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近年来，由于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日渐突出，我县2002年青少年违法犯罪立案13人，2003年立案7人，2004年第一季度就达到18人（其中6人为在校学生）。有轻微违法，没有立案的更多，呈上升趋势。为此，县政协把对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的调研列为2004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得到了县委的批准和支持。近日，县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邀请县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文体局和博湖镇等有关部门领导，对我县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调研，认真研究和分析了我县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对策。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调研的基本方法：
这次调研活动采取了召开座谈会、走访学生家长、询问犯罪嫌疑人、突击检查网吧等多种形式，由于接触面广，了解了较多的实情。
调研组首先来到博湖中学，用了一天的时间，分别与博湖中学教师、学生进行了座谈，共同探讨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成因、对策。并于当晚深夜，组织调研组部分成员对全县三家网吧进行了突击检查，除“e家”没发现学生外，在“科普”发现5名学生，“五彩鱼”发现1名学生。由于业主对进入者没有按规定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不能确定其它上网人员还有无未成年人。
第二天，调研组分成三个小组走访了部分优秀学生和表现较差学生的家长，询问了少数在押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了解了其家庭教育情况、生活情况等。
二、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
根据调研的情况，调研组认为，导致我县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1、部分青少年认识问题的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差，看问题简单、片面，待人处事往往感情用事，很少经过深思熟虑，常常不计后果。交友不慎，很容易被人利用，今年所发生的一起团伙盗窃案中，就有两个学生是被人利用而犯罪的。
2、少数青少年法律观念淡薄，不学法、不懂法，往往从一些影视作品、电脑游戏、书刊杂志中，吸收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3、少数青少年性格内向、孤僻，加上来自学校、家长、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大，心理长期受压抑，缺乏倾诉对象，平时又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成为违法犯罪的心理动因。再加上易冲动，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以致造成明知故犯的严重后果。去年博湖中学一学生以刀伤人就是这一情况。
（二）客观原因： 1、家庭教育不当。（1）、家长教育方法不好。一种是对孩子无原则的溺爱、袒护和娇纵，致使孩子对自己的不良行为产生“合理感”；第二种是孩子出现问题后采用极端粗暴方式管教，无情的谩骂毒打，甚至赶出家门。（2）、家长监护不力。有的父母在外打工或因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孩子，孩子几天不回家，也不过问；（3）、有的家庭教育环境恶劣。如单亲家庭、不和睦家庭，致使孩子心理受严重伤害；（4）、有的家长有不良嗜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5）、有的家长平时只过问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少主动与学校、班主任联系，了解其子女在校表现，一旦孩子出事，就把发生问题的责任都推给学校。 2、学校教育有偏差。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学生的智育教育，对学生的品行教育重视不够。为了应付考试，有压缩、挤占其它非考试科目课的现象发生。二是学校监管不力。主动和学生家长联系不够，和治安等有关部门沟通少，其结果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教育管理脱节，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不能及时的帮教处理，导致问题沉积，起不到防微杜渐作用。三是学校法制、思想道德教育不够，课时少，且形式呆板、效果差。据悉，目前博湖中学只有初中二年级安排有法制教育课，其它年级都没有课时安排。四是部分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较差，教育方式、方法不当。少数教师对违纪学生缺乏耐心的说服教育，有体罚和变相体罚现象，轻则讽刺挖苦、状告家长，重则打骂、赶出教室，致使少数学生厌学、逃学，流入社会参加不健康的活动。
3、社会诱因的侵蚀。（1）、近年来，社会上不良风气对青少年有腐蚀作用。文化部门有时对文化市场管理不够严格。特别是音响制品和网吧对青少年的危害很大。有些网吧的业主还利用各种手段引诱青少年上网，并给买烟、买食品、开夜场等，致使他们“乐不思蜀”，学习没心思，整天想着上网、玩游戏，成瘾者就如同吸毒一样，对孩子的身体、精神造成严重损害。博湖中学出现过学生半夜从宿舍二楼跳窗出去上网的事件，可见网吧对学生的吸引力之强。他们上网的钱是有限的，没有了钱，有的向家里人要，有的就去偷，去抢。据我们调查，违法青少年，绝大部分是游戏迷。如今年所破获的一个青少年团伙盗窃商店案，当晚盗窃来的钱，当晚就直奔网吧。（2）、我县缺少适合青少年活动的场所，课余时间无处可去。博湖中学有2300多学生，只有两个篮球场和十几个乒乓球案。（3）、少数学生在外租房，造成学校、家长监管失控，极易沾染社会不良习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年破获的一个青少年盗窃团伙，就是因为不愿意受家长、学校的约束，方便玩，才合伙租房，结果没钱就去偷。（4）、文化路横穿博湖中学，造成中学不能进行封闭管理，一些社会青年随意进出，尤其是晚自习以后，他们对一些学生进行欺诈和拐带，影响很不好。
三、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几点建议：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协调配合，齐抓共管，从苗头抓起，抓紧抓实，才能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1、加强法制教育。第一、学校要适当增加法制、思想道德教育课时，采取多种形式，可举办专题法制讲座，参观法制图片展览，旁听法庭审判，邀请表现好的犯人现身说教等形式，以提高学生的守法意识和政治思想觉悟，以期收到明显的效果。
第二、学校要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教书育人的水平；在教育方法和策略上，要坚持正面引导为主，给予学生（特别是后进生）足够的关心和爱护，注意学生的心理活动，改进教育方法，不要歧视有问题的学生，要积极引导他们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让一些责任心强、学生信任、懂心理学的教师开展一些心理咨询活动，及时消除一些学生的不良心理（博湖中学张战科老师是个不错的人选）。
第三、学校最好采取封闭式管理，减少外界的干扰。绝不允许学生在外租房居住，由学校统一安排食宿；建议封闭文化南路，由博湖中学管理建设该路段，防止外人随意进出校区。
第四、学校尽量少用开除的方式处理有问题学生，把他们推向社会是不明智之举，这样不但使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可能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第五、老师要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要形成制度，多进行家访，及时召开家长会。平时以电话、书信的形式与家长联系。要办好家长学校，积极指导家长搞好子女的家庭教育。
2、努力改造社区环境。首先，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道德建设，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倡导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关心和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第三、治安部门要坚持不懈地抓好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净化学校周边环境，为学校教育提供良好的社区环境。第四、县上要努力争取尽快建成青少年活动中心，并投入使用。博湖中学应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免费对学生开放其计算机房，并尽快多建设一些体育活动场所。第五、文化部门对网吧等场所应进行严管重罚，坚决制止诱惑、唆使、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行为。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2
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十五”期间青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增加68％，未来5年青少年犯罪总量将进一步增加。报告还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迅猛，其中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5年间增长12.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情况更加突出，5年间上涨68％。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暴力文化影响等原因，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有关专家分析，“十五”期间，中国青少年人口总量由低谷开始爬升，将进入一个稳步上升期。而目前中国整体犯罪率，包括青少年犯罪率都处于上升状态，未来5年青少年犯罪总量将进一步增加。
(摘自《北京晨报》2007－01－11)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新规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4月制定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结束了其近5年的历史使命，在修订多项内容后被重新推出，以适应时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新修订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充分贯彻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增加并完善了八项制度：案件进展情况告知制度、专门办理制度、慎用逮捕措施、审查中的“亲情会见”制度、正确适用不制度、分案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和加强诉讼监督，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为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修订后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这一原则进一步具体化，明确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决定：被胁迫参与犯罪的；犯罪预备、中止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的；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等。这一规定细化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体现了鼓励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不的精神，有利于及时、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目前已经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10％。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及未成年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新修订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对于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履行检察职能，处理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化解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法制日报》2007－02－02)
俄担心200万青少年文盲
俄罗斯内务部长最近表示，当前在俄罗斯有问题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已影响到国家未来发展。据俄罗斯内务部最新统计，目前在俄罗斯有200万青少年文盲，他们中许多人一天学都没有上过。还有600万青少年生活在不良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受社会灯红酒绿的影响，正逐步走向犯罪深渊。在俄罗斯各地还有70万名孤儿流浪街头，他们由于生活所迫，主要靠偷、抢或捡垃圾生活，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的道路。另外，在俄罗斯还有很多的青少年吸毒，吸毒者的平均年龄已从17岁降至11岁。现在，俄罗斯有问题的青少年数量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峰，对俄社会构成了巨大威胁。这些问题青少年走向社会后，由于思想空虚，道德精神崩溃，另外受社会上拜金主义影响，大部分人都走上了犯罪道路，从而造成俄罗斯社会犯罪率近几年大幅攀升。据统计，目前65％的青少年犯罪是以获取金钱为目的，他们中92％的人认为获得物质利益高于一切。在俄罗斯存在许多犯罪组织，他们充分利用青少年思想单纯的特点，大力发展他们加入团伙组织，因此这些组织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未成年人。
针对目前俄罗斯青少年这种令人担忧的现状，俄政府已要求加强对青少年关心和教育工作，对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及生活在不良家庭环境中的儿童提供必要帮助。同时在一些学校实施设立民警督导员岗位试点，这一做法在防范青少年犯罪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学校也开始恢复对青少年思想教育课，同时加强家长的责任，未履行教育子女义务的父母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摘自《环球时报》2007－01－19)
贫困加犯罪英国百万青少年既不上学也不工作
英国一家民间组织“信息自由联盟”最近给出了一组统计数据，结果表明伦敦青少年犯罪的严重情况让人担忧。仅仅在去年，伦敦就有18名1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罪被逮捕。而今年截至目前，共有3000名孩子因为谋杀、贩毒和抢劫等暴力犯罪而被拘留。13岁以下孩子实施的犯罪占全部犯罪行为的7％。在青少年犯罪行为中，在商店行窃所占比例最高。除行窃外，还有592名孩子因为暴力袭击、388名因为抢劫、184名因为入室盗窃、65名因为犯则被拘捕。另外，警方逮捕的其他一些孩子中还有73名是因为吸毒、4名贩毒、134名偷汽车。今年在伦敦北部发起一起谋杀案，一个13岁的少年持刀将一名外卖餐馆工作人员刺死，这是英国年龄最小的杀人犯。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10年里，承认自己很多年来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比例上升了15％。
全英国共有124万15～24的年轻人既不上学，也不工作，更别提为某个目标去接受培训了。这些数据令目前执政的工党十分尴尬。英国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英镑去帮助那些“问题”年轻人继续上学、接受培训和找工作。英国专门调查黑社会枪杀案的官方机构“梅特三叉戟”，已经针对11～16岁的孩子们启动了一项专门反犯罪计划。截至目前，该组织已将16名年龄在10～17的涉“黑”青少年送上法庭，其中最小的一名年仅14岁。另据另外一家民间组织“青年公平委员会”的一项统计数据，涉案青少年中45％的是白人，28％的是黑人，其余的则是亚裔、拉美裔等。他们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家庭，因为种种原因早早辍学。英国犯罪低龄化趋势引人担忧，许多民间组织纷纷要求政府加大管理力度。“青年公平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许多孩子都来自破碎的家庭，因为在生理和心理上受虐待而报复社会。辍学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英国社会学家分析，这么多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或许另有原因。英国家长喜欢大声斥责孩子们，长期积聚在心中的不满情绪导致了孩子们行为不断。另外，一些集团常常利用孩子们的无知教唆他们犯罪为自己牟利，导致了青少年犯罪的泛滥。
(摘自中青在线qnck.省略2006－12－19)
洪都拉斯去年近500名儿童和少年被杀害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3
今年4月17日,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与山东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举办了全国首次命名“全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基地”的揭牌仪式暨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与建构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和全国少年维权先进单位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共1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同时,还邀请了来自国际司法桥梁的美国专家和香港社工授课。近年来,德州两级法院在探索创新少年司法工作机制方面深入实践、进展迅速、多有突破性成果。尤其是该院创建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的专业化综合审判模式;以惩罚教育为原则,构建诉前、诉中、诉后“三位一体”的涉少案件庭审模式;以预防为着眼点,构建集法制教育、咨询和辅导“三位一体”的预防和保护体系;以权益保护为重点,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和维权体系;以社会力量为保障,构建人民陪审员、社会调查员、心理咨询师三位一体的社会参与司法体系,这五个“三位一体”更是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在法院系统引起广泛关注。
全国率先推出前科消灭制度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仍比较严重,并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伟业。
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2010年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有条件的德州、青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地区推广这一制度,为在全省统一推行奠定基础。
改革创新是德州中院发展跨越的助力器。在司法改革方面,先后推出过在全国有着较大影响的判前评断、便民诉讼网络、诉调对接和行政案件圆桌审理模式等经验做法,并由于创新意识强、工作亮点多被确定为全国九个司法改革试点中院之一。几年来,德州中院精心培育、全力探索少年审判工作新机制,在全省率先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综合审判庭,指导辖区内的乐陵法院首家在全国推出前科消灭制度,为这一制度的全面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0年4月1日,在德州中院的推动下,德州市综治委、法院、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等十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德州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实施细则(试行)》,对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犯罪记录消灭”,至此,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德州市全面启动。德州也因此成为全国率先在全市推行该制度的地级市。
据了解,前科消灭制度其简要含义是:适合前科消灭的犯罪人,其犯罪记录一经消灭,其犯罪信息不记入户籍档案、学生档案、人事档案。已经记入的由相关成员单位给予撤销。成员单位在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时,不记录其轻罪犯罪情况;在升学、从事法律没有限定的职业时,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学校、用人单位不得以当事人有犯罪记录为由,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予以歧视对待;当事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遭受歧视性待遇时,享有向相关单位申诉的权利,有关单位应依法处理。
“如果因为初犯、偶犯,而给这些少年们终生贴上罪犯的标签,既是对他们的不公正,又会使犯罪人长期被排斥于社会正常生活之外,这就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对抗者,甚至导致再次犯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尚洪立介绍,推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目的就是用教育感化犯罪,通过学校、家庭和相关单位部门的合作,为失足未成年人创造宽松的学习、就业环境,使他们回归社会无障碍。
制度的运行情况验证了尚院长的观点,该制度运行一年多来,产生了积极地效果。截至目前为止,德州法院已为管辖区28名失足少年摘掉了犯罪标签,这些“无痕”少年回归社会后均步入正常生活轨道,再没有发生一起犯罪。
全国首创专职社会调查员制度
在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深入且全面,而在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少年司法领域的起步较晚,到现在为止,也仅限于几个发达城市的尝试与探索。
市中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建华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部分强调,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作为社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调查员制度是我国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法律权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由于从社会各界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往往本职工作繁重,对这一专业性较强的社会工作很难承担起来,其所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德州中院根据专家的建议,于2010年3月,成立了社会调查员办公室,从本系统内选聘了10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一定从业经验的人员为专职社会调查员,负责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在校表现、就业情况、社会交往情况等进行调查了解,及时出具调查报告、出庭宣读供法院量刑时参考,并开展庭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等延伸性工作。
社会调查员由调查员办公室统一管理。专职社会调查员不仅负责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还接受法院轻罪犯罪前科消灭评审小组的委托,对符合轻罪前科消灭条件的申请人的现实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报告。该调查结果将成为法院是否予以消灭犯罪记录的重要依据。
“专职调查员克服了社会调查主体不一、专业性不强、调查结论不科学等弊端。为法院评估未成年人进行挽救和改造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与帮助。”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院刑三庭(少年审判庭)庭长白光锋介绍说。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4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责任重于泰山
论少年法的基本原理
试论男童的抗制与救济
贵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证研究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制度比较与借鉴
在帮教中司法——以海淀法院少年审判为样本
在押未成年犯法制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从合适成年人参与看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完善
侵财类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监督制约机制探讨
犯罪生态区位聚合模式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变化轨迹的纵向分布描述
论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平等保障
青少年网络暴力现象与预防研究
法制教育: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量刑问题探析
权威主义人格分析与预防青少年犯罪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情况的介绍
城市未成年人犯罪的阶层差异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三个层次论
影视媒介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影响
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
在押未成年犯法制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
未成年人涉酒吧犯罪的动向与对策
我国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
中国儿童福利制度重构与福利治理之可能
试论男童的抗制与救济’
初犯与重犯犯罪特征比较研究
实体法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遇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保障支持体系研究
试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需处理好的四对关系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印证风险评估测量模式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分析与配套设计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与需求
司法社工参与未成年刑释人员再犯罪预防的新探索
青少年网络结帮犯罪的预防研究
犯罪学相关期刊及犯罪学论文介评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问题探讨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同伴教育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少年司法规律探寻
社区服务令: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的首选
我国部分地区试点设立少年法院之提倡——以上海地区为例
论儿童保护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体现与强化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5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刑事案件；未成年人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昆明市盘龙区引进合适成年人全程帮教触法少年，这是英国救助儿童会与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于2002年6月合作开展的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在这一项目中，合适成年人有三项职能，一是维护涉法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二是为涉法未成年人争取非监禁诉讼和处置；三是配合有关部门对被分流的涉法未成年人做好社区帮教工作。[1]另外，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也与浦东公安分局、长宁区法院、团区委正式会签了《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活动的工作协议》，制作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见书》等配套法律文书，并对聘请的首批10名合适成年人进行专门培训。2007年在浦东市民中心举行的“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全程化启动暨颁证仪式”标志着浦东已将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由法院审判阶段、检察院审查批捕、审查阶段向前延伸至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从而更全面、全程化地保障了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2]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的制度，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合适成年人参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和解、取保候审、逮捕、暂缓、不、量刑、社区矫正等程序以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侦查、、审判三阶段分别实施，存在重复调查，调查主体不专业，调查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就是为解决以
上问题而设立的，加强对该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依据
（一）英国合适成年人产生的背景
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adult）又译为适当成年人。1972年，英国一名叫maxwellConfait的男子被谋杀，三个十多岁的男孩在招供证据的基础上被判犯有谋杀罪，其中一个男孩智力迟钝，上诉法院后来宣布判决无效。一位法官在1977年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三名少年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从而导致了虚假供述。法官建议应当有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警方权力和嫌疑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最后导致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产生。该法案着重阐述了对嫌疑人的处理方式，要求警察在对未成年人及有精神残疾的人审讯时，必须有一名“合适成年人”在场。[3]
（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理论依据
1．人格行为理论。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4](p8)人格行为论是由日本刑法家团藤重光、德国刑法学家阿鲁特、考夫曼等学者提出的，[5](p67)得到日本大土冢仁等学者的赞同。该理论认为，行为是人格的外部表现，强调人格是主体的现实化。人格虽然是潜在的，但是从深层来看，它却能够决定行为，此其一；其二，当它现实地外化，表现为活生生的活动时，就是行为。人格行为论主张人的行为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是在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受行为人的主体态度的影响。[6](p201)行为人的行为，无论是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从整体而言，是行为人心理因素在外界因素的激发下的产物。行为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受行为人的人格支配的，行为的反复性与规律性都可以在人格体系中找到合乎逻辑的根据。人格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行为。一个一般情况下非常诚实的人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提供的这次证言也是真实的；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我们更可能认为他在本次伤害案件中率先发起攻击。人格的稳定性使行为表现出一种跨情境的一致性，使个体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预测性。对某个情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测，是看在某个可比情境中的过去的行为，一般来说，我们越了解的人，越能较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这正是社会调查测评人身危险性的立论基础。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或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7](p211)人身危险性属于未然领域，它是一种尚未发生的可能性，欲对人身危险性做出科学的评估，需要明晰行为的发生机制，科学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模式，是对未来行为的预测。社会调查就是根据某人过去的行为所揭示的人格特征，来预测其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以，社会调查又称为人格调查。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行为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格与行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模糊的具有较高概率的相关关系。一个以往诚实守信的人，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在这次行为中他是诚实的，而只能说他诚实的概率较高，正是这种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使得社会调查报告在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证据价值。
2．再社会化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人格倾向的形成和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改造罪犯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罪犯再社会化这一命题是在教育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刑理论主张，刑罚的本质在于使犯人成为社会人，使犯人恢复犯罪前的状态，实施刑罚不仅是因为行为人犯了罪，而且为了使行为人不再犯罪；因为教育措施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而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查明上述各种因素，才能帮助法官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
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顺利地重返社会为基本理念。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将再社会化原则作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再社会化原则即指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人再社会化的手段。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8](p53)。美国著名的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朱力安・马克法官曾指出：为什么我们不应像贤明和慈悲的父亲对待其错误尚未被当局发觉的子女那样对待没人管的儿童呢？这样处理少年犯又有什么不正确，不恰当的呢？国家的责任不应该只限于查问这个男孩子或那个小姑娘犯了哪样罪，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他在身体，精神，道德方面是什么情况。如果发现他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的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
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一方面，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污染，或者受到一些引起共鸣、感染和同情的情绪所影响，从而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心理，作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一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即使未成年人故意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如果社会对这种行为只是惩罚未加以教育、挽救，根据标签理论，此人随后的行为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未成年人往往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治还比较容易，重塑其人格、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另外，由于未成年人生活地域的有限性，可以认为他们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社区内具备生成品格证据的基本条件。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在生活中不易伪装，表现更多的是真实的自我，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具有较大的可信性。[9]这就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具有了可行性。所以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对其再社会化的基础。
（三）合适成年人全程社会调查的法律依据
1．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1995年）第10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16条规定：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9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依法准确、及时地查明指控的案件事实；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帮助其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同时还应当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况等情况。在开庭之前，一般由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先对违法少年的有关个人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发育状况、情感类型、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学业情况等，并起草调查报告向法庭提供。在我国澳门地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未成年疑犯在接受未成年人法庭询问之前，社会重返厅的技术人员会对该未成年人的心理、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评估，然后向法庭提交报告。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充分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和再社会化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在少年法院专设少年调查官，调查该少年与事件有关之行为、其人之品格、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形、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项，提出报告，并附具建议。少年法院依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参酌事件之性质与少年之身心、环境状态，作出最合适的处分措施。[10]
2．国外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中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89条第1款规定：“在对未成年人处刑时，除应考虑本法典第60条所规定的情节外，还应考虑其生活和教育条件、心理发育水平、其它个人特点，以及年长的人对他的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少年刑法》第43条规定:在审理开始之前，应当尽快地对有助于判断被告人道德、思想和个性特点的被告人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成长过程，迄今为止的行为以及所有其他情况进行调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和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该少年应当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要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过去为治理而进行的努力的性质和少年对这种努力的反应等。英国《治安法院（少年儿童）规则》（1970年）第10条规定：法院必须考虑有关儿童或者少年的平常行为、家庭环境、学校档案和病史的资料，以便对案件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处理。《韩国司法警察官吏执行职务规则》第43条规定：“侦查少年案件，应当详细调查犯罪的原因及动机和该少年的性格、品行、经历、教育程度、家庭状况、交友关系及其他环境，制作环境调查书。”[11](p250-251)《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二、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想
（一）对合适成年人的要求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西方国家较为普遍的制度，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合适成年人的显著特征，合适成年人上岗前需经专业培训，以掌握成熟科学的调查方法，调查部门还聘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家作为调查顾问。日本少年法要求家庭法院调查少年事件时，调查官要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他专门知识，并“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鉴定结果。”[12](p70)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看，社会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因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在调查的开展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具备的诸多便利。如在英国，判决前的社会调查一般由缓刑监督机构进行。
目前我国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控辩双方、人民法院以及法院委托的有关社会团体组织。为了避免多头主体参与调查，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即合适成年人，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可以借鉴昆明市和上海市合适成年人试点的经验。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拔采取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便选拔兼具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基础知识的人才来专门从事这种职业，以保障社会调查结果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二）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法律属性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反映其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但是不同程序中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因调查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应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情况：（1）家庭结构，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遭遇，与家庭成员的感情和关系，家庭对其的教育、管理方法；（2）性格特点、道德品行、智力结构、身心状况、成长经历，即有无犯罪前科，成长过程中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或事，如勒令退学或父母离婚、早逝等；（3）在校表现、师生关系及同学关系；（4）在社区的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5）就业情况及在单位的工作表现情况；（6）犯罪后的行为表现，这主要包括在犯罪后是否自首、立功、坦白交待、积极赔偿被害人或退回赃物，积极避免、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7）分析犯罪的原因；（8）就量刑以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以调查笔录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事实与建议两部分内容，以上（1）至（6）属于事实证据，也称为品格证据，（7）和（8）是对事实的分析与建议，该内容不属于证据，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仅供司法人员参考。
（三）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方式和程序
合适成年人机构接受委托以后，要指派两名以上的合适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调查方式。合适成年人一般应深入到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刑罚执行单位等地，通过会见未成年人、走访家长、老师、邻居、同事等方式展开调查。可以将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预测的测量表，发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监护人或所在单位如实填写，还可以分别采取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也可以各种方法配合使用。对调查内容一般应当当场制作成调查笔录。合适成年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社会调查工作，按要求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提交有关的司法部门。若未成年被告人进入审判阶段，合适成年人应参加庭审，在法庭调查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辨双方和审判人员的询问，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做好庭上教育工作。宣判后，合适成年人还应参与对未成年犯的后期教育和矫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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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卢建平，LuJian-ping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7
“三教”合一势在必行濮阳市关工委办公室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却日益严重又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它不仅直接危害着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且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如何发挥关工委中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五老’队伍的作用，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做出有效的贡献，是摆在所有关心下一代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新时期的关工委一定要要发挥自身优势，运用一套在新形势下适宜于多种类型青少年的方式方法，做好社会、学校、家庭三篇文章，努力创建一个有利于每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氛围，是有效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一、当前青少年犯罪新特点及其成因分析据濮阳市公安局统计,青少年犯罪在各类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由90年代初的60上升到现在的80左右。20__年全市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3710人，青少年2918人，占78.6，其中25岁以下的1337人，占36。20__年1至6月，全市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45人，青少年占绝大部分。统计显示，青少年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甚至出现了大量团伙化犯罪而且带有黑社会性质以及智能化犯罪的案例；14至18周岁年龄段犯罪突发性强，、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犯罪性质越发严重而且不计后果，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日益降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新特点。在关工委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家庭教育的很多矛盾现象。研究表明，形成青少年违法犯罪并显示上述特点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家庭原因。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家庭不睦，父母离异。得不到父爱、母爱，幼小纯洁的心灵被人为地扭曲，愤而报复社会,逐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家教不当，爱度失衡。家长平日对孩子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孩子逐渐形成任性、霸道的性格，一遇挫折或受到批评指责往往不能正确对待，碰上坏人教唆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忙于应酬，自身不洁。有的家长对孩子养而不教，放任自流，“要钱随你花，教育没时间”。在无教育约束情况下，孩子结识狐朋狗友，滋事斗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奢望过高，误导子女。有的家长对孩子逼得太紧，期望太高。孩子的压力和负担过重，极易走向反面，做出丧失理智或意外的犯罪行为。长辈不检，耳濡目染。有的家长本身有违法犯罪行为，而且从不检点；有些家长带着子女一起“不占白不占”，让孩子从小追求享受。这样“上梁不正下梁歪”，为孩子作了反面“榜样”。家长育子重智轻德的偏差；家庭经济的收入与孩子超额消费的失调；社会信息量增多与家庭可控性减少等等许多原因，致使许多家庭出现了教育中对孩子的“失控”，使家庭教育走入了误区。2、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这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催化剂。不健康的社会文化，对涉世不深、抗诱惑力不强的青少年产生的危害是很深的。到处可见的桑拿美容院，恋歌房、疏于管理的网吧、满街粘贴的性病广告等等，严重地败坏着社会风气，毒害着青少年的思想，腐蚀着青少年的心灵，诱发着青少年犯罪。况且青少年无经济来源，当囊中羞涩，又抵挡不住诱惑时，就有可能从小偷小摸到公开敲诈抢劫,甚至杀人谋财。这些人一旦臭味相投，结成帮派，则大多成为有组织的团伙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不可估量。从全国各地已破获和揭露出来的许多恶性案件中均可找到这一规律的痕迹。还有社会上无形的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包括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甚至反动观点的影响，一些青少年形成了消极的人生观、扭曲的价值观、颠倒的荣辱观、错误的婚恋观，进而导致违法犯罪。3、教育模式尚未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学校工作以德育为首，但真正地完全落实尚需时日。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高考这个指挥棒的作用，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轻社会实践。少数教师缺乏对学生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后进生的生理、心理常识的了解，不知如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教育方法过于简单，除了批评还是批评，甚至加压逼退，逐出“山门”。这些学生在歧视指责中度日如年，有时落到校门、家门两难进的尴尬境地。于是他们“破罐子破摔”，流浪街头，寻找“知己”，结成消极性的非正式群体，久之极易走上团伙违法犯罪的道路。4、个人因素。有些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不守法。他们生理上早熟，心理上滞后，极易造成心理上、感情上的逆反。在上述各种因素“夹击”下，形成了许多错误的价值观念，表现为混乱颠倒的是非观、贪婪占有的“幸福观”、称王称霸的“英雄观”、低级庸俗的“趣味观”。青少年先天并不具有犯罪意识，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后天不良因素特别是不良交往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友不慎，“凑队”不好，极易诱发违法犯罪且不能自拔。5、社区教育尚未形成坚实的网络体系。预防青少年犯罪尚无一个统一的组织体系。职能部门、关工委、社会团体和热心的个人虽然为预防青少年犯罪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终因各办各的事，各管各的块，各有各的头，各治各的病，无形中给青少年犯罪留下无人问津的“死角”、“空白”。土壤尚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预防好治疗好，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另外，法制道德教育相对负面消极影响而言是薄弱的，满足于对在校生上几堂课，做几次报告，完成多少计划，泛泛而谈，走过场，效果甚微。二、构筑“三教”合一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网络把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工作纳入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发挥各级关工委组织的作用，着力构筑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教育网络。1、提高家长素质，改进家庭教育。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终生的老师。关工委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措施来提高家长的素质，特别要充分发挥老干部和老教师的作用，通过家教报告团、家长学校总结推广优秀家长的先进事迹，让家长的思想“红”起来；对家教不良的家长则要真正地“管”起来，使家庭教育优良率大大提高，使预防工作得到切实的保证。良好的家庭教育、家庭环境及家庭成员自觉履行家教职责，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在每一个家庭创造健康向上的生活环境，给青少年儿童以潜移默化的良性熏陶，引导青少年把课余时间的旺盛精力投入到有益的正当活动中去。2、注重道德教育，促进学校法制创新。人有了高尚的思想道德，才能正确运用科学知识，为人类造福，而道德丑恶者只会用科学手段伤害别人。教育者必须坚持“德育为首”这一原则，而且把它真正落实到全部工作的每一环节上，落实到每一个关心下一代工作者的心坎里和实际行动中。学校里所有教职工首先应该是德育工作者，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同志也是德育工作者，所有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都应是责无旁贷的“热心人”。有爱心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对平时缺少爱的学生或后进生倾注更多爱心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学校和各级主管单位应切实为这样的老师、关心下一代工作者、德育干部，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不要让“热心人”的心冷下来。学校要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现有的关工委组织、团校、广播站、电视台、因特网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校内外教育阵地，依托各种载体，积极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广泛开展以“五爱”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有学校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关工委组织，通过聘请法制副校长讲课，邀请关工委法制教育报告团作报告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法制教育学校要开展无学生违法犯罪的“安全文明校园”活动，采用一帮一结对帮教等多种方式，做好后进学生的教育转化工作。3、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强社区预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大环境特别是社区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已引起各级关工委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各级关工委要研究制定青少年法制教育计划，指导成立青少年法制教育报告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社区教育活动,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扫除障碍。“学校放学，社区开学；老师下班，社区关工委上班”是一个好办法。社区关工委创办家长学校，把本来一家一户的家庭教育纳入到社区教育这个大课堂中来，有效地指导、促进家庭教育向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家庭教育社区化、社区教育网络化的新格局一旦形成，将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社区关工委的建设也有利于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育人机制。就本质特征而言，社区教育是大教育，而大教育的横向结构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体系组成的。分析当今青少年教育中，德育效果之所以不尽人意，青少年犯罪频频发生，其原因之一，在于广大青少年生活的社区内，尚未真正形成教育生态结构的最优化和教育生态功能的最佳发挥。学校教育的封闭性，家庭教育的随意性，以及社会教育的不确定性，造成种种反作用力。人们常叹孩子“在校是好学生，回家成‘小皇帝’，到了社区变成‘野小子’”。所以学校必须积极主动地面向社会，与家庭、社区联手，齐抓共管，改变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苍白无力，预防在校生违法犯罪力不从心、被动应付的局面。社区关工委是沟通学校与家庭，使青少年教育协调一致的有效载体，它不仅需要老同志的参与，还需要生活在社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共同参与，形成校内外协调一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工作网络。总之，对于每一个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同志，都必须掌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犯罪的新因素和新规律,建立各级职能部门组织领导，关工委协调补缺的家庭、学校、社会的“三教”合一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网络。全社会都伸出关爱之手，真正做到青少年走了邪路有人拉，遇到困难有人帮，受到不公正待遇有人管，力求所有的孩子们都能愉快地生活在充满关爱和互助的社会环境之中。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8
一、围绕一条主线，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切实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20**年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要紧紧围绕“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这条主线，积极做好青少年思想教育、强化基础建设、优化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工作。要加强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之间的配合，努力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工作机制，要动员各方面力量，针对各类青少年的实际情况，通过开展重点活动、重点工作，切实有效地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二、针对新时期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各种因素，突出做好预防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和预防在校生违法犯罪工作。
近年来，在校生违法犯罪和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已成为我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今年在切实做好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同时，要突出做好预防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和预防在校生违法犯罪工作。
1、积极推行素质教育，充分发挥学校法制教育主渠道作用。教育部门要积极推行素质教育，根据青少年学生的特点，营造符合他们认知规律的学习环境。要不断创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改革教材和课程体系，充分调动青少年学生学法求知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2、继续大力推行中小学普遍聘请法制副校长（辅导员）做法。公安、检察、法院、关工委等单位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对法制副校长（辅导员）的培训，在继承原有好的教育模式的同时，不断创新，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走上健康的人生道路。
3、积级创建“社区青少年法制学校”。民政、教育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建好“社区青少年法制学校”，积极加强社区青少年法制教育，通过聘请离退休干部、教师，招募志愿者等多种形式建立专兼职结合，以兼为主，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对社区未成年人、闲散青少年及进城务工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将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创建社区青少年法制学校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4、继续开办知心家长学校，进一步提高家庭法制教育的质量。妇联、教育等部门要继续通过多种形式开办知心家长学校，提高学生家长，特别是农村学生家长和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家长的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推动他们自身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以提高家庭法制教育的质量。
5、继续推动工读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按照省综治委的要求，我市将积极筹建“工读学校”，有关部门要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加大投入，切实按照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要求推动工读学校的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可以调整工读学校的名称，以减轻学生及其家长的心理负担和社会压力。
6、积极开展自护教育活动。要依托青少年宫等教育培训基地，通过“自护教育培训班”、“自护教育夏令营”、“自护教育知识竞赛”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青少年自护教育活动。要积极建立、创办、命名一批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教育基地“教育、警示、实践”的作用，培养青少年的自护能力，增强青少年的法制意识。
三、着力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成员单位充分履行职责，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权益保护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和机构建设，针对社区青少年、在校生以及其他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积极开展各项重点活动，努力为青少年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1、加强基础建设，夯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基础。
⑴筹备召开全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全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探讨新时期开展全市预防工作的新思路、新措施、新办法。制定《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和《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制度》，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强化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⑵完善、出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具体措施、意见。针对新时期青少年违法犯罪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制定《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在校生法制教育的意见》、《关于深化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加强青少年维权工作的意见》等相关制度和意见。
⑶建立、健全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组织机构。市预防办将对各县级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各县（市）、区要逐步探索在乡镇及街道建立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机制，有条件的乡镇及街道应率先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要制定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将预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
2、加强机制建设，为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⑴积极做好调研工作。与市综治委联合开展＊＊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研讨活动，探索新形势下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针对我市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召集市预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适时研究、探讨解决办法。
⑵积极筹建＊＊＊市青少年维权中心。聘请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成员单位的相关部门以及市人大、有关高校以及一些律师事务所的专家组成领导小组，负责青少年权益保护的协调与组织实施工作，扩大青少年维权形式和手段，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中心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普及法律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有条件的县（市、区）要建立相应的青少年维权机构。
⑶探索建立全市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预警监督机制。依托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单位、共青团组织以及政法部门选择确定若干个社区、学校、所、站为我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信息点、采集点，定期向市预防办报告青少年违法犯罪信息，监督相关工作落实情况，出具专题性报告，对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⑷加强内部机构建设。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加强沟通与联系。建立健全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报送工作制度等，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参观考察等不同的形式不定期通报、交流各单位预防工作运作情况和取得的成绩，总结学习成功经验，共同研究和解决预防工作的突出问题，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
⑸建立、健全表彰奖励机制。要表彰一批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适时召开经验交流会，全市范围内推广他们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
3、以重点活动为载体，努力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⑴启动实施“全市青少年网络文明行动”。全面实施全市“青少年网络文明行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文化、工商、公安、共青团等部门和团体联合对全市各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抽查，探索建立网吧业主自律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全面推动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计算机服务中心和青少年网站建设，加强教育引导工作，培养青少年文明的上网习惯，自觉遵守《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努力营造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明网络环境。
⑵继续开展“社区青少年远离行动”。积极联合市公安、民政等部门利用社区各种活动阵地和宣传阵地，开展多种生动活泼的活动，向青少年介绍有关的知识，使广大青少年在活动中充分了解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历史和给社会、家庭、个人带来的危害，增强广大青少年拒毒防毒的意识。
⑶深化“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要联合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卫生等部门开展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拓宽创建领域。要进一步整合资源，逐步形成区域联动、互动机制，把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这个品牌做大、做深、做强。
⑷积极配合做好校园及周边地区治安整治工作。联合综治、教育、公安、新闻出版、共青团等部门共同探讨解决中小学生帮会活动、以大欺小、强行勒索财物等突出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要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学校群防群治活动，组织大、中小学生利用闲暇时间积极参与社区法制宣传、义务治安巡逻等志愿服务活动。
⑸大力实施“温暖工程”。学校、社区要本着“不歧视、不偏见、不苛刻、不放弃”的原则，采取“一帮一”、“多帮一”的形式，加强对后进、失足青年教育、引导工作。要充分发挥关工委老同志在帮教方面的积极性和优势。学校对于“双差生”要注重教育引导。民政部门在做好父母离异子女、遗弃儿童等未成年人安置工作的同时，倡导社区有条件家庭参与筹备设立“未成年人之家”，为他们提供一个温馨良好的生活、学习、娱乐的环境，燃起他们对生活的信心，早日回归社会。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9
论文关键词青少年网络犯罪法律分析
“青少年”是指青年与少年的合称，“少年”指人从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年龄段，“青年”是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段，总体来讲青少年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青少年是网民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网络犯罪的主力军。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截至2013年12月，我国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1.2%，在整体网民中占比最大，和2012年底网民结构一致。2013年，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占比为11.9%，相比2012年有所上升，保持增长趋势，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青少年是我国网民的主力军。网络犯罪不仅仅是指通过攻击互联网，利用相关网络专业技术实施对网络信息系统及数据信息的攻击并从中获利或者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同时，也应当包括通过网络进行谋划、组织、实施的传统犯罪行为。而近年来，我国网络犯罪案件总量在不断攀升，有80%的罪犯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而平均年龄只有23岁。网络犯罪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国外调查资料则显示：80%网络犯罪是青少年所为。可见，青少年同样是网络犯罪的主力军。
所谓“青少年网络犯罪”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我们在法学上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准确定义。青少年网络犯罪是一个社会学、犯罪学上的概念，大意是指青少年为犯罪主体，客观方面上以计算机网络系统为侵害对象或利用计算机网络为工具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青少年网络犯罪近年来呈多发的态势。可见青少年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青少年网络犯罪之所以要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是因为当青少年这个群体本身固有的特点遇到互联网这个新工具之后所爆发出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往往比成年人的网络犯罪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青少年犯罪本就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网络犯罪是这些年来兴起的一个新问题。那么青少年的网络犯罪问题就更加需要去研究和讨论。正因为这写原因，我们有必要把青少年网络犯罪的脉络做一个梳理。
一、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特征
要分析原因，不妨先从特征说起。找准了特征再来排查原因。就像是顺藤摸瓜、有的放矢。青少年网络犯罪，它是网络犯罪，是由青少年实施的网络犯罪。它同时兼有网络犯罪和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并且表现出自身所独有的特点。
（一）严重犯罪、暴力犯罪增加
近年来，青少年网络犯罪由刚开始的侵财等人身伤害不激烈的案件逐步转向敲诈勒索、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等恶性刑事案件。虽然在这些刑事犯罪中，侵财案件占有的比例最高。但是随着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的增多。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暴力色彩也越来越浓，且破坏力也越来越强。青少年在思想上表现不成熟，有自己的想法但往往有失偏颇，容易走向歧途；青少年容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容易产生感情冲动缺少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走向极端。甚至是带有一定程度的疯狂。
（二）团伙作案、共同犯罪的特征明显
在青少年犯罪中，由于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们常常结成团伙，来完成一个人无法完成的犯罪，因而具有团伙作案的特点。同时由于网络的即时交流的特点。可以做到异地同时犯罪，扩大了案件的危害性。比如，2011年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展开统一行动，成功破获的我国首例利用网络视频交友平台进行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的毒品案件“8·31”特大网络吸贩毒案。该案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12125名。警方发现查获的网络吸毒人员多为18至30岁的青少年，超过半数为25岁以下。大量吸毒人员在网站提供的平台上从事吸毒活动，表演吸毒行为，交流吸毒感受，在网上进行毒品交易。这个案件同时表明，青少年网络犯罪出现了“网上邀约”的新动向。还有的团伙甚至出现了可以百里之外，跨区域的遥控指挥作案。这也给案件的侦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犯罪主体的高度智能化
有的青少年网络犯罪呈现出高度智能化的特点。美国财政部2006年公布的金融业39起网络犯罪案件中，计算机人员占了70.5%，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厅报告统计，在网络犯罪中，计算机人员约占55.8%。在我国，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同样出现了具有强大攻击能力的青年“黑客”。比如在2006年众所周知，杀伤力巨大的“熊猫烧香病毒”，就是由一个当年年仅25岁的工作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的湖北人李俊制造的。这些足以说明，青少年网络犯罪同样具有高度智能化的特点。
（四）低龄化趋势增强，由心理障碍导致的犯罪增多
有些地方的网络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甚至13、14岁的未成年人也成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这样的年龄出现的多数是抢劫、敲诈勒索之类的案件。由于年龄小，不懂得正确疏导自身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障碍，所以在低龄儿童中出现的犯罪行为多数是因为自身心理障碍导致的犯罪行为。比如“兄弟义气”、男生女生生理上的困惑、由于环境变化导致的交流障碍等。都可能变成低龄青少年实施网络犯罪的原因。
二、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教育对于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影响
首先是家庭教育。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家庭教育。青少年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同时缺乏好的辨别能力，自己父母什么样，自己就学什么样。青少年网络犯罪的主体中，普遍存在家庭教育缺乏的现象。体现在有的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很少回家。把子女交给亲戚朋友照顾。自小缺乏亲情的关怀，整个人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流。只有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找存在感；有的家中父母素质低下，教育子女时不注意方式方法。常常恨铁不成钢，棍棒相加，语言粗鲁。给青少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部分家庭的长辈自身沾染“黄、赌、毒”，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之下，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可想而知。
其次是学校教育。在学校中普遍开设了法律课，政治思想教育中也有法律知识。但是学校往往陷入片面的“分数至上”的误区。注重学生考试分数的提升，有意无意的减少甚至忽视了法律知识的学习。法律知识都没有学好，更遑论形成法律意识了。学生无法通过课堂上的学习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不适当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反而使得青少年产生了较强的逆反心理，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
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影响。色情、暴力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损害尤甚。一些网吧里放置了色情电影或者的链接。这样的行为致使一些青少年沉湎于色情信息，心灵遭受毒害，形成扭曲甚至变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分不清网络和现实。这在不发达的农村和三四线城市更为严重；在城市和农村一些地区，由于黑恶势力的渗透和一些媒体的过分详细的渲染和报道，一些青少年纷纷模仿，讲“哥们义气”，跪拜结盟，打打杀杀，危害社会。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种活动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更大的覆盖面。相应的一旦形成犯罪，对于社会的危害也更大。
（二）法律原因
1.立法的缺憾
立法往往具有延后性，不能很好的反应新情况新问题。正如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言：“法律的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青少年网络犯罪就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首先是刑法罪名的缺失。我国刑法没有一条直接关于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条文。这就给用法律规制青少年网络犯罪带来了本源上的困扰。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由于刑法对足以构成犯罪的网络行为均未作出特别规定，无法对各种青少年网络违法行为做出定性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是网络犯罪的法定刑太低。难以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我国《刑法》第28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人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轻微的惩罚与该罪侵犯的属于国家机密的客体及其可能造成的重大危害极不相称，难以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更难以实现刑法的特殊预防作用和教育作用，一句话，刑法中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定实际上是昭示了我国的网络犯罪成本是何其低廉。
2.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青少年犯罪情况调研报告篇10
「关键词犯罪学，现状，理论研究
一、新中国犯罪学创建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近20年来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回顾建国近50年的历史，不可否认，我国犯罪学研究是走了一段曲折道路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面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种种破坏和颠覆活动，开展了“土改”、“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这不仅为我国从根本上铲除犯罪产生的原因开辟了道路，也为我国确立刑事司法制度和用劳动改造手段改造罪犯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依据。实践证明，50年代初至中期，我国在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也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并将许多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与犯罪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经验及其理论认识，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又受到苏联对犯罪学、社会学等学科所采取的否定、取消主义的思想影响，所以我国在建国后的30年内没有建立一个对犯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更没有一所政法院校开设犯罪学课程，人为地阻碍了这一在国际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在十年动乱期间，不仅犯罪学研究被列为禁区，就是法学研究都遭到了完全否定。这段历史背景，归纳起来说，正是由于，（1）我国法学研究的传统，一向是偏重于现行法的解释或论证，对于现行法之外的学科研讨，不甚热烈，甚至是忽视的。（2）法律虚无主义的作祟。（3）林彪、“四人帮”较长时间的干扰和破坏，法学领域禁区之多难以想象，致使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工作处于落后、停滞状态，作为法律科学之一的犯罪学更是多年无人问津。这是中国法学研究、特别是犯罪学研究一直处于落后停滞状态的重要历史原因，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法学领域空前活跃与兴旺发达，犯罪学、特别是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开始从各自为战发展为各方面的结合，再发展为全国性的结合，很快建立了一支可观的理论队伍，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研究，犯罪原因与预防犯罪的研究也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开始于80年代初，它首先是从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开始的。青少年犯罪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成为我国犯罪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因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其犯罪率急剧上升，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为此，1979年，党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要求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政法工作部门，要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探求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及其规律，更好地指导预防违法犯罪的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学者和政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其他现代科学知识，对我国青少年犯罪及其他犯罪问题的历史、现状、特点、趋势、原因及治理对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出版和发表了大批犯罪学论著、调查报告等，也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犯罪学的学者、专家。
1983年，中央进一步作出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战略决策，对社会治安问题实行包括打击、预防、改造在内的综合治理。1985年，党中央又发出第20号文件，强调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党，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力量，从各个方面做大量工作，作长期不懈的努力。实践证明，党中央的决策和措施是符合我国国情、顺乎民意的，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筹长治之计，作出久安之策提供了新经验，更为我国犯罪学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犯罪学就是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迎来法学发展春天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二、我国犯罪学研究的现状
我国犯罪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大约是在80年代初逐步形成的。当时，主要是借鉴或者说是初创。进入90年代，我国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犯罪学著作。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我国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使我国在对犯罪学研究的对象，犯罪学研究的犯罪概念，犯罪学研究的犯罪现象的内涵，犯罪原因的概念以及犯罪学的理论体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外，我国犯罪学理论还对各种具体犯罪类型：如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法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女性犯罪，重新犯罪、累犯，计算机犯罪、职务犯罪、有组织犯罪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新中国犯罪学的建立，与其它国家相比，起步晚，时间短，但是其研究成果却异常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一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犯罪问题；二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犯罪学理论和方法；三是把综合治理社会治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我国犯罪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四是批判地吸收国外犯罪学研究的有益成果，丰富了我国的犯罪学理论。因此，我国犯罪学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发展。其具体表现大致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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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在全国范围已有一大批专门从事犯罪学研究的教授、学者和专家，以及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研究人员。这是犯罪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水平和专业知识，其中有很多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共同研究犯罪问题，这是我国犯罪学研究队伍的一个显著特点。现在一批年轻的犯罪学理论研究工作者正在成长，我们的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2.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首先是成立了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最早建立起来的学术团体是于1982年成立的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其后，许多省市和自治区也成立了青少年犯罪研究会。1992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成立，它标志着在我国犯罪学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得了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犯罪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上海成立了以华东地区为主的中国犯罪学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在贵州成立了以西南地区为主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专业委员会，在乌鲁木齐成立了以西北地区为主的边陲地区犯罪对策专业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了以华中地区为主的犯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在河北成立了以冀东监狱为主的罪犯矫正专业委员会和以北京地区为主的罪犯矫治心理专业委员会等6个专业委员会。还有几个专业委员会正在筹建之中。有的省还成立了犯罪研究学会、犯罪社会学会以及犯罪心理学会等等专业委员会。同时，在一些政法部门建立了犯罪问题研究的专门机构，如司法部的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公安部的公共安全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以及山东省劳改局都成立了犯罪研究所等等。除此以外，在一些政法院校建立了犯罪学系和犯罪研究所。如中国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犯罪学与监狱学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许多政法院校成立了犯罪学教研室。
3.各政法院校普遍开设了犯罪学课程和组织了犯罪学讲座。
4.一些政法院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犯罪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人才。如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已有40多名，并从1991年起招收了犯罪学博士研究生。
5.创办了各种有关犯罪学研究的理论刊物。如《青少年犯罪研究》、《青少年与法》、《犯罪与改造研究》、《犯罪与对策》等。同时，各类法学、社会学及各种社会科学杂志，也开辟了犯罪问题研究专栏。
6.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犯罪学专著和论文。其中有《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青少年法学》、《青少年法学概论》、《青少年法学新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对策》，以及多种版本的《犯罪学》和《比较犯罪学》，还出版了《犯罪学通论》、《犯罪学教程》、《论证犯罪学》、《犯罪社会学》、《被害者学》、《刑事被害人学》、《犯罪被害人学》等等专著数十本，研究论文数千篇。
7.翻译出版了一些犯罪学专著和大批研究论文，介绍了国外犯罪学研究状况。
8.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近几年来，我国犯罪学界与国外犯罪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我国学者多次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例如，1995年派出9人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刑事与司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应大会主席团的邀请，我国学者向2000多位来自6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介绍了中国犯罪学研究状况和基本理论观点，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增强了同各国犯罪学界的相互了解。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与国外犯罪学界的专家学者还进行了重大课题的合作研究。
三、21世纪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21世纪，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将会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力量。加强犯罪学理论研究，将会为更有效地治理各种犯罪活动提供科学依据。目前，重大刑事犯罪，诸如金融犯罪、毒品犯罪、团伙与黑社会组织犯罪等都出现了新特点，并有进一步严重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团伙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犯罪的突出问题，如果不加强犯罪学理论研究，采取坚决的打击和预防措施，有组织犯罪将会给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后果。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各种犯罪还将发生新的变化，出现新的特点，也还会出现新的犯罪形式。这就为犯罪学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更深的研究课题。
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之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这既是我们研究的宗旨，也是今后犯罪学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