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研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在我国建国之初，根本不存在政治学这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我国的政治模式是根据苏联的政治模式设置的，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了政治学，反而觉得政治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不能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设置。而我国真正出现政治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学起步比较晚，在设立之初就存在两大任务：第一个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第二个是在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政治的基础上，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在开始研究我国政治学的时候，有很多西方政治学的经验和文献可以借鉴，这些作品为我国的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有关的战略，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我国政治学的根本。要想促进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贯彻到我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中。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国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影响。
1本体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本体论要探究的内容是世界的本原，也可以说是探索世界是由哪些本质不同的实体构成。在本体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以人为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看出，人的主体地位的确定对于政治学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学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时候，就把特定领域内的人性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类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时，才构成了政治学的基础。而只有确立了政治学基础，才能把人的行为活动和社会运行活动联系起来，然后建设和社会现实相符合的政治学。其实从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学中也可以看出来，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有一致性。对于政治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是思想之一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我国在过去处理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很好地和政治学所融合，再加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国家过于强调权利的强制性，导致我国人民长时间认为“人民自治”比“法律规定”要有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设，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以说，我国政治学者在研究当代政治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2认识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主张实践是认知的基础，认为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实自己的想法和客观事实是否一致，同时不断改进。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都是经过反复实践被证实了的事实，所以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要不断更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和完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都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而这一个认识论思想对我国当代政治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坚持一成不变的思维，相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当代政治学。虽然说政治学在分析、研究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等方面有非常准确的预测成果，但是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候都要思考它们发生的背景和条件，离开了这些条件，那么预测的准确程度将会大幅度下降。在研究当代政治学的时候，要坚持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认识论。
3方法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哲学方法论、与学科紧密联系的研究方法依旧作为技术手段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方法论指的是后面两种方法的含义。在当代政治学中，人民觉得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落后，其实大部分人做出这个判断的标准是当代政治学利用的方法大部分是传统的科学方法或者根本不利用科学方法。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并没有优劣之分，无论利用哪一类方法都可以有效地研究出正确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的当代政治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理论，那么我国学者在研究当代政治学的时候，自然要坚持科学和人文的辩证统一。同时还要借鉴一些其他学科的良好方法。虽然说政治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但是它的研究方法还是过少，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是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所以说，当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还要包括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中，唯一一门需要把三种知识紧密结合起来的学科。政治学既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也包含着非常浓厚的人文情怀。而且政治学的研究目的不仅仅是人们所认为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本质，还要发现人类活动或者社会活动的规律，还必须要为建设和谐的社会做出贡献。在政治学中，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当代政治学者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根据时代的发展规律和人们的切实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真理，改正自己的错误，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重大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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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112—05
自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复兴至今，我国学者对政治哲学的探索逐渐由理想性呼吁转向现实性建构，由宏观叙述转向微观探讨，由批判视角转向建构视角。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重要论题。由于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理论解释体系的束缚，人们总是难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本价值规范维度关联起来，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长期处于真空状态。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它既是对客观现实社会的事实认知，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本道义的价值论域。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要着眼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探究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我们才能够积极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要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和内容。以往我们大都注重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幻想的政治共同体展开理论研究，而后把理论立足点拔高到共产主义的视野下，通过对“史前史”社会形态的综合批判，得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结论，由此把人的生存域境推向了理想的未来，这种逻辑理路其实是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误解。从内容上讲，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类解放运动，而不是固定的社会形态，以上所述的政治理论是把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定为共产主义的宿命论，显然违背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从方法上讲，将人类的真正解放寄托于理想的未来，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误解，犯了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错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经典创举，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式的思辨体系和理论脱离实践的理性构建，把着眼点放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得出科学认知，从而引导人们追求真实政治价值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践的、以人为目的、开放的论域，从历史唯物主义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内容，就要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把握好事实与价值、历史与价值的方法论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布拉·萨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硬核。不是马克思关于市场、哲学方法、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而是历史唯物论将马克思的观点与政治哲学中的其他传统区别开来。”可以看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政治理论中对历史唯物论是相当重视的。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直到今天，我们不应再去争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可能，而是要阐释其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否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研究对象中展开，这才是当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
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似乎人是站在历史之外，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如果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就会受其惩罚。这种解释模式一度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批判或否定历史唯物论的靶子。政治哲学家约瑟夫·克罗波西在评价历史唯物主义时指出，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体现出“以历史取代哲学便为以社会和经济取代政治和宗教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对马克思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设深表怀疑。面对理论的质疑，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澄清历史理论的合理性，而是深入历史理论中，探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如何在历史唯物论中展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得过于笼统，他们试图在微观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进行阐释，或采用当代的理论术语，或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剖析。这些研究对于突破旧有的解释模式具有启发性，同时也要检审这些阐释对马克思理论造成的各种影响，以防使其再次陷入理论误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自始至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阐发其政治哲学思想，以求突破旧式思辨体系，通过科学考察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达到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而且还在于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发展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时纠正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曲解和错误认识。
针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同人本道义的价值论域毫无关联的传统科学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强烈回应。人本主义思潮重在强调人的主体性，从历史发展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来把握人的主体地位，从主体性视角去理解人与外界的关系。卢卡奇强调历史发展的总体意识，提出“主体～客体辩证法”，他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自然抛到历史之外，认为历史仅是人与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世界的活动领域，而与自然界本身无关。我们看到，从这种历史观出发，他否认了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致沿着人本主义方向展开理论探索。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突出强调人的历史活动，彰显人的主体性维度，把人的问题放在自己研究的中心地位，并把自然统摄在历史之内，具有进步意义。另外，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来突显对人本身及其生存域境的关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体性因素和人本向度，可以说是对传统理论解释模式的反叛。
在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来解析马克思的理论，他们不满足于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大叙事，而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明晰性、精密性的概念和解析方法来解释马克思。有些学者在发展中捍卫马克思，也有些学者在解释中将马克思理论予以扭曲或否定。但是不可否认，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具有启发性，他们试图为马克思理论寻找微观基础和清晰的理论脉络，从而引起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反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安德鲁·莱文建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称作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重建、捍卫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最早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柯亨承担，他竭力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予以明晰澄清。在柯亨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他力图建构一种实用的历史理论，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详细的功能性解释，他的贡献在于突出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认为生产力是一个不断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柯亨在解释生产力时显示出独特的理论视角，他认为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创新在于他高度重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他认为这一区分是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作的决定性的概念革新，是他能够超越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基础。”虽然价值增值确实是在劳动活动中发生，劳动活动确实也创造价值，但是劳动本身不创造价值，是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的交换价值”是一个无意义的表达，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构成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柯亨的解释是有道理的，这样把人理解为多元性，人不是完全被动地服从生产力，但是为了生存需要，人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能力来满足多元性发展。人和生产力是并列的，人离不开生产力，生产力为人提供发展的动力，生产力也不是脱离人的孤立力量，人的劳动能力在其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柯亨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考察，既展示了历史事实的构成要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构成要素中引申出人本价值规范的政治哲学向度。柯亨的分析引起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素确实彰显出政治哲学上的人本价值意蕴，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界存在认知上的偏颇，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成为一种科学理论或机械决定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就自然被传统的科学理论解释方式长期掩盖起来。然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在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重维度密切关联起来。
在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黑格尔对历史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是受绝对精神所支配，是绝对精神及其自身演进的历程。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来行动，但是行动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计划的结果，仿佛历史有其自身内在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黑格尔认为这是“理性的狡计”，历史的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绝对精神有其自身固有的使命，牵引着历史的发展趋势，绝对精神最终将在自身运动中完成使命而返回并实现自身。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证性，但是并不满意历史是由绝对精神主宰的过程，这种唯心史观违背了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认为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从理论上来讲，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辩证运动过程。现实生活是最具体的表象，是最真实的实在，然而作为思维所要把握的对象，我们必须把它上升为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所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的理解，仅是抽象思维掌握具体的一种精神上的再现方式，但绝不能忽略了精神背后的实在。
与黑格尔重视精神因素相反，马克思更重视历史发展的现实因素。历史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意义就在于历史并不是思想史，而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思想观念也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反思的结果。马克思正是在对历史的现实要素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认知基础上得出了人类解放、自由发展的规范价值。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仅具有价值判断的规范尺度，还有科学认知的事实尺度，并且价值判断是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两者体现内在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了“应是”与“是”的统一，“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为政治哲学开辟了新的理路。通过科学地考察人类自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得出规范性的政治价值，并寻求基于科学考察之上符合人性的政治制度，他对历史的考察绝不是经验描述和现象罗列，而是在把握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总结历史发展特点之后形成的关于“是”的理性认知，而作为规范性的“应是”则是呈现于科学认知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科学认知与价值规范是统一的，不能片面强调其科学性，而无视其规范性，反之亦然。
建构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从事实认知与价值规范两个维度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实质。就事实认知而言，马克思从两个层面论述：宏观层面上，通过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与费尔巴哈直观哲学，回归到现实生活领域，并对现实的实践活动进行了唯物地、辩证地剖析。人通过劳动生产不断地摆脱自然的束缚，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特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占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而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维护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上层建筑着力巩固特定的经济基础，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然而广大民众迫切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自身生存的需要，因此，在理解生产力时，不能把生产力看成是脱离了人的客观发展，生产力与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其中是人的需要推动生产力呈现不断进步的趋势，这将推动历史不断发展。微观层面上，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市民社会交换关系背后的生产本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这种结论通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认为马克思的结论不具有科学性。但是停留在思想领域的争论或反驳毫无意义。事实上，从实践经验可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经历了资本过度膨胀的惨痛教训，经过反省之后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调整了发展策略，但是制度上微弱的调整只能延缓社会矛盾，而不能根除。
就价值规范而言，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伦理道德上的规范价值，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针对于此，金里卡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澄清他们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规范性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有没有道义原则，能不能从价值规范维度加以阐释，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从文本来看，马克思确实没有探讨任何从抽象意义上诉诸正义、公平、权利等相关理念，恩格斯也曾指出：“‘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规范并不是拒斥道义原则，而是拒斥道义原则的抽象性。马克思反对把实质性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任何抽象性原则的基础上，正义是社会制度是否健全、有序的杠杆，正义规范不是不能谈及，而是要有实质性探讨。只在单纯抽象的法权概念和政治权利上进行争论是无力的，这才是马克思极力反对的。正是从实质性探讨的理论原则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虚假法权和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进行科学考察，得出真正的自由是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自由，实质的解放是人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全人类解放的规范价值。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能陷入黑格尔式的幻觉，应时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揭示社会物化现象背后人与人的关系，从交换背后的生产领域去审视人的活动。因此，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二重维度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我们应当从事实出发，科学地考察现实生活，得出具有真实意义的价值规范。
历史唯物主义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本身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领域。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关系来衡量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人们通过反思实践活动的历史要素，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和进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指涉的范围进行新的实践，根据已有的科学认知得出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判断。
具体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起点是生产力，生产力始终从两个维度展现其所容纳的事实要素和政治价值。马克思首次探讨生产力是在《评李斯特的》中，他认为“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马克思讽刺古典经济学家把人与物相等同。古典经济学家把创造财富的人的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也就是把人完全当做生产发展中的客观要素，无视人的主体存在价值。人固然在生产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在推动生产力中具有主体的地位，不能把人与物等同起来，人自身的价值在于自由自在的活动，而非经济学家所标示的交换价值，人本身不具有交换价值。马克思自始至终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漠视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人在实现交换价值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存在，却创造出并不是为自身存在的世界，反而是压迫自身的世界，资本依托私有制度阻碍了活跃的生产力要素的发展。生产力具有双重规定，一方面体现出经济学家所运用的计量认知，另一方面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维度。人不是纯粹理性的存在物，作为主体的人在生产力发展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违背了人类意愿的观念、制度，最终会被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力所淘汰。
生产力并不是脱离了人的主体性要素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人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科学把握，认清历史领域的价值取向，发挥自身能动力量的结果。从资本社会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生产领域的矛盾达到激化程度后，工人阶级则会通过罢工、示威、革命等形式与资本家形成对立面，从而抵抗资产者对生产者的剥削与压迫。具体而言，争取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的降低以及福利待遇的提高等都是工人与资产者抗争的结果，所以说生产力发展不会自然地给予工人合理的自由时间和福利待遇，而是需要工人发挥能动作用在生产领域争取主体地位的结果，这种争夺绝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承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平等的法律权利，而是实质地享有合理的自由时间和生活保障等。正如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初期，给予了广大民众法权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但是实质生活中广大民众还是生活在饱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之中，他们在资本积聚财富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得到的却是仅仅维持扩大再生产微薄的生存资料。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追求的人文价值，但是绝不是空泛的普世价值，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质性的自由、平等权利，这种权利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科学认知基础上指引民众自由解放的规范价值。我们需要历史的、具体的、实质性的平等、自由，把人从压迫、异化、剥削中逐渐地解放出来，恢复人本真的存在价值。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着眼于现实的实践活动，把握真实的历史进程，得出科学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来阐明促进社会进步的规范性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3
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宗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与其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政治斗争史。人类只有获得解放，才能达到彼岸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中，一再阐明和发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概念。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73。1867年在《资本论》中再一次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历史运动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指出：“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p95“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伟大的政治抱负，它表明了马克思如何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以及将共产主义与人类本身的发展紧密结合。“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不自由的时期和自由的时期。马克思认为自由既是人的目的也是历史的目的。不自由的时期是指封建专制以前的时期，那个时期人类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时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明显受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是合理的完成的。自由作为一种抽象的客观意识发挥着作用。而马克思以自己的实践的自由观区别于黑格尔，马克思强调自由的历史的目的性，为了现实中的人获得自由。另外，青年的马克思也受到了民主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
历史的任务在于把自由的本质表现为普遍的自由。青年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的自由需要设立合理的政治机构，必须变革封建政治。尽管此时马克思的自由观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但它赋予自由的革命意义诸如争取民主的革命精神、反对封建统治等等，是确定无疑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伟大的出发点，才使他的自由观更加科学化。马克思还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劳动分工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基本方式。马克思从分工理论看见了人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限制。分工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分工有着强制的性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人们只有通过分工劳动才能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分工所导致的社会生活一方面“聚合为一种通知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无忧的物质力量”。［2］p38另一方面，又“扩大了生产力”。人们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变为异己的、外在的力量，压迫者人类自身，。这不是人类的“自身联合的力量”，不是人的自由。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分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城乡的分工使人们屈从与分工，成为受局限的“动物”，丧失了自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高度的分工促成了人们的不自由。所以只有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才能获得去的自由的条件。而这个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因为现代生产力的总和是无产阶级创造的，只有无产阶级才有适应生产力的能力。但是由于占有都是有局限性，有限的生产工具和交往束缚着人的自主活动。占有要通过联合才能实现，联合要通过革命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异己的力量。人类自由地实现要消灭分工，重新驾驭物的力量，而“没有集体，这是不能实现的。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期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1］p84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考察，也丰富了他的自由思想。卢梭曾认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在于私有制的存在，私有制分化了阶级。马克思把现实中很多矛盾的对立归结为私有财产与人的对立。“独立的私有财产，及抽象的私有财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私人，是政治国家的最高构成。政治的‘独立’被说成‘独立的私有财产’和‘拥有这种独立的私有财产的人’”。［1］p375在这里，没有人拥有自由。马克思向往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财产私有的条件下，人的自由遭到否定。这个否定的力量就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的对象作为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相对立。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幸福，而是不行，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之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p93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回复人自由的关键。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自由不仅有国家和法律即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来决定，而且生产方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扬弃私有财产，就是占有人的生命，氧气一切异化，从而扬弃宗教、国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是受到物质生产关系制约的，是通过实践中升华的状态，而不是抽象的消极的自由。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的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中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现的自由是打破封建的桎梏、挣脱封建的人身依附而取得的人身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并不是“彼岸王国”中的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剩余价值，是要找出真正束缚人类自由的原因。资本主义虽然挣脱了了封建制度人身限制。但是马克思从资本总公式G-w-G’矛盾的解决说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能够创造价值，劳动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劳动出卖，他首先是要成为自己的肉体的“自由所有者”。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穷的一无所有，工人为了生存，只得出卖自身。马克思深刻的揭示出资本中的“自由”的内涵：“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4］p112要扬弃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自由的局限性，实现无产阶级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马克思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首先，要享有政治自由的经济基础，其次，无产阶级要获得政治自由，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政权，不能通过资产阶级的法律途径。而是要拿起革命的武器，不能被资产阶级的表象迷惑而动摇实现真正自由的决心。马克思赋予人的自由的本质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解放，“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地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题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4
[摘 要]政治哲学复兴的学术意义在于重建哲学与现实的公共生活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分析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实际上，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存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对非西方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义；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面世，哲学的主要潮流迅速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而美国政治风向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又使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走上前台。由此，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哲学的较量对决，占据了当代哲学的中心舞台；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流派也致力于开发和阐释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及内涵，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乃至于“第一哲学”。不过，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发现，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与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传统在当代的在场性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的发扬与阐释。
一
其实，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基于理念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敏感而又深刻的区分，哲学总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前苏格拉底向苏格拉底的转变，乃是从自然领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转变。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摆脱了早年那种不谙世事并且总是处于情绪化的心智状态，从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问题。柏拉图醉心于“理念”世界的建构，其实是为了解决一揽子纷扰繁杂的“意见”领域的事务——政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哲学家的理想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传统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宰制。亚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达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与其说是人的复杂性，不如说是政治的复杂性。近代哲学看起来是一个属于纯粹哲学的知识论时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近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近代知识论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等，他们的知识论建构与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把近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从其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只有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有了足够的把握，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关于知识可能的探索与建构的意义，否则就会矮化其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哲学观。比如，反思地看，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其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在人们的感觉中就相当地不对称。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是某种齐一性、还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维方式，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却是导向欧洲近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对这一思想及其巨大历史意义的解释与承接，实际上超过了所谓直观唯物主义。大体上说，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出发来解释的法国唯物主义，还不能直接深达其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因而也难以深达其思想精髓。
当然，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其政治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区分。休谟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谓“应该”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生活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其实只是出于对常识生活的直观而展开的对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们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试图以哲学理念来建构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至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知性方式就能够建构起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价值世界所规定的，而且主要说来还是被人们设定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所规定。康德哲学问题的起点之一就是如何摆脱经验主义，其归宿与其说是人类学，倒不如说是历史与政治哲学，是其历史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人是什么”固然是最后一问，这一问通常被看成是经验人类学问题，但对康德而言实际取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普遍国家”的问题。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学的归宿：人是什么并不只是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学框架内，这就是普遍国家及其历史的可能性问题。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框架内铺开政治哲学，但这样一来，政治本身变成了抽象问题。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验性的国家观念，从而给人及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国家观与政治观。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学，一方面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视域，另一方面，正如后面所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近代契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5
文章摘要：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尤其是近年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件重大的哲学事件，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是学界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
文章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现实是问题的发源地，每一时代的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正是对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正是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回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政治腐败、能源危机、社会不公等。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纷纷转向对政治、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迅速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
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较慢，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也开始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但情况却更为复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专制政治体系及传统政治文化。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史上，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有了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是，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传统中国社会中，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始，政治力量就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府拥有全部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不仅社会是政治社会，文化是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就连人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传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再加上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历史经验表明，每一社会的转型时期，矛盾都比较集中，同时也是矛盾的高发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转折的关节点，即由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型，是改革开放发展转折的关键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影子依然存在，计划经济因素并未全部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前现代因素还同时存在。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回顾近年我国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两个领域，是不协调的，甚至有时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宏观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综合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与市场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有所突破。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从长远来看，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
反思当代“中国问题”，可以看出，大多的问题都与政治领域的问题有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都涉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求解当代“中国问题”，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根源很明显就在于政治领域的权力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协调有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这一问题。1986年9月，邓小平就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几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6
【关键词】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策
银行业是一个容易发生思想道德风险的行业，再加之当今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不良思想意识形态的侵入，使得银行从业人员成为违法犯罪分子、不良思想、不良现象重点光顾、侵蚀、侵害的对象。因此，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深化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当前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洛阳市各家银行从业人员的走访和问卷调查，并对其进行分析归纳后，笔者认为当前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生活多元化——物质生活的提升促进了精神需求的多样化，银行从业人员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但一些负面因素也呈现抬头趋势，如心态浮躁、拜金主义等；思想现代化——随着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进程的推进，从业人员的自主思想、市场思想和民主思想等现代性特征日益增强；观念复杂化——由于银行业的利益格局调整和改革深化，一些关系到从业人员切身利益的措施不断实行，如下岗分流、再就业等，导致了从业人员的观念趋于复杂；心理异构化——面对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从业人员的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各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和碰撞，种种失范行为和现象的出现，经营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岗位责任的强化，使得从业人员的心理呈现异构特征，一些人甚至心理失衡。
笔者认为，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要将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三个代表、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内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作为基础，涵盖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和道德观教育四个方面。
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被大多数银行机构忽视，误认为在风险制度健全的情况下不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来说，当前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管理者重视不够，机制不健全、内容落后、创新性不强、方法粗糙，队伍建设滞后等，甚至用惩罚代替教育，用高压手段代替思想工作，不利于新形势下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内部风险的发生概率。
二、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同时银行作为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论断为指导。笔者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科学发展观等有关理论后，认为政治经济辨证关系原理、人的本质学说、个人全面发展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本文的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这其中，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原理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牢记把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仍长期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题，需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特质是人的本质，这是人的本质学说的基本观点。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必须正确认识其社会特制；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三、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深化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形势下，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战略高度出发，既要符合国情，又要结合时代特征，在创新中不断探索发展，要因地制宜地结合行业特征、员工特性，具体来说，这些措施包括：丰富内容——以爱国为重点，以职业道德为基础，以理想为核心，以法制为抓手，建立立体化、多维度的内容架构；改进方法——以先进管理理念为具体指导，采用先进科技方法，运用现代化手段传播信息和经验，形成知识网络，充分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更多地利用形象化的教育方式加以疏导，用实例约束强化教育效果；加强队伍建设——引入教育队伍的竞争机制和流动机制，优化队伍结构，保证队伍的实战性和专业性；改善持续性——将哲学中的“希望”理念引入到工作中，引导从业人员坚持追求真理、向往崇高的精神，同时激发教育者的工作热情，使整个团体呈现出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总之，就是以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载体，用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和影响员工，培育员工的先进意识。通过深化加强银行业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市场复杂化需要，弘扬企业精神，使之转化为企业前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J].教育与研究，2001（08）：7.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7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论文联盟,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8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经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1-0021-06
毋庸讳言，在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版图中，政治哲学基本上是空缺的，所以，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积极介入政治哲学问题域，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迅速成为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学术大事。然而，笔者始终认为，在将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既要以一种前沿跟踪的方式捕捉最新的研究动态与理论进展，也要回到这个领域的原初思想语境，廓清那些对学科发展具有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前提性理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而言，迄今尚未得到根本澄清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马克思自己有没有政治哲学？或曰，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我们知道，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们，不管是基于何种立场、出于何种意图，往往都相沿成习地在科学性和事实性的思维路数上来图绘马克思，结果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了马克思排拒规范性论证和缺乏政治哲学思维的刻板认识，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涉权利、正义等的政治哲学论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柯亨、埃尔斯特、麦克布莱德等为代表的一些英美学者虽然从规范性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解读，并且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学术论见，但他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总体来看却是零散的、不自觉的、非反思的，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只是通过甄别、挖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的个别字句和论题中的规范性寓意而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尤其是正义思想）的在场性予以辩护，而没有在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政治哲学意义，所以，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马克思形象并没有随着这些英美学者的阐释而树立起来。在笔者看来，这种非政治哲学和半政治哲学的解读，在理解马克思上都是极其不得要领的。笔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不仅有政治哲学，而且马克思哲学的实体性内容，基本上就是在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得以展现的，这构成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开展向度。
一、近现代哲学的发生学原理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在场
从思想史的视域来看，马克思不管在多大程度上革新了前人所确立的思想传统，他也正像施特劳斯、伯尔基、麦卡锡等人所指认的那样，是承接着近代哲学进行理论创造的，因而只有在打通马克思与前人（特别是近代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及思想特质。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尤其能够看清马克思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根本相关性。深层挖掘，马克思与近代人在一定意义上的“同宗同源”，不单单是概念史和观念史的接续和延伸，更根本来看，则是概念史和观念史背后的现实历史缔造了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的高度关联。众所周知，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不无深刻地指出，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启示我们，要把握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史，根本工作之一，在于深刻领会近代以来的历史所包含和揭示的时代问题。如果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生成与不断发展而展开的，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具有对应和同构的关系，那么追根溯源，近现代哲学的理论逻辑实际是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与古典哲学的形成机理具有本质的差异。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不同，商品经济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在于确立人们分配和占有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的原则、规则及边界。而实际上，洛克之后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就是在把握这一要求的基础上逐次发展起来的，因为近代以来那些最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包括权利、自由、平等、正义、道德、伦理、法等问题，都是与人们的财产归属这个更基始性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权利首先意指的是财产权或所有权，平等和正义首先意指的是人们财富占有上的关系，而道德、伦理和法的原初意义就在于维系市民社会中正当的经济秩序。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我们注意到，在这部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中，黑格尔虽然将市民社会界定为与“抽象法”和“道德”相并置的“伦理”的一个中间环节，但其实，这个概念在整部著作中起着奠基性和支配性作用，因为黑格尔实际是在深刻洞察市民社会这个鲜活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领域之矛盾的基础上，才进入抽象法、道德及伦理等问题域中的。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不仅近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几乎都是从经济层面生发出来的，而且反过来说，近代社会以来经济层面的问题又是具有政治性的，即在商品经济及以之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一定蕴含着政治哲学家们所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所以，毋庸置疑，只要承认近现代哲学的理论逻辑是植根于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那么就可以看到，真正主导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正是政治哲学，即政治哲学在近现代哲学中实际扮演着“第一哲学”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会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去概括、描述和理解近现代哲学，并由此界划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分殊性的哲学传统。然而，我们知道，认识论是伴随着主体性的出场和凸显而形成的哲学形态，而主体性这一从属于理论哲学的概念和原则，则是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定型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形成而凸显出来的，所以，这一概念和原则，往往最终又要落归于权利和自由等政治哲学问题，从而转化为实践哲学的范畴和原则。于是，考察近现代哲学史不难发现，那些在认识论问题上树立了理论丰碑的哲学家，如洛克、休谟、康德以及黑格尔，无不把思维的触角根本性地伸向政治哲学领域，从而在不尽相同的路数和传统中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由此将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整体性反思、批判和规范，并因此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构建起以权利和自由为价值底色的政治伦理秩序。以笔者之见，这不仅是在商品经济获得自足性发展空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得以重新建构的近现代社会中所必然会凸显的哲学主题，而且也必定会成为近现代哲学的根本理论范式。就此而言，只有进入政治哲学的问题域，才能够根本性地把握近代以来哲学的逻辑生长点及原生结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情形也不外于此。毋庸置疑，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社会大踏步向前推进的历史背景下介入哲学的，所以，从近代以来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性逻辑恰恰就是生长于政治哲学问题域中的，这一点，与整个近现代哲学没有实质性差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情况，贯穿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论犹太人问题》等马克思早期重要著述的最核心概念，即是作为近现代政治哲学基石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意味着，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基点上对现代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予以质询与批判，不仅是一些近现代哲学家的理论关切，也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哲学理论探索的根本旨趣与核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当青年黑格尔派还在“前黑格尔”的水平上围绕“宗教批判”展开这样那样的争论时，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马克思在这里是说，在现代社会，因人与神的关系而形成的传统矛盾结构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在法和政治关系中的世俗矛盾，所以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即关于现代社会制度之正义性的批判），进而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并由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根据马克思的这一阐释，我们在政治哲学的维度内来概括其早期的哲学理论活动，并由此将他确证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应当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二、经济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深化
人们在梳理、把握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时，往往像阿尔都塞那样，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界分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前期和后期的根本性变换甚至断裂。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似乎只是存在于其前期的理论著作中，而后期著作似乎与政治哲学的论题渐行渐远，最终趋于消解这种哲学形态。然而，真实的情形恰恰相反，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不仅没有远离政治哲学问题域，反而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考察、探析了政治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从而将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反思水平。理由何在？如果根据上述，近现代政治哲学（乃至全部近现代哲学）是在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地基上形成和发展的，其所反映的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利益诉求，那么显而易见，只有保持着对现代市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对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矛盾予以深刻洞察，才有资格进入到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这是我们在解读洛克、休谟、边沁及黑格尔等的政治哲学思想时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因为这些彪炳政治哲学思想史的理论家，无一不是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地基上，在洞思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前提下提出政治哲学问题，进而发展政治哲学理论的。从这一点来看，对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生产关系理解越深刻的哲学家，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越能够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所以，笔者又认为，在马克思之前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史上，由于黑格尔比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更自觉地在理论层面对市民社会这个劳动和需要的体系进行了探析和反思，所以他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后者无法企及的，虽然人们在研究政治哲学史时通常会把黑格尔作为中间环节而非启端。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富有启示性。早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就认识到，在中世纪，市民社会由于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因而它直接具有政治性质；而在现代社会，市民社会虽然因为与政治国家完成了二元分野从而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质，但由于现代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3]所以，市民社会实际成为了政治国家的内容，而政治国家本身则只是一种形式。马克思的这个认识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因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与中世纪相比，在其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是呈现出一种从下而上的倒序结构，政治的合法性并不是由政治本身给予的，而是由褪去政治光环的市民社会所给予的，即政治的内容不在政治本身，而在市民社会。这一看似在逻辑上充满悖论、无法说通的问题，却真实地反映出近代之后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机制，如权力和权利之间所确立的契约关系，就从一个微观的层面深刻表明了这一点。与这种情况相对应，如果说根据自由、平等及正义的规范性要素来为现代民主制度予以辩护，构成霍布斯、洛克以来政治哲学家的根本理论追求和价值目标，那么这一理论追求和价值目标的原生利益结构，乃是随着商业、地产、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去政治性”而确立起来的。这意味着，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从直接的“政治性”出发，在对政治国家本身的考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这样的理论路数是无法洞察现代政治之内在本质的，毋宁说，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只有以考察需要、劳动、财产、所有权等为路径，才可能达及政治的本质性层面。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早期环绕市民社会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无论如何都是置于政治哲学问题域的。不过，在1844年之前，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经济学研究的支持，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把握毕竟还处在一个较浅层面，所以在宣告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之际，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并未达到后来的高度。由此可说，马克思早期的哲学固然可归结为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尚未实质性地超越过往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与自霍布斯、洛克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分道扬镳，毋庸置疑是随着其经济学研究的逐步加深而发生的。众所周知，自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政治批判明确转向了经济批判，由此开启了其长达3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探索之旅。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转向，不仅没有将其政治哲学思想推向纵深层面，反而是其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研究与科学的历史理论建构之间的根本界标，亦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政治哲学并未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承认，要根本性地洞思现代政治哲学问题需要回到经济学的语境中，并不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可归结为政治哲学，虽然从现实来看，近代以来经济层面的问题往往具有政治性质。比如，亚当•斯密之后将商品和资本界定为“物”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当代西方许多实证性的经济学理论，恰恰都是反政治哲学的。然而，在马克思这里，却具有与实证性的经济学截然相反的情形。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说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根据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旨趣之一，在于通过深入剖析市民社会而从根基上理解法的关系及国家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1844年之后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实际是承接着早期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探析而展开的，故而他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批判，并非是要求疏远政治批判，而是要求落归于物质生产关系这一实质性层面来开展政治批判。在此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绝非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终结，相反是其早期所确立的政治哲学理论思路的一种根本性深化，故而也就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推进和最后完成。其实，从近代以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马克思才能够真正共享那些由洛克、休谟、康德、边沁及黑格尔等人所提出和反复申述的政治哲学论题，如需要、劳动、财产、所有权、道德、正义等等。所以，概而言之，在政治哲学研究上，政治经济学既没有偏题，又没有离题，而是真正回归本题。正是因为审思到了这一点，灵活运用思想史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麦卡锡才这样强调：“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是他理解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此二者奠定了其伦理理论与社会正义理论的基础。”[5]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开展
在确证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之政治哲学意义之后，我们又需要立即指出，马克思既因为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而实至名归地植入到了自近代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又因为其经济学的研究而根本性地超出了近现代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视野，从而与那些影响了他的先贤们划清了界限。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正如上述，对经济生产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那么，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政治哲学整体性地超越过往的政治哲学，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无论是洛克之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还是亚当•斯密以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抑或是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无法与马克思比肩而立，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是在研习这些前人著作的基础上获得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重大思想史意义显现出来了，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不仅通过经济学的艰辛理论探索而创立起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其后期以《资本论》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也是其历史唯物主义落脚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后的一个必然归宿点。但人们通常并不情愿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叙事来证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相反，这一理论叙事却往往成为人们否定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最有力证辞，即在人们看来，作为一种基于事实的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排拒政治哲学的。这貌似强有力的证辞，其实只是流于表层、不堪一击的偏蔽之见。且不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只是一种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它是否也包含了规范性的视角，仅就马克思落归于社会生产关系来开展经济学研究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义就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展经济批判的基本要求在于不是从经济事物和经济活动的表层出发，而是从其深层出发；不是从作为“物”的商品出发，而是从作为“社会关系”的商品出发。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中，马克思的经济学必然不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层面上展开的，而马克思所看到的那些由经济生产关系所生发出来的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必然不可能一目了然地出现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当中。正是因为如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就没有整体性地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虽然斯密也曾论述过正义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之后的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将其早期的政治哲学推向一个新的位阶，而且也是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所达到的一个最高点，这充分印证了全部近现代政治哲学由社会而国家、由经济而政治的基本生成逻辑。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大概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遵从的基本开展路径的最彻底形式。洛克、休谟、边沁、黑格尔等，虽然无一不是或隐或显地以市民社会为支点来提出权利、自由、正义等问题并由此构建政治哲学的，但他们显然都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层面，至多只是处在一种“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进而论之，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他之前政治哲学之间的质性区别，无疑只有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得到豁然开朗的审视和理解。概括说来，由于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之前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只是基于自然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经验来进行推理的，其所确立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原子式的自然个人”，所以他们不忘宣说的权利和自由，只是原子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所追求的正义，只是原子式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一种理想化的权利组合关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只是原子式个人的一种集合形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比自然式的个人组合关系远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将个体的生活经验固化之后的政治哲学，必然不能从根本上切中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因而也必然不能真正把握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尤其在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定格为一种客观性的“结构”之后，这种在个体生活经验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在解释、解答现实复杂政治问题上就更是捉襟见肘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只有在真正“社会性”的意义上来阐释权利、自由、公正、道德等等论题，政治哲学才能够展现出其宽广的解释力和持久的洞察力，而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在接续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基本论题的前提下，将政治哲学的立论支点由“自然人”置换为“社会人”，所以，与过往政治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所着重分析和揭示的是权利、自由、平等、公正、道德的社会和制度基础而非自然基础，这正如麦卡锡在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时所指出的，马克思把现代传统关于对与错、好与坏以及美好生活的本质与物质幸福这些道德问题的质疑，转换成了对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审查，也即转换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阶级、权力关系、财富所有制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变成了理解道德问题的整个大背景。
[6]上述情况意味着，马克思虽然是围绕着近代以来不断推延的权利、平等、公正、道德诸种论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建立政治哲学理论叙事的，然而，一旦将这些论题置于社会制度背景中予以质询与阐说，那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必然会以大异于西方通行的政治哲学的形式而展现出来，从而形成政治哲学理论与一般社会批判理论和历史哲学理论相互缠绕的复杂格局。就此而言，以笔者之见，社会阶级、权力关系、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这些统摄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不仅构成了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以及政治哲学的话语背景，而且其道德理论和政治哲学，最终又要落归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检视和系统阐发，从而使这些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视角来看是“非政治哲学”的问题，成为了其关于权利、平等、公正、道德等的政治哲学理论得以展开的根本载体。应当说，这是政治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所必然会具有的理论形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虽然是一个存在于马克思历史性文本中的命题，但出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毕竟没有像后来的罗尔斯那样，去构建一种一目了然的、可供人们直接套用的政治哲学理论，所以无论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界，“马克思政治哲学”又是一个在当代解释学的语境中所凸显出来的命题。这个情况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予以追寻和探析的逻辑起点在于当代而不在于马克思，亦即，从学术上来看，人们实际是以理解和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命题和学术任务为前提来切近马克思的。然而，我们知道，当代政治哲学是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及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争鸣中迅速复兴的。所以，当人们置于所谓“当代政治哲学”理论语境来开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时，便会很容易将这些政治哲学形态作为范本和标准，进而据之来评析马克思是否持有政治哲学思想或在多大意义上持有政治哲学思想。可问题是：由于其开展形式的独特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政治哲学，必然难以与这些作为“标准”的当代政治哲学形态相符合，所以显而易见，马克思是否持有政治哲学思想或在多大意义上持有政治哲学思想，也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厘清和论明的问题。这一学术路数的根本缺陷，在于只是注重在马克思哲学的“外部”来建立学术立论的支点，而忽视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自身生成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一学术路数下，人们注定无法在马克思与政治哲学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关联，因而至多只能捕获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只言片语”，却很难达及马克思为政治哲学所开辟的广阔理论空间。不过，只要领会了整个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政治哲学意义，我们就有理由宣称：马克思不仅从来就没有远离政治哲学，而且他始终行走在如何将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推向纵深的路上！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2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5]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9
纵观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并没有在任何一本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而是散落在他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论战过程中。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首先要明确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前提，而理论前提的确立则需要从他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入手。
（一）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毋庸置疑，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前提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莱茵报》被查封以后，马克思在小城克罗茨纳赫阅读了大量关于国家和法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并撰写了《克罗茨纳赫笔记》，此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渐行渐远。此后，马克思下决心从理论上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划清界线，开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强调，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1］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原则和基础，国家的意志规定着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法律和利益。然而，马克思却对这一颠倒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2］“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2］通过批判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产生并决定政治国家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可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世，宣告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决裂，同时也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说到黑格尔政治哲学，不得不提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虽然他用“自我意识”替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理性主义。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布鲁诺论述了犹太人要求的解放是使政治摆脱宗教的解放，只要犹•18•太人摆脱了犹太教，就能获得“人权”。对于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的解放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政治解放作为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它实现的人们对封建专制的摆脱，并未真正促成人的解放，而是把人们又带入了私有财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泥潭；政治解放使人们获得政治层面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却无法获得实质上的经济层面的自由和平等，只有“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全新价值追求。
（二）对蒲鲁东政治哲学的批判
蒲鲁东的经济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已广为人知，但是对于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或许并不是特别熟悉。在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核心就是关于公平、正义的论述，而且蒲鲁东的经济思想和无政府主义主张都是围绕着他心目中的公平和正义而展开的。蒲鲁东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所有权》中，把“正义”作为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正义的前提和表现“就是在劳动的平等条件下使每个人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就是像社会成员那样从事活动”。［3］蒲鲁东强调，正义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是规范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定律，“正义是位居于中央的支配着一切社会的明星，是政治世界围绕着它旋转的中枢，是一切事务的原则和标准”。［3］纵观蒲鲁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每个人获得一份相等的财产并在此条件下进行活动，是正义的首要原则和具体表现；正义是决定现实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正义是超历史的永恒的原则。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看似把正义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他颠倒了两者的关系，“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4］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们从某一原则出发的主观臆想。通过对蒲鲁东政治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正义、平等这一系列的政治哲学的原则和追求，是人们物质生产的产物，不是正义决定现实社会，而是现实社会的发展决定正义内涵的改变，没有永恒的平等和正义。
（三）对拉萨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拉萨尔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他的分配正义论，其“劳动”观点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拉萨尔的思考路径可以总结如下：一切社会财富都来源于劳动的生产与创造———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应该占有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劳动不是劳动者个体孤立进行的活动，而是劳动者在社会合作中共同完成的，因而劳动产品应该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就是正义的实质所在。乍一看，拉萨尔的思维逻辑非常清晰，并且也抓住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劳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5］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劳动的重要地位，而是要全面揭示劳动所蕴含的丰富内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生产劳动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抛开生产资料必然会导致劳动范畴的抽象化，劳动的本质就不可能全面地呈现。接着，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分配正义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是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6］这里就明确地阐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社会的分配方式是物质生产的产物，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了政治哲学的物质生产根源，实现了对拉萨尔政治哲学的超越。
（四）对杜林政治哲学的批判
杜林的政治哲学思想看似深奥完备，但事实上就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设计出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实质上是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自然状态学说的再现，这种研究进路早在17、18世纪的霍布斯、卢梭、洛克等人的思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杜林看来，复杂的现实社会可以彻底地简化为“两个人”的存在，社会存在可能的最为简单的要素就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两个人”，通过对这“两个人”的研究，杜林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首先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7］按照杜林的论述，这两个人不能互相伤害，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意愿，双方要建立一种平等的义务关系。随后，杜林将这两个人的平等推广开来，认为只要人们对正义有充分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平等就能够得以实现。对于杜林的政治哲学主张，马克思并未直接进行批判，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直接完成的，但是恩格斯在批判的过程中是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的平等正义主张只是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想象和虚构，一旦涉足现实问题，杜林所谓的道义上的准则就显得无能为力。恩格斯说：“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5］杜林根据平等正义原则构建的未来经济公社的设想，也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翻版。他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环境，得到的就只能是抽象的政治哲学理想。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揭示
在批判传统政治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立场，确立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前提，只有通过深刻地总结和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其政治哲学的思考路径和理论创新。首先，马克思肃清了政治哲学的唯心主义根源，把公平、正义与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联系起来，为政治哲学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众所周知，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关于法、国家等政治哲学层面的论述也是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之下进行的。受黑格尔的影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采用一种价值悬设的逻辑，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此后，由于物质利益问题与理性主义国家观之间的矛盾，动摇了马克思关于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幻想，他逐渐认识到国家不是一种凌驾于私人的、等级的利益之上的普遍的东西，进而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随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世，马克思了与黑格尔唯心主义政治哲学断裂的宣言，他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马克思确立了“物质的生活关系”对“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的基础性地位，让政治哲学走上了唯物主义的科学道路。其次，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人性论推衍出的普遍的政治哲学原则，要求把“现实的人”作为政治哲学的价值主体。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把抽象的人性论作为政治哲学思想基础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众多思想家通过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设想，设立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并以此为基础追求一种“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原则。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杜林也走上了同样的研究道路，他通过对构成社会“最简单的要素”即“两个人”的设定，推演出了一条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公理”———“两个人”的意志彼此完全平等。对此，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应当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18世纪所共有的”。［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从“自然状态”下抽象的人出发去寻找实现人类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研究路径，确立了政治哲学的价值主体———“现实的个人”。再次，马克思反对把抽象的政治概念作为超历史的永恒规范，揭示了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问题/研究空间/思想创新
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往日的繁荣，日益被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什么？哲学家本人自然要对此负责，但“人是环境的产物”，依我看，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环境有关。这些年来它一直生活在夹缝之中，哲学家的人格被扭曲，空间也因此而被压缩，研究陷入困境并不在情理之外。造成困境的原因虽然有客观的一面，但走出困境的希望却在哲学家主观努力之中。从夹缝中走出来，天地宽阔。
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天”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地”是指中国以及世界当前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研究天，也要研究地，研究它们的结合——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解决现实问题作贡献。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几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时代提出的任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此很快提出质疑。上一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兴起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许多哲学家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其中已经包含着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见物不见人的批评。80年代中期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崛起，并且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新教材体系构想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面目一新。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固然与西方国家以及当时苏联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呼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需要并培养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计划经济建设的产物。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控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它的规律，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时代需要新的、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适应这种需要，张一兵教授1999年提出的“回到马克思”成为获得普遍反响的口号，哲学家们纷纷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是，至今已有八年过去，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面貌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以马解马、以恩解马、以西解马、以海(海德格尔)解马、以中解马，不一而足。还有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解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生存论者马克思，甚至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发展者马克思，令人眼花缭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码是什么是马克思哲学，迄今众说纷纭。人们各说各话，甚至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所谓“讲坛哲学、论坛哲学”)，互不交锋，似乎重新深入理解并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含义这一任务根本就不存在。更让人感到奇怪和不安的是，当前有不少论著名义上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此相关，其中的观点很少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依据，与其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或者只是作者的“私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价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了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对此提出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孙麾：“我们的哲学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智慧启迪与理性穿透力？可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的哲学还有精神焦虑、还有冒险精神吗？以至精神力量能否推动和影响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这些问题的提出多少应该对贵族化、经院化的哲学家有所触动，拉开纯学术的幕，使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从书斋走向外面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贵族化、经院化”倾向，问题够严重了。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孙麾的具体说法，但他所说的问题，哲学界的确是存在的。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哲学家享有以往难以想象的自由。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关注现实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即使研究现实问题，也基本上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上的常识对照、解释现实而已，很少有显出“精神焦虑”、富有“冒险精神”的佳作。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是纯粹学术性质的。人们的注意力普遍放在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一些著作专业性、学术性太强，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子里的”哲学专门家，才能读懂。所谓的“贵族化、经院化”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哲学与宗教一样，属于距离生活实际最远的意识形式。学术性、理论性是哲学的特点，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批人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即使从事实际问题的研究，哲学也要保持自己的理论特色，与具体科学有所区别。但是这不能作为哲学家逃避现实问题的理由。哲学的形式是抽象的，它的理论指向却应该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应该为整个社会以及个人认识与解决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供启示或者指导。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批判、改变世界为宗旨，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能不能持续，中国这块土地将来还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全球化带给人类的究竟是什么，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值此物欲横流之际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安置？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正在为这些问题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如果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躲进象牙塔，置身局外，显然是不妥当的。关注现实问题是一切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
天与地本来是相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民众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积极参与到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中。一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哲学家就可以在天地之间上下不受拘束自由翱翔。自由是很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和学者的社会使命，都淡化了。它被边缘化，不可避免。
二、在夹缝中生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今天的状况，从客观方面看，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政治，第二是市场经济。
自古以来中国主流文化中就有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经世致用是读书人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从改革之初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到提出实践唯物主义，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干预生活的传统。积极干预生活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然而生活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民主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与稳定在中国缺一不可。知识分子从理想出发更多地强调改革，政治家立足现实，在积极改革的同时更多地看到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把握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需要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极高的智慧，远非读书人所能做到。正因为如此，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以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式表现出来，遭受了挫折。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刻意压制自己干预现实的冲动，退回书房。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我国流行，人们说这是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超前消费”。其实，这只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与灰心在抛弃大话语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知音，得到安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表明大量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告别政治回到了书房。应该承认，在中国，注重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之间的张力仍将存在。这也是中国社会在稳定中发展所必要的。从政治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空间只能一步一步地扩大。
第二，政治是知识分子无法逃避也无法越过的客观存在，它的影响在纯哲学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体现。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出于政治稳定和宣传教育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相关讨论事实上已经终止，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哲学家们可以“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然而不讨论，没有思想交流，不可能形成学术界的共识。今天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混乱与此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不是政治，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但压缩了学术空间，而且通过这一改变扭曲了哲学家的人格。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批判才能知不足，批判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前进。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是这个特征今天在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身上不见了。以往我们在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看到他们批判发达国家的物化、支配、单向度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等现象，总感到那是在说别人的事情。现在不同了，这就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迅速地单向度化了。在这种变化面前，大量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面对众多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与勇气。
一些人把责任归于政治干预，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哲学家与政治家、理想与现实总有张力存在，来自政治的干预和限制，哲学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不可能造成人的单向度化，单向度化是人自觉地完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失去批判向度是因为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限制他们的自由使各种关系物化的同时，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物质享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物质享受的满足使人在技术理性的支配面前自动缴械了。
人的单向度化在中国又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时代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在他的鼓舞下，一些人提出“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的荒唐逻辑，提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正是长期的突出政治造成的国家危机和人民难以忍受的贫困，引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种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情，产生了对时代均贫富、大话语流行、人人关心政治把解放全人类时刻放在心头的政治狂热的反动。空头政治无视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教训刻骨铭心。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文学家们最早向世人发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工程技术院校门庭若市，人文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技术理性至高无上，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自觉接受，因为它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迎刃而解，人文社会科学家关心现实问题已属多余。这种单向度化是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资源趋于枯竭，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视现实生活的需要只是中国人单向度化诸多表现之一。
技术理性对人的支配，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切方面。哲学研究被当作技术工程来管理，gdp挂帅在这里变成学术成果挂帅。要求哲学家像工人每天生产多少件统一标准的产品一样，每年必须发表多少文章，至于这些文章是否有个性、有创新，则不予考虑。而且文章的数量与哲学家个人的职称、收入、地位，以及他所在的院系甚至学校的级别、名誉、获得经费资助的多少，直接挂钩。出于各种原因，哲学家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现实，留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对哲学家而言，在思辨王国自由驰骋自然要比研究实际问题和理论创新省力而又安全得多，或者说“效益”要好得多。人文学科的学术有了产业的味道。人们批评哲学家浮躁，在当今中国，哪个不浮躁？
社会稳定的需要通过政治为哲学家的活动划出明确的界限，限定的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不论什么时候，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都使他不能不接受当时给定的边界。另一方面，哲学家的单向度化又使其往往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相当多的理论空间。十几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生活在由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的夹缝中，太不容易了。
三、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怎样才能振兴？简单形象地说，就是要克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一方面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整理，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国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不统一的，甚至是混乱的、相互矛盾的理解，与作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建构新的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前面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度重视客观规律性的产物，是当时那个时代人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建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表明被现实生活摆在首位的不再是科技理性、客观规律，而是与人的生存及解放相关的各种问题。它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理解、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与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未过时，但它已不适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我们在二十年前曾经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弘扬人的主体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但是，它是不是准确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还有待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与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哲学家们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清海教授曾经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形象地说明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巨大分歧。这里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事实上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这种局面不应当继续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哲学家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站在时代的高度，在阅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上下大功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
研究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重要的，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必须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陈先达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和研究家，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问题为中心，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崭新的问题，例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全球化等等。我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这固然是在说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但也是告诉我们，一种理论有没有生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完全取决于它能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不面对生活实际，不能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哲学都将最终被社会抛弃。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解决生活实践提出的上述任务中发挥应有的与人们的期待相适应的作用，没有以人们普遍关心、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中心，在不少人那里，哲学成为哲学家们的游戏。近年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宗教哲学等日益成为我国哲学生活的中心，政治哲学迅速崛起，这些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贴近生活是重要一条。
陈先达先生的话是说给“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听的。他指出，要有出息必须创新，要创新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切工作最后要落实在创新上。只有提出了新思想，帮助人们解决了现实问题，哲学才能得到人们肯定，充满活力。不能创造新思想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是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充其量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解释者、宣传者。就个人而言，有没有出息是哲学家自己的事，就整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有没有出息就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兴衰。
振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求大家人人争做“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面向生活实际，大胆理论创新。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出路。这与重新解释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中的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思想资源；反过来看，在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中产生的对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的需要,又为人们重新理解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启示。只有立足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创新，才能创建出新的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