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1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要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和内容。以往我们大都注重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幻想的政治共同体展开理论研究,而后把理论立足点拔高到共产主义的视野下,通过对“史前史”社会形态的综合批判,得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结论,由此把人的生存域境推向了理想的未来,这种逻辑理路其实是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误解。从内容上讲,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类解放运动,而不是固定的社会形态,以上所述的政治理论是把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定为共产主义的宿命论,显然违背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从方法上讲,将人类的真正解放寄托于理想的未来,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误解,犯了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错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经典创举,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式的思辨体系和理论脱离实践的理性构建,把着眼点放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得出科学认知,从而引导人们追求真实政治价值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践的、以人为目的、开放的论域,从历史唯物主义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内容,就要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把握好事实与价值、历史与价值的方法论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布拉·萨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硬核。不是马克思关于市场、哲学方法、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而是历史唯物论将马克思的观点与政治哲学中的其他传统区别开来。”可以看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政治理论中对历史唯物论是相当重视的。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直到今天,我们不应再去争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可能,而是要阐释其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否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研究对象中展开,这才是当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
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似乎人是站在历史之外,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如果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就会受其惩罚。这种解释模式一度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批判或否定历史唯物论的靶子。政治哲学家约瑟夫·克罗波西在评价历史唯物主义时指出,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体现出“以历史取代哲学便为以社会和经济取代政治和宗教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对马克思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设深表怀疑。面对理论的质疑,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澄清历史理论的合理性,而是深入历史理论中,探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如何在历史唯物论中展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得过于笼统,他们试图在微观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进行阐释,或采用当代的理论术语,或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剖析。这些研究对于突破旧有的解释模式具有启发性,同时也要检审这些阐释对马克思理论造成的各种影响,以防使其再次陷入理论误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自始至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阐发其政治哲学思想,以求突破旧式思辨体系,通过科学考察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达到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而且还在于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发展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时纠正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曲解和错误认识。
针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同人本道义的价值论域毫无关联的传统科学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强烈回应。人本主义思潮重在强调人的主体性,从历史发展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来把握人的主体地位,从主体性视角去理解人与外界的关系。卢卡奇强调历史发展的总体意识,提出“主体~客体辩证法”,他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自然抛到历史之外,认为历史仅是人与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世界的活动领域,而与自然界本身无关。我们看到,从这种历史观出发,他否认了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致沿着人本主义方向展开理论探索。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突出强调人的历史活动,彰显人的主体性维度,把人的问题放在自己研究的中心地位,并把自然统摄在历史之内,具有进步意义。另外,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来突显对人本身及其生存域境的关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体性因素和人本向度,可以说是对传统理论解释模式的反叛。
在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来解析马克思的理论,他们不满足于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大叙事,而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明晰性、精密性的概念和解析方法来解释马克思。有些学者在发展中扞卫马克思,也有些学者在解释中将马克思理论予以扭曲或否定。但是不可否认,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具有启发性,他们试图为马克思理论寻找微观基础和清晰的理论脉络,从而引起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反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安德鲁·莱文建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称作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重建、扞卫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最早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柯亨承担,他竭力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予以明晰澄清。在柯亨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他力图建构一种实用的历史理论,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详细的功能性解释,他的贡献在于突出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认为生产力是一个不断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柯亨在解释生产力时显示出独特的理论视角,他认为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创新在于他高度重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他认为这一区分是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作的决定性的概念革新,是他能够超越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基础。”虽然价值增值确实是在劳动活动中发生,劳动活动确实也创造价值,但是劳动本身不创造价值,是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的交换价值”是一个无意义的表达,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构成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柯亨的解释是有道理的,这样把人理解为多元性,人不是完全被动地服从生产力,但是为了生存需要,人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能力来满足多元性发展。人和生产力是并列的,人离不开生产力,生产力为人提供发展的动力,生产力也不是脱离人的孤立力量,人的劳动能力在其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柯亨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考察,既展示了历史事实的构成要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构成要素中引申出人本价值规范的政治哲学向度。柯亨的分析引起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素确实彰显出政治哲学上的人本价值意蕴,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界存在认知上的偏颇,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成为一种科学理论或机械决定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就自然被传统的科学理论解释方式长期掩盖起来。然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在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重维度密切关联起来。
在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黑格尔对历史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是受绝对精神所支配,是绝对精神及其自身演进的历程。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来行动,但是行动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计划的结果,仿佛历史有其自身内在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黑格尔认为这是“理性的狡计”,历史的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绝对精神有其自身固有的使命,牵引着历史的发展趋势,绝对精神最终将在自身运动中完成使命而返回并实现自身。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证性,但是并不满意历史是由绝对精神主宰的过程,这种唯心史观违背了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认为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从理论上来讲,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辩证运动过程。现实生活是最具体的表象,是最真实的实在,然而作为思维所要把握的对象,我们必须把它上升为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所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的理解,仅是抽象思维掌握具体的一种精神上的再现方式,但绝不能忽略了精神背后的实在。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问题/研究空间/思想创新
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往日的繁荣，日益被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什么？哲学家本人自然要对此负责，但“人是环境的产物”，依我看，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环境有关。这些年来它一直生活在夹缝之中，哲学家的人格被扭曲，空间也因此而被压缩，研究陷入困境并不在情理之外。造成困境的原因虽然有客观的一面，但走出困境的希望却在哲学家主观努力之中。从夹缝中走出来，天地宽阔。
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天”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地”是指中国以及世界当前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研究天，也要研究地，研究它们的结合——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解决现实问题作贡献。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几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时代提出的任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此很快提出质疑。上一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兴起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许多哲学家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其中已经包含着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见物不见人的批评。80年代中期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崛起，并且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新教材体系构想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面目一新。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固然与西方国家以及当时苏联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呼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需要并培养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计划经济建设的产物。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控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它的规律，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时代需要新的、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适应这种需要，张一兵教授1999年提出的“回到马克思”成为获得普遍反响的口号，哲学家们纷纷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是，至今已有八年过去，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面貌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以马解马、以恩解马、以西解马、以海(海德格尔)解马、以中解马，不一而足。还有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解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生存论者马克思，甚至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发展者马克思，令人眼花缭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码是什么是马克思哲学，迄今众说纷纭。人们各说各话，甚至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所谓“讲坛哲学、论坛哲学”)，互不交锋，似乎重新深入理解并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含义这一任务根本就不存在。更让人感到奇怪和不安的是，当前有不少论著名义上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此相关，其中的观点很少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依据，与其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或者只是作者的“私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价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了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对此提出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孙麾：“我们的哲学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智慧启迪与理性穿透力？可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的哲学还有精神焦虑、还有冒险精神吗？以至精神力量能否推动和影响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这些问题的提出多少应该对贵族化、经院化的哲学家有所触动，拉开纯学术的幕，使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从书斋走向外面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贵族化、经院化”倾向，问题够严重了。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孙麾的具体说法，但他所说的问题，哲学界的确是存在的。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哲学家享有以往难以想象的自由。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关注现实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即使研究现实问题，也基本上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上的常识对照、解释现实而已，很少有显出“精神焦虑”、富有“冒险精神”的佳作。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是纯粹学术性质的。人们的注意力普遍放在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一些著作专业性、学术性太强，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子里的”哲学专门家，才能读懂。所谓的“贵族化、经院化”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哲学与宗教一样，属于距离生活实际最远的意识形式。学术性、理论性是哲学的特点，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批人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即使从事实际问题的研究，哲学也要保持自己的理论特色，与具体科学有所区别。但是这不能作为哲学家逃避现实问题的理由。哲学的形式是抽象的，它的理论指向却应该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应该为整个社会以及个人认识与解决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供启示或者指导。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批判、改变世界为宗旨，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能不能持续，中国这块土地将来还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全球化带给人类的究竟是什么，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值此物欲横流之际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安置？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正在为这些问题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如果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躲进象牙塔，置身局外，显然是不妥当的。关注现实问题是一切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
天与地本来是相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民众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积极参与到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中。一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哲学家就可以在天地之间上下不受拘束自由翱翔。自由是很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和学者的社会使命，都淡化了。它被边缘化，不可避免。
二、在夹缝中生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今天的状况，从客观方面看，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政治，第二是市场经济。
自古以来中国主流文化中就有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经世致用是读书人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从改革之初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到提出实践唯物主义，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干预生活的传统。积极干预生活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然而生活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民主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与稳定在中国缺一不可。知识分子从理想出发更多地强调改革，政治家立足现实，在积极改革的同时更多地看到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把握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需要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极高的智慧，远非读书人所能做到。正因为如此，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以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式表现出来，遭受了挫折。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刻意压制自己干预现实的冲动，退回书房。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我国流行，人们说这是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超前消费”。其实，这只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与灰心在抛弃大话语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知音，得到安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表明大量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告别政治回到了书房。应该承认，在中国，注重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之间的张力仍将存在。这也是中国社会在稳定中发展所必要的。从政治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空间只能一步一步地扩大。
第二，政治是知识分子无法逃避也无法越过的客观存在，它的影响在纯哲学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体现。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出于政治稳定和宣传教育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相关讨论事实上已经终止，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哲学家们可以“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然而不讨论，没有思想交流，不可能形成学术界的共识。今天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混乱与此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不是政治，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但压缩了学术空间，而且通过这一改变扭曲了哲学家的人格。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批判才能知不足，批判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前进。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是这个特征今天在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身上不见了。以往我们在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看到他们批判发达国家的物化、支配、单向度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等现象，总感到那是在说别人的事情。现在不同了，这就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迅速地单向度化了。在这种变化面前，大量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面对众多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与勇气。
一些人把责任归于政治干预，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哲学家与政治家、理想与现实总有张力存在，来自政治的干预和限制，哲学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不可能造成人的单向度化，单向度化是人自觉地完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失去批判向度是因为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限制他们的自由使各种关系物化的同时，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物质享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物质享受的满足使人在技术理性的支配面前自动缴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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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单向度化在中国又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在他的鼓舞下，一些人提出“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的荒唐逻辑，提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正是长期的突出政治造成的国家危机和人民难以忍受的贫困，引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种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情，产生了对毛泽东时代均贫富、大话语流行、人人关心政治把解放全人类时刻放在心头的政治狂热的反动。空头政治无视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教训刻骨铭心。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文学家们最早向世人发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工程技术院校门庭若市，人文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技术理性至高无上，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自觉接受，因为它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迎刃而解，人文社会科学家关心现实问题已属多余。这种单向度化是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资源趋于枯竭，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视现实生活的需要只是中国人单向度化诸多表现之一。
技术理性对人的支配，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切方面。哲学研究被当作技术工程来管理，GDp挂帅在这里变成学术成果挂帅。要求哲学家像工人每天生产多少件统一标准的产品一样，每年必须发表多少文章，至于这些文章是否有个性、有创新，则不予考虑。而且文章的数量与哲学家个人的职称、收入、地位，以及他所在的院系甚至学校的级别、名誉、获得经费资助的多少，直接挂钩。出于各种原因，哲学家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现实，留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对哲学家而言，在思辨王国自由驰骋自然要比研究实际问题和理论创新省力而又安全得多，或者说“效益”要好得多。人文学科的学术有了产业的味道。人们批评哲学家浮躁，在当今中国，哪个不浮躁？
社会稳定的需要通过政治为哲学家的活动划出明确的界限，限定的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不论什么时候，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都使他不能不接受当时给定的边界。另一方面，哲学家的单向度化又使其往往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相当多的理论空间。十几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生活在由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的夹缝中，太不容易了。
三、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怎样才能振兴？简单形象地说，就是要克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一方面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整理，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国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不统一的，甚至是混乱的、相互矛盾的理解，与作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建构新的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前面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度重视客观规律性的产物，是当时那个时代人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建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表明被现实生活摆在首位的不再是科技理性、客观规律，而是与人的生存及解放相关的各种问题。它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理解、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与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未过时，但它已不适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我们在二十年前曾经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弘扬人的主体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但是，它是不是准确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还有待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与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哲学家们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清海教授曾经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形象地说明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巨大分歧。这里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事实上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这种局面不应当继续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哲学家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站在时代的高度，在阅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上下大功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
研究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重要的，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必须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陈先达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和研究家，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问题为中心，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崭新的问题，例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全球化等等。我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这固然是在说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但也是告诉我们，一种理论有没有生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完全取决于它能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不面对生活实际，不能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哲学都将最终被社会抛弃。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解决生活实践提出的上述任务中发挥应有的与人们的期待相适应的作用，没有以人们普遍关心、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中心，在不少人那里，哲学成为哲学家们的游戏。近年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宗教哲学等日益成为我国哲学生活的中心，政治哲学迅速崛起，这些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贴近生活是重要一条。
陈先达先生的话是说给“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听的。他指出，要有出息必须创新，要创新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切工作最后要落实在创新上。只有提出了新思想，帮助人们解决了现实问题，哲学才能得到人们肯定，充满活力。不能创造新思想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是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充其量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解释者、宣传者。就个人而言，有没有出息是哲学家自己的事，就整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有没有出息就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兴衰。
振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求大家人人争做“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面向生活实际，大胆理论创新。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出路。这与重新解释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中的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思想资源；反过来看，在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中产生的对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的需要，又为人们重新理解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启示。只有立足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创新，才能创建出新的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3
现代: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
现代性最早发端于苏格拉底，这是以苏格拉底的心灵转向为代表的，这一转向终结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形态。苏格拉底将哲学家们的兴趣从自然界引向了人和人类社会，引向了政治社会。苏格拉底要求“心灵的转向”，即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在苏格拉底那里，首要的知识是关于“善”或“好”的知识，而不是任何自然知识。在苏格拉底“美德就是知识”这一著名命题中，所谓“美德”也就是衡量一切政治社会的价值标准。美德作为知识，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修行。换句话说，美德不是理论知识，可教可学，而是实践知识，不可教不可学。理论知识是价值中立的，实践知识具有价值倾向。当美德被确认为知识的时候，就意味着政治和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实现了“哲学的政治化”，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政治的哲学化”。“哲学的政治化”表现为: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求知欲望变成了一种公共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实现了哲学的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政治的哲学化”表现为:政治从以传统的习俗、伦理和宗教为基础变成了以哲学意识形态为基础，实现了政治的知性化、理性化、哲学化。严格地说，这也就是哲学和政治的双重异化。政治和哲学的结合亦即哲学和政治的双重异化，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柏拉图认为，个体事物是处在实在和不实在之间的，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对立。著名的“太阳的比喻”认为，太阳照亮了可见世界，即臆见世界，而善(好)则照亮了可知世界，即知识世界。著名的“洞穴的比喻”认为，人们在洞穴中由于没有太阳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事物的影子，不能看见事物本身;同样，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没有善(好)的照耀，因而只能看见理念的影子———事物，而不能看见理念本身。当柏拉图要求人们从臆见王国过渡到知识王国的时候，他就是在推动政治和哲学的相互异化。因为古老的政治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臆见的王国，而现在他又明确要求这样的政治社会必须置于知识的支配之下，因此，柏拉图开创了理性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由此，在《理想国》里，他提出了“哲学王”，认为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参见柏拉图，第214－215页)亚里士多德划分了两种哲学:第一哲学即他的形而上学;此外是实践哲学，包括他的伦理学、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哲学的划分是与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相对应的。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生活归结于人的政治本性。(参见亚里士多德，1965年，第7－133页;2003年，第19页注1)亚里士多德所谓人类的政治本性以及城邦的政治属性是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的:这里的政治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组成社会的、与经济文化相并列的领域;就其实质而言，政治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公共领域。家庭生活属于私人领域，城邦生活属于公共领域，亦即政治领域。希腊人只有政治的概念，没有社会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只会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而不会理解为“社会的动物”。这是因为希腊人对人的理解不像现代人将其理解为理性人或经济人，并认为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形成所谓社会关系;反之，希腊人将公共领域(城邦)和私人领域(家庭)划分开来，认为政治是人类公共生活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将人的活动领域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亦即政治领域:家庭以内的是私人领域，它由夫妇、父母子女、主奴三种关系构成，这些是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不平等的关系;家庭以外亦即城邦属于公共政治领域，参与公共政治领域的是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公民，不包括奴隶、妇女和外邦人。在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之间是自由人的平等关系。就其目的而言，城邦先于家庭，先于个人，应当是人生自然意旨的实现。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的基本理解。在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哲学确立了宗教对哲学和政治的统治地位。教会所代表的神权和国王所代表的王权两种权力的斗争，以及基督教哲学关于神学真理和哲学真理两种真理的争论，都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奥古斯丁将现实世界划分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认为后者由按照生活的人组成，前者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前者是上帝的选民———基督徒的社会;后者是撒旦的信徒———异教徒的社会。安瑟尔谟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理解上帝。阿奎那认为，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但是，在宗教神学的旗号下，出现了宗教哲学化、信仰理性化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加强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首先，宗教是经过哲学论证的，宗教化的哲学就是哲学化的宗教;其次，宗教对政治的统治同样是经过哲学论证的，而在哲学宗教化和宗教哲学化的背景下，这种统治就是哲学对政治的统治，宗教化的政治就是哲学化的政治。近代以来，无论经验主义者诉诸感性经验，还是理性主义者诉诸理性思维，都将哲学指向了人，作为主体的人得到彰显，这与早期希腊哲学对自然界的关注截然不同。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说明了要改造自然就要认识自然，能认识自然就能改造自然;它显示了人类知识和人类力量(权力)的高度统一，一举颠覆了古典知识体系只求知、不实用的贵族自由精神，同时也摧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无谓感伤，奠定了现代知识体系实用化、功利化的大众世俗气质。在《新大西岛》里，培根设计了一个知识立国的“本色列岛”。其中的核心是“所罗门之宫”(或“六日大学”):“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培根，第28页)这就是“知识万能”的梦想。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是一个理性形而上学膨胀的时代，确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我思”优先，这就是理性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康德认为先验统觉(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是一切知识所以可能的条件，并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黑格尔强调逻辑在先，构造了由绝对理念到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确立了理性的绝对统治地位:“自从太阳站在天空，星辰围绕着它，大家从来没有看见，人类把自己放在他的头脑、放在他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黑格，2001年，第441页)现代哲学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现代政治也完全受到这种哲学意识形态支配，这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表现。马克思同样是现代性的突出代表: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强调的是哲学对政治的干预作用。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世界正在哲学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正在世界化”是说哲学正在政治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则是说政治正在哲学化。此外，实用主义宣称“有用就是真理”。将真理归结于价值，与将知识归结于权力、将哲学归结于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现代:哲学的去政治化和政治的去哲学化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4
一、1946-1947年我错失早先拜读本书的机遇
从我个人来说，1946年我从家乡福州英华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时，就见过1945年新出版的这本专著。当时给我们上政治学的是楼邦彦教授，他采用的是美国加纳教授英文版的政治学著作。我们感到太脱离中国实际，同学们自己找来邓初民著《新政治学大纲》来读。当时吴恩裕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讲过课，但是在我们心目中，他是进步的民主教授，积极支持我们开展的反对政府专制独裁、的学生民主运动。我们这个年级政治系的进步同学虽然都知道他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这本新书，但是又感到：第一，他所写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还是离现实较远，我们这批思想激进的民主派学生都在热心地拜读列宁、斯大林、、刘少奇等人的论著；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他是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得意门生，而拉基斯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臭名昭著的的改良主义者。我们担心在拉基斯指导下写成的这篇博士论文，恐怕会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误导，所以并没有到图书馆借读这本书。现在看来，这是错失了一次从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机遇。
历史发展的戏剧性变化，往往是人们难以准确预料到的。1948年年初我急于离开北大，投奔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本想到前线当随军记者，却被华北大学选拔为研究生，1949年当学习助理员助教。自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我就在这里长期执教政治理论课。由于深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影响，我在课堂上曾经多次批判过包括拉斯基在内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痛定思痛，深感很有必要重新研究评价民主社会主义。1981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我曾先后指导两位博士生分别撰写评论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和拉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均获得校内外十位评审专家的好评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被认为是对麦克唐纳和拉斯基的社会主义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可是在1989年后，国内思想理论界又刮起“左”的歪风。这时又有人跳出来指责我指导的研究生对拉斯基做了过高评价（论文中认为拉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思想已接近马克思主义），无中生有地硬说，“这显然是受他的导师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的影响”。其实，博士研究生都有独立研究、独立思考能力，不会轻易被导师牵着鼻子走。我自信全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多有无产阶级改革派思想，所以对于极“左”派对我乱扣政治帽子的整人言论只是一笑置之，心中鄙视这种跟风整人、抬高自己、图谋高升的人。
现在我读到吴恩裕教授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更加尊敬拉斯基这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大师。他当年并没有用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去指导中国留英博士生吴恩裕，而是同意他的中国博士生“既不采取感情上的赞成态度，也不采取感情上的反对态度，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通读全书，也可以看出书中全无歪曲马克思政治思想、宣扬拉斯基改良主义的痕迹。而拉斯基审读完这篇博士论文却认为：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博士论文之一”。甚至对吴恩裕说了这样一句令其感到“惭愧”和“感动”的满怀期待和厚望的心语：“我相信它（指这篇博士论文）将是对这个学科做出有价值增补的作品。”虽然我不同意拉斯基的基本理论观点，但是我敬重他这种尊重别人独立研究成果的学者风范。
拉斯基当年对吴恩裕的夸奖却给他后来带来麻烦，以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吴先生的续弦妻子骆静兰女士，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编辑室主任和副总编辑，那时我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编委。因此我同她联系、交往较多。她告诉过我：“吴先生自1939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是任职教授，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他调到北京政法学院执教，1955年全国评定教授时，他本来应该定为二级教授，可是由于领导上认为他是拉斯基的得意门生，深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把他压低为四级教授。当时四级是教授的最低级、副教授的最高级，即所谓交叉级。这种不公平、不公正评级，对吴先生是很大的打击。更有甚者，学校还剥夺了吴先生的教学权。1952年以后停开政治学，他改而开法学和国际政治，1955年以后干脆不让他给学生讲课，生怕他会给学生传授错误思想，于是他只好转行去研究《红楼梦》了。像吴先生这样富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在新领域也取得了专家公认的新成就。可是这对于政治学科的研究，却失去了一位能工巧匠的长期辛勤耕耘，这真是莫大的损失。由此可见，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仅我个人在1946―1947年早先错失了拜读吴先生著作的机遇，而且吴先生本人也错失了20多年继续深化政治学研究的大好时光。
好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恢复了政治学研究。我国1952年院系调整时取消政治系和政治学课程，显然是直接受苏联模式影响。俄国诸多大学原来都有政治系和政治学课程，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都被取消了。政治学统归苏共中央政治局掌控，不需要学者独立研究。苏联实行的、以党代政、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高干特权制等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如果苏共能够及早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有益思想，重视党内民主、议会民主的某些经验，自觉进行体制改革，苏共和苏联完全有可能自我改革成功。正是由于苏联长期延误政治体制改革，以致后期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造成政局大乱，这是苏联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正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1978年吴先生从北京政法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立的政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本来是他重新在政治学领域大展宏图的新机遇。可惜他因长期受“左”的路线压抑和积劳成疾，于1979年12月12日突发心脏病过世。从此我们无法再读到他的新政治学论著，实在万分遗憾！当今我们只能重读他于1945年出版的旧作《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重新领会他早年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价值的成果。
二、《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全书梗概和要点
吴恩裕的博士论文，题目原是《1840―1848年特定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演变》。其实内容不仅限于研究早年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涉及他的中年和晚年著作。这篇博士论文于1945年出版时改名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全书共分六章，前三章都是写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首先从马克思的辩证法入手破题，其次重点阐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特殊意义，最后集中诠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所在。作者厘清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这样也就简要说明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三个部分（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要点。作者之所以用三章、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来论析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作者是1928年19岁入东北大学哲学系学习，1930年入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大学时期他就下苦功研读了马克思的诸多论著，深究其哲学思想的演进。1935年2月他年方26岁，就担任北平《晨报》哲学副刊《思辨》主编，10月又出任《文哲月刊》主编，同月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全书分六章，分别叙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和方法论等。1936年8月他以此书为基础，完成学士论文，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当即考取了公费留学，到伦敦大学深造。可以说他就是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进而撰写博士论文，所以在博士论文中哲学占很大比重。其二，他刻意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政治思想坚实厚重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着重揭示了生产方式（书中使用“生产方法”）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实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客观规律，突出指明了暴力革命（书中使用“强力革命”）和政权更迭是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据此，书中把唯物史观与革命理论并列为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创新。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寻求革命的动因，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之上；而唯物史观又从革命理论的实现来取得新的实践验证和实际论证，而且又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革命理论，两者都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武装无产阶级、指引无产阶级去改造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书中这样说：“这些共产主义者们，实践的唯物论者们，将以两种理论教给一般劳动者。以两种理论即唯物史观和革命理论。教给他们这种理论就等于使他们‘阶级自觉’，了解唯物史观等于有‘知识的自信力’。这种知识的自信力，可帮助他们取得解放的地位。共产主义虽然是可能的，但无产阶级若不起来促其实现，也是不会成为事实的。唯物史观告诉无产阶级，这个历史演变的必然过程。革命理论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必须做‘接生婆’（midwife）的工作。此工作不过是一种‘诉诸强力’（force）。”“这种强力乃是历史的发动机，这种行动即是革命。”（见第92-93，96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下同）。吴恩裕先生在1939年能够发表以上见解，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很精确、很深刻，表述得很精练、很精彩。
本书第四章革命理论阐微，这是全书的重中之重。这一章在说明革命的经济根源之后，着重分析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内容包括马克思对阶级的看法，阶级斗争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这样三个部分。
关于什么是阶级、阶级的定义和划分阶级的标准，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曾经准备详细论述，然而没有完稿他就溘然长逝，恩格斯后来重新整理第三卷并没有另外添加以新的发挥。因此后人多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的阶级观做出种种阐释。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在《共产主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区分阶级“是以人们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为标准”。吴恩裕却敢于提出“用这标准并不能得到阶级的正确分类”，因为教书的、卖花生的等等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都不相同，照此标准划分阶级，岂不是有太多阶级了吗？这是职业的不同，而不是阶级的不同。由此他的结论是“所以，拉斯基这个看法是有毛病的”（见第104页）。他敢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批评导师的见解，而导师依然充分肯定他的博士论文。师生之间这种独立思考、平等探讨、追求真理的务实态度、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恩裕自己同意主要要以对生产手段（即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关于阶级斗争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他不同意有人把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念。他指出：阶级与阶级斗争都是由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方式才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基本观念；将来消灭了阶级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再有阶级斗争，但是社会依然会有进化。只是他当时还未能进一步指出消灭了阶级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依我个人浅见，劳动者的创新劳动及其合作与竞争、竞赛将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关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书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联合抗争要求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强力革命”（即暴力革命）旧政权，经过无产阶级的过渡时期，消灭阶级，最后取代国家政权的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认为，这些论述都是符合马克思政治思想原意的。
第五章，按照马克思原意批评了德国博学的社会科学家康德的伦理和政治学说。书中指出：康德所主张的用“善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永久和平”，把人性抽象化，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康德的自由主义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落后性。在这一章中，作者还遵照马克思的思想批评了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边沁认为，苦与乐这两种观念支配人们的一切行为，也包括政府的各种行为；所以人们经常要力争使个人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都能增进人们的功利、快乐，减少以至避免、消除人们的祸害和痛苦。马克思指出：边沁是用超阶级的观点来看待苦与乐，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苦与乐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实现避苦趋乐的能力也是各阶级和各个人都不相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只不过是代表具有“人剥削人”现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功利关系而已。
第六章论道德与人性。从表面上看，这已经超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范围，实际上却与政治思想有密切关联。对道德问题，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阶级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道德，各阶级对于一般的道德观念与道德标准，各有不同的理解和内涵。书中以勤、俭、贪、善、恶、正当、不正当这些道德观念为例，说明资本家勤俭经营企业是为了更多地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们勤俭持家是为了活命和可能持续地出卖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上的平等、自由被资产阶级视为最高贵的政治理想。可是当工人们处于经济上不平等、受剥削的条件下，这些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对于工人们来说都是虚假的道德说教。作者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平等”即“共产主义”。可见，道德与政治、与阶级、与社会制度是有内在密切联系的。书中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学说的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给道德上不完美行为蒙上美德的外衣，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德行的伦理学”（ethicsofvirtues），书中表述为“德目的伦理学”（见第161-162页）。例如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又可以是慈善家和孝子。
在第六章中还谈到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马克思批判了荷兰斯宾诺莎、法国卢梭、英国边沁、霍布斯和德国康德的人性观。简而言之，康德和卢梭主张性善论，霍布斯主张性恶论，边沁和斯宾诺莎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人性是趋乐避苦，或者是“自求生存的冲动”。这些观点显示出片面性和表面性。马克思以其唯物史观来观察人性问题。书中引述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第一，“一般的人性”的根本规律表现为人具有一种“保持和改进其物质生活形态的趋向”。我认为这一点是人性的共性，也可以说这具有普世价值。第二，人性是由人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形态决定的，也就是要从人生存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求索人性。第三，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的变化而演进。第四，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在不同阶级中往往表现出有不同的形态。资本家的“人性”必然是要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劳动者的“人性”必然是要反抗资本家。第五，人性本身根本与道德无关，性善论或性恶论都是从道德标准上做出判断，用道德上的善恶来判定人性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人性只是随着物质生存形态的变化而演进。由此可知，人性的变化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是息息相关的。人性趋向专制是植根于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物质生存形态，人性趋向民主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物质生存形态决定的。资本家的“人性”是要通过民主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人们的“人性”是要通过民主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治理国家。
综上所述，全书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为中心，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哲学及唯物史观的道德论和人性论与其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这样一本194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在当今再版对于面向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我认为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三、本书的欠缺
由于本书是作者1939年青年时期初出茅庐的作品，难免受当时时代和时间的限制。当今看来当然会有不少局限和欠缺。这里仅举出以下三点为例。
第一，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写到马克思哲学的应用范围及“唯物论”一词的特殊意义时，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是一种无机及有机的自然界的哲学。”（见第49页）即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应用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历史，马克思哲学唯物论的“物”仅指“物质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而不包括自然界的无机物和有机物。这个见解我以为是有偏颇的。其原因在于作者当时没有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这本早期著作于1927年才由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三卷附录中摘译了一部分。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三卷才刊出全文。中译本最早由何思敬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随后该社于1979年又出版刘正坤中译文。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文收入该社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马克思在这本早期著作中发表了很多辩证唯物论关于自然界与社会统一的见解。例如他指出：“社会是人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这句话把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关于自然、人类、社会三者统一于物质世界而且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说得多么深刻，多么精彩！可见不能把马克思的唯物论哲学只限于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而把自然界排除在外。唯物史观不仅是人类社会史观，而且也是自然界发展史观，更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统一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历史观、科学世界观。所以，人类一定要与自然界，与社会和谐共处，共同繁荣。
第二，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不仅限于革命理论，而且还应该包括他的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马克思主张建立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政党，党内既有充分民主，又有严格纪律，由党制定出合乎实际的纲领、战略、策略和政策，密切联系、依靠、发动、组织工农和人民大众，开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适时夺取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统治，打碎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新型民主国家。共产党要善于依法领导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使官员成为社会公仆。依据1871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要与熟练工人相当，与最低工资差距不超过五倍。共产党要善于联合其他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协和治理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建成之后，国家政权和政党逐步消亡，全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高度自治。我认为，只有添加进马克思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的这些要点，才算是较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全貌。
第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并非是一直主张暴力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议会民主制和普选制的发展，马克思多次讲到在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民主与普选，较为和平地掌握政权，通往社会主义。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在同《世界报》记者谈话中曾经明确表示：“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指夺取政权――引者注）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2〕两个多月后，即9月25日他在《纪念国际七周年》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是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3〕再过一年，即1872年9月8日他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讲演中更加具体地讲到三个国家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这样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4〕可见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与时俱进，适时更新，并非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把暴力革命视为唯一的革命手段。
本书虽然尚有以上这些欠缺，但是月圆未满，瑕不掩瑜，我们要善学先贤，不苛求前人。总而言之，本书还是值得我们细心研读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18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人民出版社，1965.683.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5
无论是传统历史教科书还是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反思仍有待给予重新审视。当前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必须基于全面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理论特质、理论旨趣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⑩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要体现马克思哲学本有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批判”精神。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应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应积极吸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的问题域应从抽象理论思考转向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思考，关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有关历史发展的哲学问题，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反思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进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独特理论特质。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值得借鉴，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理应得到警醒。从当前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生来看，“资本”逻辑仍统治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病症”根源的批判路径，仍具有分析全球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重大理论价值。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是洞察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批判武器。历史唯物主义在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深刻性上，在寻求社会整合和建构最为基本的层面上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恰恰被部分西方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极力消解了。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内在逻辑
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个人”、“现实的历史和社会”重新理解的崭新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内在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深化并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基本范畴。
1．破解思辨结构的秘密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的开启
马克思破解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理性思辨哲学的秘密，开启了哲学的新视域———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孕育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论新视域。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神秘性和内在结构给予了深入剖析。单一个别的事物为什么表现为“实体”(事物的内在本质)?本应作为每个个别事物共相和抽象之表征的“实体”为什么具有自己的内在生命并与每个个别事物相对立?基于以上问题，马克思把思辨哲学的结构和方法归结为“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瑏瑢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先导和实质就在于他对思辨哲学内在结构的彻底颠覆和改造，这一改造的最终理论成果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的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价值关切在于:如何彰显现实感性个体的自由个性，解蔽抽象实体对真正个体自由的遮蔽。“通常的果实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绝对果品’的生命过程中获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瑏瑣马克思此时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他对思辨哲学的批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判“思辨”本身，而在于批判思辨的抽象性和神秘性。“思辨怎样以虚假的自由方式从自身中先验地［apri-ori］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思辨又怎样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关系，却偏偏陷入了对对象的最不合理和最不自然的从属关系，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个性化的规定臆造成绝对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定。”瑏瑤马克思针对思辨哲学把“实体”归结为“主体”之自我构建的神秘特性，澄清了“实体”得以形成的社会机制:“实体”即社会，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感性活动。个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物质生产)、人们的现实生活是经济范畴和社会意识现象的感性生成论基础。理性思辨哲学存在的基础在于现实的个人的感性生存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通过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性阐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问题视域:社会历史的现实起点、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性生成的内在机制。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且也把哲学得以生成和发展的领域界定为每个人所生活其中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世界;哲学的使命和任务在于通过审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批判和反思“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实质，通过社会关系的批判而洞悉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彰显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游离于社会历史现实生活之外的抽象思辨、而是把其整个理论学说奠基于从事现实生产活动的每个人的生活领域。“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瑏瑥与其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对思辨哲学体系、内容和方法的变革，不如说体现在哲学观念上的变革。“我们可以坚持说马克思以后的哲学不再是以前的哲学。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发生了，这与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哲学观点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只是要求改变观点和方法，而是要去转变哲学实践。”
2．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
如果说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那么对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的深化和确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角，不论马克思对普鲁东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他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瑏瑧的“生产”、“劳动”、“资本”和“货币”等经济范畴的批判性扬弃，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得以奠基。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本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逻辑展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范畴的生成和确立过程。反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论又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瑏瑨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不是一种进化论的自然过程，“构成指导这个必然性论证方法论视域的，不用说就是唯物史观，同时，唯物史观也是对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实现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为基础社会形态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展望。”瑏瑩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两者以不可分割、内在交融的共时性状态共同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体现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历史批判，集中体现了对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经济哲学批判。具体言之，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以经济哲学为切入点，以解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所导致的个人发展的二元对立为出发点，以求彻底解构“资本”统治人的逻辑悖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货币”(交换价值)起源的历史追溯，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说”。这三阶段包括古代共同体社会、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阶段。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意图在于探求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发展的历史道路。如何把人与人之间本有的和谐共生关系从以“物”的依赖性作为表现一切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解放出来，构成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经济范畴批判的理论主题。具体表现为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三大拜物教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基本范畴得以最终确立，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展望———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特质和主体性向度，并构成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性的理论延伸和必然结论。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事情加以自为的把握，立足于这种洞察，对原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作了‘科学的’奠基。这时，使所谓的‘奠基’成为可能的社会观·历史观的依据，无非是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与唯物史观的确立融为一体地真正得以超越早期社会主义。”瑐瑠总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深化和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基本范畴。
三、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性的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根本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解蔽范畴和消解意识形态幻象的批判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上述理论特质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理论效应。
1．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特质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内在理论逻辑在于批判和解蔽物化的社会关系(商品、货币和“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彰显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以上问题关切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社会权力。”瑐瑡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权力关系运行机制进行了最为深刻和现实的历史批判，这极为鲜明地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向度。“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瑐瑢马克思深刻地把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现状描述为:“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瑐瑣同时，诸如“生产力”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也不是一个知性的认识论范畴，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批判性”维度。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批判性”维度，必须挖掘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蕴含着的深刻人学向度。“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瑐瑤如何把本应是个人本质力量表征的生产力还给人本身，指明实现上述目标的实践路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释放生产力的社会属性，消解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从而让资本服从主体本身的内在需求，最终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为个体占有全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折射出历史唯物主义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维度。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不单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催生的纯粹自然进化过程，这其中也必然体现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性的能动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预想，资本主义发展使工人阶级均质化、其生活条件愈发严酷、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和组织结集，不可否认都进行了颇为乐观的推测。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组织路线，乃至阶级形成论的背景中，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物象化了的发展原动力的某种洞见，我们必须始终留意这一点，将之自为地抽取出来。”瑐瑥马克思对有关阶级斗争学说和激发群众阶级意识起来革命的策略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超越了左倾冒进的“激进主义”和改良保守的革命策略。这一点得归功于历史唯物主义“物象化”的批判视域。“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将群众的革命奋起，与这甚至通过前卫号召和指导而开始的相比，有如通过半透明的物象化了的自己运动、自然发生的突发似展相而开始的原因作了洞察———一方面对莽撞地奋起的奋勇分子进行批判，同时另一方面———基于对社会经济的动态分析，预见下一个即将到来的群众高涨时期，设定了对下一个群众斗争高涨应如何准备、如何参与这种方法上的问题。”瑐瑦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
2．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历史现实分析的“实践性”品格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6
关键词：霍布斯；宗教神学；宗教批判；《利维坦》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的著名代表之一。其生活的时代常常陷入极端的宗教混乱之中。身处英国和欧洲宗教激烈冲突的环境，霍布斯高度重视宗教神学这一论题。他在其名著《利维坦》中，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谈论宗教问题，更有七百多处直接引用圣经的地方。由此可见，宗教神学思想在霍布斯的庞大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霍布斯也因此确立和建构了其自身的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一方面，霍布斯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不仅揭露了宗教观念的虚假性，而且决心动摇并构成宗教世界观的神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对宗教神学与政治的同构统一，宗教神学与哲学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一些合理的、富有价值的论述。
一、对宗教神学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霍布斯生活于英国经济、政治急剧动荡的时期。它的主要理论形成时期，正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他目睹了革命的胜利和封建王朝的复辟。加之这个时代，欧洲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数学尤其是生理学的突飞猛进，这对霍布斯的反宗教神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霍布斯从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对宗教神学宣传的上帝、天使等精神实体存在说的神学思想展开了批判。他认为，这些是同人的自然理性相违背的，人们在思想上存在关于上帝、天使之类的观念，并相信他们的存在，这是完全出于对自然的无知。他说：“有一些人很少或者并不研究事物的自然原因，就倾向于假想并虚构出各种不可见的力量，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神来。而统治阶级对产生宗教的自然种子‘加心培育、加以装饰’，他们就足以统治别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布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宗教神学产生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得出了无神论的结论。
在中世纪神学禁锢下的欧洲，以论证上帝和宗教教义为宗旨的基督神学一直披着伪科学的外衣，不仅如此，还迫使其他各门科学为之服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人们开始对基督教神学展开了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霍布斯则将批判的火力对准了基督教的最高机构——罗马教廷。他认为把现实地球的教会当成了上帝之国，是罗马教廷最险恶的用心，完全是滥用圣经的结果，是最荒谬的信条，同时也是一切性灵黑暗的源泉，另外，他还运用理性主义原则对圣经进行了重新解读。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霍布斯细致的勾画出了基督教王国的图景，对灵魂、先知、奇迹的来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理性解释。例如，对于“奇迹”问题，他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良心去判断，而要运用公众的理性，也就是运用上帝的最高人的理性去判断。”[1]这样霍布斯就把宗教中最能蛊惑人心的奇迹问题的解释权从教会手中收回者的手中。因此，是否应当认某事为奇迹，决定权在于公共理性的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霍布斯运用理性主义原则对宗教神学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对基督教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人们的思想从基督教神学中得以解脱出来。
二、基于反对宗教神学基础上的哲学思想
在欧洲的中世纪与近代，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矛盾，始终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独裁的局面下，信仰高于理性，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关于哲学，霍布斯认为，“哲学排除历史，既排除政治的历史，也排除自然的历史[2]，虽然历史对哲学最为有用（简直是必须的）；因为这种知识只是经验或权威，而不是推理。哲学排除一切凭神的灵感或启示得来的知识，排除一切并非由理性引导给我们的而是在一刹那间凭神的恩惠，也可以说凭某种超自然的感觉获得的知识。”[2]我们从霍布斯的观点中可以得知，他把哲学看做包罗万象的综合科学体系，哲学的目的或目标是在于为人类谋福利。他特别看重因果关系及其特性。哲学面对的世界，不管是自然的世界，还是人与自然的世界都由因果关系构成，不存在没有原因之物，也没有依据永恒终极或信仰才能知道的东西。我们可得出霍布斯的哲学观是排除神学的。“哲学排除神学”这一命题是霍布斯无神论体系最鲜明的标志与基本原则。霍布斯说，哲学排除神学，我指的是关于永恒的、不能产生的、不可思议的神的学说。哲学排除关于天使的学说；哲学排除一切凭神的灵感或启示得来的知识；哲学排除占星术以及一切这一类的占卜；哲学也排除敬神的学说[2]。
但是霍布斯的哲学思想也有着其自身的不足，甚至有明显的漏洞，它实际上使用观察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武器，及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非科学的唯物史观来看待问题。这与他理论建构的本身相关，也与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和利益阶层紧密关联。在人性论上，他把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丑恶人性普遍化，从而使得本身复杂的人性简单化；在认识论上，明确肯定了人的一切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又把认识过程的有机联系分割开来；在他最推崇的因果关系思想上，也否认认识内容的客观性，从而陷入自身的逻辑混乱之中。这些都概源于他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其本身难以克服的。机械论倾向是霍布斯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他所有的在哲学思想当中。
总的来说，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西欧特别是英国，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霍布斯从经验论出发，对人类社会问题进行考察，不求助于神，无神论和反对君权神授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对反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世界观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看到，霍布斯的哲学体系抛弃了辩证法的因素，带有明显的机械性，他运用机械运动的观点看待客观物质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这导致了否认事物的质变和发展，对以后欧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三、宗教神学与政治的同构统一
霍布斯的政治学说论证抛开了西方传统的政治思维模式，真正将政治学建立在了近代自然经验科学之上，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也为以后的政治思想家所运用、继承和发展。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初步揭示了政治与宗教在本质上的同构关系，为什么说宗教与政治具有同构关系呢？因为它们都是以“恐惧作为其基础理论，前者是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恐惧，后者是对者绝对权力的恐惧”[3]，此外，宗教和政治都是对权力（或力量）的一种服从。对于政治与宗教这种同构关系的认识是理解霍布斯整个宗教思想一个重要出发点。霍布斯在建构其国家政治理论时，认为政府不是根据神的意愿创造的，而是通过契约创造的；君权也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转让和委托的。这明显揭示了国家政权的神秘宗教外衣。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原则并没有完全脱离神学的论证方式，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和以往的其他政治思想家一样，以宗教神学为据来论证其学说，因而夹杂着神学思想而存在，这说明霍布斯的思想仍然存在时代的局限。但与众不同的是霍布斯辨明了宗教的政治性。他认为基于政治与宗教的同构关系，宗教必然是政治的，必然为政治所培育、利用和服务。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方便的工具，是维持其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换句话说，宗教不仅仅是性灵和信仰事务，更是政治的任务，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体系。我们注意到霍布斯对宗教的起源有自己合理的解释，他在现实的宗教面前也更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全面理解宗教的。
霍布斯主张社会契约论，神权服从于君权，将两者统一起来，使宗教为现实社会服务，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承担起现代公民宗教的作用。《利维坦》也就是在这种神学框架上诞生的，那么，我们有必要探讨霍布斯在政治学中大量涉及宗教问题的动机。有人认为他有重要的保卫基督教的因素，除了他明显的政治目的之外，他的神学观念使他试图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科学对于宗教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并防止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宗教。他试图表明宗教内容可以与新科学协调，并证明宗教神学不能合法的用来破坏一个政府的稳定。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霍布斯在他的自然正义、人的权利名义下，构造了一个反对真正的基督教的阴谋，而那些认为霍布斯对宗教的处理很坦诚的人已经为他所欺骗。
应该说，宗教神学在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他以神学思想为据来论证其学说，也唯有他才将政治学从宗教的纠缠当中解放出来，为政治学理论的世俗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以人性论为基础，通过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等一系列术语的严密论证形成了其系统的国家学说和学说。同时以理性主义方式重新解释宗教神学，以经验科学作为理论基础，建立不依赖社会的政治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总之，霍布斯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涉及政治学、哲学和反宗教神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思想理论成就。在反对宗教神学上，揭露了其本质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其基于反对宗教神学基础上的哲学思想，则掀起了一场新的哲学革命。这些为以后的思想家从各个方面丰富发展其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06-354.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7
一、《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及其症结
1.经济学解读范式的表现：经济学著作
国外研究者把《资本论》主要解读为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这些研究者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资本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始对《资本论》进行攻击与诋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冯庞巴维克发表了《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20世纪初，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来对抗劳动价值论。鲁道夫希法亭发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对庞巴维克进行理论批判，捍卫劳动价值论。
其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遭受重创。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重视从中找寻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方，比如，里昂惕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等。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流派，对马克思大加赞赏。比如，琼罗宾逊就不但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m(p+2),而且认为“现代学院派的教义经济学离开正统派而朝着马克思的方向移动[1](m)。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积极探讨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格罗斯曼发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奥托鲍威尔、波洛克、斯威齐和多布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再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说遭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见解，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博卡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道路的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巴兰出版了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法国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埃及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和美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促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果。萨缪尔森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4版序言中将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并列称为早期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巨人[3]([>_5°8),并对马克思的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2014年的第19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资本论》热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反思，对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规律等进行了重新探讨。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良好，他们就对《资本论》进行贬低、打压甚至诋毁;当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找不到医治创伤的良药时，就学习、夸奖甚至抬高《资本论》。然而，不管抬高还是贬低，西方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的。
在《资本论》传人中国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首先，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资本论》初步译介与初步解读阶段。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蔡尔康、梁启超、准造著、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和刘师培等人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到中国来。五四时期，李大判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释义;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对《资本论》作了介绍。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人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其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资本论》继续译介和有限解读阶段。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创作史、研究对象、结构等角度对《资本论》做了大量介绍、传播、注释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漆琪生、崗大镛、蒋学模、宋涛、徐禾、孟氧等经济学家为传播和研究《资本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等。虽然这一时期对《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进人到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资本论》中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鲜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论》。1963年吴传启出版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为《资本论》研究学理性回归与深度解读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版本《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真正步入高潮。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或者依据《资本论》三卷本结构，详细讨论了《资本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现实意义;或者专门讨论《资本论》创作史、传播、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结构等。洪银兴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陈征等的《〈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白暴力等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读书笔记》等，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态势，并且对《资本论》轴心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理论、分配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有制理论、地租理论等，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深人研究。
这一时期，更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他们已经突破一般探讨《资本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局限，深人到社会生活深处，从历史哲学的原则高度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有：1987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99年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2013年孙承叔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等。虽然这一时期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与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与研究成果均相对较少。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大致概况。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价值转型等核心问题研究，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很少从其他视角对《资本论》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症结：双重断裂论.
实际上，《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在于双重断裂论，即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在双重断裂论视域下，《资本论》主要被解读为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有着根本的内在界限。易言之，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只是表现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却遮蔽了《资本论》哲学思想，并因此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学者主观上期待准确解读《资本论》，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立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资本论》的核心内涵。在他们看来，《资本论》是跟西方经济学著作一样的一部实证经济学著作。在旧唯物主义理论场域里，资本被解读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核心成果，而不论是庞巴维克、萨缪尔森，还是斯蒂德曼、霍奇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转型问题不能成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抛弃。因为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始终强调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4](p604)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内格里和德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支持并通过多种途径捍卫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其理论应战和捍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就是割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恶果。只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资本论》，才能彻底证伪否定和诋毁劳动价值论的论调。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却陷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论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评价《手稿》，大力肯定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和巅峰，后来的《资本论》等成熟期著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倒退，代表人物有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德曼、马尔库塞等。这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用《手稿》否定《资本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分裂。这种分裂，即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误读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核心观点。
为了抵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极力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时期著作，他认为：“我们可以读到乌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5Kpw)。但是，阿尔都塞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Kw>_15-16)。在这里出现的是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分，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为制造了《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其严重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7](-8)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资本论》的诞生必然有其理论前史，如果没有早期理论储备，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
双重断裂论不仅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首先，就第一层断裂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哲学和经济学长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尽管解读《资本论》的教科书都会声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但却无法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割裂的现实。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二，由于过细的学科划分，哲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各自对本学科知识很熟悉，但经济学者缺乏哲学素养，哲学学者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结果就是在官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为主流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蚕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往往一败涂地，哲学学者由于不懂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只能空谈《资本论》哲学思想而不接“地气”;经济学者由于缺乏哲学素养，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髙度解读《资本论》经济规律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洞穿深藏在经济现象与规律背后的历史哲学意涵。
其次，就第二层断裂来说，二者相互否定的理论倾向在国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我国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題的大讨论，既是对十年文革践踏人权的恶行的沉痛反思，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回应，又受到国外人道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手稿》w(pp35-36),恰好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在这场大讨论中，部分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种观点对吸取文革沉痛教训，重新思考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即用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否定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马克思。
3.经济学解读范式的后果：多重过时论
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割裂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的深刻见解相去甚远。仅仅解读《资本论》经济学思想，而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加上《资本论》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史实，给《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资本论》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鲜明烙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时代步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向纵深推进。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福利与权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经济理论只能反映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变得过时了。
其次，认为劳动价值论自身存在矛盾，要用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否定《资本论》的目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最根本的依据，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地租理论等的基础，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资本论》，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奠基性地位与作用，容易遭致西方学者的诘难。庞巴维克认为，《资本论》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要用边际效用论来替代劳动价值论。马歇尔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均衡价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斯蒂德曼也同样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最后，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矛盾重重和国际和平演变的裹挟下，纷纷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彻底消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并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个统治形式。在福山看来，历史都终结了，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成为了永恒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经灭亡。意言之，《资本论》已经灭亡，《资本论》彻底过时了。
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资本论》过时论，如《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限性的又一突出表现”[9Up371);《资本论》阐述了资本家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阶级极端贫困，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工人阶级已经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因此，《资本论》过时了。
二、《资本论》解读范式的理论转向
破解《资本论》双重断裂论和多重过时论的论调，要求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对于《资本论》，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转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的解读，弥补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又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完整理论逻辑来解读，弥补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资本论》既揭示了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把经济规律翻转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1.从经济学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转向
《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1S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在1864年10月4日在给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说，要不是他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1°Up'425)从马克思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看作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列宁也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11]
但是，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资本论》解读范式要有新的理论转向，要回归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解读范式，回归马克思的本意。程恩富认为：“过去，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是一维性的，仅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当然有极少数哲学方法的研究)，这是不够的。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结果。不懂得黑格尔，就根本不能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构造，但我国至今还缺乏这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论著”[12]。马克思是将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探寻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代表作《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必然理论旨向。具体来说，《莱茵报》末期，马克思首次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困惑，这是促使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从那时起一直到逝世，马克思花了近40年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通过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马克思不但在《德意志形态》中草创了唯物史观，而且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作了《资本论》。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其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哲学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经济学提供的现实要素，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哲学提供的深邃理论视野。从哲学层面看，《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这一具体应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plm)从经济学层面看，《资本论》继承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总之，只有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解读，才能确证《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从而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
2.从早后期马克思的断裂向完整思想逻辑转向
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割裂其内在联系，曲解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形成的实际。呈现《手稿》与《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关联，即《资本论》根源并从属于以《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群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建构的早期理论历程，不仅能弥合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立，而且能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首先，《手稿》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初理论表白。《手稿》是马克思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科学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前提，可以推导出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马克思因此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带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p'167)这个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初步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为出发，初步创建了由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概念组成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轮廓，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后来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逻辑展开。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前提性的“两个任务”[14](p+167):其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是什么?异化劳动创造了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然而这种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并最后产生出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当代存在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其二，劳动异化的根据何在?如果说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那么劳动异化是何以发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助于自发分工这一理论环节，解决了《手稿》的两个遗留问题。首先，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宣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pl67),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在于现实个人的劳动。其次，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产生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4](p537)。“自然形成的”分工即自发分工，不是劳动者自愿的分工。由于这一分工，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演变为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自发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形成私有财产关系。最后，工业资本是自发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不断演进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Kp'521)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分工、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工、商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的全面分工，与之分别对应的是不断演进的所有制表现形式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活动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
对《手稿》遗留的两个前提性理论任务的破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草创，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进展和不间断的逻辑演进。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依然为马克思留下了思想继续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手稿》中，他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开始转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
最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与理论旨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公开发表，马克思草创的唯物史观不为人所知。同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影响恶劣。马克思既要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消极影响，又要使新创建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公之于众，就成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所要完成的理论工作，而且是马克思正确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全心投人《资本论》创作之前，不得不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草创的唯物史观，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彻底批判，再度确认并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哲学性质，《哲学的贫困》因此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和《资本论》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哲学的贫困》与《手稿》和《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手稿》和《形态》围绕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进行批判，草创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则第一次将唯物史观公开发表，并做了比《形态》更为精确的表述，而且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理论，初步阐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
基于对资产阶级二重性的分析，《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理论旨趣。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纲领性文献，其理论旨归必然指向全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也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作用巨大。资产阶级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开辟了世界历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然而，《共产党宣言》只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结论，但是依然没有回答《德意志意识形态》遗留的理论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怎样具体发生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这个问题只有深人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才能确切回答。这就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达到“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最终目的”—在这之后，马克思真正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写出了一系列手稿，最后凝结成了《资本论》。《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试验场，马克思依托先行草创的唯物史观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及其经济运行的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与必然性，共产主义学说因此变成了一种非空想的科学理论。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8
《理想国》读后感 一拿起《理想国》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但只要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个中的道理。
《理想国》一书，讨论的热点是正义哲学的问题。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等智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先后讨论了“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观点。苏格拉底一一进行了驳斥，并最终得出了正义的真正概念。然而文章没有仅仅落在关于个人正义的讨论上，柏拉图其实着眼于城邦的正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并将这条正义原则归结为：“每个人务必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我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当然，柏拉图的城邦是不是所谓的众生平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国度。他所谓的城邦是分等级的，也就是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劳动者。所谓“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乃是统治者、军人、劳动者各守其责，互不僭越的意思，同时，也有和谐分工，互助合作的思想。城邦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准则，城邦没有正义，理想国也就成为所谓的空中楼阁了。或许这种“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与此刻所提倡的人人皆平等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或许还有种专制专职的色彩。但是术业
有专攻，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所以只能对自我感兴趣的，重点研究的领域有所成就。比如让爱因斯坦去画油画，贝多芬去做发明，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柏拉图是如何确立“政治家就应为哲学王”的思想的呢？根据史料，柏拉图就应是经历恩师之死后，感受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败，才得以萌发政治家就应是“哲学王”想理。在他为实现理想政体而游历的12年中，游历塔仑它木时结识的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则为他的“哲学王”理想，带给了现实的雏形。阿启泰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是许多知识部门的先驱，个性在数学和力学方面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在阿启泰的领导下，塔仑它木推行着温和的民主政体，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发达，文化上比较进步。塔仑它木的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够说，柏拉图与阿启泰的交往和友谊，99。，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哲学王”的信念，坚定了柏拉图对理想政体执着追求的信心。政治家只有是哲学家，他才能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如何让国家治理的更加协调有序，如何让人民更好的安居乐业。由哲学王统领的国家，是贤人治国，是德性治国，是知识专政。哲学王所肩负的职责也得到了初步确定，即建立城邦、制定法律和督导教育。一次辩论课上，杨士进谈到政治家为哲学王不可取，我认为是可取，
但是在现实的实际上却根本上做不到。政治家为哲学家即“哲学王”，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只是一种唯美的理想。一个国度能有几个真正好处上的纯粹的哲学家，即使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那又有几个又有真正的政治才能足以匡世救国。话又说回来，哲学家又是比较心性高傲，不能容世之浊物的，在政治的环境中能不能先生存下来，然后再加以改造又是一个问题。再者，即使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真的就能够选举产生得了吗？此刻的民主状况尚且不能让我们满意，何况又是推举出一个哲学王出来，老百姓会买帐吗？他们能够理解吗？理想总是美妙的，但是一到实际上就有可能大打折扣。但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又不可能没有真正追求的理想，否则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会失去奋进的方向。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怀揣这种梦想上路，才有可能不停滞不前，失去奋斗的航向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虽已有千载，却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真是一场思想的洗礼啊！
《理想国》读后感 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体的方式著述《理想国》，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寻人类正义问题的著作。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
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究竟什么是正义？
柏拉图首先询问了他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人说：正义就是欠债要还。还有的人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对正义的讨论，是从区分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开始的。古希腊讨论正义，都是把它视为个人的德行，属当时普遍重视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之一。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较为抽象，不易说明，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是，以城邦来比方个人，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他认为真实的正义不是表现为外部城邦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在人的自身内部“各做各的事”。
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理想国》读后感 《理想国》是一部政治学经典，但在读这本书时，我的思维常常在字里行间悄悄的远行，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想想自己的思维跑到了哪里，是怎样跑的。
这本书不是很容易读懂的，在细读起来总是觉得在和先哲对话时少了那份开阔与气度，多了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很想用自己的话去理解去探索可那毕竟是一道很漫长且艰辛的路，所以我将慢慢的前行，那样收获的也许才更多。
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正义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有时想与其长期的在屋里思索理念上的正义还不如做一件正义的事，为一些不公发发自己的声音来的更为实际。也许这是浮躁也许这也是心虚，因为正义千百年来许多人都未明白，仿佛自己能恍然若悟的几率也很小。但我却相信自己和柏拉图一样，对正义有着强烈的憧憬与向往!可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而对于自己甚至对于整代中国人来说缺乏信仰总是让我们有时候焦虑、孤寂、无所适从，不知未来、过去，甚至不明白现在。柏拉图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我很喜欢，也许理解不同但真的很喜欢因为有了自己别样的感触。
柏拉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其哲学智慧尽管没有专门的哲学专著，但却几乎体现在他的每部著作当中。不论是从早期的《理想国》，过渡阶段的《政治家》还是思想有了较大转变的《法律篇》，都闪耀着西方哲人的智慧之光。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9
[论文摘要]要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教学质量，应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把握好教学知识板块的划分，教学重点、难点的确定、选择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由于哲学研究的是关于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它与各门具体科学研究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不同，决定了它是一门抽象的理论性学科，学习哲学既要具备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又要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够学好。正因为如此，一些学生感到哲学难学，其原因或是各门具体科学知识贫乏，不扎实，或是抽象思维能力不高。这给哲学教师提出了教学上的具体问题，即如何教好哲学，在教学方法上如何创新改进，如何提高哲学课的教学质量。本文就此作一探索。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准确定位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应从理论灌输、方法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定位，做到三位一体，以提高本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
一是从基本概念、原理着手，强化本课程的理论灌输。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首先必须弄清其基本概念和原理，讲清楚基本概念原理是本课程教学的首要前提。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时间安排、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突出概念原理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是由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原理构成的，只有学好基本概念原理，才能运用它对社会生活、自然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这可称为“以理论事”，突出的是“理”而不是“事”，强调的是“事”为“理”服务。而在以往的哲学教学中，有的教师主张不从理论着手，大讲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然后引出理论，即“以事论理”，突出的是“事”而不是“理”。这种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时间分布，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强化了“理”为“事”服务，而不是“事”为“理”服务，显然不符合哲学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
二是从方法论原则着手，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然涉及到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的、理论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在认识活动中决定思维指向和思维侧重点，是信息处理和转换的内在机制，决定着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体以及认识正确性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运用到科学的思维中和实际工作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系统，并能不断开拓思维空间。大学生思维特点是抽象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思维能力得到高度发展，思维的逻辑性、独立性、批判性、灵活性、创造性等品质逐步形成。在哲学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培养，既是哲学课程本身的内在要求，又符合大学生思维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的一条红线，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把哲学原理变成分析问题的方法。
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着手，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哲学本身就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人生观、价值观又是世界观在人生目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的演绎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会做人，明确人生的意义，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进步方向一致。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原理的教学体现出来，如果脱离一系列原理的教学，单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本身应有的哲学原理教学的功能。
以上哲学课程教学三个方面功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互相贯通，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不可偏废。而基本概念、原理的灌输又是最基本的定位，它的教学效果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方法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程度。
二、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从而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
现代认知学习论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学科的基本结构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当学生掌握和理解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就容易掌握整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形成哲学课程的认知结构。整体和部分是辩证的统一体。整体由部分组成，从整体宏观的视野出发，对部分进行单独的、分别的研究，能深刻地把握整体。割断联系，抛开整体，就看不清各个组成部分，离开部分，就不能从宏观把握整体的面貌。辩证法强调从整体以及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联系上分析问题，反对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片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体系确定其知识板块，必须了解其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严整的科学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是互相联系的板块结构，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四大板块，即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划分的理由有三点:1、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使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有利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解。2、既从哲学内容的体系出发，涵盖了全部哲学基本原理，又突出了各个部分内容的侧重点。即马克思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史观。这种划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使各个知识点有机地联系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绝不可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选集》，3版，第2卷，221-223页。)3、便于教学的有序进展。一般来说，哲学教学顺序按上述板块顺序推进，不可颠倒。当然，我们看到，近年来出版的有的哲学教材，将以上四个板块作了变动，如将“实践”的知识分割在“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板块中，使这一知识点显得分散，不利于教学。
三、从知识体系大厦的构架和支撑上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重点
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在一个知识体系中，重点的知识就是指处于基础性的、核心的、支撑大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则。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而言，其重点应该有6个。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2、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3、认识的辩证规律及其真理观。4、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5、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6、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
确定上述6个重点的理由。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这是哲学课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不懂得物质的原理，可以说就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唯物主义，离开物质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原理，也就坚持了唯物主义。2、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为重点的理由是，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辩证地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又是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最能体现辩证法内容的就是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两个规律又是对立统一规律从不同侧面的展开。掌握这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如果说不懂得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懂得辩证法。3、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它把认识本身作为思考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穿于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由此，就提出了认识的辩证规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所以，要掌握认识论，就必须掌握认识的规律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否则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板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一个根本标志，其内容非常丰富。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重点，是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而其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由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一上层建筑，层层决定作用和层层反作用，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所以社会基本矛盾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把它们作为重点，理所当然。如果不懂社会基本矛盾，可以说就不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即人的观点出发，来做更深人的阐发。因为社会规律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构成中，劳动者是主导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原理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体问题上的展开和深化，所以，这一原理应该作为重点。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属于社会文化结构领域，对文化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必要的，所以也应作为重点。
四、突破难点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就某一学科来说，其概念原理都有特定的载体，如数学概念、原理的载体有点、线、面、正负数等，物理学的概念、原理的载体有力、速度、热、光、电等。这些学科一般能通过实物、模型、演示、运算等方式和手段来认知，有直观性、具体性的特点。而哲学学科理论是这些具体科学理论的概括，没有直观、具体的载体，它是对这些具体学科理论的再概括、总结、提炼，因而就更抽象。由此，人们误认为哲学是玄虚缥缈、高深莫测的学问，给哲学教学也带来了难度。如何攻克哲学教学的难点，是提高哲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一是注重原理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哲学原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指一个哲学原理是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在讲授原理时，对每个要素都要进行分析讲解，给学生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构架，要避免零碎地、片面地讲解原理。注重原理的准确性，是指对原理内容的概括、提炼、表述方面保持准确，避免曲解、误解。一般来说，哲学教师讲授哲学原理时，需要对原理重新概括提炼，以文字形式写成讲稿，讲稿要求准确，口头表述时，同样要求准确。
二是讲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哲学理论是一系列抽象概念和严密逻辑构成的范畴体系，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不同，仅仅记住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不等于真正懂得和掌握哲学理论的真谛，因此，必须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哲学理论分析社会热点实际，使哲学教学由空洞、抽象、枯燥转变为丰富、具体、生动。但同时，也应避免片面渲染、夸大实际事例，就事论事。
高中政治哲学唯物论篇10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准确定位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应从理论灌输、方法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定位，做到三位一体，以提高本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
一是从基本概念、原理着手，强化本课程的理论灌输。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首先必须弄清其基本概念和原理，讲清楚基本概念原理是本课程教学的首要前提。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时间安排、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突出概念原理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是由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原理构成的，只有学好基本概念原理，才能运用它对社会生活、自然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这可称为“以理论事”，突出的是“理”而不是“事”，强调的是“事”为“理”服务。而在以往的哲学教学中，有的教师主张不从理论着手，大讲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然后引出理论，即“以事论理”，突出的是“事”而不是“理”。这种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时间分布，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强化了“理”为“事”服务，而不是“事”为“理”服务，显然不符合哲学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
二是从方法论原则着手，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然涉及到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的、理论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在认识活动中决定思维指向和思维侧重点，是信息处理和转换的内在机制，决定着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体以及认识正确性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运用到科学的思维中和实际工作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系统，并能不断开拓思维空间。大学生思维特点是抽象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思维能力得到高度发展，思维的逻辑性、独立性、批判性、灵活性、创造性等品质逐步形成。在哲学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培养，既是哲学课程本身的内在要求，又符合大学生思维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的一条红线，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把哲学原理变成分析问题的方法。
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着手，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哲学本身就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人生观、价值观又是世界观在人生目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的演绎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会做人，明确人生的意义，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进步方向一致。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原理的教学体现出来，如果脱离一系列原理的教学，单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本身应有的哲学原理教学的功能。
以上哲学课程教学三个方面功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互相贯通，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不可偏废。而基本概念、原理的灌输又是最基本的定位，它的教学效果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方法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程度。
二、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从而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
现代认知学习论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学科的基本结构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当学生掌握和理解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就容易掌握整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形成哲学课程的认知结构。整体和部分是辩证的统一体。整体由部分组成，从整体宏观的视野出发，对部分进行单独的、分别的研究，能深刻地把握整体。割断联系，抛开整体，就看不清各个组成部分，离开部分，就不能从宏观把握整体的面貌。辩证法强调从整体以及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联系上分析问题，反对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片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体系确定其知识板块，必须了解其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严整的科学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是互相联系的板块结构，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四大板块，即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划分的理由有三点:1、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使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有利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解。2、既从哲学内容的体系出发，涵盖了全部哲学基本原理，又突出了各个部分内容的侧重点。即马克思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史观。这种划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使各个知识点有机地联系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绝不可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选集》,3版，第2卷，221-223页。)3、便于教学的有序进展。一般来说，哲学教学顺序按上述板块顺序推进，不可颠倒。当然，我们看到，近年来出版的有的哲学教材，将以上四个板块作了变动，如将“实践”的知识分割在“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板块中，使这一知识点显得分散，不利于教学。
三、从知识体系大厦的构架和支撑上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重点
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在一个知识体系中，重点的知识就是指处于基础性的、核心的、支撑大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则。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而言，其重点应该有6个。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2、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3、认识的辩证规律及其真理观。4、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5、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6、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
确定上述6个重点的理由。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这是哲学课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不懂得物质的原理，可以说就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唯物主义，离开物质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原理，也就坚持了唯物主义。2、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为重点的理由是，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辩证地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又是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最能体现辩证法内容的就是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两个规律又是对立统一规律从不同侧面的展开。掌握这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如果说不懂得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懂得辩证法。3、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它把认识本身作为思考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穿于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由此，就提出了认识的辩证规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所以，要掌握认识论，就必须掌握认识的规律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否则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板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一个根本标志，其内容非常丰富。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重点，是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而其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由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一上层建筑，层层决定作用和层层反作用，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所以社会基本矛盾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把它们作为重点，理所当然。如果不懂社会基本矛盾，可以说就不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即人的观点出发，来做更深人的阐发。因为社会规律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构成中，劳动者是主导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原理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体问题上的展开和深化，所以，这一原理应该作为重点。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属于社会文化结构领域，对文化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必要的，所以也应作为重点。
四、突破难点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就某一学科来说，其概念原理都有特定的载体，如数学概念、原理的载体有点、线、面、正负数等，物理学的概念、原理的载体有力、速度、热、光、电等。这些学科一般能通过实物、模型、演示、运算等方式和手段来认知，有直观性、具体性的特点。而哲学学科理论是这些具体科学理论的概括，没有直观、具体的载体，它是对这些具体学科理论的再概括、总结、提炼，因而就更抽象。由此，人们误认为哲学是玄虚缥缈、高深莫测的学问，给哲学教学也带来了难度。如何攻克哲学教学的难点，是提高哲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一是注重原理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哲学原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指一个哲学原理是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在讲授原理时，对每个要素都要进行分析讲解，给学生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构架，要避免零碎地、片面地讲解原理。注重原理的准确性，是指对原理内容的概括、提炼、表述方面保持准确，避免曲解、误解。一般来说，哲学教师讲授哲学原理时，需要对原理重新概括提炼，以文字形式写成讲稿，讲稿要求准确，口头表述时，同样要求准确。
二是讲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哲学理论是一系列抽象概念和严密逻辑构成的范畴体系，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不同，仅仅记住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不等于真正懂得和掌握哲学理论的真谛，因此，必须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哲学理论分析社会热点实际，使哲学教学由空洞、抽象、枯燥转变为丰富、具体、生动。但同时，也应避免片面渲染、夸大实际事例，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