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文学思想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5.02.073
impactanalysisofConfucianonJapaneseLiterature
wanGmeilin
（LiaoningnormalUniversityHaihuaCollege，Shenyang，Liaoning110167）
abstractthethoughtofConfucianismisthetraditionalthoughtofChina，representstheChinatraditionalculture，hastheimportantinfluenceinthelongprocessofhistoricaldevelopment.Confucianismhasbeentheworld'sattention，hasafar-reaching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theworld.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manyasiancountriesmaximum，especiallywithChina'sneighboringcountries，likeSouthKorea，Japanandsoon，especiallyinjapan.HaveagreatinfluenceinChina'sConfucianthoughtonJapaneseculture，customsandsoon，arestillhighlyConfucianthought，thisarticlehascarriedontheanalysisonthe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Japaneseculture.
KeywordsConfucianism;Japaneseliterature;influence
孔子是我国儒学思想的代表，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正是由于这位大家四处游历，进行儒学的传播;到了西汉，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才具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到了后来的程朱理学，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东渡、下西洋等各种贸易途径一起，将儒学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日本是受儒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历朝历代的“遣唐使”将中国的儒学带到了日本，日本文学的许多方面充分借鉴了我国的儒家思想，可想而知，儒学思想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代表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处世态度、做人等都有所规范与标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一个字都蕴含有深刻的哲理，是规范人格的要求。①传统的三纲五常都是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拥有无可动摇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论语》是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编纂而成的，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以及做人的道理，是典型的教育性著作，其中蕴含的诸多观点至今受用。例如，《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为：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必定有我值得学习的老师。我应当对他们优秀的方面加以学习，对不正确的方面加以改正。其实这句话的本质观点就是要始终抱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学习别人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进行自我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和自身的进步，都充分体现了做人的道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就是做人应当抱着诚实的态度，不应当不懂装懂，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教育的观点，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和独特魅力，“俘获”了很多国家的芳心，使多国的文化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日本民族、文化、音乐、政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大和民族为主，效忠日本天皇。日本从古到今都与我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元600年，唐朝期间，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到我国学习，学习我国的文化思想，继而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直到现在，虽然两国存在着岛屿纷争，政治态度存在分歧，但是中日两国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两国之间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日本的大和民族音乐充分借鉴了我国儒家思想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仁”的思想。日本的唐乐、伎乐以及散乐都是由我国传入到日本的。其中唐乐重视将“善”与“美”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唐代的唐乐流传到了日本，得到了日本人的欣赏，并且发扬与继承下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流行的雅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日本的黑田调就是有唐代的《越天乐》的旋律加上日本人的填词而形成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之一。②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大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团结，拥有着崇高的民族信仰。而中国的儒家也有“和”的思想，中国人提倡“以和为贵”。因此，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仍旧影响着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特有的精神，也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武”的定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忠”字，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一辈子为日本天皇效忠。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日本人一旦被打败，就会剖腹自杀，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日本人对于“忠”字有很高的要求，是传承中国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另外，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蕴含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就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做一下深度解析。
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3.1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宇宙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就对宇宙观有所涉及，在著名的《易传》就有记载，阐述了超脱自然、贯穿自然的世界观、宇宙观，是体现宇宙观的重要历史材料。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原有的宇宙观进行一定的补充，将《易传》中的“五行”与儒家的“五常”进行完美的结合，注重阴阳结合，天地合二为一。这样的宇宙观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将阴阳结合，天地合一的宇宙观设定为国家信仰，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古事记》是日本的一部文学作品，是由日本天皇下令编纂的，记载着日本的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③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因为这部作品中大都是用汉字编撰而成的，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这部作品以神话为题材，在其中涉及了诸多的宇宙观：阐述了阴阳结合，天地乾坤等内容，对宇宙观有了明确的描述，是体现宇宙观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儒家思想也涉及宇宙观的观点，与日本的《古事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易传》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公元前，而《古事记》是在公元的712年，可以明确得出，日本的《古事记》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宇宙观的阐述。
宇宙观，也可称为世界观，是人们对宇宙、天文地理、阴阳等的界定，是对世间百态的想法。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角度也不同，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宇宙观。而日本《古事记》中的宇宙观与《易传》中的宇宙观很相似，很切合儒家的宇宙观，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作品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日本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古事记》中是采用汉字的形式书写的，所以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日本信仰与传承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范。《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文学著作，是对日本发展的历史记录，体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也是日本重视宇宙观的萌芽时期，因此来借鉴儒家的宇宙观，来提高日本国内对世界观的认知，他们主张的宇宙演变的过程是“混沌-天地-国土-万物”。日本人将这样的宇宙演变过程作为自己国家的宇宙观，其实这样的宇宙观也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儒家思想。
在我国的古典著作《周易》中，阐述阴阳结合孕育了世间万物，在《古事记》中也涉及有阴阳的知识，是将阴阳更加细化，将男女性别作为对阴阳的界定，将其供奉为日本人心目中的神灵。由于《古事记》是记录日本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人会尊重这部作品中阐述的诸多观点，也是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的重要原因。根据以上的论述，《古事记》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是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影响的典型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政治观的影响
政治观是对政治观点或做法的一种想法，是对当前社会政治或国家政治发展观点和信仰。古代的政治观是对统治阶级的界定，是对当初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体制以及思想观点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我们都知道，日本信奉天皇，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都是誓死为天皇效忠。在日本的一次改革中，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作为参考，来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论语》、《礼记》、《周易》等都是引进的对象，日本人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相关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在宪法中规定族群的和平、服从天皇、思想统一等相关内容，是对政治的改革。在日本的诸多政治资料中，大都引用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儒家思想多次出现在天皇所实施的政治思想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日本的政治统治中，主导着日本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基础，重视亲爱、仁爱，是人的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注重人的品德修养。这样的仁爱之心在日本的《古事记》中也有所体现。《古事记》中将日本天皇设定为最为完美的人，是对统治者的最高评价，阐述了日本天皇的“仁”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内容，日本人认为日本天皇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灵，思想道德高尚的完美之人，被日本人朝圣。因此，日本后来又出现了诸多歌颂日本天皇的文学作品，表达对日本天皇的称赞，歌颂日本天皇的高贵品质。像《怀风藻》、《万叶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对统治者天皇的效忠，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君”、“为政以德”，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解读。政治思想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关键，会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部分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对国家政治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会受到启发，从中得到一些观点，通过传播与分享，最终实现对国民政治思想观的笼络。而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将儒家思想中的为政的观点运用于日本国家的统治中，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体现，使得日本的国民对儒家思想会越来越重视，实现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3.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价值伦理观的影响
伦理观是对一些伦理问题的看法与观点，重视对外在道德问题的探究，是对人行为的规范与界定，充分体现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伦理道德代表着个人修养和节操，要体现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特点。价值伦理观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充分体现个人品格、个人素养的重要内容。《方丈记》是由日本作家鸭长明因著作而成，这部作品写于鸭长明因仕途失意后的生活描述。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描述了鸭长明因的隐居生活，隐居的生活安逸而寂静，怡然自得，充分体现了其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作者放下了政治抱负，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在《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对山水生活的向往，提倡简单、清贫的生活作风。美好的生活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条件，而是享受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不能只停留在利益与地位之间，那是束缚人生的枷锁。在《方丈记》中，鸭长明虽然仕途失意，但是也乐观积极生活，以一种超凡脱俗、享受田园风光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也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清贫享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会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熏陶，教育人们不为世俗所牵绊，会形成的不同的人生目标，不再流连于高官俸禄，实现对人性美的解读。
“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忠孝”，是对人伦道德的标准和规范，是体现道德修养的评价方式。“忠”是主要讲述的是忠诚，“孝”是孝顺，是对父母的赡养与对长辈的尊重，是评价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论语》对孝道与忠诚也做出了相关规范，但是对忠、孝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会将忠孝放在一起，对国家可以称为忠，也可称为孝，所以二者基本上不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提到“忠”，日本人是将忠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之一。日本人信奉天皇，将天皇信奉为神灵，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忠诚，是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古事记》中将天皇的形象神化，对天皇进行高度的歌颂，可以了解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高度体现了日本人的忠诚度。“忠孝”注重体现在君臣之间的忠诚度以及在国与家的选择上，《平家物语》是体现武士对忠孝选择的代表性作品，重视对忠孝的抉择，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在《太平记》中，也引入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像《礼记》、《周易》等，其中富含了大量的儒学思想。儒学思想是在日本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伦理观，得到了日本的传承与发扬。
4结束语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是象征我国历史文化的典范。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在世界上拥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家思想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衡量标准，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也是传统社会的“五常”，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渗透进日本的文化中，儒家的诸多观点都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思想。
注释
①严桂林.浅谈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4.8：62-64.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2
关键词：先秦时期儒家文学人文哲学思想
一、先秦儒家文学作品的总体概述
先秦时期是儒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孔子是这一学派和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人，被后人尊称为孔圣人。在先秦时期，有关孔子的思想著述当中，主要包含在《论语》《大学》《中庸》和《易传》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最为闪耀的依据。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当中，涵盖着孔子对人文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考和观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庸”之道的人文哲学思想，这是孔子和有关孔子的著作当中，可以总结出来的有关他在人文哲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思想。《论语》这部著作是记录孔子言行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作出的努力的思想结晶，成为对后人影响非常深远的一部儒家必读书籍。先秦时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就是孟子，他被后人尊称为亚圣，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他在《孟子》当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孟子》这本书是记录他本人言行的一部汇编，是他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努力编写成册的，主要记录的是孟子的语言和他在政治上的一些看法以及行动。在这部书当中，主要可以总结出孟子在思想上的性善论观点，这也是这部书和孟子本人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秦时期儒家学派还出了另外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荀子，《荀子》这部著作是荀子思想的结晶，虽然在个别观点上和前面两位代表人物会有一些不同，甚至是对立，但是就整部《荀子》来看，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总体概述
先秦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诞生和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三位代表人物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传承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孔子创立了这一学派，在其代表作品中，提出了他的有关人文哲学思想。孔子强调的是通过中庸之道来达到处世为人，这可以说是孔子人文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亚圣。他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弘扬上，也有不朽的贡献。他主张民贵君轻，极力反对发动武装、进行征伐，可以说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虽然是比较另类的一位圣人，有别于孔子在人文哲学思想上的重视“仁”，也不同于孟子在这方面的强调“仁义内在”，荀子主张一切讲究客观的“礼”。
三、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儒家的处世原则
在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文学作品当中，蕴藏着非常深刻的人文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儒家的处世原则上。《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来说，为了得到真理，即使是牺牲自己性命也是值得的，这种人文哲学思想很好地支持了那些为了真理不断坚持和拼搏的人们。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把追求真理放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追寻真理就是枉费生存，我们作为一个有行知的人，必须要保持着一颗不断追寻真理的心，只有不停地向真理靠近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哪怕是早上得到真理，在晚上死去也是可以获得永恒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信仰真理，维护真理，坚持去追求真理，才能不断地领悟到我们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其次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上，从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儒家所主张的是希望知识分子可以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职责。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担负一定的历史责任，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自己应该有的奉献。最后表现在儒家还特别注重讲究个人的气节。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孟子》当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二）对财富上的认识
我们在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当中，发现值得我们现在还要学习和继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对于财富的认识和态度。儒家表现的是对于财富的不在乎，甚至是摒弃和轻蔑，因此，儒家的先贤们都各个俭朴，言行一致。《论语》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作为老师，大加赞赏自己的得意弟子颜回所坚持的简单生活。《论语》还记录了孔子对于富贵的态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将金钱财富看作过眼云烟一般的圣人态度，是我们这些后人的巨大财富。《孟子》中详细阐述了孟子关于财富的看法：“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就是孟子的直接表露。他认为，一味追求金钱，会使得一个人失去更为重要的仁德。因此，我们必须很好地理解孟子在《孟子》一书当中阐述的这些有关人文哲学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准确对待财富，去享有一个完美而有价值的人生。在谈到社会公平的时候，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荀子》，都有详细的解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孟子》中记载孟子极为严苛地道出他对社会不公平的呼声。由于在我们的儒家思想内涵当中，先哲们都提倡的是积极地对待社会财富，这为我们后人在面临金钱选择的时候，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在崇尚节俭、强调社会公平的人文哲学思想下，我们应该接受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把这样正确地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点，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以此达到人生境界的新高度，从而追寻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三）儒家对和谐的主张
在优秀的儒家文化当中，经典的儒家文学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蓝图。在《论语》中有具体的特征表现，在《孟子》中有详细的行为准则，在《荀子》中提醒人们注意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庸》中也有处理一些有碍于和谐的很好方法。儒家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中流砥柱，一直都是主张和谐，向往美好，这也是儒家留给后人的优秀的人文哲学思想的精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中庸》中阐述和谐的话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说的是世间彼此都是共生共存的，我们应该发挥我们每个人的特长和优点，去帮助周围的一切，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符合天地之间变化进步的规律，也是和衷共济的具体体现。《孟子》中的阐述更为具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美好社会的向往和真实表达，九州之内和乐温馨，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还补充：为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的人，正是作为君子的条件，圣人们给我们描绘着美好的和谐社会，我们可以在这些先秦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到答案，蕴藏在这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可以成为我们当今社会学习的榜样。语
结语
在浩瀚的儒家文学作品当中，一些经典的文学所承载的人文哲学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光彩熠熠。在当今的社会，我们仍然强调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和支持，通过分析阐述在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详细从《论语》和《孟子》等著作当中为大家挖掘出其中的优秀人文哲学思想，以供当下社会学习。语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3
前言
21世纪的世界文化仍然处于多元并存、百花争艳的时代，各种文化虽然仍带有其自身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但是在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越来越走向趋同的道路。作为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的两种文化形态——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融成为历史的必然。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方文化哺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东方文化的发祥地进行的一次亲密接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而参与到这件21世纪的大事中去。而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思想——和谐思想，又从不同方面给人文奥运的理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和”字印刷体的表演，经过几种字体的演变，突出了当今使用的“和”字，这个“和”字的理念得到时代的升华，而这种和谐哲学也是“人文奥运”的蕴涵之义。当北京奥运主题歌的唱起，当全世界人们的目光聚注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和平的理想是坚定的，如果只能选用一个字、句、词来表达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的话，那就是“和”字。和谐思想与“人文奥运”相互促进，共同演绎了2008年这场举世瞩目的体育文化盛会。
1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和谐（harmony）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和谐”在中国古代则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的概念出现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中国历史上，西周末年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史伯认为事物必须由不同的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不同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孔子用“持中”的办法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在他看来，无过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便是实现“和”的途径〔1〕。
儒家的和谐哲学思想有以下四点：第一，“和为贵”。“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儒家“相与之道”的精髓。“阴阳和合”、“和合生生”、“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和实生物”、“中和”、“和为贵”、“天人合一”等代表了中国人的一元主义、和谐价值观。儒学鼻祖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2〕的观点，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并将“仁”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3〕；和谐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价值。第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多样性的和谐，反对片面的单一性的同一。这里所谓的“和”，指的是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物。所谓“同”，则是没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完全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不产生新的状态、新的东西。由此看来，孔子心目中的“和谐”，不是没有差异的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第三，“和而不流”、“和必中节”是在实践层面上应当遵循的原则，前者强调的是和谐必得坚持原则，后者则强调把握好实现“和”的度与量，积极创造条件使矛盾双方达到平衡与协调。第四，“仇必和而解”。任何事物的矛盾，经过冲突与斗争，最终必定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儒家坚信“仇必和而解”，矛盾双方不可能永远对立下去，但只有通过运用“和”的方法，才能转化对立双方的僵硬状态，这种信念的根据乃是儒家对于“和”作为天道、人性的本然状态的体认。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辩证、象征、整体思维的特点〔4〕。
2人文奥运的内涵
自从北京提出2008年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三大理念以来，人文奥运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出现很多不同的观点。总体上说，对于“人文奥运”内涵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种理解：一种观点是对人文的解释。人们侧重探讨的是体育与人文的关系，亦即强调人文体育和体育的人文化。人文奥运的内涵在于铸造人文精神、倡导人道关怀，提升人的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使奥林匹克真正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属人本的解释。另一观点认为，新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应一切以人为中心，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中东西方
转贴于
文化的互补、互动，将体育与教育相结合，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人文奥运”理念的主要内容〔5〕。它强调展示人的本质力量，倡导对人的尊重，谋求人的全面发展，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哲学，强调以奥林匹克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文奥运将更多地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6〕。人文奥运，乃是我们大练文化价值观“内功”的绝佳载体。寻找到一个好的载体而锻炼内功，抓住机遇大搞精神文化建设，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条宝贵经验。“人文奥运”，是源自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文化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人文奥运，其功能在于强调奥林匹克运动及其文化的广泛性，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儒家和谐思想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完美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与奥林匹克运动是吻合的，它不仅和奥林匹克精神吻合，也和人文奥运理念一致。儒家和谐哲学是人文奥运理念的灵魂，是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的体现，是奥林匹克与中华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一个涵盖自然、社会、人事诸领域的“应然”的价值目标，它所表明的是自然、社会、人事及人的身心所应达到的恰当、适宜的状态，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属性。因此，和谐是包括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及人的身心和谐几个方面在内的“普遍和谐”。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预期，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和谐思想从不同方面给人文奥运的理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本文由收集整理资源。人文奥运所包含的倡导国家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推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等内容与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具有某种契合。
3.1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文奥运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最好的现实样本。人应该是自然的朋友而不是其敌对者，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而不是其掠夺者。儒家认为人之道不离天之道，人的刚健有为不应破坏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而应该按照自然和万物的生命节律去促进其和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7〕。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散见着很多先哲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如荀子所说，在林木的生长期，“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在鱼鳖的繁殖期，“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道家主张天道法自然，人的行为完全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反对人对自然的有所作为，去除人的主动精神和一切人为造作，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紧张，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自然和谐境界。儒、道关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减少到最低程度，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现实启发意义。人文奥运的理念正是汲取了传统文化中丰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以“绿色奥运”的旗帜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去回应人类的共同问题〔8〕。在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臭氧层的破坏、海洋的污染、大气质量的恶化、水资源的枯竭趋势、沙漠化、热带雨林的减少、一些物种的绝迹等等，表明人与自然处于紧张和对抗当中。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或者全人类问题。人类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因噎废食”、止步不前，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人文奥运的理念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即告别单纯的gdp崇拜思维，告别以体育赛事拉动经济发展的片面思维，告别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思维，而是去寻找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共赢之路，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3.2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
人文奥运就是要关心人、关注人、关怀人、爱护人和尊重人，培育人的创造精神，激发人的生命活力，释放人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情怀。先哲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道家认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老子》四十四章）宇宙的存在，唯人最贵；人与他物比较，亦唯人最贵。因此他们关注人的生存际遇，关注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关注人的精神超越，关注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家园。比如，儒家强调道德自觉，主张通过自身的道德磨砺，超越现实的物质限制，寻找安身立命的道德家园，如同颜回那样，哪怕“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仍“不改其乐”（《论语·雍也》）〔9〕，在困境中保持精神快乐与身心和谐。道家主张去除物欲的遮蔽，珍视生命，不贪财货，追求浑然纯一、无所偏私的精神之乐，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和谐、天人和谐的境界。尽管他们提出的关于身心和谐、精神和乐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中所蕴涵的对人的生命、尊严以及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对于现代人反思自身的生存际遇，缓解精神紧张感、挤压感、疏离感，寻求崇高的超越之路和精神家园，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优雅的人、自由的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与奥林匹克精神相契合。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人是体育文化的载体，他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离开了人，离开了对人的关注，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离开了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任何的体育活动不过是徒有形式而缺少灵魂。转贴于
3.3倡导国家与国家间的和谐共处
20世纪以来，战争不断危害着人类生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世界局势扑溯迷离，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分裂主义气焰嚣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一次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盛会。儒家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和平共处。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主张以文德感动外邦，反对对外邦用武，这是儒家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态度。儒家主张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表现了中国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服务。在最近的几届奥运会举行时，联合国都呼吁沿袭古代奥运会传统，进行“神圣休战”。古罗马人开创性地提出了“神圣休战”协议：在“神圣休战”期间，停止一切内外战争，任何人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把武器带入奥林匹亚地区，违背休战原则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神圣休战”使奥运会在一定意义上，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和平与友好的盛会，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要求与渴望。21世纪的今天，战争与武力冲突仍然威胁着人类和平，呼唤和平、保卫和平，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和平共处，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主题。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4
[关键词]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人本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成果。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仁学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借鉴儒家人本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一、培育有人性光辉的企业文化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在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详细地阐述了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它说:“惟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完全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与天地同尊，并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同时，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规定。人具有智慧，因而，人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动物。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因素。以尊重人为目的的思想而逐渐进入管理领域，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和愿望，乃至关心他们的未来。因此，尊重人性，认清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把人视为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人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主张民为邦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发挥出能动的创造性。一切物质的因素都是死的因素，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事业的发展。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也不是见物不见人，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决策理论、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为中心的现代阶段，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
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反映了儒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它是源于人的血缘亲情形成的一种内心感情和自觉的道德意识，以此推及社会人群，就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爱人、关心人、尊重人。只有重视顾客、雇员的利益，公司才能在凝聚中求得发展，只有发展，公司才能有长久的经济信誉。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如果企业能够本着儒家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在对待职工和企业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将职工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企业才能拥有长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培育和谐进取的企业文化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同时，儒家人本哲学思想讲究中庸与和谐，它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其中的“和为贵”、“义以建利”、“民生在勤”、“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等思想都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追求的和谐共存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些思想深深植根于普通中国人的头脑中。强调群体利益，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大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育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荀子》中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一种阳刚向上、富有竞争精神的向度。这种精神已经普遍化和社会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性格，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总之，儒家人本主义哲学，强调人性的尊贵、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企业经营的道德自律，强调任贤使能，强调积极进取与奉献，这些思想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庆武:《浅谈儒家文化对现代人本管理的影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5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
摘要：自儒家思想于春秋时期兴起，到元代时，儒家思想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导文化，而且封建统治者都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国家管理。可以说，我国封建制度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相得益彰，儒家也因此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相对完善的学说。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又是少数民族创立的封建王朝，因此儒家思想在元代的传播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值得分析研究。
关键词：元代；儒家思想；传播途径；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这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种地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有属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获得统治疆土，巩固统治，这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经过几十年战争，最终获取了庞大的统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统治者窝阔台决定倡导儒家思想，兴国学，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自元代实现大一统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与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新统治地区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寻问治国经世的道理。而广大中原地区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讲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设、兴衰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经常向其讲述“三纲五常”以及“孔圣治国之道”。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相对以往，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以“向天地求签”的封建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从忽必烈开始，则逐渐放弃了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进行相关政治活动时，每临重要大事，往往会听取儒家学者的意见，进而采取正确的处理思路和办法，并非问计于巫师。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任。同时结合大量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现在历史政治舞台。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国事，一般会向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者寻求意见。儒士们因此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而在元代历史上，由忽必烈亲手创建的“金莲川幕府”也确实网罗了大批知名儒家学者，这一批儒士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儒家学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其管理中原、经营国家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与高层政治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广泛传播，为元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
忽必烈之后，元代统治者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儒家学者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元代统治中将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区人士都规划为三四等人种，但依旧给予儒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扬儒家学说，为儒家文化发展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安定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这为元代文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随着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元代统治者为稳固自身统治，极力推崇理论化的“三纲五常”，并希望借助这些儒家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儒家学者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个人地位，则极力宣扬儒家学说，这就使得元代政治统治与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者之间实现了某种默契。大多数儒家经典著作都被翻译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学也再次被界定为国学，这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关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种文化想要实现广泛传播，就必须获得认可，同时文化政策对其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政策中积极有利的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对其不利，那么这一文化发展就会面临障碍，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元朝关于儒家文化的相关政策。
（一）元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由于元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统治者汉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识汉文，同时也不讲究中原地区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统治之权术。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开干预，由其自由发展。这一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元世祖公开减免儒士的徭役，网罗天下儒士人才为政府服务。给儒士较好的待遇，使其能够安心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元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当时文化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元代逐渐构建起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结构。整体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家文化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二）对儒家文化采取优待并非单独尊儒
之前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都持以独尊的态度，这与儒家文化推崇君主权力的天赋性以及君臣纲常有关，很多统治者都将其看作良好的统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论基础，对汉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应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儒家思想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文化而加以优待。由元代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程。开始注重其实用性，后来才认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一项极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能够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忽必烈统治期间，开始重视儒家学者，然而与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统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们更看重的是儒家学说的功利性以及对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儒家学者只是给予优待和荣誉，但多任的是闲职，可以说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可仅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强调“庙学合一，重祭祀而轻教学”，更看重儒学祭祀仪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学出现了过分重视祭祀的问题，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费，从而使得儒学教育发展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过分重视祭祀活动，忽视了教学质量，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儒家教学活动。
学而优则仕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力，因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学制度被废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及狭隘的本位主义影响，以及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触心理，使科学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学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继位后，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笼络人才，并恢复了科举制度。就元朝科举选士状况来看，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都始终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论那样受重视，科举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实现有效传播，始终离不开几种常见途径：教育、学校、祭祀、社会交流等。
（一）统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学者
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受其文化特点及信仰因素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视，这就使的儒家思想传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顺利。可以说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某一文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起开始选用儒家学者，并且向他们咨询相关治国之策，这就为儒家思想传播推广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兴办儒学等国学机构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传播，相应的教学机构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兴办了一些学校，学习儒学，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众多，为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教学活动，使儒学得到推广。
（三）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传播的最佳途径仍是自发传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已经成熟，并被社会广泛认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儒家思想传播有了现实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让人们对其传播有着天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传播与教育传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有效教学活动，只有与政治权力有效结合，才能为儒家教学发展提供必要空间。相关教材编制和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深度传播、迅猛传播提供必要载体和渠道，从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建的大一统帝国，在其领土扩张、国家创建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统治之道，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汉化知识，加上蒙古族自身宗教信仰影响，儒家思想并未获得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秀琴.我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J].山东教育，2012，（6）:145-149.
〔2〕龚明达.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教学科研，2012，(8)：25-29.
〔3〕闫玉志.从元杂剧看元代儒家文化的传播[J].文史常识，2013，(7):26-28.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创业精神；积极影响；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1-0116-04
近几年，随着世界性经济低迷，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创业成为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创业和创业精神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胡友旺等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消极影响及其对策》（以下简称《对策》）的文章，分析了儒家思想的特点及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消极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给人以启发。儒学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地位开始下降，中华民国成立后逐渐淡出主流学校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退出了课程领域，而且成为被批判打倒的“过街老鼠”，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文教材中也出现了部分儒学选文，但数量有限、未成系统。如果从文化学角度保守地将每15年算作一代人，那么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四代人未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只是民间口耳相传一些零星的儒家观念。现在真正将儒家思想作为终身信仰的恐怕寥寥无几，即使是中文、历史、政治等专业的大学生也很少有人通读过“四书五经”等儒家原典，更何况以理工科大学生为主的自主创业者。因此，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消极影响就极为有限。《对策》文中关于儒家思想及其影响的立论观点值得商榷。如果循着作者的思路，儒家文化依然应当被打倒、批判。实际上，创业包含6个要素，“即创业者、商业机会、组织、资源、价值和创业精神”，而创业精神在创业的决策期、准备期、启动期、经营期都对创业者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果说儒学能够真正影响到创业精神的话，那么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影响。
一、误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痛
《对策》一文只笼统地提到了“仁学”、“中庸”、“重义轻利”、“礼治、德治、人治”、“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学术流派、时代变迁、深刻内涵则没有涉及，尤其是近现代新儒家思想及其影响机制未能阐发。这使人感觉儒家思想好像自孔子以来只有几条干巴巴的、毫无时代感的“语录”条，许多人对儒家思想有着同样的误解。这种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与敌视、近代儒学未能完成转型、中国尚未形成公认的普世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痛苦的根源，也是它现代化转型的契机。其实，儒家思想不仅内涵丰富、哲理深刻，而且流派繁多、顺应时变，否则怎么会成为两千年专制帝国的核心统治理念呢？
1.儒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经受了三次危机的挑战
孔子确立的原始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策》一文认为：“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中，儒家思想是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孔子确立儒家学说是在春秋末期，此前夏、商、西周、春秋约1500余年的文明时代并没有系统的儒家思想。而且，儒家思想真正上升为统治思想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至清末约两千年历史。秦汉时期儒学进入第二个阶段。战国末期到秦朝，儒学在法家“焚书坑儒”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重压下，出现了第一次危机。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改造了原始儒家思想，形成了适应君主专制统治需要的全新儒学，被武帝赏识而获得“独尊”，通过成功转型战胜了政治危机。魏晋南北朝以后儒学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佛教、道教、玄学在战乱中逐渐兴盛起来，从思想文化上挑战儒家思想，儒学出现了第二次危机，经过了唐宋时期“三教合一”，形成了宋明理学。最后一个阶段是清末以来，儒学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不能适应时展需要，“新文化运动”和“”中受到猛烈批判，出现了第三次危机，一些新儒家如近代的熊十力、牟宗三、钱穆等，当代的杜维明、成中英、蒋庆等，试图实现儒学的第三次转型以摆脱危机。
2.儒家思想是丰富而多元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思想学派
孔子去世后，儒学分了八个学派；汉代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也有师学与家学的传承；宋朝时，除了正统儒学外，还有理学、心学等流派，尤其是以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主张“为天下国家之用”（王安石语）；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以至清朝后期出现儒商、官商，等等。可见，儒家思想并不是像《对策》一文所说“出仕做官、辅佐君王”，而且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知行合一。
3.儒家思想是适应古代社会发展的，不仅是古代文化思想的核心，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具有重要影响
儒学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正体现了它关心实务、报效君国的人生理想。它既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豁达，也具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林则徐语）的情怀，更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崇高理想。儒家这种以国家民族为念的精神鼓舞着历代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鲁迅语），书写着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历史。儒家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行政官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隋朝以后发展成为科举选士制度，提升官员的文化层次以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也使知识分子有了发挥自己才智的人生舞台，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有益的，明清时期逐渐僵化则另当别论。儒学通过不断地与时俱进，契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实际，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苛求古人，批评儒学未能倡导革命、建立民主制度，或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需要。
4.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之急务，儒学不由分说地被批判打倒，未能获得向现代转型的宽容与机会
儒学的前三次转型都是自觉地适应时展需要、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近代儒学的转型则被西方工业文明阻止了，没有完成自身的蜕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近代以来新儒家努力传承儒家学统和道统，乃至政统，尝试改造儒学以适应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的需要，取得一定的进展。因此，主张将儒学应用到现代企业创业和管理中，并不意味着保守与落伍，近代儒商的成功、新加坡的儒学治国、日本企业中的儒家文化等都证明这一点，如果儒家思想进行适应时代的改造，完全可以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
儒家思想成为泱泱两千年的核心意识形态，自然有它的合理内核和普世价值。我们应该从儒学原典出发，以历史的眼光来正确评价儒学的合理内涵、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否则，依然沿用“”思维，人云亦云地进行批判，这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理性精神，更不利于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当然，儒家思想和其他学说一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就是其致命弱点，但我们不能因此抛弃中国的本土思想，不顾实际国情，盲目地照搬照抄西方学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兼收并蓄，将中西方各学说融会贯通，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核心精神。
二、假设：儒学滋养创业精神
研究者认为“文化是区域创业精神差异的重要影响变量”，文化心理是影响创业胜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创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儒学普遍传承已经断裂，只剩下某些专业机构在进行学术研究，对大学生的实际影响极为有限。如果重视儒学研究与传承，尤其是正确引导大学生理解儒学的合理内涵，那么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儒家思想并不是最好的创业理论或管理思想，但它经过两千多年的淬砺，是最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人际关系、社会现状的理论。如台湾著名“中国式管理之父”曾仕强就运用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创立现代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取得了成功。创业精神在西方多指创立企业之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资本主义创业繁荣时期，但其含义一直在不断演化。《对策》一文转引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创业精神定义，即“追求商机的精神”，这实际上只是创业的一种商业上的表现，而非全部。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创业精神决不仅局限于经济型机构”。《对策》中认为“创业是开拓一个新事业、新领域的过程”，对于创业者自己来说，所创之业可能是新事业、新领域，而对于社会来说则不一定。
儒家思想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诸多文化智慧，尤其是“知行合一”思想促使大学生积极地进行创业实践。
1.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精神动力
儒家思想具有进取精神，只是它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和政治追求上，我们可以借鉴用在创业中。儒家思想主张君子应该博学多闻、择善而从。“修齐治平”思想有助于大学生培养自己素质，从小事做起，循序渐进地为创业做好准备，并且树立远大创业理想，通过创业来成就人生使命。“忧乐天下”使大学生创业与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具有更加高远的意境。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思想，让大学生做好“动心忍性”的心理准备，有助于培养直面挫折、百折不挠的精神。儒家善于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反求诸己”的内部归因，从而激发自身创业潜能。儒学修养能够造就创业者的儒雅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坡语），也可以将创业者个体的创业精神扩大到整个创业团队，影响到每一个团队成员。
2.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创业智慧
儒家思想对创业者来说是极其丰富的智慧源泉，儒家的创业故事可以直接成为创业的经典案例。“仁者爱人”思想使大学生创业中注重人的因素，管理企业注意“以人为本”，给员工以必要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使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能够看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创业机会，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知行合一”思想可以帮助大学生克服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毛病，使他们明白创业要量力、量财而行，创业过程要循序渐进，把日常的点滴工作做好是创业成功的基础。“中庸”思想可以避免大学生创业急功近利、过犹不及，甚至为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做人做事要刚柔相济。提醒创业者儒家的权变思想更是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能够及时捕捉信息、审时度势、顺应时变、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经营战略。儒学可以促使企业形成独特的、和谐的、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提高创业成功的机率。
3.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道德基础
创业精神包含着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又是创业成功、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今中国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些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对企业职工欺压蒙骗，毫不顾及职工利益诉求，企业人心涣散；对客户则虚假承诺、掺杂使假、隐瞒事实；为获得项目投标或股票上市，进行虚假宣传，甚至不惜使用贿赂等手段。这种企业虽然可能一时得意，但最终必然不能长久。儒家倡导的道德原则对当前浮躁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啻为一剂良药。因此，大学生创业应该重视儒家的职业道德教育，当然要去除忠君等糟粕。儒学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不是不要“利”，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提倡通过自己努力来获得正当的利益，反对谋取不义之财。这样，所“创”之“业”才能长久，创业者才能避免沦为赚钱工具，而成长为强国富民的民族企业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对策：儒学进入创业教育
国际高等教育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鼓励自主创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创业成功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条件如创业环境、条件、机遇等，内部条件如自身能力、心理素养、创业精神等。因此，大学教育应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将儒学融入其中，不仅对大学生创业具有积极意义，对从事其他职业也是有益的。
1.加强青少年的儒家思想教育
目前，青少年只是在语文、历史等教材中零星接触到儒家思想，了解有限，不成体系，更不会构成其文化心理的主体。虽然有一些中小学开设了“读经”课，但教材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初级读物，而且不是国家法定课程，读物本身未能经过现代解读，引起了一些争论和非议。国内一些大学已经在通识教育中尝试引入儒学内容。实际上，无论是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国情角度，还是从青少年健康成长角度，都应该加强儒学教育。这需要国家将其上升为国家课程，进行符合现代社会的改造和引导，使儒学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精神源泉。
2.引导学生认识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接受一定的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儒学教育。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古老观念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如忠君、歧视妇女等，但也不必过于惧怕，试想即使背诵了“四书五经”难道还要建立君主专制吗？相反，可以引领学生正确理解、评价儒学的历史价值，合理分析儒学的文化内涵。如屡受批判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讲清这是古老的社会观念，不能照搬，但其中有遵循规则、尊重家长、夫妻家庭分工等合理成分，而忠君可以引申为报效国家。最好能够结合现实问题和学生自己的人生困惑讲解儒学的现实意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推出的“于丹讲论语”等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热烈的响应，虽然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这可以作为一种儒学大众化的尝试，不甚完美却是一种突破。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可以开展更深入、更丰富的儒学教育，如组织讨论会、讲座、论坛等，并可以结合大学生创业进行专题讲座。
3.完成儒家的现代化转型，加强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7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8
关键词：儒家争鸣；古代医家思想；影响
儒家内部学派众多，观点各异，自由争鸣，开拓创新，既丰富发展了儒家学说，又使得儒家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夯实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古代医家或吸收儒家争鸣之成果，或起而效法，开展争鸣，勇敢地提出新见解，著书立说并应用于医疗实践，拯救无数生灵，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笔者试图以儒学随其历史沿革而形成的3大历史阶段（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和宋明新儒学）所呈现的争鸣学风及其对医家思想的影响加以浅述，不当之处，望同道海涵，并予以斧正。
1先秦儒家八派之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先秦时期，儒分八派，开创了儒家争鸣之新风。《韩非子.显学》中提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在延续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形成自身的观点：如子张之儒重视博爱容众，子思之儒发扬中庸思想，颜氏之儒提倡安贫乐道，孟氏之儒发展仁学思想、提出天人合一论，孙氏之儒主张"明于天人之分"的朴素唯物论[1]。其结果丰富了儒学的思想，提升了儒学的理论水平，促使儒学成为先秦显学之一。
先秦儒学作为显学，自然会受到医家的关注。医家引进争鸣中的先进思想用以概括医学理论，发展医学理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即是很好的佐证。《黄帝内经》其论述的基本内容，是由战国时期诸多医家共同完成。医家们吸收了儒学争鸣中的中庸思想作为思维方法，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和异常以及维持正常和纠正异常过程进行理性的认识、归纳和总结，并将中庸思想作为人体的最佳状态以及治疗疾病最高境界；医家们亦吸收了儒家整体观：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合一论；安贫乐道之心性修养，也启发了医家养生思想；儒学争鸣发展了孔子鬼神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把"天"视作有一定变化规律的自然界，把"神"解释为事物变化的奥妙，而所谓"鬼"实际上是某些人在疑惧心理状态下的错觉，因此，坚决反对"营巫祝"、"信祥。"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渗透进医家（如在《素问.五脏别论》中就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为《黄帝内经》彻底批判鬼神病因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2两汉儒家今古文之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汉代儒者将儒家典籍神圣化，形成所谓"五经"[2]，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训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便是经学。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经典毁于一炬。宿儒学子靠师徒父子口传，至汉初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成文，谓之今文经学，重在阐论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多章句训诂。两汉时期，儒学内部虽争鸣渐稀，但仍未止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继续儒家争鸣之余绪。
医家则汲取了古文经学章句训诂之古朴风貌、今文经学阐析发微之开创精神，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中寻求创新。例如汉代张仲景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脏腑学说，多在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诊治临床实践过程中，将《内经》脏腑学说灵活地应用在判定疾病部位、进行疾病命名、区别疾病症状、阐明疾病病机，进行疾病辨证，推测疾病愈后等方面，勇于创新，著《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中医学受儒学经学影响，亦确立了4大经典：《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后世诸多医家以经典作为医学研究和临床的基础和出发点，通过校注、整理等方式渗进了医家的医疗思想和临床经验，寓创造于注释，使中医学在继承中屡新，从而使中医学两千多年来得以一脉相承。
3宋明儒家学派纷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宋明儒家治学从怀疑经传、议经改经开始，同时又融会佛道思想，形成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新格局。周敦颐之濂学、王安石之新学、张载之关学、二程（程颢、程颐）之洛学、朱熹之闵学、二苏（苏轼、苏辙）之蜀学[3]，在学术见解上，分别独创自己的理论、观点、命题与范畴；心学则另辟蹊径，自成一统，从而构建起儒学的全新理论模式：以"太极"为起点的宇宙生成图式、以气性学说为代表的先天后天学说、以"天理"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以"格物致知"为主导的方法论、以"心学顿悟"为基石的内省认识论等，完成儒学哲理化进程，极好地应对了来自道佛的挑战，宣告了汉唐以降形成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的终结，重新取得了霸主地位，完成了儒学一统天下的目标。
此时，儒家各派的学术争鸣，其所倡导的思想自由之风气也深刻地影响到医家，激发他们争创新说，自立学派，展开争鸣。医家们不但吸收儒家争鸣之成果，把"太极"、"理"、"气"、"心"、"性"等儒学范畴与中医学原有范畴相互融通，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医学概念、命题、理论、方法，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同时，医家们又各立学派，抒发己见，从而出现了"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现象[4]，其间，参与论争的医家及其言论甚多，所争论问题的广度、深度及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呈现出中医药发展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如促成了"金元四大家"的诞生，各立其说，各有创见，为我国医学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明清时期，在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伤寒派的论争中形成了以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医学理论温病学派，解除了大量患者的病痛。这场从金元至明清时期医家的创新与争鸣，各家都从不同侧面深化、扩展了医学认识，极大地活跃了中医学的学术气氛，促进了后世医家思想解放和中医药的繁荣发展。
4结论
儒家争鸣自先秦开始，从未间断，古代医家则撷取儒家争鸣之成果，博采众长，各立学派、争创新说，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了祖国医学的健康发展。当今中医学子应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传承和发展中医学，引领中医学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6.
[2]汤一介，李中华.中国儒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02.
[3]林殷.儒家文化与中医学[m].福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2.
[4]常存库.中国医学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07.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9
在传统中国，儒学全面地安排着人间秩序，由于儒学本身就重“述而不作”，身体力行，以“立德、立功”为上，是一种实践的学说，而且，儒学自汉以后被定为正统一尊，并建制化加以推行，在两千年的传播、积淀中，儒学深入地深入国家制度、社会习惯之中，全面地构建了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与思想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先后遭遇到到家、佛家思想观念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最终不但没有对它造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儒学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直到第三次冲击——西方思想的冲击来临，儒学才遇到真正的危机。由于儒学的“根”，它的实践基础主要在民间社会与建制，因此，我们看待儒学的现代状况，便更重要的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儒学的实际遭遇，对儒学这样“贴着历史行走的哲学”，不能不顾历史事实，从观念到观念，空对空地进行语言游戏与逻辑游戏。几十年来，对儒学“形而上”的讨论可谓煌煌大观，虽有海外新儒家的精彩发挥，但整体成果有多少是有目共睹的。余英时先生的《现代儒学论》从“形而下”的历史角度，揭示了儒学在现代遭遇的困境，以传统建制的消失揭示儒学的毁灭性危机，论证儒学随着建制的消失而成为“游魂”，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历史学者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忧患之情。事实上，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儒学的危机，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儒学在今天的地位、表现，在未来的命运。
一、儒家思想与儒家名教信条
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全面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一个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思想－社
会体系。www.133229.com对这一体系进行观察、分析、评价的时候，我倾向于把儒学影响下的传统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儒家原始的思想，即从孔孟荀到朱陆王的儒家理论，第二个层面则是儒家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儒家教条、名教信条，这一层面在历史上被称为“名教”、“礼教”、“孔教”、“孔家店”，大致相当于建制化的儒学。这里的“建制”，不但指国家制度及其运作，也指民间的习俗、习惯、行为规范。在历史上构建传统社会，对人们产生真正的影响的恰恰不是原始的儒家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化的、被解释、教条化的第二层面的名教信条。
儒学是通过建制化得以推广的。陈寅恪先生说：“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现实。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生活之方面。”1对这种思想与制度相结合的状况，余英时说：“儒家思想与建制化之间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必须具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紧张。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互相维系的。”2儒家建制的整体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迅速瓦解、崩溃，因此，“建制既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3在这里，余先生主要强调儒学与建制相统一方面。在历史上，儒学与建制虽然相互维系，但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立往往更加厉害。我们在第一层面的儒家思想中看到的是熟悉而温情的“仁”、“礼”、“德”、“信”等等美好的品质的教诲，从第二层面的儒家教条看到的却是无数次刀山血海，“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教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条。恰如基督教教义在于推崇与宣扬爱，一旦建立神权国家却堕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儒家的美满理想一旦切入现实层面，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罪恶，从理想的理论到现实，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应该加以进一步的甄别。
众所周知，中国的儒学主要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其理论主体早在战果时期的孟、荀学说中已经灿然大备。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使儒学得到极大的传播与弘扬。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就认为，儒学在汉初就已取得“大传统的主宰地位”，“汉代的皇帝终于承认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④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汉初便已根深蒂固，被定为一尊之后，更被政治力量加以改造、宣传而更加传播开来。班固就说儒学之所以取得优势，“盖禄利之路然也”。⑤汉代的选举征辟取士制与后来晋代的九品中正制，都以儒家伦理实践为取士标准。任何一种学说一旦被政治力量所掌握，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经过权力者的解释，便会改变原来的面貌，而且往往成为权力者的武器与工具。杜维明先生曾写道：“从知识史角度来看，儒学在逐渐变成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之后，不再是孔孟学说了，它更是荀子的崇礼主义和法家观念、阴阳宇宙学说、道家思想以及当时一大堆其他信仰的大杂烩了。”⑥通过政治权力的参与、推广的建制化的儒学与原来的儒家教义呈现出不同的面目。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为士人的进阶之道，及至后来把几部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唯一的参考资料，儒家思想被提高到空前的位置上。但是事实上，社会并没有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来越走向儒家思想中的平等、公正、和谐的世界——相反，随着明清专制政治的加强，社会越来越封闭、腐朽、非人化。在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上，人们所接受的不是原始的儒家思想，而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杀人信条。这些信条的内在精神明显的来自儒家学说，但是其内容一旦教条化、权威化，立即变成禁锢人的自由思想，扼杀人的独立精神，使人不成为人的教条。并且正是这些教条对历史发生真正的作用。我们要观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历史，便主要不在于看历史上儒学大师如何发展、阐释儒学，而在于观察儒家思想到底以何种面目进入世俗社会，进入历史，去构建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在文本研究上，我们要了解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力及国民真实的心理状况，就不止应该关注每个士子必读的《四书》，皇帝颁布的圣旨，而且更应该关注像《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这样的小说，《窦娥冤》、《西厢记》这样的戏剧，以及诗、词、曲。特别是民间说书加工而成的小说戏剧，这些内容在历史上经过一个口舌相传的过程，不断承载着人们的思想、愿望，真正地反映了人们的一般心理与观念。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献中看出儒家思想如何全面地渗进人们的头脑、血液，构建人们的思维体系、思想世界与感情天地。从《三国演义》关公生前死后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原始的“忠”、“义”观念如何体现于历史上一般民众的思想之中；从《水浒传》的梁山聚义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民本思想与自发的抗议精神在民间的历史呈现。这些小说、故事包含了很少历史的价值，但是正是它们的“失真”，使它们具备了极高的思想史的价值。历史真实与这些小说的差异体现出来的恰恰就是当时民间的一般思想——因为这些差异正是人们在口舌相传中添加上去的。民间的一系列观念、思想明显来自于儒家，但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样子，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分裂和紧张，决定了儒家建制必定崩溃的命运。
儒学建制的崩溃始于辛亥革命，而其思想价值的崩溃则始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立足点不再是玄远的理气理论，而是残酷的现实。礼教——建制化的儒学——杀人，决不是这群盗火者自制的口号，而是千万条生灵命运的沉痛总结。这些僵化的教条与僵死的建制结合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中国的现代转型，打倒专制主义建立共和政体，摧毁三从四德争取妇女解放等等，其阻力都来自儒学建制化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如果承认儒学建制包括了“君臣大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信条，包括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义，那么，真正的儒学与这些毫无人道的建制分离，实乃是与“僵尸”相分离，而且只有与“僵尸”相分离，“游魂”才有继续存活的可能与希望，否则，这“游魂”也要酱在“僵尸”中彻底烂掉彻底消失。在现代社会，要拯救儒学，只有摧毁儒学传统的建制，把这“游魂”还尸于民主科学。五四时期对儒学的批判为今天继承儒家真正的思想扫平了道路。五四实质上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打倒儒家违反人性人道主义的建制，使人们探索儒家的真精神成为可能。五四从观念上对儒家建制的全面摧毁，刺激了现代新儒家的产生。而启蒙思想家引进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观念，也成为新儒家发展儒学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五四对儒家思想的冲击程度，在思想、价值上看起来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但是在现实上则是很表面的。启蒙运动的结果，不过是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与一部分知识青年。启蒙本身意味着漫长的思想换血，但这种思想换血刚一开始，便被“救亡”压倒了，“打倒孔家店”云云，不过几个文人的口号而已。陈独秀、胡适、鲁迅们的战叫，绝对传不到乡村老太婆的耳朵里。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的固有的心理结构是何等的稳固。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一文中说：“‘五四’新思潮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使反抗名教纲常完全合法化了。”并且以吴虞为例，吴虞在辛亥革命前曾打伤父亲，被宣布为“名教罪人”，而到了五四前夕，他批判纲常名教，却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于是余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⑦我认为这里用“中国人”的全称判断很难成立。如果在当时，甚至是在现在，把吴虞的例子拿到《故乡》中的闰土，《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乃至今天农村中的一般农民那里进行价值判断，结果必定与余先生认为的不同。儒学这一“游魂”事实上并不完全处于“游”的状态，它存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二、“游魂”的当代表现
余英时先生提到他1937年到1946年在乡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内在参与者”的生活，这九年使他“亲身体证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⑧余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儒家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能再公开露面，所以今天中年以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没有作参与者的机会了；他们在生活经验中或者接触不到多少儒家价值，或者接触到的是一些完全歪曲了的东西。”⑨在这里，余先生所说的都是“建制化的儒学”，也就是“第二层面的儒家思想”。在我看来，儒家建制消失以后，传统建制抽象出来的各种观念继续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存在并且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儒学观念并不以建制为存在形式，而作为一种意识存在人们的大脑里。而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种意识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参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这样描述儒家建制的崩溃：
“以通常事理推之，帝制消失以后，君为臣纲之说自然无所依托；父权与夫权制度崩溃之后，父子、夫妇两伦也失去了依据。大家族制度瓦解之后，六纪中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四纪也不免名存实亡；学校制度变革以后，“师长有尊”的观念已失去普遍意义；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后，朋友之纪也不可能维持‘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托’那样高的理想了。”⑩
儒学与建制中断了，因此儒学变成了“游魂”。问题在于，这些建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真精神？从历史上看来，纲纪在历史上确实起着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但到了现代社会，君权、父权、夫权这些东西，却是完全违反平等精神与人道主义的。而且，将纲常伦纪绝对化，权威化与教条化，只能养成有权的一方，君、父、夫的独裁性格与无权一方的奴隶性格。这些由“第二层面的儒学”造成的国民性格，却不会随着建制的崩溃而消失，这就是五四思想家批判的“封建意识”。正如刘述先先生所说：“封建意识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观念，周代的封建制度到秦汉就已经废置了，故此它所意指的乃是在专制王朝的长期统治之下，在君权父权的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下，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形成的一种意识。这样的意识即使到了王朝终止之后，仍潜存在人们的心中，发生了阻碍现代化的力量。”这种意识至今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在发生作用。
1、“游魂”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社会现象中的表现。
在一些人看来，1949年以后，传统的儒家教育已经销声匿迹，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无论从教育目的、教育途径，还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来讲，都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而且他们是在反儒、批儒的环境中成长，儒家思想已经变成保守、落后乃至反动的同义词，因此他们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割裂了。然而，在我看来，法典制度虽然为儒家思想之具体体现，但是一种文化的落实，仍然是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对中国人而言，儒家文化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心理积淀，它业已渗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审美趣味等心理内容上，它不可能简单的随着建制的崩溃而消亡。
我们以君臣一纲为例，帝制消失以后，君为臣纲之说，在建制上失去了依托，而帝制的存在事实上是为“君臣大义”提供了一种表演的制度，最根本的还是“君臣大义”这样的一种心理情感。这种情感比帝制的生命力更加顽强，并且具有强大的遗传功能。正因如此，清朝覆灭之后，袁世凯、张勋才敢于公然在儒家思想的招牌下发动复辟。袁世凯的复辟是典型的。汉学家列文森指出，儒学作为一种情感，“准确无误地和当时的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12筹安会“六君子”就是要求袁世凯复辟的儒家团体，袁世凯在1914年公开祭天时自称他是“中华民国国民代表袁世凯”，“国民代表”的自封，不过是为他夺回独裁权力所做的准备。他到天坛祭天、要求读儒学经书、加封孔子的子孙为“郡王”，一系列的行动都明白无误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他在学习以往的一切专制王朝，向儒家思想寻求帝制的合法性，而且，他的所言所为，正是迎合当时在人们头脑中的仍然根深蒂固的儒教观念，这种观念总是相当完好地保存在农村。中国古代农民的向来的向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加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他们理想中的政府，是施行仁政，保护耕作，勿过于侵凌他们的耕作权与土地的政府，由于政府与农民打交道的内容主要是收税、拉壮丁，农民的内心危惧政府，只想尽量避免与政府打交道。皇帝作为一个巨大的权威，充分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对神秘感的渴求与被保护的心理安全需要。谁做皇帝，对农民来说是无需关心的，即使帝制已经消失，他们也会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作皇帝来看，以满足他们心理中那种“古已有之”的需求。清朝的灭亡，袁世凯的称帝与病死，张勋的复辟与失败，对他们的生活并不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如鲁迅在他的著名小说《风波》中描写的那样，农村社会是封闭的、凝固的整体，它有自觉的力量可以对抗外界的变化而保存其固有的传统价值。君臣之纲随帝制的消亡而在建制意义上消失了，但君臣建制背后的“君臣大义”的心理，权威－奴隶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权威－奴隶的思维导致传统文化下的双重人格，一个人心理结构中既具主性，同时也具奴性。穷则为奴，达则为主。在没有皇帝的时代，这种心理结构依然会以另外的方式、另外的“建制”表现出来。在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心理中的主奴人格、无政府主义倾向与暴政倾向都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由对皇帝的忠过渡到“忠于毛主席”，由“吾皇万岁”喊到“毛主席万岁”，由读圣训到人手一本红宝书，这一切究竟是传统“君臣大义”的那种情感的加固还是削弱呢？在儒家思想里，“父”一开始还在“君”之前，直到后来才居“君”之后，文革唱出的则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了。古代君王的威严、臣子的忠诚、民众的驯服，大概都无法至于君主一声令下，全国轩然大动的地步，君主更无法做到随心所欲，挥雷挾电，然而这一切文革中的毛泽东都做到了，当时的红卫兵们都没有受过多少正面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与受过传统教育的老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将毛泽东视为一代“圣主”，“导师”。正是人们头脑中的君臣意识所抽象出来的“权威—奴隶”的思维结构，使疯狂的个人崇拜、“万岁”的狂呼，歇斯底里的奴性发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得以更加疯狂地在中华民族历史舞台上重演。“文革”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中最丑陋、最阴暗、最下流一面的大爆发，“文革”上承的不是五四传统，而恰恰是“五四”所批判的专制文化传统。
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决不可能轻易地被摧毁，制度上的建制只是它的表现之一，失去了建制依托，它仍然可以在社会中不断表现出来。呈现为某种社会现象。近年出现的“清官热”，正是儒家心理积淀的另一种表现。人们常常会感到奇怪，为何在所谓“封建主义”文化已经消失到近于空无的今天，康熙、乾隆、雍正，乃至唐明皇等等的皇帝戏，竟会以如此迅猛的势头占领了各个电视台。为什么这些皇帝戏会蜂拥而上？因为它们的收视率高，而当这一行业开始转入商业运作，收视率高的正说明能满足“群众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在于，它们为什么能够满足群众的感情需要？这些皇帝、格格的形象，都不是历史上相应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经过著作者、导演的精心加工搬上荧幕的。而他们进行加工之后的皇帝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内心具有极其博大的仁爱意识的明君，在《康熙大帝》中，皇帝微服出巡，偶遇一个买豆腐的女子，以唱歌诉说她所遭遇的欺凌，于是皇帝立刻查办，沉冤顿时得雪，结局皆大欢喜，于是一切的罪恶不在专制体制，不在社会，不在皇帝——相反，一切都是和谐的、完美的，只不过是出了几个不知死活，上不察吾皇仁义，下不恤子民疾苦的贪官、奸人，而今他们也被吾皇圣明绳之以法，“皇帝”——一个最可靠、最无私、最仁爱的权威，一个伟大的正义主持者，民间保卫神，就这样诞生了。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不难感受一种有趣的欢欣，一种压抑之后的发泄，一种渴望的满足。在儒家思想中，即使是儒家始祖孔孟荀的学说，也是承认专制政治体制——把无限的权力给予君主的。而他们所要求君主的就是“修身”，要“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这是孟子的原话。这种思想落实到民间，变成民间的思想，便同样只会渴望一个仁爱的圣上，渴望包公、海瑞一样的青天大老爷。并且现实政治越腐败，人们的渴望就越强烈。而这种思想恰恰是和民主思想背道而驰的，淫浸在其中的人们不会想到通过自己作主去解决自己的需要和问题。
建制化的儒学，也就是在传统社会中支配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的儒家名教信条，在今天仍在大行其道，在体制中，在民间，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这些思想的新表现。而且，这一层面的思想，恰恰就是五四批判的“封建思想”的继续，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糟粕。正因如此，在世纪之交，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批判传统文化”的呼声。
2．“游魂”可以有新的建制
思想的主体是人，一种思想可以有不同的建制模式。我们无法从传统那种建制的崩溃，来证明一种思想的消亡，因为它完全有可能以另一种建制表现出来。在中国古代，建制也并非一个固定的实体，一种固定的模式，今天，它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却有相同的内核。在政治制度、社会习惯、社会风俗上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今天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是传统心理结构的延续。比如说“孝”，古代官员一旦父母去世，往往奏请皇帝回乡守孝三年。在传统中，这一“建制”承担了多少内在的真实情感，能多大程度体现儒家“孝”的精神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这种建制往往养成人们的虚伪，造成一大班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假道学、俗儒、奴儒。这一类“建制”，我们不能说废除之后“孝”的精神就会变成“游魂”。正如刘述先先生说：“儒家讲亲子之情，推广每一个人内在具体的仁心，以至于全人类全宇宙，这岂会因时代而失效！是的，就父子一伦的实质内容来说，两代的关系是改变了，今日的子女再不会也没有理由像从前那样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的意旨，大家庭的组织也已经崩溃，但我们可以因此而完全弃绝父子间的人伦么？由此可见，理一分殊，超越的仁心是恒常的，但它的表现则随时代环境而改变。”13早在魏晋时期，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文人，已经以自然情感去撞击虚伪的礼教制度，阮籍母丧，他不守常礼，裴令公往吊，他竟大醉，散发坐床，盘腿不哭，一点也没有顾及任何礼节，直到葬母之时，又不顾礼节饮酒食肉，却悲痛过度，吐血数升。14阮籍才是那个时代真正最孝的人，当整个时代都浸在虚伪的酱缸中，以庸俗虚假的礼教去文饰人们心中的丑陋，阮籍却反抗这种礼教，在放诞中以自己的异端行为体现了真正的儒家的“孝”的精神。
在关于“孝”的传统建制中，有一种个人—家族—国家层层上推的结构。“孝”与“忠”紧密联系，“父”对“子”的血缘关系被推衍到“君”对“臣”的政治关系，因此“父”对“子”的伦理合理性被思维“君”对“臣”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论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5而且在个人与家族的关系上，家族完全抹杀了个人的位置。“五四”时期，吴虞、傅斯年、李大钊等都猛烈抨击家族制度，称其为“万恶之源”。君臣之纲的消灭，家族制度的瓦解，也就是这种第二层面的儒家教条的崩溃，实际上不是损害原始的儒家“孝”的真精神，而是解放这种真精神。“孝”与“忠”联系在一起，由皇帝、宗法势力根据他们制定、因袭的“礼教”标准去规范人，使人服服帖帖、一脸死相、泯灭自我去服从家族的时候，儒家精神中的“孝”是不存在的。例如巴金的著名小说《家》中的觉新，他永远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理想去顺从家族，把自己泯灭在家族里面，只觉地做一颗棋子，螺丝钉，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他对高太爷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孝”的情感。他的传统角色使他不得不做一个作揖主义者，他有责任去“孝”，但又没有“孝”的感情，这样，“孝”便沦为虚伪无耻、自欺欺人的教条，维护这样的“孝”的建制，只会泯灭孝的情感。反之，只有把“孝”从“忠”，从家族制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救出来，还个人以主体独立性，他才能自由只觉地去孝，这种情感才能真正实现。
今天的商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主宰传统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商业社会。两种社会转型就是儒家传统建制的崩溃与新制度的建立的过程。随着传统建制的崩溃，儒学由僵尸中的幽灵变为“游魂”，但这种游魂并非像余英时先生担心的那样，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是还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儒学的建制也并非彻底崩溃，而是以别的建制表现为人伦关系与社会习惯继续存在。
三、余论：发扬儒学精神，批判儒家名教信条
对传统的儒家中国造成真正冲击的，决不是思想家的观念上的颠覆，而是社会环境的改变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变更。目前中国人内在价值已经普遍失范，儒学的位置在“五四”开始受到观念上的冲击，在今天则由于制度的变化而开始发生真正的变动——包括在最落后的农村中。
然而，儒学建制的失效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崩溃，反之，儒学失去建制依托，反而有可能出重新焕发出生命力量，使真正的儒学精神得到弘扬。刘述先先生在《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一文中说：“儒家的超越理想是形成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成素，它影响了传统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民间习俗，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我们仍然绝对不能在儒家与传统之间划等号。事实上传统只体现了儒家的部分理想，基本上儒家的理想是与现实反对的。”16这里的“儒家的超越理想”就是指原始的从孔孟到朱陆的儒学理论，而“传统”则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及其表现，所谓儒学建制正发生在这一层面。在“五四”时期，反抗“名教”最激烈的陈独秀与“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梁漱溟的理论冲突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尖锐。陈独秀是以历史（现实）的角度切入批判儒家在现实的名教信条，也就是政治化、习惯化的儒学，他赖以批判的依据在于历史事实与现实事件，而梁漱溟则是以哲学的角度切入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他赖以进行理论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儒家理想与儒学精神，而对中国文化抹杀人的批判。梁漱溟的火力丝毫不比陈独秀弱。今天我们看儒学的态度，主要就是对这两条脉络的继承，即既要批判儒家建制化后在今天仍阻碍现代化的名教信条，又要研究、发扬儒学的真精神，儒家在未来的命运，不仅要看现代人对“儒家超越理想”的继承情况，更要看儒学如何能够在社会生活层面发挥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儒学建制化后产生的种种阻碍现代化的观念意识还没有真正消失。专制主义心理，官本位思想、漠视公德等等依然存在。这些观念、意识来自儒家理想，又与儒家理想不同甚至相对立，而且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传统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在历史上发生直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五四”启蒙思想家批判的矛头，主要就是指向这些儒学礼教信条。今天的中国人读五四思想家们的文字，往往有一种亲切的感应，许多文字，竟穿越历史的时空，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许多海外研究者纷纷对“五四”提出尖锐的批评，是的，隔岸观火，自然可以满足地欣赏火苗的美；只有生活在现实中，才能了解五四精神资源的可贵。鲁迅提出的一系列“国民劣根性”的特征，“合群的自大”、“帮忙、帮闲、帮凶”，“主奴”的心理结构等等，在今天看来仍是那样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五四”启蒙兴而骤灭，这使今天的一批知识分子不得不发出“重新启蒙”的呼声。当前的许多弊端，其背后都是传统淤积下的心理积习的影响。对这些心理积习的批判、清理工作便是启蒙。五四对儒学批判的另一意义，在于打破儒学“定为一尊”的地位，把儒学还原为百家争鸣的一个学派，并且使之与政治相分离。这一思路极有历史现实意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意味着儒学成为政治统治者实施思想统治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政治的专制与思想的僵化，五四所争取的，正是反对政治专制、思想独尊的局面。
在对儒学理论的阐释方面，儒学必须得到进一步的现代阐释与发展。“五四”提出“科学”、“民主”之后，融合儒学与“科学”“民主”成为大批新儒家不懈的追求。古代儒家理想影响下的中国现实，永远只有民本思想，不会有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与德治相结合，粉饰、放纵绝对权力，造成专制主义政治体系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对儒学原始理论的现代解释，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应该是可以相容的。而且，儒学必须容纳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观念，才能在现代社会立足，获得新的生命。在儒家理论中，其最后指归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儒家与政治相结合太紧密了，因此一旦被接受，什么“内圣外王”、“德”、“仁政”，都会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的那样：“‘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为王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儒家伦理在现实中极少触及统治者的内在生活，他经常被当作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而滥用。天子本人未必愿意修身，当时，他可以充分意识到确保大臣们修身的政治利益。虽然掌权的学者兼官员自己也许并不会将儒家伦理付诸实践，但是，他们明白，倘若平民百姓真的那么去做了的话，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就相对容易完成了。”17所以，要把儒学变成自己修身的学说，而不是以任何形式、途径、目的要求他人修身的工具。也就是说，割裂《大学》中的“八条目”，使儒学止于修身。只有这样，儒学才能避免意识形态化。总体而言，儒学应经过现代阐释成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在多元的思想空间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注释：
1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弟440页。
2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442页。
3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37页。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61页。
5班固《汉书》，岳麓书社出版。
6杜维明著，钱文忠，盛勤译《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第22页。
7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153页。
8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165页。
9同上，第4页。
10同上，第152页。
11刘述先《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见《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第230页。
12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156页。
13同11，第185页。
14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岳麓书社出版
15《论语·学而》，岳麓书社出版
16同11，第229页。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10
【关键词】“仁爱”思想；路径；现实价值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儒家、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脉络积累和流传下来的，至今对当代生活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传统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德育的影响也是颇为深刻的。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首先提出“仁”的思想，后来为历代儒家学者所接受并传承，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被“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所淹没，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很好地挖掘它的当代价值。而今天反观历史，重新审视“仁”的意义，尤其是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何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为当代高德育服务，是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路径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仁爱”为核心，以个体品德结构的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的培养为主线，强调情感育人的作用，有助于高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侧重德育的文化内涵，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与人格独立；树立大学生的礼制观念，优化其人际交往；塑造大学生的君子风范，培养其自律能力，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储备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坚力量。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方式主要表现为：
第一，引入儒家的教育理念，提高教育成效。儒家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为因材施教，同时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高校德育面对的是个性心理与心智发展程度千差万别的客体，更需要因材施教。重点是关注学生的情商、兴趣和个性，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也要注重儒家教育思想中的身教重于言传，教育主体要德才兼备，在具备专业的知识的基础上，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以身作则，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做到“慎独”与“内省”。还要做到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主体不能局限与书本知识的汲取与传授，还要发现学生的优点与发展潜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
第二，塑造“仁爱”的理想人格，实现教育目标。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追求真理和坚定人生目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德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当代大学生面对国内外多种价值思潮的影响与冲击，“仁爱”思想是培养大学生完善的人格与高尚的品格的思想基础。加大“仁爱”思想宣传教育与教育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大学生具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气节和道德情操，使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三、儒家“仁爱”思想对高校德育的现实价值
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源泉。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儒家“仁爱”思想对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坚定大学生的人生信仰，塑造大学生利他的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有利于高校德育内容的完善。高校德育的目标是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超越，因此大学生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还要兼具良好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儒家“仁爱”思想为高校德育的内容注入了丰富的内涵，让大学生从情感养成角度达到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接受，从而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的言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德育不仅要在内容上顺应时代的潮流，还要完美的诠释儒家“仁爱”思想中的有益内容，才能完善高校德育的内容体系。比如，儒家“仁爱”思想提倡诚信教育，教育人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因此，我们的教育内容可以扩展到大学生的信仰、信念、信心与信任等方面品质的培养，真正做到汲取儒家“仁爱”思想中的精髓。
第二，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儒家“仁爱”思想是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的重要源泉与精神动力，高校德育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内涵、培养其完善的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为工作重点，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要以人为核心，而创新的关键在于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吸收与弘扬，并且进行理性的转化。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理念的转换，工作的内容的充实，工作模式的构建，工作环境的塑造，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内在需求与精神渴望，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要始终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教育工作的创新与教育理念的超越。
第三，提有利于教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同志指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发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注重提高教师素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高校德育过程本身而言，施教主体的人格品质与内在修养会深深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心理与性格的养成。高校德育的施教主体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懂得人生的价值与人之为人的意义。因此，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个人发展与社会评价，更加会影响学生道德观念的形成。高校教师作为智慧的代表，理想人格的化身，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与完善。儒家“仁爱”思想具体到教育工作者身上就是，作为教师要关心自己的学生，传授有益的人生哲学，体察学生的心灵，充分发挥施教主体对大学生的人生指引作用。
四、结论
高校德育不能缺少传统文化的推动，儒家“仁爱”思想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与人文底蕴为解决高校德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解决路径，即“仁爱与信任”。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的融合将有利于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中国高校德育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最终形成体系完善的高校德育模式。总而言之，儒家的“仁爱”等伦理思想对于中国现代高校德育内容的丰富、教育方法的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现代德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3]汪泽青、庆格乐.儒家思想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