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理论篇1
一、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和逐步形成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有两个重大理论贡献。一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全国上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关注和认同，成为与全面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齐名的战略目标。二是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个重要的新概念，适应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把正在进行的各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建设，作了一个明晰的概括，明确叫做社会建设，从而使上述诸方面工作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理论上有了依据，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未来建设的前景也更加清楚。所以，社会建设的提出，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变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把社会建设单辟一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为四位一体。
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来看，前者是战略目标，后者是重要手段，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来实现。
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与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虽然是同一个词，但含义不同。“社会”是一个多义词，有三种含义：一是大社会概念，即国家整体。二是二分法，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经济发展之外的领域都归为社会发展。通常讲的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这个“社会”就是二分法的，是中社会概念。三是专属意义上的社会，是小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并论的社会，如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大社会，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是小社会，是第三种含义的社会。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个事实本身既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客观实际，也反映了我们对于这种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有了新的概括，有了突破性的新的认识。最早把我国的建设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是同志在1941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是大海，农民占90%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来作构想，勾勒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谋划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时，还常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架构。1982年，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从此以后的五年计划，都冠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但在讲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指出要达到“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加进了社会更加和谐一项。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国家总体上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这种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生产力极大提高，经济结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结构变化与之相协调；经济高速发展，要求社会事业发展与之相配合；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要求社会安定有序。所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新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十七大则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几年来，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正在逐步形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新的理论成就。
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社会建设的内涵很广，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实体建设，诸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二是制度建设，诸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
从社会建设丰富的内涵看，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是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个新概念，而且是提出了社会建设新理论。随着实践的深入，社会建设理论将逐步完善，也会像经济建设理论、政治建设理论、文化建设理论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
一个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两个结构要协调，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现在，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从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工业化中期的经济结构。*年的经济结构是：第一产业占11.7%，第二产业占48.9%，第三产业占39.4%。但是我国的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初期的结构。*年我国的城乡结构是56.1：43.9；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42.6%，非农就业的劳力占57.4%，其中，第二产业劳力占25.2%，第三产业劳力占32.2%。社会结构中的核心结构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中标志性指标是社会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层）的比重。据调查分析，*年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约占22%，离工业化国家应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差距还很大。总体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存在着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这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对此，要继续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政策，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社会结构。
（二）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已经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社会转变为基本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社会流动频率加快，亿万群众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涌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自由职业者、农民工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产业工人、科技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社会阶层的队伍极大地扩大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缩小了。整个国家正在形成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以后致性规则为主现代社会流动机制也正在形成。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就业、人事等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还在限制着社会流动的顺畅进行，致使该扩大的阶层（如社会中间阶层）大不起来，该缩小的阶层（如农业劳动者阶层）小不下去，阻止社会结构的正向演化。所以，通过改革和创新，构建社会流动新体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三）社会组织建设
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社会成员都分属于这样那样的社会组织，许多人同时是多个社会组织的成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指出：“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社会民间组织、社团组织。这类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国家比较发达，发挥着社会公益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功能，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不足。
因为各种原因，我国现在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还比较少。据统计，到*年9月底，全国共有社会团体17.4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5.14万个个，基金会1057个，共计32.73万个。每万人不到2.5个（美国为52个，法国为110个，阿根廷为25个），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精神，培育和支持各类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的发展。
（四）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
统筹协调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机制，应包含三方面：一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阶层、群体、个人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拓宽民意民求的表达渠道，使社情民意能够畅通上达。要改革创新领导干部和上级机关向下作调研的方式和惯例，使领导干部和上级机关能及时、正确了解真实的下情和民间疾苦。二是要建立新形势下的劳资之间、干群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机制。因种种原因，我国目前的劳资关系还不和谐，工人处于弱势地位，已占产业工人阶层多数的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引发出较多社会矛盾。历史经验表明，应建立政府、资方、劳方三方代表平等对话协商的机制，要有谈判对话的平台，工人、农民工要有组织和代表。三是要建立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排查调处的工作制度。大中城市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密切关注本地各主要阶层、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关系的变化状况，做出分析和判断，及时采取政策和措施，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五）社会事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般把教育、卫生、科研、文化、艺术、体育机构称为社会事业单位，与经济领域的企业单位并称为企事业单位。社会事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关系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福祉和前途。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面对的是全体民众，所以在国外也称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教、文、卫、体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使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党的十七大专门做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决策，非常正确，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也有利于调整社会结构，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目前，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欠账较多，同客观需求差距较大，要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精神，一定要把社会建设工作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上，推进社会事业建设要像经济建设一样，必须进行社会事业体制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社会的稳定器、安全网。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仿照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行改革。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城镇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的需要，逐步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制。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农村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说，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基金不足，社会统筹层次低，城乡差距大，地区间差距也大，这与经济发展和广大居民的迫切需求还不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生活基本生活”的目标，这个任务很艰巨。如何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标准合理，运行健全，管理有效，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国家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亟需抓紧解决的问题。
（七）社区建设
这里讲的社区，主要是指基层政权、基层组织治理形式。解体以后，公社改为乡镇，大队变为行政村，生产队变为村民小组，三级治理的组织架构未变。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少地区搞得有声有色。现在基层组织治理问题主要是在城区。目前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市以下设区、县，区、县以下设街道、乡镇，街道以下设居民委员会，也称社区委员会（上海把街道称为社区，居委会称小区）。有较多大中城市，因为各种原因，在城区中有很多城中村，街道办事处以下，既有居委会也有村民委员会。像深圳、东莞等城市，实有居民已超过1000万人了，但相应的基层组织还未建立起来。
全国*多个县（市）政府所在地，在上世纪80年代一般只有几千人，多则也只有上万人、几万人，多数是通过城关镇，同管理农村一样管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县（市）城区，已形成几万人、十几万人乃至二十万、三十多万人的规模了，但是基层的组织建设、社区建设都没有相应建起来，很多还是通过城关镇兼管，还是农村式的管理。这也是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这种状况亟需改变，要通过社区建设，把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完善起来。
（八）社会安全体制建设
国家要长治久安，人民要安居乐业，必须要搞好社会安全体制建设。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社会矛盾，现代工业社会是开放的多元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社会矛盾更多、更复杂。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权益、化解社会矛盾、预防惩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是社会安全体制的主要任务。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安全体系，创造了诸如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综合治理等做法，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实现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现阶段，单靠增加警力、多安装摄像头等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社会冲突多发的背景下，如何做好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权益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设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安全体制，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
（九）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社会实践理论篇2
利兰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总结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认可度较高的时候，主体地位得到了肯定，主体创造力得到了发挥。但是,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很少从这个高度进行总结,也很少有人片面地或明或暗地理解"纲要"《本草》或《致富》“欲望仍然是解释人们支持改革的主要理论。事实上，真正的秘密在于人们确立主体地位、释放主体性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政府再次把简化行政、下放权力、释放社会活力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这无疑是探索中国社会治理路径的重要一步。我们相信，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为指导，进一步肯定人的主体性，激发社会活力，对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体性理论必须在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许多作品中都有重要的论述。“历史只是人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活动”、“人们既是历史和剧作者的戏剧家”、“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著名观点，以及对对象、现实等方面的理解作为人类感知的实践活动，都是关于主体性和主观性的著名判断。马克思关于主体性的主张都与他对人性的深刻把握有关。与根据理性、道德或宗教来区分人与动物相比，根据生命活动的性质来区分人与动物无疑是科学的。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生产性生活是一种生活……一个物种的所有特征和一个物种的种类特征都在于生活活动的性质，而人类的种类特征只是自由意识的活动”（1）） 。“动物并没有将自己与自己的生活活动区分开来……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意识将自己的生活活动变成对象”[1]（第46页）。因此，“一旦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自己就开始区别于动物”[1]（p67）。马克思对人性的定义一般被称为“人是有意识的自由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既是一种主观活动，又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种对人的定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不成熟的观点，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另一个科学定义所取代，即“人的本质不是一个人的固有抽象。在其现实中，它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地区”（p56）。事实上，它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定义的。前者从人性的高度揭示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异化（而不是停留在“不平等”的一般性批判），后者则批判费尔巴哈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与《撇开历史的进程》探讨人类的宗教情感。关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再研究不同时期历史变迁的人性。”[2]（p819）所谓的《各个时期历史》就是历史进程中各个时期的现实社会关系。具体到托马克斯的两个定义，“人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一般本质，“人是总和地区的社会关系”是这一一般本质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正如“人是有意识的活动”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是无法理解的，没有“自由有意识的活动”的“蒂芙尼早餐”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凡有某种关系的地方，它就为我而存在。”[1]（p81）社会关系不仅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而且也产生于“场”实践活动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和变化动力。马克思把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历史隐喻，生动地阐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任何活动都应该将社会关系限制在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并获得自身的规范。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性质取决于活动的性质，并随着活动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当人们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时，人们将改变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1]（p142）人类活动总是促进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为自己打开一个广阔的舞台。如果我们忽视了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本质，即人完全受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历史不僵化于一定的发展阶段，而是随着一种社会形式（关系）向另一种社会形式（关系）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也不可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追求解放和自由的历史。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两个定义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人的一般本质是有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活动，但这种活动的自由、意识的程度和活动的方式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们总是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从而构成特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人的本质。因此，没有“社会关系总和”的定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抽象的。没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蒂凡尼早餐》也是抽象的，因为人们创造《为我》关系的现实活动是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
回归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看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真正意义。不用说，在教科书文本和实践意义上，人们普遍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实际上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人的限制以及自由的限制和相对性。此外，它强调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认可和服从。这种理解在今天的社会中可能得到合理解释，但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其他社会形式中很难解释。事实上，marx真正的意思恰恰相反。在《提纲》中，“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以下句子是“费尔巴哈没有批评这个现实的本质”[1]（第56页）。这里的“现实的本质”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因为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一个人固有的抽象”，因此，他不能批评现实的（束缚、压抑和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关于《提纲》第一段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不难看出，马克思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人性是现实中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地区”，由于费尔巴哈对人性的错误看法，它是对费尔巴哈对现实社会关系的非批判观点的批判。正是在对费尔巴哈的非批判批判中，马克思同时表达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必须坚持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维度，切实改变或改革现实社会关系，释放人的主体性，确认我们自己的创造活动，为扩大人的本质力量创造现实条件。马克思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他指出，正是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才能的手段”，才有必要批评“虚假的共同体”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联盟中”并通过这种组合得到自己的“自由”（p119），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改变世界”。在
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或自我的变化是一致的”[1]（p55），这决定了社会发展与方向上的统一。从主体的角度看，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证明自己自觉类存在物”的创作活动始终是可能的，因此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创作活动的条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某些社会关系将逐渐成为人们创作活动的障碍,从而打破这种社会关系,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为人们的创作活动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条件。无论是社会制度的革命，还是一定社会制度内的变革，它不仅是由人类的创造活动推动的，而且为人类的创造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人类通过劳动出生的过程”[3]（p88）。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志是：后者是否更有利于人类个性的释放和人类社会创造的扩大。如果说探索一条新的社会治理道路,就是探索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质上就是探索如何进一步解放人的主观性。所谓生产力的解放，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解放，即人的主体性的获得和释放。因为生产力的所有要素，包括工人的知识，都是由人类创造的，只有人类得到解放，社会发展动力才能得到提升，推动社会的内在动力，发展更高效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的整体水平。
描述为“在那些年里，他与家人和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小岗村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小岗村已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后晚餐。在改革初期，小岗村的改革不仅对农村地区和农业，而且对城市和工业都具有教科书意义。
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土地，土地，人，或一群人，只改变了人与物（资源）的结合，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几年前和几年后，它就像一片乌云和泥。小岗村及其后国家的城乡改革几乎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这在过去主要是用“经济人”理论来解释的，即人们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弃以前的分配制度“做得多，做得少，做得好，做得不好，做得好不好"工作多了,工资多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换言之，多劳多得，也就是说，劳得相值是根本的推动力。简言之，人们愿意做好事，否则他们就不愿意做。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多工作、多工资无疑具有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作用，但这绝不是本质。毫无疑问，仅仅停留在对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这种解读中并不能掩盖它的真正含义。正如马克思哀叹人们从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而是始终从表面效用的角度来理解工业文明，这“打开了人类本质力量之书”：“当如此广泛的人类活动不能使人们理解‘需要’和‘日常需要’之外的任何东西时，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门科学？”[3]（p80－81）事实上，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真实的制度秘密在于：回归人们的主体性，释放人们的主体性，让大多数农民能够独立控制他们在那片土地上的劳动，“自由发挥他们的体力和力量”“浪漫的爱情”“智力”，从而“将自己及其生活活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识变成对象”[3]（p50）一旦人们的生命活动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主要目标，它们就是最能满足人类生命需要、展示人类最本质力量、帮助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活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充分说明了“人类富裕”的意义“：人类基本力量的新表现和人类生存的新丰富[3]（p85）。改革实践证明，只有作为主体的活动才是创造性的，只有创造性的活动才是积极的，反之亦然。正是在这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获得了本质意义，即劳动成果属于工人，这不仅是对工人劳动的肯定，也是对对其主体性地位的确认。在抽象意义上，物化劳动是对劳动者劳动的肯定。劳动不仅是劳动者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表现，也是证明自己的实践活动，是
总结改革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如果我们将改革以来的发展历史视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这种新治理模式的具体路径就是释放主体性。改革前后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这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改革前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是人的主体性被束缚的结果。
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贯穿整个改革历史进程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它不是“自主”或“自主性”，不。只要把改革以来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各种媒体和社会声音中经常出现的术语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在改革之初，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经济面临的障碍关键术语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集中”。。。因此，解决问题的药方——即改革的理念和实践路径——是：“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放权”、“简政”等等。不难看出,限制自主,压制主观性,抑制创造性,是过去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症结。强调自主性，肯定主体性，释放创造力，是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必由之路。无论是从城市还是从农村开始，扩大自治都是一个突破。改革的显著成就恰恰表明，释放或扩大自治权是社会的基本要求。可以说，自治权的放开或扩张构成了后续改革的基本内容和主线，改革的历史就是自治权不断放开或扩张的历史。在实践层面，
对主体地位的确认是尊重人的问题。以农村为例,早在1978年,亲身探索扩大农村自治改革的万里,就亲身感受到农民的自治愿望和尊重农民自治对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他说：“在《六条》生产队的干部和成员中，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最重要和最受欢迎的。”[4]（第121页）在这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万里进一步揭示了尊重自主权的本质。他指出，尊重生产团队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尊重人民的问题[4]（第117页）。原因很简单。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如果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受到尊重，就不能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在广大农村赢得了繁荣的气候。20世纪70年代，中国约有8亿人口，可耕地比现在多得多。近70%的总人口是日复一日辛勤劳动的农民，他们面对黄土，年复一年地回到世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应该记住持续的饥饿。今天，由于城市的扩张和非农业的发展，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工业方面，实施退耕还林环保措施后，耕地面积大幅减少。与此同时，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和就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我们不仅吃饱了，而且吃得很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向小康社会迈进。一旦人们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他们的主体性得到肯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创造力。
早于农村地区引入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也开始扩大企业自治试点，这是在农业生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后迅速开展的。结果，商品短缺很快得到缓解，许多门票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当然,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毕竟有不同的产业属性,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必然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当代中国来说,改革是越来越大程度地释放人的主观性,，给人们越来越多的创作空间，从而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长期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得到释放，经济、社会、文化繁荣，综合国力和相应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然而，在今天看来，“蒂芙尼早餐”的自主改革仍然是有限的、初步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以计划经济为轴心构建的社会运行体制的限制性影响，并不能真正放开自治权的扩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治权可以不时地被释放和接受，这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被释放和接受。在很多情况下，扩大自治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其意义在于释放主体性，对社会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从主体性与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这也表明，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理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过程的现实意义没有足够的理解和深刻的理解。事实上，正如所认为的那样，经过漫长的历史和对现实的不断探索，这些都证明，为了更好地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我们必须不断探索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域[5]。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实践的发展也会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但是,无论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还是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都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今天，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和深水区。尽管各个领域的改革目标与改革初期有所不同，但只有进一步让社会主体拥有真正的自主权，才是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总结了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再次将主体性的释放作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三中全会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然后会议通过了这项决定。《决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提升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体目标。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提出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如何使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政府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改革的核心内容。早在2014年，
就给福建企业家回信说，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逐渐下放权力，简化政府职能，以便国内市场能够自由发展创新是《松绑》向市场分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充分施展才华的重要契机[6]。2013年后，政府“继续将简化行政、权力下放和权力下放相结合视为加勒比改革的海盗”[7]。李克强总理不仅在不同场合强调了权力下放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刺激市场，必须实施权力下放。它可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有助于支撑经济下滑的压力。“简化行政和权力下放的减少可以在应对经济放缓方面发挥辅助作用”[8]。它还强调了简化管理和下放权力的坚定决心。“我们应该有决心打破手腕，做我们说的，做我们说的，永远不知道该做什么，避免重要的事情，接受光明，永远不要进行伪装的游戏。”。根据2015年8月2日的《中国政府网地区》报道，截至当年7月28日，已举行了近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其中近40个待研究主题涉及精简行政和权力下放，100份新闻稿被播放，“简政放权”一词出现了65次。要把分权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以强人断腕的决心,努力从体制上解决分权问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听命于"发扬民主精神",，在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的新的历史时期，研究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和新中央政府的一条新的探索路径。
的党召开了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直接转化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美好生活期望之间的矛盾。这一理论对本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确认人们的主观地位本身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主要方面之一，党的报告明确指出，在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解决不平衡和不足的问题，提高发展效率和质量，以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人民群众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人们主观地位的提高不仅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前提和条件。这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辩证关系的逻辑结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简政放权的本质是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解放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不仅在经济领域，要激发各种社会事业的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局面，就必须确立主体地位，释放主体性。如果人只有在自主创新活动中才能成长和发展,那么只有通过全社会的自主创新活动,才能把一个庞大的人口变成一个人才大国,才能真正使人民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当然，收购和推广
的人的主体性理论应该限制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各种社会条件，但在可能的条件范围内，我们必须肯定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人的主体性地位，更不用说人为地设置各种障碍来限制甚至剥夺人的主体性。《层层规定》、《处处许可》、《蒂芙尼早餐》和《事事盖章》不仅限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也抑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2]马尔森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1972．
人民出版社[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小册子）[m]。由刘丕坤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张树军，高新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第一卷）[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5]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期间的讲话[eB/oL]。江苏，中共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作委员会，2013年，2013-12-04/2019-02-26。Http://www．jsdj．gov．cn／19901／201312／t1356952．shtml．
[6]对福建企业家的答复[n]。福建日报，2014-07-21（01）。
社会实践理论篇3
1关于社会实践体系的建立
任何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事先周密的安排和计划。只有制定并建立了完整的实践体系，才能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学科培养目标，研究者提出建立“两应用、三功能、四能力”的实践体系。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两应用”是针对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特点“应用性”而提出，体现应用心理学“应用性”特点的两大学科方向，目前主要是心理健康方向和人力资源方向。结合社会岗位需求建立以下实践体系:中小学实践体系、高校实践体系、特殊教育实践体系、灾区心理援助实践体系和企业实践体系。其中中小学、高校及特殊教育实践体系是针对学生毕业之后在这些部门从事相应的科研及心理健康实践工作所建设的。灾区心理援助实践体系，属于社会心理服务。众所周知，当前世界人类心态的不稳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还有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导致现时“天灾人祸”频频发生，面对这些危机及突发事件，民众的心理需要及时调适。企业实践体系针对学生将来在企业人事部门从事相应的实践工作所开设，同时这些基地可以为两大方向的教学科研提供平台。“三功能”是针对实践体系的功能而言的。把实践体系的功能分为教学型、科研型、就业型。据了解，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挂牌实践体系主要是毕业实习基地［5］，对应于我们提出的就业型功能，即主要为学生毕业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所服务。为使原先的实践体系多功能化，充分提高实践体系的利用率，使实践体系更好的为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而服务。我们提出“三功能”的方案。其中教学、科研型主要服务于日常教学中的实践活动，就业型主要是毕业实习，是四年基本知识的综合应用。需要说明的是，三功能、两应用的划分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体现了一个事物的多角度、两面性，即实践体系所针对的学科方向及功能。实践体系的确立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是同时结合多种因素而考虑的，总的原则是以学生为本，结合专业特点社会需求所制定。“四能力”针对实践活动所培养的能力所提出的。包括基本知识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自我调适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基本知识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是指从事某一领域的工作所需具备的能力，如从事心理健康工作所需要的心理诊断技能、心理咨询与治疗技能。从事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者，则需把专业课《人格心理学》《心理咨询》和《发展心理学》等理论知识技能应用于实际来解决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从事企业人事方面的工作者，则需把《管理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和《心理测评》等理论知识技能应用于企业来解决问题。自我调适能力指学生在教学、科研及就业实践活动中，在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同时，也要把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自身，使自己具备良好的自我调适能力。如果本身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都没有健康健全的人格，又如何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心理学问题呢?因此健全健康的人格本身就成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生产力;创新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指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四年学校生活中没听过的问题与难题，需要学生自己创造性地去解决。如科研实践的训练: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科研方法无疑能够帮助学生更好把握问题本质所在，为更好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奠定基础，同时科研实践过程中训练的独特视角能够促进自己突破书本知识、个人经验的局限，极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该实践模式不但能提高学生自身心理素质、创新能力，也能提高学生实际应用理论知识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表现在心理学“应用型”的两大方向上:心理健康及人力资源管理。该体系继承了传统的实践模式中对两大应用方向的重视，又把对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
2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实践活动
当学生按照实践模式进入实践基地开展工作时，详细而具体的实践大纲的制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制定大纲之前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即实践的目的及实践的内容。
2.1培养目标应用型人才的最高体现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那么实践体系的目的自然也是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那么实践活动该如何进行就可达到这个目标呢?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一个宗旨就是“难题或者问题交给学生，而非劳务交给学生”。据了解，大部分当前应用心理学本科学生在毕业实习或者专业实践体系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和配合实践单位工作人员做一些日常简要的劳务工作，并非顶岗实习［6］。诚然，对基地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的了解固然必要，但若实践工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定然是达不到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故而研究者认为在基地，作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对于基地是一股新鲜的血液，实践单位应该是把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难题交给学生，而非劳务。这些难题如果能被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那么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自然能得到很大的发展。
2.2实践的内容实际上这个问题与上个问题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上个问题的后续问题。前已述及，实践单位应把“难题或者问题”交给学生。即实践的内容实际上是针对实践单位的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或者难题展开的，那么概括来说，学生就是要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实践活动或者实践工作。具体在实践活动中如何体现呢?这需要基地和学校(学生)双方的努力和合作。学校应把实践单位的日常工作作为课程资源来开发，并写入实践大纲。使学生在实践单位的工作任务问题化，即发现工作中的问题、难题并创造性地解决。方能凸显应用心理学学科的“应用性”特色。故而需要在日常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校或学生成为实践体系建设的主体;需要实践单位工作人员对于学生实践的目标进行了解和理解。如果实践的功能是针对教学展开的，那么其实践的目的就是与课程有关，旨在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认识;如果实践的功能是针对科研展开的，那么实践的目的就是与研究项目有关;如果是毕业实习，则为就业准备。这三种功能对应三种目的，研究者认为教学、科研功能主要是为“培养坚实的专业知识技能”服务，故它是基础性的工作，创新思维的成分较少，其实践大纲的制定与课程设置有关。而就业功能的实践即毕业实习，其为“能够在科研、政府、学校、企业、事业机构等广阔领域里从事研究或实践”而服务，因此毕业实习是更加实际的，是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单位和学生必须都了解目的，以便针对性地展开工作。建议在实践活动进行之前尤其是毕业实习之前应设置一个见习期，通过见习期，学生与实践单位双方都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常规性的了解。如学生对实践单位的日常工作事务、程序有个大致的了解;再进一步发现或了解实践单位中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问题和难题”，从而有利于在接下来的实习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3结束语
社会实践理论篇4
一、西方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背景、原始内涵及局限
我们先来看一下社会责任理论在西方的源起。社会责任理论是上世纪4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它发源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盛行于西方国家的，当时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深深地陷入危机之中，一是新闻媒体一味追逐商业利润或者是出于政治上的私利，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十分严重，新闻的恶性竞争导致新闻事业丧失了底线，色情、暴力、犯罪等“黄色新闻”大行其道。二是当时随着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新闻事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新闻媒体的所有权趋于垄断，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财团手中，上述种种引起了广大新闻从业者和民众的强烈不满。面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弊病和危机，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能为力。因此，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R.m.哈钦斯主持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总报告（题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和六个分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责任理论”，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理论做了重大修正。首先，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所谓的自由，是消极的自由，媒体只有对社会承担义务、负起责任，才是有实效的积极的自由。它还质疑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的“观念的自由市场”和“自我校正过程”等观点。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体所有者和公众的利益、需求并不一致，首先应该强调和保护的是公众的自由。其次，它修正了自由主义理论关于报刊职能和性质的观点。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报纸应该不受政府干涉，强调超然独立，监督政府。而社会责任理论强调报刊要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服务，对社会负起责任，其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必要时政府可以干预和控制新闻活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对新闻传播活动予以管制。
社会责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公众对现存新闻事业不满和革除弊端、改变现状的愿望，所以它在产生以后流传甚广，并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由于它只是对现行的不足进行查缺补漏而未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责任理论所批评的“报刊为大商业效劳”、“被广告客户控制”的状况越发严重，为某个经济阶级服务的垄断局面也没有改善，其一再批评的“危害社会道德”的现象更是屡禁不止。
二、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理论的内涵及要求
中国新闻界一向强调新闻的社会责任。近代以来，王韬、梁启超、郑观应、徐宝璜等，都提出过传媒在沟通、教育、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方面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徐宝璜就曾提出“报纸评论时事之目的，除为民从喉舌代表舆论外，尚应立于社会之前，为社会之导师，指导舆论，以纳人事于轨物焉”[1]，但是始终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完整的社会责任理论体系。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传入中国后虽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西方的新闻事业性质不同，对社会责任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新技术的不断革新，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推动变革，中国的新闻管理者、新闻从业者和理论界，对媒体责任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从中国近年来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媒体一系列的公益报道实践来看，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下，社会责任理论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先进文化。新媒体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由原来的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传播主体由过去的一元走向多元，线性传播模式被打破，不同的群体和阶层，不管其教育程度、工作及其身份如何，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络上信息庞杂、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因此需要媒体承担起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来，努力利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改变过去单一的自上而下灌输式模式，在话语表达、报道方式和报道视角上，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粹，努力创造更多的文化精品奉献给受众，传播先进文化。
（二）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在我国，新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事业休戚与共。坚持党性原则，就是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组织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服务中心，服从大局，团结群众，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当前的新媒体环境更加开放、便捷、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激烈，媒体尤其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将负向舆论清除出舆论场。
（三）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由于所有制不同、国情不同、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中国的媒体更强调对党和人民负责，它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二者是统一的。这不但是社会主义媒体的性质，也是社会主义媒体的责任，其中心职能是“联系党和人民的桥梁和纽带”。在公益报道中，这一特色也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
（四）社会效益至上原则。新闻媒体具有商品性和社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推进，许多媒体纷纷被推入市场，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非时政报刊则施行转企改制，这样，媒体需要自主经营、自负赢亏，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与发展。因此，媒体需要在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上，遵循社会效益至上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经营、发行和流通领域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新闻内容需要保证社会效益至上，尤其在涉及公益报道的问题上，遵循社会效益至上更是毋庸置疑。公益报道彰显媒体的责任，不但可以提升媒体的公信力，实现媒体自身品牌价值的增值，同时通过参与和组织公益报道获得的号召力、影响力，也有助于媒体各项采编、经营联动事业的提升，使得媒体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与促进。
（五）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民生。当前中国虽然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社会道德滑坡等，因此，作为媒体，有责任更多关注弱势群体，把笔头、镜头和视角对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报道与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环境等民生问题。在报道中要做到以人为本，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媒体要有心系百姓的民生情怀。报道中要尊重报道对象的人格和隐私，尤其在涉及慈善类招募捐款的报道中，更要注意保护报道对象的自尊心和隐私。
（六）履行社会监督的责任。我国媒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承担着社会监督责任，在批评和监督政府及官员腐败乱纪和社会生活阴暗面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对郭美美事件的批评监督，以及对一些明星诈捐的追踪批评报道等。媒体监督对警醒腐败和违法乱纪官员，推动体制的改革和民主进步，肃清社会风气，树立社会典范，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当前媒体在社会责任担当中的实践及现实困境
（一）重视公益活动和公益报道，彰显媒体的社会责任和科学的公益理念。媒体倡导公益理念是其担当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益报道，说明媒体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身在公益事业方面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提出了当前环境下，媒体在进行公益报道时，应当注意的十个理念：给予而不是索取，宽容而不是苛责，保护尊严、杜绝揭人隐私，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高调个性倡导而不是低调倡导，善意压力而不是依赖自发，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免税行善而不是竭泽而渔，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早期的公益报道是自发的无意识的松散状态，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媒体不仅是公益的倡导者、报道者，而且成为组织者，媒体本身成为公益组织，或者与公益组织联手，或者与致力于公益的企业合作，使得公益报道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化、现代化、专业化、科学化的特点，这些报道促进了公益组织的透明与健康发展，推动了公益行业规范发展、传播公益创新、倡导先进公益理念并驱动公益体制进步。与此同时，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和从业者也越来越多，专业的公益组织层出不穷，公益体制也逐渐完善，这些民间组织的兴旺发达不仅促进了公益事业的成熟，同时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民主社会的进步。
（二）在“社会责任”这个层面上与国际接轨，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媒体形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与日俱增。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一枝独秀的发展必然招致诸多忌恨和非议，中国等妖魔化中国的论调也甚嚣尘上。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致力于在国际上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此，在对外传播中，就要想方设法通过媒体平台，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想在世界性媒体里有发言权、话语权，就必须有责任心、有大国情怀，需要在“社会责任”这个层面上与国际接轨。而什么是体现国际化媒体的社会责任呢？当然就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儿童问题”、“粮食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环境问题”等涉及全球的问题，我国和西方都极为关注，新华社与联合国多家机构合作开展相关活动，并有特色地予以报道，自然会在世界上产生较大影响。所以以社会责任作为理论视点，策划并开展相关公益活动与报道，不但彰显了新华社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化媒体的形象，也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在践行社会责任中尚需解决的诸多现实困境。在目前新媒体环境下，一些自媒体给传统媒体造成很大的压力，媒体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社会责任理论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媒体通过公益报道在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常常使得社会责任理论泛化或者异化，一些公益事件报道显现出行业专业知识不足，媒体人对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理念的理解模糊；不能正确处理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一些媒体机构、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为了追逐商业利润把公益报道作为幌子作秀，作为其创收和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媒体不负责任地为一些恶意炒作推波助澜，有些媒体为了貌似正义的事业而以虚假的报道博取公众的喝彩。另外，公益监督报道有失平衡，对诈捐和公益贪污的过度关注，有妖魔化公益事业的倾向，危害了公益诚信等等。在公益报道过程中，媒体自由、自律与政府管制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责任主体认定以及落实社会责任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都考验着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媒体管理人员和从业者要警惕社会责任在实践中的泛化和异化现象，加强媒体从业者的自律和他律，强化媒体伦理责任约束机制，加强媒体法律和管理制度建设，提高从业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水准和职业道德，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使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理论内涵更加丰富，更趋成熟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纲要[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92.
社会实践理论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严治党作风规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概念及与从严治党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包括多个科学理论在内的一个体系。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从严治党的关系
从严治党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需要从严治党这一伟大实践，从严治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1.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概念，它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前人通过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得出的结论，是被实践证实为正确的思想理论，是智慧的结晶。从严治党，是中国当代领导人们，根据中国目前发展状态和态势，分析目前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做出的实践性的举措，归根结底从严治党是一种实践性的举措。
2.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哲学中，理论与实践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确的理论会促进实践向着积极的、正确的方向发展；错误的理论会阻碍实践的发展，甚至会将实践引入不可预料的歧途，造成无法挽回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它可以指导从严治党这一实践行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3.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从严治党这一伟大实践的发展，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从严治党有可能走上偏路。反过来，从严治党这一实践，有成功的、可取的部分，也有失败的、须抛弃的部分，不论成败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
二、从严治党主要抓什么
（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思想建党是中共的政治优势，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十之后，针对党的建设实际，突出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明确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指出：“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1]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
（二）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指出：“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
（三）从严管理干部
指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要“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
（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持续深入改进党的作风
作为执政的党，党的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指出：“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党的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党的各方面“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
三、中国当代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严治党是国家领导人从中国当下的实际出发做出的重大举措。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把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总结党自身建设的经验与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相结合，回答了从严治党的理论来源
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善于总结经验。现在，党已经完成了两大历史性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党自身也面临党建制度改革，党自身也必须具有开放性，必须在不断总结自身建设经验的同时，善于总结世界上其他政党，尤其是许多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从中探索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促进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把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战略布局，回答了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抓住从严治党，就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回答了全面从严治党谁来抓的问题
落实主体责任的关键是用好追责机制。指出：“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决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
参考文献：
[1]《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15页.
[2]《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60页.
社会实践理论篇6
首先是社会性别理论在社会观念上不被认同。比如央视《半边天》节目,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电视节目,它的节目执行制片人兼主持人张越就曾说,节目“常常不被人理解,人们认为我们《半边天》的立场常常是非常奇怪的”。“我们努力地寻找平衡点,寻找我们可以表达的和我们可以接受的双方之间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两年想得最多,做得最艰苦的工作。由于长期习惯于从男权中心文化角度认识事物,女性立场非主流化、被边缘化,使很多人难以静下心来尝试接受这样一种新的视角。特别危险的是,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对性别关系与性别角色的消费形式更为隐蔽、更为普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媒体在追求收视率、发行量、广告收入过程中,都纷纷推出脂粉气重、前卫感强、消费色彩浓烈、性魅力商品化的媒介产品来迎合所谓市场需求、大众口味。而像《半边天》这样秉持严肃、深入分析立场的女性媒体却在担忧可能在某一天被停播。
其次,许多专业新闻人也缺乏明晰的社会性别观念,出现新闻操作简单化的倾向。比如湖南有一张《今日女报》,采编人员这样说,女性视角是报社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但究竟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女性视角,报社高层到目前为止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的认为只要被采访对象是个女的,只要报道的主人公是个女的,标题里面做了一个女字,就是女性视角。再比如,山东《都市女报》总编辑赵林云提出了女性新闻的概念,表示该报要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满足女性群体的新闻阅读需要为归宿,以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关注的事物为新闻采集的原则。其实,深究一下,到底有没有“女性新闻”女性新闻和男性新闻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问题恐怕都还有疑问,需要更科学更严谨的论证。
需要指出的是,理念上的模糊,造成许多媒体将女性视角简单化为“女字新闻”。比如,在报道爱心人士热心捐助失学儿童的新闻时,只选择失学女童来报道,制作标题为“爱心人士接力救助失学女童”。不但以偏概全,而且有违新闻客观性。再如,许多女性媒体对女性成功者的访谈,特别偏重于她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她的家庭生活、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这种报道客观上将女性形象局限在私领域中,助长了社会偏见。而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性别视角立场下所要批判的。
女性媒体固然要表现妇女形象,但单纯的表现不一定能产生积极的、促进妇女发展的效果,反而可能强化了性别陈规定型,反而会束缚妇女的发展。因此,作为面向女性受众的对象性传媒,仅仅就女性而谈女性,往往只是限制了女性的视野,只能适得其反,局限了女性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的发展、成长,也局限了社会对女性的了解。我们认为,就所谓女性新闻的定位来讲,哪些是女性喜欢的,哪些是女性不喜欢的,还缺乏明晰的判断标准,倒不如“向妇女宣传社会,向社会宣传妇女”的提法,能够树立宽泛的女性视角,更现实,更有意义。
产生这些困惑的原因大抵在于国内的传播与性别问题研究,一般还停留在只是表明自己所运用的是社会性别理论,而对存在争议的社会性别概念本身以及它在传播领域的适用情况则鲜少涉及。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还不为更多人认知的新事物来讲,呈现出认知模糊的状态在所难免。此外,作为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宽泛的术语,其概念内涵界定不清也是导致缺乏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性别理论当然不错,但即使是一种好的理论学说也有一个在什么范围内使用和如何使用的问题。社会学家潘锦棠在《我看“社会性别理论”及其流行》中批评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弱点,在于它轻视两性自然差异,否认男女自然差异在性别角色塑造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并没有告诉大家塑造社会性别的文化为什么如此塑造性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塑造得不合理,在多大程度上不合理。因此,社会性别理论不是万能的,使用得当如入无人之境,反之则牛头不对马嘴。特别是对传媒人而言,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新的学术理论支撑和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帮助他们透过现象,发现有关妇女问题背后被遮蔽了的、隐性的东西。而不应该像女性主义者那样,作为一种绝对坚持的政治立场。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曾经达成过这样一个共识,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民族、国家、文化和历史中。由此,传媒人采用社会性别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应该是温和的、客观的,注意平衡、多样性、全方位的呈现,而不是非此即彼、吹毛求疵。
比如,男女同龄退休的话题这两年不断在“两会”上被提起,也受到很多媒体和受众的关注。如果在报道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突出强调男女同龄退休体现性别平等、选择同龄退休是女性的权利等观念,相信对于推动女性发展进步将起到比较好的效果。然而,我们也有些报道对性别意识刻意强调,比如对“大学生艺术节上的女生插花比赛”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提出批评,就显得有点小题大作,吹毛求疵了。这样的话题与大众关注的热点脱节,甚至可能因过度批判带来受众的逆反情绪,反而对社会性别理论不理解,造成反感。
总之,当下提高媒体自身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的形势为如何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把握好妇女宣传的舆论导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不是多宣传妇女,反映妇女问题就一定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强化性别的陈规定式。对于社会性别这一理论在我国传播领域的适用上,要合理利用,有所扬弃。要以承认两性生理差异为前提,要以个体差异为依据。也就是说,传媒内容中既不应刻意传播、放大性别刻板印象,但也不要走向男女一律的极端。最终真正有生机有力度地剖析社会问题,引导社会观念。■
(作者单位:中国妇女报社)
注释:
卜卫:《媒介与性别》第7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越:《以性别视角话“半边”时空》,引自《国际视野中的媒介与女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琦:《传媒与性别――女性媒介的传播社会学阐释》第344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社会实践理论篇7
关键词：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15-05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其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因此，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过程，是我们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逻辑的客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源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丰富发展，它鲜明的实践特性决定了其理论发展逻辑与实践发展逻辑的高度一致性。
一、实践发展逻辑与理论发展逻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包括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以实践思维把握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我们认识理论与实践关系及其发展逻辑的重要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所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历史逻辑，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2］147，而理论逻辑则是指思想理论自身发展演进的过程，是现实的历史发展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和逻辑再现，但这种反映是按照现实历史过程的本质规律经过修正的反映。
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历史的起点也就是理论孕育的起点。理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的理论形式，二者必然统一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以此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生成和发展是特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其理论逻辑是以历史逻辑为基础，并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相契合。正如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因此，在实践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进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践发展与逻辑发展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空中的展开过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的逻辑实质上就是实践发展的逻辑。实践逻辑的概念的运动过程，应是对实践历史过程的理论把握和反映，并且在总体上必须同实践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其基础是社会实践。
按照上述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践起点是改革开放，理论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改革开放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在实践和理论上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4］116循着这一逻辑主线，邓小平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深化思想解放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先后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开放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世纪之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日趋复杂和严峻。实践的发展不仅要继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还要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实践与理论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5］这就是实践发展逻辑与理论发展逻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形成和发展的。
二、在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理论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题与理论主题的统一
社会实践理论篇8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实践；收入分配问题
第一章劳动价值论概述
1.1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给劳动下的定义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此劳动定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其基本观点是：
（1）商品包括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而商品的二因素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
（2）最核心的观点是：人们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的一般劳动创造价值。机器等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只转移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是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应，即劳动力商品的工资部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属于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与投入的物力资本相对应，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厂房、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的价值。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它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这也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表现。新产品价值的第三个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部分价值只能是工人创造的。
1.2劳动价值论与我国收入分配的联系
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出现了相应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的特点，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让渡不可能是无偿的、不计报酬的。因而，按照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则，凡是参与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不管是劳动要素，还是非劳动要素，都应当参与分配。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商品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i。
第二章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2.1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2.1.1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不合理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过度倾斜，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都持续下降。2010全年税收增长达2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2%，财政收入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两倍。在一定时间内，国民创造的财富是一定的，国家得到的比重越大，民众分享的比重越小，出现国家收入挤压民众收入。
2.1.2企业、行业之间分配不合理
一些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和准入管制，既享受国家政府扶持，又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垄断收益，并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本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2010年度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8522.7亿元，比上年增长42.8%。
2.1.3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合理
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差距扩大，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增长十分缓慢，劳动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既没有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也没有体现按要素分配原则，更违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2.2从劳动价值论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的原因
2.2.1违背劳动价值论，部分行业或个人垄断公共资源，剥削劳动者，获得大量的非法收入
寻租行为和垄断严重扰乱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竞争和资源配置。石油、电力、金融等国有大型企业行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不是依靠技术创新，也不是依靠资本投入，而是依靠行政权力阻挠市场竞争的结果。由于垄断占有国有资产和对经济资源实现垄断经营，从而可以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收益，而且收益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而不断的增加，使得这些部门和行业员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2.2.2忽视劳动价值论，忽略劳动要素，劳动者报酬过低，非劳动收入膨胀，导致初次分配不公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主动的因素，可以适应人类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类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而物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因素，它不能创造新价值，它自身的价值只能通过人的活劳动转移到新生产的产品中去。因此，他主张按劳分配，倡导每个劳动者根据自己给社会创造价值的多少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是决定了劳动收入在新价值或国民收入格局中的主体地位。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按劳分配的基础在萎缩，更多地重视资本的作用，贬低劳动的作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偏高。
第三章根据劳动价值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3.1强化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与真实的劳动价值形成很大的距离。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工人工资的成本支出与老板的收入比例不合理，企业的利润大部分被老板获得。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和明确劳动者在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3.2不断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决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初次分配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按劳分配”，还必须把劳动要素作为人力资本来看待，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不仅要参与劳动力价值分配，还要凭借其劳动要素的所有权，参与对企业利润的分配。而且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应该获取较大比例的收入报酬。
四、总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日趋明显，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日趋明显等，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上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重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主体作用，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不断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者在再分配中能获得一定的公平收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中国新闻周刊.收入分配改革剑指国有垄断[J].2010
[5]新京报.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J].2010
[6]新浪网.据称我国行业收入差距15倍垄断行业收入引不满[J].2011
社会实践理论篇9
关键词：评价评价学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评价活动
中图分类号：G250.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SQL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社会实践理论篇10
关键词：初中生；政治；价值观
中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对外界充满了未知和好奇，法律意识淡薄，辨别是非的能力薄弱，追求个性的种种行为和特征导致青少年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政治在众多学科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对社会有益的人，才能再高而道德败坏也只会是社会的蛀虫、国家的败类。所以成绩优异是可喜的，但政治素养也要与时俱进跟上学习的步伐，尤其在网络盛行的时代，如何健康上网、科学运用网络资源等都是政治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个人的政治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教师的指引下接受政治课的熏陶和知识的宣传而后天学习的。初中政治教学对于人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政治的熏陶和教化，人生往往会因为一念之差而有污点。初中青春期也是叛逆期，这就更需要政治科学有效的指引。
一、政治教学中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在初中政治课本上，有从自尊自立到自强的定义和理解，如何辨别自尊与虚荣，在社会上，如何做到自尊，如何杜绝虚荣心等这些都是人生的指南手册。政治课教会我们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时如何科学应对，告诉我们如何调节情绪，战胜挫折和困难，如何培养坚强的意志。这些看似纯理论的知识却是人生的黄金法则。做执法守法用法的人必须先学习法律，了解法律，清楚权利和义务，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知识以后方可在实践中做一个好公民。
以青春期与父母的矛盾为例，政治课本上给了我们科学的解释：因为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逆反期，渴望独立，渴望个性和关注，从而挑战父母的权威，树立自己的一面旗帜。而父母这方还把中学生当小孩，不断地唠叨、责怪，就这样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学习这章节知识的时候，每一个曾经或者正在和父母闹别扭的学生都开始反思自己和父母关系恶化的原因，书中给了科学的解释，所以学生不得不怀疑自己的态度和言行，换位思考父母的立场，反思自己的过错，从而在科学知识的武装感染下不断完善自己。
二、优化教学策略，服务社会实践
迎合社会实践的可行性，初中政治纯理论的“纸上谈兵”已无济于事，我们学会了法律却不会运用法律，结果只是知法而不懂法。在社会实践中，理论知识只有化为行动才能取得实质性效果，否则就是徒劳。学习法律是为了更好地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防止在不知法的情况下被误导逾越了法律界限而犯罪。学习自尊自强的含义不是为了单纯地文字背诵记忆，而是为了将其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做一个自尊自强的人，抵制虚荣和自卑，用知识清除内心的污浊，做一个心理阳光、健康向上的青年。教学理论与社会中的现象遥相呼应，教师应优化教学策略，侧重实际效用，要充分运用和发挥理论知识。
（一）教师具备优良的政治品格，应以身示范，言行一致
在人格因素中，政治品格居于第一位，它表现在教师的一切言行和行动中。政治教师的人格魅力在教学工作中有着无形的引导作用，为人正直、言行一致的教师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更为显著，教师在进行政治理论教育的同时自身就是一面镜子可供学生去效仿和学习。
（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政治理论看似官方的表述因为有了生活的写照和反射变得丰富而有内涵了。在灌输理性知识后，学生大致了解了含义和所指，教师可在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下给学生展示社会上的案例和现象，还原书本中的解释和教育，结合生活中的事例分析指导会更为有效。比如在分析犯罪案例时，教师先要客观地分析犯罪的动机和罪行以及触犯的法律，让学生清楚明白地了解法律知识。在分析案例时，教师要点拨式地提出嫌犯在某种迫不得已情况导致犯罪的可能，动机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法律是客观公正的，不掺半点私情和虚假，这时候感性是不适用于法律的。熟悉法律知识固然简单，达到识字的要求就能轻松自如地掌握，但教师的任务不在于此，而在于有目的、有情感地设身处地为学习对象着想，整合知识点为日后的社会实践服务。
三、知行统一，提高社会认知能力
政治课堂应向开放性的空间转变，不能再局限于课堂教学，应走出课堂，到社会的大课堂去亲身体验。在应试教育的束缚下，政治教学围绕考试展开大量的背诵和习题演练，磨灭了政治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的优势所在。政治学习是走上社会的必修课，与人相处、爱国精神、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等观念都是在生活中随时碰到的。拿消费举例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在政治课本上有明确的答案，这能有效防止我们在生活中吃亏上当。类似的例子举不胜数，关键在于如何有机协调和运用。
政治课是一门社会学，它包罗万象，剖析万物的本质，揭露社会的弊端和丑陋的一面，能正确引导我们如何去适应这个社会，与人和谐相处，分析实事情形，认知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