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价值篇1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现代公共管理；价值根源
“大政府”治理模式曾经是世界上主流的公共管理模式，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反国家主义观点的流行，“大政府”管理模式已经逐渐失灵，其必然导致的官僚制政府体系纷纷成为全社会普通民众、社会精英、政治家、学者的共同批判目标。由此，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得以展开，并且呈现出了由浅到深、由狭到广的加速度推进态势，并且由此推广成为一场持续性的全球制度创新活动。
但是，由于新的公共管理制度诞生不久、社会欠缺相应的理论和经验，导致一些问题随着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浮现在人们眼前，其矛盾和不足之处也日益凸显。由此，如何真正发挥公共管理的效果、目的，如何体现其内在的根本价值都成为了目前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决定了公共管理制度所起到的最终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共管理制度最终的走向。
一、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概述
新公共管理运动发源于西方国家，其本质上是公共行政改革的一次实践活动。目前，其指导思想大多为实干家自身实践而形成的，即其自身的构思、实验和推广，此外还有对于原有的“大政府”管理模式的批判和借鉴。这就导致了当前世界各国进行公共管理制度改革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的价值观念和改革模式，从而产生了当前的混乱局面。
许多学者都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容和基本制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观点，目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和本质内容，其重点在于：管理高于政策、以对绩效和效率的评估作为评价标准、划分公共官僚体制结构、将准市场化和签约外包工程作为促进竞争的主要方式；消减政府开支成本等各项内容。
此外，西方学者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从“共识”的角度需要自身的要旨，即：将行政结果是否实现和管理者是否履行自身责任作为根本评价目标；通过摒弃原有的传统官僚制度来实现政府自身的组织和人事管理运行的灵活及效率提升；组织和人事目的明确化、制定相关绩效指标，方便测定和评估任务；政府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进行分割，以此来接受市场的检验；尽量以民营化和市场来调节社会事务，以此来削减政府的权力。
二、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核心
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核心不仅是其自身价值的最终体现，而且通过对现代公共管理本质核心的了解可以对于研究当前公共管理的主要价值规范起到指导作用。
（一）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管理的首要规范性取向，“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实现民主价值的基础，更是对于政府活动性质和基本价值进行分析的基本工具，而其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政府对于长远活动的长期目标，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人职业道德。
可以说，“公共性”的制度性界定是以制度术语作为公共行政的理解，将各级政府、政府内的各级机构作为表现，保障公共利益能被社会最广泛的成员享有。总而言之，所谓的“公共性”现代管理，其根本目标便是公共利益和民主参与价值。
（二）合法性。公共过程和公共价值制约着公共管理，目标也受着社会认同、价值观及统一性和法律原则保持一致，也就是合法性要求。具体而言，公共管理的合法性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正当性，这种以保障社会正义为目标的要求对于政府这一公权力而言，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具体而言便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权力与责任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关系；其次是要具有可理解的目标，这想要求的本质来源是公民对于公权力的信任和依赖，也就是在公民现实情况下确立的公共管理目标，主要形式便是民主政治的相关结构和程序。
（三）效率。没有效率，真正的公共管理便无从谈起，所以，为了能够像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更多的公共物品，必须总是公共管理的效率问题。但是，对于效率的重视也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公平的丧失，这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加以解决和平衡。
三、新公共管理应当具有的重要特征
在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省中，现代公共管理的特征已经日益浮现，可以说，这些内容正是我们今后进行公共管理改革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
（一）新公共服务。这一点的理念便是在人民的前提之下，将服务公共利益作为基本职能，作为主体的政府必须树立服务公共利益的观点，而不是管理整个社会的具体事务。
（二）参与式国家。这是现实中的一种制度，其根本价值便是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范围，体现其价值的优先性，一般而言，参与式国家应当具有监督、授权、对话、选择四项内容。
（三）行政文化伦理化。民主本质是公共管理的特点，也是区别于以往行政学最为主要的特点，将行政文化进行伦理化对于当前社会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不仅是对于行政文化而言是一种规范性制度，也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前提。
四、结语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障碍和问题，这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以客观、科学的眼光对其加以分析和研究，建立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和保障，以期能够促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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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哥马利・范瓦特，周菲.公共管理的价值根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1）.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2
摘要：政府作为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在正确认识“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有效探索实现公共利益的正确途径。
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是一国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公共利益”代表的性质，决定了其职能首先应当是公共职能，亦即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抓好三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可见，加强政府公共管理、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目标。
一、“公共利益”内涵的厘定
公共利益和大众福社一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关注焦点和产物，也是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我国努力推行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利益当然成为公共管理及其政策的核心价值。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究竟是指谁的利益?《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解释，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利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中，公共利益也称之为公共政策，主要指“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和标准，该原则要求将一般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社纳人考虑的范围，从而可以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某些交易或其他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是公共秩序，也称公序良俗。
我国宪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大体上有以下含义：1)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和各种利益的整合，反映宪法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实际上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规则的任务；2)我国宪法的公共利益，凸现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功能，所有规定公共利益的规范中，以国家为实施公共利益的主体，从而确立了国家的地位；3)内容上，突出以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为基本价值趋向，强化了公共利益的工具性价值；4)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既紧密相连又各自区别。性质上，国家利益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公共利益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享有的实际利益，享有利益的主体是不同的。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社会利益具有功利性与排他性，社会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5)公共利益与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同层面的概念，普通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不能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既是解决公益与私益之间冲突的依据，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指导原则，发挥价值示范作用。
应该说，“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范围宽泛和含义复杂的概念，如何明定、判断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概括国内外学界的主要意见，大多认为，理解和运用公共利益应坚持如下六条判断标准：1)合法合理性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才可能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必须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2)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提供者；3)公平补偿性运用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或特别牺牲。有损害必有救济，特别损害应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
二、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
社会转型向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挑战。政府公共管理在回应社会转型的挑战和压力时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是渐进地进行的。其表现形式是政策替代，逐渐替代原先旧公共政策。正是这些政策替代，逐渐引发了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变，其变革轨迹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和责任相脱离的政府向民主参与的责任政府转变。目前，一些基层政府本着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培育发展民间组织进行着改革和探索。这些探索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修补增减，而是将政府的组织重建、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更新进行有机结合。应该说，这一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为实现政府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现在，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公共管理必须走向民主化和公开化；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使公民真正得到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精髓和追求目标，就在于“公众”的利益。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人民群众满意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为我们如何认识、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没有服务就没有现代政府。可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转型目标模式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性。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政府职能、管理方式、绩效标准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转变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政府自身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来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意愿诉求和互动。首先，施政理念要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施政改革不仅是政府行为方面的改进，更是行政理念方面的变革；实现政府转型，不仅意味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模式的确立，更意味着政府施政理念的全面更新。因为只有具备了全新的施政理念，建设一个高效廉洁、法治透明的服务型政府才会拥有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管制”理念，才能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推进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权力配置的改进，才能真正促进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转变，才能真正建立以公众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公务员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刻的变革，要彻底改变过去强调行政审批、行政干预和行政收费等“管”的习惯，而转变为“服务协调”、“责任民主”、“依法行政”、“科学决策”。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和政策不仅要合乎法律程序，还要合乎社会价值取向。因为合乎法律程序的政策，其实质意义上并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从公共政策的来源看，公共政策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显然，大众所关注的也并非只是管理和政策的合法性，而是其价值取向。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取向总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因为每个政府为维护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公共管理的本质来看，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从如下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不可避免。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变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就是说，政府要履行好公共管理职能，必须搞“瘦身运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当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不能脱离特定的国情和具体的生态环境。由于我国的市场还不成熟、市场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能象西方市场经济成熟国家那样全面铺开，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现实而可行的做法是，应该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样，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另一方面又不再垄断，而是适当地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参与。一旦解决了政府垄断导致效率及质量低下的问题，我们也就寻找到了解决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供给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的问题的途径，即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将以提供关乎社会稳定的社会服务为主，而其他主体以提供经济建设服务为主。
(二)坚持政府行为法定化
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功能，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现代文明社会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也应该是法制政府，依法行政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美国法学家福勒曾经说过，“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力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因此，所谓行政法治，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普遍原则和管理方式，要求政府行政权的获取、组织和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之行政行为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范围，否则，即为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行为法定化有三个要义：一是依法平等。法律在政府和公民间无所偏袒，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之特权；二是依法限制。政府之一切行为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法逾越；三是依法负责。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如有违法不当行为，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川。应当看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确立；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影响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建设。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很难避免行政的人为性和随意性。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不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制度以及严格的审计制度，就很难避免“暗箱操作”、“黑箱操作”。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会成为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一己私利的借口，公共行政会成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温床。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3
职业学校与所在社区高度融合，使职业学校所在社区成为具有地标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学区”已成为一种趋势明确我国职业学校当前应该关注的公众对象是公共关系活动操作的第一步。职业学校公众对象是指与职业学校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群。除了积极做好对政府、企业、教职工和学生的公共关系之外，对社区的职业教育公共关系也不可忽视，甚至应该重新审视和更加重视，因为学校社区化与社区学校化正在成为当前我国学校发展和社区发展的一种新形式，也是我国教育社会关系发展的一种新动态，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更是如此。学校社区化是指学校向社区开放，将学校教育的触角深入社区。社区学校化是指整合社区资源（尤其是学校资源），使学校、社区活动相互交流、开放，形成一个整合的系统，其中的成员，不论老人、妇女或儿童，都能在学校或社区中，享受各项资源获得学习、成长；透过彼此互动、共同分享，而有共同情感、凝聚社区共识，因此能自发自主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素质，促进社区发展。对社区的公共关系是职业学校争取最近空间资源的重要工作。通过参与社区整体发展布局和开展社区服务等形式，职业学校与所在社区高度融合，使职业学校所在社区成为具有地标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学区”已经成为职业学校领导者的前沿课题，也必将成为职业教育的实践热潮。
职业学校公共关系的五条管理策略
（一）将公共关系与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主动引领职业学校公共关系发展如果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举措能经常“提前半步”或者“正确地创新”，那么职业教育主管部门、专家学者、用人单位无疑会对其“另眼相看”，因为实际上这种职业学校充当了“稳健探路者”和“主力引领者”的角色。而要想长期“正确地创新”则必须建立在扎实科学的政策研究基础上。这种政策研究的重点是准确把握政府在教育公平和效率方面的改革诉求，以及对产业技能需求和人才规格变化的早期准确识别。从整体观点出发，这其实也是一种公共关系。在这种政策研究指导下的职业学校发展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最高层次的公共关系活动，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类公共关系活动。
（二）重视学校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公共关系效应的发挥学校发展规划既是通过学校共同体成员来制订和实施学校发展综合性方案的系统过程，也是一次整合推广学校公共关系的良好机会和广阔平台。制订学校发展规划是发展职业学校内外部公共关系与实施目标管理的有效结合点。明确的宗旨和发展目标对于职业学校管理而言至关重要，而通过科学的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则可以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时，科学制订学校发展规划的过程也可以成为学校开展内外部公共关系活动、提炼和形成学校办学特色以及建设和形成学校文化的良好契机。除此之外，结合时展，对校训进行再凝练可以成为职业学校一项有意义的公共关系活动。
（三）检测职业学校形象的专案应该定期来做并将结果形成学校发展规划与战略制定的数据支撑定期进行职业学校形象检测专案是有价值的，也是切实可行的。这项工作居于公共流程（菲利普•科特勒，凯伦F.a.福克斯，2005）的第二步（如图1所示），目的在于系统了解相关公众对于学校的形象和态度的看法，了解的结果可以作为与学校对自身的认识做比较的基础。全面准确把握环境的变化是公共关系的重要职责之一。这种专门的公共关系活动可以定期来做，比如2～3年，或者在特定时期，比如五年学校发展规划制订之前。成立临时公共关系工作小组是进行这项工作的组织保障。这项工作要由学校主要领导来负责组织，校办、政策研究室、督导室、学生科、招生就业办是主要的小组成员。这些成员接触的公众群体范围相对来说比较适宜做这项工作。
（四）树立全员公共关系意识并严密设计制度加以保障目前并非所有职业学校都有必要和有条件设立独立的公共关系部门或配备一定规模的公共关系专员，但树立全员公共关系意识、加强学校全员形象监督检查、重点提高涉外部门人员公关能力还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员公关就是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或者说全员公关必须借助高水平的管理体系才能成就并持续。全员公共关系意识的树立一要靠引入初期的培训和中后期的宣传，二要靠设计严密的制度措施来保障，比如有专门的副校长或校长助理承担学校公共关系主管职能，再比如推出有力的奖惩措施。只有这样，学校全员公共关系意识才能长期落到实处，为学校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4
[论文摘要]社会文明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进化状态，是通过社会建设达到社会和谐所取得的文明进步的成果。加强社会文明建设，有助于推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引导社会自治，对政府公共管理意义重大。政府只有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共同促进的整体战略架构，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在职能定位和转变上更加倾斜于社会建设，加强体制创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使社会文明建设惠及民生，才能成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文明建设是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深刻理解社会文明的科学含义，正确把握社会文明与政府公共管理的逻辑关联，把促进社会文明建设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对推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引导社会自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社会文明的蕴意看政府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
社会文明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文明是指人类实践所创造的不同社会阶段和不同社会内容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和进步程度，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而获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总和。从时间维度上看，它表现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从空间框架上看，它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的总和。广义的社会文明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内的社会整体性概念”。www.133229.com
狭义的社会文明仅指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进化状态，是通过社会建设达到社会和谐所取得的文明的进步程度和发展状态，是社会主体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制度文明和社会结构文明等的逻辑互动和有机统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里的社会生活就是狭义的社会领域，狭义的社会领域创造的文明就是此语境中的社会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使我们真正找到了破译文明之谜的密码。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这就揭示出了文明的最基本属性为实践性，实践本质上使得人的活动“对象化”，从而达到人类价值的自我印证。这个“对象化”的成果就是人类社会文明。文明既然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那么，它就会受社会形态制约而具有社会性。文明是社会的文明，而非单个个体的文明。个人不能游离于社会和社会文明而单独存在，正是由于社会文明，社会成员才成为文明的人。总之，文明是一个充满价值追求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尺度，是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
社会实践的形式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五种：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即改革社会关系的实践、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生态生产实践以及从事社会建设达到社会和谐的实践。由此派生出由五种文明组成的整体文明，或称为文明系统，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这五种文明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都不能彼此替代，它们对立统一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大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分别为社会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精神动力、政治保障、生态支持，而社会文明反过来又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提供充分的社会条件。
党和政府对社会文明的认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加深的。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民主政治的建设任务空前凸显，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的建设任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空间上完成构架。随着工业化的高歌猛进，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于是人类开创了生态文明这一全新的文明形态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党的十七大正式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报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党和政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崭新执政理念和重大战略的宏大背景下，社会文明的概念便合乎逻辑地呼之欲出，社会文明建设问题凸显出来，社会建设在现代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愈加显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之中，如何进一步整合多元利益主体的力量，为现代化事业增添动力，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取向的战略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依然繁多，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空前强烈，社会文明建设的任务空前凸显。这显然需要党和政府突破原有的思维，切实解决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建设这一历史性课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就是党和政府大力建设社会文明。党和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由此可以看出，党和政府虽然并没有正式提出社会文明的概念，但强调社会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文明本质上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有机体，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强调社会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都蕴涵着社会文明的概念。在党和政府把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明确提出来并将其作为宏观战略时，社会文明也必须得以明确和深化，从而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在空间上的完整架构，各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把社会文明纳入整个文明体系之中，不应当让它继续游离在文明机体之外，或分散或附属在其他文明之中。否则，就无法发挥社会文明应有的作用和优势”。
社会文明建设任务的凸显已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中心议题和重要课题。政府需要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是要致力于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政府管理的价值诉求要定位于社会文明的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府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做法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把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努力向服务型政府的模式转变，增强对社会建设的回应性，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社会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和公共服务。社会文明与政府公共管理也并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社会文明的增量增长与良性发展有利于推动政府公共管理的完善，改善政府形象，推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积极转变。
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府主导的社会文明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文明是内在统一的，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目标追求，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立足新的国情、党情、世情而提出的重大命题和战略思想。和谐社会本质上是社会系统中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处于互相协调的美好状态，它实际上是一种宏观性和整体性思考的战略。如果把和谐社会的内涵分为广义和狭义，我们就更能深刻地把握社会文明与社会和谐的逻辑关联。广义的和谐社会是指整个社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生活等在内的各要素的协调互动和有机统一，这实际上和广义的社会文明是内在一致的；狭义的和谐社会是专指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并列的社会生活层面的重点以民生发展、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为内容的各要素的协调状态。这和社会文明又本质地黏合在一起。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这种艰巨性需要党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需要党和政府动员和整合市场、公民社会的力量，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系统规划。在党和政府工作中，需要对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五大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局面。社会文明呼唤和谐社会建设，没有和谐社会建设就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社会文明促进新的社会生活观念、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的形成，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和社会组织的良性运作，促进社会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活力的激发和社会效率的提高，促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强有力地推动着和谐社会建设。公平正义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是社会文明建设的内在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把公平正义从和谐社会的特征要素中单独抽出来，探讨其与社会文明的关系，足以显示社会文明与公平正义的关系。
社会公正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使得社会成员能享受到基本权益的合理的社会状态，它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社会公正的实现本质上要求社会关系的和谐，特别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和均衡，同时还需要完善社会结构。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完善都是社会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社会文明从内容和结构上涵盖社会关系文明和社会结构文明。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客观上要求进行社会文明建设，使得社会各种资源以更合理的方式分配给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生活在权利平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司法公正、分配正义的社会文明建设的氛围之中。促进社会文明建设需要党和政府尽可能地使发展成果能被社会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解决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的问题，所以，我们党在当时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活力，增加社会财富。而如今，一方面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面对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和分配不公的突出问题，因而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社会自治是社会成熟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同时社会文明建设也为社会自治释放更广阔的生长空间，引导着社会自治的实现。
社会自治是社会自我治理的模式和状态。社会自治程度愈高，社会的活力和效率愈高，公民的权益愈能得到维护，更重要的是社会自治可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纽带，对社会和谐稳定起着“镇定器”和“连心桥”的作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西方社会在其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市民社会，社会发展中强调对私人权益的保护，社会的公私领域有着相对清晰的界限。西方社会最终形成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和制衡，大量的社会自治组织推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自治是其社会文明的强大推动力，社会文明建设也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归宿。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自治对整个社会文明进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带来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公民社会开始崭露头角。但在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中，政府长期扮演着“接生婆”的角色，一些社会组织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等基本属性，我国的公民社会成为政府主导型的“依附性公民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温家宝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些都说明了党和政府对社会文明建设、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已有了可喜的变化，已经从以往不自觉地支配社会，走向自觉地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文明，培育公民社会，引导社会自治，构建党政主导、官民合作的社会多元互动的管理格局。
三、政府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政府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政府自身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政府加强和推进均衡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政府切实加强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宏大系统工程。
政府职能是政府一切活动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其定位正确与否，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核心和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很大程度上热衷于追求gdp增长，从而忽视了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社会文明建设严重不足。体制的惯性、思想的惰性、官本位文化的柔性和利益的刚性，使得政府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垄断了行政权力，造成了政府职能定位上存在“越位”、“缺位”和“失位”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政府模式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对政府职能定位的深化和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促使着政府职能的基本属性和核心特征的复归。根据政治学的有关原理，政府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器”，公共性或者社会性是政府的基本属性，搞好社会建设、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是政府的核心职能。理论和现实都要求政府职能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政府模式要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由官本位向民本位、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转变，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政府对社会诉求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切实为促进社会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体制创新更能接近政府职能的本质，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政府效能发挥的重点和难点。政府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破除与社会建设不相适应的体制壁垒。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当务之急是通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形成四个长效机制：一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机制。公共政策本质上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是政府介入社会的手段。因此，政府必须从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出发，寻求最佳的公共政策，形成有效的、符合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二是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管理的手段，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诸多弊端，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因此，需要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社会资源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三是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及其预算过程，形成基于政府绩效、公开透明、兼顾公平和效率、结构合理的公共财政及其预算的民主机制。四是改革和完善公务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公务员是促使国家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工程师”，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竞争力、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水平、财政预算水平、社会和经济管理水平归根结底必须落实到公务员队伍的操作和执行上。因此，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形成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是社会生活稳定的“安全阀”，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平衡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促进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存在诸多“瓶颈”，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出现了不均衡、不公平等问题，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覆盖面较窄，多头管理、体制不顺，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筹措困难，缺少社会保障法的法律支持等。因此，政府在推进社会文明建设的进程中需要推进更加均衡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政府要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以及慈善事业交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编织更加均衡的社会安全网和社会支持网。政府应该从建设社会文明的高度，整合政府各部门的公共资源，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切实寻找对策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要合理界定社会保障的范围、标准和监管方式，在全社会营造团结互助、扶贫助贫的积极风尚，建立以公共利益为主旨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体系，确保社会公平正义。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5
[论文摘要]社会文明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进化状态，是通过社会建设达到社会和谐所取得的文明进步的成果。加强社会文明建设，有助于推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引导社会自治，对政府公共管理意义重大。政府只有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共同促进的整体战略架构，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在职能定位和转变上更加倾斜于社会建设，加强体制创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使社会文明建设惠及民生，才能成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文明建设是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深刻理解社会文明的科学含义，正确把握社会文明与政府公共管理的逻辑关联，把促进社会文明建设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对推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引导社会自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社会文明的蕴意看政府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
社会文明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文明是指人类实践所创造的不同社会阶段和不同社会内容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和进步程度，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而获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总和。从时间维度上看，它表现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从空间框架上看，它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的总和。广义的社会文明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内的社会整体性概念”。
狭义的社会文明仅指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进化状态，是通过社会建设达到社会和谐所取得的文明的进步程度和发展状态，是社会主体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制度文明和社会结构文明等的逻辑互动和有机统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里的社会生活就是狭义的社会领域，狭义的社会领域创造的文明就是此语境中的社会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使我们真正找到了破译文明之谜的密码。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这就揭示出了文明的最基本属性为实践性，实践本质上使得人的活动“对象化”，从而达到人类价值的自我印证。这个“对象化”的成果就是人类社会文明。文明既然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那么，它就会受社会形态制约而具有社会性。文明是社会的文明，而非单个个体的文明。个人不能游离于社会和社会文明而单独存在，正是由于社会文明，社会成员才成为文明的人。总之，文明是一个充满价值追求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尺度，是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
社会实践的形式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五种：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即改革社会关系的实践、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生态生产实践以及从事社会建设达到社会和谐的实践。由此派生出由五种文明组成的整体文明，或称为文明系统，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这五种文明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都不能彼此替代，它们对立统一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大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分别为社会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精神动力、政治保障、生态支持，而社会文明反过来又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提供充分的社会条件。
党和政府对社会文明的认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加深的。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民主政治的建设任务空前凸显，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的建设任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空间上完成构架。随着工业化的高歌猛进，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于是人类开创了生态文明这一全新的文明形态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党的十七大正式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报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党和政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崭新执政理念和重大战略的宏大背景下，社会文明的概念便合乎逻辑地呼之欲出，社会文明建设问题凸显出来，社会建设在现代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愈加显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之中，如何进一步整合多元利益主体的力量，为现代化事业增添动力，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取向的战略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依然繁多，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空前强烈，社会文明建设的任务空前凸显。这显然需要党和政府突破原有的思维，切实解决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建设这一历史性课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就是党和政府大力建设社会文明。党和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由此可以看出，党和政府虽然并没有正式提出社会文明的概念，但强调社会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文明本质上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有机体，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强调社会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都蕴涵着社会文明的概念。在党和政府把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明确提出来并将其作为宏观战略时，社会文明也必须得以明确和深化，从而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在空间上的完整架构，各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把社会文明纳入整个文明体系之中，不应当让它继续游离在文明机体之外，或分散或附属在其他文明之中。否则，就无法发挥社会文明应有的作用和优势”。
社会文明建设任务的凸显已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中心议题和重要课题。政府需要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是要致力于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政府管理的价值诉求要定位于社会文明的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府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做法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把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努力向服务型政府的模式转变，增强对社会建设的回应性，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社会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和公共服务。社会文明与政府公共管理也并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社会文明的增量增长与良性发展有利于推动政府公共管理的完善，改善政府形象，推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积极转变。
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府主导的社会文明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文明是内在统一的，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目标追求，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立足新的国情、党情、世情而提出的重大命题和战略思想。和谐社会本质上是社会系统中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处于互相协调的美好状态，它实际上是一种宏观性和整体性思考的战略。如果把和谐社会的内涵分为广义和狭义，我们就更能深刻地把握社会文明与社会和谐的逻辑关联。广义的和谐社会是指整个社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生活等在内的各要素的协调互动和有机统一，这实际上和广义的社会文明是内在一致的；狭义的和谐社会是专指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并列的社会生活层面的重点以民生发展、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为内容的各要素的协调状态。这和社会文明又本质地黏合在一起。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这种艰巨性需要党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需要党和政府动员和整合市场、公民社会的力量，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系统规划。在党和政府工作中，需要对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五大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局面。社会文明呼唤和谐社会建设，没有和谐社会建设就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社会文明促进新的社会生活观念、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的形成，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和社会组织的良性运作，促进社会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活力的激发和社会效率的提高，促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促进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强有力地推动着和谐社会建设。公平正义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是社会文明建设的内在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把公平正义从和谐社会的特征要素中单独抽出来，探讨其与社会文明的关系，足以显示社会文明与公平正义的关系。
社会公正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使得社会成员能享受到基本权益的合理的社会状态，它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社会公正的实现本质上要求社会关系的和谐，特别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和均衡，同时还需要完善社会结构。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完善都是社会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社会文明从内容和结构上涵盖社会关系文明和社会结构文明。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客观上要求进行社会文明建设，使得社会各种资源以更合理的方式分配给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生活在权利平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司法公正、分配正义的社会文明建设的氛围之中。促进社会文明建设需要党和政府尽可能地使发展成果能被社会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解决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的问题，所以，我们党在当时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活力，增加社会财富。而如今，一方面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面对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和分配不公的突出问题，因而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社会自治是社会成熟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同时社会文明建设也为社会自治释放更广阔的生长空间，引导着社会自治的实现。
社会自治是社会自我治理的模式和状态。社会自治程度愈高，社会的活力和效率愈高，公民的权益愈能得到维护，更重要的是社会自治可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纽带，对社会和谐稳定起着“镇定器”和“连心桥”的作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西方社会在其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市民社会，社会发展中强调对私人权益的保护，社会的公私领域有着相对清晰的界限。西方社会最终形成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和制衡，大量的社会自治组织推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自治是其社会文明的强大推动力，社会文明建设也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归宿。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自治对整个社会文明进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带来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公民社会开始崭露头角。但在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中，政府长期扮演着“接生婆”的角色，一些社会组织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等基本属性，我国的公民社会成为政府主导型的“依附性公民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温家宝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些都说明了党和政府对社会文明建设、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已有了可喜的变化，已经从以往不自觉地支配社会，走向自觉地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文明，培育公民社会，引导社会自治，构建党政主导、官民合作的社会多元互动的管理格局。
三、政府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政府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政府自身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政府加强和推进均衡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政府切实加强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宏大系统工程。
政府职能是政府一切活动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其定位正确与否，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核心和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很大程度上热衷于追求GDp增长，从而忽视了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社会文明建设严重不足。体制的惯性、思想的惰性、官本位文化的柔性和利益的刚性，使得政府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垄断了行政权力，造成了政府职能定位上存在“越位”、“缺位”和“失位”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政府模式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对政府职能定位的深化和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促使着政府职能的基本属性和核心特征的复归。根据政治学的有关原理，政府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器”，公共性或者社会性是政府的基本属性，搞好社会建设、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是政府的核心职能。理论和现实都要求政府职能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政府模式要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由官本位向民本位、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转变，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政府对社会诉求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切实为促进社会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体制创新更能接近政府职能的本质，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政府效能发挥的重点和难点。政府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破除与社会建设不相适应的体制壁垒。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当务之急是通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形成四个长效机制：一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机制。公共政策本质上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是政府介入社会的手段。因此，政府必须从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出发，寻求最佳的公共政策，形成有效的、符合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二是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管理的手段，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诸多弊端，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因此，需要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社会资源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三是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及其预算过程，形成基于政府绩效、公开透明、兼顾公平和效率、结构合理的公共财政及其预算的民主机制。四是改革和完善公务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公务员是促使国家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工程师”，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竞争力、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水平、财政预算水平、社会和经济管理水平归根结底必须落实到公务员队伍的操作和执行上。因此，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形成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是社会生活稳定的“安全阀”，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平衡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促进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存在诸多“瓶颈”，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出现了不均衡、不公平等问题，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覆盖面较窄，多头管理、体制不顺，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筹措困难，缺少社会保障法的法律支持等。因此，政府在推进社会文明建设的进程中需要推进更加均衡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政府要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以及慈善事业交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编织更加均衡的社会安全网和社会支持网。政府应该从建设社会文明的高度，整合政府各部门的公共资源，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切实寻找对策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要合理界定社会保障的范围、标准和监管方式，在全社会营造团结互助、扶贫助贫的积极风尚，建立以公共利益为主旨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体系，确保社会公平正义。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6
（一）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外在形象的表现
艺术通过一定的外部形象表现出内在的价值要求。公共管理形式上的价值可以通过人员的外在形象以及建筑物的特征等表现出来。政府建筑物的外部特征对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体现有重要的影响，政府机关建筑物的独特风格可以更好的体现其内在的艺术形象。管理人员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以及办事效率等方面都可以较好的体现出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存在，从而给人们一种良好的印象。
（二）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在行为上的表现
公共管理者行为的艺术价值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公共管理者在日常的行为中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从而体现出管理者履行职责所蕴含的艺术美学价值，这就需要管理者在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要以文明的素养要求自己，以传统的美德灌输自己，从而体现行为上的艺术价值。
（三）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在精神上的体现
精神上的艺术价值是管理者公共管理的最高追求，同时也是艺术价值在公共管理当中的核心体现。如果失去内在的精神美，日常的公共管理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公共管理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道德美。公共管理的道德价值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行政人员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体现艺术价值的魅力。第二，价值美。价值美要求管理者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行政职责的艺术价值。第三，精神美。管理者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艺术魅力，体现公共管理者的仁厚心态和助人为乐的精神风貌。
二、提高艺术价值在管理中的有效方法
（一）改革创新提高管理机构的艺术形象
只有通过对公共管理现状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满足社会各方面发展需要，才能不断改变管理者传统的外在形象，并通过结构的变革，改变传统的机构运行方式，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从而体现政府机构亲民、爱民和灵活化的办事风格。通过设立“政府超市”“服务答应”等服务形式加强对群众的服务力度。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体现管理机构的艺术价值。此外，管理者要在衣着、言谈举止等方面能够较好的体现公共管理艺术价值，提高管理服务者的形象。通过变革和创新的方式对政府形象进行改进，这也是提高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重要环节，让人民群众能够从日常服务中感受到管理的艺术价值之美。
（二）美德的提升推动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体现
公共管理的艺术之美代表的是政府的美德，而政府管理者的言行举止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政府管理者美德的提升应建立在高尚道德的基础之上，不能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几千年来传统美德的发展。政府管理者不仅要较好地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还要有建设美德之邦的责任感，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提升。
（三）改变行为方式，提高艺术价值
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因其所在环境的不同而带有权威性和政策导向性，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就有强烈的推动作用。其行为的外在表现不仅代表自身的行为状态，更代表政府的外部形象，因此管理者行为水准和思维方式的提高对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效果。要使管理者的行为方式能够较好的体现其内在的艺术价值，就应实现其行为方式向文明的方向转变，从而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四）提升管理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
管理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在一定范围内是指公共管理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公共管理者在日常处理问题中，处置问题的艺术能力和艺术效果直接关系到所在环境的公共艺术价值，自身的言谈举止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在公务办理过程中所表现的对待事情的责任感以及内在的奉献精神也是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公共管理者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其自身价值。所以，加强管理者的艺术修养、提高其处置公共事务的能力是实现公共价值的有效途径，需要管理者把公共管理工作作为一项艺术的具体实践来看待，从而真正做到个人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公共管理者还需要不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精神，将自身的理想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相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做到艺术价值和艺术美的完美体现。
三、结语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7
摘要: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严重威胁着社会的政治稳定、法制建设、经济发展和伦理秩序。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与公共管理者的素质密不可分,深刻分析这些导致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主观因素才有可能有效避免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者素质;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存在于委托关系中的一种道德现象,用以描述受托人不尽职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委托人利益面临重大损失的危险境况。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是和公共权力的“委托———”性质分不开的,公共管理者是由社会公众委托执行民众拥有的公共权力的人,民众将自己的权力授予公共管理者执行以实现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共管理者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承担着他们委托的义务,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行使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并取得相应的报酬。在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中,由于公共管理者的权力价值观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道德意志状态,使其经常有充分的机会背离社会公众的意愿采取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使公共权力,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潜在和现实的损害与威胁,从而导致道德风险。
一、公共管理者权力价值观的迷失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权力价值观是关于权力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追求及其评价的根本观点,它指导公共管理者的权力运作方向、决定其道德行为。公共管理者一旦形成特定的权力价值观,就会表现相应的行为选择,如果权力价值观一旦陷入误区,则会产生越轨的权力行为,引发道德风险。在我们当前存在的多种形态的价值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价值观,即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和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牟取个人利益为目标。公共管理者应当坚持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作为其价值取向的唯一标准。在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的影响下,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权力往往出现错位表现。有的公共管理者把公共权力私有化,把社会公众给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私的工具,执行多大的权力便用多大的权力为自社会科学论坛2008·10(下)己谋取利益;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商品化,将权力异化为商品,把权力当作交换中的筹码,搞权钱交易、权物交易甚至权色交易;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庸俗化,把权力变成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互相利用的工具,使神圣的公共权力走向庸俗;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特殊化,认为人性的尊严取决于权位的高低,人生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支配权力的大小,一旦拥有权力便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荫庇亲朋、高高在上,却对社会公众的利益置若罔闻,凡此种种,不一而别。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影响下的公共权力错位异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公共权力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往往对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威胁。
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现实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扮演多种角色身份,公共管理者也不例外,他们既是“个体”的人又是“公共”的人,这样在他们的道德选择中会经常性的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个人义务与公共管理者义务的冲突”“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的冲突”,这种由于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道德风险。第一,公共管理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公共性是政府的第一属性”①,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者就成了“公共”人。“所谓公共人,是指在公共领域中代表人民的公共利益,并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人”②。公共管理者成为“公共人”正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也是公共管理者应当具有的特性。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管理者应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念,即“公共利益至上”。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建立和拥有这种信仰,他就不应当进入公共管理者队伍中来。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取决于他能否建立和是否拥有这种信仰。而在私人领域中,个人利益追求的是一种现实的活动,个人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个人没有理由运用公共权力来扩展自己的权利。现代社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共意志基础之上的,公共权力是代表公共利益、执行公共意志的。在公共领域中,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如果公共权力被用来优先维护公共管理者个人权利的话,那么公共权力就会变质,发生异化。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管理者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冲突和选择: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一方面他们又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所执掌的权力,把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混为一谈,用可以支配他人以及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8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最早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他视价值中立与价值的问题为“是”与“应该”或者“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休谟认为以传统道德学为基础的逻辑推断总是将“是”与“不是”作为命题判断的标准，这种判断逻辑既缺乏相应的逻辑基础，也没有实证论证的支撑;所以这种判断标准具有天然的缺陷，故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存在必然的哲学界限，两者的区分问题也尤为重要。此后，价值与价值中立问题以及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进行反思所提出的问题便被康德称之为休谟问题。伴随着休谟问题在学界的发展与扩展，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漫长研究历程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之争也骤然上演。在公共行政学界中，韦伯首先继承休谟的遗风，进一步探究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关系。韦伯将价值看做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是好的，那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就带有主观的意识成分，个人的主观意愿作为个人价值的根本基础，而对于科学的研究来说，个人的主观意愿与想法又远非科学的解决范围，科学致力于解决事实的问题。同时，个人的主观喜好也截然不同，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无法衡量对错，因此价值判断并无对错之分，而科学则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才能称之为科学。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并指出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尽管在描述一个具体现象的时候，作为科学分析之主题的，并不是该现象可体验到的事实的全部整体，而是一个选取的部分;但历史的个体如它构成的那样，所包括的诸事实都是客观的和可以检验的……。”［1］韦伯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理想性分离最终使他构建起统治公共行政学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科层官僚制理论。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设计机制完全能够实现公务人员的价值脱离，个人的任务与职责通过规范性的条例得以体现，公务员仅需按照规则办事，价值的影响便无处藏身。
韦伯设想中的管理体制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经典模式，对于后来的组织机构的设计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纵然，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伴随社会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不同模式改良，但是韦伯官僚体系的根基与设计理念仍未彻底性改变。在其设计的科层官僚模型中，韦伯给予休谟问题以更为实践性与组织性的阐释，他不仅仅热切拥护休谟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分析，而且在实践层面通过一种科学性的制度构建试图化解事实与价值、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而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价值中立”的挚爱则显然深受政治行为主义流派的深刻影响。谈论起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纷争与纠缠，偏爱政治科学与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学派关于价值与事实的理解也受到广泛地关注。“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其要想获取成功，就必须向公众说明其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2］，为了证明知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学者都纷纷提出不同的方法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一支难以忽略的重要流派，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发挥重要影响。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秉承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科学研究的范围紧紧锁定在回答事实问题，而非做出价值判断。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判断隶属于哲学与伦理学的问题范畴。行为主义忠实遵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导向，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将价值从行为主义的研究中“祛除”。随着行为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话语权的逐步扩张与盛行，其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更加推崇有加。打着“科学主义”的理性旗帜，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曾一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者，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走向科学化的首要方法论选择。行为主义的发展趋势难以抵挡，而作为主要价值根基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学者们的不断争论中获得发展与完善。经历长期的理论塑造与自我完善，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系统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实现“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致力于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三者之中都贯穿“价值中立”，企图以此来实现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梦想。在对于研究对象的分析中，“价值中立”原则倡导科学与哲学的分离，科学是要解决事实的问题，而哲学是回答“应然”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力求研究者规范地依照科学的研究精神与实践伦理，将个人的情感、价值与主观偏见等统统抛弃，而不让这些主观的感受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最后，在研究结果中，价值中立原则将事实判断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将价值判断彻底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行为主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将社会科学看作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理论，视个人的实证研究与经验观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妄图将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抽象、思辨与形而上的哲学方法论中解脱出来，使其彻底迈入科学的领域。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终于可以摆脱来自自然科学学者的方法论攻击，可以自信坦然地成为科学智库中的重要一员。行为主义的强势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公共行政学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学既然源自政治学，其发展也必然存有较为浓烈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素。行为主义政治学带着政治学研究者的雄心试图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派认为先前的政治学缺乏对于现实的关照，而毫无现实基础的政治学研究则是空洞与思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之下，再次将价值问题提出来。鉴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具体情况，公务人员的价值处理也成为早期行政学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不可否认，带有个人偏见与狭隘色彩的价值习惯必然有损于公共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价值中立便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者给予公务人员的终极价值评断。
二、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当代政治哲学与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悄然转型
对于整个十九世纪来说，自然科学的突出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革，经验理性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学派占据学术话语的主流，这些都对于传统的政治哲学合法性造成了巨大挑战。“在十九世纪，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理论都伴随着时间与背景的不同而发展，而其发展的宗旨就是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使其从非科学中摆脱出来。”［3］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社会比例性的发展，科学家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与安毅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增添了诸多困境。人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并没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得到长足发展，而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挑战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存在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正在酝酿着一场崭新的转型与革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的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挑战，其研究范式也正在进行着悄然变化。早年沃尔多曾指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然”的分离为社会科学家制造了麻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通常都背负着从过去得到的道德信仰的包袱，这些信仰构成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些信仰原初的哲学基础依然消失，但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并成为一种适宜的替代性选择。”［4］
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价值转型，伊斯顿的《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功不可没，其在该文中公开质疑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价值取向，并对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政治科学并非政治学家的唯一使命与追求，责任性也同样必不可少，学者们应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事实的选取中充分重视“价值”的作用，该文警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者对于价值的忘却，并致力于再次唤起学者研究的价值回归。此后，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哈贝马斯甚至把实证主义的错误归结于价值中立，他认为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便意味着使抽象的应当与纯粹的存在对立起来。同时，公共管理学界有不同的学者对于以价值中立为基础的韦伯官僚模式也报以怀疑态度，并认为作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公务员来说，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分离似乎过于天真。而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重要标志的罗尔斯的经典巨著《正义论》则进一步将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推向高潮。罗尔斯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的正义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对于正义论的演绎与推论，罗尔斯采取的是一种契约论的理论工具，踏着康德的哲学足迹，其试图构建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哲学。罗尔斯竭力构建的政治哲学大厦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范式的批判，其对于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有力地激励着现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而结果也着实证明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也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密切相连。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价值中立的制度设计理念与规划带来的是一种效率至上的实践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价值中立的组织价值适应了西方国家工业时期发展的道德与实践要求，并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与实现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来说，价值中立的原则也具有较为现实的作用，其保证政府管理建立在一种规范化的系统至上，并在制度构架与组织设计之中始终贯穿效率的指导原则，这些都促使建立在韦伯科层官僚体制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运行畅通。价值中立作为传统公共行政阶段的一种重要理论遗产在整个传统公共行政时期都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而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与传播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支柱理论基础———价值中立原则产生致命性的冲击，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所倡导的效率第一原则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将政府的代表性、回应性、参与性与社会公正的价值作为公共行政者的首要价值选项。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可谓是公共管理发展历程中对“价值回归”呼吁和追求的典范，纵然新公共行政学最终未能成为像新公共管理运动一样成为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派，然而新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例如Frederickson认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基于种族之上的不公平与不正义现象十分常见。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并没有依照宪法的意愿促进社会公民的实现，因此，为了修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足，我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支柱，使其成为与经济与效率一样重要的价值。［5］只是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三、“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联姻:当代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研究反思
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带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使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到社会政治价值理性之中，其对于社会正义的阐释也促进西方国家社会契约论的成熟与演进。然而，就如同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态度一样，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比如以麦金泰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就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对于公共管理的实务者与理论者来说，将公共价值作为审视政府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公共价值既作为公共管理学界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回应，同时也对于我们分析公共部门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视角。［6］
随着人类社会整体迈入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治理与善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以及公民治理理论等诸多公共管理与民主政治理论流派的兴盛均为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与血液。这些缤纷多彩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认识，并且将这些新的理论运用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之中，产生了极为积极的效果。然而，这些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引入仅仅对于现存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石与政府管理实践产生深入影响，对于学者们和政府行政人员创新性地解决现存的政府管理问题同样具有革命性影响。可对于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来说，这些新的理论都并没有对于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在这些新兴理论范式看来，这些传统的议题已经丧失了其探讨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文化等因素仅仅作为研究框架中的单一变量，科学性的理论能够突破社会与文化的局限，达到对于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这些新兴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挑战，而且许多国家的现实实践已经证明公共管理的若干实践范式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此时，新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呼之欲出。公共管理到底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范畴?现代公共管理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答案。在公共管理研究范式转变过程中，罗伯特•D•帕特南的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帕特南对于民主等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如同行为主义研究者一样仅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与图表分析来解答意大利的民主发展问题，对于帕特南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结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7］如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实践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将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进行珠联璧合的完美融合。弗雷德里克森等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精神”更是将公共管理对“价值”的诉求推向了新的高潮，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理性的假设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创造可靠的、经验的公共行政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来自理性假设和社会科学方法中所产生的理论还不能解释这个领域的重要力量。”［8］公共行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也是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更为挚爱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性的深刻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便致力于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目标:建立一种可以复制的、客观的与普遍性的科学，而且可以通过量与数学的方式进行衡量。这些科学性的理念也逐步根植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中，他们仍然缺乏一种共识，尤其是对于科学的构成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本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三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经历过周期性的身份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身份危机也同样困扰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9］公共管理的研究特征与方法特性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身份确认。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演变，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分分合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演变趋势都密切相连。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演变也经历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论，而且量化研究所基于的哲学基础与价值中立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应该在科学研究中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并力求实现研究事实的客观呈现;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其对于社会意义的关注与重视也与价值原则的诉求有所联系，两者都将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现实分析的重要参考。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来说，价值与价值中立、定性与定量研究也似有融合之势。Brower认为“近十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于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行不断的争论，诸多学者都认为定量研究应该作为定性研究的作用，从而取代定性研究。而有的学者却持相反意见”。［10］omar等人曾对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主要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而得以区分开来。然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科学调查与目的与范式方面也存在不同，定量研究将社会看做一种客观存在，而定性研究将社会现实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11］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而言，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僵化性进行过批判，并提出用定性研究来替代定量研究。［12］然而，学者们虽然对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有所认识，并且致力于实现一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振兴，然而，学者们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单一追求定性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普及难以适应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因此公共管理学者重新思考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结合，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也被学者戏称为一种“联姻”。［13］
如今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开始倡导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方法论［14］，试图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同一项研究中，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充分结合，并最终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与反思:公共管理研究价值融合的继往开来
如何实现公共管理价值融合的持续性的发展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未来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项根本性研究命题，“对于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我们需要从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中走向一种持续性发展的公共管理道路”［15］，“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是根本之道。”［16］公共管理学科首先应不断探求新理论、新方法，将理论创新作为自身适应政府管理实践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不断强化其应用性价值，因为在如今的政府治理情形下，僵化、单一与滞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难以应对复杂与多变的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领域，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挥重大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从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银河中诸多理论范式革新与多次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运动之中，公共管理学科都已经向我们昭示出其强大的学术活力与生命价值。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如何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也充分说明，如果一门科学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么它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逐步摆脱了哲学的抽象方法论，两者都开始探索适应其发展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最终还是走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妄图通过量化的研究做出对于社会现象的理性解读。默顿指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因为另外一组理由而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作用。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17］
由于自然科学在理解社会现象与创造人类物质文明中的巨大作用，使其长期以来霸占科学的名号，并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不予认同。同源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强势地位，其首先对于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论提出质疑，并且抨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认知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不足;在两者的不断争论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都在其固有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自然科学学者来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多次技术故障之后，开始着力于反思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而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长期以来被视为脱离实践与缺乏现实关照的无用之学，也开始尝试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解析社会现象。作为社科科学中一名新成员，公共管理学科的延续与更新也必将从方法论做起。透过归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原则辩论与争吵，我们也能给予较为清醒与客观的认识，价值倡导对于人类社会的关爱与回应，鼓励科学的发展不要放弃人类社会这个基本实体;价值中立钟爱真实、纯粹与客观，致力于将人类社会在一种极度清晰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发展。而价值中立与价值交叉融合才是公共管理研究漫长道路的最终价值追求。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9
论文摘要：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要求公共管理者以科学、系统的专业知识实现服务的公共伦理价值。现代公共管理强调职业伦理价值，包括彰显法律权威，配置优质公共物品，承担公共责任，提升公共职业价值期望。
已故行政学大师沃尔多曾经讲过:“公共行政该表现出职业的精神，即使它很难成为一个职业的领域”。在大力倡导公共管理专业化、科学化的今天，职业伦理塑造亦是公共管理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目标。它既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政治合法性，也关系到公共管理职业的社会理性价值。
一、现代公共管理的职业归属
公共管理的概念，当前学界众说纷纭，尚未达成一致。正像美国学者列恩所说，“将公共管理己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的辩解基本上是武断的，这个词仍然是含义不明的”。克拉克和纽曼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组织信仰与实务，是新的国家机关经营方式。”张成福教授认为:“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社与公共利益”的一种活动或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安排。”尽管如此，学者们在认识本质上有一点是统一的，即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管理的最终的是满足一定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性就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使一定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而对于职业，学者米歇尔·贝利指出，职业包括三个基本的因素:从事一种职业需要经过广泛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涉及某些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专门的技能者为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除此之外，职业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需要经过某种认证或得到执照，存在职业的组织，的白主性等。学者巴伯则认为，职业人士的行为有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具有高度的系统化的知识;以社会的利益为取向而非以自我的利益为取向;由职业道德所产生的利益为取向;山职业道德所产生的高度的自我控制力作为作成绩象征的报酬制度。
在当今社会，公共管理职业化已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利一学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共管理职业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侧公共管理的职业化，不仅表现为公共管理领域成为各种掌握专业技术的人员云集的领域(如工程师、律师、医生、教师)，他们经过职业的教育和训练，在社会管理某方面具备专长，通过规则的职业准人直接或间接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职业属性呼唤从事公共管理的人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业精神，而基于对职业精益求精的追求，更要求从业者遵循职业伦理规范，并在符合规范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的能力、从历史角度看，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之所以在西方社会为广大民众接受，是以公共管理者不使用公共特权谋取私利为条件的，当公共管理者损害了这一条件，便丧失了公共管理职业的合法性根基和从业资格。
二、公共管理的伦理价值核心是服务
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表现为对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正义与邪恶等的价值判断和一系列原则规范。伦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便构成公共管理伦理这种伦理关系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孕育形成，并可以根据道德原则来加以判断。它又具有多重向度:在整体层面土主要指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个体层面上则主要是公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公共管理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在整体与个体的联结处则是公共管理组织与公共管理者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概言之，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也主要是指以公共管理者个人为核心的那些由于公共管理职责和行为所引发的伦理价值。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它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如果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政治权术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科学的管理制度的确立为摹础的社会治理的话，那么，现代公共管理所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赖以确立的基础则是伦理化的服务精神伦理为人生设定某种至善的境界，它把对一真、善、美的追求确定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公共管理中，服务就是“善”，就是社会治理全部伦理价值所在尽管对公共管理制度方面的伦理评价对公共管理者行为方面的伦理评价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所有标准都根源于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原则。服务价值是公共管理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正是以门飞公共管理拥有这一价值，才使它与以往的社会治理方式区别开来。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统治秩序为最高价值，工业社会是以效率为最高价值，现代公共管理确立的服务价值则是对述两种价值的超越。只要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全心全意的服务行为，只要公共管理的制度和程序充分体现了服务精神和原则，也就自然地获得了和谐的社会治理秩序和充分的效率。
伦理价值对公共管理的协调功能应体现在公共管理者的意识自觉土，以使管理整体是自然和谐的，这一点与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构成的强制性秩序有着根本的区别。自然和谐是现代公共管理追求的一种良性境界，而服务的伦理价值把这种自然和谐转化为现实。伦理关系的和谐，会赋予并强化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合法性，它通过其他同构的道德规范作用于公共管理客体，获得整个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而，公共管理客体在享有服务中感受到伦理价值的关怀，将唤醒提升他们的道德自觉和文明意识，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构社会生活，使之充满伦理精神，促进整个社会关系和和谐。
三、现代公共管理职业伦理意识的构建具有多维向度
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心专业领域的技术价值，更重视对公共服务伦理道德的追求。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要求其发展职业的伦理，形成一种内在的驱动机制和制度化的利他主义机制、历史表明，仅依靠法律和外在的控制，无法创造一种更好的公共管理秩序，促进负责任的行动，没有道德的伦理支撑，公共管理是不可能持久的。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是在公共管理中突显出的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一些职业标准和人生准则，如现代西方国家公共治理中不同层面所确立的对生命的尊重、公平、正义、责任、廉洁、高效等。这些观念和标准的确立及实践，在树立公共管理组织良好形象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社会共同利益。
从各国实践和我国实际出发，笔者认为现代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构建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彰显法律权威
公共管理突出社会的公共意志，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不可能稳定地为个人所意识和代表，它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和制度设置加以确定。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是促进民主、维护秩序的坚强保障。柏拉图认为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l的权威。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并强调国家的执政人要严格执行法律，维护司法正义。法不执行无所谓“法”，缺乏执行效力的法或充斥不确定因素的法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破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耗损公共管理职业的核心服务价值。作为权力委托人，公共管理者应该成为宪法和法律尊严的捍卫者，宪法和法律价值的体现者，国家法律规范的忠实执行者，并在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以基于法律制度为本的规范程序为依据，公正合理地履行自身职能，最终实现在法的普照下更好地体现服务价值。
2.配置优质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发展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化、分立后的产物，有了公共部门才出现了公共物品，公共部门才成为专门的绝大多数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如果说在传统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管制、管理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话，在走向现代文明的「业社会及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里，服务则取而代之成为最重要最稳固的公勿品。“社会中其他公共物品以至于整个公共物品体系，都是建立在服务这一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基石之上的。”“公共管理提供一类特殊的公共物品，它的公共性决定了只依靠市场和社会不能保证有效供给，必须由公共管理执行组织来负责提供。职业的公共组织不是为组织自身利益而创设，它的产生应具有一更厂泛的社会公共标公共组织的行为应促进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管理者则应运用其专门的职业技术和特殊的权力依托整合社会资源并合理配置，创造出公众所需的不同层次要求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需要。
3.承担公共责任
从最狭义的解释来看，公共责任是指向卜级负责，要求向某种权威来源说明个人行动的过程，处理的是有关监督和报告之机制。此种公共责任概念采用的是“命令与控制”的定义方式，含义是外部监督、辩护、顺服、奖惩、控制等意义，它通过清楚的法规命令和正式的程序、监督与强制来达成在当代，公共责任的概念已扩展出更广义的内涵，它具有多种善恶价值判断，涉及到国家、政府以及人民利益关系，既是制度又是伦理。作为一种义务，它要求公共管理人员承担为国民尽责，为服务对象效力、谋利的重任，这种义务的具体内容则由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性质、任务、政策法规以及道德原则确定。同时，公共责任又是一种任务，它要求公共管理者在履行义务和职责的过程中，对国家权力主体负责，完成权力主体交付的任务。从伦理价值角度来看，公共责任赋子了行为人道德上的寄托和约束，是伦理准则意识和伦理目标意识的统一。准则意识是管理主体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态度通过对管理客体的调控，达到由内及外的日的，它突出表现为主体的严格律己精神和责、权、利的平衡;目标意识的核心则是公共治理的理想，是激励人们进取的精神力量，它对公共管理者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对组织系统的良性运行起着调节、内驱和导向的作用。
4.提升公共职业价值期望
公共管理的价值篇10
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异化价值取向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行政改革也在不断的推进中，但是与此同时，矛盾也日益暴露，房价的急速提升、物价的飞速上涨、官员对公民的安全权及生命权漠视的现象屡见不鲜，民众的呐喊声一波高过一波，作为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公民试图用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关注，而社会矛盾却在进一步升级，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政府关注民生与公平的声音在现实中近乎被淹没，公共行政价值的目标出现了异化现象，而公共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以人为本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主导理念，是确立公共行政价值作为行政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在现实中实现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推进公共价值的新的发展取向是公共行政学界值得探讨与研究的课题。
一、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演变
学术界认为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主要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四个阶段。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阶段，由于受政治―行政二分思想的影响，公共行政管理活动被认为是执行性活动，而不是社会性活动，而且，行政管理学研究也被看成是一个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研究领域。但在实践中则表现出“效率至上”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1]。然而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效率至上”的缺点的暴露，新公共行政出现了，提出了“社会公平”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强调公平的同时，并没有排斥经济和效率价值，可以说是管理传统上的一大进步。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府面临的各种危机使其掀起改革的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以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有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也显示出其固有的缺点，它的理论主旨又被人们视为传统公共行政学“效率至上”价值的回溯[2]。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政府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传统的管理理论不再适应，治理理论随之产生，该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突出公平、民主、责任、服务理念。因此政府的基本价值理念也由权力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确立了民本行政理念。[3]
在公共行政学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里，其价值取向也经历了由效率――公平――效率――人本价值理念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使得民生、注重公平的呼喊声也越来越高，政府公共行政价值取向也发生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的必然趋势。
二、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现象
公共行政价值的应然状态是，公共行政人员在进行公共行政活动的过程中，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一种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但这只是一种应然；而从实然的角度来看，由于人的观念、意识的不同，角色、权力以及利益之间的冲突等原因，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却存在着异化现象。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主要是指在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偏离公共行政价值目标的一种状态或现象，最主要的体现是在公权力的运作上，体现在公权力的滥用与膨胀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终带来的是对人的异化，中国一直强调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人一直摆在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却如此的鲜明，公共价值异化的潜在威胁也体现得更加明显。
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首先是体现在公共权力的运作中，公共权力是公众让渡的，它仅仅是权力的一种派生，它的行使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由委托理论可知，公共权力只是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中，作为委托人的人民，需要的是人的服务和管理才能，但人具体掌管着事务，掌握的信息更多，使得他有条件来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从而给委托人造成损失。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表明了握有公共权力的这部分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会使权力无限制地膨胀，偏离公共行政价值的最终目标，最终异化为自身谋利益的工具。这样人本理念就被现实无情地吞噬，而基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公共权力是公众让渡给政府的，政府利用权力进行管理以保护公众利益，公共行政权力本身是一个实现利益的工具，它并不存在自行异化的威胁。但是在其运行过程中，目标与手段的置换会最终带来实现目标的手段成为了实现的目标。公共行政权力导致的将是权力所有主体与权力使用主体的背离。[4]
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主要表现在权力的运作上，然而权力在运作上的异化导致的结果是：首先是对人的彻底的异化、对人本理念的颠覆，从公务人员自身来看，有些公务人员缺乏其应有的责任感，虽然传统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作为官僚阶层却对传统中国文化比较忽视，传统的“为民服务”“公仆意识”的理念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功利主义的思想侵蚀着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念。同时又由于其对权力的欲望比较强，导致权力的滥用及膨胀，致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最终带来的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理念的膨胀，而以人为本的理念遭到颠覆；而从公民方面来看，作为人的公民，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权力的让渡者，但是实践中却没有得到权力的保护，从三鹿奶粉到问题疫苗，从列车脱轨到动车追尾，再到一幕幕的血色校车等等事件，不仅体现了政府的渎职、失职，更体现了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带来的对人的异化，完完全全没有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
其次，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带来的是政府官员的责任性的缺失、公民权利的丧失，官员以自我为中心，因手中握有重大权力，但是在完成职责之后，政府官员并没有为出现的差错与损失承担应有的责任，公民的应有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在委托的关系中，人民是权力的委托人，政府是人，人民赋予政府官员以重大的权力，政府当然需要用手中的权力为民众服务。这种人民赋予的权力本身应该为民服务，但是却反过来损害了民众的利益，这种异化现象使得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如此之鲜明。
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也会带来公平性的缺失，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到新公共服务理论再到治理理论，公平性由忽视到得到重视，对公平的追求和这种价值取向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心中。从理论上来讲，公平是公民的要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公平性仍然没有得到保证，房价的一度上涨，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都体现了公平性的缺失，虽然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要更加注重公平”，理论上将使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明确，可现实的差距却依然明显，来源于人民的权力并没有真正地为人民所用，异化的现象在生活中的表现还是如此的鲜活。
三、公共行政价值的发展取向
从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阶段，并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的公共行政的价值在追求高效率的同时，应该向服务行政、责任行政转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服务行政是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必然趋势，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由不注重人逐渐向“以人为本”的过程转变。服务行政也成为当今我国政府行政价值的基本理念之一。这一价值取向的发展从实践层面来讲，是根源于社会要求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建立服务型社会就要求政府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但是，正如张康之所说：公共行政的领域是权力运行的领域，行政人员处在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特殊职位上，拥有特殊的权力，也就是说，行政人员的手中都或大或小地执掌着公共权力。对于缺乏服务精神的人来说，就很容易改变权力的服务内容。所以，这就要求行政人员在行政改革的进程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建立职业道德意识、遵行“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理念，以服务精神去迎接行政现代化，[5]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责任行政也是我国政府的发展取向，是公共行政的要求，这一理念是由我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所决定的，根据委托理论的要求，政府作为人民的人，人民赋予其管理国家的权力，但是权力与责任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二者相辅相成，所以政府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起与权力相对应的义务和责任，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利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可以追究政府不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要求政府为其行为负责，可以说责任的承担是权力有效运行的保证。
公平行政也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观。公平主要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公平地行使权力，维护社会的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传统的公共行政机关在执行立法和提出计划时，常常以牺牲社会的公平来实现效率和节约，与其说它照顾一般利益，还不如说它照顾特殊利益，它以争取公众福利和民众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6]。传统的仅仅重视效率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实现公共行政价值观的彻底转向，就要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在公平中实现效率，真正走出传统的观念与模式，最终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目标。
总之，公共行政价值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所说：在二十一世纪，公共行政价值论的研究将被提到中心位置。然而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导致对人的忽视以及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颠覆，我国公共行政范式要真正走出传统行政官僚式的局面，就需要把握公共行政价值的核心与正确的发展取向，掌握发展趋势，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杜绝权力的滥用与膨胀，从根本上避免公共行政价值失范现象的出现，防止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真正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彬.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分析[J].管理世界，2009，（3）：126-127.
[2]王定云.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理论综述与实务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3]江正平，李丽.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趋势分析[J].行政论坛，2011，（3）：9.
[4]王乐夫，张富.试论公共行政价值异化[J].中山大学学报，2004，（4）：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