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内蒙古工业企业在全区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但其所产生的高能耗、高排放及高污染等问题亦亟待解决，通过对2001－2013年期间，内蒙古工业经济发展及节能减排现状的动态变化分析，归纳总结了当前其在节能减排工作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为全面提升节能减排效率提出了相应策略，包括对“三高”行业调控、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新产业、开发与推广新技术、加大监督管理以及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等具体对策措施。
［关键词］
工业企业;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动态;内蒙古
近年来，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供给及化工生产基地，内蒙古经济整体呈现出平稳且快速发展的态势。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也随之相应地呈现出较大幅度变化，并逐步趋向于高能耗、高排放及高污染的趋势。因此，在当前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构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体系，是内蒙古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目前公认的、健康的新型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涉及产业、技术、城市、社区、交通、生活、文化及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1－3］。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即三低三高)为基本特征，以通过节能减排的途径来减少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发展形态。总之，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要达到低能耗、高效率、绿色GDp以及充分开发利用清洁能源。而在这其中，节能减排又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所在［4－6］。
目前，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内蒙古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整体得到了明显提升，已具备了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工业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社会进步发展、文明建设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全国整体情况而言，我国工业始终处于“路径依赖”的窠臼之中，工业产业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内蒙古工业发展亦不例外。虽然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不能逾越工业化的阶段，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进不仅是产业技术，还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内在的必要理念。近些年来，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总量持续攀升，2013年达669361亿立方米(标态)，比上一年增加5．3%，内蒙古为31128．44亿标立方米。其中内蒙古工业So2排放量达123．64万吨，仅低于山东排在全国第二位;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超过68．41万吨，排在河北、山西两省之后，居全国第三位［7］。而且内蒙古工业废气排放量最大的行业，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制造业及煤炭业的So2、noX及烟(粉)尘排放量均排在全国第一位。由此可见，内蒙古作为我国碳排放的重点地区，高碳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仍然突出。同时，从产业构成来看，全区高耗能、高碳产业占三分之二，且高碳产业所占比重偏高;而从能源结构来看，高碳能源依然占据主体地位，而且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90%以上都是煤炭，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众所周知，煤炭的排放系数要远远大于石油和天然气［8］，从而导致内蒙古煤炭消耗量和碳排放总量呈显著正相关。
一、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动态变化分析
当前，在我国经济整体持续稳步上升时期，内蒙古依托能源及矿产资源优势，使得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呈现出良好持续发展态势［9，10］。然而在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特别是2001年至2013年这十三年期间，内蒙古工业企业的增加值、能耗、“三废”及其他污染物排放等情况也随之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动态变化趋势［11］。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2014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等。
(一)工业企业总能耗动态变化在2001年至2013年这一时期内，内蒙古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迅速，2001年只有541．02亿元，而到了2013年即猛增至7944．4亿元。由图1可以看出，其占全区GDp的比重总体呈增长趋势，由最初的31．57%快速递增至2013年的67．6%，其中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上升较为缓慢，然后在2012年突然出现快速增长，增长17．5%。可见，工业企业在内蒙古GDp构成中的主体地位依然没有改变。此外，2013年内蒙古工业企业的总能耗为14154．38万吨标准煤，而在2001年仅为2172．44万吨标准煤，可见上升幅度之大、速度之快。由图1可看出，工业企业总能耗占全区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出现大幅上升，在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时间里，其由48．78%迅速增至85．93%，虽然之后又出现了下降态势，但到2013年仍达68．8%。但就总体变化走势而言，工业增加值对全区GDp的贡献率增长了36．03个百分点，而其总能耗占比几乎与前几年持平，下降幅度不大。由此可见，工业企业在全区经济发展中仍然占主体地位，工业企业总能耗大，依然是全区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仍然是当前节能减排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工业企业单位产值能耗动态变化从内蒙古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动态变化趋势来看(如图2所示)，其值在2001年为2．3吨标准煤/万元，到2013年为1．27吨标准煤/万元，下降趋势显著，下降幅度达44．8个百分点，其中2002年至2007年单位GDp能耗相对2001年有小幅度的上升，但自2008年开始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且从2011年起下降幅度更为明显。整体而言，2001年至2013年时期内，内蒙古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呈平缓下降态势。此外，由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动态变化趋势可知(如图2所示)，在2001年至2013年这一时期内，单位增加值能耗呈显著上升—显著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其中，2001年其值只有4．02吨标准煤/万元，而在2002年猛增至7．12吨标准煤/万元，增加了77．1%，而后又开始下降到2003年的6吨标准煤/万元，2004年又出现小幅度上升，为6．33吨标准煤/万元，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13年下降至2．62吨标准煤/万元，相对于2001年，下降幅度达34．8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在这一时期内呈下降态势，且降低的幅度较为显著。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及单位增加值能耗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主要与全区针对经济发展中凸现出的高能耗、高排放问题，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有关，如强化环境污染治理，严格落实工程、结构、生产工艺及管理减排措施，促使全区工业能耗呈现出较大幅度下降，同时，2013年全区化学需氧量下降2．21%、氨氮排放量下降2．48%。
(三)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动态变化当前，内蒙古工业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依托能源及资源优势，工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企业规模持续扩大。2013年工业总产值达24137．53亿元，而在2001年仅为1347．9亿元，增加了近17倍，全区工业企业增加值也增加了13倍以上。然而随着工业企业规模不断地扩张，其“三废”排放量也随之不断增加。如图3所示，2001年全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20959．93万吨，到2013年增加至36985．79万吨，增加了0．76倍;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由4958．92亿标立方米增加为31128．44亿标立方米，增加了5．3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2482．52万吨增加为20080．59万吨，增加了7倍。虽然工业“三废”排放量自2001至2013年期间呈现出波浪变化，其中2013年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总量较上一年有所上升，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较上一年出现了下降，但总体来看均呈上升趋势。但与工业企业的扩大规模及速度相比，其“三废”排放增长速率相对来说还是较为缓慢的，都低于工业企业增加值13倍的水平。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全区大力推进绿色GDp、循环经济及低碳经济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在治理污染及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工业“三废”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又表明，如何提高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企业的改造升级，发展清洁能源、推广清洁技术，推动高能耗行业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依然是今后关系到节能减排能否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所在。
(四)工业企业各类废物排放动态变化如图4所示，2001年至2013年期间，工业“三废”排放量变化幅度较大。其中工业So2排放量及烟(粉)尘排放量的动态变化情况总体亦呈递增趋势，而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总体呈递减趋势，但分阶段来看，不同时期变化幅度较大。工业So2排放量从2001年起开始不断增加，2003年增长幅度较大，为113．78万吨，之后在2004年排放量虽有所下降，但之后又开始不断增长，2006年其值达138．36万吨，2007年又开始出现下降，之后其变化幅度不大，2013年工业So2排放量为123．64万吨。总体而言，增加了154．9%，呈显著上升趋势。而烟(粉)尘排放量在此时间序列内变化幅度较大，从2001年的24．01万吨快速增长，至2005年达60．35万吨，之后又明显下降，2013年，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为68．41万吨，总体来看，增加了77．6%，其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呈上升趋势，由40．3万吨增加至89．36万吨，增长幅度达50%以上，之后又明显开始降低，在2008年出现上升态势，以后又呈明显下降趋势，截至2013年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大幅降低，仅为1．37万吨。总体而言，减少了96．6%，呈显著下降趋势。可见，内蒙古工业企业各类废物的排放，特别是工业企业So2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量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均又在后期呈现出明显降低态势。
二、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
(一)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间的二元矛盾依然突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内蒙古积极大力推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改造升级，以发展清洁能源、推广清洁技术为重点，实施了一大批技改项目，淘汰了一批技术落后、产能过剩行业，积极构建绿色、循环及低碳发展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系列措施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间的二元矛盾依旧突出。一方面，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及单位增加值能耗总体呈下降态势，这主要与内蒙古积极采取一系列强化环境污染治理，优化产业布局、控制燃煤污染、淘汰落后产能及加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等措施有关。另一方面，工业“三废”总体仍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这表明如何提高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企业的改造升级，发展清洁能源、推广清洁技术，推动高能耗行业向绿色循环低碳方向发展等，依然是今后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虽然对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的控制效果显著，总体下降趋势明显，但工业企业其他各类废物的排放量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So2和烟(粉)尘排放量总体仍呈上升趋势，并且上升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工业企业在全区经济发展中仍然占主体地位，工业企业总能耗大，特别是重工业依然是全区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如何在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仍然是当前及今后所要面临的主要难题。
(二)工业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受到自然条件、区域位置及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生产力滞后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决定了其社会经济的相对滞后性。同时，内蒙古经济增长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较为缓慢，且为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层次水平较低，仍处于低级发展时期，，工业经济的增长仍然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高新科技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偏低。2013年，内蒙古工业总产值份额排在前6位的产业依次是: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六大产业所占比重之和达到61．8%。可见，资源对内蒙古经济发展依然占有主导地位，且重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是最大的。工业产业结构失衡，工业生产大部分为粗放式生产，工业设备、工艺及技术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低。此外，从轻重工业比例看，2013年内蒙古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8．8%和71．2%，由此可见，内蒙古工业产业结构仍然专注于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过度扩张，且这些产业的单位产出能耗过高、污染严重，更加剧了单位GDp能耗的升高。
(三)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因素对节能减排的制约内蒙古地处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节能减排体系建设与目标要求差距较为明显。当前全区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赖于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进展缓慢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都制约着全面而有效地实施节能减排。特别是依靠重工业中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及一些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在市场中仍占有一定份额。技术的进步发展是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演化转型的关键内在动因之一。然而，内蒙古工业化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对有限，其现状与国际惯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还是依赖于国内发达地区及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部分工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工业产业生产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
(四)节能减排相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近年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到各级地方政府对节能减排都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使得节能减排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节能减排任重道远，这与相关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没能及时同步出台，政策法规没有完全到位，执行力度不够。同时，一些工业企业没有按照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节能减排的标准，阻碍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一些地方一味盲目地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不惜牺牲环境资源，大量发展一些经济效益高、能源消耗高及污染排放高的行业，甚至滥用行政权力对污染企业提供庇护，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一些工业节能环保项目成本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即使国家积极扶持鼓励，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在充分调动工业企业的积极性方面成效不显著。此外，相关政府部门节能减排制度体系不完备，节能减排的管理监督、排放计量、执法力度及评价考核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不断完善。
三、工业企业节能减排效率提升对策
(一)加强对“三高”行业的调控在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较大的行业中，煤炭开采与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化工业等都是高能耗、高排放及高污染行业(即“三高”行业)。这些行业即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同时它们也是节能减排潜力最大的领域，应对这些行业继续加大调控力度，节能减排的效果亦会更加显著。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加强企业监督管理，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增产能，加速落后产能的淘汰、退出。依据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要求，制定行业导向目录，加大对“三高”行业产品结构调整与行业结构调整，尤其要针对重工业中煤炭业、金属业、化工业及电力业等行业要改进工艺流程，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从多方面提高其节能减排效率。另一方面应积极进行节能减排标准化建设。节能减排标准是社会效益、企业效益、公众效益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产物，是政府监管的依据，也是企业实施管理的基础。建立健全标准体系，不仅有助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能够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对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进行有效监管，减少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提升行业准入标准，亦可以阻止一些“三高”工业项目的新建与扩建。
(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新产业2014年初，在国务院有关加强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工作部署中，明确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要进一步加快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尤其是要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长期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对能源及资源都是高度依赖，尤其是煤炭作为全区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高达85%以上，远远高于全国60%的平均水平。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及传统用煤技术造成的排放，往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从目前来看，煤炭作为内蒙古能源消费的主体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大力推广使用洁净煤，进一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是工业企业提升节能减排效率的主要策略之一。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快发展节能减排新产业的步伐。节能减排产业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扶持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产业产值增长很快，年均增速达到15%以上，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因此，要积极引导工业企业采用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装备及工艺流程，大力推广节能环保相关产品，以提高其市场占有份额，提升竞争力，不断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同时，内蒙古丰富的风能及太阳能资源，使其发展清洁能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可以解决目前的能源瓶颈制约问题，又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为全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坚实的新能源资源。
(三)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与推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在煤炭、有色、石油石化、电力及钢铁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大力开发并推广新能源替代、能源循环再利用、能源及环境自动检测与控制等重点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提升基础能源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特别是以煤炭为主体能源和工业原料的行业。此外，内蒙古还应积极依托国家各项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计划，建设技术支撑平台，积极全面落实节能减排政策，鼓励并扶持工业企业积极加大技术研发和改革创新，加快先进适用环保技术装备的产业化应用和推广，全面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首先，应在有色、电力、煤炭、石化及建材等重点行业，进一步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工艺及技术设备，以降低能源及资源消耗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其次，要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和无害化，重点要从源头和全过程预防或减少污染的产生。此外，还应积极倡导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鼓励人们使用节能减排的环保产品，增强人们的节能环保意识，形成循环经济发展人人有责的观念。
(四)加大节能减排监督及管理措施强有力的监督及管理措施是保证节能减排效率的必要手段和方法途径，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制度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两大方面。一是构建科学合理、规范适用的节能减排制度体系，建立科学、统一的统计评价体系，如定期检查节能减排指标达标、监督管理、能源消耗、节能技术改造及项目运行情况等，以量化指标来衡量节能减排效果，让工业企业及政府能及时准确的了解真实情况，从而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依据。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使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能切实的执行实施，全面提高节能减排效率。三是充分运用价格约束、绿色税收、环保收费及生态补偿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措施，对相关工业企业及政府部门进行约束引导和责任追究。此外，还应将节能减排工作成效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实行污染减排责任制和问责制，使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得以真正有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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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经济理论的演化
西方经济思想起源于17世纪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商品价值、货币的论述，而其理论形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集重农学派和重商主义理论之大成的古典经济理论甚至西方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以“经济人”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起始点，在继承英法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传统的基础上对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对外贸易是致富源泉”和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进行了批判。另外，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提出利润和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斯密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之后，萨伊等人抽取了斯密经济思想中的庸俗成分，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庸俗的经济学体系，其主要任务在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永恒社会和历史终结的基础上仅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为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经过边际革命后，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继承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局部均衡论为分析工具，着重分析价值和分配理论，研究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形成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用折中的方法把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其特点不仅表现为用主观心理阐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和“连续原理”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而且表现为吸收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分析方法和力学上的均衡概念。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家从供给即生产费用方面解释价格、价值和边际效用学派从需求即效用方面来解释价格、价值的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综合，认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决定商品的价值、价格。在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在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寓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的基础上，凯恩斯批判了西方传统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核心“萨伊定律”和20世纪初占据西方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新古典就业理论，建立了以国民收入分析为基础，以就业理论为核心目标，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均衡为目的国民经济总量分析的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战后，为解决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难题，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代表萨谬尔森把新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综合为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同时还有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及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
二、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古典经济理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上存在乐观论和悲观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前者认为经济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而后者在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持否定立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配第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而重农学派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比配第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认为人的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土地的重要性要超过人。魁奈在“纯产品学说”中也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魁奈，1997）。重农学派认为，人口增加导致农业劳动力增加，进而农业生产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持续下去。其十分推崇自然力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类似于如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自然和环境生态的重要性的认识。与重农学派过分强调自然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同，古典经济理论之先驱斯密着重研究分工、组织和制度问题。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认为，虽然当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时，劳动报酬会出现边际递减趋势，但分工和资本积累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扭转经济因土地稀缺而导致增长下滑的基础上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资本扩大能增加雇工，而分工发展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技术、新机器的发明、进步、应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88）。与以上几位对经济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不同，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能长期持续发展”抱怀疑态度。其认为，虽然分工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工业生产中能导致报酬递增，但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在所有土地资源被完全利用和资本积累率下降后，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进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最后人口和资本增长将停滞，这种经济持续增长的悲观论使卡拉尔把经济学称作“忧郁的科学”。若李嘉图是“忧郁的科学”的“始作俑者”，那么以“人口论”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著称的马尔萨斯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出更大“忧郁”。其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不是财富，而且还是造成人口贫困的重要根源，并在借鉴报酬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论证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滞后于人口的增长。故长期来看，若不能控制人口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必将超过资源的供给，从而其未来充满悲观。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相似，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穆勒也持有“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表明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忧患意识，但这种担忧随着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而逐步被遗忘。
与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资源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在资源数量既定时，如何对其配置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不难发现在关注点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已偏离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关注点的转移表明：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程度的依赖并不像在古典经济理论中那么明显。新古典经济理论总体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持肯定态度，其认为，市场自发调节能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促使经济长期增长。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发展能在提高土地和其他资源生产率的基础上克服报酬递减趋势，而且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能成为技术变革的动力，即随着稀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升，经济活动主体会寻找、发明节约这种资源的新技术和替代品。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并不相信“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认为知识进步、教育普及和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报酬递增趋势会压倒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报酬递减趋势，故经济可获得持续发展和人类将有美好的未来。
从本质上看，马歇尔乐观的可持续发展信念源于其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推崇，但这种迷信和推崇遭遇到1929～1933年间席卷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而以倡导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由于采取的是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而忽略对经济发展问题长期、动态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其研究思路也不过是由以前的强调政府干预变为强调市场机制，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终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根据索罗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之后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既然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资源和环境就不会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客观地讲，经济发展在尚未突破资源与环境瓶颈前确实能给人类带来众多益处，但随着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自然资源的日益衰减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渐渐对人类生活构成影响，使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进行反思。西方的反增长论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便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他们不仅反对把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更反对忽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新古典经济观点。之后，可持续发展思想经过两次国际讨论走向成熟：第一次是20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虽引起学术界及世界各国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却对该书的结论持怀疑态度，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谑称之为“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经济增长的宣传者索洛认为米都斯等人的“世界末日模型是一个坏科学，因此也是公共政策的坏向导”；第二次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工业化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耗竭、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而由经济增长引致的“三废污染”、能源紧缺、人口过剩和粮食问题等更陷入“普遍性恶性循环”。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超出马尔萨斯等人当年所言的对产出的制约。在此背景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主席布伦特兰在其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布伦特兰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在借鉴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肯定，使之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重大发展战略。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是新型工业化中可持续工业化本质的核心概括。
（作者单位：1.清远技师学院；2.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3
一、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
(一)随着第三产业增加值规模不断扩大,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也在不断提高
从表1可以看出,内蒙古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递增,2008年时达到2584亿元,而且增长的速度也很快。2004年时增速达到26.9%,以接近30%速度的高速增长,2006年后增速趋于平稳,在19%上下波动。从表2可以看到,内蒙古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也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3年实现大幅增长以来到2008年,实现10704元/人,突破了万元关口。
(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先是不断提高,目前出现降低趋势
从表3可以看出,19982003年以来内蒙古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到2003年时达到了41.9%,但2005年后这一比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2008年降到了33.3%。内蒙古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内蒙古经济发展密切相关。2003年以前,内蒙古工业发展还很落后,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即使是200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仍高达17.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5%。2005年以后,内蒙古工业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能源、重化工业特征明显,第三产业增长明显慢于第二产业增长,所以比重出现了下降趋势。
(三)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缓慢,在较低水平上趋于稳定
从表3可以看出,1998-2002年内蒙古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呈上升趋势,4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产值比重上升了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带动就业能力很大,吸纳了较多的社会就业人口。但2003年以来,第三产业的社会就业比重一直徘徊在30.1%-30.6%,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这与第三产业发展停滞,比重下降有直接关系。2008年就业比重有所反弹,接近2002年的水平,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减弱。
二、内蒙古第三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增加值比重趋小,发展水平亟待提高
2008年在全国31个省市中,内蒙古GDp、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排名都是16位,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却分别排在27位和20位。从近年来看,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增速下降,比重更是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2584亿元,占GDp比重仅为33.3%,为历年来最低水平,不仅低于北京(73.2%)、上海(53.7%)等发达城市。而且在中西部省份中也处在下游水平。虽然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突破了万元,但是与全国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发展仍然处于劣势。
(二)就业人数比重低,结构不合理,对新增就业贡献小
近10年来,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一直在30%上下波动,其中大部分就业人口集中在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竞争激烈,已接近饱和,对就业贡献力度逐渐减小。而知识、技术含量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人才短缺、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又制约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一直以来,我区超过50%的人口集中在第一产业,而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只有第三产业才能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而第三产业目前的发展还难以发挥这种作用,所以其今后的发展在我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三)传统服务业优势明显,而新兴与现代服务业发展较慢
传统服务业一直以来在第三产业中比重较高,维持在57%-58%之间,而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在低水平上停滞不前。比如2008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两大传统服务业比重分别为24.8%和30.3%,两者之和超过55%,而金融业比重仅为6.5%。只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在产业发展序列上,传统服务业属于先行产业,发展之初占有较高比重,而现代服务业中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业、中介服务业则相对薄弱,比重较低,反映了内蒙古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三、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三产业的市场主要在城市。2008内蒙古工业化率为55%,而城市化率是51.7%,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再加上城镇化水平低、人口居住分散、需求不足,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所以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镇人口真正转变为城市人口,才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传统服务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要想提高服务水平离不开教育和职业培训。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属性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以人力资本作为主要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此,要特别重视发展教育,继续加紧培养具有现代化技能、高质量的复合型、国际型服务人才,建立与服务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高服务业的整体素质。
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4
[关键词]内蒙古第三产业内部结构
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日益成为衡量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我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近几年却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分析内蒙古第三产业的总体和内部结构现状,对实现整体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内蒙古第三产业的概况
近年来,内蒙古经济增长逐渐成为全国的一个新亮点。自2000年至2004年,内蒙古的整体经济已经成为“三、二、一”的结构,但从2005年开始,又转为了“二、三、一”的结构,并且第三产业始终呈下降趋势。到2007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6091.12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产值2174.46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18.7%。各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实现产值510.42亿元,比06年增长了19.8%,批发和零售业为458.42亿元,比06年增长了17.3%,同时金融业达到137.81亿元,比06年增长了30.9%。但第三产业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为35.69,比06年低了2.15个百分点,比04年整整低了6.07个百分点。
二、内蒙古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情况
1.四层次结构状况
从图一可以看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产业四个层次均呈上升的趋势,各个层次在绝对值数量大小顺序上也是按照一、二、三、四层次的顺序。
2.各层次中行业部门结构状况
(1)第一层次
第一层次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8%左右,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最大。
(2)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中金融和房地产业增长较快。内蒙古房地产业随着自治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产开发建设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迅速。到2007年它已经占到三产产值的6.8%,比2004年高出1个百分点,在第二层次中排在第一位。
(3)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是教育、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部门,占到第三产业的10.5%左右,比重较小。其中教育的份额仅为6%左右,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区在教育的投入上还明显不足。
(4)第四层次
第四层次就包括一个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由上表可知,该部门在04年为8.4%,到07年为9%,虽然期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还是增长了,这和政府功能日益完善,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有密切关系。
三、第三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总量小
自2003年开始,内蒙古第三产业生产总值虽逐年增加,但其占GDp比重却连年降低。2007年我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5.69%,比2004年降低了6.07个百分点,这也是自04年以后连续四年降低。而且,我区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较大,2007年在31个省区市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内蒙古排在第27位,不仅远远低于沿海地区,而且在西部12个省区市中除略高于陕西外,仅居第11位。
2.新兴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金融、房地产业近几年虽有所发展,但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不足7%,和我国发达地区水平还相差甚远;商务服务业占三产的2.2%左右,而且近几年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与需求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些行业发展的滞后直接影响我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也使得第二层次在三产中比重较低。
3.层次间发展不平衡
通过上文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三产业内部,第一层次的比重比其他三个层次大的多,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而新兴产业则表现为发展慢、所占份额较小。这不仅说明我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水平较低,而且也说明服务业在产业的高度化和专业化方面还明显不足。
四、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大对第三产业投入力度
我区第三产业总量较小,发展滞后,而投入不足是其的主要原因。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具体应做到:(1)应用经济手段,利用国家的信贷政策,确保资金来源;(2)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以优惠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大企业,加快我区重点服务业建设;(3)加强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健康发展创造环境。
2.积极发展商务服务业
社会应积极拓展现代商务服务业,如法律援助、律师事务;项目融资、财务顾问、资产评估和市场调查、健康咨询等。同时,各有关部门还应加大商务服务市场的监管,加强诚信建设,严厉打击虚假广告等,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
内蒙古第三产业四层次间发展极不平衡,第二、三、四层次之和占不到总体的一半,面对这一情况,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将力度倾斜给这三个层次。同时,我区三产新兴行业,主要是第二层次所占比重太小、发展不足,这就应该规范市场秩序、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局面,提高透明度还有就是要提高新兴服务业的整体行业素质。
五、结论
综上所述,内蒙古第三产业四年间占全区生产总值逐年下降,内部结构不合理,四个层次的发展极不平衡。针对这种现状,本文分析了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高其总体水平、优化内部结构等的对策建议,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晓慧: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前沿,2006,8
[2]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47~55
[3]任旺兵: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4:5~214
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5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4-0078-06
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同为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亚当·斯密把国民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一项主要内容；大卫·李嘉图认识到了分配这个课题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1]（p1）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是论证资本积累的直接后果——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从而断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行将灭亡。其收入分配理论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分配领域的指导思想，而且从反面促进资本主义国家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维持资本主义统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古典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古典经济学将一国国民划分为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三个阶级分别取得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斯密最先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划分为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①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2]（p47）李嘉图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地主、资本家和工人这三个社会阶级，他认为工资只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而利润和地租是超过工资以上的余额。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这一价值定义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斯密教条”，是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理论基础。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协同为生产产品做出了贡献，因此它们都有从共同生产的价值中分得相应部分的权利。土地的报酬是地租，资本的报酬是利息，劳动的报酬是工资。[3]（p322）古典经济学认为：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工人只能获得生存工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率趋于下降，地租则趋于增加。
（一）生存工资
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2]（p60）劳资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资本家占据绝对的有利地位：雇主人数少，易于团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乔治·拉姆赛认为，工资率决定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劳动的供给受劳动人口的调节，而需求则取决于雇主用来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资本的数量（拉姆赛称之为流动资本），同前者成反比，同后者成正比。[4]（p9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分配份额的决定不仅决定于竞争，而且还决定于风俗习惯。他着重解释了决定工资水平的各种因素，认为短期内工资决定于对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即被雇佣的工人人数和用来购买劳动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古典经济学家将用来雇佣工人的资本称为工资基金，认为社会中总有那么一部分资本是预定用来支付工资的，它通常总是由维持工人所需求的最低生活费用决定的，因而是一个固定的量。既然工资基金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那么从长期来看，工资就主要决定于工人人数。
古典经济学认为，受雇于资本家当工人者要么从剩余中毫无所获，也就是说只能得到生存工资，要么经历工资率的变动，它或高于或低于由生存需要所决定的水平。虽然雇主们常常串谋以期将劳动工资减低到其实际工资率之下，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也不能减到“生存工资”这标准之下。斯密指出，“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必须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2]（p62）使工资超过“生存工资”这一最低水平的因素是劳动供不应求。对劳动者的需求必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因此，对工资的需求的增加，是一国资本和收入或国民财富增加的结果，所以一国财富增加的快慢即资本积累的速度，决定工资的水平。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也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有上涨的趋势，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1]（p77～78）总的说来，自然价格具有上升的趋势，因为随着人口增加，生产的困难程度越来越大，从而养活劳动者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提高。拉姆赛认为，随着生产发展和机器的采用，资本越来越多地使用在“固定资本”上，结果使用来雇佣工人的资本比例下降，导致工人失业或收入的下降。
斯密认为，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劳动者勤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一个社会中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占社会的绝大多数，因此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2]（p74～75）李嘉图认为工资上涨到自然率以上，促进了劳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生活状况的改善。只要劳动的供给没有超过需求，就不会出现劳动者生活状况下降的趋势。不过，李嘉图着重指出，工资的上涨与地租的上涨有根本区别。地租的货币价值上涨时，它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会随着增加。“劳动者却没有这样幸运，他的确将得到更多的货币工资，但谷物工资却减少了……在谷物价格上涨10%时，工资上涨总是少于10%，而地租上涨却总多于10%；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将普遍下降，而地主的生活状况却总能提高。”[1]（p92～93）
（二）企业利润率趋于下降
利润是工资的余数，是联合投入的收益的剩余。斯密认为，“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2]（p81）李嘉图认为，“作为工资而付出的比例，对利润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利润的高低恰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1]（p69）劳动被假定为以固定比例与资本相结合，这种比例会随技术和资本设备的变化而变化。若生存工资既定，则利润为源于联合投入的收益的剩余。拉姆赛把资本家的利息和企业家的利润之和称为“毛利润”或“总利润”，认为决定这种总利润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取决于同生产中的总消耗量相比的总收入量，换言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第二，取决于总收入中给劳动者的份额，即工资率。”[4]（p932）穆勒接受了工资和利润两者对立的说法，“利润率取决于工资，工资下跌则利润率上升，工资上升则利润率下跌。”[5]（p468）
古典经济学认为，一方面，资本投资逐年增加；另一方面，资本边际效率逐步下降，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李嘉图细致研究了利润率在同地租和工资的相互制约的格局下的变动法则，论证了一般利润率下降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因为在社会和财富的发展中，必要的食品增加量是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劳动获得的。”如果工资上涨到把全部的余额都吸收掉，“积累就会完全终止”。虽然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增加，但实物工资却在下降，所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至于使事情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资本的收益还能有一定的保证。[1]（p101～106）巴斯夏用西尼尔的节欲论结合自己的交换服务论和服务价值论，论证了资本与资本利息的合法性，认为“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从总产品中的绝对提取额增加了，而它的相对额降低了。相反，劳动从中提取的绝对额和相对份额都增加了。”[6]（p212）穆勒承认存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斯密所说的竞争，而是由于随着人口增加而不得不耕种劣等土地的结果，但他对此并不那么悲观。他着重指出存在着各种抵消因素阻碍着这一趋势的出现，如资本扩张、生产改良、廉价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输入、资本输出等。
古典经济学家通过不同的途径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由于利润率会降至最低限度利润率，因此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是资本积累停止，人口保持不变，经济停滞，社会进入静止状态。斯密认为，当该国占有它所能利用的资本且它达到饱和的程度时，利润率会降至最低限度利润率。[2]（p87）李嘉图认为，当利润降低到不足以补偿其生产成本时，积累动机就会全然终止。[1]（p103）此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会停止，社会进入静止状态。穆勒根据资本增长、人口增加和生产改良这三个因素变动的不同组合，分五种情况分析了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工资、利润、地租的变动趋势，[7]（p274～291）认为收入分配格局的这种变化将决定经济增长的前景，最终将人类社会带入静止状态。
（三）地租支付额趋于增加
斯密认为，地租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状所支给的最高价格，“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当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缴纳的数额成比例。”[2]（p138）地租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但是“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资与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2]（p139）李嘉图认为，土地产品同其他产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土地的差别使不同等土地生产等量产品所费的劳动量不等，肥沃土地较少，劣等地较多；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使劣等地的经营者也会要求得到一般利润，否则他就会转移投资到更有利可图的方向去，在这种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必须能够满足劣等地实现一般利润率的要求，亦即农产品的价格必然由最劣等地的劳动量来决定。
古典经济学认为，地租的上升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地租总是由于使用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1]（p59）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由于土地有限和土地报酬递减，要得到与先前数量相等的谷物，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这两个方面都将导致地租上涨。斯密认为，改良及耕作的扩大、一部分土地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上涨、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社会真实财富以及劳动量的增加，上述四个因素都有提高地租的倾向，“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2]（p240～241）李嘉图认为，一方面，谷物的高价格由于谷物法的存在而难以降低，从而难以降低地租；另一方面，由于马尔萨斯人口规律的作用，人口增长必然快于谷物增长，农业生产不得不向劣等地扩展，从而增加农业生产的困难，而生产的困难既会提高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又会提高作为地租支付给地主的比例，“所以生产困难便显然会使地主获得双重的利益。第一，他获得的份额加大了；第二，付给他的商品的价值也增加了。”可见，土地所有者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古典经济学的地租论充分反映了它的反封建主义精神。斯密认为，在三大阶级中，第一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凡是促进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促进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但地主往往缺乏这种知识。地主不用劳力，不用劳心，就可以取得收入，且地租税不能转嫁，因此，地租“是最宜于负担特定税收的收入”，[2]（p242）而利润是不适合征税的，因为它“是投资危险和困难的报酬”。[7]（p384～469）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地主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受益者。[1]（p84～85）穆勒认为，只有地主这一阶级，不论其人数多少或重要性如何，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既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生产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占有这种东西，要求在生产物的分配中分享一份。
二、马克思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首先将一国国民划分为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剥削阶级内部，又划分为职能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地主。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三个部分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即C+V+m。总收入是总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后的剩余部分，它等于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总收入首先被分解为两部分：工资和剩余价值。直接为职能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最终要在职能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被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利息和地租。
（一）生存工资
马克思完全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假定：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没有改变，那么工人的货币工资总是趋向于固定在一个水平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剥削关系。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应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在既定的商品价格条件下，这种水平恰好能使工人得到为“维持自己”而需要的“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8]（p146～152）
马克思认为，生存工资源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和维持。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工人阶级的命运。[9]（p702）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资本家可以在生存工资水平上获得无限的劳动，所以工资必然被限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马克思指出：“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他批判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认为他们脱离了资本积累本身，庸俗地把工资的变动解释为人口自然变动所引起的，他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工资变动的规律，“大体来说，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9]（p742）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工人阶级在日常斗争中可能会延缓工资下降的趋势，而不能改变它的方向。资本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在经济上遭受残酷的剥削，因此最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社会化大生产使工人阶级日益成为有机的整体，并与大机器工业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特点，决定了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二）企业利润率趋于下降
马克思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并不是全都落入经营资本家的腰包，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经营资本家分别以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的形式瓜分全部剩余价值，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个泉源产生的。利润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在预付资本量已定的条件下，利润率的大小与剩余价值量成正比，而剩余价值量又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因此，利润率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利润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不变资本的节省、资本周转的速度。由于不同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不同部门利润率的不同，资本构成越高的部门其利润率反而越低，反之越高。“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资本家必然“要求利润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规律，“资本就会意识到是一种权利”，要求等量资本占有等量利润，其本质是资本家根据各自资本量的多少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
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有下降的趋势。平均利润率是社会总的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虽然利润的绝对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因此平均利润率在变动趋势上是不断下降的。[10]（p237）马克思还指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等于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等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的提高。”但是，只要资本的增长速度比利润率下降得快，那么绝对的利润量是提高的。马克思同时指出了存在一系列因素阻碍和延缓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10]（p266）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存在着内在矛盾，即利润率下降与利润量增加的矛盾。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家为抵补利润率下降的损失，必然加速资本积累，这又使得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在这个规律内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中，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生产扩大和价值增值、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等诸多方面的矛盾。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进的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10]（p287）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
（三）地租支付额趋于增加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理论，它们都是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的结果。地租是农业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而非土地自身带来的。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剩额，级差地租是作为在较为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的农业工人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而产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产生的剩余都将作为地租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地租存在的基础是土地私有权，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必然在经济上要求实现，其实现的经济条件是土地所有者有权收取地租。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消灭土地私有权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消灭地租也是不可能的。不过，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有所不同，后者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前者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地租被视为农业资本家为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投资而按契约付给后者的全部货币额，即租金。所以租金除真正的地租外，还包括过去投入土地、水利和生产建筑物等方面的资本的利息。租地农场主实行的各种改良到契约期满时就要无代价地归土地所有者所有，从而使租金提高。这种情况势必妨碍土地的合理维护和使用，因为农场主总要千方百计地避免这种改良和资本支出，投入土地中的固定资本要收取利息，利息使租金不断提高，“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土地所有者日益富裕，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之一。”[10]（p699～700）随着租金的上涨，土地价格必将随之提高。土地无价值但有价格，这个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它受地租率和利息率的制约。当土地供求不变时，土地价格同利息率成反比，同地租量成正比。
“地租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9]（p717）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土地产品的市场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此，“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9]（p719）
三、结论性评论
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通过不同方法和途径的分析与论证，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趋势方面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就长期而言，无论经济如何增长，工人只能得到生存工资；企业利润率趋于下降，地租支付额趋于增加。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趋势，穆勒作了很好的总结：“在由地租、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经济进步往往使地主阶级越来越富有，而劳动者的生产费用整个说来则趋于增加，利润趋于下降。农业改良是抵消后两种结果的力量，可最终却会大大加重第一种结果，而且人口的增加往往会把得自农业改良的全部利益完全转给地主。”
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动态演变趋势方面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来源、决定因素及其后果却存在本质区别。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取决于自然工资率，决定于劳资双方签订的契约，由于人口规律的作用，工人只能得到生存工资；利润源于联合收入的剩余，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由于利润率会降至最低限度利润率，因此经济增长的前景是经济停滞，社会进入静止状态；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其价值由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由于土地有限和土地报酬递减，地租上升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工资争议中资本家占据绝对有利的地位，生存工资源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和维持，资本积累愈来愈导致工人和资本家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利润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的趋势，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地租存在的基础是土地私有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租不断上涨，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土地所有者坐享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
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各自服务的对象不同。古典经济学产生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新旧生产关系交替的历史时期，它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既是对封建制度以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又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呼唤和论证。因此，古典经济学的分配是按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分配的理论，把资本主义当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所以它注意的只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量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从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动态演变的论证中可以看到，古典经济学反复强调的思想是：地主最占便宜，劳动者有利有弊，唯有资本家最吃亏。古典经济学对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表示了深刻的担忧：利润率不断下降将导致经济停滞，社会进入静止状态。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不断加深，整个欧洲陷入了像但丁笔下描述的地狱一般的状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马克思经济学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理论体系，因此，尽管马克思论证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趋势与古典经济学一致，但是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被职能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平均利润率下降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并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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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evolutionofnationalincome′sDistributionpattern
——ComparativeanalysisofmarxisteconomicsandClassicaleconomics
tianwei-min
（KeyLaboratoryofHebeiScience，technologyandFinance，HebeiFinance
University，Baoding，071051，Hebei，China）
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6
【关键词】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政策建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产业结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近几年，内蒙古与全国一样面临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加强社会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无疑与今后全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找出第三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尽快制定符合内蒙古区情的第三产业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内蒙古第三产业的现状分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内蒙古的第三产业有了较快发展，第三产业内部各部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1.从第三产业经济总量变化看，第三产业增长迅速，规模不断扩大
自90年代以来，内蒙古经济总体快速增长，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8.65%（见表1）。区内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直至今日第三产业仍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2003年到2005年三年均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其他各年份有高有低但仍以19.65%的平均增长速度上升。
2.从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化看，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步上升
在内蒙古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十五”以来，我区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农牧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全区经济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2000年的22.8：37.9：39.3演进为2005年的15.1：45.5：39.4，农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工业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服务业比重有所提升。200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进一步演变为13.4：48.6：38，非农产业比重又有所下降。
3.从就业人员中三次产业比例变化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基本呈上升态势并趋于稳定
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来看，1990年三次产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55.75：21.78：22.46，到2002年这一比例达到50.85：15.99：33.1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上升10.7个百分点。2003年到2006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的较高水平（见表2）。从全国来看，这一比例由1990年的60.1：21.4：18.5改变为2002年的50.0：21.4：28.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上升10.1个百分点。全国三次产业从业人数构成变化呈现第一产业比例下降，第二、三产业比例上升的变化趋势，内蒙古也基本符合这一变化趋势。
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传统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加快，新兴服务业不断壮大
2005年，内蒙古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1532.8亿元，“十五”年均增长17%，比“九五”时期快3.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结构有所改善，2005年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55.9%下降到54.7%，房地产等新兴服务业比重有所上升（见表3）。2006年，第三产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增加值达到1818.77亿元，同比增长14.5%。
二、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繁荣发展的背后总是隐藏着许多发展中的缺陷与不足。
1.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层次较低，总量不足
区内第三产业的产业活动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传统行业，因此，我区第三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目前也面临着低水平和低档次以及第三产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等深层次问题。从2005年西部12个省市第三产业的情况来看，区内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在整个西部地区排第八，而区内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全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更是甚微。
2.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传统行业居多，新兴行业较少
传统行业的兴旺并不是第三产业发达的标志，而信息咨询、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才反映了第三产业的水平和档次。我区这些行业发展相对滞后，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要素、提升技术水平等却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障碍，内蒙古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还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层次占的比重大，而信息服务、科技、金融、保险等非物质生产部门仅占第三产业的41.93%，差距还较大，因此需加快发展这些行业，适时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
3.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
从目前从业人员构成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构成比例还没有发挥出其吸收社会劳动力容量大的优势。劳动力多数停留在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其比例远远低于第一产业。从各盟市第三产业的从业情况看，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仍然占三次产业中的大部分，2000年到2005年只有呼伦贝尔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有所增加（见表4），其他各盟市均有所下降或者持平。
4.第三产业在产业发展的高度化、规模化、专业化等方面还表现出明显不足
首先，金融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其次，第三产业的基础设施落后，扩大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方面需要进一步体制创新和观念创新，提升能级。第三，在知识服务业发展方面与国内先进地区的合作能力欠佳，特别是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能力不强。
三、内蒙古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支撑。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水平和技术含量，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提高。运用现代营销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经营方式的服务技术的应用，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提高服务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人业人员的比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服务。
2.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开拓资本市场，拉动全区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我区第三产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合理加大第三产业投资力度，符合全区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要求。一是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用足国家信贷政策，用经济手段确保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市场准入条件、有竞争力、经济效益看好的服务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二是要积极培育上市公司后备军，内蒙古现有的上市公司数量过少，必须大力推动企业上市，此举不仅会为企业带来极为宝贵的发展资金，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资源向内蒙古转移，从而加快全区经济发展的步伐。
3.逐步建立和完善劳动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应逐步推进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竞争择业，主体双向选择，城乡统筹协调，社会提供服务的劳动力市场的建设。通过竞争择业和工资杠杆促进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加强下岗人员的转岗、转业培训，逐步建立和形成安置分流下岗人员的专门渠道和机制，搞好人才开发、职业介绍、转业输送等服务工作。
4.加快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和人才开发战略。从目前情况看，内蒙古“科教兴区”战略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脱节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科技落后、人才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自治区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5.要以国内外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我区沿边和地跨“三北”区位优势以及地方特色，加速旅游资源的开发。要改变目前全区旅游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长期低下，旅游业尚存在景点雷同等不利局面。应加快旅游配套设施及服务水平的建设，充分开发自然景点等旅游资源，组织有意义和高层次的旅游活动。通过旅游业带动商业、餐饮业、交通运输等以旅游为依托的行业迅速发展，使其成为我区第三产业真正进入快车道的重要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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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7
首先，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使中国从经历“无产阶级”之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全国人民都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展望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再继续30年，将实现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也将从小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进步。能否顺利地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中国是一个现实的重大考验。
其次，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敏感的时期。自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至今已扩展成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不仅金融业深受其害，实体经济也正在受到严重的打击。不仅发达国家在这场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痛苦挣扎，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害。2008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大量破产、倒闭，许多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向东亚、南亚地区搬迁，以寻求更低廉的成本，规避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萎缩与国内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双重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否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压力下有效规避风险，并且能够把握在风险中蕴藏的机遇，经受住世界经济危机的洗礼，并为今后30年的强势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考验。
因此，世界的目光在关注中国，众多有识之士寄希望于中国，期望中国能够妥善应对，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恢复做出历史的贡献。
所以，“世界发展看中国”。
同时，我们也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内蒙古的发展令人瞩目。2001年以来，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一改1979―2000年持续落后于全国增长速度的被动态势，走上持续、协调、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2002―2007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年递增速度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据初步测算，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位居全国第一，从而实现“七连冠”。这一状况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正是因为如此，社会各界对内蒙古的认识正在产生根本性的改变。2005年笔者提出“内蒙古模式”这一命题时，赞成者甚少。在此我们要感谢《北方经济》独具慧眼，刊发了我的文章，对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当时很多人都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内蒙古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称为“内蒙古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看法，“内蒙古模式”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人们的共识。2008年7-8月，全国60余家经济类报刊的社长、总编辑和采编人员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进行深入考察、采访，发表了大量关于“内蒙古模式”的报道、评论，全面树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西部大开发，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形象。内蒙古自治区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成为西部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范，这一认识正在日益深入人心。
所以，“中国发展看内蒙古”。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以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应当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现象”。因为，“模式”反映的是客观事物运行、发展的本质特征、必然趋势、客观规律，而“现象”则并不一定反映了客观事物运行、发展的本质特征、必然趋势、客观规律；“模式”具有持续性、典型性、代表性、普遍的示范作用与推广的意义，而“现象”一般是不可持久的、不一定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普遍的示范作用与推广的意义；“模式”只能是正面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而“现象”则可以是正面的(如学雷锋、做好事)，也可以是负面的(如小偷小摸、随地吐痰、不遵守社会公德等)。
因此，倘若说几年前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尚认识不足，认为还需要经过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以“内蒙古现象”来表述还情有可原，那么，今天应该是内蒙古人摒弃过去多年发展滞后形成的自卑感，实事求是地认真、全面总结内蒙古近些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树立信心、树立自豪感、树立使命感的时候了。
几年来的实践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快速发展，不是昙花一现似的短暂现象，而是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必然趋势。这是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全面需要决定的。进入21世纪，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家必须完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经济布局优化重组的两大历史性任务。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的能源、矿产资源、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凸显出来，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明显提高。建设国家能源重化工战略基地、绿色基地、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向北开放战略前沿，使内蒙古自治区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替补队员”、“二传手”成为21世纪的“主攻手”。
根据国家的战略要求与内蒙古自治区自身的客观条件与发展任务，内蒙古任重道远。应当认识到，自2001―2020年，是内蒙古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展开期，经过较长时间的全面经济结构调整之后，以技术跨越带动企业跨越，以企业跨越带动产业跨越，以产业跨越带动社会经济全面跨越式发展的新的经济结构基本建立起来，并使内蒙古的人均经济指标、城乡群众收入与生活水平全面“进入全国前列”；2021―2040年是内蒙古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成熟期，通过进一步以高新技术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使内蒙古自治区的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在国内外市场上确立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使内蒙古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综合经济实力真正“进入全国前列”。
同时，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农牧业产业化与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经济布局优化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崛起也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可以收到显著成效的。
几年来的实践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尽管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即使与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区相比，在某些方面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内蒙古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开发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趋势是健康的、基础是扎实的。近年来，有些人抓住个别枝节问题，对内蒙古自治区横加指责，以偏概全，甚至上纲上线，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8
关键词实际经济周期技术冲击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学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FinnKydland与edward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R.nelson与Charlesi.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Kydland与edward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Kydland和edward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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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9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注重实际运用，具有实用性和整体性。
2、关于标志的说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国内生产总值即GDp。
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基础和标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可以说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
3、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秦始皇创立中央集权制度．摆脱了血缘政治模式，走向官僚政治集权统治。
(2)秦汉至明清，中央由一公九卿到一省六部再到中书省、枢密院并重，直至明清废除丞相，设立内阁、军机处，体现了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直至废除的趋势。
(3)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推动了秦汉至明清统治者采取措施调整地方机构。从分
封制、郡国并行制、行省制再到权分三司，体现了地方日益听命于中央，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趋势。
4、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1)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
(2)科举制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打破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民文化素质。
(3)科举制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古代中国长期保持繁荣的制度保障之一。
5、中国古代科技和文学艺术
(1)科技：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2)古代书画：古代中国书画一体，其艺术独具东方神韵，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一席．并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3)古代文学：中国古代的文学也辉煌灿烂。从春秋的《诗经》、战国的楚辞，直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断得到发展．并呈现平民化的趋势。
古代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篇10
关键词城市；经济；规划；发展；转型；趋势；
abstract:withthesocialdevelopmentandprogress,moreandmore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socio-economictransformationandurbanplanninganddevelopmenttrend,thedevelopmentofsocio-economictransformationhasimportantimplicationsforurbanplanninganddevelopment.thispaperdescribesthedevelopmentofsocio-economicrestructuringandurbanplanninganddevelopmenttrend.
Keywordscity;economy;planning;development;transformation;trend;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结构、面临的问题、老百姓的需求都将产生新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环境等各种问题，如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也面临巨大挑战，在粮食问题与耕地保护、土地退化与土地沙化、气候干旱与洪涝灾害、单位GDp资源与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发，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一些重大改革．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重大转变也必然导致城市发展的巨大变化，对城市发展起引导和调控作用的城市规划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会有相应的转型．每一次社会经济转型无一不在城市规划领域留下深深的烙印．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建设和发展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而引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龙头——城市规划也将面临新的发展趋势。
1、中国城市发展概况
1949-2011年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从10.6%提高到超过50%．中国已步入城市化时代．然而城市化地区差异大，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除京津沪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广东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20%；最低的是贵州省，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5%左右．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城市化水平已经演化为东、中、西逐级递减的分布特征．
2011年，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57个，城市空间发展正在形成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以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为骨干的大城市，以地级市为主体的中等城市，以县级市为网点的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与城市群的迅速发展成为城市等级结构与空间形态的主要特征．
2、社会经济转型
社会经济转型将加快推进传统城市化社会转向新型城市化社会，从资源主导的经济发展向创新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2.1发展理念与方式转变
(1)从1992年提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发表了可持续发展宣言，到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理念已全面更新．
(2)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根据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以及主体功能区划分．先后提出了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老少边穷地区扶贫攻坚，全面实现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发展．
(3)在区域层面进行新的改革试验，实现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先后进行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成都、重庆、武汉、长株潭等试验，通过综合配套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发展．
2.2发展目标转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健康发展的同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和依法行政，从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同步进行，到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向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个文明”逐步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展与建设目标协同转变．
2.3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转型
转型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领域正在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现代产业转型，全国性产业结构调整正推动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正成为各级政府与企业的社会追求；政府职能正在向服务方向转变，民生工程摆在突出地位；各项事业的“以人为本”正成为科学发展的宗旨，城乡、区域、社会经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推动着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转型．
3、城市规划理念
人类已进入2l世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还将遇到经济实力强劲的国外城市的挑战。如何从城市规划角度奠定城市发展基础，创造城市发展条件，提高城市效益和竞争力。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也是城市规划高标准、严要求的新课题。
3.1加强城市规划中的城市形象设计，实现具有自身个性化的园林城市；注重突出自己的特色、风格和品位，依托自然和人文景观，挖掘文化内涵，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承接传统又求新意，传统风格与时代气息并重：园林规划、建设、管理二者并驾齐驱；巧用造园遗景艺术手法。以绿为主，以美取胜。北京是首批园林城市，北京在创建园林城市中。着力保护古都风貌，用绿化来体现古都的庄重和历史文化风范。传统照蓟与时代气息并重。古典与现代融合，实现了古都风貌与时代精神的巧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