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理论篇1
关键词：经济长波；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80611072
一、经济长波理论文献综述
最早系统地提出长波理论的是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他在1925年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长波产生的动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其中影响最大、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熊彼特、门斯和范・杜因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长波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会带来盈利机会和超额利润，从而引起大批企业仿效和跟进，出现“创新浪潮”，成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驱动力，使经济处于周期的上升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活动会被社会消化，不再有利可图，此时经济会出现收缩和不景气，从而进入周期的下降阶段。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后，那些为追求超额利润的企业家们会转向关注那些可能取得技术突破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新的创新活动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经济的周期波动也由此产生。
门斯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长波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动因，并且利用美国1900～1979年耐用生产设备方面的固定投资的时间序列总量数据证实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论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门斯长波理论的合理成分，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长波理论。范・杜因认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和下降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构成基本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范・杜因进一步将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和基本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联系起来，认为经济长波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分别对应于创新生命周期中的增长、成熟、下降和引进阶段。在创新生命周期的带动下，经济出现了长周期波动。长波的发展阶段是由创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另外，许多经济学家从其它角度对长波的形成动因进行了分析。如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相对价格长波论。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长波，提出了以分析平均利润率为核心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教授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论的基础上，强调技术创新对劳工就业的影响，提出了劳工就业长波论。以戈登、e・韦斯科普夫和迈克唐纳夫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则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认为长波实际上是资本积累的周期，资本积累速度比较快的时期，是长波的上升阶段；积累速度比较慢的时期，是长波的下降阶段。
二、中国经济长波的进程及其特殊性
我们可以通过GDp增长率指标来探讨中国的经济长波运动。为消除短期波动的影响，首先对中国的GDp增长率进行九年移动平均，得到了中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将其绘制成图1，以便观察中国经济的长期波动。同时为了使经济长波的波动轨迹更平滑从而更易于观察，我们可以采用经济计量学中用于趋势消解的Hp滤波器对长波的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和波动分解，从而得到一个更平滑的波动序列。即
其中对年度数据的滤波参数为100。运用Hp滤波器对中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进行滤波后得到的更为光滑的趋势序列如图1所示。
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历程，经济周期性波动也由此展开。当时我国学习苏联的发展模式，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经济周期的波动非常剧烈。根据图3，我国1958年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仅为1.04%，1959、1960和1961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34%、-5.53%、-17.63%，因此，这一时期长波处于谷底阶段。1967年，我国GDp的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高达8.15%，197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5.52%，这一时期长波处于波峰位置。之后开始回调，于1976年到达长波谷底，197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2.05%，九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为5.16%。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长波的运行也进入了一个新周期。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经济在新长波中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运行，而且很多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
图1中国经济长波和Hp滤波器滤波后的中国趋势长波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页数据和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2002第166～167页数据计算并绘制。
另一方面，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超长的长波，虽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所起伏，但基本上保持了一种上升的运行态势。因此，中国工业化以来的经济长波进程也可概括为一个长波。中国长波运行上升期的这种超长发展体现出了不同于通常意义长波的特殊性。因为通常意义上的经济长波波长平均为50年左右，其中包括30年左右的上升期和20年左右的下降期。而中国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50年，而且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这种特殊的长波超长上升期的出现可以说是通常意义长波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变形。
三、中国经济长波特殊性出现的原因
根据前述技术创新长波论，技术创新浪潮的产生和进展是引致长波运行的主要动因。世界经济长波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技术创新与经济长波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同时，制度创新对长波运行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经济长波的产生和运行正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上述特殊的超长经济长波上升期的运行和持续正是源自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断进展和深入。1953年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经济周期波动也由此展开。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不但建立了许多传统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半导体、计算机、空间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尖端科技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些技术创新的进展推动中国逐步脱离了长波的圈外地带，进入了长波的上升期。1978年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如现代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成果奖励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创新和演进极大的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持续发展。同时，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大力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长波上升期的持续。中国经济长波这种超长高涨期的出现可以说是利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长波发展的一个成功特例。
四、保持中国经济长波持续高涨的对策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波高位运行状态的持续，我们应继续大力强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长波高涨期的平稳运行。
首先，我们应该继续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要强调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其次，应大力推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但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
为了提高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应继续完善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的建设，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氛围。同时，应采取扩大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以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等措施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基础研究上的重大发现和理论突破，由此推动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荷]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2
[关键词]古典经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英)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3
【关键词】李嘉图经济增长理论
一、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
1.关于什么是财富。李嘉图认为国民财富是一国所生产的商品生产物总量，这与斯密的观点基本相同。但他着重论述了价值与财富的不同特性。他认为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商品数量的多寡，而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单位商品的价值减少，却会使商品数量成倍增加。所以，财富不取决于价值，而取决于产品数量。
2.关于财富增长的途径。李嘉图认为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增加劳动者。这不仅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只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李嘉图尤其推崇第二种方法，即不增加劳动者人数，而是提高劳动者效率。
3.对外贸易对财富的增长的影响。从李嘉图的思想来看，在人口保持与资本比例增长，技术进步难以抵消土地收益递减的状况下，一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是暗淡的。但是，当一国经济处于开放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前途未必如此。他指出，经济达到了增加资本和增加人口限制的国家，借助于国际贸易，也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增加财富和人口。显然，李嘉图实际上是把对外贸易置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位上。其依赖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用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稀缺与相对丰裕的资源间的置换，其最终目的在于克服国内狭小市场规模下由于土地资源衰减而造成工资难以下降，地租比重上升，利润减少的增长中的利益障碍。
4.承认经济增长过程是一利益变动转移的过程，增长问题必然与分配问题相联系，从利益分割变化与增长主体的关系分析持久增长的条件，是李嘉图增长思想的基础和精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重新组织，各种要素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原有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和转移。李嘉图则主张改变市场结构和规模以达到利益调节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李嘉图经济增长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提出的观点，成为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渊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第一，从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来看，李嘉图否定经济增长是在资源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进行，无疑是一个进步。在李嘉图以前，亚当·斯密并没有把资源的有限性作为增长的制约条件来考察，很少考虑到人口总量相对于有限资源而产生的压力问题。但从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任何经济增长都是在这一客观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李嘉图的理论更接近经济增长的客观现实，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第二，指出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是一个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不断溶合的过程，是李嘉图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论述揭示出，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与世界经济相融合，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将成为一国经济增长机制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充分利用它，就可以发挥本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力量，缓解某些短缺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妨碍作用；反之，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无论怎样巨大地充满竞争力，也不可能达到资源所允许的国民财富的潜在增长。因此，任何追求发展的国家都应自觉地置身于世界经济范围内，把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转化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李嘉图的这一论点已经为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实所证明。
第三，李嘉图提出社会财富是积累的源泉，积累又是引起社会财富增加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有科学意义。同时，李嘉图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对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有借鉴意义。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都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追求经济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扩张，而不太注重发展的质量和由此带来的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高速度，在短期内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加剧人口、资源、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引起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取的，是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不但滥用资源，而且泱及社会。由此可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意义何等重大而深远。
第四，承认经济增长过程是一利益变动转移的过程，增长问题必然与分配问题相联系，从利益分割变化与增长主体关系分析持久增长的条件，是李嘉图增长思想的基础和精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从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重新组织，各种要素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原有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和转移。要使经济持久稳定增长势必了解利益分配的变化趋势，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社会动荡，以致增长过程中断的情况来看，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相互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李嘉图主张改变市场结构和规模以达到利益调节来促进增长的思想，不能不说没有借鉴意义。
三、李嘉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
李嘉图的经济增长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英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要求，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特别是反对《谷物法》，为促进英国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的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缺乏历史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化、绝对化，以个别代替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看成是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第二，李嘉图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工资上升，必然造成人口膨胀，这一点是不成立的。经济史证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伴随人口膨胀，而有可能给人们带来更高的物质文化水平。第三，他是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为基础的，这一规律忽视了技术进步等因素，只有在静止状态下才具有真实的成分，它不适用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第四，李嘉图否认资本积累有可能导致资本过剩和普遍的商品过剩。这是萨伊理论的翻版。第五，李嘉图通过演绎的方法，运用他所认为可靠的例证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为前提，推导出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其结论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用做前提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而这恰恰是十分危险的。第六，为了获得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结果，李嘉图把把整个经济体系分成一部分，而且尽可能地把大部分当成“既定的”，然后把使事情简单化的假设一个个堆砌起来，剩下几个变数，在他们之间根据假设建立起关系，并以此去分析问题。这种在绝对假设之下形成的理论和推理，不仅不够真实，而且意义不大。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4
关键词：消费经济增长 储蓄 投资
在现代的开放经济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当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60％左右。因此，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专门领域。本文将对传统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并介绍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述评。
一、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传统理论和观点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集中考察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即：资本一产量比(C)、储蓄率(s)、有保证的增长率(Gw)。得出的基本方程为：
Gw=s/c
从基本方程可以看出，哈罗德强调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只要一个国家的资本的积累率即储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它的经济就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模型为代表)延续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经济思想，强调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索洛模型提出，一国的人均储蓄有两种用途：一是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是为新生人口配备每人平均应得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广化。索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均衡条件为：人均储蓄=资本广化。由于人均储蓄：储蓄率文人均产出，因此储蓄率越高，均衡的人均资本水平越高，从而均衡的人均产量水平就越高。显然，他们认为，消费水平高会使资本积累减少从而降低人均产出水平。
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在这一认识下，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于1961年找到了与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的人均资本应满足的关系式。这一关系式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分割律。其基本内容是：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时，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达到最大。黄金分割律揭示了人均消费与人均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拥有的人均资本少于黄金分割的数量。则该经济能够提高人均消费的途径是在目前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直到人均资本达到黄金分割律的水平。从消费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黄金分割律”通俗地解释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当代和未来世代的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消费。则人均消费的最大数量即为“黄金消费”。
(三)凯恩斯的消费需求不足会抑制增长的观点
凯恩斯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致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而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也会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的作用，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来增加消费。
二、发展经济学家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观点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的“U”型曲线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倒U”型的曲线(或称为“马鞍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的“U”型曲线(或称为“倒马鞍型”曲线)。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二)罗斯托关于消费一增长具有阶段特征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较大的比例，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起飞阶段。一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大众高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三)钱纳里关于消费率与人均Gnp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的图景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此时，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根据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饮料、烟草等消费支出比的恩格尔系数，从100美元时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时的28.4％，降幅达24.8个百分点。在人
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幅趋缓，仅下降1.6个百分点。
三、对上述理论观点的评价和结论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非常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的。认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即使消费与增长有关系，那么这也是通过其他指标间接作用于增长的，消费对增长拉动往往遵循消费一储蓄一投资一增长这样的逻辑推导链，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因此，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储蓄率以促进资本形成。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暂时牺牲消费以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投资。这些理论在少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前苏联、我国建国初期)曾经实践过，但事实证明，虽然曾经一度有过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超越现有条件的过快过大规模的投资抑制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从凯恩斯开始，消费才真正成为关心的问题。凯恩斯的观点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是消费需求不足。政府应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理论符合他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而罗斯托和钱纳里的观点更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强调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5
一、正确认识经济增长模式
（一）经济增长模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其产出与投入的比例来衡量。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另一种是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以劳动力、机器、能源及其它物质生产要素（如钢铁、水泥及煤等）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实物资源为主，但却没有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很容易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率亦随之下降。
知识投入增长模式，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传播及应用，使每单位生产率提高、效益增加。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靠知识投入和技术进步，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合方式及生产方法。知识与技术的累积及使用愈多，愈能价值增值，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不增加而降，称之为报酬递增定律。
（二）经济持续增长之谜。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特区为试点，由供给制产品经济逐步过渡到交换制市场经济，并且不断引进外资及技术，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过去十年，我国总共吸纳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过去二十年来我国的出口产业，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3%。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全球2/5的鞋类，一半以上的玩具及近1/5的成衣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释放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农业的过剩生产力不断投入工业和城市，提高了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此外，外资的不断涌入，也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过去20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这种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及要素价格。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亦是东亚工资水平最低的地区。就以纺织业为例，泰国的一般工资水平是中国的四倍，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完全失去对等的竞争力。中国因而取代东亚国家，成为美国及其它先进国家的生产基地及出口平台。
（三）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的15%，到1999年却下降为6%左右。从2000年到2004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单位数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虽然潜力巨大，但要再次形成两位数增长速度却很困难。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消耗了全球31%的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及40%的水泥，但所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此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却占GDp的15%。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高物耗、高能耗及低技术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转变为低物耗、低能耗及高技术的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四）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及其特征。1959年，诺贝尔奖得主舒尔玆指出：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是生产增长中的主要生产因素。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其成员国的经济结构，50%以上的GDp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的发展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调整就业结构，是使生产效率和就业长期获益的推动力。
何谓知识？知识就是结构化的经验、信息、见解能力和价值的混合体。知识以人为载体，因此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是知识发展的主要关键因素。技术是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而创新就是不同领域知识的结合与发展。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可以转化为商品，例如软件、电脑晶片及自动化机器等。因此，高新技术的产品，80%以上都是由知识之投入所形成的，所有专利、版权及设计等知识产权，亦是由知识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知识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累积的知识愈多，愈能增加价值。
知识的投入与产出比率，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系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已经是所有先进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特征如下：1、它是用少量的实物资源，结合所需的知识与技术进行经济活动。2、经济体系内的知识，可以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重复地使用，因而可以减轻由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3、它是一种“无重量”的经济形态，由微电子、信息技术与知识的结合，使GDp增长时，单位所消耗的能源、劳动力及物料等都大大下降。4、就业人口的劳动形态从体力工作，转为脑力工作。5、经济活动从主要依靠实物资源转为主要依靠知识资源。6、经济投资从主要以实物投资，转向主要以无形投资。
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势在必行
概括地说，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以下方面突破了旧体制及相应的发展模式：一是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包产到户的土地使用经营权的变革冲破了农村近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和政治经济合一的体制，产权的重新界定、经营自的改革带来的劳动的全新分工和交换以及由此释放的体制绩效为产出结构的调整、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收入和产业基础。二是脱胎于原有的社队企业以及从新富裕农民中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城市的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逢勃发展形成了市场主体“双轨”发展的格局。三是商业领域的改革使指令供给制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合法化和扩大化进而奠定了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四是沿海经济特区及一系列经济开放区和内地计划单列市的设置，使该地区生产要素的配置半径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高智力的人才、海外的企业家技能、产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和重新配置，使该地区获得超高速增长的动力，从而迅速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形成双轨增长的区域经济格局。五是行政放权、财政包干、利润留成等一系列体制环境的改革以及扩大自的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推进了经济的市场化，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即向个人倾斜）。形成了体制外的“增量”和体制内的“存量”同时并进的局面。
然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显现出疲态和效益减弱的趋势：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资本产出率升高意味着的生产效率和资本效率在下降，这势必制约未来的增长速度。二是高投资率有可能下浮而制约经济的增长，其原因在于，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限制，高储蓄率很难长期存续；已位居世界第一的FDi受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作为一个中间过程最终依赖于消费，而内需不足靠出口拉动的潜力已接近极限，等等；三是模式内生的问题制约经济增长，如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出售导致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境外溢出、相应的外部负效应和损失带来的国民总福利（总剩余）的下降、腐败性寻租而生的资本的境外流出以及货币从流通中消失的沉淀以及租金耗散的资源浪费、花钱买稳定的无效率投资和转移支付等等都会减少GDp的流量和存量。总之，代价过大的粗放低效型经济增长是有时间维度而难以长久维持的。如果推至极端，假设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如若干年后崛起的印度等国以更廉价的优势挑战我国以及国际分工的变动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引发我国增长模式的失效，很可能是逆转出口导向向内挤压，沿海地区进一步挤占内地市场，本来内需不足的产业更是雪上加霜，产能过剩的全面化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萎缩，外资流出，财政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爆破，股市崩盘，经济陷入萧条，高速增长抑制的问题必然出现。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失效,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同所有改革一样，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都必然要经历阵痛，都必须在探索中前进。
今年以来，转变增长方式（模式）的主流提法,是将粗放外延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内涵型的增长方式。可以说，增长方式的粗放低效性质一直是我国之“痛”，中央早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可惜收效不大。问题出在哪里？有学者认为，政府定位有问题，是缺位、越位、错位所至，并提出政府转型论，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粗放低效的增长模式与政府的经济决策有关，这是无疑的，但仅从政府转型入手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说，政府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只是整个模式转型的一个环节。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及其负面问题并非是一个节点问题和单纯的认识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层面或者说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转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必须系统、全面地考虑，必须找到相应的替代办法，而且必须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经济模式的转型，如果仅就投资论投资、集约论集约只能治标一时而不能治本一世。
三、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至少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的重建；二是市场主体的重构；三是政府行为的重塑。为什么把市场规则的重建摆在首位呢？这只是表述上的排序，并非实践顺序。其实这三方面的转型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第一，市场规则的重建。市场规则的重建，一是并轨原则，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二是产权原则，建立健全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规则；三是法治原则，确立法律至上的神圣性和公正性的法治意识形态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的立法、司法、执法的规则。（1）公正、公开和公平规则的重建。首先将双重规则转为单一规则。其次，市场准入和市场待遇方面的并轨规则，变垄断为竞争，减少差别性和歧视规则，实行普惠规则，从而逐步建立统一市场的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再次,透明化规则，既是政务的公开及其管理层内部文件和法规文件的公开化、也包括所有经营单位、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化。（2）产权规则的重建。产权规则的重建包括：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保护等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自由和产权保护规则。产权规则重建的基石是一套完善的个人财产规则，由于存在个人产权包括信用产权的社会确认和界定（没有个人信用证明）以及保护上的缺陷，我国的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有缺陷或不透明的，民营资本在香港的打折上市或被低估就是明证。因此，完善个人产权规则非常重要。（3）法治规则的重建。法治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及其规则的法律体现。其核心是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行事，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令行禁止。它包括立法、司法、执法规则的透明性、公平性和正义性。法治规则的重建涉及到改革和司法独立，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总体目标。从中短期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维护个人产权的法律规则（集体和国家产权可视为个人产权的集合）以及与此相关的部份经济领域的规则，如独立审判等规则。这是市场规则重建的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心，灵魂中的灵魂。
第二，市场主体的重构。企业转型的实质是重构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20多年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从零状态的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发展为如此众多的具有市场特征的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成长和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是，我国企业的成长与GDp的高速增长并不相称，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由知识产权、管理和销售技术等构成的核心竞争力，缺乏世界级大企业（如果不计垄断资源型大企业）。这是为什么？这与我国企业的创业方式、治理结构与赢利模式有关。从创业方式看，许多企业靠的是吃政策偏饭，搞“倒卖”方式起家的。。从治理结构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存在问题。从左看是“信托责任”问题，人没有很好地履行应负的信托责任；从右看是产权所有者责任即委托人的问题，委托人或缺位或责任不明权力不清，这是国有资产和民有资产流失以及企业长不大做不强的主要原因。一些上市（包括海外上市）的国企和民企肆意圈钱，玩弄转移资产和利润的把戏，欺占和损害广大小股东（小投资者）利益就是明证。上市公司尚且如此，非上市企业可想而知。从赢利模式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主要靠廉价资源、政府保护、资源垄断、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而赢利，有的甚至热衷和擅长于资本投机、寻租、转移资产和利润等方式“赢利”。这是我国企业缺乏长久的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值得高兴的是，20多年改革涌现出来的许多优秀民营企业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他们正在着手企业的转型或市场主体的重构，以进行“第二次创业”。我们应寄希望于我国企业尤其是民企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的转型，因为民企肩负着祖国的重托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代表着中国市场的未来方向。我国企业重构或转型成功之日，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转型之日。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6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技术约束财政政策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和“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学家主要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结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峻，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学家开始在更接近现实的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并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推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震动，但这套理论主要采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因而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和动态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试图将凯恩斯的《通论》长期化、动态化，即试图确定在给定假设条件下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条件。为此，他们研究了国民收入、储蓄率、资本、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部分解释经济增长问题，但主要还是在资本产出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理想状态的困难性，即所谓“刀刃”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积累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最终人均产出将停止增长。他们发现，仅靠要素投入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虽然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过程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那么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突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假定前提和最终结论，阿罗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指出，技术进步与投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来解释这一过程。此后宇泽弘文、谢辛斯基等人的研究首次分析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研究并发展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提出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最终趋向于零，因为新投入的要素积累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企业层次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发生递减现象，整个经济层次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则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递增，促进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例如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会发挥正的外部效应，使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递增，并通过学习效应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最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产生正的影响。罗默认为，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过去企业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则由于每个企业都可以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受益，说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
此外，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也产生了分歧。尽管之前的财政学家认为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如通过增加税收动员额外资源以增加投资水平、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等，但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作用不大。有些学者甚至通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定，认为财政政策在拉动消费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根本就是束手无策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内生因素对财政政策非常敏感，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过程，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财政都可以通过税收、支出、补贴、公债等手段予以积极支持，进而提高单位生产要素产出率，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政策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研究重点，这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得税减税,以及加大对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的财政政策可见一斑。
二、内生增长模型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关系分析
1.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成正比。但人力资本投资又存在外部性，即虽然经济整体收益及每个企业的单个生产率均会因人力资本投资深化过程而提高，但人力资本拥有者并不能因为其对经济整体所做的贡献而得到补偿，从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由此，政府部门可通过财政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税收减免、投资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卢卡斯指出，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行业中有所不同的事实，如果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政府最好引导资源从别处流向该行业，提高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财政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性支出过程实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优化配置，如加大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群的定向培训，使其能够从事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作等。另外，索伦森的人力资本分析模型指出，对资本征高税只影响利率，并在长期内降低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课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教育提供补贴，对劳动所得课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因此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税税率并不为零，政府需要为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生产型服务。此外，索伦森还说明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还是负，这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政府应当提供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政府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2.基于知识外溢性效应对财政政策分析。另一种解释资本投资收益率在长期中不会发生递减现象的思想，是认为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知识和经验也在不断积累，而知识的积累具有外溢效应，使物质资本收益率长期中不会趋向于零。阿罗认为，知识的取得与经验紧密相关，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当总投资不断增长时，经验的取得促进了知识存量的不断提高。一旦知识作为一种共用品被生产出来，即可促进所有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说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政府应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弥补私人投资与知识积累的不足，使总投资水平达到或趋近于政府认定的水平。罗默模型同样说明了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资本边际效益并不会因资本固定性而逐渐降低，因此仅靠分散化的私人投资过程将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知识存量，政府应采用一定的财政政策，引导私人经济将消费转向物质资本投资和知识积累。具体措施包括对知识资本的持有、积累或对知识的生产过程提供补贴，并对知识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课税，最简单的方法是政府对厂商所拥有的每单位知识支付一个依时而变的单位消费品补贴。
3.基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支出具有非生产性，内生增长理论则否认了这种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和外溢效应。例如教育支出能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拥有量和提高人均产出率；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电力)投资不仅是拉动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能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益和全社会供给能力；国防支出中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更可以提高知识存量和劳动生产率。阿罗和库兹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y(t)=f[k(t)，g(t)，l(t)elt]，说明公共投资对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具有重要作用。巴罗和萨拉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增长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一个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那样是相互替代的，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公共资本投资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维持长期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格鲁斯曼和卢卡斯甚至认为，公共投资不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支出，甚至可以通过扩大供给，降低全社会物价与利率水平，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拉动作用。在政府应采取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巴罗和萨拉认为，最优税收政策应依据所提供的共用品的特性而定。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用品以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用品，则一次性总付税优于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储蓄,以及投资产生负效应；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拥挤性的共用品，则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可能优于一次性总付税。由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一方面尽量压缩消费性支出，采取财政手段刺激公共储蓄和家庭储蓄，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应针对所提供共用品的不同特性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以使税收对投资和储蓄的调解与刺激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
4.基于r&d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罗默拓展了对外部性的研究，并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生产部门，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研究开发部门的研究活动规模是次优的。罗默强调，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与开发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的增加，促进更多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在罗默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也同时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而每个企业都能从公共知识存量的增加中受益。由于私人企业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r&d投资的外溢效应，导致私人竞争性均衡将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由此政府政策需要发挥作用，通过税收、补贴等财政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基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财政政策在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作用重大，但以消除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未能充分显现，必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技术自主研发动力不足等技术约束问题长期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全社会的改革入手，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从投入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内生增长，政府的政策创新是责无旁贷的，因而必然要求加强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其路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创新政府支出政策措施，优化r&d经费投入领域。这将是今后r&d经费大幅度增加的主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及企业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财政资源是关键问题，国家应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集中投入，放弃对“模仿类”产品和项目的支持。有重点、有突破地将经费集中于那些具有潜在优势、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技术和产业领域，真正体现“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研究与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来源，也是技术产生和转化的必要方式，增加r&d投资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财政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r&d投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促进技术进步。
2.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将有利于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及人力素质的提高，不仅会降低劳动力的协调成本，而且有利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更好地利用，也有利于自主的技术创新。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儿童、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增加科学研发费用支出，鼓励高科技发展等，这一方面保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另一方面则使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高级化成为可能。因此，要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生成，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可以促进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物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避免经济长期内的下降趋势。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增加对人的教育、培训，必将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激发其创造性和创新热情，促进市场结构的改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以下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颇为重要：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教育法》相关条例的规定，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完善经费使用效益考核体系。规范财政教育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应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分权机制，强化中央、省级政府的教育发展事权职责。
3.给予高新技术产业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风险基金和贷款担保基金制度，对企业用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建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和加速折旧制度，强化对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税收优惠力度。同时，利用税收杠杆鼓励那些能淘汰大量重复建设产品和项目的技术创新以及那些外部效应明显，与企业及地方资源禀赋适应的适宜技术的引进。此外，我国应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意识，通过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对我国的技术出口进行一定的扶持，帮助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经济效益，以此产生对其他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通过必要的“政府购买”的特殊政策，强化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调控、导向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政府购买”的政策，帮助那些很有发展前景，但一时还不能被市场接受的高科技成果实现其市场价值。但这种调控和导向主要是对那些经过慎重选择的，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科技成果所实行的特殊政策保障。这也是向企业传递国家支持重大科技创新的一种信号和必要的引导。
4.强化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保障。基思·格里芬曾明确提出，发展的实质就是体制改革与创新。体制创新的过程可以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可以成为发展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可以补充其他的发展政策，增加他们的有效性。王小鲁的研究结论表明，1979年～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可见，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能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可以相信，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进一步深化政府分权体制改革将使财政运行更具效率；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科技投资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更具生命力；改革现行财政收入征管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管机制，加大税收监督检查力度，将使财政收入规模更能得到保证；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必将提高各级政府预算的严肃性和宏观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刘溶沧赵志耘:中国财政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朱勇:新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邹薇:技术模仿、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赶超[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6]肖峰:中国技术发展的现状与动力分析[j].未来与发展，2001，(4)
[7]k.j.arrow.theeconomicimplicationoflearningbydoing[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62，(29)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7
关键词:税收;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决定税收,而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从理论上看,如果不考虑税收使用,只考虑税收汲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影响方向一定为负。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虑到税收收入的使用,税收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可见,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向的,这是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原理。税收效应理论表明,政府通过征税,可以影响纳税人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使其作出一种使自己获得最大化效用的理性选择,进而影响资源配置。而宏观税负理论、税收弹性理论和平衡预算理论有助于阐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一、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一)税收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理论
从财政收入角度看,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减少了私人用于投资的可支配资源,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但从财政支出角度看,税收用于提供公共产品,产生了正外部性,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门的投资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见,从税收汲取角度,抑制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负激励;从税收收入使用角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激励,其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这说明,经济增长是税收规模的函数,但不是单调函数,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当政府税收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增加税收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负激励效应。而且,此时税收的收入效应一般大于替代效应,即征税使投资的收益降低,而投资者要维持相同的净收入,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因此,提高宏观税负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税收规模和成本已偏大时,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增税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将不能弥补税收的边际负效应。而且,税收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从而负效应占主导,继续提高宏观税率总体上将不利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税收与经济增长及投资是一种非线性的、非单调的关系,投资和经济增长应是税收规模因素的凹函数。
(二)宏观税负理论
税收的快速增长主要取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宏观税负是指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即t/gdp,也称宏观税率。决定税收收入总额不仅要看税负水平还要看税基的大小。提高税负水平不一定都会增加税收收入,有时反而会减少税收收入。因为税负水平过高,会削弱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产生无谓损失(如图1中的a幅),从而削减了税基使得税收收入减少。美国供应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通过拉弗曲线解释了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图1中的b幅)。根据b幅所示,t表示税率,t表示税收收入,在税率为0时,税收收入为0;如果税率为100%时,无人选择工作,生产停止,也没有税收收入。t0点右方区域被视为“禁区”,因为在取得等量税收收入的情况下,该区域的税率要比左方区域税率高得多。可产生最大生产量和税收收入的点是t0点,超过t0点(此时,t0不一定等于50%),生产和税收都会下降。拉弗曲线表明,宏观税负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应该存在一种最佳的宏观税负水平,兼顾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
(三)税收弹性理论
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离不开对税收弹性的分析。税收弹性反映的是税收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其基本表达式为:e=(t/t)/(gdp/gdp),其中,e为税收弹性,t为税收收入总量,t为税收收入增量,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一般而言,当e<1时为缺乏弹性,税收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当e=1时,表示二者同步增长;当e>1时为富有弹性,税收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
在一国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收入的情况下,为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税制设计应使税收增长速度略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在与gdp同步或快于gdp增长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政府顺利履行职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而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的现象。短期内,税收收入的增长一方面源于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取决于前期税收规模的大小,即虽然总体上经济增长决定税收收入增长,但是由于税收收入计划具有刚性,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税收增长。据统计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宏观税率的最佳区间应该在20%～30%之间。为了接近这一区间,我国宏观税率将会逐渐上升。
(四)平衡预算原理
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假设社会的经济活动是由家庭(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组成。如用y表示国民收入,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t为政府税收总额,g为政府支出总额。以收入法核算国民收入,有:y=c+s+t(1),以支出法核算国民收入,则有:y=c+i+g(2),以上两式结合起来则得到新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c+s+t=y=c+i+g,即s+t=i+g(3),如果把消费c看成是收入的函数,并假定在没有收入时消费量为c0,可支配收入为yd,边际消费倾向为d,则有:c=c0+dyd(4),假定税收收入总额为t,于是,可支配收入yd=y-t,将此式代入(2),有:y=c0+d(y-t)+i+g,即(l-d)y=c0-dt+i+g(8)。分别求y对t的导数和y对g的导数,得:dy/dt=-d/(1-d)(5),dy/dg=1/(1-d)(6)。(5)式表明了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程度,通常称之为税收乘数。税收乘数是负值,说明国民收入变动与税收变动的方向相反。(6)式表明了政府支出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程度,称之为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支出乘数为正值,这表明国民收入的变动与政府支出变动的方向相同。
当政府增税时,国民收入减少,减少的数额为税收增量的d/(1-d)倍,反之亦然。当政府支出增加时,国民收入增加,增加额相当于政府支出数量的1/(1-d)倍,反之亦然。如果同时考虑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税收增加的同时,增加相等数额的政府支出,则有:-d/(1-d)+1/(1-d)=1。这说明数额较大的税收和政府支出,即使保持相等,也会产生扩张效应,而且gdp的增加额正好等于二者的增加额,这就是平衡预算原理。在预算平衡条件下,预算规模具有扩张效应是由于税收乘数小于支出乘数,即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小于增加等量政府支出(购买支出)的扩张效应。因此,研究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看到政府支出的作用。
二、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同步增长的因素分析
从历年实现的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中不难发现,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密切,有时甚至是弱相关非确定性的关系。影响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可能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结构变动因素
税收收入的结构变化和总量的增减,影响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增长的比率。这是因为:总体上来看,三大产业的增值额相加,就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大产业中,第二、第三产业增长较快,而第一产业增长较慢。由于我国税收收入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又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又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近几年递增均在20%以上,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因而形成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可见,当经济性质结构或产品结构发生变动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结构变化并引起税收增长数量的变化,最终影响两个增长的比率。
2.税制变动因素
一定时期内的同一税制下,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是相关的。如果税制变动,比如增减税种、调整税率等,则会改变税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比例,从而破坏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最近几年,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总体上扩大,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税收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如果在选取的分析时间跨度里包含有税制变动的时间点,就必定对分析二者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
3.税收征管因素
税收征管是税收制度得以实施的环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征管水平直接决定税收数量。高效的税收征管和社会成员较强的纳税意识是税收收入得以实现的保证。一国税收征管条件和效率主要表现在对基础资料的掌握程度、稽查水平和工作效率等方面。税收负担较高的西方国家在纳税人资料的掌握、稽查的技术条件和稽查人员素质以及税收征管的效率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目前,每年的税收大检查之所以收效不佳,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税务机关重检查而不重处罚,不能触动违规企业的切身利益。
三、促进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着眼点和政策建议
(一)理论着眼点——弹性与税收的归宿
当对一种物品征税时,该物品的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情况是平均分摊的。分析图2中两个市场的税收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图表示了最初的需求曲线、最初的供给曲线和打入买者支付的量与卖者得到的量之间的楔子。这两幅图的差别是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弹性。
图2中,p1表示买者支付的价格,p0表示没有税收的价格,p2表示卖者得到的价格。
a幅表示供给非常富有弹性而需求较为缺乏弹性市场上的税收。这就是说,买者对某种物品的价格非常敏感(供给曲线较为平坦),而卖者非常不敏感(需求曲线较为陡峭)。当对有这种弹性的市场征税时,卖者得到的价格并没有下降多少,因此,卖者只承担了一小部分负担。与此相比,买者支付的价格大幅度上升,表示买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b幅表示供给较为缺乏弹性而需求非常富有弹性的市场上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卖者对价格不十分敏感(因此,供给曲线较为陡峭),而买者非常敏感(需求曲线较为平坦)。当征税时,买者支付的价格上升并不多,而卖者得到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因此,卖者承担了大部分的税收负担。可见,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身上。
基于弹性与税收的理论关系,政府在考虑调整税制结构时,应首先通过市场调查得知应税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然后再确定如何调整税收规模。
(二)政策建议
1.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行为正逐步得到纠正,经济环境向着文明高效的方向转变。但我们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非均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经济体制改革还面临诸多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应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质量,特别是应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投资经济的发展,努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税源潜力,为我国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基础。
2.推进税制改革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减税的目的,在于将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下来,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目前,我国的主体税种法定税率高,税收优惠措施多,税收征管的潜力依然很大。但同时也要注意减税并不意味着全面削减税种、下调税率,而是结合税制改革,将一些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适度降低,适当扩大一些税种的税基,并开征一些新税种,调高部分具有特定调节功能税种的税率,分步实施税制改革,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最终为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3.加强税源管理
加强税源管理,不仅要把纳税人管好,准确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而且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对征管人员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加强对重点税源的分析,通过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反映税源情况的指标增长速度快,而实现税收的各项指标增长缓慢的异常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加强对商业企业的分析,通过审查企业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调查分析用水、用电情况,控制投入产出。要深入分析中小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对税收分析中发现的异常企业,要及时进行评估检查,涉嫌偷骗税的要及时移交稽查部门处理。积极发挥税收政策的调控功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郝春虹.中国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4).
[2]哈尼帕·瓦利斯.浅析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关系[j].金融经济,2005,(4).
[3]钟丽芬.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今日湖北,2007,(5).
[4]胡县东.山东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7.
[5]杨玉鹏.地方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以潍坊市为例的实证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6.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8
经济、能源和碳排放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又必然带来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会约束能源消费水平，能源消费水平又制约经济发展。我国对2011～2020年期间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目标，并写入了长期发展规划。而要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碳减排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的内在关系，从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又应该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呢?本文将系统、定量研究中国能源、经济和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准确理解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定科学碳减排目标及政策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持，促进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能源、经济和环境(3e)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环境状况的代表是碳排放情况，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环境波特假说认为，节能减排能使环境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得到提高，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都能得到满足。mohr(2002)基于离散技术变化中的“干中学”一般均衡框架推导支持了波特假说的结论，该模型显示，由于内生技术的改变使得波特假说具有存在的可能；Cerin(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波特假说，该学者基于科斯的产权交易成本理论发现了双赢的私人动机，但这种动机的产生需要公共支持。另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双赢机会存在，就不需要政府额外对节能减排施加成本了。如Feichtinger等(2005)的研究认为，在考虑非线性效应和学习效应的情况下拒绝波特假说；陈文颖等(2004)设计了六种二氧化碳减排情景，应用maRKaL-maCRo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定量描述了各种减排情景下对GDp影响的时间模式；陈诗一(2009)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2009～2049年期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模拟分析，预测结果支持了环境治理可导致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的环境波特假说。
2、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工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共识，分歧与争议依然存在。Kraft，J&Kraft，a.(1978)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发现存在从Gnp到能源消费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akarca&Long(1980)研究认为，如果把时间间隔改为2年，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就值得怀疑。其他学者也利用不同的时间间隔和不同的研究方法证实或反驳了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同时，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时间间隔所得到的结论也不相同。Ugur&Ramazan(2003)通过对16个国家能源消费与GDp因果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两个时间序列值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其中有七个国家变量之间存在平稳线性协整关系；汪旭晖、刘勇(2007)利用1978～200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和GDp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马超群等(2004)利用我国1954～2003年的GDp和能源消费数据研究发现，GDp分别于能源总消费、煤炭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GDp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杨文培(2005)探讨了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互为动因。
目前对环境波特假说进行检验的文献较多，但尚未有一致性的结论，这与不同学者采用的分析数据、研究对象的治理体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但缺乏一个公认的、合理的分析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框架是其根本原因。同时，大多学者注重于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中的某一种关系，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本文研究的思路结构为：(1)以能源消费为中介，构建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2)基于构建的固定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投入和GDp关系的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测算和分析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贡献率；(3)根据经济增长目标对能源消费量进行预测，由能源消费量推算碳排放量，估算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4)根据要素贡献率模型，分别测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在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下，实证测量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程度，为我国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碳减排目标和能源发展战略提供定量支持。
二、研究设计
1、理论框架
(1)基于nerlove(1963)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本文构建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和能源投入与GDp产出关系的测度模型，表示为：
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变为线性形式，可以得到各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根据以上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能源消费、固定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率进行测算和分析。
(2)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目标预测我国2010～2020年期间的能源需求量，并由能源需求量估算碳排放量。碳排放量的测算公式表示为：
=含碳能源消费量×碳折算系数×气化系数
(4)
其中，含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碳折算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制定的系数，为0.67；碳气化系数指碳完全氧化成为二氧化碳之后与之前的质量之比，比值标准量为3.67。
(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测量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并估算碳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此，系统、定量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促进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我国1991～2010年期间共20年的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1992～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模型中的变量及数据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1)总产值。用以1991年为基期的实际生产总值表示，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2)固定资本存量。本文采用Goldsmith(1951)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每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3)人力资本。现有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采用历年就业人数表示人力资本的投入，但该数据不能反映劳动者素质差别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参照林伯强(2003)、徐国泉等(2007)学者的研究，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估算1991～2010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为：万人·年。
(4)能源投入。能源投入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化石能源部分(本文所指能源消费均为化石能源部分)，单位为“吨标准煤”。
样本变量数据特征如表1所示。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验证1991～201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量和GDp是否为平稳序列。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GDp和能源投入量取对数，结果分别表示为LnGDp和Lne。应用eviews6.0软件对LnGDp和Lne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以aiC(akaikeinibcriterion)和SC(Schwarzcriterion)最小化为准则。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LnGDp和Lne的aDF绝对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为非平稳序列；在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下，aDF绝对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中国GDp和能源消费两个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分析
从对变量LnGDp和Lne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二者之间为同阶单整的平稳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G(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LnGDp和Lne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协整回归，利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LnGDp和Lne之间的回归方程，并计算非均衡误差。方程回归结果为：
从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t检验通过，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式(6)表明，GDp变化率每增加1％，能源消费变化率将增加1.4787％，GDp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
计算残差：
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即残差是否为平稳序列。仍采用aDF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存在LnGDp和Lne的平稳线性组合，表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及贡献率估算
利用SpSS16.0软件调入计算整理后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回归的指标参数可以看出，调整后的方程拟合优度接近于1，说明方程拟合较好，方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各参数都通过了t检验，显著性水平较高，均在0.01以下。D-w值说明，自变量之问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因此，1991～2010年间中国GDp及相关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该模型表示。
表4给出了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后的模型回归系数。将相应的回归后的标准化系数代入式(1)中，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在该模型中，中国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14，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159，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49，表示固定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414％；人力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159％；能源消费量每增长1％，GDp将增长0.449％。产出弹性系数之和为1.022，大于1，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效应。从总体上来讲，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依赖。
利用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根据式(2)可以得到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和贡献率。计算结果表明，1991～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中，GDp平均增长率为10.53％，其中，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贡献份额为4.90％，占46.38％；能源消费贡献份额为3.02％，占28.37％；固定资本贡献份额为2.22％，占21.34％；人力资本贡献份额为0.39％，占3.91％。在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份额最大。
从投入量方面来看，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74％，固定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36％，人力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46％。三要素的投入增长率大小排序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致。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如果控制碳排放量，减少能源投入，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中，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也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尽可能以较少的能源消耗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碳排放预测与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1、碳排放量预测与减排目标比较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对我国2011～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预测。
(1)能源需求量预测。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我国GDp在2011～2020年期问需要保持年均7.2％的增长目标。根据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可以预测2011～202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需求量。
(2)碳排放量预测。根据式(4)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预测结果来看，以1991年GDp可比价格测算，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量2015年比2010年降低18.35％，2020年将比2005年降低36.03％，单位能耗2015年将比2010年降低18.36％。
中国政府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从预测结果来看，我国的能源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可以基本实现制定的单位GDp能耗目标，但距离实现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难度，我国的碳减排任务还任重道远，亟待从能源消费结构、科技投入、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支持和市场调节等方面加大力度，走低碳发展之路。
2、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假设我国能源消费在2011～2020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与1991～2010年期间相同，为0.449，利用碳排放预测数据分别计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无减排目标约束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对我国2010～2020年能源消费需求量的预测数据，我国2011～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4.8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无减排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减排目标约束下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减排约束目标，取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这一中间值，根据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式(4)，可以推算我国2010～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3.4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从以上估算可以看出，在减排目标约束下，2011～2020年期间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无减排目标约束减少了8.74％。估算结果说明，实现减排目标短期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制定减排目标的同时，需要考虑碳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程度，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兼顾经济发展。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减排的双赢目标，需要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变能源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1～2010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011～2020年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的预测和对减排目标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估算，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协整关系，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来看，GDp每变动1％，能源消费将变动1.4787％，能源投入的变化率大于GDp的变化率。协整回归方程从定量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者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参照系，要维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要充分考虑能源的供给能力，统筹兼顾二者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第二，能源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能源消费、固定资本、人力资本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及贡献率最大，分别为0.449％、3.02％和28.37％。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与我国通过高投入、高消耗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和贡献率最少，分别为0.159％、0.39％、3.91％，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明确了经济增长对各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可以为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及增长目标提供科学的依据。研究结果启示我们，要增加教育投入，把经济增长从依赖能源消费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依靠能源推动的局面，减轻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这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实现减排目标面临巨大压力。对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36.04％，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将比2010年降低18.36％。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的碳排放量距离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承诺的最低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可以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从减排目标来看，我国还需要从大力调整能源供应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入手，减少能源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实现减排目标。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9
关键词：技术变革；稳态增长理论；稳态增长模型
1.简介
稳态增长理论是说，如果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展示了稳态增长，然后技术变革必须增加劳动，至少达到稳定状态。有时候还说，另一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是这确实包含在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变革总是被认为是劳动扩大的形式。这些没有逃脱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模型表现出稳态增长，但为什么技术变革是纯粹的劳动力增加诱导创新的文献与费尔纳、肯尼迪、萨缪尔森、德兰大基斯、菲尔普斯仔细考虑过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相联系。最近，阿西莫格鲁和琼斯又重新思考了这个谜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文献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这一理论的证据。并且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恰好结果什么也没有提出。为什么技术变革的直觉是必须增加劳动？这一结果的证据通常归功于宇泽的证明，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证明了这一理论。然而，宇泽主要关注的是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即如果利率不变是常数使资本份额不变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增加型技术变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罗宾逊图形分析的正式确定。当然对于稳态增长要求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来说这是很小的但却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宇泽的现代读者将被两件事所打击。第一是缺乏稳态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直接证据。第二是缺乏经济直觉，证明方法大多是纸上谈兵。巴罗和萨拉C伊―马丁所说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这一理论的证据。然而，他们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更多限制：技术变革是一个增加了速度常数指数的因素，然后稳态增长要求劳动的增加。这就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能会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使得与稳态增长保持一致。麦卡勒姆也提出了一个一般理论的证据并且和宇泽的方法非常相似：虽然坚持和宇泽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觉的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这一观点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以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点的简洁的直觉。
本文的工作报告（琼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个受宇泽观点（1961）和关注发展直觉启发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工作报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证据。罗素提出了一个快速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证明，这些方法来自被称为平流方程的类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献中。
2.陈述和证明的定理
稳态增长定理适用于一个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首先精确地定义模型，然后定义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我们将遵循通常的惯例也指的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作为稳定状态。根据下面的定义，我们陈述并证明这一定理。
定义2.1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环境如下所示：
Yt=F（Kt，Lt；t），（1）
Ct+it=Yt，（2）
Kt=it-δKt，K0>0，δ≥0，（3）
Lt=L0ent，L0>0，n≥0（4）
生产函数F满足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属性：在K和L规模收益不变，K和L的边际产品递减。
定义2.2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路径是一个在常数指数率中所有数量{Yt，Kt，Lt，Ct，it}增长的路径。
定理2.1（稳态增长定理，宇泽，1961）
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一个稳定状态的开始日期记作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记作g，并且it>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atLt；Τ）（5）
当at1/at=g.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在稳定状态是劳动增加。
证据：（斯克里克特，2006）根据生产函数Yt=F（Kt，atLt；Τ）让gx表示在稳定状态下数量x的增长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e-gy（t-t）=F（Kte-gy（t-t），Lte-gy（t-t）；Τ）
因为F体现了K与L的变量回归，我们可以通过除以指数得到以下公式：
Yt=F（Ke-gy（t-t）t，Le-gy（t-t）t；t）（6）
如果gy=gk，结果被证明，并且ate-gy（t-t）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一结论的提出――举例来说，它是一个直接结果模型中不断的投资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单调乏味的代数。
特别是，方程（3）需要的资本积累gi=gK。所以如果我们得出gi=gY。要与Yt=Ct+it区别开来必须遵循时间t≥Τ因此给出以下式子：
gY=Ct/Yt・gC+it/Yt・gi.
再次区分这个表达式要遵循时间和以下给出的式子：
gC（gY-gC）Ct=gi（gi-gY）it.
如果Ct=0，那么等式的右边必须为0，所以我们得出gi=gY。如果Ct≠0，那么这个表达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这需要gi=gY。因此gY=gK。
3.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的陈述中我们假设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证据中投资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gY=gK。特别的是，如果投资等于0，当gY>gK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状态，但是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在零投资下，资本存量下降呈现指数级的速度贬值。因为资本不是输出的积累，稳态增长定理的逻辑不适用于此。相反，技术变革需要增加资本：第一，以抵消贬值，第二“有效资本”与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回见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论和证据遗漏了一个条件就是it>0。
除了它的简单性，斯克里克特的证明相对于宇泽（1961）的来说有另一个优势。宇泽的证据结尾处出现一个新的生产函数G，就是F（Kt，Lt；t）=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是劳动的增加。
4.结论
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唯一的不对称是，资本是每一单位输出的积累，而劳动不是。这种不对称背后蕴藏的是稳态增长理论，这是被确认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连接这种直觉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按照输出量把双方的生产函数分开，产生“平衡”表达式1=F（Kt/Yt，Lt/Yt；t）。资本积累和继承了输出的趋势，所以资本产出率在稳定状态下是一个常量。劳动力没有继承这一产量趋势，所以Lt/Yt低于稳定状态。为了达到等式平衡，技术变革必须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说，技术的变革必须是劳动的增加。（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年。
经济增长的理论篇10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技术进步路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6－0075－10
一、引言
东道国利用外资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影响经济增长方式。FDi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一是直接影响，即局部对整体的影响。外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取决于外资经济本身的质量和外资经济的比例两个因素。二是间接影响，通过技术溢出影响内资经济的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内资经济的投入产出率。直至目前，关于FDi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研究不多。从上述两条思路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概括：一是FDi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如郭克莎就强调通过提高利用FDi的规模和效益来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洪银兴则主张通过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和优化外资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江小涓认为FDi通过改善存量资产质量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博元海则认为外资企业通过单位产出的消耗水平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的消耗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二是FDi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如沈坤荣认为，FDi除了从数量上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外，重要的是通过溢出效应影响技术水平、组织效率等方面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另外一些研究FDi溢出效应的实证文献揭示了FDi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暗含了FDi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但是就目前的测算方法，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全部反映经济效果，而且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难测度。因此，没有学者能通过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准确判断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本文的可能创新：从理论上揭示FDi溢出效应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特别是阐释本地企业在FDi的不同技术溢出机制下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差异，并对本地企业在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中是否选择模仿学习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作出初步的理论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制约FDi技术转移与扩散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本地企业在FDi不同技术溢出机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
先进技术扩散最为显著的途径是跨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而不是技术转让协议。㈣1996年Blomstrom和Kokko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一般理解为FDi的技术外部性，强调技术优势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内生增长理论为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FDi对东道国本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路径与机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FDi的溢出机制进行了不同的划分，1996年Blomstrom和Kokko、1998年Kinoshita、2003年张建华和欧阳轶雯将FDi溢出效应进一步归纳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四种机制；李平则将FDi溢出效应分为直接学习效应、关联效应和R&D本地化三种，其中直接学习效应包括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技术或研发合作。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可以归结于FDi的直接学习效应，是因为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的技术源都是FDi，而且均以本地企业接触FDi技术的概率为关键，即本地企业通过近距离观察或雇佣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的员工或与外资企业雇员交流获得外资企业相关技术的信息。直接学习效应的动力源和技术源均是FDi，本质上是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在东道国模仿学习能力不变的情况下，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就是模仿学习效应。因此，本文将FDi的溢出机制分为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
当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溢出效应，本地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推动技术进步。简洁地说，FDi的不同技术溢出机制对应着本地企业相应的技术进步路径。本文主要介绍本地企业对应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联系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三种机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首先讨论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跨国企业一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而且子公司获得了母公司转移的比出口产品更为先进的技术水平，本地企业在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则会模仿学习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等，本地企业选择模仿学习的路径提高技术水平，这一过程在理论上一般称之为传染模型。在模仿学习能力一定的条件下，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就可以理解为模仿学习效应(下文中二者均等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模仿学习一旦开始，最终将以所有潜在的模仿者都采用这一技术而结束。其次看竞争效应，外资企业的进入会引起东道国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1996年Blomstrom和Kokko认为本地企业迫于竞争压力可以选择三条路径推进技术进步，一是模仿学习FDi的技术，与示范效应引起的模仿学习不同的是，这是诱致的模仿学习；二是引进技术；三是选择加大研发力度。最后分析联系效应，联系效应实际上包含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其他联系，前向联系是外资企业通过向本地企业供应中间投入品转让了技术，促进本地企业技术进步；后向联系是本地企业因为向外资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外资企业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援助、人员培训以及建立质量标准等促使本地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其他联系是指内外资企业的研发或技术合作或内外资企业技术人员的交流等。因此，在联系效应条件下，本地企业主要是通过技术转让、获得技术援助、技术合作和模仿学习等提高技术水平。
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联系效应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动力源和技术源均是FDi；而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的动力源是FDi，但技术源不一定是FDi。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联系效应的外延既有部分重合，即包括本地企业因为竞争压力而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也包括本地企业因为与外资关联而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同时又有区别，即模仿学习效应也有非竞争或非关联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如非竞争性企业或非关联企业的模仿学习效应。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对本地企业技术水平影响的差异还突出表现在成本上，通过模仿学习获得技术常常是无偿的；而通过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获得技术，则可能依靠引进技术和加大研发力度，成本很高。因此，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等同于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是错误的，因为
外资的溢出效应并不必然是FDi的技术转移，也可能是FDi的进入引起激烈的竞争迫使内资企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或引进技术的结果。
三、FDi的技术溢出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
FDi是打包的资本，为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如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市场机会等一揽子资源。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种种激励政策引进FDi，以促进FDi转移和扩散技术，推动本地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从依靠投资拉动的模式向依靠技术进步带动的模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多维的，投入产出率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指标之一。本文将经济增长方式界定为增加值与投入的比，以下称为投入产出率，也称为经济增长绩效或经济增长质量。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关键依靠技术水平，因为在投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增加产出，投入产出率得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相应地提高。本地企业既可依靠自主研发也可通过引进外资推动技术进步，因此FDi的技术溢出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可表述为：FDi的进入一溢出效应产生一本地技术水平变化一投入产出率变化一经济增长方式变化。
FDi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地企业技术进步是否一定能改善经济增长的方式?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FDi的不同技术溢出促进本地企业不同层面的技术进步，对投人产出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不同的变化。本地企业在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发生时采用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不同层面的技术进步有不同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1、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影响
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以FDi的技术为模仿学习对象，在生产本地化过程中发生。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可简化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力度，受FDi企业的技术控制约束；二是东道国模仿学习的能力，受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制约。FDi企业的技术控制集中表现为东道国接触技术的概率，首先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选择，决定了潜在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大小，是东道国模仿学习的先决条件；其次是外资企业的雇员特别是本地雇员接触技术的程度、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与联系效应。东道国的模仿学习能力与人力资本、技术能力密切相关，在FDi技术水平和技术控制条件不变的前提下，FDi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关键则取决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
李平认为目前仍缺乏FDi作为国际技术扩散路径的直接证据，原因是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难以度量。决定模仿学习效应最主要的方面是外资企业生产的本地化程度，它反映了本地生产要素参与创造新价值的程度，是提高产品本地含量的重要途径，与技术转移和扩散高度正相关。早期的跨国公司(mnC)为保持技术垄断地位，严格控制技术的外溢，在海外的子公司仅仅浅加工产品，甚至组装或包装从母公司进口的中间产品或半成品，创造新价值非常少，技术转移与扩散非常有限。正是基于这一点，寻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引进FDi时用产品的本地含量规则约束外资企业的生产行为，促使FDi企业加大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力度。因此，2002年Kumar认为FDi企业生产的本地化程度与技术转移与扩散正相关。
可以从微观上解释FDi企业生产的本地化程度能反映技术转移与扩散。就一个生产一种最终产品的企业来说，在忽略规模经济等外部性的条件下，一个单位总投入得到的一定数量总产出决定于技术水平，总产出与总投入的差额即增加值数量集中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因为创造增加值过程可能有多道工艺或工序，如果有n道工序，并且每道工序对应一个中间产品，n的大小就反映技术水平。每道工艺包含相应的知识，涉及生产、设计和开发技术三个层面，均物化在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包含了产品的全部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因为多个企业生产同类和相似产品，技术相似，增加值的绝对数量不能反映整体技术水平；但是，用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例)可反映单个企业的技术水平，用所有企业的平均增加值率也可反映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技术水平。同样，mnC的增加值率也反映了技术水平，特别是海外子公司的增加值率反映的技术水平决定了mnC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最大潜在可能。
对于一个生产型mnC而言，在技术水平不变和不考虑规模经济等外部性的条件下，单位投入与总产出的比例是稳定的，增加值也是稳定的。当mnC可以选择母国和海外生产时，单位价值创造即增加值就可能分解为母国创造和国外创造两部分。如果国内外生产成本相同，mnC选择母国生产很大程度上是控制技术外溢；选择海外生产是绕过贸易壁垒。从东道国的视角，子公司在东道国创造新价值过程就是本地化过程。mnC能否将技术转移与扩散到东道国，子公司生产本地化过程就是关键。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的本地化过程越长，单位增加值在海外创造的比重越大，反映mnC在东道国使用的技术越多，技术转移与扩散力度越大。因为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开发技术，通过逆向模仿是不能全部获得的，即使借助使用或观察产品、研究设计图纸、专利等知识也不能获得一些必要的技术，生产、设计和开发技术诀窍的获得多数是靠经验积累和直接的学习；而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的提高为本地企业获得更多产品生产、设计和开发的知识经验。
FDi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产生的渠道如人力资本流动、示范效应都与FDi企业生产的本地化程度密切相关。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FDi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越高，雇佣本地雇员越多；雇员参与FDi企业生产更多的工序，熟悉、掌握并积累更多中间产品生产、设计和开发技术的知识经验。这些雇员一旦流向本地企业，本地企业就无偿地获得了相关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的技术信息、参数、指南及诀窍。同样，示范效应与FDi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也正相关，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越高，本地企业近距离观察到生产工序越多，获得的技术信息越多，模仿学习效应越大。以上分析表明，外资企业生产的本地化程度不仅反映了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决定的最大潜在的技术转移与扩散，而且在东道国模仿学习能力充分的条件下，也可以反映外资企业技术的实际转移与扩散程度。因此，外资企业生产的本地化程度提高，产品在东道国生产的工序增多，使用了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学习获得了更多的中间产品技术，特别是容易获得产品更多的生产流程技术，本地企业就会提高单位投入新创造的价值，投入产出率上升，经济增长质量上升。外资企业通过生产本地化程度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表述为：FDi企业的生产本地化程度―模仿学习中间产品生产技术一本地企业获得中间产品生产技术―投入产出率提高一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即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
2、竞争效应的影响
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凭借技术优势，在东道国市场往往会获得竞争优势；本地企业迫于竞争压力，采取模仿或引进技术等手段提高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如果外资企业以利用东道国廉价的生产要素为目的，其生产过程中会更多地使用本地生产要素，本地生产要素参与外资企业创造新价值的程度就
高，即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高。在竞争的压力下，本地企业如果采用模仿学习的手段提高技术水平，本地企业因为获得外资企业产品生产的更多流程技术而提高投入产出率，竞争效应就会趋同模仿学习效应，竞争效应也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外资企业虽然拥有先进技术，但是为了确保竞争优势以获得东道国市场的份额，企业严格控制技术外溢，常常通过进口包含核心技术的中间投入品支持企业的本地生产。这种竞争效应促使本地企业通过模仿或引进技术等获得更多的是终端产品的生产技术或某一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包含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或零部件通常依赖进口，进口增加意味着投入增加，创造新价值的过程缩短；另一方面，技术水平提高又意味着单位投入的增加值会增加。当增加值增加的比例低于进口导致的投入增加时，技术水平虽然提高，但因为不是中间产品的技术改善，创造新价值的比例下降导致经济增长质量必然下降；当增加值增加的比例高于进口导致的投入增加时，创造新价值的比例提升导致经济增长质量必然提高。
竞争效应可以用外资参与程度反映，因为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度量的外资参与程度反映了内外资的竞争程度。假定外资参与程度与内外资的竞争程度一致，竞争越激烈，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的速度越快，本地企业更有可能采取引进技术或研发等手段促进技术进步，如果运用新技术生产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是自主生产，竞争效应会提高投人产出率；如果运用新技术生产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依赖进口，只要投入增加的比例高于新技术导致增加值增加的比例，竞争效应会降低投入产出率。外资进入引起的竞争如果不激烈，本地企业则可能倾向于模仿学习FDi的技术。竞争效应中更多的是模仿学习效应，本地企业因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特别是生产流程技术，能有效地提高投入产出率。
竞争效应中诱致模仿学习效应的比例直接影响竞争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这里分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说明，第一，当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具有明显优势时，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促进内资企业模仿学习外资的技术，而且FDi的技术含量越高，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的空间越大，FDi竞争效应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的比例越大。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越是趋近，则能提高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率。如果外资企业技术优势不明显时，外资的进入产生的竞争迫使本地企业选择引进技术等路径而不是模仿学习外资的技术来提高技术水平，本地企业获得的是终端产品技术或某一中间产品技术，生产终端产品的中间投入或生产中间产品的零部件则可能依赖进口，FDi的竞争效应可能降低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率。第二，当外资企业的价值增值率即生产本地化程度高时，本地企业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模仿学习就容易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技术，FDi竞争效应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的比例也会增大，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同样可能趋近，有助于提高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率。当外资企业的价值增值率即生产本地化程度低时，即使内外资企业竞争程度高，但是本地企业迫于竞争压力，更可能选择引进技术或研发提高技术水平；而生产投入依赖进口时，FDi的竞争效应可能降低内资经济增长质量。
3、联系效应的影响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联系效应特别是后向关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最为有效，但联系效应’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在联系效应下，本地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援助、模仿学习、技术引进等多种手段促进技术进步，本地企业选择的技术进步的路径不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不一样。如果内外资关联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占联系效应的比例高，联系效应能促进内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联系效应与外资企业本地化程度可能在以下情况下正相关：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内外资企业联系越大，雇员不需通过流动而仅仅通过与本地企业雇员的交流，就会将其熟悉、掌握、积累的知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输给本地企业。与本地企业前向关联的外资企业因本地化程度提高而提供技术含量更高的中间产品；而后向关联的企业因本地化程度提高，需要更多中间投入品，本地供应商因外资企业的技术帮助、培训、质量控制和标准化而获得更多的技术。当然，外资企业因后向关联可能减少自身的价值创造，FDi企业的价值增值率降低。当后向关联效应大时，本地供应商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的中间投入，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就可能无法用外资企业的价值增值率衡量。但是，如果mnC在东道国采购的中间产品对外资企业来说是成熟技术，而对本地企业来说是先进技术，少数mnC因后向关联降低的价值增值率无法反映其技术转移与扩散程度，但是本地企业可以借助在东道国的外资企业生产网络，向生产这种中间产品的其他外资企业学习获得技术；如果其他外资企业大量生产这种中间产品，外资企业总体上生产这种最终产品的本地化程度仍然较高，仍然反映技术转移与扩散的程度；如果本地企业大量生产这种中间投入品，一般意味着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技术不高。真正的先进技术集中在外资企业自身创造价值的生产环节，技术转移与扩散仍然是通过本地化渠道发生。因此，如果联系效应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正相关，联系效应与模仿学习效应趋近，联系效应就能提高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联系效应中，本地企业为mnC提供合格的中间投人品，虽然通过模仿或mnC的技术帮助获得了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但是仍然可能需要进口零部件和高质量的原材料，同时还可能放弃原有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虽然提高，但创造新价值的比例可能降低，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因此，联系效应如果趋近于模仿学习效应，因为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改善；如果本地企业主要依靠技术援助或技术引进效应，本地企业可能提高的是某个环节的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不一定延伸创造新价值过程，不一定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影响FDi的技术转移、扩散对经济增长方式效应的因素
FDi的技术溢出不是随FDi的进入而自动产生的，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FDi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影响FDi技术与扩散的因素，二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与扩散对经济增长绩效效应的因素。FDi技术转移与扩散程度和范围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因此，第一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实质上可以理解为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这一层面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点，根据现有的研究对这一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地归纳。2000年和2002年Kumar两次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影响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的东道国因素有市场规模、收入水平、地理距离、税率、税收激励、外资鼓励政策、专利保护水平、业绩要求，外资企业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出口母国的比例和市场导向。下面重点讨论第二层面的影响因素。
1、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技术差距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与扩散的经济增长方式效应的重要因素，但是技术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技术差距越大，意味着外资企业技术越先进，即本地企业技术能力越弱。外资企业
为控制技术转移与扩散，常常进口中间产品支持企业的本地生产，这必然降低生产本地化程度，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缩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小；同时因为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低，吸收、消化能力弱，模仿学习的动力弱，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同样很小，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小。另一方面，技术差距越大，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的空间越大，如果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水平提高能使本地企业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则提升经济增长的绩效；而且内资企业的技术能力越低，内外资的竞争越弱，技术溢出风险越小，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会越高，本地企业模仿学习效应越大，对内资经济增长绩效的正面作用越大。
技术差距小，一方面意味着外资企业技术优势小，即本地企业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竞争激烈，外资企业为提高竞争力，不得不充分利用本地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导致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提高，从而通过转移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激烈竞争迫使本地企业为保住市场份额不得不提高技术水平，而模仿学习技术水平相近的外资企业技术是重要的途径；而且内资企业技术能力高，吸收、消化能力强，通过模仿学习能获得更多的技术，同样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技术差距小意味着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的空间小。FDi转移和扩散的中间产品技术有限，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有限；同时竞争激烈迫使本地企业寻求新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本地企业可能更多地倾向于引进技术或自主研发，如果运用新技术生产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依赖进口，则可能降低投入产出率，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2、外资集聚水平
外资集聚水平也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与扩散的经济增长方式效应的重要因素。外资的集聚水平对FDi技术转移与扩散的经济增长方式效应的影响比较复杂。外资企业参与东道国的生产对经济增长方式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外资企业的生产必然吸引本地劳动力，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技术人员流向外资企业越多；如果技术人员由内资向外资单向流动，内资企业因为人力资本流失而可能降低投入产出率。二是如果技术人员在内资与外资之间双向流动，内资企业因为人力资本流入而获得外资企业的中间产品技术，则提高投入产出率。当FDi聚集水平越高；或者技术人员双向流动频繁；或者内外资企业交流的网络更为发达，溢出效应多；或者竞争更激烈，模仿更充分，内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外资聚集水平越高，内外资竞争越激烈，技术溢出风险越大，外资企业为控制技术溢出而进口中间投入品，本地企业通过模仿获得更多的是终端产品技术，不一定能提高投入产出率。FDi聚集水平低，外资企业少而且技术水平高，致使技术人员由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单向流动；或者缺乏内外交流的网络；或者内外资企业竞争弱，模仿学习不充分，致使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很弱。当然，外资的低聚集水平也有助于外资生产本地化对内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正面作用，因为外资聚集水平低，内外资竞争程度低，技术溢出风险小，外资企业为降低成本而提高生产本地化程度，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学习能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技术，本地企业的投入产出率就会提高。因此，无论外资集聚水平高低，FDi技术转移与扩散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取决于正反两种作用更大的一方面。
3、内外资企业的增加值率差距
FDi企业生产本地化就是外资企业的增加值率，内外资企业的增加值率差距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与扩散对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内外资企业的增加值率差距过大，即FDi企业创造新价值过程短，本地生产要素参与少，如采用进口中间投入品支持本地企业的生产，项目出现“飞地化”，无法转移与扩散中间产品技术，不利于促进本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内外资企业的增加值率差距小影响FDi技术转移与扩散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内外资企业同类产品生产环节或生产流程相同，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的空间小，无助于内资企业投入产出率的提高；第二种情况是内外资企业同类产品生产环节或生产流程差异大，即中间产品生产是互补型的，本地企业可以模仿学习更多的中间产品技术，本地企业增加中间产品生产环节，单位投入的增加值增加，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绩效，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行业集中度
行业集中度越高，越可能阻碍FDi技术转移与扩散转变内资经济增长的方式。原因可能是行业集中度越高，行业内人力资本流动越少，如果人力资本单向流向外资企业，则会降低内资经济增长的绩效。另外，行业集中度越高意味着竞争越弱，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就能获得超额利润，技术创新的动机不强，不利于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因为外资企业技术更新的速度慢，对技术控制也很严格。如果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不明显，外资企业的进入主要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行业集中度越高，外资企业通过垄断原材料市场或销售市场获得超额利润，本地企业更是没有技术可以模仿学习，反而因技术人员流失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绩效。
五、主要结论与对策
FDi的大量流入不仅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技术溢出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是FDi溢出效应最主要的几种途径，在FDi的不同技术溢出条件下本地企业采取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本地企业不同层面技术的进步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发生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过程中，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学习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或生产流程技术，提高投入产出率，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地企业在FDi的竞争效应、联系效应下可以选择多种路径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不同导致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不同，如果竞争或关联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在竞争效应或联系效应中比例大，竞争效应或联系效应就会趋近模仿学习效应，本地企业因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技术而提高投入产出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果本地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或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竞争或关联诱致的模仿学习效应在竞争效应或联系效应中比例小，竞争效应或联系效应更多的是非模仿学习效应，本地企业可获得更多的可能是终端产品或某个中间产品(非完整的产品生产流程)技术，而零部件、中间产品依赖进口，无益于投入产出率的提高，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技术差距、外资集聚水平、增加值率差距和行业集中度是制约FDi技术转移与扩散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如何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利用FDi的重要目标。因此FDi技术溢出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研究结论具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
1、提高引进FDi项目的技术含量，实行FDi进入的门槛制度
FDi的技术含量是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前提条件，是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保证。因此，要加大引进具有先进技术外资项目的力度，特别是应加大引进技术实力强的跨国公司投资的力
度，提高进入我国的FDi技术含量，FDi才能转移和扩散先进技术，通过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限制低技术含量的FDi项目进入，设置FDi准入的门槛，避免FDi进入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提高FDi企业经营的本地化程度
外资促进本地不同层面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是明显存在差异的，只有FDi转移与扩散更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是最有效的。因此，政府制定利用外资政策时，不能盲目激励FDi的溢出效应，而应甄别不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影响，制定相应的政策。如可以借鉴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对外资企业产品的本地含量特别是外资企业在本地创造新价值的比例作出相应的规定，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本地化程度，既可避免FDi企业生产的“飞地化”，又可以促使其转移、扩散更多中间产品生产技术。
3、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
充分而有效的适度竞争是FDi能转移技术与扩散的内在机制，如果本地企业与FDi企业间或FDi企业间的竞争不足，FDi企业就难以转移技术和产生溢出效应。因此，鼓励企业竞争，打破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促使FDi向我国转移技术的重要途径。在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关键是保证国企、民企、外资能公平竞争和合作。为此，要反对过度保护国有企业，从长远看，效率好的企业恰恰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外资企业竞争和民营企业竞争常常是国有企业良性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外资企业的垄断，以防范FDi的负效应，以《反垄断法》为手段规范外资企业的经营；在内资企业短期内还不具备竞争力的一些产业中，引进FDi要多元化，使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竞争。
4、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在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本地化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本地企业的模仿学习能力是FDi技术转移与扩散程度和范围的关键条件之一。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不仅能提高引进FDi的质量，而且有助于对FDi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创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决定了高质量劳动力的供给，这样必然会影响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和产业选择，如包群等指出我国拥有丰富的具有初、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源决定了中国吸收的FDi集中在加工贸易；同时，人力资本是决定我国企业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就能提高我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对FDi的技术和溢出效应能更好地吸收、消化和创新。
5、提高企业技术能力
提高我国企业技术能力，能促使FDi的转移和扩散更多的技术。技术能力包括技术水平、研究开发、技术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企业或政府应加大研发支持和投资力度，以缩小技术差距，提高企业技术能力，即提高模仿学习的能力，迫使外资企业转移与扩散更多的技术；而且本地企业技术能力越强，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就越强，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越充分，技术更新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就会加快，FDi就会带来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因此，提高我国企业技术能力，能加大FDi技术转移与扩散转移的力度，推动FDi技术转移与扩散转变内资经济增长方式。
6、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