二、体育法律文化是现代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
以休闲娱乐、修身养性为主要目的的中国传统体育由于几乎不涉及竞赛，所以公平、公正的理念与之并没有太多联系，甚至于讲求等级秩序成为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与此相反，以“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为目的的西方体育则主要以竞技体育的竞赛为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公平竞争”必然成为西方体育文化、以至于现代体育文化的核心理念。
公平竞争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基本伦理精神之一,《奥林匹克宪章》明确将“公平竞争”视为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内涵。公平竞争作为竞技运动的最高法则,要求比赛的参与者在竞争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胜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在他著名的《体育颂》中对公平、公正给予高度赞誉:“啊,体育,你就是正义!”豏
要实现“公平竞争”的现代体育理念，使之真正成为竞技体育的最高法则，就必须大力推行体育法制化，使整个体育事业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良性的运行。近年来，体育界出现的兴奋剂、黑哨、虚报年龄、打假球、比赛中打架斗殴、辱骂殴打裁判等现象严重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原则，违背基本的公民道德准则，与“公平竞争”的现代体育理念背道而驰。这说明，仅仅靠道德操守的约束已经不足以对抗现代竞技体育市场化、产业化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产生的诱惑，体育法制化随之成为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体育文化中蕴含的自由、平等、权利、公正、规则、竞争、秩序等理念与同样萌发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理念产生了高度的契合，从而使法制理念成为现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的元素，因而体育法律文化随之成为现代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体育法律文化的内涵
有学者将体育法律文化分为制度性体育法律文化和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并认为二者的矛盾是体育法律文化的主要矛盾。豐也有学者依据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有形)文化和隐型(无形)文化的文化结构理论,将体育法律文化分为显型体育法律文化和隐型体育法律文化。其中显型体育法律文化可以分为体育法律法规、体育法律制度和体育法律设施三个层面;隐型体育法律文化可以分为体育法律心理、体育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体育法律思想三个层面。豑
笔者以为，两种观点表达的内涵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前一种分法较为概括、凝练，后一种分法较为细致、具体。都表达了一个含义：即体育法律文化是物质制度层面的有形物和思想意识层面的无形物的结合。二者共同构成体育法律文化的完整内涵，缺一不可。二者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精神与载体的关系，彼此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制度性体育法律文化是刚性的，是体育事业得以良性健康发展要遵循的法规制度和依赖的物质条件；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是柔性的，是现代体育精神、理念、意识等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是体育法律文化的思想源泉，也是人们信仰并遵守体育法规的内心动力。
笔者赞同将体育法律文化分为制度性体育法律文化和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的划分方法。
四、体育法律文化的构建
既然体育法律文化分为制度性体育法律文化和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那么体育法律文化的构建当然要从这两方面着手。
我国体育法律文化建设实施的是以制度建构——立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到2010年,从根本上改变体育法制工作的滞后状况,基本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全面进步相协调,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符合现代体育发展需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核心,结构合理,衔接配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法规体系以及相应的体育执法与监督体系和法律服务体系,将体育事业全面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普遍形成依法治体的工作局面。”豒
199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之后，以体育法为依据，国务院相继颁布实施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反兴奋剂条例》等三部与体育直接相关的行政法规。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的立法工作和地方立法工作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共颁布实施了1部体育法律、6部行政法规、140余件部门规章和法规性文件、10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为体育法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体育事业的法制化建设，是因为体育改革初期，不健全的体育法律制度制约了体育改革,加强各项体育法规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体育法律文化的建设，因而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健康向前发展。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制度性体育法律文化，而忽视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的做法，使得“体育法制”目标自上而下选择成功,但是体育法制的实践却非常艰难。
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的建设成为当前体育法律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体育法规的不断建设、完善固然有助于体育事业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也只是“可依”和“可循”，至于是否“愿意依”和“愿意循”，却不一定。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先进的法律制度同落后的法律观念之间的矛盾。体育法规能否发挥作用,能否被严格地执行和积极地遵守,受思想、理念等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的影响。要想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就需要在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方面多下功夫。
转贴于
观念性体育法律文化指的是体育法律价值观念,即人们对体育法律及法律现象所形成的态度、认识、信仰和评价，它决定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趋向和行为选择。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建设首先表现为要使人们逐渐培养起法律至上的体育法治观念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其次是通过长期的体育实践和教育，不断强化法律的权威地位，培养人们的法感情，增强对法的认同感，从而做到自觉自愿地去遵循各项体育法规。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7
内容摘要：法律文化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和保障，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环境，对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的构建，并指出必须要从全民树立法律理念、健全法律制度、转变公民法律行为等方面进行构建。
关键词：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构建
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以理性的环境文化为基础，靠文化精神立国和治国的中华民族尤其如此。因此，必须培养和建设体现环境友好型价值理念的社会文化。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生活文明的重新检讨，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大力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文化建设，积极培育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文化，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环境，对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概念
法律文化概念至今尚未统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法律文化的定义不下几十种，概括起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类。
狭义的法律文化是指，社会上人们对于法律及法律现象的一系列的认识、信仰、看法和态度。这种法律文化概念仅仅把法律文化界定在主观领域，认为法律文化就是法律意识，不承认客观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是法律文化的内容。广义的法律文化则认为，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人们法律行为的法律意识以及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和法律行为习惯的总和（蔡守秋、常纪文，2004）。本文所探讨的环境友好型法律文化亦采用广义的法律文化概念。
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全社会在环境友好价值观的指导下，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体现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这些内容反映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是一种文化体系，并且是广义的社会文化，而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就是全社会在环境友好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和法律行为方式等的总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的结构
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是一个由核心层、中间层和层构成的多层次生态系统。荷兰组织人类学和国际管理学教授G•霍夫斯塔德，在其著作《跨越合作的障碍―多元文化与管理》中开篇论述，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但其结构形式大体一致，即由各不相同的物质生活文化、制度管理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精神意识文化等四个层级构成。根据该理论，文章把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分为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物质层四个层次。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精神层
精神层为核心层，包括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观念是人们关于环境保护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观念具有认识、评价、预测、调节、传播和教育六大功能（吕忠梅，2003）。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思想是将分散的、具体的、个别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观念等法律意识，转化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化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思想体系，是人们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现象认识的理性阶段。
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观念相比，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思想在一定阶级的法律意识中处于更高的层次，它具有理论性，表现为一定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法律学说；它具有深刻性，表现为不是对于法律问题的现象层次上的认识，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现象的本质作出自己的理解；同时，它又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一定阶级对于各种法律问题的总体看法，并且尽可能实现各种具体观点在逻辑上的完整和统一。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制度层
制度层包括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规范属于制度性文化的范畴，是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关键内容。它是由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涉及国家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规范性文件，是法的主要形式，也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模式和准则，是制定从属性法规的依据（杨洪斌等，2005）。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规范规定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及法律制度，规定了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的设置和建造，规定了法律创制的各种规则和法律运行的程序，是各种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形式，是法律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例如，循环经济制度、资源节约制度、生态综合保护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再生能源制度等。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制度是一种运动状态的法律文化，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运行的主要方式，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生活的核心内容。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行为层
行为层包括组织和个人的生产行为、分配行为、交换行为和消费行为，这些行为是否主动做到环境友好的要求，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建设的落脚点。环境问题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按照《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8规定：“为了实现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消费模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科学的引导，使之适应环境友好性的要求。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要求：“提高全社会对发展循环经济重大意义的认识，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编写消费行为导则和资源节约公约，引导合理消费，规范消费行为，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逐步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
（四）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物质层
物质层包括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组织机构、设施以及产品。为了创制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使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能够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实现，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组织机构和有关的法律设施。法律组织机构和设施是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包括法律法规的立法机构和设施、执法机构和设施、司法机构和设施、法律监督机构和设施及法律的附属机构和设施等。
法律文化的发展状况从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法律机构和设施的完善与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邹凤岭，2007）。2002年的《清洁生产促进法》第16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鼓励公众购买和使用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要求：“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鼓励使用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绿色标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减少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以上这四个层次，由里到外，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其作用机理就是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观念的指导下，制定一系列环境友好制度，从而引导人们形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物质设施与产品。总之，显性层面的法律文化引导和决定着隐性层面的法律文化；同时隐性层面的法律文化又对显性层面的法律文化起反作用，对显性层面法律文化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
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的构建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谐因素，合理借鉴外国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构建适应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法律文化。具体包括：培育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观念、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制度及注重环境友好型社会行为的引导。
（一）培育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观念
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观念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的核心因素，它指导和决定着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其它要素的确立和发展，具体指在执政上树立环境友好型依法执政的理念；在立法上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科学立法的立法理念；在行政上确立和加强依法环境友好型行政、建设环境友好型政府的管理理念；在司法上，树立环境友好型司法理念，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社会上培植公民环境友好型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在环境友好型理念指导下守法、用法、重法观念，以形成良好的环境友好型法律文化观念。
（二）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结合目前我国的基本经济、技术和环境保护国情，有必要对照环境友好性的要求，即是否有利于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是否有利于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是否有利于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是否有利于大力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是否有利于建立以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是否有利于环境承载能力的维持和生态环境的建设等判断标准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构建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友好性法律制度体系（李祥荣，2006）。设立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强制淘汰制度。对达不到最低能效标准的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对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达不到建筑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准施工、验收备案、销售和使用；对矿山尾矿中资源品位严重超标的，要采取强制回收措施。
（三）注重环境友好型社会行为的引导
构建文化的目的在于引导行为，如果人们在行为中不能体现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要求，那么，其法律制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其法律理念也就失去了意义。在环境友好法律遵守方面，一定要在全社会形成遵守环境保护法律和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机制，并且形成法律真正能解决问题、解决好问题的机制，这样才能克服对环境法律问题人治的随意性。
加强决策者和执法者的环境专业教育和培训，为科学决策和严格执法创造良好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律强制、行政指导、经济刺激、品牌宣传等方式，促进企业发展自己的企业文化，提高它们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自觉性。通过环境伦理道德建设、税收减免、价格调整、公众知情选择等机制，引导人们购买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服务和产品，鼓励公众形成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的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通过强制采购、限额消费、限期达标等方式，在取暖、降温、取水、用纸、交通、设备购买、房屋建设和装修等方面，发挥公共职能机关节约资源、支持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表率作用（，2007）。广泛宣传、合理引导，建立登记和活动方面的行为规范，支持公众和社会团体发挥有序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通过示范、奖励、市场机制、惩罚、行政指导等方式，加强环境教育的全民性、全面性、系统性、实践性和持续性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蔡守秋，常纪文.国际环境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4
2.吕忠梅.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法律出版社，2003
3.杨洪斌，马雁军，张云海.大气污染与健康损害研究综述.环境科学，2005，34（1）
4.谢作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m].中央民族出版社，2008
5.邹凤岭.国外依法推进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透视[J].交通企业管理，2007（2）
6.李祥荣.环境友好型城市[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7..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7（2）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8
论文关键词企业法治文化依法治企经营管理
历经33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一方面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愈加成熟，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从外部看，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对接世界市场，企业既要与外国同行开展竞争，又要肩负起“走出去”的艰巨使命。从内部看，我国企业亦面临的挑战同样突出。近年来，随着企业精细化管理的逐步深入，企业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有所加大，而一些企业法律意识淡薄，既不能依法合规经营，又不能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企业如何应对经营管理中的各种法律风险，构建完善的企业法治文化，使“依法治企”的观念内化了企业全体人员的群体思想和自觉行动在当今企业管理的全过程中已愈发凸显其重要性。
一、企业法治文化的内涵
企业法治文化是指渗透着法治精神和法治理想的制度、规范、意识、价值观、心理等文明形态的总和。企业法治文化以依法治理企业理念为精神内核，以国家法律规范和企业规章制度为载体，以民主立法、依法管理、法制宣传教育和自觉守法为建设过程。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的法治文化建设应当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围绕企业的发展目标、生产经营任务和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依法治理企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当以国家法律规范和企业的规章制度为载体，安排和落实法制宣传教育等各项任务，服务于企业改革发展。企业还应当注意与本身具体情况相结合，遵循法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发展模式，从而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健康进行。
二、“依法治企”理念的含义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依法治企理念是企业法治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基本需要。因此，本文有必要在此详细探讨依法治企理念的含义。依法治企理念的基本含义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来治理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使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制度。
当前企业在贯彻依法治企理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未能真正贯彻依法治企理念，重形式，轻实效
一些企业不能真正重视“依法治企”理念，开展普法工作只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非真正追求通过员工中普及法律知识，从而构建并提升全体员工的法治理念，培育本企业法律文化这一目标。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在于企业管理者以及员工对依法治企理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意识到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企业面临着特殊而复杂的工作环境，各个工作环节都有可能产生各类法律风险，对于企业来说，要贯彻依法治企原则，必须充分认识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性，真正做到贯彻依法治企的理念、提升企业法治化建设水平。
（二）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团队建设薄弱
在企业建立初期，生存压力是首要问题，“人治”大于“法治”这一情况比较多见，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不大重视法律事务管理，更不用说设置专职的法律事务管理团队。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及规模后，企业管理就必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从依靠个人的决断转而依靠制度建设、合规经营来谋求企业的永续发展。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要想切实落实“依法治企”，就必须要依靠法律事务管理团队的力量。就此而言，一支高效专业、有执行力和管控力的法律事务管理团队便成为企业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横向来看，我国企业目前的法律事务管理人员力量仍相对薄弱。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律师制度是一项发展非常成熟的律师执业制度，私人律师、公司律师、政府律师在执业律师中的比例为7：1.5：1.5。
我国加入wto已十年有余，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及相关管理部门对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团队的建设也愈加重视，1997年，我国颁布《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其中便明文规定“国有独资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大型企业应设置法律事务机构，中型企业应当配备企业法律顾问”，这就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团队的建立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于企业而言，实现“依法治企”，法律事务管理团队就必须要在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中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为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之中涉及法律的事务由企业法律事务管理部门或者企业法律顾问处理或参与处理就必须解决以下好三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团队在企业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其次，要明确企业律事务管理团队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另外，还要明确企业律事务管理团队处理或参与企业中涉及法律事务的运作机制及流程。
只有建立成熟、专业的企业律事务管理团队，才能从制度上避免企业因没有遵循依法合规经营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及经济损失。企业法律部门以及企业法律顾问不仅可实现企业风险的事后控制，也是风险前端控制的组织及人力保障，堪称为企业内“看门人”。因此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一支优秀高效的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团队是企业适应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管控各类法律风险的必然要求。
三、“依法治企”理念实现的路径选择
（一）树立法治意识，坚持依法治企原则
随着依法治企原则日益受到我国企业重视，我国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坚持贯彻法治经营以及依法治企原则，要求企业的一切活动必须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并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了成功。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其在贯彻依法治企原则方面取得的成果极有借鉴意义。华为成立于1988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为2万元，然而自1992年至2001年，这十年之间，华为年销售额从1亿多元增长至255亿元，在华为公司迅速扩张过程中，企业规模的膨胀也对企业宏观战略的调整施加了压力。1996年，华为公司制定了《华为基本法》作为企业管理大纲，它摒弃了以企业领导者的人为意志覆盖企业管理的过去模式，改从企业的实际状况出发，根据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制订和执行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从而将企业组织和人的行为规范化，形成了一套决策科学化、流程标准化、考核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即“依法治企”模式。
此外，作为国有大型企业代表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其也十分重视依法治企理念的构建及法治文化的建设。2012年，中国石化专门制定了法治文化建设纲要和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纲要，按照纲要的要求，中国石化要将企业法治文化有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发展战略，使企业法治文化发展成为中国石化的重要竞争力。当前，全球经济在欧债危机的阴影下岌岌可危，但中国石化依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在2012年中国500强企业中蝉联榜首。
从上述企业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出，只有树立了依法治企原则作为企业运营中的指导原则，才能促使企业规章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只有实现企业管理的标准化和制度化，才能做到企业依照制度决策，遵循程序运营，最终达到法律与企业管理的高度融合，保证企业的顺利发展。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企业规章制度
企业要实现依法治企，最重要的保障和基础就是建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由此可见，只有首先建立健全依法治企的管理制度，才能将依法治企真正落到实处。
我国规范企业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庞杂而繁琐，因此企业可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自身情况制定切换实际的规章制度，并将其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基础上，企业还应将制度规定的各项责任予以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责任到位，各司其职，有规必依，违规必究。
从主体看，“依法治企”的落实，不仅仅是企业领导的责任，更需要全体企业员工的共同努力，只有保证各职能部门及所属员工都严格依照法律和企业章程及其配套制度的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才能真正保证企业规章制度行之有效。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就是适用系统化的企业规章制度规范经营管理行为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在美国纽约上市的世界500强公司，中国石化根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遵循中国石化的法律、组织和管理形态，将传统的管理模式与现代国际惯例、法规相结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加强企业管理，使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成为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包容性很强的内部管理制度。中国石化的内控制度，不仅体现合规性原则，使得依法治企理念贯穿企业整个经营活动的始终，同时又使每一个员工既是内部控制的主体，又是内部各项制度实施与执行的被监督者，通过一系列的监管与控制，既确保企业“有法可依”，又使得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依法治企是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若要实现依法治企，企业首先要树立法治意识，坚持依法治企原则，然后建立完善的企业规章制度并辅之以责任追究与监管控制措施，从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到普通职工都应当重视依法合规处理企业在改革、改制等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涉法事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走依法治企之路是时展的必然要求，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在树立法治意识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企业规章制度。
推进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是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推进企业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依法治企原则，通过建立完善的企业规章制度，强化员工对法治的内心信仰与敬畏，激发员工崇尚法律的热情，使“依法、合规、公平、诚信”得到全体员工的普遍认同和奉守，为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强大的法治文化支撑。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9
截至目前，我国文化领域立法甚少，存在大量盲区，这与我国大力推进文化发展的实践不相匹配。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与产业的活跃与发展，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学术界开始重视文化立法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大量发表。但是，在着手进行文化立法之初，关于文化立法的基本原则，各界意见分歧不小，并因政治性、技术性等因素而更显纠结；④而对于文化法（即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或领域的法律实践）整体上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研究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其中，肖金明教授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将文化法的原则概括为“文化权利保障、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市场化与政府规制协调和综合效益等原则”。⑤笔者认为，这种概括仍然没有深入文化法的实体性内核。因为，政府如何主导并规制、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如何结合、市场化与政府规制如何协调、如何理解综合效益等，仍需遵循更内在的法律原则。
作为贯穿于文化法律规则制定与实施的根本准则，文化法基本原则的确立首先要以该法的法律宗旨为基础，同时要尊重文化现象的自身规律、合乎公共管理的原则、遵守产业与市场准则，并需要体现特定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背后的价值目标。所有法律均以保护权利为直接或间接目的，即使是以市场调控、行为管制、产业促进等为直接目的的法律，其最终的法益目标也必定回归至权利的保护。文化法的基本宗旨是保护文化权利，文化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需要以此为基础。依照一般法理，文化权利可区分为消极的文化自由权和积极的文化实现权，而文化自由权属于最基本的权利。进而，文化法的逻辑原点应该是文化权利、尤其是文化自由权。所以，文化法的第一原则就应该是尊重和保护文化自由；自由之后则是文化实现权，故其第二原则便是文化利益切实、公平享用的原则。现实中，文化权利和利益的切实、公平享用需要国家参与，且国家参与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必须，于是就需要确立文化产业促进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文化领域毕竟不同于产业经济，在就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选择时，文化法必须尊重并保障文化的精神利益、道德价值，即必须坚持精神价值优先的原则，即使对于营利性导向的文化产业，法律也需要以精神优先原则加以规制。这便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文化法的五项基本原则：文化自由原则、切实公平享用原则、产业促进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和精神价值优先原则（同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文化主权论也影响到国内文化法律实践，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辅助原则，文化主权原则也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认）。
文化法是国家保护文化权利、规范文化现象的一切法律规范之总和。文化法广泛涉及宪法、行政法以及私法规则，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也被某些学者归入社会法的范畴。⑥同时，作为文化法的规范对象阈，“文化”是一个外延范围广泛、甚至难以厘定的综合性现象，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制定统一的文化法典，而大都针对具体的文化部门进行单独立法，如文化遗产法、文化促进法、博物馆与图书馆法、电影法以及著作权法等。可以肯定，统一的文化法典的制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本文所谓“文化法”，所指也是各种相关规范的总和，文化法基本原则就体现在所有这些规范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⑤肖金明：《文化法的定位、原则与体系》，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1期，第28页。
⑥前引⑤，第26页。
⑦莫纪宏：《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1期。
一、文化自由：文化法第一原则
文化的法律法规篇10
虽然从1995年开始就有相关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制定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原国家体委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县级体育事业的意见》、《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开放的通知》等提出了“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问题，但真正形成于立法，则是国务院2003年8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的规定，该行政法规第6条第3款规定：“国家鼓励机关、学校等单位内部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后国务院又在2009年10月1日实施的《全民健身条例》第12条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其后一些地方，如安徽、上海、湖北、湖南等地制定了本地方的《全民健身条例》，也确立了这样的制度。还有一些地方通过了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规范性文件，如《北京市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实施办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进程，同时也在法律上根本保障该制度的社会运行。然而从我国现行体育部门法律制度来看，仍然存在不协调之处，如作为体育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没有作出这样的制度规定，还有规定学校教育的相关法律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为《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为《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为《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为《高等教育法》）等没有确立这样的制度，从而使得下位法，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制定的相关部门规章，地方相关的立法等失去了制定该制度的“立法根据”，“合法性”不足。从我国现行体育法律制度以及教育法律制度来看，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存在立法空白或不协调之处，需要进行整体修改，以保持相关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协调性，这就需要采用包裹立法模式，以实现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的协调与统一。
1包裹立法模式的内涵及其适用优势
“包裹立法模式”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最早产生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1896年，德国制定德国民法施行法时就采用了包裹立法模式，当时共修正了17部与民法抵触的法律，废止了1部法律。其后这种立法模式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瑞士、奥地利国家等实行起来,也被英美法系国家(地区)如英国、美国、我国香港地区所借鉴与吸收。据我们查询的资料来看，“包裹立法”并没有统一的名称，还有一些其他名称，如“大衣立法”“公车立法”“条款立法”“综合立法”等。台湾学者罗传贤认为，所谓包裹立法（gesetz-espaket）系属集合式之立法，其并非在程序上或审查标的上浓缩或以总和审议方式通过，是把数个要修或要订、要废的法律，在同一政策下置于一个法案内作整合之处理。换言之，即为增进立法效率及法制调和等理由，需要将数个法律同时作横向处理的一种科学立法方式。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所谓包裹立法模式是指这样的模式，“立法机关在审议法案时，为了整体达到一个立法目的，将原本分散在各个法律内的有关规定，放在一个法律内，一次性地修改或增订的立法方式。”我国学者王洪宇认为，包裹立法是指为了达到一个整体的立法目的，立法机关在一个法律性文件中对散布在多个法律内的有关规定一次性地作出“打包”修改。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包裹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在同一个立法目的或同一个立法指导思想下或立法政策指导下，对数个法律（或法规范性文件）所进行的立法活动；不属于同一个立法目的或立法指导思想或政策下的规模性的立法活动，不属于包裹立法；第二，不同的法规范性文件应该是同一个主体制定的，根据立法权限的划分应该是属于同一个立法主体的权限范围内。有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虽然遵守同一个立法目的，也具有同等效力等级，但属于不同立法主体的权限范围，不能称之为“包裹立法”。有学者认为，我国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共修改了59件法律的114条规定。这是我国首次以“包裹立法”模式修改大规模法律的活动，是包裹立法模式的首例实践。根据以上界定，我们认为这次的法律清理活动不能称为包裹立法模式。因为它不是在同一个立法目的、立法政策或立法指导思想下针对分布在不同法律中的条款所作的修改，这是法律清理活动。法律清理活动与包裹立法活动有着较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是遵从同一个立法目的、立法政策或指导思想。我国最早运用包裹立法模式，我们认为，2013年9月5日，国务院提出《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建议，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包裹立法模式”。国务院法制办认为，这次修订教育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4部法律及其相关条款进行一揽子的修订。传统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一项议案或提案仅涉及一个法律案的制定或修改，或者说制定或修改一部法律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提案而提出的；第二，立法机关在审议法律案时，一次仅针对一个法律案进行审议；第三，立法机关在表决法律案时，也是仅针对一个具体法案进行表决通过。
与传统立法模式相比较，包裹立法模式可以：第一，一项议案可以包含多件法律案，即是说将多项法律案置于一个提案中来提出；第二，立法机关可以针对这样的打包提案进行整体审议；第三，立法机关也可以针对这样的打包提案进行整体表决。我们认为，从包裹立法模式与传统立法模式比较，第一，可以降低立法成本，节约立法时间，提高立法的效率与效益。包裹立法一次涉及到多部法律，对各个需要修改的法律文本，做集中的、“打包”式处理，无疑地会大大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活动的规模效益[5]。第二，保障法律体系的和谐、法律条文之间的协调一致。因为是整体上考虑不同法律中的规定，确保散落在不同法律部门的条文规定协调一致，防止法律之间产生冲突，包裹立法模式“会逼使法案拟定者及审议者注意，到底新立法（或修法）会造成与哪些法律条文相抵触，从而修正之。这种每次立法即无异于将各相关法令作一次‘法规整理’的工作，可使法秩序体系经常受到检验。而另一方面，立法者也负有检查新的‘立法意志’究竟与老的‘立法意志’发生多少的冲突”[4]。针对调整同一事项或同一对象的不同部门法需要统一修改时，包裹立法模式的优势就得以体现。在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大规模的立法任务转向了法律的修改、补充与废止工作，包裹立法模式将成为我国法律修改的模式选择。
2包裹立法模式在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中适用的必要性
一件法规范性文件的变动会引起其他相关法规范性文件的变动，有两种关系类型：一是法规范性文件与其相配套的法规范性文件的关系；另一是在调整对象或事项上有交叉的不同的部门法之间。对于第一种类型，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法律都不能解决它所调整事项的所有问题，它的实施还需要相关的协调性立法或配套性立法予以支持，即不仅要与相关的法律相协调、相统一，而且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实施条例或实施意见等具体措施，从而保证它的实施效果。以我国《体育法》的实施为例，它既有与之同等效力等级立法的协调，这称之为横向立法的协调，如《体育法》第52条规定：“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有前款所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里，《体育法》的规定应与《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相协调、相一致。另外《体育法》的实施也有纵向配套立法，即从纵向角度看，为上位法制定补充或细化规定的都属于配套立法，比如《体育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对于第二种类型，即相关法规范性文件在调整对象或调整事项上有交叉，一些内容规定在不同的部门法之间，如“学校体育”既是体育部门法的调整内容，也是教育部门法的调整内容，这就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为维护法律体系的内在和谐一致，必然在涉及相同调整对象或调整事项上是一致的，不应发生冲突或不一致。前文考察过，包裹立法模式适用的范围仅限于针对同一对象或同一事项的属于同等效力等级的立法，既能适用于横向配套性立法之间，也能适用于在调整对象与调整事项的相关立法之间。当产生如此法律现象时，有关立法主体在对某一个部门法律进行修改时，就会“动一发而动全身”，会引起相关的配套性立法的变化，为解决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包裹立法模式是最佳选择。当然，体育法律部门只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部门，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任务都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体育法律的修改能否进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议程，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当然体育部门法的修改的紧迫性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国《体育法》自1995年制定实施到现在，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体育法》的修改已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这里我们从完善“学校体育社会化开放”的立法入手，来说明体育法包裹修改模式的运用，这只是《体育法》修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是说明《体育法》的修改必然从此入手，但它是体育法律包裹修改模式运用的典型范例。我们认为，从节约时间、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与效益以及为实现法律体系的和谐一致性的角度，我们认为有关立法主体可以采用包裹立法模式，尽快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中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内容的规定以及相关规定的一致性。关于学校体育社会化开放立法涉及到两大部门法，一是学校有关的教育法律部门；一是相关的体育法律部门。这两大法律部门关于同一个调整对象（即学校体育设施）内容的规定（即实现学校体育设施的社会化开放）应保持一致性、协调性，不仅在于横向协调，即具有同等效力等级或同一个立法主体制定的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法律规定应一致还在于纵向协调即不同效力等级的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法律规定应一致，否则法规范性文件就会不一致、不协调，不仅有损法律的权威，而且会导致实践中的无所适从，也会限制相关立法实施的社会效果。从我国现有的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立法来看，不仅存在横向的不协调，也存在纵向的不协调。
我们首先来看纵向的不协调。宪法是我国所有部门法的立法根据，是“立法之法”，任何部门法都须有宪法的原则、精神或规定的依据，否则这样的立法就失去的“合法性”的根基。《宪法》第21条第2款确立的“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部门法的立法根据，也是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立法的基本根据。应该说《宪法》确立了我国体育立法包括学校体育立法的指导思想，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是“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的应有之义。作为体育基本法的《体育法》虽然用专章规定了“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但在《体育法》中并没有明确“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内容，从而在我国整个体育法律部门未能确立“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整体框架，这应该是我国《体育法》的重大缺失，这种缺失，不仅使得下位立法失去了上位法的立法根据，也使我国有关部门从1995年开始推行的有关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政策，如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年原国家体委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县级体育事业的意见》、《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开放的通知》等，就失去了基本的法律支持与保障。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立法，最早是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确立的，2003年8月1日实施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6条第3款规定“：国家鼓励机关、学校等单位内部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2009年10月1日实施的《全民健身条例》第12条也规定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的问题。
这两部行政法规虽然以是“鼓励”、“倡导”的方式作出了规定，但这种规定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它缺少体育基本法《体育法》的支撑。因此可以看出，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规定，《体育法》并没有确立其基本框架；《体育法》与国务院制定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全民健身条例》是不一致的。另外，国务院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即国家体育总局、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教育部并没有以部门规章形式对“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作出规定，这种规定的缺失使得国务院行政法规中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规定无法落实。在地方上，这种不一致、不协调也是如此，我国很多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上海、北京、内蒙古等地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相关全民健身的地方性法规规定了“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内容，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相应的地方政府规章作为配套；一些地方制定了非属于政府规章范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的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教育厅制定的《关于推进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广州市教育局的《广州市学校体育设施向设施开放实施意见》等，从而出现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一致。
那么我国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横向立法中，是不是存在协调一致性呢？我们前文说过，关于学校体育的法律规定既涉及到体育部门法也涉及到教育部门法，从法律层面上看，《体育法》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都缺失“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规定，而且从我国教育立法的指导思想来看，倡导或鼓励的是“公共体育设施对学校开放，对学生开放”，学校体育设施是为满足教育的基本需要而设置的，在立法时，基本上坚持“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二元区分的观念，没有打破这种界限，确立“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理念与思路。如果说《教育法》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法，它确立整个学校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框架，它的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缺失，使得我国相关教育立法对此内容的规定缺少了上位法的依据。因此，《体育法》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在“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上是缺失的，也是与我国整个法律体系是不协调的。我们再看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前面说过，国务院通过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全民健身条例》明确规定了“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内容，但同为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则缺失此规定，从而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并没有保持协调一致性。这种现象在国务院的部门规章上、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上也有表现，多数是缺失相关的制度规定，即前文所说的上位法立法根据的缺失，我国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以及有权立法的地方人民政府基本没有制定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相关规章，根据我国立法体制，这些主体享有执行性立法权，即根据本部门、本地方实际上对上位法如法律或行政法规作出更加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但它们并没有制定相关的规定。综上分析，我国现行的法规范性文件中，只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有“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规定，但法律层面基本上缺失。不仅如此，横向立法之间也缺少协调，从维护我国法律体系统一性的角度，另外也是为了实现下位法的“合法性”，我们认为，适用包裹立法模式完善“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来统一修改与完善我国现行学校体育的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不仅在缺失的法律层面上进行补充，即在《体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中增加“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原则规定；同时考虑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协调性，在下位法中将上位法中“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制度进行具体化，增强下位法的实践可操作性。从而在“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制度”设计上，实现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也要实现法律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规章之间的协调一致。
3包裹立法模式在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中适用的范围
包裹立法模式只是一种立法方式、方法，我们认为只要享有立法权的主体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方法，对其制定的相关法规范性文件（至少两件）在一个整体立法目的或立法指导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立法活动。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来看，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在以下层次或范围中适用包裹立法模式。
3.1《体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包裹立法，整体进行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是我国目前制定的属于法律范畴的教育法规范性文件，《教育法》调整对象的是我国整个学校教育包括中小学、大学、职业等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教育，《高等教育法》调整对象是我国高等学校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育；《职业教育法》是调整对象是我国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法》的调整是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即九年制义务教育。从调整对象来看，我国现在尚无针对高级中学教育法律。就从现有的四部教育法律来看，《教育法》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是教育基本法律，其他三部是“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体育法》是我国体育部门法的最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我们前文说过，同一个立法主体制定的法规范性文件才可以适用包裹立法模式即整体性修改。那么这五部法律有四部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即《教育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教育法》能够与其他四部法律来进行整体修改吗？我们认为是可以的，这里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立法法》第7条明确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为涉及“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规定是法律中的部分条文与规定，不涉及到对《教育法》进行全面地修改。因此这五部法律可以适用包裹立法模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审议，统一表决通过。针对“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如何进入这五部法律中，我们认为一是统一规定，二是因为它是法律，可以作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如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定：国家及地方财政投入设立的学校，其体育设施应对社会开放。这种规定的合理性在于：第一，我国自2006年开始试点，主要是要求公立学校的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家及地方财政投入学校的体育设施“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建设的，因此对社会开放是合情合理的，对外开放会带来学校管理成本的增加，社会和政府应当承担责任。”[7]第二，法律应明确是权利还是义务，对于学校来讲，这应该是法律设置的义务，学校应当遵守，不应当用“鼓励”或“倡导”非规范的语言来规定；第三，我国从1995年开始进行制度设计，自2006年开始试点，地方已积累成功的经验，各个学校的体育设施也都应当具备“社会化开放”的条件，因此，我们认为这五部法律中应确规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全民健身条例》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启动整体修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6条第3款、《全民健身条例》第28条都规定学校体育设施对公众开放的问题。根据《立法法》确立的立法权限，国务院可以“为执行法律的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如此，国务院可以就以上五部法律中规定的“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但以上两部行政法规存在规范不周全的问题，《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采用的“鼓励”，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权利选择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强制性；而《全民健身条例》28条规定的不足在于：第一，规定了“积极创造条件”，这是“附条件”的行为，可能为学校不开放体育设施留下了借口与理由；第二，“县级人民政府”作为政府作为的主体也不全面，城市里还有区人民政府没有纳入其中，而我国自2006年开始试点的地方都在城市，没有明确城市里基层人民政府在“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中的责任设置。另外《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则缺乏“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相关内容的规定。我们认为完善这三部行政法规的建议有：第一，在三部行政法规中规定进“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内容；第二，相比于第一个层次法律的规定，行政法规对“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可以规定更为具体一些，但不得违背《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原则与规定。
3.2关于“学校体育社会化开放”地方性法规中包裹立法模式的适用地方性法规在法律效力等级上又低于法律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它也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如果存在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地方性法规有调整“学校体育”的内容，那么可以采用包裹立法模式，对这几件地方性法规进行整体修改。这里以上海为例，上海涉及调整“学校体育”的地方性法规有三件，一是2009年2月24日修订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一是2004年5月20日制定的《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一是2012年4月19日制定的《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这三件地方性法规按其调整对象来说都应涉及到“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内容。但只有《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作了规定，条文仅有一条，是该条例的第21条，这一条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规定了“创造条件”开放体育设施的问题，使得这条规定不具有硬性或法律上的约束力；还作出了授权规定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学校体育健身设施向市民开放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学校所在地的镇（乡）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会同学校组织实施。”我们认为规范意义上来讲，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这里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授权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更为合适，而不应该超越本级人民政府而授权下级或基层人民政府。从执行性立法的角度，地方性法规可以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更为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从统一性、一致性的角度看，上海这三件法规应作出相一致的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规定。
3.3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规章中包裹立法模式的适用规章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从法律效力等级上来说，具有同等效力等级。据我们查询，不论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教育部还是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针对“学校体育”相关的立法非常少，更是缺乏关于“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的具体的更为详细的操作规定。从包裹立法模式的角度看，如果是同一个立法主体，涉及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调整学校体育的规章时，可以采用包裹立法模式。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