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1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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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F3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009（2015）22-0084-01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争取早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新民主义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顺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也就从这里开始同时也从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以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三大时期”，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始终，始终是指引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离不开新中国对“五大经济成分”的改造。在这“五大经济成分”中，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很大，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较小，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扩大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需要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从这里发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后，为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从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两大主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以及教条的理解社会主义，导致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冒进的现象。为了追求绝对公平，搞平均主义政策。平均主义政策不仅没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反而有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均主义政策就是一种扭曲的公平，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但是普遍贫穷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时期
经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住了挫折与考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既定的经验可以遵循，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模仿。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为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同样，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渴望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由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在政府主导下的建设，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能很好的发挥出来，更甚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市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给市场贴上制度的标签。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以计划为主，基本上所有的生产都需要国家统筹布置安排，这既影响了效率也丧失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就是为了打破原有教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策，尤其是对平均主义政策的否定。另一方面党和国家有强烈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社会主义有没有市场，资本主义有没有计划，这些都需要经过改革开放，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建设的经验得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带有制度属性。从此，人们摘掉了对于市场的“有色眼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了快车道。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成熟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的缓解。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没能很好的跟进，人们一度出现了迷茫，甚至于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什么？特色是什么？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让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为了解答人们的迷惑，解放人们的思想，审时度势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高度凝练以及精简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最鲜明也是最全面的“中国特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严格意义上说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做大社会主义的蛋糕，为了做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的内涵与实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贫穷与资产阶级的绝对富裕是典型的矛盾，也同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最大的矛盾。作者简介：刘文珍（1987-），男，山西临县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梦奎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3
内容摘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基于“利己人性”的“自利经济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基于“利己利他双重人性”的“道德经济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对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德经济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建范式
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有它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殊形态，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自身的假设前提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及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
从主体性角度，利益分为利己和利他。给主体自身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己；给他人（包括集体、社会、自然、人类）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他。因此，从利益角度人性可分为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利己性是人们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群体发展的前提之一。利他性是人们为他人和人类群体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人类整体得以共同进步的另一个前提。利己人性与利他人性作为同一个行为主体的两个人性侧面，相辅相成，共处同一个行为主体之中。也就是说，人具有利己利他双重人性。
人虽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方面人性，但利己性和利他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一些学者研究后所说：“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程恩富，200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利己利他两方面人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这里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现实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周诚，2008），详见表1。
首先，“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利人利己”型行为―通过利人的方式而达到利己的目的，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类型；但它本身是中性的―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二是“损人利己”型行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而利己，即“恶”性利己。三是“封闭利己”型行为―与他人无关之利己行为，属于与社会不发生关联的私生活。
其次，“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也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利己利他”型行为―即以利己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利他行为，或者称为“互惠利他”型行为、“表面利他”型行为。此种行为的客观效果是利他，对他人有利，对于整个社会也有利。它与上面所说的“利人利己”型行为，其实是同一类型，只不过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其二是“舍己利他”型行为―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型行为或称“纯粹利他”型行为。其具体表现是，其利人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财力、精力甚至健康、生命，而不图任何回报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回报（如匿名慈善捐款，舍己救人而不事张扬，为正义事业而奉献财力、精力乃至生命等等）。其三是“亲缘利他”型行为，即在家庭成员及亲属之间发生的利他行为。
由上分析可知，“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与“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具有相通性和共同点，即无论是主观利他还是客观利他，都具有“利己利他（人）”（或称“互利互惠”）的行为倾向，说明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是能够并存能够同时兼顾的。
基于利己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经济人”；基于利他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道德人”；兼具“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准确地说，“道德经济人”就是基于利己利他本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支配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人。
“道德经济人”兼顾利己和利他来实现自身目的，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最为普遍的经济行为人。根据经济学“实然”的人性假设，“道德经济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是指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首先，在经济领域中，“道德经济人”的逐利性是激励经济主体的原动力。其次，“道德经济人”是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道德经济人”不仅包括有逐利行为的个人，还包括企业等经济单位，由于它们同样具备“道德经济人”逐利这一基本特征，所以也被概括进“道德经济人”范畴当中。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最终目的是利己，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利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经济人”（包括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具有一般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自利，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注重实现自利的途径即利他来达到目的。首先，“以利己为目的”是人性化的表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同时，又尊重了整个经济发展规律，即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利的行为，来实现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目标。其次，“通过利他途径实现经济目的”，即个体为他人和整体的公利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价值，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利他”，同时他人和整体又会给他以回报，实现了个体利己的目的，并且整体再把公利通过国家职能造福所有人，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如此循环，推动社会进步。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即双重理性。出自于人的利己行为动机，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下，“道德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始终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要是指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地精明地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和计算。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源自于人的利己本性，从利己动机出发，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理性被称为经济理性（利己理性）。同时，作为社会中的行为人还要从社会性利他动机出发，对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进行理性判断和评价，不能损害他人利益。这里的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个别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等。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也就是基于利他性道德的理性。这里的正当性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合法，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实的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违法。另一个是合德，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代文明的公共道德规则（这里的道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道德，而是人类遵守的公共准则，是指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不能违背它。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行为的互利主义结果：即经济主体行为结果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实现行为结果的互利性。首先，他律指“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机制）和“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干预和调节）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服从于“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是牟利动机实现的最终手段，竞争则是市场经济实现的主要途径。竞争需要各种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体现并维持有序竞争的公正、道德和伦理，体现道义、信念和牟利动机的并存。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政府）也对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起到约束作用。政府的手段一般分为两种，或是命令式的，或是非命令式的。前者通过法规、政策等手段去规定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这带有强制性和统一性。后者是政府通过传播信息或运用它掌握的经济资源及手段来创造一种经济环境，对经济行为人的活动给予劝告、推动。其次，自律指经济行为人的利他性道德自律，源自于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人格。
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主体的求利行为就能够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既利己又利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主体的行为只具有正外部性的效果，能够避免负外部性。这样，个体的正外部性经济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必然会引起作为个体利益之和的社会利益的相应增加。也就是说，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其行为结果具有互利性。这也是“道德经济人”假设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命题，也可称为“道德经济人”的灵魂。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可行性
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形式，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经济人”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人”行为的逐利性提供了激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动力机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性，能够合理地配置并能够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趋向合理，从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经济人”思想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相适应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分配形式实现了多元化，人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人们不仅重视精神需求的满足，更重视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和趋利行为，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具有一致性，是合理合法的，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三个特殊性，我们可以分析出在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所具备的主要特征（张伟超、廖鸣，2007）。
（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已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己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互惠互利等价值规律决定了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和满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隐含了利己与利他的双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自利与利他的结合体。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经济不同，它更多地强调为集体或社会谋利益，强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二）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既存在经济理性，也存在道德理性，在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冲突时强调道德理性。公有经济的基点是寻求集体利益最大化或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下，已经取得相对最大化的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同时要公平地分配到每个人（按劳分配），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身上体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一致性。
（三）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展开经济行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能够引导经济主体更好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鼓励经济主体有意识地、主动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防范经济主体的自利心膨胀，出现单纯追求私利的伦理危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据1996年及相关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新加坡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3%；中国香港地区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1%；日本实现了连续12年的经济增长（1961-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9.8%；韩国实现了连续11年的经济增长（1983-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8%。一些学者研究了如此骄人的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原因，结论是，西方理性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东亚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而且顺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显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从整体上说，已经是东西文化的结合体了，经过改造和创新后的儒家伦理文化，不仅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还能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获得新生（郑爱文、李敏，2006）。“道德经济人”就是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儒家文化信奉“道德人”的价值理念，市场经济一般强调“经济人”特性，二者的有效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每一个生长在中国环境下的经济主体都有意或无意地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也是“经济人”，但绝不是“自利经济人”，而是“道德经济人”。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现象、问题。因此，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性的认识，总结出符合这种人性的人性假设范式―“道德经济人”，对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经济人”范式，有助于解决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道德经济人”范式承认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追逐经济利益的利己行为的现实必要性和合伦理性，承认了经济利益原则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能有效调动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次，“道德经济人”范式可以使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共同增长，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强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道德经济人”范式不仅承认利益主体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且坚决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的行径，强调在主观目的上，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考虑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行为上，不能依靠损人而利己，要做到互利互惠，共谋发展，通过利他而利己；在客观效果上，要做到“双赢”、“各有所获”，使自我利益、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都得到保护和发展；在实现方式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结合，不仅要通过“看得见的手”的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而且还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来实现，使公有制得以巩固（马姗伊、王辉，2006）。
再次，“道德经济人”范式为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提供了统一的理论依据，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有利于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缓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经济主体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作贡献，实施利他行为，社会则依据劳动贡献向经济主体分配消费品，实现着对等的双边互利关系。同样，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中，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生产要素，为社会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并承担风险，同时他有权按提供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参与分配，并获得风险收入，也实现着这种对等的利己利他双边关系。
最后，“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两极分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损人而利己，就是要反对剥削，反对两极分化。“道德经济人”范式坚持既利己又利他，让各方面都获得利益，获得发展，其本意即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上，一方面是根据互利主义原则，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承认和鼓励能更多更好地利他的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们不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得坑蒙拐骗，必须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依靠更多更好的利他而致富。在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上，“道德经济人”范式主张通过榜样示范、资金技术扶持、资源共同开发利用等利他或互利方式实现共同富裕（欧阳超，2003）。
参考文献：
1.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J].教学与研究，2003（11）
2.周诚.“双重经济秉性人”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
3.张伟超，廖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新探[J].经济师，2007（4）
4.郑爱文，李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之我见[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3）
5.马姗伊，王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范式[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6.欧阳超.试论互利主义[J].天府新论，2003（6）
作者简介：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4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据
《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并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内容。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资本论》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论》为它提供了间接的辩护，就是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所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资本论》相关内容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经典著作，耗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半个多世纪的心血。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一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时仍在修改《资本论》的手稿，可以说，它是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的一部科学巨著。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资本论》共分三卷：《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一卷主要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和货币入手，阐释了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卷阐述了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进而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结构。本文主要围绕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来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创立的。邓小平同志认为：1.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阐明并重新定位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将市场看作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从而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问题，打破了以往国内外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从理论上来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资本论》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
三、《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间接地理论依据——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经常出现一些像“商品经济”、“商品生产”等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词语。二者虽相近，但仍有不同。商品经济强调的是商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所有者将自己的商品按等价进行交换、分配，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应；而市场经济则是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利用市场机制，如价格、价值、竞争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但事实上，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从属于商品经济，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结合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里看，市场经济属于共性、一般的事物，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个性、特殊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般的商品经济并不决定社会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单纯的是一般的商品经济，它与一般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
（二）《资本论》中一般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
《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章就是从一般的商品出发，通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逐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1.根据劳动价值论，通过对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进行分析，得出商品货币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结论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具有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的二重性指的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的是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的是价值。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到不断地扩大的物物交换，再到一般等价物的产生，最后一直到货币的出现，这时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一旦货币再进入流通领域，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些在市场上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这一部分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这时雇佣工人的自由、平等等政治权利及经济利益被剥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就转变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由平等、自由的关系转变成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2.根据剩余价值论，分析劳动者和资本家对产品的占有关系，得出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结论
资本主义的剥削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成资本后，劳动者直接进行生产却不占有自己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而资本家不进行生产却占有他人的部分产品。这时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必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是商品生产者直接占有自己产品的权利。这是一般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在没有和资本主义结合之前的所有权关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和所有权分离，劳动者直接参加劳动却不占有劳动产品，资本家不参加劳动却无偿的占有劳动产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规律。由于所有权的变化导致这时的经济形式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3.根据资本积累理论，通过分析价值增值过程，得出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掩饰其剥削实质的结论
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就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并将这部分价值追加到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购买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购买劳动力。从形式上来看，资本家是通过等价交换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撇开生产资料单就劳动力来说，其实质上是通过无偿占有的别人的劳动成果，来获取更多的可以被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从而实现价值的不断增值。马克思也不断的强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1]（p.239）这是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实质，只不过是被等价交换的形式所掩盖住了。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它还利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来掩饰其剥削的本质。
所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利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p.13）市场经济它并不能改变或也不能决定社会性质，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即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只要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以说，《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间接地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13－06
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随着改革的深入，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与实践的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需要在理论研究上加以重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大众化概况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在执政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与借鉴相结合的认识论做出的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理论和积极参与实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体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其中最经典的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思想经过十四大确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理论内涵在于：一是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手段；二是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三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源、科学内涵，也应该包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目标、任务、手段等各个方面问题的基本认识。
大众泛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所有主体，大众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式有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也有参与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因而大众包括了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几乎所有产生消费行为(必然引发参与相关的其它环节)的成员(不排除外国成员)。大众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广大基层劳动群众，他们既是市场交易物的创造者，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指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了解和应用状态，体现于大众对这一理论的关注、认知、认同、应用、反响、系统性把握、创新、发展等诸多方面。
我国对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引入市场经济关系这一问题的探索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尤其是1956年我国宣布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五年，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商品经济、市场、价值规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补充作用、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借鉴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学术界卓炯、薛暮桥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也就此展开过研究和讨论，但大众层面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具体实践未充分展开，甚至长期将市场经济作为批判的对象。
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整体上认同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始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各类经济主体，无论个人、家庭、经济组织、行业、地区，也无论是决策者、执行者，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场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引起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大众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物质基础、舆论宽松度整体上极大提高，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受到巨大的洗刷、震动，从而发生质的变化。
市场经济一词家喻户晓，但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知层次和认同程度有很大差异。“打左灯向右转，挂羊头卖狗肉”甚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民间的负面感慨。其中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与理论的差距，这说明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肯定与否定、认同与反对、接受与质疑等交织的复杂反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的基本意义
人民大众了解其赋权的执政党确定怎样的社会发展方向、改革目标和价值取向，这是大众自愿自觉地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意义在于：
1、只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全面了解改革机理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主动性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之初就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影响生产力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动地位的因素，是推进生产实践和生产力发展的主体。主体的主动性首先取决于主体的自愿和自觉性。因此，大众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否，其在实践中的能动状态大相径庭，直接影响生产者对生产力的推动方向和力度。
我们一贯强调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都深刻表明，发展生产力对于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大众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民众基础，其中最广大劳动群众是社会主义的主人。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大众认知社会变革的目标，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大众认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能达到大众认同，大众才可能真正以主人、主体身份参与实践，督促市场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广泛推动社会进步。
2、只有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广泛认知才能防止理论庸俗化
实践中的强势主体偏好为自己带来正面效果更多的那些理论部分，主体的强势由其在实践过程中对资产的控制和管理的决策权决定。庸俗化理论只作表面或形式的文章，其形形的表现概括起来是造取我所需之理论并大肆渲染误导实践，目的是将不合理的利益合理合法化，这是理论被庸俗化的经济根源。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后，大众普遍了解和接受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大众经历了先对理论的怀疑再到实践中日益接受，又因理论一部分被庸俗化后，成为凭借权力、资本掠夺财富的理论工具，两极分化加剧，实践中逐渐暴露出市场自发与盲目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问题，大众对现行市场经济性质产生质疑。
庸俗化理论的方法论一般是机械唯物主义，也不乏唯心主义。深化改革需要破除理论被庸俗化的土壤，而辩证唯物主义是破解庸俗化理论的利器。依靠大众更加全面、联系、发展地认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推动理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为社会主义大众服务的途径。
3、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才能把改革推向纵深
大众能否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其根本是会比较在其中的得与失。如果大众尤其是劳动群众感受
到的是主人翁地位、相对收入等核心和实质性利益受到冲击、保护社会主人的基本制度被动摇，大众将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大众一方面可以掌握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理论，另一方面懂得如何凭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良性结合，使大众收获最大利益。
三、大众视角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
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意义的生产关系，其微观主体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是鲜明趋利的，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市场经济微观趋利与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为本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相悖难题；具体实践也遇窘境：机制因适用环境、技术性能、反应速度等差异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体制与制度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相悖不一定维护制度、受众抵制消减其利益的政策等等，这使机制、体制、制度之间摩擦形成的对立性产生层层解构效应：运行条件较薄弱、受众的有效抵制――机制部分失灵――体制功效耗损――制度动摇――解构甚至否定理论。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产生了冲击制度的震荡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这样核心环节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反映我国公有制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有企业调整，“国有经济除了一些大企业外，中小企业通过改组、改制与变卖，己经所剩无儿了。目前，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绝对多数变成了绝对少数。1997年全国有国有企业37万家，其中中央级的上万家，现在，中央企业己经只剩下157家。下一轮的整合还将进一步缩减，目标是减到100家以内。这个数字已经远远低于早就私有化了的俄罗斯”；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总数中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4％下降至2007年6％”。
改革过程中，不乏精英鲸吞国有资产等的案例，由于理论上的乐观和实践中缺乏严格的规制，国有企业改制、改组，重组等等形式，成为私有化的一次次盛宴。面对这些影响大众实质利益的问题，要让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予以认同而不反感几无可能。
2、社会主义制度尚未有效钳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性
20年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负面问题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缺陷的一面，带给社会的有些是认识上存在问题，如对精英鼓吹私有化采取放任态度；有些是我们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例如趋利规则泛化和滥用影响国民的道德素质、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等；有些是经济规制乏力产生市场的社会性危害，如食品行业的质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度竞争成为全球化战略的瓶颈、国有经济的垄断肥了高管损了公有制形象等等。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反映了我们还没学会、甚至不敢用社会主义制度有效钳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性。而这些负面性带来的后果恰恰都渗透到大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细节中，不只悬挂于高高在上的抽象制度层面，大众面对使自己失去权益的实践，心底里很难推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科学和基于民众的。
3、大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渐失利益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后，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28年以血肉之躯经血雨腥风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其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在社会利益结构和价值导向上得到体现?
目前吸引全球关注、反映国内民众渐失利益基础最为核心的是收入向资本过度集中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0％，2006年史是仅为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节节上升，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这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趋于下降，而资本所得却不断上升，这种分配格局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企业主或经营管理者与一线职工贫富差距拉大，我国企业的一般情况是，除了那些有特别专长者外(即使是这些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也没有拿到他们应该拿的数)，其他的一般员工每月只能得到几百元的工资，并且还没有安全保障和社保福利。”
九三学社中央援引一组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
如果说所有制问题影响大众的主人地位，个人收入差距将更加实际地影响大众的生活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地位，对大众的冲击更为直接和具体。
四、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问题需要的几个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大众对这一理论的认同、应用以及自愿积极参与实践，所以必须关注和研究这一重要问题，以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1、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任何理论都在实践中经历提炼、筛选、修正、补充、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邓小平后期曾经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还不能全面回应、解释、解决大众实践中的问题，这不是理论本身的过失，恰恰是理论发展的机遇。30多年改革开放和近2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为理论提供了发展条件和空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方面实现结合的理论，是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目前来看，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我们投入得较多，这符合客观现实补短板要求。最近的三十多年，我们在学习、实践市场经济问题中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如果我们扬弃前人、旁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缺陷，跨越其间的陷阱，纠正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问题，前路更加光明宽阔。中国率先突破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不是靠市场经济，是靠社会主义制度所造就政治经济基础，这样的宏观魄力即使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经济同盟也望尘莫及。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不仅不能偏
废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还要强化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在哪?既在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更在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多层次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直接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根本目的，大众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在初期阶段的最终目的，其间既统一于根本目的，同时各种目标又具有差异性、对立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自发、必然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够自发、必然地实现大众公平共享改革成果。因此，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必须厘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的及其相应的层次，尤其明确和突出根本目的，才能在实践中锁定方向，处理原则性、根本性问题才可能有鲜明的立场。不解决好用什么瓶子装酒的问题，必然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质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已经严重损害了大众的最重要和最广大的部分――劳动群众――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收入分配、社会地位等实质方面的利益，将加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沦为经济上两极分化、少数人获益多数人相对受损、道德上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体制。
利用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最需要继续强化的方面，它要求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以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出发点，符合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具体地落脚在利用市场经济，实现市场主体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有尊严地公平参与生产、公平获得产出，进行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积累、加入国际经济循环，促进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步的生产、消费方式变革，更好地在经济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的同步科学发展等等。
2、提高社会主义制度驾驭市场经济、解决各种矛盾的能力
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是自然的，各种矛盾最后都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而处理这些矛盾一要遵循矛盾中蕴含的自然规律，二要遵循社会规律。
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比作骑士，市场经济就是一匹骏马，如果骑术不好，骏马的野性给骑士带来的麻烦会甚于方便。解决的办法有换马、驯马、提高驭马术，而当下最为现实的无疑是后者。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既是我国社会运行的软环境又是硬约束，规定了市场经济的活动边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应的体制、机制予以市场经济合乎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取向的规范，才能够给大众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答案，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其中需要学界提供科学理论、需要中国共产党确保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下增强能力并约束政府确保按科学规律制定和执行政策。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处理经济问题的法律法规近30年出台数以千计，但法制不等于法治，一个大众非常反感的问题―一权钱能通法――没有根本上解决。权贵的问题可以超越法律，大众的一些具体问题演化为才有望解决，如征地、拆迁等，民众有些合理的要求被忽视，引发极端事例，背后往往还牵出，这既激化矛盾、恶化执政党、政府与大众尤其是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又与腐败、两极分化等形成合力动摇执政基础。回头来看，如果党的干部和党员真正践行党的宗旨，按照提出的，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解决。而对于分化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则无需犹豫，“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3、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与执政党的思想建设有何关系?答案是关系十分重大。执掌十几亿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国共产党，既关系大众、关系民族，还关系全球关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众心里从来没有忘记也一直怀念第一代领导集体言行合一。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活力，市场经济带给中国经济效率，但同时拜金主义死灰复燃趋燎原之势，大众看到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看到金钱至上、、权贵阶层等等形成对大众的全方位挤压。腐败已经持续多年排在大众关注和不满的第一位，两极分化紧随其后，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等都反映底层劳动群众不可承受之重。这些的问题不只是吞噬公共成就，它吞噬执政党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吞噬大众对执政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值取向的信任、吞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让执政党引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遭遇严重冲击。
“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6
否定之否定：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曾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三四百年的历史事实和当时的理论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它不能实行社会范围的经济计划，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和有必要实行对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计划调节。同时，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消亡了，市场也不再存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列宁在领导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也曾明确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排斥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俄共将此观点付诸实践，采用工资实物化，农业产品直接交换，实现军事共产主义等办法，结果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加剧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因此，从1921年春起，列宁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把恢复市场经济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把发展市场经济看成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从主张消灭到主张保留市场经济，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但也遗留下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过渡时期可以保存市场经济，那末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呢？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政策，认为“货币在我们这里还会长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但从总体上看，斯大林只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看作是不得已而存在的东西，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局部现象，准本质现象，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斯大林的上述认识，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认识对待商品生产的，在思想上有保留，在政策上搞限制。其间，在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曾提出，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仅是生活资料，有些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属于商品生产；即使全部实行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某些地方也要保留商品交换。这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并没有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高度来看待商品经济。晚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和“”时期，把市场、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当作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予以批判，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简言之，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使人们逐步形成新的认识。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指导思想，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是必需的、有益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些论断是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关系所实现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飞跃。
根据几年来的实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正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步步深化，促进了我国城乡改革的步步深入。直至十四大，“市场经济”这个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徘徊了多年的幽灵，终于被理直气壮地写进党的纲领性文献中。
一以贯之：总设计师的理论贡献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7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新教改革；功利主义
无论从中国的孔孟，还是从古希腊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外经济伦理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然而，假若单纯地追溯“经济伦理”这一名词的历史，则会发现它首次出现在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书中写到：“17世纪这个伟大的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韦伯书中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与我们现代所言的市场经济伦理并非同一个概念，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渊源。市场经济伦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最初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因此，追溯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必然追溯到市场经济产生的背景和西方资本主义生成的背景。由此，人们在寻寻觅觅、多方论证的基础上认定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滥觞。周中之教授在他与高惠珠合著的《经济伦理学》中就认为：“现代经济伦理学思想的发端可追溯到18世纪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_2斯密“充分肯定人对正当自利的追求”，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互利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而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实际出现在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提出之前大约200年。那正是西方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期。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此，让我们摈弃斯密的个人背景和人生经历，翻开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寻求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宗教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他揭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复杂性。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16、17世纪在英国、荷兰、法国等经济发达地区兴起而后几乎传遍整个西欧的新教改革之所以触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宗教改革也并非只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它对政治、市场经济及其经济伦理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说明新教改革这一宗教背景为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宗教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首先，新教宣称只信仰上帝，认为上帝与教会不是等同的概念。传统基督教认为教会是上帝与人之问的中介，人们只有通过教会才能接近上帝。因此，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具有绝对权威，不仅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采取愚民政策限制一般世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严格规范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竭力杜绝与宗教教义不相容的思想与行为。但到了16世纪，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改革兴起。新教拒不承认一向被推崇为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的罗马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最高权威，人只要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能得到神的启示。由此，新教将上帝与教会分开，虽然仍要人们信仰上帝，但已摆脱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神权统治时期教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
其次，新教肯定了从事物质生产的世俗活动的道德意义。新教教义的核心即“天职”观念，提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用修道的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要人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而“一项职业有用与否，因而它受上帝的青睐与否，主要从道德角度衡量，因而也就是从这项职业所产生的物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的角度衡量。”
第三，新教并不排斥对财富的追求。在古代中国，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基督教要求人们安于贫困，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认为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追求财富会使人陷入贪婪的境地。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商人则因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而新教认为“假如上帝为他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一个忠实的信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j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基督教伦理中解放出来，同时对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由此，一方面，新教改革客观上缓解了宗教对人们追求利益的精神约束与伦理压力；另一方面，新教伦理的这种天职观念曾一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二、经济背景
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伦理孕育与发展的土壤。在欧洲，市场经济从萌芽到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经历了几个世纪。由于欧洲封建社会实行分封制，国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庄园。庄园经济是互相隔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内，贵族领主对隶农们具有经济、政治、司法等一系列权利，而隶农们则在各个方面依附于贵族领主。因此，一个个庄园俨然是一个个小王国，各庄园主依靠自己拥有的土地割据为政使王权削弱。
逐渐地，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些游离于庄园之外的人。比如在饥荒或战争期间离开故乡谋生的人，或者庄园不能再提供给土地的那些有过多子女的隶农的次子、幼子们。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离开庄园后，以做一些手工制品出售给附近的居民们为生。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商业活动，根据需要，从—个地方把粮食等物贩卖到另—个地方。他们往往会在平常来往人流较多的地方进行着一次易。由此，作为现代市场最早雏形的集市得以逐渐发展起来。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在集市地点或附近开始有—批长住的居民，他们沿道路修建房屋店铺，夹道的房屋为来往商旅行人提供饮食住宿等相应的服务，具有_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形成了。丽社区一旦形成，居民们为了自身的防御需要，就会建造城墙以保卫自己。于是，商业城市逐渐出现。新兴商业城市则利用自己手中积累的货币建立并维持自己的军队，并通过战争或通过同封建主进行谈判以赎买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或争取得到独立的地位。“但就全国范围来讲，城市不过是这块版图上的若干个点……全国广大地区仍被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割据着。乡村表现为‘面’、‘点’与‘点’、‘点’与‘面’的贸易还受到限制。”为实现贸易自由，城市力量支持王权夺权成功，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商品生产、商品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
l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工厂制取代作坊工厂制和手工工厂制，使商品生产在西欧逐渐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到了18世纪整个欧洲已进人商业的世纪，商品市场在各国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互利的经济交换关系决定了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伦理关系的产生，这种市场经济伦理关系反射到人的意识中便形成了以自由、平等、互利等为内容的市场经济伦理观念。
三、政治背景
新兴城市力量支持王权消灭了封建主割据之后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民族国家相继诞生了。“一个前所未知的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既需要资产阶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又要建立自己在国内的专制统治，要求资产阶级对自己俯首帖耳，任自己拿走很大比例的财富。所以，此时国内市场虽然统一了，但城市的自治权不复存在。城市为斗争的需要而凝聚市民力量已不再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有权势的富人与上层人物不再有意模糊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资产阶级从一般市民中分离出来，他们不满足王权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不愿再忍受国王政权凌驾于自己之上，对自己诸多限制、诸多干预，要谋求政治上的充分权利。16世纪后期荷兰资产阶级通过武力斗争的方式了西班牙国王在荷兰境内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7世纪后期、l8世纪后期，英国、法国先后成立资产阶级政权。到了19世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理所当然地要保障商品经济关系的运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建立起市场经济伦理体系。
四、伦理背景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8
摘要：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本文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规范化、金融体制改革及避免两极分化等措施着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启示
一、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消灭经济危机的必然途径是消除资本主义，根据来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有几下三点：
（一）竞争盲目性。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发展必然会出现竞争的自由化，而竞争总是与供求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供求从来就不是完全吻合的，供应相对于需求或者过多，或者过多。这种竞争的自由化对于供求无法准确把握，造成一定的竞争盲目性。
（二）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导致资本得以不断扩张积累的根本内因。而资本的内部性质也决定市场经济无法在正确比例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当符合社会化生产的适当比例被打破，就很有可以引发经济危机。
（三）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剥削使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不断加剧，一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把获得剩余价值当成最大追求，二是工人是消费品的最主要消费者。工人支付能力的有限性和生产的无限扩张同时存在就诱发了经济危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
由于时代限制，马克思在论述中并没有涉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当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现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可有诱发经济危机，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一）从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与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一般市场经济存在共性，即企业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利润、追求财富，这样企业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体，而不是市场整体，就有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失去平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不能说我国的市场管理是无政府状态，但在许多行业重复建设现象不断，行业产品供求失衡、生产力与实际要求不符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的大量存在都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因素。
（二）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二者的矛盾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三方面因素导致的，分别是“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及“世界市场的形成①”。然而，这三个因素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个因素仍然存在，并仍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三）从有限的支付能力与无限的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看。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看，人民存款储蓄量不断提升、工业贷款需求量降低、生产力利用率低下、工人失业率攀升、就业率履创新高……虽然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买方市场，可是消费者力不足、消费力与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如何在马克思经济危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依据，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指导和规划。
（一）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在利用新科技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带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在市场经济提倡转型跨越发展的今天，不应将建设的重心停留在原有的、无意义的重复建设，而在重点关注人才引进、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
（二）加强市场管理，促进市场规范化。社会主义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应该发挥其引导、规划和管理作用，在市场管理中，加强市场规则的建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加强市场交易行为规范化，营造公平交易、合理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还应该对市场本身无法提供的商品进行调剂分配，以解决民众的需求，弥补市场的缺陷。
（三）促进市场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几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予以警醒。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资料相对过剩，只是由于实物经济的相对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已经越来越趋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更是不断加快，这种情况在引入国外金融资金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将国外的金融风险也同时引入。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发展还不完善，金融机构管理刚刚起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仍有待规范，银行与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完全理顺，金融业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四）进行生产资料占有再分配调整，避免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加剧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问题，低收入者徘徊于低层次消费需求，高收入者消费需求极度饱和，这种情形使得社会消费格局进一步分化，使社会供求平衡被打破，两极矛盾不断激化。现在，基于市场内需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三农”问题，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缩小两极分化现象，促进社会公平。这些举措不但对于巩固政权，提高政府公信力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不可因为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完全忽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9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①。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既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借鉴，中国共产党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发展以及对西方经济学批判地吸收基础上，带领中国人民开创性地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宝贵的理论创新和独特的实践经验。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历程，总结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成就和经验，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
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主义政治经学的一次伟大创新发展，也是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框架的一次超越。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经济基本原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述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般原理，并没有直接阐述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相关概念。但究其根源，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就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中国共产党正是由对商品经济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并不断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接续探索。毛泽东作为第一代党的领导核心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他提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思考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充分借鉴、吸收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讲过的，是适应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需求的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突破；江泽民、胡锦涛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使经济活动进一步向市场倾斜，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时代课题，提出了包括经济新常态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2）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框架的超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谋求转型，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给出的市场化转型方案，采取“休克疗法”进行私有化转型，但遗憾的是成功者寥寥。市场化转型的失败不是市场化本身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休克疗法”过于激进，导致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保障性制度真空，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无法正常发挥，从而引发剧烈的经济波动和衰退。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方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不仅低效而且容易滋生寻租腐败行为，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就曾向中国官员建议“要一刀砍掉老鼠的尾巴”。而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不仅没有辜负社会主义，而且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窠臼，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事实证明，相比于其他转型经济体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发展的稳定，甚至在转型之前中国的经济波动还大于其他经济体。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党稳定性与政府政策的持续性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转型改革不是唯一的模式，渐进式的改革能够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前提下释放经济活力。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概括为三个“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从探索确立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制度化过程，也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
（1）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帮助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取得了20世纪60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70年代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等非凡成就。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邓小平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提出“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在这样的立足点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这一阶段，市场调节经济的制度初步形成，通过在农村地区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产品市场放松价格管制、在国有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改革等举措,初步形成了在政府主导下市场调节经济的局面,实现了计划经济的突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式开启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阶段。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确立
在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87年2月，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7]，党的十三大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在此期间“价格双轨制”、“物价闯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实践使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逐步深化。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姓“资”姓“社”的争论成为了限制改革开放的要害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些论述冲破了以往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束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党中央在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将“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各项改革举措的根本标准，明确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轨并得到确立，自此中国经济也伴随着生产力的释放和制度的完善进入追赶提速阶段，中华民族开启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完善到制度化
进入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了全新的时代主题。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改革、完善体制进行了改革部署，明确了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阶段，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资源配置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更加明确。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等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领跑世界的基础条件。
进入新时代，以为核心的党中央赓续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改革开放基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充分肯定了市场在微观生产分配组合的效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政府逐步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这些转变是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体现，充分显示了党始终根据经济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谋求发展的科学定位。在此基础上，党的四中全会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表明了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是谋求发展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的制度。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建党百年来重要的发展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径既区别于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又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发展策略不同。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是人类共同的发展智慧。中国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秘诀不在于市场化的本身，而应该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从前述的实践探索过程可以发现，坚持党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
（1）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
市场调节经济的方式被称作“无形的手”，西方反复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说明了市场经济并非万能。近年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两只手的协同，中国的实践证明关键还要依靠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
首先中国共产党长期连续执政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经济政策得以在实践中长期坚持，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邓小平同志指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历代领导人接续奋斗，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原则始终一以贯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作为执政党，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制度化、长期化，形成了以党的代表大会总结发展规律、党的五中全会谋定五年规划的长期发展战略、党的三中全会研究中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党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短期经济落地政策的政治环境。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这种稳定、制度化的政治环境稳定了市场各方的预期，保持了经济政策的持续性，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次，党的领导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作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在宏观层面能够高效调动要素资源，但在微观层面容易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局。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被广泛接受，但市场调节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党的坚强领导则是纠偏市场失灵，构建社会经济发展应然与实然有机统一的重要力量。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在经济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通过完善社会制度形成了当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2）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渐进式”改革和“休克疗法”是两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模式。主张“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如杰弗里·萨克斯等提出发展中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扭曲，根据“华盛顿共识”快速建立起经济自由的环境，通过国企私有化、放开行政管制等措施对市场进行解绑，市场力量就会启动，自动完成结构调整、制度完善等目标。倾向“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等认为，“休克疗法”过于激进，旧的体制破除后新的体制难以在短时间建立，只有循序渐进地将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采取用时间换取发展空间的方式边破边立，才能实现顺利的转型。
选择“渐进式”改革还是“休克疗法”，中国共产党从未停留在理论和“本本”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结合中国国情谋求发展之路。计划经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逻辑起点，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改革的前提。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选择了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由面到体、由实验到全面铺开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首先渐近式的改革有利于制度的平稳过渡，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质是旧制度消亡并向新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作为规范市场主体的规则，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一种成文的规定，转型过程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始于对农村地区和私营经济的解绑，并且逐步扩大到价格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层面，这种由点到面的渐进式改革满足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原则，不仅最大程度避免改革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也符合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帕累托改进原则。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取得实践的成功，正是因为改革过程体现了强制性和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辩证统一。非正式制度是指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正式制度可以由上而下强制变迁，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则需要逐步演进。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就存在着新的正式制度与原有非正式制度不相容的矛盾。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旧制度间的稳定更替，边破边立的螺旋式上升不仅降低了改革的成本，也减少了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次渐进式的改革有利于培育和壮大成熟的市场主体。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先放开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束缚再深入对国有企业改革，渐进式的改革有助于培育与市场化要求相一致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人员管理、生产、销售决策都由政府统一调配，如若采用“休克疗法”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可能如苏东经济体转型时期，大量国有企业倒闭或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因此，中国通过先放开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束缚，由这部分市场主体先发展起来，通过逐步建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等改革阶段。改革过程中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公有制经济也逐步完成了减量提质的改革目标。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篇10
一、一国胜利论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就形式而言，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该在一国范围内进行;若就革命内容来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日益密切，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可能实现。当然，他们并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看成各国、各民族必须走的唯一道路。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如果把他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俄国等东方社会的发展情况，指出，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下，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产阶级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他认为，革命的突破口不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分析了俄国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俄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俄国革命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他原本希望通过欧洲革命的胜利来帮助俄国革命的胜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俄国经济濒于崩溃，激化了社会矛盾。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并立的局面。列宁因势利导,及时发表《四月提纲》，带领俄国人民进行了十月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全力支持俄国境内的复辟活动并实施武装干涉，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进而扑灭欧洲日益高涨的革命火焰。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俄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地保卫了苏维埃俄国。然而，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热切盼望的无产阶级欧洲革命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反而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毁灭性打击。此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苏维埃政权，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既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之中，也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面对这一情况，深信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列宁，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实践中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探索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情况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新课题。此后，苏联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斗争的榜样，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展开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充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在特定时代，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样能够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成为社会主义的新起点。因此，中国知识界开始广泛传播、接受并实践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中国具体实际，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亚非拉一大批国家也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1975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达到15个，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约占世界的2/5和1/3。一战后至80年代初，宣布搞社会主义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近50个。
二、一国胜利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诘问
一国胜利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一国胜利论不断遭到非议和责难。十月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能够烤制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会给俄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社会主义早产论的鼻祖考茨基和苏列汉诺夫等人宣称，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十月革命就像一个早产儿，在现实中注定会夭折。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也认为俄国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的阳光只能从西欧射出，首创社会主义革命的荣誉不该属于俄国。冷战时期，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早产论作为推行和平演变的一柄利器，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进行大肆歪曲和攻击。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V丹尼尔斯在《红色十月》一书中，把十月革命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怪物：昭然若揭的民主放荡,放任自流的社会动乱暴力血腥的政治斗争狂暴野性的赌徒行为。1990年，英国学者爱德华阿克逊在《十月革命的反思》一书中，宣称要努力揭开1917年这出闹剧的神秘面纱。
社会主义早产论，实质上是庸俗生产力论的翻版。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在晚年，恩格斯进一步批驳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历史合力的思想。事实上，在他们提出两个决不会的理论时，同时指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考茨基等人的错误恰恰在于只强调了两个决不会，而忽视了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十月革命时，俄国尽管不是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已经发展了相当的资本主义。同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换句话说，俄国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了。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集中批判考茨基等人的观点，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丝毫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面对西欧革命的沉寂，俄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在实践中，列宁逐步找到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他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觉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列宁看来，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合作社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深刻揭示了一国胜利论的科学性，但仍需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其真理性。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毋庸置疑，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如何解决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中断了新经济政策。1936年苏联宪法的制定，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确定，也标志着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模式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发展的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农业穷国变为工业强国，推动了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国际事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苏联模式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民主范畴过于狭隘，容易产生个人专权;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公有制形式和分配模式;等等。二战后，苏联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但是苏联领导集团并未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做出改革，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大力推广苏联模式。最终，僵化的苏联模式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分裂成20多个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5个国家;全世界除中国外的共产党人总数从4400万人减少到1995年的1100万人。
后，全球奏响了共产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过时论共产党衰亡论的大合唱。西方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认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阶段，应该主动退回到资本主义。他们踌躇满志地断言：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21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一席之地，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违背客观规律的预言终将被事实击得粉碎。诚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挫折，但既不是共产主义失败了，更不是苏东社会主义早产了。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为，人类社会并不是简单地沿着直线向前发展，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一国胜利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事实表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建立的纯而又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基本国情，必将在现实中遭到抛弃。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苏联逐步从发展顶峰走下坡路的时候，吃尽了左的路线和政策苦头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酝酿着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问题，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就要学会与狼共舞，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主义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毕竟社会主义的大厦是在人类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不是世外桃源，它与资本主义共生于一个地球，它无法割裂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关联，不能简单地摒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深受传统思想禁锢的广大党员干部一时还难以接受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对此，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的方式，在实践中逐步使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0年5月，邓小平在肯定小岗村经验时，提出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市场调节的概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概念。党的十三大提出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有力回击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疑，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根据这些思想，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中国再次开启高速发展的时代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