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1
一、公共资源配置权力有限、适度原则
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否是政府的独占性权力，这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现在一般认为公共资源的分配并非是政府的独占性权力，只有在市场的手段和社会自治组织等机制无法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政府才具有介入资源分配领域的正当理由。这种观念已经被我国的《行政许可法》所确立。《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了针对公共资源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即“（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这项规定确立了政府介入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法律根据。但是，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其他规定，这种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必须是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在必要情况下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的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范的设定权还必须符合与满足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下位法必须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具体的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同时，《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又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对政府介入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态度是极其严格与审慎的，奉行的是政府分配公共资源权力有限、适度的原则。这些法律规定，分别从政府介入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法律依据、介入的方式及手段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行政许可法》对包括公共资源配置在内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严格限制的态度，体现了建设法治政府所必备的减少规制、放松规制的理念。只对于确属政府介入的事项，政府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从而促使政府职能转换和转移，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
二、公共资源配置的竞争性原则
对于合法设定的公共资源配置事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行政许可法》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行政机关违反本条规定，不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或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从这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政府公共资源分配的竞争性原则，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配置有限公共资源时，不得以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的方式确定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更不得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必须以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其实，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关系着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或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只有通过拍卖、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才能避免暗箱操作，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也是最能体现和满足行政活动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平等性等要求的，是防止腐败的最好利器。一些腐败案件往往都发生在行政机关拥有的配置有限公共资源的领域之中。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公共管理工商管理联系区别
引言：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同属于管理学这个大学科，因此，它们同具有管理的基本特征。但是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管理，因而有各自不同的特殊规律，借鉴公共管理的前提是认识两者的特殊性，只强调其共同性而否认其特殊性是错误和有害的。
1.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的联系
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通过字面来看，它们都是属于管理类科学，因而它们具有管理学的通性，万变不离其宗，其主要的职能在大体上分仍然包括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指挥，都是对人和物的管理。一般情况下，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互换应用的，并不会产生过多的错误，对其发展也并不会有很大影响。
2.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的区别
2.1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在运用资源方面的区别
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是政府，政府要有效地实施公共管理，实现职能目标，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政府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主体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所享有的合法资格和相应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我们之所以把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称为公共权力，这是因为：第一，公共权力的主体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它的合法性来自公众的“公意”和法律程序的授权，是非自然获得。第二，公共权力的客体指向是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公共权力是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而不是用来谋私的。第三，公共权力的功能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约束性、工具性等特征。尽管西方新公共管理提出运用市场手段和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管理，但无论如何公共权力仍然是实施公共管理必备的前提和重要手段。公共权力是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政府所掌握的人、财、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财源的控制。政府的财源主要是纳税人交纳的税收，因此，政府的财政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有了财政基础，政府才可能去实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三是政府所控制的各种自然资源，如国土、矿山、水利等，以及部分文化资源，如文物、古迹等。政府对这些公共资源的占有，在很大程度上是垄断性的，尽管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当代新公共管理的兴起，使得部分原属政府的公共管理自觉或不自觉地转移给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组织，甚至由某些私人企业来承担，使得公共管理的垄断性受到冲击，竞争性增强，但这只是公共管理中很少的一部分。公共物品中的纯公共物品，例如国防、外交、法规政策等只能由政府提供。许多准公共物品，例如交通、教育、广播、电视、能源、社会保障等也离不了政府的管理和财政支持。
与公共管理不同，工商管理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非公共资源，工商管理所必须的权力是一种非公共权力，或称私人权力，或称协议权力。它首先来自企业作为组织所具有的力量。企业作为一个从事商品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具有法人资格的基本经济单位，它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激励、协调和控制的管理活动过程，来实现其组织目标。工商管理所需要的私权力除了来源于任何组织所具有的约束力外，最主要的是来源于产权。作为竞争性的工商企业，其基本投资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在我国也主要是私人，其权益也归私人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所说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许多人的联合，但无论如何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工商管理的管理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产权，是产权自然具有的权力。
工商管理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不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而主要来自投资的回报，来自于所获得的利润，顾客购买企业生产的物品或享受企业提供的服务是企业生存的依据。工商企业受“看不见的手”支配，必须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2.2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在运作机制方面的区别
（1）公共管理的运作机制
公共管理主要的运行机制便是公共权力，而能够保障公共权利能够正常运行的便是完善的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趋向于法制化的管制手段，公共管理的运作机制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其一为依法行政，想要实现这方面便需要政府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公共权力进行划分与界定，保障公共权利不与法律相关条文相悖；其二为法制监督，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在制定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内部与外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2）工商管理的运作机制
而工商管理的主要运作机制必须要以市场规律为前提，既是市场也需要遵循法律运行，但市场内部还是有其独特的运作规律，法律的限制只针对于市场外部，而真正可以对市场起到操纵作用的是市场内部的经济规则，这种规则是无形的，但却又真实存在。因此，对广大企业来说，法律方面的约束只是商业规则中外在的规律，而真正对运作机制起作用的是市场内部的经济规律。一个企业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主要还是在于企业对经济规律的把握。
2.3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在价值目标方面的区别
（1）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
对公共管理进行支配的部门主要是政府，而政府所代表的是一种公共利益。因此，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主要是公共利益，在评价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不能单单看公共管理的执行效率，还要注意到其是否实现了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的执行条件主要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其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也是尽可能的促进公共利益，力求将现有的公共利益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社会组成者，实现福利方面的最大化。
（2）工商管理的价值目标
而工商管理的本质是具有盈利性质的私人管理，其主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企业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工商管理在进行过程中需要遵守市场的相关规则，以企业效率为发展中心，力求以最少的投资来换取最大的回报。虽然，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商品资源，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企业自身的利益更大，工商管理所运用的管理手段与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具备统一性的。
3.结束语
总之，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既相互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两者的差异，对于正确界定各自的管理范围，防止政府管理与工商管理主客体错位；对于正确认识两种管理的特殊性，规划社会管理和市场管理秩序；对于完善私法和公法制度，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卫东.市场经济下工商管理的实际措施解析[J].？中外企业家，2014（13）.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标准化
1引言
政府信息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含的内容也极其广泛，主要包括：政府决策信息、为社会各界服务的信息、反馈信息以及政府间交流的信息。本文所阐述的信息资源共享主要是政府部门间的跨部门信息交流。通过交流和共享能使信息发挥最大价值。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政府网站静态信息的功能已经趋于完善，网上业务办理初具雏形。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将有利实现我国从电子政务发展的初级阶段向更高层级的顺利过渡。因此，在面临“信息孤岛”、信息跨部门共享困难等问题的情况下，应重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以真正发挥电子政务应有的作用。
2当前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中存在的障碍
（1）经济障碍。政府信息不公开使公众长期处于被动的劣势信息地位，行政信息部门化、部门信息私有化的现象长期存在。政府部门信息垄断加之信息寻租风险远远低于腐败，使公务员在经济人理性的驱动下，利用信息资源换取个人私利。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通过并颁布实施，但是长期以来的信息垄断积重难返，真正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尚需努力。同理，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也适用于经济人假设，伴随着巨大的信息成本与寻租空间，要实现各部门信息资源的共享，势必会导致强势信息部门的信息资源外流，影响其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进而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冲突。
（2）体制障碍。当前我国政府组织结构是纵向层级制和横向职能制的二维矩阵结构。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信息主要在系统内流转。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管理的需要，政府各个部门虽然大都拥有自己的信息系统、通信网络、存储中心和终端，但是，这些系统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垂直系统。部门信息系统各自管理，彼此独立；部门之间的网络相互隔离，大多通过公众网络才能实现某种程度的互通；部门之间数据独占，不能共享，甚至互相保密；部门终端之间不能互通，通信不畅加之政府部门对信息供给的独占性较为严重、缺乏宏观调控，造成了前信息资源建设分散平行和重复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也影响了信息资源建设的质量，从而阻碍了信息的共享。
（3）法律障碍。有关政务信息公开和保密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欠缺，特别是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法规不足。落后的保密原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进而影响政府的办事效率，破坏政府形象。要实现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必须设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方面的法律制度，如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保护、政府信息获取、国家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打破我国在政府信息资源公开、保密、采集、、共享等方面缺少相关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局面，避免信息资源共享无法可依的现状。
（4）标准化障碍。自政府上网启动以来电子政务并没有完全实现提高政府效率，提供便民服务的目标。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支撑电子政务的信息资源匮乏，信息资源不能在全社会内得到有效共享。政务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缺乏统一有效的标准和规范，导致在信息管理的过程中路径不一、重复处理，出现诸如信息失真、信息时滞、信息超载等一系列问题，造成政务信息质量不高，严重阻碍了信息资源的交流、整合、分析和使用，制约了信息资源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和共享，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和效益。因此，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的建设就更显迫切。
（5）安全障碍。信息安全与信息公开是天敌，涉及国家机密、国家安全的信息需要绝对保密，而信息资源共享要求信息的高度公开，这势必影响到信息的保密性，保密制度影响信息公开程度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脑故障、病毒感染以及遭遇黑客的侵入、泄密、篡改等一系列难题制约了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鉴于信息安全防火墙的不完善以及信息安全立法的滞后性，许多政府信息部门回避信息公开。为了防止机密信息泄露，在难以分别信息保密级别的情况下，往往选择少公开或不公开，加大了信息资源共享的难度。
3加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对策
（1）加强对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素质培养。要加强思想教育，使公务员都明确组织的目标和行为规范，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准则，避免价值判断上的失误；树立正确的责任观、政绩观、利益观，自觉地要求自己。使公务员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作用，保证信息工作的独立性，增强公务员主体意识和绩效意识，严禁根据个人意图或个人好恶来利用信息进行寻租。同时通过技能培训、理论提升等一系列培训活动提升公务员的业务素质，真正认识到电子政务的本质，从而降低不良观念对信息资源共享的影响。
（2）优化政府信息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的二维管理模式在信息管理上造成了权责不清、利益不明、关系复杂等一系列问题，致使信息管理封闭、无序、混乱，信息资源数字化和共享程度低。由此，我们可以借鉴首席信息官员(Chiefinformationofofficer，Cio)管理体制。借助Cio的协调管理作用，对政府信息进行统一监督管理，整合不同信息管理子系统的利益，协调政府信息的采集交流，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
（3）完善电子政务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法律法规。电子政务相关立法是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成功的前提。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律上明确各个信息主体的权责关系，将各部门信息共享的权利义务、职责职能、信息共享条件、信息共享范围等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促进并规范信息流通和共享。从国际范围看，许多国家都制定并颁布了专门的法律保障本国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比如，在美国有《信息自由法》、《政府信息公开法》、《美国联邦信息资源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由此，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并完善我国的信息资源共享法律体系。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4
——以**市XX区实践为例
一、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的意义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明确要求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国务院《“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对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及时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作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决策部署。
随着人民群众对规范、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的增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势在必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是统筹考虑政策规划、民众需求、工作实际等因素，明确自身服务范围和权责关系，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总体目标、平台建设及运行方式等以标准的形式进行规范，以谋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具体来说标准化建设有以下三点优势：
（一）量化考核标准
公共法律服务本身是抽象而不易量化的，但根据区域人口数量、经济条件、发展水平而建立的体系标准则可以较为客观周全的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和运行情况进行衡量，从而得到直观具体的评价结果。这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信息收集和优化提升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提升服务质量
根据地区发展程度和法律服务资源分布的不同，所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项目和质量也会有所差别，标准化建设则可以规范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架构，弱化地区差异性，帮助群众得到相对稳定的法律服务质量。同时，对比区域间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与建设标准的差异，有助于探索法律服务体系更为有效的改善路径。
（三）便于优化推广
为实现“普及化”“一体化”“精准化”要求，打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台融合的基础，有必要对各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功能职责、建设标准、人员配备等方面作统一要求，统一各平台间业务项目“接口”。此外，在各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标准化有助于成功经验的推广，大部分成功实践案例对于当地特殊经济环境、政策条件、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依赖性，标准化体系的确立有助于在实践探索中筛选出对整体服务体系改善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做法，从而更有效的完成经验推广，避免因部分成功实践案例的不可移植性造成不必要的调研学习成本提高及资源浪费。
二、**市XX区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探索
XX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分为网络平台、热线平台及实体平台。现阶段12348中国法网网络平台主要集成了法律咨询服务、各项法律服务办理流程以及各地法律服务机构的联系电话、人员名单等信息，可有效引导群众联系所在地法律服务机构。XX区法律服务热线现阶段主要具有初步筛选和分流的作用，专门负责热线接听的工作人员根据事项性质、诉求内容、本地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分工等因素，引导来电人对接法律援助中心、人民调解委会、等机构和值班律师等专业团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则发挥着更直接更重要的作用：1.网络和热线平台目前主要作用为引导和分流，绝大多数案件最终将流入实体平台进行办理；2.大量法律服务件的办理过程中，实体平台对服务供求双方都更为便捷，例如法律咨询过程中有关资料需要专业法律服务工作者现场核验从而提供精准咨询、人民调解要求双方到场、大量资料对当事人签字的需求；3.实体平台可有效避免民众有关信息私密性与网络通信不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基于以上原因，此处主要讨论实体平台的标准化建设。
XX区司法局在2017年提出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三级平台、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并将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事关基层法律服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在三级平台的建设过程中，XX区切实按照省、市要求，把握方向、目标、定位，秉持“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建设原则，从上至下，纵向打通，以标准化为抓手，逐步整合区内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建成了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街镇乡法律服务工作站、村（社区）“法律之家”，实现了全覆盖：
（一）建设法律服务三级平台，搭建公共法律服务基本框架
1．区级设立“XX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严格按照《XX省市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外观及室内标识规范》对门头、吊牌、各类标识、背景墙等细节的要求，高标准打造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统筹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实现各类别公共法律服务集中进驻，目前中心已完成建设并已投入运营。
2．乡镇（街道）法律工作站已全面覆盖，持续为群众提供触手可及的公共法律服务。根据《XX省司法厅关于推进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司法发〔2018〕55号）的指导思想，XX区以司法所为依托，13个乡镇（街道）法律工作站已经全部实现规范化。
3．村（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室升级建设正在全面推进。村（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室是离群众最近的公共法律平台，在基层法治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XX区根据XX省司法厅及**市司法局关于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规范化建设的意见，通过提升法律服务工作室的规范化，在144个村（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室全面覆盖的基础上，打造一级、二级及三级村（社区）法律之家，其中6家一级（社区）法律之家已完成建设，2019年将再完成2家一级村（社区）法律之家的建设。
（二）合理配置各级平台功能和服务内容，强化法律服务普惠便民
为了便于群众集中办理公共法律服务事项，XX区在各中心、站建设过程中充分调研群众需求、完善平台功能和服务内容。
1．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在功能职责定位上采用“5＋X”建设模式。“5”为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律师法律服务、司法鉴定、公证法律服务等基本职能，在公共法律服务中起主导作用；“X”为拓展职能，中心根据工作实际引入司法鉴定、法治宣传、远程探视帮教等法律服务。
2．公共法律服务站立足“3+X”平台功能建设，其中三项基本功能为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教育，X项为拓展功能，由各基层服务站根据需要引入。
3．法律之家则优化整合了法律服务室的基层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服务、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职能，立足于打造“15分钟法律服务圈”，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
（三）配备法律服务人员，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专业化建设
各级平台根据区域内人口规模、公共法律服务需求及业务接待办理数量，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1．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置岗位8类服务岗，包括综合接待岗、法律咨询岗、人民调解岗、法律援助岗、信访调解岗、司法鉴定岗、“12348”热线岗、公证服务岗，一方面公证处整体搬迁入驻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另一方面引进龙泉司法鉴定机构、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力量为群众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同时从司法行政机关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中选拔和新录用工作人员到中心负责法律服务工作，为群众办理法律服务事项。
2．公共法律服务站充分利用司法所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整合乡镇、村（居）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及法律服务志愿者等，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3．村（社区）全面贯彻“一村一顾问”原则，全区144个村（社区）均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法律顾问，配备1名调解员、1名值班律师，在法律服务工作室和“法律之家”提供法律服务。
（四）打通三级平台运作，实现各级平台资源共享
XX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已购买电信视频通信服务，在12个司法所均已安装视频点验系统，可实现多方视频通话。这意味着，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可以与全区法律服务工作站、工作室可实现实时视频通话，中心可随时了解基层法律服务现场的情况，对于重大疑难的法律服务案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度区内法律服务资源，并提供解决方案。视频点验系统除了用于中心指挥调度、远程会议等，还可以提供视频法律服务，群众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即可同中心的法律顾问进行沟通，律师将通过视频向群众提供远程法律咨询等服务。
三、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实践面临的困境
经过XX区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区内法律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覆盖面和质量效能还不能完全达到预期标准，不能完全适应区内快速发展的节奏，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期盼和需求，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公共法律服务人员紧缺
按照省市级有关中心的建设要求，中心将采取“5+X”的功能定位，即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律师法律服务、公证法律服务及司法鉴定、法治宣传、远程探视帮教服务等拓展功能，各个功能都需要通过进驻相应工作人员来实现，另外还将设“12348”热线接听员、“12348”法网专员，共计需增设11个工作岗位，因此在目前无新增编制的情况下，实现中心人员配置，是一个较为紧迫的问题。
（二）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不平衡
区内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龙泉街道、西河镇等区域法律服务建设起步早、资源整合成效明显，已建成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站和法律之家并投入运行，为群众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法律服务。同时，也有部分区域由于区位劣势、人才流失、法律服务资源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区域在平台外观、内部标识、窗口和基本设施等方面离省市级确定的法律工作站和法律工作室标准还有较大距离，不规范的场所设施及服务流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信任度较低。
（三）公共法律服务社会认知度不高
虽然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但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性质、内容普遍缺乏了解。一方面，遇有法律问题，少部分人才会寻求公共法律服务的帮助；另一方面，有意识寻求法律帮助的，也不清楚到哪里寻求和如何寻求法律服务。与群众需要量大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接待量较少，这样服务与需求对接错位的现象，可能导致群众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和公共服务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四）各级党政机关对公共法律服务认识不足
一方面，一些单位对公共法律服务的认识不足，对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参与度不高，虽然司法行政机关依托职能优势，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但实践中很难争取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公共法律服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认识不足，区、乡镇（街道）、村（居）三级平台建设的责任主体在职能职责、建设重点、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式接线不明确，导致在建设中存在资源调动困难、分工不清的现象。
（五）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规范化程度不够
各级平台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制定服务流程、如何统一管理和考核、如何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标准不一的现象。规范且成熟的服务流程、质量要求及考核机制还没有成型，极不利于群众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法律服务。
四、改善路径的一些思考
（一）整合力量，配齐服务人员
为实现区级中心各项功能，保障服务质量，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全区司法行政力量分布情况，综合考虑综合需求，整合各方面力量，配齐人员。一方面是全面整合资源，统筹调度工作人员，选拔能力强素质高的工作人员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二是购买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具备法律咨询功能，这就要求有专业的律师进驻，要积极探索购买律师服务，为群体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三是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积极招募周边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师生、离退休政法干警、社区力量参与法律服务，补足人才缺口。
（二）加快建设，均衡各片区发展
按照建设计划全面推进各级平台建设，遵循有重点、分批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的方式推进实施。先选取法律需求突出、具备软硬件条件的区域着力打造示范点，总结提炼选址规划、平台外观、内部标识、窗口和基本设施的配置要求等方面经验。再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符合建设条件的点位进行推广建设，过程中广泛开展轮流观摩，采取主动申请和任务安排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各司法所人员参观已建成或建设中的公共法律服务站、公共法律服务室和法律之家，开展不定期经验分享会。
（三）强化推广，扩大平台影响力
公共法律服务宣传要有现实的针对性，应当普及寻求公共法律服务的渠道、申请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公共法律服务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中的典型案例等方面的信息，让普通群众认识到公共法律服务渠道的便捷、畅通、透明性。宣传方式充分考虑群众的接受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创新思维，利用各种多种方式，使宣传活动活泼、生动、吸引人。一是借助各类媒体进行宣传，充分利用政府网站、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多种形式扩大宣传效果，利用现场普法、专项活动等形式，在法律进企业、法律进农村、法律进学校等活动中通过律师讲座、发放宣传资料、法律服务便民卡等形式，增加广大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认识，帮助群众了解掌握如何获得便捷的法律服务。三是结合各村（社区）的宣传栏、村（居）委会进行宣传，采用漫画、张贴联村律师联系方式的形式，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的熏陶，了解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总之，采用多种途径进行推广，扩大法律服务平台影响力，促进法治成果群众共享，使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
（四）司法局主导，建立组织保障机制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须坚持“协同参与”的原则，因此需要强化司法局对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统筹力度，加强各级司法行政人员以及法律工作者对公共法律服务的认识，对区内法律服务进行整体规划，有效整合目前相对独立发展、各自管理的法律服务资源，使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有机运转、系统发挥作用，不断提高区内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能力。
1．加强对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组织领导。由司法局牵头、各司法所确定专人，组建“全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小组”。小组由组长、副组长、工作组成员组成，专门负责调度、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小组内定期通报进展、分享建设经验，并及时总结、出台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细化建设的责任主体和具体任务。小组内定期召开会议，协调法律服务资源，协同高效地推进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2．制定详细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规划建设方案。公共法律服务要以切实满足群众法律需求、深化基层依法治理为目标，必须结合各区域实际发展情况选取适合的平台建设标准，明确硬件设施、人员配置、服务项目的具体方案。基层法律服务平台配备标准化电脑终端和视频指挥服务终端，使法律服务项目不全面的基层法律服务平台能通过智能终端联结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得到中心法律工作者的帮助和服务，从而切实保障15分钟法律服务圈便民利民目标的有效落实。
3．加强对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意义、内容措施的内部宣传培训。制作公共法律服务简报，展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设情况、服务情况等，在内部进行传阅，对司法行政人员、法律服务人才等开展制度化、常态化的宣贯和培训。
（五）多措并举，推进平台规范化运行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规范主要涉及人、事、物三方面，“人”是指人员队伍的配备，“事”是指公共法律服务业务的运行，包括服务内容的规范开展、各级平台之间的有效衔接，“物”是场地选址、功能分区、设施设备等方面。为了推进平台规范化运行，应当明确平台人、事、物三方面的标准和机制，并进行评估考核。
1．健全运行机制。要构建便民利民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必须系统性、制度性规划其运行机制。一方面，强化对内的融合联动机制，打通公证、法律援助机构、人民调解之间的隔阂，建立公共法律服务联席会议、办案协作等工作机制，将群众多样化公共法律服务需求逐项落实责任人员进行处置；同时各窗口受理群众需求后根据情况可进行指引或分流，例如进行法律咨询的事务根据具体情况可建议群众到调解窗口寻求帮助等。第二，强化对外融合联动，主动与信访局、人民法院等部门沟通协调，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活动。第三，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保证三级平台之间的资源联动，例如，社区法律之家的律师采取每周值班制，引入机器人终端，使群众可以便捷查询相关法律条文或法律案例，同时运用视频服务平台，使群众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即可同中心的法律顾问进行沟通，律师将通过视频向群众提供远程法律咨询等服务。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5
论文关键词：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信息共享；信息资源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电子政务；公共服务
1美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经验
美国是最早通过立法等措施建立政府信息公共获取制度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信息公开建设最好的国家之一。从法律体制、实施机制、获取技术等各个方面来看，美国的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都走在世界前列。美国已经建立了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障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为保障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相关法律的贯彻实施，美国政府建立了切实可行的、严密的实施机制。美国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如公众利用网络可以获取美国“第一政府”网站上大量的信息。美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1完备的法律、政策保障体系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该条修正案中规定了人民有表达的自由，也就规定了人民应当知道政府有关情况，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另外，美国通过制定一系列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来保障公众获取政府信息资源，主要有《信息自由法》及修正案、《咨询委员会法》、《隐私法》、《阳光下的政府法》、《美国联邦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电子信息自由法》等(表1).
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从《信息自由法》颁布以来，经过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已形成较为健全的制度体系，为保障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和利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除此之外，美国一些州也制定了自己的信息获取法，例如德克萨斯州的《公共信息法》就规定公众可以申请要求浏览或复制政府信息，并详细规定了申请者的权利、政府机构的责任、申请的程序等_2]。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与政策，美国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体系。正是在这套体系的保障下，美国公众才可以相对自由地获取政府信息，这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1．2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为了适应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政府积极将网格技术、泛在网络等信息技术融入到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中，通过大力发展电子政务来推动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早在克林顿时期，构建“电子政府”便成为美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其后，美国政府加快了建设电子政府的步伐，在法律、机构、资金等方面予以有力保障。2002年l2月，布什总统签署了《电子政府法》，要求联邦政府通过利用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增强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能力。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保证下，美国政府网站发展迅速，不仅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政府机构全部上网，而且几乎所有县市一级政府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站点。2000年9月，美国政府开通了“第一政府”网站(http：∥/education/"target="_blank"title="">教育、商业、环境、历史文化、政府、交通与旅游家庭、工作等各方面的信息，而且提供办理子女入学、各种证件等服务以及州内各城市政府网站的链接等。美国正是通过这些纵横交错、层级分明的政府网站，为公众提供了方便、快捷、丰富的网上信息服务，使得美国民众能充分获取政府信息。
此外，为消除数字鸿沟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公共图书馆建立网络中心，为公众提供免费的上网机会，还采用整合语音回答技术，使公众通过电话也能获取政府信息资源。
1．3严谨的实施机制
美国政府对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实施建立了严谨的实施机制。首先，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信息资源管理机构，建立了成熟的政府cio制度，为公众了解政府行为提供信息渠道和为政府与公众的交流提供平台。政府还设置了专业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人员。美国信息存取专业人员学会为参与信息存取的最低级别的政府公务员提供专业资格认定、培训以及同行交流的机会，建立了一支专业的信息管理队伍。其次，政府从财政上为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明确提出保障公众能够自由获取政府信息资源是政府的义务。同时，政府对提供信息服务时的收费标准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强调行政机关一般向申请人收取检索、复制和审查文件的费用，但仅限于各项成本费用。如1995年制定的削减公文法中明文禁止政府机关对公共信息的再流通或传播收费或收使用费。另外，政府通过实施“政府资料定点图书馆”方案来保证政府信息的完整、公共获取渠道的畅通。“政府资料定点图书馆”方案是指1861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联邦政府委托图书馆计划，即联邦政府指定一些图书馆免费获取和保存政府文献，为公众提供利用。发展到今天，在美国大陆有1350个图书馆负责保管政府文献和出版物，在这些图书馆可以轻松地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
2我国与美国的差距
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已有80％以上的政府实现了上网，通过网络政策法规、经济计划、用人制度等信息。广州、上海北京、江苏等地区纷纷尝试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途径也日益多样化，如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通过网站、电子数据库资源和其他途径等。1999年被誉为“
但是，同美国相比，我国政府信息化程度仍然不高，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从而影响了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效率。此外，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监督和组织制度的保障，缺乏权威、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各自为政的现象严重以及信息资源获取质量上和渠道上的不足等都给我国公众获取政府信息资源带来了较大的障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约80％的社会信息资源由政府部门控制，这种局面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从信息公开的实践来看，许多公开活动还停留在各地方、各部门的政策层面上，缺乏法律的强制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为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这样，在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常常使本应公开的信息被政府机关以各种“合理”的理由拒绝，公开有名无实。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形势并不令人乐观，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1)从法律制度方面看，美国已经建立了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障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而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共获取的制度建设方面还比较落后。(2)从实施机制方面看，美国政府对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实施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制度，而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实施机制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虽然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收费标准不统一、缺乏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协调机构等。(3)从获取技术方面看，美国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共获取并且卓有成效。与美国综合了多种获取技术相比，我国的政府信息获取技术还较单一，虽然中央门户网站的开通运行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等因素的影响，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有限，无法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也无法采用新技术和适合的方式来消除数字鸿沟，帮助弱势群体。
3推进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建议
3．1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现政府信息共享
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必须以政府信息合理公开为前提。信息公开制度就是一种承认社会组织和公众对政府信息享有公开请求的权利，而政府对这种信息公开的请求有回应义务的法律制度。它以社会组织和公众对政府信息享有知情权为基础。共享性是政府信息资源最重要的法律特征。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初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共享政府信息。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制定了各种法规来确保政府信息的客观、公正及公开，有效地实现了政府信息的社会共享，相对来说，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完善。我国2008年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出“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政府信息公开实行强制性要求，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政府信息的公开，实现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但在现实中真正贯彻执行，依然任重而道远。
3．2整合现代信息技术，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
美国政府整合了多种信息获取技术，这是成功保障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重要手段。采用多种信息获取技术，提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效率，节约了公众使用信息的成本。在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如何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整合现有的信息技术，是保障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关键，其中的重要一环是加强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在泛在网络环境中，优秀的政府门户网站是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有效途径。不同层次的政府门户网站应体现出差异化的政府信息：部委级政府门户网站侧重于政策信息、政务动态和公示信息等的；省级门户网站侧重于信息的关联性应用；地市级门户网站侧重于市民服务和公众服务。同时，基于政府门户网站的先进技术也有助于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如中央门户网站采用的政务垂直搜索引擎技术(http／／/imgindex.aspx"target="_blank"title="">图片搜索等搜索分类，能够提供深度精准、多文档的搜索服务。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信息资源公共获取 主体 客体 信息公开 信息披露
[分类号]G350
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问题日益引人关注。根据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CRe(CommissionforRacialequality)网站上的文件《确保信息与服务公共获取》的解释，信息公共获取是指不论种族或身份，公众都能无歧视地、直接或间接地平等获取信息。美国政府出版局(Gpo)指出：政府信息永久性公共获取是指社会公众可以长期地、免费获取有关信息资源。陈传夫教授认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就是信息能便捷地、免费或通过合理付费方式被一般公众无障碍获取。笔者认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不特定成员免费或低成本、无歧视、无障碍获取有关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既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也关系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国际谈判桌上的成败、战争的胜负、经济贸易的发展、企业商机的把握、消费者权益的实现、科技文化的交流、公共事件的紧急应对、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发展自我等，都离不开及时获取准确信息。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行动，其中最明显的行动莫过于通过立法和政策制定来推动信息的公共获取：最近半个世纪是世界各国《信息自由法》颁布的高峰期；世纪之交不少国家政府亦纷纷颁布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资本市场的成长推动证券信息披露制度日臻完善……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保密文化传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十分浓厚的国家，虽然宪法赋予人民知情权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利(《宪法》第二条十分鲜明地规定了人民的原则，第二十七条以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表述肯定了人民的监督权)，国家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生效，然而现实生活中信息公共获取因认识方面的原因而受阻的事例比比皆是：信息公共获取过程中“谁有权获取”“向谁获取”“从哪儿获取”“谁有义务提供”“向谁提供”“在哪儿提供”等方面的问题困扰着诸多民众。本文主要以政府信息、证券信息、产品与服务信息三类对社会生活中影响重大的信息资源为例，对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主体与客体进行一一辨析。旨在通过对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分析，以明晰“谁有权获取信息”、“谁有义务提供信息”；试图通过对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的剖析，以达到解决诸如“权利主体可以获取哪些信息”、“义务主体应该提供哪些信息”、“哪些信息不能被公共获取”等方面的问题。
2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主体
从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动作的起始和完成来看，信息公开需要提供者和接收者，信息申请需要请求者和回应者，从各国立法来看，信息接收者和申请者是权利主体，信息提供者和申请回应者是义务主体，所以，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主体有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两种。
2.1 权利主体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不特定成员，具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从已制定的与信息公共获取有关法律的国家的立法来看，其信息申请主体的表述往往是“任何人”，“任何人”的外延在解释学上有不同的理解，依国民的理论，“任何人”只包括本国国民，而依人民的理论，“任何人”除表示本国国民之外，还包括在其国内定居的外国人。瑞典、芬兰、美国、丹麦、挪威、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奥地利、日本和比利时等国的法律都采纳了后一种理解，信息申请主体均包括本国国民和境内外国人。
对于信息获取权利，北欧各国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明文规定。宪法权利主体区别于普通权利主体主要在于：宪法权利主体是“彻底的、纯粹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是指一切人，是指摒弃了阶级、种族、肤色、语言、宗教、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国籍等各方面的差别，仅具有生理特征的人”。瑞典是最早把信息获取权利作为宪法权利加以规定的国家。瑞典宪法由4部宪法性法律组成，即《政府》、《王位继承法》、《出版自由法》和《表达自由法》。《政府》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将信息自由定义为“获取和接受信息或者以其他方式了解他人观点的自由”。作为瑞典宪法性法律的《出版自由法》对信息自由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第一至第三条在对出版自由涵义进行界定时明确了“为实现出版自由权利，人人都有收集关于任何问题的知识和信息的权利。”
从目前各国法律规定来看，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往往表述为“任何人”、“人人”(但不同的国家的具体规定存在一些差别)；证券信息披露的权利主体一般指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产品和服务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常常意指消费者和社会公众。
2.1.1 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虽然“任何人”均可以提出信息申请，包括美国公民、非美国公民、私人企业、协会、教育机构、地方、州和外国政府、其他非政府组织(包括公共利益环保组织，甚至外国组织)。“任何人”也可以通过律师或者其他人提出信息申请。但根据法律，联邦政府不属于“任何人”之一，因此不能提出申请，但州与州政府机关可以提出申请。惟一的例外是逃犯，他们不能提出申请，也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日本《信息公开法》第三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依据本法的规定，向行政机关的首长……请求公开该行政机关拥有的行政文件”。在日本行政改革委员会提出的《信息公开法纲要案的思路》中指出：“国民构成行使公开请求权主体中心。但其并不是将主体仅仅限定在国民的范围中，在排除外国人方面没有积极的意义”。由此看来，日本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不仅包括日本国民，也不排除在日本境内的外国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中国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用的是“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这里“个人”就比其他规定中的“公民”范围更广，意味着在广州的外国人也享有规章中规定的权利。
2.1.2 证券信息披露的权利主体证券信息披露的权利主体是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因为根据规定，现实投资者或是潜在投资者均可依法要求有关披露主体提供必须披露的信息材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信息公开的条款中，多处明确要求“公告”“向社会公众公开”“供社会公众查阅”等。
2.1.3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是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用户)，这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等有关情况。”
《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第七条规定“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一)了解商品、服务的真实情况……”
2.2 义务主体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必须公开信息或为处理公众信息申请的机构或组织，一般指政府机关、公共部门和企业组织等。
2.2.1 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在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中，义务主体是指主动或者依申请将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的其他事项予以公开的国家行政机关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义务主体主要负有三种义务：①主动公开有关信息；②落实公众的信息申请；③对属于例外不予公开的信息负有举证责任。
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是指主动或者依申请将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的其他事项予以公开的国家行政机关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广义的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除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附属和受其委托行使职权的机关外，还有一些掌握着一定的公共信息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他们对与其利益相关的外部社会成员也应公开其掌握的信息，如校务、医务、社区公共事务等。所以，广义而言，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除国家机关外，还应包括这些社会权力组织、公共团体和国有企业。
2.2.2 证券信息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证券信息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主要有：上市公司、发行人、签订上市协议的公司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狭义义务主体，而广义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还包括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中介机构以及特定情况下的投资者。
美国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发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内容，根据这部法律，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是发行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证券法①、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的规定，负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不限于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公司、企业和发售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基金管理公司等都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都必须依法公开其制定的有关证券市场运行规章和对证券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世界各国或地区证券市场的有关法规均规定，证券交易所必须依法披露市场交易信息。
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指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上市保荐人、公司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业证券信息处理商等。其中，证券公司、上市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本身一般没有信息披露的义务，但在其有关的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业务活动中，如保荐人进行的信息审核、注册会计师负责的财务审计、证券公司从事的证券承销等，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部门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保荐人发表的保荐声明等材料也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广义上上述机构也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而公司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专业信息处理商没有依法披露信息的义务，因此不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畴。
投资者作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仅限于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特定情况下的投资者，一般是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层股东、控股股东及其联系人以及上市公司的外部收购人等。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证券法一般均规定，当投资者持有某一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一定数量的股份时，须于这一事实发生后的一定时期内向公众公开有关信息②。
2.2.3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近年来随着产品质量问题的增多，有关产品质量信息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从现有法律条文来看，产品质量信息的义务主体既有政府机关，也有生产企业、组织、销售单位或者个人。
①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后的信息披露内容；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九条则规定了签订上市协泌的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的信息披露内容。第三节“持续信息公开”第六十三条至第七十二条都是发行人、上市公司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有关信息披露规定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发行人、签订上市协议的公司、上市公司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都是我国证券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
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6年1月1日实行)第八十六条、《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1号2002)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投资者持有、控制或预计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或预计持股变动达到或超过5％的，均应当提交持股变动报告书。自报告义务发生之日起至做出公告后相应工作日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1999年12月30日颁发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把涉及人体健康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产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产品，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公布监督抽查产品目录，及时组织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产品质量的跟踪监督抽查。要适当增加抽查频次，并公布抽查结果。”第十五条规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监督抽查不合格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要及时向社会公告”；第十六条规定：“列为免检产品的目录由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定期向社会公告，并使用免检标志”。显然，这里负责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政府机关――国家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的义务主体。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和省级的主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要以专栏、专题的形式，定期公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对制假售假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监督抽查不合格的涉及人体健康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产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消费者反映强烈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和责任人，要坚决予以曝光，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氛围”，由此看来，新闻媒体也可以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的义务主体。
2006年4月颁布1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农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须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使用添加剂的，还应当按照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这里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都是农产品质量信息的义务主体。
综上所述，目前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①政府是核心的义务主体，大部分信息掌握在政府手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②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信息供给，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③通过法律法规强制企业、社会经济组织、交易单位或个人提供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如产品质量信息的提供。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受绵延两千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将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义务主体和权利主体倒置的观念在国民中还比较普遍，譬如政府官员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把信息公开当作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层面上；而有些老百姓也不把获取信息当作自己应有的权利实现，而是政府的恩赐。譬如SaRS事件是典型的义务主体不作为事件，由于把政府公布有关信息的义务或责任理解为权力，政府不主动公布，媒体也不许擅自披露，权利主体获取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项的权利被剥夺。近年来的三鹿奶粉、苏丹红、毒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中义务主体不当地影响正常的媒体报道(不指明具体品牌，只在报道中指出“某牛奶…”)，堵截受害者的投诉表达，收买正常的行政监督(生产企业与地方政府攻守同盟)，使得权利主体――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受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不良的社会影响。
同时也看到，《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武汉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等规章都使用了“公开义务人”和“公开权利人”这样的概念。“公开义务人”是指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其他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公开权利人”就是享有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样的称谓，使政府作为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和民众作为知情权的权利主体这样的法律关系更为明确。
3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为资源，信息资源仅指具有使用价值或者潜在使用价值的信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资源是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美国资源经济学家阿兰・兰德尔则认为资源是由人发现的有用途和有价值的物质。由此看来，资源必定是有用或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应该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与信息的集合。
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划分。从载体形式上可以分为文字、声像、缩微、数字等类型。从加工层次上可以分为零次信息、一次信息、二次信息、三次信息等类型。从生成机制上可以分为政务信息、公益性信息、商业性信息等类型。从媒介机构上可以分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类型。
3.1 从知识产权制度规定的角度
3.1.1 公有领域信息 进入公有领域的信息即为社会公共财富的一部分，提供对信息自由的公共获取。知识产权制度确立的公有领域主要有：公共信息、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社会公知技术与信息、过了保护期限的版权作品。公共信息主要包括政府信息、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有关时事新闻，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播发的评论员文章、社论等；公众信息，如气象信息、灾情预报以及有关的公式、原则等。知识产权法对信息的财产权利的保护都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期限，在保护期限以内的信息，如作品、发明等，受到法律的保护，超过了这一期限，其财产权利就消失了，该信息进入了公有领域，成为自由公共获取的对象，在尊重作者精神权利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该作品。
3.1.2 知识产权制度豁免公众使用的信息 在确认法律授予知识产权人某些专有权的同时，为防止权利的滥用和信息垄断的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对权利人行使其专有权利一般都给予了某些限制，确立了公众对版权信息的豁免使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公共获取的范围。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有：①合理使用，即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他人的作品和发明，可以不经著作权人或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或专利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②法定许可，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规定在承认专有权的前提下，不经知识产权人许可使用受保护的作品，但使用时应尊重知识产权人的精神权利，并向权利人支付一定的报酬；③强制许可，是指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在使用申请人与知识产权所有者谈判破裂的情况下，由使用申请人向国家有关机构申请，由国家发放强制许可证的一种使用形式。
3.1.3 开放存取信息 对文献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是指使用者通过公共intemet网可以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和检索作品，或者实现对作品全文的链接、为作品建立索引和将作品作为数据传递给相应软件，或者进行任何其他出于合法目的的使用。上述的各种使用都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的任何限制，除非是网络本身造成的物理障碍，唯一的限制就是要求保证作者拥有保护作品完整性的权利，同时在使用作者作品时注明相应的引用信息。从使用角度讲，开放存取就是允许他人免费地使用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出版模式与现行的版权法并不冲突。现行版权法赋予作者拥有限制作品传播的权利，同时也赋予作者自由传播作品的权利。开放存取信息由于其获取的便捷(在线、免费、免授权)、主体的无限制(一般公众均可获取)而成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一种新客体。
3.2 从信息资源生成机制的角度
3.2.1 政府信息公开的客体政府信息公开是公众信息获取权的主要实现方式，政府信息资源是信息获取权的重要客体。
政府信息资源指政府部门为履行职能而采集、加工、使用的信息资源；政府信息资源既包括政府在业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资源；也包括政府从外部采购的信息资源。在中国，政务信息资源除政府信息资源以外，还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履行相应职能中采集、加工、使用的信息资源。政府机关掌握的为履行职责而产生、收集、整理、储存、利用和传播的信息，涵盖行政程序、会议活动及文件资料等方面。具体而言，信息获取权的客体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与规范性文件、政府机构职能、人员配置、办公程序、执法依据等信息。
从行政过程看，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包括决策前信息、决策过程、决策内容及其执行和反馈的信息。从形式看，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客体不仅包括文字、图表、音像、计算机文件等资料信息，也包括公开举行的会议活动。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例外――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3.2.2 证券信息披露的客体证券信息披露的客体以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为主体，主要包括发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和重大事项等。
发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主要包括的信息有：公司业务的描述、生产情况及产品国内外销售、风险因素、公司财产状况、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公司发起人及管理人员介绍以及他们持股情况、关联交易情况、所发行证券的情况，发行价格、发行计划、募集资金用途等信息。
发行公司的定期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等，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以及临时报告。重大事项报告内容包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重要资产的购买或出售、公司破产、公司在更换独立审计师和有董事辞职时，规定期限内需提交有关报告。我国法律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及时准确地披露年度财务报告、中期财务报告和重大事项公告。
发行人购回自身股票的信息、预测性信息、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自我交易行为、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经验和声誉、发行人及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事项及已经判处的行为。
此外，证券信息披露的客体还包括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都必须依法公开其制定的有关证券市场运行规章、对证券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和其他证券交易信息；特殊投资者取得证券的登记及公开方面的信息；证券中介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部门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保荐人发表的保荐声明等。
3.2.3 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客体
第一类是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服务提供者依法应提供的信息，这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主要客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这些产品与服务的真实信息就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客体。
第二类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国家监管机关和新闻媒体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也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客体。
第三类是消费警示信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播的消费领域存在的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精神伤害的危机信息、隐患信息以及防范信息也是产品与服务信息公开的客体。
4 结语
笔者认为，信息被接收获取的程度和各个环节都密切相关，犹如从水源(信源)流出的水，无论是水源地，还是流动渠道中的上游、中游、下游(信息流动过程中的信道)，还是接收地的吸水性或蓄水池的容量(信息主体的信息素养)，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水的流失和溢出(信息传递中断或被拒斥)。因此可以说，信源能否发出足够量的信息、信道能否顺畅地传递信息，信宿是否有意识并有能力接受信息，这都是信息资源能否被公共获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整个信息流动的过程中主体的意识(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和义务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至关重要。
本文对于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主客体的分析仅限于现行法律(基于法定权利进行分析)，事实上公众的信息获取权要从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再从法定权利到现实权利，在中国这样一个保密文化传统十分浓郁的国度，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和义务主体的责任意识的加强以及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主体能更清晰地认识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客体的类型和范畴，无疑会推进公众的信息获取权从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变成现实权利。
参考文献：
[1]CommissionforRacialequality，ensuringpublicaccesstoinforma-
tionandservices，[2007―04―12]，.
[2]Gpo，permanentpublic access，[2007―04―28]，.
[3]陈传夫，姚维保，我国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差距、障碍与政府策略建议，图书馆论坛，2004(6)：54―57.
[4]肖冬梅，信息资源公共获取释义及其制度溯源，图书与情报，2008(3)・73―78.
[5]刘伟红，论知情权的宪法保障，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122―123，
[6]周汉华，外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53
[7]胡继之，信息披露制度比较研究，[2006一12―23]，http：//省略/tupian/2005112171841.pdf.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7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构筑统一、开放、透明、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效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省、无锡市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委办〔〕4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各类公共资源（包括：建设工程交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土地交易等）招投标、采购、拍卖、挂牌、竞价等交易活动及其监督和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公共资源项目，必须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交易。特殊情况不能进入的，须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并经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确认。
第四条公共资源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廉洁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竞买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不得对潜在投标人（竞买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二章交易决策机构
第六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是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领导和决策机构。负责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承担公共资源交易重大事项的领导和协调职能。
第七条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市长担任，常务副市长、市纪委书记、分管建设的副市长任副主任，市编办、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人保局、财政局、公安局、监察局、国土局、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农机局、农林局、文广新局、卫生局、审计局、环保局、规划局、安监局、体育局、政府法制办、城管局、园林旅游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第三章交易管理机构
第八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是全市公共资源交易的专职管理机构。负责全市公共资源交易的业务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土地交易等公共资源交易（以下简称为公共资源交易）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
（二）负责拟订我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制度、操作办法、实施细则。
（三）负责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执行公共资源交易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情况监督检查。
（四）负责对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流程执行的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对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监督、检查、指导、协调；负责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项目审查意见的备案。
（五）负责对招投标当事人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六）负责对招标机构、标底编审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服务行为的考核管理；负责招投标评委库，审核评标专家资格，对评委进行培训和考核管理。
（七）负责对公共资源交易的监管，统一管理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准入，负责对投标人、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构成不良行为、疑似不良行为有关材料的审核把关。
（八）负责对项目发包方式的审批、备案；负责对招标组织形式申请的核准；否决违反相关交易规定的定标结果；负责合同的审查、备案，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合同跟踪管理。
（九）负责受理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诉、举报，协调处理争议和纠纷，按权限协同有关部门对公共资源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十）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加强和规范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的意见建议。
（十一）负责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沟通联络。
（十二）完成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涉及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的各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资源交易的相关业务指导和监督工作。
第四章交易服务机构
第十条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是公共资源交易的市场服务主体。服务中心为公共资源交易提供统一标准的专业服务平台，并依法开展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的见证和服务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
（二）接受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
（三）受理、本市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为交易双方、中介机构提供交易场所、信息资料、技术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
（四）负责对投标单位、中介机构资格的登记、核验等工作。
（五）对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方案进行业务审核。
（六）负责按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接受采购人委托，编制采购文件，组织实施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采购，接受委托其他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
（七）负责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库的使用，为招标人、采购人提供评委抽取等相关服务。
（八）组织各类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国有集体资产产权转让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九）负责对各类交易信息的统计、分析，并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和相关监管部门（单位）；负责对各类交易资料的收集、整理、立卷和统一管理，并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按规定为有关单位提供档案查阅服务；负责建立和管理政府采购供应商库，对供应商诚信情况进行记载和利用。
（十）负责对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作出答复；负责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法律法规咨询；配合监管部门（单位）和驻场监察室，调解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产生的争议、投诉、纠纷，维护正常的交易市场秩序。
（十一）按规定统一收取各类交易服务费，统一代收代退投标保证金、中标差额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十二）负责组织人员培训。
（十三）加强与各相关监管部门（单位）的沟通、联络和配合。
第五章交易范围
第十一条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建设工程（含水利、交通、绿化等）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以及与项目相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物资的采购。
第十二条产权交易。为产权交易提供条件和综合配套服务。
第十三条政府采购。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政府采购项目，包含可社会化（含外购、外包等）政府购买项目。原公安、教育、卫生等政府采购分中心单独实施的采购交易事项一并纳入，特殊情况的除外。
第十四条土地交易。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挂牌。
第十五条其他事项。根据需要和有关规定需纳入的其他公共资源交易：
（一）各类环境资源交易行为。
（二）文化、体育、教育、卫生、交通运输以及市政园林等部门的特许经营项目，城市路桥和街道冠名权，公共停车场、大型户外广告经营权等。
（三）城市道路（特大型特殊桥梁和隧道除外）、园林绿化、公共建筑、环境卫生等非经营性公共设施的日常养护、物业管理等资源项目。
（四）涉讼涉诉罚没资产的处置。
（五）市政府确定必须进行市场配置的其他公共资源项目。
第十六条其他依法必须进场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第六章交易方式
第十七条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分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依法必须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必须根据招标工程的特点和需要，自行或者委托中介机构办理招标事宜。招标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自行招标条件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也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办理。招标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自行招标条件的，必须委托中介机构办理招标事宜。
第十八条政府采购分为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性来源采购、询价、电子交易以及国务院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
采购人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办理政府采购事宜，也可委托市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办理。
为提高采购工作效率和规模效益，对采购频次较高的、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保证连续供应和服务的小额通用货物、工程和服务类项目，推行全市统一模式的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协议供货和定点供应商，必须在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通过招标方式确定。
第十九条国有资产处置和国有（集体）企业产权转让必须采取招标、挂牌、拍卖、竞价等方式。
第二十条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要求变更交易方式的，必须经项目归属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报相关部门办理备案。
第二十一条建设工程、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规模未达到规定的限额范围，或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可以不进入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进行交易的，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社会中介机构）均必须在市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建设的交易系统上备案，统一接受市电子监察系统的监督。
第七章交易程序
第二十二条公共资源交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交易登记备案或核准。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交易备案或核准，行业主管部门受理交易备案或核准，并确定交易方式。
（二）提出申请。对符合本办法范围规定的交易项目，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应向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提出交易申请，并提交项目批复及相关资料，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对交易项目进行登记。
（三）选择。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到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的社会中介机构库中采用自主选择并在其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中介服务机构。
（四）信息。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根据立项核准内容和机构提供的资料统一交易信息。
（五）报名受理。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受理工程建设承包商、采购供应商及产权交易购买人的报名。
（六）开标、挂牌、拍卖。开标、挂牌、拍卖在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内进行。由招标人或招标人委托的机构（招标拍卖挂牌主持人）主持，投标人（竞买人）持有效证件进入。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各行业主管部门派人参加现场监督。
（七）评标。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服务平台中，依法组建项目评标委员会，特殊情况需要外借专家或推荐特别专业专家的，应提前向行业主管部门和行政监管部门提出申请，评标工作必须在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提供的场所进行。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各行业主管部门派人参加现场监督。
因项目特殊，需要在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场外进行交易的，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在开标前到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八）结果公示或公告。交易结果由公共资源集中交易机构在统一平台进行公示或公告，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九）合同签订备案。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书面合同，并将合同副本报项目主管部门备案。
（十）履约跟踪。项目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按合同进度进行验收，并将合同的执行情况、验收评价和实施效果等信息上传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服务平台作为项目终结和标后监督的依据。
第八章交易监督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和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监督（或驻场监察），指导处理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第二十四条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和社会中介机构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必须统一使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信息平台中的企业诚信库和综合评标专家库，并接受市电子监察统一监管。
第二十五条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必须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在关键部位和场所建立全方位高清视音频监控系统。普通自动监控录像信息循环存储周期不得少于6个月，重要的交易过程信息记录则须刻录光盘长期存档。
第二十六条投标单位、中介机构、参加交易的人员和评标专家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或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并追究法律责任。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8
第一条本规定所指的公共资产、资源，包括房屋、构筑物等有形资产，广告经营权、公共设施冠名权、各类市场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土地、矿产、森林、湿地、水等公共资源。
第二条市域范围内的公共资产、资源出让和对外租赁，一律依法依规实行招、拍、挂。
第三条公共资产、资源处置必须严格按以下流程办理：
(一)部门申报。相关部门依据实际情况向市人民政府出具资产、资源处置报告，报告要说明处置资产、资源的概况和处置用途。
(二)政府批准。凡处置300万元以下的资产、资源项目，由分管副市长签署意见后报常务副市长批准。突破以上限额的，须报市长或市长办公会议批准。
(三)资产评估。相关部门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处置批复，组织评估机构对被处置的资产、资源进行评估。
(四)招标委托。招标机构，由处置单位依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财政投资项目招标和建设管理的规定》，按服务类招标竞价选择。法律另有规定的依法办理。
(五)公告会审。资产、资源主管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制订出让公告报市招标办。由市招标办报请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市长专题研究决定。突破300万元的，须报市长签发。
(六)信息。决定的公告方案，由法定出让机构或招标公司，依法依规对外。
(七)组织出让。由法定出让机构或招标公司组织实施招、拍、挂，与中标者签订合同。成交价款应及时解缴财政专户，纳入预算管理。
(八)档案入库。大宗公共资产、资源出让档案，由市档案局及时归档组卷，依法管理。出让单位应留副卷备查。
第四条特别事项。
(一)招商引资项目用地出让按相关政策和规程办理。
(二)划拨用地改变用地性质的，须先收储后依法出让。出让用地改变用地性质的，收储由市人民政府视情决定。
(三)公共资产、资源的拍卖逐步实现网上交易。
(四)建设用地出让公告中，必须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或总规，明确出让用地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防空、停车和建筑风格、建筑色调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规划事项。
(五)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公告的邀约。
(六)投标人为法人的，须提供征信管理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和法人代表个人信用报告。投标人为自然人的，须提供个人信用报告。
第五条责任划分。
(一)市长是公共资产、资源出让监管的第一责任人。
(二)分管副市长对各自分管单位的机关和所管辖资产、资源负直接监管的领导责任。
(三)分管招投标和主管资产、资源经营的副市长，对资产、资源出让处置程序到位和出让处置效益负直接领导责任。
(四)市财政局局长对资产、资源出让负直接监管责任。
(五)市审计局局长对资产、资源出让效益负审计监督责任。
(六)各部门行政一把手对本机关和所管辖的资产、资源出让处置负直接责任。
(七)市规划委员会、市国土资源储备委员会成员单位的行政一把手对履职把关工作负直接责任。
(八)市城司参与资产、资源的处置招标，在可能出现围标贱卖或出让未达到预期效益时，负有按预期收益底线收回、防止公共财富流失的责任。
(九)市招标办，即市招标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市发改局，负责全市招标工作的协调组织和程序到位。
突破以上规定的情况，由分管副市长酌情提交市长专题办公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决定。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趋势
在实现公共部门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现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为公共部门管理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而且作为一个有效增值的环节，还为公共部门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伴随着公共部门改革的深入以及有关人力资源制度的变革，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表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一、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
目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法规体系不健全、公务员整体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严重阻碍着政府管理的规范化，因此法制化成为今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必然要求。
1、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将进一步完善。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单项法规，是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法规。它详细规定了公务员管理的总则、权利、义务，反映了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原则、组织机构、权限划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法律地位，是实行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法律基石，它为实现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奠定了法律基础，做到有法可依。
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法治行为将不断规范。政府在行政活动中，应充分体现法治这一基本特征，实行依法行政、依法管理。适应法治化要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强调规章、制度、政策法规的作用，而且强调管理过程中的行动，强调用规章、制度政策和法规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不单纯为了制定而制定，要依法规范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在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之间按照就近服务原则。公共部门治理模式的变革要求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要改变过去人治的状态，破除法治欠缺和无序的现象，对公务人员的录用、培训、绩效考核、晋升降职、激励、监督等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排除领导个人偏好的影响，做到公开公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规制走向严格化。为了防止公权私用或权力滥用而损害公共利益，必须以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加以严格的规范，在各个环节上以法律形式予以约束，依法进行管理。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很多国家纷纷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通过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理论、管理技术来克服传统官僚制的某些固有弊端，其中有一些措施是：改变国家公务员的终身雇佣制度，开始逐步实行有弹性的离职制度，合同雇佣制和临时聘用制也成为公共部门、政府机构用人的一种常见方式；改革传统的等级工资制，实行以绩效工资为主的灵活工资制度，平时工作表现为基础的激励制度。
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化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优势，使人力资源管理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已经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管理手段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1、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将进一步依托信息和网络技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实施高效管理离不开信息和网络技术，电子化将为之带来极大的便利和效率。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利用互联网人们更容易加强沟通和联系，实现公众参与管理，为公众自由表达意志提供了空间。公共部门可以实行网上招牌，也可以实行全方位的动态管理。信息和网络技术在公务员管理中的应用将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
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将更为科学性和精确性。未来的发展包括电子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电子人力资源资料库、电子招聘、电子福利支付以及电子动态管理等。信息和网络通讯技术在公职人员管理中的运用，推动了管理手段的更新。在西方各国，人力资源管理往往借助数学经济方法、模拟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社会学方法、预测方法、统计方法、科研管理仿生方法和心理测验方法等，来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而政府上网、信息高速公路、家庭化办公和无纸化办公等对现代化手段的运用则极为普遍。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hrmis)，通过收集信息，建立数据库，以协助人力资源管理的项目规划、控制和评估等。
3、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电子化和网络化，能够缩减办公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了公职人员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改善了管理。通过网上电子招聘可以简化传统招聘工作的许多环节，使招聘工作更加简便、迅速，受众目标性更强，从而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远程网络教育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力资源培训的形式更加丰富，手段也更为有效，在线培训可以大大降低培训的成本，减少培训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网络还可以使公共部门在薪酬的计划、统计、更改、发放等方面更加灵活，更加透明；可以使沟通更为便捷，通过内部局域网上的个人主页、bbs论坛、聊天室、公告栏、电子邮箱等，可以使上下级以及员工之间的沟通更直接、广泛和有效。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环节，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网络技术，从而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化
1、公共部门职业伦理建设趋于完善。由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得公共部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经常发生错位现象。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治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适应和方便广大公众。直接后果是政府形象与公信力的下降，政府合法性基础开始动摇。加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职业伦理建设是重塑公共部门形象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关于公务员伦理的法律法规，维持公务员的职业伦理还主要停留在靠党纪和说服教育的层面。但随着以德治国观念的逐步深入，公务员的职业伦理总是会越来越受人们重视。
2、公务人员公务伦理责任不断强化。在公共部门职能不断膨胀、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公职人员不道德行为，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严重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完善监督职能，加强公共领导者权力使用和行为作风的监督，通过公务伦理责任的教育和宣传，使公务人员从内心尊崇和捍卫公务伦理。通过建立公正、廉洁、高效、负责、诚实、提供公共福利的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强调公务伦理责任而重振政府的威信。因此，通过强调公务人员的伦理责任，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成为当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和趋势。
3、开展伦理道德教育活动。当代各国都十分重视公务伦理责任问题，很多国家都通过开展伦理道德教育活动，建立完善的组织制度和伦理准则，以及设立专门的伦理监督管理机构等手段，促使公务人员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如美国制定的《政府道德法案》，主要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加以规范；而加拿大颁布的《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对于公务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发挥了伦理指导作用。除此之外，亚洲一些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也先后制定了明确的公共伦理法规。在立法的基础上，许多国家还成立了相应的道德建设与管理机构。还有一些国家则通过设立伦理道德巡视官来纠正公务人员的过失行为。
四、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人性化
1、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人本地位提升。这一趋势表现在人本管理上就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其基本内涵是，把人的因素当作管理的首要因素和本质因素，强调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最重要的资源，重视个人的发展，把组织目标与员工的个人目标结合起来，通过发挥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战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公共部门战略的形成与实施越来越依赖于公务人员的知识、技能、信念和行为。因此，公共部门在进行战略规划时，首先应把人作为第一位的因素，保证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与其战略之间协调一致。通过确保公共部门吸纳具有良好技能和良好素质的人才，从而获得依靠战略目标和核心人力相协调的竞争优势。
2、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凸显。这一理念首先体现在对员工的尊重和信任上，包括尊重个人的人格、劳动等一切权益，确保其获得知情权、参与权、平等竞争权、取酬权、利益共享权等。其次，以人为本需要管理者突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功能，实现管理职能由控制转向服务。员工不是成本，而是需要进行开发、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潜能的一种能高效增殖的资本。再次，应该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始终，使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人性化”色彩，为公务人员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保障其合法权利，关注其工作生活质量，才能充分调动公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效能。
3、公务人员的职业生涯管理趋于完善。职业生涯管理就是指组织为了达成组织和个人的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指导、协助员工确定其职业发展目标、设计职业发展路径，并为员工实现职业目标不断提供帮助的一系列活动过程。公共部门在尊重员工个性和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员工的能力和潜力，将不断给员工指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向员工开放组织内部的职位，给员工提供公平的机会以及职业培训等支持手段，从而给员工提供一个施展其才华的空间和实现其事业追求的途径。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其在工作中不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而员工在追求自己职业目标的过程中，组织的管理目标和持续发展也就得到了实现。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e•克林纳,约翰•纳尔班迪,孙柏瑛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
[2](美)派恩斯.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5)．
[3]王宇.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趋势[j].福建福州.
[4]徐思思,许云.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科教文汇,2008.
公共资源法律法规篇10
长江流域地处我国中南部，它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海、、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十一个省（市、区）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支流伸伸展到甘肃、贵州、陕西、河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八个省（区）。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长江流域水资源特性突出：它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1070毫米，但时空分布不均匀；长江水量巨大，占全国径流总量的35%，是黄河水量的20倍，且径流年际变化不大，但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年内分布不均匀。
长江流域资源的基本状况及其特征是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对象属性，也可以说是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前提条件，立法的必要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要求对其水资源保护问题予以充分重视
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开发利用，水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要素，与其它环境要素和资源都息息相关，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海洋环境、生物环境与之进行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将它们连接为不可分的环境整体；水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是一切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的重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水资源不仅与森林、草原、生物、土壤、矿藏等资源息息相关，而且是一定区域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基础要素。因此，可以说，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与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直接相关，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切规划与设想，也都是建立在长江水资源的基础之上的。的确，在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丰富的水资源伴随其间的其它资源为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开发利用资源、迅速发展经济的各种契机。但是，一切规划和设想为我们描绘的美丽蓝图都是建立在长江流域资源可永续利用的前提之上的，如果没有充足的水量或符合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要求的水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或是一纸图画而已。而要真正实现这些设想，就必须对水资源有充分的认识。
一方面，水是不可替代的资源，在当今，水荒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工业发达国家中，当年总用水量超过河川总径流量的15%时，就会出现水荒和农业干旱。我国河川年总径流量约为26300亿立方米，到2000年总耗水量将达到13000亿立方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我国从70年代开始出现水荒，如今已蔓延到全国，目前我国的实际用水量已达5300亿立方米。有关专家研究指出：由于自然条件和开发条件的限制，年取水量10000~12000亿立方米，将是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可能限度，再增加供水将十分困难。据1993年统计资料，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率仅为21%左右，可供水量比1980年仅提高128亿立方米，当流域出现枯水偏旱年，约缺水226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已受到给水不足的制约。现状已不容乐观，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长江水资源则会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今天的长江流域，除供水已出现紧张外，水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水资源是可以不断更新、不断补充的可更新资源，可以寻求可持续开发的途径，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源源不断地永续利用。只要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水资源是可以实现永续利用的。但是，水资源的可更新、可补充能力又是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无节制的开发，都会导致其受到破坏，并使其更新能力下降。因此，必须要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管理，以保护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得以实现，否则，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1、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过程中的市场无功能和流域资源保护的特殊性在客观上要求实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对长江水资源进行保护，而要保护水资源首先必须解决谁来付费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这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另外，长江流域水资源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不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不是你用了我就不能再用，而是只要它存在，你可以消费，我也可以消费。长江水资源的这种特性，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
并且，由于长江流域水资源是一种流域资源，它具有整体流动的自然属性，以流域为单元，水量水质、地上水地下水相互依存，组成一体，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开发利用、治理互为影响；它同时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可用于灌溉、发电、供水、养殖、航运和旅游等多方面，有着开发的多部门性和对城乡供水、卫生保健、工农业生产、城市发展、水力发电、内陆渔业、水上运输、休闲娱乐等人类活动的多方面利益。另外，还存在着洪水泛滥成灾的危害以至于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始终贯穿于防洪和洪水控制的考虑。长江虽然从生态系统上看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其干支流、上下游却被人为地划分成了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了实际上的分割管辖的现象。
2、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加强对水资源保护的统一管理
从理论上论述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必要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止于此；事实上，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已经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
1.长江流域水质性缺水问题严重。
2、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
3、对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出现了国外污染转移、资源破坏、自然景观破坏等种种不良现象。
4、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问题严重。
（二）长江水流域水资源的公共资源和流域资源属性要求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市场无功能性、对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性以及其开发利用形势的严峻性均在客观上要求设置公共权力，对经济个体盲目地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的行为加以干预，通过采取"集体行动"，解决资源保护的"付费"问题，切实保证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永续利用。过去，我国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也采取了行动，建立了管理机构，但效果却不明显，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是我们目前设置的公共权力不符合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特性或要求所造成的后果。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是依照一定的决策原理和环境观念形成的。对此，必须要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
长江流域水资源首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如供应的联合性、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高度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性。作为共同财富和公共产品，对水资源的使用，必须集体行动。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自由选择与利用和社会的公共资源的分散管理，将产生破坏性竞争。根据决策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主体越多越分散，管理责任就会愈是趋于松弛，对资源的保护就愈为无力，资源的状况则愈坏。反之，权力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权力主体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和摩擦就越小。因此，在构建整个水资源保护体制时，必须实行统一指挥，加强调控，推行主要管理功能部门化，
确立单一权力结构和单一行政领导系统。同时，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可以联合使用和各种可能使用方式的互相依存的重要性质及其因此而产生的复杂难题，在水资源管理中需要有广泛的协调和处理机构间冲突的机制，需要有必要的权力交叉与分割。伸言之，在同一背景和理由下，水资源保护管理既需要集权，也需要分权与平衡。因此，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一般都存在着权力分散的特点，形成了权限重叠、权力分散的多元化体制。事实上，在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一直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难题。一方面，统一领导须在部门协调的原则下实现，集权不是大一统的权力垄断；另一方面，功能上的权力分散又将形成权力行使和管理责任的混淆，导致管理的无责任性与混乱性。如何合理解决这一矛盾，的确需要进行探索。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大都选择了趋向集中和倾向单一决策、指导、控制、与执行中心的方向；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权力越来越向一个政府部门聚集，越来越向中央政府聚集。中国水资源保护管理实际上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只是由于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还未形成有效的协调与处理机制，才造成了一些问题。
其次，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它作为一种流域资源，既是一种环境资源又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跨行政区域性和使用的多元性特征，而无论是对流域水资源的何种使用都涉及到对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问题。一方面，长江流域水资源被行政区划分割为不同的管辖范围，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管理权；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并不因为行政区划而改变其发展规律。我国目前水资源所有权主体严重缺位，加之水资源的多重使用价值，使得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体利益的考虑远远大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考虑，使用水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和事实上的无偿性虽然在各种立法中通过规范公民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行为、建立各种监督管理制度似乎得到了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却疏忽了对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限制，其结果只能是整个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失范，最终导致流域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原因正是如此，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只注重规范市场主体而忽视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设置只重视区域机构而忽视流域机构的弊端暴露无遗。因此，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同样也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存在着管理权力是否向一个部门、一个方向聚集的问题；但是，其集权与分权的对象却不是同一级政府的不同部门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必须从流域管理的特征出发，建立专门的符合流域水资源保护要求的机构，站在全流域水资源保护的高度，摒弃地方观念和部门利益，统一管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只有设置这样的专门机构并由中央特别授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权与平衡机制，确立协调原则和程序，才能真正解决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和实践现状在客观上要求制定专门的法律，统一规范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行为。
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公共权力的设置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保护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而目前最经济也是最大的集体行动和公共权力体就是国家及其行动。国家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以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现代法治观念下，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法律也以其特有的规范性、概括性、普遍性、强制性发挥着其它手段和措施所不具备的作用，成为国家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力武器。因此，制定法律并实施法律对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效保护是完全必要的，法律在这一领域中的作用也是得到了充分认可的。在我国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时要不要立法，而是立什么样的法？该立法的目标、任务、功能、作用是什么？目前已有的法律制度为何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国家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是写进宪法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宪法为基础，国家也已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上实现了水资源保护活动的有法可依。但这些法律法规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在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突出。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四部，它们是《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从表面上看，这四不法律对我国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已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但实际上在立法理论与实践中，这四部法律本身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着问题。其主要问题表现为：
1.四个法律的关系不清。上述四部法律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从理论与实践上看，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显然都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在立法上也应有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才有利于对不同的行为形成规范体系，目前这种立法模式显然不能满足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需要。
2.几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四部法律都对管理体制作出了规定，确立了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但四部法律实际上是由两个主管部门分别起草然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时间有先有后，也缺乏通盘考虑，污染防治法早于水法，水法又早于环境保护法，不可能使得几部法律很好地协调。各个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特别是缺乏程序性规定，致使一些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明、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
3.各管理部门之间的职权范围不明。由于我国目前行政机关的设立都没有专门的组织法，各部门的职权都是由各部门自己先制定方案，后报经国务院批准，各部门难免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从而忽视整体利益，造成权力设置的重复或空白，只有分工没有协作，既不能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又不能形成整体效益；反而因为各部门的权力竞争造成对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损害。这种现象在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十分典型：污染管理者、资源开发者、排污者相脱节，管理者只收费不治理、资源开发者既要开发又要治理、排污者只交费什么都不管。其结果只能是流域水资源得不到有效保护。
4.一些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职权不定，难以实现法律规定的管理目标。在四部法律中，关于流域水环境保护仅有《水污染防治法》有所规定，但其规定却是相互矛盾的。该法第四条规定："……重要江河的水源保护机构,结合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而根据我国目前的机构设置，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设水资源保护机构，根本没有什么水源保护机构；然而从《水污染防治法》关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其它规定来看，显然流域水污染防治就是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职责。由于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权力不清、职责不定，当然无法发挥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作用，致使流域水资源保护举步维艰。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问题的严重存在，才造成了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混乱，以致于在淮河流域出现严重的水污染时，现行制度无法发挥作用的现象。为理顺淮河流域该的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不得已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中设立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授予该小组以行政权，行使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行政管理职能。抛开已有的机构，另设临时机构并委以重任，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更何况，淮河流域是在污染已万分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后立法.如果每一流域都要等到象淮河流域一样了再来设置临时机构，那么，《环境保护法》也好.《水法》也好.《水污染防治法》也好,都不过是一纸空文.预防为主也好.可持续发展也罢,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因此,必须认真吸取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教训,通过立法和修订现行法律，理顺各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各项制度能在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发挥作用，保证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流域特性是不可忽视的，即使在对现行法律作出修订使之能适应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要求后，根据流域特点制定专门性立法也是必须的。每一个流域地理位置不同、流域范围不同、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不同、径流量不同、所担负的社会功能不同，等等。诸多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差异导致了各流域资源保护重点的区别，如淮河流域以防治已经出现的严重水污染为主，黄河流域以水土保持为重点，松辽流域预防与治理并重，长江要以预防为主；即使是每一流域都共同负有防治水污染的责任，由于每一流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污染源与污染物的数量种类成分等不同，对每一流域所设置的保护制度也应该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属于预防性立法，它要更关注或注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法律调整，更大程度上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目前国务院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一些原则和制度可以在全国适用，但却不具有长江水资源保护的特征针对性；也有松辽流域、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由流域各省（区）联合会签管理规定，但对长江流域这样一条涉及范围广、涉及地方省市多、资源保护任务和重点差异大的流域来说，不仅仅是达成协议的难度大，而且协议达成后的执行难度更大、也很脆弱。因此，从对长江流域水资源有效保护的角度出发，当然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制度体系，建立切实可行的保护体制。
二
在关于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看到长江流域水资源的特点和现状，它具有显著的双重属性：长江流域水资源既是一种环境资源，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即供应的联合性、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高度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性；又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以长江流域为本体的特殊性，即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管辖的跨行政区域性和开发利用方式的多元性。其次，我们也看到了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显现出的长江流域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性。但是，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现状令人堪忧，已经出现的质量性缺水、区域性污染呈上升趋势等问题和目前才初露端倪将来可能出现的因不合理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而严重影响整个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及早进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门立法的必要性。记忆犹新的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状况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时刻在告诫我们，长江水资源保护必须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原则，如果等到长江流域变成了又一个淮河流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将不堪设想。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以其特有的概括性、普遍适用性、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为人们设定行为模式，通过引导、激励、限制、禁止等各种形式告知全体公民可以做、应该做、不能做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它可以将未来可预见的各种情况纳入规范的轨道，也可以避免各种冲突与矛盾。从法律的功能与作用来看，它必然是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最有力的武器。另外，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也决定了市场机制或价值规律的无功能，必须要设置公共权力，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能够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力机构当然是也只能是国家。而在权力法定的现代法治观念下，设置公共权力机关并赋予其一定的职责权限，规定其活动原则和活动范围，也是法律的基本职能。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专门法律都是必要的。
建立在必要性、可能性基础之上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当然还必须具备科学性、逻辑性、严谨性、可操作性、和内外部的协调性，根据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实践，可以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作出如下基本设想：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基本结构。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可由六大部分构成：
1、总则。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立法依据、基本概念、基本对策或原则、适用范围等。
2、监督管理。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及其权限、机构间勾通协调原则和程序以及适用于整个流域的水资源保护管理制度。
3、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保护。具体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种行为及其开发利用者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各项保护制度。
4、流域水污染防治。具体规定各种向长江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规定排放水污染物的管理程序和具体制度。
5、法律责任。具体规定各种违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行为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6、附则。规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生效、解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等。
（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系的设置原则
在长江流域水资源既是公共资源、其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又是流域资源、也具有流域的特殊属性的认识基础上，构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1、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在许多国家都是评价政府活动及体制的合理性的重要标准之一，管理的有效性和管理机构的效率始终应作为设置体制的基本目标。而管理系统的专门化和管理体制的单一权力机构，有助于减少决策和办事过程中的消耗，可以增长效率、克服无责任性和混乱性。如果将长江水资源保护管理权分散于多个政府部门或各区域性部门，不只是简单的确定权力分工，为实质上是使机构之间具有了竞争性，这种竞争既有正面效应，如调动个部门的积极性，形成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共同努力；也有负面效应，为鼓励个部门利用一切可行的机会去追求短期利益提供了便利。因为，如果一个部门不这样做，则其他部门便会这样做。其结果是导致长江流域水资源这样的公共资源的开发走到可悲的地步。当相关的方面包括了大量的权力重叠和交叉的小公共权力，而各个小的公共权力又只能够规范几个较小的与作用方面有关的权力的行为时，"公众悲剧"就会在几个较小权力的竞争中发生：而个较小的权力机构沉溺于权力的病态竞争，则无法去注意和实现该权力的真正目标，从而导致效率低下或不计效率，使公共权力变成否定性的负值游戏。因此，应充分认识"系统专门化才能增长效率"的意义，吸取过去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因权力分散而导致的低效率的惨痛教训，避免"公众悲剧"和"非集权化的恶性循环"的发生。在此意义上，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必须以效率作为基本目标，选择通过加强大权力者或通过增加专门机构的决策能力、增加对专门化系统的组建、合并与强化的体制。具体而言，就是要真正赋予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以决策权、监督权、协调权和执行权，使其能够担负起统一管理的责任，保证管理的效率。
2、协调原则。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公共性和对其使用方式的多元性决定了其资源保护管理的任务绝对不可能是单一机构就能完成的，必须有各相关部门的配合，而这种配合必须是协调的。协调是为了避免采取互不相容的政策，控制各机构的活动与决定，使大家步调一致地追求已确定的共同目标和目的。协调既要避免矛盾、又要解决矛盾，既有预防性、又有战略性，既有程序性、又有实质性。在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管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权力的交叉与分割，存在实际上的权力相对分散的多元化体制，也必然会出现分权与平衡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正确处理统一管理与分权的关系，在保证管理效率的前提下，确立合理解决矛盾的原则，建立广泛的处理机构间权力冲突的机制。这种机制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要明确各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与权限，明确各部门行使职权的法律程序和行为范围，以协调各部门在长江水资源保护管理中的关系。在协调原则下，统一管理是基本目标，各部门在这一目标下分权与平衡：必要的权利交叉既有侧重点又有勾通程序，适当的权力分割也不是互相推诿和扯皮的借口。统一管理机构与分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配合和依存的关系，它们各自均有明确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竞争，而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管理目标各负其责。具体而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在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长江流域内的各区域性环境保护部门、水利管理部门以及渔政渔港管理部门、航道管理部门等均是协管部门，各部门应在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管理；同时，还必须接受统一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及时调整工作方向，避免因权力的竞争损害权力目标的实现。过去，正是由于没有统一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才出现了管理上的种种混乱，现在要制定有关法规，当然首先要解决好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
确立各部门间的正常关系，以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3、民主决策原则。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从一定意义上看就是对长江水资源这种公共资源的分配与控制。在对长江水资源供给的分配中，不仅需要有效，也需要公正、合理。使这种分配有益于实现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有益于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公众的长远利益。而集体决策、民主决策，便是应用正义与公平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合作与参与，需要有对决策过程的了解和提出批评的权利，更需要有参与和对决策进行修改的程序。因此，在功能性权力集中的同时，还必须建设决策性权力的协调合作机制，以使决策科学、公正、合理。保证合理、公正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于民主决策与功能权力集中的复合结构之中。多元的决策与集中的控制执行相结合才能构成"完善"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为保障民主决策原则的实现，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就必须充分注意各管理机构、各管理相对人的民利，在法律上赋予他们相应的地位与权力，设置必要的程序，保证这些权力的实现。
（三）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职权。
要使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承担起统一管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责任，必须改变其仅作为流域协调机构的现状，使起成为真正的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执法主体。其职权范围因包括：
1、规划计划权。具体为负责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规划和计划、总量控制计划、污染防治计划、供水计划等。
2、监督检查权。具体为监督检查流域规划和各项计划的实施和流域内各行政区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检点工程对长江水资源的影响，检查各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3、获取信息权。具体为流域内各行政区对所辖江段水资源保护工作的汇报，要求各地区进行排污申报，指定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单位定期汇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个别部门和单位进行临时汇报等。
4、监测权。具体为负责长江的水文、水质监测及省（市、区）界水质变化情况监测。
5、建议权。建议流域内各行政区决定限期治理、综合开发利用和综合整治等。
6、许可权。包括取水许可、沿江设置排污口许可、污染物排放许可等。
7、纠纷处理权。包括对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纠纷、用水纠纷等的处理权。
8、行政强制权。对长江流域水资源造成危害的单位和个人采取直接的和间接的强制措施的权力。
9、行政处罚权。对长江流域水资源造成损害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行政处罚的权力。
（四）《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的制度体系。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体系应是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各项制度间也应具有逻辑的联系，根据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整体构想，其制度体系与结构紧密联系，主要制度包括：
1、关于全流域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的制度。具体包括规划计划制度、目标责任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水资源保护基金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现场检查制度和奖励制度。
2、关于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制度。具体包括开发利用许可证制度、供水分配制度、生态补偿费制度、水利工程的水资源保护制度、岸边工程的水资源保护制度、航道利用的水资源保护制度、渔业资源开发的保护制度、水土保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