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律篇1
关键词国际投资法律保护miGaiCSiD
中图分类号：D996文献标识码：a
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研究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可区分为国内法的保护和国际法的保护；前者包括资本输入国对外国资本的保护和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的保护，后者包括资本输人国与资本输出国对国际投资的双边保护和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的多边保护。
一、国际投资保护的国内法分析
（一）资本输入国对外国资本的保护。
同为资本输入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外资立法存有相当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往往针对外国投资制定专门的法律，借以对外资实行特别的保护，给予特殊的优惠。其中，有的发展中国家颁布外国投资法典，汇集商法、税法、外汇管理法和劳动法等方面的内容，并辅之以其他适用于外国投资的法律；有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制定几个关于外国投资的专门法律，构成外国投资的基本法律，并辅之以其他适用于外国投资的立法。如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专项立法，包括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工商、外汇、劳动、进出口、海关等外资配套立法及出现在《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中的外资专门法律规范。
发达国家多是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凡调整本国国民（自然人和法人）投资活动的法律（如公司法），一般也适用于境内的外国投资。首先，在市场经济及外国投资自由化政策的主导下，发达国家较少有专门保护外国投资的法律制度；其次，由于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较低，无需制定特别保护外国投资的法律制度。总之，发达国家很少有关于外国投资保护的专门法律，即使有，数量也不多，牵涉面也不广。
（二）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的保护。
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资本输出国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投资者前往发展中国家投资，既有厚利可图，也可能遭遇各种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为此，各资本输出国通常都制定有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法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1948年美国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官方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承保美国投资者在战后西欧投资的政治风险。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国有化运动的广泛展开，其他发达国家纷纷仿效美制，开办了各自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本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各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官办或半官办的特点。例如，目前承办美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名义上为“公司”，但从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命到重大的经营决策，均受美国政府的控制；又如，日本原由其通商产业省的出口保险部这一政府机构直接经营海外投资保险业务，2001年起，由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保险”机构承接该业务，并由政府提供再保险；再如，德国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指定由“pwC德国复审股份有限公司”和“黑姆斯优良信贷保险股份公司”经办，但它们作为政府的人，只能从事保险合同业务的实际操作，承保的决策权仍掌控在德国联邦政府的“部际委员会”手中。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何要采用官办或半官办的形式呢？其原因有二：一是投资保险是各发达国家推行本国对外经济，乃至政治、外交政策的工具，必须由政府操持或介入；二是投资保险的经营风险较大，需要政府的内政作为后盾。
二、双边以及多国间投资保护的法律问题
（一）国际投资的双边保护。
资本输出国同资本输入国政府间缔结相互保护与鼓励双方私人直接投资的双边投资协定，是把投资保护上升到政府间共同保证，即国际法上的保护制度。是目前多数国家通行的保护制度。主要有；
1、双边投资保证协议。1951年美国首创双边投资保证协议。1969年，加拿大也开始仿效美制。此类协议主要规定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对东道国政府的代位求偿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程序。中国分别于1980年和1984年与美国、加拿大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议。
2、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浪潮席卷亚、非、拉，发达国家投资者在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骤然增加，这迫切需要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就跨国投资的法律保护作出更为详尽和有效的安排。由此，当时的联邦德国率先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抽出有关保护跨国投资的实体性规定，加以强化和扩充，并融合美式双边投资保证协议中的程序性条款，制定出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一专门性双边投资条约，以进一步加大对本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力度。由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非政治性，因而较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最初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一般只涵盖跨国投资的保护问题，诸如受保护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者以及外国投资的地域、外资准入、外资待遇标准、外资本金和收益的汇兑、征收和国有化及类似措施的保证、特许协议的效力、战乱的损害赔偿、代位求偿以及投资争端的解决等规定。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涉及的领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主要是增添了放松外资准入、消除限制性投资措施等有关投资自由化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利用外资的政策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限制外资进入转向鼓励吸引外资，这就要求加强对外资的法律保护，从而导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数量猛增。截至2004年底，此类协定已达2392个。迄今为止，中国已对外签订了100多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二）多国间投资保护的法律。
这种保护是多数国家，包括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间，在协调各国利益基础上，达到共同谅解，签订公约，在国际范围内确立保护国际投资的统一法制。现已见诸实现的，有两个公约：
1、《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
《华盛顿公约》是在世界银行主持下签订的，于1966年10月生效。根据该公约成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截至2005年5月底，iCSiD共有142个成员国。iCSiD的宗旨和职能是，通过为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供专门的仲裁和调解便利，促进私人投资的跨国流动。iCSiD仲裁机制的特点主要有：第一，审慎地在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求得利益平衡。这实际上反映了南北国家在制定《华盛顿公约》与创建iCSiD过程中的妥协。第二，与商业仲裁机构不同，iCSiD是根据国际公约创立的专门投资争端仲裁机构，即业有所专；第三，iCSiD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一员，秉承了世界银行的发展性宗旨。
从iCSiD的实际运作来看，晚近，iCSiD受理的案件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投资争端的解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66年成立至1979年，iCSiD只受理了9起案件；20世纪80年代受案17起；90年代受理的案件数量增至43起；2000——2005年，iCSiD受案数猛增到134起。
2、《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汉城公约》）。
经过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长期谈判，1985年签订了《多边担保机构公约》，并依约成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旨在为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政治风险担保（保险），促进投资的跨国流动。miGa的适格投资者为：a、作为东道国以外的成员国国民的自然人；B、在东道国以外的成员国注册并设有主要营业场所的法人；C、其多数资本为东道国以外的成员国或其国民所有的法人。对于适格投资的性质，miGa则只要求它们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并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就予以承保。miGa的适格东道国必须是外资能得到“公正平等待遇和法律保护”的发展中国家。
miGa的保险范围包括：a、汇兑险；B、征收及类似措施险；C、战乱险。miGa的代位求偿权的实现也更有保障：首先，miGa是一个“非政治化”的国际经济组织，其行使代位权比较容易为东道国政府所接受；其次，miGa对东道国政府的代位求偿权由《汉城公约》确立，具有多边条约的效力；再次，miGa由各国共同出资设立，假如miGa无法从东道国政府那里实现代位求偿，就等于给其他所有成员国造成了损失，那么该东道国就有可能受到这些成员国的集体压力；最后，如果东道国无理拒绝miGa的代位求偿，就有可能被miGa认定为投资环境欠佳或政治风险过大。作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投资组织，miGa所作的此等认定将极大地影响该东道国的声誉；同时，miGa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一员，该集团所具有的“合力”，也使得东道国在采取不利于miGa的举措之前，得三思而后行。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本部王建法学院10国际法班）
参考文献：
[1]关明凯.论国际投资环境与法律保护.世纪桥.2006（5）
[2]陈安.国际经济法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国际投资法律篇2
对于这种形势的出现，必然会有法律的制约，国际投资法的出现在若干年来，已经体现重要的效果，不同的观点同样也涉及到国际投资法的主体、对象、调整范围及其渊源。虽然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投资法律制度的概论与特征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使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因此，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
目前对于国际投资的概念的理解较为流行的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通常认为广义的国际投资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狭义的国际投资仅指国际间接投资。当然国际投资的种类也是这两类。
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间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国内法规于国际法规的总称。据此，国际投资法的法律调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投资法仅调整国际私人投资关系。所谓私人投资关系，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民间组织、企业团体的海外投资。因此官方投资关系并不属于国际投资法的调整范围，所谓官方投资是政府间或国际间组织与国家间的资金融通关系。
2.国际投资仅调整条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不包括国际间接投资关系。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我在前述国际投资的种类中已经提到了。
3.国际投资法所调整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既包括国内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主要体现为私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及其法人、个人间以及同本国政府间的关系，也包括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政府间的关系。
4.国际投资法的主体与国际经济法的主体相一致，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自然人和法人，范围非常广泛。
社会经济生活是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体。一种社会关系只有经济立法调整社会国民经济利益关系的法律关系，才能有效稳定和发展这种社会关系。
二、际投资法的作用
当然，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手段，国际投资法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投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保护国际投资的作用
国际投资对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国际投资中会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会危及投资的安全和风险，所以，无论资本输入国还是资本输出国均力图借助于法律手段，对国际投资予以有力的法律保护，以维持有力的投资环境，保证国际投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促进国际经济的正常交往与合作。
这些法律保护措施一般是由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单独或共同采取的，属于政府保证的性质。
（二）鼓励国际投资的作用
法律对国际投资的保护，同时也是具有鼓励和促进国际投资的作用。在国际投资法中，有些法律制度是专门为鼓励外国投资而采用的，以使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便利。在各个国家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当然，也对投资者带来的很好的收益。
直接鼓励国际投资的法律措施主要表现在国家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各种的优惠政策，例如税收优惠、财政优惠、行政优惠等等。这些有优惠措施主要规定了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中，像发展中国家，例如向我们国家，对国外的投资者给于不同曾读上的优惠待遇，包括对外国企业给与减免所得税优惠，对外国投资企业生产所要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加速折旧，允许合营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者一方先行回收投资，对投资者给与投资补助金或低息贷款，简化外国人出入境和货物进出口手续，以及简化投资审批程序，等等，一般说来，税收优惠是各种优惠措施中的中心。各个国家之间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对于鼓励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管理外国投资的作用
当然，外国投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对其采取放任的态度，或疏于管理，就会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受损，经济命脉都到控制，环境受到污染，资源遭到破坏，等等，所以国际投资法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手段。
三、国际投资法的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外资法是指资本输入国制定的关于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依次为根据，我来简单的谈论中国。
当然，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使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体现
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自1980年以来，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5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建立了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又宣布在上海建立驱动经济开发区，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对外开放，正由南向被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正由东向西纵深发展，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外引内联、东西相贯、南北并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么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不断改善和优化软硬投资环境，并逐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和外资立法，例如，1986年的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任免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4月14日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我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国家对外资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依据，也是外国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举办外资企业的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外国企业法》第2条规定，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的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外资政策和外资立法上，兼又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资法的共同点，并具有中国特色：
1．持平等互利，确保中外双方权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是我国外资立法的基本方针。平等原则在外国投资关系上，表现了中外双方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等，在经济互利互惠，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同等的受到保护。
2．鼓励与限制相结合，重在鼓励与保护。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外资法对外资也是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但重在保护。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企业财产的安全、保障外国投资者原本及利润等的汇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自、合理解决投资争议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明确规定。同时，在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还规定了许多较为优厚的鼓励和优惠措施，如税收优惠、关税减免等。
3．适应国情，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我国的外资立法是我国国情出发，并以此为基点。同时，我国外资立法在维护国家和法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当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是我国外资法在一些规定上和国际通行做法、国际商业管理趋于一致。
（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经营，会涉及到人、财、物、供、产、销等各个方面，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条件的管理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国籍，倾向于采取国民待遇，既给与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同样的待遇，使其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发展中国家对此一般有着某些限制，如果要求利用当地物资、产品出口，雇用当地人员等。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要求是十分强烈的。计划经济国家则必须是外国投资企业与计划经济相协调，保证外国投资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条件，使气象有足够的经营自。
1．销业务管理
外国投资企业的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使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因此，有些国家外资法对企业的购销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
(1)物资采购
外国投资企业所需物资，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元器件、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物资的采购使企业经营自的一部分，企业有权从国内或者国外市场购买。
国内采购。许多国家，包括某些发达国家，为了充分利用本国字，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劳动就业等问题，注重以政策和法律手段促使外国投资企业尽可能的在当地购买所需物资，如优先利用和加工国内原料与自然资源、增加制造业计划中的当地成分、依靠本地供应等等。
例如，有的国家要求汽车工业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比例。有的国家对外国投资企业给鱼的投资鼓励，往往是以生产中逐步增加采用当地材料、部件或者产品为条件，就例如，刚果投资法规定，在授予企业特惠制度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优先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和一般利用当地产品。当然，在我国的外资法中也也有类似的规定，外国投资企业采购物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尽现在中国购买。
(2)国外采购。在上面谈到物资采购中提到的优先在当地采购物资的要求，一般是以当地物资与国外同类物资想必是，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相同或者有竞争力为条件。意思就是国内市场无所需物资，或国内物资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作价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外国投资企业则可以在国外购买，这是各国的通行规定。
2．产品销售
外资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外小的比例问题涉及到价格、运输、税收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国内外市场对某项产品的需求程度，而且涉及到异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对该国国际收支平行的影响。
(1)产品外销。鼓励外国企业出口创汇，是各国外资法的共同特点，我国外资法也鼓励创建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鼓励企业多项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这不仅是解决企业外汇平行问题，也是歪了出事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然产品的价格一般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的。
(2)产品内销。国家鼓励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外销，但并非要求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去外销，有些国家规定合营企业产品首先应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如前苏联、古巴的法律就要这样的规定；有些国家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外资企业可以在国内时向销售其产品。我们的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如果属于技术先进产品或者能够代替进口的产品，也允许其在国内市场销售或与内销为主，即实行“以市场换技术”、“以产顶进”的政策，至于产品的内销比例，我们国家还没有明文的规定，只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自行平衡。
四、海外投资及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追求比在国内投资更大的利润，但同时也是意味着海外投资比在国内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对于资本输出国来讲，本国私人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关系到本国国家里以及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必要采取以劣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来鼓励并保护私人海外投资。从表面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保护，二是投资鼓励，当然投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立法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律制度，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采用叫坟山的专门法律或一些法律中的某些规定，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明显不同，甚至一国在不同的是企业可能推行不同的政策。
例如，“日本是个资源靠进口、产品靠外销的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和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对日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最初提出“贸易立国”方针，强调振兴出口是使日本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而后又发展为“贸易——技术——对外投资”三位一体的立国方略。
（一）海外管理的措施
尽管海外投资活动对资本输出国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那是一种经济和商业的流失，但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能，其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并不是总以考虑祖国的利益为主，因此资本输出国必须对海外投资实行一些管制措施，以确保本国私人海外投资对本国的国际收自平衡和经济发展有利。
1．要求海外投资企业状况的公开
为了使政府、社会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对其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各国公司法、证卷法均要求股票上市公司披露情况，向政府和社会公布资产负债表及其他重要商业情报。
海外投资的公司大多是本国的股票上市公司，他们必须遵守本国的证卷发、公司法的规定。例如，根本美国联邦证卷发，公司发行上市证卷，必须分别向证卷交易委员会和证卷交易所注册，发行公司承担连续披露义务，即除在注册申报书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外，还须按年度或季度提交财务报告。这样的措施和政策帮助了政府本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
2．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
当私人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时，若不讲海外所获得的利润即使汇报本国，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者本国的国际收支，而且还会减少本国的财税收入，因此，如何防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这是资本输出国管理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法律措施
除了证卷法、公司法、税法的有关规定外，资本输出国其他一些法律度对于海外投资的管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国家的反托斯法和反垄断法对海外投资者有着很严重的影响，例如，根据美国反托斯法，只要域外行为对美国商业产生不利效果，该法对在美国与外的行为也使用，这样。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美国公司同时在某外国进行投资建立新的公司，而该公司的生产与销售排除或限制了其他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会受到反托斯法的追究。
进出口管制法对海外投资企业也具有管制作用也具有管理作用。有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限制本国企业向某些特定国家出口某些高科技的产品或技术，这样，本国投资者在这些国家投资时就不得用关键技术作为出资，也不得向所投资的适用于该公司在第三国建立的子公司。向美国的出口管理就有上述限制。
外汇管理或政府的金融政策对海外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家遇到国际收支平衡严重困难时，就会对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贷款予以限制，如英国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曾采取了这种限制措施。现在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相继取消了外汇管制，允许资本自由移动，但是也有可能有关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境时再度实施此种限制。
刑法对海外投资也有相当的影响。例如，1970年美国通过的外国贿赂行为法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贿赂外国政府官员均为违法。该法禁止美国公司将任何财产不计入其帐本或伪造账目，借以掩盖其从事活动的开支。如果投资者通过贿赂东道国政府官员而取得投资项目，可能受到东道国法律的制裁，而且也会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
（二）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引进和技术的同时，也有条件的允许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为使境外投资活动切实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些法规与调整海外投资活动。
1．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与撤销
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设立，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续运行的项目应报原审核部门批准后予以撤销。
根据我国法规，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有资金（外汇）来源，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及人才，均可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中方投资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1）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有固定的或经重新核准的经营范围、有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规模；
（2）在境外举办从事工程承包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必须是由对外经贸部批准授予对外承包工程或劳务合作业务经营权的公司；
（3）非经特殊批准，不得使用国家资金以个人名义在境外投资举办企业。
2．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
（1）外汇风险及外汇来源的事先审查
为了阻止投资者到外汇风险大的国家或地区去投资，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投资者有可靠的外汇自己来源，有经营境外企业的资金能力，国家规定外汇管理部门在海外投资项目审批前对投资风险和外汇资金的来源进行审查。审查所需要的材料包括境外投资所在国（地区）对国内投资的外汇管理情况和资料、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等，由拟投资者提供。外汇管理部门于30日内做出书面的审查结论。
（2）登记与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
为了便于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外投资者的外汇进行监督，国家规定，经批准在境外投资者，应当持有关材料想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手续。
（3）外汇利润和资产的调回
境外投资者能否及时将投资利润汇回国内，涉及到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国家的财税收入等重大问题，各资本输出过都采取措施以保证海外投资者能及时将利润汇回国内，我国对此也作了规定。
（4）外汇优惠与外汇监管
a.外汇优惠
为鼓励和扶植境外投资，我国规定，境内投资者从境外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或者其他外外汇收益，自该境外投资企业设立之日起5年内全额留成，5年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留成。
但必须注意的是，投资者的留成外汇也必须按上述规定调回国内。
B.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
境外投资也的年度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6个月内，尤其境内投资者想外汇管理部门报送。
违反了这些规定，情节严重的，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内投资者可处以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罚款。
3．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管理
在我国境外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有主导地位，中方投资中国有资金占有较大的比重。东道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境外投资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十分困难。
总而言之，在国际投资法的体系中，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要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借助法律手段对外资予以鼓励和保护，同时进行一定的管理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专门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外国投资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各国外国投资法的立法体制不已，名称不同，特点各异，内容规定也不尽一致，主要包括关于外资的范围、刑事、条件、投资者的权利、对外资的保护和管制等。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是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中国的外资立法必须进行适合的调整，中国的利用外资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以及撤销，对外汇的管理、国有资产的管理有着严格的法规及制度。
注释：
①出自：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1页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3]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程信和周林彬慕亚平《当代经济法研究》书中文章：《中日企业立法比较研究》
国际投资法律篇3
关键词：国际投资；内部整合；外部联结
一、前言
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越来越深，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渐加强，国际投资法律与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整合和联结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主要从国际投资立法的内部整合和外部联结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国际投资立法的内部整合
国际投资立法的内部整合是指国际投资法与其他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规范之间的整合，即国际投资法与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等之间的关系。
（一）整合的基本形态
1、规范性挂钩。它指两个国际经济法议题本身就具有内在联系，在谈判中把它自然地进行挂钩。比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它是投资法律规范要调整的对象，但tRims认为是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取消一般数量限制原则，所以这项投资措施与贸易有着内在的关联。
2、策略性挂钩。策略性挂钩就是说两个国际经济法议题本身没有什么内在关联，只是出于谈判的需要，从策略上把它挂钩起来。
（二）整合的具体途径
1、立法途径。指在谈判当中，把两个以上的议题挂钩起来，如乌拉圭回合中的tRims，就属于在立法层面上挂钩的，作为乌拉圭回合的一个议题进行谈判，然后以一揽子协议的形式出现。
2、司法途径。司法途径就是说有时条约上没有明确说这个议题是可以挂钩的，但司法机构利用它的司法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把两个议题进行挂钩。
3、行政途径。对国际经济体制的分类有两种：一类是组织对成员型，一类是成员对成员型。wto是成员对成员型的，组织本身没有实质权利，只是起一个协调召集的作用，因为涉及到成员的权利义务的分工，所以司法机构往往比较强势。wto中USB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强权的半司法性质的机构。如果是组织对成员型的话，往往组织的行政部门比较强势，如imF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总理事会，总理事、总裁等和世界银行一样有相当大的权力，发放贷款给你，发放贷款需要什么样条件等等，所以说这个权力是组织对成员的，这一类国际经济组织，通过行政途径进行议题挂钩的可能性就较大。
三、国际（经济立法）投资立法的外部联结
外部联结是指国际经济（国际投资）立法和国际社会领域立法发生关联。比如像环境立法、劳动立法等等。这些社会议题为什么和国际经济议题挂钩呢？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一）“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就是指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而使资源达不到最优配置的市场状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如化工厂，它的内在动因是赚钱，为了赚钱对企业来讲最好是让工厂排出的废水不加处理而进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这样就可减少治污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对环境保护、其它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危害。社会若要治理，就会增加负担。
为了克服和矫正“市场失灵”就必须借助于来自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是主张经济（投资）自由化的，但过度的自由化，就会造成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就会破坏有关的社会价值，如环境问题、失业问题等，所以这时就需要相应的社会立法来制衡有关国际经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立法。
（二）“政府失败”理论（合法性理论）
所谓政府失败理论即政府通过介入、干预经济活动未能弥补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失败表现为公共决策失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的扩张、政府的寻租行为。
我们讲经济（投资）过度自由化会造成市场失灵，按传统的做法应由政府来纠正。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时候，它本身也可能存在着失败或失灵的情形，就是说他的合法性可能出现问题。具体讲就是说，政府可能不是代表大多数民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而是代表少数商人的利益。这样政府就可能片面主张经济（投资）的自由化，有时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忽视对社会价值的保护。因此，需要社会立法的出现。
（三）“国际道德或正义”的理论
传统的法律认为，法律无论如何应符合人类基本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也就是说，按自然法理念，不管什么样的法律，都要符合自然法的准则。国际经济法虽然推动的是经济自由化，但一定要顾及到国际的道德或正义的准则，负起相应的社会立法的责任。
（四）“”理论
是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的一种制度安排。它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现在研究wto、国际经济法，是把国际经济法和宪法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首先是各国国内的宪法。国内宪法制定的依据是人民的合法权益，目的是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
其次是国际经济法的保护。在国际经济立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强调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包括商人、跨国公司有投资贸易方面的自由；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自由的外部性有时会损害社会价值，如其主体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环境的污染、雇佣童工等，所以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派生的功能也要保护个人的社会权利。
一般来讲对社会权利的保护依靠国内宪法就可以。但是，一旦社会权利遭到跨国公司的损害时，仅靠国内宪法已经不够了，这就需要依靠国际立法。这时就会推进社会立法的产生，用社会立法来制衡国际经济法。因为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国际经济法，过于推动经济自由化，然后产生了外部性，损害个人的社会权利，就需要把社会立法纳入到国际经济法中，来保护人的社会权利。
（五）“深嵌的自由主义”理论
深嵌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推进国际自由化进程中，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采取的有效干预措施和公共支出政策，从而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弊端。而民众对开放政策的支持，则取决于政府能否成功实行上述举措。可见，如果政府在推行自由化的过程中，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安全”等公共产品，民众则会认可经济自由主义。反之，则会组织起来抵制自由主义，由此可见，“深嵌”的含义是指，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内嵌于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之中，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认知”。深嵌的自由主义理论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由开放的市场化原则；二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保护原则。前者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后者强调政府干预，整体上强调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两个原则指导下，迎来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整整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不过，在这期间，虽然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把握好政府干预的程度，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政府的干预越陷越深，最后导致政府干预过度，这和市场作用过度一样，为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最后以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滞涨”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无疑是对内嵌的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打击。（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车江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1
[2]雷小红.Rta投资规则新发展[D].广西师范大学2014
[3]陆茸.wto与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机制平行程序问题研究[D].苏州大学2015
国际投资法律篇4
关键词国际板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成熟资本市场体系相比，仍缺少了“境外企业境内上市”的制度。2010年4月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被广泛解读为国家政策推动“国际板”推出的基础政策行文件。人大代表在2011年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开设国际板的提案，对国际板的讨论再度升温。
一、国际板的推出对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一）我国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基本现状。
在我国开设国际板的讨论中，投资者权益保护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资本市场监管的主要目的。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于2012年1月10日，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正式成立，已投入运作并开展工作。2012年10月19日，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此办法和细则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放松管制，放宽限制。二是强化监管，防控风险。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强对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督促证券公司落实各项监管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但我国仍是一个以个人投资者为主题的市场，中小投资者专业知识欠缺、风险意识淡薄、风险承受能力不强、自我保护能力不足，信息获取和专业能力上存在劣势，权益易受侵害，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二）国际板的推出对投资者的风险。
1、投资者获取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我国投资者自身的信息获取力和判断力很薄弱，同时，我国信息披露制度远落后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使幕后交易、证券欺诈行为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屡禁不止。在国际板中需要跨境披露的机制使得投资者获取信息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
2、股东行使权利限制的风险。股东权利可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金融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的条件下，股息或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这些自益权由于只涉及财务、外汇计算等，国内投资者进行投资成为境外公司的股东时依然可以有效的行使。但针对共益权，地域性因素限制使得股东的股东大会参加权、决议表决权以及高管选举权等在跨境后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行使，且加大了行使权利的成本，从而限制了股东权的行使。
3、可能存在的监管漏洞对投资者造成的风险。国际板的上市主体的管理机构等均位于境外，甚至许多优质蓝筹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这给我国证券监管机关带来很大监管压力，监管机关如果在监管过程中出现监管漏洞，很有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投资风险。
4、投资者利益保护救济困难的风险。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实、内部人控制、恶意融资、虚假陈述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有时侵权行为发生地也在境外，此时的国内投资者权益保护面临法律适用的选择难题。
二、我国开设国际板市场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完善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国际板的推出仍面临着在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诸多法律障碍，所以，从国内法完善国际板的法律规制。可以《证券法》为基础，制订一系列行政法规、规章制度，构建起国际板法律框架。不断完善我国《证券法》等规范境外公司在我国上市的基本法律；健全《信托法》、《合同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发行上市管理办法和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二）完善国际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基础，同时也应强化投资者教育。监管机关应在坚持准确、及时、充分完整原则的同时对国际板上市公司做出区别于境内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进行监管。在投资者获取信息的保护方面，充分借助境外上市地区的证券监管当局实现协同监管，建立国际板市场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对我国投资者的知情权进行进一步保护，使投资者在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基础上开展交易，从而做出恰当的投资决策。
（三）推动跨境监管合作和司法合作。
面对上市公司或公司高管的违法行为，由于缺乏事后对违规公司进行追索的渠道，投资者一般只能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来惩罚上市公司，跨境的司法合作迫在眉睫。适时调整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和司法合作来应对国际板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新情况。
（四）完善投资者侵权救济制度。
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可知我国对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采“侵权行为地法为主，共同居所地法为辅，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原则”。我国投资者利益在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害时，由于侵害结果发生在我国境内，我国法院对争议有管辖权，并目可以适用我国法律处理争议的实体问题，有利于保护我国投资者利益。
其次，我国可借鉴美国集体诉讼的经验，建立可行的集体诉讼程序，从而实现对投资者利益更有效的保护。
参考文献：
[1]赵旭东著.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贺显南.从利益均衡的角度看股市国际板的推进.金融与投资，2010（6）.
[3]高玉刚.开设国际板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
国际投资法律篇5
1.什么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和/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国际贸易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部分组成，故有时也称为进出口贸易。
2.当前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分析
当前，影响国际贸易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1有些国家会增加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等手段，以减少进口，同时增加出口退税、贸易鼓励等手段，以增加出口。。
2.2部分国家失业率下降，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甚至会发生政府跨台、军事暴动等极端社会问题。
2.3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充分。
2.4金融危机的发生会使得一些国家发生信任危机，各国政府都会加大金融监管，这也不利于金融资本的流动。
2.5国际洗钱活动会日益猖獗，国际资本将更加趋利，不利于国家金融稳定。
2.6部分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引发金融的无序性。
3.从国际法角度分析国际贸易风险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功能、特性及规避
国际法是调整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对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活动也有重大的规范性作用。对国际贸易风险的影响可以从其功能、特性来分析。如何运用国际法规避国际贸易风险。
3.1国际贸易风险的功能
3.1.1诱惑功能
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命脉就是追逐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诱惑国际贸易投资的根本力量源泉。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初，资本的扩展和发展都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利益也是现代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力量源泉。可以说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才有今天的国际贸易投资。在国际投资的过程中利益诱惑越大，风险越高。但是任何一种经济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运作，做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是公平、互利互惠为基本原则，防止一切垄断或者不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的现象存在。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制止了在不合法利益的驱动下的国际贸易投资。所以说国际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降低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因素。
3.1.2约束功能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风险，都可以带来一些费用、损失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在国际贸易投资之初就可以预测的到风险的大小和种类。虽然国际贸易投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的行动，并且风险本身也是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种不确定性无形之中也给国际贸易投资一定的约束。这种约束和国际法的约束有相同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约束作用。因为马克思说过资本家在百分百利润的驱动下他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包括冒着杀头的风险。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在根本上约束国际投资行为风险，不是依靠风险自身的约束力，而是依靠国际法的强力规定和执行力，并且给与一定的处罚威慑不法之徒。
3.2国际贸易风险的特性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中，既有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台风、洪水、地震等，也有人类社会的各种客观存在的能够引起经济活动发生变化的因素。我们可以根据国际法对国际贸易风险因素的特性进行分析。
3.2.1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国际贸易风险是各国经济交往的产物，他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它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产生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相关活动规律的复杂性和国际市场企业参与主体的不确定决定的。其中企业生产经营的复杂性就是企业本身的行为，如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企业是否依据国际法来经营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多国家政府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他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所以在这种风险因素影响下，需加强企业自身对国际法的了解程度，如果发生相关违法国际法律法律的行为，企业可以运用相关法律维护自身的利益。
3.2.2国际贸易风险的无意识性。国际经济运行的大环境里面，国际贸易风险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自然情况有很大的关联，但是与企业本身的正确运作也有一定的关系。很多风险都是企业在错误的决策下而产生的。包括对投资国的法律法规了解不清楚，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够等等。所以这种无意识性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降低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对国际法进行详细的了解，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
国际经济运行环境。降低国际投资中由于企业自身的失误而产生的风险。
4.如何运用国际法规避国际贸易中规避风险
4.1充分了解国际法律法规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很多客观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贸易中的投资风险依然很大。但是绝大部的风险都是人类经济主观活动所造成的。比如说垄断经济、不正当竞争、经济制裁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后，很多企业都是忍气吞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种企业行为统分的说明企业本身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够，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所以在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我们要熟读国际法，了解什么行为是企业可以做的，什么行为是企业不能做的。
4.2运用国际法律法规转移风险
所谓风险转移，就是将企业应该承担的风险转移到其它主体承担，比如在企业相关运行活动中购买保险。购买保险只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小部分降低风险，它是一种被动的风险转移。正确的风险转移方法是运用国际法律法规，提前分析、预测风险原因，做出应有的措施，转移风险。企业在国企投资过程开始时，就应该客观细致的分析企业跨国投资后所产生的风险因素，比如说某国的政局动荡较大，就应该根据国际法律法规了解由于政治风险而引发的投资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该如何处理。怎样寻求相关政治庇护，尽可能的降低投资风险。
4.3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当风险发生以后，很多企业都是不了了之。他们觉得这是无法逆转的。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种行为如果长期下去，风险因素不会因为你不去采取措施而消除、降低。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当风险产生以后，各企业投资者要仔细分析风险的原因。正确的运用国际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降低意外风险。
国际投资法律篇6
关键词：石油企业 海外投资 风险应对
一、引言
由于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发展时间较短，在经验、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与世界各大石油公司存在差距较大。还有，石油行业的特殊性及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石油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对所能预见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资源国未来社会、政局、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迁的可能性。据有关专家预测，政治风险造成的储量和产量的损失相当于opeC总产能的20%左右。
随着国际社会局势的变化，活动越来越猖獗，不断发生的恐怖性武装袭击、人质绑架等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开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的风险越来越高，如伊拉克、巴基斯坦、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从事外商投资业务，必须在安全保卫上做更大的投入，增加了公司经济成本，同时员工的生命安全也受到极大的威胁，给海外业务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目前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有苏丹、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委内瑞拉、缅甸、朝鲜等7国，我国石油企业很多在这7国都有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展油气活动，或与这些国家的企业有业务往来，就必将使我国石油企业置于对立双方的夹缝当中，国家利益、政治利益的冲突必然会殃及企业的经济利益，给无辜的企业带来风险。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海外开发投资项目预测的投资收益与实际收益存在差距的可能性。这一项风险对投资项目的效益影响很大，对海外石油投资影响就更大。
国际石油市场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是影响我国石油海外投资的最大市场风险之一。当国际石油价格处于高位运行时，跨国石油勘探、开发和生产等投资项目是有利可图的，而对炼油业因成本增加则可能是不利的。然而，对于石油资本来说，原油价格下跌特别是暴跌则是对国际石油勘探和开发投资的最大市场风险，因为下跌或暴跌将减少甚至完全丧失生产利润。此外，油价下跌还会使那些根据高油价预期做出投资决定的跨国石油公司资本蒙受损失。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不惜投入巨资进行勘探开发，但由于未开发的石油区块日渐趋少，中国石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稍晚，大部分投资的区块都是储量日渐减少的地区（伊拉克除外），或者是西方大石油公司不愿光顾的低回报的油田，导致所投资的油田缺乏规模经济效益。
3.法律风险
国际法律环境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性质内容的法律。而各国家新制定法律都是为了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一旦本国企业的利益受到了外资企业侵犯，就会利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制定法律，或修改旧有的法律以进行限制。所以，企业跨国投资，从法律上来说存在很大的风险。
某些项目所在国，尤其是非洲国家，法律环境较差，缺乏对外国投资企业及人员的有效保护，甚至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和暴力执法现象，给我国石油企业经营、项目运作和人员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三、主要风险应对策略
在处理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时，我们要注意项目风险事件的特点，采取综合治理原则，动员各方力量，科学分配风险责任，建立风险利益的共同体和项目全方位风险管理体系，在实际的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过程中，针对各种风险的特点，结合实际加以分析，灵活运用各种风险管理策略处理各种风险。
1.政治风险应对策略
由于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复杂性，石油企业一般可以通过派遣专门人员或者雇佣专门机构到东道国做实地调查，了解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和风险状况。同时，国际上有一些专门机构如英国的《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者》，常常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家风险大小进行评级，并向公众公布。这些参考数据对海外投资企业确定投资区位、投资方式和投资规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充分利用中方的技术优势使用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的合同，满足东道国勘探开发、钻井、录井、测井等单项作业，获取服务费或份额油。
2.市场风险应对策略
我国石油企业应经常性地对国际石油市场油价的短期和长期趋势进行可靠的分析展望，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分析和参考工具，合理控制投资力度。比如两次石油危机后，石油界普遍预测20世纪年代中期油价会还会上涨，由此导致国际石油勘探和开发投资盛极一时的局面。
面对不断波动的外汇汇率，特别是受到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防范汇率风险方面，中国石油企业应加快企业应收账款的回收，安排资金相对集中到安全的银行，提前兑换为升值货币，尽量减少敞口，实现内部对冲，同时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争取应收账款方面实现硬通货而在支付款项方面采用软通货。
3.法律风险应对策略
我国石油企业应当建立系统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按照国际水准提升自身的法律风险管理水平，以适应和面对全球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并购过程中的种种风险。
树立法律风险防范理念，在借鉴国际公司经验和总结自身投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适合跨国石油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涵盖投资决策、勘探、开发以及生产整个投资过程；加强东道国法律的研究，特别是可以聘请既懂法律又懂石油商务的律师事务所等，拓宽法律信息获得的渠道，同时辅助当地法律人才等“本土化”的协助和支持，保证法律风险控制和防范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可以成立专门法律项目组，组织一批熟悉目标国家和地区法律人员，对项目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深入的调查和预研，为并购决策者提供高质量的参考或决策依据；加强对于行业合同的重视，迅速引进专业人才，完善法律事务基础设施，提高国际合同谈判水平，实现与国际接轨。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实施海外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然而，海外石油投资的中面临的风险将日渐趋多，并呈现变化多端的态势。中国石油企业在进行跨国石油投资的过程中，应结合东道国和投资油田的实际，有针对性、由浅入深、全过程地对投资项目中面临的风险进行详细分析，根据风险的不同特性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在提高自身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同时，保证国家能源战略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国际投资法律篇7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法自由化国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它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国际投资立法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分析我国外资立法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曰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1、国际立法的协调。
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4的700多个到2001已增加到1700多个。众多的双边条约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包括《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等。虽然各国的样板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与投资者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外国投资法的移植、融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
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全球化或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问题
全球化的加强，除了促使国际投资法趋于统一外，还有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
1、市场准入度的提高
市场准入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一国为了保证本国安全，都会对外商投资的范围、行业进行分类管制，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将所有行业划分为禁止投资、限制投资、允许投资和鼓励投资四类。近年来外资自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禁止、限制投资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允许、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则不断扩大，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其次，东道国的外资审批制度也在不断简化。提高市场准入度的另一表现，就是减少、取消对外国投资的履行要求。
2、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投资立法的实践中，提出新的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公平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在近期双边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立法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投资待遇标准：“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第二，扩大已有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领域。例如在早期的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国民待遇只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而1994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扩展了国民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不仅将国民待遇扩展适用于市场准入阶段，还扩展到投资的方式、产品的销售和对投资的处置等方面。与国民待遇标准适用范围扩大相适应，最惠国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也被扩大。
国际投资自由度的提高，还表现在透明度原则的引入。在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和GatS中，都明确规定了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其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的法律、法令,以及适用的程序、行政裁决和司法决定，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这些规定虽没有直接赋予投资者任何实体权利，但由于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该原则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被忽视。
三、国家经济的弱化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弱化的态度不一，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甚至推而广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经济被弱化却是一项不争的事实。
首先，东道国调控外资的立法权遭限制。依照传统，外国资本自进入东道国时起，应完全受东道国内国法的支配,东道国政府有权依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法律，对外国资本进行管制。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权力明显受到双边及多边投资协议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依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市场准入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东道国享有专属立法权，能独立决定市场准入的范围与程序，80年代之前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均不涉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世贸组织的GatS,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其规范、调整的范围,并要求其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确定各自的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部门,并将其写入承诺表,使其成为GatS的一部分,产生法律强制力。因此,东道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市场准入进行调控的能力受到的削弱。
其次,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也受到限制。第一,确立高标准的外资待遇标准,扩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规定“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这些新的待遇标准;第二,要保证外国资本的自由转移。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还进一步规定,东道国应保证相关信息及数据的自由转移。第三,投资争议解决的强化。传统的投资争议解决均要求首先寻求、利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而当资争议解决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救济，投资者可绕开东道国而直接发动国际救济程序。
四、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建立并正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则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国际投资法的上述变化，最终必然在我国外资立法中得到反映。为此，我国应：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这必然导致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况且经济全球化也带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减少、消除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能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
2、正确对待经济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学者鼓吹的“‘’是一个有害的字眼”，这种极端的观点固然应当摒弃，但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国家自愿作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措施。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将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大型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行业列入第二类自由化产业，而完全没有竞争力、需要暂时给予保护的行业归入第三类自由化产业,将不对外资开放的部门列入第四类非自由化产业，然后每2至3年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调整。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部门、环节过多，且部分审批权下放，容易引起宽严度不一的问题。具体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对属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实行申报登记制，对属第二、三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则仍实行审查制，但实行自动许可，如审批机构未在法定的审批期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该申请视为已获得许可。同时，收回下放的审批权由中央统一行使。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作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参考资料：
从双边投资的条约的实践看,《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至少有德国型与美国型的分别,两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
国际投资法律篇8
摘要:通过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投资规模日益增大，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既是最终建成这一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条件，也是防范投资风险的必要手段。通过对我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研究，找出现有保护机制的缺失，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投资保护制度纳言献策。关键词:中国与东盟;国际投资;保护制度自中国与东盟正式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Freetradearea也简称为CaFta)以来，双边投资规模不断增大，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经贸形势，双边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也日益受到了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东盟一些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例如中菲南海主权争端、越南印尼排华事件、柬埔寨内乱、中国工人在菲律宾遭受绑架、杀害等，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来调整和平衡双方的投资利益关系。因此，就我国与东盟投资保护制度进行研究，找出现有保护机制的缺失，对于维护双方投资者的安全和利益，促进CaFta相互投资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建立与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意义(一)政治战略意义从政治上看，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承诺要和本地区的欠发达国家一起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可以在CaFta中得到认可，使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强大以后不是地霸、强权。因此，完善CaFta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对于构建睦邻友好的国际政治关系将在世界范围内起到极大的示范作用。国际投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如果没有国家间法律制度的相互协调，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在CaFta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君主立宪制国家，在这些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寻求一种法律的协调与合作，这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正在淡化，政治互信正在增强。从而摒弃了以前相互防备、毫无信任的做法，开启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二)经济战略意义中国与东盟均在不同程度地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也的确有了很大进步，然而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差距明显，对于相互投资领域合作的目标、开放的承受能力是不尽一致的，在这一地区至今仍存在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投资壁垒。特别是管制过严的法制环境使外资望而却步，影响到双边的投资贸易发展。无论是经济全球化，抑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不只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单方行动，而是需要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的集中体现就是通过法律博弈达到法律协调，最终实现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国与东盟间投资必然涉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即以法律、合同联结交往，以制度、规则解决中国、东盟国家基于投资产生的利益矛盾。可以说建立合作型投资法律机制成为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制度措施。(三)外交战略意义从外交上看，中国与东盟间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关系的深化，增进了相互了解，提升了合作水平。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完善相互间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既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应充分发挥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区域合作方面的积极影响，坚持遵循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参与CaFta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并结合区域特点不断提出合作倡议，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四)国家安全意义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大多数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区域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国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边界、领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和争端，也影响着该地区的合作。协调与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包括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将使该区域内的利益集中到一起，各方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和精神积极进行开发合作。在经济合作中，各方不断加深了解，消除隔阂和猜忌，增进政治互信，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对于区域间政治环境的改善以及国家安全的保障将会大有裨益。这样反过来也将更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二、中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一)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现状国际投资保护制度是国际投资法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指的是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入国单独或共同地(含双边或多边条约)通过立法、司法、执法和争端解决机制等途径对境外投资者或外来投资者利益进行维护所形成的一系列规则的总称。在国际投资关系中，投资风险主要是指政治风险，因而政治风险便成为国际投资法刻意避免或减少的主要对象。以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角度进行研究，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就可以划分为战争或内乱风险保护制度、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汇兑限制风险保护制度和东道国违约风险保护制度四种。1.战乱风险保护制度战乱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境内具有政治动因的战争行为或国内动乱，包括革命、内乱、政变、破坏和恐怖主义而造成的有形资产的毁损与灭失。美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也将其称为政治暴力险，即由于战争、革命、内乱或具有政治动因的暴力冲突、恐怖主义或破坏活动而造成的资产或收入损失。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国内法并没有对战乱风险保护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此问题都做了较为具体的列举，且都体现了加强对外国投资者予以保护的理念。例如，中国与新加坡、印尼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处理;中国与马来西亚、缅甸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采取任何恢复、补偿、赔偿或其他解决办法;中国与泰国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中国与文莱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补偿或其他有价值的报酬等等。在这些协定中虽然都承认对战争或内乱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给与赔偿，但并没有进一步对可操作的具体赔偿标准予以界定。迄今为止，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尚未发生过一起战争或内乱风险。但是，这一地区时而也会发生国内武装冲突、骚乱、恐怖活动等类似的情况。因而，对处理战乱险问题预作规定仍是必要的。2.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财产征收风险是指东道国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措施，致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财产遭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可能性。财产征收风险通常包括了国有化、征收、征用等三种具体情形。另外，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的有效控制，使得外国投资者使用和处置本企业财产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等。在实践中也被认为构成了事实上的征用行为。中国对涉及外资国有化、征收问题的立场是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而采取务实的办法。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所以在法律制度上就更倾向于积极利用和保护外资。东盟国家的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逐步向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保护主动保护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盟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东盟国家相应地调整或改变了外资政策。中国与东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国有化和征用问题也做出了明确规定，且这些协定的基本精神都是为缔约双方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保障和进行适当的补偿。例如，以中国与印尼的协定为例，该协定第六条规定:一、只有为了与采取征收的缔约一方国内需要相关的公共目的，并给予补偿，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方可被国有化、征收或采取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相同的措施。此种补偿应等于投资在征收决定被宣布或公布前一刻的价值。此种补偿不应不适当地迟延，并应有效地实现和自由转移。二、缔约一方依照有效法律对在其领土内任何地方设立或组织并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持有股份的公司之资产进行征收时，应保证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从而保证拥有此种股份的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得到上一款规定的补偿。3.汇兑限制风险保护制度汇兑限制风险是由于东道国防止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具体来说，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资本不允许自由转移;二是资本不能够自由兑换。前者指投资者不能将投资原本、收益或其他合法收入的货币财产转移出东道国的风险;后者指投资者不能将投资原本、收益或其他合法收入的货币财产从当地货币转换成母国货币或其他种类货币的风险。中国作为东道国，在汇兑限制风险问题上，对外资及其权益的转移原则上是不设限制的。至于具体操作办法，可按照外汇管理程序办理。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均确定了资本可以“自由转移”的原则。例如中国和柬埔寨的协定规定:“一、缔约任何一方应依照其法律和法规，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六)有关承包工程的支付;(七)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通行的市场汇率进行。4.东道国违约风险保护制度。东道国违约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不履行或违反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并且投保人无法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构对毁约或违约的索赔作出裁决;或该司法或仲裁机构未能合理的期限内作出裁决，或虽有这样的裁决但未能执行。虽东道国应当为外商投资提供适宜的投资环境，但由于种种原因，东道国也可能在接受外国投资的过程中发生毁约或违约行为。所以，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中国的外商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并没有涉及到东道国的违约问题，也没有规定中国作为东道国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发生的纠纷如何处理。目前，就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来看，仅有一项条约与此问题有关:即1989年加入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中国愿意按照这一公约解决自己作为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纠纷。东盟国家的外商投资法中，大多也没有规定东道国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发生纠纷如何处理。但有的国家主张用东道国法律规定和法律允许的合同约定来解决此类纠纷。例如在越南，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政府机关对Bot、Bto、Bt等合同发生的纠纷，可依据各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方式解决，不过该合同必须符合东道国的投资规则。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如发生东道国政府的违约行为，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第一，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第二，提交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第三，提交双方共同组成的仲裁庭;第四，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1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第7条等都体现了上述争端解决的精神。(二)现行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分析1.国内法层面(1)中国的国际投资保护滞后。第一，目前国内法律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保护几乎是一片空白，主要是靠一些部门规章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管制。这些规章主要有:外贸部1981年的《关于在国外开设合营企业的暂行规定》、1985年制定的《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国家外汇局1989年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计委1991年的《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的部分条款。因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缺乏一部系统调整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律，不仅在客观上阻碍了海外投资的发展，而且使得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合法地位也难以确定，无法通过立法对企业境外投资进行宏观管理和有效指导，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利益难以保障。第二，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机关混乱，各自为政，审批程序繁杂。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专门审批机构结果就造成了管理多头绪、体制松散的恶果。同时，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繁杂拖沓的审批程序很容易让海外投资者坐失良机，造成损失。第三，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保险业务，但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者们在海外所承担的风险却缺乏明确的规定。虽然我国参加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但该公约的局限性很大，我国现今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得到该公约的保护。因此，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将会严重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2)东盟有关外商投资的立法仍需修订和完善。东盟国家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外国投资者的合法财产和权益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但东盟国家现行的外商投资立法仍存在很多不完善和不协调的地方，某些涉及外商投资保护的规定，如政治风险设定的条件、风险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争议的解决等不够明确和具体，甚至不合理。某些规定已不合时宜或相互矛盾、冲突，不能适应利用外资的新形势。法律的透明度、连续性和协调性也亟待加强。有些东盟国家已陆续对原有外商投资法做了局部修订，但并没有对外颁布现行完整的外商投资法。2.国际法层面(1)双边投资协议有待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议大多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签订的，签约时的时代背景与目前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协议中的某些内容已明显过时。这些协定中虽然都规定了有关相互投资政治风险保证的内容，但各个协定对某些具体内容的规定却不尽相同，在法律适用上难以完全协调。例如，在对外资企业的征用或国有化方面，中泰、中文、中马、中越等双边协议规定的征收的条件、补偿数额、补偿时间等方面都有着多种不同的规定;在投资原本和收益的汇出方面，各个双边协定均要求缔约一方应允许另一方的投资者自由转移与投资有关的款项，但是各个协定对于可转移款项的范围、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货币及适用的汇率等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在投资争议的解决方面，各个双边协定在争议解决的途径、时间安排、仲裁员的委派、仲裁规则的制定、裁决的依据等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因此，这些双边投资协议中不合时宜、不够协调的地方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2)多边投资保护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目前，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所签订的多边投资保护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已经生效，试图通过这种形式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但在实践中它却很难发挥效用。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该争端解决机制未明确将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私人、企业发生的争端列入到争端解决的范围。而当今时代，私人和企业才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主角。第二，非违约之诉未纳入调整范围。所谓非违约之诉通常是指缔约方在没有违反其所担负条约之义务情况下引起另一缔约方利益的丧失或受到损害。本争端解决机制仅仅适用于在申诉方因为被申诉方违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规定的义务而造成申诉方基于该协议而得到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损失或无法代顿该协议规定下的经济目标时，启动该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并未规定非违约之诉发生时是否可以启动该机制。而现实的情况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然违反国际协议，赤裸裸的、直接的损害外商财产权的行为已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采取间接地、迂回曲折的方式达到目的。所以，该多边投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难以真正发挥出保护外国投资者的作用。三、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思考(一)国内法层面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要求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与国际规范接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在各种贸易交往中减少摩擦和争端，完善各自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1.完善和健全国际投资保护法律体系(1)完善现行法律保护体系。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强对各自有关外商投资保护的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对一些不合时宜、不够协调、与其他层次的法律相互冲突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修改。提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尤其是对外商投资政治风险保证的规定要更加合理明确。例如，对于战争内乱险，虽目前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均未做出规定，但东盟地区时常会发生国内武装冲突、政变等不稳定因素。因此，对这类问题预先做出规定仍有必要。中国与东盟国家可在各自的国内法中确定一种“合理补偿”的标准和方法，这对于解决国际投资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将会大有益处。(2)健全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目前，中国与东盟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海外投资管理经营在一定层次上还面临着无法可依，难以对国际投资行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国际投资立法的当务之急应是在总结投资与立法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出统一的全面的《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境外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国家保护境外投资的原则和立场。具体来说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海外投资实践做出宏观的、指导性的规定，规定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明确海外投资和海外投资企业的概念、性质和地位。第二，海外投资的审批和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海外投资的标准、投资领域、组织形式、设立资金要求、投资期限、外汇管理要求、盈利能力与海外融资能力等。2.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方向，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方向发生，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的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一个有效运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很好地分散、消化海外投资者的政治风险损失，使投资者得到更充分、廉价而有效的保护。中国与东盟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不发达，相应的保险制度也不健全。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逐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障制度，其框架大致包括公力保证和私力保证。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体来说，这一制度要以双边投资协定或双边投资保险协议为前提。因为它不只是单边的行为，而应是双边的行为。这一制度还要依托一个载体，可以在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中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设此项业务，也可以另行设立一个专门的保险公司来承办此项业务。而这些都要由法律明确承保范围、承保责任。另外，还需明确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为非商业风险中的其他险。同时，要明确承保的条件——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合格的东道国。如果中国与东盟国家都能建立起这样一种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关系的发展。(二)国际法层面1.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由于条约本身的历史性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的利益冲突，导致双边投资协定在订立、解释及实施上都存在着不少困难。因此，这就需要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主要是对同一风险设定的条件、处理的标准和方法上应尽可能保持一致或确立较为一般的标准。特别是要对国有化与征用、投资与利润的转移、代位求偿等问题做出更加明确统一的规定，并对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东道国违约险的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为了实现双边投资协定对相互投资的法律保护，必须建立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的途径、时间安排、仲裁员的委派、仲裁规则和依据等方面的规定要统一明确，以便妥善解决双边投资争议。2.有效运用多边投资保护机制(1)wto体系的投资保护协议。目前，wto体系现已付诸实施的主要投资文件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该协议，各成员方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不得违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取消数量限制原则。该协议还附有一份清单，具体列举了5种违反上述原则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中国与东盟国家(wto成员方)投资措施，无论是针对外国投资企业还是针对成员方本国企业，都要受《协议》的约束。如果违反该《协议》就有可能导致东道国的风险。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除了应积极灵活地运用《协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还须为这一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例如，《协议》并未将限制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和市场垄断行为纳入其中。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以后制定wto新规则时就当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2)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已经生效，但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尚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首先，协议中应当增加有关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解决机制。协议可以参照naFta第11章的相关规定来建立私人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具体制度包括:磋商和仲裁方法的结合、专家资格及其候选名册以及其他仲裁程序规则(如iCSiD规则、UnCitRaL规则等)。其次，拓宽协议的管辖范围。即协议不仅可以适用于违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违约行为，而且也适用于非违约行为。比如，可以参照naFta第2005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的争议，当被请求方书面要求适用naFta机制时，则由该机制解决争端。CaFta的建立必将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这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有理由相信，在统一完善的CaFta投资保护制度的保障之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投资障碍将逐步消除，双方相互之间的投资额还将进一步大幅增加。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发展，加强和深化双方之间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营造和平的周边投资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06:29辛柏春，张毫.论国际投资保护中的法律冲突与协调[J].学术交流，2001(2):51.慕亚平.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58.周普杰.中国涉外投资法制[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127.姚梅镇.比较外资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891-892.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51.孙红霞.跨国公司政治风险及防范[J].集团经济研究，2006(9):54.刘笋.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制——若干重要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10.张春林.论完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J].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Research，1997(9):21.[11]聂名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政策和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改革，2003(2):15.[12]周维维.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护的法律制度及其完善[C].四川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2006.[13]蒋德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C].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4]聂名华，颜晓晖.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防范[J].当代亚太，2007(1):36-43.[15]倪婷.中国海外投资保护机制构建问题研究[C].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16]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45.[17]郑小玲.论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的防范[J].安徽大学学报，2001(2):9.[18]呼书秀.中国与东盟发展相互投资的法律机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3.[19]刘笋.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制——若干重要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62.[20]衣淑玲.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趋势[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4):48.
国际投资法律篇9
[发表于2003年10月20日《国际商报》第六版(有删改)]
内容摘要
自
作为投资者，外商在对
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境外上市中和上市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退出在该股份公司的投资，即在股份发行的时候发售一部分现有股份和公司上市后向其他投资者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该等出售或转让须遵守有关法律和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的规定和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
3．申请国内上市
申请国内发行上市包括发行a股和b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b股上市
发行上市前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的b股公司在国内已经比较多，并且就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问题，
权回购
鉴于国内现行法律禁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票[25]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合营期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26]的规定，境外投资者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对投资者进行股权回购有一定的障碍和难度；但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国家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随着
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4章、《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8章和《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2章对三类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996年7月9日，外贸经部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两种制度做出了全面的规定。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境外股份上市、国内股份上市、离岸股权交易、国内股权交易、管理层收购、股份回购和公司清算等多种可选择的形式，虽然现有法律有一些限制和尚待完善之处，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为畅通的退出机制。
中国法律关于外商在退出投资时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国家对外商在国内投资的监管和控制，并不构成境外投资者退出在华投资的实质。
主要参考资料
1)姚梅镇主编《国际投资法》，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2)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1996年，法律出版社
3)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4)李国安主编《国际货币金融法学》，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5)董安生主编《国际货币金融法》，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张宏久编著《利用外资的法律与实务》，1992年，中信出版社
7)段爱群著《跨国并购原理与实证分析》，1999年，法律出版社
8)黄辉编著《wto与国际投资法律实务》，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9)胡海峰、陈闽编著《创业资本运营》，1999年，中信出版社
国际投资法律篇10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外资法;现代化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一体化(integration)进程的推进,我国如何主动融入这一浪潮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国际合作的加强,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为障碍,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作为制度基础的法律规则的保护｡这种保护反映在外资法领域,就要求我们努力寻求外资法的现代转型,在wto法律规则框架内,履行国际义务,废除相关立法中与wto法律规则冲突的具体条款和规定,进而营造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投资法治环境｡
一､引进国际投资新理念,改善投资法治环境
世界银行､科尔尼咨询公司､《财富》杂志等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各国投资环境的评价标准均更多地从市场因素来衡量,从而给国内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大多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要求已从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转移到更注重健全的法制环境,稳定､透明和可预见的政策环境等方面,他们期望受资国的“游戏规则”能更加符合国际惯例｡健全的投资法治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引进国际投资新理念,在逐步改善市场运营机制,强化服务功能,规范市场秩序外,进一步健全法治环境｡当然,我们不能将外资法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对某些具体投资规则冲突的废除,而应根据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外资法律体系,加快新法规的制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依法行政,简化司法和仲裁的程序,降低行政部门对司法制度的干扰,努力创造更加优良的投资法治环境｡
二､进一步完善外资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的外资法律体系主要是由宪法性规范､有关外商投资的专门法律法规､规章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组成｡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主干部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已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了重新审视,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保持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使我国的投资法与wto多边协定的规定相适应｡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外资立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立法权限上,立法权限不够明确,这就容易导致调整同一关系的法律条文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也容易导致地区间的不公平现象发生;在立法方式上,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立法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立法内容上,还存在一些空白领域等｡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外资法制建设,建立与wto投资规则相一致的,以统一的外资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外资的特别法(如反垄断法)和涉及外资的行政规章为补充,包含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投资公约的一个统一､和谐的外资法律体系｡
1.制定统一外资法典
我国应改变对内对外分别适用两套不同经济法制的做法,制定统一的外资法典,以避免外资立法的分散､交叉､重复和冲突,维护外资法在全国的统一性､一致性,提高法律的稳定性｡统一的外资法典应是以国家管理外资的法律制度为主体,包括外资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外资的概念､外资的准入､资本的构成､外资的审批､外资的待遇､外资的保护､对外资的鼓励与优惠措施､对外资的管理以及投资争议的解决等的综合性法律,外资法典所规定的是政府管理外国投资的特殊性问题｡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若不是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应纳入相关的部门法调整,如通过税法､外汇管理法､劳动法等来统一调整内外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税收､外汇､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不必将其纳入外资法典之内[1]｡
2.加快对法律空白领域的立法
我国在金融服务､政府采购､反垄断､技术标准等方面仍然存在法律空白,由于缺乏法律规制产生了很多负面问题,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权益的保护非常不利｡随着外商投资领域的放宽,对外商限制的减少,这方面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当今外国投资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外国投资往往通过跨国并购方式流入东道国,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外资对我国企业的并购将会越来越多｡基于有效竞争和其他善意动机进行的跨国并购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但是基于垄断市场或投机动机的跨国并购则会对一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2]｡因此,我们应加快法律空白领域的立法,减少由于缺乏法律规制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在不断完善外资法的同时,应制定反垄断法､政府采购法等单项法律,规制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防止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不利影响,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
3.确保法律的协调和统一
我们应该规范外资立法的权限,收回地方的外资立法权限,杜绝地区间的不公平现象,并规范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权,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外资立法避免立法的重复､交叉和冲突｡同时,要对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进行全面清理,废止或修订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法律规范,协调外资法与公司法､外汇管理法､劳动法､环保法等各法律之间以及法律与法规､规章之间的相互关系,尽量避免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增强法律的统一性､协调性,尽快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三､提高外资法的透明度
投资管理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就是法规政策缺乏透明度与信息[3]｡wto的透明度原则也要求让投资方能够知悉关于外资的所有立法,而我国的外资法由于立法体制问题,导致了外商投资法中出现了重复､交叉､相互矛盾的地方,导致了统一市场规范的分散,同时也给实际操作与执行增加了难度,与wto所倡导的透明度原则是不相符的｡因此,为了提高外资法的透明度,便于实际操作和运用,增加外商来华投资的吸引力,在修订法律的同时,应及时出台外资法律汇编,定期公布我国外资法律､法规和规章,便于投资者对地方立法的规定和修正后的法律能及时了解与掌握｡
此外,可设立法律咨询机构或指定相关法律组织,就我国的外资法律体系､相关法律制度及我国的司法体制等进行专门的咨询和服务,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四､优化投资法治环境
1.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优化投资法治环境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在执法体制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少执法机关之间权限划分不清,管理重复交叉;行政执法主体执法随意性较强,严格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够等,这对营造良好的投资法治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我们首先应明确国务院各部委､地方人大､政府等各执法机关的权限及相互关系,避免造成多头管理和各自为政｡其次,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转变执法人员的观念,提高行政执法主体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再次,实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提高管理行为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此外,还要建立约束机制,加强监督机构､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2.加强司法体制建设
随着我国引进外资以及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增多,涉及外商､外资的案件也将不断增多,遇到纠纷时,当事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依法公正地处理涉及外商､外资的案件,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投资法治环境和人民法院在国际上的公信力｡因此,我们要按照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加强司法体制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1)坚持司法独立｡一是做到法院的独立,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做到法官的独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只服从于法律,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2)维护司法权的统一｡现有的法院设置和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附性太强,应改革现有的体制,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和财政体制等方面使地方法院尽可能地减少对地方政府的依附｡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做到审与判､权与责的统一,避免审而不判或判而不审｡(3)树立司法的权威｡一方面,司法要依严格的程序进行,判决一经做出,就不能随意变更｡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法院的地位,让司法应成为解决争端和诉讼的最终和最有约束力的裁判方式,这才是法治的要义所在｡
参考文献:
[1]余劲松.论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db/ol]./lunwen/jingjifa/2005/03/25183851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