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1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特别是2002年以来更是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故被一些人誉为“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条件：改革前存在大量被压抑的生产力、制度变革的强力推动、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分享国际分工效益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驱动等。然而，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将由“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七是尽快建立风险预警、监测和防范体系，提前防范经济和社会风险，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以“疏”代“堵”，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2
关键词：低碳；高碳；农村
一、引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并且迅速发展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提倡可持续发展，在保持现有水平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协调发展的形态。乡村是经济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单元，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农村内需扩大，生产生活资料需求增大，生产活动迅速增加，导致农村的碳排放迅速增加。为了减少农村的碳排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要符合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增碳汇减碳排放，低碳经济在现代农村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解读
低碳乡村的概念是在欧洲1924年提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低碳发展模式在乡村地域的主要表现形式，要求保证现在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依靠科技进步、科学规划、监督实施，提高农民的低碳意识，在乡村生产和农民生活过程中始终贯穿低碳节能、环保意识，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发展模式，减排增汇，实现农业资源高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低碳乡村是低碳经济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碳汇，是从大气中清除Co2的过程、活动和机制，我们说的碳汇主要包括森林碳汇、草地碳汇、耕地碳汇、海洋碳汇。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将Co2和H2o在各种光能的作用下转变为氧气和糖分。人类的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来源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的过程就起到固碳效果，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即碳汇。森林是碳汇的主力军，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约25000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系统中的碳大约有1.15万亿吨，约占总碳汇量的46%。森林每生长一米生物量，可以吸收1.83吨Co2，碳汇功能很强大，所以森林碳汇是目前最为经济的碳汇手段。农田碳汇、耕地固碳也是是重要的碳汇方式。大气中的Co2被农作物转化为化合物固定下来，耕地生产的粮食每年被消耗，固定的碳又释放到大气中，秸秆的一部分在农村被燃烧，只有作为农业有机肥的将Co2固定到土壤中，所以耕地固碳仅涉及农作物秸秆还田固碳部分。海洋碳汇是指一定时间周期内海洋储碳的能力或容量。海洋储碳的形式包括无机的、有机的、颗粒的、溶解的碳等各种形态。海洋中95%的有机碳是溶解有机碳（DoC），而其中95%又是生物不能利用的惰性溶解有机碳（RDoC），目前世界大洋中RDoC的储碳量大约是6500亿吨，储碳周期约5000年，它们与大气Co2的碳量相当，其数量变动影响到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是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海洋碳库是大气的50倍，陆地生态系统的20倍，现在全球大洋每年从大气吸收Co2约20亿吨，占全球每年Co2排放量的1/3左右。草原碳汇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碳汇方式。依靠广袤的草原吸收大气中的Co2。
三、低碳农村的发展阶段
低碳农村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传统的农村到低碳农村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经济成册的阶段》和《政治与增长阶段》两本著作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所著，在以上两本著作中根据社会政治制度、人的心理因素、产业主导部门、生产技术及组织方式四个方面，将低碳农村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这个标准和方式，我们选取社会经济基础、基层低碳意识、能源结构、碳排放情况、单位产值碳排放为六个指标，从静态指标和发展趋势两方面入手，均将低碳农村分为六个阶段。
（一）静态指标方面
1.传统农村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较为落后；人们不知道低碳概念更没有低碳行为；完全使用生物质能源；碳排放极低；单位产值碳排放很低。
2.低碳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并且使得传统结构受到冲击；部分人知道低碳概念但是并没有低碳行为；能源结构仍然以生物能源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少量使用石化能源；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也比较低。
3.减排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结构问题露出端倪；人们熟悉低碳概念但是低碳行为还是较少，人们没有自觉低碳意识；科技发展，能源结构多样化，但是仍以生物能源为主；碳排放逐渐增多，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较高。
4.低碳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注意到结构问题严重；人们有了低碳意识，较多低碳行为；生物能源比重降低，石化能源逐渐增多变为主要能源，有少量的清洁能源出现；碳排放空前的高，达到峰值；单位产值碳排放极高。
5.低碳成熟阶段。本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增速减缓，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优化；低碳行为不断普及，延伸到生活和生产领域；使用石化能源比例不断降低，清洁能源开始占主体地位；碳排放较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仍然较高。6.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是低碳农村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成熟并且结构合理；低碳观念深入人心，低碳行为普及到各个领域，低碳行为无处不在；完全使用清洁能源，低碳环保；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较低。
（二）发展趋势方面
1.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基层农民低碳意识没有变化；能源结构也没有变化；碳排放量增速非常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
2.低碳认识阶段。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基层低碳意识有所增加；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石化能源增多；碳排放量增速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或者稍有提高。
3.减排实施阶段。本阶段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基层低碳意识提高，低碳行为增多；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能源出现多样化；碳排放量增速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4.低碳起飞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最快；人们的低碳行为逐步增多，增速加快；生物质能源慢慢减少，其他能源比重慢慢增加；碳排放增速很快；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5.低碳成熟阶段。经济基础增速减缓，结构较合理，趋于优化；基础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增速很快；生物质能源占主要，清洁能源出现，但比例较低；碳排放量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6.低碳农村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减缓平稳，结构合理；基层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完全普及；生物质能源逐渐退出，清洁能源占主体地位；碳排放量连续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四、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现状
（一）关键指标情况
从广东农业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广东农业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石油农业”的路子，即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农药等石油制品来达到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长的目的。农业生产消耗的农药、化肥、农业机械无不与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关，据统计（如下表4所示）：广东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000年1764万千瓦，到2010年的2253万千瓦，10年间增加27.7%，增至到2013年的2498万千瓦，13年间增加41.6%；农业用电量从2000年405亿千瓦时，到2010年的1044亿千瓦时，10年间增加157.7%，上升至2013年的1235亿千瓦时，13年间增加204.9%；化肥使用量从2000年611吨，到2010年的740万吨，10年间增加21.9%，增加至2013年的776万吨，13年增加27.1%；农药使用量从2000年的8.47万吨，到2010年10万吨，10年增加18.1%，增至2013年的11万吨，13年增加了29.9%。化石能源消耗量增加，预示着石油农业的所占比例增大。这条“石油农业”的路子削弱了生物间有机质循环利用及有益生物的生存系统，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亟待向低碳经济转型。
（二）低碳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得分
根据郝华勇2014年在《我国省域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一文中构建的评价体系，从乡村能源结构、乡村生产结构、乡村空间结构、乡村环境结构四个方面经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得分是0.2879，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第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排在前6位的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广西、天津等在总得分分别是0.5654、0.4811、0.4693、0.4502、0.4156、0.4118，从总分方面看，广东低碳水平与这六座城市相差甚远。
（三）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动态评价得分
吴贤荣、张俊彪等于2014年采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进行动态测算，运用DeapVersion2.1软件测算2000年、2005年、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排放效率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从时间序列维度进一步剖析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变化，将amCpi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得出的结论说明广东省的农业碳排放排名第15位，居于全国中等水平，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分析可以说明，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正处于实施减排阶段，因此要分析优劣势和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向低碳起飞阶段迈进。
五、对广东发展低碳农村的建议
（一）加强教育指导，让农民全面了解低碳经济，开展低碳生活方式建设低碳农村，与每个农民和农户密切相关。政府可以颁布一些法规政策、举办低碳经济讲座、加派宣传车加强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低碳经济，让农民更全面的了解低碳模式，让他们知道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是更经济环保、更安全健康、更时尚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农民逐渐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接受节能、环保的低碳消费观念，养成节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积极引导农民过低碳生活，切实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建设生态和谐、环境优美的新农村。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引进低碳生产技术实训农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的、实现向可持续农业技术顺利过渡的途径是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低碳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的各个方面，加强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生产和使用。要用科技支撑低碳农业发展，把低碳科技引入到农业实践中，加快低碳技术的扩散速度。
（三）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适时开发与利用生物质能源农村能源建设关系到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大力推广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新型能源，可以实现农村能源结构的优化、农村环境的美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适宜地区农村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能源技术。
（四）地方政府要有目的有步骤的规划，发挥低碳示范区的示范作用地方政根据当地特色制定战略目标，根据当地特色形成可操作、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加强低碳示范区的建设，比如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可以根据各村的实际，有重点地发展优势示范产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低碳实验区，引领和带动低碳农村的全面发展。
作者:顾群单位:南华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其国,赵海燕.低碳经济与农业发展思考[J].生态环境学报,2009(05).
[2]李友华,续姗姗.建设低碳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基于推广应用低碳技术[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0(01).
[3]杨彬如,韦惠兰．关于低碳乡村内涵与外延的研究[J]．甘肃金融,2013(09).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3
【关键词】新常态新动力中国经济【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
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①张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责编/杨鹏峰美编/李祥峰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4
关键词：企业；大经济周期；应对策略
一、大经济周期环境概述
经济环境一般呈现四个阶段的循环：经济繁荣期、经济衰退期、经济萧条期、经济复苏期等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着各种经济环境，企业要认真研究不同阶段时期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政府”、“生产者”、“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等的经济行为和各种政策、策略，站在本企业可持续增长发展的角度，针对不同时期及时调整相应的发展对策、策略。
二、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主要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及经济特点简要分析
1.经济复苏阶段。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日渐上升阶段，Cpi和ppi值会逐渐提高，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会逐步收缩战线，防止经济过度发展，力促这个阶段不断延长；投资者和生产者，受到效益日渐好转的鼓励，会积极投资，满负荷生产；劳动者和消费者，在经济好转的大趋势下，劳动价值充分体现，收入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同时逐渐增加的消费需求又刺激了生产，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推进经济向繁荣高潮阶段进展。
2.经济繁荣（也称经济过热）阶段。随高潮繁荣阶段的到来，投资者、生产者疯狂需求，占有资源，不断增加产能，Cpi和ppi也加速上升。资源类商品，受需求旺盛增加，也会加速涨价速度。最终结果是，物价逐渐上涨，通货膨胀了。政府也会加强加息、加税提高银根等调控力度，控制经济增速发展。经济分配逐步向财政倾斜，减少经济池中的资金涌动。虽消费欲望也在增加，但个人收入的增速远低于Cpi上涨速度，这个阶段经济活动表现比较疯狂。
3.经济衰退（也称滞涨）阶段。进入该阶段，经济增速明显放缓，Cpi和ppi继续上涨，需求减退，各种商品有价无市，资源类商品处于高价位时期，生产企业多数仍满负荷生产，但产品销售却逐月下滑，不得不通过降价来降成品库存。逐渐被迫减少单位商品利润，甚至在略有负利润的情况下保持最低生产，维系原有客户关系，保持市场占有率。
政府会继续维持经济高潮阶段的紧缩政策，同时研究不能让经济硬着陆的后续政策，往往采取的是中庸之策，处于既要控制增长速度，又怕硬着陆导致经济崩溃的两难选择。不断上涨的物价剥夺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同时，企业利润空间减少或亏损，也导致身兼消费者的劳动者收入也随之减少，也消弱了消费能力。物价上涨太快企业逐利劳动价值没有同比上涨消费能力下降需求减少企业微利或亏损劳动性收入减少消费能力再往下降市场表现产品供应富足。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经济危机逐步到来。此阶段较漫长。
4.经济萧条阶段。随着漫长的下降通道结束，进入了低潮平台，即经济萧条阶段。这时，物价水平处于最高，产大于需，Cpi和ppi增速逐渐下降，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政府已悄然将维稳策略转变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激进政策。如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提高存贷比，鼓励投资，给予政策优惠等手段来增加经济池中的资金。下降到一定程度，供销逐渐趋向平衡。经济复苏在缓缓招手。这个平台期往往无形，过渡很快。部分企业这时表现对政策不敏感，不能先知先觉，畏手畏脚，不敢开足马力生产。企业在经济低迷中，艰难地熬着，等待新的曙光。
三、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企业的应对策略初探
首先企业要有组织相应的经济研究人员，针对不断变化的大经济环境进行分析，明确判断现大经济环境所处的循环阶段，这样才能有目标的、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
1.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的应对策略
确保在本阶段初期完成以前个阶段的项目竣工，并试车成功，确保原有生产装置检修完毕，能够良好运行。保证所有设备满负荷运行，加强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管理，确保原辅材料低成本购进，产成品销售紧贴市场变化，确保产销平衡，向日渐繁荣的市场要效益，同时，再次对客户筛选和定位，尽快完成市场布局。
2.在经济繁荣（也称经济过热）阶段的应对策略
这阶段企业的技术部门要研究企业的下一阶段发展方向，是选择扩大生产，还是向不同行业转型，做好战略发展调整布局，并就项目选择结果拿出可行性方向，同时获得国家项目批准，是这一阶段技术部门的重心工作。生产部门要保证无事故连续运转，高效满负荷生产，供应部门要确保原辅材料低成本保质保量，销售部门要采取一定营销策略，在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总能够以最高价格销售，确保效益能够实现。
3.经济衰退（也称滞涨）阶段的应对策略
在前两个阶段，企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同时，新项目的规划和立项也已经完成，本阶段企业可先使用富足的自有资金对已立项的项目进行前期进展，同时准备向金融企业申请贷款，为进行再次扩张的资金流动性作好准备。应核算销的利润，适当调整生产节奏，维系用户的最低需求，适当减产、停产，平衡供求关系以争取获得最高销售价。
4.经济萧条阶段的应对策略
这阶段要向银行获得贷款，充分利用国家激励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各项优惠政策，完成前两个时期的项目和新方向扩张目标。
生产部门可根据销的利润状况及企业市场战略目标适当组织生产，同时销售部门为迎接下一阶段经济复苏做好新老产品入市前前期调研准备工作，供应部门应为新项目和新产品方向做好原辅材料采购准备。
综上所述，企业应对策略随经济周期阶段不同而不同，但总的来说应有自己的长远战略规划，并及时随大经济周期变化做出调整，确保企业可持续不断增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宗德：对目前我国大经济周期内经济发展形势的探讨[J].中国商界.2011.5.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5
滇中城市群概况
滇中城市群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州市行政辖区范围，半径约150－200公里左右，总规划面积9.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729.3万人，占全省人口比重约为37.4%，2011年该区域生产总值为42670651万元，占全省GDp比重约为59.55%。
滇中城市群发展阶段的评判
一、建立评判因素指标集
评判因素指标集即评判城市群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划，该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目标层是指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准则层分为五个方面：整体发育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内向联系状况、外向联系状况，这五个方面在指标体系中作为一级指标；准则层共由19个指标构成。一级指标以表示，二级指标以表示，由于各指标所处地位不一样，因此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分配，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一级指标的权重以表示，二级指标的权重以，指标体系与权重如图所示：
二、建立评语集
评语集就是评判者对评判对象做出的评判结果的组合，本文将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界定为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成熟阶段四个阶段，因此，本文的评判模型的评语集为V=（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成熟阶段四个阶段）。
三、城市群发展阶段具体指标评判准
本文结合国内外对城市群的评判标准研究，制定出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具体指标评判标准并给出具体指标值如表2所示：
四、建立模糊评判矩阵
因素集到评语集V的模糊评判矩阵为：（i=1，3时，u=4；i=2时，u=5；i=4，5时，u=3），其中，称为的隶属度，i=(1，2，3，4，5)时，s=(1，2，3，4)，即值表示为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的隶属程度。隶属度是通过构造隶属函数进行测算的，隶属函数的计算公式如写所示：
例如，就是二级指标城市化率的在快速发育阶段的隶属度，将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化率代入表中，根据隶属函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出=(46-40)/(60-40)=0.33，即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化率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隶属值为0.33，而处于雏形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的隶属值都为0，记为=0，=0，=0。
根据滇中城市群的实测值，可以计算出因素集到评语集的模糊判断矩阵：
五、综合评判向量的计算
根据上述得到的指标权重以及对应的模糊评判矩阵，先进行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的综合评判，即进行二级指标层相对于一级指标层的综合评判。计算公式为：
根据计算公式：，进行滇中城市群的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的综合评判。滇中城市群的综合评判结果如下：
进行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模糊判断矩阵的计算，即一级指标相对于评判目标即城市群发展阶段的模糊判断矩阵的计算。计算公式为：
，其中，表示评判对象隶属于第i个评语的隶属度，如果，则可以得出评判对象属于第个评语。
进行滇中城市群的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模糊判断矩阵的计算，计算公式为：
滇中城市群的模糊判断矩阵计算结果为：
滇中城市群评判结果分析
根据滇中城市群的评判结果，可知D=（0.1069356，0.334728，0.089869，0），max(d)=0.334728，因此，本文判定滇中城市群已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但隶属于快速发展阶段的隶属度值不高，仅为0.30671，因此判定为滇中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如表2所示，大部分指标已经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也有一些指标已经处于趋于成熟阶段，例如：滇中城市群的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7.44%、旅游收入达到403.69亿元、年接待旅游人数所占本地人口比重达到5.2%，因为这几个指标位于趋于成熟阶段的区间值，因此滇中城市群在成熟阶段的隶属度值大于0。但是也有不少指标仍然处于雏形发育阶段，例如：滇中城市群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云南省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9.31%、23.33%；邮政业务总量为6.34亿元，这些指标位于雏形发育阶段的区间值，因此滇中城市群在雏形发育阶段的隶属度值也大于0。由于没有一个指标处于成熟阶段，所以滇中城市群隶属于成熟阶段的隶属度值为0。
以下从整体发育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内部联系状况、外部联系状况五个方面对滇中城市群评判结果进一步分析：
第一，从整体发育水平的角度来看，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化率、城市密度、城镇等级结构、中心城市等级都较高，有着良好的整体发育水平，但滇中城市群在整个云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中，承担着核心作用，在《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将滇中城市群培育成为“全省加快发展的引擎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区域和西部区域性经济中心、支撑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因此，滇中城市群应以省委省政府所提出的战略高度积极发展，努力提高城市化率、完善城镇等级结构、提高昆明作为中心城市的等级、合理规划滇中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进而提高滇中城市群的整体发育水平。
第二，从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在这五个指标中，第二、三产业所占云南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仅处在雏形发育阶段的水平，因此，滇中城市群需在产业结构上大做文章，完善产业结构，用未来几年时间，实现其达到快速发育阶段的水平。
第三，从基础设施状况来看，滇中城市群的信息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滇中城市群的整体公路网密度仍然较低，在城市群发展阶段中也只处于雏形发育阶段的水平。众所周知，一个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必须具备完善、发达的交通体系，才有利于提高城市之间通达性、促进城市之间快速融合、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促进整体城市群整体的发展。因此，滇中城市群需要制定合理的综合交通体系战略规划，进一步完善交通体系规划布局，进而改善整体基础设施状况。
第四，从内部联系状况来看，滇中城市群无论是在城市之间功能互补方面还是在经济密切联系和协调机制方面，都比其它城市群较为成熟。目前，《滇中城市群规划2011—2030年》规划已得到省政府的批复并开始实施，相关政府部门也已经设立“滇中经济区规划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和“滇中城市群规划管理办公室”这样的机构，但是“滇中经济区规划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和“滇中城市群规划管理办公室”与地方政府在规划管理事权、责任上如何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只有建立、健全这样一种更为实体、权力更大的机构，这样城市间功能互补状况、密切联系状况、协调机制状况才得以进一步改善提高，保障滇中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共同制度才得以进一步推行。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6
一、2001年以来经济发展纵向比较
(一)国内生产总值
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增速连续8年全国第一,“十一五”期间每年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均在15%以上。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9725.8亿元,同比增长16.9%。人口增长相对稳定,人均GDp增速紧跟GDp增速。2009年。全区常住人口2422万人,人均GDp、40225元,同比增长16.5%。
(二)三次产业结构
三次产业结构从2001年的23.4:40.4:36.2演进为2009年的9.6:52.4:38。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三)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465亿元。为历史最高。内蒙古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源于投资拉动。“十一五”以来,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均在70%以上,2009年达到76.8%,同样为历史最高。
(四)地方财政收入
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但进入“十一五”以来增速减慢,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实现1378亿元,增速为24.5%;另一方面,“十一五”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始终高于GDp增速,地方财政收入对GDp的比重稳步上升。2009年为14.2%,区域财政收入能力逐步增强。
(五)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
2001-2008年,内蒙古地区进出口总额稳步增长,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年进出口总额为67.61亿美元,同比下降24.1%。2001-2009年间。进出口差额逐步扩大。2009年出口与进口差额达-21.3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吸引外资能力进一步增强,2009年达29.84亿美元。
(六)存款与贷款
存贷款余额稳步增长,存贷比进一步下降,资金外流现象进一步加剧,2009年区域内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8373.7亿元,同比增长32.1%;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6292.5亿元,同比增长39%,自2001年以来当年贷款增速首次超过存款增速。
(七)城乡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9年,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849元,农牧民纯收入4938元,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牧民收入从,2001年的2.84扩大到3.21。
(八)城镇化和城镇登记失业率
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2009年内蒙古城镇化率为53.4%,比2001年增加约11个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降低,从2005年的4.26%下降到2009年的4.05%,促进就业工作稳步推进。
二、与其他经济区域省份横向比较
以2009年末为统计截面,分别选择东部、中部、东北等三大经济区域的江苏省、湖北省、辽宁省与西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
1 在四省区中,内蒙古GDp总量绝对值最低,但人均GDp高于湖北和辽宁。仅次于江苏。在增速方面,内蒙古GDp和人均GDp明显高出其他3省区。
2 三次产业结构与比较省区基本吻合,内蒙古第三产业有待进一步发展,
3 从4省区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在内蒙古、辽宁等西部和东北地区尤为明显。
4 内蒙古与湖北、辽宁等省份地方财政收入差距不大,明显低于东部沿海省份江苏。从单位GDp的财政收入能力来看。内蒙古较强于湖北和辽宁,但低于江苏。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内蒙古在4省区中最不平衡。
5 在对外贸易方面。内蒙古进出口总额明显低于其他3省。当年出口额下降幅度高达35%。明显高出比较省区。内蒙古外向型经济对国外市场依赖性更大,受金融危机影响较重。
三、内蒙古工业化阶段判断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而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表1是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特征值,
根据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特征值,我们选取《内蒙古自治区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业化阶段的特征值进行了计算,计算所得的数值如表2所示。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内蒙古自治区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总体来看,200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特征,财政收入持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FDi继续攀升,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得到控制,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但是,内蒙古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区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GDp的增长还主要靠投资拉动,第三产:业有待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回升较慢,FDi总额较小,吸引外商投资能力较弱,区内资金外流现象进一步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四、未来宏观政策环境浅析及下一步发展展望
2010-2030年是西部大开发加速发展阶段,主要目标是:巩固基础,培育特色,实现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升级。西部大开发新十年规划将在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把唯GDp增长方式的观念逐渐转到政府公共服务上来同时未来将把重心放在发展特色产业上,如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牧产品深加工和旅游产业等6大产业。此外新的西部大开发十年规划将延续部分现有的优惠政策。比如:国家对西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倾斜政策等,都将延续并加大力度。2010以来,国务院多次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必须以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强化支持。将在改善民生、“三农三牧”、交通、能源、信息、市政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特色优势产业、西部重点区域开发、对内对外开发开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走向深入。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7
[关键词]现代化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具体讲,它是一个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适合现代需要的过程,或是一种具有现代特点的、适合现代需要的状态。无论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状态,现代化都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公路是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公路运输现代化也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大系统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一、公路运输现代化内涵概括
我们根据现代化的特征,将公路运输现代化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去概括,即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公路运输现代化的概念是不同的。
在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静态),从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虑,公路运输现代化是指通达性与运输效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效用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路里程就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公路规模,这时公路建设的社会资源配置最合理。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公路总里程都随时间而变化时(动态),将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先后达到极值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当时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为公路运输现代化。
二、我国的公路运输发展历程
三、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1.我国公路运输发展进程
前面已经将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大致分了三个阶段,也阐述了这三个阶段各自的特征,因此可以刻画出我国公路运输整个发展阶段的曲线。(如图4)
若将公路运输现代化的转型期作更细致的划分,可以看出在公路运输现代化转型阶段,表现出跟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的自相似性。自相似现象直观的表现为整个时间范围内的结构相似。(如图5)
2.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通过前面对我国的公路发展历史进程和所具备的特有转型期的特征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第一,公路规模初期的增长速度高于同期公路的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
第二,公路运输的发展一般总是要经历一个人口的增长速度或客货运强度的增长速度高于路网增长速度的阶段。
第三,当路网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改善公路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水平是提高公路运输能力、舒适性和方便性的重要措施。
第四,当经济社会达到高度发达水平以后,公路的发展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
第五,若公路运输适应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等的发展,基本上就会缓慢增长;若滞后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等的发展,就会“拖”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等的发展;即公路现代化是没有止境的。
3.公路运输发展规律在各个阶段的作用
根据总结的公路运输发展的规律,再反过来分析一下我国公路运输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个规律适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规律一是在公路运输转型阶段的初长期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路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当时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规律二适用于转型阶段的成长期,这个阶段是公路运输高速发展的阶段;规律三适用于转型的成熟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国公路运输网络的规模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要继续高速发展公路运输,唯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规律四则适用于转型的完善期,因为那时影响公路运输发展的已经不是速度、能力、范围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时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去发展公路运输;规律五则适用于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因为此规律可以作为指导公路运输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内容的理论原则。
四、结束语
本文在介绍现代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公路运输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根据此内涵对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历程划分成公路运输现代化的建设期、转型期以及高度现代化时期,在此基础上对公路运输现代化的转型期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在分析各个阶段的特征后总结出了公路运输的发展规律,根据此规律来指导今后公路运输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高洪涛.山东省交通运输现代化战略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8
关键词：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增长;衰退;原因
一、二战结束后短期内日本经济状况
日本的战后经济是开始于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经济遭受到重创，当时的日本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生产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二战后的日本面临的严重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粮食严重短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第二是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失业者的大部分为军人、生产军用物资的工人以及从海外回国的人。第三是通货膨胀现象严重。战后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生产力遭受重创，供不应求，因此物价暴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及原因
（一）经济复兴阶段
日本的经济复兴阶段为1945年至1955年。经过这一阶段，日本工业的潜在力量得以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采取倾斜生产方式，即将生产重点放在煤炭上，再将生产出的煤炭用于生产钢铁，再以此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一政策为日本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此外还采取了道奇政策，其具体措施为：编制“超平衡紧缩预算”，强化税收，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业务。这一政策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下日本政府进行了“三大经济改革”，即财阀解体，农村，劳动体制改革。这三项改革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兴，同时也向日本引进了各种经济政策，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大幅度带动了日本经济。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军备供给地，日本的出口额大幅度增长，及时缓解了过度的财政紧缩政策带来的商品积压的不良影响，而且扩大了经济规模，1951年国民总生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平。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为5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为1956年至1973年。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甚至在1955-1970年的15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都在10%以上，被世界称之为“经济的奇迹”。
首先，是较高的贮蓄率，日本民众将剩余财产存入银行，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银行将钱借给企业，企业购入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然后利用这些性能良好的机器设备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的年轻劳动生产力也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此阶段劳动力不仅丰富而且劳动力的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高中毕业生达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60%左右。战后日本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美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大大改善了日本的生产技术。另外，日本特有的经营体制的形成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阶段日本的企业大都采用终身雇佣制，可以在一个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不会被辞退，因此企业员工都是自己与公司为一体，抱有为公司发展奋斗终生的决心，干劲十足。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日本政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主要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个方面。财政政策方面：在5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加强完善了铁路和码头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由交通运输问题带来的商品积压的问题;日本政府还实施了税租特别措施和提供补助金等政策，通过对企业减少税收、发放补助金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成为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坚强后盾。金融政策方面：日本银行采用了很低的利率，为企业的融资减轻了负担，另外还限制海外企业在日本的发展，将银行的贮蓄广泛用于国内企业的投资为经济的高速发展确保了足够的资金。
（三）经济稳定发展阶段
日本经济的稳定发展阶段为1974年至1985年。
1973年11月由于中东战争的爆发，石油价格飞速增长4倍，这对于原材料大量依靠进口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次打击下，日本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甚至在1974年出现了战后以来首次的经济负增长，由此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开始转为稳定增长。另一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急刹车的原因是贸易摩擦的激化，此前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存在，但在日本经过第一次石油危机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开发新技术之后，日本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使一向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步步紧逼，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导致日本国内经济政策发生改变，为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留下隐患，其影响遗留至今。但在这些不利条件下日本经济仍能稳定增长的原因有日本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开发新技术，扩大对外贸易。
由此日本经济在此阶段内停止了高速发展，开始转为稳定增长。
（四）泡沫经济阶段
日本的泡沫经济阶段为1986年至1990年。
在此阶段日本国内兴起了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其中，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的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银行则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债务人大量贷款。此外，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帐面财产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许多人认为造成泡沫经济的原因是“广场协议”的签订，实际上是由于“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采取的错误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造成的。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对由此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度担心，日本银行采用了极低的利息政策，从1986年到1987年2月，在短短的14个月里，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大幅降低到2.5%，导致投资热潮，资产价格暴涨，出现泡沫经济。
（五）经济衰退阶段
日本经济衰退阶段为1991年至2000年。
进入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经济危机，1992―1998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其中1997、1998两年出现负增长。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过剩，由于泡沫经济阶段大量的投资导致日本的许多企业在此时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供大于求，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科技创新的后劲不足。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引进欧美国家的科技成果加以消化和创新而取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的研究。因此，在当今需要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日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后盾。三是金融机构存在巨额不良债权。“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债权包袱。到1998年9月末，经审核，日本所有银行不良债权总额高达730270亿日元。这使得银行不愿意向企业贷款，并干方百计地收回以前放出的款项，从而造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筹资困难，致使许多企业破产。
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此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应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少走弯路，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9
一、引言
天津滨海新区建立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之上，于2005年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与全国其他开发区相比，发展历史较短。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中国第三个“经济增长极”，滨海新区一直是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热点。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是人才聚集。本文旨在通过对滨海新区人才聚集与天津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分析，寻找新区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进而尝试提出现阶段二者协同发展的实现途径。
二、人才聚集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研究表明收敛性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显著存在。通过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就能够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区域经济发展一般经历区域发展论证阶段、区域整体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形成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再发展阶段。从现象和表现方面界定，人才聚集是各种人力资源由于在就业上存在的关联性，而在空间上比较集中的现象。人才聚集主要包括知识共享和外部经济横向人才聚集、中心横向人才聚集和基于交易成本的纵向人才聚集三种模式。人才聚集的一般过程遵循涌现、突变、协调和运行四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才聚集模式有所不同，人才聚集和区域经济发展互相影响、互为支撑。对我国53个部级开发区2007年人力资源相关指标和区域经济相关指标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人才聚集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将人才聚集现象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考虑发现，通常区域经济发展早期，以政府牵引型人才聚集为主，市场力量为辅；到了区域经济发展成熟和再发展阶段，随着产业集聚而形成的人才聚集现象则以人才市场需求为主导，政府行政干预仅起到辅助作用；位于早期和成熟期之间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期，即产业结构形成阶段，人才聚集围绕产业结构进行，人才层次和结构受到重视，政府扶持的人才聚集减弱，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人才聚集方式。
三、滨海新区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评价模型
1.滨海新区人才聚集现象分析
本文选取了天津及周边八个省市作为对滨海新区人才聚集现象存在与否进行判断的参照范围。八个省市分别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河南、山东和辽宁。八个省市2001-200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及年增长率如表1所示。而滨海新区2003-2010年劳动力使用增长率平均超过10%，如表2所示。由此判断，天津滨海新区明显存在人才聚集现象。人才聚集为滨海新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和创新优势；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为聚集的人才提供就业和创业环境优势。
2.模型的构建
本文构建的集成指标体系具体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人才聚集子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人才聚集指标的选取参考刘兵(2010)[6]和牛冲槐(2007)[7]提出的人才聚集和人才聚集环境评价指标，选取过程考虑了滨海新区历年数据可获得性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借鉴了各类统计年鉴提供的天津市主要经济指标。选取人才聚集的评价指标包括常住人口、从业人员数量、在岗职工人均劳动报酬、专利数量和市辖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共5项指标。其中后三项指标反映了新区人才聚集环境吸引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因素。另外由于现行户籍制度，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数量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虽然存在个别数据无法直接获得的情况，仍然选取了常住人口作为评价指标。选取区域经济子系统的评价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共6项指标。集成指标系统由人才聚集子系统5项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6项指标共同构成。对滨海新区人才聚集子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的评价方法如下。首先对评价指标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影响是渐变实现，为使指标发展阶段性分界点更加明显，本文使用曲线升半岭方法进行预处理。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记xij为第i个指标的第j年份原始数据，x′ij为对应的经过预处理的指标数据，xjmax为第j个指标的样本最大值、xjmin为第j个指标的样本最小值。则指标的预处理解析式为：各指标预处理模型如图1所示。对指标数据的多元共线性分析使用条件广义方差极小方法。具体评价方法希望对两个子体系和集成系统分别建立从高维空间到低维空间的映射。主成分分析法可以从客观的数据来定出合理区分对象的权系数，清楚显示各个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据处理。
3.滨海新区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评价
滨海新区的前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年纳入天津市发展战略，2005年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2006年成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本文收集整理的相关统计数据为1998-2010年，如表3所示。使用matlab5.3进行计算，条件广义方差分析结果表明11个指标共线性均在可接受范围。对滨海新区人才聚集指标、区域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协同度分析。对指标系统主成分分析结果给出前3个主成分矢量指标贡献率如表4所示。方差分析表明各系统前3个主成分分量贡献率之和均超过80%。各主成分矢量作为对应评价系统的指标贡献率，考虑指标分别具有的评价意义，本文分别选择了人才聚集子系统、区域经济子系统和集成系统的第三个主成分向量进行协同度分析。计算1998-2010年各年度人才聚集、区域经济和集成系统评价值并对评价值进行归一化，结果如表5所示。图2是滨海新区人才聚集和区域经济发展及集成系统的评价得分变化示意图，描绘了人才聚集、区域经济发展及集合系统的协同演进轨迹。由图知，滨海新区人才聚集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特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中期，即产业结构形成期的基本特征。与一般人才聚集和区域经济协同演进过程相比较，滨海新区在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方面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
4.滨海新区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分析
从图2中可以看到，区域经济指标和集成系统指标的协同演进趋势基本一致，集成系统评价指标在1998-2010年间始终保持加速上升；区域经济指标在2007-2008年有所波动，但是2008-2010年恢复快速上升。人才聚集指标在1998-2006年间与区域经济和集成系统指标具有相同快速上升的特征，而在2006-2010年则转为平缓上升状态。
（1）滨海新区人才聚集与产业发展起步阶段：1998-2004年集成指标系统始终保持平稳快速上升趋势，表示滨海新区经济和人才聚集整体发展趋势良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才聚集的一般规律，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人才从无到有开始积累。新区的工作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此时人才聚集环境差，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扶持吸引人才。由于产业结构尚未成型，经济发展没有步入轨道，人才聚集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人才聚集的各种正效应均未出现。1998-2004年间新区的人才聚集和区域经济发展协同评价符合这一产业发展初期阶段特征。
（2）滨海新区人才聚集与产业发展形成阶段：2004-2007年随着新区经济发展急速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重点产业发展顺利。此时新区政府继续对重点产业采取扶持政策，政府引导的人才涌现仍然继续，此时依托于产业结构的人才聚集现象开始出现。2004-2007年间的人才聚集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协同评价符合这一产业聚集形成的阶段特征。
（3）滨海新区人才聚集与产业发展协调阶段：2007-2010年2005年以来，滨海新区一直在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同时，新区在经济发展、人才使用制度、人才市场建设、环境保护、文化发展等方面均有大幅度提升。人才聚集开始从政府干预转向以产业聚集形成的市场力量为主导吸引人才流入。对新区的政策分析发现，新区政府的人才工作重点已经由为产业供给急需技术工人转向吸引创新型高端人才。工作内容从搭建大规模人才供需平台，转变为创业、创新平台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人才层次结构也逐步清晰，以更加适应新区产业结构，随着人才聚集的发展，信息共享、知识溢出、激励、创新等效应开始出现，各类人才的潜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相比前两个阶段，2007-2010年期间人才聚集评价指标增长虽然趋缓，但是经济发展指标上行显著加速。与产业发展的基建、形成、成熟和调整再发展四个阶段相适应的人才聚集现象通常经历涌现、突变、协调和运行四个阶段。分析表明，滨海新区现处于人才聚集突变、产业结构体系调整再发展阶段。其人才聚集现状尤其敏感，一方面，新区现有人才结构调整和人才聚集效应显现导致人才聚集增速放慢；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比以往各时期都更加显著，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发展对人才聚集提出了新需求，人才聚集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出现差异。人才聚集的合理发展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保障。若能够将差异的绝对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监督差异的发展趋势，进而控制人才聚集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度，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新区人才聚集从突变阶段顺利过渡到协调运行阶段。只有人才聚集的合理发展才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保障。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篇10
【关键词】城市化地理
一、起始阶段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为10.6%，该数据显示新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起始阶段。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之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计划的顺利实现，国民经济得到很好的恢复。此阶段的工业发展受到重视，各大城市对农村开放，城市化起步发展比较顺利。1949年-1957年，八年时间里城市人口比率从10.6%提高到15.4%，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也从120座增加到176座。从建国到1957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城市化正在稳步恢复发展，城市人口比重较低，城市化发展缓慢。
二、曲折、停滞阶段
1958-1963年是曲折阶段。由于走“”极左路线，人口城市化率盲目发展，呈现突增、突减特征。同时为了应对人口增长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又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该条例区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此外，1959年-1961年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受阻。因“”影响，城市化率从1958年的16.2%突增到1960年的19.7%。随后由于之后出现一系列后遗症以及自然灾害致使城市化出现戏剧化的倒退现象，城市化水平最低回落到1963年的16.8%，最后又突增到1964年的18.4%。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其曲折性非常明显。1964-1978年为停滞阶段。1964年城市化率增长到18.4%后1972年又逐年递减到17.1%，随后又缓慢回升到17.9%。1966-1976年的“”极大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显然城市化率1965年为18%，然1978年却为17.9%，13年波动幅度没有超过一个百分点。可以说城市化水平在这一阶段是停滞发展的。
三、平稳上升阶段
1979-1996年为人口城市化平稳上升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施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内农业得到重视，经济也迅速恢复，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同时高考制度的恢复也使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城市。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建立经济特区，之后又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加快城市化发展。1989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正式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随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80年到1992年中国建制镇数量从2847个增加到18171个，乡镇企业吸纳的剩余劳动力从0.29亿上升到1.35亿。1992年邓小平又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保证了中国城市化的平稳发展。因而从1979年到1996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是稳步向上的。而这一阶段正对应了若瑟姆的第一阶段，1996年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才达到30%。
四、快速发展阶段
1996-2012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的加快得益于1989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转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为重点，逐步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同时国家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促使小城镇接纳了农村绝大多数剩余劳动力。这一阶段明显形成了两类转移的城镇人口，其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人口。其二是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城市化发展需多样化，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强调城市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在十又进一步指出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布局。1996-2012年七年时间里城市化率增长20.6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近3个百分点，发展速度是前几个阶段的2到3倍。
五、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机制，强调以人为核心，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同时还强调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十二五规划》着重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指出我国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新阶段。可见我国正在转变城市化发展方式，预计未来人口城市化率发展速度将朝着更高阶段发展。
参考文献：
[1]northamRm.UrbanGeography[m].newYork：Johnwiley&Son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