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1
>>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社区治理:社区公民参与的发展状况及问题浅析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当前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机制探索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居住社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当前县级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研究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分析及其改革探索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分析海拉尔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分析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治理分析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困境分析及城市转型途径当前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当前形势下城市社区党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城市社区建设中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当前城市义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及多元主体治理逻辑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分析及对策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3.9.2
〔2〕刘涛.新疆多民族城镇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J〕.实事求是，2014，（06）.
〔3〕邱梦华，秦莉.城市社区治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01.
〔4〕徐敏宁，陈安国，冯治.走出利益博弈误区的基层协商民主〔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04）.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为切实落实以社区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指导社区科学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早发现病例，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现就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有效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
二、具体任务
（一）县（区）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
1．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发现与报告、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院感防控、个人防护等内容的培训，提高防控和诊疗能力。公告，对辖区内来自武汉的人员进行警示，要求到社区卫生机构登记并实行居家医学观察14天。
2.
医疗机构加强预检分诊工作，根据患者症状体征和流行病学史，引导病例至专门的发热呼吸道门诊就诊。为就诊病人提供一次性口罩等防护用品，减少通过医院传播机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转诊至定点医院诊治收治，加强院内感染防控工作。
3.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强化病例个案和聚集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处置，详细调查病例的感染来源，确定疫情波及范围，评估疫情影响及可能发展趋势，掌握病例发病至被隔离期间的接触人员，判定密切接触者。指导一般公共场所、交通工具、集体单位落实以环境清洁和开窗通风为主的卫生措施，必要时进行适度的消毒处理。
（二）街道（乡镇）和社区（村）。
1.实行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社区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体系，建设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责任到人、联系到户，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到切实落实、不留死角。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防控活动。
2．加强人员追踪。以社区为网格，加强人员健康监测，摸排人员往来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重点追踪、督促来自疫情发生地区武汉市的人员居家医学观察14天，监测其健康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防止疫情输入。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手段，精准管理来自武汉的人员，确保追踪到位，实施医学观察，发挥街道（社区）干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和家庭医生队伍的合力，提高追踪的敏感性和精细化程度。
3．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发动社区网格员、家庭签约医生、预防保健医生对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规范管理，配合疾控机构规范开展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落实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措施，及时按程序启动排查、诊断、隔离治疗等程序。
4.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力度，严格对社区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清洁、消毒和通风，特别要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环境治理，把环境卫生治理措施落实到每个社区、单位和家庭，防止疾病传播。
5.加强健康宣教。要通过“一封信”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健康提示和就医指南，科学指导公众正确认识和预防疾病，引导公众规范防控行为，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活动，出现症状及时就诊。
三、工作保障
（一）各县（区）党委政府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属地责任，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或防控指挥部，及时调整防控策略，提供专项经费和物资保障，督导检查各项社区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加强与社区的配合，指导社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发现、防控和应急处置，有效落实密切接触者的排查管理等措施，做到无缝衔接。
（三）街道（乡镇）和社区（村）要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作为，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和网格化工作体系，主动开展病例监测追踪、科普宣教、健康提示、信息报告、爱国卫生运动等综合防控工作，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和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
为落实以社区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指导社区科学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早发现病例，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监测方案》等相关文件规定，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要求
（一）党政牵头、社区动员，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二）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原则，做好社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现、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二、相关定义
（一）社区。本方案中“社区”是指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所辖的城乡社区（即城市社区和村）。
（二）社区疫情划分。
1.社区未发现病例。指在社区居民中，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2.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
社区出现病例，是指在社区居民中，出现1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尚未出现续发病例。
暴发疫情是指14天内在小范围（如一个家庭、一个工地、一栋楼同一单元等）发现2例及以上确诊病例，病例间可能存在因密切接触导致的人际传播或因共同暴露感染的可能性。
3.社区传播疫情。指在社区居民中，14天内出现2例及以上感染来源不清楚的散发病例，或暴发疫情起数较多且规模较大，呈持续传播态势。
（三）疫点、疫区的划分。
1.疫点。如果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将病例可能污染的范围确定为疫点。原则上，病人发病前3天至隔离治疗前所到过的场所，病人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空间较小且通风不良的场所，应列为疫点进行管理。疫点一般以一个或若干个住户、一个或若干个办公室、列车或汽车车厢、同一航班、同一病区、同一栋楼等为单位。
2.疫区。如果出现了社区传播疫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将该社区确定为疫区。
（四）密切接触者。
与病例发病后有如下接触情形之一，但未采取有效防护者：
1.与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如与病例近距离工作或共用同一教室或与病例在同一所房屋中生活；
2.诊疗、护理、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如直接治疗及护理病例、到病例所在的密闭环境中探视病人或停留，病例同病室的其他患者及其陪护人员；
3.与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包括在交通工具上照料护理过病人的人员，该病人的同行人员（家人、同事、朋友等），经调查评估后发现有可能近距离接触病人的其他乘客和乘务人员；
4.现场调查人员调查后经评估认为符合其他与密切接触者接触的人员。
三、社区防控策略及措施
（一）社区未发现病例。
实施“外防输入”的策略，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动员、健康教育、信息告知、疫区返回人员管理、环境卫生治理、物资准备等。
1.组织动员：社区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体系，以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干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医生为主，鼓励居民和志愿者参与，组成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对社区（村）、楼栋（自然村）、家庭进行全覆盖，落实防控措施。
2.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多种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宣传，积极倡导讲卫生、除陋习，摒弃乱扔、乱吐等不文明行为，营造“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我的健康我做主
”的良好氛围。使群众充分了解健康知识，掌握防护要点，养成手卫生、多通风、保持清洁的良好习惯，减少出行，避免参加集会、聚会，乘坐公共交通或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做好防护，戴口罩，避免接触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禽类或其粪便。
3.信息告知：向公众就诊信息，出现呼吸道症状无发热者到社区卫生防护中心（乡镇卫生院）就诊，发热患者到发热门诊就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到定点医院就诊。每日本地及本社区疫情信息，提示出行、旅行风险。
4.疫区返回人员管理：社区要告示，要求从疫区返回人员应立即到所在村支部或社区进行登记，并到本地卫生院或村医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体检，每天两次体检，同时主动自行隔离14天。所有疫区返乡的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者，及时就近就医排查，根据要求居家隔离或到政府指定地点或医院隔离；其密切接触者应也立即居家自我隔离或到当地指定地点隔离。隔离期间请与本地医务人员或疾控中心保持联系，以便跟踪观察。
5.环境卫生治理：社区开展以环境整治为主、药物消杀为辅的病媒生物综合防制，对居民小区、垃圾中转站、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进行卫生清理，处理垃圾污物，消除鼠、蟑、蚊、蝇等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及时组织开展全面的病媒生物防制与消杀，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度。
6.物资准备：社区和家庭备置必需的防控物品和物资，如体温计、口罩、消毒用品等。
（二）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
采取“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策略，具体包括上述6项措施，以及密切接触者管理、加强消毒。
7.密切接触者管理：充分发挥社区预防保健医生、家庭签约医生、社区干部等网格管理员的作用，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开展排查并实施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有条件的应明确集中观察场所。每日随访密切接触者的健康状况，指导观察对象更加灵敏的监测自身情况的变化，并随时做好记录。做好病人的隔离控制和转送定点医院等准备工作。
8.消毒：社区要协助疾控机构，做好病例家庭、楼栋单元、单位办公室、会议室等疫点的消毒，以及公共场所清洁消毒。
（三）社区传播疫情。
采取“内防蔓延、外防输出”的策略，具体包括上述8项措施，以及疫区封锁、限制人员聚集等2项措施。
9.疫区封锁：对划为疫区的社区，必要时可采取疫区封锁措施，限制人员进出，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等。
10.限制人员聚集：社区内限制或停止集市、集会等人群聚集的活动，关闭公共浴池、温泉、影院、网吧、KtV、商场等公共场所。必要时停工、停业、停课。
四、不同社区疫情的防控策略及措施
疫情情形
防控策略
防控措施
社区未发现病例
外防输入
1.组织动员；
2.健康教育；
3.信息告知；
4.疫区返回人员管理；
5.环境卫生治理；
6.物资准备；
社区出现病例或暴发疫情
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上述1-6措施；
7.密切接触者管理；
8.消毒；
社区传播疫情
内防蔓延、外防输出
上述1-8措施；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3
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研究
长征时期党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意蕴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系统思考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房屋赠与合同公证中赠与人的撤销权
谱写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的法治新篇章
打捞中外史料钩沉程子行状
自律他律双驱动形塑政治新生态
“美丽武汉”法制保障体系研究
武汉总部经济与先进城市之比较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及其前景研究
海外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述评
弘扬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武汉
武汉总部经济与先进城市之比较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及其前景研究
海外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述评
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城市管理
标识在城市形象传播中的地位与功能
关于武汉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思考
加强人性化管理规范社区矫正执法
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制保障研究
近现代史研究宣传与爱国主义教育职能的发挥
正确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
图书馆公益文化讲座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财政政策研究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浅析当代中国法学家对法治社会的基础构建
对武汉市青山区商业综合体发展情况调查与思考
课题化审计组织模式在污水处理项目绩效审计中的实践
小组讨论在微格教学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方法
新形势下如何提升工商所执法办案工作的效能
加快推进武汉市青山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活动的演进逻辑及时代启示
武汉“小时候”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大城市”停车难“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浅析“中国制造”的发展——从世界杯的角度出发
武汉农村产权交易的特点与经验、问题及其破解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小商贩治理模式与路径研究
武汉市召开档案保护专题报告会促全市档案安全体系建设
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对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论述
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进地方党委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诗词绝唱,史家情愫——王国维以《饮酒》示谕冯永轩的意蕴
利用原始史料,校正烈士行状——蔡以忱烈士身世与行状的辩证
论“有权不可任性”思想的三重意蕴——兼谈学习《政府工作报告》
大禹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实现路径探析——以蚌埠城市精神塑造为视角
武汉大企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2014武汉企业100强分析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参与路径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公众越来越迫切的希望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来。另外，由于社会情况的复杂多变，政府单方面制定的政策也难以满足公众最迫切的需求。目前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公众参与的时代，民族地区也需紧跟时代步伐。
一、民族地区群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意义
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不仅是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权利的重要举措，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基本要求。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不够充分，只有通过群众共同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才能是决策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群众的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观念不够完善，只有通过群众参与公共决策这种形式才能有效预防公共权力的腐败。
（一）有助于民族地区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明确提出了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对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政治民主观念。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离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同时，又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直接面向各族群众，由于各族人民需求和习俗的差异，只有让群众参与到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来，政府才能真正了解公众的真实情况和要求。
（二）有助于少数民族群众自己管理当地事务
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少数民族群众从自身相关的利益出发，积极的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公共决策，这也恰恰体现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精神。《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少数民族群众作为民族地区的主体，理应成为与自身切实利益相关的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和监督者。
（三）有助于保障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
由于民族地区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以及地理上的闭塞，其公共管理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由于长久以来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社会现状，民族关系复杂，各个民族的价值关念也存在较大的区别，某些地区或者民族之间甚至存在一些矛盾等原因，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管理的进步。正是如此，民族地区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更应该慎重。因此就必须充分听取民意，让群众参与到决策制定中来，发挥民智，使政府制定的政策最能代表民众的呼声，最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二、民族地区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公众参与物质基础薄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参与行为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铺垫。因为地理位置不佳，以及历史因素，导致现在的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极度落后。虽然自上世纪改革将开放以来，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飞跃，但相较于全国而言仍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据统计，2013年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二分之一，有些地区甚至仅仅处于温饱水平以上，仍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落后的经济导致人们无暇顾及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
（二）民族地区公众文化水平低，自身素质不够
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政治情况瞬息万变，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对每一个政治参与者的素质提出了跟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导致教育事业也不能良好发展，民族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许多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足以理解和处理政府需要面对的事物。最近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中文盲比例偏高，其中接近三分之一，超出全国平均水平7倍多，西部地区存在众多的成年人完全不具备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能力。
（三）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
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政治体制的固有影响，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别有用心的分裂分子对我国目前的民主政策存在的误解甚至抵触。这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民族地区民主行政发展带来极大威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最终导致民族地区发展的滞后。
三、提高民族地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对策
（一）建立有效参与的决策机制
参与型公共决策机制是指政府在制定公共决策时主动接受公众的参与，是一种政府内在设定的一种允许公民参与的制度化体系。只有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规范，为公众提供制度性的、主流的参与途径，才能减少非制度性的、非主流的参与渠道。参与型决策机制的具体制度有很多，例如：行政监督制度、行政决策咨询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听证制度等。行政信息公开在当今信息社会中尤为重要。
（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
个人文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参与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是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有效性的重要保障。为此，民族地方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使每一位成年公民都能具备政治参与的基本素能和意识。另外，要加强对少数民众基本政治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让每一位群众真正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三）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拓宽参与路径
要切实提高群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水平和热情，必须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对群众要求的输入和公共决策的输出进行适度调整。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必须充分了解民意，汲取民智，保证决策制定的科学、民主、透明。另外，民族地区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增加社会稳定、生态安全、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程度等指标。
参考文献
[1]王锡锌.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5
关键词：城中村；泉州城东片区；状况；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17-02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用地的外拓，过去处于城郊的农村逐渐被纳入城区的范围，最终为城市所包围，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脱离了传统的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受到城市生活的巨大影响，但在土地权属、管理体制以及思想观念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城中村”在城市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比如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管理存在漏洞、治安问题突出等，严重阻碍着城市的发展步伐。对“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一项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理论难题。
本文以泉州市城东片区中的四个社区：华大社区（华侨大学社区）、城东社区、南浦社区、浔美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访谈调查对象，深入了解“城中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城中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城中村”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泉州城东四社区“城中村”治理的基本状况
城东片区是泉州中心市区的重要板块，是泉州市“东进、南下、西拓”城市发展战略中“东进”计划的主战场，自2005年10月开发建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初具现代化宜居新城的雏形。但是，城东片区作为原城乡结合部基础之上建设起来的新区，存在一些典型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影响着整个城东片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与形象。通过对城东片区四社区的访谈调查，了解到这些“城中村”存在的以下主要问题与困境。
（一）经济问题
1、“城中村”治理所需资金不足
“城中村改造最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1]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有限，往往会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城市重点建设区重点项目，对“城中村”问题无暇顾及，当资金充足时，“城中村”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治理难度大。华大社区与城东社区处在政府建设目标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代住宅建设，被征用土地居民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同时对该社区的治理也是街道办重点扶持对象；而浔美社区和南浦社区则没有在建设计划之列，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土地与生活方式，“城中村”问题依然存在，并且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就会形成一种现象或者认识“一区得道，鸡犬升天”。
2、社区居民经济来源种类有限，生活水平较低
城中村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农村中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也有民营经济、外来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因村而异，彼此间差距较大。据调查所得，四大“城中村”基本上不存在第一产业，大部分居民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比较突出的第三产业，以房屋出租、餐饮小店和零售为主，科技含量低。同时限于文化水平与思想观念，居民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资较高或者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这就制约了“城中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政策问题
困扰四大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是缺乏统一政策支持。“城中村”的治理是一项新问题，又是一项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土地利用制度、财政制度、投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虽然许多地方政府要求治理改造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例”，符合坚持实际、因地制宜，但也相应的增加了改造的难度。目前泉州市政府没有明确统一的治理规定，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制定的政策往往是领导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是朝令夕改式的。同时政府的政策倾向是有特殊照顾对象的，而“城中村”内部治理政策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操作文件或者方针，因此缺乏实用性。
（三）社区管理问题
1、城市农村双重管理体制并存
“城中村”虽然被纳入了城市的管理范围，但是在实际管理方式上仍然保留着农村的管理体制。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负责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等常规性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却承担着各项政治、社会职能、村民就业、生活保障、社会福利和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文化卫生等农村居委会式的工作，造成城乡两种管理体制责任不明。很多“城中村”管理机构直接由原来的农村居委会直接改制成社区居委会。同时“城中村”管理者往往与本村村民血缘密切，是村中大族姓成员，这使他们在管理时总是会优先照顾本族居民，容易造成“管而不治”“治而不严”的局面。
2、管理人员自身定位出现偏差
原来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承担农村集体管理所需的一切费用，拥有对集体实物的管理权，包括土地管理、人口管理、宅基地使用等，有很高的自主性。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则只是城市基层政府派出机构，政府承担社区居委会管理费用，只负责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以服务为主的辅工作。因此，一些社区人员特别是原村委会人员就会认为社区居委会只是“上级信息传达站”，没有发挥自身才干的机会，甚至认为社区居委会没有存在的价值。偏差的自身定位难免造成消极怠工、影响社区管理与服务水平与质量。
（四）社会问题
1、规划不合理，布局混乱
主要表现在四大“城中村”内部存在没有规划的建筑群和违章建筑物。社区内居民有的只是在原有宅基地上进行翻盖，部分用作住房，部分用作出租，用地方式杂多。同时建筑群密度较大，参差不齐，布局十分混乱，容易给居民带来生命和财产隐患；在规划管理上，政府乃至街道办把重点放在新开发建设的新型居民住宅区，而没有把社区内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和管理范围；城中村的绿化建设（华大社区内华侨大学除外）更是无从谈起，严重影响了城市面貌。
2、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交通建设滞后
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便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衡量社区建设。“城中村”内居民所需的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设施配套不足，缺少文化娱乐设施，老人活动、儿童游戏场地和公共绿地等更是不见踪迹，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等公共配套设施缺乏，供水、供电、排水系统不完善。同时交通建设滞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调查中，泉州城华北路，作为一条城市主干道，存在很多的问题，如路面磨损严重、立交桥太少、不利横穿马路、违章摩托车过多等等。严重的交通问题不利于居民的出行，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加大了“城中村”治理的难度。
二、“城中村”治理对策分析
“城中村”治理是一项复杂、艰辛的过程，需要政府、开发商、居委会、村民等各种组织团体共同努力。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6
一、引论
2001年，我们在山西、湖北、山东、吉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各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的作者都是近年活跃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都有过较为长期的农村调查经历，调查经验比较丰富，调查报告生动有趣，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1]。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2]，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政治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因其本身的来源与性质的不同，而会对治理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具体来看，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村办企业，这类村庄的村级组织掌握着大大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资源，并因此具有远高于一般村民的权威。这类村庄的村干部具有很强的绵延性和传递性，即使是村委会选举，也大多是由村级组织自身的决定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决定了村干部的当选。在那些由能人办村办企业起家的明星村，如华西村、南街村，情况更是如此。苏南的村办企业发达，其村级治理或村民自治的过程便大多是这种类型。另一类村庄的集体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卖土地的收入，这类村庄的收入来得太容易，且与某个村干部的个人魅力没有关系。简单地说，这种收入很难归入某个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经营才干，与个人无关。这类村庄获得的集体经济资源便面临着村民强大的分享压力，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可以分成一派又一派组织起来分享村集体收入的成果。这类村庄，村民参与村务积极，村干部本身缺乏自我绵延与传递的能力，村委会选举成为动员全村村民的最有力武器，村民代表会议吵得一塌糊涂。这类村庄大多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城郊型农村。目前发生的村委会主任罢免案之所以大多发生在温州、珠江三角洲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郊型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宗教信仰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3]。
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社会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问题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方法的效果要大打折扣。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人民公社体制本身的问题，使人民公社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4]。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社会关联”[5]。“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3、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6]。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有些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难题是计划生育，如江西农村。大部分不发达农村地区，乡镇政府的首要问题是收粮派款，是如何为农村义务教育提取足够的经费，如湖北、安徽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政府可能不再有计划生育或收粮派款的压力，但如何保证村级组织的有序运作，如何介入村庄内部派性争斗，如何保证村庄公共物品的有序提供，却可能成为乡镇政府颇为头痛的事情，如浙江温洲农村的情况。总的来说，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乡村组织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乡镇有求于村级组织的相对较少，而村级组织往往需要从乡镇一级获得合法性资源和权威资源，乡村关系方面，乡镇有更大的主动权。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镇一级急切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完成让乡村两级都感头痛的计划生育和收粮派款的硬任务，乡镇一级不敢得罪村干部，村干部也因为合法收入太少而工作难度太高，而缺乏当下去的意愿。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7]。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问题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目前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法律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8]。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高度自由的村委会选举，会因为村民的不感兴趣以及村民在原子化基础上的无联合，而变得没有力量，乡村关系依然按照惯性向前走。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这有可能是好事，但在当前中央政府事实上很难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控制乡村组织的背景下，各种劳民伤财的“积极行政”措施肥了部分官员，而折腾苦了本来很穷的村民。沉重农民负担和高额村级债务成为当前全国农村的恶疾，即为明证。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情况大不一样。村中两派斗争需要乡镇作为裁决者，乡镇较欠发达农村地区更超脱于村庄斗争，不仅超脱，而且事实上成为村庄争斗的受益者。这类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会很不相同。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五、结语
假若我们只是局限在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上研究村民自治，这种研究很快就会被实践抛在一边。中国是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其它诸种自上而下安排下来制度的不同生长基础。苏力在回答同一套法律在乡土社会的人民法庭和城市或工商发达地区运作的差别时写到：“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9]他主要讨论了法律实践因为经济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别。如果将苏力的法律实践的差别换为国家自上而下安排的制度实践的差别，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差别，就会发现苏力结论的普适性。而如果不看得那么根本，我们还应看到，不仅是经济不平衡，而且有文化不平衡和其它不平衡的因素在决定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学术界如何深入到不平衡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自上而下制度安排的不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这些上面安排下来制度的处境，对于完善这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当然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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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范瑜、贺雪峰主编《村庄治理与秩序——村民自治调查报告》，即出版。
[2]参见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参见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性与派系”，《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
[4]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5]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董磊明：“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6]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1期；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7]吴思红将这种非正式人际交往称作“体制外动员”，参见吴思红：“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7
关键词：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设立；多源流模型
一、多源流模型的理论阐释
多源流模型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翰・金登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其核心是将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问题界定、议程提出以及方案选择这三个阶段上。他认为在政策制定中存在三个主要的过程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一个问题要成为公共问题，最后提上政策议程，一些偶然性的事件和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三条源流的发展和运作都是相互独立的，并具有自身的动力机制与特点，当这些源流在关键的汇合处结合起来时就常常会发生重大的议程变化，一个问题进入决策议程的可能性就会明显增强。这个汇合处被称之为“政策之窗”。
二、村宅社区化治理的问题导入
（一）大环境的影响。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上便利交通条件，宝山城乡结合部区域吸引了大量来沪人员进入，以“星星村”为例，主要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来沪人员的无序流动，人员基础信息登记比较难；二是治安管理的压力比较大，刑事和治安案件较多；三是村容村貌环境受到影响，脏、乱、差点比较多；四是场所整治、无证无照地下加工场点管理的难度比较大。这是来沪人员多的共性的突出问题，治理起来反复性很大，效果不明显或不理想。
（二）治理前的星星村实况。（1）治安管理情况复杂。自
2008年以来，星星村出现了大量违章搭建和违规出租的现象，并且衍生出诸多小菜场、小浴室，甚至还有黑诊所、黑网吧和黑游戏机房等非法场所。此外，高危人群大量聚集，管理难度极大。在全市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中，暂住星星村的就达101人。这些高危群体聚焦在村宅内，长期从事扒窃拎包、盗窃“三车”、吸食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这部分人群滞留时间及居住地点具有不确定性，给实有人口管理和高危人群管控带来较大难度，群众安全感受到严重影响。（2）环境卫生问题突出。星星村属典型的人口倒挂区域，峰值时达到6：1，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超出了星星村的实际环境承载能力。一是，村民肆意违章搭建，使得村宅内建筑、道路、设施等破坏严重；二是租住在星星村的来沪人员大多属于低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人员，从事的也大多是低技术含量的工作，甚至有些人员直接从事黑作坊、黑工厂经营，环境卫生意识差，生活和生产污水直接向自然河道甚至道路上排放，脏、乱、差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三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城郊结合部区域基础设施不完善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问题，导致了星星村环境卫生问题十分突出。（3）基层组织难有作为。星星村长期处于无序开放状态，村民随意出租房屋，大量来沪人员频繁流动，没有有制约措施，村委会受职能限制，缺乏抓手来加强社会管理，靠传统“敲门登记”的方法不足以控制掌握实际人员情况，“两个实有”管理工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问题的导入。星星村的情况引起了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村民以及来沪人员的多方关注。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对于星星村的治安、管理和环境卫生问题十分重视，多次表示要努力解决星星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二是基层自治组织（主要是村民委员会）也在努力寻求自身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体现；三是本地村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混乱、无序的村宅状况产生了不满，有着强烈的改变愿望；四是多数来沪人员也期盼能有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而种种愿望却缺乏了合适的诉求表达渠道。鉴于此类情况，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治理手段和政策措施来加强对星星村的管理。
三、多源流视角下的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设立
在城乡结合部区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制订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涉及到众多的政策活动者，他们共同构成了治理政策的主体，简称政策共同体。而政策的制定通常都是系统内外部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和运作机制，促成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集、融合，引发了政策之窗的开启，从而进入了政策议程设立的程序。
（一）问题源流的分析。从引起社会关注的现象到社会公共问题，再到进入政策议程的公共政策问题，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叠加的过程。星星村之所以实行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其根源在于治理前该村宅所属区域在社会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逐渐发酵，从而构成了该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源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符号的出现。这里主要指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自2008年开始，星星村人口最密集的几个村宅开始出现大量违章搭建和违规出租的现象，一些来沪人员以此为点开设了大量无证无照商店、发廊、浴室以及黑诊所、黑网吧和黑游戏机房等非法场所。随后，高危人群开始集中，黄、赌、毒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居民生活环境越来越糟，卫生条件日趋恶劣。实有人口管理难有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形同虚设。第二阶段：指标的变化。来沪人员与本地人口倒挂明显，比例最高时来沪人员3226人，而本地户籍人口只有525人，达到6：1；而通过暂住登记倒查，50%以上来沪人员未做暂停登记；“110”警情逐年上升。自
2008年以来，星星村共接处110报警2393起，其中报警类案件
1233起，主要为偷盗类、黄赌毒类、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类以及交通管理类和纠纷类警情，群众反馈其安全感受到了严重影响。第三阶段：重要事件的影响。2011年，宝山公安分局开展“宝剑六号”行动，共出动警力247人，社保队员及社区综合协管员等
120人，清查各类场所41家，出租房屋545间，清查来沪人员
1615人。行动共破获刑事案件12起、治安案件9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3人，审查可疑人员86人。行动的结果一方面显示了突击执法行动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星星村治安环境的恶劣和问题的复杂性。
因此，种种问题的出现，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已经发展到了影响了群众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各个方面。群众的需求被放大。显现出来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政府和有关方面制订和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和解决治理中出现的失灵现象。
（二）政策源流的分析。政策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是政策制定过程的最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政策制定后的执行及效果。在星星村“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设立的过程中，多方面的因素相互运作，彼此触动、碰撞、妥协直至互相影响，最终达成相对的平衡和融合。
主要的政策源流因素包括：一是政策制订者的主张。从地方上来讲，政策制订者主要是指党委和政府。以星星村为例，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张是按照中央精神“重视党委领导作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具体来说就是以基层党的建设带动社区建设，把制度建设与信息化、智能化科技手段结合起来。究其实质就是因地制宜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二是基层自治组织的主张。在星星村，像村民委员会这类基层自治组织由于长时期的不作为或难作为，使得基层自治管理的声音相当薄弱。而事实上，基层自治组织并不满足于当前的“失声”状态，而期待建立一整套自治管理机制。三是公众的参与。公众是政策执行的直接受众，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感触最深、最直接也最现实。在星星村，公众的类型有两类。一类是本地户籍人口；一类是来沪人员。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他们对政策方案的提出往往是阶段性的和极端性的。例如，在利益面前，本地村民往往不配合政策方案的提出，认为方案提出后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在困境面前，本地村民又开始怨声载道，认为困境的出现都是来沪人员造成的，甚至有些人极端地叫嚷要把外地人赶出去。而就来沪人员而言，他们也有着不少的苦衷。他们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来沪人员都是困扰和问题产生的要素，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的。在困境面前，自身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同样也得不到有益的保障，再加上本地村民的误解和埋怨，使得这些来沪人员也希望有一个正常的意见表达和沟通渠道。
不同的政策源流因素交织在一些，也并不是一上来就能找到最佳融合路径的。因此，政策源流因素需要在各自观点、思想和方案间进行碰撞、影响、软化和游说。例如，从政策制订者角度来看政策方案一定是以最低的成本投入来取得最大的政策效果。然而，这种方案也必然是以牺牲或影响某一对象的利益来取得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方案的提出就需要与利益相对方取得妥协，或者通过游说软化利益相对方的利益诉求，以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同，从而形成具有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可接受性的政策。
（三）政治源流的分析。在星星村“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议程的设立过程中，“公众的情绪”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当星星村的村民面对着治安形势的复杂、环境卫生的恶化，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会产生极大的刺激和波动。于是，除了传统的情况反映渠道（如）以外，村民还通过信息化传送渠道（如微博、微信等）来扩大情绪的影响面。而这种公众情绪的变化，自然会引起政策制订者的重视。因此，为了疏导公众的情绪，同时也为了扩展政策的触角，相关的政策方案就会被提上议事程序。
此外，政府的变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政府关键人员的调整变动都有可能引起政治源流的动荡。例如，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等精神，必然会加速类似的政策问题进入政策制订者的视野范围。因此，当某个合适的时机来临时，政策之窗便开启了。
（四）政策议程的设立。第一，从星星村的实践来看，政策之窗的开启有多个明显的特征。例如，中央、市、区三级政府对“社会管理”领域的重视和关注；媒体的宣传；群体的需求等方面，都使得政策之窗开启有了可能。另外，2011年的“宝剑六号”执法行动，再一次捅破了政策之窗的“玻璃”，使政府、社会、公众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星星村。因此，星星村的治理刻不容缓。第二，“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的提出也不是偶然。从多源流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星星村的治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治安、环境卫生、人口管理、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其中人口管理和治安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将星星村人口最集中的四个村（宅）组合起来，进行“封闭”式、社区化的治理，通过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硬”手段，能够最有效地解决人口管理与治安管理的困境。此外，星星村还可以充分强调“软”手段②，从社区治理的人员配备、服务功能、运作机制等方面加以巩固，最大化地发挥“村宅社区化治理”效用。至此，将“村宅社区化治理”政策引入政策议程设立的程序便水到渠成了。
参考文献：
[1]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8
【关键词】高血压;社区高血压;全人群策略;高血压高危人群
高血压是一种以体循环动脉压升高为主要特点，由多基因、环境及多种危险因素相互作用所致的全身性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1］。目前，全世界约有10亿人患有高血压,18岁以上人群中的高血压患者接近1.7亿。然而，在高血压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存在的同时，还存在患者低知晓率、低治疗率和低控制率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已开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高血压人群防治研究，并努力实施高血压防治的由医院向社区为中心转变［2］。本社区将高危人群及健康人群同时纳入综合防治人群，即采取全人群策略开展高血压的防治工作，对高血压患者进行综合干预，有效普及了高血压知识，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及血压控制率，提高了全人群的高血压防治知识知晓率，并降低卒中、冠心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随机抽取我社区正规医院确诊高血压患者100例。同期抽取100例无高血压健康人群及高危人群各100例作为对照组。高危人群是指存在至少1项危险因素的人群(>60岁，糖尿病史，酗酒，吸烟，体重指数>30，高血脂，高血压家族史等)。三组人群在经济状况、年龄、性别构成等方面比较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1.2方法
1.2.1问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在健康教育前后分别进行问卷，内容如下：a.各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b.各组对高血压的认识情况。c.各组关于一般防治及健康知识。d.高血压组服药依从情况包括(你是否有忘记服药的经历、你是否有时不注意服药、当你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曾停药、当你服药自觉症状更坏时是否曾停药)。e.高血压组高血压控制情况等。
1.2.2健康教育内容围绕高血压的基础知识与服药知识、不良用药习惯、药物治疗的问题、患者在药物治疗方面的责任、临床指导降压药物选择及合理用药习惯几方面进行健康教育课程培训。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利用宣传栏、宣传单、电视、电子屏幕、健康知识讲座、培训班以及各种媒体，进行高血压病知识的宣传［3］。
1.2.3为高血压人群调整合理的膳食结构应纠正高血压患者不良的饮食习惯，控制食盐、热量、脂肪的摄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应严格限盐。指导其适量摄人蛋白质，多吃含钾、钙丰富的食物，建议戒烟、限酒［4］。
1.2.4服药及监测指导端正患者服药意识，坚持在医生指导下正规长期服用药物。宣教常用药物的作用、剂量、用法及应注意的副作用，强调不能擅自停药、减量和随便更换药物。血压检测指导，建议患者定期测量血压，最好定地点、定时间、定、定部位、定血压计测量。
1.2.5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高患者治疗和随访的依从性，从而达到控制疾病发展，以期达到预防高血压的发生和保护心、脑、肾等靶器官，杜绝或减少心肌梗死、卒中等终点事件的目标。
1.3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13.0软件，对各组指标进行t检验及多样本方差分析。
2结果
2.1管理后社区高血压患者的治疗率由49％提高到89.5％；血压控制率由原来的39.5％上升为83.4％(p值
2.2高血压高危人群组及健康人群组，对高血压的知晓率从健康教育前的26.78％提高到健康教育后的92.97%(p
3讨论
高血压的发病与严重程度与年龄、糖尿病史、饮酒、体重指数(Bmi)、高血脂、高血压家族史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有些是可逆可改变的因素［5］。因此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居民健康档案筛查、高危人群抽样调查等方式，确定干预和管理对象，并按照现有的社区高血压防治方案由全科团队成员开展随访、干预、评估等防治工作，大力宣传限酒、低盐、合理膳食，适当增加运动，控制体质量等教育。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提高自我保健意识，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采取以社区为基础，针对血压正常人群、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持续开展健康教育、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干预等三位一体的健康促进活动，在一级预防阶段有所作为，有效控制和降低人群高血压水平，通过强调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的作用，建立管理目标和治疗计划，促进患者高血压防治知识、技能和信念的提高，提高了高血压的早诊早治率，提高了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的知识和技能［6］。进一步减少远期心血管病急性事件的发生和死亡均有效果。以较少的投入获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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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9
关键词：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研究
一、研究现状
在众多研究文章中，学者主要对社区居民参与的概念、现状、分类和途径、功能和意义，以及对策等，进行了较为精辟的论述。
1.社区居民参与概念
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行为论者认为，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参加社区各种事务的行为。［1］过程与行为论认为，所谓居民参与是指居民个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与管理的过程和行为。［2］发展论则认为社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影响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其目的在于推动社区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
上述阐述均有各自角度和目的，但可以理出社区居民参与的共同特征，一是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二是社区事务及其治理过程为参与客体；三是通过参与施加一定的影响是社区居民参与的目的。这些共同特征，构成社区居民参与的基本要素。
2.社区居民参与现状
学界一般从参与意识、人员情况、参与程度三个方面考量社区居民参与情况，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远不适应推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比较薄弱，总体参与率不高，参与数量不多且分布不平衡，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参与较低层次的社区事务运作。［4］
而对于造成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学界也有几种观点。四因说认为，一是原有的“单位参与意识”阻碍居民“社区参与意识”的产生，是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首要原因；二是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方式导致居民参与观念淡薄；三是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工作方法老化，造成居民参与社区热情不高；四是现代都市生活特征客观上不利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增加。［5］五因说则认为，影响我国社区居民参与的因素包括社区归属感、社区公共空间发育程度、参与价值、参与成本和制度设计等五个方面。［6］矛盾说认为居民参与不足在于参与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7］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从居民参与与社区服务侧面，认为社区服务产业化政策导向致使营利项目急剧膨胀，社区服务公共性显著减弱，影响了居民对于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服务领域的认同。［8］有的从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角度，指出政府的统制意识和方式不仅使得社区居委会发生严重职能错位，还湮灭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削弱了居民参与和自治能力。［9］有的则明确提出社区类型、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状况、社区满意感和归属感等因素与社区参与频度存在显著关联，而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特征与社区参与频度之间没有显著关系。［10］
可以看出，我国社区居民参与仍然处于较弱参与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社区居民归属感不足，期望值与现实状况不一致，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等。
3.社区居民参与分类与途径
学界主要根据主体参与意愿、参与形式、参与渠道和参与内容的不同，对社区居民参与状况做了不同划分，划分为动员型参与和自主型参与；组织参与和非组织参与；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与、社区文化参与、社区社会参与等。［11］有的学者依据参与客体的功能特性不同将社区居民参与分为决策参与、实施参与、监督参与和信息参与。［12］还有学者认为，动员式执行参与是主要形式，这种参与既不能使居民对社区开展的具体事务进行决策，又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进行监督；非政治性参与是社区居民参与主要内容，社区居民参与的事务多与政治不沾边或关系不大，是“杂务”。［13］
关于社区居民参与途径，学界亦有不同阐述。有的认为居民参与途径主要有三类：以个人身份参与社区的选举或建设规划、作为某个组织或单位成员参与到社区发展中、组合成多种类型的非正式组织参与社区的福利服务和保障性工作等。［14］也有学者强调应重视社区居民在参与包括社区服务在内的各类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公共事务或公益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联和互动关系体系。［15］还有学者把参与途径分为两类，传统路径包括直接或间接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等，新途径则有建立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建立“社区人民联络员”制度，制定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自治章程，建立民主评议机制，开设议事园，实行居民公决，实行居民门栋自治，建立民情信息站，建立接待室，组织聊天会，等等。［16］
4.社区居民参与的功能和意义
“桥梁说”认为，参与是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桥梁，只有居民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才能有效整合与发挥社区自身各种资源，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离开居民社区参与，就没有真正或完整意义上的社区发展。［17］“服务标准说”则指出能否实现居民积极、广泛参与，是衡量社区服务发展效果的客观和最重要依据，社区社会化服务网络的形成，依赖于人力资源的广泛调动，依赖于居民参与程度的提高。［18］还有学者更从社区居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出发，指出居民参与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的重要标志，是社区建设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搞好社区建设的根本保证；［19］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区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坚实的基础意义和巨大的推动作用。［20］
上述论述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理论层面，社区居民参与的意义不尽于此，应把它与社区居民自治联系起来，并放在政府管理的环境中，其功能和意义将更为突出。
5.社区居民参与对策研究
如何应对社区建设中的新问题的挑战，怎样健全社区居民参与的机制和途径，学者们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唐忠新提出了原则性较强的四措施说，第一，强化宣传教育，培养社区意识；第二，坚持社区需求本位原则，注重用共同需求、共同利益来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第三，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原则，使每个参与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第四，建立和完善参与机制，如激励机制、责任机制等来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向制度化发展。［21］杨荣则提出“四化”措施：第一，居民参与利益社区化，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使居民工作之外的其他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第二，社区自治制度化，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参与程序，推行区务公开，搞好社区简政；第三，居民参与组织化，提高居民自主组织能力，增强其社区归属性；第四，社区服务专业化，向市场化推进。［22］李婷玉则认为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应从调整社区中三个相关主体的思想观念开始：对于政府官员，要相信社区有自治的能力，将权力切实地下放到社区；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权力控制与社区治理、自治之间关系，使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都能负责任地共同投入到社区建设中；居民个人应看到社区参与可能为公共生活、个人生活带来的积极转变，主动融入到社区中去。［23］潘小娟则认为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必须强调和坚持社区居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重视社区意识的培养，注重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推进社区居民参与的有效开展。［24］
二、研究现状简评
从上述我国学界研究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问题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直接以社区居民参与为主题的著作较少，学术论文相对较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缺少宏观的理论框架指导，大多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为主，缺乏多学科的理论融合分析，如经济学、政策学的视角就较缺乏。
第二，实证的调查研究较少，对社区参与的问卷调查的指标较为简单，其研究报告也是简单地描述各地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然后整体分析，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
第三，研究内容都过于庞杂，缺少系统性，而且对于居民参与问题的核心把握不到位，因此所提出的扩大居民参与的对策也未能抓住此核心问题，而流于表层，难以深入，缺乏可操作性。
我认为在城市社区层面探讨居民参与的关键在于：第一，剖析社区居民参与中各种问题的原因，以调动起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第二，探讨如何从制度建设上保障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切实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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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篇10
关键词：城市；声环境；噪声污染
引言
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工业以及交通行业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声环境质量也在不断下降。因此，造成的污染事件也在不断的发生，再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噪声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目前来看，城市噪声污染源主要有工业噪声、交通噪声、施工噪声以及生活噪声等，这些噪声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城市的不断发展，那么这些噪声产生的危害主要有哪些？城市声环境的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城市噪声污染治理的对策有哪些？下面文章将一一介绍。
1城市环境噪声来源及特点
从噪声的来源可分为：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建筑噪声、社会噪声和新出现的家庭生活噪声。现在城市噪声来源也无碍乎就这几个方面。
城市噪声影响最大的是交通噪声，交通噪声包括飞机噪声、铁路噪声、汽车噪声。城市环境噪声的75%来自交通噪声，而交通噪声又主要来自汽车噪声，且声级多在80～90dB（a）以上。工业噪声来自生产过程中机械振动、摩擦、撞击以及气流扰动等产生的声音。此类噪声一般可达80～120dB（a），甚至更高。这类噪声影响虽然没有交通运输影响广泛，但局部地区的污染却比交通运输严重得多。建筑噪声主要来自于建筑工地的施工噪声，在建筑施工现场，是随着工程的进度和施工工序的更替而采用不同的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的。因此噪声源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经常变换。由于施工机械多是露天作业，四周无遮挡，部分机械需要经常移动，起吊和安装工作需要高空作业，所以建筑施工中的某些噪声具有突发性、冲击性、不连续性等特点，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烦恼。社会噪声即指街道和社区内各种生活设施、人群活动等产生的声音。包括餐饮娱乐噪声、户外中小学生及商业设施人群的喧哗声、沿街流动宣传与叫卖等，还有就是一些社区娱乐广场及婚庆、节日的烟花燃放所产生的噪声对人民的生活也有一定影响。社会噪声一般对人没有直接生理危害，但会不同程度干扰人们谈话、工作、学习和休息使人心烦意乱。
另外还有室内噪声，室内噪声是由人们自己在室内的各种活动而产生的生活噪声，以及住宅楼内左邻右舍、楼上楼下住户生活噪声的相互干扰。户内噪声大多能自己控制，邻居之间的噪声影响则需要在住宅建筑的材料与构造设计上，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加以控制。
2城市声环境现状分析
根据我国2013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区域声环境轻度污染的城市占全国城市比例的50%左右，重度污染与严重污染的城市比例也分别为18.2%和11.8%，可见我国城市声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噪声污染与其他污染方式不同，噪声污染能够被人们直接感受到，而且造成的危害也是长久性的，根据国家污染投诉科统计，噪声污染投诉率占整个环境污染投诉比例的60%，可见对噪声污染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
3城市噪声污染治理对策
不同种类噪声的产生原因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不同噪声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不同措施。下面对城市几种不同种类的噪声治理提出具体对策：工业噪声的治理对策、交通噪声的治理对策、施工噪声的治理对策、生活噪声的治理对策。
3.1工业噪声的治理对策
首先，对新建的能够产生噪声危害的建筑项目进行考评，并要求项目建设配备减小或者预防噪声的相应设施；其次，对已经存在的具有噪声危害的建筑项目勒令整改，严重者停工整顿；再次，对具有严重噪声污染的企业进行搬迁，建设无噪声污染城区；最后，对噪声防治设施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对无法发挥噪声防治的设施进行改进，以最大限度保障城市声环境的优良。
3.2交通噪声的治理对策
交通噪声主要就是机动车的发动噪声以及鸣笛噪声，因此，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向入手治理。首先，提高机动车的车辆检测标准，对不符合噪声管理条例的车辆不予派发行驶证；其次，控制城市主干道车辆流量，同时严禁拖拉机等车辆在城区上路；再次，加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方便市民出行同时利于降低噪声污染；最后，扩大城区禁止鸣笛路段，并对警报器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避免出现警报器乱用的现象。
3.3施工噪声的治理对策
施工噪声一直都是噪声污染投诉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很多建筑夜间施工对居民的睡眠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应该严加治理。首先，对施工项目在施工前要接受噪声污染评估，对超过相关标准的施工项目要勒令整改；其次，严格控制施工时间，对有夜间施工需求的项目应该经过噪声污染治理部门审批，并在施工时最大限度降低噪声音量，当然，紧急抢修等项目除外；最后，引导施工队伍使用噪声较小的施工材料，比如混凝土等。
3.4生活噪声的治理对策
生活噪声也是噪声污染的主要来源，比如为招揽顾客使用的高音喇叭、娱乐场所对周边居民产生的噪音、广场使用的音响器材产生的噪音等等。针对这些社会生活噪声的治理，应该通过工商、文化、环保以及城管等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首先，对营业性商业活动的噪声污染进行规范；其次，要求娱乐性营业场所建设相应隔音设施；再次要对特殊地区特殊时间进行重点噪声管理；最后，开展噪音治理文化宣传活动，让每个人都成为噪音治理活动的参与者。
4结束语
无论任何一个城市，噪声污染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仅需要管理部门的不断努力，更需要广大城市居民的监督与配合。噪声污染的治理也要从多个角度出发，除了噪声源头上的治理以外，还要加强对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并鼓励具有显著噪声隔离效果技术的研发，已达到为居民提供更加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环境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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