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定义的变化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09:25:55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未过时;资本主义;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迷;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下,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态势。于是,一些理论家便急不可耐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时,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它并非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变化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要享用工人为他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攫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剩余价值规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存在,矛盾就会存在,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些矛盾会越来越加深,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一些调整,使资本主义仍在苟延残喘。从早期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罗斯福新政”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是在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且实施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没法消除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二、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可以说是资本的积累。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物质财富。无论是1840年前后,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科技革命,都使得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促使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随之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人口大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我们要明白这些主要是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的,与资本主义无本质联系。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全面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它的出现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都是自发地进行的,是实践的需要。机器的改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本来是增加社会财富、缩短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提高劳动强度、增加失业人口、使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手段。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侧面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归来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而最近这几年,美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不得不依靠借贷过日子,而其它被金融危机波及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子也不好过,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的魔鬼了。”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真的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没有关系吗?难道是为了转嫁压力,为扩大他国奴役找借口?还是为了想证明马克思的幽灵从坟墓中复活了?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如果我们稍对马克思主义流行背景进行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但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就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立达在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英国学者吉登斯、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等在他们寻求出路上,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或许他们也并没有觉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四、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的共识范围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经济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找到适合它发展的土壤,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更具有客观必然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合理化趋势,产生了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实际上,与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相适应的只能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人民群众享受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资本主义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它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它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定导致两极分化,而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生产资料私有制衍生出的雇佣劳动制从何谈自由;富得流油的资本家与徘徊在贫困边缘的底层人民,又何谈平等;而所谓的民主程序不正是通过财富决定的吗?所以,我们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1]罗文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4.38-44.

[2]李青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思想[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36-40.

[3]徐崇温.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1.30-35.

[4]陈奎元.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4.5-10.

[5]陈学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J].西南大学学报,2012.6.5-1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和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国家垄断(20世纪初至80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美国约占27%。[3]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4]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6]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经济全球化大潮与中国对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3]赵汇,吴涛.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学术界,2005(6):157~163

[4]郭伟伟.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研究述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2):42~47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3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6]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2).

[7]庞仁芝.在斗争、合作、竞争中把握好二者关系[n].解放军报,2000-8-16.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4

关键词:社会革命;改良;动力;社会民主党

近年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问题的讨论,包括近期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重新讨论,暴露出了思想理论界本身缺少理论依托的弱点。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似乎也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些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知灼见、并且对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变革进程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观点反而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本文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重大变革问题,以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价值的重新认识。

一、改良与“社会革命”

引起人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认识分歧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认识。从词的本意来看,意在通过变革而使不完善的事物变得更为完善的“改良”本应是一个褒义之词。不过,正因为改良之词所含有的这种价值判断,它与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于是,“改良”因为“改良主义”而受牵连。例如,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者因为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把资本主义的一些改良政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相对提高视为改良主义扩大群众影响的一个途径。其实,同样的逻辑(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也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影响了我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对改良的客观认识。

但“改革”或“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某些争议所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人们往往要根据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和形式来予以区别。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曾经在总结他的整个思想结论时提出了“社会革命”的概念:“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这里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更没有针对后世的具体社会运动来谈论“社会革命”,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角度提出一般意义的“社会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这种社会革命带有普遍意义。在此,马克思事实上明确了“社会革命”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即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之分。从内容上看,社会革命是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变革,它既包括了物质领域的生产变革,也包括了表现为法律、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指称为“社会革命”的那些变革并不是泛泛而言的变革,而是带有某种方向性的变革,是以改变某种既定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为目标的变革。正是从这种明确的目的性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一种“革命”性。但从形式上看,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不以单一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在内容上的这种广泛性也决定了它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以突变的政治革命(它往往以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渐进变革的形式出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哪一种形式占主导,但从他特别强调区分的两类变革中不难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无论是经济条件方面的物质变革还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的变革,显然都难以靠一次政治革命来完成,即使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它也是“或慢或快”地进行的。如果把这种渐进的变革看作是改良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改良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形式或过程。而且,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的变革都是在渐进的形式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渐进的变革积蓄了社会突变的力量和条件。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恰恰就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简单归之为暴力的“政治革命”为手法的。

用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革命观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把19世纪末以后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试图克服或缓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继续保持其创造力的活动纳入到这种广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历史范畴中。在此,我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由两部分基本制度构成的一个整体,一是作为其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制度,二是作为建立其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筝命可以是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而20世纪的资本主义无疑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经历了一场“渐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前提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怍为一种政治制度面临的危机。危机促进了变革的力量和因素的发展。不过,促进变革的力量和因素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其中,既有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无意识的自发变革因素(它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方式调整上),也有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有意识的变革因素(它体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中)。而且,即使是后者本身,它也是由多重力量构成的,既包括了人们一般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组织力量,也包括了资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和组织。事实上,作为一个时代的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不同的力量都意识到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危机,并试图改变它。但不同的力量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式的选择显然不同,既有试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调整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的。而且,在最初以超越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力量中,也既有试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通过渐进的改良来为最终的超越积蓄力量和条件的。后者显然又与上述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改革力量在方式的选择上接近,并因此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更多的相互容纳趋势。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织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应该说,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这些力量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从结果来看,改良的力量而非政治革命的力量主导了变革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力量在推动变革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

二、社会变革的动力

与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机制何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过于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动力,我们事实上忽视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内在的变革动力。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两种变革形式与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力量。一种是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相联的内在市场动力机制。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它在不断地驱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适应变化的生产条件,并由此驱动生产的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人为的过程,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矫正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失败之处,并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新的社会生产的变化。其中,以下三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政府的作用是这一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发的过程,后两者体现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

首先,竞争和积累是资本主义不断变革和适应变革的内在动力。

人们常常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为了生产和交换而不顾后果、但却有活力的制度,实质上就是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而其关键就在于该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机制——竞争和积累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断确切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变革的特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的确,不停滞的社会变革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其他制度的一个基本制度特征。这一特征根源于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原则基础上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始终的、最强大的动力。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和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作为个体的资产者,他需要在不断的竞争中生存,为此他需要不断地使自己适应变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积累过程中,利润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变化的杠杆。它是一种诱惑,因为赢利的可能性是企业主进行再投资的动因;它是一种杠杆,因为投资创造带来变化。因此,马克思把积累视为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摩西和先知。竞争和积累的需要驱动了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创新,包括生产过程、企业的组织和积累的战略以及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扩展。同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也是以维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为前提的。

当然,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伴随竞争和积累的同样也有生产的动荡和破坏。不过,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这种破坏性与资本主义的创新机制联系在一起。同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变化的体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旧产品、旧程序、旧体制不断地被新生事物取代的过程。产业突变“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此外,熊彼特还强调了理解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要从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某一个瞬间来判断这一过程的意义。二是承认某一个经营战略只是在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和在这个过程造成的形势中才有它的真正意义。而如果哪一天“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它就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了。也就是说,一旦它失去了这种竞争和积累的动力,它也就失去了它的“职能”。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熊彼特更为强调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经济结构的革命化意义,而马克思更为强调这种破坏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危机意义。

当然,如下面我们所要谈到的,20世纪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了保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机制,国家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不过,这些调整的限度在于适应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广泛运用,以及与之同时福利国家之所以得到普遍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并不矛盾,它们适应了福特主义时代的那种高增长、高积累的模式。它们只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的要求往往只有在同时满足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后才是最可行同时也才可能是功能最大化的。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还是福利国家模式,一旦它们在社会积累方面的功能受到削弱,它们作为一种政策模式的动力也会相应被削弱。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关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有关现代福利社会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它们对社会积累的价值。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的竞争和积累机制本身也在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变化着。这不仅包括资产者之间的竞争环境的变化(这既包括了竞争主体之间的变化,出现了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多层次的竞争;同时也包括了竞争空间的变化,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竞争),也包括积累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后者主要显示为国家对市场的规范和控制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以及国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的服务机制的变化。这些也是我们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机制研究不能不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其次,阶级斗争依然是推动社会改革进程的一个有力因素。

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作用首先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渐进的社会变革进程似乎也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意义受到削弱,但从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变化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形式变化以及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始终能够看到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分化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斗争激烈趋势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生产和社会关系调整的原动力。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首先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方式的变化,迫使资产阶级在积累的组织形式中越来越多地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作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也促使国家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而更大程度地干预劳动市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最重要变化,即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国家作为一种形式上超越具体的阶级的力量对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调控,都直接或间接是受阶级斗争的形势驱动的。如果撇开了阶级斗争的因素,人们很难解释推动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政治民主和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因素。

当然,应该承认,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结构显示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尤其是新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所造成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直接影响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形式。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被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形式纳入到了合法的制度框架中,由此而促进了非暴力的改良政治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活动形式,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以及一系列政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形式都日益体现了这一特点。阶级斗争从简单的对立发展到了既有对立也有合作的形式,这促使人们从新的视角考虑阶级斗争的作用。同时,承认阶级斗争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因素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变革都能够以阶级斗争来解释,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冲突中,阶级斗争也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种族以及其他不平等因素同样是许多社会冲突中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传统的阶级斗争的会聚使得现代社会冲突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这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再者,政府活动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

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尤其是作为国家职能集中体现的政府的作用加强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变化的一个突出因素。而政府的作用实质上是不同的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尤其是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变化使得政府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除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外,一些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托的政党也日益把参与和影响政府的活动作为了主要活动领域。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在生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方式,包括其调整的方向、政策的选择实质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影响的平衡结果。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作用及平衡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具体来说,政府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即人们所说的由其惟利是图的本质所决定的不道德的一面的约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规范,尤其是通过对伴随资本主义生产集中趋势的垄断的限制政策,以及对劳动关系的规范和约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资本主义末期所表现出的无序和动荡加剧趋势。在此过程中,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赋予了原本不受或者说不愿受约束的企业。由此而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本单位的企业不再简单是完全自主的经济行为体,其积累的需求要受一定的社会要求的约束。其二,政府职能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无能为力之处。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赖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是其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但这种机制本身对伴随该市场机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同样有可能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政府职能加强的另一作用就体现在由国家或政府承担了对许多市场机制本身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的责任,如贫困问题、种族以及性别的不平等问题,缓和这些问题的主要责任越来越多地由政府承担了。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是其集中体现。其三,政府越来越多地作为直接的行为者参与并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而使得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例如,政府通过其在国家研究和开发机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资本主义保持其创新机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作为经济的调控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日益突出的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状态。它们成为20世纪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体现之一。

当然,政府在这些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政府的实际作用进程和结果。所以莱斯利·里普森强调要注意不同政治体系对于重大变革的吸收能力和完成方式上的重要区别。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显示的正是这一进程。但无论如何,我们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显示了对改革的更大适应能力,这不仅只是就上述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竞争和积累的动力作用而言的,同时也是指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对不同阶级以及阶级冲突的吸纳机制,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

三、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渐进的社会变革

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欧洲社会的变化时,不能回避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但过去人们主要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的角度看待该问题。而如果以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许能够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有一个多层面的理解。

首先需要澄清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欧洲资本主义变化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与两个进程联系起来,一是福利国家,二是民主政治。一些说法甚至直接就把福利国家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产物。其实,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的变革,以及福利国家的演进历史中我们看到,福利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只能从20世纪调控资本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而调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时代产物,是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上半叶客观的历史环境。即使从思想和政治渊源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多种思想和政治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至少我们可鉴别出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对这一进程施加的不同影响。福利国家的出现本身事实上是这些不同力量之间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也显示了一种政治共识。其共同的基础在于认同需要政府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需要平衡不同的社会集团的需求。

当然,这些不同力量在思想和政策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倾向,它们通过各国战后围绕政府的具体职能发挥、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民主政治的斗争反映出来。一般来说,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政党更为强调社会的平等,并由此更为强调变革现存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更倾向于强调国家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控制,以及调节社会关系的再分配政策。在社会政策方面则更为强调基于“公平”原则的普遍主义政策。而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政党更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机会的平等,更为强调尽可能利用市场的功能,在社会政策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基于“效果”的更为严厉的资格限制政策,更为强调“对个人的激励机制”,由此强调资格限制和个人贡献。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时期里,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几乎成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象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它们的活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欧洲福利国家建设。

从民主政治意义上说也是如此。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最终走向改良主义道路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势下,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选择了改良主义道路。但在参与民主政治的目标和方式上,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一个总的趋向是日益淡化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目标色彩,而进一步融入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之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却由此强化了自己作为现实世界的改革者的地位,因为这种转变本身使它们成为了稳定的执政力量。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的“大政府”时代就是这种影响的最主要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使自己融人民主政治而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尤其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一系列的政府的经济民主活动而改变了现代政治的议程,其直接结果就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了。

不过,在判断欧洲社会民主党以及渐进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不是以德德为主要尺度。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叛同样也包含了道德的批判意义,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反对仅仅根据道德的理由来批判资本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批评了那种根据分配或出于道义的愤怒谴责资本主义的做法。“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在没落的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这一论断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一个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主要根据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是否适应,而不是所谓的分配或道德。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渐进的社会变革的意义(或者说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判断的根本依据只能是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适应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是否实现了社会革命所追求的使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目的。或者说,这种变革究竟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因素,哪些因素是不可变的。

由此我们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从多个层面改变了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趋势。从生产的组织来看,它从资本的构成、生产的空间和规模、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积累战略、生产的市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关系等各个方面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适应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社会关系方面它通过劳动关系的改革、国家对经济以及生产过程的调控等方式改变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状态;它通过社会冲突的协调制度和政治民主化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趋于激化的阶级冲突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框架之中。同时,它通过国家承担更大社会职能的方式,尤其是通过社会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机制的失败。也正是这些变革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保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赖以成立的竞争与积累机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道德的一面。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5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质变;内在否定

随着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

[2]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105,294;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6

关键词:资本主义本质影响

abstract:FromBritishbourgeoisrevolution,capitalismhashistorywith360years.Sincethesecondworldwar,especiallysincethe1980s,capitalismhasundergonegreatchanges.todaywefacecapitalism,isdifferentwithcapitalismwhichhasbeengivenprofoundanalysisbymarx,engelsin19century,andalsodifferentwiththecapitalismwhichhasbeenincisivediscussedbyLeninatthebeginningof20centuries.

Keywords:capitalism,nature,influence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20世纪初,列宁又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的垂死的阶段。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尽管发生过世界性经济危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但没有灭亡,反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明显地占有优势。相比之下,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却遇到了严重挫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呢?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像少数西方学者预言的那样,已进入了一个“无限制”的、“长期繁荣”的发展阶段呢?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已有360多年的历史了。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既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深刻剖析过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也与20世纪初列宁曾精辟论述过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

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哪些新变化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总的说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目前,不少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用于社会福利开支,从而使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状况也相应改善,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生产力,而且使生产力还在发展,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具体地说,在税收、福利政策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和手段限制过高的收入和过度的垄断,使得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在所有制上,股份公司甚至雇员股份制的广泛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经济的运行增强了计划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大减弱;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等等。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仍然存在,但这种波动性在减小,经济危机的破坏力明显下降。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发展,有时还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3/4,仅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约占世界的l/4。产业结构、工人队伍结构出现新的变化。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以金融、信息和其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已上升到2/3。

当代资本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增强经济的计划性体现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发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的规律。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无计划的市场经济,完全听任市场的无形之手去左右经济运行,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地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那场风靡整个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之后,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了加强经济计划性的重要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经济计划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以1948年欧洲各国建立“经济复兴计划”为发端,经济计划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正常的调节手段。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言,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例如,法国和日本采用中长期全国性计划,德国和英国实行中短期全国性计划,甚至不把计划作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美国,也在一些部门实行局部经济计划。正是鉴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得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相结合,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新的变化事出有因,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主要原因就在于它采取了一些自我调节的手段。首先进行了社会改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根本制度所许可的限度内,对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较大幅度的调节、改良,包括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推行了许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改革,实行劳动法、最低工资法、公共福利、公共卫生体制、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等措施,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成熟的新体制。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开始重视经济计划的作用,加强国家干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盲目性和破坏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加强了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扶持。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

三、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

当然,这并不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解决了公平问题,已经消除了两极分化,只是说它们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和手段来限制过高的收入和过度的垄断,从而缓解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当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调节和改良,从根本上讲,都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日益社会化之间的固有矛盾。首先要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根本改变。有人说,随着股份制的发展,拥有股票的人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西方发达国家会发展成为“人人都是资本家”的社会。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绝大多数股票还是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或资本财团手中,大多数股民只是持有很少股票的小股东。在股份制的实际运行中,只有大股东才真正具有参与企业管理和重大决策的权力。所以,实行股份制的结果仍然是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次,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继续存在和扩大。在1979年,美国最富的20%的人的收入,比最穷的20%的人高出3.5倍;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9倍。在英国,最富的20%的人所占有的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的10倍。第三、资产阶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第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科技、军事和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操纵有关经济组织,抢占市场,转嫁危机,掠夺和廉价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历史规律不可改变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变。它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平衡和不适应的自我调节,只能在其根本制度容许的范围内来进行,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克服。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搞资本主义或宣称在搞资本主义。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真正称得上是发达国家的只有二三十个,而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基本上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这些穷国、弱国来说,资本主义连表面和暂时的繁荣都没有带给他们。相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穷国、弱国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四、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和冲击。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和平演变”的危险。两级格局解体,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美国霸权主义的扩张。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影响力缩小,一度跌入低谷。

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并没有消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是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在深化发展。资本主义新变化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而且不断积累着社会主义因素和向社会主义过度的形式。促进人民思想解放,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社会主义国家大胆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东西方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并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东西方社会主义将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日益超越国家的范围,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融合并走向新的高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从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无疑将作出进一步的调节和干预来缓解矛盾和危机。但只要这种调节和干预还是在私有制的框架内进行,那么,它的作用就必定是有限的。在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社会主义就还得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地球上并存下去。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参考文献: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7

【关键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趋势

一、新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个体资本所有制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股份公司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取代个体资本所有制成为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所有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其次是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反抗力量的不断壮大,资本家及其人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促使工人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意志,主要有一:职工参与决策,旨在协调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其二,终身雇佣,旨在为了增强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意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统治;其三,职工持股,旨在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工人产生归属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此外,还建立并实施了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者的安全和保障需要,保证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改善劳动者的社会状况,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由此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劳动者在三大产业的分布来看,农业劳动人数锐减,工业劳动人数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大增,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超过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从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分布来看,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此外,从事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输的“知识工人”增多,非知识工人减少。近年来,美国数百万新就业者中,知识型工人占90%。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日益知识化和专业化。特别是剧变以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肆扩张和蔓延,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到麦当劳、可口可乐,世人无不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使之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目的。

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改变。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国家已经承担起了提供财产保护、增强国家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保持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维持竞争秩序等重要职能。经济危机形态变化表现在: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干扰减轻,破坏性减弱,生产下降的幅度减小,失业率有所降低,企业破产率减少;危机周期的长度缩短;经济危机的四个阶段之间的差别有所减弱,各阶段的交替过程已不如过去明显;对整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显著增强。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作为资本国际运动的主要形式,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西方国家,作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在迅猛扩大。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政府官员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垄断资本主义“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较长的时期”,“由于它采用了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一些改良措施,求得了生存,甚至还拓展了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愈合的痼疾,它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和缓和的地步,最终将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积聚和加深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正在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形势和条件。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仍在继续进行,远未终结。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将继续推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将继续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的企业制度革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模式的变革将继续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国家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以致最后完成这一转变。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趋势继续加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推向更高的层次。

国家干预也不能完全实施和协调产生于经济体系的各种驾驭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将伴随着各种失衡、失调、波动和危机。在信息技术普及和产业结构大变化的条件下,结构性失衡和危机更加突出,阶级矛盾更加扩大。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依旧。为了把垄断性和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强加于各国之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加强了它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以巩固它在全球的霸权。今后国际社会的称霸与反称霸、支配与反支配、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斗争,将不断展开。当前,各种反资本主义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正蓬勃兴起。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是科学技术、生产力加速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困难,经济增长的高度集约化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财富大规模积累和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全球化加强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超级大国坚持推行霸权主义和世界向多极化格局过渡,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危机的加深,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思想文化衰落两个相反趋势并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越来越畸形化。法国学者博德认为,要摆脱困扰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逻辑,阻止商品和货币关系的普遍统治和发展,建立更加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01).

[2]赵金飞.如何认识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04).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系;启示

中国是“后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生产大国,这源于中国是目前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阵地。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之飞跃。如果理论不能够指向于实践,则意义何在?基于“一球两制”的基本现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生存”无法摆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以往脱离了现实考量,仅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傲慢姿态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需要。于是,探寻“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命题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过去的日子”一样压迫着中国的理论界,而这样的寻找必然是要基于新的了解、新的思路与新的判断。

一、理论争议之不逮与谋求发展之为先:思维与操作

1.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思维方式之变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要求改革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与之相伴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即“两个必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将历史上出现过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形态做出一一对应,比如说奴隶社会用金属消灭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用冶铁摧毁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用枪炮使封建社会殆灭,而这之间的过程伴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在新的生产力发挥巨大作用以后,人们恍然发现新的生产关系已不容置疑建立。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同时标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内蕴依存”的关系树立了资本主义天然的敌人,也注定了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先天的斗争性。

马克思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即“两个绝不会)这表明社会主义主流理论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刻。

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遇到的挫折,许多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失败论”与“破产论”;反驳者则坚持马恩的“必然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过是技术层面的变化,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是偶然现象。两种论述形同芒刺,但是实际都来源一个前提:只有资本主义的失败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成功。其实,战后资、社两方的新变化正好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两个绝不会”的论述,这就是“一球两制”的理论依据。

2.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剖:实际操作之变

第一,资本主义的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属于生产力范畴,包括资金、设备、科学技术等,由于无阶级性,可以并且必须学习继承,因为“历史不外乎是各个世代的一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2]第二层是生产关系范畴,经过“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诸如金融制度、贸易制度与市场机制等中性的反映“生产规律”的生产关系[3],亦可借鉴使用;另一个部分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例如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与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容。第三层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文化上层建筑,需要区别对待。

第二,社会主义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依赖,所以“我们不妨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4]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5],在“四项基本原则”的保障下,社会主义发挥后发优势,师夷长技,吸收资本主义的长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自身。而判断是否吸收的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而不在于姓“资”还是姓“社”。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厘清:思路与进路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作一个限定,否则将进行模糊的争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至今基本经历了从“盲目对抗”到“战略合作”的阶段,而“当代”的概念需要从“战略合作”阶段开始计算,亦可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开始研究。选取这个节点的原因是它突破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互相开始打量和正视自己的对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新的调整、社会主义阵地大门的敞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出现与应用都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打下了新的注脚。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样具有攻击色彩的论调将在“和平与发展”的全球语境下逐渐淡化,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关系处理思路。

1.对立与统一:基于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之现状

本质上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具体在经济上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和按资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对立。资本主义二战后对生产关系作出部分调整,通过“凯恩斯主义”来调控经济,但未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本质;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早就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烙印,仅存其工具属性。

政治上,资产阶级专政与人民当家做主和不但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其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但并未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以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民主专政为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扩大完善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备的结合[7]。

意识形态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立。在任何社会中,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的思想占据正统地位,而意识形态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肇始。

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关系,指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联结、渗透和贯通的性质。具体表现为相互依存关系和借鉴合作关系。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9

【关键词】否定性思维文化极权主义建构物化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产生的时代相比,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未曾被经典著作提及的新现象。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以文化视角作为切入,作为文化的直接生产者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并未得到足够的分析。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出发,对马尔库塞的著作进行分析,并梳理出西方知识分子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极权”下的处境,以补原书之不足。

一、马尔库塞论述的局限性

马尔库塞提出了“文化极权主义”的概念。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缺乏否定性声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不是暴力统治,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建构。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白领化,从而把否定性声音缺失的原因归结为白领化了的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削弱。不容否认,马尔库塞关于“文化极权主义”、否定性缺失以及工人阶级白领化等社会现象的分析是很精到的,但是,这些现象反映的本质,与其说是工人阶级革命性的丧失,毋宁说是知识分子处境的尴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抹杀的启蒙作用。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处境显得更为尴尬。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加上文化的俗化,严重动摇了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文化极权主义”的建构,使得知识分子启蒙的受重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话语的空间受到严重压缩。《单向度的人》没有单独论述知识分子问题,但通过梳理书中的有关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相印证,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文化极权主义”下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主要体现在概念外延的模糊、否定性思维的缺失、本身的物化、精神产品的过度生产,以及受众状况的变化等五个方面。

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概念外延的模糊

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隶属于统治阶级,阶级地位从来都是尴尬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知识分子”概念的外延还是明确的。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提供体力劳动,也没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而少量掌握了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则毋庸置疑地成为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是相对明晰的。知识分子一面为统治阶级提供脑力劳动,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统治制度的否定和批判。而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体力劳动的强度被减轻了,而脑力劳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这就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的劳动者也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因而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的潮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已经不再成为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之间天然的界限,知识也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文化极权主义”导致了文化的俗化,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神圣地位被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所消解。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提供脑力劳动的义务已经模糊不清,这使得知识分子在获得更多否定性思维的自由的同时,又从某种意义上丧失了否定性思维的特权。

三、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否定性思维的缺失

随着普通劳动者知识水平的提高,否定性思维成为了知识分子最后的精神阵地。然而,在一个否定性思维全面缺失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然受到整个社会潮流的影响,不可能独自保留批判精神。即使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发出否定的声音,这声音也很快会被“文化极权主义”淹没。马尔库塞指出:“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1]马尔库塞把变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的身上,但我们看到,事实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人并非没有发出过否定性的声音。西方世界有过知识分子精英的深刻批判,有过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本身的女权主义、东方主义以及种种边缘思潮。根本制度的改变被转化为局部政策的改变,越来越流于商业化的肤浅和浮躁,这也不啻为一种思想的异化,即由双向度思维异化为单向度思维。知识分子有限的批判精神在大规模的商业化复制和文化建构下迅速地异化为单向度思维。

四、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劳动的商品化

知识分子劳动的商品化,即知识分子的物化。马尔库塞指出,由于劳动特点与生产工具的变化,生产的机械化不断地降低劳动中所耗费体力的数量和强度,从而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文化。劳动者受奴役的地位不像从前那样明显了。因此,马尔库塞重新定义了“奴役”的概念,他说:“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工人的个性仍然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因而他们仍然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仍然没有摆脱被奴役、被物化的命运。然而,毕竟有不少知识分子仍然在独立思考,在从事着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那么他们是否摆脱了被奴役、被物化的命运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产生的时代,工人主要提供体力劳动。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相对简单,只需要资本家以工资形式提供少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是比较激烈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劳动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产品的相对过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资产定义的变化篇10

关键词: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只有从历史与理论、现实和未来的结合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表现

二战后,西方国家总结罗斯福新政和战时经济管制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20多年的稳定发展。然而,1973—1974年冬季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夏季的国际性震荡,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猝然推向一个痛苦的“滞胀”时期。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综合症”,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地位,而且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为了对付“滞胀”,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削减福利,扩大对外贸易等。这些措施虽然对治理“滞胀”有一定的成效,但又引发了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国家债务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等新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力图在资产阶级右翼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和“新治理”,以求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后现代社会等世界重大变迁的回应,“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家与市场、风险与安全、权利与义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正是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