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1
各村（居）民委员会、乡级各部门：
根据县“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矛盾纠纷“大调解”向基层延伸“五进”活动的实施方案》精神，为深化完善我乡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推进“大调解”工作向基层延伸，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乡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决定，自20xx年5月起，在全乡集中开展矛盾纠纷“大调解”“进城镇小区、进农村院落、进规模性市场（商场）、进车站、进工业集中区（旅游景点）”（以下简称“五进”）活动。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落实市、县深化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部署要求，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紧紧围绕“统筹、衔接、攻坚、创新”的总体思路，坚持重心下移、工作前移，坚持贴近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形成党政主导、多方协同、力量整合、群众参与的“五进”工作格局，健全矛盾纠纷源头防范化解长效工作机制，夯实基层工作基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目标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党委、政府主导，整合乡镇、村（居、社区）人民调解、公安派出所行政调解、法庭司法调解和辖区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相关责任单位（部门）力量，在城镇小区、农村院落和车站、规模性市场（商场）、工业集中区（旅游景点）等人口密集、矛盾易发的地方等群众聚居的区域，建立常态运行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窗口”前置运行机制，实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
三、工作步骤
“五进”活动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5月3日—5月10日）
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摸清底数，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职责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召开动员大会，及时安排部署。
第二阶段：先行试点阶段（5月11日—6月10日）
确定“五进”活动示范点，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统一标准，规范设置，健全机制。
第三阶段：全面实施阶段（6月11日—10月20日）
总结、完善示范点的经验，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整体推进“五进”活动在本地、本系统全面开展。
第四阶段：检查验收阶段（10月21日—12月30日）
对照工作目标、职责任务，开展自查自纠，查漏补缺，着力构建长效机制；乡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明察暗访，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推动“五进”活动深入开展。
四、职责任务
（一）明确责任。乡“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综治及“大调解协调中心”牵头协调，司法所负责并会同公安派出所、劳动保障所、国土、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共同参与，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指导车站、规模性市场等责任主体组建本单位的矛盾纠纷调解室或根据需要成立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设置调解室。
未单独成立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矛盾纠纷调解室作为辖区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辖区消费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的前置窗口。场镇小区、农村院落调解室作为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前置工作窗口，由所在村（社区）村委会（居委会）具体负责，按照统一规划和要求实施。辖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积极支持、指导、参与“五进”调解室建设。
（二）健全机制。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联动的“大调解”体系作用，规范“五进”调解室窗口运行机制。
1、网络体系衔接。在乡党委、政府主导下，“大调解协调中心”具体牵头协调，从纵向上完善县、乡、村（社区）和辖区“五进”涉及的专业调解委员会及调解室相衔接，横向上与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派出所、司法所、群工站等相联系的“五进”调解组织体系。
2、调解力量整合。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和社会力量，培育建立一支以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法律工作者、行业协会社会工作者、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和群众积极分子等为骨干的群众调解员队伍，以警务室民警、司法所、群工站、国土所、社会就业和保障服务站等专职干部（人员）为主体的调解工作“分片包干”帮扶力量，参与、指导“五进”涉及的调解室工作。逐步完善“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理；群众的问题群众解决”的基层调解工作自治机制。
3、运行机制联动。建立“五进”涉及的调解室矛盾纠纷信息收集和快速反馈、主动预防和及时调处、化解纠纷和服务群众等相统一，与村（居、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流动调解”、“巡回调解”相结合的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完整、规范的矛盾纠纷信息排查、调处台帐和调解工作记录、档案。各村、辖区“五进”涉及行业及主管部门，要把“五进”涉及的调解室“窗口”建设作为重点，加强工作指导，强化对群众调解员的分类培训和素质教育，不断提高一线调解员工作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宣传。要把“大调解”工作“五进”活动同学习贯彻《人民调解法》宣传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同大力宣传“大调解”相关知识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调解文化“进村入户”，把“调解文化大院”建设同“五进”活动进城镇小区、进农村院落同部署、同安排，广泛开展“以案说法”等多种方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充分运用多种媒体、多种手段，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营造强大的宣传声势，全面提升“大调解”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乡镇“大调解协调中心”要发挥好具体牵头协调作用，乡镇、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车站、市场（商场）、工业集中区（旅游景点）主管部门要发挥好责任主体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抓好落实。要认真研究制定“五进”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重点部位、重点区域、重点地方，拟定调解室“窗口”前置的方式，调解组织及力量、牵头及责任单位、责任人、完成时限以及协调联动运行机制等相关事项，确保目标任务完成。要建立“五进”活动联席会议制度，及时解决活动开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二）坚持服务为先。“五进”涉及的矛盾纠纷调解室，直接与群众面对面打交道，既是矛盾纠纷调解的前置窗口，也是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工作平台，要把调解室建设纳入当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摆到社会建设大局中去谋划，作为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去实施。要把“五进”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服务为先，把调解融入到服务之中。坚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调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2
一、民间纠纷的受理
1、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民间纠纷的范围，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2、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理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但当事人表示异议的除外。
二、民间纠纷的调解
1、民间纠纷的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平等、公正、合法的原则。
2、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民间纠纷，一般应在受理之日起20天内调处结束，最长不超过一个月。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告知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对有可能激化的纠纷，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疏导后，及时提交有关机关处理。
3、纠纷的受理登记、调解程序及调解文书的制作应符合司法部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及《人民调解文书格式》（以下简称《规定》、《格式》）要求。
三、纠纷调处的考核
1、纠纷调处实行月报制。各乡镇、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每月月底前将纠纷调处的登记表与人民调解协议书报送乡镇司法所，经司法所审核、汇总后,将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和人民调解奖励申请表上报司法局。
2、各乡镇司法所要加强对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指导，及时、认真地开好每月一次的治调主任工作例会，分析、通报纠纷发生和调处情况，点评纠纷调处质量，商讨剖析疑难纠纷解决的办法，协调解决重大纠纷，确保各类纠纷得到及时、有效调处。
四、纠纷调处的奖励标准
1、纠纷调处实行计件奖励制。
（1）成功调处纠纷，有登记的，每件奖10元；
（2）成功调处纠纷，有调解协议的，每件奖50元；
（3）成功调处纠纷，有调解协议，且属于重大、疑难纠纷的，每件奖80元。
2、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范围：
（1）涉及村与村之间的纠纷；
（2）涉及人员较多的集体性纠纷；
（3）可能引发请愿、罢工、非法集会和游行示威等的纠纷；
（4）可能引发打、砸、抢等突发性事件的纠纷；
（5）可能到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集体上访的纠纷；
（6）可能造成人员伤亡、重大经济损失和较大社会政治影响的纠纷；
（7）标的5万元以上的纠纷；
（8）其他需调解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
3、调解协议书制作规范，并按一件一卷的要求装订建档。
五、奖励方法与经费来源
1、奖励工作由县司法局组织实施。县司法局按《规定》及《格式》的要求每季进行一次检查、考核，奖金每半年兑现一次。
2、根据矛盾纠纷调处数、成功率及调处的及时性、有效性情况，年终给予先进调解组织及有关人员一定的奖励。
3、调解奖励经费列入县、乡镇财政预算。其中按件计奖的经费，县、乡镇财政各负担50%。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3
一、奖励办法
村、社区一级调解的奖给集体，责任区工作人员调解的奖给个人。具体按照矛盾纠纷的难易程度和调处结案方式的不同，按以下办法给予奖励：
1、简单矛盾纠纷（包括：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赡扶养纠纷及其它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民事纠纷）。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综治责任区受理的简单矛盾纠纷，调处成功并签订调解协议书，协议履行完毕的，街道每件奖励50元。
2、一般矛盾纠纷（包括：宅基地纠纷、土地、山林等承包纠纷、各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五人以下的劳资纠纷、三人以下的工（雇工）伤纠纷及其它案情比较复杂疑难的民事纠纷）。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综治责任区受理的一般矛盾纠纷，调处成功并签订调解协议书，按规定制作案卷材料，协议履行完毕的，街道每件奖励100元。
3、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包括土地、山林等权属纠纷、因各种因素引发的10人以上的群体性纠纷、有群体性上访或械斗倾向的纠纷、有民事转刑事倾向的纠纷、涉法涉诉纠纷、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纠纷、五人以上的劳资纠纷、三人以上的工（雇工）伤纠纷或调处标的10万元以上的纠纷及其它案情重大疑难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综治责任区受理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处成功且按规定制作案卷材料，协议履行完毕的，街道每件奖励200元；重大疑难纠纷虽未调处成功，但有效阻止了矛盾的激化，当事人听从建议和劝导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处理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综治责任区按照要求进行登记且制作案卷材料的，街道每件奖励100元。
4、对一些特别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根据调委会或调解员在案件中的特殊作用，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具体研究进行个案奖励。
5、设立调解工作规范化奖。每年对各调委会的调解工作进行评比，对调解成功率高、台账健全规范的设立三个奖项，一等奖一个，奖励1000元；二等奖二个，各奖励800元；三等奖三个，各奖励500元。责任区的调解工作情况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责任区综治工作考核。
6、对调处跨村、社区、企业、责任区的矛盾纠纷的，本街道范围内不同调委会和责任区间的调解员可分别计奖。
二、奖励范围
对人民调解工作实行“以奖代补”，是指每年对街道范围内各村、社区、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各综治责任区调处矛盾纠纷工作给予适当奖励的一种激励机制。根据调处矛盾的难易程度（简单矛盾纠纷、一般矛盾纠纷、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和调处结案方式，每年在区财政给予一定奖励的基础上，街道财政再给予一定的奖励。
三、审核和发放
“以奖代补”的审核按季度进行。
1、各村、社区、企业调委会及责任区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号前将本季度所受理并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登记簿、调解协议书和调解案卷报送司法所审核。
2、司法所对报送的调解纠纷进行统计、审核和汇总，对达到要求的案件数量进行登记统计，报送街道综治委审批。
3、奖励每半年发放一次，凭司法所出具的统计报表、经街道综治委审核，报主管领导审批后由街道综治办统一发放，发放时间为当年7月和次年1月。
四、有关文书要求
1、辖区发生的所有民事纠纷，调委会和责任区必须认真按登记簿规定进行登记。
2、简单矛盾纠纷的调解，必须有人民调解协议书和协议履行完毕的证明材料。人民调解协议书包括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含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案由、纠纷简要情况、调解经过及协议达成具体内容、双方当事人签名、调解人签名、协议签订时间、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等。
3、一般矛盾纠纷、重大矛盾纠纷的调解，必须做到一案一卷，各种调节文书制作规范、相关证据材料齐全、案卷装订有序并有相应的证明材料。调解案卷具体包括调解申请表、调解登记表、调查笔录、调解通知书存根、调解笔录、调解告知书、调解协议书（内容要求同上）、送达回执、结案报告及相关证据材料等。
五、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村、社区和责任区要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把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认真解决人民调解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
2、务实创新，开拓进取。各级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要切实把握“以奖代补”的大好时机，进一步深化和发扬“枫桥经验”，立足本地实际，找准载体和结合点，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3、对弄虚作假，虚报纠纷调解成功件数的，发现一件扣除双倍奖励，并予以通报批评。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4
关键词：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难点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112-04
伴随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各类教育主体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复杂化，教育领域的各种矛盾凸显叠加，由此引发的教育纠纷急剧增多，各类教育诉讼呈加速上升之势。可是，正如西方法谚所说：“诉讼会吞噬时间、金钱、安逸和朋友。”诉讼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在解决教育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对当事人产生的负价值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如何弥补诉讼缺陷，怎样完善教育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寻找更为便捷而又切实可行的解决模式，已成为教育界和法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调解制度是解决诉讼弊病的一剂良药，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扩大和发展调解职能，在纠纷多发的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行业性的调解组织。因此，在教育领域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是当代中国法制发展的时代潮流。本文拟就教育行业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理论和实践系列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一些探讨[1]。
一、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界定
关于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以及外延，目前理论界尚无定论。笔者参阅了2010年8月28日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该法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全面总结新中国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制度规范、制度保障的高度，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规定，该规定成为本文界定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内涵重要的法律依据。依据该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将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定义为：由专门的教育第三方调解组织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教育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教育纠纷的活动。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专门用于调解教育业纠纷的中立性、公益性和社会性机构，其性质是区别于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的人民调解组织。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几个特点：
1.行业性
行业性主要是体现教育行业的性质和特点。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是以服务教育行业为宗旨，以解决教育矛盾纠纷，维护教育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教育和谐为目的的专门机构。因此调解的人员组成，受案范围、调解依据等方面都体现教育的行业性特点。调解的人员组成中必须考虑教育行业特点，要配备熟知教育规律的专家。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是与教育机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关的纠纷。调解既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又要充分尊重教育行业的习惯和教育规律。
2.中立性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第三方”一词，意在表明这一组织独立于教育行政机关和其他教育机构，在人、财、物方面与教育部门没有隶属和依赖关系。作为人民调解组织的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是国家司法组织的一部分，其人、财、物归司法部门负责统管，是在国家司法机关的统一监督和管理下独立行使职权的中立性、公益性的自治机构。这样就克服了原来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内部，隶属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调解的缺陷，可以保证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位置中立，观点正直，体现公平、公正，不会因为调解组织与教育机构有利害关系而产生偏袒一方的行为。
3.选择性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启动必须以教育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和自主选择为前提，第三方调解只是为当事人提供解决教育纠纷的可能性，任何人不得强制当事人启用调解。教育矛盾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愿在第三方调解、申诉、诉讼、仲裁等权利救济方式中进行选择。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内容也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决定，调解人员不得强制修改或干涉。当事人选择第三方调解的动机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需要，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避免过分调解使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调解结束后，双方当事人都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放弃调解结果[2]。
4.合理性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合理性是以“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与其他法律救济方式相比较最明显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合理性。第三方调解的合理性既来源于其与推崇“无讼”“仁爱”“和谐”为特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也来源于调解本身的效率优势，调解的程序比诉讼简便，相对诉讼，能为当事人大大省时、省钱。以我国最早试行教育第三方调解制度的内江市为例，2012年4月26日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内江市学校意外事故第三方调解暂行办法》，《办法》中明确规定“第三方调解机构属公益性组织，调解不收费”，“第三方对当事人提出的意外事故纠纷调解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从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结案”。从调解的依据来看，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既要合法，也要符合教育行业习惯和社会伦常。从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心理期待来看，当事人往往会对纠纷解决结果抱较高的期待，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会耐心说服和疏导，使当事人多考虑纠纷相对方的现实条件制约、长远人际关系和教育和谐，促使双方自愿作出妥协和让步。
二、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规模急剧扩大，在校学生人数也位居世界首位，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蓬勃发展，教育行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庞大的师生人数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教育领域矛盾纠纷的多发和复杂的特点。教育业矛盾纠纷因数量庞大，多次与医疗纠纷并列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提案最多的问题。教育矛盾纠纷给我国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影响了教育和谐，完善教育矛盾纠纷解纷机制是时代的必要选择。
1.提高效率，缓解诉讼压力
诉讼量的激增、司法资源紧张导致的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的严重迟延等问题几乎成了困扰每个现代国家司法的通病，我们国家在法治化的过程中也难以幸免地出现了以上种种问题。如何采用替代方式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缓解诉讼压力，挽救由此造成的诉讼危机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重点。调解制度因其程序简单灵活、费用低廉、协议结案等特点凸显时代价值，成为弥补诉讼缺陷最有效的手段。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个公认的诉讼大国，也是诉讼的矛盾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为了提高效率，美国广泛树立调解意识，很多州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开设了调解课，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方法和理念深入人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比例占到了纠纷解决的90%以上，而我国近年来民事纠纷调解结案的比例还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近年来，我国教育行业也成为诉讼高发领域，教育诉讼数量的激增和行业诉讼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给司法增加了新的问题。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将起到缓解诉讼压力，节约司法成本和为当事人减轻负担的作用。从我国逐步完善的各类行业性调解机制来看，行业第三方调解机制建立后普遍受到了纠纷当事人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起到了为诉讼减压和分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三方调解机制建成后，其结案比例将逐年上升，最终将成为解决教育矛盾纠纷最重要的方式。
2.充分尊重现实条件，实现实质正义
正义是法制追求的永恒目标，但是要从法律规范中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正义转化为现实中的实质正义却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过于迷信诉讼程序，不顾现实条件一味强调单一化的诉讼程序，反而会引起种种问题，危及司法权威，离正义的目标渐行渐远。从理想正义转化为实质正义需要充分考虑实现正义的各种社会条件。实现正义的社会条件非常复杂，包括了社会物质水平、人们的需要、道德传统、文化心理等等。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际上就是根据教育行业纠纷解决的特殊性而设定的灵活便捷、便民利民的解纷程序，其机制特点契合人们的需要、社会道德传统和文化心理等社会综合条件，将是纠纷当事人选择最多的解纷手段。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和价值观都是复杂和多元化的，客观上就需要司法提供多样化的解纷手段，因此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是多元和互补的。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调解体系，丰富我国教育权利救济方式[3]。
从道德传统和文化心理来看，调解制度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土壤，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老百姓最能理解的法律制度。我国自古有“和合”文化传统，儒家“无讼”思想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能够“止讼息争”的调解是老百姓最为习惯的选择。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始终把德与法结合在一起，在充分尊重教育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当事人协商，力争做出最接近于情理和当事人愿望的“双赢”选择。教育矛盾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重视道德调节的特点也符合我国教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对学校德育起到促进作用。
3.立足长远人际，营造教育和谐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鼓励合作、协商与对话，在判明事实真相的同时，更强调长远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能避免硬性判决出现的矛盾激化现象，从而降低上诉率、上访率和缠诉率，有利于妥善处理教育矛盾纠纷、保障教育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促进和谐校园与和谐教育的建设。
教育领域纠纷发生后，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常常会对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教育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一些家长担心诉讼结案时间过长，耽误赔偿，或者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诉讼费用，转而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围困、打骂、威胁校长老师者有之，长期到学校吵闹、纠缠者有之，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教育和谐。一些中小学校也因为担心学生伤害事故纠纷会引起旷日持久的诉讼和巨额诉讼费用与赔偿，取消了很多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甚至不敢让学生提前进入学校，既妨碍了学生素质的培养，又有可能使学生在校外受到更大的伤害。
我国的教育矛盾纠纷解决方式除了诉讼，还有申诉和教育行政部门主持的调解。申诉是教育部门内部的一种自纠行为，采用这种方式要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所以以这种方式解决的教育矛盾纠纷所占比例较少。行政调解是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内部的调解机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学机构在人财物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机构设置使得当事人对调解的公正性心存疑虑，当事人的这种戒备和抵触心态使得行政调解困难重重，其结案率也一直保持低位徘徊。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兼具独立性和专业性特点。其独立性有利于当事人消除对抗情绪，积极主动地配合调解人员，在平等气氛中与相对方达成谅解协议，并能够自觉履行调解协议，在纠纷解决后，矛盾双方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专业性有利于调解人员分析和把握教育行业纠纷的特点和规律，从深层次发现问题，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对于促进教育和谐将起到重大作用[4]。
三、构建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难点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实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民调解的一些制度瓶颈，使人民调解制度焕发了新的活力，也为行业第三方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新的蓝本。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其制度建设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点考虑的难点问题：一是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要考虑教育行业的特殊性；二是要参照其他行业第三方调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尽量避免其他行业调解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1.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组成
教育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可以“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命名。委员会隶属各地市司法局，是属于国家司法体系的一部分，与教育行政机关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成立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首先需要向编制办申请编制。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其人员招聘和日常管理由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分专职调解员和兼职调解员两类。专职调解员是机构的在编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兼职调解员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类是教育专家，第二类是法律专家，第三类则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涉及未成年受教育者的纠纷就要有家长代表，如果是高校教育纠纷，则要有学生代表。与此相对，应该建立四类人才库，调解委员会收受案件后，兼职调解员要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临时从人才库中抽取，以保证调解的公正性。人才库中的调解员应当是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教育调解员的行业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的素质。
2.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
在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涉教纠纷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有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甚至还出现了很多违宪争议和诉讼。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0条，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是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应该是与教育相关的民事纠纷，包括了学校与受教育者、学校与教师、学校与社会、受教育者之间在学校发生的涉及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矛盾纠纷。但是，笔者认为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可以根据实际突破这一规定，适当扩大受案范围。以下两类纠纷可以受理：一类是在案件处理程序上存在争议的教育纠纷，比如《教育法》第42条第4款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只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才能向法院提讼，这就把学校给予学生处分的行为认定为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了诉讼大门之外。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明确将学校处分学生的行为纳入自己的受案范围，于是法院常常会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拒收学生不服学校处分的诉讼请求。那么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作为独立的行业性调解机构受理这类案件可以弥补原有法律的不足，也更具公信力；另一类是因学历、学位授予问题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学校授予学历学位行为是授权行政行为，因而这类诉讼是属于行政纠纷，但是因这类纠纷专业性比较强，法院调解和判决的难度都比较大，由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可以体现更多的专业优势。
在我国目前的实践过程中，人民调解的范围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扩大，比如上海地区人民调解就参与到了轻微刑事纠纷的化解中。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也应该根据教育形势的需要，适当开拓新的领域，以适应教育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
3.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我国的人民调解是免费的，作为免费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组织，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来源是构建机制的关键问题。
从我国已有的行业第三方调解经费来源的模式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可以称之为保险负担模式，其特点是：对纠纷双方不收取任何费用，调解机构所需经费由纠纷参保单位的投保保险公司从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按月支付，而调解机构也由保险公司指定，许多地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都采用这种经费模式。不过如果将这种模式运用到教育调解机构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保险公司指定教育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功能类似于保险公司的学校责任理赔部门，其中立性将会受到受教育者和社会的质疑；第二个问题是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都以营利为目的，而教育行业责任险的利润低，很多保险公司就会不愿承接业务。从现在各地第三方调解的运作情况看，已经开始受此问题困扰，因此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不宜采用这种模式
另外一种可以称之为财政负担模式，其特点是调解机构身份独立，其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由司法部门负责，调解免费，调解机构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这种模式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五、六条。人民调解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通过对以上两种经费来源进行分析，建议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采取财政负担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有法可依，财政拨款可以保证教育调解机构经费持续稳定，司法管理能让经费运用和监督规范有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教育第三方调解保持中立、自治、公益的特点，长期健康地为教育服务。
4.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程序
教育矛盾纠纷发生后，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主动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委员会如主动调解，必须是双方当事人都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对，委员会都不能强制调解[5]。
委员会接到调解申请后，要给予当事人是否符合调解条件和是否属于调解受案范围的明确答复，三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受理案件要在30天内结案。
委员会在接受案件后，要根据案情的需要，决定选用一名或者数名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经纠纷双方协商一致，共同选定调解员。
调解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要坚持原则，做到合理、合法和公道正派，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促成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双方满意的调解协议。
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有程序选择权和实体选择权，这些权利包括当事人可以选择调解员、调解方式、调解是否公开进行、是否接受调解协议等。
调解员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在终止调解的同时要告知当事人其他教育权利救济方式[6]。
总之，教育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必将有效地化解教育业矛盾，妥善处理教育业纠纷，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构筑和谐的社会大局。我们期待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并发挥有效的、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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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红雁.关于建立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2，（3）：111-113.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5
根据省市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我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于今年2月20日在全市率先组建了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基本建立大调解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组织协调、司法行政牵头实施、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得到省市职能部门的充分肯定，成为我区政法工作中的又一亮点。回顾组建的思路历程，应当说整个大调解机制组建过程我们始终贯穿了创新这条主线。我区调处服务中心之所以成为亮点，并不是因为XX首家成立才成为亮点，而是创新了大调解机制，形成XX特色，才成为亮点。并且这个创新是建立在对传统调解模式和新型矛盾纠纷特点进行充分调研分析基础之上的。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专题调研。一是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基本特点、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调研。传统社会矛盾纠纷主要以婚姻家庭、继承析产、邻里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具有单一性、内部性和不易扩散性等特点。新形势下，随着改革改制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轻重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而且一定程度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占多数，居主导地位，矛盾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容易激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二是对现行人民内部矛盾纠纷调解模式进行专题调研。现有调解类型主要为三种，即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其中行政调解又可分为调解、治安调解、城管调解等。现行调解模式是与传统矛盾纠纷特点相应的，但应对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有四个方面的缺陷：1、在组织体系上。存在上下分割、断头断腿现象。譬如区和街设立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但在基层没有生根；街道和村居分别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在区级没有指导组织。而且上下级调解组织之间没有隶属、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上下没有合力。2、在工作机制上。调解组织之间、涉案单位之间处理矛盾纠纷，存在条条分割、块块分割、条块分割的格局，各个调解组织都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战，左右形不成合力。3、在职能配置上。过去调解组织存在有职无权现象，没有按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配置职能权限，要发挥大作用有大作为较难。4、在机构设置上。用庭式调解方式代替人民调解方式不合适，体现不了人民调解的基本特点，体现不了政府就是服务的理念。三是对近年来我区调处重大矛盾纠纷成功案例进行专题调研。近年来我区对重大社会矛盾纠纷，由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亲自组织协调，以涉案责任单位为主体，涉案部门包括政法部门共同参与，提高了对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能力和成功率，为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根据新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解决传统调解模式的弊端，结合解决矛盾纠纷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我区总结近年来调处矛盾纠纷的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大调解模式，基本构架是以局的矛盾纠纷接访，综治办、司法局的矛盾纠纷排查，司法局的矛盾纠纷调处三大职能为基础，实行政法部门包括综治办、局联合办公受理调处矛盾纠纷，区委区政府主要部门包括区政府派出机构、涉案单位共同参与联动，形成联合联动办公、联合联动办事、联合联动接访、联合联动调处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服务模式。做到有案必受、有受必理、有理必果、有果必公，全面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接访、大排查、大调解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大调解服务体系，实现三个转变。由小调解向大调解的转变，真正实现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各方参与调解的新格局；由单一调解向综合调解转变，逐步形成民事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协调发展的大调解机制；由随意调解向规范调解转变，从接待、咨询、受理到调处问题，规范化、制度化运作。最终达到四大工作目标，即调解资源大整合大集中、调解体系大健全大完善、调解机制大联动大运作、调解职能大提升大发展，以大调解保障大稳定，以大稳定促进大发展。具体讲有四个创新：一、组织体系创新领导层面：成立XX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协调全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分管区长任第一副组长，区综治办主任、司法局局长、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法院、检察院等19个部门和单位。具体工作由综治委牵头。机构设置：成立区街两级中心。区中心由司法局局长任主任，局、综治办、公安分局、司法局各派一名区管副职任中心副主任。综治办、公安分局各派1名干部，司法局派2名干部，局派3名干部常驻中心开展工作。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同时为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成员单位，其他部门、单位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具体工作由司法局牵头，政法部门联合办公，其他部门联动办公。街道原则上在原有重大疑难纠纷调处中心基础上，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中心设在司法所，由综治主任兼任中心主任，司法所所长兼任中心副主任，负责日常调处工作。网络覆盖：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村）及1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并设调解窗口和首席调解员。二是居民小区楼幢、村民小组及100人以下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调小组。三是区管系统和行业协会建立健全调解办公室。四是区其他部门、直属单位建立健全民调信息员。新型组织体系打破了过去调解组织上下分割的格局，以区中心为龙头，不断向下延伸，上下结合，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具有指导职能，从而形成了二级中心、三级组织、四级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大调解组织体系，为建立大调解联动机制提供组织保证。二、运作机制创新主要是四套机制：1、分级调处机制。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全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在区街两级中心统一受理后，应及时对所受理的矛盾纠纷进行梳理，区别案件的不同性质、涉及范围、难易程度、轻重缓急等情况，除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区中心直接调处外，对一般矛盾纠纷按分流处理，可指派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调处，或指派归口单位民调办公室调处，对简单纠纷也可以直接指派社区（村）和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民调小组）调处。原则上大多数矛盾纠纷应在基层调处完毕。2、联动调处机制。按照信息联网、部门联手、上下联动、条块联合的原则，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或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在区中心的统一组织下，实行各涉案单位共同调解、联合调解方式进行调处。3、配套调处机制。即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应与法律服务热线配套，与律师参与配套，与公证确认配套，与法律援助配套，与法制教育配套，切实为群众提供便利、及时、周到、全面的调解服务。4、定期排查机制。区调处服务中心应充分发挥大调解各级机构的作用，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工作。各街道、系统原则上每半月排查一次；区中心每月排查一次，每季进行一次讲评，每半年进行一次小结，每年进行一次总结，了解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完善工作预案，实行主动调解，避免矛盾纠纷激化。新型运作机制打破了过去调解组织左右分割格局，形成多种调解主体协同作战、联合作战，多种调解方式多管齐下、联动运作的新格局。增强了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保证了调处成功率。三、职责权能创新区街两级中心具有七项职责、五项权能。七项职责主要是：①研究制定全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年度计划、工作制度和考评管理办法，推广成功经验，树立先进典型。②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提供法律咨询，做好矛盾纠纷非诉讼调解、分流处理和督查回访工作。③组织全区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主持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并为区年度综治考核提供有关依据。④指导、督促各部门、各街道及驻区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⑤对全区民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实行持证上岗。⑥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和社会稳定信息。⑦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为确保职责顺利履行，中心具有以下职权保障：①案件受理权。中心负责统一受理全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②分流指派权。一般性矛盾纠纷经区调处服务中心梳理分流到有关街道、部门后，由相关街道、部门承担调处任务。③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处调度权。中心负责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案件直接进行调处，相关部门、街道负责同志应根据要求适时参加调处工作。④督办督查权。对于区调处服务中心分流指派的矛盾纠纷，有关街道、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调解办结并书面报告调处结果，对基层调解确有困难的矛盾纠纷，中心可派人参与调处。⑤“一票否决”建议权。对因矛盾纠纷调处不力而造成矛盾激化、产生恶劣影响或造成重大损失的部门、单位，由区调处服务中心提出建议，经综治部门调查核实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票否决权。四、内含机构及环境设置创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是整个大调解体系的核心环节，为确保中心高起点、高标准运作，中心内设三科三室，“三科”包括综合科，负责中心综合协调、信息调研、后勤保障等工作，人员构成主要由政法委、综治办委派。接访科，负责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的接待、登记和受理矛盾纠纷工作，人员构成主要由局委派。调处科，负责矛盾纠纷的调解、分流、督查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全区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人员构成主要由司法局委派。“三室”是指接访室、调解室和恳谈室。接访室作为接待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来电来信来访的场所，实行“一门式”服务，做到进一家门，解百家纷。调解室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布置形式，改变过去调解组织普遍采取的庭式调解模式，体现了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相互之间地位平等原则，彰显了服务型政府的精神。恳谈室为当事人之间心平气和地交流感情、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场所，体现了人性化服务的理念。XX市XX区司法局局长XX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6
20*年，我地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构建和谐草坪，进一步发挥调解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五大平台”长效机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二、20*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总体思路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2、加强基层建设，强化属地管理。
3、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追究力度
4、提高自身素质，强化服务意识。
5、切实把矛盾排查调处运行处置建立的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三、工作任务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提高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的认识
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建立大调解机制工作。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要把建立大调解机制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摆上议事日程。要定期就大调解工作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指导工作。各村、社区要成立大调解工作领导组。
（二）完善排查调处机制，构筑化解矛盾防线。
1、预防机制
一要坚持信息预防。要求各村、社区要从抓早、抓小、抓快着手，及时掌握信息，解决问题，消灭隐患，防止形成矛盾纠纷。二要坚持普遍预防，采取普法宣传，举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增强广大群众守法意识和明辨是非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三要采取“四超前”措施，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即：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超前介入，预测工作建在预防前，预防工作建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2、排查机制
对辖区内突出的矛盾纠纷，采取定时、定人、定点、定责的办法，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调处，各村、社区要定期将辖区纠纷的种类、特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以及涉及到稳定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及时反馈到街道综治办。各村、社区都应建立矛盾纠纷档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矛盾隐患，按性质和轻重缓急进行梳理分类，详细记入档案。
3、包案机制
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或解决难度较大的矛盾纠纷，由区、街办、村(社区)、派出所干警包案限期解决。
4、调处机制
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协调，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实行分级调处制，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搞好归口调处，一般矛盾纠纷由村（居）调处机构依法调处；疑难纠纷由街办及时调处。
5、督查机制
一是领导督查，街办领导按照自己所包村、社区对该地区的矛盾纠纷进行督查，定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二是跟踪督查，对于落实到具体部门调处的矛盾纠纷，街办组织实行全程督查，按时通报调处工作进展情况，杜绝有调无果，有头无尾的现象。三是会议督查，街办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小组成员会议，通报情况，讲评工作，部署任务。
6、回访机制
坚持回访预防，对于调处的重大矛盾纠纷由专人包案，定期回访，督促履行协议，防止纠纷出现反复，酿成新的事端。
7、月报机制
村（居）每月向街办报告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包括月报表），排查上报要有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排查没有发现问题的，也要记录在案，实行“零报告”制度。
8、责任追究机制
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地做好矛盾排查调处工作，对排查调处不力，瞒报漏报造成群体越级上访的，甚至转化为刑事案件的，要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
（三）强化措施，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
1、加强调解工作的基础建设工作
首先，巩固健全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村（社区）要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确保调委会组织健全，人员齐备，充满活力。要充实人民调解员队伍，积极吸纳符合条件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离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及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社会志愿者参加到调解组织中来，活跃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其次，积极发展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第三，大力加强行政调解工作。要贯彻“当调则调、调裁结合、解决问题”的原则，强化行政调解工作。对已经发生的行政争议，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争取调解处理，增进有关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最后，要稳步推进司法调解工作。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7
2018年以来，我局在县委政府和市公安局的正确的领导下，认真贯彻系列讲话精神，以党的、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创建“平安**”为主线，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紧紧围绕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大局，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认真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排查调处工作，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现将我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成效
今年来，我局持续加大基层派出所专业调解队伍警力配置和公安派出所调解室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由公安、综治、司法、村（居）委会联合调处矛盾纠纷工作机制。通过横纵网络的完善，公安机关化解处置重大矛盾纠纷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017年，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 起，其中， 调处 起，调处率达100%。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法律宣传。我局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把开展专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法制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促进矛盾纠纷预防工作取得实效。一是充分利用公安民警下乡工作时机，积极参加村（居）委会村民大会，开展法律知识宣讲，增强人民群众懂法守法意识。二是通过开展生动直观的法制宣传，运用广播、宣传车、墙报等各种媒体宣传矛盾排查调处工作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起到教育一群、影响一片的效果;三是部署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专项行动。年初，我局专门印发了《***公安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方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成立了由***任组长，分管局领导任副组长，治安大队、刑侦大队等警种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全面排查化解突发性的重大、疑难纠纷，切实防止矛盾纠纷激化或发生群体性事件，有力促进社会的稳定。
（二）全面梳理排查，坚持合法依规调处。局党委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调处工作，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列入全局目标责任考核和“平安建设”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县局每季度定期召开分析会，专题研究部署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认真分析辖区矛盾纠纷动态和规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把握矛盾调处工作的主动性，促进基层社会的安定稳定;各派出所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深入各村进行矛盾纠纷排查，主动搜集、主动化解，确保纠纷问题得到全面解决。一是落实未结纠纷调处责任制。及时掌握调处进度情况，对在调处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积极帮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行动及群体性事件隐患排查，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一把手”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和分工，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实效。二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对全县各村辅警人员进行重新摸底登记，由各所分别召开工作会议，畅通信息渠道，发挥村辅警信息员的作用，随时掌握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苗头动向，联合包村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参与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调处。三是进一步严格矛盾纠纷信息报送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各派出所每月对搜集摸排的矛盾纠纷信息及处置结果情况予以汇总上报，对重大矛盾纠纷要形成书面建议意见，由所领导审核层报分管局领导，确保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避免引发恶性案事件。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调处能力水平。一是加强业务培训。造就一支法律素质高、业务知识精、工作作风硬的公安调解队伍，是有效开展公安调解工作的保障。我局积极同司法部门联系沟通、依托基层实行的“三官一律”组织制度，组织开展联合业务培训，相互学习交流调解技巧，继续推进基层民警参加法院审理旁听制度，提高能力水平。二是提升调处能力。各派出所民警深入群众当中，体察民情，掌握社情民意，扎根执法办案第一线，积极主动做好排查调处工作，按照“懂群众心理、懂群众语言、懂沟通技巧、会化解矛盾、会调处纠纷、会主动服务”，的要求，着力增强民警的公共关系意识和危急应变能力。
（四）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健全排查预警机制。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等法律法规制度要求，对公安行政调解工作事项进行全面梳理，明确行政调解工作事项的依据和范围，细化行政调解工作流程，规范行政调解文书，建立健全案件登记、立案受理、调解程序、调解规则等工作制度，确保行政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进行。同时，将轻微治安案件、接处警中碰到的民事纠纷事件、公安已受理案件中涉及到的民事纠纷列入调解范围。二是推行民警日常走访排查工作机制。结合公安机关开展“走访送”活动，对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进行经常排查，及时收集、掌控辖区内各类苗头性隐患。对已办结、未办结和未破案的案件进行回访，对可能引发重大矛盾纠纷隐患的案件，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早化解，超前掌握各类矛盾纠纷苗头动向，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信息，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2019年，我局将继续深化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围绕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群众积怨、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各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化解处理疑难矛盾纠纷，全力稳控重点上访人员，确保我县不发生有影响的冲击党政机关及要害部位、堵塞交通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因处置不当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案事件，确保零集体上访、零越级上访、零赴省进京上访，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稳定营造良好治安环境。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8
一、当前农村矛盾凸现
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种种不和谐。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往往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
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作了《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他坦陈：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非讼、厌讼的，但那是封建专制年代的情形，公民缺乏权利意识，政府也压制诉讼。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似乎与美国人一样的“好讼”了。20多年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每年的民商事案件平均只有50多万件，而20多年后的今天则上升到了500多万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未的10倍。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活跃，民商事纠纷也相应增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民商事纠纷，很大部分就是涉农纠纷案件。
以我们南康市为例，20__年南康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106件，与往年大致持平，说明我市的社会治安形势比较稳定。但受理的各类民商事案件1673件，比20__年1291件，增加382件，上升29.59%，而这些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农纠纷达953件，占当年民商事案纠纷56.96%。
除传统的劳务纠纷、相邻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略有下降外，其他涉农纠纷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一是债权债务纠纷案件居首位。特别是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大量增加，20__年受理此类纠纷案件112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75%。
二是土地纠纷增多。农业向规模化、契约化发展，过去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岭、山坡、滩涂成了“寸土必争”的黄金之地。中央减免农业税后，农民开发性农业勃兴，土地、山林、果园、鱼塘、滩涂的占有、使用、收益、相邻纠纷增幅很大，20__年，受理此类案件107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23%。
三是传统婚姻家庭纠纷有所下降，但近年来，“打工青年”离婚案件居高不下。众多的打工青年为社会、为家庭作出了贡献，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由于打工青年流动性大等原因，给婚姻家庭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20__年，受理此类案件83件，占涉农案件8.70%。
四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增幅很大。而且呈现出案件多，标的大的特点。
此外，还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以及毒害耕畜等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案件。此类案件往往由于农民缺乏维权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有的农民则采取极端报复手段来实现权利。如高安农民胡某在福建老板林某的砖厂打工，被搅泥机扎伤，法院判决林某赔偿胡某10多万元。到期后，胡某不申请执行，而是邀集亲友数人，绑架林的2个女儿，结果构成犯罪被判刑，成为《站在被告席上的受害人》，教训极为深刻。
二、权利冲突是农村矛盾纠纷核心内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各种权利冲突，当前的农村矛盾尽管纷繁复杂，但其规律和特点：
第一、现阶段农村矛盾纠纷反映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些矛盾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农村，讲三者利益，说到底是国家、集体给农民什么，农民为国家、集体负担什么。时期，负担的载体是生产队，农民吃的是“大锅饭”，农民负担的矛盾潜伏着。现在，农民个人是独立的负担载体，负担的轻与重，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与不稳定。近年来，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农村政策。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集体”，因为“集体”曾使农民大受“一平二调”之苦，现在加重农民负担，又往往出在花样百出的集资办“集体”的事上。因此，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
第二，领导干部是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处于主导地位。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矛盾，都在农民群众与农村干部这一对矛盾上交汇。有些乡村干部，本质上是农民，带领群众致富，自己也要致富，如何摆正“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农村干群关系的“焦点”。如果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越权执法，作风上，就有可能影响干群关系，甚至造成。
第三、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分散，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呈现多元化状态。农村的矛盾很多，引发的各种纠纷异常繁杂。少到几元、几十元的小额诉讼，多到上百万的“官司”；小到家庭邻里间宅基地争执，大到区域间土地、山林、水面权属的纷争；分到个人打官司告状，合到聚众越级上访等等。另外，农民收入提高了，但与其它行业相比仍处于最低水平；农民素质提高了，但仍有很多文盲、法盲。加之，封建迷信、宗族势力与“黑黄毒赌”等丑恶现象的搅合，使得农村矛盾纵横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容易激化，形成连锁反应。因此，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农村矛盾，大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三、构建多元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设想
有社会就有纷争，有纷争就要有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当前农村社会中，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能够满足农民多种需求的多元化解机制是当前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发展方向。其合理性主要有：其一，多元化的农村矛盾纠纷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利益的调整、重分，规则的修正、重建，表现在农村的
矛盾纠纷在内容、性质和形式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纠纷成因、纠纷类型和纠纷层次呈现多元化，这就要求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手段、方式的多样化。其二，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差异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就纠纷解决方式而言，无非有诉讼和非诉讼两种方式。诉讼代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属于一种公共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纠纷“法律”解决的典型形式。与诉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它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但存在成本高、周期长、过于刚性化等制度上的功能障碍，诉讼并非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尽管程序不如诉讼严谨、处理不如诉讼精确，但灵活、便捷的功能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其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对纠纷解决方式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侧重权利实现的，往往从法定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力求选择诉讼实现权利最大化；而侧重效益考量的，往往从纠纷解决和实现正义的成本、效益出发，力求通过便捷、经济、协商的诉讼外方式解决纷争。只有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从不同角度满足不同主体解决纠纷的需求，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途径。在我国，社会矛盾争讼有五大解决途径：协商，民间调解，申诉（行政调解），仲裁与诉讼。总体来看，在司法实践中，近年来我国诉讼调解工作得到了加强，这符合社会主体对司法需求越来越高的趋势，这是好的一面。但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仲裁则有弱化的趋势，因而产生农村矛盾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成本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加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初步构想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骨干，以乡镇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为调解工作站、以村组调解员为工作联系点的“庭、站、点”调解工作网络，按照“小纠纷由村组调解员调处，即不出村；一般纠纷由乡镇调解工作站调处，即不出乡；大纠纷由人民法庭（人民法院）裁决调处”的原则，从而实现功能互补互动，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几点建议和对策。
当前农村矛盾凸现，除了要构建多元矛盾化解机制外，笔者认为还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首先，坚持积极疏导的方针。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加强疏导，就是对农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要主动听取，对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解决，对于农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主动办理。尊重和保护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热情。要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做到荣之事多做，耻之事不为，不以荣小而不为，不以耻小而为之；同时倡导和谐家庭关系和科学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
（二）落实司法为民举措。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依法化解农村矛盾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执法指导思想，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便民诉讼网络，充分发挥便民诉讼网络的作用，便利群众诉讼；加大司法救助的力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他们的诉讼提供快捷高效服务，最大限度保障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得起官司。在审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中，要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对立情结较强、涉及面较广的民商事案件，要多做调解工作，防止“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
（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应当肯定，几年来，我市的普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普法形式过于单一，效果不够明显的问题。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要充分利用审判工作优势，采取以案讲法、以案释法、巡回审理、就地开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群众法治观念，引导农民群众以合法的形式实现自己的权益。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9
随着我县经济的日益发展，信息的日益畅通，人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增长……民间矛盾纠纷也随之上升，2002年我县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312件，调处成功1203件。2003年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412件，调处成功1303件。2004年共排查矛盾纠纷1681件，调处成功1483件。这一组数字显现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日益重要性和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工作的不可替代性。成功的调处减少了诉讼，降低了诉讼成本，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为了进一步提高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效，充分发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在维护我县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一套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民间纠纷的发生，防止矛盾纠纷激化转为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通过调处矛盾纠纷，开展法制和社会主义公德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长期稳定的目的。
经过实践总结和借鉴并结合我县实际，我们从网络、运行、责任追究三方面制定了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
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网络机制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建全和完善县、乡、村、中心户长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机构，声明本文仅供会员使用如果您是从其他盗版网站下载本文将视为侵权成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担任正、副组长，综治、司法、、民政、公安等28个部门为成员；县直机关单位由部门责任人任组长；乡镇领导小组由乡镇党委、政府一把手任正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村级（居）由支部书记担任调委会主任，中心户长为成员；厂矿企业由董事长（厂长、经理）任组长。领导小组负责做好本辖区、本部门、本企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领导和实施组织工作。
二是成立协调指挥中心。组建以司法、为主的县级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负责协调指挥调处县境内跨乡镇、跨行业之间的重大疑难纠纷。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由司法局负责日常工作。
三是建立应急预案机制。各乡镇、部门应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应急预案，针对突发性、群体性、疑难性矛盾纠纷的成因及其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调处应急预案。确保关键时刻突发性群体性疑难性的矛盾纠纷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运行机制
（一）、预防机制。一要坚持信息预防。各乡镇、部门要从抓早、抓小、抓快着手，及时掌握信息，解决问题，消灭隐患，防止形成矛盾纠纷。二要坚持普遍预防，采取普法宣传，举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增强广大群众守法意识和明辨是非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三要采取“四超前”措施，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即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超前介入，预测工作建在预防前，预防工作建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二）、排查机制。对辖区内突出的矛盾纠纷，采取定时、定人、定点、定责的办法，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调处，做到乡镇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各级调处组织要定期将辖区纠纷的种类、特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以及涉及到稳定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及时反馈到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各级调处组织都应按户建立矛盾纠纷档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矛盾隐患，按性质和轻重缓急进行梳理分类，详细记入档案。
（三）、包案机制。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或解决难度较大的矛盾纠纷，由县、乡镇领导包案落实，实行督查制度，限期解决。乡镇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落到包村干部和包片、包行业、包单位、包分管领域的领导身上，同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罚。
（四）、调处机制。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协调，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实行分级调处制，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搞好归口调处，小纠纷由治安中心户长（信息员或村民小组长）调处；一般矛盾纠纷由村（居）调委会依法调处；疑难纠纷由乡镇调委会及时调处；跨乡镇、跨行业重大纠纷由县级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调处。涉及到部门的矛盾纠纷，由各级调处组织分流到部门限期调处。同时实行集体会议制，对于涉及多个部门或久调未决的疑难纠纷，由各级调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实行联合办公，制定调处方案，确保调处成功。
（五）、督查机制。一是领导督查，县级主管领导对分管部门，乡镇领导负责对本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进行督查，定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二是部门督查，对本行业本系统内涉及的矛盾纠纷进行督查。三是跟踪督查，对于落实到具体部门调处的矛盾纠纷，各级调处组织实行全程督查，按时通报调处工作进展情况，杜绝有调无果，有头无尾的现象。四是会议督查，县级每季度、乡镇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成员会议，通报情况，讲评工作，部署任务。
（六）、回访机制。坚持回访预防，对于调处的重大矛盾纠纷由本级调解组织指定专人包案，定期回访，督促履行协议，防止纠纷出现反复，酿成新的事端。
（七）、报告机制。村（居）、每月向乡镇，乡镇及县级部门、企事业单位每月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司法局）报告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包括月报表），排查上报要有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排查没有发现问题的，也要记录在案，实行“零报告”制度。由司法局每月25日将全县各乡镇、县级各部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统计上报县委、政府及市司法局，并附当月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分析，通报全县，宣传先进，鞭策后进，促进排查调处工作的顺利进行。乡镇、部门对那些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的矛盾纠纷，要及时化解，同时从发现之日起二日内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报告。
（八）、培训机制。定期对乡村调解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队伍素质，提高调解水平。县司法局负责每年对乡镇、机关、厂矿企业调委会主任进行业务培训，乡镇对村调委会成员每年不少于两次业务培训。
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
一是矛盾纠纷排查责任追究机制。各级调处组织要积极排查辖区内的矛盾纠纷，确定专人定期或不安期进行排查建档登记，凡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不良影响的直接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由纪检监察部门立案查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1）不安排、不检查督促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建档工作的；
（2）对突发性、群体性、易激化的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瞒报、谎报、缓报、漏报的；
（3）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未及时排查调解的；
（4）排查措施不力，反馈不及时，致使矛盾纠纷升级的。
二是矛盾纠纷调处责任追究机制。在调处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恶劣影响或矛盾纠纷激化的，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和政法部门按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处分。
（1）不认真调处矛盾纠纷，导致三人以上群体性越级上访的；
（2）对已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调处不及时，工作不到位，致使矛盾纠纷激化，造成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3）因工作不负责任，调处不当，对可能发生的矛盾隐患未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导致矛盾纠纷激化转为重大刑事案件的；
（4）在调处工作中，因违背有关法律政策规定或不负责任导致矛盾纠纷扩大，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矛盾纠纷调解方案篇10
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几个特点：
1.行业性行业性主要是体现教育行业的性质和特点。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是以服务教育行业为宗旨，以解决教育矛盾纠纷，维护教育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教育和谐为目的的专门机构。因此调解的人员组成，受案范围、调解依据等方面都体现教育的行业性特点。调解的人员组成中必须考虑教育行业特点，要配备熟知教育规律的专家。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是与教育机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关的纠纷。调解既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又要充分尊重教育行业的习惯和教育规律。
2.中立性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第三方”一词，意在表明这一组织独立于教育行政机关和其他教育机构，在人、财、物方面与教育部门没有隶属和依赖关系。作为人民调解组织的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是国家司法组织的一部分，其人、财、物归司法部门负责统管，是在国家司法机关的统一监督和管理下独立行使职权的中立性、公益性的自治机构。这样就克服了原来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内部，隶属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调解的缺陷，可以保证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位置中立，观点正直，体现公平、公正，不会因为调解组织与教育机构有利害关系而产生偏袒一方的行为。
3.选择性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启动必须以教育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和自主选择为前提，第三方调解只是为当事人提供解决教育纠纷的可能性，任何人不得强制当事人启用调解。教育矛盾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愿在第三方调解、申诉、诉讼、仲裁等权利救济方式中进行选择。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内容也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决定，调解人员不得强制修改或干涉。当事人选择第三方调解的动机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需要，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避免过分调解使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调解结束后，双方当事人都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放弃调解结果［2］。
4.合理性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合理性是以“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与其他法律救济方式相比较最明显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合理性。第三方调解的合理性既来源于其与推崇“无讼”“仁爱“”和谐”为特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也来源于调解本身的效率优势，调解的程序比诉讼简便，相对诉讼，能为当事人大大省时、省钱。以我国最早试行教育第三方调解制度的内江市为例，2012年4月26日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内江市学校意外事故第三方调解暂行办法》，《办法》中明确规定“第三方调解机构属公益性组织，调解不收费”“，第三方对当事人提出的意外事故纠纷调解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从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结案”。从调解的依据来看，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既要合法，也要符合教育行业习惯和社会伦常。从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心理期待来看，当事人往往会对纠纷解决结果抱较高的期待，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会耐心说服和疏导，使当事人多考虑纠纷相对方的现实条件制约、长远人际关系和教育和谐，促使双方自愿作出妥协和让步。
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规模急剧扩大，在校学生人数也位居世界首位，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蓬勃发展，教育行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庞大的师生人数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教育领域矛盾纠纷的多发和复杂的特点。教育业矛盾纠纷因数量庞大，多次与医疗纠纷并列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提案最多的问题。教育矛盾纠纷给我国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影响了教育和谐，完善教育矛盾纠纷解纷机制是时代的必要选择。
1.提高效率，缓解诉讼压力诉讼量的激增、司法资源紧张导致的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的严重迟延等问题几乎成了困扰每个现代国家司法的通病，我们国家在法治化的过程中也难以幸免地出现了以上种种问题。如何采用替代方式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缓解诉讼压力，挽救由此造成的诉讼危机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重点。调解制度因其程序简单灵活、费用低廉、协议结案等特点凸显时代价值，成为弥补诉讼缺陷最有效的手段。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个公认的诉讼大国，也是诉讼的矛盾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为了提高效率，美国广泛树立调解意识，很多州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开设了调解课，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方法和理念深入人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比例占到了纠纷解决的90%以上，而我国近年来民事纠纷调解结案的比例还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近年来，我国教育行业也成为诉讼高发领域，教育诉讼数量的激增和行业诉讼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给司法增加了新的问题。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将起到缓解诉讼压力，节约司法成本和为当事人减轻负担的作用。从我国逐步完善的各类行业性调解机制来看，行业第三方调解机制建立后普遍受到了纠纷当事人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起到了为诉讼减压和分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三方调解机制建成后，其结案比例将逐年上升，最终将成为解决教育矛盾纠纷最重要的方式。
2.充分尊重现实条件，实现实质正义正义是法制追求的永恒目标，但是要从法律规范中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正义转化为现实中的实质正义却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过于迷信诉讼程序，不顾现实条件一味强调单一化的诉讼程序，反而会引起种种问题，危及司法权威，离正义的目标渐行渐远。从理想正义转化为实质正义需要充分考虑实现正义的各种社会条件。实现正义的社会条件非常复杂，包括了社会物质水平、人们的需要、道德传统、文化心理等等。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际上就是根据教育行业纠纷解决的特殊性而设定的灵活便捷、便民利民的解纷程序，其机制特点契合人们的需要、社会道德传统和文化心理等社会综合条件，将是纠纷当事人选择最多的解纷手段。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和价值观都是复杂和多元化的，客观上就需要司法提供多样化的解纷手段，因此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是多元和互补的。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调解体系，丰富我国教育权利救济方式［3］。从道德传统和文化心理来看，调解制度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土壤，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老百姓最能理解的法律制度。我国自古有“和合”文化传统，儒家“无讼”思想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能够“止讼息争”的调解是老百姓最为习惯的选择。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始终把德与法结合在一起，在充分尊重教育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当事人协商，力争做出最接近于情理和当事人愿望的“双赢”选择。教育矛盾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重视道德调节的特点也符合我国教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对学校德育起到促进作用。
3.立足长远人际，营造教育和谐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鼓励合作、协商与对话，在判明事实真相的同时，更强调长远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能避免硬性判决出现的矛盾激化现象，从而降低上诉率、上访率和缠诉率，有利于妥善处理教育矛盾纠纷、保障教育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促进和谐校园与和谐教育的建设。教育领域纠纷发生后，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常常会对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教育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一些家长担心诉讼结案时间过长，耽误赔偿，或者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诉讼费用，转而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围困、打骂、威胁校长老师者有之，长期到学校吵闹、纠缠者有之，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教育和谐。一些中小学校也因为担心学生伤害事故纠纷会引起旷日持久的诉讼和巨额诉讼费用与赔偿，取消了很多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甚至不敢让学生提前进入学校，既妨碍了学生素质的培养，又有可能使学生在校外受到更大的伤害。我国的教育矛盾纠纷解决方式除了诉讼，还有申诉和教育行政部门主持的调解。申诉是教育部门内部的一种自纠行为，采用这种方式要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所以以这种方式解决的教育矛盾纠纷所占比例较少。行政调解是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内部的调解机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学机构在人财物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机构设置使得当事人对调解的公正性心存疑虑，当事人的这种戒备和抵触心态使得行政调解困难重重，其结案率也一直保持低位徘徊。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兼具独立性和专业性特点。其独立性有利于当事人消除对抗情绪，积极主动地配合调解人员，在平等气氛中与相对方达成谅解协议，并能够自觉履行调解协议，在纠纷解决后，矛盾双方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专业性有利于调解人员分析和把握教育行业纠纷的特点和规律，从深层次发现问题，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对于促进教育和谐将起到重大作用［4］。
构建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难点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实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民调解的一些制度瓶颈，使人民调解制度焕发了新的活力，也为行业第三方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新的蓝本。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其制度建设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点考虑的难点问题：一是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要考虑教育行业的特殊性；二是要参照其他行业第三方调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尽量避免其他行业调解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1.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组成教育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可以“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命名。委员会隶属各地市司法局，是属于国家司法体系的一部分，与教育行政机关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成立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首先需要向编制办申请编制。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其人员招聘和日常管理由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分专职调解员和兼职调解员两类。专职调解员是机构的在编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兼职调解员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类是教育专家，第二类是法律专家，第三类则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涉及未成年受教育者的纠纷就要有家长代表，如果是高校教育纠纷，则要有学生代表。与此相对，应该建立四类人才库，调解委员会收受案件后，兼职调解员要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临时从人才库中抽取，以保证调解的公正性。人才库中的调解员应当是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教育调解员的行业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的素质。
2.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在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涉教纠纷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有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甚至还出现了很多违宪争议和诉讼。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0条，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是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受案范围应该是与教育相关的民事纠纷，包括了学校与受教育者、学校与教师、学校与社会、受教育者之间在学校发生的涉及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矛盾纠纷。但是，笔者认为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可以根据实际突破这一规定，适当扩大受案范围。以下两类纠纷可以受理：一类是在案件处理程序上存在争议的教育纠纷，比如《教育法》第42条第4款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只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才能向法院提讼，这就把学校给予学生处分的行为认定为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了诉讼大门之外。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明确将学校处分学生的行为纳入自己的受案范围，于是法院常常会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拒收学生不服学校处分的诉讼请求。那么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作为独立的行业性调解机构受理这类案件可以弥补原有法律的不足，也更具公信力；另一类是因学历、学位授予问题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学校授予学历学位行为是授权行政行为，因而这类诉讼是属于行政纠纷，但是因这类纠纷专业性比较强，法院调解和判决的难度都比较大，由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可以体现更多的专业优势。在我国目前的实践过程中，人民调解的范围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扩大，比如上海地区人民调解就参与到了轻微刑事纠纷的化解中。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也应该根据教育形势的需要，适当开拓新的领域，以适应教育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
3.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我国的人民调解是免费的，作为免费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组织，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来源是构建机制的关键问题。从我国已有的行业第三方调解经费来源的模式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保险负担模式，其特点是：对纠纷双方不收取任何费用，调解机构所需经费由纠纷参保单位的投保保险公司从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按月支付，而调解机构也由保险公司指定，许多地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都采用这种经费模式。不过如果将这种模式运用到教育调解机构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保险公司指定教育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功能类似于保险公司的学校责任理赔部门，其中立性将会受到受教育者和社会的质疑；第二个问题是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都以营利为目的，而教育行业责任险的利润低，很多保险公司就会不愿承接业务。从现在各地第三方调解的运作情况看，已经开始受此问题困扰，因此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不宜采用这种模式另外一种可以称之为财政负担模式，其特点是调解机构身份独立，其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由司法部门负责，调解免费，调解机构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这种模式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五、六条。人民调解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通过对以上两种经费来源进行分析，建议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采取财政负担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有法可依，财政拨款可以保证教育调解机构经费持续稳定，司法管理能让经费运用和监督规范有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教育第三方调解保持中立、自治、公益的特点，长期健康地为教育服务。
4.教育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的程序教育矛盾纠纷发生后，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主动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委员会如主动调解，必须是双方当事人都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对，委员会都不能强制调解［5］。委员会接到调解申请后，要给予当事人是否符合调解条件和是否属于调解受案范围的明确答复，三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受理案件要在30天内结案。委员会在接受案件后，要根据案情的需要，决定选用一名或者数名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经纠纷双方协商一致，共同选定调解员。调解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要坚持原则，做到合理、合法和公道正派，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促成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双方满意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有程序选择权和实体选择权，这些权利包括当事人可以选择调解员、调解方式、调解是否公开进行、是否接受调解协议等。调解员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在终止调解的同时要告知当事人其他教育权利救济方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