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内涵篇1
关键词:基本原则;重构;民商合一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中最基本的规则设置，也体现着整部民法的价值取向。纵观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既有推出成文商法典的先例，也有将商法编入民法典的实践①，这些成熟的立法范例沿袭至今几经历史锤炼。我国以民商合一为主流观点。因此，民法典的编纂与颁布，势必将影响着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细节。以民法典的编纂为着眼点，探讨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具现实意义。
一、现行民法基本原则落后于时代
(一)现行民法基本原则内涵上的滞后性
滞后性是绝大多数法律都难以避免的缺陷，我国现行的民法基本原则可见于民法通则的第三条至第七条。②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法制建设背景都十分单薄。21世纪以后，商事活动空前活跃，在缺乏相关法律条文指引的情形下，民法基本原则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民法基本原则对于商事活动的功能和作用具有相当严重的滞后性。
(二)现行民法基本原则的私法性特点受限
民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在调整对象与具体规范上应具有突出的私法性。然而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对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表述则充斥着国家意志与政策色彩。鉴于国家政策的时局性与可变性特征，并不能提供法律原则所需的持久性和稳定性③，因此，将其写入民法基本原则条文无疑是与法理相悖的，可谓是国家意志对私法立法的强行干预，使得该条文前后段突兀而对立。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
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本文仅以诚实信用原则为视角，探讨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
(一)民法典基本原则重构的方向
目前我国对于是否在民法典中实现民商合一仍未有统一说法。民法典是私法中的基本法，其权利义务调整范围应当及于所有的平等主体之间。至少在民法典的民法总则部分，应当支持适用于商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国既然采民商合一为通说，从重构民法基本原则入手，普遍适用于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对商事特别法发挥指引和统领作用。总而言之，在民法典总则中实现民商合一可以为改善司法实务工作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是为最佳选择。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局限性
如上所述，目前民法基本原则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内涵上的滞后与私法特点上的受限，诚实信用原则也不例外。诚实信用原则一向被视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其法条依据是民法通则的第四条。诚实信用同时也是商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因此在讨论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中的民商合一时，诚实信用原则拥有巨大的立法价值。综合来说，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通则中界定的内涵范畴确实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从重构的角度来观察，这也是不得不谈的缺陷所在:首先，诚实信用原则内涵上的滞后性产生与立法条文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立法尚未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概念和适用空间有明确的定义。对一个亟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立法与经济交融发展的成文法国家而言，这种现象体现出非常严重的立法滞后性。除此以外，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私法原则的特性需要得到发扬。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不但是民法中被一再强调的“帝王条款”，也是普遍认同的统领各私法部门的“帝王条款”。然而回归到立法本身，民法通则所赋予的内涵并未能为其发挥统领作用提供充分的立法依据。把握民法典制订这一历史机遇，在立法中为诚实信用原则注入更丰富的内涵，使其私法特性更加突出。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完善
民法典的内涵篇2
民法典是由“概念—规则—原则”三要素组成的体系[104].如何设计民法典中的概念、规则与原则是处理民法典与私法发展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民法典制定中，规则的权利与义务是明确与具体的，为了保持民法典的适用的可预见性与可操作性，任何法律都应该以法律规则为主要组成部分，民法典也不例外。由于民法典私法的本质属性，在民法典中，民法规则主要表现为授权性规则及权利与义务复合性规则，这在立法与实践中争议不大。本文仅对法律概念及法律原则加以分析。
（一）民法典的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105]尽管法律概念必须“精确、规范、统一。”[106]拉伦茨先生也如是说，“如果立法者想形成一个概念，借以描述一种案件事实的特征时，应尽量精确，其确定的方式并应达到下列要求：在个别案件中，不须回溯到评价性的观点，径以涵摄的方式即可确认案件事实的存在。”[107]但法律概念具有确定的法律概念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之分[108].确定的法律概念已经相约成俗的涵盖所描述对象的一切有意义的特征，因而定义清楚、内涵外延比较固定，在适用时可仅依单纯的逻辑推理进行操作。而不确定概念由于内涵外延不确定，只有针对具体案件经过法官的价值补充来予以明确。但法律概念“不是设计出来描写事实”，其本质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的行为，而不在于描写其所存在之社会，”[109]所以，法律“概念化”只是一种规范手段，其本身均是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价值载体，如黄茂荣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法律概念具有“承认、共识及储藏价值”[110].何况，由于语言、立法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绝对概念清晰的目标总是很难实现。“即使假设最优秀的具有最好倾向的立法学家，为拿破仑民法典的编纂者所追求的概念的清晰的目标也很难达到。”[111]所以，确定性概念在法律概念中是少之又少的。一旦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法律对社会的调整相应的应予以改变，即使是确定的法律概念其内涵也将发生改变。如配偶概念，在我国承认事实婚姻之前，配偶不仅仅是指经过法定的登记机关登记的男女双方组成的生活共同体，而且尚包括虽然没有经过登记，在一起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的共同生活的男女。但在我国立法不承认事实婚姻以后，配偶的含义仅指前者，而后者乃为法律上所称呼的“非法同居关系”。而在解放以前，配偶尚包括“妾”之类的群体。故，在民法典中，除了那些通过对抽象概念进行量化的具体的时间、期限及数量等予以细化的规定外，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不确定概念，但是立法规定了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为确定概念，可以说民法典的法律概念基本上都是不确定概念。
笔者认为，法律概念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法律概念是建立规则、原则的基础，是组成的民法典整个规范体系的细胞。民法典不是描述性的规范，仅仅描述并不能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进行规范，民法典的法律规范是对规范的具体事物加以抽象、概括的结果。在规范的众多事物中，民法典对其抽象出若干要素，经过总结与加工，形成了法律中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法律的规则与原则，也从而建立了民法典的体系。民法的规则与原则也是通过法律概念的载体来发生作用的。特别是法律原则，由于其内容的不确定性，为摆脱司法的肆意，其必须凭借概念的途径来发生作用，离开了概念，法律规则与原则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也不能很好对民事生活进行规范。由此，我们可以说，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概念组成的体系，不过，在概念法学看来，民法典这个概念体系是逻辑自足、完整无缺的，所有的民事案件只要通过单纯涵摄方式，均可以通过概念的逻辑演绎来达到规范的目的。但概念法学的这种观点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其错误之处不在于民法典概念体系本身，是在于把民法典规范民事生活的概念当成了规范的目的，同时其过于夸大了人的理性的作用。
第二，通过自身内涵的演变，使民法典保持与时俱进的功能。法律概念制定于过去，适用于现在，并为将来准备，如果困守于立法者制定时的意思，则难免使民法典在千变万化的民事生活面前陷于僵化的境地。不过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法律概念本身具有自我演变自我发展的能力，这种自我演变自我发展是随着民法典所要实现的调整目的不同而有异。“没有一个法律概念，在教条上是完全不变的，并且在功能上也因而一直可以公式化地应用于所有之法律事物”[112].在实际上，“一个法律社会所肯定之价值随‘时空’而转移，以及一个概念之形成或法律规定之制定的过程中，常常不能预见可能受其适用之对象和适用之结果，将法律概念取向于功能、价值予以相对化，予以演进的必要一直存在着。”[113]法律概念具有了自我演进的功能，是通过法官的司法来完成的。由于概念的内容不确定性，如诚实信用、权利不得滥用、契约自由、重大过失等，法官可以根据不同时代经济与社会伦理的变迁的需要，对概念作出具有合乎时代要求的解释。
第三，衡平的功能。由于大部分法律概念往往是不确定的，其本身负载着某种价值，法律概念的实现需要经过某种价值评价来予以补充。正因为如此，在个案中，法律概念的含义的实现具有某种衡平作用。如主物与从物，何谓主物与何谓从物，虽然在理论中对其区分还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复杂的社会生活事实个案中，对其区分还是困难的，我们只有在经过某种价值取舍以后，才能很好的区分开来。
为了保持民法典的开放性，使民法典在千变万化的民事生活面前仍具有广泛的适应力，就应该很好的发挥法律概念的功能。著名学者温德沙伊德所说“法的发展可以通过结构学的方式实现，即通过概念的发展并从概念中得到的推论而发展。”[114]这也是概念法学的观点，概念法学认为，民法典是一个自身封闭的逻辑自足体系，即使民法典有法律漏洞的存在，但是只要经过纯概念的操作，求助于更抽象的，更高一层的概念，并据此作成裁判，通过演绎的体系来补充法律漏洞。但是，这种体系的演绎中，已经不仅仅是纯概念的操作，而带有某种价值评价的痕迹。实践也证明，单纯通过概念的涵摄方式并不能实现法律所要调整的目的，通过纯粹概念的三段论的逻辑演绎就能够对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进行规制的法典万能的概念法学派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因为，法律概念的要素往往是多变、不能确定的，“概念性的要素经常不能涵盖——依法律的目的——应包含的全部案件，或者相反地将不应包含的案件涵括进来。”[115]另外，也正如自由法学批判概念法学的那样，“法律不可能尽善尽美，其意义晦涩者有之，有待法官阐释；条文漏洞者有之，有待法官的补充；情况变更者有之，有待法官为渐进的解释（不改变法律文字，渐改变其意义），凡此法官莫不需凭其智慧，为利益之衡量或价值判断”[116]正如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适用的形式为逻辑的三段论法（Syllogismus），其实质则为评价（wertung），即对其前提（包括法律规范案例事实）为必要的判断，”“评价乃个人的行为，兼含认识与意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难期有定于一尊的权威或真理，终究须以个人的认知为判断的准据。”[117]无疑，这种很贴切描述了涵摄的本质。
概念法学建立概念体系不是概念法学本身的错误，民法典是若干概念、规则与原则组成的体系，概念是民法典规范体系组成的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概念法学为概念而概念，忽略了概念本身仅仅为调整社会生活的一个手段，而把概念当作了规范社会生活的目的，当然错误了。那么，如何对法律概念进行设计就是民法典制定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法律概念要具有某种适应性，保持民法典的安定性，法律概念必须精确、规范与同一；民法典要保持开放性，要在多变的民事生活保持其适应性，其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概念应有的功能。
笔者认为，对法律概念的规定，应该根据民法典调整的民事生活以及民法典本身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分配。
第一，为了实现对某种广泛调整的社会生活实现法律调整所具有的价值导向，法律应该对此一般进行“类型”的概括规定。[118]事实上，类型式概念或不确定概念在本质上是与狭义概念相冲突的。根据狭义概念的标准，概念的法律事实已经被穷尽的胪列。从而系争法律事实具备狭义概念的法律要素，仅只要通过涵摄方法，通过纯三段论逻辑的演绎操作，系争法律事实的内容即可确定。但不确定概念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程度的内容模糊性，其不能涵盖描述事物的全部特征，故不确定概念的适用不能单纯的通过涵摄方法，更多的是采用价值比较、利益衡量等分析法学的方法，从而对系争法律事实进行裁定。
不确定概念具有了法律对概念所要实现的功能，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要素。“通过类型（亦称类型式概念）的使用虽不能逻辑的控制推论结果，但由于类型观察法已忠实地承认人们对其所欲处理对象之了解的不完全性，因此在立场上便不会涉及强不知以为知的虚假假定，因而可以开放地随着知识经验的累积或甚至随着所欲处理对象之变迁而演进，从而具有处理千变万化之法律现象所需要的规范弹性。或谓这种弹性将减低法的安定性；但它却提高了法律对事实之真正的适应性。”[119]黄茂荣先生在此深刻的阐述了不确定概念的功能以及属性。“人类并不是为规范而规范，规范本身并非人类追求的目标，而是利用规范追求公平正义，因此必须予以价值补充，始克实现此项伦理的要求。”[120]事实上，正是不确定概念，如不当得利、重大误解、过错、不可抗力等，才使法律（这里指民法典）在多变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也才能使法具有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无它，法律将变得一潭死水，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面前屡屡碰壁，法的制定与适用的成本将巨大，法将不能成为法。也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此等不确定概念及概括条款的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运用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并引进变迁中的社会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121]
使用不确定概念具有一定弊端，因为其不如狭义概念一样已经涵盖了所指称的内容的全部特征，所以也就不如狭义概念那样具有很好的预见性，不确定概念的弹性将会降低法的安定性。但，这种牺牲是合理的。由于“类型观察法已忠实地承认人们对其所欲处理对象之了解的不完全性，因此在立场上便不会涉及强不知以为知的虚张假定，因而可以开放地随着知识经验的累积或甚至随着所拟处理对象之变迁而演进，从而具有处理千变万化之法律现象所需要的规范弹性。或谓这种弹性将减低法的安定性；但它却提高了法律对事实之真正的适应性。至于概念所提供之绝对的法之安定性却常常必须以‘恶法亦法’为代价牺牲真正的公平。”[122]特别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不确定概念保持民法典的用的稳定性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第二，法律对民法典本身立法技术需要，需要明确概念的具体要素，对概念进行定义性的规定，不过，民法典应该对这种定义性的规定保持适度警惕。因为，其一，定义具有一定优点，如学者所说，定义“在同一个时间范围内，它可以使指导我们如何用词的潜在规则得以明确，并可以使我们用该词所表示的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并可以使我们用该词所表示的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得以显现。”[123]不过，“这种定义性形式并不总是有效的，在它有效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说明问题，它赖以成功的那些条件往往是无法满足的，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应当有一个比定义更广泛的族或属，……对法律来说，正是这个要求使此种定义形式变得无用了，因为这里不存在既通俗易懂又能把法律包括进去的一般性范畴”[124]，其二，由于规范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可变性，作出定义性的描述很困难。即使立法者穷尽法律概念的要素，由于法律概念本身的复杂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对概念的完整规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没有穷尽法律概念的所有要素之后或者对法律概念的要素认识不清，而贸然的对法律概念的内容加以规定，其造成的恶劣作用，将会比没有法律概念造成的恶果更大。“定义是一种冒险”[125]卡多佐先生如是说。在德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立法者也存在诸如“做出令人十分满意的定义很困难”，人们必须放弃“只制定永远不会引起争议和怀疑的法律规范”的看法。esser认为，“不仅在法律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应能够取向于通过概念所要达到的目的，慎选标准，以取舍该法律概念所拟描述之对象的‘特征’（diemerkmale），并且在适用阶段，应容许经由检证该概念之体系逻辑的适用结果与体系之正确性标准（价值）是否相符，加以弹性的控制（相对化）”[126]黄茂荣先生据此甚至认为，法律的适用不能拘束于民法典定义的规定，而应该考虑到现实生活的需要。“惟定义性的规定，就其所欲定义的对象之描写，并不是一直是详尽的，因此这些定义所描述的用语之解释或甚至补充的必要，并不因定义性的规定之存在而被排除。特别是在考虑到现代生活激烈的演进情形下，人们应该避免这种定义性的规定之教条性的约束。”[127]但这种离开法典谈法的适用的见解多少具有可批判性，也是我们司法不足取的。其三，法律语言不同一般生活的日常用语，如拉伦兹先生指出的，法学语言中的规范用语，其含义比日常语言精确与具体，然而，其含义“并非借定义产生，毋宁取决于在法的规范性范畴之意义脉络中，它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借此而确定的‘语言游戏’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它与同一范畴中的其他——或补充它，或与它对立的——语言之关联意义如何。”[128]如果过多的进行定义性的规定，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概念的准确性功能。
然而，在我国立法，对法律概念的定义在立法中的作用与危险缺少必要认识，在很多情况下，概念的定义性规定为立法者看好，如规定法律行为时：“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法通则》第54条）然后在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129]对法人的规定也如此，“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民法通则》第36条）该法第37条规定了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130]这种定义性规定在我国民事立法中随处可见，在《民法通则》规定的156条中，就有诸如公民、合伙、法人、法律行为、、委托、财产所有权、按份共有，共同共有、债等10余处定义。这种定义性的立法方式，在各国民法典中是罕见的，这种定义性的立法，具有以下弊端：
第一，这些概念定义性的做法，混淆了立法与法学的区分，大量浪费了立法资源，同时也造成了立法的非科学性。本来，这些概念性的定义是属于法学的，但却在民事法律的立法中予以体现了。何况，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都是必要的，如法律行为的概念、法人的概念，只要是法律的普及，这些概念的含义人们自然就会知道。况且，由于本来有些概念在法学研究中有争议，其内涵与外延并没有达成一致看法，如所有权概念，在法学理论尚没有达成共识前，猛然的规定在法律之中，无疑增加了法律制定的非科学性，而这些概念完全可以留给实践与法学去解决。再者，即使内涵与外延清楚的概念，并不一定要规定在法律当中，因这些概念还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内涵与外延发生演变。但是我国对这些含义清楚或不清楚的概念，如法律行为、法人、财产所有权，公民等，都在法律中进行定义式的规定。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其本意是使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清晰，保护权利争议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其效果却很难实现。因为，由于概念本身的内涵外延不清楚，又怎么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呢？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司法》规定的“法人财产权”的概念。
第二，这些概念性的定义有些规定混乱甚至错误，不利于私法体系的建立。《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概念及应该具备的条件，规定了合伙的概念，就限制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等市场主体的建立。由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即使现实生活有建立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及有限合伙的存在必要，由于这些内容明显违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失去其存在的法律基础。即使立法者根据实践需要制定了规制这些主体的特别法律，使这些主体具有存在的合法基础，但是，这些法律是与《民法通则》的规定是相违背的，如果要使这些法律能够得以存在，那么，《民法通则》的对法人的定义必须予以修改。但是，一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突然的予以更改无疑会导致人们对法律认识的混乱，其更改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第三，这种概念定义性的做法，不能适应未来生活的需要，不具有法律适用的扩张性，对广泛的民事生活的适应力差。正如上文所说的，法律概念是法律对社会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因而赋有调整生活的价值，由于调整客体的社会情势的改变，法律对规范社会生活的内容的价值取向也应该发生变化，相应的，法律概念的价值也要发生改变，所以，尽管社会生活发生改变，法律概念没有变化也能够对其进行调整。但对概念进行定义式的立法已经把法律概念的具体内涵与外延设定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如果其内涵发生改变，就不得不对其进行修改。由于法典是一个交错复杂的体系，基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效应”的强大影响下，这种改变将变得非常困难，更改的成本也将巨大。
值得反思的是，《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是在我国民事法学刚刚兴起的时候颁布的，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法学尚未发展的当时，这种立法是必要的，有利于民法规范在实践中的很好运用。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民法通则》只是一部单行法，尽管其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这种规定的弊端尚不如民法典规定的负面影响大。《民法通则》的这种规定的缺陷的补救可以通过众多单行法律的制定来加以进行。而我国立法恰恰是在“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立法的。即使如此，这种立法的弊端也深深的影响了我国立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备，是我国立法难以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民事合伙的主体性地位在我国现行立法的框架下就很难确立。而这种对概念进行定义式的立法一旦规定在法典中，其危害更大。因民法典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体系，一旦社会生活的情势发生改变，这些定义就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进行修改，由于体系的限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大大降低与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其损害与负面影响无论怎样夸张也不为过。值得遗憾的是，《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原封不动的搬入到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民法典草案中。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其险的立法，如果要制定一部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的民法典，这种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性的蹩脚立法亟待改正。
记得《瑞士民法典》的起草者欧根？胡贝尔在论及物权行为时，对民法典中是否规定物权行为一直讳莫如深，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案子，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不同的利害关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千差万别，因此，法律固定于某个立场的作法是不太妥当的。[131]与我国立法者的大胆、勇敢、过分清晰立场相比，欧根？胡贝尔的立场是小心的，但却是睿智的。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民法典中对概念进行定义应该慎之又慎，因为，这种概念定义性的做法所带来的弊远大于其带来的利，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该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因为，随着法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不断进步，人们会逐渐理解并明确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法律概念的内容也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笔者认为，在民法典立法中，一方面，法典不可避免的要对一些法律概念进行规定，首先要明白的是这些概念首先应该是“中性”的概念，这种概念规定的内容应该明确、具体。如果法律概念的内容有争议，或者范围鉴定不清楚，应该不予以规定，留给法学与实践的发展去解决。留给法学与实践去解决，这是一种对概念不能明晰的一种非常科学的解决方法，法学概念只有在随着法学的发展，在时间中得到求证。离开了实践，任何主观臆想与主观臆断并不能还原概念本来之含义。
（二）法律原则
所谓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132]法律原则不预先确定具体的确定的法律事态与法律后果。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原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它不仅能够指导和协调全部民事关系和某一领域的法律调整机制，也是制定法律规则，进行司法推理或选择法律行为时所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新奇案件，法律原则能够充分的实现利益衡量的功能。由此可知，法律原则在民法典中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协调功能。民法典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该体系的建立的组成的所有制度、规则并不总是在所有的情形下都是功能互补的，其实，在很大情形下，各种制度、规则是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如表见制度的存在就与一般制度存在价值矛盾、利益冲突。表见制度主要是保护产生信赖的第三人的利益、实现交易动态利益的调整。而一般主要是维护被人的利益保护，实现静的利益的保护。与此同理，善意取得、时效取得、消灭时效制度与一般财产权取得制度是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那么，是什么把这些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具体制度与规则统一在一个民法典体系中，并且非常协调有序的发挥制度调整功能呢？笔者认为，正是法律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如上例的表见制度与一般制度也正是信赖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相互协调发挥作用的表现。离开了相关原则的指导，各种制度与规则并不能建立一个有机的体系，也不能很好的发挥功能。
民法典的内涵篇3
「关键词种族，宪法，民族，种族主义
一、引入
本文欲对诸国宪法文本中“种族”一词的涵义进行探析，其实质为对宪法规范的学理解释，其必将面对法律/宪法解释所不可避免的一根本难题：即由于语词自身的弹性、不确定性甚至开放性、流动性，主观的解释者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文本中该语词涵义的客观性？体现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便可以追问，非权力机关的笔者在非宪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下进行个人化的探析试图将弹性的语词固定化，其行为本身具备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吗？亦或只是对语词进行了一番逻辑的重演，虽然永远为真值命题，却未传达任何信息[1]？
笔者认为，日常语言中，“种族”一词的混用折射于法律化的宪法语言中，其所进一步造成的语言、思维乃至规则的混乱早已超出了法律规范用语的合理弹性承受度，失却了法律语言自身特有的确定性、明晰性特质。因此，笔者固然不能解决上述法律解释中的悖论性难题，但尝试着将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尽量明晰化、确定化，以增强其语言的规范性、法律性。我想，此不失为该文的意义之所在吧。
二、“种族”自身的涵义
作为以中文思考、中文写作的国人（包括笔者），谈到“种族”二字必将受到中文视域的影响与限制，然而追溯该词在中文世界的衍变，会很快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字/文化并无此词，其乃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的名词创设。因此，探寻“种族”的涵义需寻找其在西方历史的与逻辑的根，并了解其是何以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涵义的丰富性、流动性乃至成就今日之局面。
（一）种族的起源-种族的原初涵义
让我们首先借助人类学家的视野来追溯种族的起源吧。
人类学家主张现世的人类都属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智人种，人类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即距今380万年前东非地区的早期猿人。随着群体的增多，迁徙出现。祖先们分别南下、北上、西迁至非洲、亚洲、欧洲三大地区，经过几万年至几十万年的迁徙、分离，便出现了欧亚非三大地域群体。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共同发源于东非地区的人类祖先逐渐在体质形态与遗传基因上发生了分异，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种族（人类同很多动物种类一样属于多态性物种，即基因内具有一种丰富的、能在将来几代中组成新特征的潜力。文化的变迁、药物、牛排、甚至睡眠不足都可能使一个种群在相当少的几代内就产生出一些独特的后天行为特征。因此当多态性物种分成为地理上分散的种群时，面对不同的地理特征与选择压力，其许多遗传上的潜在差异便在不同地理环境内不平衡的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种族”概念起源于人类学的学科研究，由此决定其相应的原初意义即为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它可指白/黑/黄三大人种，也可指三大人种之下的次一级人种。人类学家通常将全球的种族划分为以下三类：
体质特征
肤色
发型
鼻梁
嘴唇
体毛
典型代表
比例
白色人种
浅红
波状
高窄
薄
多
北欧人
55％
黄种人种
黄综
直状
中
中
中
蒙古人
37％
黑色人种
褐黑
曲状
低宽
厚
少
尼罗各人
8％
同时人类学家根据种族内部地区间人体的相对差别，又划分出若干次一级人种，构成三大人种群，即白色人种群之下又分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三个人种；黄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蒙古人、印弟安人、爱斯基摩人；黑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尼罗各人、美拉尼西亚人、达维人。此皆可称之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2]
在此需注意，上述种族的划分，其只是关于种群常共有的某些体质特征的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而已。这些可见的体质特征并非从种族到种族的突变，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内，几乎无间断地、从非洲到挪威的渐变，因此我们找不到所谓“纯种”的例子。很多人类学家都承认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涵义，既不明确又没什么具体用处。
（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种族的引申涵义
历史的指针指向了16世纪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人怀着淘金梦到处寻求和掠夺海外土地，他们开始见识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有别种体质特征的人类。于是，“种族”概念便很快脱离人类学的象牙塔，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种族主义”的面目为寻常百姓所知晓、所信奉。什么是种族主义呢？其是殖民地时期白种人为了统治奴役黑种人、黄种人而杜撰的种族歧视理论，其声称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智力、道德的发展能力上是不相等的，种族差异决定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3]因此，优秀的白色人种侵占劣等有色人种的土地、统治奴役有色人种是上帝的合理安排，具备天然的正当性。
种族主义实为白种人利益诱导下的思想偏执，然而16-19世纪的殖民时代，此思想却是有着基督教仁爱传统的整个欧洲的阴暗思潮，在此思潮的鼓动下，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屠杀政策残忍地扑向殖民地民众，铸成了他们数百年的血泪辛酸。
其实种族主义之所以盛行不衰，其背后有更深的源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它曾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历史的舞台上交替上演民族的融合、分裂、独立、冲突乃至战争的活剧。从整个近代历史看，西欧诸国在反封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率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但西欧的民族国家一旦建立，民族主义很快便转化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扩张学说，其要求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人们超过对自由的热爱，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于是人类在自然领域取得的成就――遗传学说和进化论，便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人意料地被扭曲为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为已蜕变为集团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可见，种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殖民扩张时期的特殊表现，其根源于特定区域内的人类共同体为本集团体利益发展的需要而统治压迫另一共同体的自我中心。正是基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亲关系，日常语言中，“种族”一旦跨出其生物学范围，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便常与“民族”一词混淆。如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族）、非洲国家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中东的巴基斯坦人与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常被称为“种族冲突”。因此，种族在原初意义之后的引申意义上实与“民族”相混同。
（三）“种族”涵义的归纳与辨析
1.在分析源于西方的概念“种族”的原初与引申涵义之后，种族涵义的来龙去脉有了粗略的历史呈现，而其涵义最凝练权威的表达，无疑是同时代的词典。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种族”的涵义只有一项：（1）人种。
中国《语言词典》中“种族”的涵义为：（1）「stock人类学上的大的分类或主要人种，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2）「race指人类的许多大分类之一；每一个大分类由被认为或自认为属于一个独特的单位的人群所组成；（3）「flesh见“家族”。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种族”「race一词的涵义为：（1）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即用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即三大种族，白种/黑种/黄种人，其中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此术语具有非科
学的含义，已被更科学的族群所取代。2）指在遗传基因上不同于另一些人的人口，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用法。3）属于一个族群集团的感情。4）在较宽泛意义上与血统、宗族、人群、部落、民族等混同。
三词典对“种族”的释义，其核心意义一致，皆为“人种”，然而引申/扩展意义的范围则显然是《现代汉语词典》<《语言词典》<《韦氏词典》。我想，中西方语言互译中难免的意义部分流失以及语言自身的生命力会不断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呈现新的生命姿态或可以解释三者的同中有异。
2.鉴于种族与民族在边缘意义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需明白民族的基本涵义。
中国《语言词典》中“民族”的涵义为：（1）「nation指有共同制度，风俗习惯和信仰的全体公民；主要用于政治，常指一个主权国家的全体公民，也意味着由于共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或忠诚而产生的某种同一性。（2）「people以共同的文化、传统或亲属感联结起来的人们，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或有人种或政治的纽带，但典型地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如原始民族。（3）「race可以指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是意义明确的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人群，通常是因为他们具有或认为具有共同的历史。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民族”「nation的涵义为：（1）一个稳定的、历史上发达的有着共同领土、经济生活和特定文化与语言的人群共同体。2）一个单一政府治理下的联合起来的在一块土地上的人民。（3）一个人群或部落。（4）以前在欧洲的大学里，主要根据学生或学者的出生地进行的人群的划分。可见中文中“民族”的涵义远远广泛于西文中的民族（nation）。正是基于“民族”概念边界的扩张性、模糊性，才会与“种族”发生混用的情况。但二者在本源意义上一个侧重生物学角度，一个侧重社会历史角度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有着相当的区别。当然，承认二者在核心意义上的差别并不等于否认二者在边缘意义上的重合。并且，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更清楚明晰，日常中应尽量从核心意义角度使用词语，此乃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三、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探析
面对日常语言中种族自身涵义的混淆，“种族”入宪（尤其种族间平等条款的的入宪）具有无比深远的的历史意义。然而宪法规范中“种族”的涵义又将如何确定呢？“种族”是宪法中的非重点概念，亦或“种族”并非宪法学所特有的术语，其究竟是应当遵循日常语言中“种族”的涵义呢？还是因为置于宪法规范的特殊环境下便有了相对特殊的涵义？笔者怀着这种疑问，试着从三个角度探析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以图解答。
（一）“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
所谓“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即指在各国的宪法文本中“种族”是如何被规定、陈述、表达的，以展示“种族”一词所处的语境。笔者将列举以下国家的宪法规范，以使读者对此有直观的感受。
法兰西共和国1958年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它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尊重一切信仰。
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心一意共期改造邦家······
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
美国1866年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美国1869年宪法第15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
中国1954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南非1996年宪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
印度1949年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或其中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苏联宪法第34条也曾规定：苏联公民，不分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种族和民族、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从以上诸国的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种族”所处的语境有相当的共同点：
1.各国均以宪法形式确保了各种族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禁止种族歧视。
2.各国宪法中“种族”一般皆在宪法的平等条款内，常与出身、宗教、性别等项并列。
可见，作为宪政精神承载体的宪法，其所倡导的平等权乃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权，凡本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的对面即“歧视”，歧视的核心涵义指基于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不平等的对待他人。我们知道，个人是自由主体，因而是责任主体，若不自由，则不负责任。因此，基于身高、性别、出身等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而歧视他人便是不平等之举措，应以法律手段将其排除在外。
语词总是在其语境中才会呈现其意义。因此“种族”在此语境中，固然有其所约定俗成的常态意义，但同时，其与出身、性别、宗教、身高等项并列又有其共通的泛意义，即为“凡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从而不能自由负责之事，凡个人信仰之事都不构成歧视的原因。”
当然，“种族”在诸国的宪法规范中，仍存在不少的差异：
1.德国从魏玛宪法到基本法，由“本种族的强调”到“各种族间的平等”，期间经历了巨大的观念转变，而法国则是一步到位。
2.美国宪法正文中并无任何种族条款，宪法修正案对于种族关系的内容表述也是由模糊弹性到清楚明确。
3.南非“种族平等”入宪为1996年，远远迟于其他国家。
各国宪法中对“种族”的文本规范何以同中有异，这实涉及到各国具体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从某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探索该词的沿用情况从而推出语词的真义，其不失为一可着手的途径。
（二）“种族”在诸国的历史背景
囿于笔力的限制，笔者只将对法国、德国、美国、南非、中国五个相对典型的国家进行“种族”的历史背景分析。
1.德国
基于种族与民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分析德国的种族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忽略德国的民族史。
宪法规范背后通常有着国家对于所规范内容从观念到制度的一系列支撑，甚至是有了后者才被逐渐反映到前者的宪法中来，其是一缓慢的进程。德国“种族平等”条款的入宪更是以有色人种的无比惨痛经历为代价，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宛如事物的抛物线发展规律，劣势不运转到极端，便不会有足够的反弹去峰回路转。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其不是至上而下的人民革命建立的，而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至上而下靠武力征服而成。因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同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的立宪民主相联系，而是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联系（分裂割据的德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通过挖掘古日耳曼的光荣来寻觅维系民族感情的血脉，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因此，德国的民族认同侧重于本民族的文化、血统，后因德国的武力统一而进一步带上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很快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埋下了隐患。
意味着文化血统共同体的volk一词在德国历来被当着英语nation的同义词。在纳粹期
间，volk一词的种族主义色彩浓的无以复加。[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主张民族应在人种上纯一，国家主要是维护种族完整、促使优秀民族获胜和迫使劣等民族屈服的工具。其最终酿成了二战时期对大量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战是德意日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潮下的产物，其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痛定思痛，德国政府反省魏玛宪法对本种族的过分看重排斥异族公民，于是在1949年基本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以宪法的高度规定了种族间平等、反种族歧视条款。
鉴于德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范围总是包括犹太人，但犹太人肤色、发色与欧洲人难以区分，可见其“种族”的内涵已越过了传统的生物学三分法。毕竟，“种族”的界限，在日常中混淆较多，法律上所要求区别“种族”的场合，实际上并不是按照严格的人类学标准，而是按照其他社会标志加以区分的居多，如犹太人是以其父母为犹太教教徒为标准进行区分。因此，从德国关于“种族”的历史背景来看，德国基本法中“种族”的涵义应为广义上的种族，即为韦氏词典上的第四义。
2.美国
美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欧陆迥然不同，但却沿袭了英法自由主义传统，建构了最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北美大陆的原著民是印地安人，至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以来，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先后在北美建立居民点。“五月花”号船上102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签订约法，宣称要建立基督教理想社会，组成民治政府。随着欧洲移民的陆续到达，宗教与语言的一致使不同血统、文化背景的殖民者逐渐融合为一种以英国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白人新教徒社会，民族意识日渐成熟。1781年北美人民取得脱离殖民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胜利，战争期间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然而，一方面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孕育、形成的历史，一方面却是数百年殖民过程中对印地安人的杀戮灭绝、对非洲裔黑人奴役隔离歧视的历史。光辉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为迁就南部奴隶主的利益，黑人被暗地里排斥在“人人”之外，继续着被奴役的生涯。1787年联邦宪法至今仍是美国政治运行的圣经，但却笼罩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按人数分配众议院名额时，黑人按3/5计算，而未被课税的印地安人则不计算在内。显然他们未被看成美国公民，不能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这实际是允许奴隶贸易在美国延续至1808年；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进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要求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这实成为所有逃奴缉捕法的宪法根据。[5]
联邦宪法上述条款的背景在于联邦政府对殖民历史形成的南方奴隶制的认可和偏袒，然而残酷压迫黑人的奴隶制毕竟是侵害美国民主制度与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其激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和下层民众的深恶痛绝，废奴运动高涨，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南北内战，战争以联邦政府的胜利，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在美国土地上存在了2个多世纪并受法律保护的奴隶制度终于在人民大众的谴责声中和战火的洗礼中宣告废除，强制性的奴隶劳动从法律上被取缔。在战后重建时期，1870年联邦国会通过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和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此是美国宪法第一次以保障有色人种（黑人、印地安人、亚裔人等）平等的选举权为宗旨而制定的专门宪法修正案，其也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使用“种族”字眼成为笔者今天考证其在“种族”涵义的直接依据。
显然，鉴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近代移民为主体、种族关系复杂的国度，种族一词的涵义无疑来自于美国民众对现实生活中种族关系的体会与理解，那依然是一种肤色意识，一种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白人优越论。因此从历史背景看，美国宪法中“种族”涵义应取韦氏词典第一义。
3.法国
法国民族的形成属于原生型民族主义。中世纪的西欧是一片分崩离析的土地，罗马教廷是凌驾于各领地上的一统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群-市民社会，市民阶层与王权联合，打败已成历史桎梏的教廷和贵族势力，建立起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往割裂的各地区人民开始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权威-王权之下，要求民族统一、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的思潮压倒了地方主义与宗教的普世主义，从而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君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号召和团结全民族的中心-“祖国”，即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全体民族成员通过社会契约结成的共同体，民族共同意志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民族利益，是追求全体成员的自由和福趾，此即“人民主权”。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使启蒙思想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对民族的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大革命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可见法兰西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民族国家）的构成是民族情感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其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即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法国的《人权宣言》的颁布，宪法的出台，入宪的“种族”条款必带有民主主义、人民主权的精神气质，即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当然不论为何种族，其皆平等，也即是法国的宪法是以公民身份对待国家成员，其必然内含有对平等权的尊重。再加法国民族长期以来为相对单一的民族，有色人种较少，因此宪法中“种族”一词相较德国、美国、法国少了实在的冲突和血腥，更多的是平等理念的表达，而其意义应是韦氏词典中的广义吧。
4.南非
西方殖民帝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种族主义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土地上则更以完备、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
17世纪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一些松散的黑人氏族与部落，他们过着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无民族、国家却享受着原始的宁静和谐。然而17世纪末期，荷兰、英国殖民者带着现代文明、现代武器发现了这片土地便开始了常达300年的殖民征服与人口的灭绝屠杀。1910年这群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建立了统一国家-南非联邦。然而面对黑人占67.3％，白人占21.4％的国家人口比例，白人殖民者始终处于黑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黑人的威胁。他们惧怕在种族和民族特征上同化于非洲人，更惧怕丧失政治权力及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地位。[6]于是，他们鼓吹“白人种族优越，白种人必须做南非的主人”，并分别通过1909年《南非法》、1961年南非共和国宪法、1983年南非宪法，以宪法规范确保南非联邦能实行有效的种族主义统治，如规定只有白种人才有选举权、单一制的由白人集权的中央政府、英语荷兰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剥夺广大土著人民语言的应有地位）。当局在宪法的授权、保障下，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种族主义法律，从政治权利、居住地方、行动、居留、职业、婚姻、教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一套完整的、严密的种族主义制度。其以国家政权、国家法律形式推动种族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全球也仅此一例。
南非的特定历史与特定国情决定了该国肤色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种族关系制约民族关系，因此该国政治运行的主线便是种族压迫与种
族反抗的循环反复。南非广大黑人为了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和平请愿、武装斗争、工人运动、群众抗暴斗争等相结合，群众的发动和组织程度相当高，终于激起了90年代南非政局的急剧变革，政府不得不解除了非国大党等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黑人领袖曼德拉等政治犯，执政的南非国民党与非国大党经过反复的较量与妥协，最终议定以和平谈判方式制定出一部确保南非是“统一、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国家”的宪法。于是新南非的临时宪法与正式宪法分别于1993年、1996年相继诞生了，其在公民基本权利章第1节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规定和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作为种族平等和民主的新南非宪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
在简述了南非“种族”关系的历史背景及新宪法的制宪背景后，其宪法中“种族”一词，无疑每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人都有直观的感受与公共的理解，其同样是肤色的代名词，即韦氏词典中“种族”的第一义。
5.中国
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固然因其为母国，同时也因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潮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被迫反应式建立现代国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中国作为欧洲种族论者歧视对象的-“黄种人”国度，其宪法规范中引入“种族”，此“种族”所具备的涵义为何呢？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下来未被中断的文化，至黄帝以来，历史上的种种民族起伏皆以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同化、融合周边异族文化而告终，实有大国之底蕴与傲气。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认同依归的自在民族-“华夏族”便彻底失去了话语优势，在西方民族主义激化下，其自在民族也逐渐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自觉民族，并高举“救国保种”的旗帜，民族情绪高涨。然而这种受到西方侵略避害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其目标复杂而激烈，包括民族独立、文化传统保留、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等，其核心仍在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以增强民族尊严，减轻由西方白人统治所造成的自卑感。于是，“中体西用”颇为盛行，可是在这种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绪笼罩下的“向西方学习”却注定不断突破原有宗旨，从引进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演绎出中国种种冲突激荡的百年历程。
中国的宪法与宪政无疑正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移植的产物，而宪法规范中“种族”语词的引入从实证角度看，很可能是制宪者们移植整体宪政制度过程中的不经意之作。然而，究其“不经意”的原因，实为对西方宪法中“种族平等”文字表述的深为认同，以至毫不犹疑的录用之。并且，对于种族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华夏族来说，此语词的入宪无疑表达了弱势民族自身的立场及对强势民族的希望与要求，在今天看来，此显然是世界性的进步潮流。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宪法中的“种族”并非西方式（尤其美、德）为国内实在的种族血泪史对宪法的自发诉求，中国99％的黄种人比例本就决定了种族问题存在的渺茫，其作为西方国家历史累积经验的轻松移植/抄袭，连“种族”该词也都是照搬西方，要追究其在宪法中的具体涵义，我想，前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最合国情，即仅“人种”两字，充分符合移植国对被移植国原有文化所素有的简单机械理解的惯性思维，并在中国民间为一无形中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
（三）“种族”的国际公约背景
从各国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该国宪法中的“种族”涵义，无疑会让本已复杂的“种族”抹上更多个性化的色彩。然而当联合国为了肃清全球“种族不平等论”的反动影响，制定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种族的国际公约时，此显然为我们理清对“种族”的认识又寻到了一条良好途径。
1948年联合国出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公约内所称灭种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1966年联合国制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袭或所属国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认、享受或行使。
1973年联合国制定《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其第2条规定：所谓“种族隔离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所推行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类似政策和方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团体的主宰地位，而有系统地压迫他们。
此处，语言的万花筒不仅让人哑然失笑，笔者深感“种族”一词中西方使用的混乱导致宪法中“种族”用语失掉法律语言特有的清晰性、确定性，然而在宪法之上的国际公约对“种族”的使用则显然不单在广义、狭义上并用，且与肤色、人种等“种族”的内含义之词并用，且“种族”的广义范围甚广，使其更呈现多义复杂的面目。
四、结语
语词涵义之考证本就是不易之事，稍不注意便失之中正、陷于臆想。因此，国际公约作为难得的权威文件正面叙述种族问题，对笔者进行的“种族”涵义探析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并且，作为国际权威机构的联合国，其充分认可“种族”涵义的多义复杂，并率而使用，其本身便是法律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尊重与信仰，而并不像少数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为了使法律语言不被日常语言的混淆所污染，不惜将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人为割断，其必将使法律语言丧失活的生命力，与大众相远离，便是也远离了自己的适用基础。总之，国际公约的这一做法，给予笔者良好的启示，即解释法律语词的涵义应首先遵循实际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该语词的常义，也正是日常该语词的流变性才赋予法律语言的足够解释空间，从而使其具备充分的社会适应力。在这样的启示下，笔者对于诸国宪法中“种族”涵义的主张是什么呢？笔者主张，鉴于国际公约高于国内法律的惯例，各国宪法“种族”的涵义应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基本框架，这实为一非常开放的涵义框架。同时，基于语言自身的弹性且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总离不开具体的语境/案例实践，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基本框架内，我们也应该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情况，对其予以灵活的限制扩张解释，从而使宪法中的“种族”具有真正的法律生命，更好地保障来自不同种族间的平等权。
参考文献：
①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56页。
②「美威廉·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140－145页。
③宁骚：《民族与国家》，第352页。
④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第53页。
民法典的内涵篇4
一、加强教师专业素质训练，注重各学科渗透作用
语文的经典诵读教学中，文化内涵需要较高，并且其教学模式也不稳定，这就需要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引导性。同时教师也需要在教学中建立起正确的教学模式，一个教学模式的好坏优良都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情况，这对教师的素质、技能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建立正_的教学模式以外，教师还要注意实现各个学科知识的渗透，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利用引人入胜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热情，为教学的开展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学校要做好教师的专业培训工作，通过设计教师培训机构、开展教师宣讲会，让教师发表自己对于教学的意见和看法，相互借鉴相互交流从而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思想品德、美术、音乐等科目在小学阶段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所以经典诵读和美术、音乐、思想品德在某些方面上具有着统一性。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德育的渗透，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强化民族的优秀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并且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俗话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教师可以在美术课中将诗歌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和创造，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小学经典诵读的内容都是经过长时间流传的语言典范，都具有一定音乐的形式，可以用音乐表现出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特点。
二、加强教师把握国学内涵，理解并感悟经典价值
关于经典诵读，每个人的理解都不相同，每个人对经典诵读内涵也有不同的定义，都有着自己的见解。但从根本来探讨，是一门需要仔细体会的学问，是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总称，它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天文地理，到琴棋书画，再到儒学道家等思想学派，以及历史政治经济艺术等诸多方面。其所蕴含的内涵不是只言片语就可以概括的，几千年的发展的文化与哲学包括了各个层面，发掘出的价值十分珍贵。经典诵读教学可以整体提高学生甚至教师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经典诵读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小学生们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所以教师在教学之前也需要接受一定经典的熏陶，充分了解经典诵读的内涵，从而心灵得到满足从中受益，完成对经典诵读进行内涵的理解。
经典诵读的最大价值就是教育，通过对小学生们从小的文化培养和熏陶，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对中国经典文化的认知，提升中国经典文化在人民群众心里的地位。开设小学经典诵读课堂可以使小学生们以实践的方式领悟到经典文化的真正价值，从小就不自觉地产生这种强烈的爱国心理，塑造了小学生们的爱国品质。所以教师自己也要充分提高自己对经典诵读的认识，在教学上要有明确的目标，学校可再开展有关的专题讲座，例如论当代为什么要开展经典诵读教学、经典诵读教学的价值追求等，充分让教师明白：经典不仅体现在五千年内流传下来的书籍字画，更体现在发展新一代儿童对经典价值的理解，让学生们传承弘扬中国经典文化并将其发展下去。
三、加强教师理解诵读性质，体会并实践经典精神
曾有一个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粗略统计表明，六年小学语文学习过程中，共需要学习12本教材，包括412篇文章，其中，有关中国经典文化材料的文章篇幅达到了40篇，接近了整套教材内容的百分之十。并且这些内容大部分出现在课后的回顾拓展及语文园地部分，这样的排布可以使小学生们在6年的学习生活中更多地了解学习理解和传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增强自身的文学素养。所以教师更要清楚地明白经典诵读教育在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性质和地位，从而摆正自己的思想观念，有效地把知识传播给学生，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
民法典的内涵篇5
关键词：园林文化；文化演变；文化价值；文化表现
1园林景观中的文化内涵和演变
园林景观中的文化内涵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和社会发展相互联系。根据广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来分析，文化内涵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但从狭义的意识形态来分析，文化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精神成果，包含知识、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的习惯等等。城市景观文化内涵强调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用，具有人文特色的山水文化内涵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很大，人文内涵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城市文化景观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为了满足城市居民某种需求，利用自然界赋予的物质材料和精神材料，在城市自然景观基础上，融合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而最终形成的景观。
2园林景观中的文化价值
景观设计的文化价值分别从如下4个方面得以体现：
2.1地域性
地域文化的形式是受自然环境的地形、地址、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化观象，它体现了一个地域的人们对自然认识和把握的方式、程度以及神识的角度。各个不同区域的人类群体文化都具有各个不同的特点，西方与东方就形成了世界上两大不同文明，导致了不同的景观形式。西方文化崇尚理性，遵循科学，讲求实证，产生出规整式的景观设计。东方文化注重感性，讲求精神理念，讲求形式的禅悟及神会，因而有了自然式的景观设计。
2.2民族性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早期人类在长期生存斗争中处于对集体力量凝聚的需要，以各族、血缘、亲缘、宗教、地域等各种复杂因素为基础，构成较为固定的，随血脉时代相传的人群组合形式。各族血缘的归宿感、维护感、认知及互同等形成了各个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体现在景观设计中便是民居建筑、庆典和祭礼场所等的不同风格特征。民风民俗也是民族性一个重要方面，一方山水造就一方人，也造就一方景观。
2.3宗教性
宗教使人们相信并崇敬超自然的神灵，它是信仰者的思想寄托和精神支柱。不同的民族、地域群体有各自不同的。各种宗教的场所建筑、景点内涵、教义、教规、庆典仪式、服饰道具，甚至色彩、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隐性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一种整体性和文化的综合性，从这样的角度来评价景观，可以洞悉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2.4历史性
文化历史是指各地域、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为群体所共识的、代表本民族地域文化某一特定阶段主导地位的文化成果。它在各个历史时期成为规范、准则、时尚，并对该地区、该民族以后的历史产生过及其广泛而深刻影响。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孔孟礼学，儒、道、禅文化等理念深深地影响着传统的园林设计，“曲径通幽”、“小桥流水”无一不是这些思想的反映。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每一种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或多或少要收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形成新时期文化的新内容，因而评判一个景观设计，也要看它是否注意了文化的历史传承性。
3园林景观中的文化表现
每个地方的园林景观，都会有一定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以及一定的立意和主题，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色和审美情趣。一些讲究形式美，一些追求意境美，还有一些二者兼而有之。一般情况下有2种表现法：外在形式表现法和内在意境表现法。外在形式表现法，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表现法，通以文字、园林建筑等形式渲染气氛，直截了当地表达主题和情感。在园林景观文化中，其外在形式表现法最为典型的是西方园林，西方园林，他们讲究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从属关系明确，以几何图案构图，整齐对称，边界和空间一目了然，空间序列分明。内在意境表现法，一般是以某种场境，让人触景生情，使人深思，给人启迪。其特点是含蓄、深刻、有无穷意味。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园林，中国园林强调意境美，意境也是中国园林的灵魂。
民法典的内涵篇6
在很多人的思想中有这样根深蒂固的观点，典当行是一种乘人之危，在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进行最终的盘剥，所以典当业从出生的时候就受到人们的诟病。传统典当行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活跃了1800年的典当业进入了发展的断层。
艰难的复出
“当时金保典当行的闫总把在北京成立典当行的材料送到央行行长手中的时候，行长的评价是：小闫在胡闹。”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谈到复出的艰辛过程，北京市典当行业协会秘书长郝凤琴还是充满了感概。由于社会各界缺乏对典当的认识，加之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北京典当行的复出注定了要更加曲折。
随着成都典当行的率先复出，到1992年除北京、新疆、外，全国各地已经先后出现了典当行。1992年，曾经是北京老字号的金保典当行再也坐不住了，在央行行长手中遭到冷遇后，金保的闫总又通过各种办法将材料送到了市领导手中，并三番四次找到市领导和央行领导详细介绍在北京成立典当行的意义，1992年12月10日，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一天载入了北京典当行业的史册：市政府和央行终于对金保典当的复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经过30多年的沉寂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首家典当行――金保典当行开业了，典当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紧接着，12月20日，阜昌典当行也获准开业。以“服务社会，支持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群众”为宗旨的北京典当行正式复出了。
典当新“规矩”
对于刚刚复出的典当行，很多人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盘剥老百姓的当铺，真正了解典当行的人为数不多。郝凤琴认为：典当业的复出与小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典当业正是伴着非公经济的蓬勃发展复出的。
据郝凤琴介绍，根据2005年商务部和公安部颁布的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典当行业经营范围主要涵盖三大类：第一类是动产典当。所谓的动产典当包括金银首饰、古玩字画，包括了机动车，这都属于动产。它的收费标准是月利率的4.2%，另加半年期0.5%的银行利息。第二类是房地产典当业务，它的收费标准是月利率2.7%，加上0.5%的银行利息。第三类是财产权利质押，包括股票、股权、舱单，也包括知识产权、专利产权这些。收费标准是月利率2.4%，再加上0.5%的银行利息。这个费用叫综合费率，它包括了典当企业的服务费、鉴定费、评估费、保管费等等。“典当业盈利点就是综合费率”，郝凤琴补充说。
郝凤琴强调指出，对于典当业的收费标准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来执行的。典当行业对于超过当品赎回时限的绝当品有一个规定，当物估价在3万元以上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双方事先约定绝当后由典当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拍卖收入在扣除拍卖费用及当金本息后，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户，不足部分向当户追索。绝当物估价金额不足3万，典当行可以自行拍卖或者折价处理，损益自负。郝秘书长认为，这是现代典当和传统典当本质上的区别。
典当新内涵
复出之后的典当行是唯一经过国家认可、受法律保护、除银行以外可以从事融资借贷业务的特殊工商企业，从1994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范典当行的管理。1994年，国务院国发[54]号文件，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典当行的主管部门。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了《典当行暂行管理办法》，并对全国典当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经人民银行核准认定后，向全国1304家典当行发放了《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199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建议将典当行划归由国家经贸委管理。2000年8月20日，完成交接工作。2001年8月8日国家经贸委签发了第22号令，正式颁发了《典当行管理办法》。2003年典当行业由于其服务流通的特性又被移交商务部管理。2005年4月1日商务部与公安部联合《典当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典当行经营的范围、收费标准作了明确规定。
郝凤琴介绍，现代典当就是“闲了置，忙了用”，能当的东西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平时积累的东西在关键时刻都能够帮忙，小到黄铂金首饰、相机名表、大到房地产汽车以及能经营经销的商品、自己生产的货物，只要是属于自己产权、所有权、有权处置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典当，从几百块、几千块到几万、几十万、上千万都能成为当品。
民法典的内涵篇7
中国古典音乐自发展以来，就在古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它以独特的英姿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开出一朵奇葩。音乐是一门伟大而神奇的艺术，它以无形无色的声音荡开人们心中的涟漪，随着它的旋律波浪起伏，将人们引入一个神奇而美妙的艺术世界之中，让人如痴如醉，甚至忘记自我。古人也常以美妙的音乐来修身养性，因而古典音乐体现的是古人的道德、思想、情感和对自然之音的追求。古典音乐中那种与自然完美结合的音律和美感，使音乐充满着无限的魅力。
一、古典音乐的简介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典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曾记:“黄帝令伶伦作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懈谷……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但是经过无数考古学家发现，中国古典音乐的起源远远超过了黄帝所在的岁月，在河南所发现的古音乐仪器“16支骨笛”，据考证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可见中国古典音乐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自有音乐创作以来，经历无数音乐家的变更和创新，中国古典音乐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体系，在世界上拥有奇特的风姿，因其古典优雅的旋律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奇异多变的演奏形式受到世界各国音乐爱好者的推崇和喜爱，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典音乐从其概念上讲，是区别于古典音乐的。广义的古典音乐指的是西洋古典音乐，其复杂多变的创作技巧以及蕴涵的深沉内涵有别于民俗音乐。而中国古典音乐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它承载着中国古老的民族风俗、思想内涵和文化精髓。在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在中国主流文化的指引下，音乐所体现出的是一种高雅、静谧的内在美，其中蕴涵的思想是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因此，中国古典音乐蕴涵着生命的哲学，它推崇自然之音，并强调具有朝气蓬勃的音乐节奏和情调以及与自然生命相通的悠远意境，强调着大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规律。
二、古典音乐中的古典文化内涵
中国古典音乐是利用文字来记谱的，“宫、商、角、微、羽”与简谱中的“1、2、3、5、6”相对应，而在周代之时形成七音阶，新增“变微”和“变宫”，虽然七音阶早已经形成，但是古代的音乐形式中多以“五音十二律”为主。在《诗经》《楚辞》以及之后的唐宋诗词、元曲等，都具有相应的谱，被乐队所演奏，但是由于时代原因，演奏音乐的艺人几乎都处于社会的下层，如宫女、等，因此音乐才以文字的方式保存和流传。所以中国古典音乐是与中国古典文化紧密相连的，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诗情画意般的美，音乐体现的意境较之文学而言，增加了音律的听觉效果，更能引起人们心中的情感和共鸣。诸如《关山月》《陇头吟》《阳关曲》等众多诗词也作为民歌而广为流传，并以琴歌的形式得以保存。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征，某些“淫词艳曲”只能流传于烟花巷柳之中，其形势和演奏是极富情感和内涵的，却又因封建思想的束缚而得不到众人的认可，因而也束缚了古典音乐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某些音乐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生长。
中国古典音乐从旋律与和声来看，是追求旋律和节奏变化的，其形式就如用旋律勾勒的中国画，清新自然。同时中国古典音乐是古人情感之音的写照，如对恋人的思念之音，对自然生命的向往之音，对祖国山河壮丽雄伟的感叹之音等，无不体现了古人心中的情愫。然而，古典音乐与古典文化相通，都蕴涵着古人浓厚的山水情结，因此古典音乐总给人一种委婉动听、细水长流之感，一些琴瑟合奏或独奏中，虽然没有惊人的场面，然而却是能让人回味无穷的音乐，在音乐中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如遇知音般难舍难弃。而正是这样一种心灵上的艺术，使人们通过音乐能够体悟到自然之音在心灵深处的回旋和萦绕，意蕴深长、难以言表，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莫过于此。就如静水深流，意蕴在婉转流淌的同时，隐含着不可言说的激情，平淡中透着新奇。
三、古典音乐中的意境和情感内涵
无可否认，优美的音乐是无法用文字和言语述说的，细细品味古典音乐，其间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深层内涵。因此，古典音乐只能用人们的内心去感受，体会那种音乐下所讲述的离合悲欢、喜怒哀乐、心旷神怡等诸多情感世界。当真正领略了古典音乐的意境和内涵，我们就如拨开了音乐与心相隔的一层薄薄的面纱，静静走入了音乐所创造的世界中，那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都是触手可及的。而当你走出音乐世界之后，那里的水仿佛是从自己的心间流淌而出，山在心中屹立，花在心中盛开，音乐也走入了你的心灵。这是音乐带给人们的美妙和它自身拥有的独特魅力，同样也是音乐意境的表达，深藏在音乐之中的是情感内涵。例如那部音乐美学作品《溪山琴况》，不仅将古琴的技能技法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更是沉淀了多年的音乐文化内涵，将古典音乐的精髓描绘得清晰可见。音乐是源自于心境的，如果在弹琴时心中有诸多杂念，那么琴音就会被俗世所牵绊，拥有诸多杂音，达不到宁静淡薄的境界。而对于听者来说，同样需要静心聆听，才能体验到古琴乐的意境所在。就如那曲《高山流水》，当你静心聆听之时，听见的是山与水彼此深情的对话，当你闭目冥想之时，仿佛自身已在山水间，清风拂来带着水的淡淡湿意，山林间绿叶葱葱，山间小溪蜿蜒流淌汇聚在高山之巅，陡然倾泻，那种美丽的自然之境正是琴音绘制的一幅优美的意境图，听琴就如看图一样，如何让自己融入图中去体会其中的内涵和深意，才是要追寻的东西。其次，情感赋予了音乐灵魂，因此有情感的音乐才能称为艺术。古典音乐在表达其悠远意境的同时，在音乐中更是体现了深厚的情感内涵。例如，《春江花月夜》配合了不同的民族乐器和演奏方法，其音乐的意境优美，如梦如幻，而在其间的情感却是“一处相思，两处闲愁”，无论是以琵琶为主的由慢而快的低沉的音乐，洞箫轻颤的呼应，还是箫鼓齐鸣击奏，都体现出了月下江水一派如梦似幻的美丽景色，呜咽的旋律将人们引入深远意境的同时，那些从旋律中流出的丝丝牵绊，游离在江南美景之间，随着音乐指引的意境缓缓流向了远在家乡的亲人，凄凄迷迷、朦胧似月。
四、中国古典音乐的审美内涵
#p#分页标题#e#(一)崇尚自然美
中国古典音乐皆来源于自然，在《山海经》中曾记录了乐器“鼓”的来源以及在《吕氏春秋》的古乐篇中也记录了十二律的来源，在古人看来，音乐中的十二律与自然界的风有着不解之缘，十二个月的不同风声与十二律正好彼此对应，所谓“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由此而来。而从古文献考究，中国最古老的乐曲正是对大自然的歌颂，体现了以生态自然物作乐的艺术美，所谓的“天籁”之音也是摒弃了人为因素的，那些由自然之物产生的暗合旋律的自然之音才是最美的音乐。中国古典音乐正是保留了这样的自然本色，无论是在乐器的制造上，还是在音律的选择上，都取自于自然，例如乐器笛、箫取自于竹;芦管取自于芦苇;木琴、胡笳等也都是取自于自然之物。正是这样极具自然特色的乐器，才能奏出微妙的自然之音，从而达到古人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因而，古人对音乐的审美是以自然为准则的，崇尚的是自然之美。
(二)以“和”为美
民法典的内涵篇8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基本内涵；练习技巧；审美体现
1中国古典舞的基本文化内涵
中国古典舞泛指是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并成为当时时代典范的舞蹈与现代社会人们所创造出的蕴含丰富古朴典雅韵味与风格的古舞。究其根源而言，中国古典舞是中国几千年来舞蹈传统的复兴。是古代舞蹈和戏曲舞蹈的一次复苏，关系到中国几千年来沉淀的中华文化的流传与延续。凭借历史悠久，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古典舞融合了许多戏剧院武术中的造型与动作。尤其重视在舞蹈表演中突出呼吸的配合与眼睛的作用，搭配独特的东方式的造型与刚柔并济的韵律感。舞台效果异彩纷，呈给观众呈现出一种独有的韵味与美感。让观众置身于演员构造的舞蹈意境中如痴如醉，不能自拔。中国古典舞讲究身法，身韵和技巧，其中，身法指的是舞姿和舞蹈演员的动作，身韵指的是中国古典舞的内涵，不同的舞蹈具有不同的韵味。即使搭配动作都能传递出不同的舞蹈韵味。舞蹈技巧则关乎基础舞蹈训练步骤与注意事项。中国古典舞紧扣舞蹈者的神韵，传递舞蹈的灵魂，强调形神兼备，身心互融，内外统一。此外，舞蹈服装一般呈现古色古香的气息，在音乐选择的范畴中，一般采用中国独有的民族乐器如二胡，琵琶，古筝等所演奏的乐曲。因此，中国古典舞呈现出极具代表性与典范性的民族审美风格与鲜明的艺术技巧。
2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功”中体现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功”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即是“基本”，基本内容主要包含舞者在舞蹈基本动作的训练过程中身体形态问题与训练者的舞姿动作表现的位置与舞蹈者们具体的“起，行，止”的运行路线。其次，中国古典舞的另一层含义，即是“功”，“功”主要指的是舞蹈表演者的身体柔韧程度、灵活矫健的控制力度，使舞者保持平衡的、稳定的或者具有爆发性的内在的身体力量。除此之外，功还指基于身体柔韧度与身体力量所开展的跳跃，旋转，翻腾等技术技巧，搭配其特有的民族韵律，综合体现在此基础之上的民族舞蹈风格特色。中国古典舞通过舞者身体的姿势转换给观众呈现出一种视觉上的审美享受。通过行走与站立所综合汇集而成的身体姿态，在站立时讲究子午相，收腹的时候讲究背形神扬，行如风，站如松，这种站立时的身体姿态的规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性文化的隐性体现，要求对舞者在静态造型时保持端庄，稳重，且神韵相宜的面部姿态。而舞者在表演时身体重心支撑方式是需要通过身体舞动来作为辅助的，在舞者舞动的过程中，要求身体重心的支撑形式必须是前移。使得位置与支撑点能够移到前脚掌上。从而实现正确身体形态的展现方式。此外，在基本功的训练中，要将翻身，旋转，跳跃的技术与舞者行走，站立，跑动的动作相契合，也必须使身体的重心的支撑方式表现为前置，这样的舞者姿势从不同的角度与风格，所显现出。舞者身姿的曼妙与轻盈。
3中国古典舞蹈技巧中蕴含韵律的审美体现
舞者在古典舞基本训练中将身体的柔韧程度与灵活敏捷的身体力量相结合。能充分展示舞蹈技巧中的风格特征。而不可忽视的是贯穿于其中的舞蹈韵律给古典舞的基础技巧训练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韵律给了舞蹈基本的艺术生命力。中国古典舞舞动时的审美特性曾经被称之为行云流水，龙飞凤舞。其蕴含中华传y音乐文化独特的线条美与基础主干动作将人的体态，动作与音乐节奏实现的完美结合。因此，中国古典舞在基础训练过程中不仅是一种技能技巧的训练提升，更是艺术审美性的掌握与体现。如著名的“拧倾仰俯、闪转腾挪”舞姿动作下的审美特征，已经成为中国古典舞的一个重要技巧，同时蕴含了古典舞的民族风情和动态规律特征，彰显了中国古典舞在基础训练方面的规范性与审美性。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舞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舞蹈技巧搭配中国特有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古典韵味，从而使得中国古典舞在基础练习技巧方面充分彰显了其内在的审美特性。身姿美、动作美、韵律美的结合使得中国古典舞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地位。
参考文献：
[1]熊佳泰.中国古典舞基本训练教材与教法（中专）[m].上海：上海普乐出版社，2004.
民法典的内涵篇9
何谓经典，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红色经典是当代演出宣传中的常用词，没有人刻意阐释，也不是什么科学严谨的定义，但大家似乎都能意会。笔者理解红色经典是借用经典词义，意指那些特定时代诞生的歌颂党、歌颂祖国、颂扬时代精神、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比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红灯记》等等都是长演不衰的红色经典。它们都是跨越时代的优秀之作、典范之作，其共同之处在于具有“主题先行”、追求舞台化戏剧化的效果、作品张扬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红色经典何以在当代流行？
红色经典是时间磨洗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审美艺术价值。无论何时观看你都能感受到它强烈的时代精神，为它传递的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人是需要精神鼓舞的，更需要昂扬向上的精神传承。那些峥嵘岁月的革命意志、奋斗故事的确具有荡涤世俗、令人激情燃烧的特殊魅力。此外，红色经典表演自然真实，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红色经典有一批特定的观众群,它曾伴随一代人的成长岁月，如今他们大多已人过中年，有了回眸重温的情怀，红色经典的适时推出迎合了他们观摩的愿望。配合各种主题纪念活动举办的红色经典演出，首先是起到了传承的积极作用；其次能够得到上级肯定、甚至拨专款扶持；第三市场业绩不俗。
流行歌坛的“翻唱”风也正是源于此。现在江西卫视热播的“红歌会”，收视率不低，显然也是基于《东方红》等“红歌”深厚的群众基础。
如何正确解读红色经典？
重新翻作的红色经典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滥用经典之名。有些演出贴上经典复排的标签，借题发挥，为的是沾经典的人气；其二，只为应景，以经典充数。翻作经典走的是创作捷径，省去很多创作经费，但是有些翻作只为应景，缺乏再度挖掘，表演与初创时无法相比，很多演员眼中没有、心中也无经典所要求传达的精神内涵。即使是照搬照演经典，也存在着有些剧目为赶档期急于登台，粗制滥造。其三，改编经典，歪曲原作。在还没有吃透经典原作之时，擅自改编，这方面问题尤其严重。这三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潜移默化当中产生了“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倾向。
上述现象如果长此以往，将影响红色经典本身的艺术魅力和红色经典已经形成的品牌效应；复排人员对原作精神吃得不透同样影响其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对并不熟悉那段革命历史的后辈也将产生消极影响。本报就曾接到“五个一工程”奖歌曲评委周荫昌来电反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冼星海百年诞辰活动中，《黄河大合唱》特定的精神内涵没有表达出来，那种特定时出的中国民族怒吼的声音被轻松地消解了，令人非常失望。
每逢各种主题纪念日，红色经典的集中上演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当仁不让的浓抹重彩。去年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武警文工团于国庆期间推出大型史诗音画《十送红军》，以多首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歌曲再现了红军长征史诗般壮阔的历史画卷。演出创意非常可取，但重表演形式不重精神内涵也是突出问题。舞美、演员比以前漂亮了n倍，但该传达的精神气质却没有。个别演员一出场就摔倒了，和经典应有的要求很不相配。
作家丛维熙说：一切应时小卖的吆喝，或以此壮门面者只能亵渎“经典”这个含金量极高的词义。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在今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强调“创作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优秀作品是当前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同时指出：抵制艺术创作中出现的“戏说经典”“恶搞崇高”“消解价值”等不良创作现象。网友“中国文化人”说：红色经典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思想观念的一种阐释，其中所蕴含的坚定信仰、献身精神等高贵品质恰恰是对当下人文精神缺失的补偿。
依赖经典不是长久之计！
红色经典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作品，其推出有其不可回避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其创作的历史局限，其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表现的叙事手法、蕴涵的审美形态都与当下生活有一定距离。因此重新恢复红色经典首先要尊重历史，在翻作红色经典时首先要吃透原作特定的精神内涵，演出时应继承而不是创新。
民法典的内涵篇10
典雅之美是苏派砖雕独有的内在气质，是南方地区砖雕艺术典型代表之一，明代较典型、朴素，清朝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形成了自己精细典雅的装饰风格，被誉为“南方之秀”。江南秀丽的自然环境集聚了清秀、细腻、富有诗意的江南文人墨客，艺术、文学思想在这个易于抒情的环境中进行激励与碰撞，多元化的文人思想影响着苏州艺术、建筑、民俗的各个方面，渗透在人们对环境的审美意境当中，并以独特的文人风范关爱着居住环境与生活情调。苏州民居的门楼砖雕的“雅”体现在门楼的内向性、字牌的题刻、文人参与及江南文人所崇尚的生活意境与审美情趣等方面，是苏州历史文化多元化积淀的呈现。苏州砖雕艺术无论从色调上，还是文化氛围上都与地方环境相协调，同中国画与书法的色调和意境有着相同的韵味。苏州砖雕运用“青砖”来进行雕饰，这种材质坚实耐用，更能散发出与苏州风景及人情相融合的气质，色调与环境融合呼应。然而，文化意境的和谐美则体现在与住宅大厅的题额、楹联、题词和天井中的门楼砖雕是有机的统一体，营造了和谐的文风之美。
二、苏州民居门楼字牌育人之美
苏州门楼的育人特征主要是通过门楼的字牌来体现的，字牌是门楼的中心，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最能体现苏州砖雕艺术的文化内涵，更起到了重要的育人作用。从结构上来看，门楼以字牌为中心，主要装饰是在字牌的四方，都是为了美化字牌的，它的文学主题决定了门楼的艺术装饰内容与层次，无论是从字牌的内容、题刻，还是形式上都体现出苏州砖雕门楼的文化底蕴和育人内涵。苏州是著名的文人圣地，人们受到建筑装饰中育人故事与字刻名言的影响，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围。然而，字牌的位置、结构与主题内容等都能反映出苏州民居生活崇尚文雅的特点，精美的书法和典雅的砖雕相得益彰，使苏州砖雕增添了浓厚的书卷气息。
三、苏州民居门楼装饰纹样内涵之美
苏州的砖雕题材与其他地区的装饰题材相比没有较强的等级与阶级性，具有雅俗共赏的内涵之美。然而，除了雕刻的技法外，纹样的内涵之美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和寓意。苏州砖雕的纹饰大都是明清以来广为民众所熟悉的吉祥纹样，大致分为人物故事、植物花卉、瑞兽、几何纹样等几大类。在苏州砖雕的鼎盛时期，人物故事的装饰纹样占据了大部分题材比例，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极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集聚了各类先进事迹，很多装饰题材也跟状元有关，是苏州门楼重视文化功能的内在体现。苏州门楼砖雕大部分题材和内容都是普通老百姓熟悉的吉祥图案，都有吉祥祝福的寓意，在苏州大街小巷都能看到鲤鱼跳龙门、凤穿牡丹、鹿鹤同春等图案，大量地运用到建筑或室内装饰当中，融汇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
四、苏州门楼装饰“隐”文化之美
苏州“隐”文化之美不但体现在装饰艺术上，还体现在建筑结构上，受苏州人朴素、平和性格特征影响，也映衬了中国人的“隐忍”文化的传统思想观念，更体现了《牡丹亭》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超凡意境。苏州砖雕的门楼位置是向内的，一般在天井里面，面对大厅，外人一般看不到，这是苏州砖雕门楼最大的一个特点。苏州人的性格特点对苏州的门楼装饰“隐”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苏州的文人、画家历来崇尚“不于世俗沉浮”的超脱境界，表现了“隐”的心态。这一性格特征影响到艺术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在民居宅院的入口设计得相当平实、简朴，没有任何富贵之气，但推门进去却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结语