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学研究篇1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回顾与展望
「正文
伴随着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法已渐成为人类法律实践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国际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发展令人瞩目。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将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并担负着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任，世界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必须回应实践的呼唤。
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将如何顺应实践的要求而发展？这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人在世纪之交有必要思考和作出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诸多业内业外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20世纪的总结和回顾相关联。
本文不揣挂一漏万之嫌，拟对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短暂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作一述评，并结合国外研究状况，对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进行展望，希望能对有关人士了解该学科已有的重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把握其未来走势有所裨益。
一、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概述
（一）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
从美国传教士丁韦良1864年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并在同文馆讲授国际法时起，国际公法传入中国已有130多年了。从1905年敦斌著《国际私法》出版开始，中国国际私法学也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迄今只有20年。
1.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是对外开放的产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等工作迅猛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新的法律问题不断出现，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渐次颁布，引发了学者们的各项专题研究。例如，针对湖广铁路债券案及烟火案，有学者对国家豁免问题作了研究；（注：倪征yù＠②：《关于国家豁免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30页；陈体强：“国家豁免与国际法-评湖广铁路债券案”，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1-53页。）有的学者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作等了深入研究，以适应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新形势的需要；（注：姚梅镇：《论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史久镛：“论投资争端与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公约》”，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67-89页；陈安“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由来看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90-119页。）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展开相适应，有的学者对国际经济新秩序、自然资源永久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注：周晓林：《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70-92页。）这些研究均采用国外第一手资料，探讨比较深入，不但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和理论开拓价值，同时也为从整体的角度理解国际经济法并确立国际经济法学的新兴学科地位打下了基础。
2.外国学说的介评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产生的催化剂
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私法学均为舶来品，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也深受外国学说的影响。不少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的国际经济法学说被不同程度地介绍和评析。我国学者在介评外国学说时将它们分成二大类：狭义国际经济法说和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如施瓦曾伯格、卡罗、金泽良雄被认为是狭义说的代表。杰赛普、卡茨、布鲁斯特、瓦茨、杰克逊、罗文费尔德等美国学者的著作则被诠释为属于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我国学者对外国学说的介评不多，散见于其他论文或著作中，既缺乏系统的译著，专论也很少。（注：介评外国有关学说的专论、译文主要有：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产生》，载《国外法学》，1981年第6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意义》，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5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姚梅镇：《美国国际经济法丛书评介》，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但外国学说却成为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体系的主要参照模型。
3.教学、研究和政府行为促成了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
上述研究给国际法教学和科研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教学上，有学者将调整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体法统称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新的课程；在研究上，有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应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法学部门。为此，中国国际法学会曾经多次举办过有关的研讨会。到1982年时，学者之间尽管意见尚未完全统一，但是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作为一个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列的独立的新兴法律学科的主张成了主流。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国家教育部）正式将国际经济法列为法学二级学科。1984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出版，国际经济法学被列为十四个法学分支学科之一，其辞条撰写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主编，姚壮教授、刘丁教授担任副主编。1984年5、6月间，武汉大学等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庐山举办国际经济法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全国53个单位、90多名代表倡议筹建全国性的国际经济法学术团体。经协商讨论通过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章程，成立理事会，推选姚梅镇教授为会长。这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迅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中国法学大家庭里多了一名新的成员。
（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迅速发展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蓬勃开展，迅速成为一门“显学”。
1.丰硕的学术成果
1984年以后，《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仲裁法》、《外贸法》、《外汇管理条例》等相继颁行；中国还相继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建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积极谋求“复关”和“入世”，这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际经济法学者承担了数目众多的部级、省级部科研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为我国涉外经济法的制定和完善，为我国加入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以及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富有参考价值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产生了一大批教材、专著
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著作逾百部，论文数百篇。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已具备相当的学术积累。
2.卓有成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由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的需要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国际经济法学科建设高速发展，后来居上。近二十年来，我国各政法院校、大学的法学院和法律系在本科教学中均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必修主干课，一些大学的国际金融、世界经济专业也将国际经济法列为必修课。一些院校还曾经开设国际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学系。经国家教委批准，一批院校相继设立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点，北京大学（1982年）、武汉大学（198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84年）和厦门大学（1986年）亦先后获准设立国际经济法博士学位授予点，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还先后设立国际经济法博士后流动站。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办公室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合并为一个学科“国际法”，但三者仍作为“国际法”这个二级学科的三个不同研究方向。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支初具规模，并仍在稳定增长的专职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他们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经济法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年年供不应求。
3.富有活力的学术团体活动
1987年在国家教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国国际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有30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会长。1989年、1992年研究会分别在大连、厦门举行会议，讨论了有关学术问题。1993年，研究会在珠海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组织了对已故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姚梅镇教授的纪念活动，高度评价姚教授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开拓性学术贡献。会议决定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选举陈安教授为会长。1994-2000年，学会分别在重庆、上海、昆明、杭州、深圳、海口和北京等地召开学术研讨会。1998年，主要依托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员，同时面向海内外学人的全国性国际经济法专业学术著述汇辑《国际经济法论丛》问世，迄今已出3卷。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发展有利于组织和推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研究会和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和实务人员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讨论问题和切磋学术的场所，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主要成果述评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间对国际经济法所作的研究涉及面极广，笔者仅就若干重要的热点学术问题作一简略评述。
（一）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教材或著作
20世纪，我国出版的主要教材有：刘丁教授著《国际经济法》（1983年）、姚梅镇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初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陈安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1994年，全国自学考试教材）、余劲松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学》（1994年，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1994年，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董世忠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导论》（1997年）、高尔森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通论》（1998年）、、陈治东主编六卷本《国际经济法专论》（1999年）、郭寿康、赵秀文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2000年）、余劲松、吴志攀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2000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面向21世纪法学”十四门核心课程教材之一，普通高等教育部级重要教材）等。上述教材不仅包含对本领域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主要规范的阐释，亦不乏理论问题的探讨，构成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部分。余劲松教授主编的《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1999年）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对我国涉外经济法律领域的21个重大法律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反映了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的前沿水平，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余劲松教授所著《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日文版），1999年由日本成文堂翻译出版，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
1.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
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曾进行过两次大的讨论。两次讨论均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发起。在80年代初的讨论中，学者们分别持广义说和狭义说，在1996年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新观点。
广义说是目前国际经济法学者中的主流学说，该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社会中关于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等法规和法制的总称；（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74页。）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法学分科标准，将国际经济法纳入国际法或国内法某一法学分科。（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同国家的个人、法人之间、个人和法人与他国或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注：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国际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和综合性。（注：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24、46页。）这样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其范围涵盖三个部分：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即狭义的国际经济法），调整跨国商事交易的法律（主要为统一实体法）和内国涉外经济法。
狭义国际经济法说。一部分国际公法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属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50页；史久镛：《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62页。）
大国际私法说。一部分国际私法学者认为统一实体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消除国际商事活动中的法律冲突，它与解决法律冲突的冲突法，都应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注：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8页。）
国际经济法独立部门说。这一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即为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但是这一类法律并不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与国际公法并列的新的独立法律部门，因为它与国际公法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这一学说同时认为以统一实体法为主体的国际商法亦为另一国际法的新部门。国际法应分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四个法律部门。（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以跨国经济法律问题（包含国际法和国内法）作为研究对象可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学科。（注：徐崇利：《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90-96页。）还有学者认为，广义说和狭义说可以并行不悖，在讨论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时，可使用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在一般讨论有关涉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时，可使用广义国际经济法。（注：董世忠在1996年国际经济法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秦晓程：《中国国际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讨会》，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年）第411页。）
对国际经济法概念和范围的讨论，并非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或只是教学上的需要，而是关系到国际经济法学的兴衰，关系到这一学科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两个相邻学科的关联，关系到整个国际法的教学、科研和国际学术交流，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未来的国际法律实践产生影响；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还会涉及国际法的法哲学问题，对二战以来国际法发展的再认识，以及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际法的未来走势等具有思辩性、全局性和预测性的问题，可推动中国国际法学研究跃上新高度；同时，这也可以为中国国际法学者对世界国际法学作出创新贡献提供契机，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问题也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
目前，国外关于国际经济法通论性质的教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它们是：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杰克逊和德威等合著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1995年修订本）、（注：J.Jacksonandw.Daveyetal，Leg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1986，secondedition，1995，thirdedition.）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卡罗和其他作者合著的法文版《国际经济法》（1998年修订本）（注：D.Carreauetal，Droitinternationaleconomique，1998.）、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的霍亨维尔登所著英文版《国际经济法》（注：i.Seidl-Hoh-envelder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nd，1992））、日本丹宗昭信、山手治之和小原喜雄三位教授主编的日文版《国际经济法》（1994年修订本）和新近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克内西博士独著的英文版《国际经济法》。（注：a.Qureshi，internationaleconimicLaw，1999.）上述后四部著作均以“国际经济法”命名，所论内容仅涉及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杰克逊教授的教材不仅在美国为权威教材，在欧洲、日本亦有广泛影响，其内容以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为主，同时对美国外贸法也作了较充分的讨论。上述著作中，丹宗昭信等人的著作将国际经济法视为与国际公法、国际交易法、经济法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注：丹宗昭信、山手治之、小原喜雄等：《国际经济法》（日文版），1987年，第9-38页。）克内西的《国际经济法》则将国际经济法视为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注：a.Qureshi，internationaleconimicLaw，1999.第8页。）卡罗的《国际经济法》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相比较所具有的若干重要特点。（注：D.Carreauetal，Droitinternationaleconomique，1998.第3-22页。）杰克逊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叙明其撰写主旨在于“把该书所讲授的法律课程当作国际公法课程的逻辑上的后续课程”、“并尽量减少与国际私法（冲突法）的重复”。可见，至少从实际操作上作者是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列的一个体系。1989年杰克逊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中指出，有些学者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过于宽泛，使得几乎所有国际法都可以包括进去，因为规范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都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应该对国际经济法进行较有节制的界定，而卡罗等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定义就比较适当。（注：J.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1989，p21.）1998年，已从密执安大学转至乔治敦大学的杰克逊发起创立了《国际经济法杂志》，该杂志主编、副主编、编辑委员会、编辑顾问委员会和特别报告人荟萃了世界各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共37位。（注：JournalofinternationeconomicLaw，1（1998））这一期刊的问世无疑将促进这一学科在21世纪获得更为迅猛的发展，同时也昭示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的全球性和普遍性。杰克逊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全球经济和国际经济法”一文，对如何界定国际经济法作了讨论。杰克逊认为，国际经济法可分为交易性（transactional）国际经济法和管制性（regulatory）国际经济法。前者主要研究私人企业和其他当事人的跨国交易（中的法律问题），后者强调政治机构或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许基于实用和务实的理由，国际经济法传统上主要研究跨国交易，但是有理由认为，在当今世界，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对政府和私人生活的影响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表明有必要将国际经济法主要视为“管制性法律”（类似于国内法中的税法、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以及其它管理性法律）。（注：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1998），p8-9.）杰克逊的这一论断极具代表性。
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经济法概念和范围的前述观点和学说之间存在着种种歧异或冲突并不是偶然现象，也绝非学术割据，而只是国际经济法乃至整个国际法学科尚未臻严密而又发展迅猛这一情势的必然反映。我国学者下一步所要作的，应该是注意借鉴和吸收外国学者的可取观点和理论，并与他们相互交流，共同解决这一学术难题。
2.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
我国学者在讨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的同时，对国际经济法的体系亦作了探讨。广义国际经济法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由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及国际经济组织法等分支构成的一个法律体系；（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74页。）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亦应包括上述各分支部门法；各分支学科均又具有自身独立的体系，均可单设专业课程。（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1页。）这种体系与美国纽约大学罗文费尔德教授的《国际经济法》不无关系。罗氏的《国际经济法》分为六种，分别讨论国际私人贸易、国际私人投资、基于政治目的的贸易管制、国际货币体制、国际商事交易中的税收和国际贸易的政府管制中的法律问题。（注：a.F.Lowenfel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6Volumes，1976-1979.）但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视为国际经济法的分支学科，在每一分支学科中分别构建独立的学科体系。（注：参见本文关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分支的评述。）
3.国际经济法学其他基本理论问题
（1）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学者均认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获得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的公认，对国际经济法各个领域均具有普遍意义，并构成国际经济法基础的法律原则。我国学者立论的基础主要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在列举基本原则时一般认为包括经济、公平互利、国际合作和发展三项原则，（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237页。）也有学者还加列“有约必守”原则。（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211页。）
关于国家经济原则，有学者认为其内容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指各国对本国境内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其中包含有权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对外方面即指各国经济平等，具体包括：各国有权自主选择本国经济制度；在国际经济决策中具有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有权自主确立国际经济关系、签订国际经济条约和参加国际经济组织。（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73页。）我国学者指出，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并未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加权表决制等制度使得发达国家拥有实际决策权；有的西方学者企图以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否定经济的最高性，发展中国家须加以警觉。我国学者强调一国缔结国际经济条约、参加国际经济组织而导致对的限制是基于自愿，而且是有限度的，无论如何不得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73页。）这些分析和论断对我国政府的对外经济交往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公平互利原则，我国学者注意区分公平（equity）与平等（equality）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强调实质公平（materialequity）。
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有学者认为它是发展权与国际合作义务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原则；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是自决权的必然延伸；国际合作是各国实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手段，也是各国的责任。（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16页。）
综上，我国学者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讨论是有深度的，对理解和适用国际经济法具有积极意义。但上述讨论没有涉及非歧视待遇原则、互惠原则、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似可在这些方面作更深入的探究。此外，认为上述基本原则皆适用于所有国际经济法领域在逻辑上尚有不圆通之处。因为广义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国际商法以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等作为基本原则，与上述三项原则并不相容，这三项原则主要属于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原则。（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5页。）
（2）国际经济新秩序
我国学者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所确立的旧国际经济秩序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所作的努力，尤其是1974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已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注：周晓林：《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70-92页；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6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2页。）
（3）国际经济法的产生
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持狭义国际经济法论的学者认为二战结束前后所缔结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了用多边条约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新时代，标志着国际经济法的产生。（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13页。）持广义国际经济法说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中调整商人跨国交易的法律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即以“商人法”的形式出现，在17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获得了迅速发展，在二战以后随着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立更日益加强；至于国际经济法中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至迟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之时就开始产生。（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5页。）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同国内经济法，有其产生的共同基础，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持国际经济法独立部门说的学者认为，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和调整跨国商事交易的国际商法分为相互独立、并列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国际经济法产生于布雷敦森林体系确立之时，国际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以1966年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虽然其渊源可上溯至欧洲的中世纪商人法。（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6页。）
（三）国际贸易法
1.综合性的教材或著作
1983年沈达明、冯大同教授编写出版的《国际贸易法》，乃是我国第一部国际贸易法教材。该书从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技术转让、对外贸易管制、国际贸易争议的处理四个方面对有关的国际法、国内法、公法和私法规范作了阐述，对国际贸易法学的体系和内容作了拓荒性的有益探索。此后出版的国际贸易法教材有：沈达明、冯大同教授编著的《国际贸易法新论》（1989年）、冯大同教授所著《国际贸易法》（1995年）、周汉民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5年）、张湘兰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理论与实务》（1996年）、左海聪、陆泽峰博士主编的《国际贸易法学》（1997年）、王传丽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8年，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刘笋博士主编的《国际贸易法学》（2000年）等。
2.Gatt/wto法研究
自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的合法席位以来，我国学者对Gatt和wto法律问题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这方面的成果，除大量论文外，专著主要有：张克文博士所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最惠国待遇》（1992年）、教授主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年）、汪尧田、周汉民教授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总论》（1995年）、曾令良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1996年）、赵维田教授所著《最惠国与多边贸易体制》（1996年）和《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2000年）、尤先迅博士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1997年）、教授、贺小勇博士所著《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程宝库副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问题研究》（2000年）、朱榄叶教授编著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2000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所译：《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2000年）等。译著有赵维田教授所译《关贸总协定：国际经济贸易的政策与法律》（1993年）和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这两部译著，前一本是John.H.Jackson讨论Gatt的一部力作，后一本更是了解wto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原理不可多得的精要读本。
（1）关于Gatt和wto的基本认识
有学者认为，Gatt仅仅满足发达国家的需要与利益，其主要原则都是利用市场竞争规律来压制第三世界发展工业，以便把它们保持在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基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地位。（注：李泽锐：《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秩序刍议（下）》，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1期，第122页。）多数学者认为，Gatt确定的自由贸易宗旨和平等竞争原则基本上符合国际贸易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注：代表性论文可见王鼎咏：《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67-82页。）有学者指出，Gatt的运行具有变通性、灵活性和软弱性。（注：于华、赵维田：《论关贸总协定的运行机制》，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5期，第87-93页。）
对于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束及由此达成的wto协定，我国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wto协定克服了Gatt在组织机制上的缺陷，确立了系统具体的实体法规则，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将对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注：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6页；、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7页。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6页。）有学者指出，在乌拉圭回合中，发达国家在工业品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方面作了某些让步，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方面则承担了许多新义务。（注：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我国学者还探讨了中国复关、入世的后果及对策。总的观点是复关入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注：、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53页；）
（2）实体法规则
关于Gatt/wto的反倾销规则，有学者认为，Gatt第6条对各国反倾销法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抑制效果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注：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有学者进一步指出，wto反倾销协议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仍是有限的，既有限制贸易主义的内容，也有放宽实体规则标准的内容。（注：赵维田：《论wto的反倾销规则》，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7-121页。）
关于GatS.主要著作有陈已昕所著《国际服务贸易法》（1997年）、刘敢生博士所著《wto与旅游服务贸易的法律问题》（2000年）、陶凯元博士所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贸易法制的完善》（2000年）等。有学者讨论了GatS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制订背景、范围和内容。（注：Yiwang，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underthe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anditsapplicationinF-inancialServices，Journalofworldtrade，Vol.30，no.1，1994，p92-107，）基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渐进性，我国学者认为中国可结合本国实际，通过谈判确定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具体承诺，中国现有服务贸易立法不能适应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需要，亟待完善。（注：：《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与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开放》，载《中国国际法论丛》（第1卷），第123-138页；石静遐：《中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问题-结合GatS的若干分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70-71页。）关于tRipS协议，郑成思教授所著《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1994年）对其作了全面的阐释。
（3）wto争端解决机制
有关著作有余敏友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与实践》（1999年）。关于机制的性质，学者间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该机制是一种国际司法体制，中国入世后应积极运用以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纠正其他贸易伙伴对我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应将wto上诉机构委员的推举工作置于与国际法院法官同等的地位。（注：左海聪：《国际贸易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408页；左海聪：《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72页；赵维田：《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69-72页。）一种观点否认该机制的司法性；（注：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还有学者认为该机制是一种新型的争端解决制度，其性质既非司法性又非政治性，而是这二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法律性。（注：余敏友：《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律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我国学者对该机制的强制管辖权、反向协商一致原则、执行程序均给予了积极肯定和较高评价。（注：参见赵维田，前引《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余敏友，前引书。）有学者还对如何利用该机制作了若干对策分析。（注：余敏友：《论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争议解决机制的对策》，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第77-85页；左海聪，前引书，第408-422页。）
3.外国对外贸易法
美欧日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外贸法对中国与这些国家（或集团）的贸易关系有重大影响。现实中，美国、欧盟在实施其外贸法时屡屡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和冲突。王传丽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8年）对美国和欧盟外贸法作了阐述，邵景春博士所著《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1999年）对欧盟外贸法亦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有：刘星红博士所著《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1996年）、杨国华博士所著《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研究》（1998年）和《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及美国外贸法》（1998年）、韩立余博士所著《美国外贸法》（1999年）和其所译《美国贸易法》和《美国关税法》（1996年）等。我国学者认为，欧美在实施其外贸法处理对华贸易时有诸多不公平的做法，如美国对中国贸易待遇的年度审查，对301条款程序的运用，欧美在反倾销法上的做法，等等，并探讨了中国的有关对策。
4.反倾销法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提起反倾销程序日渐增多，近年来，我国业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被提起反倾销程序最多的国家，这些反倾销程序构成我国商品拓展国际市场的严重障碍。针对这一情势，我国学者对外国反倾销法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关著作主要有：张玉卿教授编著的《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1993年）、彭博士与徐文芳讲师合著的《倾销与反倾销法论》（1997年）等。我国学者认为，反倾销法已成为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有学者对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中采用替代国制度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注：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9页。）
5.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
（1）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的归属
目前，我国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或国际贸易法教材均以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的国际私法教材亦将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即统一实体法）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并作为国际法新的学科：国际商法。（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7-279页。）
（2）国际商事惯例的基本理论问题
有学者对国际惯例和有法必依原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注：参见陈安：《论适用国际惯例与有法必依的统一》，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还有学者对国际商事惯例的定义、性质、地位、解释与适用等国际商事惯例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理论探讨，并对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作了评价。（注：单文华：《国际贸易惯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7卷），第583-716页。）
（3）国际商事公约和惯例的专门研究
对于CiSG、incoterms、URC、UCp、《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公约、惯例和规则，我国学者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有关著作主要有：张玉卿、姜韧、姜凤纹编著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1988年）、冯大同教授主编的《国际货物买卖法》（1993年）和赵承壁教授所著《国际贸易统一法》（1998年）等。
关于电子商务、电子资金划拨和国际保理这几个新的国际商事法律领域，我国学者也结合UnCitRaL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以及国际保理公约和惯例进行了初步研究。
（四）国际投资法
1.综合性的教材和著作
1985年我国第一部国际投资法著作-姚梅镇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出版，该书从资本输入国法制、资本输出国法制和国际法制三个方面，就国际投资法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建立起了我国国际投资法学的体系。以后的国际投资法教材主要有：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87年）、王贵国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1990年）、余劲松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曾华群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概论》（1995年）、曾华群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学》（1999年）、余劲松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99年，全国律师专业自学考试教材）等。
2.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跨国公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既有国际法问题，也有国内公司法、税法及垄断法中的相关问题。余劲松教授所著《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1989年），对此作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该书在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管辖冲突、待遇标准、母子公司关系、限制性商业惯例、转移定价、劳动雇佣、跨国破产等问题上阐明了一系列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观点。例如，关于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该书认为，跨国公司是国内法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取决于国内法的规定；关于对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待遇问题，该书认为，在经济领域是否给予外国人国民待遇应依有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我国现阶段不宜泛提国民待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逐步放宽适用国民待遇的范围；关于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该书主张，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应该与子公司所享有的自的程度相联系，当子公司的自被剥夺时，则视其程度而让母公司负部分或全部责任。
3.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在研究国际投资法时，均凸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外资待遇、国有化、特许协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和严重分歧，强调需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发展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注：代表性著作可见姚梅镇著：《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本。）进入90年代，有学者指出，从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所参加的多边投资条约来看，我国已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向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这些妥协与我国的原则立场和主流理论之间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反差。（注：参见徐崇利：《国际投资法中的重大争议问题与我国的对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1期。）90年代末，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与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注：参见余劲松：《晚近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67页。）
4.国际投资法若干重大理论纷争问题
（1）外资待遇问题
外国投资的待遇主要有四种，即国际标准、最惠国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国民待遇。对于“国际标准”，我国学者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论与做法，不符合现代国际法准则。（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对于给予外资最惠国待遇，我国学者没有表示异议。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这一在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均包含的标准，我国学者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理解。
关于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认为对外资一般不宜泛提“国民待遇”，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与国外不同，事实上不可能让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同我国国营企业相同的待遇。（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288页。）199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随后，我国学者就外资国民待遇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我国对外签订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中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尚不属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就是要逐步减少对外资的各项限制，但不应把调整和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待遇也包括在内；需要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领域，实际上受限于我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只能循序渐进。（注：徐崇利：《试论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一卷），第176-201页。）有学者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条件作了初步探讨。（注：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及其实施条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129-145页。）外经贸部条法司也集体撰文发表看法，认为国民待遇在投资领域指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它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这种国民待遇在当前并不适用于外资进入，即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设立后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不等于取消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优惠待遇。（注：外经贸部条法司：《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问题》，载《对外经贸研究》第25期。）上述讨论澄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认识，但就如何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学界尚未展开深入讨论。
（2）国有化和征收问题
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很早就论证了国有化行为是一国行使的结果，因而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而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以事后补偿作为合法与否的标准，从法理上讲不能成立。因为任何一种行为的合法性与违法性，完全是基于其行为本身主、客观的法定构成要件来决定的，事后补偿，原是一种救济手段，不是国有化本身的构成要件，当然不能据此来源定国有化的合法与否。（注：姚梅镇：《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第140页。）关于国有化的补偿标准，我国学者认为全部补偿与不补偿均有悖于法理与国际实践，主张“部分补偿”。（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387页。）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一般来说，国有化目前不存在补偿的国际义务。补偿义务的存在，在国际上只取决于一国自由承担的予以补偿的条约义务，除此之外，只能根据各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来决定，适当补偿（应理解为部分补偿）的理论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之原则。（注：参见余劲松：《论国际投资法中国有化补偿的根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但是在实践中，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一般都规定对外资的国有化征收应给予全部补偿，iSCiD的多数案例也支持全部补偿的主张，我国学者尚未对这些重要的法律实践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此外，对“间接征收”问题，亦未充分讨论。
（3）特许协议
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缜密地论证了这样的命题：特许协议是国内法上的契约，国家不履行协议并不承担国际责任，除非伴随有国际法上的违法行为。（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
近年来，随着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逐渐推行，Bot的法律问题亦成为国际经济法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Bot的法律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属行政合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属民事合同；我国学者分析了Bot方式在中国遇到的法律障碍及解决办法，并吁请我国政府制定Bot专门立法。（注：有关论文主要有：孙潮、沈伟：《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适用冲突及其法律分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慕亚平、赵康：《Bot的法律问题与我国的Bot立法》，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朱遂斌、林伟明：《我国Bot特许权协议法律性质分析》，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5.外资法及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中国外资法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主要著作有：初保泰、董薇园所著《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法律问题》（1988年）、刘丰名教授独著或主编的“中国外资法系列丛书”：《中国外资法》（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法概论》（1992年）、《外资企业法概论》（1993年）、《股份公司与合资企业法》（1998年）；姚梅镇教授主编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教程》（1990年）；曾华群教授所著：《中外合资企业法律的理论与实务》（1991年）；徐崇利教授、林忠博士所著《中国外资法》（1998年）等。姚梅镇教授主编的《比较外资法》（1993年）是外资法比较研究领域的力作。陈安教授所著《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及典型案例分析》（1985年）对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保险体制作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完善我国外资法问题作了较多探讨。主要的看法有：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应逐步实行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的并轨；在两套法制并轨的条件下，可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法典，替代目前以三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群；外资法典所规定的应是政府管理外资的特殊性问题，内容主要包括外资准入、外资的审批、外资的待遇、外资的保护、对外资的鼓励、对外资的管理及投资争议的解决。（注：参见余劲松，前引文《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趋势》。）
6.调整国际投资的双边和多边体制
双边投资条约目前仍是保护国际投资最有力的国际法律形式，迄今中国已对外签订了90多个投资保护协定。我国学者在国际投资法教材或论著中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第282-307页；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第270-298页；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第353-488页。）
陈安教授主编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述评》（1989年）和周成新教授所著《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方法》（1989年）是研究解决投资争议中心（iCSiD）体制和华盛顿公约的重要著作。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体制的研究成果，除了有关教材、专论外，（注：论文可参见刘丰名：《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与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陈仲洵：《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与美国在华投资》，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陈安教授主编的《miGa与中国：多边投资机构述评》（1995年）是这一领域的鸿篇。我国学者关于iCSiD和miGa的研究对中国政府加入有关公约并利用这些体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国际投资法学者对wto体制下的tRims协议、GatS、tRips协议亦作了若干研究。
7.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外破产案件明显增多。沈达明教授编著的《比较破产法初论》（1995年）是部引人注目的专著。有学者对涉外破产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在涉外破产中，需要对债权人实行特殊的保护与救济；在破产域外效力上，宜突破严格的地域性原则，采取有限制的普遍性原则；在和解问题上，应采取有条件地承认外国和解的做法，我国破产法应设专章就涉外破产问题作出规定，并应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接轨；（注：余劲松、石静遐：《涉外破产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96-113页。）石静遐博士所著《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1999年）从法律与实务的角度，对跨国破产中的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五）国际金融法
1.教材和通论性著作
主要有：盛愉教授所著《国际货币法概论》（1985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1987年）；董世忠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89年）；刘丰名教授所著《国际金融法》（1996年）；王贵国教授所著《国际货币金融法》（1996年）；李泽锐教授所著《国际货币金融法概论》（1997年）；吴志攀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99年）；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李仁真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99年）；李国安博士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学》（1999年）等。关于国际金融法学的体系，有学者认为国际金融法应由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货币金融法三部分组成；也有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法学的体系由国际银行及借货法、国际证券法、国际保险法、国际货币法等构成；还有学者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银行制度、国际借货及担保制度、国际证券融资制度、国际结算制度和国际金融组织制度构成了国际金融法的整体。（注：分别参见刘丰名著：《国际金融法》（1996年），第10页；吴志攀主编《国际金融法》，第4页；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第23-24页。此外，相关的论文有：李仁真：《论国际金融法的概念与体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李仁真、何焰：《国际金融法界说》，载《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相关问题
有学者对用语含混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第2节（b）款作了详尽的解释，并结合相关案例指出：一国的外汇管制法在一定条件下可具有域外效力，外国法院不得轻易以公共政策为理由排除其适用。（注：张庆麟：《析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卷），第112-125页。）
关于imF贷款的“条件性”，有学者认为，基于条件性而产生的安排并非基金与借款国的国际协议，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基金条件性的平衡性，实质是imF、贷款国、借款国三方权利、义务的协调与平衡，我国应该在条件性的这种平衡中寻找利用基金贷款的途径。（注：杨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性”法律问题分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352-370页。）
关于imF的改革，有学者在80年代初期即主张改革其不公平的份额和加权表决制，以防止转嫁货币危机，保护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注：盛愉：《国际货币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248页。）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学者认为，imF在汇兑安排、外汇管制、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储蓄法律制度方面都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和金融情势。（注：杨松：《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变革与中国货币金融法》，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第647-676页。）关于亚洲金融危机，有学者认为，经济风险包括市场性风险和机制性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更多的是机制性风险，健全金融法制是加强我国经济建设及金融安全的关键。（注：参见赵秀文、韩立余：《1998年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第115页。）
杨松博士所著《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1999年）对imF协定的法理和若干法律制度作了富有价值的探讨。
3.巴塞尔协议
刘丰名教授所著的《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1994年），对《巴塞尔协议》作了详尽的讨论，该书认为，《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金融关系的主体，特别是从事跨国业务的国际银行资格提出了法律要求；同时对国际金融关系的客体确定了国际监管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这一国际金融领域下无法律秩序的历史。（注：刘丰名：《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8页。）对于1997年《巴塞尔核心原则》，我国学者也作了若干介评。关于巴塞尔协议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属“带约束性建议，（注：刘丰名：《国际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巴塞尔协议所阐发和确立的基本原则具有国际惯例的性质，而且具有即时生成的特点。（注：参见李仁真：《巴塞尔体制与中国银行监管制度》，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论巴塞尔协议的原则架构与性质》，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
4.金融创新
有学者认为，金融创新工具是由基础金融工具（汇率、利率、证券、信用）衍生而来，金融创新一方面使得银行因脱媒（disintermediat-ion）带来的困难得到缓解，促进了银行业的革新，启动了金融服务业与先驱性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泡沫经济、股市震荡和汇率波动；针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发达国家的对策包括：通过巴塞尔体制强化对国际银行的监管，通过修改银行法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商业银行的安全性与稳健经营，将实施货币政策的重点从控制信贷规模转向对汇率、利率的严格控制，加强imF的职能等。（注：刘丰名：《金融创新与新世纪国际金融法》，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301-318页。）万猛博士所著《英美证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1998年）提出了凭信息监管证券市场的主张，陆泽峰博士所著《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1999年）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金融创新影响和推动下金融法的变革。
5.国际金融惯例研究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一般国际借贷合同不仅在内容上已逐渐形成若干共同条款，各贷款行业也已形成一些习惯做法（银行实务惯例）。（注：刘丰名：《国际金融法》，第106页。）国际证券业务规则主要由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自律性规则调整，这些规则也有趋同化趋势，而欧洲债券的清算则按aCe惯例规则办理。我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除有关教材、专论外，专著有郭玉军博士所著《国际贷款法》（1998年），徐冬根所著《国际信贷的法律保障》（1996年）等。
（六）其它领域的研究
1.国际税法。
有关著作或教材有刘隆亨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5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7年）、高尔森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8年第一版，1992年修订）、刘敛文教授所著《国际所得税法研究》（2000年）等。有学者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税法的概念。（注：廖益新：“国际税法概念刍议”，载《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法学专号。）在税收优惠的作用问题上，主流观点认为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时仅起次要作用，而整体投资环境对外资流向起决定性作用。（注：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2页。）在中国涉外税法的完善方面，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对1992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对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制度上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2.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法。
有关著作有郭寿康教授主编的《国际技术转让》（1989年）、郑成思教授所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1995年）、朱榄叶所著《知识产权与国际保护》（1996年）、张乃根教授所著《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1999年）等。近年来，我国学者倾向于将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纳入国际贸易法的范围进行研究。
3.海商法。
这是一个古老而完备的学科，在我国有些学者主张把海商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学者的著作有：吴焕宁教授主编的《海商法学》（1988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海事法学》（1987年）、张湘兰教授主编的《海商法论》和编著的“U.S.admiralty：CasesandComments”（1995年）以及独著的《海上保险法》（1999年）等。司玉琢教授等编著的《海商法详论》（1995年）和邓瑞平博士所著的《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999年）等专著，均引人注目。
三、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客观而言，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授部和其他部委、省市资助的项目、教材、专著和论文的发表、咨询及研究报告提供、专职教学和研究人员队伍等几项指标来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与中国国际法学和国际私法学这两门传统学科相比已毫不逊色。而就教材的数目、专职研究人员队伍以及很早就取得独立法学学科地位并有自己专门的学术组织和论丛方面而言，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学术优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若从“质”上比，则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有明显的差距。中国直到目前仍未加入wto，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的寥寥无几，已有的国际经济公约和国际商事公约及惯例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缔结的，中国的涉外经济法制正经历急剧变革，这种不发达的国际经济和商事法律实践无疑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成熟，更何况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要比西方短少近30年的学术积累。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存在以下主要不足：
（一）严密的基本理论体系尚未建立
如前所述，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义、范围、基本原则和沿革等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者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不仅与相邻学科有分歧，在国际经济法学者之间，亦有主流与非主流学说的并存。
（二）政策注释、热点追踪的倾向过甚，导致研究主题过于集中，存在若干学术盲区
不可否认，20年来的研究不仅产生了一批优秀教材，而且涌现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其士学位论文占有较大比例）和专题论文。这使得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极有希望确立崇尚学术、严谨创新的学术风格。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国际经济法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经济法领域热点问题迭出-从中外合资企业法颁布、恢复imF和wB的合法席位到申请恢复在Gatt的合法席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以及涉外税法的出台，再到wto的成立，入世谈判，中美贸易纷争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使人目不暇接，也由于20年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致无法充分沉淀学术，使得我国学者跟踪热点问题、注重诠释现行国策的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一些不属热点但并非不重要的课题，一些理论性较强、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以及一些耗时甚多而不可或缺的课题的忽略。比如，对iCSiD案件和miGa保例的研究，wto专家小组及上诉机构报告的系统研究均未予以重视；美国、欧盟和日本外贸法全译本也呼之不出，等等。
（三）在国际商法领域的研究，法律性尚未凸显
国际商法（核心内容为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及保险、国际支付、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国际投资合同、国际借贷合同、国际证券发行及交易的有关国际公约和惯例）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从现有国际法学科独立出来，还要与国际商业实务区别开来，需要运用法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商事主体在各种国际商事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现在研究在较多领域仍停留在国际商务研究的水平上，未能进一步深入分析各种法律关系，凸显其法律性。
（四）研究方法有欠缺，手段也比较落后
一是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方法运用不够。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以及涉外经济法政策性强，又往往以经济原理为依据，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注重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政治分析的结合，运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结论，否则，将无法洞悉法律规则的经济原因和政治背景，无法预见其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学者目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很欠缺，比如，在反倾销、服务市场的开放、国民待遇等问题上，经济、政治分析就很不够，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成效。
二是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的方法运用不够。从判例中阐释、检验法律的适用，发现蕴含在个案之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达到对法律具体而微的认识，亦有利于构建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法学体系。在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领域，英美法的理念远较大陆法的影响大，尽管Gatt/wto的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裁决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仅约束个案，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解释也仅适用于个案，但事实上对以后的裁决具有重要的实质性影响，这更加要求在这些领域注重实证研究。但我国学者目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很不够。比如，我国学者对国际商事案例的研究就一直重视不够，在教材中极少反映当今涉外审判、涉外仲裁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在专题研究中也多以学术论著为研究资料，忽略案例的运用；案例研究只起到了辅助教学的作用。再者，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从事研究的还不十分普遍。
（五）前瞻性研究薄弱
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法正处于变革时期，wto已将竞争政策、投资规则、环境和劳工问题列入讨论范围，imF面临变革。我国学者尚未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前瞻性研究，以后如不及时弥补，将无法为我国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发展中东方大国的作用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
四、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展望
有经济学家预言，在21世纪中国经济学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主流，其理由是中国经济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笔者认同这一看法，并相信，在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不断地扩大，中国将逐渐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华民族将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与此相应，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亦将发展繁荣，获得与美国、欧洲、日本的国际经济法学同等的影响力。
在未来20年左右，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主要任务将是：为中国政府处理wto、imF、wB中的法律事务提供学术支持；研究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经贸伙伴的涉外经济法，为我国政府处理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服务；为中国外贸法、外资法、外汇管理法的完善和实施提供学术专论、咨询报告和立法建议；研究各种跨国商事活动中的私法性问题，为中国法院、仲裁机关审裁案件以及中国企业处理具体法律事务提供学术支持和专业服务；完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研究理念的改变与调整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
未来20年左右，可作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1.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评说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学说及观点，探讨“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构建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
2.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宏观发展趋势，及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作用，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法律对策。
3.wto法研究。系统研究wto的争端实例，为我国政府在加入wto后处理与其他成员间的争端提供借鉴；研究wto对我国金融、电信服务业的影响及有关法律对策；研究wto与投资规则、竞争政策、环境、劳工等问题，为我国参加新一轮多边谈判提供学术支持和具体对策及方案。
4.欧美日外贸法研究。同wto体制一样，欧美日外贸法对中国外贸环境有着深刻的实质影响，研究欧美日外贸法的内容，探讨消除对我国不公平的法律规则和措施的可能性和操作方案，对处理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处理wto有关法律事宜和完善中国外贸法均具有重要意义。
5.中国外贸法的完善问题。探讨中国进出口管理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配套法规的草拟工作，研究已有条例（如《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条例》）的进一步完善。
6.反倾销及反倾销法。结合经济和政治分析，剖析西方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中国成为反倾销最大受害者的深层原因，探讨中国应对外国反倾销的法律对策以及我国运用反倾销的策略。
7.国际多边投资协议问题研究。探讨多边投资协议可能的谈判场所（wto，wB，还是一个全新的场所？）多边投资协议的基本内容（应反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多边投资协议与GatS的关系等等。
8.iCSiD和miGa研究。通过iCSiD运作30多年来的实践和实例的研究，揭示其对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法律观的认同或协调程度，在国有化、特许协议等问题上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通过对miGa保例的研究，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miGa对改善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环境的积极作用。
9.中国统一外资法的制定。旨在借鉴有关国家外资立法的成功经验，起草与我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符合的统一外资法典，探讨制定外资法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提供一份具体的、附有条文注释说明的法律草案。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和中国外汇管理法的完善。探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方案，同步研究中国外汇管理法的适时修订。
11.欧洲货币联盟法研究。研讨欧洲货币联盟法的基本内容及欧元启动后国际支付的法律问题。
12.国际银行监管问题。结合全球金融服务协议、GatS、巴塞尔协议及我国有关立法，研析国际银行准入和监管的法律准则和规则以及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监管问题。
13.国际金融惯例研究。探讨国际借贷、国际证券、国际租赁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商事惯例，包括离岸金融市场、m&a、欧洲债券等问题的研究。
14.西部开发与涉外税收优惠。结合东部地区和国外的有关经验，探讨如何利用并适时调整涉外税收优惠，以促进外资流入西部。
国际法学研究篇2
（一）二元论的研究方法
国际法学界一致公认国际法学起源于荷兰人胡霍·格老秀斯。他把国际法归入两个不同的渊源：自然国际法的渊源是理性，实在国际法的渊源是缔约国的意志；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处于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们通过自然法中要求国家遵守条约的唯一桥梁联系在一起。格老秀斯在国际法研究路径方面是二元论的研究方法，形成格老秀斯二元论的学派（费德罗斯，1981）。
（二）自然法学派的研究方法
格老秀斯以后国际法学分为纯粹的自然法学派和纯粹的实在法学派。穆埃尔·普芬道夫是纯粹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普芬道夫采纳了霍布斯的理性自然法学说。他们认为国际法不是实在法，而是自然法，由纯粹的理性原则构成，否定条约和国际习惯的效力（费德罗斯，1981）。在法学方法论上自然法学派采取价值判断的方法和演绎的方法，即从道德、理性、法律良知、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推演出整个国际法的体系、规则。自然法学派构建整个国际法体系时运用的是唯心主义先验的演绎方法和路径，其致命弱点是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础是不可靠、不清晰的。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其想证明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三）实在法学派的研究方法
实在国际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完全相反，在批评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理论的不确定、含糊不清的怀疑声中，实证主义国际法路径、方法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取代自然法学派。实在国际法学派继承了英国学者苏支的观点，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中最重要的渊源，它否认自然国际法本身的存在(劳特派特,1989)。实在国际法学派将意志作为国际法理论的基础，将国际法建立在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它把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确定为国际法的渊源，以此彻底与自然法学派划清界限。各国明示承认的一般或特别国际条约、各国默示承认为法律的国际习惯、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才能成为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范，实在国际法已经将各国在法律上的确信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前提；而法学家的理论学说、国际法庭或国内法庭确定的某项规则的司法判例未获得各国的确信，因此不是国际法的渊源，至多是解释国际法规则的辅助资料。
（四）第三世界国际法方法
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实在国际法学派的方法论，发达国家只要坚守以同意和确信为基础的实在国际法，就可以维持原来的国际法体系，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法的新建议，发达国家只要不同意，就没有新规则产生。为了打破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发展和研究国际法的第三世界路径和方法。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侧重于对现代国际法的欧洲中心论进行研究，对其不公平性进行批判，并试图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是国际法学界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同时它也是国际法律制度中的一种思想政治运动(李洪峰，2011)，其主要特征是它的批判主义方法论。
（五）国际法研究的其他新方法
1.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是二战后法学家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法学而产生的，它以效率为中心，分析法律制度的交易成本，论证法律制度的性质、必要性、合理性，将一切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纳入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下，以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的（钱弘道，2006）。国际法学者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国际法的领域（Dunoffandtrachtman，1999），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得国际法研究得到技术规范的支持，考虑国际法规则在合理化选择时，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可以集中在相应变量上，提出假设，然后对假设进行合理性论证，这样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可以成为缔结条约与国际组织、确定国际权利与义务的互动性的工具。当然，经济分析方法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这种方法的应用研究尚待深入，但是在国际司法权设置、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适用经济分析方法出现难以量化的困境（潘德勇，2010）。
2.建构主义方法
建构主义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3个主流学派和主要方法之一。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结构和国际体系是由一系列的身份和利益的要素组成，如身份、知识、规范、观念、意识、文化等等，其功能的发挥需要从行为体身份和文化的要素中推导出其“机制”；国际结构（国际体系）就是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刘志云，2009）；国际法是一种社会规范，是国际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国际法学派认为，国际法的约束性和合法性来源于自身，来源于道德、理性、人类良知。实在国际法学派认为，国际法的约束性和合法性来自于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同与确信，来源于制裁。国际法的制裁是非常软弱的，因此，实在国际法学派有时怀疑国际法是否是法律。自然国际法学派的观点是先验主义、形而上学的，缺乏客观的依据。而实在国际法学派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一个国家不能采取功利主义的立场区别对待国际法规则的确信问题。建构主义主张国际结构机制需要从文化要素中推导出来，它有一定的缺陷：正如它的反对者提出的那样，任何人都能虚构合意的原则和美好的未来，关键在于国家如何确信国际法具有法律约束力。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的约束力产生于一系列文化要素，如果这些文化的要素，比如罗尔斯的“社会公正”、资源优化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等规范，能够被各国所认同，受其约束，那么国际法规则的产生、遵守就不会产生问题。建构主义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整体主义的方法，即国际社会整体高于个体。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作为“国际机制”的国际法不仅仅规定了国家原则，还规定了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身份，为其设置了国际体系中处理与成员关系的行为规范、判断标准，提供了外交语言。二是国际法的社会功能（刘志云，2009）。作为“国际机制”的国际法由文化要素推演产生，这个过程需要经过价值判断和文化比较学习。当今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是平等的，应当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以达成共建和谐世界的目标。建构主义学派的整体方法和社会功能对于普遍国际法原则、规则、规范的建立和实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国际竞争逐步成为经济的竞争和科技的竞争。而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主要通过自然人和法人开展，法律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因此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1.国外关于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国际经济法是法学领域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突破了国际法主体只是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范围，因此出现了经济的国际法和跨国经济法的区别。以斯瓦增伯格为代表的经济的国际法学派，即国际经济法“狭义说”学派，属于实在国际法学派，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归纳方法。20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塞普提出了跨国法的新概念。国际经济法的“跨国说”学派采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比较法等研究方法，突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以跨国法或第三法律秩序的概念概括国际经济法的研究范围。
2.主流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狭义说”学派秉承国际法规范研究的传统，在20世纪国际法领域将经济方面的原则、规则、规范纳入传统的国际法体系，将国际经济法概括为经济的国际法。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主流学派持“广义说”，尽管其主张的研究范围超过“狭义说”，但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不管是“狭义说”还是“广义说”，主要采取国际法第三世界批判方法和路径对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进行研究。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狭义说”和“广义说”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它建立了以美元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提供贷款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无条件、无差别的最惠国待遇和互惠待遇的自由贸易体系；该体系虽然结束了国际经济的无法律状态，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绝大多数亚非国家未参加的情况下建立的，未考虑大部分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利益（王铁崖，1981）；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享有国际货币的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缓解国际收支逆差的贷款申请提出苛刻的条件限制，美欧国家通过加权表决制操纵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权，市场出现以富欺贫的现象，以无条件互惠、大幅削减关税的自由贸易体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发展中国家显失公平，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丢失、民族工业的受害和对外贸易的萎缩，长期殖民主义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使得新独立的国家仍是畸形经济的原材料产地，极不公平的国际交换体系使得它们继续遭受发达国家“贱买贵卖”的掠夺（陈安，1998）。这样建立的属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和殖民主义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严重地妨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应当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替代。因此中国国际经济法界，包括“狭义说”和“广义说”均主张主要通过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决议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汪暄，1982）。由于“狭义说”试图建立的国际经济法体系存在法律渊源的问题，①同时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停留在文字上，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
3.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需要新的路径和方法
国际法著名学者斯瓦曾伯格在谈到国际法的研究方法时说：方法只不过是一些工具，而工具则应该考虑到它们所应用领域的特殊性而采用；考虑不同的研究任务，应考虑对不同的研究任务采用不同的方法。斯瓦曾伯格研究国际法学科的思路在今天对我们研究国际经济法学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77国集团在联合国大会、贸发会议等范围内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美欧发达国家发生了长期的对峙，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南北关系的高度分裂。虽然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维持原有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力不从心，权利逐步从7国集团转向20国集团，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三驾马车的旧的国际经济体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金砖五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力还不足以撼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的现实需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博弈的新路径，改造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不能一味地采取批判主义立场，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南北严重对立，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不仅仅要批评，更重要的是正面提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观点、体制和方案，以及提出适当的策略、路径和行动方案，主导国际经济体制和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国际法的产生有3条路径，其一由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产生，其二由国际习惯的方式产生，其三由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而产生。在当前国际经济关系面临南北观点严重对立、国际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势下，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产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能接受的新的国际经济法规则是不可能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运用西方国家惯用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国际经济伦理，占领国际伦理道德的制高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方案，走一条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路径——建构主义的道路。这条建构主义道路就是依据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国际经济伦理、各文明国家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建立新的、普适性的国际经济法规则。
三、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建构主义道路
只要国际经济法以同意作为唯一的国际法产生的基础和依据，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国际经济法新体系和新秩序就不可能产生，而原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依照一般国际法规则还要继续适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也许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解决以上难题的路径和方法。建构主义方法论并不否认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有效性，同意和确信应当是当今国际经济法的基础，它是物质的、客观的；建构主义方法论从行为体身份和文化的要素中推导出其“机制”，它是思想意识的、主观的，但是它能够构成国际社会普遍同意的思想基础，在国际社会存在高度分歧的情形下，是国际社会进行沟通的最佳方法和路径；建构主义不同于自然法学派，其演绎和推理基础不是虚构的道德、理性、法律良知、自然法则，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国际经济伦理；建构主义方法论不同于批评主义方法论，不是一味地批评，不是破坏者，而是合作博弈者，是建设者。
（一）用共同价值观和国际经济伦理作为先导占领道德高地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构建中国国际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评价标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而且它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国际经济规则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利界定规则，另一类是交易规则。国际经济法的权利界定规则已经基本确定：国际社会各国家是平等的、独立的，它们拥有国家经济，拥有航行自由、交易自由，拥有平等参与制定国际交易规则的权利。各国开放门户、自由贸易及自由投资政策、国际货币体制等都是交易规则，各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或不参加。各国参加国际经济体制，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主要动机,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当是构建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基石。在国际范围内，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会产生效益，但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分布不平衡，自然禀赋不同，各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过程中取得的利益不尽相同，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存在不利益的情形，所以，自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应当是一般原则，但是还是有必要对个别情况进行调整。按照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的规则，在生产要素和自然禀赋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占领了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交换中取得了较大的收益，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则通过征收本国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的税赋获得巨大收益。但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于一般劳务输出和一般自然人流动是例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没有权利到发达国家就业，没有资格享受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同时发展中国家政府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征税取得的收益也十分有限。由于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不能通过税收的二次分配机制对国际收益公平分配进行调解，因此国际社会的第一次分配以市场为原则，实行效率优先，而第二次分配就需要以公平来调节。这就是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将其国民收入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法理依据。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呼吁其成员在提高产品环保标准、服务贸易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的法理依据。这就是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的人类社会正义的理论必然的逻辑结论。为了修正国际社会的上述“不公正”，各个国家不能将所有的交易机会交给国际市场，它们需要有所保留，需要在开放市场方面进行利益的平衡。各国遵循“静态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以优势产业建立国际分工，同时又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实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和产业扶持政策，开展国际竞争。各国贸易与投资的市场开放与国民经济稳定有序发展之间的合作博弈，需要价值伦理标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应当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贸易谈判中立场正义性的评判标准。
2.国际经济伦理是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制的理论先导
国际经济伦理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判定跨国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体制道德价值和正当性的标准，是协调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行为和国际机制正当性的依据。正当的国际经济体制和机制应当符合以下的国际伦理标准：（1）平等、不歧视平等原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标准必须适用于任何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必须一视同仁。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利率市场化，那么货币市场化就应当贯彻到底，其货币发行利率也须市场化。各国汇率市场化而货币发行和利率无须市场化原则的实质是：美国倚仗美元的实力，通过自由发行美元、控制利率以及强制各国汇率市场化，就可以绑架和操纵国际货币体系，违反国际通行的平等和不歧视规则。另外，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却频频向外国企业市场准入痛下“国家安全”封杀令，这种只要本国国家安全、不要他国安全的做法是典型的歧视政策。（2）合作博弈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国都可以有其合理的诉求，都可以参加国际公平的竞争；各国通过国际分工形成规模经济而取得竞争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取得比较利益（周钟，2002）。按照“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次优”的原则，各国展开合作博弈，包括跨国经济活动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合作博弈。按照“帕累托次优”的原则，市场主体在寻求利益最大化时可以损人利己，但是不能损人不利己。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在制定国际规则时，反对国际合作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3）投资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市场准入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全世界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这个原则不能由于某些国家市场竞争力强时就要全面实施“自由贸易”规则，而某些国家市场竞争能力减弱的领域就要改弦更张，实施所谓“公平贸易”。“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不能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4）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市场交换是国际经济交往主要方式。在自由贸易投资的国际环境中，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在跨国经济活动中取得的比较利益将大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观点，竞争力弱的发展中国家同意采纳的自由贸易体制为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产品提供了市场，提供了机会，否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发达国家就不能从跨国经济活动中取得巨大的效益和利益，因此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国际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必须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周钟，2002）。（5）公平竞争自由的国际市场竞争可能产生垄断，同时市场主体也可能通过卡特尔协议合谋形成垄断，从而妨碍和消除竞争，阻碍科技进步和损害消费者利益，造成垄断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国际社会利益的最小化；市场主体也可能通过不公平竞争的手段扰乱国际市场秩序。国际社会必须超越个别大国利益，实行全面的公平竞争的秩序，制定国际竞争规则。
（二）中国关于改革国际经济体制和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立场和策略
1.改良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或国际经济秩序
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它还存在一系列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建立国际经济新体系和新秩序的实力，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的立场不是选择建立国际经济新体系、新秩序，而是团结其他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改良。中国可供选择的目标是：（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扩大金砖五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美国和发达国家应当缩小其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救援制定优惠待遇，如果中国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中国可以与其他金砖国家协商成立金砖国家基金，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作为的合理补充；同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利率政策应当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如果美国同意美元接受国际监督，中国可以同意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则可以团结其他金砖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伺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将特别提款权提升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2）世界银行应当增加资本金，扩大发展中国家份额；发达国家不同意的话，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有理由成立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银行。（3）世界贸易组织应当进行改革，不仅把纺织品纳入自由贸易的行列，而且农产品、一般劳务输出、一般自然人流动都应当纳入自由贸易、自由流动的行列；对高技术产品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自由贸易，否则发展中国家有权将能源、资源、金融、信息产业列入国家安全考虑的范围；世界贸易组织应当确定一个全体成员都能适用的市场经济的定义，不能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
2.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中国支持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安全不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应当将其纳入法律约束的范围；“非市场经济”的认定不能作为滥用“反倾销”手段的工具；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与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相适应，反对过度保护；支持投资自由化，反对以任意的“国家安全”为借口拒绝外国投资。
3.公正、合理地分配人类的共同财产
在国际经济法的领域内，我们主张制定交易规则，应当适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在权利界定方面，则应当适用公平优先的原则。不属于任何国家所有的海洋（包括北冰洋）、空气空间（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陆地（南极）、外层空间（包括月球、空间轨道）等应当界定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任何国家不能占为己有。人类应当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方式予以分配。分配应当“以人为本”，不论肤色、种族、宗教、性别，应一视同仁。国际海底资源、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等方面的分配，应当按照世界人口人均分配。对于地球同步轨道等稀缺资源，应当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预留发展的空间。
4.一视同仁行为准则，反对双重标准
国际法学研究篇3
2002年度学术年会论文
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www.133229.Com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
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注释：
①徐为人，黄勇，《谁是反倾销的真正赢家》，《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3月。
②林洪，《论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国际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页。
③刘静，《欧盟反倾销法及我国的应对策略》，《法律适用》，2001年8月，总185期。
④郭寿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立法的有关解释》，《法学家》，2001年第2期。
⑤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修订版，第23页。
⑥李圣敬，《反倾销法律与诉讼》，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⑦倪正茂，《国际规则入世后的中国法律对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92页。
⑧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张志兵，男，湖南涟源人，法律硕士，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1995年开始律师执业，发表法学论文多篇。
国际法学研究篇4
[关键词]FiDiC合同条款课程建设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19-0091-02
随着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和我国建设工程企业集团在国外项目的增多，社会对各类国际工程管理人才需求旺盛，尤其是经过了正规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国际工程管理专业人才。近年来，对外承包企业对这类人才的市场需求一直很强劲，每年都有大型知名的建筑企业都来招聘优秀人才。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不但懂得要英文条款的表达，还要具备工程背景与文化沉淀。只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合同条款、合同语言和大量的词汇，才能根据合同有理有据地进行各种文件的处理，游刃有余地处理和协调项目各方的关系。
《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课程是工程管理（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要求学生具备工程咨询的理论和实践能力，是培养复合型工程管理（国际工程管理）高级人才所必需的课程。因此，《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课程对于工程管理（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毕业生来说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
一、课程教学概况
《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课程是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校工程管理（国际工程管理）专业方向的一门主要双语课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出版的1999年第一版新红皮书作为教材，并且在授课过程中加入了FiDiC编制的其他合同条件的相关知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使学生了解FiDiC的发展历史和相关的标准合同条件出版物，了解和掌握业主、咨询工程师和承包商、指定的分包商和其他人员与劳务的权利和义务条款、工程承包的转让和分包条款、开工、竣工和推迟竣工条款、工程支付证书和履约保函、工程计量与变更条款、保险和争议解决的条款；掌握国际工程合同专业英文词汇和术语，掌握国际工程合同条款的形式和内容，培养学生在阅读合同、理解和翻译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巧，使学生能够熟练地进行英文合同的读、译、写等工作。通过已毕业的从事国际工程管理的学生的反馈信息可以得知，该课程在国际工程合同管理实践中是十分重要的。
二、教学改革目标
本课题针对《国际工程合同条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不足之处进行改革。
在教学内容上，切合实际选用经典教材，与时俱进更新内容，理论联系实际，选取书本合同条款紧密结合工程案例，增加案例的内容，并且增加多个合同对比讲解的内容，使学生掌握国际工程合同管理专业英语术语，加强学生课后习题翻译练习。
在教学手段上传统教学与网络结合，建设该课程网站，编制生动活泼的教学课件，全程录制精讲视频，上传到网上，使得在校学生更加方便随时学习，多次使用，使得教学方法和传播效果更加突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和翻译工程英语文件的能力，使他们能更加有效地进行沟通和交流。
因此本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他们进一步的学习，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也会有极大的帮助。课题组将会对这门双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投入更多的努力，为我国对外工程管理界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三、教改主要研究内容
（一）加强对本课程课内教学内容的完善
以1999年版新红皮书为基准，增加讲解国际工程合同条款的新版本（2005年）和谐版和总承包银皮书的内容，完善题库建设和丰富教学案例。紧跟我国国际工程承包的发展形势，针对目前的教学内容进行增补和拓展，并进行比较和研究，结合现有的项目资源，搜集和整理项目中涉及招投标、设计、采购、施工、分包、融资、保险等各个阶段的合同管理文件，恰当选择项目增加相关的教学内容。其次增加国际工程合同条款习题库建设，增加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课程实用技能拓展训练内容。除了课上教师的讲解，更重要的是给学生设计合适的课下练习题目。本研究从已有的实际的国际项目实践中选取素材方面编制习题库，进行实用技能拓展训练，以提高学生能力。
（二）加强课外训练
加强教师课上教学讲解与学生课下动手作业相结合。设计习题和合同管理实践背景，将工程实践中的合同管理问题提出给学生，让他们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法，大量翻译各类合同和信函，加强索赔报告的撰写能力、加强合同理解和使用能力，并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发言，在同学中展示和表现自身的成果，全面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加深学生对本课程知识的认知和应用能力。根据实际项目，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培养，增加翻译各类英文合同、报告、各类保函、撰写信函和索赔报告等内容，以此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课程自2002年开设以来，项目负责人一直从事该课程的教学，且具备在国际项目上的应用经验，整理和积累了大量的合同条款相关资料，包括工程信函，国际贸易、国际工程各类合同条款（以上均为英文，并且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翻译和注解），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工程案例，教学资料齐备，习题集资料丰富，取材于国际工程管理实践。
（三）开展课程网站建设促进教学方法改进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方式与多媒体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对合同原版条款采用课堂教学，对案例部分采用多媒体课件，增加教学信息量，提高教学质量。多媒体理论教学加大了课堂信息量，使学生对国际工程项目的理解更直观，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
建立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课程网站，建设网络学习空间，增加课程资源库、视频库，使学生可方便获得本课程的相关信息和资源。这种方式便于项目管理人员、学生以及师生建立快速、有效的沟通和学习交流，共享学习资料。
课程网站设计“学子风采”专题，搜集往届优秀毕业生工作经历与心得体会及附带国外工程项目照片，用以鼓励在校学生向优秀的毕业学生学习，提高在校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东北林业大学教务部门在本科教学质量管理过程中，资助了几十门重点课程建设和精品课程的建设，极大地鼓舞了教师们的教学热情。教学相长，学生的兴趣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激情提高了，教学水平也日益提高。教师们在备课和录制精讲视频时，更加精心，课外时间也更多地上网学习，与时俱进。目前本课程网站建设的结构和具体内容均已经具备，委托专业的科技公司制作，经过教师反复修改，网站页面修改达到20多次，已经基本完成。
（四）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提高教学效果
作为本课程的主讲教师，笔者深深地感到，高等教育的教师也要“走出去”，应该定期到一线企业去进修，参与实践管理，这才是最有效的提高途径。实践的知识结合理论才能更好地体现在本科教育中。只有和业内的各类项目管理者和其他高校的同行建立经常沟通，才能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另外也要“请进来”，即邀请业内的知名人士或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一线的项目经理或专业人员来校给学生和教师做演讲和报告，互相沟通，效果也是不错的。笔者多次邀请项目管理专业人员和专家来学校给学生们做项目管理和合同管理的常见问题的报告，并积极为学生们应聘工作、和企业牵线搭桥，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同时，这些专家在演讲之后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为学生们的就业和应聘等方面开拓了思路，深深获得了学生的好评和欢迎。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对FiDiC国际工程合同条款的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不断丰富，课程网站的建设，使该课程更加完善。教学手段的改革更加适应了当前学生的特点。在此过程中也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水平，课件和视频上网，使得教师对课程准备更加充分，语言的运用更加标准，对合同条款的研究更加仔细和严谨。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还会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并认识到不足之处，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对课程进行更多的探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佘立中.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教学内容探讨[J].高等建筑教育，2001（2）.
[2]何伯森，吕文学等.采用FiDiC文献教学，培养高水平国际工程管理人才[J].中国工程咨询，2005（7）.
国际法学研究篇5
「关 键 词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回顾与展望
「正
文
伴随着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法已渐成为人类法律实践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国际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发展令人瞩目。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将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并担负着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任，世界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必须回应实践的呼唤。
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将如何顺应实践的要求而发展？这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人在世纪之交有必要思考和作出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诸多业内业外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20世纪的总结和回顾相关联。
本文不揣挂一漏万之嫌，拟对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短暂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作一述评，并结合国外研究状况，对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进行展望，希望能对有关人士了解该学科已有的重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把握其未来走势有所裨益。
一、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概述
（一）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
从美国传教士丁韦良1864年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并在同文馆讲授国际法时起，国际公法传入中国已有130多年了。从1905年敦斌著《国际私法》出版开始，中国国际私法学也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迄今只有20年。
1.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是对外开放的产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等工作迅猛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新的法律问题不断出现，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渐次颁布，引发了学者们的各项专题研究。例如，针对湖广铁路债券案及烟火案，有学者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作了研究；（注：倪征yù＠②：《关于国家豁免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30页；陈体强：“国家主权豁免与国际法-评湖广铁路债券案”，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1-53页。）有的学者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作等了深入研究，以适应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新形势的需要；（注：姚梅镇：《论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史久镛：“论投资争端与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公约》”，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67-89页；陈安“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由来看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90-119页。）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展开相适应，有的学者对国际经济新秩序、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注：周晓林：《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70-92页。）这些研究均采用国外第一手资料，探讨比较深入，不但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和理论开拓价值，同时也为从整体的角度理解国际经济法并确立国际经济法学的新兴学科地位打下了基础。
2.外国学说的介评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产生的催化剂
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私法学均为舶来品，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也深受外国学说的影响。不少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的国际经济法学说被不同程度地介绍和评析。我国学者在介评外国学说时将它们分成二大类：狭义国际经济法说和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如施瓦曾伯格、卡罗、金泽良雄被认为是狭义说的代表。杰赛普、卡茨、布鲁斯特、瓦茨、杰克逊、罗文费尔德等美国学者的著作则被诠释为属于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我国学者对外国学说的介评不多，散见于其他论文或著作中，既缺乏系统的译著，专论也很少。（注：介评外国有关学说的专论、译文主要有：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产生》，载《国外法学》，1981年第6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意义》，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5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姚梅镇：《美国国际经济法丛书评介》，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但外国学说却成为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体系的主要参照模型。
3.教学、研究和政府行为促成了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
上述研究给国际法教学和科研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教学上，有学者将调整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体法统称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新的课程；在研究上，有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应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法学部门。为此，中国国际法学会曾经多次举办过有关的研讨会。到1982年时，学者之间尽管意见尚未完全统一，但是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作为一个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列的独立的新兴法律学科的主张成了主流。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国家教育部）正式将国际经济法列为法学二级学科。1984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出版，国际经济法学被列为十四个法学分支学科之一，其辞条撰写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主编，姚壮教授、刘丁教授担任副主编。1984年5、6月间，武汉大学等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庐山举办国际经济法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全国53个单位、90多名代表倡议筹建全国性的国际经济法学术团体。经协商讨论通过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章程，成立理事会，推选姚梅镇教授为会长。这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迅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中国法学大家庭里多了一名新的成员。
（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迅速发展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蓬勃开展，迅速成为一门“显学”。
1.丰硕的学术成果
1984年以后，《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仲裁法》、《外贸法》、《外汇管理条例》等相继颁行；中国还相继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建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积极谋求“复关”和“入世”，这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际经济法学者承担了数目众多的部级、省级部科研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为我国涉外经济法的制定和完善，为我国加入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以及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富有参考价值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产生了一大批教材、专著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著作逾百部，论文数百篇。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已具备相当的学术积累。
国际法学研究篇6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4-0073-04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问题，是国际社会科学一体化趋势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科学研究产出过程和工具工艺性（研究方法和手段）科学化的体现，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科学化发展的关键。采用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有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科学化、研究和管理规范化；有助于社会科学成果的借鉴；确保哲学社会科学探求规律、真理和科学的方向，确保哲学社会科学为全人类服务的目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价值意义。
1．国际标准化概念
研究方法国际化或者标准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要使用国际上普遍认同、广为接受和业已证明为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方法），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按国际统一的科学规范要求从事和管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工具操作性，研究过程的客观、量化、实证和严谨性，以客观描述为主，少有主观臆断和模糊性思维判断。标准化实质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统一的研究标准、手段和评价尺度。这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其科学评价的前提标准。标准化的目的就是采用科学方法获得科学结果。到目前为止，我国曾有过很多学者采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作为科学研究的文献索引，加以引证。实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现实意义就是避免伪科学和学术垃圾以及学术浮躁，以科学手段，高效率地获得人类对社会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2．国际标准化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标准化实际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是国际化发展的主题，量化和实证是主要研究方法，客观描述是其主要的实验记录手段，突出研究的专业技巧性和工具性是主要特点，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和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程序是其基本要求，创造新的方法论是研究的价值目的。
就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看，主张质化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统一，它也是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方法，但是，其包括很多具体的质化和量化方法。我们对质化方法很熟悉也普遍使用，依靠逻辑过程或悟性过程等抽象提炼方法获得研究结论，但是，主观成分很大，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发挥主观能动性”。量化方法依据数据和定量经验等的推演、分析和验证得出研究结论，客观性很强，少有主观悟性参与，它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国内仅限于个别学科的使用，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但是，使用的程度非常浅显，特别是存在着研究方法服务于假定结论的普遍倾向。没有做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定量把握。这是我们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主要差距所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坐而论道者多，会做实验的少。
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看，目前的研究工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突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选题没有新意，重复研究是国内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有时忽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同时，也存在另一个极端，不顾质量，仓促抢先发表，“占山为王”的现象。内容上多是主观分析的结果，很少有通过量化实证建立的原创性。因此，选题和内容上的原创性是研究必须首要注意的问题。
（2）选题普适性问题。研究选题立意要有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没有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称其是社会科学。因此，不论研究的对象具有什么特殊性和地域性，都要透过特殊揭示其蕴藏的一般规律。反映规律就是科学，科学也就是具备普遍适用性。
（3）研究的持续性问题。反映规律的同时，还要对其做持续研究，不断验证规律。国内对很多问题研究，发表了论文就好似解决了问题，以后就不再探讨了，一劳永逸，这是机械研究的态度。科学研究要跟踪研究和持续研究，把一个问题搞透，彻底把握它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这样也才能形成专业化的学者。国外很多学者终生就研究一个问题，成为专家。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髦研究什么的现象。
（4）量化文献考察。对研究问题从纵横两个向度做最大限度的文献穷尽考察，是确定研究问题可信度的关键前提。历史上或者是别人如何关注和论述这个选题；完成到什么程度（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本项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解决什么新问题；如何延续研究成就，等等，这是任何研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和遵循的研究方法。这既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对文明成就的继承，更是寻求研究的科学起点。
（5）选择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设定选择已经验证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研究工具。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检测手段，收集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数据，特别是问卷是数据的主要来源，必须首先检测问卷的科学可靠性，科学问卷是研究问题的主要标准依据。
（6）量化检测手段问题。我们经常提倡创新理论，但是理论的创新历来缺少一个理论检测环节，现行的检测职能是由实践来完成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验证和检测理论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理论还需要技术性的检测手段，依靠技术性手段科学验证理论的真伪，这是科学探索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哲学社会科学光有指导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本学科的专业技术手段，这是学科成熟发展的标志。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看，这些检测手段有很多种，常用的有5种：（1）三角稳定结构方法；（2）可信度测试法；（3）内在关联度测试法；（4）差异性检测法；（5）因素分析方法；等等。通过这些基本检测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一般性、可借鉴性和科学性。可以成为衡定类似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模式，也意味着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应用方法。科学模式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模式测试（社会科学的amoS平衡理论）［1］得出的定论。目前在国内采用上述手段反复检测研究结果的学者很少。
以上几点只是创立规律性社会科学结论的十几个科学步骤中的基本要求。依据这几点基本要求，就能做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基本要求。
3．国内研究方法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种类繁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一是以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主的研究方法；三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哲学“综合创新”方法。
3.1国内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及其弊端
现行国内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基本和原始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五大类方法：
（1）逻辑研究方法。这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里总结的古代人的逻辑研究方法，后来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普遍使用。
（2）经验归纳法。培根在其《新工具》（1620年）提出了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这是近代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诞生。
（3）假设演绎法。培根提出其方法的同时，笛卡儿在《论方法》（1637年）则提出了其理性化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的二元论［2］。
（4）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三大哲学研究方法――先验研究方法（康德）、辨证研究方法（黑格尔）和现象研究方法（胡塞尔），也是国内研究借鉴的三大现代方法。
（5）其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经典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补充的研究方法，例如，休谟和夏夫滋伯利等就提出过怀疑论的质疑研究方法，现在也广为使用。一些著名经典哲学家如赫舍尔、穆勒、孔德、耶方斯和现代的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等基于经典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方法，广泛为人们运用。
上述方法都是目前我国学者普遍借鉴使用的西方研究方法，比于当代西方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这些研究方法还都属于经典的基本方法，特点是重宏观抽象，缺少微观把握；理性分析较多，实证特点不很鲜明，往往是总结和归纳的思维过程是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过程，弊端是思维序列往往与实际序列不符。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3.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哲学方法，被作为科学（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在广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是一般的科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最大的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也存在发展和创新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普遍使用的量化、考证研究方法引入唯物辨证方法中，在突出对事物质的定作用（质性分析）的同时，强化定量的功能作用（量化分析）。量化研究方法本来是辨证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非常明确地认为，数学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
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现实方法论意义实质就是要以科学量化的手段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和和谐发展等思想观点做量的内涵规定，强化这些科学理论的量的转变功能和工具操作性。量化理论观点内涵便于实践操作，实际上是增加了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从而在操作中能真正实现以量的积累带来质变的科学方法的确立，避免以往方法论的缺陷而导致的空洞和操作离位。理论是从无数量的现象中总结提升（抽象出质的定性）出来的，在返回实践的指导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量的规定，这样的理论内容才丰富。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各门科学，运用了数学，可以严格化，可以数量化，成为定量的科学，能够进行严格的推断和预测。因此，只有恢复和重建量化研究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才能解决。
3.3中国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
这是指张岱年等学辈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4］研究方法观。它是中国哲学研究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依据中国哲学的性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任务，以我为主，从中国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取舍、融贯、综合、创造，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综合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中西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综合创新”被认为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这个方法的缺憾就是综合的过程要人来把握，因此主观综合分析色彩突出。传统的“正言若反”和“执两用中”作为认识和操作方法，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的思维特点、认知主观化和操作主观化的特点。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三大类研究方法总体上看，需要突出解决的是增强客观量化分析环节和考证研究环节，即不能简单地通过概念推演和思维过程获得质的结论，而应该通过展示和考证事物的量的实际客观积累推导出质的结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每年的成果甚丰，在国际学术领域很有影响，但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可归为如下几点：
（1）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代表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需求热点不同，惟一交叉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这在很多国家社科研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从客观发展水平上看，国外的发展需要与我们的社科研究成就不很匹配。
（2）我国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中国自己的特殊问题上；或者是从特殊性的研究上还没有总结提升出一般性的普适规律，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就还不具备普遍意义和全人类价值。
（3）意识形态的差异太大，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加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相互借鉴难度较大。
（4）中国大多数学者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存在着语言障碍。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还无法用国际认可语言写作，加上社会科学产业化环节不健全，直接影响了我们研究成果向国际世界转译和进入国际学术领域。
（5）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国内研究方法主要以主观定性为主，方法为体系建立服务；国外以实证定量为主，方法是研究的终极价值。尤其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以及使用的工具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规范。这直接影响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问题。
（6）全国缺少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职业或专业机构，监督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没有明晰的统一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以及监督机制，特别是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对研究成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现象很多，导致学术浮躁，研究成果科学含量低。
上述原因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而是当成意识形态问题对待，所以，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历来不受重视，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追求建立体系和论证体系，而不是为社会和文明发展提供创新方法论。研究方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方式和产出结果，目前关于研究方法在学界没有任何明确的、强制性的行业和职业规范要求，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完全是学者自己学术修养和道德水准所决定的，不是学术行业的法律规范约束。因此，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成为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陈旧的研究方法或者不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化标准相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符合国际化和标准化，因此学术成果的产出方式也就不科学。所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容易被谨慎对待，甚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是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开启价值，但是，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研究热点与国际匹配不上，研究方法再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统一认可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成果交流的共同参照尺度和评价依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开启价值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借鉴。如果不规范研究方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很多都会是徒劳无益，这不仅浪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劳作，也使我国对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很微薄。在当今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只有通过使用国际上公认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视为是科学的活动和研究结果。学术研究是为全人类工作的伟大活动，必须依据全人类认可的普遍标准进行。
4．国际化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采用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这表明理论探索既是方法运用，也是方法的创造。理论只有验证（以往方法）和提供（新的）方法，让人们把握和运用所创新的方法，才能付诸实践。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其功能作用，首先要由体系本位意识转向方法本位理念，同时强化实证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这是研究方法国际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采用国际认可的统一研究方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意识形态原因。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往往不是学术观点的交流，而是研究方法的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关键就是运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手段和程序，“首先创造方法”［5］；并且，黑格尔也提出过“方法有时比体系更重要”的阐述。无论什么意识形态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理论是否为人类认识自然、协调自然提供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人们操作和有助于人们改善处境，这是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因此，研究方法就成为国际学术成果价值评价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交流和借鉴的关键衡量尺度之一。
（2）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原因。比于自然学科，哲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科，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人文主观因素参与较多，在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和交流学术观点容易出现不分伯仲、相持不下的结果，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则更容易形成共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3）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社会科学产品）国际规范化的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符合国际统一认可的iSo系列标准，否则不被认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产品走向世界，也有统一的国际规范化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产品的诞生过程（即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要求。这个工艺流程就是操作方法体系。使用国际认可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和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4）要拥有知识产权，首先要拥有符合国际规范化要求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必须首先是符合国际要求、得到国际认可的产品，然后才能成为全球性的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品考核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产生的手段和过程是否科学，特别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新理论方法才会有产权价值。
以上4点表明，作为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因为，“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6］。研究方法是目的也是手段。重视方法的价值意义和采用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切入点，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接的首要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意义：
（1）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可使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可和借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就。采用国际统一的学术研究衡量标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就与国际接轨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才能实现为人类探求真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贡献的目的。
（2）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有利于规范和调控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管理，使哲学社会科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的功能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科学操作，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行业规定，特别是普遍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的要求，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研究成果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当务之急必须要实行研究方法的国际标准化，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过程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是形成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契机、前提和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arbuckle,J.(1997).amoSuser’sguide.Version3.6.SmallwatersCorporation,Chicago,iL.
［2］李醒民简论科学方法［n］北京：光明日报，2001-5-8（4）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序言部分
［4］高秀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n］北京：光明日报，2005-5-23
［5］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国际法学研究篇7
论文摘要:国际经济法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课程设置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首要环节,要合理设置课程,构建科学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法研究生课程设置结构不合理,学期分布不平衡,没有针对性,公共课与专业课比例失衡,忽视学生科研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革我国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几点建议。
一、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法课程设置的现状
从各院校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的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结构与本科基本一样,总学分为30多学分,由必修课、选修课和公共课程组成,必修课和选修课中的专业课几乎各占其一半以上的学分,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各占总学分的大约六分之一,而公共课所占比例都高于必修课和选修课所占学分的比例。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国际经济法研究生课程设置大体与上述统计一致,设置了体现学院特色的“国际法专题研究”、“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专题研究”、“国际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专题研究”、“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原着研读”、“国际货物运输法律与实务”、“国际投资与技术贸易法律规则与实务”、“公司财务与法律”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等相关课程;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课程设置则将国际经济法课程设置包含在国际法当中,没做细小的划分。华北电力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课程设置表由学位课、必修环节和选修课三大部分构成,其中学位课包括公共课、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课。从课程分布来看,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一年级上学期开设了“国际贸易法专题”、“国际投资与金融法专题”、“国际法专题”和“国际经济争端解决研究”,下学期开设了“法律实务专题”、“专题课程”和“法学经典文献选读”等相关课程。二年级几乎不设任何的专业课程,主要由学生自己支配,撰写个人的毕业论文。
从以上各院校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来看,大体存在以下特点:各院校基本上是按照教学大纲上的教学要求来进行课程设置;对国际经济法细小专业的划分涉及不深;某些院校在学生研一阶段的课程设置密集,实践课设置稀疏等。
二、国际经济法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任何学科的课程设置都是为实现教学目的服务的,国际经济法也不例外。但目前我国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存在严重的脱节,这一点从研究生毕业时的就业状况就可以看出。本专业学生就业时为何屡遭闭门羹,经过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阶段学到的知识为何到了社会上却惨遇死穴·以下从多方面探讨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1.国际经济法课程体系不合理
国际经济法法学研究生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总学分为30多分。其中英语、政治等公共课课时较多,都超过了专业课所占学时,这样学生就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与本专业无关的理论知识的学习上。公共课与专业课设置比例失调是该专业课程体系的明显缺陷,公共课上学生哈欠连连,甚至逃课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长此以往这种潜在的厌学情绪会影响到学生们对专业课的学习。培养单位为了按时完成培养计划,普遍采用减少专业课程门数和内容等方式,导致专业课程数量不足,学分要求相对偏低,不利于研究生宽广深厚专业基础的形成。[1]
以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院课程设置为例,包括国际经济法在内,所有的法学课程都必须在研一阶段全部修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在研一阶段法学研究生的课程压力,学生就会为了修满学分而上课,日甚一日的学习疲惫状态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质量。其他很多两年制院校的研究生一年级的教学大纲上排满了学生的课程,二年级几乎不设任何课程;三年制的很多院校也是如此,研究生一年级的课程很多,任务很重,二年级大量递减,三年级的课程几乎为零。这样的课程设置安排似乎是留出充足的时间为国际经济法研究生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但从整体看来这样的课程安排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2.国际经济法课程内容沿袭本科阶段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生阶段的某些课程沿袭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课程的难易程度没有做明显的区分。以华北电力大学为例,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在研一上学期选过一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但这门课程几乎所有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都已学过,此课程也并没有对本科阶段学到的知识做深层次的挖掘,知识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正如谢安邦教授所说,“研究生教育部分课程内容的高深层级性只是体现在对本科生课程内容在横向层面上作平面式的扩展上,而并没有凸显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上的要求和特色”。[2]
3.国际经济法专业课程划分不够细致
一所院校中专业同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生有很多,但是从各院校为其设定的培养方案来看,他们的选定课程几乎是一样的。虽然同为此专业的学生,但在国际经济法具体领域当中每个学生对其关注度和兴趣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国际金融,有的偏爱国际贸易,通过学习每位学生应该都有一个所擅长和热衷的细小领域。但有些培养单位却硬性地为同一专业的学生设置相同的课程,忽视学生的个体性和创造性,培养方案没有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主要表现为课程设置体系中学生的任选课程严重不足,对其进行学分限制。“任选”即意味着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这些任选课程的设置是与学生的专业相联系的,虽然是同一专业,但是更应该关注学生个性特征的培养。
4.实践性课程太少,忽视学生实务能力培养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涵盖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以外,对实务性问题的研究要求也很高。以国际贸易为例,跟单信用证是国际贸易活动中常见的结算方式,通过教学要让学生知道如何草拟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以及熟悉跟单信用证的结算流程等相关问题,当然,这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如果教师没有该方面的实践经验,课堂教学就会流为纯理论教学,如此这般学生上课就会觉得空乏无味,不会将知识学以致用。造成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存在弊端,除此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实践性课程在学生必修课和选修课当中都有涉及,相对而言在选修课中占的比重较高一些。实际上实践教学应该贯穿国际经济法课程设置的始终,案例教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该专业的学生都知道国际经济法相关课程的案例大都来自于专门的国际仲裁机构和wto争端解决机构等贸易实务领域,这些案例牵扯到的背景知识有很多,难度很大,有时候把一个案例搞清楚,进行透彻分析都要花耗很多的课时。于是学生为了简单获得相应的学分再加上培养单位、老师的关注度不够,将实践环节进行压缩,模拟仲裁机构、国际法院、争端解决机构等进行案例分析。双方辩论的实践课程与专题研讨更成为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奢望。
三、国际经济法课程科学设置的建议
设置科学合理的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围绕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完善。
1.强化科学设置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思想意识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要从思想意识上加以重视,只有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才能将有效的行动付诸于实践。良好的课程设置是学生习得本学科知识,掌握知识要领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来说,科学的课程规划能将学生学到的知识从纵向上加以延伸,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在研究生整个培养方案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纲领性的地位,是实现高层次教学目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强化思想意识,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课程内容,将本专业课程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开展。
2.制定科学的学习教材
从根本上设置一套科学合理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学习教材,为国际经济法研究生开设关注时代前沿的课程,教材编写组应该由本领域内有影响力的资深专家、教授和学者组成。各院校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和针对性的奖励措施,将编写教材的质量优良作为老师评优评先的考核标准之一。另外实务性专家人士也应该参与进来,如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具有较高学习难度领域,在一些案例的编写上应该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士来完成,从而制定科学的学习教材。
3.全方位统筹课程设置,体现课程设置整体
国际法学研究篇8
【论文关键词】多媒体；国际商务；双语教学法与模式；研究
1.多媒体国际保险双语教学中的问题与思考
国际保险双语教学是指用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国际保险学科的教学活动，一般是指在用母语进行部分国际保险学教学的同时，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教学的教学模式，其最终目标是学习者能同时使用母语和非母语（一般指英语）在经济领域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国际型人才。国家教育部2001年发文明确指出，要在高校积极推进使用英语（双语）进行专业教学，并要求力争在三年内，用英语为教学手段的专业课程比例达到所开课程的5%至10%。为落实国家教育部的指示精神，我院从09级开设了国际保险等双语教学课程，然而，由于这种教学途径与教学模式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尝试，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在教学上英语语言教学如何与全英专业教学合理衔接？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等关键问题如何落实？如何选定切实可行的双语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和教材？如何尽快开发出与其相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软件？这些教学上的具体问题正在困惑着教师和教育管理工作者。其次，是师资水平和学生素质之间的矛盾，开展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同时具备丰富的专业学科知识和扎实的外语表达能力，其中外语口语能力是阻碍双语教学推进的瓶颈。国内经贸专业的教师英语口语水平达不到教学标准，英语专业的教师经贸专业水平欠缺；而学生是否能具备运用综合英语理解专业知识进行经贸英语交流的能力是影响双语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第三，是对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研究与探讨。面对两新即多媒体新和双语教学新的教学尝试，如何保证它的教学质量，是广为关注的问题。本课题针对在推进多媒体国际保险双语教学改革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和改革的思路与行动进行深入探讨。
2.建立多媒体国际保险双语教学国际化的教育平台
2.1教学理念的更新
多媒体国际保险双语教学与传统外语课堂教学相比有很大的优越性，它代表了语言学习模式的根本转变。从本质上说，这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要通过学科学习来带动英语学习，使学生通过学习具体的国际保险学科或课程来获取英语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学的一场重大革命。
2.2教学目标的创新
改革的目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知识目标；二是实践技能目标；三是语言目标。专业知识目标是：（1）掌握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2）掌握国际商务的基本常识：（3）了解西方国家的会计体系，包括西方会计准则，会计信息流程以及基本的会计帐务处理；（4）了解国际银行、证券与投资的基本知识。实践技能目标定位是：首先是具有国际谈判技能和营销策划技能；其次，具有在国际企业中从事会计、银行、证券和投资业务的基本技能。而语言目标则是要求学生掌握日常英语的基础上，公外大一、大二的学生要通过四、六级大学英语全国统考；英语专业的学生要通过英语专业四级或专业八级考试。升至三、四年级后能就经济业务方面进行流利的英文书面和口头交流能力。
2.3崭新的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模式
目前，在我国各大高校中正在探索试验双语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1）采用原文版（英文）教材，课堂教学、讨论、作业、考试、毕业论文均使用汉语；（2）采用原文版教材，交叉使用中、英文作为教学语言。（3）采用原文版教材，教学过程全方位使用英语：包括讲授、板书、教学课件、试验报告、案例分析、学生的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考试、毕业论文等全部要用英文完成。而对于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重点术语、重要理论概念，可以辅之以汉语翻译或解释。这种全英教学模式是双语教学的高级形式。一些重点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对外经贸大学和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在八年前已采用了第三种教学模式，现已积累了一些经验。我院从09级开始在省内招收的本科生中优选一批外语与数学基本功扎实的学生，采用与国际财经专业教学接轨的教学模式与教材，力求培养一批高水平国际商务专业人才。因此，我们的最佳选择也应是第三种教学模式。
3.从保持型双语教学法到浸泡式全英教学法的实践
多媒体国际保险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过程，也可以当作是一项有计划、有步骤、连续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操之过急则事倍功半，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度。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针对每个阶段施以不同的教学方法。
3.1入学初期的保持型双语教学法
新生入校时学生在自己所报专业系学习英语基础课和公共基础课以及专业基础课，这个阶段的双语教学是把学生在中学所获得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转化为“语言能力”。传统的英语教学法是教师着重教授语法、句型、词汇等语言知识的分析，学生的精力放在应试技巧上，交际能力很难养成。保持型双语教学首先在使用全英教材的基础上，教师全英授课、全英板书、学生英文完成作业。其次，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教师指导学生以演讲、讨论和辩论的方式用英语表达知识，让学生全方位地接受英语，适应双语教学的氛围。第三，使学生把语言作为传播文化最有效的媒介来学习，了解语言的内涵，妥当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教师通过跨文化对比的方式使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的同时，还要具备传播本国文化的能力。在经过一年有针对性地英语精读、听力、口语和写作的强化训练后，根据学生英语口笔试考试成绩以及数学和专业课排名，择优分出实验班，进入第二阶段学习。
3.2中期的过渡型双语教学法
强化交际式英语教学为学生进入过渡型双语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第三学期04级参加的全国大学英语统考中，实验班的学生100%通过四级水平考试，不少学生考到85分以上的好成绩。此时，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显著提高。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增加专业基础英语教授的内容，例如：经济报刊选读、商务英语对话、商务英语翻译等。其它专业基础课只要能用英语开设的课程尽可能使用英语，促使学生尽快达到“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的水平。在这一阶段，学生尽可能沉浸在英语环境中，经济信息交流、专业话题讨论、英文报告撰写、商务文件翻译等。学生在大量原版英文阅读，频繁的英语语言交流，和众多实用英语写作中，不断获取刺激环境中的复杂知识，学生在掌握了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中也掌握了大量的英语专业词汇，领会到英语语言和专业知识的内在表达规则。
3.3后期的浸泡式全英教学法
这个阶段的教学特点是全部专业必修课程使用原版教材，外籍教师和中国教师为学生提供完全的西式国际商务专业教育。在前两个阶段的系统培训下，学生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外语应用能力，已基本能够同教师就专业知识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拥有其本土文化的优势的外籍教师，以大量严谨的逻辑数据分析和深入浅出的实证案例讲解，“引导式”、“探究式”等开放型教学方法，使全英专业教学生动有趣。学生的思维模式不仅受到英文原版教材固有的知识体系结构和逻辑方式的冲击，而且直接受到外籍教师思维方式的猛烈碰撞。这种浸泡式全英国际商务专业教学往往能达到质变提升的效果。
3.4多媒体在国际商务双语教学中的应用
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为教师提供新鲜而丰富的教学资源，让他们展现丰富生动的教学内容，扩大教学信息量的输出，拓展课程的广度和深度，最主要的是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学院要采取措施，大力支持教师尽可能多的制作出生动形象的多媒体课件投入教学，增强学生对保险实务的感性认识。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高校要增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建立师生共享的多媒体模拟实验室，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教师指导学生利用多媒体进行学习上的研讨活动，分析一些生动逼真的国际保险案例模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实际动手使用信息技术的（下转第31页）（上接第28页）能力。（2）创造教与学的互动。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重要理论，让学生利用网上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和领会，鼓励学生多与社会接触，将现实商界中的疑难问题带到课堂来讨论。这样既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又促进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3）设置模拟国际保险全英谈判、营销和交易会议场合，多范围锻炼学生的商务口语表达技能，培养应用专业英语和商业技能进行实际工作的能力。（4）建立由教师负责学生参加的多媒体课件摄制小组，对现实社会中的国际保险活动进行全程跟踪摄制，制作相关软件用于教学。先进的教学方法辅以先进的教学手段，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4.多媒体国际商务保险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引用西方原版专业教材进行全英教学是与国际接轨，须按照国际经管学院的教学标准要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然而，我们在现实教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调整、改进和完善：
4.1教师队伍的建设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教学成功的关键。要实施多媒体国际保险双语教学，教师们要具备三种能力即娴熟的外语教学能力、丰富的商务专业教学能力和多媒体辅助教学技能。要办出我院的特色教学，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学院必须考虑强化培养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对他们实行有效的在职上岗培训，如首先定期派遣有关任课教师到国内双语教学起步早的重点大学进修相关课程，提高师资水平。第二，建立专业课教师和英语课教师定期沟通协调机制，定期组织研讨会，研讨专业教学与基础英语教学的合理衔接问题，如专业教师把要涉及到的商务理论概述给英语教师，英语教师可根据未来课程需要开设一些专业英语的铺垫课程。从而可以避免基础英语教学和全英专业教学的脱钩，给学生全英专业学习造成压力。
第三，利用对外合作办学的机会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师资，有条件的话，可以派遣优秀教师到国外攻读或进修商科硕士学位，引进或聘请具有经济学、管理学硕、博士学位的外籍专家和全英专业教学人才，参与并指导国际保险双语教学与科研工作。
国际法学研究篇9
关键词：国际金融；教学方法；能力培养
国际金融课程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主要分析和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间货币运动规律、国际金融业务、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以及内外均衡的实现等问题，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应用理论学科。内容上既有宏观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资本流动理论等)，又有微观实务(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结合所学金融理论与实务，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金融现象和问题，在工作或生活中尝试国际金融方面的结算和交易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探索创新型教学方法，是有效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关键。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国际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直接结果，同时国际金融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在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不仅与一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紧密联系，而且涉及到一国的宏观经济的平衡和稳定，涉及到国际经济金融的协调和合作。国际金融课程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主要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的问题，具有如下特点：
1.时代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范围不断扩大，国际金融研究的领域也随之拓宽，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处于不断发展与变化中，国际金融的教学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在教学中加入国际金融新变化、新动向，理解、吸收、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就成为任课老师应尽的责任。
2.实践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掌握知识和获取技能的一般途径，对于国际金融来说，这一原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活动极为活跃，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使外部均衡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顺差，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内外均衡的冲突越来越引起注意，而这一问题的表现及其解决在我国总的来说还处于萌芽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和总结。
3.应用性。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从宏、微观层面更透彻的认识经济生活、理解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强调对与国际金融业务相关的经济事务、涉外企业管理等工作所必备的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的理解和应用。如针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汇率变动的浮动和频率加大，如何强化外汇风险管理、实现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针对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而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并没有缩小这一事实，如何调节国际收支，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等问题，都是国际金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4.创新性。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瞬息万变，如何创新金融工具、规避金融风险、保持外汇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完善金融市场、促进各国金融关系的协调发展，是每一个国家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创新的思维。
上述这些特点要求《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必须紧密联系当今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创新教学方法，扩大教学的视角，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和综合分析能力。
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方法创新
多年来，我们在课堂教学中，探索性地灵活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常规化
案例教学法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首创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的最大优点是从归纳的角度而不是从演绎的角度展开学习，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从各种类型的经济案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让学生学会判断，作出决策，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国际金融课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平时生活中较难接触到，因此学生很难理解。将国际金融的原理与当前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加大案例教学的比例，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开展分析与讨论，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培养运用理论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讲授汇率的决定与变动一节时，可以利用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真实案例，讲解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因素及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引导学生思考人民币未来汇率的变动趋势、汇率改革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又如在讲解“衍生金融工具”时，可加入巴林银行事件的案例，引起学生的强烈关注，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和探求。在外汇风险管理和国际贸易融资部分，案例教学具有其它教学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开拓学生思路，开发智力潜能。学生通过多方面的锻炼，在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专业创新，以及写作能力、语言表达和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都会有较大的提高，使其具备较好的综合素质，当其走上工作岗位时，能够很快适应环境，熟悉业务，胜任工作。
2.模拟教学情景化
模拟教学就是通过对各种真实金融交易环境的模拟，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增加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感性认识和领悟能力。通过模拟学习，可以使学生有效解决书本上的疑惑，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熟悉工作岗位和业务流程，使其在走向工作岗位时，能够很快适应环境，有效缩短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模拟教学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利用某些证券、银行网站提供的在线模拟炒股、炒汇交易等免费资源模拟下单操作。如在讲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实务操作内容时，如套汇、套利、期货、期权等的交易知识，我们也可采取模拟交易教学。以三角套汇为例，我们可以模拟交易市场(虚拟现实市场)，由学生观察交易市场的外汇行情变化，在三个模拟“地点”，同时下单进行外汇买卖套汇，最后计算机根据学生的多次买卖操作计算其盈利，然后根据盈利额大小进行排名，亏损的亮“红灯”并要求其重新操作。
(2)条件许可的学校成立金融教学综合模拟实验室，引进或开发金融教学系统，在实验室模拟金融企业进行证券、期货、外汇投资分析和模拟交易。如外汇交易仿真模拟教学系统是一套可以模拟全球金融市场的实验系统，采用宽带网接收实时的全球同步的24小时外汇行情，进行外汇实盘模拟交易和外汇虚盘模拟交易，计算盈亏情况并查询教师点评结果，通过模拟的交易环境加强学生对外汇知识的理解，熟悉外汇交易流程，训练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和操盘能力。通过这样逼真的“实战”体验，容易使学生对学习保持长久的兴趣，养成对知识持久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学习的乐趣，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3.实践教学多元化
现在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都很高，社会实践是检测学生在校学习效果、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践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有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对实践过程中实际问题和特定事件的交互式探索，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分析决策能力，培养有开拓精神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社会实践的形式可以多元化。与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及有经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课程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教学学时，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深入企业进行参观、讲座、论坛等，了解金融机构的组织构成、业务流程和具体操作过程，熟悉“汇买、汇卖、中间价”的使用及我国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直观的印象；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金融主管担任兼职教师和“金融顾问”；鼓励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各级“挑战杯”、创业竞赛等第二课堂活动；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三下乡”等社会调研和实践活动，了解金融环境、金融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组织学生开展经济调研，加强学生对市场资料收集能力和洞察能力的培养，学会用理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用经济实践来说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过程；聘请知名金融管理人员开展讲座、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级别的论坛等，通过理论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效结合缩短金融理论与现实的距离，增加学生对经济社会的了解，强化学生对金融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和灵活运用。
4.网络教学互动化
国际金融课程理论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广、金融信息更新快、金融市场复杂多变，跨时空的网络正好适应了金融信息化的市场要求。网络教学以其教学容量大、方式灵活、更新快捷、互动性强、直观生动、与现实联系紧密等优点，使学生可以更及时、全面地了解国际金融信息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发展动态。如利用浏览国内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各类交易所网站、查看国际货币图样等方法，将有利于学生直观体验，而提高学习兴趣。通过浏览国内外学校、研究机构网站，参与国内外金融论坛的讨论，模拟金融交易，利用实时通讯工具(如iCQ、QQ)开展交流等方法，将有效拓展学习空间，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在讲外汇即期交易时，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上某些银行公布的外汇实时行情，结合一些背景资料，分析影响汇率变化的各种因素，对外币的走势做出预测；结合社会金融热点和难点，如“中国国际收支今后发展趋势”、“人民币升值”等开展网上讨论、辅导和答疑，这无疑将提高学生的自主性，一方面强化学生对金融理论的灵活运用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为学生写好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5.双语教学规范化
双语教学是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在要求。通过双语教学，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国际金融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对专业术语、基本知识能规范表达，能用英语进行专业理论阐述，能通过各种媒体获取国际金融的最新知识和时事动态，提高学生国际金融的业务操作能力。
应用型本科院校强调为社会培养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决定了我们的课程教学必须围绕能力培养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原则，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应该始终围绕这一目标，不断探索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效果，千方百计为学生掌握知识及能力培养创造各种学习条件。
参考文献：
[1]张欣，赵红梅，王彤彦.工商管理专业《国际金融》课程案例教学法初探[J].经济师，2003，(12)：86-87.
[2]骆祚炎.课堂讨论与案例教学的选题原则及其运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的体会[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2)：58-60.
[3]杨娟.《国际贸易与金融》课程教学改革思索[J].课程改革，2007，(4)：42-43.
国际法学研究篇10
《国际货运实务》课程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实践性课程，传统的讲授方法早已无法适应现代大学培养具有综合性素质的大学生的目标。在理论授课的同时适时加入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并将所学知识点运用于实践。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国际货运实务》课程；应用
现代大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因此与其相适应的教学方法理应是让学生学以致用。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物流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国际货运实务》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涉及国际贸易、国际运输、国际商务以及法律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实务知识，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理论和实践想脱离的感觉，而案例分析法是一种培养角色意识和角色能力的有效教学方法，将实践中真实的情景加以典型化处理，供学生思考、分析和判断，通过学生独立研究和讨论，有效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案因此在《国际货运实务》课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实属必要，有助于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如何让老师和学生“各司其职”，避免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老师处于主动地位，以教材为中心，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只注重在讲台上传授知识，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没有积极参与的兴趣和动力。第二种情况，老师完全把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得学生放任自流。如何确保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又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如何让学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又能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相对冗长、枯燥的授课过程中，穿插案例分析和讨论，以便加深学生对相关章节内容的理解。
1《国际货运实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内容覆盖广泛
国际货运概述、国际货运与国际贸易、海运概述与租船运输实务、班轮运输实务、集装箱运输实务、国际航空运输实务、国际货物铁路运输实务、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实务、报检与报关实务以及国际货运法律实务等内容。
1.2缺少实践环节
《国际货运实务》实践性强，但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却将大量时间用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实践环节，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动手能力相互脱离。
1.3理论知识与案例教学分配不当
如何分配理论知识和案例教学之间的授课时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帮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利用案例加强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通常情况下，老师都是在讲授完相关知识点后给出案例，然后进行案例分析，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冷场情况屡见不鲜，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很少能够主动加以分析，这种情况在最终考试试卷中的案例分析答题正确率中也得到印证。
1.4案例单一
《国际货运实务》案例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案例涉及的知识点较为单一，而且案例往往陈旧。案例选择直接决定着案例教学结果。如果涉及的知识点无法贴近实践，内容不够丰富，无法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性思考。此外，选择案例的时效性也是极其重要的，应当予以重视。
1.5考核方式单一
《国际货运实务》的考核方法通常是闭卷考试，主要分为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问答题、计算题、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等题型。为防止学生在较短的考试时间里顺利答题，老师在选择案例分析题时往往会选择难度较低的案例或者书本、课堂教学过程中早已讲授的案例，如此一来，确实能确保大部分学生顺利通过考试，但无法达到全面考核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2应对建议
2.1根据实际教学需要精选授课内容
针对内容覆盖广泛的内容，需要从中精心选择最重要的内容，例如，租船运输实务、班轮运输实务、集装箱运输实务、国际航空运输实务、国际货物铁路运输实务、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实务等章节。
2.2通过货代实训加强学生实际操作水平
通过货代实训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操作水平，并提高他们的综合业务能力。
2.3提高案例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比重
案例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需要明确是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案例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深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关于案例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比重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2.4精选案例
案例分析法需要注重恰当的运用，而不是简单地编造一个故事来阐述理论知识，而且并非所有案例都适合用于教学案例。老师在授课之前需要准备与教学目标相符的案例，最好选择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件。但案例的选择需要“精”，而非“多”。案例分析趋势有利于学生理解理论知识，但如果滥用案例，反而会使得学生感觉疲劳，也无法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尽量选择典型案例，有利于学生举一反三。
2.5老师及时引导、总结和点评
老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还需要给予学生多元化的引导和解读，老师无需在学生讨论过程中进行打断，让学生毫无后顾之忧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老师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并且鼓励学生用于挑战现有理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了老师的适时引导，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知识点，比老师纯粹“满堂灌”的效果好得多。对于最终讨论的结果，老师需要对学生的结论进行分析和总结，引导学生再分析，发现新问题。当然，这对老师的素质要求很高，
2.6丰富考核方式
在考虑考核方式时，需要把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重点，更加应该侧重于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从学生在案例讨论过程中的踊跃程度、见解的独到性等方面进行考核，一方面鼓励学生看重过程，而非最终结果，另一方面也能更为客观地给予学生正确评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