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问题篇1
摘要：行政处罚是一种惩戒性的行政执法行为，被广泛运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它一方面是维护行政权威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侵害性很大的具体行政行为，很容易被滥用。一旦被滥用，将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成直接的威胁和损害。因此，行政处罚历来是行政法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行政处罚；特征；原则；案例分析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对于权力的授予和控制一直是相伴而生的。任何公权力都有被滥用的风险。行政机关在其自身裁量权范围内，是相对自由的空间，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相关违法行为。我们试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行政处罚的相关问题。
一、案情简介
J县公安局受理了秦某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案。J县公安局传唤秦某到J县公安局小吕寨派出所，对秦某进行了询问，秦某称：2012年8月份已经对猪场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补偿，共1262086元，但没有给我重新安置猪场场地，10月14日我就不让他们施工了，2013年3月22日上午施工队准备施工我阻拦他们。2013年3月29日，J县公安局从J县国土资源局调取了巨土罚字（2012）第1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2年8月13日作出）及送达回证、送达照片，决定书认定成殿英擅自建猪场，决定限期拆除并罚款。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显示：被告2013年4月16日告知了秦某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享有陈述和申辩权，注明“秦某沉默不语”“被告知人拒绝签字”，笔录有办案民警党涛、张雷签字。J县公安局经审批于2013年4月16日作出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秦某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卷内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注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被处罚人宣告并送达。被处罚人拒绝签字”。有办案民警党涛、张雷签字。卷内2013年4月17日的行政拘留通知书注明“成殿英拒绝签字”，有办案民警朱立明、张文杰及见证人成某签字。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执行。秦某不服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向邢台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邢台市公安局作出邢公行复字（2013）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J县公安局作出的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理论阐述
（一）行政处罚的定义及特征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但未构成犯罪的行为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处罚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一种制裁性的行政行为；对于受到处罚的行政相对人而言，是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行政处罚的特征如下：
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是行政主体。拥有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权。其他国家不是随便享有和行驶行政处罚权的。只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有处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才拥有处罚权。而且并不是每一个领域具有行政处罚权，对于特定领域只能改机关行使，其他非主观行政机关是无权行使的。
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是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外部行政行为。区别于行政处分，行政处分是针对内部人员的管理、任命等，受到一定的范围限制。
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其以惩戒为目的，针对已经发生的行政违法行为作出，不因违法行为的中止或者结束而停止。区别于行政强制的督促功能，对于义务人开始履行相应义务时，行政强制行为即停止。而且从时间的延续性来看，行政处罚往往是一次性的，而执行罚则可多次采用直到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二）行政处罚的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是指只有法律可以设定各种类型的行政处罚，法规及规章可在一定权限范围内设定行政处罚。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处罚的主体以及其职权也是法定的，这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被处罚行为法定，是指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为依据。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法无明文规定不受处罚。处罚的种类、内容和程序法定。实施处罚，不仅要求实体上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要求程序合法。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公正公开原则。作为处罚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要求行政处罚必须公平、公正，没有偏私，设定和事实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未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以及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处罚并非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我们通过行政处罚目的是制止违法行为，同时也预防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又不能单单依靠教育的力量，必须以行政处罚权作为后盾，责令其改正。
（三）行政处罚的条件
我们说适用行政处罚，首先要求行政主体适格，即游享有法定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其次，行政处罚必须是以违法行为为客观前提，发生了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作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惩戒，而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对象也需要适格，即达到了法定的责任年龄并具备责任能力。行政处罚也应当符合法定追究的时效。
三、案例评析
结合上述理论阐述，我们来看上文中提到的案例。被告J县公安局受理了秦某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案后，进行了询问、调查，证人证明成殿英家找人助威，未证明秦某找人聚众实施扰乱秩序，J县公安局对秦某按聚众扰乱秩序的首要分子进行处罚，我们认为主要证据不足。J县公安局认定秦某组织多名村民阻挠邢衡高速施工，邢衡高速系项目名称，并非单位名称，J县公安局对秦某扰乱了哪一个单位的秩序，秦某阻拦施工是否侵犯了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均未进行调查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共五种违法行为。第二款是对聚众实施第一款行为的首要分子的处罚。J县公安局虽以扰乱单位秩序立案，但未认定秦某实施的是何种违法行为。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是扰乱公共秩序，不是扰乱单位秩序，据此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采纳。J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若该项目施工单位为合法中标的河北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该标段由公司成立的第九标段项目部管理；施工方与落实征地补偿不是同一主体；被上诉人家在控制区范围内；被处罚人秦某2012年12月25日、2013年3月22日、2013年3月23日、2013年4月16日多次以“邢衡高速拆迁了我的养猪场，共补偿我126.2086万元，没有重新给我安置猪场场地。”为由，以暴力胁迫手段阻扰施工方施工，并以支付报酬的方式组织村民聚众阻扰施工，有相关证人证明秦某阻扰施工的事实，且秦某家的拆迁补偿款已补偿到位。因此，被上诉人扰乱施工单位工作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同时河北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具有合法的施工资质及工程施工权。被上诉人以拆迁补偿问题未解决为由，阻拦施工，侵犯了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秦某与召集人成殿英本就是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聚众实施扰乱单位秩序行为，对秦某按聚众扰乱秩序的首要分子进行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以上情况都满足的话，那么公安局进行处罚的行政行为是符合程序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系）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行政处罚问题篇2
一、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急剧增加，为了有效履行广泛的监督管理职责，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据调查，1991年，仅北京市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就达800多万次，其中罚没款物处罚700多万次，折合金额9000多万元，警告拘留违法人59.9万人次，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756起，拆除违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机关广泛行使处罚权，对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承认，目前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处罚手段跟不上，难以制止和纠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二是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统一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制定处
罚法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遇到很多困难。www.133229.Com（1）违法现象日益增多，行政机关现有处罚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药违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时达1.3万起，卫生检疫违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为277起。对于酒后开车、超载运输、道路遗撒等现象仅采用小额罚款已远达不到制裁效果。（2）执行处罚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预和妨碍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据反映，北京市每年查处900万起违法案件，除现场处罚外，有近500万起处罚决定存在执行问题，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0年发生妨碍公务案件1.7万起，造成13名执法人员死亡，754人重伤，35人致残。（3）处罚制度不健全，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处罚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要求、程序、原则及幅度等内容的规定不统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超出法定幅度规定人身罚、财产罚，致使设卡罚款泛滥成灾、劳役罚花样翻新。许多县、乡、区自行设定各类处罚，严重破坏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正处罚相对人。坐支截流、非法获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3）行政机关处罚管辖权不明确，出现多个机关争夺一项处罚权，"互相打架"。如海关与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与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的摩擦纠纷。据统计，目前已有16对机关在处罚管辖权方面出现争执和矛盾。由于多机关处罚和重复处罚，给公民法人带来不公正的处罚后果。（4）行政处罚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证据规则，出现大量罚款不开收据、扣押财产不列清单、吊销许可证不说明理由、处罚不告知诉权等随意处罚现象，侵犯权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此，制定行政处罚法对于限制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事后监督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不公正行使处罚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对处罚行为加以事前事中监督，避免违法处罚实施造成的损害。为此，制定一部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享有什么处罚权、如何行使处罚权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完善对行政行为的事先监督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法制统一。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政府管理注重计划与命令、强调制裁与禁止，助长了行政处罚中"为罚而罚"的不良观念，忽视了说服与指导、服务与保障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传统的管理经验与观念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管理模式。现代经济要求政府多服务，少计划，多指导，少命令，多监督，少制裁。为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多机关职能交叉、争抢处罚权，为了罚款而罚款，忽视指导与服务的现状。而重新划分处罚权，转变单一处罚职能、增强服务与指导观念必须通过统一的立法才能完成。有同志认为，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处罚条款多出自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部门法的方式解决行政处罚种类不齐、力度不够、程序不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加之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一事再罚、多机关争夺处罚权、罚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并不是缺少一部处罚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协调、行政组织权限不明、财政体制局限性、执法人员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制定一部处罚法就得以根除的。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悲观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罗万象、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弃它。行政处罚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现存的问题。一是通过规定处罚设定权的归属来限制各级政府滥设处罚的权力，从而结束所有机关均可创设处罚的混乱现状。二是通过规定处罚程序规则切实有效地保障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可以保证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得以顺利执行。
二、行政处罚的性质与设定权
国内对行政处罚的表述似大同小异，一般表述为：“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法律规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有些著作则在“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后加上进一步的限定：“尚未构成犯罪”。其共同点是：第一，强调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特定国家行政机关。有些再加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强调被处罚的行为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第三，强调行政处罚属于行政制裁范畴。第四，就被处罚的行为而言，有些强调了“尚未构成犯罪”，有些未予指明。但其实，有些作者对此并未予以深究，因而在不同的著作中，有时强调有时则忽略不计。现在看来，“尚未构成犯罪”关系重大，容后论述。
行政处罚的本质是权利义务问题
世界各国在行政处罚制度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实施处罚的主体，有的国家就并非行政机关所专有，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世界各国都认为行政处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说违反行政义务所实施的行政制裁。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惩罚。法律的核是权利与义务问题。行政处罚的本质，也就是合法地使违法人的权益受到损失。例如罚款，就是合法地使违法人的财产权受到损失。或者说，使违法人承担一项新的义务，罚款就是使违法人承担金钱给付的义务。由于后一义务是因违法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而引起的，因而可称之为新的义务。
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通过处罚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从而使违法者吸取教训，杜绝重犯。因此，可以说，处罚施于违法者的不利后果，应大于违法行为对社会或个人已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否则将难以达到处罚的目的。需要强调的是，行政处罚实施处罚的主体即特定行政机关来说，也同样涉及权利义务问题。对违反法定义务人予以处罚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同时又是行政机关的一种义务和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予以处罚，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就构成行政失职。与滥罚一样，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职权与公民的权利不能混同。职权必须履行，不能放弃，因而它同时就是职责。既然行政处罚的本质是权利义务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设定权指通过立法规定出现何种情况、在何种条件下应予何种处罚的权力。不能把这种权力与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混为一谈。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是将法律的这种设定落实的权力。一般地说，处罚设定权与实施权应该分离，不能由同一国家机关行使，这应是行政处罚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实施处罚的机关自己可以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实施何种处罚，就可能导致处罚权不受约束，而且可能造成某些行政机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行政处罚权，追求部门利益，同时尽量减少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违背行政法治原则的。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关的统一规定，我国在行政处罚设定权方面，情况还相当混乱。当前“乱处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设定权的混乱引起的。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于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纷纷自设处罚权。这是将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与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混为一谈，有的则是将行政管理权与处罚设定权等同起来。加之罚没制度的某些不完善，使处罚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乱处罚当然成为不可避免。对行政处罚设定权加以界定，将是从根本上解决乱处罚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在影响公民权利义务方面作出规定的，应该说，只能是法定的有权机关。这实际上也是世界通例。尤其是涉及人身自由的处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享有设定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到今天，这一原则绝对不能动摇。至于针对行为能力、财产与声誉的处罚，应该允许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享有设定权。
规章有无处罚设定权或有多大设定权，可能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由于我国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数量众多，自己制定自己据以执行。而目前设定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又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规章。因此，很多同志主张规章不能设定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从实践上看，为使行政处罚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规章不应有太多的处罚设定权，但在法律法规或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规章可以按授权的范围设定处罚。由于除了法律法规授权外，有规章制定权的政府经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可以通过规章设定处罚，所以地方规章在处罚的设定权方面将比部门规章有更多的活动余地。这也比较符合我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三、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1、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包含几层含义：首先，处罚法定原则指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予处罚时，才能受到处罚。只要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就不能给予处罚。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出于同一精神。处罚法定原则是法治主义的必然要求。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作为私人的公民都可为之，不受法律追究。它反映了公民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它与凡是未经法律授权，政府都不得为之的原则是相对称的。在现代社会，这些原则构成了公民自由和自身安全感的基础，使得公民能在法律保护下放心大胆地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从而使国家充满活力。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法律要让公民能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公民不能明确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法律对这种合法性的保护，终日处于惶惶不安、畏首畏尾之中，不知何时何地将有什么处罚或刑罚降临头上，还有什么积极性、创造性乃至市场经济的活力可言！当然，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是否应象处罚设定权与实施权一样分离，还需讨论。处罚与管理是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一般不应分离。但某些行政部门，由于性质上的特殊性，经法律规定，也可分离，至于西方有些国家将调查与处罚相分离的作法，有其科学合理之处，可以借鉴。其次，处罚法定原则还意味着，处罚的范畴、种类、幅度以及程序，都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依法实施。“可以处罚”，“可以罚款”之类的笼统规定，以及在处罚时任意变更范围、种类、幅度和程序的作法，都不符合处罚法定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与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并不矛盾。在我国，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处罚范围、种类、幅度以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并作出裁决的权力。如治安管理处罚，行政机关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在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处罚种类，罚款在1－200元，拘留在1－15日的幅度内进行选择。脱离有关种类与幅度规定的处罚，是违法的。笔者倾向于对自由裁量权作狭义解释，不能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的领域内都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当然，即使在自由裁量的范围以内，也有一个合理、适当与否的问题。对合理的良好掌握，反映出执法者的素质和水平。正因如此，法律法规在规定自由裁量权时，应该尽可能避免过粗过宽规定。规定可以罚款，是有种类无幅度；罚款20元至3万元，虽有幅度但失之过宽，这些都不利于行政机关恰到好处地掌握合理性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还意味着处罚机关必须是法定有权机关。只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有实施处罚权的机关才可以实施处罚行为。处罚的机关是特定的。特定的行政机关只能实施法定内容的处罚，如公安机关只能作治安管理处罚，而不能作工商行政管理处罚。目前，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的情况还时有所闻，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委托某些组织或个人进行行政管理是可行的，但对直接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事项如处罚，以不委托为好。
2、“从轻从旧”原则，这也是行政处罚的重要原则。所谓从轻从旧，包括如下含义：第一，新的法律实行以前的行为，如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当时的法律；第二，当时的法律和新的法律都认为是违法，但规定不同处罚的，依照当时的法律给予处罚。但如果新的法律不认为是违法或处罚较轻的，依照新的法律。所以从轻从旧，“从轻”是主要的，“从旧”要服从于“从轻”。但“从旧”并非可有可无，“从旧”是从不溯及既往引发来的。
3、不溯及既往原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不溯及既往是法的通则。但在有关行政处罚的立法中很少明文规定，实践中却常常有所谓新帐旧帐一起算的说法，直接溯及既往。这是不符合处罚法定原则要求的。要溯及既往，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律要使当事人能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这是法的本质要求。
4、过罚相当原则。指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人的过失相适应。这是行政法上适当、合理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体现。罚重于过，无以服人；罚轻于过，难以达到震摄和制止违法行为的目的。但必须指出，过罚相当原则并不意味着比如违法行为人造成50元财产损失，就对之处以50元罚款。过罚相当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因为违法行为不仅造成50元的可见损失，而且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一定危害，所以对该行为的处罚必须超过50元的可见损失。这正是过罚相当原则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增强行政处罚力度的要求。
5、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行政处罚适用方面，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引起较大争议。一事不再罚指的是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能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实践中，一事再罚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我国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常有交叉、重复，如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工商行政和技术监督部门都可以给予处罚。因此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有实际意义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解释一事不再罚。“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是不可分割的条件，如果同一事实不同理由，则可以“再罚”。以《水污染防治法》为例加以说明。该法第3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业单位，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如果环保部门和航政机关，据此对同一违法行为各自作出罚款决定，就是一事再罚，因为事实和理由都是同一的。而根据该法第38条，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可以罚款或者责令其停业或关闭。“罚款由环境保护部门决定，责令企事业单位停业或者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决定；……。”据此，环保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作出罚款和责令企事业单位停业或者关闭的决定，就不是一事再罚。此外，同一事实不同理由，如在繁华路段无照摆设烟摊，则工商、市容、交通等部门均可依不同的法律法规对之予以处罚。行政处罚能否牵连到与违法人有关的其他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谁违法谁承担责任，不应牵连他人。但实践中，牵连却是制止违法行为的良剂。例如交通安全，不仅罚违反交通规则的司机个人，还要重罚司机所属的单位，使单位能十分关注交通安全教育，这种办法在多数情况下行之有效。国外也有类似处罚违法人所属单位的做法。据此，可否认为，禁止牵连是原则，牵连是例外，即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时方可“牵连”。另外，教育与惩戒相结合，也是行政处罚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
1、相同情节处罚不一。同一行政机关对性质相同、情节相似的违法行为处罚存在较大差异。此类案件有3件，占3.8%.如某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张某逾期进行税务登记的行为处以按日加收50元的罚款，而几乎在同时，对纳税人王某同样的行为则仅给予责令改正的申诫罚。
2、存在“罚态度款”现象。《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在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时有陈述和申辩权。但有些行政执法人员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当事人在执法过程中的态度决定处罚的轻重。常出现把当事人陈述申辩行为作为态度不好，故意找麻烦，进而加重对当事人处罚。此类案件有6件，占7.7%.
3、“议价处罚”占有一定比例。有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为使当事人不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实行“议价”处罚。只要当事人承诺不复议和不起诉，就降格处罚或降低处罚标准。这类案件有9件，占11.5%.
4、处罚不到位。少数行政机关因担心当事人投诉，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一些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做口头批评教育，不实施具体处罚，削弱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这类案件有7件，占9%.
5、罚款收缴未分离。不少行政处罚依法不能当场收缴罚款，而有些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对不符合当场收缴罚款程序的，因担心被处罚人逾期缴纳或不缴纳罚款，增加工作中的麻烦，往往在开出处罚决定书后由直接处理的人员当场收取罚款。行政处罚罚款与收缴未实现彻底分离。此类案件有6件，占7.7%.
6、处罚未告知或告知时机不正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不依法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少数行政执法人员怕麻烦，在处罚之前不告知。还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时送达处罚告知书，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权。此类案件有8件，占10.3%.
7、适用法律法规不规范。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只适用罚则条款未适用性质条款，有的决定书适用法律未到具体的项。还有的错将法条的款表述为项，项表述为款。此类案件有5件，占6.4%。
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关系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质量，关系到行政机关形象建设。行政机关应从执法为民的高度出发，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处罚。
五、关于行政处罚程序
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处罚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所必须遵循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等的总称。相对于行政机关享有的实体处罚权利而言，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必须履行的义务。履行这一义务的积极意义在于，保证行政机关在实施实体处罚时能达到正确和及时的目标。无疑，程序，包括应该遵循什么步骤、运用何种方式，在多长时间内完成等等，都是立法者主观设定的。但这种设定必须符合建立某种经济或社会秩序的需要，并与实施某一实体职权的客观进程相一致。只有符合客观进程的需要的程序，才能保证行政行为的正确和及时，反之，却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在考虑设置我国行政处罚程序时，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程序保证行政机关迅速有力地打击行政违法现象；二是在此过程中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既要效率，又要保护，二者不可偏废。行政处罚程序既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单纯的工作程序，也不能片面只强调保护公民权益，这才有可能通过行政处罚达到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目标。
从实践需要看，行政处罚程序大致可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类。
行政处罚问题篇3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此项法律自实施至今，在适用案件范围、听证主体、具体操作及有关配套法律方面仍存在着问题，致使行政处罚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言堂”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未能真正有效地利用此项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传统观念和行政人员自身观念的束缚、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素质低、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各项配套制度不健全及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听证权利意识淡薄等。针对这些问题，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完善此项法律：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提高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素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建立和完善各项听证配套制度、加强对听证制度本身的研究、营造适合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法律文化氛围。行政处罚听证制度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行使国家行政权的世界潮流，必将随着我国市场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显出蓬勃的生命力，也将为行政工作带来新的契机。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其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全国各地各级行政机关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有关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规定，对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中的具体适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毕竟是一项新事物，行政机关在适用听证程序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去完善。
一、处罚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听证范围的界定不明确
对需要举行听证的项目规定过于单一、缺乏弹性，不能适应保障公民权益和各市场主体权益的需要。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只有“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适用听证程序，而对公民影响更大的，譬如刑事和行政拘留等，则不在听证之列。
（二）行政听证的主体存在的问题
1、关于机构的独立性的问题。根据职能分离原则，主持听证和做出裁决的不能是同一机构的人，但目前各地实践当中多由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主持听证，有的案件调查人员所在的科、所对临时制定某人负责主持，这样就不能完全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听证的公正性面临质疑。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听证的组织者，一般就是行政决定者。行政听证的参加代表，也基本上由同一行政决定人选出和指定，行政听证举行的场所、程序，也单方面由行政决定人决定，这样既不利于行政机关主持听证的公开性，也不利于增强听证会的实际效果。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应建立专门的听证机构，尽快实现从听证组织机关实施内部分离制度到建立职能分离的听证机构的过渡。
2、关于听证参加人的问题。设立听证程序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环境让当事人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听证主持人在法律地位上应具有独立性，应当保持中立，以公正的形象给当事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双方针对案件的事实与证据进行质证与辩论，从而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听证的其他参加人的选择出应确保公平，听证参加人选的合理确定对于保证听证会上各方意见的公平表达来说至关重要，听证参加人不再采取内定的做法也使得它与征求意见会、论证会等其他形式区别开来。“如其不能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势必难以客观公正的评判是非，整个听证徒有公正的面纱而实为骗人的闹剧”。而我国目前的行政听证参加人的规定比较粗疏，直接利害关系不够明确，听证证件人与案件调查人员共同审问当事人，违背了听证的最终目的。
（三）听证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履行听证告知义务方式简单。听证告知主要有口头告知、谈话告知、书面告知三种方式。目前行政机关主要是由案件调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以口头或谈话方式告知当事人有关事项。这两种方式虽然方便、快捷，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都不够正式，无法留下书面材料以证明行政机关什么时候告知了当事人，留下了证据的隐患，一旦发生争议，行政机关根本无法证明自己履行了告知义务，势必会处于被动状态。
2、听证会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摆设。“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听证程序是行政官员滥用职权的克星。但就目前的听证会而言，“人治”思想意识的束缚依然严重，有的地方听证笔录及有关的证据材料在行政处罚决定中根本就没有发挥一点效力，当事人的各种意见也没有加以考虑和采纳，最后完全是有关领导的一句话就作出处罚决定。而当事人还是按照法定程序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诉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本就未能达到增强行政效率，让当事人陈述自己意见，息争销诉的目的，反而会增加行政成本和开支，降低执法效率与水平。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要依法行政，依法处罚就必须彻底消除“一言堂”，真正发挥听证程序的作用。
3、不遵守法定程序，出现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目前出现的一些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作出决定前没有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行政机关并不受理，不组织听证；听证主持人在听证会正式开始前未征询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听证会结束后未征询当事人是否作最后陈述。听证程序属准司法性质的程序，很多方面都是按照司法程序近似的步骤与方法进行的。听证本身的程序违法直接法律后果是听证没有法律效力，更不用说行政处罚决定了。
（四）行政处罚听证证据存在的问题
1、案件调查人员马虎行事，不注重收集证据，在听证中处处被动。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对证据的收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许多重要的关系到案件本身的证据都没有进行收集。在面对当事人的人，特别是精通法律、熟悉司法程序的律师时，经常被问得哑口无言、极其狼狈。这不仅有损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形象，而且令人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产生怀疑。
2、一些听证主持人员、案件调查人员对听证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认识不清，要求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听证过程中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负举证责任，应就案件的事实及其即将作出的行政处罚提供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所有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都应当在听证会上经过当事人的质证和辩论。案件调查人员应当提供足够证据来证明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行政处罚，而当事人没有举证的义务，可以举证也可以不举证。
二、造成行政处罚听证制度问题的原因
（一）传统观念和行政人员自身观念的束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我国这样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结果必然是只注重目的，不考虑过程，从而导致执法过程的随意性成为中国法治的一大顽疾”。长期以来，我国对程序法价值的认识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程序法只是实体法的工具，程序法的目的旨在与实体争议的视线，而没有认识到程序的独立价值和本身的正义性。虽然，这几年我们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程序正当”与“实体相当”相提并论，虽然我们国家提出了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执法守法，但是几千年的法治思想传统和建国后几十年的执法实际，加之广大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使得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仍然是对程序方面注意不够，“重实体轻程序”仍然是行政机关执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症。
（二）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业务素质低
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业务素质低，对新的法律法规不熟悉，法律意识淡薄，程序意识几近于无。大多数的行政案件调查人员，整天忙于日常的业务工作，很少有时间来进行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学习，对于国家最近颁布的法律法规根本就不知道，即使知道了解也很少。对于和自己的业务工作联系不是很密切，不经常使用的就不关心，也不学习，有些甚至不知听证为何物。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老百姓了。
（三）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各项配套制度不健全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要依赖各项配套制度的相互作用才能完成。一个合理的听证程序，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体系。它包括通知制度、公开制度、回避制度、制度、质证制度、主持人制度、物质保障制度、监督机制等内在的制度体系。而目前我国这些制度还很不健全，有些制度，如物质保障制度。虽然《行政处罚法》上明确规定：“听证程序所需经费由行政机关承担”，但在实践中常因行政机关经费不足而无法履行或大打折扣；有些制度，如主持人制度，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笼统而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甚至有些制度，法律上根本未作出规定，如监督机制。这些都导致了听证程序无法进行。
（四）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听证权利意识淡薄
听证程序是一项旨在保障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它的正常运转，除执法人员的努力外，更需要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积极主张权利。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意识极为淡薄。他们不想听证，不敢听证，不要听证，在有权听证时放弃听证，导致“立法上是先进的，但作为这一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将被处罚的公民、法人却不领情”的怪现象。这些观念的形成，一是由于我国是受官本位思想影响极深的国度，百姓不敢对他们的“父母官”进行直接的抗辩与责难。二是由于行政机关手中拥有着很大的行政权力，公民法人对其有畏惧感，不敢也不愿得罪行政机关，因而不愿诉诸于法律正当程序。
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我们要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具体更完备，更具可操作性。不仅要在《行政处罚法》中对听证的各项配套制度作明确具体的规定等，还要对有关行政处罚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进行修改和完善，使之于行政处罚听证方面的规定相吻合。此外，还应在各地行政机关判定的行政处罚听证法规的基础上，总结使用中的经验和教训，逐渐形成一部统一的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法规，确保公民听证权的实现。
（二）加强学习，提高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
听证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要办好业务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对有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要求全体行政执法人员认真学习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可以专门就听证程序组织广大执法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明确我国引入听证制度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弄清楚听证程序的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以承担日益提高的执法水准要求。
（三）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通过宣传法律法规，使公民都明白听证是怎么回事，消除他们不敢听证的顾虑，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当事人就知道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有关的实事、证据、法律依据进行质证、辩论，听证会后对处罚也会更容易接受、受理、心服口服，减少事后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发生，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为行政执法水平的整体改善打下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创造一个有利的执法环境。
（四）建立和完善各项听证配套制度
要完善我国法律上已确立的制度，如通知制度、公开制度等，使其更具可操作性；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执法中急需而又为听证运转所必需之制度，如主持人制度、物质保障制度、监督机制等。
主持人制度是行政处罚听证运转的组织核心。完善主持人制度，必须从法律上对听证主持人的条件、资格取得、职权职能、法律地位等作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具有律师资格和一定行政工作经验，通过有关考试与考核，并应享有指挥听证程序进行和作出建设性的处罚决定的权利，逐渐形成一种有专门机构考试考核、选拔任命等的管理模式。当然，这要随我国整个法制进程而逐渐进行。
物质保障制度是行政处罚听证运转的必要物质基础。要从财政上给予行政机关强大的支持，才能保证执法中不为所谓正当需要而滥用权力。建议在行政执法办案中设立专款来推行该制度的运转，并且不仅限于听证的组织实施，还应用于宣传教育、人员培训、构建必要的物质设备等。
监督机制是行政处罚听证运转公正合理的保障。要建立对违反听证程序规定，应当听证而不举行听证，或举行听证而不按法定步骤进行，或者在听证中闲置或剥夺听证当事人及其他听证参与人合法权利等违法听证程序规定的惩戒制度，追究违规人员的责任。要逐步形成一种包括司法审查、执法检查、执法监督、行政督察等在内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
（五）加强对听证制度本身的研究
纵观近年来行政理论研究状况，有关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理论研究似乎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见之于媒体的有关案例也极少，这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国听证制度与西方国家比较还很落后，可以说刚具备了基本骨架，其血肉远非丰满可言。有些学者已对听证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如:逐步扩大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听证主持人与调查人分开制度，完善关于听证制度的立法等。这些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加深。
（六）营造一种适合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法律文化氛围
行政处罚听证的顺利运转，除法律上的努力完善，制度上的必要保障，执法人员的积极执法，更需要广大人民的支持。而要赢得人民的支持，最根本的就是要营造该程序运转的法律氛围，使人民从心理上完全接受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在内心上认可这种制度，自然地运用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个从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哈耶克也曾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强制力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可见，行政处罚听证在我国的顺利推行，从根本上说应是逐渐营造一种法律文化氛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这种程序的价值和意义。
行政处罚问题篇4
一、乡镇林业站的执法资格问题
乡镇林业站作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时,只能在其受委托的权限和范围之内行使执法权力,没有接受委托超越权限和范围执法的,依法被视为无效,也即是说,乡镇林业站作为一个特殊的执法主体在执法时,不仅应依有关的程序法和实体法,同时也要依据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的委托和授权。
二、乡镇林业站在执法时,应注意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乡镇林业站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执法组织,与行政处罚的相对人联系最为紧密。本着稳定社会秩序,预防违法犯罪活动发生,缔结良好的干群关系的角度出发,要求林业站坚持处罚与教育并行,教育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不得一罚了之,更不能把处罚这一手段当作目的,为处罚而处罚。
三、林业站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不能剥夺行政处罚相对人的救济权利。
行政处罚相对人不管事实上是否违法,也享有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听证的救济权利,并不得因行使上述权利而受到更重的处罚。林业站执法人员不得以相对人狡辩、不老实等为借口加重处罚。由于一些行政处罚相对人并不知晓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违法,这时,执法人员就应该如实告知相对人其行为的违法程度和受处罚的轻重程度,相对人也可以依此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据此申辩。当相对人因程序上的法定权利受到损害,或受到违法或不当的林业行政处罚而使其实体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救济,如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获得行政赔偿,林业站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
四、林业站实施行政处罚时,不能过多地通过简易程序来执行。
虽然简易程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节约执法成本,且有利于当事人从繁琐程序中摆脱出来,但简易程序用得过多,容易使相对人产生对执法人员的不信任感和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同时也容易滋生执法人员的腐败。法律之所以规定简易程序,一方面是考虑到有些违法事实确凿的案件确实没有必要适用繁琐的普通程序;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有些地方比较偏远,一些林业站工作人员又不够,而且不当场执行事后又难以执行的情况.但林业站在执行简易程序时,往往没有依据其适用的条件和具体步骤来进行,如当场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出具林业部门印制的罚款单等。在一些执法人员眼里,简易程序方便、省事,因此更乐于采用此种形式,但此种形式用得太多,会一定程度上损害法律的威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普通程序应该是林业站执法时主要采用的形式。
行政处罚问题篇5
关键词：行政处罚法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一、行政处罚程序的有关规定
行政处罚程序，是指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在作出处罚决定和执行处罚决定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步骤和方式，包括处罚决定程序和处罚执行程序。行政处罚程序是国家行政处罚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给行政相对人提供发表意见和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处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行政处罚程序的制定在我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
1990年以来，我国行政执法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订时越来越多的注意到了行政执法程序方面的规范与完善。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该法的实施与深入必将推动我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也使我国行政处罚领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在行政处罚程序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可以肯定，如果《行政处罚法》能够得到严格实施，行政程序违法，至少是行政处罚中的程序违法现象将会大大减少，依法行政的水平将会因此而大大提高。www.133229.Com
《行政处罚法》在第五章中分别规定了“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一般程序，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听证程序。该法用专条规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法定条件：即（1）违法事实确凿。（2）有明确的法定依据。（3）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其处罚的种类有两种：即警告和罚款。其罚款的幅度为：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外，同时还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在一般程序中，具体规定行使行政处罚权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表明身份、调查取证、听取申辩、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也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缺少程序的执法是不公正的执法。”《行政处罚法》中处罚程序的制定，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一改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在程序上进一步强调了程序性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是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进步，其实质是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见。特别是有关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告知权利、听证、回避、合议等行政法律的许多重要程序制度，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前，有义务告知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理由，行政相对人有权就处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反驳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使行政机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
但是，任何法律都是滞后于时代需求的，不可能穷尽一切。在制定之时不可能对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设想到，将法律制定的很完善周全。《行政处罚法》中的“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虽对当时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规范，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上述行政处罚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为此，本文拟针对“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讨论。
二、《行政处罚法》中简易程序存在的有关问题
（一）警告问题。
警告，作为《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罚种之一，是所有罚种最轻的一种。表面上看，对当事人（行政相对人）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直接）影响，其实，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的（潜移默化式）、长期性的东西，它的潜力是无限的，能量是无穷的，且又是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它起到的是后发、柔性、软式的作用，而非即时、刚性、硬式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应清醒看到目前警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法律制度、社会环境、个人素质等等几方面。
一是社会因素。信用程度不够。在当今社会的公信力低下，信用体系破坏严重的情况下，企图通过警告这种效果，达到社会规范化的理想境界，是异想天开的，不现实的，无疑是机械的教条主义和形式的经验主义的复辟。特别是对于哪些“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式”和抱着“只要不受罚款，爱怎样警告都可以”的“寒号鸟式”得过且过的人来说，警告所起的作用简直等于零。所以说，警告要想树立足够的威信，起到其应有威慑作用，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单纯依靠人们的自我觉悟的提高是很困难的。说实在的，没有政府坚定不移的支持、社会的全员参与，警告要想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真的是“难以上青天”。
二是执行力因素。主客观因素很多。虽名曰处罚，却无关痛痒。然一旦执行起来，警告这种最低处罚，往往会受到外界不同程度的掣肘和干扰。如，上级的打招呼、亲情、友情的劝告、同事的请托、兄弟单位的帮忙等等。诚然，世俗的习惯往往会扭曲法律的正义，那么，警告的公信力，特别是个人执行力的变形、走样，自然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是法律因素。主要指缺乏可溯力或约束力。这也是警告之所以无法起到应有的威慑力，不为人所重视的关键之所在。由于（警告）处罚做出后，不涉及执行程序，所以一旦处罚决定书送达后，案件即告终结。这样的处理结果，对于一个尚未具备基本公民道德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同样，对于一个刚刚进入调整期的社会来说，也只能算是例行程序而已，尚不足引起人们的重视。难怪乎现实中警告这类案件，多不胜数，却又被人们熟视无睹，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执法人员人数问题。
开展调查或进行检查时，究竟需要几个执法人员参加的问题。是所有执法人员人人皆知的常识性问题，按理，无须多谈。可是，当我们重新审视《行政处罚法》的行政处罚程序后，这个想法改变了。不仅要谈，而且要多谈，并争取通过某些技术性的处理，确实改正条款中的错误，最终达到“知”与“行”的完美统一。
第一，必须弄清条款中的内容。根据简易程序条款内容（即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所有条款内容似乎都在刻意回避执法人员人数这个问题，如果非得“霸王硬上弓”说有的话，即“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也是非常笼统含糊，那里是法律行事的风格。
第二，必须遵照处罚程序的次序排列。通常情况下，程序中条款的次序排列是严谨的、层次是明晰的，特别是在表述或诠释同一种或相似类型的行为或规范时，顺序的排列相当重要。也就是说，在简易程序中，就应把执法人员人数明确下来，否则，也不应在一般程序中提及。这样做，目的有三，一是不会产生歧义，避免引起误会；二是主次要分明，便以执行；三是树立法律公正权威。
所以说，如何将其置于合适的位置十分重要。不然，一不小心，便会招来一场不必要的麻烦。这个道理，常人都懂，专门从事法律的工作者更不用说了。然而，遗憾的是，《行政处罚法》处罚程序中果真发生了这么一个不应有的疏第三，执法人员人数问题直接决定着程序规范与否。这里想强调的是，无论是简易程序的规定，还是一般程序的规定，在执法人员人数上的表述必须都是一致、统一，否则，必将给执法带来很大的不便，更可怕的是，为“钓鱼执法”或其他变相执法披上一件美丽的合法外衣。
现实中，我们清楚地发现，简易程序中的一人执法，虽有利有弊，但总的说来，弊大于利。单就其缺乏有效监督，容易产生变相执法、滥用处罚权的行为，以致滋生腐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后果看，一人执法显然是与现实实践格格不入的。简单地说，一人执法，在实践操作中，简易可行，可漏洞不少，为公正、公平、公开执法埋下了隐患，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充、修正完善。
（三）出示执法证件的时间点问题。
关于出示执法证件的时间点？在简易程序中，出示执法证件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对此，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这句话，一种是指执法人员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后；一种是指执法人员在作出处罚决定时（也即“双同时”，一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边出示执法证件的一种行政行为）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再有是，如若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便可不必出示执法证件（根据法律条款理解）。大家都清楚，法律措辞是不允许歧义、异义或有含糊不清的表述的。因而，简易程序中涉及出示执法证件的时间问题产生的类似情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加以修正。
一般程序呢？出示执法证件，是在调查或进行检查时。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从以上规定来看，执法人员出示证件的时间应该是在调查或进行检查时。
通过对以上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在涉及“出示执法证件的时间点”问题上是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矛盾的。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厘清一个事相，也就是，简易程序的“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是不是与一般程序的“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同一行政执法范畴。注意：第一、简易程序中提到“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此前也必定要经过调查或者检查、判断过程。简易程序虽然可以不经立案等一般程序而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然而这个行政处罚的过程尽管简单，但仍有过程。（既然如此，就必须严格遵守应有的操作规则。）第二、如果认定简易程序中“执法人员（能够）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的”行为与一般程序所提到的“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是同一范畴的话，那么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时间点，就应该相同。也即“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而决不能在“作出行政处罚时”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所以，我们必须在涉及出示执法证件的时间点上，严格遵守一个共同标准，做到前后、左右、上下一致。
三、建议与思考
建议一，针对警告中存在的约束力问题，警告应有追溯力或约束力。比如，规定连续几次以上或累积几次以上及性质（程度）达到何级以上，便可进行处罚；或者禁止违者若干活动（若干年内禁止再申办、取消优惠服务或免检要求、作为重点的检查对象）；或者在大众媒体或报刊杂志公布，以起劝戒、引导作用。
建议二，简易程序中的执法人员人数的规定问题，一是在条款明确规定“除简易程序另有规定外，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二是借鉴《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的处理方式进行，即不能“自审自记”的规定，在《行政处罚法》中，我们也应明确不能一人“自查自罚”。三是直接在处罚程序中把“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明确规定下来，简易程序及一般程序就可不必再重复，以免引起分岐、争议。
行政处罚问题篇6
关键词：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听证程序；听证当事人权利
案情简介
快播是由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自主推出的一款可以点播视频、查找资源的播放器软件。快播不主动生产内容，但却以其便捷的搜索和Qvod点播功能吸引了众多网民的青睐，为盗版和不良内容提供了便捷的传播、收看渠道。快播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其他正版影视网站却因快播的侵权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快播公司的发展模式一直饱受业界诟病，并且该公司频频遭正版影视网站或被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2014年5月2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其处以2.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14年6月27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向快播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6亿元罚单即日生效。该张罚单成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史上的最高罚单。
这一事件见诸媒体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快播公司此前曾被行政机关处以过行政处罚，此番又被处以天价罚单有何依据？这一天价罚款的数额如何确定？快播公司在面对行政处罚时有何权利？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通过下文进行浅显、简略地阐述。
一、行政处罚及自由裁量权
（一）行政处罚简述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照法定权限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方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①目前为止，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表述，大多由行政法学者根据自身研究总结而得出。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政行为，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一些情形下甚至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行政处罚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我国有专门的《行政处罚法》，用以规范行政处罚这一行政行为。
然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可能详尽规定行政处罚的一切事项，因而需要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裁量权限，以便更加灵活、机动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由此出现了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
（二）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对具体行政违法行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在什么幅度内处罚所进行自由裁量的一种权力。
自由裁量权存在于行政处罚的各个环节之中，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法定幅度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最高、最低幅度内作出行政处罚。例如对胁迫、诱骗及利用他人乞讨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其二，法定处罚种类的自由裁量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具体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而应该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范围内选择适用。行政处罚的种类很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等，但不同的行政机关可以适用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并不相同。其三，对情节严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条文中常见的“情节严重”的表述，是不确定的一个法律概念，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就是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自主判断的一种自主裁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法律没有规定哪种行为或行为到达哪种程度就构成情节严重，因此，需要具体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自主理解和认定。其四，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裁量权。这一自由裁量权可以从法律条文中的“可以”、“应当”、“得”等表述中体现出来。其五，法律原则之下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是指虽然现行法律条文没有规定，但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又必须予以处罚时，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享有的自由裁量权。
快播公司在此次行政处罚之前也曾被其他行政机关给予过行政处罚，而此番又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了巨额罚单，这一问题可用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来解释。快播公司因其侵权行为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罚、限期整改的决定之后，仍未改正而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严重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公共利益，因此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认定本案中快播公司的非法经营额为人民币8671.6万元，综合考虑快播公司的侵权情节和违法行为的后果等因素，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对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的中间档，即3倍的罚款26014.8万元。②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具体数额的确定充分体现了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并无不妥之处。
二、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的运用
（一）比例原则的概念
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学概念，译自德语prinzipderVerhaeltnismaessigkeit，目前在德国公法上广泛运用，有学者称其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weichmacher）。③比例原则是指国家机关所采取的措施与采取该措施所要达成的目标二者的联系应当是相适应的；国家机关所使用的方式如果对相对人超出其应受的处罚时，造成其不必要的损害，就应当取消该方式；在国家措施可以达到使用该措施所追的目标下，应当尽量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更大的损失，将损失的可能降到最小程度。④
（二）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比例原则包含三个子原则。具体如下所述：
1.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政处罚手段应当适合于实现行政目的或者有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这一原则是一个目的取向的要求，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并不能够实现意欲达成的行政目的，那么该行政处罚就属于行政不当。那么，应该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有助于行政目的的达成？德国联邦采取了一个最低标准：只要手段不是完全（Vollig）或全然（Schlcchthin）不适合即不违反比例原则。⑤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最低标准不是以以客观结果作为依据，而是以行政处罚作出时，行政机关是否考虑到相关目的为依据。
2.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又被称为最小侵害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经获得认可的情况下，在所有能够达到行政目的的多种方式中，行政机关应当选择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方式。该原则要求具体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在多种行政手段之间进行比较与取舍，也就是说在有多种可能的手段均能达到行政目的，但各手段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程度不一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以必要性为标准进行审查衡量。“必要”是指对于不可避免的侵害，行政机关只能选择为达到目的不可避免的侵害手段，即最温和的手段来实施。著名行政法学者弗莱纳的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我国的俗语“杀鸡焉用宰牛刀”，都能够很好地表现必要性原则的内涵。
3.狭义比例原则
狭义比例原则又可称为法益相称性原则。该原则是指经过上文所述的适当性和必要性的考虑之后，行政机关选择的措施对行政相对人私益可能造成的侵害不得超过实现行政目的所追求的公益。狭义比例原则要求权衡行政目的与公民权益损失之间是否“成比例”。“杀鸡取卵”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狭义比例原则的。
在“快播案”中，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罚决定体现了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快播公司侵权行为“屡教不改”，为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对其再次作出处罚决定无不是之处，体现了适当性原则；对快播公司作出的天价罚款数额，是综合考虑快播公司的非法经营额，快播公司的侵权情节和违法行为的后果等因素而作出的，数额虽大，但也符合必要性原则；虽然有专业人士分析称，此次天价罚单可能会使快播公司一蹶不振甚至破产，然而，与该公司对著作权人以及各影视门户网站造成的损失，以及因传播不良内容对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相对比，这一罚款数额显然不过分，即对快播公司私益造成的侵害没有超过法律所要保护的公益，因此也是符合狭义比例原则的。
三、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与听证当事人的权利
（一）我国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了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行政处罚法》施行以来，各级行政机关纷纷制定了一些具体办法以完善具体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的设立旨在通过公开透明的、为法律所认可的程序为听证当事人以及第三人提供保障合法权利的途径。设立听证程序的法律价值体现在：其一，听证程序是公平正义的体现。行政机关单方面对具体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极有可能遭到行政相对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听证程序的存在就为行政相当人以及第三人了解行政处罚依据、督促行政机关公正行使职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其二，听证程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争议。听证程序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均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支持己方观点，反驳对方观点。听证程序有利于确保行政机关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从而减少行政争议，提高行政效率。其三，听证程序提高了行政处罚的透明度。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通过行政机关公开行政处罚的信息与依据，双方平等进行抗辩，使社会大众清楚了解案件事实，有助于消除社会大众对行政机关所为的误解，有利于提高行政处罚的透明度，实现“阳光行政”。
（二）行政处罚中听证当事人的权利
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当事人是指被事先告知将受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而要求举行听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⑥听证当事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可以分为程序性权利与诉讼性权利。⑦程序性权利主要是被告知的权利、辨认身份的权利、申请听证的权利、质证权、申请回避权等；诉讼性权利主要是受到损害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服行政处罚决定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等。⑧笔者将结合现代行政程序对听证当事人的权利作出分析，以使听证当事人在听证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知情权
遭遇行政处罚时，行政相对人有权知晓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证据以及法律依据；有权知晓依据法律其应享有哪些被告知的权利；有权要求行政机关通知其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参与行政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如果经告知后，当事人表示放弃行使听证权利，或者经行政机关通知后仍不到场听证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2.申请听证的权利
听证权的实质是在行政机关作出不利于具体行政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听取其意见，为自己辩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3日内提出。行政相对人应在接到《行政处罚告知书》之后3天内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行政机关进行听证的申请。
3.要求公开听证或者保密的权利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如果听证应当公开举行而行政机关决定不公开的，行政相对人有权提出异议。对于因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而决定不公开的听证，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对在听证过程中获取的有关当事人的秘密予以保密。
4.提出新证据的权利
听证过程中，听证当事人在行使申辩和质证权利的同时，必然会提出自己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处理意见的看法，而对事实的认定需要依赖证据，因此，当事人必须享有提出新证据的权利。⑨
5.要求行政机关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裁决的权利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对听证笔录在行政处罚决定中所起的作用却只字未提。不过，行政机关只能依据听证笔录作出裁决，这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否则，听证必然只是流于形式的过场，不能发挥保护听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结合“快播案”来看。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5月20日向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4年6月17日下午，快播公司由于对违法事实以及处罚金额存在异议，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了听证。由于涉及商业秘密，该听证会没有公开进行。以上程序体现了听证当事人受通知的知情权、申请听证权以及要求保守秘密的权利。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快播处以天价罚款的行政程序是合法的，也充分保障了快播公司应有的听证权利。听证会之后，2014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对快播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快播被处以2.6亿元罚款，即日生效。当然，如果快播公司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仍然还有权利救济的机会。快播公司可在六十日内，向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或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
注释：
①张弘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②内容摘自：http：//.cn/14/7/1403829529.shtml.
③转引自蔡震荣：《论比例原则与基本人权之保障》，载于《警政学报》，1996年第17期.
④司可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⑤转引自谢世宪：《论公法上比例原则》，收于前引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第123页.
⑥参见《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第13条.
⑦韦静：《行政处罚中听证当事人的权利》，载《中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行政处罚问题篇7
一、行政处罚案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体问题
行政行为合法的前提是行政行为主体必须合法。从人民银行分支行行政处罚案卷反映，在处罚主体合法和被处罚主体认定准确方面都存在主体不尽适当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在执法文书中，处罚主体印章使用不符合规定。如使用执法部门或法律事务办印章代替分支行的印章或行政处罚专用章。
2.在执法文书中，被处罚主体不使用全称。如被处罚单位名称为工行某某市分行。
3.被处罚主体名称前后不一致。
4.执法相对人不具备主体资格。如对金融机构会计部门进行反洗钱立案检查。
(二)证据问题
基层人行行政处罚证据是指基层人行在行政执法活动中，依法收集并能够证明金融违法行为存在的材料。依法收集、运用和审核判断证据是保障行政处罚案件质量的重要条件。基层行行政处罚案卷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证据收集调查有欠完整。有的基层人行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过程中，满足于“坐堂问审”，未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取证浮泛，证据调查收集缺乏广度和深度，证据缺漏、取证偏颇现象较为常见。
2.证据内容和形式不尽规范严谨。如举报材料内容简单，举报事实不清，报案及主送单位名称省减，甚至有的执法职能部门未将举报材料作为重要证据内容进行立卷归档；证据材料复印件印制模糊，也未有提供“本件与原件相符”字样及确认印章；调查询问笔录无当事人“记录属实”的签字盖章，重要报表、凭证证据也无业务经办人员签字盖章；证据笔录书写潦草，难以辨认，使用不规范书写工具记录等。
3.证据材料缺乏相关性。收集证据时，忽略证据的关联性，证据材料之间缺乏内在联系，证据的证明效力弱化，提取证据不能证明违法事实的成立，甚至所提取证据与要证明当事的违法事实相悖。目前人民银行分支行普遍存在处罚案卷与执法检查资料混淆情况，所附大量证据仅体现检查过程，与违法事实关联性不强。
4.证据分析审核力度薄弱。对现有证据材料简单照般，未全面审核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未认真分析甄别证据的真伪；忽略对当事人陈述及申辩证据的审核，以致所作处罚缺乏因果联系。
(三)适用法律问题
人民银行分支行准确地适用法律法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定性、处罚，才能对行政执法相对人起到威慑和教育作用，才能确保依法行政效果。目前人民银行分支行在法律适用原则上仍处于“见法就用”的较低层次，从处罚案卷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有：
1.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不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如违反《行政处罚法》关于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规定，错误地将上级行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2.法律文书中引用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不使用全称，引用时条、款、项、目表述不具体或引用具体条款错误。
3.滥用自由裁量权。在人民银行分支行行政处罚实务中，对不予处罚、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标准掌握不严，行政处罚上关系因素考虑过多，以情代罚、讨价还价情况普遍，加大了裁量的随意性。如案卷评查中发现，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所告知的处罚标准与处罚决定书所实施的标准往往出现较大差距，该重罚的轻罚，该处罚的不罚。
4.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法律规范。行政处罚文书中包含了非行政处罚内容，如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和决定书中，出现取消任职资格、期限整改、通报批评、纪律处分等非行政处罚种类和内容。
(四)程序问题
行政执法法定程序是法律规范预先设定的，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过程中设置的一种制约，是行政执法合法、有效进行的重要保障。目前，我们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轻程序，执法程序不规范的情况普遍存在。从执法文书上反映出的执法程序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缺少法定程序：如(1)不发送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直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给当事人；(2)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中，未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3)作出数额较大的行政处罚时，未告知当事人听证的权利等。
2.时间顺序颠倒。如：(1)调查取证日期早于立案日期；(2)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早于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3)缴款收据填写日期早于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等；
3.形式违反。如：(1)以电话或口头通知代替“现场检查通知书”书面告知或送达的形式。(2)执法人员不主动表明行政执法身份，文书内容也不能体现“亮证”制度的履行。基层人行与辖内金融机构分别作为检查与被检查单位，双方面对的往往都是熟面孔，“亮证”程序也就跳过了，甚至出现新入行员“无证上岗”的情况。
(五)案卷归档问题
案卷整理归档是指按规定要求保持卷内文书的有机联系，便于档案的保管和利用。人民银行分支行在行政处罚案卷整理归档环节存在的技术性细节问题较为普遍，主要表现在：
1.装订顺序不符合要求。人民银行行政处罚案卷原则上按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在前，其余文书按办案顺序排列；也可以按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在前，其余文书按法律文书、证据文书、其他文书等顺序排列。实践中，大部分案卷按现场检查顺序装订，没有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置前。
2.封面、封底的填写不规范。特别是案由的填写不够规范，封面未反映当事人基本情况。
3.编码不够准确。
4.案卷内纸张规格不统一。
二、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执法人员法律基础偏低，依法行政意识薄弱。以常德市中支为例，中支辖内(含7个县市支行)执法人员仅一人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大部分执法人员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认识，在学法用法过程中普遍表现为仓促上阵、即用即学现象，缺乏系统性的行政执法法律知识学习与培训，对在执法工作中一些具体事项的法律规定和运行技巧了解不透，掌握不够，也就直接影响了行政执法质量及执法案卷质量。
(二)法律机构建设滞后。目前，除分
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设置独立的法制工作部门外，中心支行和支行法制工作均挂靠办公室，法制工作由办公室人员兼任。法制工作仅限于法律咨询服务和部分法律文书审核，尽管每年组织对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但发现问题滞后，诸多问题一经形成无法整改，未充分发挥其指导监督职能，远不能适用依法行政工作需要。
(三)目前的行政执法格式文书在格式上有缺陷，与总分行案卷评查办法要求不尽一致。人民银行分支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行政执法格式文书在格式上的指导错误，导致其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程序不尽规范。如：“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一个“或”字，让人感觉选择其中一种方法即可，没有必要既签字又盖章，而我们的文书制作要求当事人既签字又盖章，个别当事人不予配合，影响现场检查取证工作的开展，造成检查文书的不完整。
三、提高案卷制作质量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法律事务办公室和行政处罚委员会的职能。法律事务办公室、行政处罚委员会和行政执法科室要实现良性互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法律事务办公室和行政处罚委员会要加强对执法科室行政执法的监督与检查，以专业优势为执法科室服好务，把好关。
(二)加强业务学习与培训。建立健全学习制度，采用多种培训形式加大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法律修养和执法水平，真正从思想认识上重视案卷制作工作。
行政处罚问题篇8
行为人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能否成为入罪量刑情节问题研究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列，2018年4月，被告人钟某某随身携带二十余份含有法轮功内容的小册子，到附近的集市上去散发。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后公安机关对其作出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2020年3月，被告人钟某某在一天深夜，随身携带三十余张含有法轮功内容的传单，到某居民小区内，将传单塞入居民的信箱内。小区居民发现了钟某某散发的法轮功传单，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侦查，将钟某某抓获归案。
此案侦查终结后，经区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被告人钟某某被起诉至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定被告人钟某某行为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钟某某以其散发法轮功传单数量少，未达到犯罪标准，不构成犯罪为由，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钟某某曾因从事邪教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又从事邪教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故作出驳回钟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对此判决，有人认为完全正确，而有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判决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例中，单独分析被告人钟某某于2020年3月实施的传播法轮功邪教宣传品的行为，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应该无争议。因为被告人钟某某实施的是传播法轮功邪教宣传品的行为，按照《解释》的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行为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制作、传播传单、喷图、图片、标语、报纸等邪教宣传品的数量达到200份（张）以上，才能定罪处罚。而本案钟，被告人钟某某2020年3月散发法轮功宣传品的数量没有达到犯罪标准，即使是将被告人钟某某前后两次散发的邪教宣传品的数量相加，同样没有达到犯罪标准，很显然不能评价为犯罪行为。既然被告人钟某某前后两次散发法轮功邪教宣传品的数量因为没有达到犯罪标准，在显然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法院为什么还要判处被告人钟某某三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呢？法院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钟某某于2018年4月曾因散发法轮功邪教宣传品受过行政处罚，2020年3月，被告人钟某某再次实施传播法轮功邪教宣传品的行为，其行为触犯了《解释》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该条规定，对于曾因从事邪教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从事邪教活动的情形，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对被告人钟某某作出了有罪判决。也就说，即被告人钟某某虽然此次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此前因为实施过同类性质的行为，就应按照《解释》的规定，追究被告人钟某某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单从该规定的文义理解，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钟某某有罪属于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也正确。
那么，争议出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问题出现在《解释》第二条第（七）项将行为人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当成后行为入罪情节条件的这个规定上，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立法本意成为问题争议焦点。笔者经分析认为，《解释》将行为人此前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当成后行为入罪情节，不符合立法本意，
行政处罚问题篇9
关键词：传媒监督；新闻自由；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传媒渗透社会领域插上了强劲的翅膀，提升着新闻舆论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传媒对司法活动高度关注，尤其是“孙志刚案件”、“许霆案件”、“成都孙伟铭案件”等案件通过媒体的舆论报道抑或影响了案件的裁判结果，抑或影响了案件深层次背后的法律、法规的更改、存废及社会制度的变革，堪称媒体与司法互动的典型。与此同时由于传媒与司法二者特性和社会功能的不同，因此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的进入人们的视野。所以，极有必要对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作出理性的探讨。
一、我国司法与传媒关系的现状
新闻媒体介入司法，对案件的报道，以及对案情、案件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关注，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主法治走向完善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传媒报道在时间上具有抢先性、空间上具有广泛影响力，使得司法活动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受到一定的干扰和影响，进而引发了一些非理性的“舆论审判”现象。
（一）司法独立受到影响
传媒的监督职能，无疑对于我国的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但是随着传媒的不断发展，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伴生了不少负面影响，使司法独立受到影响，它从侧面反映出了传媒对于司法活动的巨大影响力，极易引发“传媒裁判”。司法实践当中，我国的司法机关、司法活动本身由于现有政治体制原因，本身就容易受到行政机关、上级机关、上级领导有形无形的影响干预，出现裁判者掌握不了裁判权的不正常现象，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传媒实力不可小觑，已成为新的足以影响司法独立的新兴力量，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正面临着进一步的新的挑战。
（二）媒体的不适当报道
媒体对于司法活动只是监督者，而非裁判者。媒体不应利用新闻报道所形成的所谓的“民愤或民意”，给司法机关施压而使司法独立受到影响。媒体对于案件的过分的、极具倾向性、不客观、不分阶段、不分程度的报道和一些所谓的“专家意见”很容易形成“媒体审判”，媒体报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影响审判人员的独立理性判断，从而影响乃至主导审判活动。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许多网络上的行为难以受到法律的有效监督与控制，许多新兴的事物也更容易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传媒与司法发生冲突的原因
传媒与司法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媒与司法特点不同。首先，传媒与司法对正义的理解不同。传媒通常以道德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与司法法律化的视角有着巨大的出入。其次，传媒与司法对事实的认定方式不同。司法是一项专门性的技术活动，司法对事实的认定需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规则。传媒则不同，时效性的要求使传媒不可能保证所报道事项客观属实。最后，司法活动具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重，特别要求程序合法；而传媒并没有严格的程序要求。
第二，立法上的缺陷。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统一的《新闻法》，对众多具体的传媒活动缺乏规范或只有原则性的规定，规范过于笼统，对于传媒报道司法活动的时间、范围、方式等都没有具体规定，媒体在现实中经常无法可依，难以准确把握案件报道的尺度。
第三，传媒工作者的素质参差不齐。传媒活动需要专业的技能，而传媒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也有高有低，因此不能保证所有的报道都能做到公正客观，也不排除某些媒体及媒体从业者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的可能。同时，大多数传媒工作者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职业培训，因而在报道中容易侵犯案件当事人的权利。
第四，社会公众法治观念不强。普通公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分辨众多信息真伪的能力较弱，公众往往容易对媒体的报道盲目信任，当司法裁判结果与传媒观点不一致时，就可能造成公众舆论与司法的对立。
三、对完善我国司法与传媒关系的一些建议
我们必须要正视的情况是，我国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都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进一步进行调整。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切实保障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
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就是切实保障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另一方面，要确保法官审判的独立，排除包括舆论影响、公众意见、“人缘”和“地缘”在内的，一切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判决的因素，使法官在一种“独立”的环境中独立进行司法审判。
（二）完善相关立法，制定《新闻法》
我国还没有颁布具体的规范传媒工作者权利与义务，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明确传媒介入司法过程的时间、范围、报道程度。对于传媒从业者侵犯司法公正审判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责任建立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同样，如果司法机关侵犯到新闻自由的，《新闻法》也应给传媒维权提供法律支撑。
（三）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法律素养，提高公民法律意识
新闻从业人员要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法律程序，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同时也要加强法制宣传力度，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而使其尽可能客观、理性、合法的去评判媒体报道的案件。减少因无知或盲从给司法机关、司法活动造成的不必要的外在压力。
（四）司法部门做好舆情的引导工作
司法裁判是基于对案件材料的全面把握，而舆论通常来自对于媒体报道的理解。如果舆论在不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枉加评论，会给司法机关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舆论对司法活动带来的影响，司法机关也要加紧研究，找到科学合理的应对办法。司法部门应当积极利用网络平台争取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报道事实真相，通过公开、透明的案件信息引导网民进行理性思考，积极行使话语权，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掌握舆论主动权，不给不良舆论声音以生存空间。
四、结语
从总体上讲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有助于司法公正，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带来干扰司法独立、影响司法公正的负面后果，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任何国家公权力都要受到各方面的有效监督，司法亦不例外。当然，传媒也是这种监督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传媒监督司法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实现社会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共同价值目标下，维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者之间适度的张力。传媒在不侵害司法独立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既不影响司法机关履行职能的行为，也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不偏私的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传媒与司法通过各自的运行机制与活动领域，相互触动、补充，发挥各自最佳的效应。
【参考文献】
[1]景汉朝：正确把握司法与传媒的关系[J].中国法制网，2009.10.14。
[2]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6。
[3]丹宁勋爵著刘庸安译：《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11.1。
行政处罚问题篇10
一、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急剧增加，为了有效履行广泛的监督管理职责，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据调查，1991年，仅北京市
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就达800多万次，其中罚没款物处罚700多万次，折合金额9000多万元，警告拘留违法人59.9万人次，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756起，拆除违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机关广泛行使处罚
权，对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承认，目前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处罚手段跟不上，难以制止和纠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二是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统一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制定处罚法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遇到很多困难。（1）违法现象日益增多，行政机关现有处罚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药违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时达1.3万起，卫生检疫违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为277起。对于酒后开车、超载运输、道路遗撒等现象仅采用小额罚款已远达不到制裁效果。（2）执行处罚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预和妨碍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据反映，北京市每年查处900万起违法案件，除现场处罚外，有近500万起处罚决定存在执行问题，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0年发生妨碍公务案件1.7万起，造成13名执法人员死亡，754人重伤，35人致残。（3）处罚制度不健全，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处罚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要求、程序、原则及幅度等内容的规定不统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超出法定幅度规定人身罚、财产罚，致使设卡罚款泛滥成灾、劳役罚花样翻新。许多县、乡、区自行设定各类处罚，严重破坏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正处罚相对人。坐支截流、非法获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3）行政机关处罚管辖权不明确，出现多个机关争夺一项处罚权，"互相打架"。如海关与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与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的摩擦纠纷。据统计，目前已有16对机关在处罚管辖权方面出现争执和矛盾。由于多机关处罚和重复处罚，给公民法人带来不公正的处罚后果。（4）行政处罚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证据规则，出现大量罚款不开收据、扣押财产不列清单、吊销许可证不说明理由、处罚不告知诉权等随意处罚现象，侵犯权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此，制定行政处罚法对于限制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事后监督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不公正行使处罚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对处罚行为加以事前事中监督，避免违法处罚实施造成的损害。为此，制定一部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享有什么处罚权、如何行使处罚权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完善对行政行为的事先监督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法制统一。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政府管理注重计划与命令、强调制裁与禁止，助长了行政处罚中"为罚而罚"的不良观念，忽视了说服与指导、服务与保障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传统的管理经验与观念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管理模式。现代经济要求政府多服务，少计划，多指导，少命令，多监督，少制裁。为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多机关职能交叉、争抢处罚权，为了罚款而罚款，忽视指导与服务的现状。而重新划分处罚权，转变单一处罚职能、增强服务与指导观念必须通过统一的立法才能完成。
有同志认为，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处罚条款多出自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部门法的方式解决行政处罚种类不齐、力度不够、程序不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加之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一事再罚、多机关争夺处罚权、罚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并不是缺少一部处罚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协调、行政组织权限不明、财政体制局限性、执法人员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制定一部处罚法就得以根除的。
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悲观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罗万象、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弃它。行政处罚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现存的问题。一是通过规定处罚设定权的归属来限制各级政府滥设处罚的权力，从而结束所有机关均可创设处罚的混乱现状。二是通过规定处罚程序规则切实有效地保障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可以保证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得以顺利执行。
二、行政处罚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问题
行政机关普遍反映，现有处罚手段不够，难以有效制裁违法相对人。例如，市容管理部门仅凭罚款手段难以及时纠正建筑运输单位的道路遗撒问题；渔政管理部门对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渔域捕鱼行为也往往束手无策；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驾车行为也缺乏有效处罚手段。为此，我们主张在处罚法中增加几种新的处罚手段，同时对现有一些处罚手段加以修改和调整。例如，申诫类处罚应建立警告登记和累积转罚制度，对多次受过申诫罚的违法人应转换适用更重一类的处罚。规定申诫罚的必要公开制度，使之发挥有效的威慑力。财产罚应解决罚款幅度过大、随意性强、流向不明的问题。建议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分离开来，避免处罚者获益不处罚者失职的现象。将没收非法所得、扣押
、变卖、销毁等措施纳入处罚手段范围。行为罚部分则需解决"责令赔偿""责令履行某种义务"等决定的性质问题，特别要解决"责令性决定的"的执行问题。增加劳役罚内容，通过恢复原状等劳役措施教育违法人。除此而外，应当明确行政机关适用人身罚具备的条件和范围，规定除公安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均不得适用人身罚手段。
至于如何在处罚法中规定处罚种类，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归类与列举并用的方式。即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人身罚的同时，还应规定几种主要处罚形式的适用方式，如警告登记累积制度，罚款决定与收缴分离制度、拘留处罚的传唤、讯问、取证制等。
（二）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问题
行政处罚事关重大，只有特定层级的国家机关才有权规定处罚种类。对哪些机关有权设定哪类处罚，理论和实践界有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处罚，人身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及组织都无权规定并适用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立法现状，取消规章的处罚设定权是不合适的，因为规章是多数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而且已经规定了不同形式的处罚，因此，应当允许规章设定一些非人身罚。还有同志认为，既然法津赋予地方政府诸多的管理职责，并允许市、县、乡制定在本地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就应当认可地方政府设定部分处罚的权力，体现"权责一致"原则。
我们认为，行政处罚涉及公民、法人基本人身财产权益，必须由特定的立法机关规定，这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行政机关规定处罚必须有法律授权，而且授权的范围和规定处罚的行政规范必须受一定的限制。从我国目前处罚设定状况看，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法律授权设定部分处罚是必要的，但只能就非人身权方面设定处罚。其他行政规范可依授权规定一些实施细则和标准，而不能创设处罚权。
除对设定处罚的机关作一定限制，还应该对设定处罚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机关都不得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术标准、规程设定行政处罚权。
（三）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
关于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理论和实务界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行使两类权力的机关应当分离。至于分离到什么程序，有两种方案，一是相对分离，在同一个机关内，行使管理权的机构与行使监督处罚权的机构分离开，使监督处罚机构专司处罚及执行，不进行一般管理活动。二是完全分离，行政管理机关与监督处罚机关完全分开。各机关原有的处罚权从管理部门分离出来，组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综合监督处罚机构。如目前地方从城建、交通、卫生、公安、税务、工商部门分离出来的综合执法队、市容监察组织等就属这一类。
另一种意见认为，管理权和处罚权是不可分离的两项权力，处罚权是行政管理权的一部分。例如，许可证管理中，吊销许可证是处罚的一种形式，但是，很难将吊销权从许可证管理权中分离出来。
解决好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有利于减少行政处罚管辖冲突，也可以保证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贯彻实施。例如，由多机构组成的统一市容管理组织负责维护市容的各项工作，不仅减少多机并争夺管辖权的现象，而且能够避免就某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
（四）法规竞合与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个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罚，这是一个法规竞合行为。例如，某人用毒药制成的诱耳在渔塘捕鱼的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渔业法、环境保护法等多个法津。在目前行政管理权交叉重叠、法规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各个行政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对某一行为分别作多次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对此，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即对某一违法事件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但对"一事"的理解不尽相同。较窄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规范为"一事"，较宽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也算"一事"。由于每一行为，每一事都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多次划分，而且处罚机关也不止一个，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难以成立。
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专横武断的重要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一事"的范围如何界定，必须考虑目前处罚机关职权交叉重叠的现状。为避免行政执法机关失职不处罚或越权滥处罚，应当将"一事"界定于"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的范围之内。例如，某司机出车时被交通警察以尾灯不
亮为由处罚一次，在他驾车回单位期间，交通部门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处罚该司机。
那么如何解决因一个行为受多次处罚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案：一是参照刑法中法规竞合理论采用"重罚吸收轻罚"方式处理，即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由其中量罚最重的机关处罚。但这种方式
存在一个问题，即会出现各机关争夺或推脱处罚权、互不通气现象。第二个方案是重新整合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传统上"一个机关执行一部法律"的习惯，将拥有相同或类似职权的行政机关合并，由综合性执法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罚吸收轻罚"的选择性处罚。我们认为这种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
（五）行政处罚权的委托问题
行政处罚权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应由法律规定的有权行政机关行使。但是，由于个别部门执法任务重、条件跟不上，遂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给下级机关和所属机构同级其他机关，非行政机关、个人去行使。随着委托处罚权现象日益增多，交通、市容、物价、城建、计划生育、公安等部门执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第一，谁有权委托？并不是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委托机关必须是依法享有处罚权的机关。本身没有处罚权或其处罚权来自其他机关委托的组枳不得委托。例如，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政府不得再将其处罚权委托他人行使。第二，委托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委托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同时也必须符合其他定法条件。第三，委托应履行哪些手续？有些行政机关向个人组织委托处罚权时不办理任何手续，致使委托随意性增加，委托后责任不明确。为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委托处罚权的必经程序，如签定委托书、划分双方责任，约定委托权限、范围及期限。第四，委托处罚的责任归属如何？目前委托处罚的责任并不明确，具体做法也不一样。例如委托权限内的处罚行为由谁负责？委托权限以外责任由谁承担？有同志认为，无论处罚是否超出委托权限，都应由委托机关负责。第五，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是否无须委托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有同志认为，目前大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担负大量行政职责，相当于一级行政机关，但又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地位，引讼被告资格的混乱。为此，应当明确其独立执法的地位，不必履行一般委托手续。
（六）行政处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程序不完备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处罚程序种类不全、没有关于溯及力和时效的统一规定、证据规则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和执行保障、协助执行不力等。
1.程序种类不齐全。行政处罚是针对不同程序、情节、条件的违法行为实施的制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普通处罚程序，即通过正常程序实施的处罚，原则上应履行通知、讯问、听证、制作处罚裁决等程序；特别处罚程序，对紧急情况下或是非清楚的现场违法行为实施的处罚，如强行制止、纠正、现场处罚等。特别程序可以省略某些手续，如通知、听证等，但有的事后应补正。
2.时效规定少。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必须有时间限制，即超过追究时效，不应再施处罚。治安处罚条例规定为6个月，是否该时效规定也适于其他种类的处罚？我们认为立法原则上可规定为6个月，其他法律法规另规定的除外。
3.处罚适用规范的溯及力不明确。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前后规定不一致的，处罚应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法律实施以前的违法行为，不适用新法律处罚。对过去开始，持续到新法律实施后的违法行为，应适用较轻的法律予以处罚。
4.证据规则不明确。行政处罚往往涉及转瞬即逝的违法行为，难以收集到明白无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加上行政证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根据现有条件，也无法象刑事侦查一样，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证据。为此，应当确立
几项特殊的行政证据规则。如处罚只需主要证据确凿、对于某些现场处罚，如交通警察对违反交通规则的处罚、市容部门对无照经营者的小额处罚和纠正行为，诉讼中处罚机关不负举证责任，只有在受罚人证明执法人员与其有私怨恶意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才举证。现场笔录在受罚人不签字的情况下，只需两个以上执法人员签字或证人签字就有效。证人不作证或作伪证应当负法律责任。
5.处罚决定的执行不力。现存问题是：（1）特定处罚，如警告、责令、吊销证照执行难缺乏有效措施；（2）有关部门协助义务不明确，协助不力；（3）申请法院执行的决定种类、数量过多，如责令罚、吊销证照罚、小额罚款等，法院难以执行；（4）个别执法部门力量薄弱，缺乏必要人身物质保障；（5）行政干预执行的情况增多。
对以上执行问题，建议立法采用新的执行方式和体制。如对特定处罚的执行，应确立处罚累进和转换制以及保全措施；明确各机关协助义务、重新划分法院与行政机关的执行范围；小额罚款及责令、吊销证照罚应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充实个别执法机构；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避免出现靠滥收费、乱罚款执行处罚或其他管理任务的混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