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3:03:03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1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作者:宝力高单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满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2

   一、什么是政治哲学

   什么是政治哲学?在现代,政治哲学形形色色,彼此有着根本差异。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概括为两派:即“不作正面回答”,我们把它叫做否定派;“正面回答”,我们把它叫为肯定派。否定派与肯定派仅仅类似于人为约定的定义。

   否定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分析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关系。否定派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政治哲学:一种是特殊的政治生活理念、纲领、主义;另一种是分析政治事物本性的哲学,或者直截了当说,就是哲学的分支。对于这后一种政治哲学来说,“如果不能理解人类社会的自然,就不可能理解人的自然”。这种政治哲学诉诸自然而然就是公正的东西。闭在很高层次上,就是智慧。

   若说,智慧乃是完备或整全目的论的而非部分的知识,那谈智慧就太奢侈了。每个想要谈论智慧,或者想要让这样的谈话能够带来益处的哲人,自然都必须假定一个前提,即他自己并不智慧,也就是要有意地表现出,他认为自己是不智慧的。苏格拉底的知识是关于无知的知识。“无知的知识不是知识,它是认识到真理和整全难以捉摸这一特性”。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有意表现出自己不智慧,那么有一个答案会首先跳出来,这个答案是政治哲学的。因为它认为,不表现自己很智慧,是更保险、也是更聪明的做法。例如,在某种弱者和强者的权力分配极不公平的环境中,弱者自认聪明很容易让强者火冒三丈,乃至丢掉身家性命。

   与此完全一致的是,如果深入分析与政治的知识相关的概念,会发现前一种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历史具体的政治学说、教义、理论、观念、方案、意见、信念、行为科学,等等,还有今日的所谓公共哲学。它是公众化和平均化的精神政治话语,是维护公共秩序的哲学。

   因此,否定派把政治哲学中的一种等同于某某“主义”、“世界观”、“信仰”之类的东西,甚至把政治哲学等同于“公务员考试哲学”或“朝令夕改政策申论”。它的特点是把智慧打折当做概念,或者把智慧当做智术。一句话,把智慧当做许许多多的“主义”、“世界观”、“信仰”之类的东西。阿尔都塞把它们定义为主体的话语。它们是区别于没有主体的话语即关于科学的话语。因而,否定派说,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对于否定派来说,事实上,现代人虽然“主义”、“世界观”、“信仰”样样齐备,却弄得自己不知道是非对错、正义非正义,以至现代人不得不承认,只有神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否定派来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容忍多种多样的世界观,却既要强化一种特定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强调与时俱进。这等于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永恒真理,却又承认永恒真理也会变老,也会死。

   从否定派的角度看,政治哲学说到底被当做一个梦或不可理喻的东西。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是孤独的梦想者。梦可以做得很美好,但不管怎么样终究还是个梦。否定派的这种比附旨在告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顶“帽子”,一张会变脸的“面具”。在政治和哲学理论的教学中,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以及区分提高政治素质与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不同。

   第二,分析了政治知识与政治意见。否定派认为。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有“知识”和“意见”的区别。在古典世界中,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识”都有“意见”成分。或者说,古典的政治哲人会有意使自己的观点适合同时代人的普遍可接受的“意见”(譬如,法律);但是现代世界由于受事实与价值之分的诱导,认为所有名副其实的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意见”纵然具有现实性,也不再是知识。因为“意见”会随时代而改变,易受情感左右。例如,我们常常说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它宣扬对无产阶级的爱,对资产阶级的恨。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也有某种“价值偏爱”。否定派对此的主要异议大概在于,爱恨乃是一种神秘的人类弱点。如果马克思哲学是严格科学的话,它就不能特别偏爱无产阶级。否则,会影响自己科学的声誉。至少在讲坛上,马克思哲学就可能会被人为地杜撰“事实”,也可能易于制造各种各样的政治神话。

   对否定派而言,激进社会主义就有一种政治神学——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政治教诲。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韦伯的“去魅”(去“领袖魅力”)的思想曾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想改正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首先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只看重领导人会表示什么样想法行事,而是必须尊重社会所依赖的民间智慧(意见)——意见尽管不可靠,却是人类社会的命运;不要天天不断的你唱我和的大吹大擂,说现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至少,按照否定派的观点来看,如果说马克思哲学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称得上是“科学的”(或更准确地说,一种经过系统研究而获得并被表述为一般规律的知识系统),那么它的本质必当是批判方法的思想。反过来说,一种自由的思想方法以充分理解的批判方法为前提。

   第三,关于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眼。从这个角度看,否定派似乎是受“科学性的惬意梦想支配”的人。他们认为,凡是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都与意识形态煽动的目的挂钩。证据有三点。一是无论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怎么样地千差万别,但它们总是相互攻讦。因为,它们都是意见,以某种方式隐含评价原则,它们都有某一帮派或政党的标签。自由主义之政治哲学中出现的现实表明,政治生活中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思潮和倾向相互并立地起着作用。譬如把自由、平等分成不同的党派。在法国,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南;在英国,工党突出平等,保守党鼓吹自由;在美国,民主党侧重平等,共和党则坚持自由。政治哲学被萎落为政治的党派斗争,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萎落到经济利益斗争的这个层面上,并且因此变成真正特殊的意见:排除一种意见,植入另一种意见。二是在政治哲学讲坛上,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发出声音,众声喧哗。否定派感觉到每一种声音都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教条:比如说,上到“政治哲学”告诉你应当如何;下到政府简单地通过法令颁布谕令乃至居委会老太太黑板报的宣传张贴。否定派把这类东西当做神志不清的东西。因为它们背后都有党派立场。三是否定派或许因为把跟政治事物的本性毫无关系的事情扯在一起。因此,他们可以方便地宣告没有政治真理可以寻求。对于政治哲学的讲坛来说,这意味着,老师们应该去讨论学校如何跟学生签订协议,学生自杀学校可以免责,而不要去讨论“人应该如何美好生活”之类的问题。应该告诉学生去拒绝使用政治意见,不能赋予“大词儿”过高的特权。

   因此,如果按照否定派的原则,那么,政治哲学差不多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它是社会工程建筑的蓝图,由不同个性的社会建筑师设计。否定派告诉我们应该从意识形态的相互攻讦中抽身出来。揭露一切政治信仰,彻底还其本来面目。在否定派的心目中,我们过去时代的许多信仰,说白了,就是对人民进行“洗脑”加“愚弄”。当把照亮人民黑暗的“火把”当成“太阳”,看似明白,本质上却分不清那照亮人民黑夜的是“火把”还是“太阳”。所谓的“科学理论”,也绝不仅仅是客观的命题。而是种种打造“主义”的高帽。否定派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哲学真的已经声誉扫地了。

   从我们的角度看,否定派说出了什么东西不是政治哲学,但它没有说出什么“正确的东西”是政治哲学;它只是证伪,而不是证实。这种对政治哲学的否定,当然会造成一定现实的和理论的混乱。

   现在谈肯定派的回答。它是什么呢?这一问题我们作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关于说“不”与说“是”的区分。哲学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只能说“不”,而从不说“是”。事情真能这样吗?这是一个值得检验的问题。我们只是提出一点:没有任何科学能够单单在说“不”的范同内;它也必须通过说“是”来证成。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是”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同样也没有什么“不是”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这说明,对政治哲学说“不”,实质上暗示一种“是”。说“不”是批判,是划清界限并澄清前提。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对政治哲学概念的证成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应如何看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定义。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的实质内容首先看做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当我们思考“好公民”、“好人”这些词的含义时,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概念的实践意义就得到最为清楚的展现:“做好公民的含义完全取决于政治体制”,但“好人的含义时时处处都相同。好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等同于好公民——最好的政体中”。若要辨识施特劳斯的好人观念,其理智能力不能限于某一传统或随时随地变化的标准。我们公认施特劳斯是政治哲学家。其原因也在于,他可以算是进行政治哲学证成的肯定派。可是,奇怪的是,在施特劳斯的着述中,我们并不能够满意地找到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定义。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3

从考查内容方面来看,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考查的主要是关于《生活与哲学》中的内容,很少考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如果命题者想借用古诗词或成语考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那么在设置试题时多以古诗词或成语为引子来进行考查,即古诗词类的内容只起辅助作用。从考查形式方面来看,政治选择题的形式一般是题干+设问+选项。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的题干一般由古诗词或成语组成,在这些古诗词或成语中,一般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生活与哲学方面的原理。设问一般是考查题干中给出的古诗词或成语体现的哲理,设问中一般用“揭示”、“说明”、“体现”等指向性的动词。选项也就是有关哲学道理的叙述。从考查目的方面来看,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能综合考查考生运用《生活与哲学》《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对古诗词或成语进行领悟和鉴赏的能力。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考查的内容来源于教材但又不局限于教材,注重考查考生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

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题干中给出一句(个)古诗词(成语),下面四个选项中给出的是哲学道理,让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与题干中的古诗词(成语)蕴含哲理相符的一项。另一类是题干中给出一句(个)古诗词(成语),下面四个选项中给出的也是四句(个)古诗词(成语),让同学们找与题干中的古诗词(成语)蕴含哲理一致的选项。第二类试题的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知道题干中古诗词(成语)蕴含的哲理,还要一一弄清楚四个选项中古诗词(成语)蕴含的哲理。

一、常见的古诗词及其蕴含的哲理

1.“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2.“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矛盾具有特殊性,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受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制约。

4.“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5.“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6.“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看待一个事物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7.“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8.“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9.“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10.“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同一事物人们的反映有差别。

11.“冬青树上挂凌霄,岁晏花凋树不凋。凡物各自有根本,种禾终不生豆苗。”――事物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

二、解答技巧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解答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的一般方法:“三审”(即审题干、审题肢、审题干与题肢的关系)“三排”(即排误、排绝对、排重)法。掌握以上一般的方法之后,同学们还必须掌握解答这类试题的特殊方法。了解特殊方法之前应先知道这类试题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涉及政治和语文两个学科的知识,是一种综合性试题。正确解答此类试题的前提是同学们要有较好的语文功底,借助语文知识来正确理解和把握古诗词(成语)的含义。所以同学们在平常的学习或复习中要加强对这方面的训练,提高对文言文阅读和诗词名言的鉴赏能力。能正确理解古诗词(成语),还不一定能够选出正确答案。最重要的是,还要熟练掌握、理解哲学知识,找到古诗词(成语)与哲学知识的结合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4

【关键词】政治哲学社会发展重要性

快速

一、政治哲学对人类发展贡献的重大意义快速

在21世纪在这个生活节奏紧张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只知道把人生目标确定为名誉、财富、地位;鲜少有人会停下忙碌的步伐去关心政治哲学,去认真思考人生与政治的关系与价值。例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的体质是什么?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本质是什么?自由、平等的价值何在?因为这些政治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在大多数人眼里都属于“无所事事”者的智力游戏,没有现实价值和意义的;即使它们有价值,也是需要社会长期的关注和投入。既是如此,它们就应该是“思想家、学者、大人物、聪明人”的事,与普通人、小老百姓无关。

然而,深废思考后笔者发现;政治哲学关注作为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元素——国民和国家;它关心公民的权利与幸福、国家的权力与义务。它是人类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践的精神指南,能让我们在批判与反思中深刻的探索政治的真谛,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国”。因而自从有了政治生活以来,政治哲学象一块宝石一样吸引着那些智慧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波伏娃、罗尔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任何人都体会到政治哲学打开心灵枷锁、释放政治智慧与自由光辉的那种强大魔力。

政治哲学绝对不是“无用之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形容政治哲学的魅力。政治哲学如同一种满各种各样果树的果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和其他传统的政治哲学就如同一株株枝繁叶茂的大果树在果园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而这些思想的精华都曾为我们人类政治文明推进披荆斩棘。以下就是作者对政治哲学的功能、价值、意义的一点简单感悟。

二、政治哲学的无限动力

政治哲学在我国社会前进中的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光芒四射。长河里有着5000多年的光辉曲折历程。

虽然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而且在一些普通中国民众的眼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钱不值”;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软弱无力,没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威风凛凛”。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哲学集知识、道德和信仰、教化、治家、治国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成为政治家和学者的法宝。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说:“我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也就说明,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侧点不一样,中国政治哲学的人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要求也很高。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一直依托于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学。

在传统的中国会社会,儒家的政治哲学影响最为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人类的道德性及其逻辑。儒学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是政治哲学,从而展开他们认识人性与天下的学习之路。幼年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性”。慢慢地长大后,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浅入深。成年后再去实践“修、齐、治、平”的梦想。现在“四书五经”已经被很多人看做是“迂腐、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真相未必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坚实的儒家特色的政治哲学基础——人性善、世界可以被认识和改造“道”。儒家思想与生活密切相关,是“入世”性最浓厚的思想,同时它特别强调政治和管理的价值。孔子被誉为“世代文人表,万世帝王师”,北宋宰相赵括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而法家“人性恶”的“悲观”政治哲学第一次关于人的欲望和需求分析得非常透彻。与西方历史比较对“人性恶”的正视,积极作为不同,它在先秦试验的效果不是很好——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惧、排斥,并在政治上引发危机。但经过修正,封建政府把“法家政治哲学”作为实施法治、制定系统规章制度的理由。法家与儒家政治哲学开始联手,法制与道德从此成为中国政治管理形式外儒内法而治社会。对普通人而言,如果不愿意遵循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苍生为已任”人生追求的行动指南,也不愿在法家的束缚下生活,那可以在道家那里学习“顺性自然”与“无为而治”的逍遥,感受老子、庄子绘制的世外桃源般的自由与惬意。

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饱受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冲击。国人一方面敞开心扉积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继承,应用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哲学成为辛革命与中华民国的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代个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法宝。

总之,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常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政治哲学让人们不断思考和探索、为创建政治“理想国”做知识准备。在科技迅猛发展地进入21世纪,对梦想着“地球村”与“和谐社会”的每一个政治家而言,政治哲学就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法宝。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政治哲学简史》新世纪界出版社.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5

[论文关键词]法学思维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

政法不分家,自古以来,法学和哲学、政治学的发展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学说的变化会使法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产生变化。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人不但要求有哲学的高度性、抽象性来统观全局,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要求守法、懂法,运用法律来为民众生活、生存的合理、正义、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这就需要对从事和学习这一工作的人具有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的思维。哲学思维和法律的运用性和实践性结合起来,既有哲学思维的抽象性、深邃性,又有法律的具体性、运用性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它对当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建设乃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开展相应工作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法律思维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它研究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吸取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本学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

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是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从深层次看,法律思维始终为维护法治而存在,有学者将法律思维概括为: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判断结论总是确定的,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等。虽然法律思维过程难免有非理性因素,但从其总体要求和规定性来看属于理性思维。

法律思维的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法律意义。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需要实践的磨练。法律思维不仅仅对法律人有意义,普通人学会法律思维,也会大有裨益。

二、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性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三)企业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思维方式能够运用于教学工作中,同样,也可以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产生显著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除了从事教师这一行业外,多数在企业从事服务与管理工作。当今世界,法律知识渗透到企业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企业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企业风险程度和预期利益的估算,如何平衡企业法律风险与经营收益之间的关系;企业员工的权利与义务,工资与福利、休息和劳动时间的规定;企业与其他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责任的划分等等一系列行为,都离不开法律思维的运用。法律思维不仅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提高员工的责任意识,继而通过企业管理规范化流程,合理分配任务,建立企业内部轮廓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奖罚分明的制度管理体系,达到企业管理的合法性,引导企业识别管理后果,法律思维渗于现代企业管理事理逻辑,提升企业理性思维,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管理科学性、决策果断性,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

三、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法哲学是法学研究中的基础学科。它以两种方式实现其价值、功能:首先是对法的基本概念、法的构成模式、法的价值、法的本质、法的渊源、法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论题进行学理诠释,由之为部门法学者、法官、律师提供研究和判断的依据;其次是建构或设计法的世界观,为民众生活、生存的合理、正义、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的皈依。这两种方式其实即是法哲学永久性的目标和追求。法哲学的建立必须具备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条件。只有具备了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才能将法哲学的认识对象提高到真正的普遍形式。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对于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注意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在教学中,一方面注重哲学思维的培养。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运用经典案例进行案例分析,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和法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通晓法律常识,明确权利、责任、义务,运用法律基本理论、基本法条来解决具体问题。

同时,还可以改革哲学、法学课程的考试方法,把口试、笔试、课堂讨论、心得体会、社会调查报告、参加社会实践、撰写哲学、法学论文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形式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6

摘要:“洞穴比喻”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重要内容,它揭示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思想,但是这一比喻也有一定的隐含意义,本文试图运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重读这一比喻,分析哲学与政治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紧张关系缓和的可能性。

关键词:洞穴比喻解释学方法哲学与政治紧张关系

一、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

列奥·施特劳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解释学家,他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上,被称为经典解释学。与当代哲学解释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不同,在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上,施特劳斯坚持认为,过去的思想家的意图远比传统所理解的更为复杂,我们不能用过分简单化的观念来对待作者的意图,应该贴近文本,“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

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主要包括了矛盾法则,紧贴文本,文学形式,整体和部分等,他通过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坚定的回到哲学的开端,他的解释学关心的是现实的问题,探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政治哲学就是通过教育引导有潜质的人通过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他的解释学方法是在现代性立场上的回归,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洞穴比喻”的隐含意义

对文本细节的高度重视,是施特劳斯解释学的一贯主张,对于我们阅读和解释文本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细节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含的问题并有所思考。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始,提到了著名的洞穴比喻:有一些从小就被捆绑在洞穴中的囚徒,他们只能看到洞壁上的火光折射出的外界事物的影子,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挣脱锁链沿着火光的指引走出洞穴,第一次看到阳光下的真实的事物,他慢慢适应阳光的照耀,先看阴影,再看事物本身,之后仰望天空,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最后“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他的真相了”。

囚徒走出洞穴的过程是灵魂的上升过程,这样的过程造就了哲学家,面对美好的理念世界,哲学家不想再回到洞穴那个黑暗的虚假世界中去。柏拉图认为我们人类就是洞穴中的囚徒,只能看到感官呈现给我们的各种具体事物,却不知道它们不是真实的东西。哲学家离开洞穴认识到了“善”之后,柏拉图反复强调他不愿意再回到洞穴促使全体洞穴囚徒的灵魂的转向。而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强迫”,强迫哲学家做哲学王,从事治理国家的政治活动。

认识到至善的哲学家为什么不愿意回到洞穴实现全体囚徒的灵魂转向呢?统治国家的生活是政治生活,认识理念世界的生活是哲学生活,在柏拉图看来,更善的是哲学生活,洞穴可以看作是现实的政治世界,而理念世界就是哲学世界,重返洞穴是洞穴比喻中的重要一步,可见哲人与洞穴或者说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运用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我们看到了洞穴比喻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与政治的紧张,那么哲学与政治是否有结合的可能性呢?二者的矛盾是否可以缓和呢?

三、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及其缓和

苏格拉底的悲剧很好的印证了哲学生活与政治活动的冲突,哲学家理想中的哲学生活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存在着差距。这不仅关乎是否可追寻到哲学真理,如真理事实上不可知,而且也关乎真理是否可被大众接受,例如不可知的、怀疑的真理对于大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无法以哲学家的态度来理解。哲学家探寻真理的危险所在、政治家之所以重要、政治哲学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们揭示这一困境。

在阿里斯托芬看来,哲学破坏了政治生活,作为回应,柏拉图认为,哲学的确会渴望绝对,但政治生活不仅同样渴望绝对,并且导致这种渴望愈演愈烈,以至于政治强迫哲学服务于政治目的。哲学本来可以缓解人们对绝对的渴望,但政治却破坏了哲学的这种能力,甚至迫使哲学去加强这种渴望。

在《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说:“哲学家服务于其城邦,甚至服务于好城邦,不像其追求真理那样是处于自然倾向,处于爱情,而是处于强迫。”由此他分析只有哲学生活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远离了哲学生活而热衷政治,就会陷入洞穴的黑暗之中,这是哲学家难以接受的。因此只有强迫才能使他们重返洞穴,从事治理城邦的政治生活。

虽然哲学与政治存在冲突,但从柏拉图哲学的主题来看,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有其缓和的可能性。哲学家在城邦中处境艰难的根本原因是哲学家掌握的知识与城邦意见的对立。城邦生活的基础是道德、习俗、宗教等等,这些都是由意见构成的。哲学家改造城邦必然是用知识取代意见,这等于是摧毁城邦生活的基础。启蒙和解救限于悲惨境地而毫无自觉的人,乃是哲学家的公民义务。

施特劳斯在《哲学与法》中提出他著名的“第一洞穴”和“第二洞穴”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要首先打破人为洞穴,摆脱所谓科学世界的束缚,回到前科学的政治世界中去,回到自然洞穴,进而才能够从洞穴内即“意见”世界走出来,运用知识的方法而非意见的方法去追寻真理。

哲学与政治冲突缓和的可能性,即突出政治哲学的作用,哲学家在政治生活中需要推动哲学与政治冲突的解决以及二者相互融合。柏拉图认为存在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二者通过某种途径得以融合,这就需要哲学家拥有智慧的同时掌握政治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很好的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结合,这也是哲学王为何可以成为理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阐释了理念论思想,论证了“哲学王”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重新解读,它也揭示了哲学和政治存在的紧张关系及其缓和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郑兴凤.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J],现代哲学,2004.3

[2]郑兴凤.施特劳斯解释学方法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5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4]陈志伟.哲学与政治:柏拉图《理想国》的一种新的解释视阈[D],陕西师范大学,2005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7

关键词:高中政治学科知识渗透时事政治德育教育学习兴趣

一、用政治特有的魅力感染高中学生

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高中政治学科

高中生入学前已经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接触并学习了很长时间的政治课,然而抽象难懂的理论知识和被动机械的学习方法却让大多数学生敬而远之。“枯燥、乏味、抽象”早已成了政治的代名词。与初中政治相比,高中政治的知识容量更大、难度更深、理论性更强,在讲解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向他们灌输德育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所以很多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这就需要教师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尽早适应高中课堂。

2、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实用”、“好玩”是喜欢政治的学生对这门学科很中肯的评价,而对待那些对政治不“感冒”的学生就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去深入了解自己的学生,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让他们感受到政治课堂的魅力。

“政治教学生活化”是近几年政治教师的理想目标,我也一直在尝试,效果的确不错,很适用现在的高中学生,在课堂上,我们有时一边听着LadyGaGa的歌一边谈着美国的通货膨胀,也曾借助《碟中谍4》聊了聊普京的大选,或者模拟一个市场让学生拿着虚拟货币来感受商品惊险的跳跃。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在生活中感受政治的知识,在聊天中传递抽象的理论,通过不断的创新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感觉政治课过的太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就下课了。

3、文理分科后树立文科学生的自信心

“学不明白理科我才学文”是很多文科生的自卑心声。自卑源于缺乏自信,作为一名文科班主任,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是文理分科后班主任的首要任务,要让他们知道“敢学文证明你比别人更勤奋,更能吃苦,领悟能力更强!”“‘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句名言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文科生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考公务员时文科生的优势非常明显!”通过这些语言上的激励和平时的渗透,学生在两个月左右逐步摆脱了原来的思想,真正投入到文科学习中,而这种思想的转变对于政治学科教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但学生政治学科思维的真正形成还得到高一结束。

二、时事政治与课程内容相融合

1、关注时事政治的必要性

“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早已不适应现代学校教育了,但因课业量较大或关注程度不够,也很少有学生能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时事政治是高中政治非常重要的内容,语文和英语学科的阅读及作文也时常提及,考试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作为一名高中生也应该时刻关注时事,做一名时尚潮人、与时俱进。[3]

2、课堂中的新闻与新闻里的教材相融合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有时会出现比较枯燥的知识点或者很抽象的原理,学生学起来必然索然无味。教师可以在教学目标的指导下适时的引入一些时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掌握教材,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处理教材,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用精炼的语言准确的传授基础知识,揭示知识内在联系,教会学生在体系中把握知识。[4]再次基础上,合理利用课本事例,恰当引入时事。从而使政治课教学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教师也可以在讲解习题时,遇到材料引入时事,这样可以加强学生的记忆同时也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如果遇到国内外重大事件,教师可以给学生10分钟左右讨论,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再由教师引导他们与教材相结合,这样可以更好的突出时事政治的时效性。

三、在生活中注重对哲学思想的渗透

“你想变得聪明吗?那就学哲学吧!你想变得再聪明点吗,那就继续学哲学吧!”这是我还没有讲哲学时对学生说的一句话,当时被他们戏称我是“哲学代言人”和“托儿”。高中政治学科中,哲学是最抽象也是最难理解的,在绝大多数学生的观念中,一提起哲学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高深玄乎、神秘莫测,他们总是认为哲学是那些哲学家、思想家去研究的,不是高中这个阶段大家能接受和进行探索的。[5]

高二文科学生初次学习哲学教材大概需要四个月的时间,刚开始的入门阶段最为困难,教师需要用大量具体的事例来讲解抽象的哲学观点,但仍然有不少学生学习一遍哲学教材后不知道它是什么,但集中学习时间毕竟有限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哲学思想的渗透,让学生真正的明白“生活处处有哲学!”

为了让学生感受到哲学的魅力,我经常准备一些诸如孔子、老子及孟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中外著名的哲学家的小故事,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能够感知哲学的有趣,至少没有排斥哲学。

学习哲学未必都得在政治课上,为了让学生把抽象的哲学原理理解消化,我在平时也借用一些身边的人或事引出哲学观点。[6]比如:去年冬天,我班一男生穿得特别少,他对我说:“老师,我太冷了!”我马上说:“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你应该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及时增添衣服。这种生活哲学的例子举的多了,学生自然就不会觉得它很陌生。

四、政治学科教学中注重德育教育

1、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说明古代的教育首先是注重德育,然后才是专业技能的学习。在我国,德育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德育工作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部分。所以学校德育工作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

高中思想政治的教学特点在于教师在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进行德育渗透工作。[6]此门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初步形成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人生道路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提高参加社会实践能力,思想政治课是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思想品德教育的必修课,是中学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总之,高中思想政治课在中学德育工作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道德建设、德育工作要关心的问题,也必须引起高中思想政治课的高度重视。

2、课程内容渗透德育工作

在高中政治教材中有很多知识都渗透了德育工作,比如在《经济生活》中我们探讨企业成功经营的因素,其中一点就是企业要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在讲解这个知识点时,很多教师就借此向学生渗透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学习公民的政治性权利和义务这一课时,我们又向学生渗透作为一名高中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讲解《生活与哲学》时,通过“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等哲学原理的学习,又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形式主义等等。通过课堂上的知识渗透在提高学生科学文化修养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

高中政治因其理论性较强,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多种创新教学方法,正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回答问题,并会学以致用,通过潜移默化的学科渗透办法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焦晓骏.教师的智慧.2007年福建教育出版社.

[2]石仲荣.试谈高中政治教师应当具备的素质.2011年第四期教育科学周刊.

[3]陈利勇.高中政治教学应从基础年级引入时事政治.2010学知报.

[4]韩艳丽.中学政治教师的语言特色.2010年学知报.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8

一、法律思维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它研究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吸取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本学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

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是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1]从深层次看,法律思维始终为维护法治而存在,有学者将法律思维概括为: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判断结论总是确定的,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等。虽然法律思维过程难免有非理性因素,但从其总体要求和规定性来看属于理性思维。

法律思维的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法律意义。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需要实践的磨练。法律思维不仅仅对法律人有意义,普通人学会法律思维,也会大有裨益。

二、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2]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性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三)企业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思维方式能够运用于教学工作中,同样,也可以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产生显著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除了从事教师这一行业外,多数在企业从事服务与管理工作。当今世界,法律知识渗透到企业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企业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企业风险程度和预期利益的估算,如何平衡企业法律风险与经营收益之间的关系;企业员工的权利与义务,工资与福利、休息和劳动时间的规定;企业与其他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责任的划分等等一系列行为,都离不开法律思维的运用。法律思维不仅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提高员工的责任意识,继而通过企业管理规范化流程,合理分配任务,建立企业内部轮廓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奖罚分明的制度管理体系,达到企业管理的合法性,引导企业识别管理后果,法律思维渗于现代企业管理事理逻辑,提升企业理性思维,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管理科学性、决策果断性,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

三、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法哲学是法学研究中的基础学科。它以两种方式实现其价值、功能:首先是对法的基本概念、法的构成模式、法的价值、法的本质、法的渊源、法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论题进行学理诠释,由之为部门法学者、法官、律师提供研究和判断的依据;其次是建构或设计法的世界观,为民众生活、生存的合理、正义、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的皈依。这两种方式其实即是法哲学永久性的目标和追求。法哲学的建立必须具备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条件。只有具备了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才能将法哲学的认识对象提高到真正的普遍形式。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对于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注意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在教学中,一方面注重哲学思维的培养。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运用经典案例进行案例分析,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和法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通晓法律常识,明确权利、责任、义务,运用法律基本理论、基本法条来解决具体问题。

同时,还可以改革哲学、法学课程的考试方法,把口试、笔试、课堂讨论、心得体会、社会调查报告、参加社会实践、撰写哲学、法学论文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形式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9

关键词: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政治哲学;伊斯兰思想;思想史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着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着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着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着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1]2图斐利的着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着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着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着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着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古兰经》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着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着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哈义?本?叶格赞》作为政治哲学文本,主要由九部分构成,其中有六节阐释自然生存的观点,这足以表明图斐利是倾向于自然论的,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揉进了他的自然生存论,认为特殊的发酵大泥团在领有了精气或元气,就会生出新生儿,而这元气“源源不断地、大量地从至高的真主那里溢流而出”[1]35。图斐利用伊斯兰教的真主取代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即万物从能动的真主那里溢出来。从表层上看,他的这种对万物和人的生成的解释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真主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当然,他的这种解释也是基于如下忧虑:“如今随着人的这个形象的强化,余者将日趋消失。人独树一帜,以它荣誉的光华烧尽前进道路上的企及者。”[1]36图斐利以显白的教诲教导人们,要坚信和遵奉伊斯兰教,否则这种政治社会秩序将会土崩瓦解,哲学将会随之而消失。他的忧虑潜在地隐含着对当时因教派之争所引起政治混乱的一种批判,正是由于那些所谓的教义学家(即政治家)才使政治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中,而政治哲学家则是“清明与温良”的,因为他知道如何教导人们,知道运用什么样的教诲,知道自己生存的根基是生活世界。政治社会是生活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颠覆政治社会,而是通过隐微的教诲来教导潜在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依靠“机遇”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从而建立良好的政体,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图斐利以隐微的方式给少数哲学家提供了一种古希腊目的论宇宙观,这是一种智性思维的结果。在图斐利看来,哲学家通过智性思维活动同样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上帝()在图斐利的哲学语境之中类似柏拉图的上帝,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上帝,这显然不能与《古兰经》中的真主相提并论。

在《哈义?本?叶格赞》中,图斐利以精妙的语言阐释叶格赞这个新的生命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他写道:哈义?本?叶格赞依靠对外在世界的感觉、观察、学习,不仅使自己生存下来,而且学会了思考和保存自己的方式,如在羚羊生病时,他就开始思索与寻找羚羊生病的原因,是器官?是血块?都不是。于是,他模糊意识到是一种在身体中又不是在身体中的那个东西。又如对火的认识与思考,使他的模糊意识明晰化,火意象性地表明人的理性觉醒。在图斐利看来,当人的理性觉醒时,人会对宇宙、生命等现象及世界统一性做深入地思考。如叶格赞对感性世界的思考,当他与自然相处时,就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了经验性的分类。他既看到了事物的变化运动与静止,又看到事物的统一与多样,并根据这些现象,追寻发生者的缘由,当他认为“找不到一种不育新,不依赖的行为发生者的物体”[1]74时,叶格赞就转向天体,最后他洞察到“整个天体中的星星轨道包括其中的一切物体都是个整体,彼此相联浑然一体”。[1]78那么整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世界在时间中产生,是从无到有,那结论必然是:若没有一个动力因的作用,世界决不可能自发的产生。”[1]80那么这个动力因是什么?是原动力,是独立于物体之外并脱离他们的力量,它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古兰经》指出:“当他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哈义?本?叶格赞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无限完美、超完美的被选择的原动力,这就是“……天地间微尘的事物不能远离他,比那更小和更大。”他是慷慨的、最仁慈的、是美好、光辉、能力、知识。“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叶格赞“热切地向往着这个创造者,他的心完全放弃了对被感知世界的思考,统统被上层的精神世界所吸引。”[1]87叶格赞正是这样“诉诸逻辑的方法,找到了事物本质和产生的原因。”169

叶格赞通过摒弃天然障碍,达到全身归一、彻底湮灭和真正的结合,看到了最后的无形天体有一个脱离物质的精髓,“看到了那超越物质世界的天体的精髓和最高天体所有的一切超绝的完整、光明和美妙,这简直无法以言语文字和声音来表达,他看到了至尊的第一存在的精髓,感到无限幸福,极为欢乐和喜悦。”[1]119“他也在自身的精髓以及与他同处一级的那些精髓中看到无限的美妙、光明和幸福。那是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从未进入人类中心,只有达到大乘,进入自我意识的人才能描述,才能理解。”[1]121而“每一个精髓都具有眼不曾见过、耳不曾听到、人类的心不曾想过的、沐浴着整个形成和衰退世界的美妙、光明、幸福和欢乐。”[1]120图斐利假借哈义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苏菲主义思想,他说“苏菲派元老及其教长吉尼德临死时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感觉到真主存在的时间,不要放过!真主至尊!’——受戒祈祷吧!”[1]93图斐利试图采用这种方式,将希腊的科学和东方的智慧融会贯通,以便创立一种关于世界的新学说。他意识到现代哲人欲借内外感觉来认识世界,其结果使人沉迷于对物质的追求,导致罪恶的产生。他认为,能够拯救人类堕落之路应该是一条永远纯洁的、精神的道路。

图斐利构造了哲人下降到洞穴的图景,他让自己的哲人叶格赞结识了来岛上修行的艾萨里,当叶格赞了解到艾萨里原来所住岛上的情况时,犹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走下高山一样,决心到世俗生活世界中去,“到世间去,为他们阐明真知”[1]137,但当两人来到艾萨里原来居住的岛上,并给人们讲解哈义?本?叶格赞所领悟的真理时,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它。事实表明,民众无法认识抽象的真理,只能以可感的比喻给他们以启发和揭示。看到此种情形,俩人重返小岛,“在岛上崇拜真主,直到死神降临。”图斐利以此暗示哲学下降到洞穴,哲学是无法被人们所接受的。在伊斯兰世界里,难道哲学只在于成就哲学家成为“完人”吗?

图斐利最后写道:“我们没有将菲薄的书页中的秘密全部点破,只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在可以了解其真谛的人面前,这层薄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撕开,但对那些无能者,它确实如此粗厚沉重,无法穿透。”[1]145这恰恰说明了《哈义?本?叶格赞》不仅是写给民众看的,也是写给少数哲学家看的,它需要人们精心研究,悉心体察图斐利的写作意图。图斐利以隐晦的表达方式,让少数哲学家明白,他是使用了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写作手法,暗示学者在研习他的着作时不要被文本浅层表面的东西所蒙蔽,而要力图体悟他的最终意图,以作者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作者的思想。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之所以用这种写作手法的初衷,“各派囿于眼前所得而沾沾自喜,各派都喜欢所奉的学派。他们把各自的神[文秘站:]作为自己的爱好,把所崇拜的是为自己的意欲。他们不顾生命为捡拾俗卉的浮华尊贵,贪恋富庶,直至走游坟地。一切训诫对他们都无能为力,任何山岩也无法打动他们的心,争辩只能增加他们的固执任性,聪慧睿智对他们是无缘的,因为它们已经淹没在愚昧的大海中。他们企求并得到的已像锈斑一样蒙蔽了他们的心。(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1]140图斐利指出:“我们违背了优秀的先辈们所使用的,尽量保存不多披露的方法。当代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见解,促使我们揭示奥秘,扯去面纱的工作易于进行,其原因则是当代散布的那些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陈腐的见解。这些错误观点传至世界各地,犹如瘟疫危害甚烈。因此,我们十分担心那些意志薄弱者,他们拒绝先知们的权力,一心效仿愚者的言行,把那些无知妄说看成是真知灼见。结果愈发喜爱、贪恋。我们深感必将这秘密的一个侧面展现在他们面前,把他们引向探求真知的坦途,以免重蹈覆辙。”[1]144可见,图斐利对民众有深刻的洞察,从他的话语中隐微地表达出,民众勿需启蒙,因为政治社会需要政治神学,需要统治,从而保证社会秩序有效运行。如果说哲学在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即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而这种私人的哲学活动恰恰不仅使哲学家得到保护,而且使他的哲学活动空间的自由度扩大。在哲学与律法(教义)的关系上,哲学家的隐退缓和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哲学并未丧失。

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到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就能获得真理,那么图斐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当人走出洞穴,在适应了外界之后,要靠自己的理性直观和体验。其实,当人走出洞穴时,他就已走向前科学和前现代,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当他这时回忆洞穴里所接受的认识或知识时,觉得它们是那么的荒谬。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认识就得必须重新开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真理。如果《理想国》的洞穴说是教导哲人走出洞穴,那么《哈义?本?叶格赞》是解决哲人走出洞穴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哈义?本?叶格赞》讲述了哲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在他真正认识了世界与宇宙之后,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不会走向独断与怀疑,才能克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所导致的片面性。如果哲人从洞穴之外回到洞穴里,这对于生活在洞穴的人们来说是致命的,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是哲人的结局。《哈义?本?叶格赞》的哲人深知在何时才能运用哲学,深知哲学具有“颠覆性”的特点,所以哲人要把握好哲学实践的机运和情势。在哲人下到洞穴后,发现哲学与律法(教义)冲突时,不是用哲学去触动律法(显然这不同于现代启蒙哲学,不会将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比如今天的“主义”之类的)。因为“哲学,尤其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做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93。而哲学家主动隐退,恰恰构成城邦运行良好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哲学与律法取得了和解。哲学家的主动是基于政治的思考,图斐利对哲学进行这种政治思考就成为此文本的主题。

在文本中,图斐利所展现的问题,在后人们那里被逐一地证实:第一,人所观察到的,心里所想的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用文字判断绝不像用心来表达。”[1]114于是,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可以说的说清楚,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105;第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能认识任何事情。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充分论证了理性的限度,提出知识要为信仰保留地盘;第三,人勿需启蒙,意味着人必须遵从自然,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也会随之崩塌。18世纪启蒙运动与现代哲学证实了这一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法国进行了实施启蒙思想的伟大革命,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沉重的打击,并加速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使许多哲人为之震惊。为克服危机,许多哲人都相应地回到古希腊提取资源,而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独辟蹊径,从伊斯兰哲学家入手,对伊斯兰哲学家的着作进行了重新诠释,使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重见光明。就这样,伊斯兰哲学开始在西方引起人们的重新重视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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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篇10

当代新儒家耆宿牟宗三先生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见牟着《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书。)道统指儒家内圣之学,学统与政统则为外王之学。他的道统若是指的宇宙人生的最高与最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则不止中国有道统,西方或其他文化大传统也当有它们所信仰与坚持的道统。但牟先生显然把道统看成中国文化优良的特质,表现在宋明儒学(尤其是宋明心学)的道德形上学上面。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这是由于他把学统看成科学的传统而把政统看成现代民主政治。他的用意是批判中国历史上的现实的政治与学术,启发知性,建立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但他却认为这个建立是可以自道统的‘坎陷’中开引出来的。此即是他为学者所知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良知坎陷说’。牟先生的这个说法经过了多年的讨论、批判与正反辩驳,目前可说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良知坎陷’应该说是一个用意引起误导的说法。因为良知作为道德理性是否能够‘坎陷’,以及如何‘坎陷’都包含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正确的说法是道德理性不应该取代或掩盖知识理性的发用与运作,也就是说,牟先生说的‘道德的形上学’不能垄断一切,而应留下空间给‘知识的形上学’去发展科学知识。2在此理解下,我认为更深入的说法应是:为了开出科学与民主我们必须与应该反本归元,澈底掌握人之为人的本性上的知性与良知的双行发用,而不得有所偏倚,此即我所谓‘人性本体’之‘中’。但‘人性本体’之‘中’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平衡发展的过程,用传统儒家的话说,一方面是格物致知以求诚意正心,另方面又是诚意正心以求格物致知。如此方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对‘人性本体’之‘中’作出如下解释:‘人性本体’之‘中’就是人能执人性知意两端以见含容及超越两端之本体并以用于事与行,此即为‘用中’,也可以说是执人性之两端以求德智互用、仁智并进的全体。这种执中与用中的能力就是我说的蕴涵于知识与良知两者之后或其中的‘本体理性’。在‘本体理性’所开拓的空间里,科学与民主作为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交相影响与结合的成果都有它们应得的地位。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动态的相互损益只是一种整体系统中的调整关系而已。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像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3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五四运动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五四运动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份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份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4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5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注:这也是我多年用心之所在。)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19.7),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2)6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

更有进者,从这个问题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走向系统诠释、走向中西对话后的评价与问题建构,以及走向世界哲学与应用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将是中国哲学的潜力所聚。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指什么?很显然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不只一个,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范围所有问题。核心的意义是历史的根源性以及价值上的重要性,而此根源性及重要性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一直具有积极的主导与典范作用。但即使用此标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圈。凡是在这个核心问题圈的就是核心问题。基于此一理解,我在此可以举出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理解重建及发展的九个核心问题。我在此不拟细加分析,只是依照我的内在的分析以及已作的研讨工作与论述,以一定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综合评价所订的重要性次序排列出来。

一是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体证的宇宙论的源起、特质与经验基础。

二是 中国哲学的内部的学派分疏与整合,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问题。

三是 中国哲学中的基本存在、真实、价值概念等范畴与观点的分疏与统合问题。

四是 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及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问题。

五是 中国伦理学的分歧性、整体综合性与整合化问题。

六是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中国历史哲学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七是 中西哲学不同层次的对话、对比、沟通与融合问题。

八是 中西文化中的价值与抉择行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九是 世界哲学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的相互定位问题。

显然,这九个核心圈问题的提出是以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为潜在目标。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列举,但却是必要的列举。因为它与我说的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其次我并没有特别提出那一家或那一派的实际哲学问题。但我可以举出我所思考过的或论述过的中国哲学问题作为说明的例证,以为对此等问题关心的学者作为参考。

相应于一 我曾提出回归周易哲学以建立一体多元的思维模式与‘观的观点’的宇宙观与学,并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问题作了建构。

相应于二 我曾提出‘易之道’与‘道之易’的分疏以确认周易哲学与儒家及道家传统的关联与儒道两者之间的相互定位。

相应于三 我曾提出‘本体诠释学’中本体理性兼含根本有关意志与理性/道德与理智/价值与知识/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冲突与谐和/分疏与统合的辩证过程与结构问题,并探讨朱王哲学的一致性与完备性问题以回应牟宗三哲学。

相应于四 我曾探讨儒家哲学中的自我与自我修持的动态可行性及其限制的克服问题,并与西方犹基体系的超越形上学与神学的给与、付出与负担作一比较。

相应于五 我曾就中西伦理学发展史比较以作出融合德行、责任、功利与权利伦理学的整体化建构并借以说明儒学的发展潜力。

相应于六 我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特质,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作了评述。

相应于七 我曾就中西哲学中一切重大问题作了批判与分析性的对比与评价,涉及西方哲学家柏拉图、来不利兹、休谟、康德、怀德海、蒯英、海德格、德利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