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伦理学心得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8 23:57:57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1

首先,培养护理专业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史韦泽强调人应该敬畏生命,护理是维系人类生命健康的神圣职业,由于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就要求我们的护理从业者应该树立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守护生命的理念,这是护理职业道德教育教学的理念,也是始终贯彻我们教学的一条主线,这是前提和基础。通过护理伦理学的理论教学要让学生明白选择护理专业,就是选择了对生命的敬畏和责任。其次,增强护理专业医学生的道德素养。从事护理专业的主体应该是一个道德素养较高的人,古人讲“医乃仁术”,学医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技,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护理伦理学教学就是要培养道德素养较高的护理人员。在护理伦理学教学通过理论知识的讲解与实际案例的分析,使学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把握处理各种医疗人际关系的准则,增强医德情感,进而转化为医德信念和医德意志。学习医学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提升医学生道德素养的又一个着力点。最后,提升护理专业医学生职业良心。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说:没有同情心的医务人员是不合格的。护理学生职业良心的形成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对病人的爱和同情心。2011年刚走上护理岗位不到半年的护理专业的学生,在网络爆料“希望患者在自己下班之后再死,免得自己麻烦”等一系列紧张的护患纠纷事件,引起社会一片唏嘘之声,究其原因不是护理人员缺乏专业的护理技能,而是护理人员缺乏对患者的同情、怜悯之心。护理伦理学教学塑造护理医学生道德人格的过程就是在培养学生的职业良心。

二医学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改善的途径

(1)更新护理伦理学课程的知识体系

护理新技术、仪器设备的应用和新理念的出现,都对临床护理实践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我们的教科书对临床的护理实践活动的伦理指导还仅仅停留在基本的护理活动中,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再加之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不信任危机的出现,都使得护理实践活动中出现很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患者知情权的实现与护理人员保密义务之间的矛盾,护理人员在遵守医院制度与维护患者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也仅限于告知我们在护患关系,护际关系中应该怎么做,并没有针对特殊的实际问题给出伦理学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很多护患矛盾问题的解决中当法律没有涉足的时候,伦理上最多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具体的指导方法。中南大学护理学院的杨丽教师在其护理伦理学教学调查结果中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护理伦理学讲授涉及面太广,但是具体内容不叫局限,欠缺目前我国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未能满足临床实践的需求,突出反映了护理伦理教学内容构成上的问题。所以,作为实践性很强的护理伦理学,在知识体系的设置上,要着眼于护理的实践活动本身,给出一些具体的指导方案,让学生能够了解面对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2)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在护理教学中的地位

从2009年、2013年全国两次医务人员从业调查结果来看,从业者自身的职业素养对医疗矛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合格医护人员的核心场所,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的养成。正如吴阶平先生所说,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首先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医护人员高尚医德的培养,首先就要来自医护学生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学习,从而把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医学生一种内在的自律性的道德良心。因此在医学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中,护理伦理学课程应该具有和护理专业基础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实在在地赋予护理伦理学一定的地位,从根本的教育制度上改善护理伦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

(3)增强护理专业学生对护理伦理学学科重要性的认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护理模式的转变,护理学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培养适应社会的高素质护理技术应用型人才成为护理教学研究的热点。而仅有的护理学专业知识不足以满足这一实际的社会需求,简单的护理伦理学理论也无法胜任,只有通过强化考试或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实效性,这一手段作为提升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4)改善护理伦理学课程的的教学方法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2

【关键词】危重患者;护理;伦理原则

【abstract】incriticallyillpatientsinthenursingprocess,oftenproductexceptformedicalotherthansomeproblemssuchashumannature,ethics,asacaregiversshouldcorrectlyweigh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andrespecttheinterestedpatientswithindependentright,fairtoassigntheuseofpublichealthresources,thusmakethenursingworkincriticalpatientsmorescientificandreasonable.

【Keywords】incriticalpatients:care:ethicalprinciples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护士会面临比较复杂的伦理问题,除应遵守普遍的医学伦理准则如:“人道主义,以患者为中心,生命第一”的原则外,还应遵守自主原则、无害原则、以及诚实、守信、公正等原则。如果应用不同伦理原则产生冲突时,护士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综合分析,权衡利弊,然后选择对患者最有利的方面,更恰当地做出伦理决策。

1伦理原则

护士应根据《国际护理学会护士伦理法典》,遵守护士“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协助康复和减轻痛苦”的基本职责,并遵守以下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1.1自主原则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价值观和掌握的信息资料,自主地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其实质是对人的尊重。最能代表尊重患者自主的方式就是知情同意。

1.2有利原则强调一切为患者的利益着想,尽量做对患者有利的事。由于医/护患之间在掌握医学/护理知识上的不平等,患者处于脆弱和依籁的地位,医护人员应该帮助患者治疗和治愈疾病,恢复健康,避免过早的死亡,解除或减轻痛苦。1.3无伤害是指不给患者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损失、疾病甚至死亡。无害原则主张不应对别人施加伤害,特别是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们(如昏迷患者,精神病患者等)。

1.4对患者讲真话是医护人员的一种义务,也是尊重患者自主权的表现。对患者讲真话后患者才可以知道某种监护措施的所有潜在风险和利益。然后,做出决定,否则,患者的自主原则就不可能实行。

1.5守信原则包含了保密和保护患者的隐私。保密是指有关患者的信息只能让参于该患者医护人员知道。对患者忠诚和守信是作为护士的基本要求,是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的纽带和基础。

1.6公正原则是指在医护过程中物品和服务的公正分配。人人平等是传统以来医护人员对待患者的态度,并体现到伦理守则和工作中。

2危重患者护理中的伦理原则

2.1护理行为遭到患者的拒绝的伦理决策。重症患者病情危重,由于躯体严重不适或强烈的不良心理反应,常会拒绝各种护理操作。如护士为了帮助术后患者尽快恢复,要鼓励患者翻身、咳嗽、深呼吸和早期活动,而患者却因疼痛、睡眠不足或希望独处而拒绝时,会产生有利原则经常会与自主性原则的冲突。患者有对其个人健康问题做出决定,对医护人员所采取的治疗方案和措施进行取舍的权利。在重症监护室,护士的许多护理活动都可能存在这种冲突。此时护士必须权衡利弊,把有利原则排在优先地位。

2.2隐瞒实情行为的伦理抉择。护士是否有时需要向患者隐瞒实情呢?对于患“不治之症”且预后不良的疾病,危重疾病和需要做大手术的患者,如果患者心理承受力较差,告知实情反而引发患者的悲观、绝望心理,此时应该注意保护性医疗制度。即对患者从轻告知或保密。如果这种伤害比告知实情造成的伤害要轻,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对患者保密可以得到伦理辩护。另外,对患者保密,虽然违背了护士的义务和尊重患者自主权的原则,多数患者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家属完全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

另外,护士是不是为了替患者保密就可以对患者家属或他人隐瞒实情呢?如果为患者的信息保密会伤害到他人时,则应另当处理。比如为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患者的病情保密时,就可能造成其家人或其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护士必须权衡各种伦理原则并分析行动结果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利益。有些特殊情况下的行动可起到指导作用。转贴于2.3有创监护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由于有创血压监测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能比无创血压监测对患者更有利。然而,这种方法对患者也有不利的因素,如插管导致疼痛,费用比无创血压监测高,还可能发生穿刺部位感染、败血症、空气栓塞或血栓形成等并发症。医护人员在选择应用这些高新监测技术时,应用于确实能从中获得益处的患者,应用过程中还应严密观察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一般而言,如果患者可由监测中受益且在知情同意下接受某种监护措施,既不构成伤害,反之有益。无害原则应作为医护人员首要的伦理原则。

2.4生命是否继续维持的伦理依据。患者有对自己疾病的认知权,也有对自己疾病处理措施表达意愿的权利,面临死亡的患者有选择死亡状态的权利。从实质上说,自主权是患者权利中最为基本的一种权利,是体现患者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如果患者家属或其法定人以表明患者在某一伦理问题中的价值观与主要愿望,而医护人员未将患者的愿望或利益列入伦理决策时,即构成对患者的伤害。如果患者已事先表示能安详无痛苦的走完人生旅程的意愿时,根据我国“新世纪护士伦理守则”,护士可尊重濒临死亡者的意愿,提供可增进其身心舒适的措施,不再施行创伤性的治疗,减少对患者的伤害,帮助其安详而尊严地离世。危重患者如果意识失,成为脑死亡、植物人或不可逆昏迷,则只能由家属代替。

2.5资源分配是否合理问题。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可得资源的分配方法常由金钱所决定。护理人员不得过分关心患者的经济状况,不是根据病情的需要而是对不同支付能力的患者,从态度上,设备使用上区别对待,个人如果有钱就能获得最好的服务。胆是,对没有经济能力的患者拒绝救治却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原则。护士应根据公正的原则,使每个患者都受到平等对待,公平地利用卫生资源,获得平等的照顾和治疗,以及整个过程中得到生理和心理需要方面的支持。如何保护患者的自主权,如何公正分配护理保健资源等,对伦理原则在重症监护的应用进行初步探讨,为临床护士进行护理伦理决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LindaDU.JosephKD,.lynneat,etal..essentialsofcriticalcarenursing,St.Louis:mosby-YearBook,1992.15~29

[2]兰礼吉.应用护理伦理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307~311

[3]邱仁宗.护理伦理学:国际的视角..中华护理杂志,2000.35.569~573

[4]葛洪刚,兰迎春,王书福等,医学高新技术应用的社会效应与伦理原则.中国医学伦理学,2000.13(5):58~60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3

关键词:护理伦理;内科护理;渗透

优秀的护理人员,在全面掌握医学知识的与精湛的护理技术的同时,还应当具备崇高的道德情操与良好的伦理规范。因此,在内科护理教学活动实施的过程中,护理专业教学应当对护理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护理伦理教学与专业思想教育。教师对学生进行护理道德灌输与影响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护理伦理的教育对护理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内科护理是护理专业的主干课程,将护理伦理教育教学贯穿于内科护理教学中,可以促使护理学生更加规范自身行为,判断善恶,继而提高护理伦理行为抉择能力。可见,护理伦理教育对全面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调整认知结构

一名合格的护士,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与精湛的护理操作技巧,同时还应当具备崇高的道德情操与良好的伦理行为。所谓的护理伦理其实就是在护理实践中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护理伦理已经成为判断平凡护理工作与高尚道德情操的标准。在内科护理专业教学中,实行护理伦理教育,可以促进护士在遵循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展开护理工作,解决护理伦理的问题,有利于和谐护理环境的建设。同时,加强护理伦理教育,可以促进护理科研探索,促进护理专业的发展。护士生在经过伦理教育后,就会将护理实践与护理伦理相互统一,提高护理质量,促使其成为德才兼备的护理人员。护士生的护理伦理理念是建立在社会到的基础上,并在护理专业技能学习中逐步建立。内科护理专业教育如果要想培养出高素质的护理人才,如果仅仅是开设护理伦理教学是很难达到的。还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不断灌输道德意识,促使护士生能够形成正确的伦理观念。就当前护士生的成长环境而言,性格活泼、可塑性强、接受能力强,但是在护理工作认知方面缺乏应有的能力。不少护士生认为护理工作就是简单的打针、铺床、发药。在接收专业学习的时候关于疾病的产生与发展并未予以重视。同时不少护士生认为护理属于伺候人的活,缺乏学习热情。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教师在内科护理专业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通过护理伦理教育调整护士生的认知结构。向护士生不断强调护理工作在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性。如针对老年糖尿病,护理人员在展开护理的过程中,需要对疾病的发展程度与减退、患者心理特点等提供细致的护理,以此获得患者的信任。因此,内科专业护理教师在向护士生传递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案例将护理伦理知识渗透于其中,强化专业教育的同时,逐步树立正确的护理伦理理念。

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从护士的临床表现就可以了解到,护士的护理道德意识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护士生在专业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树立正确的道德意识。针对此种情况,内科护理专业教育需要通过教育促使护士生树立正确的伦理理念,同时通过教育来不断加强、巩固。唯有如此,护士学生才能够在后期的护理岗位中体现出良好的护理伦理素养,妥善处理好临床护理中的伦理难题。针对此项教学,可以强化护理伦理理念,提升内科护理学的吸引力,增强护士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任何教师都应当明白,课堂教学不应当仅仅局限在书本上,还应当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发散。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将社会热点问题引入到课堂中,强化护士学生的伦理道德。为促使学生在学习相应的护理知识的过程中,能够与当前临床医学和社会热点相联系,增强学生的伦理感,可以将与之相关的社会热点讲解给学生,促使学生能够更深层次的感知到伦理道德在职业中具体表现。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引入相应的社会热点,引发学生思考。同时教师还可以将病例导入于其中,采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将临床中具有典型性医德案例引入教学中,促使护士学生能够通过互联网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进行分组探讨。教师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护士学生的护理伦理素质。

三、培养护理伦理情感

在受到外界刺激产生心理反应的表现就是情感。护士生就是今后的护士,会在其护士工作中接触到不同疾病种类的患者。由于受到病痛的折磨,表现出萎靡不振,生命垂危。部分患者由于饮食困难需要帮助,有的患者由于大小便障碍需要导尿、灌肠、有的患者由于化脓性伤口需要护理等等。如果护士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建立良好的职业情感,那在护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很难面对这些患者,难以完成护理任务。而护理伦理情感则是在基本同情感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责任感,最后会升华成为事业感。而这些情感的变化,需要内科护理专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内科护理学教师也应当认识到课堂教学是建立护理伦理教学的重要平台。内科护理专业属于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教师为渗透伦理教学,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法。这样有助于提高护士学生的临床代入感,同时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医疗风险。如,介绍糖尿病血糖测量护理,教师可以让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血糖测定。测定血糖的时候,引导学生注意沟通与心理护理。这样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责任感与荣誉感,并在后期的护理工作更懂得包容。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内科护理专业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专业教师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护理伦理教学对学生的重要性,并采用有效的方法将护理伦理教育渗透于内科护理专业教学中,对培养学生综合水平具有促进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颖.运用案例教学法在护理学基础教学中实施护理伦理教育[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13(03):34.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4

关键词:妇产科伦理道德医务护理

妇产科病人由于疾病种类自身的特点,所以对于妇产科的管理工作一直存在很多的难题,妇产科疾病所涉及的内容也非常的广泛,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社会性质的、伦理等多方面的问题,这就为妇产科的医疗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而往往在妇产科的医务护理中会重视众多生理和病理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伦理道德的因素,这也就使伦理道德在妇产科的管理中成为了广受人们关注的话题。

妇产科病人自身的特点

首先,妇产科病人的疾病特点都是隐私性很强的病种,众多病种是关乎个人隐私,受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这方面得疾病都非常的害羞,并且希望病情不会被别人知道,在我们传统的思想中,妇产科疾病往往会与“贞洁、道德、淫乱”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中非常抵触的一类名词,病人会因为妇产科疾病而被误认为与这些名词有关系,这些想法都是在现代社会中不可取得,至少不能代表人们对待疾病科学的认识。心理障碍成为了妇产科疾病中人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受到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病人们就会产生众多恐惧、烦躁、焦虑等不良的心理,长期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病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是被道德所不能接受的群体,情绪慢慢消极,最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而且妇产科疾病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其次,妇产科的疾病中,往往恶性的疾病种类比较多,因为人们经常会觉得这些都是难以启齿的问题,所以就导致对身体异样的不理会,这样一拖再拖就导致了疾病的累积,最终终形成了恶性的疾病。病人们在面对众多的恶性肿瘤疾病时,手术难度大多非常大,而且手术后很难痊愈,这就对病人以及家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利于疾病的及时康复和治疗。这些都是因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导致了妇产科疾病的不能及时被治愈的问题。

妇产科疾病的管理分析

妇产科疾病的问题有时候不仅仅只是病人自己的心态问题,在医疗护理中,很多医护人员的伦理道德观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表现,护理人员由于现代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强,或者职业道德的意识相对较弱,导致在护理过程中产生对病人的不尊重,不能够正确了解疾病的种类和来源,才是猜疑可能是病人生活作风等问题导致了妇产科的疾病,严重的有的甚至在医护过程中对病人进行讽刺和嘲笑,使得病人的思想负担加重,对疾病的治愈或者甚至做人失去信心,这些都是由于现代伦理道德观的落后而引起的社会性问题,对于妇产科病人的疾病治疗非常不利。

医护人员的这种对于妇产科病人的针对,其实追其原因主要是医学伦理学的知识学习不到位,对于医学伦理方面了解甚少,伦理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伦理标准上,这种现象就是医护人员的明显失职,作为医护人员,不能很好的照顾病人,不能在病人的疾病治疗是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说是医学伦理知识的匮乏,更重要的就是职业道德问题,忽视作为医护人员的职责所在,不能本着一颗服务的心去对待病人,医护人员的义务就是让自己无条件的去照顾病人,并且带给病人能够走向康复的影响,作为医护人员要忠于职守,把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并且义不容辞的去完成。加强对于妇产科伦理道德教育的管理

医院作为接收病人治愈病人的机构,应该做好对于这方面的管理工作。针对妇产科的伦理道德教育应该放到主要日程中,当前的医疗发展速度很快,医疗的技术不断提高,然而医护人员的思想水平却不能跟得上这种发展速度,所以医院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是医护人员不但拥有完善的业务素质,而且在面对不同疾病能够用正确的职业眼光去看待,增强现代的伦理道德观念。

医护人员要注重病人隐私权的保护,在妇产科病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未婚先孕、性传播疾病等问题,在这时病人能够来医院治疗已经是对心理的一种挑战,此时作为医护人员,应该充分理解病人的心情,尊重病人,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不要给病人带来新的思想和身体压力,一个良好的被人最尊重的医疗环境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医护人员还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业务技术水平,了解疾病的特点,应该才从哪个方面对病人去进行引导,当然伦理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也是业务素质的教育范围,医护人员要有正确的医护知识和伦理道德观,本着一颗服务社会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个病人。

小结

由于妇产科疾病自身隐私性极强的特点,加之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里,不能对一些疾病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这就给妇产科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伦理道德观念的管理在妇产科疾病的治疗中显得尤为重要,医院不仅要努力做好病人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变,还要提高医护人员的观念,加强医护人员的服务意识,可以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对于妇产科疾病的治疗已不再是什么难题,真正难的是对于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管理。伦理道德观念的管理才是当前妇产科疾病得到很好治疗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李培莉;;正确处理妇产科实习中的医患关系[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5年06期

[2]申素芳;何全中;华彩红;罗秋燕;;妇产科临床实习监控实践的体会[J];医学信息(手术学分册);2008年04期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5

【关键词】护理伦理学;护理;应用

护理伦理学从利用卫生学规则照顾患者演化到界定其实践领域为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和减轻痛苦的一门专业[1]。其研究对象是护理人员在为患者和社会服务过程中应遵守的护理伦理道德规范。护理模式已由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纯护理向生理、心理、社会多元化整体护理发展,其重在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以现代护理技术为框架,开展各专业协作的程序护理,向患者提供优质的整体护理服务。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提高护士素质,我院在护理工作中,密切围绕“以患者为中心”从实质上着手,遵循护理程序,不断研究探讨适应我院的护理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深深认识到运用护理伦理学有利于护士整体素质的提高,现将总结如下:

1护理伦理学贯穿于整体护理工作之中

护理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护理职业道德的科学。学习护理伦理学可以提高护士的道德认识,激发护士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提高护士的道德水平和奋发进取的事业感,以满足社会对护理的需求更好地为护理发展作导向。护士面对的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患者,护士要带着爱护、同情的感情不厌其烦地为其护理、治疗,带着最大的职业涵养去理解患者的痛苦。所以,护士要在平凡的职业工作中,不断努力刻苦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勤奋工作,提高自身的业务技术,关心体贴照顾患者,对患者一视同仁,促进患者身心早日康复。

2用护理论理提高自身修养,营造美好氛围

2.1护士的语言、仪表、行为直接影响护士的外在美,也能给患者初次见面留下良好印象,所以护士要有良好的语言修养,学会使用语言的道德美,与患者交谈时注意使用礼貌性语言,安慰性语言,治疗性语言,保护性语言。患者住院后由于角色的改变,自尊心受到压抑,沟通时要顺从他们对护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能做到尽力给予满足,限于条件做不到的要给予耐心诚恳的解释,使他们产生信任感、安全感、温暖感,决不要冷淡他们,更不能奚落和讥讽他们[2]。患者入院后从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会出现恐惧、焦虑、自尊心增强、猜疑心加重等心理反应,所以护士与患者交谈时要有同情心和关怀心,帮助患者尽快熟悉适应新环境,使患者感到安慰与鼓励,减轻焦虑,消除陌生感,并随时观察掌握患者的准确信息,积极主动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使患者与护士之间建立一种温暖和谐的关系。

2.2语言是心灵美的表现。心理护理是护理伦理的基础,语言是心理护理的重要手段,所以护理人员必须重视语言的学习与修养,善于沟通的技巧。临床调查表明,护理人员是否有同情心是患者愿意与其交谈的关键,要善于引导患者谈话,要有“转移”或“通情”的沟通能力,使其对谈话的内容感兴趣[3]。护士主动热情关心照顾患者,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护理措施,详细观察了解患者的病情、家庭、社会状况和心理变化,反复耐心细致地做患者思想工作,让患者倾吐心中的苦闷和忧虑,引导患者明确生活目标,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使其放下了思想包袱,并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这正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4]。这说明语言对情感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护士不但要有精湛的技术,还应具备广博学识,要熟悉了解所接触的每一个患者,给予最恰当语言交流,这要求护士要注意语言的艺术修养,提高自己的交流技巧,让患者心理处于最佳接受治疗与护理。护士高尚的道德情操,能激发患者战胜疾病的乐观情操,促进大脑皮层及神经系统功能,改善患者的内脏调节机能,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有效的心理护理上,也是护理伦理的充分体现。

3运用护理伦理对工作进行自我评价

3.1护理工作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进行治疗和护理时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护士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只有将护理技术与护理伦理结合统一,才能做到动作敏捷,头脑冷静、思维清晰、紧张而有秩序工作,才能提高操作和救治效果,才能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护理工作质量。要求护士在护理工作中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的需要进行一系列有计划、有系统的全身心护理。护士的工作质量、技术水平、道德品质均能在实施护理工作中体现。如:瘫痪患者翻身,是否按时实施或只是流于形式记录在翻身卡上;无菌操作过程是否正规,只有操作者知道;夜班护士是否按时巡视病房,也无人知道。因此,护士必须认真学习护理伦理知识,规范和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严格执行各种操作标准,表现出高尚的品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责任感,才能杜绝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

3.2利用护理伦理学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是提高护士整体素质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良心是在人们履行社会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4]。护士的道德良心表现在为患者满腔热情和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上,道德良心能使护士对自己职业道德的行为后果和影响作出自我评价,感到对工作的满足、喜悦、惭愧或内疚。因此,我院要求护士在护理活动过程中,对符合护理道德要求的情感、信念、行为做出正确的抉择,对自己所做的每项护理工作都应严格执行护理操作规程,进行自我评价,自觉改进,避免单纯依靠逐级领导监督检查批评而引起逆反心理,从而保证了护理程序的操作性、准确性和可行性,提高了护士的自身素质和护理服务质量。

人是由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组成的统一体,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工作必须转移到以健康为中心的人性化护理工作上,而不是只重视患者的生理或病理反应的局部。要做好此项工作护士除了要有专业的护理知识和精湛的技术外,还必须具有广博的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将这些学科运用于人性化的护理工作中,才能提高护士的整体素质,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总之,要加强护理伦理学的学习和宣传,护理人员只有自身的心理素质和业务水平达到一个良好的境界与水准,才能将现代医学模式所要求的临床工作做好,才有利于医院护理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从而得到患者及社会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杜慧群.护理伦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2:18-26.

[2]李本副.护理伦理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9:122-123.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6

传统风俗是一个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风尚、习惯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对社会成员有较强的行为规范和心理制约作用。我国自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关于风俗的文化概念,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是“风”与“俗”的合成词,“风”是指风土等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俗”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性行为模式。传统风俗兼具自然与人文的特性,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环境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现代社会先进科技的应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是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明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形态。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传统风俗是几千年来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是解决生态破坏和文明冲突的有效方法,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

我国的传统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不同地区、民族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风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因此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各民族、各地区的风俗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生态伦理方面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涵,尊重生命、崇敬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是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的共同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各地区、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信念的道德规范。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形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源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社会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无法理解,认为“万物皆有灵气”,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在控制着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有限的知识背景下,人们屈从于大自然,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心理,并借助于想象把自然力量形象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些较原始的思想和习惯。

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们对自然有了更多的认识。人们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敬畏自然、顺从天命的思想,许多风俗被自上而下推广起来,并在风俗中形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生态伦理,一些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逐渐形成,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上有了合法依据。传统风俗受宗教因素的影响也较多,在宗教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个阶段,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里也带有明显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因素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影响较深,我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极富生态价值的伦理理念”\[1\],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无不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理念,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并从文化高度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风俗。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度掠夺自然资源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具有生态伦理内容的风俗。传统风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转变。齐文英,王玉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转换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5卷第3期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

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风俗中蕴含的生态伦理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通过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间禁忌、日常礼俗、生活习惯等方式传承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更多地包含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2\]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宗教信仰反映出的尊重自然的观念。宗教信仰与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从事特定的生产、生活,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宗教信仰。从事游牧的民族,草原是他们生活生存的基础,一般崇

拜水草神,以祈求保佑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生活在山区环境的民族,山林是他们获取各种丰富物产的依靠,一般崇拜山神、树神。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都存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主张保护动植物,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藏族人每年都有对神山、神湖的朝拜活动,诸如为神山跳神、转山(经)等,人们一般不到神湖捕捞鱼类或其他水产品。彝族则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同源,贵州从江苗族则认为人与动物来源于同祖,许多少数民族还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土家族、白族认为自己是白虎的后裔,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则都认为自己是黑虎之后。”\[3\]许多民族都认为一些山林草木和动物都有灵气,并把它们神化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对其敬畏、祭祀,禁止人们对这些图腾物进行伤害,以求其保护。在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下,一些山林、草地的生态平衡受到保护,动物多样性得以延续。

第二,生产劳动折射出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理念。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为了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生产方式上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农业生产中有较多的生态保护民俗。田地是农民的命根,人们基于对田地的特殊感情,在祭祀田公、地母的名义下,实施着“酬田”、“酬地”的民俗行为。白族等民族每至岁末,将垃圾聚堆焚烧,然后把焚烧后的垃圾灰撒到田地里,称为“酬年”。在农业活动中,人们为了免除休耕带来的损失,采用轮种的耕作方法,即同一块地,每年种植不同的庄稼,农民称为“换茬”,轮种方式有利于地力的养护。蒙古族在生产实践中,创立了“草库伦”的草场保护方法,即把草场用栏杆或其他材料做成的藩篱圈围,在围栏内以人力更新植被,使牧场得到必要的休养。青藏高原的牧民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牧民们在不同季节有组织、有规律地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进行循环式的放牧,其“轮牧制”的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平衡十分有益,这种周期性的轮牧,较好地解决了草场使用与牧草再生的问题,使一些牧场在轮休期内得以恢复,从而很好地保护了高寒草原的生态。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南北方均有不少民族从事狩猎生产,如北方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达斡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以及南方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都把狩猎当作主要或次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但是各民族的狩猎都有一定的规则和禁忌,人们一般不打产崽、孵卵、交配和哺乳的动物,春天通常很少狩猎,以保证野生动物的繁殖。这些狩猎规则和禁忌,对保护生物种群起到了很好作用。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主动调适生态环境的做法形成了特有的生态保护民俗,有利于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日常生活体现出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念。我国各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些体现生态伦理的风俗。“生活在云贵高原的侗族,婴儿生下后,家人就在山上栽下100棵杉苗,直到18年后才砍伐作为男婚女嫁的费用。人们不论是在路边还是在其他地方,一旦发现乔木的幼苗都会主动把它保护下来。”\[4\]水族人对生长在村寨内和附近的古树敬若神明,并加以保护。土家人在婴儿诞生后会按照习俗栽下几株树苗,称为栽“喜树”。普米族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将刚出生的孩子拜寄给一棵粗壮的树木或某种强悍、灵敏的动物,希望他们像拜寄的动植物一样生机勃勃、强壮敏捷。纳西族明确规定禁止在水源头杀牲畜丢弃脏物,白族腊月的“净水节”,傣族的“泼水节”都表现出对水资源的爱惜和重视。在传统的生态保护民俗中,人们重视自身生存环境安全与卫生的保护。这种风俗一般通过节日仪式定期地表现出来。如岁末的除尘活动,新年之初对节日垃圾处理的“送穷”,正月十五对老鼠、狐狸、害虫的驱逐,端午洒“百药水”、挂艾、插菖蒲等,都表现出对疫病之害的有效预防。合理、健康、积极的生态保护民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积极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被动和主动的生态伦理意识。由于人们的活动受环境的制约性较强,对自然产生的主要是敬畏心理,从而被动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使人们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有主动意识的生态保护行为。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与局限

总体上看

,我国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体现了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为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世代传承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态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传统风俗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保留了早期人类社会真实的精神风貌,又蕴含着无穷的生态智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答案,其精神内涵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保护自然环境、发展生态产业提供了思想条件。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保持和自然、人文生态旅游景观的开发,是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的思想条件。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生态环境管理的不足。“现代生态环境管理强调政府的功能,生态环境保护仅靠政府的作为不仅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而且难以取得成效。”\[5\]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不足,不仅内在地调整了人们的生态心理,而且外在地规范了人们的生态行为。各种生态保护风俗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指导人们行为的“自律机制”,它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环境保护的效果,是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硬性约束方式难以达到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会对人们产生内在约束力和精神激励,可以最大化地调动公众参与,降低生态环境管理的成本,有效弥补政府生态管理的不足。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补充。现代生态伦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传习过来的,我国领土广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其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与现实的脱节。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演变,已经内化为各地区、各民族的特有的文化,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还适应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性,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可以更好地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它能够有效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更新,其精神实质永远不会落伍,表现形式也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生态平衡提供了一个内源调节机制,“为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6\]。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局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一些消极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规范,还不能与现代社会有效契合,其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不合理之处甚至会阻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许多地区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建立在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多表现为宗教崇拜或民间禁忌”\[7\],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仅能维护被崇拜的部分环境要素,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力上存在既保护又破坏的现象,这与现代环境治理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不科学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如因果报应思想、风水观念、神鬼观念等虽然能约束人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却容易使人们陷入无知和愚昧,是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文明社会相悖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还存在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在生产生活中的落后习俗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容易被现代社会异化。现代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性,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影响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一些地区民族风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许多传统风俗被异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生态保护的伦理观念。”\[8\]有的民族的生态保护风俗成为发展旅游业的装饰,成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逐渐倾向于形式化和利益化,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

三、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

的生态保护风俗被改变,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也面临着被异化的风险。我们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重构以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促进传统理念与现代方式的结合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只依赖科学技术,还要动员一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不是宣传旧的环保方式,而是要认识到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实质,是对“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的觉醒和回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中提出“要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由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推动,因此,我们必须在充分挖掘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内容时,要将传统生态理念与前沿科技结合起来,使其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升华,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转化到适应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上来。要创新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形式,改变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将传统的生态伦理理念寓于现代的活动载体之中,同时又不破坏古老的风俗习惯。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之中,同时要推广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效果。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内核是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汲取的养分,但是要使其脱离特定的地域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就要改变传统的活动方式,结合现代方式将其基本理念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二)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许多科学的、辩证的自然生态观的思想因子,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经验性的自然观”\[9\],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要求来看,是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全面而又准确的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因此,我们要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生态科学、生态价值和生态责任意识,实现向现代自然观的转换。首先要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成分进行强化和引导。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在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作用是积极的,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宣传其有益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观念,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将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精华部分转化为政策或民族地区的法律,以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其次,要将现代的自然观念灌注到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之中。要抑制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消极内容,并阻止外界错误价值观侵入,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促使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使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受到现代文化和观念的指导,从而在内容和结构上得到优化。再次,要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生态保护风俗。但是由于地域性、民族性差异,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伦理体系,各地区、各民族延续着传统的生态习俗,很少去借鉴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有益成分,因此应尽快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使在价值上相宜的生态风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理念上交融、方法上交流的生态保护机制,使积极、健康的生态伦理观成为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三)推进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制度化建设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衍生出来的习惯法和成文法,具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规范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其约束力和强制力非常有限,一些传统的环保措施尚处在自发和零散的低水平上,离现代制度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准确性还有较大的距离,生态环境的保护仅靠人们的内在约束力和自制力远远不够。现代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作为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是基于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等提出的,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形式简单、观念落后、组织零散,制度化层面的内容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克服简单朴素的思维,在村规民约和民间禁忌的基础上建立环境保护的现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利

法律和行政手段规避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加强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增强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组织性,通过教育和奖惩手段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按照现代制度文明的要求,进行文化法制建设和文化体制建设”\[10\],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得到弘扬。

四、结语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采用现代法制手段和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应该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修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确立人对自然的价值标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对当今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现实价值,它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时,我们应该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予以重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重要价值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重构,通过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全面搜集和认真整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核,使之转换成现代的生态伦理观,以符合新时代生产与生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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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伦理学心得篇7

 

当然,20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学科或一种理论思潮的进展来说毕竟是太短暂了,其自身的许多内涵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展现,思想脉络尚未定型,思维向度也还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伸展,所以对这种思潮的回溯或反思似乎有仓促之嫌。但是我们在此所做的思考并不是要获得一种定性的结论,只是想回过头来看看这股理论思潮的发展轨迹,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思考或前瞻。

 

1.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产生发展一方面与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在全球的兴起并一度呈席卷之势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起步的。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应当是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反思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轨迹所应当具有的视角。所以,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问题己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控制点”,它连接了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它可以“引爆”许多问题。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无疑为以关爱自然为旗帜的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合宜的现实土壤。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西方环境伦理学从20世纪中叶到末叶的几十年时间里,发展十分迅速。这期间发生的几次明显的理论转向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只有少数人关注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一开始也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出现,它以传统的哲学目的论、进化论和生态学等为基础,提出了拓展伦理视阈的方法和途径,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高于人的利益的满足。无论在论证逻辑还是价值导向上都与“人际伦理”存在很大反差甚至违逆了传统伦理学的话语形式和论证方式,所以环境伦理学在一开始也必然会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地位。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道德观,但是并没有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们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20年”。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环境保护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对生态灾害或各种公害事故的关注。当然社会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也是需要引导或唤起的。对西方社会说,1962年出版的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瑞彻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许多社会民众都是由于阅读了这本书后变成了环保主义者或者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也都是可以永载人类环境保护史册的,如确定了“地球曰”,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宣布成立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运动的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包括遏制人口的增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等等。12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中虽然仍然保留着激进的成分,但是又增加了对工业文明框架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展开价值批判和反思的新内涵。

 

环境问题作为20世纪未解决的问题之一被带入了新的千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环保力量还在分化,不同集团和阵营之间的争辩对抗还频繁地发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个牵涉层面非常繁杂的问题,它需要不同的力量从不同的途径来共同协商合作,正如环境保护追求生态多样性一样,环境保护的组织和力量也应当是多样的,任何单独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个人,在环境问题上是不可能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的,所以追求协同配合、共同发展应当是走向新千年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必然趋势。说的更形象一点,如果把环境保护看成是一件绿意飘荡的长裙,那么谁都有资格来剪去裙裾的一角。“不同的组织满足不同的需要——所有都非常重要——在环境的伞翼下……就像我们追求自然界的多样性一样,我们在政治风格和所要完成的使命方面也需要多样性。141与此相适应,在新的世纪里,西方环境伦理学也必然呈现出多元共容的格局,即环境伦理学自身的谱系将明显扩展。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在今天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这固然与其发展时间较短有关,但是也与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有关。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来看,我国虽然具有地域辽阔和生态多样性的优势,但仍然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和频发的国家,生态环境还是比较脆弱的。我国长期是个农业大国,人口过多对生态环境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然而我国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一方面农业生产虽然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从先秦以来就未曾停歇的垦荒屯田等生产活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现象,另一方面农业文明体系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后发性使得我们国家避免了过早地遭遇工业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特别是公害问题,这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在客观上却抑止了民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性或生态意识的觉醒。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时,国民的生态意识水平依然提高比较缓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利害相关的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是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功利层面的,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很容易被眼前的其他利益欲求所取代和置换。而这种现实状况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与“环境关注”相关联的理论的萌生与发展。同时,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道德资源非常丰厚,以人伦关怀为基点和准则的道德文化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足以长期沿袭的文化惯性。而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之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很难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环境伦理学毕竟还是在中国实现了着陆,这种着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获得的与世界的全面接触,尽管现实基础和理论条件的缺失使我们没有自然地“娩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绿色运动”的感召必然诱使我们主动地投入它的怀抱,而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来形成和扩展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阈便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起点。然而正是由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很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痕迹,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接受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或质疑,从现实来看,它必须要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取得一定的默契。很显然,在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起步晚、起点低,法律和市场的规范调控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伦理的介入也更显得阻力很大。而从理论上看,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发展长期面临着要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要不断面对“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提问,学理上的广泛纷争而不是现实的关注构成了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早期的一大特色。

 

2.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一方面比较密切关注国外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动向,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又失之于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基点。

 

在前文中我们己经提到,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通过介绍国外学者的论著而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理论架构及其实践指向引入国内的,直至今天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着,而且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宄中占据很大的比重。

 

迄今为止,许多国外的环境伦理学家的名字及其思想都在国内的论著中出现过,诸如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瑞彻尔。卡逊(RadidCaisori)、皮特。辛格(eterSinger)、汤姆。瑞根(tcmRegan)、保尔。泰勒(paul.tayor)、苏珊。福莱德(SusanL.Flader)约翰。帕斯摩尔(Johnpassmore)罗宾°阿提费尔德(Robinattfidd)、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mdesRolston)阿伦。奈斯(arnenaess)、乔治。塞欣斯(GeogeSessions)等等。这种情况最起码说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是非常注意关注国外的理论动态的,而这对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这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首先,在我国尚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的情况下,通过译介国外的研宄成果来触发我国理论界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始终着眼于此,那么就可能会导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更重要的是难以找到切入现实的路径。其次,即便是我们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想的译介也缺乏一种整全的理论视角,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激进的环境伦理学”(radicalenviimimentalethics)而对这种思想及其价值导向与中国现实国情的适应性则缺乏认真的思考。而这两个方面所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能疏离我们的现实国情,更不能丧失其服务现实的实践品格。

 

目前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共同的责任是必须的,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而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转化才能获得最终的落实。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体现出了环境问题的普遍性以及人类应对这一问题的共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环境伦理思潮有其自身的形成背景,也有其介入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土壤,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必然就构成了一个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常态问题,特别是被讥讽为带有“中产阶级生活情调”或代表“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情趣”的激进的环境伦理学对于思考或应对我国的生态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则更值得认真思考。因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从最根本上要谋求全社会的共同福利,要实现或体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要维护国家的环境安全。

 

西方也有学者指出,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在环境问题上主要是追宄人的骄傲和生态上的自大。虽然主张从人类中心转向生物中心可以赢得许多人的共鸣,但是认为人类在生态问题上必须接受生态整体性的指导,这个极端结论则有许多不可取之处。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的分野在理解环境退化的动态方面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地球面临的两个基本生态问题是:(1)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阶层的过度消费;(2)日益增长的军事化,既有短期意义的(如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又有长期的(如军备竞赛和核毁灭的可能)这些问题没有哪个能轻易地和人类中心——生物中心的区分有联系。的确,这些过程的原动力几乎不能包括在这种哲学的二分法中。工业社会和军事化造成的生态学上的浪费特征的直接原因远远超越世俗:在整体层次上,是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对立,在微观层次上,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无论在那个分析层次,这些原因不能降至一个更深层的对待自然态度的人类中心论,相反,却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引起的生态退化违背了人类的最大利益。并且认为,激进的环境主义正在以一种极端伪装的形式下推进西方的生态价值观念,如果说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念对于己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西方中产阶级来说是自然的、合宜的,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不适宜的或是有害的。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个长期定居高密度人口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多数,长期以来农业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关系。而一些西方的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正试图“把美国自然公园的系统植于印度土壤中,而不考虑当地人口的需要,就像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标明的荒地首先用来满足富人的旅游利益。

 

可能出于无意,在一种新获得的极端伪装下,深层生态学为这种有限和不平等的保护实践找到了一个借口。国际保护精英正在日益使用深层生态学的哲学、伦理和科学证据,推进他们的荒野十字军。15这种观点虽然也难免显得有些激进,但是的确看到了西方环境主义价值理念的一些局限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忽视或表现出的强势姿态。所以,这里所说的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立足点和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也就是指要在基于国情的基础上形成能够有效地介入调整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为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不能仅仅地依靠话语的移植和思想的引进,而必须在对我国现实的生态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证研宄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理论概括和价值规约,使得环境伦理学在我国既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3.我国环境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十分重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话语逻辑的圆通,但另一方面对于其在实践中的落实重视不够。

 

回顾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这一领域的研宄性论著不断出现,但是我们更多地是围绕着某些理论命题或基本概念来展开思考的,如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独特性(具有自身理论特质)和附属性(是传统的道德体系的固有内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自然的主体性和非主体性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对于环境伦理学如何与我国的环保实践相结合则着力不多。

 

从世界环境伦理学发展的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其说是理论发展的需要,而毋宁说是现实需要的催动。也就是说,正是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严峻现实时,才产生了反思传统价值观念的需要;也是在直接地感受到环境问题对于法律和市场调控来说还留有真空地带的时候,环境伦理学的渗透也才凸显出现实的必要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并不仅仅是由理论上的自洽所能体现的,而必须包含着实践的意蕴,也就是说,如果环境伦理学不能对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挥出实际的作用,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必然会受到质疑。所以环境伦理学要避免被建成一座思辩哲学的“象牙塔”,要避免面对现实问题时罹患上“失语症。

 

迄今为止,伦理学的理论形态林林总总,并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范式,但是伦理道德从来就不是学者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任何精巧的理论思辨都无法代替伦理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了悟与现实关怀,否则伦理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之,寻找或疏通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则是夯实其存在基础的重要环节。

 

而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有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是:必须要对我们所面对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具体内涵有切实的把握,而这是我们确定对环境问题进行伦理性应对的前提。其二是:必须要结合实际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话语形式进行清理和加工,使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

 

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在未来的进展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开拓:

 

第一,具有“大环境伦理学”与“小环境伦理学”的双重视野。这里所说的大环境伦理学主要是指通过综合人文与自然而形成的宏观环境伦理学体系。诚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脱离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捕捉到人与自然关系形成和变迀的内在根据的,“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成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受社会制约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时应当具有宏阔的人文视野,要考虑到历史、文化等因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同时也要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演进的巨大影响力。当然,把自然和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来思考并不能遮蔽自然生态问题的独特性,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还必须有具体微观的视阈,要对具体的生态问题展开个案分析和思考,即人文的了悟不能取代严格科学的分析。只有具有了这样双重视角,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第二,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构建价值支撑系统。伦理道德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个孤立的层面,它具有广泛的生活渗透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不是一脉独流的过程,它需要各种因素的支撑。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与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是有关联的。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伦理学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和经济目标、法律规范之间的张力过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的现实影响力。所以我们需要整合各种因素,为环境伦理学构建起坚实而广阔的社会价值支持系统。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8

应该说,这些伦理守则为协助台湾辅导专业人员辨别自己的专业责任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并在辅导与咨商实务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南作用。本文主要介绍台湾学校辅导专业人员道德与伦理守则的内涵、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专业伦理专业人员伦理问题当事人权益辅导员守则专业地位伦理规范台湾道德

一、道德和伦理守则的内涵

在辅导实务工作中把从事专业心理辅导的人员称为谘商员或心理治疗师,其应遵守的辅导专业伦理,又称为谘商专业伦理或谘商伦理。伦理(ethic)是规范行为的原则,据以检定行为的对错,是属于群体规范的实践历程;道德(moral)偏重解释行为本身的好、坏、善、恶,属于个人追求意义和实现价值传统的历程与结果。二者并不相同,却常相互为用,在谘商辅导领域中以专业伦理概称(刘昆辉,2004)。

俗话说:“家有家规,行有行规”。任何一门专业都要有其专业的伦理规范。所谓专业伦理就是指专业人员从事专业工作时,在道德和伦理方面,对自己行为的期望及与当事人一起处理问题时应有的抉择和限制。由于谘商工作的专业特质,谘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谘商虽对当事人、当事人的关系人、服务机构及社会都负有伦理责任,自己也应有适当的专业修养、专业准备及专业造诣。谘商伦理就建基在这一特殊关系之上(牛格正,1991)。因此,在有别于一般人际关系的特殊的专业谘商关系上,谘商伦理是谘商专业与社会大众互动的行为规范,也是维持专业生存的重要基础(王智弘,1999)。简而言之,谘商专业伦理即是谘商专业人员与谘商当事人、与其他谘商专业人员以及与社会大众之间互动关系的规范。

伦理守则代表的是一种专业的价值与专业存在的形式,它被转换成专业成员的行为标准,提供从业人员执行工作的指引,同时提供民众在与其互动时有所期待(黄月霞,1995L可见专业伦理守则的目的是协助谘商人员遇到两难问题时,以维护当事人权益和社会责任,并不致危及谘商员和专业本身。它既不是命令,也不是知识,更不是法律,只是—种道德约束力,其性质常因社会情境、专业人员价值观而作某种幅度的改变(陈正恩,1987)。

二、学校辅导专业人员道德与伦理守则的目的和意义

谘商是一门专业,谘商专业伦理守则为专业的重要条件。反观台湾的辅导谘商工作,真正具备专业资格的谘商人员明显不足,不论是学校辅导系统或社区辅导机构,大多是半专业的义工或非专业的人员。纵使是专业辅导老师,在谘商过程中也可能涉及复杂的伦理问题。

专业伦理守则是一种一般性的指引,提供专业人员一个实施专业行为和专业责任的基本架构,具有以下六个功能(mappes,Robb&engels,1985):(1)保护案主;(2)提供专业人员的引导;(3)保证专业人员的自主性;(4)增加此专业的威信;(5)增加案主对此专业的信任与信心;(6)详细说明专业人员的适切行为。因此,专业伦理守则的制订与实施,对谘商伦理的内涵,写下了最具体的操作型定义。制订谘商专业伦理守则的目的在于使整体专业人员敏觉其伦理行为,并能藉此提供一个结构的引导和警告机制,以协助专业人员去面对各种伦理问题和两难困境(Keith-Spiegel&Koocher,1985),以作出合理的实务判断,避免不合伦理行为的发生。

进一步而言,专业伦理守则的专业功能与角色具体反映出了专业伦理的重要性(王智弘,民2004;陈文玲,1991;mappes,Robb&engels,1985),表现在四大重要层面上:(1)提供规范:规范谘商员的专业能力、资格及行为;(2)提供指导:提供谘商员从事实务工作行为时的参考;(3)提供保护:首先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其次保护社会大众的权益,再则保护谘商整体专业的权益,最后是保护谘商员的权益;(4)提供信任:当事人信任谘商员,社会大众信任谘商专业,谘商员专业服务的自主性得到尊重,整体谘商专业的专业性得到认可。

因此,心理谘商师或辅导工作人员,需要加强专业伦理教育。专业伦理是规范人类行为的高标准,法律是规范人类行为的低标准。为了保护个案权益以及增进谘商助人的效果,谘商师一定要熟悉谘商专业伦理守则,并且在从事辅导工作时,确实遵守伦理守则,以免在不自觉中,违背专业守则,导致个案权益受损、谘商失败,甚至影响整个谘商界的团体信誉。

三、台湾学校辅导专业人员道德与伦理守则的主要内容

纵观台湾这十几年来的伦理守则,“中国辅导学会”先后订定并修订了辅导专业人员的伦理守则,对辅导人员的伦理规范作了具体的规定。

(一)“中国辅导学会”对辅导教师提出的道德守则

1.对学生的责任对所辅导的学生的最终责任是尽其一切努力保护和促进其最大发展。

2.对家长的责任在道德与法律上,家长对其子女有相当大的责任和权利,辅导教师在采取重大措施时应尊重家长的意见,取得其同意。

3.对学校的责任忠于所服务的学校,不应任意批评或中伤学校的政策或决定,必要时还有责任以公允的态度向有关人士解释学校的政策。

4.对同事的责任尊重同事的专业地位,避免在公众面前对同事作人身攻击或专业性批评,并有义务在不违背对学生的道德责任原则下,适当地将学生资料提供给教师及行政人员。

5.对专业工作的责任了解辅导专业能力标准与道德标准,向同行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意见,并多方进修与进行研究。

6.对社会的责任对社会应尽的最大的义务是协助每个学生充分发展,以服务社会。

(二)“中国辅导学会”对辅导专汪人员提出的伦理守则

“中国辅导学会”初次订定并于1988年12月全体会员大会通过了辅导专业人员的伦理守则。该守则的内容包括十二项:1.前言;2.总则;3.辅导人员的专业责任;4.当事人的基本权益;5.咨询关系;6.咨询机密;7.团体辅导;8.测验与评量;9.研究与出版;10.咨询服务;11.青少年辅导;12.辅导员教育与督导等。

另外,该辅导学会提出的辅导人员的专业伦理责任包括:

1.应重视个人的专业辅导工作,不断充实辅导专业知能,以促进其专业成长,提升服务品质,发挥辅导功能;从事专业辅导实务的会员,应接受适当的辅导专业教育或训练,并取得正式的专业资格;

2.辅导员的首要责任,在于协助当事人学习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技巧,并提供完整的、客观的及正确的信息;

3.实施辅导或谘商服务时,应知悉个人对当事人生活的影响及对社会的责任,应谨言慎行,以免贻害社会及当事人;4.辅导未成年的当事人时,宜事先征得其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以示对其合法监护权的尊重;

5.专业辅导人员应觉知自己对国家、社会及第三者的责任,若当事人的行为对上述团体或个人有安全顾虑时,应立即提出预警;

6.辅导人员有责任向当事人说明自己的专业伦理资格、辅导或谘商过程、目标、和技术的运用等,以利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接受辅导;

7.保守谘商机密是辅导员的责任,未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不得对外泄漏任何晤谈内容或其他谘商资料;

8.运用测验结果来解释行为,或用以协助当事人做抉择,或提供做政策性决定时,应先对测验的性质、目的、评量信度和效度以及研究方法等,具有适当的了解;

9.做研究时,不得任意曲解、妄用或删除研究的资料,以保障研究结果的完整、客观及正确。

2002年,鉴于社会环境的转变及谘商师实际的需要,“中国辅导学会”对原伦理守则进行了修订。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改:其一,把主题改为“中国辅导学会谘商专业伦理守则”,并将“会员”改为“谘商师”,以便非会员谘商师也可参考,而“谘商师”一词也用以泛称包含谘商心理师、辅导教师及其他以谘商的专业技术来从事助人工作的专业人员。其二,把原伦理守则中许多重复之处删除或归类,并将所有条文重新作了调整,使其更有组织也更有系统。其三,为便利谘商师查阅,进行了分类编码,并在各条文前加注小标题,使守则更简明、完整并有系统。最后,为了顺应网络谘商的发展趋势,内容中修订并新增“网络谘商”一章,对本领域发展中的谘商服务型态加以规范。修订后的内容共包括八章:

1.总则

2.谘商关系

3.谘商心理师的专业责任

4.咨询

5.测验与评量

6.研究与出版

7.教学与督导

8.网络谘商

以谘商心理师的专业责任为甜;在第三章中明确规定的谘商师的伦理及社会责任主要有:(1)谘商师应培养自己的伦理意识,提升伦理警觉,并重视个人的专业操守,尽好自己的伦理及社会责任。(2)谘商师的首要伦理责任,即在维护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并促进其福利。(3)谘商师在公开陈述其专业资格与服务时应符合本伦理守则的要求。(4)发表谘商工作报告时,谘商师应力求具体、客观及正确,给人真实的印象。(5)谘商师不得假借任何借口歧视当事人、学生或被督导者。(6)谘商师不可对当事人做语言或行为的性骚扰,应切记自己的专业角色及身为谘商师的专业身份。(7)谘商师透过媒体演说、示范、广播、电视、录像带、印刷晶、邮件、网络或其他媒体以提供正确之讯息,媒体从事谘商咨询、辅导或教育推广工作时,应注意理论与实务的根据符合谘商专业伦理规范,并慎防听众与观众可能产生的误解。(8)谘商师不得利用其专业地位,图谋私利。(9)谘商师应尊重同事的不同理念和立场,不得冒充其他同事的代言人。(10)谘商师应与其他助人者及专业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表现高度的合作精神,尊重各人应遵循的专业伦理守则。(11)服务于机构的谘商师,对雇主可能不利于谘商师伦理责任的言行、态度,或阻碍谘商效果的措施,提高警觉。

谘商专业伦理的核心概念是一组相对的伦理元素,即当事人的权利与谘商员的责任(王智弘,2004),这也是制订谘商专业伦理守则的核心架构。谘商员有三大责任,其中之一就是谘商员的伦理责任,包括:(1)谘商员应提供合格专业服务。(2)谘商员应维护当事人的基本权益。(3)谘商员应致力于增进整体专业的公共信任(牛格正,1991;王智弘,1999)。

另外,谘商伦理守则通常反对谘商师与个案发展辅导关系以外的关系,例如和个案发展友谊、参与个案的社交活动、接受个案的赠礼与邀宴、让个案用劳务代替付费、或者辅导自己的亲友等。谘商伦理守则尤其反对谘商师与个案谈恋爱、发展男女感情、与个案有任何的性关系,或与个案合伙做生意。与个案形成多重关系、利用个案的弱点来满足谘商师的需要与欲望,是明显违背专业伦理的行为。

(三)《心理师法》订定的专业伦理守则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9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1)02003504

从远古时代开始,希腊及亚洲地区的一些哲学家便一直在思索大自然以及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1]2到了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有扩展人以外的道德共同体(moralcommunity)之议;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又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1866),美国博物学者玛什(G.p.marsh)的《人与自然》(1864)与英国医生赫克斯利(t.Huxley)的《进化与伦理学》(1893),均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某种亲和的伦理关系。[1]4

生态伦理学探讨的是如何适当关怀、重视,并履行保护自然环境之责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态伦理学才从西方哲学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发展很快。目前,决策者、律师、环保专业人士、林务官员、保育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商人、一般的公民等,所有对于人类如何使用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怀有一份伦理关怀的人,已陆续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相关作品。[1]28

一、生态伦理学的内涵

生态伦理学应当属于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一样,它最终要解决的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自然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它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2]

所以,生态伦理学也被业界称为环境伦理学,它是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系统性研究。[2]它认为,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通过道德规范而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行为,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高度重新反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以及自然中各种动植物的责任。[3]

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在生态伦理学的定义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关系说,一是义务说。当然,定义的差异只是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异,而不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对象的不同。那么不管从哪一个层面来为生态环境伦理学下定义,无论何种生态伦理学都要对以下基础性的问题予以回答。

第一,义务的对象问题。人对哪些存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与此相关的是,人对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是否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没有,理由是什么?如果有,根据又何在?适用于这个伦理领域的美好品格的标准和正确行为的原则是什么?它们与人际伦理原则有何区别?一个存在物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是什么?

第二,自然存在物的价值问题。自然存在物是否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是否拥有内在价值?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第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还要权衡人对人的义务与人对自然的义务;如果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我们应根据什么原则来化解这种冲突?

第四,解决上面这些问题的哲学上的恰如其分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历史背景必不可少。

生态伦理学就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的智力探险。只有当我们跟随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大师们一道探讨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后,我们心中的生态伦理学概念才会变得明晰起来。

德斯•查丁斯和泰勒二人是关系说的代表人物。《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是德斯•查丁斯所著的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书中他有这样的观点:“一般来说,环境伦理学是系统而全面地说明和论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学说。环境伦理学认为,人对自然界的行为是能够、而且可以用道德规范来调节的。因而,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必须要:说明这些规范是什么;说明人对何人何物负有责任;证明这些责任的合理性。”[4]

泰勒也认为:“生态伦理学关心的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支配着这些关系的伦理原则决定着我们对自然环境和栖息于其中的所有动物和植物的义务、职责和责任。”[5]

关系说看到了人对自然存在物的行为所包含着的伦理意蕴,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生态伦理学的关注对象,这揭示了生态伦理学不同于人际伦理学的一个根本差别所在”[6]。但是,关系说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它关注的重点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却是人对大自然所持的伦理态度,以及用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其次,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否认人与自然二者存在着道德关系,所以关系说不能把人类中心主义纳入生态伦理学的领域。[7]因此,这种说法很狭隘。

义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尔斯顿以及《环境伦理学:分歧与共识》一书的编者阿姆斯特朗和波兹勒。罗尔斯顿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学既不是关于资源使用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利益和代价以及它们的公正分配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危险、污染程度、权利与侵权、后代的需要以及其他问题――尽管它们在环境伦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伦理学。孤立地看,这些问题都属于那种认为环境从属于人的利益的伦理学。在这种伦理学看来,环境是工具性的和辅的,尽管它同时也是根本的必要的。只有当人们不只是提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而是提出对它的恰当的尊重和义务问题时,人们才会接近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原发型(primary)[8]1环境伦理学。”[9]1阿姆斯特朗和波兹勒也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它与价值问题有关:大自然是否具有超出其满足人的需要的明显功能之外的价值?大自然的某些部分比别的部分更有价值吗?人对大自然和自然实体负有哪些义务?”[10]

义务说揭示了生态伦理学的“规范性品格”,而且也涵盖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也承认人负有保护大自然的义务,只不过它认为这种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但是它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与人对人的义务毫无联系,似乎我们可以离开人与人的关系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6],[11]294

二、生态伦理学的特征

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但是,这不是传统伦理概念的简单扩展,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环境事务中去,也不是关于环境保护或资源使用的伦理学。[2]37它是伦理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新的伦理学。

第一,广延性特征。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伦理学探讨的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义务,而且主要是生存于同一个时代中的人之间的义务;生态环境伦理学则是把种际义务,也就是对人之外的动植物的伦理义务纳入了这一新学科的关注视野,同时使伦理学关注的范围从同一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扩大延伸到了历史纵向演变的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人际道德义务,从两个不同方向开拓扩展了伦理学的研究视野。

第二,多学科性特征。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少学科都关注的主题。绿色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科学、绿色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神学、环境美学、浪漫主义文学等学科都各自从不同的层面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独树一帜的看法。这些学科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的较为强调理性、逻辑性、客观性和规律性,有的则较为重视直觉、情感、想象、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这些学科的独特视角和科学方法都对生态伦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这些学科也把生态伦理学的某些价值取向当作自己的理论前提。生态伦理学与这些学科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许多生态伦理学著作都是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撰写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生态伦理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环境科学(包括生态学)的帮助;也只有用环境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生态伦理学才能成为一门充满大智慧的成熟的伦理学学科。[1]31

第三,多元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生态伦理学文化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多元性。从生态伦理学开始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了各种思想和看法相互碰撞交锋的一个领域。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都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各具特色、且具有一定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尽管各个流派的理论基点迥然不同,可是他们在“保护环境是人负有的义务”这一观点上并无二致,并在环境保护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功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涉及全人类的行动,而不同国家的民族存续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常常带有本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态伦理学要想被各个国家的人们认同,只有和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生态伦理学就必须以同情的态度理解这些文化、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传统,寻求到一种融合各国本民族特色的表达载体。可见,生态伦理学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的基础无疑是文化视野和理论观点二者的多元性。

第四,全人类性特征。这一特征与生态伦理学在文化表现形态上的多元性是一致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脚步的进一步发展,地球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村落。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哪类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存在的环境带来巨大且永久影响的活动,都会给别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带来或善或恶的波及;相反而言,别的国家也必须投入到生态环保的行动中来,若不如此,所有单一的孤立无援的环境保护活动,其成效将微乎其微,或者最终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效。整个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像大气的污染、河流的污染等许多污染都是全球性的,不分国家和民族的。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全球生态保护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人们一定要通力合作,达成一种生态环保普世伦理的共同认识,并把环境保护的普世伦理和本国的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寻求到一种适合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态环保办法。“生态伦理学的全人类性的另一个含义是,生态伦理不是某些人的职业伦理,而是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公共伦理。”[12]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的生存根基,每个人每天都要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的,每个人的生存都对环境构成一种压力,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费,自觉选择那些低消耗的产品,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减轻自己对环境所构成的压力。把所有人的这种减轻环境压力的努力都集合起来,地球就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因此,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的义务。[1]32

第五,观念与实践层面的革命性特征。生态伦理学的革命性,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在观念层面,生态伦理学,主要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对基础深厚、不易动摇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举起了讨伐的檄文,进而把人类道德关怀的目标从我们自身这一物种扩大到了整个大自然和自然中的动植物,即使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了尚未出生的第二三代人,而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超越了传统那种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把全人类当作环境道德所关怀的‘基本单位’”[13];此外,生态伦理学还猛烈地批评了近代以来形成的那种崇尚奢侈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绿色生活方式”。在实践层面,生态伦理学要求改变目前那种以对能源的巨大消耗为前提的经济安排。有的生态伦理学家对资本主义与环境保护是否相容提出了疑问,比如罗尔斯顿就认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力量不会自发地促进对环境这类公共善的保护,资本主义“那种一味激发人们欲望的经济模式……导致的是某种畸形的经济增长、并提高了人们对环境的消费胃口”[8]264-301。为此,生态伦理学要求建立一种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公平的分配模式,在政治领域,生态伦理学要求以完整的生物区系为基础划分行政管理的单位和政治共同体,强调全球意识和基层民主,主张以全球利益作为评判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反对军备竞赛,倡导和平;反对那些靠钻法律的空子谋取“合法利益”的损害环境的行为,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抗议那些违背环境道德的行为。[11]297-299

概而言之,生态伦理学这种崭新的学科方兴未艾,它以一种新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为理论上体现方式,对目前存在的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是简单地加以应用,而是对传统的精神资源和伦理基础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更多的是大胆创新。“它处于伦理学的前沿阵地。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大有作为的处女地。”[9]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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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护理伦理学心得篇10

>>聚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构浅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低碳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浅析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文明意识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究浅析“雷锋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消费模式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这一方面要求依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将水伦理研究与建设海洋强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相结合,创新性地拓展和深化水伦理研究。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不断深化对水的本原意义和人水关系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以贯彻落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确保水利水电开发适度、管治守则、建用有节,努力构建能支撑法律等硬约束体系健康运行的、以水生态价值为核心的伦理约束体系,保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永续发展。

事实上,资源紧缺、环境制约和生态失衡也日益突出地表现在人水关系领域。自党的十以来,日益严重的pm2.5将地方“两会”和全国“两会”紧紧笼罩,“中国式”地下水污染和公益人士制作的“癌症村”地图震惊了世界。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水关系的道德失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水和植物是pm2.5的最大克星,但很多大中城市和地方早已因盲目建设而落入缺水、干旱的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粗放型发展则不仅造成了黄河断流、“有水皆污”的环境恶果,而且这种发展的惯性力量还在日益加剧水的稀缺性以及对水生态的破坏性,使人水冲突、人水相争从微观层面向中观和宏观层面蔓延扩展。因此,日渐突出的水问题、水事件、水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集中反映,更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约束的结果。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生态文明建设都需要水伦理同行。然而,目前水伦理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论题主要集中在价值观、生态理念、哲学基础等理论领域徐少锦:《论当代中国水伦理》,见樊浩、成中英主编,《伦理研究(道德哲学卷・2006)》,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田海平:《“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及其道德亲证》,《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王建明、王爱桂:《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对水伦理的应用研究少之又少沈蓓绯、纪玲妹:《节水型社会背景下的水伦理体系建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吴齐:《水伦理在水资源保护与水权管理中的价值》,《人民长江》,2008年第18期;曹顺仙、王国聘:《全球化视阈下大坝科技的水伦理审视》,《生态经济》,2010年第10期。,对诸如水伦理与生态文明、水伦理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水伦理与建设海洋强国、水伦理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水伦理与全球生态安全等问题,几乎没有论及。鉴此,本文就水伦理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论题进行探讨。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水伦理诉求的三重境界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写入报告,到十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文明观和时代观的双重转变,标志着人们对人类文明转型和时代转变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认识的深化,更代表着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体现着13亿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和信仰的自觉与自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观,蕴含着三个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

一是生态文明的信念和理想。在世界仍处于“一球两制”的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区分姓资姓社的问题,以便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首先,当今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先发性而成为较早面对现代环境问题并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一定经验和成效的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到提出环境保护、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自然权利论、自然价值论以及环境伦理、工程生态伦理等等,这些都表明生态文明的因素确实在资本主义国家生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此拥有了让后发国家所羡慕的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不仅让国内外一部分人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还让部分人相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时,环境污染水平达到最大值,之后环境污染开始减轻。然而,21世纪不断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却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规定着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是有限的,并且这种限制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超越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这种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使环境成本外部化成为必然,而环境保护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增值的持续。因此,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只能部分而非整体性地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依靠能够自觉地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对整个生产进行社会调节和按比例协调分配社会总劳动的社会主义。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1页。其次,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及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召开,使时代的主题由“和平与发展”转向了“环境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变换,使解决环境问题和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机遇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我们不可能重蹈先发国家索取和掠夺他国资源、财富,向其他国家转移污染、转嫁危机的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路子,而只能和世界各国一道,同舟共济,积极探索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路。

二是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哲学。问题与办法、困境与出路等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去提出和解决的。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生态文明必须以人民福祉、民族未来、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为动力和目的,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引领建设、实现发展,而不以牺牲民生、牺牲他国、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权益为代价。因此,统筹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论与自然价值论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这是内在地由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过程,也应该是确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努力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体系的过程。只有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才能引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三是伦理道德关系的转型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决定着伦理道德关系的转型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是把生态文明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空间布局的优化、自然面貌的变换等都蕴含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化。传统的道德关系、思维方式将不得不改变。因为“人们自觉地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同样,“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实践活动既改变着时代,也改变着自然、改变着人和社会,改变着彼此形成的各种关系以及人的思维和内心世界。所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科技和道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进共荣,以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上述哲学、伦理学问题,要求当代水伦理注重三个层面的人水关系,追求三重伦理境界:

首先,对于原生自然之水,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总原则下,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节约每一滴水,珍爱每一个水体健康生命,给自然水体更多修复空间,确保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第二,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之水,既要确保当代人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要有代际伦理情怀,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既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又要积极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第三,对于理想和信念之水,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坚守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把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相结合,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相统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这三重伦理境界反映到处理人水关系的目标、原则和要求上,则包含以下内容:(1)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严控水资源开发强度,适度调整水利水电的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涉水产业的结构空间布局,杜绝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建设,使生产、生活和生态能全面协调发展;(3)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按照节能、降耗、增效的原则,合理利用和开发水资源;以“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4)加大水生态系统和水环境的保护力度。在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的同时,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5)加强水资源管理制度、水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强水环境监管,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水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6)通过加强水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水意识、水环保意识、水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水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7)行于当地,胸怀全球。在一球两制的国际舞台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共“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简言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内在地要求建立相应的水伦理体系,这种水伦理体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贯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突破工业文明和绿色资本主义的惯性思维,在采用统筹协调的生态整体论和进化价值论的同时,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重视多形态水伦理的融通和水伦理体系的建构,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

二、多形态融通共进的水伦理

要有效和成功地回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水伦理诉求,深化和整合融通当前多形态的水伦理研究势在必行。目前,国际水伦理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适应性不高。国外水伦理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于全球水伦理和水资源管理中的水伦理。代表人物有(美)桑德拉・博斯代尔(Sandrapostel)Sandrapostel,BrianRichter.RiversforLife:managingwaterForpeopleandnature,islandpress,2003.、(英)费克利・哈桑、(美)艾兰(allan.S.)、(美)彼得・布朗(peterG.Brown)peterG.Brown,JeremyJ.Schmidt.waterethics:FoundationalReadingsforStudentsandprofessionals,islandpress,2010.、(西班牙)雷蒙・拉马斯(m.RamonLlamas)m.RamonLlamas,L.martinezCortina,aditimukherji.waterethics,taylor&Francispress,2009.等。研究内容涵盖全球“水伦理”的理论、“水伦理”的核心、水资源的分配正义、水权与基本人权的关系、水资源神圣和相关价值观等方面。大部分学者将水问题大致归因于多种非均衡性的结果,认为通过加强水资源管理中的水伦理研究和应用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人水矛盾。这一点在2012年笔者与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和美国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的交流中得到证实。他们认为,通过公平公正等水伦理原则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和水资源布局的合理调整,自己所在国家的人水矛盾已基本解决,因而研究水伦理的学者也就寥寥无几。

与此相反,日益严重的缺水、断流和污染却使得我国的水伦理研究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一方面,沙漠化、石漠化不断加剧,地下水超采和污染有令不止,环境局长被悬赏下河“游泳”,异常大气环流导致强对流天气直至冰雹砸死百姓、威胁民生。另一方面,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任重道远。国内水伦理研究也正是顺应了这种环境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逐渐产生的。

国内水伦理研究从本世纪初兴起以来,在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超越传统伦理或水资源管理伦理研究的樊篱,转向了维护水体健康生命的水伦理,开创了水伦理、河流伦理、海洋伦理等多形态并进的局面。

河流伦理的研究起步于世纪之交。2003年张真宇、胡述范在《中国水利》报发表了《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一文,正式提出了“河流伦理”概念。张真宇、胡述范:《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中国水利》,2003年第4期(B刊)。此后,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领导组织下,由侯全亮、李肖强、余谋昌、吴国盛、雷毅、叶平、葛剑雄、乔清举、蔡守秋等组成的专家团队,围绕河流伦理、河流生命、河流的文化生命、河流健康生命、河流的价值、河流伦理的自然观基础、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黄河与河流文明等论题,进行了系统而富有协同创新意义的研究,在编写出版河流伦理丛书的同时,借助报纸、期刊等媒体发表了约40余篇学术论文,举办了河流伦理学术研讨会。2009年前后,又围绕“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出版了《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一书。侯全亮主编:《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河流伦理以其研究对象的典型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而成为国内水伦理研究的典范。

水伦理研究则以2004年徐少锦、叶平等在国内媒体上发表的理论著述为标志。徐少锦:《论当代中国水伦理》,见《首届国际道德哲学会议论文集》,2004年。近年来,主要论及了水伦理的内涵、水伦理的主体论、价值论以及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等。王建明、杨志考:《当代水伦理价值观反思》,《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侯起秀:《水伦理学概论》,。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义的价值哲学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水伦理的内在价值论,从道德形态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精神形态的水伦理、应用形态的水伦理、扩展形态的水伦理田海平:《“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等多形态水伦理的意义,主张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关系结构的交往实践论作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等。水伦理研究具有渐进式的特征,如若细水长流。局限是论题分散,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成果形式单一。

海洋伦理是伴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蓝色国土”的价值凸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与海洋权益竞争而兴起的。2006年邱文以《海洋新伦理――跨世代的环境正义》为题,首次提出了“海洋伦理”的概念邱文彦:《海洋新伦理――跨世代的环境正义》,《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6年第37期。,阐明了在海洋利用和开发中具有共性并值得深入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即海洋开发利用的“永续性”问题与“跨世代的环境正义”问题,但对“海洋伦理”的内涵、本质和意义等并未做深入研究。2007年至2012年,王刚、吕建华、吴失等相继开始了海洋伦理研究,提出了构建海洋伦理体系,创建海洋伦理学等主张,为水伦理向海洋伦理的拓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研究力量的薄弱,海洋伦理的学术成果目前仅为一部专著和六七篇期刊论文。

纵观近10年来的水伦理研究,河流伦理、水伦理和海洋伦理三种形态并进的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其研究成果为水伦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也为确立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观、水利观创造了条件。然而,三个研究域彼此独而不统,不互视、不合作、不交流的状态,使水伦理的研究缺失提升和发展的活力,无法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既好又快地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需要。

其实,水伦理、河流伦理、海洋伦理都是涉“水”伦理,在自然界中,水、河流和海洋本就相通相连。孤立的研究有悖于水情、水理,也有背于研究方法的整体论和协同进化论。从河流、海洋到水圈,无论是从生态系统的小尺度或是大尺度来看,它们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同时,水问题和水危机的复合性、关联性也要求水伦理在回应挑战时能多形态融通共进。例如,pm2.5与“中国式”地下水问题的治理,海洋环境权益的维护和责任的履行等等,都有赖于水伦理的体系化和整体化发展。因此,通过建立合作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促进多形态水伦理的融通互视,是提升水伦理研究的有效途径。当然,为推动水伦理的整合融通和与时俱进,找到促使水伦理研究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高度契合的适当路径,水伦理原则的确立和范式转换又是首当其冲的。

三、水伦理的主要原则和范式转换

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水伦理是基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伦理,是主张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水伦理,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水伦理。它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与遵循社会的辩证统一,承认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追求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和”、“双解”。即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03页。

由此,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结构和动力结构应该是“双核四驱型”而非“单核四驱型”的。即其价值论核心应该由自然价值论和以人为本价值论共同构成,而非只是自然价值论黄承梁、余谋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第24页。;其驱动力则原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需要。只有坚持这种价值论才可能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因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显然,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的,也是人本主义的,是两者的真正统一。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水伦理必须坚持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决定的。鉴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水伦理应该倡导以下原则:

(1)珍惜每一滴水,爱护每一个水体生命,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饮水权。这是水伦理的核心原则和最高原则。

(2)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确保人水复合生态系统的协同共生。保证水体生命健康,保护水体生命共同体的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确立水域社会生态基础的可持续。反对损害水生态系统和水域社会系统的行为,反对掠夺性开发利用,反对污染和伤害水体生命,反对涉水的损人利己行为。这是禁止性原则。

(3)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严控水资源开发强度,保护和促进水生态系统的发展。在遵循水体生态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依靠科技创新,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制在水体生态承载力的限度内。以“3R”原则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这是发展性原则。

(4)坚持公平公正原则,这是水作为关乎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共同财富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人民的生活安康。满足所有人对水的基本需要这是人人具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们应该在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干净用水的前提下,公平和有效地处理各种水资源问题,逐步建构并遵循用水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形成与生态文明要求相符合的伦理行为和实践。

(5)坚持采补平衡和有偿、赔偿、补偿的底线原则。采补平衡是尊重水、爱护水、保护水,维护正常的水循环,实现可持续用水应该遵循的原则。如果采补失衡,严重突破水资源的临界水平,水体就会像黄河一样干涸、断流,像咸海那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发引用就面临消失。在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建设中,按照有偿、补偿、赔偿原则,建设反映水资源供求状况、稀缺程度、生态价值和代际权益的相关制度,筑牢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底线。

(6)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问题,同时,协调处理好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海洋环境问题。

如果说13亿人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那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种发展的叠加效应,使伦理道德的转型面临空前挑战。因此,面对持续的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等必然带来的水资源紧缺、水环境破坏和水生态危机,水伦理研究范式转换可能显得更为急迫。

近10年来,水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一个独立和完整的学科还远没有形成。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学术资源的稀缺和研究力量的分散导致学术研究缺乏系统而整体地推进的基础与条件;(2)除了河流伦理外,规范性研究和深入社会、基于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稀少;(3)研究范围狭窄,除了黄河流域外,对其他流域和水系的水伦理研究以及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水危机、水冲突的现实等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即使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河流伦理研讨会和黄河国际论坛,全国其他流域的水伦理问题也没受到太多关注。因此,如何整合学术资源,全面而深入地推进河流伦理、水伦理、海洋伦理的协同发展,这不仅有赖于学科学理性的研究和建构,也依仗于范式的确立和方法论的创新。

研究范式影响着研究基本问题的角度、出发点、途径以及结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研究范式的选择和转变将极大地推动学科基本问题的解决乃至整个学科面貌的根本改变。当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和今天人水关系问题的复合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则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决定性。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经济社会的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断水问题;另一方面,人为的污染仍在加剧,三分之二的水资源遭到污染,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式”地下水直排也没有得到有效制止,经济社会发达的“东方之珠”――上海仍会出现死猪漂流于水源地的现象。这既充分反映出当前水伦理研究对基本问题解决的失效、失灵,又充分表明了深化多形态水伦理研究、积极推进范式转换的必要和紧迫。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范式转变的研究为环境伦理、水伦理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可能。如叶平叶平:《河流生命论》,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樊和平樊和平:《范式、方法及辩证转换――道德哲学笔谈》,《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曾建平曾建平:《生态伦理: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宣兆凯宣兆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范式整合》,《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等。然而,正如王雨辰教授撰文所言:“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都没有摆脱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话语系统和研究范式,研究结论仍停留于认同某种类型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基本理念,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取向”王雨辰:《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的转换:从西方化到中国化》,《中南财经政治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呼吁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从西方化向中国化的转换。其实,水伦理研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新范式的确立必须在借鉴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否则,人水冲突会摧毁美丽的“中国梦”。

“问题”是研究活动的出发点,水伦理要在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有效的功能,并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科,也“只能从问题开始”波普尔:《科学知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184页。。水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水关系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问题。问题的复合性、交互性和时间转换性要求其在基本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侧重点、结论、理论及方法论取向。为了加强水伦理的应用性和有效性,既要深化其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系统性研究,又要适度强化其元伦理、规范伦理的研究;既要突破传统伦理思维,又要在“改变共识”与寻求共识之间把握平衡;既要重视社会整体的水伦理诉求又不能忽视个体性的伦理追求;既要坚持进化的价值论,又不能忽视价值进化中的多元性。简言之,在范式转换中要避免因范式对立而忽视范式优势互补。

因此,在范式整合的基础上,以优势互补为原则,建构一种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生态整体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化价值论,使不同的主体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突破工业文明时代的惯性思维,转而“承认”并接受一定的、新的价值共识与伦理原则,进而确立调整彼此关系的认识和行为,推动从根本上消解个体、社团、政府、国家乃至全球等多重层面的人水矛盾以及价值、伦理冲突的水伦理体系的形成,树立自然价值论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相统一的价值理念。因为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树立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其他形态的生态文明所不一样的目标,即既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又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主张朝着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道的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方向推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唯物辩证法也是发展、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它与生态整体论和进化价值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可以彼此吸纳、兼容和共进的。我们也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坚持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论才能真正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中心主义的纠缠,进而在解决人水关系问题中把握应有的价值平衡,支撑中国式水伦理的创建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