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1
1．旅游危机管理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与恐怖、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因素等方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地研究旅游企业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另一类则侧重于微观，研究某一类企业应对危机的策略，如饭店业危机管理等。相关研究情况如下：德克•格莱泽（DirkGlaesser）的《旅游业危机管理》，是当今仅有的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旅游危机管理的著作，在国际旅游学术和实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从消费者、旅游产品、竞争、政府等角度出发，列举了旅游活动的范畴，开展危机分析和诊断方法，提出早期预警体系和方法，并探讨了旅游危机管理的战略、危机计划和组织及危机管理工具。朱卓任（ChuckYGee）的《国际饭店管理》中提出饭店的危机管理，认为饭店应建立处理危机的紧急计划，以缓解各种危机，如政治危机、自然灾害、恐怖事件等，危机计划中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财产安全和避免损失。其他研究包括：皮扎姆和曼斯菲尔德主编的《旅游、犯罪和国际安全》，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政治不确定性，旅游与战争等。Sónmenz分析了旅游、恐怖活动和政治动荡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1980年到1998年36篇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的研究主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政治动荡对游客需求的影响、袭击游客的动机、利用旅游作为政治的工具、政治暴乱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危机管理和恢复营销的效果等。
2．国内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佘廉等人从事“企业危机的预警原理与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国内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进程。目前，国内关于旅游危机管理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九全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危机管理是“为避免和减轻危机事件给旅游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危机救治达到恢复旅游经营环境、恢复旅游消费信心的目的，进行的非程序化的决策过程”。郑向敏的《旅游安全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安全管理手段，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还存在欠缺。邹统钎的《旅游危机管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旅游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危机防范方法，全面分析了“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路径和方式、影响程度与影响周期，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同时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旅游业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谷惠敏的《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系统地论述了旅游危机理论、介绍了危机对旅游业的冲击的表现和冲击度计量模型，较全面地分析研究了国外突发性危机冲击与激活旅游市场的实证研究，并对我国旅游业应对未来突发性危机提出了对策建议。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和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研究中心协同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其课题是“SaRS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其危机管理研究”。该研究从旅游产业自身的脆弱性以及产品产销一致性方面分析了旅游业受“非典”影响的必然原因，并就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的效用、旅游业到底受多大影响、政府应进一步采取的政策、旅游业损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张广瑞、魏小安的《中国旅游业：“SaRS”影响与全面振兴》涉及“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企业的应对措施、危机管理、旅游振兴策略、国际借鉴等多方面内容。邓冰、吴必虎、蔡利平的《国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李树民、温秀的《论我国旅游业突发性危机预警机制建构》在归纳分析危机的类型特征和危机管理目标的基础上，界定了建构我国应对旅游业危机的预警机制的作用和内容，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建构预警机制的步骤和方法。其他有关研究有：戴学锋的《SaRS让我们对旅游研究进行反思》，高舜礼和任佳燕的《浅析9•11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等。此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课题组通过“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机制研究，重点阐述了后“非典”时代中国旅游业环境变化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调整，提出尽可能减少“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政府、企业、协会应确立共同的目标，进行协调，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石培华等从“非典”事件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影响角度出发，提出旅游产业的第四特性是“敏感产业”，并从我国旅游产业轻视危机管理的现状出发提出从宏观层面开展“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二、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研究概述
1．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繁性、超周期性及不可预见性，必然会对旅游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国内外已有学者对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Croach指出，对于国际旅行的价格衡量、境外目的地的旅游商品和服务的外汇价格以及不同汇率的影响是旅游业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agarwal考察了商业经营发生的一般性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旅游景区的重新恢复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pine、Chan&Leung评估了此次（1997）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及旅游业发展的趋势。Raab和Schwer调查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拉斯维加斯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Sausmarez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影响。prideaux对危机与旅游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在评估此次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旅游业极易受到危机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旅游各个环节之间是高度依赖的，极易产生连锁反应。旅游研究者们尤其关注旅游业特性的研究，希望能从根本上对现象做出解释。LawseFaulkner，B&moscardoG认为，旅游业以“多方位的混沌”著称。SantanaG论述了全球化时代中旅游业的脆弱性（vulnerbility）。worldBank①（2002）在巴厘岛爆炸事件之后，考察了巴厘岛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国际旅行中，游客过去的旅行经历、风险的类型以及对安全的感觉程度都会影响游客将来的旅行行为。Sónmenz&Graefe以信息集合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为框架，解释为什么旅行者会避免某些目的地。Faulkner．B从广泛的与危机和灾难相关的文献入手分析旅游业的灾难，建立了一个用来分析和制定旅游灾难管理策略的一般模型，包括一系列有效的旅游灾难管理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原则（旅游灾难管理框架）。同时，他还和Vikulov以澳大利亚Katherine为例来检验和补充完善这一模型。LawRob论述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造成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并根据官方公布数据分析预测了赴港旅游的日本游客及需求因素。deSausmareznicolette指出，旅游业是一个脆弱的行业，分析了马来西亚旅游业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在部门（公共、收入）层次进行旅游危机管理。SamirSharma（nepal）以尼泊尔为例，论述了金融危机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使全球航空业受到重大影响从而使全球旅游业损失惨重。旅游业尽管不会覆灭，但会影响人们的旅游行为。在此情况下，旅游业和酒店行业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求生存。LeanHooiHooi&SmythRussell运用Lm单位根测试法，以马来西亚10个客源地市场数据分析危机对到访旅游者数量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得出从长远看影响是暂时的结论。2009年6月，在西班牙mallorca召开的全球经济危机与旅游的国际会议上，andreaspapatheodorou、JaumeRosselló、HonggenXiao等指出，全球经济危机使亚太地区、欧洲、北美的经济和旅游业下滑，并分析了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旅游业影响的结果和前景②。egonSmeral根据2009~2010年欧盟15国的数据，分析和预测了在价格和汇率不变时国际旅游需求的变化，并从宏观经济的关键要素出发，分析其对国际旅游需求和发展的影响的模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petrevskaBiljana论述了世界经济危机对马其顿旅游业的影响。
2．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国内研究概述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到2000年期间关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二是2008年以来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其中，以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1）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旅游研究，最早始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长，影响范围不广，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国内相关的研究并不太多，其对旅游业的冲击和影响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1998~2000年。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①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有：郑一省的《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分析了1998年金融危机对东盟各国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出境旅游市场疲软、入境旅游人数锐减、外汇收入大幅度下降、旅游支柱行业损失严重且竞争日趋激烈、旅游业发展计划受阻等，并探讨了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陈艳提出了金融危机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以及泰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和措施。马振分析了金融危机中越南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越南旅游业取得较大的成功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宋一兵分析并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开拓旅游市场的有效策略，提出新的发展计划与目标、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旅游环境、重视发展会议旅游、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加强区域间旅游合作、重视对中国及中国香港市场的开发等。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周玲强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别从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等3个层面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并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7个方面的对策。刘阳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了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出境旅游与入境旅游受影响的程度，同时探讨了开拓国内旅游的问题。杜家元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对旅华市场的影响及对策》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旅华旅游市场的影响，并提出我国开发旅游市场的对策建议。何忠诚的《金融危机对东北亚旅游客源市场的影响与我国的对策》提出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旅游市场深受影响，并准确地评估了金融危机对东北亚诸国旅华市场的影响。郭英之、姚新民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并对我国当前发展国际旅游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提出了建议。李开宇、张艳芳通过对突发性旅游事件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时空分析，探讨了入境旅游业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空间管理措施，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近年突发性旅游事件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及中国入境旅游对抗突发性旅游事件冲击的能力，并提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区域行动建议。张广瑞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认为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入境旅游锐减、出境旅游增加、国际旅游竞争加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建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如段合明（1998）、张玉伟（1998）、李波（1998）、盛毅（1998）、李天德（1999）、谢建刚（1998）、郭路（1998）等。③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及其他各地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梁昭、梁琦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全球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增速放缓、亚洲出境旅游市场疲软萎缩、亚太区内国际服务贸易严重受挫等。（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2008年以来，国内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旅游业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①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逐步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多数学者都从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即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国内旅游）的影响出发进行分析，戴斌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三大市场以及企业融资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的影响，对中国旅游市场走势进行了短期和长期预测。林婧、杜富荣等的基本结论也相对一致，主要体现在：入境旅游客源锐减、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出境旅游人数激增、内需“漏出”加大；国内旅游市场疲软、旅游消费水平降低等。于成国认为欧美金融危机会从多个层面上影响中国的旅游经济发展，并分别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旅游投资方向的影响、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和对旅游支柱产业的影响。钟先丽认为旅游业是极易受经济波动影响的产业，经济的衰退必将导致旅游业的萧条，造成全球旅游需求与支付能力的萎缩、旅游企业资金链的吃紧、旅游消费信心的丧失。并从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大旅游市场入手，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给入境游带来了较为不利的影响，从而提出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扩大内需所推出的一揽子计划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张冬（2008）、任静（2009）、刘涛等（2009）、魏震铭等（2009）、岳乐等（2009）、姚远（2009）、王晴（2009）等都特别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策，主要集中于：大力发展国内旅游、加强中国特色景区建设、强化旅游管理和服务、加大休闲旅游开发力度、增加经济型酒店建设、加强国际旅游合作等。此外，高维全、王玉霞（2009）重点就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产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建强、张海超（2009）则以秦皇岛为例提出了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中旅游饭店和酒店、旅行社、旅游企业等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朗楷淳的《美国：金融危机让旅游业受伤》指出，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旅游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航空业和饭店业出现衰退。何建民在介绍和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国外旅馆的经营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旅游饭店的经营策略。陈祖斌、戴祎华从市场的重新定位、着力内涵建设、做好会展营销、拓宽融资渠道及开源节流等几方面，为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饭店业的突围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吴南（2009）从旅游市场、地域范围、星级饭店、国家政策等方面剖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饭店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苗苗（2009）、黄兰兰（2009）则分析了金融危机对经济型酒店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型酒店发展的机遇。李祗辉、李明从参考韩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出发，提出了我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借鉴。朱琳琳探讨了金融危机对河南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的策略。褚士永、姜剑波则探讨了金融危机下忻州旅行社业发展的问题与出路。张赛、万华（2009）探讨了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旅游企业创新的对策，并提出了我国旅游企业的创新道路③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入境旅游方面，尤其是外国游客数量的下降，因此，对于我国地方旅游业来说，那些原来的入境旅游接待大省（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福建、山东、云南、广西等省市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最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还相对较少，关注面也相对较窄。④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市场及旅游者的行为影响研究林龙飞、王佳佳、瞿利娟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对策。赵春峰在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者行为模式的变化及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景区的应对措施及对景区发展的预期。王永明、马耀峰、张佑印通过总体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业产生的影响，并对入境旅游业走势进行了初步预测，最后提出在新形势下促进我国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对策。邹家红、王慧琴运用总体分析结合区域差异分析的方法，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力拉动国内旅游市场、重新定位和选择入境旅游市场、调整旅游产品开发策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等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张凌云、刘波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面临重大的转型和发展机遇，国民旅游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自驾车旅游、大众度假、低碳旅游将成为今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三大热点。何建民运用国际经济学与旅游经济学原理，收集分析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旅游业发展的统计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旅行社、旅游饭店与旅游景区点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对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香港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国际旅游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对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与预测的指标、影响的状况及影响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等问题。
三、小结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2
【论文关键词】经济体系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中华励志网www.ZHLzw.Com]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三、货币一体化理论。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国际金融法发展特点
国际金融法是国际金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时期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跨越了民族化、国际化阶段而步入全球化、金融化时代，巨额资金不断突破地域性管制的藩篱在全球游移，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跨国信贷和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体现为国际金融关系。这一切必然会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产生影响，推动国际金融法与时俱进：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迁，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当局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推动国际金融法的迅猛发展。晚近，国际金融法进入了自形成以来最为活跃的发展期，并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特点：
一、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
晚近，国际金融法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均取得重大进展。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法不仅涉及面更广，几乎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电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开始纳入法制轨道，跨国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国际金融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国际货币法领域有欧洲货币联盟制度的创新；国际银行法领域有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监管制度的探索；国际借贷法领域有国际贷款证券化法律问题的解决；国际融资担保法领域有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法领域有国际保付、融资租赁等国际法制度的建立。
从形式上看，不仅既有的国际金融条约得到了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而且还诞生了以wto制度为依托、以GatS和FSa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条约，标志着国际金融统一法的飞跃。国家间的各类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跃，导致双边金融条约和区域金融法数量大增。以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为例，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者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实践，证券监管的合作性安排还出现了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的新趋向。[1]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区域性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规则与决议、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实践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和习惯性做法。在近期都进行了较以往频繁得多的修订、增补、更新和整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间的衔接、交融与协调。
除实体法外，国际金融程序法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根据wto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规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务贸易理事会和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都可用于监督和评审成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履行，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可能发生的冲突。从此，各成员要就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和做法向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作出定期报告，接受其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和程序的启动，对于提高国际金融活动的可预见性、增加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效力显著提升
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较以往大为增强。这首先归因于国际金融条约的发展。国际金融条约数量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缔约方、更多的金融关系被纳入法制轨道，意味着当缔约方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时，便将这一更多更广的约束力以国内法权威和强制力为保障向所管辖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进行了传递。
其次，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借助国际组织广泛的影响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借助其规章制度和业务活动，借助其执行统一规则的法律职能和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金融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与国际组织的权能相结合，从而达到了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相对于各国自发地磋商和谈判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协议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这种由国际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国际组织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为便利和压力，从而在各国间达成协议并提升协议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称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务贸易法较之一般的国际金融条约，因其实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为可靠和有效。
再次，国际金融法效力的强化，还来自晚近异常激烈的金融竞争，来自竞争压力下国家普遍的自觉与自律。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约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例，虽然该文件声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除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积极遵守外，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殊异的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在本国相关立法或实践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核心原则》本身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及时性，而且也是因为在金融风险倍增、金融竞争激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对《核心原则》无动于衷甚至排斥的话，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并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遭受歧视，遭遇“进驻难、筹资难、合作难”的尴尬。
三、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在经历了初期的管制、20世纪70—80年代的放松管制后，晚近国际金融立法表现出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并举的发展趋势，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以金融效率为主要目标兼顾金融安全。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4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强化，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日益加强。从长远看，新世纪中期国际金融的发展将会继续加快速度，并以新的发展模式推进世界经济的更快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也将继续以经济为依托的发展方向，突出以新经济、高科技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国际金融中心继续会以全球化作为基础，强化以全球化、跨国集团和产业优化为目标的发展格局；国际金融将继续以高科技的发展理念，加快以网络化、科技化和效益化为取向的发展趋势。但是同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的风险预期，国际金融压力乃至危机的冲击力度和打击程度将不断加深。因此，伴随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进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不仅将直接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而且在信心心理上也具有重要支持意义。美国经济的发展，既有经济金融规模的效应，也离不开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美元贬值或升值的影响，已经显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对全球汇市和股市以及整个金融市场价格、政策的主导，由此产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愈加重视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与规划。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与发展，同样也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与重视。
国际金融中心的环境与条件
当今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愈加显示实力与规模的效益，特别是伴随金融核心作用的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作用与日俱增。在美欧货币竞争中，美国依仗规模庞大的各地市场与网络，借助美元的优势与作用，占据了国际金融竞争的优势与主动，其中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主导性，是其最为重要的支持；其不仅引领了全球金融市场，也影响着世界金融交易、结算、储备等金融和资源产品的走势与趋势。因此，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强大，必不可少需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扶持与推进。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模式以及理念的变化，国际金融中心内涵、作用与影响也出现变化与调整。从传统角度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场所，其中涉及到长短期资金借贷、有价证券交易、黄金、石油、外汇等交易买卖，从而形成各具特色功能的不同市场组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有纽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士、东京、卢森堡、新加坡、香港等。而从现代经济和新经济的角度看，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从经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发展成推动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领域，尤其是伴随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规模的加快，资本流动对经济乃至相关领域的主导或影响逐渐上升，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资本流动的重要集结地、调配地，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与地位更为醒目，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甚至主导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调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效益与规模，国际金融发展趋势愈加引起关注，直接对经济信心和心理具有重要影响和干扰，金融信誉与信用影响愈加突出。当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大，经济发展趋势利好中的调整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使得金融信誉信用面临风险与挑战。尤其是伴随发达国家经济自然周期性和结构周期的调整，美国经济面临的转折与风险依然明显，经济波动与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并将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前景具有重要影响。这直接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压力与风险上升，美国重要金融产品和资源产品市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使得各地国际金融中心的波动受到牵连，既给予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作用以及影响，同时也给予国际金融中心巨大挑战。尤其是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国际环境中不确定的经济、金融、贸易、政治、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可变数较多，且较为突出，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趋势面临改革与调整，国际关系与区域合作联盟面临更新与发展，区域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发展将对国际金融中心起到推进和促进作用，整个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发生本质的变化。
作为一个重要或有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其中包括政局相对稳定、没有外汇管制或管制比较松动、货币信用制度比较发达、金融机构比较集中且有一定规模和效率、交通和通讯便捷快速方便等等，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依托。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看，其不仅有利于本国、本地区经济、金融、贸易的快速发展，更为资本流动和投资融资提供了充裕的市场与空间，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动力与推力。但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逐渐扩大，金融泡沫，乃至金融危机的潜在规避与防范，也已经是当前各国和各地区关注与应对的重点。
我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与发展已经在稳步推进，成效与影响逐渐扩大，中外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云集上海，已经促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规模和比重的提升和扩大，使上海金融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0.1％，上海金融交易比重已经占到全国的50％以上，而初具形态与规模的股票、黄金、债券、基金、外汇保险等重要的金融市场也在上海落地结果，不仅推进上海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增长，并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内容已经在上海和全国从吸引金融机构集聚、拓展金融市场功能、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快金融信息化现代化建设、规范发展上市公司、深化金融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加强地方政府的金融服务、实施金融人才战略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卓有实效的进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效率化、市场化、规模化和创新化的新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并逐渐显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地位与作用。
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与进程
借助地理位置与时差的优势，亚洲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在亚洲地区相继建立了多个国际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继东京之后亚洲两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在国际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亚洲后起的金融中心，与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的共同之处为：（1）香港与新加坡一直是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港口；（2）香港与新加坡都曾经受到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因而金融业发展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而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后，政府根据自身所具有的国际贸易港的有利条件，即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作为既定国策。1968年，新加坡政府与一些外资银行达成协议，创立“亚洲货币单位”（aCU），即“亚洲美元”；此举不仅形成了亚洲美元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新加坡未来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先决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香港与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多种专业性市场，主要有：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利率市场、黄金市场、亚洲美元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从而为本国乃至亚洲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新加坡为例，其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金额目前达到1000多亿美元，股票市场的总市值达近5000亿新元，亚洲美元市场的资产负债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由于新加坡是国际知名的自由贸易港以及低税地，因此不宜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以配合经济贸易的交往与发展。目前，新加坡共有本资银行6家，而外资银行却有116家，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境内银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三大措施，从而不仅维持金融对外开放的局面、同时还有限度地保护了本国银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合理地位与利益。（1）实行银行执照分类制度。按照目前新加坡的金融法规的有关规定，新加坡的银行执照划分为三种类别：1全面银行执照，2批发银行执照，3岸外银行执照。对于本国的6家本资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于其实力与数量与外资银行相比均处于劣势的考虑，全部给予全面银行执照，而对于外资银行则根据其实力与信誉等因素给予不同的待遇。2002年在新加坡的116家外资银行中，22家获得全面银行执照，19家获得批发银行执照，75家获得岸外银行执照。（2）实行内部政策掌握制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给予本外资银行以不同待遇的同时，还采取内部政策掌握向本资银行倾斜的做法，从而区别对待本外资银行；其主要做法包括：1对于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网点的限制，2对于外资银行自动柜员机联网操作的限制。（3）确立本资银行为银行业主导的监管宗旨。尽管新加坡目前仍在进行金融业的改革，但是金融管理局明确表示，确保本资银行在市场开放后继续占有主要市场份额，是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与发展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国际金融秩序；国家经济实力
一、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进程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体系主要经历了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崩溃后的过渡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四个阶段。国际金本位制大约形成于188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度结束。1919年起，在各国又陆续回复了变相的金本位制。1929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各国纷纷宣布放弃金本位，国际金本位制彻底崩溃。国际金本位时期，各国货币比价受黄金平价的制约，国际汇率安排具有典型的固定汇率制度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一个多变性质的政府间协定，但国际金融体系却相对稳定和有效，稳定而带有自动调节功能的货币金融制度给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金融风险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下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金融风险低发阶段，被许多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全球金融的黄金时期。金本位制崩溃后，1936～1944年是全球金融体系处在一个过渡期阶段，形成了英镑—美元—法郎三大货币集团，各集团之间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国际资本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全球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接着便进入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格局阻碍了全球贸易经济的发展，为重建国际金融秩序，1944年7月，44个同盟国300多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金融会议，确立了国际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良好，汇率很少有波动，尤其是美元、英镑、法郎、马克及日元这些主要货币的汇率比较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黄金主要为美元充当准备、通过可兑换性维持其信誉。对其他国家而言积累国际储备只有通过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来实现，国际储备资产的增长意味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可以大量印制美元来支付进口而无须担心对外平衡问题。但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总支出，如果其它国家积累的对美国的债权增长过快，意味这美元的真实价值或购买力在下降，这就会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要求将美元兑换黄金，而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和黄金的可兑换性时，美元—黄金本位制必然崩溃。这就是特里芬两难：美元的清偿能力与信心之间的矛盾。该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美元和其它货币的不平等地位，而这种不平等地位又要靠牺牲所有成员国的内部平衡来实现。美国的国际地位一旦稍有变动，这个体系便会出现很多矛盾而难以维持。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元一再贬值，并发展到难以维系兑付的地步，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几度联合救援都无法挽回颓势。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国际金融体系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牙买加体系。
imF于1976年1月在牙买加的首都金斯顿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签订了著名的牙买加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和国际计价方式；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混合汇率体制，各国可以自由做出汇率安排；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干预、直接管制等多种方式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局部的，而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就成为频繁、全面而影响深远的。
不断频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各国致力于打破无序的牙买加体系，要求重建全球性货币金融体系。各国早已经意识到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急需建立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来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纵观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历程也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秩序从有序-无序-有序的演进过程，但是每一次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实际上都是一次国家之间重新分配金融收益权的过程。发达国家为维护既得利益，凭借其经济势力，制定由其控制的国际金融运行秩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金融秩序的被动接受者，为改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利地位要求参与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但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过程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实力。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无一例外，都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和制定的，并也是由这些国家放弃和任其崩溃的。而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相互依存，金融危机不可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隔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制约因素
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已经认识到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严重问题，这次危机也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并未感受到切肤之痛，并把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的落后，他们对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抑制投机、防范金融风险的国际机制并不积极，所以当时的国际金融改革时机尚不成熟，只有等到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爆发类似的金融危机时，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新秩序的建立才能被提上日程。八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成实体经济危机，并迅速蔓延至欧盟等发达国家，同时也严重冲击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终于发达国家切实行动起来，把呼吁已久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纳入日程。在G20国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国际社会对此次会议寄以厚望，希望能藉此终结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序状态，构建稳定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会议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强调了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致力于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保证国际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强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贫困国家在处理国际金融事务中应该拥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性。但是此次会议只是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序幕阶段，会议暴露出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阻力—各种国家力量都意图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占据主导和有利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收益。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让建立协调统一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共容利益增强，但不同国家间存在的利益差异依然很大。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主导者一直是美国，维持现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储备货币职能仍得到延续。美元能一直拥有霸权地位，不仅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还因为国际货币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国际货币的交易职能是最根本的，使用一种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人越多，国际间经济往来的交易费用越小。这使其他国家投资者和政府处于两难选择，明知长期美元呈现贬值趋势仍不得不选择美元。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一是使美国实际可以支配的资源，二是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三是通过发行美元向其它国家征收铸币税。利用美元霸权，美国可以支付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可以累计巨额外债仍安然无恙。因此美国对以往的每一次实质性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意见都持强烈反对意见，曾经美国国会有些议员提出要求美国退出由其主导创建的imF。这次G20华盛顿会议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由美国而引发，所以美国布什总统顾左右而言他，虽然讲到要确保金融市场更加透明，并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但对美元过度印发避而不谈。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一直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阻碍力量。
随着欧元的顺利发行和汇率的逐渐趋稳，欧盟要求改变美元霸权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欧元也确实具备了与美元抗衡的实力。欧盟一直是要求改革现今国际金融秩序的主要倡导力量。欧元产生的初衷是提高欧盟的政治地位，降低成员国的交易成本，减少外汇风险，促使区域经济增长。在距离华盛顿召开的G20金融峰会还有一周时间时，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即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为下周的G20会议协调内部立场，此次会议确定了欧盟的具体要价以及后续步骤。但是欧盟要打破旧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需要争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这意味着欧盟需要让渡部分控制权给新兴发展中国家已达成同盟。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罗斯认为，要给新兴经济体更多投票权，欧盟就得有所牺牲，而欧盟是否舍得这么做还很难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协调一直是困扰欧盟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要问题，这也是决定欧盟能否打破美国控制权的另一重要因素。从这次布鲁塞尔会议可以看出，虽然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很多建议，但都没有具体落实的情况，更何况欧盟在加强内部金融市场统一监管方面还阻力重重，英国和瑞典等持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欧盟成员国已经表达了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可能导致过度监管的担忧。当欧盟所提出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意见逐步由原则推进到具体措施时，欧盟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斗争也会随之加深。
新兴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处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从属地位，他们在多方面受到现行体系无序状态的冲击和干扰。他们理所当然希望重塑和改造旧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也在G20华盛顿会议之前在巴西圣保罗举行首次财政部长会议。会议同样也是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会议认为金砖四国的经济具有较大活力，表现出很强的弹性，新兴经济体应当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尤其是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源头是一直崇尚金融创新和自由的发达国家，因此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改革和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可能会获得提升。事实上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imF早已明白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作用，imF执董会在2008年4月通过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增加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发言权比例由40.5%上升为42.1%，中国在imF的份额增加到3.997%，发言权增加至3.807%，印度则分别为2.443%和2.338%。但是发达国家在imF的份额和发言权优势依然没有改变，美国所占份额和发言权比例仍分别达到17.674%和16.732%。因此尽管此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次不错的机会，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增强在国际金融秩序的地位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尤其是如何达成一致意见形成统一声音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确是掀开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序幕，世界金融和权力中心正在悄悄变化，新兴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获得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得的和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进一步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新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种国家力量为争夺更多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和受益权分化日益严重，许多提议和原则尚没有进入确立和实施阶段，国家金融秩序转型的方向尚不明确。目前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确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美元霸权还未到崩溃之时。美元霸权地位还没有彻底动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的世界霸权地位没有改变。而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国家经济实力。
三、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过程的选择和参与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瞩目中国，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欧盟等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在重整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继续一贯的在国际事物处理中的低调风格，强调保持中国的经济稳定和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的选择是专注于经济发展，争取国际市场，期望悄然地迈向强国之路。中国在发达国家居心叵测的施压和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强势竞争之间，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如何定位呢？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国家经济实力，这也是为什么新兴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原因了，因为由发达国家尤其是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经不能再忽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了，要想国际金融秩序正常运转没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了。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来改变旧秩序中的从属地位，其前提就是其国家经济实力有没有能力去改变。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优于一切的，而国家经济实力是决定一切的。所以要改变旧秩序，就要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例外。国际金融市场内在运行规律很难受某个国家政府政策影响，美国、欧盟的应对金融危机的万亿救市计划依然难以阻止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
因此重建国际金融秩序需要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长期努力，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序幕。既然每一次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是一场国家之间重新分配金融收益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充满了国家之间的互相妥协和互相竞争，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必将前途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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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6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著。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6-0004-05
如果概括性地表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历程，自1991年至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并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定位于国家战略开始，到2001年末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四个中心”的整体发展规划止。这一阶段，上海主要依靠优惠政策、优先举措来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整整持续了10年时间。第二个阶段是从2002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出和实施开始，到2006年末浦东新区率先于全国启动综合配套试点改革止。这一阶段，上海基本上实现了引领区域、服务全国、主动吸引国内国外金融资源集聚的初步目标，也可以称之为基本实现了“国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这一阶段持续了5年时间。第三个阶段是从2007年也就是现在开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适应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07），上海金融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建设“五个重点、一个聚焦”（韩正，2007），新一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式启动。
对于第三个阶段的建设，当前社会各界取得的共识是：不依靠特殊或是优惠政策，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夯实和超越“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并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真正迈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国际化步伐。与此同时，一些与机构、市场、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研究与实践活动在不断向纵深推进。在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真正迈出国际化建设步伐的关键时期，科学合理的战略定位和推进策略极为重要。
一、立足于借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性战略定位
当前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外部竞争性挑战。一个来自国内，主要是与北京、香港的竞争；一个来自国外，主要是与纽约、伦敦的竞争。由于全球24小时金融服务的需求，从时区上讲，“美洲―欧洲―亚洲”必定各自存在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地。因此相比之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何定位好与同处亚太时区的北京、香港的关系，远比未来与纽约、伦敦的竞争更为重要。
（一）上海模式与北京、香港模式的对比与发展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与“北京模式”、“香港模式”相比，各有优势和不足。北京模式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是金融决策中心，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国内大型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总部设在北京，这也使得北京成为全国金融高端管理、研究人才的聚集地。香港模式则突出表现为其作为“自由港”的优势，支撑金融业国际化运作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网络，以及转口贸易、离岸市场所特有的创新活力，都奠定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与之相比，上海虽然不是金融决策中心，但是通过顺应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大势”，可以说目前上海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决策权，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推出的上海同业拆借利率（SHiBoR）。SHiBoR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以“上海”冠名，而在其定价规则，这一规则意味着金融机构已经不能单纯凭“大”而决定最终定价权。换句话说，北京固有的、传统的“机构定价”主导模式已经开始并将最终被上海“市场定价”主导模式所替代。
同样，上海在顺应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不断改革开放“大势”的同时，加快发展对外贸易、建设航运中心并率先于全国试点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也已经使得香港的转口贸易、联系汇率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最近，香港主动寻求与人民币对接的各种渠道和条件，开展了吸引内地企业上市融资、发行人民币债券、接入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等一系列“攻关”活动，实质就是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大势”。问题在于，香港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上海无法与之“平等竞争”。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创新发展模式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挑战。
（二）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三种“大势”
由此来看，推动新一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需要立足于“借势”来确立上海的竞争性战略定位。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充分借助于三种“大势”。
一是要借助于中国全球化发展战略，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势。2007年是中国正式融入全球经济的起始之年，中国开始全面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同时也需要在资源全球配置进程中全面确立和实施自身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以及人民币的最终可自由兑换，恰恰是金融全球化战略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必须首先借助于这种大势，从战略上将自己定位于国家抢占国际金融制高点的“棋子”，率先并主动引领全国其他地区融入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将“陆家嘴”作为中国的、世界的“陆家嘴”来打造和建设，从根本上摆脱再与国内其他地区抢夺国内金融资源的消极竞争态势。一定意义上，上海只有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确立主动权，不断建立健全人民币产品的生产线和定价权，才能最终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崛起。
二是要借助于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尤其是长三角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大势。一般来说，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家或是地区应该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强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作为前提和基础，这意味着该国的货币信誉非常高，同时客观上存在着极大的流动资金和投资资本需求。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态势，目前又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健康高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态势最好、最活跃的地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方面必须借助于这种势头，不断拓展上海金融资源集聚与辐射的深度和广度，以高效的资源配置功能服务于长江流域以及全国经济的发展，在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融资需求中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另一方面，也应从战略和策略入手，主动推进长三角的发展与合作深化，不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势能。
三是要借助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大势。国际金融中心从来都是以“城市”命名，而不是以“国家”、“省区”命名。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超大规模港口城市，迈入了以科技化和信息化为主导的二次城市现代化发展阶段，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上海开始形成多核心的城市空间布局，小陆家嘴金融区布局进入优化调整阶段（王荣华，2005）。这种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所凝聚和释放的强大动能，必将推动上海不断向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
应该说，新一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处于“世界”、“中国”、“大都市”的三重发展坐标下，历史的前进潮流和现实的发展机遇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
二、着眼于造势：以“金融信息港”建设为基础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模式
（一）金融信息港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最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于注重吸引各类金融机构的集聚，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集聚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的集中。其后，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体系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侧重点。但是，随着各类金融交易场所的初步建立和完善，市场参与者对于驾驭金融市场信息并以此推动复杂交易工具和各类金融市场融合、创新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决策层、监管层也迫切需要掌握更多的金融信息来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维护金融稳定。实际上，现代金融的本质就是数据信息，信息革命使金融活动的效率迅速提升，经营成本明显下降（王梦奎，2005）。金融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是否具有金融资源潜在吸引力的重要因素。金融信息是引导资金流动的先导信号，金融机构只有掌握有效、充分、准确的信息，经营决策才富有效率和效益，而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必须依据市场的供求变化信号做出合理反应，金融决策和监管更是一个不断收集、加工、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过程。
传统的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模式，需要依赖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以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高度集聚，而高科技支撑下的金融中心信息港发展模式，完全可以消除这种依赖性，通过电子网络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局限。如果仅仅盯住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模式，不注重“信息中心”建设并以此提高金融中心的信息处理和加工能力，信息隔绝、分散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成本，将远远高于传统地域上的资金划拨成本，上海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
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包含三层含义，即金融机构和市场集聚中心、金融产品定价中心、金融信息中心。信息对于金融行业的重要性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显得突出，现代金融和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相结合，最终必将导致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走向金融信息中心模式（王国刚，2003）。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后起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后发优势，通过金融信息港的建设，不断增强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对金融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承载力和适应力（项俊波，2007），在促进各类金融机构和市场集聚、争取产品定价权中发挥好“自组织”作用。
具体来讲，金融信息港的建设将有助于上海增强和完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四项重要功能。一是价格发现和定价功能。丧失了引导市场走势和具有市场话语权的权威性金融信息，金融市场产品的价格和收益率就无从确定。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金融信息服务链上的整体竞争优势，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定价权的丧失。二是金融工具创新功能。金融创新在于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这不仅需要收集和处理来自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信息，往往还需要整合跨国界、跨市场、跨机构的多种资金存量和流量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讲，之所以当前上海的金融创新严重缺乏活力，就是由于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双方均缺乏掌握和运用创新信息的能力，金融机构“不会”创新，监管部门“不敢”创新。三是风险管理功能。维护金融稳定在于提前、超前把握系统性风险信息，并以有效的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收集和管理金融系统和网络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信息，可以为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基础性支持。不仅如此，在金融信息战略领域超前部署，还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支持，SwiFt门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四是决策支持功能。金融决策的实质是在对第一手经济金融运行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政策调控取向和工具。充分挖掘和深入分析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数据和信息，是有效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金融信息港的建设是带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和源头，也是“上海模式”引导和取得与“北京模式”竞争主导权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上海建设金融信息港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人民银行、各类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在上海相继在建和建成了为数众多的金融数据中心，推进了上海的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来看，三个主要方面的金融交易数据和信息开始在上海不断集聚。一是来自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和信息。货币、证券、外汇、期货、黄金等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的交易数据和信息都在上海产生。二是众多金融机构的远程信息处理中心及数据交换枢纽在上海建成。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有2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处理、信用卡、票据业务以及资金运营等全国级和区域级管理中心落户上海，持牌机构就有7家。三是来自人民银行的数据和信息。人民银行在建和已建的支付清算中心、征信数据中心、反洗钱监测中心以及数据处理中心蕴藏着大量可供深入挖掘和分析的金融信息数据。
但是，由于缺乏相关整合和协调的政策措施及系统支持，这些金融数据中心大都各自为阵，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共享、机制不协调以及资源难以整合等问题，金融信息资源的整合优势和综合效能无法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充分体现。整合和处理上述三种金融交易数据和信息，在上海成立大集中式的综合性金融信息港，形成一个追求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的金融信息池，可以更为全面地发挥金融信息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体现信息港作为“系统的系统”功能。而上海城市金融局域网的互联互通，也为金融信息港建设、挖掘和分析海量数据提供了技术可能。
有别于金融机构和市场提供的个性化服务，金融信息港提供的将是公共性信息服务，既要为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提供统一、规范的后台支持，又要承担维护金融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职责，是基础性金融信息服务的最终提供者和管理者。与之相对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这类国际金融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各种可用的经济金融信息，加工处理并以此判断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自身以及相关国家决策提供支持，占有国际经济金融信息是取得国际话语权的必备条件。上海信息港的实体，在未来占有国际经济金融信息的基础上，同样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金融组织，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制定国际金融游戏规则中直接发挥作用。因此，对于“金融信息港”这样一个事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性、基础性、全局性重点项目，有关各方应立足于安全性、效益性、紧迫性的需求，在立项审批、资金来源、项目管理与建设等方面主动考虑、统筹协调，予以重点支持。
三、依托于用势：以“促进会”组建为中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策略
如果说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金融机构和要素市场在上海集聚等形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强大势能，那么如何组织和利用好这种势能，依托于政府、市场、机构的合力，以一种重点突出、操作有效的推进策略创建和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信息利用层，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信息港效用，便是当前加快推动新一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创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会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需要政府、金融管理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共同承担和推动，特别是需要金融管理部门的有力支持和具体实施。但是，由于主要的金融管理部门并不在上海，造成事实上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组织主体严重缺位。虽然近年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在编制和修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规划，全方位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仍然隶属于垂直式的行政性管理体制，单纯依靠地方政府来推进金融改革与发展，客观上还存在诸多的不便和被动因素。不仅如此，当前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综合化”攻坚阶段，机构综合化经营、市场多层次发展、监管功能化转变以及政府对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营造和优化，绝不是一个机构、市场或是管理部门能够承担和持续推动的。
由此来看，要在体制和机制上充分保障与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键在于找准市场与体制、外部与内部的最优切入点，动员和调动各方力量，完善推进机制并形成建设合力，尽快成立一个政府支持或主导、多方参与、事业化运作，集高层次咨询、策划、项目推进于一体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会”，充分发挥好金融中心建设“自组织”和“它组织”作用。促进会可“虚”“实”结合，一方面通过“顾问”、“参议”等形式把全国、全球高级专家和金融资深人士组织起来，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出谋、蓄势；另一方面，也可引入重点项目管理机制，以机构促进、市场促进、政策促进等组织运作重点扎扎实实地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总体上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会可以在三个主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代表与反映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内在需求，主动开展一系列咨询、交流与合作性工作；二是作为政府、央行、金融监管部门与市场的纽带，在整合金融资源中发挥桥梁作用；三是举办、组织和具体执行有利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大型项目活动或提供间接。
促进会的资金运作可由政府拿出一部分，市场（有偿、无偿捐赠）筹集一部分，共同组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基金”，对一些在金融中心建设中起关键性作用，又有市场前景的重点项目（如国际金融会议中心、国际金融论坛、国际金融人才培训中心、金融资讯中心等）进行重点扶持。这些项目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考虑上市，最终实现发展基金的保值增值，进而确保促进会的持续运作。
（二）当前促进会的主要推动工作
衡量一个金融中心是部级还是世界级，关键要看他的服务范围有多大，这既包括传统模式下提供的融资服务，也应该包括新模式下的金融信息服务。推动上海金融信息港的建设并力争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信息利用层，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以金融信息基础和延伸服务为载体将上海金融服务的范围扩展至全国和全球。为此，可以这样大胆地规划，在陆家嘴建造一个能够代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地下”作为信息港的硬信息储存层，地上是各种软信息的共享和交流平台，自下而上构建一层一层的金融信息整合和利用“中心”，实现以非流动要素吸引流动要素的目的（李扬，2002），使“聚焦陆家嘴”的战略成为现实，使上海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交流、资讯、研发、人才开发及项目孵化的平台和中心。
一是可以建设金融信息综合分析和处理中心，真正使信息港成为连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其他各类经济主体的一个核心纽带。在大量金融信息中，既有资金流动所代表的个体需求信息，也有以市场指数、价格为代表的总体均衡信息，综合分析和处理这些信息不仅能够进一步夯实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将有效的金融信息增值服务直接延伸到每一项金融业务活动中（杨青，2004），而且可以完整记录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资金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金融运行监测体系，有助于决策部门真正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同时，应借鉴国际经验，培育一个类似伦敦“路透”和纽约“彭博”的权威性金融信息平台，汇集大量的一手市场信息，并公开对外经专业化处理和加工过的高附加值信息，增强上海在全球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
二是可以建设金融家俱乐部暨国际金融会议中心，扩大上海金融对内对外的整体影响力。为类似“亚太金融合作论坛”这样高层次、国际化的金融论坛提供固定场所，吸引各类国际金融会议在此举行，促使各国针对共同面临的金融问题进行开放、深入和充分的交流，是加强上海国际金融合作能力建设的一个坚实平台，也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是可以建设国际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切实推动上海金融市场发展和产品创新。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将具有“金融创新头脑”之称的数据中心落户在上海，一些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更是相继成立了各自的产品设计或是创新中心，但是由于金融创新的研发成本高且易于模仿，创新的趋同性和不可持续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些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由于缺乏技术和人才，无力也不愿承担金融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创建一个集合国际、国内人才、具备国际一流研发水平的金融研究中心，不仅在宏观上可以根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阶段特征，开展前瞻性的规划和创新研究；在微观上也能够针对个体金融需求，以最短的时间提供最适合的金融产品。同时，由于信息和网络外部性是现代金融创新扩散的两个重要特征（菲利普・莫利纽克斯、尼达尔・沙姆洛克，2003），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还能够促进金融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形成市场连锁创新的良性反应。
四是可以建设国际金融人才培训、认证中心。一个国家或是地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在于是否具有足够的金融人才和灵活的金融人才市场，还要具备推动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高水准人才认证和培训环境。德国在争取欧洲央行落址法兰克福时，凭借的就是其多年实施的人才培养计划所带来的优势，至今德国金融人才培训学院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由中央银行领办的教育培训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全球金融风险管理经验时，也把具有独立、高标准的金融人才认证和培训组织，作为了金融中心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国际金融人才的认证和培训是一项带有全局性和创造性的工程，上海现有的教育模式和培训力量远远不足以承担此重任。运用市场的理念和机制，构建国际金融人才发展的平台和环境，引领人才培训、认证、流动市场及价格的形成与有序发展，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人才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以促进会为组织营运载体，充分围绕和利用这几个“中心”，还可以融入金融书苑、金融博物馆、金融大讲堂等金融普及类功能设施建设，这对于创建符合国际金融中心需求的商业文化和金融文化氛围，培养金融高级人才的地理认同感具有特殊的作用，有利于吸引全国各地的金融高级人才到陆家嘴进行商务活动，无形中也是在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强调以金融信息港为基础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希望充分发挥其作为“系统的系统”功能；注重以促进会为中心启动新的推进策略，是要重点利用其“组织的组织”作用，最终目的是在借势、造势、用势中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以制度和机制创新自动提升上海的国内外金融资源集聚和辐射层级，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新一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参考文献：
[1].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J].求是，2007，（5）：3-12
[2]韩正.在更高起点上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R].上海：在上海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2-27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碳金融；话语权；货币碳值；碳汇率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84-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为促进国内企业减排温室气体，中国加快了构建和发展碳交易市场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活动。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在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却只能被动接受外国碳金融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尹海员、刘妍，2014），以致我国正面临全球碳交易定价权缺失的不利局面（郑勇，2010）。全球范围内已形成的三大国际性碳交易场所，即欧盟排放权交易所、澳洲国家信托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构成了全球最主要的国际性碳交易机构，这些机构所在经济体凭借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的霸权优势，控制和垄断了国际碳排放交易计价和结算权。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加拿大甚至新西兰等，也均纷纷通过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争夺在碳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而我国在新的碳货币角逐中仍处于弱势，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话语权，是我国争取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一步（韩国文、陆菊春，2014），所以，对迫切需要在国际碳金融领域有所进益的中国而言，如何增进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已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
碳金融话语权表征为一国或区域性货币能否成为国际重要性碳货币。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Victor&House（2004）指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最有效措施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碳货币，碳排放权交易类似于货币交易，应着眼于金融交易来治理碳市场。HannahFairfield（2007）指出，要建立一个碳市场，其发起人必须创建一个参与者可以交易的碳信用额的货币。JillianButton（2008）认为，碳单位是一个特殊权利，具有商品货币的特点，从环保和经济的角度看是一个类似于货币的资产。周健（2010）认为，美元和欧元是当前世界碳交易最主要计价与结算货币，但作为碳金融研究核心之一“碳本位”货币体系问题也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王珊珊（2012）分析指出碳货币具有充当超货币的潜质，碳货币可以由统一的超国界机构发行，并且以国际公约形式制定碳货币相关政策，从而建立以碳本位为核心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宋晓玲、赵锡军（2015）认为，碳货币的国际竞争表现为基于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职能的竞争，即在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中，一国货币如何在履行交易媒价与计价单位职能中占据更大份额。
所以，对全球范围内缘何形成以欧元、美元及英镑为主的世界碳货币格局，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何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目前理论界未给出合理解释，而有关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分布问题的研究更显不足。为此，本文从鉴定碳金融话语权内涵出发，通过探讨碳金融话语权形成机制、现实表现及与碳货币的关系，尝试从碳货币视角，探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及其分布格局问题，为我国争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
二、碳金融话语权
（一）碳金融话语权内涵
碳金融话语权概念提出已久，但其内涵却少有学者研究。碳金融话语权囊括碳金融与话语权两个方面，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要做出合理诠释，必须先明晰“碳金融”及“话语权”含义。
对于“碳金融”，有国内学者认为，它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陈柳钦，2009）。而最为普遍提法则是，“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周健，2010）。所以，碳金融是指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及与之联系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系统。“话语权”则是社会学概念，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2008）指出，话语权是对话语本身的控制，统治阶级或强势权力阶层，不断宣扬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从而诱导或强迫被统治阶级或弱势权力阶层为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我国学者冯广艺（2008）认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它是语言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所以，话语权是一种通过控制话语来表达自身诉求并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获取更多利益目的的权利。
由此看出，碳金融话语权是指拥有在国际公开场合表达自身立场，参与国际碳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导全球碳排放权定价和结算行为，以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获取最大化利益的一种综合能力。
（二）碳金融话语权表现及形成机制
全球超过60%的碳排放权交易与欧元挂钩，美元是仅次于欧元的碳交易结算货币，英镑在国际碳交易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日本也力争通过碳交易来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已经或即将成立碳交易所，且均采用本币标价（宋晓玲、赵锡军，2015）。所以，货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使用情况，是一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现实表现。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形成，缘于世界性气候大会确立的全球碳排放规则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京都议定书》附件1中需在2008～2020年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利用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简称et）、联合履行机制（简称Ji）和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规则，于发达国家内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碳排放权交易活动。欧盟、美国等金融强国，通过率先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凭借SDR篮子货币地位，以及成熟的金融体系及国际金融优势地位，从而推动美元、欧元和英镑成为国际碳交易主要计价与结算货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由此而掌控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与结算权，并最终控制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三）碳货币与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一方面表现为一国制定和修改国际碳金融游戏规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展现该国主导全球碳排放权定价和结算行为的实力，并最终保障该国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获取最大利益。所以，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之争实质是国际碳货币竞争，且两者关系密切。为此，我们从碳货币价值、碳货币使用广度、碳货币稳定性和碳汇率等方面，理论探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与碳货币的联系。
具体来看，碳货币价值是货币碳币化后，单位货币能购买的碳减排量，现实表现以某货币计价的碳交易价格，反映全球碳排放权定价权利；碳货币使用广度是碳币化后的货币作为国际碳交易结算货币的数量，现实表现以某货币计价的碳交易总量，反映全球碳排放权结算权利；碳货币稳定性则表现为碳货币价值的波动性，它是碳货币能否被广泛使用的重要因素，而碳汇率则是不同碳货币间按碳货币价值衡量的汇率水平，反映碳货币的外在价值，某支碳货币价值越稳定、碳汇率水平越高，就越能被国际碳金融市场接纳，此支碳货币发行国越易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谋求较大利益。故而，碳货币价值、使用广度、稳定性及碳汇率是影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三、碳货币与国际碳金融话语权非均衡分布
（一）货币碳币化
各国货币碳货币化，形成“碳―m”（张旭，2015），如低碳美元、低碳欧元、低碳英镑等，但货币碳币化后的价值问题，目前理论界少有研究。为此，本文创造性的尝试运用公式：一国货币碳值=该国某年Co2排放总量/该国该年m2总量，来测量货币碳币化后的价值，即货币碳值，单位以千克表示。
考虑到全球碳金融市场近况，我们选择包括美英中等在内的11国和欧元区17国为研究对象①。测算所用Co2排放总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机构iea的《Co2emissionsFromFuelCombustionHighLights2015》报告，其汇报的Co2总排量数据最近截止于2013年。同时，碳交易市场的成立和碳金融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始于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所以，有关碳货币的研究，以2005年为起点才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选择的测算时段为2005～2013年。各国m2总量统计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网站。测算结果见表1。
表1内容看出，2005～2013年的9年间，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的年均碳值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货币年均碳值水平分列前4位，为高货币碳值经济体；英国、巴西、欧元区和中国分列第5到第8位，为中货币碳值经济体；而俄罗斯、印度、日本和韩国则分列后4位，为低货币碳值经济体，且印度、日本和韩国的货币年均碳值均小于0.05千克。从均值来看，高货币碳值经济体为0.3126千克，是中货币碳值经济体0.1699千克的1.84倍、低货币碳值经济体0.0316千克的9.89倍。这充分说明以货币来充当世界性碳货币，因不同货币碳值水平有较大差异，各货币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分集团来看，由“美加”组成的美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最高，年均碳值高达0.3433千克；由欧元区17国、英国及澳大利亚构成的欧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略逊美洲集团，年均碳值为0.2428千克；以“中俄南印巴”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货币碳值水平较低，年均碳值仅为0.1296千克；而由“中印日韩”组成的亚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则最低，年均碳值不足0.040千克。对中国而言，无论是考察新兴还是亚洲集团，集团平均碳值水平都低于美洲和欧洲集团，导致在世界碳货币竞争中，以人民币为代表的亚洲碳货币，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相反，欧元区17国却利用欧洲集团力量提升了货币碳值水平，进而夯实了欧元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地位，为欧元区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成功加码。
（二）国际碳金融话语权非均衡分布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强弱，是碳货币价值、使用广度、稳定性、碳汇率和货币重要性等综合实力的体现，对此，我们做进一步分析。需说明的是，碳货币稳定性是通过测算历年货币碳值离差平方和的均值获得，该值越小说明货币碳值越稳定；碳汇率则以一美元碳币按含碳量可兑换多少单位其他碳币衡量，兑换比例越大说明其他碳货币的碳汇率水平越低。具体比较分析结果则见表2。
表2内容显示，从2005～2013年，除日元外的SDR储备货币均是国际重要性碳货币。其中，欧元碳值排名第7、稳定性排名第4、碳汇率为2.64，且至少有17个国家采用欧元为碳货币，加之欧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纸黄金”，所以欧元区国家掌握最多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美元碳值排名第1，但碳币稳定性仅排名第11位，且与欧元区相比，美国碳市场规模要小很多，好在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保障美国掌控部分国际碳金额话语权；英镑碳值排名第5、稳定性排名第9、碳汇率为2.05，在SDR货币占比排名第3，加之英国与欧元区各国及美国之间均有较强金融联系，保障英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其他经济体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货币碳值排名较前，日本和韩国货币碳值稳定性较前，但加元不是SDR储备货币、澳元碳值稳定性较差、日元和韩元碳价值太小且碳汇率太低，致使这四国仅拥有较弱国际碳金额话语权。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南非、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由于货币碳值水平偏低、碳币稳定性较弱以及不是SDR储备货币等原因，而基本丧失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分集团来看，欧元为欧洲集团主导性碳货币，且至少有19个国家接受其作为碳交易货币，因而，欧元是国际重要性碳货币，欧洲集团也因此拥有最强的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美元是美洲集团主导性碳货币，且至少有2个以上国家将美元作为国际碳交易货币，使美元成为仅次于欧元的国际重要性碳货币，美洲集团也因此拥有较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而无主导性碳货币的新兴及亚洲集团，碳货币仅限于集团内各国独自在境内使用，集团内并未形成国际重要性碳货币，所以，集团掌控的国际碳金融话语很弱甚至完全丧失。
此外，由表2还看出，与欧元区相比，人民币碳值仅比欧元碳值低0.00437千克、排名紧跟欧元区，人民币碳值稳定性排名第6位也仅次于欧元，人民币碳汇率为3.56略低于欧元碳汇率水平，但直到2013年底人民币仍未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SDR货币篮子，人民币也仅在中国境内充当碳交易计价与结算货币。伴随imF已接纳人民币成为SDR储备货币，中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可能于2016年开始增强，但面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碳金融体系，这一过程将痛苦漫长。
四、主要结论及中国对策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分布不平衡，以欧美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碳金融规则制定和修改，控制全球碳排放权定价与结算权，并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获取最多利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甚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仍难运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表达自身碳金融诉求，而在国际碳交易活动中处于劣势地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也因此表现出“金字塔”形格局（见图1）。其中，欧美英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金字塔”顶端，实际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加、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金字塔”中层，能影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中、俄、印、南、巴等新兴经济体处于“金字塔”底层，基本丧失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本文研究还发现，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与碳货币价值、碳货币使用广度、碳货币稳定性、碳汇率及货币重要程度关系密切。人民币作为碳货币只在碳货币使用广度上略逊于欧美英等发达经济体，伴随人民币被正式列入SDR篮子货币，人民币碳币使用广度和国际重要性将得以提升，中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则会不断加强。为此，我们提出中国谋求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具体对策。
第一，积极承担减排责任，并在中国境内着力建设碳金融市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形成机制表明，积极承担碳减排责任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体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才可能从碳排放权净供给方转变为净需求方，中国境内碳金融市场才会具备国际影响力，人民币碳币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国际碳交易计价与结算货币，中国争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才有基础与保障。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9
一、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的目标与教学要求
1．教学目标。
1．1促进学生理解和重点掌握国际收支、外汇、汇率、外汇市场、汇率制度、外汇管制、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风险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形成原理、控制措施、时滞效应。
1．2培养学生掌握观察和分析国内外有关国际收支失衡、汇率变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资本流动动向、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金融问题的正确方法，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国际金融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3提高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树立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是金融一体化的理念，掌握扎实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国际结算、西方金融理论、外汇风险管理等其他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必要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2．教学基本要求。
2．1系统阐述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框架、重点讲解国际金融的基础知识、管理原理及实务操作方法，详细阐述国际收支、外汇、汇率、外汇市场、汇率制度、外汇管制、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风险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形成原理、时滞效应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
2．2结合国内外有关汇率变化而引起的经济失衡现象、货币失衡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建立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应用国际金融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剖析国内、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金融问题的原因，引导学生掌握观察和分析国内外重大国际金融问题的能力。
3．教学思路及方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处于不断发展与变化中，在教学中加入国际金融新变化，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就成为任课老师应尽的责任。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来说，是合理的教学方法。
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创新
1．构建合理的教学方法及人才培养方案。
1．1构建以核心教学内容为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业教学与职业资格认证相接轨，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实行分层次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项目驱动教学、专题任务教学、技能训练等教学方法。
1．2构建以能力培养为重点，适应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个性发展需要的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明确了解该行业就业的方向，确定从事这一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明确培养目标；由学校组织相关教学人员，按照教学规律，将相同、相近的各项能力进行总结、归纳，构成教学模块，制定教学大纲进行施教。
1．3人才培养方案要根据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来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中应更重视专业技术课的教学，在各类课程比例中，专业技术课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强调以岗位群所需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保证职业能力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充分发挥财务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在制定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充分听取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意见，以此确保教学质量和实现预期专业培养目标。
2．多渠道的模拟实践教学。
《国际金融》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实践教学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通过实践教学和各种真实金融交易环境的模拟，使学生掌握国际金融的操作业务、市场的运作等实务性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将来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可借助“金融教学系统”这个资讯平台了解外汇市场的即时行情、新闻资讯和汇市评论等，教师可指导学生通过“模拟交易系统”进行外汇模拟交易，加强学生对外汇知识的理解，熟悉外汇交易流程，以便更好的学习外汇投资技术分析方法和体会外汇投资的风险。另外，也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参加模拟金融交易大赛进行实践教学和外汇模拟投资交易，在实战中训练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和操盘能力。
3．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教学。
除了模拟实践教学，参加社会实践也是加强学生对课程内容理解、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重要手段。可与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期货交易所等金融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践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为毕业后尽快进入角色奠定基础。可带领学生去证券公司了解外汇交易业务的流程，去银行了解贸易融资业务的基本技能，去期货交易所了解外汇期货交易的具体操作过程，深入外贸企业了解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基本技能和操作方法等。另外，可聘请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或从业人员来校进行讲座或操作性指导，使学生进一步最新行情及实际业务操作经验等。
4．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融入网络教学手段，结合授课内容，介绍、观看相关视频、图片、最新事件及评论等。比如讲外汇与汇率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网站查看人民币汇率行情，带领学生浏览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等网站查看国际外汇市场行情。学习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让学生在凤凰财经网上观看专题讲座视频；在讲外汇衍生金融工具时，可给学生浏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查看相关合同交易数据。充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有助于教师及时、全面了解国内外最新金融信息，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等，也有助于学生对热点问题有全面的认识。
5．注重引入、启发式、案例式、辩论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辩论教学法是教师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教师的指导或引导下，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相互合作、对话，在辩论中得出问题的结论，从而使学生掌握知识并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多方面能力的教学方法，以便今后有针对地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不论是案例教学法还是辩论教学法，都充分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原则，注重教师发挥启发式的引导功能。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使学生有效地掌握所学知识，而且学生的归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正确理解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和钻研能力都将得到较大的提高。
国际金融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人民币产品市场;货币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006-03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货币已成为大国谋求战略核心利益的重要载体,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着力培育和发展上海人民币产品市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民币产品中心,对于配合我国经济的战略崛起、服务国家的核心利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1上海人民币产品市场在我国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要在一个较发达的市场上来行使其交换及支付的职能,如果没有发展完善的金融市场,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将缺少推进的基础。人民币产品市场在本币国际化中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人民币国际利益的重要保障
人民币国际化,仅仅实现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资本结算、外国政府储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实现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避免国民财富或经济权益在各种不平等的金融交易中流失,实现货币的国际利益。实践证明,一国货币所拥有的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发展程度越高、体系越健全,该种货币就越可能掌握金融交易定价的主动权。比如,20世纪末以来,美国凭借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牢牢掌握着世界主要能源、自然资源、外汇等金融商品的定价权,美元汇率直接影响国际大宗商品标价。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我们要优先发展各种类型金融市场,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民币产品中心,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广阔的交易平台,逐步实现由经济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强化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果的保障。
1.2人民币国际输出的重要通道
货币输出规模是衡量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一国货币的输出只有达到一定的量,才能通过该货币自身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交易惯性,逐渐增加使用频率和交易量,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货币输出主要是通过贸易和金融两个渠道来实现的。贸易渠道的人民币输出就意味我国要维持一定的贸易赤字,但是贸易赤字意味着一国就业岗位向境外的转移,这与中国现行经济结构或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在消费比例大幅度上升、服务业崛起之前,中国不存在通过贸易大规模输出人民币的机制。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金融渠道的资本输出,借助于金融市场,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投资品种和金融工具。目前我国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经济项目有望维持长期顺差,随着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人民币产品市场有望成为未来人民币“走出去”的主要通道。
1.3实现人民币保值功能的资产池
一国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除了成为结算货币发挥支付功能外,还需要具备储值功能。这就要求货币发行国必须为其国外持有者提供相应的货币“资产池”,使国外持有者能够用很小的成本获得该货币,从而方便地使用和持有该货币。这就要求该国货币兑换要基本不受管制并拥有一个相当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这样国外持有者才能自由迅速地进出该市场。一个高度发达且开放的金融市场能够提供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金融交易工具,从而给不同利益主体提供相应的服务,满足持有者的高度安全性和赢利性要求,为该货币的国际需求和供给提供便利。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投资功能,形成满足各类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需求的“投资池”,吸引境外人民币重新回到国内,形成合理的回流机制,从而有利于增强境外人民币的持有动机和升值预期,从而保持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反之,如果没有人民币资产池,人民币就只能作为结算工具和流通手段,而不是价值储备手段,会降低交易双方人民币交易的积极性。
1.4国际货币风险管理的重要平台
货币国际化将使一国的金融风险增加。其原因是,货币国际化后,国外持有者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大量该货币,一旦该国的某一经济环节出现问题,便会成为国际投机家进攻的目标,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基于本币的金融市场能够从多个层面提高货币发行国金融危机应对能力。首先,东道国可以以比较优惠的条件通过金融市场举债或筹资,有利于增加应对国际收支风险的手段；其次,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最后,本币金融市场的建立有助于增加金融产品定价权,有助于及时消除各种投机风险。总之，一个健全而有效的金融产品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我们在构建人民币产品市场的同时必须强化市场风险管理功能,有效阻隔国际风险的传递,切实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
1.5沟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桥梁
从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历史来看,发达的本币金融产品市场和拥有国际金融中心是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同时,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步伐。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相辅相成,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发展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战略部署,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以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最终奠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是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关系的战略性思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产品市场在沟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
2上海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的功能定位
作为我国货币金融战略主要载体,上海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必须结合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的历史机遇,依托雄厚的综合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立足新兴加转轨的制度现实,为全球人民币持有者提供货币金融服务。从目标定位上,上海人民币产品市场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功能：
2.1人民币产品操作平台
为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我们必须尽快构建一个人民币产品市场作为服务全球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与清算平台,为所有人民币资产持有人提供资产转换、流动性管理、价值增值、风险管理等服务。同时,我们的人民币产品市场必须具有相当的广度、深度,并对所有国外官方和投资者开放,这样国外持有者才能自由迅速地进出该市场。人民币产品操作平台作为人民币全球服务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了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是人民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和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为给予人民币国际化以有效支持,我们要尽快使上海成为全球人民币产品的运作平台,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不断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
2.2金融宏观调控的传导平台
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序展开,上海人民币产品中心所涵盖的各类金融市场将逐渐成为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意图的重要渠道和依托。人民币产品中心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助力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一是流动性锁定。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和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广泛应用,货币超额供应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经常性现象。人民币产品中心要具有各种期限和种类的金融产品的供应能力,有效锁定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回流所形成的多余流动性。二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人民币产品中心建设要对公开市场业务开展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形成良好的倒逼机制,推动我国早日建立符合宏观调控需求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为我国应对外来风险提供着力点。上海人民币产品中心强大的市场功能有助于国家掌握金融主控权和防范外部冲击,并支持我国在国际上提出有实际操作共性的动议和主张。
2.3主要金融产品定价中心
作为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变动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核心利益。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即远期价格决定了我国能否以合理的价格从世界各地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国际主导货币的种类和汇率波动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下,美元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了国际商品的价格和各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人民币产品中心建设,有效扩大各类人民币产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份额,使得上海逐渐成为全球主要商品定价中心。中国的GDp总量和增长率决定了人民币资产的高成长性和高赢利性,决定了中国具有建立人民币定价中心的可行性。我们要积极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使上海成为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确保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主要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包括：掌握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定价权,实现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的自主发展；完善股票和股指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有效隔绝外来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推出以人民币标价的铁矿石、煤炭、稀土、铅、白银等商品期货交易,形成大宗商品定价的“中国机制”；推出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期货交易,以境内市场形成对境外市场的影响力,防范定价权旁落的风险。
3对策建议
尽管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受我们市场发展水平、制度设计、监管能力等的限制,条件还不很成熟,但这些条件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和反复的试点逐步创造。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任务,综合考虑国内承受能力和国际接受程度,积极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有序地推进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力争有所突破。
3.1着眼现实,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我们可结合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推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创新业务：一是推动国际开发机构、境外企业在上海发行人民币债券和股票,构建人民币“走出去”的重要资金通道,努力扩大境外人民币资金存量。二是吸引境外人民币持有主体参与上海金融市场,向境外主体开放境内人民币投融资渠道,逐步实现本地金融市场国际化,构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国际投资池。三是适时推出期权和期货等人民币金融衍生品,开发各类金融避险工具,确立人民币产品定价中心地位。
3.2聚焦重点,优先发展债权型金融产品
当前,债权类金融产品已成为国际货币竞争的焦点,并在国际金融市场占主导地位。2008年,在全球178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构成中,包括国债和私人债在内的金融产品达83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资产总构成的50％,是股权类金融产品的2倍多。在人民币产品中心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债权类金融产品市场的积极作用,坚持将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作为重心,进一步扩容我国债券市场、丰富和发展我国债券市场的品种、加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力度,为境内外人民币提供交易和投资的“资产池”。同时,我们还要正视金融衍生品在金融市场体系中的作用,要在强化监管和风险防控基础上,积极发展信用衍生品市场,完善债券市场结构。
3.3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健全人民币产品市场体系
在股票市场方面,全力支持各类不同规模的优秀企业上市,扩大和增强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债券市场方面,加快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增加期限结构,丰富债券品种,推进公司债券发行市场化改革,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债券信用保险机构。在期货市场方面,有序推出原油、汽柴油、沥青等期货品种,适时推出铜、铝等期权产品,开发铅、白银等期货及商品指数期货,试点推出交易型黄金凭证和黄金支持债券等金融产品。在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方面,适时推出股指期权及以国债、利率、外汇、股票等为基础的期货期权产品,积极培育以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定价基准的各类衍生产品,研究探索并在条件成熟后推出以银行贷款、信用产品等为基础的衍生产品。
3.4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形成人民币金融服务产业链
人民币产品中心的发展和集聚离不开财务、法律、咨询等相关产业的支持和辅助。要加快交易所和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扩大交易所等金融市场主体的创新权限,将市场主体本身应具有的品种开发和审批等权限逐步下放,健全完善金融市场组织和主体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要大力发展资信评级、会计与审计服务、资产评估、经纪公司等金融辅助产业,支持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形成大批市场竞争力强、服务特色鲜明的专业化金融机构辅助体系,形成完整的金融产业链。
参考文献：
［1］刘仁伍,刘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评估与控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王桤伦,陈霖.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意义、现实可能及步骤措施［J］.国际贸易，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