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1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前不久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提到“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
事实上，“民营银行”概念在今年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首次明确提出以来，其热度就持续升温，也因此点燃了民营企业进军银行业的热情。7月份金融国十条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进入11月，民营银行申请的阵营仍在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共有36家民营银行名称获得核准。
而11月21日，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禹城农商行”）获银监会批准筹建，由于其前五大股东均为民营企业而被媒体冠之以首家民营银行诞生。银监会却认为，山东禹城农商银行并非民营银行，而是属于农信社改制后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
那么什么样的银行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呢？
预设的五大原则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郭田勇认为，如何判断民营银行的性质，关键还是要看民间资本的占比，单纯从“民营银行”这个概念分析，山东禹城农商行被定义为民营银行没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监事梅兴保则分析，民营银行一般是指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而禹城农商行是由农信社改制而来，属于内部资本重组变化，本质上还不能算是公众期待的民营银行。
近日，银监会首度明确民营银行的创办原则。民营银行将在坚持“纯民资发起、自愿承担风险、承诺股东接受监管、实行有限牌照、订立生前遗嘱”等五原则下推进试点。
其中，“订立生前遗嘱”还是在国内银行业中首次提出。这意味着未来的首批民营银行可能将像当年的外资行一样，不会一开始就拿到全牌照。这是银监会高层首次对外透露民资办银行试点原则，“纯民资发起”等上述前三项原则市场已有预期，而“实行有限牌照”和“订立生前遗嘱”则是出乎了市场的意外。
通俗解释这五项原则，就是发起人全部为民营资本；自主自愿承担银行经营的一切风险；股东将接受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银行持有的是有限牌照，吸收存款将有最低限额；设立前就要安排好未来破产倒闭的处理办法。
除了在监管层面更加多角度之外，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也提出坚持对民营银行“实行有限牌照”，即根据实际情况对民营银行限定其业务范围、业务区域等。无论是监管层的积极表态，还是民营企业在市场中逐渐形成倒逼力量，都在积极推动民营银行各项工作的进展。但是，民营银行真正落地开业，则还需要厘清很多东西，其中之一便是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以保障民营银行破产后公众的权利。
初期业务或受限制
“实行有限牌照”更吸引了业界的关注，它意味着未来监管层可能要对民营银行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的区域、合格存款人等予以一定限制，比如不得吸收居民储蓄存款，或者只能吸收一定数额以上的存款，体现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等。
按照阎庆民的说法，实行有限牌照是指先允许民营银行在一定区域中持有有限牌照。“有限牌照，个人理解是在对公与对私业务牌照上，初期会有一定限制，因公司客户资产规模较大，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因此监管层初期可能会允许民营银行办理对公业务。”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许文兵表示，预计涉及民生问题等对私业务牌照，初期不会放开，可能会在民营银行经营相对趋稳后，逐步拓宽业务范围。
“目前民营企业‘一哄而上’办银行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这主要与银行业近年的赢利示范效应有关。不过，监管层一定会综合考量，初期民营银行试点不会太多。在目前商业银行同质化严重的大背景下，定位于服务社区、小微企业、三农的民营银行可能是监管层认可的民营银行模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直言。
关于民资办银行何时开闸，有消息称，处于金改试点中的温州起草了一份名为《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有限牌照的民营社区银行办法》的草案，已经上报国务院，但尚未有细则出炉。近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透露：“民营银行试点申报细则预计将于今年12月份出台，此前银监会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这为申报细则出台扫清了障碍。”
据一位业内人士估计，预计2014年温州、北京和深圳三地会选择性地批准1～3家民营银行。实际上，在我国所有股份制银行中，仅有民生银行一家为民营银行。有专家乐观估计，明年第一季度首批民营银行牌照可能会出炉。9月29日银监会曾通知，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业界也由此猜测，首家民营银行或将花落上海自贸区。
而据了解，设立中小型民营银行需具备的条件是：发起设立银行的出资人应当拥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和胜任银行业务的管理团队。同时，要在完善相关支持政策、落实监管措施和稳健标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允许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立足当地、立足基层，主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服务群众的地区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型银行。
那么，首家试点民营银行是否也将在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才会出现呢？郭田勇认为，从试点的角度出发倒也不一定。不过，“民营银行大规模的设立，一定要有存款保险制度作为前提。”
我们认为，我国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亟待落地。而如今存款保险制度落地的日期或许已经不远。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认为，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必须要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保驾护航。同时存款保险制度已经酝酿了20年，在制度层面上准备比较充分，预计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最快将于明年年初推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而在出版的辅导读物中，也透露了民营银行设立将在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进行的消息。
日前，银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银证保协作监管处处长陈胜在一个会议上透露，目前民营银行相关办法已上报到国务院，银监会有关部门正就一些配套措施展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民营资本除了设立民营银行，想进入金融业还有很多选择。阎庆民透露，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同时，将放宽民间资本在处置城商行风险和高风险信用社中的持股比例；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适当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
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2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城乡统筹发展，应结合我国农村实际，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个体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抗灾能力差。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多，人均占有耕地不足，小农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一直占据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由于我国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农业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的抗灾能力较弱。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用于保护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成本、农业生态恢复成本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8%、27%和36%［2］。
其次，由于长期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农民的现代经济、生态农业观念不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经营分散、规模小，部分农民至今仍“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由于许多农民缺乏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而转向经营现代农业的理念，经济型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不足；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牛耕火种的情况在我国农村仍然存在。
农业灾害历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障碍，必须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克服这一问题。因此，从立法的角度建立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从减轻农民损失的角度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之一［3］。
二、城乡统筹发展与农业保险支撑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从思想上要改变过去重工业、重城市而轻农业、轻农村的观念，将工业促农业、城市带乡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政策调整打破城乡界限，加大公共政策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将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减少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迅猛，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提出，有利于缓解和逐步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传统农业单一经营模式的改变，是农业经营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民素有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容易禁锢农民的思维：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赖于气候、地理、水文等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作，而忽视金融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快速促进作用。农业金融的运作和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更多的农副产品走进城市，更有利于农民经济思维的形成,农村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农村金融的拉动。
其次，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农业保险的运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农业保险又是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采取的种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仅仅能从外因的角度有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农业的发展仅仅靠政府的扶持并非长久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不是缺政策环境，而是缺少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法律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入农村内部，从内因的角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能够规范农业保险的运行，为农业的发展建立金融支撑。
第三，农业保险可为农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城乡统筹发展，侧重于围绕如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这一主题，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缺少农业保险，则是不完善的。发达的保险业是商品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采取将风险由特定的一个主体转向由不特定的众多主体承担的保险经营模式，有利于生产经营者长期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也不例外。因此,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分散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立法以及运作状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概况
农业保险具有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发展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我国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几乎为空白
［4］。同时现行相关立法也缺乏可操作性。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业保险运作状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我国农业保险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
我国《保险法》在附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种附则规定在于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是在重点考虑之外而为法律的完善而增加的，本身在《保险法》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从1995年以来，《保险法》已经实施了13年，但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法却未见踪影。现行《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根据该条，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农业保险投保实行自愿原则，并不仿照美国、印度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保险，并鼓励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5］；另一方面，这一法条规定也过于原则，并没有涉及如何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等方面，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在国家政策方面，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规定：“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些政策的先后出台，显示了政府对农业保险重视、明确了当前政府积极发展农业保险的态度，但是，其与《保险法》、《农业法》的上述规定一样，都有可操作性不强的弱点，难以有效实施。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情况
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在农业保险运作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1．经营环境
此处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农业保险的基础环境——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识状况，这一基础环境状况不佳是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实施不力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充足，农民外出务工的意识还未形成，因此农业发展迅猛，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角色。农民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努力使农地增产、家庭增收。1982年推出的农业保险政策，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抗灾能力为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铺开，并取得积极的效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其心理愿望已经不再停留在80年代吃饱饭、穿暖衣的水平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劳动力投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开始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得出了进城务工比在农村种地合算的结论，民工潮开始了，西部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开始将财富梦付诸实践，有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亿人
［6］。这批人几乎都是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农民正在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农业保险处于停滞状态。
2．经营主体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刚刚推出时，由于其新颖性而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发展迅猛。此时，国内的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同时，在局部地区由地方保险公司经营地区性农业保险，如原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后更名为：中华联合财险公司），这两家企业在我国国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时间最长，经验也较为丰富。2004年后，保监会先后批准在国内成立几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它们包括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等［7］。从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公司数量在增多，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由独家经营转向多家经营并存的阶段。
3．经营状况
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先在国内推出农业保险产品，并广受农民欢迎。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黄金时期。1992年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每况愈下，截至2004年，农业保险发展每年平均负增长5.9%［8］，保费收入跌入谷底，我国农业保险实施面临失败的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创建和实施。
4．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状况
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设计存在缺陷，农业保险产品的种类、覆盖面有限，特别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农业保险更为薄弱；另一方面，农民年均收入低，承担农业保险费用的能力较差。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采取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模式，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其偏向于在自然灾害较轻的地区开展保险服务，但受灾较轻地区的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并不高，而在重灾区，农民即使有愿望，也很难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农业保险产品，现有农业保险的商业经营模式难以调和供需矛盾。
四、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基于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的具体国情、农业保险立法以及运作状况，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必须着力克服以上问题，使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切实地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风险负担。目前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解决以下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保险法律形式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规范我国保险业规范经营运作、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但是，其立法精神主要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各行业经营风险为目的，其采取的是商业化保险模式［9］。这一立法精神并不适合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体现政府对农民、农业的扶持，应当采取政策性保险的模式。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我国不能单一地采取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模式，而应在农业保险领域更多地引入政府的干预和引导、监督和管理。其次，如果将农业保险纳入现行《保险法》的框架予以构建，不仅在法律规范上难以调和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矛盾，也难以使商业保险与农业保险在法律规范中做到和谐一致。
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即制定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专门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循序渐进。由于我国制定《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尚处于法理探讨阶段，且在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制定《农业保险法》较为困难。目前，可以通过先制定一部《农业保险条例》，待运作成熟、并经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之际，再考虑制定《农业保险法》。
（二）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
1．自愿保险原则
是指农民在投保时间、地点、投保对象、投保标的物种类等方面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农业保险自愿原则已经由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2002年修订《农业法》时保留这一原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范围较大，若实行农业保险强制原则，则政府在保费补贴以及保险金补贴方面负担过重，虽然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政府也难以承担巨大的农业保险费用开支；另一方面，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至今还没有承受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6年四川、重庆的旱灾，均造成上千亿元的农业损失，若实行强制保险，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为此善后。所以，实行自愿原则，还是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较优选择。
2．政府引导原则
是指政府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保费补贴、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方式，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由于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放弃强制保险的模式，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尽量使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更广、受益农民更多。采取这一原则，实际就是政府对参加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一方面补贴其保费支出，另一方面采取其他如农业灾害防范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配套措施，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这一点与美国的实际强制保险原则具有相似之处，美国采取的模式是：农民若不参加特定的农业保险项目，即不能获得政府对农户特定的扶持［10］。
3．独立经营核算原则
是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对其农业保险业务和其他财产保险业务分开经营、独立核算。这一原则是由我国农业保险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即农业保险不应纳入普通商业保险运作的模式中。首先，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定位为政策性保险，“惠民”的本性决定其由政府主导开展；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除管理费等运作费用的支出以外，在政府农业保险基金的扶持下，商业风险小；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同样可以在灾害发生较少的年份赚取利润。应当指出的是，不纳入普通财产保险运作模式，是指不像其他财产保险一样，保险公司以赚取利润为第一要务。
4．政府补贴原则
就是指政府补贴参保农民的部分保费支出以及发生巨大农业灾害时补贴保险公司部分保险金，是我国农业保险得以顺利运营的重要保障［11］，实质上就是指政府对参保农户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补贴。
（三）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是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指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审查［12］。由于农民的部分保费以及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赔偿的部分保险金来源于政府，故政府监督、审查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同时，我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具有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且配备有农业保险理赔、核算等专业技术人员，让其继续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节约政府的管理、培训等成本。此外,还应逐步探索、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特别是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并开展农业保险活动。
（四）农业保险基金和政府补贴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严格的程序，防止该基金在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流失。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农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有两个方向：第一，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具体补贴比例应视财政能力和投保农民数量而定；第二，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农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并通过划拨的方式，独立建账、管理。至于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建议由国务院授权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政府补贴，主要内容包括补贴的对象、补贴的数量、补贴的范围以及补贴的方式等。
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应当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当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13］。再保险从国外立法来看主要是指由政府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专门为在国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如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10］。日本也采取由中央统一向国内共济会提供再保险。
然而，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将成为多余。因为，一方面，农业保险基金与农业再保险都是由政府组建，在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救助这一点上具有共性，若二者同时建立，难免重复；另一方面，农业再保险的建立需要创建一套新的机制，即使像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不具有经营农业再保险的经验。因此，在现阶段以不设农业再保险为宜。
（五）保险合同及保险理赔
在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部分应着力体现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即农民，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
在理赔部分，建立集中理赔模式，避免农民单独理赔带来的诸多不便，即灵活地划定某一辖区的农户集体提出理赔要求，并由保险公司的理赔技术人员统一评估、集中赔付；规定农民理赔请求的期限以及保险公司调查、核算以及赔付的期限，以体现农业保险的效率。
总之，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金融支持引入农村，必将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献身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热情，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必定要围绕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规范性地分散农民的经营风险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3
内部审计
审计是内控的重要部分,也是保证公司治理有效的重要环节。完整、理想的银行的内审组织架构是在监事会和董事会均设有审计委员会并下设办事机构----审计部,经营层设有稽核部,各审计部工作职责和定位清晰而不重复。但对于规模不太大的银行,为节约人力和资源,可将经营层的稽核部同时确定为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的审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样全行就只有一个审计部。为明晰定位和职责,该“三合一”的审计部的业务性的常规稽核对经营班子负责,属董事会职责内的专项审计对董事会负责,属监事会职责内的专项审计对监事会负责。
在定位和职责分工上,要确保专项审计必须独立于经营管理。审计委员会是在董事会的授权下负责全行的审计工作,具体的办事机构是审计部。审计部日常的重要工作是向董事会主席(董事长)报告,并接受监事会的业务指导,除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也都是对口审计部的。审计部的负责人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和行长之间没有业务报告关系(常规稽核除外),只有行政报告关系。审计和法律、风控是伙伴加监督的关系,一方面各自的工作是类似的,审计部是以内控为主,法律和风控是以直接的风险控制为主,可以互通有无,是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法律和风控的管理好坏,也要受到审计部的监督。审计部与一般的营运部门、支持部门是纯监督的关系,与监管部门是沟通协调的关系,与外部审计是审计成果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风险管理
在风险管理方面,董事会的职责是负责建立和维护本行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其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应坚持专业、独立的工作原则,并协助董事会工作。高级管理层是风险的经营管理者,对董事会负责,协助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风险管理委员会设专职首席风险管理官,对行长负责,向行长、董事长双向汇报,首席风险官指导风险管理部在风险管理体系及基本原则和风险偏好的框架下工作,其职责是制订风险水平、风险偏好、风险管理体系及基本原则、风险管理战略或策略、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框架(内控、经营风险及信贷审批)、重大风险的界定及审批权限和决策程序、审批风险的授权额度及高级管理层的最高授权额度,监督高级管理层在各类风险的控制情况,听取风险及风险管理状况汇报,确保各类风险控制在偏好之内。首席风险官有权就个案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在与行长意见分歧很大时,可以将两种意见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经风险管理委员会协调,双方意见达成一致以后执行,否则提交董事会。风险管理部则在首席风险官的指导下实时监控风险偏好的累积执行情况。
风控方面要特别注意风险控制和信贷审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风险部不是审批部,首席风险官不是首席审批官。审批只是风险控制中的一小部分,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各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比如市场风险(如利率、汇率)一般是集中管理,而操作风险则适用于全行。另外,董事会要有一套完整的授权授信机制,贷审会也要有自己的完整的组织机构和问责机制,坚持行长不参加会议而只行使否决权,委员以专业化为原则,委员的审批行为要有激励约束机制。
合规管理、关联交易控制
合规管理的组织机构包括董事会合规管理委员会和下设的合规部,合规管理委员会对经营管理者执行相关规定的遵从性做出判断,确保合规经营。合规部坚持独立的工作原则,实行负责人垂直管理制度,实时监控合规情况。
关联交易控制主要有股东、董事、监事关联交易控制和高级管理层、关键岗位人员关联交易控制两部分,前者实质上是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后者是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平衡问题。对于关联交易控制的机制应该是: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按照董事会的授权,协助董事会履行全行关联交易管理方面的职责;股东和高管及相关人等关联方信息,由董秘及具体经办的部门收集;关联交易的识别上,若属交易性的则由提出交易申请的部门识别,若属提供服务交易申请的则由法律合规部、财务部或相关部门识别;关联交易的审批上,按照风险可控和简洁高效的原则,根据不同额度和性质的关联交易分别交由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下设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高级管理层成员或信审部门审批;关联交易的信息统计和交易监控由交易执行部门进行;关联交易的监督由审计部门实施。
人事和薪酬管理
人事权是公司治理中相当重要和容易引发董事会(董事长)和高级管理层(行长)冲突的方面。人事权主要是三个方面:提名权,任命权和奖惩权。人事权不仅关系到业务的开展,关系到“领导”的权威性,还关系到董事会制定的决策的执行力,因此董事会对人事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同时行长是经营团队的负责人和日常经营的负责人,对团队配备应该有发言权。一个有效的、高效的公司治理必须对人事权问题做出妥善安排,既要保证行长的发言权,又要保证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的决定权和对中层干部适度的话语权,核心是董事会(董事长)和行长对人事权的职责分工的明晰和“度”的问题。良好的公司治理在人事权上应是分工清晰、相互协作、有效制衡的机制,具体架构设计上可借鉴西方内阁制政府设计原则,公司治理的人事权上,副职和中层由行长提名,人事配备的标准、程序和激励约束基本制度、人力资源基本政策、薪酬体系以及副职以上和双线管理的重要部门的任命权由董事会掌握。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包括对内披露和对外披露两个方面。通常讨论公司治理时只重视对外披露,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披露的要求。事实上,对内披露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对外披露,对内披露可分为上行披露和下行披露,上行披露即经营层对股东、董事、监事的信息披露,其要求应该是充分、完整、重要,能让董事会获得决策的必要信息以支持其形成科学决策。下行披露是指将董事会等决策信息对经营层和各部门、分支机构及至每一位员工披露,其要求是充分、必要、完整、适度,确保执行者对决策层的决策理解准确、完整,为有效执行提供必要的信息。
对外披露必须坚持依法合规原则,持续披露原则,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主动披露原则。对外信息披露可采用《年度报告》等方式,披露的对象是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披露的渠道是主要营业场所,本行网站等,需注意召开新闻会不能代替对外信息披露。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包括主要财务信息、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情况、重大事项、经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其附注说明等内容,但不包括日常监管信息资料等。董事会负责本行的信息披露工作,董事长负责管理本行重大信息披露事项,对年度报告负全责。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和组织本行信息披露事务,是年度报告法律合规的第一责任人。信息披露的有权人是董事长、董事会或董事长授权的董事、行长、董事会秘书等。信息披露由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负责,年度报告公布前,董事会秘书要将年报送监管部门审核。
若干容易混淆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监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是我国在引进西方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时的翻译错误。在西方,没有董事会秘书的称呼,而是公司秘书,它对公司负责,并不对董事会负责,与总经理平级,这也就是公司治理中没有监事会秘书一职的原因。
董(监)事会专业委员会是不是必须是董(监)事?完全没必要,除董(监)事外,根据需要完全可引入若干专(兼)职的专业人士,以提高委员会的专业性和工作效率。
公司治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监管部门需要任职资格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并非同一个概念,不应混淆。
股东大会、董(监)事会会议程序不尽合法合规形成的决议是否无效?实务中会议程序存在少许瑕疵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会议议案送达时间不合要求,会议现场参加股份数(人数)不足等。至于由此形成的决议是否有效根据情况可分为无效和可撤销(瑕疵)两种情况。如果形成的决议是与《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则决议是无效的。如果仅是会议程序是违反《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则决议是可撤销的,股东、董(监)事有异议的可在决议形成后60天内向人民法院提讼,申请将决议予以撤销,逾期未提讼的则视同决议有效。
日常运作机制
通俗地讲,良性的公司治理应该是决策科学、传导顺畅、执行到位的。日常运转中,决策科学的前提是董事会自身的素质适应并能够得到充分的信息。执行到位的实质就是高管层的理解准确、贯彻尽职、执行到位。因此,执行到位前提是董事会必须建立对高级经营层的尽职约束制度、落实保障机制和监督纠编机制。
决策科学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前提。要做到决策科学,除应保障充分的上行对内信息披露,健全专业委员会、常设机构、办事机构并保证有效运作外,董事的专业素质、参与意识、时间保障是董事会决策科学的核心问题,为此有必要建立董事的择优选聘、持续教育培训机制,以解决董事们懂业务(能力和素质)和心态正(为了银行能干好)的问题。有必要建立董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和董事坐班、履职考核和优胜劣汰机制,以解决董事们愿意(积极性和主动性)和有空(有时间)的问题。
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4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恢复和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立法机关先后颁布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但是，我国保险立法的现状与保险事业的发展很不相称，保险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而且保险立法在内容上、体系上也不完善、不科学，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刚刚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保险基本法，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使我国的保险法律制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它的实施，无疑将使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有序化，从而推动我国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二、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界分：
保险法适用范围单一化对保险法适用范围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是缘于我国保险制度运行现状中这样一个现实：即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不分，混同和交叉经营现象突出；而同时，我国以往的保险法律法规从未对保险的概念及外延加以定义和界定，对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也未加以明确，从而导致保险法律制度对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交叉经营行为缺乏规范和调整乏力。
保险，从其性质上区分，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大类，这两类不同性质和功能的保险业务是不能混合经营的。其理论依据，我们可以借用新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保险制度可视为一种有效配置“稳定‘’资源的制度，而”稳定“资源的有偿配置过程也就是供给保险物品的过程。保险制度可以提供两种保险物品，一种是”公共性的“（失业、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服务）；另一种是”私人性的“（居民、企业的财产和人身保险服务）。
私人保险物品的供求是一种个人选择过程，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身风险的大小以及对稳定效用的追求程度向保险公司自由选择不同种类的保险物品，这一过程同时体现市场交易规则，对意外损失与伤害性质的私人保险物品由市场来提供，一方面可以节约组织成本，减少外部效应，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保险物品供求本身的均衡。私人保险物品的供给是竞争性的，谁提供的物品质量更高，保障得越周到，大家就投谁的（货币）票。公共保险物品的供给则是一种公共选择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如失业救济、老年保障、工伤保险等是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配置的，人们一般不愿意在就业时通过预先交费来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失业提供保障；况且交了费自己或许正好不失业，就会出现外部经济效益，因为兑现的毕竟是部分人，若对此类保险物品采取市场配置的方式，则会无人付费，这样就必须由政府出面采取集中的强制方式（征税或统筹），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可见，社会保险是一种由政府出面主动利用外部经济效益来配置“稳定”资源的社会保障制度。显而易见，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是保险系统中两个不同的子系统，商业保险提供的是私人性保险物品，社会保险则提供公共性保险物品；提供私人保险物品的商业保险是一种企业行为，体现市场交易原则和竞争规律；提供公共保检物品的社会保险是-种政府行为，带有强制性和社会政策性；商业保险的功能是保障企业和公民的财产或人身免受意外损失或伤害；社会保险则是保障劳动者在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时的基本生活。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私人保险物品和公共共保险物品的供求方式是不同的，二者之间的任何混同和替代都只能导致社会总效应损失，使珍贵的“稳定”资源的配置非效用性。
因此，保险制度的改革，要求把现有倒错的制度安排逻辑再颠倒过来，把混乱和交叉的秩序理顺。这就是，要使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净化到只提供私人保险物品，同时设立完善的经营公共保险物品的政府机构。在立法时须对两类保险分别立法，即《商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法》，并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适用范围。其实世界各国的保险法都只是适用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由国家另行制定专门的法律。各国立法时，通常不把社会保险立法归人保险法一类，如日本的《六法全书》即将社会保险立法归入“社会法”一类。我国著名保险法学者李嘉华先生也曾明确指出：“有的人认为，保险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括社会保险，以及其它以社会保障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社会保险不属于保险法的调整范围。”[1]
我国刚刚颁布的保险法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首先，从保险的定义上，保险法所称保险，是指“商业保险行为”，这一规定明确了保险法制调整范围，对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作了合理划分，确定了保险之“商业保险”的性质。其次，在商业保险业务的经营主体资格上确定了“专营主义原则”，经营商业保险业务只能由依照保险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经营，其他任何单位和组织包括劳动和民政部门都不得经营商业保险业务，这样就禁止了保险的非同业竞争，杜绝了“社会擅办保险”的现象。最后，从业务范围上规定了“禁止兼业原则”，即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保险公司只能在被核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这样就把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定位在商业保险的经营与服务上。
三、从分立走向合并；保险法体系结构的一体化
综观世界各国保险法制发展史，在内容上经过了一个从私法到公法的发展过程，传统的保险法在学理上是商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专门以保险合同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商事法律，属于私法范畴，保险法在内容上即保险契约法。
20世纪30年代以来，鉴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其对立法和法律的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在包括保险法在内的商法领域实行大规模的公法干预政策，“其典型的方式就是向传统商法输入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性规范，而使商法自身具有了公法性特征。”丹尼斯。特伦在谈到这一法律发展过程时曾指出： ？现代商事实践中，国家干预是通过在商法中契人公法性规则得以实现的，因此，商法是否自成体系的争论再也不能仅仅局限在私法范围之内，或仅仅局限它与民法之比较。“[2]公法对商法的侵入，在保险立法方面的表现就是”催育“保险业法的产生并推动其发展，”保险业法者是在原有的保险组织之基础上，再规定保险企业成立的核准登记、营业范围之限制，保险企业成立与其运用的限制等公法性质的保险事业监督的规范。“[3]现代保险法在内容上已突破了传统保险法私法框框，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保险业法。这样，现代保险法在内容上具有二元性特点。台湾学者郑玉波指出：”保险法是以保险为规律对象的一切法规之总称，包括保险公法与保险私法两者而言，所谓保险公法就是保险有关之公法的法规，例如保险监督之法即是；所谓保险私法就是保险有关之私法的法规，如保险组织法及保险契约法即是。“[4]也就是说现代保险法在内容上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保险合同法，主要调整保险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保险业法，主要规定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关系。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保险业法上都是通过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两大支柱来构筑保险法体系的。，但在立法体制上，却有两种不同的立法组成模式：一是分别立法，即保险合同法和保险立法是两个单独的法律；二是将两种内容合并在一个法律之中。
我国多年来的保险立法也是采取保险契约法与保险业法分立体制，先后颁布了《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两个单行法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保险法结构应如何呢？是采用分立主义体例还是合并体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干预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保险市场作为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现代市场经济一样，必须是具有活跃的市场主体、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及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的有机统一体。因此保险立法应该遵循保险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规律，保险法的结构应体现现代保险市场的系统结构，具体地说应是包括保险契约法、保险组织（企业）法、保险经营行为法和保险监督法的综合法，从分立走向综合。更何况，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二者并非母法与子法、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关系，而是一事之两法，可以合并立法。因此，从分立走向合并，是对传统保险立法体例的一个重大变革和完善，其意义在于求得保险法的完整而便于实施。
我国刚刚颁行的保险法，即采用合并立法体例，包括总则、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法律责任和附则。这样从规范功能上看，它集行为法和组织法于一体，熔保险合同法、保险组织法、保险行为法、保险业监督法于一炉，带有综合性特点，有利于发挥保险法整体规范功能。
四、失衡与矫正：保险契约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再分配
我国保险法在保险契约法方面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内容方面更完善，填补了人身保险合同法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保险契约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准则。
保险契约法，是对保险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分配的法律规范。在保险契约法中，如果“权利义务界限确定得适当，符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之，就会引发政治上的动荡，迟滞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5]
保险合同关系体现着投保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商品交易关系，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在签订保险契约的过程中，投保人想把风险转嫁出去，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而保险人作为风险的承担者，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保险标的具体情况。因此，在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方面，保险人和投保人处于不相称的地位。而权利的实现程度与当事人的地位有密切联系。所以，在保险人与投保人地位有差异的情况下，就有必要“依赖法律秩序所提供的相应措施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来抵销现存不平等的严重影响。”[6]具体到我国保险契约法中，就是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利用保险契约法扭转这一不平等事实。我国的保险契约法中，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保护签约时处于弱地位的保险人，利用法律规范确定其在保险契约中处于优势地位。赋予其在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条件下制定标准契约条款的权利，而投保人对于保险契约条款，只能表示同意与否；如果有必要修改或变更某些契约条款，也只能选用保险人事先准备好的附加条款。第二，为了便于保险人更为合理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可以赋予保险人对投保人享受监督权。例如，在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方面，保险人对投保人有绝对支配权，投保人如不服从保险人的监督支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同时，在保险当事人中，保险人经营风险，积累资金，向社会提供“稳定”资源，发挥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为人民生活排忧解难的巨大作用，保险人的经营状况，不仅关系到企业的自身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对整个社会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保险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我国在制定保险契约法时，应从保护社会利益出发，在规定保险当事人权利义务时，更多地强化作为社会利益代表的保险人的权利。因为保险契约是最大诚信契约，而“诚实信用的原则站在公序良俗原则、权利滥用禁止之原则、情事变更原则、法的安全性原则等之上，诚实信用的原则的作用力的强大是列在所有一般条项之一。”[7]所以，保险契约法中首先就应当用作为最高法律准则的诚信原则在价值取向上表明立法者维护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即保险人的权利的意志。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不可将诚信原则仅限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较量。诚信原则涉及两个利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诚信原则的宗旨在于实现这两个利益关系的平衡。在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当事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8]因此，我国保险契约中的诚信原则的重要功能则相应地应在于协调社会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其中，应对社会利益适当加以优待。因为保险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联系，因此，在保险契约法中强调保护社会利益实际上就是强调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具体言之，就是使诚信原则体现为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义务绝对化；如有违反，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而且不退还投保人的已缴保险费，作为惩罚。
另一方面，投保人在保险交易过程中相对保险人而言也有处于弱者地位的时候。因为分散之投保人在经济力量上不能与保险企业相抗衡，同时，对于保险的专业知识也比较缺乏，保险人是以“外行”为对象的，加之，保险技术的发展使保险逐步定型化、固定化，保险合同成为附合性合同，投保人只有“订与不订”的自由，而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因此，双方绝难处于平等的交易地位，法律也应对事实上存在的保险合同当事人不平等关系加以矫正，使之重新衡平。对此，我国保险法也是通过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再分配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尽管投保人对已确定的保险条款无能为力，但法律却赋予其解除合同的自由，使其对自己的利益有选择的权利，而对于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则必须以法律有规定为限，第二，在保险合同的解释方面，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双方当事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保险法对于如实告知之义务是用以约束投保人的，而我国保险法在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如实告知义务同时，也规定了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如实说明之义务，保险人不得欺骗投保人或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内容，这一规定体现了现代保险法的发展趋势；第四，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制订权让位于主管机关，以杜绝保险人以企业利益代替社会利益，克服保险合同附合性的不足，体现基本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公平性。
五、自由与约束：保险业法律制度的创新
我国的保险业法，与西方保险业法相比，有着不同的历史逻辑顺序。西方保险业法，是长期私法自治的产物。经营保险业，被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在自由放任经济时期，跟其他性质企业一样采取自由经营。私法自治的结果是孕育了大量的自主经营保险市场主体，促进了保险企业的发展。19世纪中叶，各国保险公司大量成立，史称为保险公司的“洪水时代”。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保险公司的滥设，导致竞争加剧，多数公司破产，于是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对保险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因此，西方的保险业法，是经过保险公司在私法自治基础上的长期自由发展而产生的。保险公法介入私法的启动力量源于保险市场主体，是众多保险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后，在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展市场规模的基础上，为解决随市场扩张而日益增多的纠纷；求助于政府之手来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结果。而我国的保险业法，却经历了一个相反的历程，当我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于1985年公布实施时，我国保险企业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9年。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对保险企业和市场的干预是在保险市场主体力量相当强大后出现的，而我国的保险市场主体却不得不由国家来培育。这一主体一经培育出来，必定完全沦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失去了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和市场主体的法律资格与地位，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不分，盈利保险和政策性保险混同经营，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业的管理又规定得较为原则，在很多方面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比较薄弱，重审批、轻管理，监管的内容和方式比较陈旧，监管的标准不一，主管机关职责、权限不明确，造成了保险市场秩序的某些混乱。因此超越《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全面创新保险企业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应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尤其是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为我国保险业法律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契机。但在实际操作和具体制度设计上却又较困难，这种困难的实质，说到底就是“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分工和协调问题，或者说是“有形之手”仲多长、范围多广的问题。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应从问题的原因中去寻求，即必须先弄清国家介入保险业之理由是什么？国家对保险业实行监督和控制，除克服“市场失灵”等一般缺点外，更重要的是缘于保险业自身经营的固有屑性-负债性、保障性和广泛性。保险企业集万家之资，解一家之危，它的亏损或者破产，对遭受危险之企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将危及千家万户，危及整个社会再生产。因此，国家介入保险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由此决定了国家对保险业监管的着眼点在于管理、强化保险企业的稳健经营和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我国刚刚颁行的保险法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设计保险业法律制度的。
（一）保险法确立了现代保险企业制度的模式。保险法为建立现代保险公司的法人制度、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自主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它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商业保险公司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和财产权利，这是对我国传统的保险体制和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
（二）保险法明确了保险企业经营规则，首次确定了专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经营规则。专业经营即指商业保险必须由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而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即实行分业经营。特别是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明文规定：“必便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这些规定，有利于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严格对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管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国家对保险公司监督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管理机关行使干预
权的最重要因素。一家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强弱，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资产状况，亦即保险公司的自有资产和保险准备金的提留能否满足其承担的责任。为了增强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必须为实缴资本，并且要求保险公司的资本与其经营规模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保险公司必须依法提存各种准备金和保险基金，它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取公积金，并且首次要求各保险公司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也首次要求建立保险行业的保险保障基金，用于支持因遭受较大风险影响偿付能力的保险公司。我国保险法还规定了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界限，一旦出现最低偿付能力不足，则必须增加资本金予以补足。保险法也首次提出了保险企业风险管理的概念；对一般风险要划分危险单位，对巨灾风险，要上报管理机关。为保证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保险公司要分散风险，实行法定再保险制度。每笔保险业务20％要向外分保。此外，还对自留保险费、保险业务量界限作了规定。这些规定，为保证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构造了一个间接干预的保险调控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8条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是保险业的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保险法的授权，其主要职责为；审查、批准保险公司的设立、合并及撤销；审查、批准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证人的登记；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制订保险业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监督管理保险业务活动，纠正、制裁保险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纠正、制裁非保险机构经营保险业务；对有严重偿付能力问题或损害被保险人利益行为的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接管；组织保险保障基金，等等。六、保险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协调
为了规范保险市场主体。及其行为，除了保险法以外，还需要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这就要求保险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协调。我国刚颁行的保险法，对于保险法与公司法、破产法、海商法等法律部门的相关规定适用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保险法与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贸总协定的相互衔接和适用问题。
（一）保险诈骗犯罪之刑法适用和立法完善
保险诈骗犯罪，无论从成因、形态抑或学理来解释，都能适用刑法诈骗罪之规定。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对诈骗罪只作了原则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各种具体罪名，因而不便于准确反映保险诈骗罪的特征和社会危害性，不利于对保险诈骗犯罪在司法上的认定和处罚。综观国外立法，如法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刑法典，都对诈骗犯罪分别规定了基本形态，而且保险诈骗犯罪都是单列一项。另外，在以往涉及保险的立法的几项有限法规中，对保险诈骗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第7条中，关于投保方对“主要危险情况不申报或有隐瞒或作错误申报”的行为，仅规定：“保险方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不负赔偿责任”，没有适当规定带有欺诈性质的行为所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因此，为了克服立法上的不足，有必要在立法上分别规定诈骗罪的各种罪名。我国保险法，首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对保险欺诈行为的各种形态作了列举性规定，从而与刑法一起，在立法上构成严密完善的结构体系，为惩治犯罪、预防犯罪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保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保险属于一种营利性服务，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保险业，保险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应该受该法的约束。保险法第 7条规定，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原则，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同时还特别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活动中不得有“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保险合同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办理保险业务时，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些规定，为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保险法与关贸总协定相关规定的衔接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根据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确定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在保险市场开放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一方面，可以针对自身特殊需要，确定保险服务业国内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在市场准人方面，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适度开放保险行业和市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保险业还处于拓荒时期。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关贸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采取扶植国内保险业，限制外国保险业进入的对策。对此，我国保险法规定“设立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或者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外国保险公司要进人中国保险市场，不仅要经我国主管部门审核批准，而且还要受其监管和我国法律的约束。此外，为了扶植我国保险业，我国保险法还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境内保险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
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5
【关键词】人寿保险最大诚信原则防范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
根据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四项基本原则包括：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损失补偿原则和近因原则。保险四项基本原则是保险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灵魂，而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四项基本原则中处于核心地位。最大诚信原则是指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应依法向对方提供足以影响对方做出订约与履约决定的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同时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否则，受到损害的一方，按民事立法规定可以此为由宣布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责任，甚至对因此而受到的损害还可要求对方予以赔偿。
二、践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投保人投保人寿保险，目的是在出现被保险人的死亡或者生存等保险事故时能够及时得到人身保险的给付赔付。人寿保险可以为人们解决医疗、养老、意外伤害等各类风险的保障问题，这样，当发生意外时，有病住院可得到经济保障，年老时可得到养老金，家庭可得到生活保障。
为公平公正合法地进行投保承保，就需要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一方面，以便保险人根据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来决定是否标准体承保、是否需要延期、加费承保等，另一方面，也使得投保人被保险人对所投保的保险合同条款、内容、保险责任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理解掌握，以便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二）有利于促进保险公司的规范化经营与发展
只有保险公司正常高效地经营，规范化、合法化管理，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才能保证正常赔付，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保险双方当事人严格遵照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坦诚相告，对投保要约中的询问事项如实告知，才能根据承保要求、核保规则来决定是否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求，否则，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或者过失隐瞒投保时自身的相关事项，如身体健康情况、财务收入、特殊运动爱好等，必将导致保险公司以标准体的承保条件承保了非标准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大大增加了理赔给付的风险，造成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增强，从而影响其他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的规范化经营与发展。所以说，最大诚信原则有利于促进保险公司的规范化经营与发展。
三、防范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加大违规成本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业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的内在要求，但是遵循最大诚信原则的意识和行为并不会自发产生，最大诚信原则的规范发展需要在一系列的约束制度和惩罚制度的作用下逐渐形成。首先要加强人寿保险双方当事人信用信息的有关立法；其次要建立人寿保险从业人员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信用档案系统；第三，保险公司自身要加强最大诚信建设，要认真抓好各级领导和全体从业人员的诚信教育，树立诚信经营的思想。第四，要加强对违反者的惩罚力度，加大违规成本；建立保险人信用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与个人信用挂钩；同时还需建立销售档案影像化管理体系，与个人信用挂钩。
（二）加大保险监管，加强行业自律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加大对保险行业的监管、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保险行业协会与各会员公司签署各类自律公约，来有效约束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保险公司依法诚信经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加强信息管理，杜绝信息不对称
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保险实践中，投保人、被保险人违背最大诚信原则，未能如实告知，导致非标准体被承保、甚至带病投保、先出险后投保等恶劣行为，严重影响广大客户的合法利益，对保险业的诚信发展带来阻碍。因此，人寿保险公司要加强信息管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将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保险人列入“黑名单“，在整个保险行业内实行”集体封杀“。
（四）重视风险选择，防范道德风险
保险公司事前风险选择的重要手段就是核保，核保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关口，通过核保手段来达到核实投保人、被保险人遵循最大诚信原则，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通过事前风险选择，投保人、被保险人严格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身合法利益；保险公司严格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利用核保手段，可以有效地防范投保人、被保险人道德风险，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四、结语
我国人寿保险业作为朝阳行业，具有很美好的发展前景，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和谐发展、提高生活保障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以诚为本，大力开展诚信建设，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促进我国人寿保险业的大力发展，促使建立和谐完善的保险环境，有效地解决我国人寿保险业大发展中出现的瓶颈，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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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6
寿险行业整体正在走出低谷，但寿险市场的“老大”中国人寿保费同比仍在下降。
保监会公开数据显示，中国人寿上半年原保险保费收入为1969亿元，同比下滑2.8%，而内地其他上市保险公司的增幅情况分别为：新华保险同比增长30%，平安人寿同比上涨22%，中国太保同比增长6%。
除了保费下滑，中国人寿也面临着重大的人事调整。一直被视为中国人寿转型舵手的原总裁万峰离职投奔新华保险，原副总裁林岱仁接替万峰的职务，此外，还同时升任了四位副总裁，作为新任总裁的助手。
在中期业绩会上，林岱仁明确公司会继续业务转型。但对于中国人寿的转型能否进行下去、新的领导班子能否带领国寿平稳走过转型阵痛期等之类的担忧仍充斥市场。
保费下滑市场份额大降7%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人寿保费增速仅在今年1月份短暂实现开门红后，就一路下滑。其今年第2～6月的保费增幅分别是39%、18%、9%、7.5%、-2.8%。
截至7月，这个下滑势头仍没有止住。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人寿的保费为2134亿元，同比增幅继续下降为4.35%，当月保费165亿元，环比降幅高达45%。
随着保费增速的下滑，中国人寿的市场份额也在缩水。保监会数据显示，2013年前6个月，中国人寿总保费占比32%，平安寿险保费占比14%，太保寿险保费占比9%，新华保费占比8%，人保寿险占比6%；作为寿险老大，中国人寿彼时占据寿险市场的三分之一天下。
但是到了2014年，中国人寿保费占比开始迅速下滑，到今年6月末，中国人寿保费为1969亿元，总保费占比降至25.7%，比去年同期大降7个百分点。而此时，中国人寿的竞争对手们都在奋力追赶，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以及人保寿险的市场份额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除了市场份额缩水，公司的退保率也在上升，从去年上半年的2.05%上升到了3.34%，上升了1.29个百分点。
尽管形势如此严峻，但林岱仁在中期业绩会上却称，这并不是公司的困境，公司保费下滑都在预期之内。
林岱仁称，公司的市场份额仍然在20%以上，领先对手10个百分点。早在去年11月，中国人寿媒体开放日上，公司就提到今年保费可能面临负增长，原因在于公司要进行结构调整，调整方向为减少价值低的银保业务，目前，此类银保业务已经下降了100多亿元。
对于退保率上升，林岱仁称，在公司预期范围内，只要不超过5%，就符合监管范围。
在林岱仁看来，这次结构调整取得了成效，结构明显优化。首年期交保费较2013年同期增长14.3%，首年期交保费占首年保费比重由2013年同期的30.28%提升至36.1%；10年期以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较2013年同期增长28.9%，10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占首年期交保费比重由2013年同期的41.79%提升至47.1%。
不过，从中国人寿董事长杨明生最近提到国寿时不再提“三分天下取其一”的说法，改为坚持“价值优先、规模适度、优化结构、注重创费”的经营思路来看，这或许也就是已经变相承认市场份额在下降，不再以规模论，而以内涵价值为追求方向。
高层大换血效果存疑
中国人寿现面临的不仅仅是业务下滑问题，其公司掌舵人万峰也辞职了。
8月7日，中国人寿公告称，万峰离职公司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此前3月份，中国人寿就曾经公告万峰由国寿总裁、董事改任为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而他的下一站则是新华保险。8月27日，新华保险正式公告称，万峰担任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同时担任公司运营与信息管理委员会主任。
公开资料显示，万峰自2007年中国人寿上市后，一直担任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其执掌中国人寿7年间，历经三任董事长，分别为杨超、袁力以及现任的杨明生。
相关资料还显示，万峰一贯提倡保险向保障回归，非常看重期缴保费业务，对于万能险、投连险等理财险种并不看重。
此次万峰离职，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人寿未来走向的猜测。目前，在混业经营时代，很多保险公司力推理财型保险，国寿始终远离这种发展方式。由此而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公司要面临追求规模还是追求效益的抉择。
在万峰离任后，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8月28日，国寿一连任命了4位公司副总裁，分别是许恒平、徐海峰、利明光以及杨征，坊间一直流传的消息终于成真。董事长杨明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此次人事调整没有特别的意思，只是几个岗位刚好空缺，就补任了4个副总裁。
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7
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国保险业是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恢复和发展的。直到1992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在上海设立，揭开了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新篇章。到2002年，共有3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设立了54个营业机构。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由政府主导型转向政府调控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的数量、公司种类、国别和进入时间完全由政府监管部门掌控，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保险业规模小、竞争力低，属“幼稚产业”，还需要保护。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中资保险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监管部门主导市场开放的空间变小。遵守世贸组织原则和履行保险市场开放承诺成为当前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
2.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稳步上升。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发展战略已由初期的宣传公司品牌、稳步经营转向依靠产品创新和优质服务，大力拓展业务和实现业务快速增长。2002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29.5万元增长到46.2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51%.在国内最大的保险开放城市上海，外资公司占当地市场份额已上升到目前的13%.
3.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直接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成为外资金融保险公司的重要选择。继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等4家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股东后，2002年美国aCe集团属下的3家保险公司以1.5亿美元拥有华泰保险公司22.13%的股份，汇丰集团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保险公司10%的股份，这是因为，直接参股可以绕开市场准入、经营区域和营业范围等方面的限制，节省公司筹建和前期运营的巨额支出，充分利用中资保险公司布局完善的机构网点和庞大的客户资源，直接进入国内保险市场。
4.保险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去年成为保险市场开放以来步伐最快的一年，今年将会有新的突破。在市场准入上，2002年共有6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批准了16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正式开业，这是外资公司市场准入最多的年份。在开放地域上，外资保险公司相继在天津、苏州、北京和大连落户，开放地域开始由南向北、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外资再保险公司第一次获准进入市场。首家合资寿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营业，使外资保险公司由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今年年内外资非寿险公司将可以向中国境内外客户提供各种非寿险服务，其设立形式的限制将予以取消；成都、武汉等十个城市将首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市场准入数量限制的取消、经营地域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放宽，预示着今年我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法规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为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1992年9月，为适应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而制定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新形势的地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现有法规进行了清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颁布实施。该条例对外资保险公司申请资格、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及时限要求等作了较为规范和透明的规定，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外资保险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国内保险市场的影响
外资保险公司作为国际性商业机构，经营目标自然是业务拓展和利润最大化。从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看，外资保险公司在实现其商业运作目标的同时，所具有的强调盈利和风险控制原则、经营规范、管理严谨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推动国内保险市场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培训保险专业技术人员，推广大众保险风险意识，对传播现代保险知识起了先导作用。
二是引入了新的经营制度，使国内传统的保险营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对我国保险业建立现代市场运作模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1992年，友邦保险率先在上海采用的寿险个人营销模式，引起了国内寿险业销售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寿险业的发展。国内个人营销占寿险保费收人的比重从1993年前的5%提高到目前的90%.外资保险公司不仅与中资公司同台竞争，它们对承保、理赔、和投资等保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经营、外包和强调核心业务的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对中资保险公司改变长期以来“大而全、下而全”的经营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促进了中国保险业调整和重组的步伐。
三是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激发了市场需求，引导保险业进入高层次的竞争，促进了开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以上海为例，1992年率先开放后，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到2002年的15家，位居保险开放城市之首。同期，上海地区整个市场的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18.2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39亿元。外资保险公司管理严谨、经营规范和重视产品服务创新的经营理念，对中资保险公司转变以费率价格和高投入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经营策略，起到了有益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四是加快了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对政府监管转向市场取向和采取国际通行原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保险公司的母公司大都在较为先进的监管方式下经营。它们要求改变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一致的监管方式，这无形中加快了我国保险监管改革的步伐。如监管部门在确立监管市场取向原则、注重依法监管、强调偿付能力监管和增强监管政策法规透明一致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证明，保险市场开放对提升我国保险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促进现代保险市场的初步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资保险公司并没有被挤垮，相反，保险市场出现了中外资保险公司共同发展的局面。
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对中资公司产生了影响
1.在经营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坚持规范经营的战略。1997年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引发了中资保险公司销售高预定利率保单的狂潮，某外资公司在其业务受到冲击的严峻形势下依旧坚持不调高预定利率。中资公司虽多收了上百亿元保费，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利差损包袱。再如，在航意险共保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一些中资公司支付的手续费远高于法定水平，但外资公司宁愿放弃业务也不去违反法规。
2.在产品创新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以产品创新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经营策略。国内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产品创新成了公司发展的生命线。外资保险公司通常把产品开发作为经营的核心环节，不惜投入巨资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它们不盲目跟风，稳扎稳打，不断有新产品问世，常常引领潮流。
3.在客户服务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提供全程和高附加值服务的经营理念。现代经营理念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从以业务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提供全程和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服务，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同时增加公司的利润。与中资公司的某些做法如单纯依靠人增员、拼保费规模的粗放式经营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4.在公司信誉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注重品牌经营和企业形象的管理原则。公司信誉构成了公司品牌的核心内容，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信誉的竞争。外资保险公司十分注重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建立一个强势的金融品牌，以提高服务的品质和层次，更好地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保险服务需求。政府监管要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扩大保险市场的开放
当前，在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把保险市场的开放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抓紧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开放政策和具体措施。通盘考虑世贸组织对我国过渡期长达九年审议的应对措施。
二是抓紧制定各种法律规章，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注意保持中资公司监管法规与外资公司的一致性，尤其是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单独立法时，要注意法规的可操作性，处理好“国民待遇”问题。
三是鼓励外国金融保险资本参股中资保险机构。对全资子公司、合伙制法律形式和股权转让、公司并购等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在相关法规上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应对准备。
四是采用国际保险监管做法，加强和改善对外资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监管，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目前，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只侧重于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缺乏对外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和监控等风险防范措施，国际通行的注册地监管机构与经营地监管机构进行协同监管的制度尚未建立。要对不同组织形式的外资保险公司，实行侧重点不同的监管。对外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重点监控。建立与外资公司母国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和分工协作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工作的实效。
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8
关键词：县级供电企业；电力营销；管理；风险控制
作者简介：华晓东（1963-），男，满族，河北平泉人，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平泉分公司经理，工程师。（河北承德067000）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3-0200-02
一、风险控制的理论
风险控制是指风险管理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消灭或减少风险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或者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时造成的损失。它对风险管理的最终效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风险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发生的损失和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控制主要是根据控制措施的费用应当与风险相平衡的原则，对所选择的安全控制措施进行严格实施以及应用。降低风险的途径有很多种，其中主要包括风险回避、损失控制、风险转移和风险保留。
二、县级供电企业电力营销管理风险控制手段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平泉分公司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电力营销管理的风险控制手段，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风险控制策略，最大可能的降低本企业电力营销风险带来的损失以及发生的概率。风险是伴随整个过程的，在不同的条件和形势下，都有可能会产生风险。因此，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控制手段。
1.自然风险控制手段
自然风险的特征是自然风险形成的不可控性，自然风险形成的周期性，自然风险事故引起后果的共沾性，即自然风险事故一旦发生，就无法控制好且涉及的对象往往很广，但还是可以通过提取坏账准备金或投保企业财产保险的方法进行有效控制。
2.电力供需矛盾风险控制手段
要有效控制电力供需矛盾风险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改革电价，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减少居民的用电；二是加强用电需求管理，提倡用电者避开高峰用电，做好有序用电；三是合理分配电力建设资金，优化电网结构。
3.大用户直购电风险控制手段
一是争取足够大的电力市场，加大力度培养营销人员的公关能力，提高与用户、地区供电公司沟通协调的能力。二是提高供电服务水平，加强营销队伍建设，用优质的服务来吸引顾客。三是加大电网投资力度，用可靠的电力产品、优质的服务吸引顾客。
4.电网企业竞争对手风险控制手段
一是及时做好用电宣传工作，将绿色电力能源作为消费者首选。二是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努力扩大品牌市场。三是努力获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取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5.电网调度运行风险控制手段
一是增强无功管理，让电网运行处于最合理且节约状态，以此提高电压质量、降低线损。二是电网运行方式安排要合理，要为顾客提供可靠、优质、安全的电力产品就需要时刻保证电网安全稳定的运行。三是加强调度值班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为了保证调度工作的有序进行，必须加强调度人员业务素质，避免发生“误调度”事件。
6.居民阶梯电价实施风险控制手段
在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时首先需要把用电宣传工作做好，让电力消费者充分了解电价改革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以此增强消费者节约用电、科学用电、合理用电的意识。其次要广泛征求不同顾客的意见，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划分阶梯电价的档次和范围，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
三、构建供电企业“大风险”管理体系
供电企业的营销风险受上级电力企业的影响较大，同时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发展。由于电网公司的垂直管理、区域供电体制的原因，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平泉分公司管理层提出了一个构建供电企业“大风险”管理体系的设想，建立起从国网公司到省公司再到市、县公司，分层管理。
1.构建县级供电企业“大风险”管理体系的原则和方法
（1）原则。首先要确保坚持试点先行，通过试点进行经验的积累。坚持制度、流程、标准先行，确保制度的落实。对于过渡期，不要冒险，确保方案的稳妥以及“大冒险”管理体系的落实。
（2）方法。一是进行资料收集。要按照提前制定的信息收集相关数据，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制定科学的建设思路。二是要进行专题调研。首先要制定专门的调研方案，组织相应的电力营销人员对电力营销风险进行专门调研，并且确定调研的内容需具备代表性，调研的范围要在合理之内。三是要做好制度与标准建设，严格落实企业的各项制度和标准，不断完善企业内部制度。四是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有利于企业的信息化管理，通过信息共享达到风险控制。五是要试点先行。对于选做试点的单位，首先完善各项制度，积极推进“大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六是全面推广。对试点单位的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对于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改进，对于优秀和可以采取的地方推广到其他单位。七是效益评估。对于采用“大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其效益进行评估。
2.建立县级供电企业营销风险控制体系
在“大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之前，应收集各方面资料，制定相应的标准和控制手段，但是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手段、建立什么样的内控体系，是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收集准确的信息，只有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可用性得到了保障，才能有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制度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有着明确的告知。三是要积极改善内外部环境，做好内控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公关工作。四是要借助其他技术力量，如计算机网络，加强业务风险管理。
（1）将风险管理理念贯穿于电力营销各项业务活动中。营销风险管理首先要统一思想，确保企业营销岗位的工作人员能够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能够正确对待营销风险的客观性和可控性。使营销人员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对于遇到的事情不怕困难，具有自身防备风险的意识。
（2）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企业风险控制组织架构。县级供电企业营销风险控制体系需要将风险管理各项要求与各环节电力营销工作相融合，并且还需要符合电力企业“大风险”这个管理建设体系。为了防止县级供电企业中出现外行管理内行的现象，就需要鼓励营销管理人员担任双重职位，这样就有利于执行和制定风险的决策。
3.内部风险控制措施的制定
要控制好供电企业电力营销风险，就要满足各项规程规定的要求，且需要与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保持战略高度一致。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平泉分公司为了使电力营销风险控制达到最佳效果，在制定相关措施时，根据分析抓住主要矛盾，科学合理地制定相关措施。
一是营销业务各环节标准建设工作的开展。为了避免出现互相扯皮、管理空位的现象，各个岗位营销人员的职责就需要明确规定好，其工作进展的流程、制度以及标准也需要梳理清楚。二是在进行电力营销内控审批及汇报时，需要明确规定汇报的流程、内容和周期，其中内控审批的条件和程序也需要细化好。三是电力营销内控审计检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电力营销内控审计的内容、方法和对象需要企业内部审计部门进行研究，其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需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四是建立和完善电力营销内控相关的考核评价与问责制度。其薪酬的多少需要与各营销人员风险管理落实情况相联系，其责任需要追究到相关部门以及相关人员，按照谁负责谁主管及“四不放过”的原则。五是电力营销风险预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应该不间断、全过程的监测电力营销风险，电力营销风险还需要科学的预测，其预警信息也需要及时。要更好地掌握电力营销风险就需要对风险事件的发展完全掌控，这样才能及时处理。
4.建立电力营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企业“大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块就是电力营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其建立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电力营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能够查询到历史数据，在查询过程中可以根据几个不同的条件进行查询。二是营销风险管理的工作人员需要在信息系统中真实的记录风险事件，包括风险发生的原因、时间、损失程度以及控制措施等信息。三是电力营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具有智能分析的作用。四是电力营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具备报表的作用，营销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做出不同类型的报表模板。五是电力营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具有风险预警的作用，根据对历史数据进行的分析，对发生概率比较高的风险进行预警。
为了更好地控制电力营销风险，进一步提高营销风险管理人员的责任心，避免出现错报、瞒报和漏报等不良现象，需要加强电力营销管理人员系统应用培训，这样才能保证电力营销管理人员习惯且熟练的使用电力营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平泉分公司在人才培养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及时开展各种培训工作，提高电力营销人员的综合素质，有效控制各种风险。
四、县级供电企业电力营销风险控制的评价
对风险控制效果进行最终评价是风险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电力营销风险控制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将起始指定的控制目标和所得到的风险控制结果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得到两者相差的程度，其风险控制的效果就是由相差的程度反映出来的。结合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平泉分公司的实际情况，总结出影响县级供电企业电力营销风险评价结果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风险防范措施是否站在一个全而的高度制定，各风险点之间的联系是否注意到了。二是所有风险是否都纳入了风险控制的范围，电力营销全过程风险是否进行了全面识别。三是在制定风险控制0标时是否切合实际。四是在进行风险事件数据的收集时，其数据的来源是否真实与完整，风险决策的基础是否可以仅仅由这些数据所决定。五是所有营销风险因素是否按照定量分析的原则进行量化。
五、总结
电力营销业务是供电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受外界环境影响，电力营销风险将长期存在，并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本文主要是结合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平泉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县级供电企业电力营销管理风险控制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深入探讨降低电力营销风险发生概率及损失程度的科学方法，确保县级供电企业电力营销工作顺利开展，保持企业生产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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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9
摘要农业保险是农村经济的“稳定器”和“助推器”。我国的农业保险虽经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但作为保障农业保险发展的法律制度仍然严重缺失，农业保险始终处在法律真空之下，因此，我国需要建立一套健全而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立法立法目的立法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识码：a
initialideasonagriculturalinsuranceLegislation
SHUGuobing
(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
ChongqingindustrypolytechnicCollege,Chongqing400050)
abstractagriculturalinsuranceiscalledthe"stability"and"booster"ofruraleconomy.ourcountry'sagriculturalinsurancehashadbeendeveloped,however,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insuranceasasafeguardisstillseriousdeficienciesinthelegalsystem,theagriculturalinsuranceisunderthelegalvacuum.therefore,ChinaneedstoestablishasoundandsuitablelegalsystemforChina'sagriculturalinsurance.
Keywordsagriculturalinsurance;agriculturalinsurancelegislation;legislativegoal;legislativeprinciple
所谓农业保险是指保险人为农业生产者（投保人）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自然生产与农产品初加工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风险管理方式。农业保险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农业保险仅指种植业保险与养殖业保险，而广义的农业保险除了种植业与养殖业保险外，还包括从事广义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及其家属的人身保险和农场上的其他物质财产的保险。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目前一般采用狭义农业保险概念，而将广义农业保险涵盖在农村保险的概念之中，本文以下的分析仅限于狭义农业保险。
近年来，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入世过渡期的终结，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作用日益突出，农业保险也受到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体系，是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稳定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1农业保险的特征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农业保险产品具有准公共性和正外部性以及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和高赔付率，因此其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这就使得农业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笔者认为，与商业保险相比，农业保险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保险目的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制度是依据政策目标建立的，而商业保险制度是根据市场（或商业）目标建立的。农业保险的经营不能盈利也不可能盈利，而商业保险的经营则可以盈利；其次，保险方式的特殊性。农业保险通常需要一定的强制性。而商业保险一般是完全自愿投保，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再次，经营主体的特殊性。农业保险一般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或由政府成立的专门机构经营，或在政府财政政策支持下，由其他保险供给主体（股份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等）经营，而商业保险只由商业性保险机构经营。最后，盈利能力的特殊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保险产品一般说来，其保险责任广泛（包括多种农、林、牧、渔业生产中的风险甚至是巨灾风险责任），且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大，从而赔付率较高，不可能盈利，而商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保险产品风险责任较窄，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小，赔付率较低，可以营利。
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仅存的一点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规定散见在其他法律中，而且内容过于原则、笼统，导向性、提倡性多，实体性规范少，这导致在实践中只好运用商业保险的规定来进行规范，而如前所述，农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具有完全不同于商业保险的特征，因此，应该制定独立的农业保险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
2制定农业保险法的重要意义
长期关注“三农”保险业的中国保监会长春特派员刘德江说，“农业保险之所以举步为艰，并不是没有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保险自身缺乏保障。”农业保险法的缺位，已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制约了国家有效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
首先，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缺位已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农业大国，每一次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发生，都给人民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农业保险和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制定农业保险法有利于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稳定下来。“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我国经济也发展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而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的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规范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把农业保险纳入政策性保险的体系，将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规定为国家的职责，将有助于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的稳定化。
再次，适应加入wto的要求也有必要制定农业保险法。在wto框架下，通过农业保险制度可有效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国家可运用财政收入诱导和激励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和投保农业生产者参与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的立法构想
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导致我国的农业保险已不能适应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充分吸收国外立法成果和借鉴我国农业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笔者认为，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立法原则、经营模式、业务范围、政府扶持体系、农业保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监督管理体制等问题。现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作如下探讨。
3.1立法目标
立法目标是农业保险法律的宗旨和灵魂，是农业保险的首要问题，在农业保险法律中具有核心和统帅的地位。在我国，对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有不同看法。我国目前的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市场经济。实施农业保险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要依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和要求，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人多地少，环境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现有的财力物力有限，农业保险的经营水平不高，这些都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既不能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也不能作为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增长的政策。所以，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目标应该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辅，逐步发展过渡到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成熟阶段。
3.2立法原则
关于农业保险的立法原则，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及转型期的现实，农业保险立法除应该遵循一般保险的一些立法原则外，还应体现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原则。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是指对特定承保范围内的险种采取强制保险，对特定承保范围以外的险种采取自愿保险。法定强制保险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农民必须投保，保险人必须承保。农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是基于农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却又是弱质产业，还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经济双重风险的经济特性而提出的。
第二，基本保障原则。我国现阶段开展农业保险，要确定一个能基本保障农民恢复生产、国家财力又许可的保险金额，以免出现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国家补不起的局面。鉴于此，我国应当坚持基本保障原则，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
3.3经营模式
各国采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前苏联的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型模式；二是西欧的政策优惠模式；三是美国的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四是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的日本模式。这些经营模式各有利弊，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我国地域广大，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现阶段设立一家全国性（政策性或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市场条件、管理水平、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取决于地方财力）、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将会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
3.4政府扶持体系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政府的扶持就成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最关键的因素。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扶持不能采取单一的财政补贴方式，必须建立保费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以及再保险等多层次扶持体系。
第一，保费补贴。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的特征，仅靠保险企业市场化经营，往往亏损以至无力继续经营。因此，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补贴也符合wto规则的“绿箱政策”。因此，我国在制定《农业保险法》时应当根据不同险种建立保费和管理费的分级配套财政补贴制度。
第二，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是各国扶持农业保险的通常做法。我国除《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以外，没有其他税收优惠。笔者认为，为了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机构经营成本，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减轻农民支付保险费的负担，我国应该在税收方面，给予保险机构更优惠的措施。
第三，金融扶持。金融与保险都是农业生产的助推器，在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而积极的金融政策又能促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第四，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的保险，直保公司利用再保险，可以达到分散风险，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在保险业务链中，再保险处于最高端。我国唯一的再保险组织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却很少涉足农业再保险业务，导致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缺乏有力支撑。（下转第243页）（上接第169页）
第五，巨灾准备金制度。农业生产中的洪水、干旱等巨灾风险属于不可保风险，农业保险制度完善的国家大多通过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等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在我国财政设立巨灾基金有困难的前提下，通过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农业保险巨灾债券、发行巨灾等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办法。
4余论
市场经济，法制先行，任何一项政策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属性，所以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以确保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沿着法律轨道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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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的首要原则篇10
「摘要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顾客心理安全需求等问题。为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应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加大诚信宣传教育、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关键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社会信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但这一原则的理论阐述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差异。分析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背景
1、最大诚信原则的落实已成为时代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和谐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风险是因为竞争。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本身不是把对手击败，而是比对手领先。但当前保险竞争主体越来越多，却没有一家是又快又好稳健经营的领跑者，几乎全都成为恶性竞争的追随者。恶性竞争就好像一个险恶的漩涡，大家都往里跳，谁都迷失了方向。这是因为产品同质化和费率市场化，导致可供竞争主体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内相互抵毁，违背价值规律高抬手续费、降低费率。
保监会从今年四月开始在广东、湖南试点打击三高：高回扣、高返还、高手续费，以维护市场有序和行业形象。同此，“诚信危机”已成为道德伦理之外的商业景观，“失信”已经是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危险的事实、很可怕的后果。人们惊呼保险不保险。
2、失信惩戒已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诚信危机的出现，尽管已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但终究不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良知所接受。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从风险机制建设和行政方面的态度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为了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为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保险监管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监管体系框架[1].其中之一就是市场行为监管，其核心内容就是诚信有为、失信惩戒。
3、诚信建设已成为共同主题
商品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品质问题要求当事人能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在法制建设机框架下自控、在伦理价值下自主、在风险机制下自省，否则导致契约品质问题出现。尤其是保险业，由于契约的附合性和射幸性，更容易诱发这问题的出现。诚信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诚信建设评价标准已纳入监管的常规检查内容。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天的诚信、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品牌。
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
1、解决保险经营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一方对自己的认知远远高于另一方对他的了解。保险经营尤其如此，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且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却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实地勘查，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却最为清楚；因此，保险人主要也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于是要求投保人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告知义务。对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一般难以理解与掌控，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难以了解。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于是也要求保险人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此项义务[2].
2、解决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典型的射幸合同。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标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因此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已远远高于其所收的保费，倘若投保人不诚实、不守信，将引发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无法承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后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人利益[2].
3、基于保险产品特殊性的需要
尤其是寿险产品它是无形产品，是将无生命的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永续经营永续服务是其特有的职能，诚信便是其生命意义的组成部份。
4、满足客户购买的心理安全需求
保险是客户不需要时购买为需要时使用，寿险购买的还是一份期望、一份尊严、一份生活品质。特别需要保险人用诚信满足客户的心理安全需要，以减少客户的心理成本。
三、最大诚信原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增加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3].所以，保险诚信原则运用的主体应当同时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同时涉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目前，虽然《保险法》对当事人双方的诚信行为提出了法律要求，但保险理论的阐述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较为全面，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关系人的要求则不够，而在现实中保险公司存在的诚信问题较多，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辐射较广。
一般理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由三条重要的法理组成，一是告知，二是保证，三是弃权与禁止反言[4][5].最大诚信原则主要针对投保人或被保人而言，为了保持合同的公平原则，后来才产生了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4].这一内容明显与社会现状相违背。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投保行为规范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这一主体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另外《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
诚信原则对保险人也有明确规范要求。《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归纳起来，《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
1、诚信原则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一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三是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2）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2、不诚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信息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息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为了争夺客户资源造成遵纪守法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绝大多数，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6].
四、贯彻最大诚信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保险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加强保险活动当事人的诚信教育与体系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并不是诚信内容和法律规定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和保护。尽管国家在加强法制保障、加大诚信宣传、加大失信惩戒、考核保险诚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对诚信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1、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现代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曾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2、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在诚信方面已经加强，对失信惩戒的力度也在加大，已经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行业自律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但在如何站在维护行业的整体诚信形象方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如何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加大惩戒方面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并加大惩戒尺度。
3、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一是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二是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诚信数据的管理制度，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营销员持证上岗规定的出台，建立保险营销员专用网络，强化了营销员的诚信行为，但各保险公司之间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平台，如公众网站，现场常设咨询台等[7].
4、结合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诚信宣传教育
保险行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要求，联系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员工进行诚信有为教育。
5、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注入活力
目前，各保险竞争主体的营销体制普遍采用保险人制。保险营销员处于“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地位，无法在社会中树立诚信形象。同时由于首期高佣回报的利益冲击，使一些营销员没有将诚信植根于保险职业的生命之中，见利忘义。如果采取职员制营销，改变营销员身份，将会大大提高诚信水平。
6、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目前保监部门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行为考评体系，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与之相对应的考评指标，更没有形成一套常规的考评考核工作程序。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建立一系列严格的考评体系与科学的考评指标。在这方面，广西保险行业协会进行了两年的诚信考评工作，考评体系按3大类36项量化成100分制的考评指标，以80分以上作为合格标准，对达不到合格要求的保险公司将上报中国保监会和相应的总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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