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科发展史篇1
一、科学发展观是树立正确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于创新发展理念、丰富发展内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是对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首先，科学发展观提升了发展的新境界、提供了发展的新坐标。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深刻地阐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内在关系，深刻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融关系，深刻地阐释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这一发展观是对发展本质的新揭示、发展主体的新阐述、发展内涵的新界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发展目的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升了发展的新境界，其首要价值在于以全新的视野审视世界各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以新的理论概括凝炼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精华，整合了我们党对中国发展的认识成果和成功经验。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和走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融会贯通，并注入了鲜活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要素，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新坐标。
其次，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发展的新理念、丰富了发展的新内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与以往的其他发展观比较，创新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以物为本”的价值观念，达到了全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新境界。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规定和先进理念，由此而阐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的，大大提升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性、人本性和社会性内涵。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整体推进的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是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相统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发展新理念，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开阔了发展的领域。
再次，科学发展观完善了发展的新思路、探索了发展的新模式。科学发展观与各种非科学发展观念的区别，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的鲜明特点，就是强调立足全局、注重统筹兼顾。在发展思路上，更加注重宏观布局，更加注重内在协调，更加注重良性互动，更加注重机制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因此，也更加有利于实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人类对发展模式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早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到逐步认识到“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再到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的大量出现，人们开始考虑发展的持续性而形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对以往的发展模式进行了革命性的扬弃，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形成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指导性的发展模式，它是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全新意义的发展模式。
二、科学发展观是解决现实发展问题的根本指针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发展的黄金时期与矛盾的凸现时期交叉。我国发展既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全局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科学指导。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日益加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发展的空间和速度。近年来大量增加，规模趋于扩大，手段趋于激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不协调已到了非下大力气解决不可的时候。在愈来愈恶化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面前，如果再走“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我们的发展必将走入死胡同。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思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避免曲折、顺利发展的战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增长的极限”等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公正缺失等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人均GDp1000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被称为“关键时期”和“重要关口”，党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不进则退、无序推进则乱”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处置得当，我国将顺利进入现代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今世界在发展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成果。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澄清误识、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绝非易事。当前，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发展观念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仍把发展等同于GDp增长；有的还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速度为中心”，与以人为本对立起来；还有的依然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的方式来谋求所谓的发展，甚至弄虚作假，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等等。显然，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转变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而要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指导实践。在全党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能促使党员干部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上下功夫；能促使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深入研究、理性思考，全面理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全神贯注地抓科学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是勾画未来发展前景的行动航标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针，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首先，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深化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改革能否成功，全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为我们的改革沿着科学合理的轨道前行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尝试不仅从理论上得到了正确的阐释，而且从实践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但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清晰地看到，市场绝非万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不但不可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也不可能妥善协调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打开了理论通途。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由此也就确保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走出一条成功之路，能向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体制模式。
其次，科学发展观为小康社会的建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宏伟蓝图。其中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消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矛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和工作重点。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发展，强调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这就促使我们用发展来解决前进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促使我们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的全面和谐，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确立了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这就促使我们立足全局、协调各方，按照统筹兼顾的要求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实现途径。
再次，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操作准则。科学发展观对“为什么要发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确立了重要的目标指向和行动准则。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只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定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抓住“为了人、依靠人、尊重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只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必定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三，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把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到一个新高度。只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关系，就必定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充分彰显。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2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3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成为新时期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
历史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极具传统特色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逐渐与其人才培养的目标脱节：历史学专业的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日渐降低；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待遇低；历史教育教学欠缺生机，鲜有学生热爱，难于学以致用……上述种种尴尬已成为阻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科学化发展的瓶颈，克服这些不足，探索一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之路，对今后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发展，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现存不足
纵观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其主要不足突出表现在历史学科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这两个方面。
1.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导致“历史无用论”泛滥
任何学科的设置，都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应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整个社会对历史学科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需求。这已然不同于传统时代史学人才培养相对独立、重意识形态、强理论积淀的要求。新时期的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不仅要培养出理论知识完备的人才，而且还要求每个史学人才能从社会实际出发，用所学向社会发展提供有益见解，并增加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历史学教育，需要将历史学科摆在一种社会“显学科”的地位，通过人才的培养最终实现社会的直接、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依旧按照传统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培养人才，历史学科教育不但现实应用性差，不占有“显学”学科地位，而且人才的培养也与“服务社会”理念相互脱节，这种明显滞后的教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在传统与实际需求的矛盾中，历史学科的实用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其教化功能，很多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甚至不是出于对历史学科的热爱，他们或者是由于专业调剂，或者是仅仅为一纸文凭，那么，对于本身对历史缺乏兴趣的学生而言，传统的培养模式是无法达到“育人”的目的。于是，历史学科丧失了本身的社会实用价值，“历史无用论”日渐泛滥。
2.历史学科教学方式机械单一，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我国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一向宽泛庞杂，面面俱到，授课内容涉及大量的史料和史实。然而高校历史学科的教育方式却与中学历史课无异，即采用机械式“灌输”的方式为主，教师上课一味地将庞杂的知识点讲授给学生，学生则是被动地听课、记笔记。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课堂教学呆板乏味，偶尔出现一些课堂讨论和学习互动，也多是一些根本无法激发学生创造性的陈旧话题，或者讨论和互动本身就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并不见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简言之，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很难激发出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主动性，更不用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历史学科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多以一份试卷、一次考试来考察学生的学业水平，考核内容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考完试做完试卷之后，那些短期内突击背诵和记忆的知识，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实践应用，基本上就又“还给了书本”。长此以往，学生表面掌握了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实则得到的只是将自己禁锢在有限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二、对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针对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思路，突出历史学科的社会现实意义，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培养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史学人才。
1.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
当前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不断渗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它要求史学人才不仅具备传统意义培养模式下丰厚的理论积淀，更要求他们能将历史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有益社会发展的见解，同时加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有效互动，从而促进其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在这种学科教育目标的要求下，高校历史学专业既要改善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目标，又必须科学合理地优化历史学专业课程设计，从而为社会输送适应性史学人才。
首先，要从课程理论改革出发。众所周知，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抽象程度高，思辨色彩浓厚，又极为驳杂和枯燥。现有的理论专业课程设计，大多是空洞地阐释某一理论，就理论本身来讲解理论；或者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花大量的时间全方位展开某一门通史或专门史，而忽略学生乃至社会的实际需求。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当前的历史学科教育教学难于联系实际，进而让整个历史理论课程枯燥无味。
对其进行改革，主要是强调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倡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审明某一历史理论，结合一些“开放式教学”、“合作式教学”模式，并利用现代化信息化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在一种相对自由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自主地吸收历史理论知识，并运用这些理论知识来分析现实问题，再尝试去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仅能变“乏味”为兴趣，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所学转化成了实践应用知识，真正达到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
其次，历史学科专业课程的优化，要以就业导向作为参考，即以学生的社会应用和服务性为参考。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是“人才”的培养，而所谓“历史人才”，就是其历史专业教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能满足其个体未来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高校里，极少有专业的设置能直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当下普遍认为“偏冷”的专业，尤为直接地面临同样的尴尬：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待遇不高、专业特色应用能力不明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几乎很少有高中毕业生能主动选择学习历史专业，加之存在“历史无用论”的不良社会认识，学生的历史专业学习兴趣不断降低，教师也随之丧失了历史的教学热情。破解历史专业的就业难题，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的积极性，是当前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实现的本质需求。一方面，在历史学科的课程设置上要不失传统，在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的前提下，达到历史学科自古以来的教化功能：陶冶学生情操，教会学生做人；另一方面，全面考察社会对历史人才的实际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人才，从学生入校起，就帮助其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制定合理的大学发展规划，让学生对择业、考研、考公务员、自主创业等不同的就业发展目标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全方位锻炼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让他们真正看到历史的魅力，能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完成对相关职业的定位和追求，最终使自己达到社会“人才”的标准。
此外，还必须选拔理论功底厚、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教师，担任历史学科的专业教学工作。规范授课，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是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的必要前提。
2.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现代教学理论提倡“以学生为本，自主发展”的教学理念，要求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专业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去”，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研究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这有别于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导、为权威的知识传播模式，强调教师只扮演“引导者”和“知识推荐者”的角色，而让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具体到历史学科本身，则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这种教学方式的变革。
一是有针对性地改革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历史热情。历史课堂教学内容博大庞杂，但并非全部内容都与现实需求和学生的需要相适应。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对当前历史学科教学内容应予以优化，突出重点，合理取舍，做到通史和专门史的相互协调，既不能花费大量时间去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讲通史，又不能把专门史完全交给学生去自主学习。要合理地根据学校的特色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通史与专门史的学习，是二者有机结合，相互搭配，相得益彰。此外，对一些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也要及时组织学生探讨学习，在一种开放式的合作学习中激发学生的历史热情。
二是改变现有的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一直难以突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本着“培养综合型人才”的要求出发，对历史学科的考核评价方式，应进行多角度的综合，试卷考试类的考核方式要占有学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情况进行评定：采用研究报告、课程论文、实践调查、小组讨论等形式，达成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察。
三是让高校历史教学走出教室，走向社会，实现历史学科的社会服务价值。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旨在培养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见解的人才，那么就要求我们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走向社会，对社会建设发展中具体存在的问题进行史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所需，服务社会全面建设发展。让历史学课程教学走出教室，让学生们深入实地调研，再适时相互交流、开展讨论，并分析整合学习研究成果。这一过程使得历史学科的学习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加贴近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让史学专业的学生能直接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有效地加强了学生对自己专业方向的认同，能促进史学专业学生做出有价值，令社会满意的研究成果。
当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针对历史学科的改革也在不断探索和深入，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改革，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也为培养高素质史学人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永不衰老的主题，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唯有通过一定的改革，才会促使一门学科不断发展，才能培养出全方位的高素质人才，使其真正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张雅妮.合作学习模式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科教文汇，2011， (5).
[2]王红信.就业导向与高校历史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j].科技导刊，2010，(7).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4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86-02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其前身为沿革地理。从公元1世纪《汉书·地理志》至20世纪20年代，沿革地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其中国化拉开了帷幕。到今天已走过七八十年，追溯其曲折历程，探讨期间发生发展的道路、特点与规律等，无疑会对当今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进而指导实践有所裨益。此前学界前辈们已在学科史和相关方面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本文仅试从中国化的角度，浅谈一下拙见，以期对学科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产生的必然性
首先，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世纪的早期，中国人曾一度遥遥领先。从汉到唐的这一段时间里西方在地理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中国。到了宋代，除了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与中国相比”[1]。沿革地理发展近二千年，时至20世纪20年代，主导地位尚未被有效撼动。可见沿革地理在中国根深蒂固，成就辉煌。
其次，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对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介绍和传播是其出现的主观动因，也是最主要原因。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19世纪后半叶，我国地理学开始进入新旧交替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学习与导入。面对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先进思想、方法，中国学者们日益认识到仅描述疆域消长、政区变革、地名更易、城邑兴衰和水道变迁等的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在实践中逐渐把历史时期的一切地理现象及发展、变化规律纳入到研究范围。于是，30年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真正开始了。
最后，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是促使其产生的重要外因。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屡屡侵吞与蚕食中国边疆领土，这些罪恶行径极大地激发了爱国学者推动中外地理交流以及考察边疆地理的工作热忱，直接加速了中国化的出现进程。
二、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根据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发展的具体状况，笔者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属于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萌芽阶段。本阶段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思想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断断续续，影响不显著，但沿革地理传统已被打破。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主办《禹贡》半月刊，标志着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2]中国化进程由此开始。1935年，《禹贡》换以“中国历史地理”（the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作刊物名称，说明了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对禹贡学者影响的进一步加深。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存在仅三年余，却有力推动了中国化的进程。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化进程趋于停滞。
（二）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奠基阶段。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终于被系统地介引到国内，中国化进程出现了加速、稳定发展的态势，渐入正轨，直到。
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本学科与沿革地理的关系及其学科性质进行了广泛讨论，其中侯仁之贡献最大。侯仁之分别于1950年和1962年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3]和《历史地理学刍议》[4]两文，前者阐明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本质区别及相互关系，为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奠定了基石；后者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从而解决了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黄盛璋等则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5]。讨论，学界对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意见和相关理论取得了基本一致，并开始用以指导实际研究工作。
此阶段历史气候、历史水文、历史地貌、城市历史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古代地理名著研究及历史地图编绘等领域都获国家重视并取得重要进展。各种专门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专业人员不断增加，到60年代中期已初具规模，至此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程的根基基本奠定。
（三）初步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的初步发展阶段。此阶段尽管受“”影响停顿多年，但前一阶段已受重视并颇有成果的研究领域还是继续得以发展，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地理学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都在7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两种权威级刊物，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号也分别在1981年7月、11月先后出版。
学科理论及方法论上的探讨，本阶段又有新的深入，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序文与《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前言，都在以前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述。研究方法的发展，野外考察已被公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方法之一；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C14测定、卫星照片判读，甚至遥感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研究中。
候仁之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所做报告中指出：“三十三年来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历史地理学。”邹逸麟1984年发表《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一文，也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五年……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历史地理学”。8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初步形成，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基本共识。
（四）全面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以后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国化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此阶段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外历史地理著作得到更多、更全面的引进和介绍。日本学者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于80年代末被选译连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前苏联地理学会副主席热库林的《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一书也在1992年被翻译出版，两书都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本阶段学科理论日趋完备，研究方法比较科学，北京、上海、西安三大研究中心形成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领域更是覆盖各个分支学科，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局面，如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1985年）、谭其骧的《长水集》（上、下、续编）（1987-1994年）、史念海的《河山集》三至九集（1988-2006）、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1992年）等重要著作相继出版，谭其骧主编的《历史地理》、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侯仁之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等重要刊物交相辉映、硕果累累，还有“”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历史地理学者也成绩斐然。
“经过近40年来的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基本形成了，从30年代的《禹贡》开始的、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发展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6]事实表明，80年代末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已基本形成。1992年，谭其骧发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学界高度重视，就此又掀起了一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热潮。2001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主编）一书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研究的较系统总结。
近年来，伴随若干专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出现了新领域和新趋势，如研究时间上限推至全新世早期（距今约1万年），对新科技手段在科研中的运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区域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综合研究愈加受到重视，探索性工作屡有进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又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势头。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正面临着全面跃进的新形势。
三、结语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化催生于内忧外患的20世纪30年代，一开始便承载了沉甸甸的爱国情怀，更注定了经世致用的神圣学术使命。其进程历经几代人四阶段七八十年的努力，战胜种种曲折险阻，到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纵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水平为标准，离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等，但我们仍旧有理由相信通过前赴后继、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未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将雄峙于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55-56.
[2]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3.
[3]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J].新建设，1950，（11）：136-140.
[4]候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11）：73-80.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前言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我党在新世纪下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加以总结的重要经验，它客观、科学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下的中国面临的几大问题，即“什么事发展”、“要不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深刻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同时，它将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实际问题提出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更是达到了新的绽放点。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是“人”与“社会”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着重论述了“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所有事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取决于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客观的根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基本原理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的基本原理都离不开人与社会，它始终围绕着这两个根本的基点进行了总结和论述，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和思想指引，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条件和经验，指引着中国历代的领导者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努力。
三、科学发展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1.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中，首要提出的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并作用于社会存在。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意识的内容，自然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实践证明，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并实施运用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发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2.科学发展观对社会是一个整体理论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曲折上升过程，它的上升根本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发展、矛盾发展的过程，它要发展就要不断地面临各种矛盾，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它的发展是曲折上升的过程。笔者认为，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就要考虑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问题。
3.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体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恰对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协调和缓和，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协调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作用。
4.科学发展观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人学的核心。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一系列的方法，“人们要‘三个文明’一起抓，但其中首要的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要代表先进生产里的发展要求，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高度丰富的物质资料产品，根本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和措施的提出都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5.科学发展观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它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应该“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与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以人为本，从一定的角度看，强调的是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的价值选择、人的关系的正当性、人们社会秩序的合理兴应该受到人们的肯定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以人为本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要在社会中生存，有着必要的生存前提，那就是要生活就必须要确保衣食住行。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前提和确定的基本观点是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与生活出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并且，也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客观要求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不断满足人们在生活中的多方面的需求。归根结底，它就是认为，应当始终将人作为关注中心，要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前提、动力和目的，要想方设法为人类创造丰富的发展条件。人不仅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既没有意义，又无从谈起。”
四、结论及建议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着的人民群众起着主体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所有的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整个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涉及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中的重大理论。
参考文献：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6
关键词：历史是科学发展性综合性过去性时代性
全面准确的认识历史学科特点，对学习历史知识，了解中外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增强历史意识，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大有裨益的。以下是笔者在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对历史学科特点形成的几点体会：
一、历史学是科学
历史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科理论基础，研究对象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具有唯一性和客观性。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世界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历史研究是一种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活动。
历史学科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非常丰富的，它们全面贯穿于历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之中，时刻指导着师生的教学活动。历史教学就是把这些复杂深奥的理论让同学们熟悉和应用。笔者的做法是，先集中讲理论性知识，让正确的认识先入为主，在之后对历史事件，历史概念，评价等历史客观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重点突出理论对历史活动的作用。经过长时间有意识、有目的的教、学、练等活动，学生逐渐对这些艰涩、深奥的理论不再恐惧。假以时日，学生就会形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历史具有发展性特点
人类的现实与人类的未来本来是一脉相承、彼此衔接而不可分开的。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它们既是过去历史的发展结果，也受制于时代背景，还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产生影响。基于历史的发展性特点，帮助学生梳理历史发展脉络，把所学内容放在历史长河之中，从而在特定的背景下展开新课的教学，也就成了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唯有如此，学生才会形成完整的历史时序感，从历史发展进程中去把握所学内容，而不至于是零散的、混乱的知识点。也唯有谨记历史的发展性特点，教师无论是在教授政治史、经济史的内容，还是思想文化史的内容时，才不会抛开历史背景孤立看待历史现象。历史是发展的，历史又是在发展中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比如学习中日关系，我们要了解古代部分，是中国文明影响了日本社会的进步，近代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暴行，当代中日关系则是艰难的和解之路为主题。因此，我们要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发掘历史现象变化中的本质属性变迁，从看似无关的历史脉络中寻找到前后历史的传承性和发展性。
三、历史具有综合性特点
历者，经历也;史者，记录也。简单地说，历史就是人类经历的社会活动的记录。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忠实地记载于史册，从而使历史学科包罗万象。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之浩瀚，研究范围之广博，是其他基础学科难以比拟的。它涉及古今中外的自然和社会的各门学科，史料浩如繁星，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异彩纷呈，纵横交错，互为影响。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要抓住这一特点，以历史为背景为依托进行学科间的渗透、综合，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知识，发展综合思维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因此以历史学科为依托，不断强化与各学科知识之间的整合，强化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使学生能立体地、多渠道地获取信息和知识，有效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般素质和能力，发展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实现培养学生历史意识为培养目标，为他们人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过去性是历史知识基本特点
过去性即不可再现当时的社会环境，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全部实践活动，指的是过去的人和事。这种过去，从本质上讲都是历史的陈迹。历史不能重复出现，不能通过任何途径如实验室的“观察”或“实验”使其重复出现。历史知识过去性的特征又决定了它具有间接性特征。我们所学习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人们只能间接认识，无法直接体验。即使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复原”历史全貌，只有尽最大努力去追求真实，接近历史真相。
历史知识，特别是远离现实社会和学生生活的历史知识，学生大都较为陌生，而学生的学习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生活和经验基础上的，历史学习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就是历史知识过去性与学生学习现实性之同的矛盾。也是历史教学的困难所在，这就要求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常常结合贴近学生生活和经验的知识，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如介绍美国的《1787年宪法》时，往往引进美国当代的总统选举与政党竞争进行比较，从深层面分析，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这实际上是用历史学科的发展性特点解决上述矛盾的，所以准确把握历史学科过去性特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五、历史具时代性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含义大概有二，其一历史认识的主体是生活在当代的，对处于久远时间相隔的历史认识客体的事实认知无不打上主体所生活的时代烙印;其二历史本来是发展的，当代史是古代、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代史又是近现代历史的源泉。我同意后者，这是历史发展性特点决定的，是历史学科的魅力所在。
高中历史教材涉及现实生活的内容很多，这就不仅需要学生在学习史实的同时积极对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收集和材料挖掘，也需要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例如民主政治多样性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军国主义问题以及其他时政新闻和社会热点问题等等。“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以前事为师，努力获取其教益”。人类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对当今人们能产生多少的深刻启示，使人获得一种深厚的人文素养。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进一步思考现实与未来的重大问题。未雨绸缪，及早准备，使民族与国家的未来能趋利避害，向更好地方向发展。
以上是笔者对历史学科特点的总结，目的是从历史学科的本源出发，激发学生热爱历史，学习历史，探究历史的兴趣，历史课不是教学生如何去记忆几个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我们培养的学生决不能整天面对“戏说历史”“演义历史”的影视作品麻木不仁，而是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公民意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等，培养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迹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7
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在1605年出版的《传统数学》一书中专辟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试图对此前的会计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这形成了早期文献中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开始了人类社会对自己的会计行为历史有意识的探讨。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出版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对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成为会计史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由此奠定了会计史学学科的基础。20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会计史研究组织，创办发行会计史刊物，从事会计史学术研究活动。各国的会计史研究组织还联合组建了国际会计史学家协会，召开会计史国际会议，交流会计史学术研究成果，加强各国会计史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往，不断地推动着会计史学研究的进程。
伴随着会计史学研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也开始了对会计史学的研究活动，当时已有一些学界中人从事会计史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之会计研究》、林道俊的《我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等论文见清会计刊物，成为中国早期的会计史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期间，中国的会计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系统的会计史学研究，迄今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财政部领导十分重视开展会计史的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民间有关成立会计史研究机构的提议。1983年5月，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将研究中国古代会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史、中国革命根据地会计史、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的工作列入中国会计学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1989年12月，中国会计学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现改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理论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由分散、自发研究状态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后，集中举办的学术活动主要有：①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暨理论讨论会上，以“历史上的会计变革”为主题，探讨中外会计变革历史经验与教训，会议讨论了历史上会计变革的原因、中国会计变革的基本轨迹、历史上的会计变革对当前会计改革的启示、当前会计改革的历史地位、会计史研究与会计改革等问题。会议确定，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史学体系，近期目标是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编印会计史料，抢救中国的会计历史遗产；开展专题性、地区性和部门（专业）会计史的研究；初步完成会计史教材的基本建设。②在1991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会计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会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会计体制沿革及其规律、会计方法演进及其规律、会计思想（会计理论）演变、成本会计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外）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沿革等问题。③在199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注册会计师发展历史过程及其运行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所处阶段、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方法、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的发展环境、注册会计师法制建设、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④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为主题，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会计各领域或各专业方向的发展历史。
（二）会计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财经类部分高等院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相继开设会计史专业课程，不但本科生、专科生及中央电大学生开始系统学习会计史课程，在少数高校举办的助教进修班上也开设会计史课程，或为青年教师开办会计史课程专修班。此外还培养了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会计史学研究推出、积蓄新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在会计史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激发学生学习会计史的自觉性和学习热情，提高会计史教学的质量，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倡导和财政部会计司、会计史专家学者、各兄弟院校的支持下，天津财经学院与原北京经济学院的会计系联合制作了一套“会计史教学幻灯片”，并用于一些高校的会计史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国家高级别科研课题立项及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出版社出版选题计划中，均列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统编或推荐会计史教材的编撰及出版，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和会计史教育逐渐规范化的趋向。
（三）建立一支从事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人员队伍
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成立为标志、以高等财经院校会计史教育成果，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成果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构成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成为会计史研究的主力军。
（四）具有较高水平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中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成果包括：
（1）关于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著作有：《中国会计史稿》。《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中国会计简史》等。
（2）关于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的作品有：《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延安时期财会工作的回顾》。《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变》等。
（3）关于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等。
（4）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会计发展史纲》、《会计史教程》、《会计发展概论》、《会计发展史》等。
（5）关于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文明古国的会计》、《西方会计史（上）》、《简明西方会计发展史》等。
（6）外国会计史著作的中文译本有：美国查特菲尔德的《会计思想史》、苏联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荷兰海渥的《会计史》等。
（7）关于会计史专题研究的作品有：《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会计思想史探索》等。
（8）在一些大、中型会计工具书中设有专门的分部，反映会计史的内容，如《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大事记》、《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会计史》、《中国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史》、《会计全书·中国会计史、西方会计史》、《现代会计百科辞典一国会计史·世界会计史》、《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发展史》。《会计辞典·会计史》、《会计法规知识大全·中国会计法史知识》等。
（9）除上述会计史专著以外，尚有为数众多的会计史专题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对于宣传会计史知识、扩大会计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3月，成圣树、丁平准曾将其中部分论文辑录为《会计史学习参考资料（第一辑）》，由江西省冶金会计学会等单位印行。
此外，一些尚未刊行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如历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交流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加强同国外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者积极开展同国外会计史学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向国外宣传中国会计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向国内会计界介绍外国的发展情况及会计史的研究成果，并取得了有益进展。
二、构建会计史学体系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应看到，在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的稳定、研究条件及经费的保证、会计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需要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人员共同思考，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合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促进会计史研究的更快发展。本文仅就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按照历史学科一般结构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目前我们从事的会计史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会计史学的全部内容，亦即目前的会计史学研究及其成果仅属于完整意义上会计史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距会计史学的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我们已经取得现有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地回顾和总结研究会计史的经历与经验，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思考并提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可发挥规范或指导作用的方案，以使会计史学研究更顺利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会计史研究过程中，应开始考虑并着手建立会计史学的科学体系，明确或规定会计史学体系中应独立存在的不同学科及其各自性质、不同学科在会计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各学科包含的内容、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科学界定，以便为会计史研究人员提供确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明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各自分工。
（二）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必要与可能
（1）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①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是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历史学科的普遍规律，研究会计历史问题，其主要目标在于理清人类社会会计发展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会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即在观念层次上“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为了“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便需要对会计历史研究的对象、会计历史研究的技术等提出有关的要求，即建立会计历史研究的规范，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提出并完成会计史学的基本任务可以为完成会计史学的根本任务提供保证，也是会计史学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②会计史学在会计学学科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是会计专业学科与史学学科交叉生成的边缘学科。由于会计史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进行会计史学研究既不能单纯采用会计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也不能依样照搬史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因此，总结适用于会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指导会计史学研究的实践，降低会计史学研究的成本，提高会计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是会计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亟需。③目前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会计专业人员，他们既不具备会计界前辈们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史学专业训练，仅仅依靠对会计学科的深厚感情和专业自觉性从事会计史学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因此，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总结会计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可继承会计界前辈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精神，养成现有会计史研究者的学术技能，下可熏陶会计史研究后来者的学术作风。
（2）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客观可能性。①历史学科关于史学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探讨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提供了“范式”，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历史学科史学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②会计历史研究的现有成果已经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达到了相应的质量水平，奠定了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基石。③在会计史学研究中，资深的会计史学专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其卓越的学术建树树立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楷模，一些中年研究人员也对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颇有心得和体会，他们共同积累了从事会计史学研究工作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三）“会计史学体系”的涵义及其结构
建立会计史学体系，首先要明确“会计史学”的涵义，而理解“会计史学”又必须明确“会计历史”的涵义。
人们对“会计历史”具有多重理解，其中主要的观点有：①会计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会计事实；③会计历史是对过去会计事实所作的记录；③会计历史是会计事物已往的发展过程；④会计历史特指“会计史学”。
因为人们对“会计历史”的理解不同。所以“会计史学”也就具有多重涵义。最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研究会计历史的全部工作及其成果；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以人类会计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狭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人们对会计发展所形成的有关历史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认识。最广义的、广义的和狭义的“会计史学”只是因研究范围、所处层次的差异而不同，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基于对“会计史学”的理解，可将会计史学体系定义为：会计史学内部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的若干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可以依照学科门类和知识单元的双重标志进行架构。
1、会计史学体系的学科门类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从学科门类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主体学科、辅助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和反思学科。其中；主体学科是以综合地研究会计历史的整体或局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辅助学科是以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是以会计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反思学科即会计史学史，是以会计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
（1）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通史。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内部结构按照空间标志可以划分为洲别会计史、地区会计史、国别会计史、地方会计史、部门（行业）会计史等等。按照时间标志可以划分为古代会计史、近代会计史、现代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原始社会会计史、奴隶社会会计史、封建社会会计史、资本主义社会会计史（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会计史）、社会主义社会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依帝王、朝代顺序分隔的断代会计史等等。按照会计学术、业务、管理工作等内容标志可以划分为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发展史、会计教育事业发展史、会计出版事业发展史、会计学术团体发展史、会计方法发展史、会计工具发展史、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会计法制建设发展史、会计组织机构发展史等等。根据需要，将上述划分标志相互交叉后，还可以派生出木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会计史，如“13世纪欧洲会计史”、“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复式簿记发展史”等。
（2）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内容结构按照研究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等。按照理解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谱谋学等等。按照研究遗迹、遗物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考古学、古器物学、断年法等等。
（3）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广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规律解决会计历史不同层次具体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移人和借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辅助学科应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本身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等。狭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仅指会计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此外，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还包括研究编撰会计史书知识的会计历史编撰学、研究会计史学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研究会计史学研究规划的知识等等。
（4）会计史学反思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一般包括：会计史学发展的过程及时代特征、会计史学的时代变化与社会条件的关系、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变化、会计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会计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重要的会计史学家、重要的会计史学著作、中外会计史学的比较研究等。反思学科的重点是会计史学思想的发展。
2、会计史学体系的知识单元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按照知识单元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记录和会计历史认识三部分。其中：会计历史事实是会计的客观历史存在；会计历史记录是反映会计客观史实的文字记载；会计历史认识是关于会计的历史评价与历史理论。
（1）会计历史事实的构成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特定的人物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为一定的会计目的进行活动的结果便成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事实以时间连续性的形式表现为一种过程，该种过程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因此，进行会计历史研究既不能对会计历史进行直接观察，也不能复制出已逝的会计历史事实，只能借助会计历史记录进行间接的研究。
（2）会计历史记录包括会计史料和会计史著两种类型。会计史料是前人会计思想或行为留下的痕迹，包括会计实物史料和会计文献史料两种。会计史料来源于逝去的会计历史事实，不能凭空杜撰，故具有客观属性；会计史料尤其是文献史料系前人遗存物或当时对会计客观事实的记录，故其又含有主观成分。研究会计历史依赖于会计史料，而会计史料的是非真伪则决定着会计历史研究的质量。进行会计历史研究必须搜集、整理会计史料，审查会计史料的真伪，评定会计史料的价值，正确解释会计史料的涵义，这些以会计史料为对象的全部工作即形成会计史料学。对会计史料按一定原则进行排比和编纂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史料编纂学。会计史著要在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的基础上，归纳会计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探索会计历史事实间的内在联系，并将研究结果编撰成书，以发挥会计史学的社会职能。编撰会计史著要解决好编写体裁、体例问题，还要解决科学性意义上的文字确切与艺术性意义上的行文生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利用会计史料，反映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并编撰成书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历史编纂学。会计史料与会计史著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史书，会计史料编纂与会计史著编纂是任务不同、编纂要求不同的两种史书编纂工作。会计史料编纂要将会计史料搜集得尽可能完全，并对其进行科学分类，依时序排列，其任务是储存史料信息，为史学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材料；会计史著编纂要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全面反映会计史学的研究成果，其任务是还原会计历史的真实，揭示会计发展的内在规律。
（3）会计历史认识要从真实、可靠的会计历史事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方法分析会计历史事实，提出假说，再用历史事实论证假说，从而形成会计历史理论。会计历史认识约有三种层次：第一层次为阐明会计历史的本质、关系或联系以及真伪判断，即通过历史现象揭示会计历史本质的逻辑评价；第二层次系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会计历史事实进行道德评价；第三层次为发挥会计历史社会职能，以会计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指导现实的会计实践。上述三个层次历史认识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在研究具体历史事实时常结合在一起。
（四）“会计史学体系”的基本学科
基于建设会计史学体系的认识，根据目前会计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在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研究工作已取得明显进展的前提下，探讨建立会计史料学、会计史方法学、会计史学史等会计史学基本学科，构建会计史学科学体系的框架是促进会计史研究更快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推动力。
1、会计史料学
会计史料学是关于会计史料的本质、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料学奠定了会计史学研究的基础，通过会计史料学研究会计史料的源流、真伪判断、史学价值、使用方法等问题，为会计史学研究提供物质前提。会计史料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定义，会计史料学与史论、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料在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史料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料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鉴别、考证、训诂等方法。
2．会计史方法学
会计史方法学是关于认识表述会计历史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方法学提供了会计史学研究的技术条件。通过会计史方法学研究，解决认识和表述会计历史的方法论指导问题。会计史方法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方法”的定义，会计史学方法的内容结构，会计史方法与会计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方法学的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会计史方法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方法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①普通方法，如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等；②一般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等；③专门方法，如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计量研究法、心理分析法等。
3、会计史学史
会计史学史是关于探讨会计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通过会计史学史廓清会计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规律，明确著名会计史学家和著名会计史学著作的历史地位，据以把握会计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促进会计史学的健康发展。
（五）会计史学体系建设之初步——创建独立的“会计史学概论”
建立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需要一个由理论设想到具体实施的操作过程。在实现这一设想的初期，可首先考虑创建一门独立于现有的“会计历史”课程以外的“会计史学概论”课程，将上述设想中会计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此课程中，以便在学习会计历史的同时，介绍会计史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俟条件成熟，再逐步进行会计史学体系各基本学科的建设。“会计史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和基本方法问题，借以增强学习会计历史的自觉性，为研究会计历史提供指导。“会计史学概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1）会计史学一般。它主要介绍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分别明确会计史学、会计历史的定义；说明会计史学的对象与范围；会计史学的性质与特征；会计史学的目的、社会意义；确定会计历史的分类与结构；规定会计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
（2）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主要介绍与会计史学研究相关的一些学科情况，通过了解其他学科的情况，开阔会计史学研究的视野，把握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中借鉴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促进会计史学不断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
（3）会计史学史。主要介绍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经历过程和发展趋势，了解、把握会计历史观的变化。
（4）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主要介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据以分析、解决会计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强调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密切结合。
（5）会计史料学。主要介绍会计史学研究中应用的搜集会计史料、对会计史料进行整理分类、辨别会计史料的真伪、判断会计史料的价值等研究技术与方法，以及研究会计史料的各种要求等。
（6）会计历史编纂知识。主要介绍总结会计史学研究成果。撰写会计史学著作或论文的技术与方法，以及总结会计史学成果、撰写会计史著的各种要求、步骤、应注意的问题等。
（7）会计历史教育知识。主要介绍培养会计史学工作者的途径与内容，会计史学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养成会计史学工作者“史德”、“史才”、“史学”和“史识”的基本素养。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8
2010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③60年代与“”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着名的作曲家的最着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着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维奥拉(w.wiora)、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o.elschek)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2)“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3)“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群,或曰学科体系,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包罗万象,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一般按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来划分为三个学科群:(1)从空间跨度来分,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2)从时间跨度来分,可分为通史与断代史;(3)从人类活动领域,分为各种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
通过上述对历史学的学科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它是历史学之中的一门专门史,它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在音乐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研究人类音乐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这种专门史又可以按照空间跨度,分为法国音乐史、意大利音乐史、德奥音乐史等;按照时间的跨度又可以分为西方音乐通史和各个时期的断代史,如中世纪音乐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史、巴洛克时期音乐史等;也可以按照音乐实践活动的具体领域,分为作曲技术发展史、音乐美学史、钢琴艺术史等等更详细的专门史。
四、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是音乐学的子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子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要求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这一点,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做得还很不够。纵观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直到安布罗斯(奥地利,ambrosa.w.1916-1876)的五卷本通史(1862-1882),才摆脱仅仅收集史料的做法的影响,首先采用“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史料进行解释,而此后的H.里曼的五卷本《音乐史纲要》(1904),则“力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去把握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表现出一种从风格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术特点。”[4](p49)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前者影响到20世纪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后者影响到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音乐史学,既是音乐学的子学科,更是历史学的子学科。目前,西方音乐史学主要是在音乐院校开设,那是因为其音乐艺术的技术性要求。但是,现在往往忽视了其历史学的学科属性。[1]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要求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要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即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确定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解释。
西方音乐史学在我国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我们可以参看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界定。“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就是系统地收集、客观地评价与历史上发生事件有关的资料,以论证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趋势,在对传统音乐的抢救、保存、整理和研究中寻求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对其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等问题做出精确的描述和阐释,进而解释现代的音乐活动,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7](p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主要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因果关系与发展趋势,总结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其目的是解释历史中的人的精神活动,并进而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对于西方音乐史学来讲,由于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国人收集史料有较大的困难,但是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无所作为,就不能对西方音乐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就不能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点,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人士在认识上还不够明确。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不明确,没有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在承认自己是音乐学的子学科的同时,更要承认自己的历史学学科属性,树立历史学的学科意识,遵循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音乐历史研究的是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作品。西方音乐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西方音乐的历史;西方音乐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其次才是西方音乐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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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7,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9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地理学科发展史篇10
关键词：地理历史学，国内认同
中图分类号：n04；H059；K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5—0023—07
一“Geographicalhistory”翻译引起的思考
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庞杂，专论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著作较罕见。1901年，乔治（H.B.George）以历史学的视角出版《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第一部以之为题的著作，重版多次1。之后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一书，内容着重论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2。接下来就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贝克（alanR.H.Baker）《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一书3，已由国内学者阙维民等翻译出版。
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一面，即在于面对共同研究主题时学科建构的关系，过去是“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有归属地理学和历史学两种观点①。现在看来，可能不仅于此，尤以贝克给出的维恩图（见图1）引出议题3。
在该图中，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核心非常明显：historicalgeography和geographicalhistory。而且，贝克非常明确地说：“‘historicalgeography’是具有地理学视角的学科，‘geographicalhistory’是具有历史学视角的学科。”4在此，关于historicalgeography译为“历史地理学”是没有分歧的，也是国际通用的术语。但关于geographicalhistory，则或译为“地理学史”4，或译为“地理史”5，似有商榷之处。
一方面，如译为“地理学史”，虽将geographicalhistory置于学科范畴，但此译法有令人费解之处。首先，“地理学史”一般而言用的是historyofgeography，鲜有geographicalhistory；其次，“地理学史”，中英直译“地理学的历史”，并无不妥，指称的是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即地理学学科发展史，从属科学史范畴，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但这与该书主题“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如译为“地理史”，则同样费解。“地理史”或可理解为“地理学的历史”，或可理解为“地理环境史”（historyofgeographicalenvironment）。若是后者，则按目前学科来看，地理环境史，既可能是人类或文明以前的环境演变，是“古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也可能是人类或文明出现以后的环境演变，是目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之一。这两种理解，均与该书“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一主题相去甚远。同时，若理解为“地理环境史”，并不属于学科范畴，也与贝克所论不及。
后来，贝克在ClassifyingGeographicalHistory一文（该文是少见且于近年发表的专论geographicalhistory的文章，文章对geographicalhistory做了历史的回顾和学科内涵的建构）②对geographicalhistory一词的论述，充满批判地梳理，并强调该词的“学科”地位，而且几乎与“地理学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史）和“地理史”（地理环境史）在学科意义上没有多少关联6。
另外，著名地理学史家格雷戈里（D.Gregory）和约翰斯顿（R.Johnston）等所编《人文地理学词典》将geographicalhistory作为一门学科看，且是对历史地理学新的挑战7，且该书中historyofgeography（“地理学史”，作为地理学学科发展史的学科）是单独词条，论述geographicalhistory时与之没有关联。而且，贝克在ClassifyingGeographicalHistory一文中也引用了《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一书，但明显不是在讲作为地理学学科的历史。
故此，geographicalhistory的前述译法，值得商榷，应当有另一个确切的译法，且应译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名为妥。
拙文以为，geographicalhistory一词，应译为“地理历史学”为妥。对此译法，除去对思想的解读外，在国内亦有学者呼吁应把“地理历史学”作为一门与“历史地理学”有关联的学科看待，给予重视。
二贝克“地理历史学”思想述要：以geographicalhistory为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