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试从医学体系内部特征入手，旨在探寻一条提高医德医风水平的途径。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医疗服务的主旨是彰显人生命的尊严，医学具有明显的人文特征，这个特征包含在医疗技术之中，而医学伦理学体现了医学科学的这一特征。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强调课程本身的重要性；医学体系中的其他课程不应忽略；在学生实习环节中落实医学伦理的理念。
[关键词]医学的人文特征；医学伦理学；强化教学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服务水平就整体而言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医疗行业的进步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需要相比，仍显得有些滞后。其中，医疗服务人员的医德医风受到的批评较严重，医生的职业道德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1]。医疗技术在进步，而医德医风问题的改善还需要医务界同仁作出更大的努力。
医德医风状况不甚乐观，原因非常复杂，我们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本文将对医学学科的特征进行分析，探寻一条从学科内部特征入手来提高医德医风水平的途径。
1、医学的人文特征
众所周知，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医生是一种技术要求十分严格的职业。在医生的职业素养要求中，医疗技术无疑占据着首要地位，医生的服务水平关键在于医术，这是一个社会共识。同时，医学院在培养、训练学生时也非常强调这一点，突出医疗服务中技术因素的理念不容置疑。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医疗服务的过程是救死扶伤的过程，战胜疾病、延长生命、挽救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医疗服务彰显的是生命的尊严，医疗服务水平是人类文明水平的一个标杆[2]。从医疗意义上说，医疗技术的特点有别于其他领域的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尽管计算机的技术要求十分严格，即使一项新技术存在着某种缺陷，并可能对用户造成损失，但这种损失与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技术上的缺陷而对患者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失误将影响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人的健康与生命是无价的，因此，医疗技术具有一种鲜明的人文特征，它关系到生命的尊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所以，我们在讨论医疗技术问题时，不应轻易忽略、质疑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人文特征。
当今世界，技术与人文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滥阀、环境的严重污染等。同样，在医学领域，重技术而轻人文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是全人类担忧的问题，在越来越发达的技术面前，人们反而忽略了自身。
医疗服务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服务，同时，其人文特性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在医学院教学的过程中，强化医疗技术人文特征的教育很有必要，因此，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院的课程设计中，应占重要的地位。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意义与现状
就学科的内在意义而言，医学伦理学无疑是通向医学内部技术性与人文性的桥梁。伦理学本身就是人文学科，医学伦理学讨论的医患关系、患者权利如知情同意权、隐私和保密不受到伤害等问题，与医疗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而辅助生殖技术、基因组研究、器官移植等则本身就是技术问题。医学伦理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沟通两个学科的桥梁作用，医学伦理学还是一个防止技术迷失的平衡器，其强调的原则，对改善当下社会的医德医风状况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它本身就是行业的标准[3]。正因如此，在医学院的教学过程中，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现实的情况是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院教学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并不突出，许多医学院并没有把医学伦理学作为必修课来开设。这种情况的存在表明，我们对医学人文特征的认识还不够，技术主义的迷失在医学领域里也同样存在。技术至上本身并没有错，但忽视医学的人文特征表明对医学的认识是不够完整的。同时，对于医德医风问题，不能说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就可以解除这一顽症，但是医学伦理学毕竟有助于医学院的学生认识到医德医风与医技的密不可分性。所以，笔者认为，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医学内在规律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医德医风水准的提高。
3、强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策略
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强化医学伦理学在医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
从医学伦理学教学本身来看，医学伦理学应该且必须成为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在课程设计时，我们不应把医学伦理学当作普通的思想教育或人文修养类课程来对待，医学伦理学突显了医学的人文特征，它应该作为医学的主干课程，而不是辅助性的选修课程。
由于医学伦理学一直被当作辅助性的课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科探讨等也极为缺乏。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更适宜于举例教学的学科，一些学科问题如安乐死等，可以有开放性的讨论，这种讨论式教学的效果，肯定会比原理性讲授要好。医学伦理学并不是一种体系完备的理论，它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方法，它的教学方法应更具灵活性。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需要得到改进。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院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尴尬，说明我们对这门学科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在整个医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具体的教学内容、方法的改善和提高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但其教学现状不容乐观。
在相关课程中贯彻和深化医学伦理观念
由于医学伦理学涉及到医学体系的各方面，医学院主干课程中也渗透着医学伦理学的各种问题，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不仅仅是该课程的事，其他医学主干课程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一个高层次的要求，也是操作起来更加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药学、解剖学、生物医学、外科学、妇产科学、传染病学乃至精神病学等医学学科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医学伦理问题，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强调的往往是学科本身的内容，伦理问题并未得到深刻的重视。这一状况使得医学伦理的概念不那么具体，仿佛可以被游离于医学体系之外，成为一个抽象的东西。
医学伦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第2篇
摘要：医学伦理学是医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在职业道德培养和指导解决医疗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非医学专业视角探讨了对医学伦理学的认识和理解，对非医学专业人员理解和接受医学伦理学具有一定科普性质，对督促医学生尽早用伦理学的知识武装自己，形成良好的医德，正确利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医德、医患纠纷
前言
首次听闻医学伦理学，是源自《今日文摘》2007年第9期一篇名为《伦理拷问灵魂：美国父亲紧急搜寻数百捐精子女》的文章。文章的主人公科克？马克赛曾是一名活跃的精子捐赠者，他长年来帮助那些不孕不育夫妇圆了生儿育女的梦想。可是，他却发觉自己的慷慨行为即将导致一场潜在的伦理危机的爆发。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尖端医学不断地挑战着传统的伦理学观念，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医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两者之间孰重孰轻，如何让天平不偏不倚，保持稳定，成了大家思考与争辩的话题。
1、医学伦理学在医德培养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首先，伦理关乎道德，对强调医学人才职业道德即医德培养有着深刻的内涵与十足的必要性。
2005年爆出轰动全国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尽管只是极端事件，但给医务人员群体产生了恶劣影响。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别医务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价值背向，引起患者的不满，从而恶化医患关系，产生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良现象加上医疗体制改革产生的诸多问题，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自此后，各地屡屡爆发医患纠纷，使得医患关系如履薄冰。
强化医学伦理学教育，加强医德建设是避免医疗事故、医患纠纷的途径，也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医务人员的工作很艰辛和复杂，他们身上时刻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更有甚者还会受到来自患者及其家属的责难与不理解，这个时候，更应该反思自身的不足，不断提升自己的医术与医德。要知道当与死神的拔河终于获得胜利时，当痛苦的表情被感激的微笑所替代时，医生的能力便得到了肯定，生命的价值便得到了体现，灵魂便得到了升华。
当然，好的医患关系还涉及医学伦理学许多基本问题，应当在学习医学伦理学内涵中具体应用。此外，还有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难题。
2、医疗技术应用对医学伦理学带来新的挑战
先进医疗技术给患者带来利益，但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人工受精，体外受精，代理母亲等生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非自然的生殖方式，让许多患者圆了生儿育女的梦想。但同时，这种先进的生殖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引起一系列伦理学和法律问题。比如供体精子人工授精育成的孩子具有什么法律地位；对人类胚胎的研究应否控制；是否应该禁止在产前进行性别选择。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等也是使恋爱、_与生殖生育分离的技术，因此遭到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的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要求在政策和法律上作出相应的决定。另一方面，对智力严重低下者以及严重的精神病人是否应该实行强制绝育，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另外，医务人员是否可以使不可逆昏迷的脑死亡病人和持续性植物状态的人继续维持其生物学生命，以及产前诊断、遗传学筛选、基因治疗、基因工程、安乐死等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也属于医学伦理学的范畴。这些临床决策离不开医学伦理学的正确指导，医生利用医学知识和技术对病人进行诊治，就必须遵守相关的医学伦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医生所作出的诊断是正确的，采取的医疗措施是最符合病人利益的。同时，新的技术与方法引入到临床实践中，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因此，医学要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社会效应和伦理道德问题，医学科技的发展必须以通过医学伦理的论证与允许为前提。
3、公众或患者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的学习显得迫切而必要
先进医疗技术治愈了很多疾病，也给患者带来健康和利益。但很多时候，患者由于医学知识的缺失，往往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正视病情，缺乏对医疗行为风险性、不可预测性以及个体差异性的正确理解，对健康和治疗效果的期望过高，一旦未达到患者的预期效果或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便常常引发医患矛盾。若患者能科普医学伦理学的相关知识，用于分析和处理自己面临的医患矛盾，将会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此外，公众对先进医疗技术的片面认识，可能会导致在一些情况下把先进医疗技术作为一种谋求利益的手段。比如作为公众事件的邓文迪女士成功利用其夫默克多先生的冷冻精子成功使自己受孕，想以此改变涉及其子女的财产分配。又比如一些未婚女性做dai孕的妈妈，尽管其初衷是帮助因身体原因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但其后涉及到的利益和孩子纠纷往往伤害着所有当事人。这些在先进医疗技术运用下暴露的新问题，主要是医学道德现象，得通过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的正确理解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4、与时俱进，应用医学伦理学知识解决新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医学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应用医学伦理学宽阔的知识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视野来解决现实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国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之一。在我国现实的医疗实践、社会生活中，围绕着以“救治生命、维护健康”为主题，各种团结互助的活动始终存在着，如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干细胞捐赠、精子捐赠等。但是，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白和薄弱点，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我们应在救治生命的器官捐献、干细胞等捐献中大力倡导团结互助的精神，或者建立明显提倡的条款。以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例，目前我国有数百万的白血病患者需要移植造血干细胞来拯救生命，至少在400～10000个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中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供者。由于社会公众医学知识的缺乏或误解，把其看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影响到了自愿捐献者的数量。更可惜的是，有的捐赠者最初同意捐赠，等患者都入仓做好手术准备了，捐赠者却反悔，这给患者造成严重的伤害。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器官的严重短缺，甚至滋生出了黑色器官买卖链。这些现象既源自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缺少必要的法律及制度约束，而这些都必须以正确的医学伦理学知识为其基础之一，运用到实际问题中，结合医学知识的宣传，动员更多的人加入捐赠行列，用至仁和至爱的团结互助精神升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2015年6月，美国的高等法院通过了全美国的_婚姻法案，自此美国在全国50个州以内，可以允许_者们自由结婚。至此，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通过了_婚姻法，这是一个国际趋势，不可阻挡。但在目前我国仍然没有通过_法案，社会仍然对_人群有不正确的评价，_者遭受着来自道德方面的巨大压力。在很多人眼里，_是“不道德的”，他们不但不被社会所理解，反而遭到社会的排斥和隔离，在各种恐惧、焦虑、紧张、自闭等心理状态下艰难地生存。_者本身通常有对自我认知的迷茫和困惑，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他们更加背负巨大的精神负担。对于_的现象，我国政府采取的是不支持不反对的政策，这种态度导致了_者的合法权利没有法律的保护。_者在生活中不仅遭受着公众不理解和排斥，更重要的是他们产生了消极、抑郁、紧张、孤独等心理问题，面临诸多伦理困境。_者想要走出伦理困境，也应学习一些伦理学知识，具有积极、乐观的心态，从容应对公众的质疑和不理解。公众也应在学习医学伦理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找到包容点，对_者多一份理解。
5、小结
医学伦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第3篇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的大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的大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房事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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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第4篇
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对象期望值的升高，社会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医疗卫生行业如何搭建与临床医务及科研人员职业要求相匹配的生命伦理学知识培训平台，已成为医院管理者、伦理委员会或政府管理部门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从医务人员医学伦理学认知现状出发，对医院如何加强医学伦理教育进行实证研究。
1.对象与方法
对某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务及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涉及临床科室30个，医技科室7个，临床研究所4个，药学研究室1个，临床研究室13个。研究样本覆盖该医疗机构的所有部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采用自行设计的“医务人员医学伦理认知状况”问卷对临床医务及科研人员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所有数据以excel2003录入计算机，并使用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基本情况
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549份，有效回收率。其中男性占，女性占;≤30岁占，31～50岁占，≥51岁占;文化程度：硕士及以上占，本科占，大专及以下占;职称：初级职称占，中级职称占，副高及以上占。
医务人员接受医学伦理学培训现状
参与调查的549人中，的人表示在学校及工作期间参加过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的人表示只在学校期间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表示只在工作期间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表示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
关于“在过去3年中，您参加的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次数”的调查结果显示，≥3次占，<3次占，的人没有参加过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他们认为限制其参加培训的主要原因是相关培训与临床医、教、研工作冲突，没时间参加。表明我国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大多数医务及科研人员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培训的态度与感受
医学伦理学对医疗行为和医疗实践的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的人认为医学伦理学对医疗行为和医疗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人认为可能有指导作用，认为无指导作用和未思考过的人分别占和。说明绝大多数医务人员认识到了医学伦理学在维护患者权利、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指导医学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对医学伦理学培训方式的效果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培训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案例分析与讨论、外出培训研讨、专题讲座、科室组织学习、医患沟通座谈会、伦理查房、知识竞赛。表明医务人员最愿意接受能结合身边实例，多方位、多角度的培训方式。
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的认知情况
对现代医学伦理原则的掌握情况
在医学实践和研究中应遵循的医学伦理基本原则包括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和自主性原则。调查结果显示，的人知道全部内容，但理解不深刻;的人知道部分内容;还有的人表示不清楚。
对伦理相关制度规范的认知情况
医务人员对《赫尔辛基宣言》《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制度规范的认知情况见表1。
对临床伦理和研究中伦理的认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的人不理解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含义。面对“您认为与患者或家属交谈时，应选择的方法”，的人会选择避免一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使患者了解并配合即将采取的医疗方案;的人认为医学术语是难以避免的，对医疗方案不宜做详细的分析解释，以免患者或家属产生疑虑;的人认为应根据患者或家属的文化程度，可对医疗知识接受程度高的患者或家属做详细解释。面对“哪些范围的项目应提交伦理审查申请报告”，一些人对哪些项目需提交伦理审查报告，哪些项目不需提交伦理审查报告认知不足。对“在医学实践和研究过程中，跟踪审查包括哪些方面”的回答显示，有些医务人员不清楚跟踪审查范围，有些医务人员认为伦理审查有利于患者而不利于医学科研的开展。
3.讨论与建议
统一思想，提高医院整体意识
医学伦理学是研究优良医学道德规范制定和实现的科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认识并处理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科学。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医学伦理学是必修课。调查结果显示，仅的人表示在继续教育中接受过医学伦理教育，仅的人表示很了解《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仅的人表示很了解《赫尔辛基宣言》。说明目前医务人员缺少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而相关培训缺乏是导致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认知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医务人员对伦理相关制度规范和权利义务认知不足，将直接影响其医疗行为和医疗实践，增加医患纠纷。医院管理层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目前虽已基本建成现代医学体系，医疗保障能力也已达到一定水平，但医患矛盾却有不断升温态势。忽略其他社会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医院医学伦理的进步远远滞后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医院管理层应在医学伦理方面形成整体意识，将医学伦理工作与医疗质量、医德医风管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医学伦理制度，开展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激励全体职工积极参与，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在提高医院整体意识上下功夫。
建立健全医学伦理教育体系
我国医学伦理教育起步较晚，目前虽已在各医学院校开展，但多为阶段性学习，一般安排在大二或大三理论学习阶段，学习期间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知识掌握较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容易逐渐淡忘相关知识，并无法与实际工作相联系。而医院也没有把医学伦理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显示，的人表示只在学校接受过医学伦理教育，的人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说明医学伦理教育存在盲点，一些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他们经常处于伦理困境中。建议：医学院校将医学伦理课程设为必修科目和临床实习期间的教学重点，实施连贯性教育，使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接受医学伦理教育，并内化为自身道德标准。医院是学校教育的延续，要充分利用岗前培训、继续教育、职业准入、职称晋升等平台开展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培训，并将培训参加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使医学伦理学习贯穿医务人员职业生涯全程，为其形成较高伦理素养打下基础。
灵活多样、因材施教开展医学伦理教育
医学伦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第5篇
对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进行历史性回顾，将其放到逻辑与历史关系的视域中去讨论和反思，可能会让我们发现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发展30年来成就颇丰的同时,也看到这个学科在演进过程中的弯路和由此形成的惯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学科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就成熟到理论和实践上完备和完美,但是对医学伦理学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学科进行审视,必须将其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样一个内史—外史架构上去分析和认识。这样认识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从该学科的发展进程中看到它在过去30年中，内史(逻辑)和外史（历史）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从而认清和选择更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逐步走向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过程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外围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2.中国医学伦理学界需要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难题和问题上来。1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因此也就不能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与医学能够真正对话对医学伦理学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三是缺少与社会对话的能力。与社会公众的对话、与科学界的对话、与政府的对话、与各级决策机构的对话、与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媒体的对话等等，这种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学科依靠自身的能力与社会政治、社会管理和各种权力的对话，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进行这种对话甚至比与哲学、与医学的学科和领域间对话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让一个学科来承载这样多的责任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也不合情理,但这也是医学伦理学具有的应用性决定的它具有的责任伦理特征的一种社会赋予，因为医学伦理学同任何应用伦理学的分支领域一样，它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医疗卫生和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求使道德决断在一种严密的集体性的理性决策程序中获得质量保障。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1四是缺少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整体对话能力，而不是指个别有能力的学者的能力。应该认识到，中国医学伦理学对话能力的问题，是一个与对话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哲学和医学，还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不是单纯依靠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能力的提升就能完全解决对话的通畅、理解、互动、采纳、融入等所有问题的。然而,所有的对话，又都是医学伦理学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学术价值、评价能力等对对话对象的一种渗透、说服、教育乃至征服。
任何学科都没有确定的标准去衡量需要多久的历史才能让一个学科成熟，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能够取得如此的收获和成就,还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第一代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学者群体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却，他们留给这个学界的精神和传统以及丰富的思想资源都将载入史册。对学科发展的30年进行反思和总结，目的在于通过对学科发展过程的审视,看到成就,认清不足，明确发展方向，争取学科的更大进步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医学伦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第6篇
1时代进步要求医务人员有更高的医学伦理素质
随着社会的进步，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市场经济引入医疗卫生行业，传统的义务论、美德论受到严峻的挑战，带来了如何协调医患关系中服务与公益、医际关系中协作与竞争、医社关系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提高医生的技术素质，而且更加强调医务人员的伦理素质。
2目前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质不高的原因
1999年5月召开的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中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伦理价值观，为何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职业行为道德准则?经过研讨，与会者认为：首先，它说明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问题，缺乏合乎规律的层次衔接，能为多数人接受、且适应现实状况的道德观念与教育的局面，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建立。其次，它表明仅靠在校期间的伦理教育还不够，还必须加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道德教育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之规范和制约。
综上所述，以往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存在不完善和实效差的弱点，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改革和21世纪医学服务的新需要。
3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医院医学伦理教育新模式
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是属于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因而方法方式、内容侧重等应有别于学校。医院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避免简单重复学校教过的课程，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更高的层次;临床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注重能力的培养，使临床基地的教育与学校教学融为一体。
营造医学伦理学教育的良好氛围
医院实行伦理化管理医院在制定规章制度、落实管理目标、协调抢救措施和进行质量监控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原理和方法，创造一个重视医学伦理学的良好氛围。同时，在医院文化的建设中，要注意融入医学伦理学理念，促使其成为医务人员内心认同的价值观。
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的伦理化管理要求医院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管理者在医疗活动中肩负着决策、领导、指挥、服务等使命，医院管理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所辖部门的道德状况，同时也是制定、实施行之有效的医德规范以及客观考核的保证。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如何、对医学伦理学的重视程度如何，也会直接影响到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效果。因此，应注意不断加强对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道德素养，为实现医院伦理化管理、促使医务人员重视医学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的做法是：设置对医院管理者选择、升迀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关：建立健全对管理干部的道德监督制约机制;对医院管理者进行现代医学伦理学培训等。
实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应成为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机构并负责具体实施。因为:
(1)医院伦理委员会能把医学实践和医学伦理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医学伦理学根植于医学实践，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2)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医学专家、伦理学家、律师、热心伦理的病人代表等，由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育是最合适不过的;
(3)医院伦理委员会有足够的教学科研力量，并且他们处于临床第一线，了解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的伦理教育需求，开展教学研宄，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性。在医院进行系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时间都不是很长，经验还不够，要使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加强教育理论研宄尤为重要，以医院伦理委员会这一常设机构对医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多种形式的医学伦理学教育，还可以避免过去医德医风教育的一些弊端，并且在营造医院的医学伦理氛围方面发挥作用。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教学小组，负责：
(1)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宄。针对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医学伦理的新问题、新矛盾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展开研宄，寻找对策，为医务人员做出指引。
(2)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以使医院的医学伦理教学与学校教学相衔接。
(3)根据社会和医学实践要求，针对不同层次医务人员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写医学伦理学继续教育的教材。
(4)教学实施。
(5)对医务人员进行考核，有关考核结果交医院管理部门，作为医务人员晋升、奖惩等的参考依据。
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
过去的医院伦理建设主要集中在对医德医风的提倡和宣传上，事实上医学伦理学的建设内涵比职业道德的建设要丰富得多。医学伦理素质是从医者解决医学伦理学问题的认知、判断、价值决策、情感、作风、破解难题能力、优化选择智慧等综合医伦素养和品质。而医德医风主要是指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其主体和内涵显然只是医伦素质的一部分。因此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要拓展，以实用性为主，尽量贴近临床、社会需求、注意与学校的教育相衔接，教学内容应包括医学伦理观、生命伦理学等。
教学方法可以参考学校的方法，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方法为主，着重能力的培养。医学伦理学与临床专业技能的学习相结合，把医学伦理学理论与临床诊疗过程，把伦理判断与医疗技术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在临床医学教学中，要在讲解各项技术内容的同时，向学生提出各种技术应用中可能遇到的伦理社会问题及应有的对策。此外，要针对医务人员在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定期上小课、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答疑解惑。
教育的层次性。
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对象构成较医学院校要复杂。由于个人素质的多层次性，教育基础、文化构成的差异性以及所从事工作的特性不同，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层次性。必须区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分工的医务人员的差别，在不同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医学伦理教育，既有体现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先进性，也要体现医学职业道德的广泛性。
住院医生.住院医生是临床医生成长的关键阶段，他们刚离开学校，有较系统的理论知识，缺少的是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针对住院医生的特点及需要掌握的伦理技能，制订教学计划，定期以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帮助他们学习有关医患关系、临床伦理、生命伦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培养伦理推理和决策能力为主。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列为继续教育必修课。在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各科室轮转过程中，学习各临床学科在诊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临床伦理问题和处理医患关系。并在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指导下，形成良好的临床工作习惯，建立临床思维及增强处理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
此外，住院医生又是去带教(实习生、见习生)的理想和现实的人选，因为医院的医疗工作比较繁忙，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往往被忽视。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使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真正作为一个重要方向来培养，必须加强对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带教技能学习的领导和管理。由经验丰富的高年资临床带教老师组织专门讲座示范有关将临床实践与教学结合起来的技能，并将此种技能的考核也纳入规范化培训的要求中去。
中高级医务人员。教育要注重理论性，深刻性。在形式上应尽量将理论学习与研讨活动相结合，自学和讲座相结合，内容以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新兴领域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生命伦理学等为主，使他们的医学伦理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同时根据中高级医务人员在医学伦理学教育中又是施教者的特点，还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教师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品德和医术直接影响下级医务人员的成长，以便在日常的医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使优良的医德传统通过各项业务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下级医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